社会现象议论文范文

社会现象议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性别议题；嫖宿；阶层矛盾；话语权；男权社会；

一、嫖宿政策发展及传播

（一）女性政策发展的重要意义

自1996年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起，中国从思想认识和行动倡导层面开始将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进入21世纪后，越来越多的妇女研究者认识到公共政策的制订是保障女性权益和发展的根本保障。“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不仅影响着一个国家的未来走向和历史行程，而且关涉到男女两性的教育、就业、受益、分配和社会参与程度等，甚至会决定几代男女的命运和发展道路”。①媒体对重大性别议题和女性政策的广泛报道的确推动了女性政策和法律的通过和贯彻。但另一方面，媒体对女性政策和相关性别议题的报道多缺乏社会性别视角，存在制约女性群体发展的问题。

（二）嫖宿罪的起源、发展与困境

嫖宿罪，是指嫖宿不满十四周岁的的行为。“嫖宿”一词在198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首次被提及。1991年提出的《关于严禁的决定》将强迫作为强迫罪的加重处罚情节；并规定对嫖宿的犯罪行为“依照刑法关于罪的规定处罚”。1997年刑法修订，嫖宿罪成为了单行的刑法，与原来刑法中的罪相区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释义》中对于嫖宿罪是这样阐释的：为了严厉打击嫖宿的行为，本款将嫖宿不满十四岁的的行为规定为犯罪。根据本款的规定，行为人只要实施了嫖宿的行为，无论嫖客是否明知嫖宿对象是，均构成本罪，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②嫖宿罪立法初衷是为了保护的身心健康和正常发育，增设罪名是为了“严厉打击嫖宿的行为”。

嫖宿罪自产生以来，废存之争一直不绝于耳。近年来，媒介对嫖宿问题的频繁报道，尤其伴随着小学校长开件被媒体曝出，社会各界对该问题的关注持续升温。“2013年度光明日报性别平等十大新闻事件”的评选中，嫖宿该性别议题也被被选为年度十大性别议题。

本文针对中国知网CNKI上2010年至2014年有关嫖宿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分析，重在探索该性别议题背后所隐藏的有关性别平等价值观的讨论，反思媒介对重大性别议题的传播方式，并对女性主义研究者及新闻传播学者对性别议题的研究提出建议。

二、嫖宿性别议题报道研究阐述（2010年～2014年）

（一）嫖宿性别议题报道研究统计

1.中国知网性别议题研究统计结果及发现

本文以“嫖宿”、“校长开房”分别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CNKI进行“主题搜索”，共搜索出文章为535篇，文章绝大多从法律角度对嫖宿罪废止、完善、与罪的关系等角度进行分析研究。其中从新闻传播角度进行分析的相关的文章只有13篇，因此这13篇文章入选为需要进行文献综述的文章。

入选文章的搜索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2-1 2010年至2014年CNKI嫖宿性别议题的文章数量统计

年份文章数量（篇数）新闻传播角度文章数量（篇数）新闻传播角度文章中具有性别意识的文章数量（篇数）

20103200

20113000

201211020

201320552

201423862

总计563134

由以上统计可知，从新闻传播角度对性别议题进行分析的学术文章普遍比例较低。2010年、2011年，新闻传播角度对嫖宿性别议题关注严重不足。2012年对嫖宿性别议题的分析研究的角度均为舆情分析。2013年因海南小学校长开件被媒体曝出，新闻学界对嫖宿性别议题的关注度有所提高。2013年、2014年有关嫖宿性别议题报道研究多从新闻伦理角度批判媒介的失范行为，有些学者具有较强的性别意识。总体来看，新闻传播学者研究家暴类性别议题的相对较少，可见新闻传播研究学者对该类性别议题关注不足，研究角度较为单一，分析不够充分。

（二）嫖宿性别议题报道研究发现

对从新闻传播角度研究嫖宿类性别议题的学术成果进行分析，得出了媒介在报道嫖宿问题时的四个结论。

1.媒介构建女性的弱者形象，剥夺女性的话语权；

伊丽莎白・诺尔-纽曼于1974年在发表于《传播学刊》提出沉默的螺旋理论，其主要观点是：如果人们认为自己的观点是公众中的少数派，他们将不愿意传播自己的看法；而如果他们认为自己的看法与多数人一致，他们会勇敢的说出来。而且媒体通常会关注多数派的观点，轻视少数派的观点。于是少数派的声音越来越小，多数派的声音越来越大，形成一种螺旋式上升的模式。

媒介作为强势话语在构建形象时，常将其建构成是急需被拯救的弱者形象。③媒介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方式呈现女性，以一种符合大众集体想象的方式构建施害者与被害者的形象，但女性的话语权却常常被忽视，事件当事人处于集体失声的状态。

因为多元声音的缺失，媒体营造出一种其构建的形象所代表的就是多数派的观点，而事实上也许并非如此，但媒介所营造的多数派观点压制了其他多元观点的表达。媒介以社会拯救者的形象出现，“造成的结果却是促使包括被害在内的当事人均沦为波伏娃笔下那种自在的非本真的丧失自我的他者，他们作为次要者、次等族类的声音被整体淹没。”媒介应关注沉默少数派，甚至沉默的多数派的声音，为其提供发声渠道。

2.阶层矛盾遮掩性别矛盾；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69，从绝对值来看，中国的基尼系数仍处于较高水平。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中国的贫富差距较大，阶层矛盾突出。这一点在性别议题中也有突出体现，舆论更关心的是如何惩治“官二代”、“富二代”，如何反腐败，但对遭受暴力的女性受害者似乎没那么关心。在本次议题中筛选的文章也有相同特点，即阶级矛盾大于性别矛盾。在“嫖宿”这样的明显涉及违法犯罪，针对女性的暴力的事件当中，本应以打击犯罪、保护女性权益为主体的写作思路，却被阶级矛盾之类的其他问题所超越。应该涉及女性利益的内容大多被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这说明新闻传播界的学者社会性别意识相对匮乏。

《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论演化因素探析――以“校长开房”事件的微博传播为例》一文对微博中有关“校长开房”事件信息进行分析。研究发现舆论始终聚焦于对官方的质疑，官方信息不当导致网络舆论对其不断质疑，并将舆论一次次推向高点，致使官民对立的情绪突出，而舆论缺乏对小学女生及其家长的同情。同时媒体对保护、教育反思等话题相对较少。

阶层矛盾遮掩性别矛盾，这与当前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密切相关。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矛盾的一种折射。媒介应予以引导，在看到阶层矛盾的同时，看到性别不平等，推动性别平等发展。

3.受害者隐私过渡曝光，受到二次伤害。

媒介作为第四权力，掌握大量社会资源和话语权。媒介通过对信息的选择性报道和议程属性设置来影响受众对社会事件的重要性和属性的判断。1974年，加拿大学者戈夫曼在《框架分析》一书中将框架定义为人们用来认识和解释社会生活经验的一种认知结构。美国学者罗伯特・恩特曼认为框架牵涉到选择和凸显两个作用。框架一个事件即指将事的某一部分挑选出来，在沟通文本中进行特别处理，以提供意义解释、归因、推论、道德评估以及处理方式的建议

在嫖宿性别议题的报道过程中，

新闻媒体以客观真实为旗号，将嫖宿案件的经过凸显，过渡曝光受害者隐私，造成了对受害人及其家属的“二次伤害”，违背了新闻伦理。另外，有学者提出“嫖宿”一词暗含对女的污名化的情况，会对受害人造成“二次伤害”。而且由于法律漏洞，犯罪者违法成本变低，这样对受害人造成的法律层面上的“二次伤害”的后果有时在所难免的。

4.女性形象贬损背后存在商业逻辑

在商业浪潮的冲击下，媒体为了追求注意力和眼球经济存在利用女性形象现象，媒介报道中的性别歧视和性别盲点也更为隐蔽。

美国罗伯特・拉罗斯教授等认为，伦理是关于职业传播者在他们的行为可能对他人产生消极影响的情况下，应该如何行动的指导方针或者道德的规则。他认为，传播媒介中主要的伦理问题围绕着准确性或真实、公平与处置责任，以及媒体主体的隐私。在嫖宿的相关报道中，媒介过多的透露受害细节或有意突出受害女性的相貌特征，罔顾新闻专业主义和新闻伦理，追求注意力和眼球经济，消费女性形象。在对嫖宿的媒介报道中存在错置现象，作为受害者过渡曝光，被放于肇因者的位置，或是以抽象的代名词代表，使真正的肇因者得以隐形。部分学者批判媒体违背新闻伦理，侵犯公民隐私权和未成年人权益。新闻媒体滥用权力，忽视公共利益，追逐商业利益，质疑其报道动机。④

三、简单结论

针对嫖宿性别议题从新闻传播角度进行分析的文章总数较少，共13篇。其中具有明显具有女性主义为视角的论文有4篇，比例较低。通过分析中国知网上从新闻传播角度分析的嫖宿性别议题的研究成果，发现作为强势话语的媒介在构建形象时，常将其建构成是急需被拯救的弱者形象，以“他者”身份出现的女性话语权普遍缺失。其次，在社会转型期的大背景下，媒介在看到阶层矛盾的同时，也应看到性别不平等，积极推动推动性别平等发展。同时，媒介应坚守底线，不违背新闻伦理，避免商业利益的驱使下，曝光受害者隐私，对受害人造成“二次伤害”。

针对上述三个共同特点，本文想对数量和议题广度方面提出几点建议。第一，巩固现有的具有社会性别意识的文章的成果，重视女性主义视角，关怀女性主体发展。女性形象呈现的刻板化、女性主体声音缺失是媒介报道的痼疾，也是很多学者常常忽视或有意为之的行为。希望学界能自觉在分析研究中社会性别视角，避免对女性形象的刻板化论述，在研究成果中体现社会性别意识，推动妇女这场“最漫长的革命”的前进。第二，学者关注和监督媒体动态，对于不利于女性发展的报道方式和报道内容予以批判，发出声音。多从新闻传播角度对性别议题分析，加大研究比重可以有效填补该类研究的空缺。第三，对关乎女性发展的政策传播从多角度进行研究，为推动有利于女性发展的政策传播提供智力支持。（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

注解：

① 李慧英.社会性别与公共政策[J].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

②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释义》.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年4月第1版

③ 赵军.嫖宿、的他面呈现――基于纵向维度[J].北京：法学评论，2014.

④ 曹然.突发性新闻报道二次伤害的产生与规避[J].北京：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

参考文献：

[1] 曹然，突发性新闻报道二次伤害的产生与规避，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2] 李黎丹，王培志，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论演化因素探析以――“校长开房”事件的微博传播为例，当代传播，2014年第3期

社会现象议论文范文第2篇

〔中图分类号〕 G633.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463（2013）08―0084―01

中学生初学议论文写作时，往往无从下手，即使勉强去写，也往往是以叙代议，或是空发议论，不合议论文的基本要求。这是中学生作文训练中从记叙文过渡到议论文时经常且普遍出现的。为了帮助学生解决这个问题，给他们一个入门向导，我在指导议论文训练时试用了五种方法，效果较好。现以命题作文为例，把五种方法的运用情况介绍如下，供广大师生参考。

一、宽大题目缩小做

所谓“宽大题目”，指文题从字面上看是要讲大道理的，论述范围很宽泛，初写议论文的人一时还难以驾驭它。这样的文题，就需要“小做”，即把文题适当“缩小”，缩小到中学生的认识水平和生活经历的范围内去论述。这样凝聚到一小点上，就会有话可说，道理容易讲得具体深刻，对读者的启示也会更大些。例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一个很大的论题，从字面上看，是要抒发政治抱负，论述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这对于尚未步入社会，世界观尚未定型的中学生来说，难度是很大的。如果把这个论题缩小，避开讲大道理，而根据题目的精神实质，从班级、学校、社会的现实活动范围，由“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角度下笔，具体论述青少年对集体、社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或从以雷锋为榜样去谈爱国主义精神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等，就可能言之有物，有时还可能迸发出闪光的“心灵火花”。那么，怎样“缩小”文题呢？关键是做好由大到小的过渡。“小”和“大”之间一定要有直接的内在的联系，“小”必须是“大”的外延，“小”所体现的思想意义必须能说明“大”的题旨。

二、抽象题目具体做

有些议论文题目带有抽象性和概念性，首先解释题目，认定寓意，以明确它的内涵，界定它的外延――内涵就是文章论点的落脚处，外延则是要论述的范围。接着联系自己熟悉的事物，围绕题目释义，展开具体的分析论述；最后“结论”部分再归结到抽象的题旨上，一语破的。这个“抽象――具体――抽象”的思考过程，实际上就是把一个抽象的概念从特定角度具体分析、阐发而得出一个有普遍意义的结论的过程。

三、比喻题目联想做

这类题目和前一类情况有些相反。它本身是一种比喻或象征，是喻体，是一种实在的具体事物。写这类议论文要防止就事论事，作看图写话式的表面文章。因为这些事物本身人们大都熟知，再就事论事就显得平庸，意义不大。因而在写作时要充分联想，由此及彼，剖析出喻体所蕴含的深意和道理，象征和比喻的普遍意义，再运用类比等手法，把它与日常生活事例或社会现象联系起来，阐发其现实意义。

四、行文按照模式做

对初学者来说，议论文在行文方面有三种模式值得借鉴：

1.结构模式。常按三部分写：第一部分提出论点，最好开门见山，在第一段话的前几句中就提出来；第二部分用具体事例和浅显的道理分层分析论证论点，每层都要有首括句和小结句（即分论点）来点明和强化该层的大意；第三部分是结论，要注意照应深化和突出第一部分提出的论点。

2.方法模式。初学者首先应该掌握的论证方法是摆事实、讲道理。对于这种方法，一定要结合具体范文，深入领会并有意识地在写作中模仿运用。

3.表达模式。议论文以议论为主，有时也需要记叙，但决不能喧宾夺主，以叙代议。

五、内容瞄准读者做

同射击要看靶子一样，写议论文也必须明确读者对象。针对读者对象去写，才能打动人。中学生议论文习作的主要对象应该是同龄人，即青少年学生。写作时要适应他们的年龄特点，内容上要从这个读者群的生活、学习和思想实际出发，立论和论证都要放在他们感兴趣并能理解和接受的范围内；要避免成人式的说教。立论，要有明确的针对性，要着眼于青少年最关心的“热点”问题，写出他们想说而未说的话，解决他们的困惑和疑虑，校正他们的偏颇和失误；论证要尽量从他们的现实生活和周围环境中去搜集，道理要尽量从他们爱听的“大实话”方面去讲。

社会现象议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议程设置;议程遮蔽;原因;作用机制

中图分类号：G2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6）01-2-0014-03

遮蔽现象构成了我们生存的基本现实。[1]23长期以来，我们对议程设置功能的认识已经很清楚，但是却忽略了议程设置功能隐含的另一个效果：议程遮蔽。遮蔽是哲学家海德格尔提出的一个概念。他认为，遮蔽有两种状态：[1]23作为拒绝的遮蔽和作为伪装的遮蔽。前者是指拒绝者完全不显示自身。关于它我们只能是说它存在，它是一种存在论意义上的遮蔽;后者是指由于众多存在者彼此遮盖，相互掩饰，使存在者显示的不是自身而是他物，这是一种存在者意义上的遮蔽。因而，无论是从存在者层面还是存在论层面上讲，客观的现象世界是一个遮蔽的世界，而遮蔽现象是一种人类存在的基本状态，是人类生活的一种基本方式。

但是仅仅强调遮蔽现象的普遍性会使我们陷入不可知论的泥潭。为此，海德格尔又提出了一个相对应的概念：无蔽（解蔽）。无蔽就是敞开，无蔽是通过语言在与遮蔽相斗争的过程中得到的。但是，由于遮蔽无论在存在论上还是在存在者层面上都是一种现实存在，无蔽在与遮蔽斗争的过程中并不纯粹就完全达到无蔽或者敞开，而是在无蔽中有遮蔽，敞开就是遮蔽。[2]87

就海德格尔在存在者意义上的遮蔽而言，我们生活的世界就是一个存在者意义上遮蔽的世界。而在这个世界中，我们通过语言，但是更主要的是通过媒介认识现实世界从而力图达到解蔽。媒介的每一次报道和传播行为都是对现实世界的一次解蔽，其目的就是全面展现客观现实，寻求客体真实。媒介是我们现实世界中遮蔽与解蔽之间转换得以实现的中介。但是同时，媒介的任何一次解蔽都意味着遮蔽，这不仅在于对某一种事件的解蔽意味着对其他事件的遮蔽，同时也意味着媒介在解蔽的过程中始终无法达到现实世界的真相，它提供给我们的只能是一种“符号真实”，[3]15而这种符号真实遮蔽了客观真实。

一、媒介议程设置起源、发展的另一种想象

关于媒介议程设置的理论想象最早起源于柏拉图关于洞穴的比喻当中。洞穴比喻中囚徒看到的只是自己身后到火堆之间事物投在墙上的影子，由于他们看不到任何其他的东西，最后他们会认为影子就是真实的东西。柏拉图的本意是在解释理念论。但是，实际上，在洞穴中，火光成为了一种建构现实的媒介，正如在现代传媒介入人与真实的客观环境一样，我们通过传媒所认识到的世界，正如洞穴中囚犯通过火光投影认识的“现实”一样，在某种程度上，客观真实被火光（媒介）建构的“真实”遮蔽了。

此后，李普曼在《舆论学》一书中明确提出，外部世界和我们头脑中的想象并不是完全一致的，认为我们尤其应当注意的一个共同的因素，那就是楔入在人和环境之间的虚拟环境。[4]11而这种虚拟的环境是由于媒介对人类社会的介入造成的，它产生的最终结果就是我们总是把我们自己认为是真实的情况当做现实环境本身。[4]11而实际上，这种“自认为的真实”是一种被媒介建构的真实，或者是“象征性现实”[5]204而媒介建构的真实和客观真实总是有一定的偏差。由此，客观真实被媒介建构的现实所遮蔽。

继李普曼之后，美国政治学家科恩论述道：（报纸）在告诉读者怎样想这一点上大都不怎么成功，但是在告诉读者想什么方面却异常有效。[6]13这暗含着另一层的遮蔽。

真正提出议程设置理论假设的是麦库姆斯和肖。他们经过实证研究发现，媒介认为重要的事情，反映在公众那里也成为公众认为重要的事情。这就是议程设置的核心观点。然而，这也形成了另一种想象：媒介没有报道或者没有受到媒介重视的事情，它很难引起公众的关注，进入公众的议程。也就是说，媒介报道或者不报道、凸显或者弱化某一议题及其属性的行为，限制了公众对该议题的认知。由此，媒介起到了让议题遮蔽或者凸显的作用。

从议程设置最初的理论想象――洞穴比喻到媒介对虚拟环境的构建，最后到议程设置理论的明确提出，这中间固然是议程设置理论不断走向明确化和发展、丰富的历史，但是同时也隐含着另外一条线索，那就是：随着媒介介入我们和客观世界之间，我们不得不依赖媒介认识客观世界，媒介成为构建现实的强大力量，这意味着媒介有可能成为控制我们接触客观现实的手段，而媒介控制的结果就是，媒介在凸显一些事实的同时，也遮蔽了一些事实。

二、媒介议程遮蔽现象

（一）媒介议程遮蔽现象产生原因

1.媒介依赖、媒介控制到媒介遮蔽

媒介依赖理论考察的是媒介的影响力和重要性与对媒介的依赖性之间的关系。媒介依赖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受众依赖媒介提供的信息去满足他们的需求并实现他们的目标。[7]28媒介依赖理论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人与环境本身的分离导致媒介介入人与环境之间。由此，媒介依赖实际上被嵌入了人――媒介――环境这样一个脉络当中。媒介成为人与环境接触的中介。随着媒介影响力和重要性逐渐增加，人们对媒介的依赖程度也就越来越高，媒介成为我们认识环境的重要渠道。

随着人们对媒介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就个体而言，个体越来越依赖于媒介来对整个世界进行认知，那么，媒介就越来越有可能成为控制个体的有效手段。正如学者单波提出“媒介即控制”一样，人也被异化成为媒介控制的对象。媒介不仅仅设定了人类生存的自然，而且设定了人的思想、感知，形成了虚拟世界。[8]41就社会整体而言，媒介是社会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系统，成为沟通社会内部及社会与个体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中介，媒介承担着信息传递的功能。但是，在这种关系中，媒介实际上也成为控制人们认知环境的工具，因而大众传媒具有视野制约效果。

实际上，无论是媒介依赖还是媒介控制，对于我们来说都暗含着技术带来的负面效果。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这种负面效果越来越强，但是也越来越隐蔽。正如尼尔波兹曼提出的“技术垄断”一样。在技术垄断的社会中，技术成为控制的重要手段，一切形式的文化生活都臣服于技艺和技术的统治[9]12，当技术（媒介）垄断了我们的认识，技术（媒介）所提供的世界图像就成为“真实”的图像，而真正真实的世界被（技术）媒介提供的图像所遮蔽。对此，鲍德里亚认为，“传媒更是一马当先，它滚滚生产出的拟像铺天盖地，形成了一个比现实更现实的超现实独立领域，令现实与表征的界限益发可疑起来。[10]221“模型比真实更为真实”[10]221，“媒介如此成为一个比真实更为真实的真实，而现实成为媒介的模仿和表征的结果”，而这都是“建构使然”[10]221。这样，悖论产生了：我们创造媒介、依赖媒介是为了更好地利用媒介认识客观世界，寻求真实。但是，在寻求真实的过程中媒介也带来了遮蔽真实的危险。我们的每一次对真实世界的追求最终却以遮蔽的面目实现。

2.媒介资源的稀缺性

媒介作为一种公共资源，同时也是一种稀缺资源。这种资源的稀缺性是以下几个原因形成的：一方面，媒介本身是某一种稀缺资源（例如电视波段、频率）的受托人，因而其本身也表现出资源的稀缺性;另一方面，媒介生产的是精神产品，具有文化属性，而这涉及到价值取向、意识形态等等，因此，媒介总是掌握在少数权力精英手中。在这种情况下，大众很难接触、使用媒介资源，因而对于大众来说媒介是一种稀缺资源。除此之外，从微观的角度看，任何一种媒介其版面、波段、节目时间等等都是有限制的，这种有限性和无限世界中的无限事件相比较，其具有有限性，因而是一种稀缺资源。

作为一种稀缺资源，为了实现资源利用效果的最大化，媒介机构在进行信息生产的时候只能够将最重要的、最紧迫的事件予以选择、加工和传播。这就是媒介的把关作用。媒介在把关的过程中实际上就对一些事进行解蔽，对另外一些事进行遮蔽，最终我们能够在媒介上看到的都只是社会现实的一部分。可以说，把关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媒介一边解蔽，一边遮蔽的过程。

（二）媒介议程遮蔽现象的作用机制

议程设置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关于议程设置的想象。媒介在进行议程凸显的同时，也是对议程的一种遮蔽，而这种凸显/遮蔽现象贯穿于议程设置的始末。也就是说，媒介议程遮蔽现象的作用机制和议程设置的作用机制是同步的。

针对媒介议程设置的作用机制，研究者主要将其归纳为三种模式：其一，是0/1效果或者感知模式，也就是说大众传媒报道或者不报道某个议题会影响到公众对该议题的感知;其二，是0/1/2效果，或者说是显著性模式，即媒介对少数议题的强调和突出会引起公众对这些议题的突出重视;其三是0/1/2/3……N效果或者优先顺序模式，这就是说针对一系列议题，媒介按照一定的优先顺序给予不同程度的重视会影响公众对议题重要性顺序的判断。[5]196此外，属性议程设置告诉我们，媒介可以针对某一议题属性的凸显或者弱化，从而引导受众对该问题的思考。这说明，媒介议程设置已经不仅仅能够告诉公众想什么，而且还能够告诉公众该怎么想。“告诉人们想什么”体现客体显要性的转移，即传统议程设置或者第一层面议程设置，“告诉人们怎么想”是第二层面议程设置或者属性议程设置的通俗表达。[11]48

因此，借用议程设置机制，媒介从“告诉人们想什么”的层面和“告诉人们怎么想”的层面实现了对议题的双重遮蔽。

首先，媒介通过报道或者不报道对现实世界进行遮蔽。现实世界是纷繁复杂的，而人们对现实世界的认知受到自身能力和精力的限制。媒介成为人们沟通现实世界的一个重要渠道。在进行信息传播的过程中，媒介按照一定的价值立场和原则对现实世界的事实进行选择，但是由于媒介资源的有限性，只有那些符合选择标准的事实才能够进入新闻报道和传播，而那些没有被选择和报道、传播的事实，尽管它是现实世界真实存在的一部分，但是，在媒介构建的环境中，它被拒之门外。换句话说，它被媒介所遮蔽了。

其次，媒介通过对少数议题的强调和突出，遮蔽了大多数议题，尽管有时候这些议题很重要。关于媒介的一个重要比喻就是媒介是聚光灯（李普曼语）。媒介所照射（关注）的地方或者议题就被凸现出来，放在公众的生活当中。媒介的每一次行为都只能是对大千世界中众多议题中的少数议题进行突出和强调，而大多数议题，由于处于一种“灯下黑”的状态当中。受众难以在媒介中寻找到它们的影子，因而，也很难想象它们的存在。在媒介构建的想象中，这些议题消失了。

再次，媒介通过对某些议题显著性顺序的强调，将一些议题放在末端，有可能形成对议题的遮蔽现象。例如，传统的报纸就具有非常明显的顺序性。当一个议题，媒介不得不进行报道，但是又必须限制其影响力的时候，在版面处理上就有可能将该议题放在不容易被受众注意到的地方。同样，对于议题顺序的排序，搜索引擎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搜索引擎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具有对信息进行遮蔽与呈现的功能，因而拥有对搜索结果进行干预的权力。[12]搜索引擎对信息（议题）的遮蔽功能主要是通过竞价排序来实现的，因而，因其结合了资本和权力的因素显得更为复杂。而同时正因为如此，其对议题的遮蔽更具有直接性。

最后，媒介对某一议题属性一个维度的强调，造成公众对该议题产生偏差，影响公众对议题真相的认知。当新闻媒介报道一个客体时――以及当人们谈论和思考一个客体时――客体的一些属性被突出强调，而另一些属性则被一带而过。对议程中的每一个客体来说，都有一个属性议程，而这个属性议程会影响到我们对该客体的理解。例如，在关于突发事件的报道中，其发生原因究竟是人祸还是天灾，这关系到一些人的利益。而此时，媒介对天灾的强调就有可能影响公众对真相的认知。

在属性议程设置这一层面上，媒介能够引导公众思考，因此，媒介在这个层面上对一些议题属性的遮蔽是以隐蔽的方式进行的，这就关系到媒介框架理论。在新闻报道和信息传播过程中，媒介框架存在是一种必然，媒介通过一系列价值观念和原则对事件进行定性，而这会影响公众对议题真相的认知。[5]210例如，在封建社会农民的反抗行为在统治者眼中就是“叛乱”，但是，当其被纳入另一个正义的框架中时，就是“起义”。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就是因为预设的框架是不同的。同时，这也启示我们，媒介本身就是一个权力斗争的场域，而媒介遮蔽现象背后有着复杂的权力关系。

三、总结

媒介议程遮蔽是媒介议程设置过程中一个负面的、但又是隐蔽的影响。它客观存在着，但是我们往往忽略了。媒介议程遮蔽的产生原因在于媒介本身的重要性和媒介能够进行议程设置的可能性，正是这种设置议程的可能性使得其成为控制人们认知客观世界的渠道和手段，最终的结果就是媒介通过控制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形成对真实世界的遮蔽。而实际上，媒介遮蔽并不仅仅是媒介内部的一个自然而然的现象，在具体的媒介遮蔽运作机制中，还存在着复杂的利益关系。外部的权力关系成为媒介遮蔽现象的一个深层次原因。

本文从大众传媒媒介议程遮蔽来论述媒介遮蔽现象。在大众传媒时代，媒介的议程遮蔽现象主要通过议程的设置和对信息的控制来进行，最终影响到我们对真相的认知。但是，如果我们用这一思路看待新媒体同样能够发现新媒体时代媒介依然存在着遮蔽现象，并且显得更加隐蔽。这一方面需要我们进一步进行探索和分析。

参考文献：

[1]李革新.在遮蔽与无蔽之间[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2）.

[2]王民涛.语言的遮蔽[J].长沙铁道学院报（社会科学版），2008（6）.

[3]蒋晓丽，李玮.从“客体之真”到“符号之真”：论新闻求真的符号学转向[J].国家新闻界，2013（6）.

[4]（美）沃尔特・李普曼.公众舆论[M].阎克文，江红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5]郭庆光.传播学教程（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6]B・科恩.新闻媒介与外交政策[M].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3.

[7]龚新琼.关系・冲突・整合――理解媒介依赖理论的三个维度[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1（6）.

[8]单波.王冰媒介控制及其理论想象[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2）.

[9]（美）尼尔・波兹曼.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M].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10]陆扬，.文化研究导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11]陈强.国外属性议程设置研究进展述评[J].国际新闻界，2013（6）.

社会现象议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手机报在 中国 正以燎原之势迅速扩散，面对超百的年增长率，移动运营、服务以及内容提供商们竞相进入，希望能迅速抢夺这一市场。研究选取了19名调查对象，结合前期观察进行了半结构式的深度访谈，试图通过定性方式，结合“议题融合”理论来对北京市居民的手机报使用进行初步解释。最终发现，手机报既为读者设定个人议程，也帮助人们摸索（test）及再造（reproduce）话题社区(topic community)的群体议程。不论是信息富有者（information rich），还是信息贫穷者(information poor)都通过它与话题社区进行着融合，不同的是，信息富有者以独特的“回归”形式返归群体，被动中依旧包含着积极的信息索取，而信息贫穷者则通过最低限度的信息输入与输出维持着群体交流。宏观上，融入群体包括三个步骤：塑造形象，测试话题受欢迎测度，确认及再造群体议程。手机报和 网络 的微观互动是对个体融入群体宏观三步骤的圆满和助推。虽然帮助个体融入群体，间接实现社会化这样的社会性功能在其他媒体中也能找到，但在手机报上被发现还是首次。

abstract: mobile news has been a market favor recently. mobile operators, services providers and content providers are all entering the market for easy share. in comparison with marketing enthusiasm, coolness of the academia is a little outdated. market reports include nothing but customers’ income and cpi while papers are talking about complaints on tech-inadequacy made years ago. mobile news catches their eyes only for it is commodity and service.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is side of coin is overrated while the other under. mobile news is more of a piece of text to be consumed meaningfully than a commodity for sale. to spotlight the whole research, this paper introduces “agenda-melding” theory, which derives from “agenda-setting” theory but inherits more sociological traditions. it believes that media use helps people meld their agendas with that of groups. then it comes up with several research questions, that is, what people get out of reading mobile news, which group they meld with through mobile news reading and what separate mobile news from other contemporary media and if there is any interaction between them. after conducting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a total number of 19, the result and analysis part starts with peoples’ perception of mobile news. people like its concise and precise text and get accustomed to a habit of passive and asynchronous reading. in other words, people research on interested topic of mobile news and join public discussions so as to be part of topic community, which bring sense of togetherness. media functions as skin, helping individuals to sense the environment and holding them from dilapidation. however, this is the very first time we find that on mobile news.

key words: mobile news/mobile newspaper/mobile paper; agenda-melding; topic community; social interaction

一、手机报的定义、要素及 发展

据中国最大的移动运营商中国移动上统计，目前手机报的付费用户已经超过四千万，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68%(china mobile,2008)，它惊人的市场扩散已经吸引了业界和学界的双重关注。在手机报带来巨大市场收益的同时，对它的研究却稍显单调。本文通过对现有手机报研究 文献 的进行初步分析发现，业界集中分析着手机报的市场扩散，而学界多从内容产业链，技术更新，盈利模式三个方面切入，无论是前者强调的用户对手机报的采用（adoption），还是后者站在传者（sender）角度进行考察，都只注意到手机报的商品（commodity）和服务（service）属性。与此同时，外文文献则局限于手机制式的不同，或因年代久远，并没有真正考察到中国手机报的近期使用情况。

也正因为如此，本文针对手机报的文本属性展开了研究，作为待消化吸收的文本（text），手机报兼具报纸信息全面和手机便携、可移动实时接收新闻的优势。读者对手机报内容的内化和消费、手机报在读者日常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手机报区别于其他媒体、让读者对它青睐有加的原因等都成为了本文本次研究的着力点。

中国大陆手机报始于2003年7月18日北京好易时空公司和中国妇女报联合推出的《中国妇女报•彩信版》，它采用包月订购的方式，每月费用20元（陆云红，2005），年费为240元，比纸版《中国妇女报》高出53元，这样的手机报纸当时是仅面对小众推出的，但时隔5年，手机报已在各运营商的年度财报中成为“广受瞩目”和“发展迅速”的业务：据中国最大的移动运营商――中国移动有限公司2008年的中期报告显示，手机报付费用户超过4024万户（china mobile，2008）比07年同期增长了168%。在中国手机用户达6.01亿之际(china mobile,2008)，除去数量庞大的体验用户群体，即以套餐的形式接收手机报的读者，如中国移动的“动感地带”和北京联通的“新势力”用户，尽管市场渗透率还不是所有手机业务中最高的，但手机报的读者数量也“已经超过了任何中国任意单一平面媒体的发行量”（王建宙，2007）。至此，手机报惊人的市场扩散和丰厚的行业利润已经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商界目光，与此同时，它也为学界关于手机是否成为“第五媒体”的讨论引进了新的内容 (成文胜,2005)。

本文认为：就媒介形态而言，手机报是用户以手机为终端，阅听由专门的新闻内容机构定期或不定期的，可以由文本，图像，声音和网页多种形式呈现的手机信息。就服务而言，手机报是一种由专门的新闻内容机构与移动运营商联合向手机用户提供的资讯类移动增值服务。

二、从“议程设置”理论到“议题融合”理论

“议程设置”理论最早是由麦克姆斯（m. e. mccombs） 和 肖（d. l. shaw）于1972年在《舆论季刊》上发表的《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提出，它在选民对当前问题的判断与大众传媒反复报道和强调的问题之间发现了一种高度的对应关系。因此他们认为：大众传播有着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salience）的方式，影响人们对周围世界“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

尽管第一次的理论提出是以验证大众传播对受众“有强效果”而闻名，但之后的研究在逐渐加入时间，空间和人口统计学等变量后，发现媒体对受众的强效果不再那么“明显和直接。” 这是因为“议程设置”理论实际上没有延续之前的研究传统――将“个人 政治 态度形成与媒体、与社会互动”联系起来看，如群体归属(berelson, 1966)、二级传播中政治领袖的影响(katz and lazarsfeld, 1955 )等。麦克姆斯（mccombs）和肖（shaw）在1976年的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没有明确政治态度、不属于明显政治群体的个人”，它把原有的“二级传播“模型简化到只剩两极――媒体和个人(mcclurg, 2004)。这使得议程形成机制得以发挥作用、并表现显著，但它对“媒体如何影响归属于各群体中的社会人”这一问题的回答终究是不完整的。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1999年肖，麦克姆斯，韦佛还有海姆（b. f. hamm）一道发表了《个人，群体和议题融合：社会分歧论》（individuals, groups, and agenda melding: a theory of social dissonance）(shaw, 1999)，这是继“议程设置”提出27年之后，又一次具有纪念意义的理论进化。

“议题融合”理论认为个人加入群体在某种意义上是通过加入群体议程来完成的。个体通过一定的“媒体”来和希望归属或已经归属的群体发生联系，这个“起连接作用的媒体”（medium of connection/communication）可以是人，更可以是一般的大众媒体。通过这一“媒体”，个体得以全面了解该群体的议程，在将个人议程与该群体议程最大化地一致后，完成对该群体的归属，进而实现宏观的社会整合。“议题融合”的6个阶段包括：渴望加入群体、对于群体议程的了解程度、需要引导、使用媒介、第一层议程设置和第二层议程设置。

这6个环节中，使用媒介是最为显性、最易于考察、也最引人注目的环节。作为研究美国新闻史的专家，肖（d. l. shaw） 针对这一环节提出：媒介发展史上，不同的媒介使用对应的是与不同的群体的“融合”(shaw, 2006)――他的观点亦得到了其他文献的佐证――在报业时代，人们的地域观念明显，对当地或全国产生归属(palmgreen and clarke, 1977; jeffres, 2007)；在杂志时代，人们以阶层划分群体，像中产、小资或白领、蓝领；在广播和电视时代，人们成为大众，各自观影或收听，冥冥中以分散离质的形式构成整体；在新媒体时代，人们以空间作为区隔，更多是以虚拟社区（virtual community）的形式集结(rheingold, 1993；rheingold，2003)。

虽然“虚拟社区”这一概念，是由雷金德（rheingold, howard）于1994年在其同名书籍《虚拟社区》(the virtual community : homesteading on the electronic frontier”)(rheingold, 1993；rheingold，2003)中提出的特别强调它是“人们因为长时间参与公共讨论，迸发出足够的群体归属感，进而形成的具有个人意义的网络集结” 。

但现在看来，这一最初的定义已稍显拘谨，因为“虚拟社区”一词时兴之后，它已经被用于泛指所有“不以职业、 教育 等专业性交流为目的，使用包括新闻组、电话、电邮、sns网站（社会网络网站）和即时通讯（im, instant message）等区别于面对面交流的在线方式来构建个人网络的群体所形成的社区。”如果交流的载体仅限于互联网，那么这种社区还可以被称为“网上社区”（online community）。现在使用互联网构建虚拟社区的标准已经越来越宽泛，观摩或参与 bbs 上的论战，关注类型化的论题，使用搜索引擎就特定的字符进行搜索，再进行相应的资料收集与整理等行为都被算作对虚拟社区的融入。宏观来说，只要是在使用互联网，不论是简单的观影行为，还是参与特定的讨论，都可以被看作是在融入和构建着一定的“虚拟社区”。

话题社区（topic community）中的社区的概念脱胎于“群体”（group），群体是便利的消息来源，与此同时，他为个体设置着群体议程，允许并鼓励个体在交流过程中逐步摸索、遵守并再造出这一议程。实现对群体议程的同一也就是实现了对群体规范（norms）的同一，因为话题社区、群体议程只是群体、群体规范的表现形式之一 。基于此，本文的“话题社区”指：“个体因为话题而自由集聚，积极参与面对面的讨论，不受地点和人员限制的灵活群体”，它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它基于面对面的交流，区别与任何借助媒介的交流形式，如电话、即时通讯。

基于前期观察发现，它主要是以聊天的形式面向周围的朋友、同事及家人进行的口述。既然是口述，一定是在真实的情境（context）中，而且少不了你来我往的意见互动，也少不了配合谈话的肢体语言。更重要的是，面谈非常强调成员间的有效互动，不论是个人发表意见，还是集体共鸣，都是为默默寻求和达致团结（sense of togetherness）。

第二，话题社区成员不固定。聊天、交谈需要至少两个人，却没有上限。可以是七八个人的大讨论，也可以是两个人的简单对话。参与的人数和成员相当随机，取决于当时的情境，同时也会受话题内容的影响。

第三，发生的地点移动、不固定、可以变更。不依赖于特别的物理环境，更多还是取决于参与讨论的人员与具体情境。可以是在办公室闲暇时间的讨论，也可以是午饭时间饭桌上的即兴对话。

第四，话题社区隶属于次级群体（secondary group）。因为话题社区形式松散，且没有强制性，成员可以在适当时选择自主参与或退出。简言之，讨论的参与者多是因为话题而聚到一起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临时形成的人员“集合”并不仅仅是为了参与谈话，更多时候是因为参与者们一道隶属于规模更大、目的性更强、分工更明确的群体——公司部门、学校班级抑或兴趣协会等，也就是谢尔夫（muzafer sherif）定义下的“次级群体”。

第五，它有一定的持续性，但周期往往不长。话题社区因谈话及讨论的兴起而浮出水面，让人强烈地感受到某种意义上的团结（sense of togetherness），但亦会随着讨论的结束而再次显得飘渺。面对面的对话不可能一直持续，再加之话题社区形式松散和人员参与随机，所以它在生活中频频出现，但每一个的周期都不长。另外，次级群体不同于初级群体，本身并不长久，就像公司人员会流动，学业结束学生会离散，话题社区隶属于次级群体，其生命周期可见一般不会太长。

三、研究问题

首先，手机报以手机为载体，完美地体现了手机便携、可移动、实时收发的功能，可以帮助用户打破时空限制，实现随时随地阅读新闻的愿景，可以猜想，它一定有着跟传统报纸迥异的阅读习惯；其次，内容上依附于传统新闻机构、由内容供应商炮制的手机报，播报内容包括国际国内时政，还有地区新闻，更可以根据用户需要单独订制 体育 、财经、娱乐等版块，横跨传统报纸、杂志、甚至广播（如互动声讯ivr）三界，用户对文本内容的消费及内化一定有着区别于其他媒体形式的显著特点；最后，现在的人们可以便利地接触到网络，自主收集信息，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对手机报的使用，手机报内容短小综合，它在信息过量的今天，如何帮助人们缓解自身的信息压力。如此一来，不仅肖（shaw）提出的“媒介对应群体”无法在手机报上硬性套用，更无法简单判定手机报的使用给当下人们的人际与社会交往带来了何种影响。针对以上几方面的疑问，本文试提出并回答以下两个最主要的研究问题：

rq1：手机报用户有着怎样的阅读习惯，又是如何消化它的内容的？

rq2：手机报用户通过阅读手机报最终与何种群体发生了怎样的“议题融合”？

四、研究方法

首先是前期准备中研究对象的选取。虽然定性研究不强调样本，但为了最大限度地保证解释力，本文还是参阅了部分社会学文献，选取了五个人口统计学变量——年龄(刘德寰，2007)，性别，职业（张文宏，2004），教育程度及收入（李煜，2001），采用目标抽样的方式，在尽量避免样本同质重复的基础上，找到了19名访谈对象。

其次是手机报的选取。在发展“议程设置”理论的过程中，有研究指出要完整地体现议程设置的效果，选取的大众传播媒介需要满足“信息多样”和“受众广泛”（shaw，2001）两个特征。除此之外，本文结合上文对手机报的定义，选取了北京地区，播送信息最多样，订阅量最大，而且订阅人群异质度最高，并采用彩信形式定期发送到用户手机，用户可以实时接收，然后非同步阅读的――中国移动的《新闻早晚报》和北京联通的《百姓身边事》为手机报调查对象。

之后是深访，在前期监测结束不超过7日的时间内本文对19名研究对象分别进行了深度访谈，。访谈全部采取了面对面的，半结构式的对话方式。所有对话录音均已被笔录为文字稿件，引述部分在文中以双引号注出。需要声明的是，本文的发现是基于定性访谈，所得结论也仅适用于所有访谈对象，对本研究之外的其他对象并不一定适用。

五、研究发现与分析

虽然采用的研究方法是深度访谈，而且文章也不旨在验证理论，但研究确实在议题融合理论的帮助下发现：手机报既为读者设定个人议程，也帮助人们摸索及再造话题社区的群体议程。不论是信息富有者，还是信息贫穷者都通过它与话题社区进行着融合，不同的是，信息富有者以独特的“回归”形式返归群体，被动中依旧包含着积极的信息索取，而信息贫穷者则通过最低限度的信息输入与输出维持着群体交流。

首先，用户对手机报有着普遍认知还有前期的媒体定位，即进行所谓的媒介分工，这是手机报使用的先导。访谈发现用户大多认可手机报的“综合提示”作用，这为后面阐述它的被动阅读及与网络互动打下了有力基础。

其次，用户日常生活中对手机报的阅读习惯，是针对手机报媒体形式的使用，尽管区别于对具体内容的消化，但毕竟是手机报阅读的开端，也是对研究问题一的集中回答。这其中“被动阅读”和“延时阅读”最为显著。手机报使用中最重要的是它的信息输出，访谈揭示，手机报最大的用处就是“贡献话题”，它提供线索，促成手机报与网络的互动，深化信息，这些都是为“手机报帮助用户融入话题社区”打基础的铺路石。

（一）被动阅读

手机报阅读区别于其他媒体使用的一大特点就是它的“被动阅读”，这里面有手机报自身设置带来的“无奈”，跟手机私人属性强、手机报内容短小有很大关系。被动阅读在手机报的阅读习惯中是特有的，而且是极其显著的，因为这一 “媒体形式”上的特别习惯，最后影响到了对“内容”的消化，简言之，被动阅读的习惯让手机报内容有了强告知的能力。

首先是具有欺骗性的“信息提示”。手机报在成功送达之后，跟普通信息一样，手机会发出“有未读信息”的铃音提示或开始振动。一般情况下，用户会以为是电话联络簿上的联系人来信，预期是私人短信，很快会拿起手机，查阅收件箱。

“它有一定强制性，它以短信形式发到你手机里，你首先想看一下，想知道是不是你朋友发过来的，跟你生活有没有什么关系，结果一看是手机报。”（访谈对象 13）

其次是被牵着走的“内容翻阅”。手机报目前的版式是一份十页，每一长页可以包含长则三条、短则两条消息。要想每条都覆盖到的话，就需要一直摁着下行键直到每页见底，然后再摁右行键翻页。因为一屏最多只显示一条信息，所以如果一味的向右翻，会错过长页下面的信息。经常的情况是，在被“诱骗着”开了手机报之后，天气预报和大标题推介映入眼帘，这时候要想看标题对应的内容，就得顺着页面下行再翻页。即使是碰上连大标题都不感兴趣的情况，要立马关上，也是看过了标题之后的情况，所以多多少少会被“灌输”些内容。

最后只好习惯“完全覆盖，拓展阅读”。被诱导着打开手机报，看了第一页之后，又被“非友好界面”牵着走的用户在不长的时间内也都基本适应了手机报的格局与阅读习惯，更有一些用户化被动为主动，直接表示“原来需要忍受这样的页面设置，觉得它不人性化，但后来发现都读下来也就习惯了，反正它不长”。

“既然上msn、qq，目的就不是看新闻，所以弹窗就是瞟一眼，除非十分感兴趣，再点开链接看，但是点开链接看的概率很小。然后手机报是，即使自己不太关心的，都会一个接一个的读下去。我也不知道是习惯了还是为什么。”（访谈对象17）

手机报精简的行文，生涩的页面反而让一些读者有了读“自己平时一定不会看”的内容的机会，间接地促成了他们“拓展知识面”的机会。这为后面个体寻找话题，参与讨论，融入话题社区（topic community）提供了契机。本文在后面分析“手机报阅读与网络使用的异同”时，将进一步阐述手机报的“被动阅读”为用户融入“群体议程”作出的贡献。

（二）延时阅读（asynchronous reading）

手机报与 电子 邮件一样，有着可以延时阅读的特点，它不要求收件人在收信的当时即进行操作，让收件人可以充分自主地安排时间，再在适当时予以阅读或回复。手机报在推广伊始并不以“延时阅读”作为卖点特点，读者也都大多冲着它的“短小精悍、方便快捷”进行订阅。但在长时间的使用之后，它的“延时阅读”功能甚至赶超了“短小”，成为用户黏度的最佳代言。

在收到手机报时，细心的用户即使不受“铃声诱骗”，发现来的未读信息是手机报而不是私人短讯，也不会任由手机显示有“未读邮件”，会主动将其打开，让收件箱保持“畅通”。访谈对象都表示，这样做既是为了不让手机显示“有未读邮件”，免得不经意瞧见手机时，发现有“新邮件，未读”的标志而空欢喜，也是习惯了在粗略浏览手机报标题后，将其留至空闲时间再重新仔细阅读。这样一来，手机报的接收、阅读、重复阅读乃至后续的保存与删除常常被分隔在了不同的时间段来完成，真正实现了“非同步阅读”。

延时阅读的具体做法主要分为三个环节：第一，打开放着，收到时的第一次粗略浏览。第二，重复阅读，空闲时的第二次细致阅读。第三，不看不删，阅后即删。

“会有落下（没看）再又补上的情况。如果没看的话，我不会删。我看了之后才删。一般情况下是看完立马删，但要觉得有用的，怕自己忘了的，然后希望跟朋友交流的，我会留着，等这一拨聊过了，再删掉。”（访谈对象17）

这样“阅后即删”与手机报自身“浅显易懂”的报道风格也是分不开的，很少会有读者在第一遍浏览，第二遍仔细阅读之后再继续反复看手头手机报的情况，除非出现了像访谈对象17提到的“暂时留存”。手机报新闻固有的时效性，让它过时即失去原有价值，另一方面，它内容浅显有限，即使能够帮助个体融入话题社区，也无法带来深度分析或更多的新鲜度，所以会在用户“聊完这一拨”之后被立马删掉。

（三）最大的信息输出——贡献话题

手机报内容单薄，又难逃新闻时效短的命运，不会长时间存留在手机收件箱中。要以自编短信形式转述给亲友也是费时费力，所以不在多数。尽管如此，手机报在带给受众个人有效知识的同时，依旧带来“分享和交流的欲望”：

“我觉得它有共享的价值，有娱乐性。如果我告诉给别人，别人知道，我们谈论起来比我一个人知道更有趣。”（访谈对象 12）

这时手机报最大、也最直接的信息输出方式浮出水面——为公共讨论贡献话题：

“我会看一看，然后想起来就讲给别人听。大家share (分享)一下，最后会引起全场共鸣也说不定。”（访谈对象 13）

这同时也是“手机报能够帮助个体融入话题社区”的伊始。除了分享的快乐，手机报作为话题的输出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谈话的公共性，有着较高的开放程度，也相对安全，这样参与者就成功避免了将谈话转至私人话题的尴尬境地。普遍的看法是，讨论公共事件和公众人物时，自己的言论总来的比评论同事、朋友的安全。

“跟同事，大家关注公共的东西会多一点，因为你跟同事不可能掏心掏肺去聊那么多私人、感情的事，也会很尴尬的。我们也会聊名人八卦，无伤大雅的，不会涉及到具体细节或是私密。其它民生的新闻我们也会讨论。”（访谈对象13）

（四）手机报的功能

就概念而言，“功能”不等于“目的”，手机报用户对手机报都有着明确认知（详见“认知”一节），对比手机报和其他媒体的优势时更对它们有着清晰定位（详见“延时阅读”“用 网络 填平信息真空”两节），这些都表明手机报用户多是通过有意识地使用手机报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因此，这些目的也是手机报定能达成或实现的“功能”。

个体通过阅读手机报，获取群体议程，进而通过公共讨论融入话题社区，这是本次研究最核心的发现。这一“议题融合”过程除了需要微观的“手机报与网络互动”来助力，还是分步骤的：手机报用户明确对手机报的认知，知道“手机报能帮自己塑造形象”，然后他通过“测试话题的受欢迎程度”来确定群体议程，为的是“巩固和再造群体议程”，在实现与话题社区的融合后，最后和更大范围的群体“社会”完成融合，促成“个体的社会化”。

第一，塑造形象。个体通过阅读手机报，可以摄取知识，积攒话题，进而塑造自己在群体中的形象。这和前面提到的认为“知晓新闻就等于有知识”的刻板印象是分不开的，但手机报的确因其“简短综合”帮不少生活节奏快、工作繁忙的人找到了塑造形象的快捷径。

“因为作为大学生，跟人谈话，不可避免要涉及到当下的时政热点、民生、大家关注的东西，要是你一点谈不出来，会显得很没有涵养吧。我们现在连纸媒已经不接触了，要是再不上网、不看手机报的话，那就显得太与世隔绝、闭目塞听了。”（访谈对象12）

“我接触最多是白领，白领需要知道一定量的新闻，一方面是来充实自己，另一方面她们需要知道这些信息来让别人觉得自己懂很多。别的人群用不用（手机报）我不是很清楚。”（访谈对象13）

第二，测试话题的受欢迎程度。手机报综合多样的新闻内容让个体有机会接触到自己平时不太可能会关注的内容，它的被动阅读更是有着强告知效果，这让了个体有了可供群体挑选的话题素材。面对群体的“话题筛选机制”，成员多用“撞”的方法来测试议题的受欢迎程度，在一次接一次的试探中收获共鸣抑或冷场，最终提取出群体议程。

“有一次手机报上的消息是‘北京地区所有京籍学生学校要推荐保就业’，这个时候有一个北京（籍）的女生就跳起来说‘北京学生什么什么’，但很不巧的是，她旁边左右两边都是‘非北京籍’的，大家都回应说‘太欺负人什么’，然后这女生就讪讪地坐下了。这个大家其实是会分辨的。就是要从你不太兴趣的里面拔一条感兴趣的出来，可能大家兴趣点不同，比如说我以前也会把自己感兴趣的大声念出来，碰上大家没反应的情况，大家‘哦，那样’不是很感兴趣，就过了。每个人兴趣点不一样，所以需要经常找出这种东西，大家share分享一下，最后会引起全场的共鸣也不一定。”（访谈对象13）

“读手机报是自身的乐趣，算是一方面的修养，可能更现实一点的就是让大家聊天有共同话题，你哪方面都关注，至少其中一方面会用得到吧。”（访谈对象17）

第三，巩固和再造群体议程。通过测试，群体成员会逐渐发现群体中“受欢迎”的议题和“不受欢迎”的议题，这样一来，在阅读手机报，浏览其他媒体，收集信息时也会开始有意识地进行甄别，就算不是自己最感兴趣的话题，也为因为群体喜好而有所倚重，为的是在参与讨论时能顺利融入“话题社区”。

“女同事聊的不是八卦就是最近听的 音乐 ，还有榜单、排名。如果能知道榜单的话，聊的时候，不会没有共同话题，也不会听到一首歌不知道它是什么，更不会让人觉得你跟她不是一国的。现在我周围人生活范围太狭小了，她要是没有这些，很容易把谈话的对象转移到身边的同事身上，我本身不喜欢八卦或榜单，但在这么小的工作环境里，难免被同化——就事论事，聊音乐就聊呗，也避免她们最后把别人的私事当谈资。”（访谈对象18）

“我不是关注八卦的人，但又不想大家谈的时候我特别out（离群），像我一点不知道似的。像在其他媒体上，我就不怎么看八卦了，又不是我特别感兴趣的。”（访谈对象5，不喜欢八卦，但会留意手机报上的八卦版面，以维持最低限度的“群体同步”。）

第四，最终在手机报的帮助下融入社会。阅读手机报可以帮助个人融入话题社区，进而实现与群体的整合，达成“个体的社会化”，这也是依照前面几个步骤逐渐达成的。回想起来，那些帮助个体完成群体融合、继而实现“社会化”的话题实际上是通过了话题社区的“内容筛选机制”的内容。也就是说，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没有被选上的话题，乍看之下，它们经由个人阅读，也经历了网络互动，得到延展深化，但因为落选好像跟“报了废”无二致，实际上并非如此，读者们已经自觉地把阅读新闻理解成了“社会整合”的一部分——不论有没有被话题社区采用，他们自发认为，只要阅读新闻就是在融入“社会”这一大群体。这时，可以发现，融入话题社区其实是社会整合的组成部分，只不过相较之下，它在手机报的阅读中来地更加真切、主动以及明显。

“我觉得 现代 人，上班每天，有些什么大事不知道会挺奇怪的，太离群了会，好像你总得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吧。昨天飞机失事，今天大家都在说这个事，你要发现自己不知道会觉得不 自然 。”（访谈对象10）

“新闻时事可以不用立刻知道，那也不能过了十天你才知道这件事吧。还是会有影响，对社会时事不了解，还是不行。不关心新闻的人没法生活在社会上。”（访谈对象15）

一言以蔽之，手机报能帮助个体适应快节奏的生活，让他们只用很短的时间内就摄取各个方面的新闻信息，完成对周遭环境的高效监控。最重要的是，手机报仅以信息提示的形式，就让读者可以成功地提取群体议程，实现对话题社区的融入。这一过程与“个人形象”“群体议程测试、确认及再造”都是分不开的，而“手机报与网络”的互动更是这一融合中显著且不可或缺的组成。

六、结语

值此，将手机报的认知，手机报的阅读习惯，手机报的内容消费及内化，还有手机报的功能中最为显著的部份综合起来即是：用户对手机报的简短综合不仅毫无诟病，更将其作为信息过量时代有效的线索及提示。也正因为它短小而且随手机移动，所以用户只利用边角零碎的时间也能覆盖自己不上网时，或是上网时没看到的信息。之后，他们与网络互动深化信息，再完成信息输出，在融入话题社区时实现信息的升华，或者，即使他们不与网络互动，手机报也让他们维持最低限度的信息输入，保证公共讨论中的话题同步，最终实现与话题社区的融合。虽然媒体能够帮助个体融入各式各样的群体，如全国及地方性报纸让人们在意识上形成对全国与地方的区隔，但像手机报这样促成现实中面对面的话题社区，而且还包含了与其他媒体的互动，尤以互联网最为显著，这还是首次在研究中得到证实。

[ 参考 文献 ]

[1] berelson, bernard reuben, paul f. lazarsfeld, and william n. mcphee (1966). voting. a study of opinion formation in a presidential campaign. phoenix books, p244.

[2]katz, elihu, and paul felix lazarsfeld (1955). personal influence; the part played by people in the flow of mass communications. glencoe, ill: free press.

[3]itu news. /eijiansuo/" target="_blank" title="">eingold, howard(2003). smart mobs: the next social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perseus pub.

[11]rheingold, howard(1993). the virtual community: homesteading on the electronic frontier.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pub. co.

[12]成文胜（2005）. 第五媒体：短信还是手机. 传媒, (03). [cheng wensheng (2005). the fifth media: sms or mobile handset. media, (03)]

[13]陆云红 (2005).手机报的传播特点. 当代传播, (02). [lu yunhong (2005). characters of communication via mobile news.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 (02)]

[14]李煜 (2001). 文化资本、文化多样性与社会网络资本. 社会学研究, (04). [li yu. cultural capital, cultural diversity and social net work capital. research on sociology, (04)]

社会现象议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俄罗斯；韩国；日本；领土争端；主流媒体；舆论引导

〔中图分类号〕D822.331.3/C91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187-（2013）01-0033-04

在国际法上，领土是指地球上隶属于一国支配下的特定部分。〔1〕在资源日益锐减的当今，国家领土资源的管辖权和所有权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至关重要，涉及的争议领土问题更是攸关国家利益和民族团结的重要内容。因此，领土争端的媒体舆论成为塑造良好国家形象、营造和平友善的国际舆论氛围的重要手段。俄日关于南千岛群岛争端和韩日关于独岛争端由来已久，分别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和重大的现实意义。从2010年至今，两处岛屿争端问题再起激烈纷争，俄、韩分别采取系列措施和舆论引导，使本国在争议问题中一直处于有利地位。本文以2010-2012年为界，梳理俄、韩围绕争端议题展开的相关报道，研究和分析两国所采取的舆论策略，力图为中国的领土争端问题提供有益借鉴。

一、俄、韩对日领土争端的历史回顾

（一）俄日领土争端

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是指俄罗斯勘察加半岛与日本北海道之间的国后、择捉、齿舞、色丹四个岛屿，总面积为4994平方公里，长期以来两国在四岛归属问题上互不让步，史称“南千岛问题”。早在17世纪俄日两国便依据各自历史纷纷争执四岛是其固有领土，直到　1855年俄日签署《和亲通好条约》，约定南千群岛归日本所有，日本才据此条约为依据要求归回四个岛屿。俄罗斯则依据二战后签署的《雅尔塔协定》以及朴茨茅斯合约等系列承认苏联取得了整个南千岛群岛的为由，宣称俄罗斯拥有并实际控制至今。俄日两国争议岛屿的问题一直纷争不断，2009年日本国会参议院通过《促进北方领土等问题解决特别措施法》修正案，明确表明“北方四岛为我国固有领土”，并先后大力宣称否定俄日共同开发四国岛，主张收回该岛群的。俄罗斯针对性地展开代号为“东方2010”的大规模军事演习、设立二战结束纪念日等活动强调，特别是2010年11月，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作为该国元首首次登陆南千岛群岛，使该问题矛盾空前激化。

（二）韩日领土争端

独岛（日称“竹岛”）位于日本海中部海域，由两个小岛和30余个块岩礁组成，面积为18.7平方公里，目前由韩国实际控制。两国对独岛的争议都有着各自的历史依据，韩国宣称公元6世纪的新罗王朝便拥有独岛记录，日本则宣称从17世纪初开始管辖竹岛。两国相争的伏笔于1951年缔结的《旧金山和平条约》产生，当时规定日本放弃对韩国领域拥有任何，但是未提及独岛。两国而后在朝鲜战争时期展开争夺，1951年日本登岛宣示，1953年韩国建立独岛义勇守备队据守独岛，两国多次在独岛附近剑拨弩张。总之，地缘政治上的利益冲突使得独岛问题一直纷争不断，并进而演变成为国际关注的事件。

二、俄、韩对日领土争端的舆论引导

领土争端的舆论导向会成为保障国家利益、增强民族团结的重要手段。俄日和韩日的领土争端多年来一直纷争不断，　2010年11月和2012年7月梅德韦杰夫两度登陆“南千岛群岛”，2012年8月10日韩国总统李明博访问“独岛”，国家领导人的重大活动推动争端问题再掀高潮，下面笔者以以上事件为中心，梳理俄方和韩方的主流权威媒体的相关报道，分析主导性报道对舆论引导的重要作用。

所谓主流权威媒体，就是通过长期的积累而形成了良好社会形象，具有较强社会公信力的媒体〔2〕，因此，本文选择俄、韩两国公认的主流权威媒体，它们不仅在公众心中权威可靠，而且在全球拥有众多用户，具有强大的覆盖率和传播力。俄罗斯的关于争端议题报道的主流权威媒体有三家，它们是俄罗斯新闻社、俄通社-塔斯社和国际文传电讯社，关于争议岛屿俄罗斯方面的报道大多援引这三家媒体。笔者在百度搜索引擎上输入关键词“俄罗斯新闻社、南千岛群岛”、“俄通社-塔斯社、南千岛群岛”和“国际文传电讯社、南千岛群岛”，中文报道的统计显示，三家媒体从2010年到2012年针对争议岛屿的报道共为35篇，内容主要集中于国家领导人活动、外交和军事策略、对日媒体的回应和其他相关措施等四个方面（如表1所示），其中关于国家领导人的发言和登岛活动报道的时效性很强，配以国家元首梅德韦杰夫的微博感想、副总理强调登岛自信态度为补充，用官方的系列重大活动报道来重点展示俄罗斯的国家形象。

韩国关于争议岛屿的报道主要集中于韩国联合通讯社和中央日报，关于对日领土争端韩国官方的报道大多援引这两家。笔者在百度搜索引擎上输入关键词“韩国联合通讯社、独岛”和“中央日报、独岛”，中文报道统计显示，从2010年到2012年韩国主流媒体对争议岛屿的报道共有32篇，集中为国家领导人活动、官方活动、对日报道回应和国民活动等四个方面，其中引人注意的是对于国民护岛行为的报道非常丰富，例如，家庭主妇创作独岛诗歌的刊登、民众自发组织到独岛的集体游泳、各类自发的游行示威等，通过民众为争端问题做出的各种努力来表现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如表2所示）。

通过以上关于俄日、韩日争议领土舆论报道的整理，我们可以看出俄、韩两国高度关注领土争端问题，并在舆论引导媒体环境方面有着显著共性：

（一）加强国家领导人针对争端领土活动的报道，着力提升国家形象。国家领导人的活动代表国家的重大利益，国家领导人的形象代表国家的形象。在俄日领土争端的报道中，俄罗斯关于领导人活动的中文报道为12篇，其中梅德韦杰夫视察南千岛群岛的照片被评为2010年度俄罗斯最佳图片新闻；韩国领导人关于争议问题的中文活动报道为5篇，随即公布李博明登岛行为使他的民众支持率上升9%，大力通过国家领导人的行为诠释国家形象。

（二）对争端问题的报道都基于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整体提升本国舆论的公信力和影响力。主流媒体和主要舆论环境都是把本国利益放在首位。国家利益的保证离不开国家形象的树立，俄罗斯政府加强官方对媒体的投入和控制，清理寡头资本、改革传媒体制，使传媒成为“国家的服务者”，〔3〕曾经仅为无序的利益纷争之下的寡头媒体转变成政府可控民主的状态。韩国的主流媒体也是大力提倡本国对独岛的，评论宣称独岛为本国所有的报道常常出现。同时，两国都强势宣称本国对争议岛屿的，主导性舆论报道中没有一起报道谈及本国在对日领土争端中的劣势，充分显示两国的舆论报道处于舆论可控状态。

（三）确立争端事件报道的时效性和常态化，积极展开媒体外交。新闻报道是俄、韩关于岛屿争端舆论引导的主要手段，通过报道内容的筛选，表达国家统治阶级的意见，收集社会意见领袖的意见，逐步通过新闻舆论的引导，完成社会舆论的关注和认可过程。英国曾作出全球主要语言的“全球影响力指数表”，假设英语为100（100为英语在1995年的影响水平），第二位的德语只有42，汉语为22，俄语只有3〔4〕。基于全球语言环境的客观事实，俄、韩充分利用驻外新闻社报道本国立场和国民活动，营造国际舆论环境。比如，俄罗斯先后创办英文版平面媒体《圣彼得堡时报》和电视英文新闻频道“今日俄罗斯”，积极宣传国家领导人的各类活动，让促使国家强大、深受国民信任的普京形象深入人心，这样“举国万众一心”的舆论氛围给提升俄罗斯国家形象，创造积极主动的国际舆论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四）基于不同文化传统采取相应舆论引导策略。俄罗斯民族横跨欧亚大陆，地缘因素使俄罗斯民族受到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的双重熏陶，形成独特的文化特质。据俄罗斯官方统计，目前俄罗斯新闻网站的访问量居各类网站之首，俄罗斯人正在形成“早上看报纸，晚上看网站”的新闻阅读方式〔5〕。因此主流权威媒体借助这个调研营造俄罗斯人易于接受的舆论氛围。首先，重点报道国家领导和官方活动，大力强调对争议岛屿的军事投入和外交举措，积极展示国家的自信形象；其次，迅速对日关于争议岛屿的相关舆论进行舆论反应，强烈宣称意识，潜移默化的强化民众对南千岛群岛属于本国领土的认知。韩国的舆论引导突出表现为对文化传统的研究和利用。第一，设立研究基地、加强对独岛问题的研究，寻找更多的历史依据和法理规则来加强对独岛的要求；第二，积极报道国民活动，激发全国的民族情感，比如独岛诗歌的刊登、集体付岛游泳的报道、海外学子的游行示威等。

三、俄、韩对日领土争端的舆论策略对中国处理领土争端问题的启示

俄、韩对日领土争端的舆论引导实践证明，主动引导热点舆论与国家主张的舆论紧密结合，使其发展成为主导性舆论，对于长期的领土争端问题的解决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正如强调，“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不仅需要一个良好的国内舆论环境，也需要一个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6〕具体而言，俄、韩对日领土争端的舆论策略对中国处理领土争端问题的启示如下：

（一）通过寻找历史根据和创造友好国际传播氛围来保障国家信息主导权。领土争端历来是国家重大利益报道的热点问题，由俄日、韩日领土争端问题的中文报道来看，启发中国解决领土争端问题的主导性策略为：加强对话和协商来解决问题，遵循国际法规则来处理争端。首先，对我国争议领土的基础研究应该给予重视，组织专家学者从历史、地理、法理、政策等多方展开深入研究，不断寻找有利我国领土争端的历史根据和法理支持，提升报道内容的广度和深度；要注意研究国际方面的最新情况，及时对对立观点进行反驳。其次，及时公开重要信息，特别是经济、政治、外交、军事等关于争议领土的重大举措，第一时间进行国家主导信息的，含蓄适量、潜移默化的引导舆论。需要注意的是，民意舆论在当今传播方式多元的今天对稳定社会起着重要的作用，要获得公众对国家处理争议问题的广泛心理认可，开展舆论监督、民意舆情观测是非常必要的，通过吸收民智和体现民意放大主流舆论〔7〕。最后，积极创建友好国际传播氛围。领土争端问题不仅涉及争议双方的国家利益，往往伴随复杂的国际利益争端和战略需要，涉及多国之间的博弈。我们要重视中国英文媒体的建设，积极利用影响力较大的《中国日报》、《21世纪报》等英文媒体宣传友好的中国形象；要紧密关注国际对领土争端的舆论热点、监测舆情，依据事实、客观准确的表达国家观点。要积极在国际上宣传中国对争议领土，比如通过国际会议上的发言、宣传材料的编印、官网上材料的下载等方式来捍卫；充分调动我国港澳台同胞、海外华人和国际友好国家的力量，形成合力来宣扬我国领土意识。

（二）通过国际宣传和国内教育宣传相结合来提升国家影响力。国家领导者的行为从一定程度上代表国家的形象，因此要重视国家领导对争议问题的活动报道，既要注重中国以外交、军事等部门为主的官方活动报道，也要关注中国民间活动的相应报道。同时，针对日方关于领土争议活动报道作出及时有效的回应措施，积极主动地展示形象，强化。同时，中国国内教育需要多元，因为群众意见与政府意见之间、不同利益主体之间、不同价值取向主体之间，肯定存在多种分歧，只有引导各种意见向主导意见靠拢，才会推进争议问题向有利国家利益的方向良性发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当代处于新媒体时代，舆论传播方式交互多向、舆论格局复杂多元，社会公众既是信息接受者也是信息者，因此要做好中国主流权威媒体与其他媒体之间的交流、做好主导性舆论和其他社会舆论的互动，“充分利用主流，积极疏导支流，有效防范潜流，果断梳理暗流”〔8〕，利用中国主流权威媒体强大的公信力和传播力，有效发挥舆论引导作用，使社会舆论与国家的重大利益问题和谐一致。

（三）通过国家形象建构和民族性格塑造相结合来增进国家文化“软实力”。一个国家的发展，取决于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综合实力。多元文化并存是21世纪以来的国际实情，是全球化、时代性、民族性的共为结果，它的本质是不同文化间的对话和协商，然而西强我弱的舆论格局没有根本改变，美国“舆论同化”的作用非常强〔9〕，在关于俄日、韩日、中日领土争端等问题上不时有美国的介入，因而取得涉及国家重大利益的相关信息主导权非常重要。要把建构国家形象和塑造民族性格相结合，维护主流文化意识和主流价值观，增强国家的“软实力”，引导民众的国家认可度，有针对性地选择宣传策略。比如中国应该重视追踪国民心态的变化来调整舆论引导策略。2012年4到5月，日本非营利组织——言论NPO与中国某媒体曾共同进行一项民意测试，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人对日本“印象不好”的选择为65%，日本人对中国持否定态度的为84%。在谈到两国关系时，近七成日本受访者（69.6%）和过半数中国受访者（51.4%）都认为两国关系的最大障碍，是“领土争端”。日媒据此评价，“两国民众的直接往来并不频繁，可见彼此的国民性印象有着浓重的媒体色彩”。〔10〕因此中国针对领土争端问题的报道策略非常重要，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舆论引导：第一突出热点引导，长期性、常态化地关注和报道领土争端问题，并与建构国家形象密切联系；第二注重评论引导，从官方活动、民间行为、专家认定等方面肯定争议领土的；第三强调典型引导，追踪报道民间各类护岛活动来强化民众对独岛的认知。

〔参考文献〕

〔1〕邓杰，张照东.国际法〔M〕.兰州大学出版社，2007.119.

〔2〕〔8〕唐卫彬.舆论引导：新媒体时代领导干部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

〔3〕杨青.21世纪初危机应对中的俄罗斯国家形象塑造〔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2，（3）.

〔4〕王晋军.英语全球化语境下的民族身份构建〔J〕.天津外国语学院报，2003，（1）.

〔5〕王磊.俄罗斯新媒体现状及对俄传播〔J〕.对外传播，2012，（3）.

〔6〕.坚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宣传思想工作　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科学理论指导和强大舆论力量〔N〕.人民日报，2003-12-08.

〔7〕丁柏铨.新形势下提高舆论引导能力研究论纲〔J〕.当代传播，2009，（3）.

社会现象议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手机报在 中国 正以燎原之势迅速扩散，面对超百的年增长率，移动运营、服务以及内容提供商们竞相进入，希望能迅速抢夺这一市场。研究选取了19名调查对象，结合前期观察进行了半结构式的深度访谈，试图通过定性方式，结合“议题融合”理论来对北京市居民的手机报使用进行初步解释。最终发现，手机报既为读者设定个人议程，也帮助人们摸索（test）及再造（reproduce）话题社区(topic community)的群体议程。不论是信息富有者（information rich），还是信息贫穷者(information poor)都通过它与话题社区进行着融合，不同的是，信息富有者以独特的“回归”形式返归群体，被动中依旧包含着积极的信息索取，而信息贫穷者则通过最低限度的信息输入与输出维持着群体交流。宏观上，融入群体包括三个步骤：塑造形象，测试话题受欢迎测度，确认及再造群体议程。手机报和 网络 的微观互动是对个体融入群体宏观三步骤的圆满和助推。虽然帮助个体融入群体，间接实现社会化这样的社会在其他媒体中也能找到，但在手机报上被发现还是首次。

abstract: mobile news has been a market favor recently. mobile operators, services providers and content providers are all entering the market for easy share. in comparison with marketing enthusiasm, coolness of the academia is a little outdated. market reports include nothing but customers’ income and cpi while papers are talking about complaints on tech-inadequacy made years ago. mobile news catches their eyes only for it is commodity and service.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is side of coin is overrated while the other under. mobile news is more of a piece of text to be consumed meaningfully than a commodity for sale. to spotlight the whole research, this paper introduces “agenda-melding” theory, which derives from “agenda-setting” theory but inherits more sociological traditions. it believes that media use helps people meld their agendas with that of groups. then it comes up with several research questions, that is, what people get out of reading mobile news, which group they meld with through mobile news reading and what separate mobile news from other contemporary media and if there is any interaction between them. after conducting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a total number of 19, the result and analysis part starts with peoples’ perception of mobile news. people like its concise and precise text and get accustomed to a habit of passive and asynchronous reading. in other words, people research on interested topic of mobile news and join public discussions so as to be part of topic community, which bring sense of togetherness. media functions as skin, helping individuals to sense the environment and holding them from dilapidation. however, this is the very first time we find that on mobile news.

key words: mobile news/mobile newspaper/mobile paper; agenda-melding; topic community; social interaction

一、手机报的定义、要素及 发展

据中国最大的移动运营商中国移动上统计，目前手机报的付费用户已经超过四千万，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68%(china mobile,2008)，它惊人的市场扩散已经吸引了业界和学界的双重关注。在手机报带来巨大市场收益的同时，对它的研究却稍显单调。本文通过对现有手机报研究 文献 的进行初步分析发现，业界集中分析着手机报的市场扩散，而学界多从内容产业链，技术更新，盈利模式三个方面切入，无论是前者强调的用户对手机报的采用（adoption），还是后者站在传者（sender）角度进行考察，都只注意到手机报的商品（commodity）和服务（service）属性。与此同时，外文文献则局限于手机制式的不同，或因年代久远，并没有真正考察到中国手机报的近期使用情况。

也正因为如此，本文针对手机报的文本属性展开了研究，作为待消化吸收的文本（text），手机报兼具报纸信息全面和手机便携、可移动实时接收新闻的优势。读者对手机报内容的内化和消费、手机报在读者日常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手机报区别于其他媒体、让读者对它青睐有加的原因等都成为了本文本次研究的着力点。

中国大陆手机报始于2003年7月18日北京好易时空公司和中国妇女报联合推出的《中国妇女报•彩信版》，它采用包月订购的方式，每月费用20元（陆云红，2005），年费为240元，比纸版《中国妇女报》高出53元，这样的手机报纸当时是仅面对小众推出的，但时隔5年，手机报已在各运营商的年度财报中成为“广受瞩目”和“发展迅速”的业务：据中国最大的移动运营商??中国移动有限公司2008年的中期报告显示，手机报付费用户超过4024万户（china mobile，2008）比07年同期增长了168%。在中国手机用户达6.01亿之际(china mobile,2008)，除去数量庞大的体验用户群体，即以套餐的形式接收手机报的读者，如中国移动的“动感地带”和北京联通的“新势力”用户，尽管市场渗透率还不是所有手机业务中最高的，但手机报的读者数量也“已经超过了任何中国任意单一平面媒体的发行量”（王建宙，2007）。至此，手机报惊人的市场扩散和丰厚的行业利润已经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商界目光，与此同时，它也为学界关于手机是否成为“第五媒体”的讨论引进了新的内容 (成文胜,2005)。

本文认为：就媒介形态而言，手机报是用户以手机为终端，阅听由专门的新闻内容机构定期或不定期的，可以由文本，图像，声音和网页多种形式呈现的手机信息。就服务而言，手机报是一种由专门的新闻内容机构与移动运营商联合向手机用户提供的资讯类移动增值服务。

二、从“议程设置”理论到“议题融合”理论

“议程设置”理论最早是由麦克姆斯（m. e. mccombs） 和 肖（d. l. shaw）于1972年在《舆论季刊》上发表的《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提出，它在选民对当前问题的判断与大众传媒反复报道和强调的问题之间发现了一种高度的对应关系。因此他们认为：大众传播有着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salience）的方式，影响人们对周围世界“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

尽管第一次的理论提出是以验证大众传播对受众“有强效果”而闻名，但之后的研究在逐渐加入时间，空间和人口统计学等变量后，发现媒体对受众的强效果不再那么“明显和直接。” 这是因为“议程设置”理论实际上没有延续之前的研究传统??将“个人 政治 态度形成与媒体、与社会互动”联系起来看，如群体归属(berelson, 1966)、二级传播中政治领袖的影响(katz and lazarsfeld, 1955 )等。麦克姆斯（mccombs）和肖（shaw）在1976年的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没有明确政治态度、不属于明显政治群体的个人”，它把原有的“二级传播“模型简化到只剩两极??媒体和个人(mcclurg, 2004)。这使得议程形成机制得以发挥作用、并表现显著，但它对“媒体如何影响归属于各群体中的社会人”这一问题的回答终究是不完整的。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1999年肖，麦克姆斯，韦佛还有海姆（b. f. hamm）一道发表了《个人，群体和议题融合：社会分歧论》（individuals, groups, and agenda melding: a theory of social dissonance）(shaw, 1999)，这是继“议程设置”提出27年之后，又一次具有纪念意义的理论进化。

“议题融合”理论认为个人加入群体在某种意义上是通过加入群体议程来完成的。个体通过一定的“媒体”来和希望归属或已经归属的群体发生联系，这个“起连接作用的媒体”（medium of connection/communication）可以是人，更可以是一般的大众媒体。通过这一“媒体”，个体得以全面了解该群体的议程，在将个人议程与该群体议程最大化地一致后，完成对该群体的归属，进而实现宏观的社会整合。“议题融合”的6个阶段包括：渴望加入群体、对于群体议程的了解程度、需要引导、使用媒介、第一层议程设置和第二层议程设置。

这6个环节中，使用媒介是最为显性、最易于考察、也最引人注目的环节。作为研究美国新闻史的专家，肖（d. l. shaw） 针对这一环节提出：媒介发展史上，不同的媒介使用对应的是与不同的群体的“融合”(shaw, 2006)??他的观点亦得到了其他文献的佐证??在报业时代，人们的地域观念明显，对当地或全国产生归属(palmgreen and clarke, 1977; jeffres, 2007)；在杂志时代，人们以阶层划分群体，像中产、小资或白领、蓝领；在广播和电视时代，人们成为大众，各自观影或收听，冥冥中以分散离质的形式构成整体；在新媒体时代，人们以空间作为区隔，更多是以虚拟社区（virtual community）的形式集结(rheingold, 1993；rheingold，2003)。

虽然“虚拟社区”这一概念，是由雷金德（rheingold, howard）于1994年在其同名书籍《虚拟社区》(the virtual community : homesteading on the electronic frontier”)(rheingold, 1993；rheingold，2003)中提出的特别强调它是“人们因为长时间参与公共讨论，迸发出足够的群体归属感，进而形成的具有个人意义的网络集结” 。

但现在看来，这一最初的定义已稍显拘谨，因为“虚拟社区”一词时兴之后，它已经被用于泛指所有“不以职业、 教育 等专业流为目的，使用包括新闻组、电话、电邮、sns网站（社会网络网站）和即时通讯（im, instant message）等区别于面对面交流的在线方式来构建个人网络的群体所形成的社区。”如果交流的载体仅限于互联网，那么这种社区还可以被称为“网上社区”（online community）。现在使用互联网构建虚拟社区的标准已经越来越宽泛，观摩或参与 bbs 上的论战，关注类型化的论题，使用搜索引擎就特定的字符进行搜索，再进行相应的资料收集与整理等行为都被算作对虚拟社区的融入。宏观来说，只要是在使用互联网，不论是简单的观影行为，还是参与特定的讨论，都可以被看作是在融入和构建着一定的“虚拟社区”。

话题社区（topic community）中的社区的概念脱胎于“群体”（group），群体是便利的消息来源，与此同时，他为个体设置着群体议程，允许并鼓励个体在交流过程中逐步摸索、遵守并再造出这一议程。实现对群体议程的同一也就是实现了对群体规范（norms）的同一，因为话题社区、群体议程只是群体、群体规范的表现形式之一 。基于此，本文的“话题社区”指：“个体因为话题而自由集聚，积极参与面对面的讨论，不受地点和人员限制的灵活群体”，它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它基于面对面的交流，区别与任何借助媒介的交流形式，如电话、即时通讯。

基于前期观察发现，它主要是以聊天的形式面向周围的朋友、同事及家人进行的口述。既然是口述，一定是在真实的情境（context）中，而且少不了你来我往的意见互动，也少不了配合谈话的肢体语言。更重要的是，面谈非常强调成员间的有效互动，不论是个人发表意见，还是集体共鸣，都是为默默寻求和达致团结（sense of togetherness）。

第二，话题社区成员不固定。聊天、交谈需要至少两个人，却没有上限。可以是七八个人的大讨论，也可以是两个人的简单对话。参与的人数和成员相当随机，取决于当时的情境，同时也会受话题内容的影响。

第三，发生的地点移动、不固定、可以变更。不依赖于特别的物理环境，更多还是取决于参与讨论的人员与具体情境。可以是在办公室闲暇时间的讨论，也可以是午饭时间饭桌上的即兴对话。

第四，话题社区隶属于次级群体（secondary group）。因为话题社区形式松散，且没有强制性，成员可以在适当时选择自主参与或退出。简言之，讨论的参与者多是因为话题而聚到一起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临时形成的人员“集合”并不仅仅是为了参与谈话，更多时候是因为参与者们一道隶属于规模更大、目的性更强、分工更明确的群体——公司部门、学校班级抑或兴趣协会等，也就是谢尔夫（muzafer sherif）定义下的“次级群体”。

第五，它有一定的持续性，但周期往往不长。话题社区因谈话及讨论的兴起而浮出水面，让人强烈地感受到某种意义上的团结（sense of togetherness），但亦会随着讨论的结束而再次显得飘渺。面对面的对话不可能一直持续，再加之话题社区形式松散和人员参与随机，所以它在生活中频频出现，但每一个的周期都不长。另外，次级群体不同于初级群体，本身并不长久，就像公司人员会流动，学业结束学生会离散，话题社区隶属于次级群体，其生命周期可见一般不会太长。

三、研究问题

首先，手机报以手机为载体，完美地体现了手机便携、可移动、实时收发的功能，可以帮助用户打破时空限制，实现随时随地阅读新闻的愿景，可以猜想，它一定有着跟传统报纸迥异的阅读习惯；其次，内容上依附于传统新闻机构、由内容供应商炮制的手机报，播报内容包括国际国内时政，还有地区新闻，更可以根据用户需要单独订制 体育 、财经、娱乐等版块，横跨传统报纸、杂志、甚至广播（如互动声讯ivr）三界，用户对文本内容的消费及内化一定有着区别于其他媒体形式的显著特点；最后，现在的人们可以便利地接触到网络，自主收集信息，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对手机报的使用，手机报内容短小综合，它在信息过量的今天，如何帮助人们缓解自身的信息压力。如此一来，不仅肖（shaw）提出的“媒介对应群体”无法在手机报上硬性套用，更无法简单判定手机报的使用给当下人们的人际与社会交往带来了何种影响。针对以上几方面的疑问，本文试提出并回答以下两个最主要的研究问题：

rq1：手机报用户有着怎样的阅读习惯，又是如何消化它的内容的？

rq2：手机报用户通过阅读手机报最终与何种群体发生了怎样的“议题融合”？

四、研究方法

首先是前期准备中研究对象的选取。虽然定性研究不强调样本，但为了最大限度地保证解释力，本文还是参阅了部分社会学文献，选取了五个人口统计学变量——年龄(刘德寰，2007)，性别，职业（张文宏，2004），教育程度及收入（李煜，2001），采用目标抽样的方式，在尽量避免样本同质重复的基础上，找到了19名访谈对象。

其次是手机报的选取。在发展“议程设置”理论的过程中，有研究指出要完整地体现议程设置的效果，选取的大众传播媒介需要满足“信息多样”和“受众广泛”（shaw，2001）两个特征。除此之外，本文结合上文对手机报的定义，选取了北京地区，播送信息最多样，订阅量最大，而且订阅人群异质度最高，并采用彩信形式定期发送到用户手机，用户可以实时接收，然后非同步阅读的??中国移动的《新闻早晚报》和北京联通的《百姓身边事》为手机报调查对象。

之后是深访，在前期监测结束不超过7日的时间内本文对19名研究对象分别进行了深度访谈，。访谈全部采取了面对面的，半结构式的对话方式。所有对话录音均已被笔录为文字稿件，引述部分在文中以双引号注出。需要声明的是，本文的发现是基于定性访谈，所得结论也仅适用于所有访谈对象，对本研究之外的其他对象并不一定适用。

五、研究发现与分析

虽然采用的研究方法是深度访谈，而且文章也不旨在验证理论，但研究确实在议题融合理论的帮助下发现：手机报既为读者设定个人议程，也帮助人们摸索及再造话题社区的群体议程。不论是信息富有者，还是信息贫穷者都通过它与话题社区进行着融合，不同的是，信息富有者以独特的“回归”形式返归群体，被动中依旧包含着积极的信息索取，而信息贫穷者则通过最低限度的信息输入与输出维持着群体交流。

首先，用户对手机报有着普遍认知还有前期的媒体定位，即进行所谓的媒介分工，这是手机报使用的先导。访谈发现用户大多认可手机报的“综合提示”作用，这为后面阐述它的被动阅读及与网络互动打下了有力基础。

其次，用户日常生活中对手机报的阅读习惯，是针对手机报媒体形式的使用，尽管区别于对具体内容的消化，但毕竟是手机报阅读的开端，也是对研究问题一的集中回答。这其中“被动阅读”和“延时阅读”最为显著。手机报使用中最重要的是它的信息输出，访谈揭示，手机报最大的用处就是“贡献话题”，它提供线索，促成手机报与网络的互动，深化信息，这些都是为“手机报帮助用户融入话题社区”打基础的铺路石。

（一）被动阅读

手机报阅读区别于其他媒体使用的一大特点就是它的“被动阅读”，这里面有手机报自身设置带来的“无奈”，跟手机私人属性强、手机报内容短小有很大关系。被动阅读在手机报的阅读习惯中是特有的，而且是极其显著的，因为这一 “媒体形式”上的特别习惯，最后影响到了对“内容”的消化，简言之，被动阅读的习惯让手机报内容有了强告知的能力。

首先是具有欺骗性的“信息提示”。手机报在成功送达之后，跟普通信息一样，手机会发出“有未读信息”的铃音提示或开始振动。一般情况下，用户会以为是电话联络簿上的联系人来信，预期是私人短信，很快会拿起手机，查阅收件箱。

“它有一定强制性，它以短信形式发到你手机里，你首先想看一下，想知道是不是你朋友发过来的，跟你生活有没有什么关系，结果一看是手机报。”（访谈对象 13）

其次是被牵着走的“内容翻阅”。手机报目前的版式是一份十页，每一长页可以包含长则三条、短则两条消息。要想每条都覆盖到的话，就需要一直摁着下行键直到每页见底，然后再摁右行键翻页。因为一屏最多只显示一条信息，所以如果一味的向右翻，会错过长页下面的信息。经常的情况是，在被“诱骗着”开了手机报之后，天气预报和大标题推介映入眼帘，这时候要想看标题对应的内容，就得顺着页面下行再翻页。即使是碰上连大标题都不感兴趣的情况，要立马关上，也是看过了标题之后的情况，所以多多少少会被“灌输”些内容。

最后只好习惯“完全覆盖，拓展阅读”。被诱导着打开手机报，看了第一页之后，又被“非友好界面”牵着走的用户在不长的时间内也都基本适应了手机报的格局与阅读习惯，更有一些用户化被动为主动，直接表示“原来需要忍受这样的页面设置，觉得它不人性化，但后来发现都读下来也就习惯了，反正它不长”。

“既然上msn、qq，目的就不是看新闻，所以弹窗就是瞟一眼，除非十分感兴趣，再点开链接看，但是点开链接看的概率很小。然后手机报是，即使自己不太关心的，都会一个接一个的读下去。我也不知道是习惯了还是为什么。”（访谈对象17）

手机报精简的行文，生涩的页面反而让一些读者有了读“自己平时一定不会看”的内容的机会，间接地促成了他们“拓展知识面”的机会。这为后面个体寻找话题，参与讨论，融入话题社区（topic community）提供了契机。本文在后面分析“手机报阅读与网络使用的异同”时，将进一步阐述手机报的“被动阅读”为用户融入“群体议程”作出的贡献。

（二）延时阅读（asynchronous reading）

手机报与 电子 邮件一样，有着可以延时阅读的特点，它不要求收件人在收信的当时即进行操作，让收件人可以充分自主地安排时间，再在适当时予以阅读或回复。手机报在推广伊始并不以“延时阅读”作为卖点特点，读者也都大多冲着它的“短小精悍、方便快捷”进行订阅。但在长时间的使用之后，它的“延时阅读”功能甚至赶超了“短小”，成为用户黏度的最佳代言。

在收到手机报时，细心的用户即使不受“铃声诱骗”，发现来的未读信息是手机报而不是私人短讯，也不会任由手机显示有“未读邮件”，会主动将其打开，让收件箱保持“畅通”。访谈对象都表示，这样做既是为了不让手机显示“有未读邮件”，免得不经意瞧见手机时，发现有“新邮件，未读”的标志而空欢喜，也是习惯了在粗略浏览手机报标题后，将其留至空闲时间再重新仔细阅读。这样一来，手机报的接收、阅读、重复阅读乃至后续的保存与删除常常被分隔在了不同的时间段来完成，真正实现了“非同步阅读”。

延时阅读的具体做法主要分为三个环节：第一，打开放着，收到时的第一次粗略浏览。第二，重复阅读，空闲时的第二次细致阅读。第三，不看不删，阅后即删。

“会有落下（没看）再又补上的情况。如果没看的话，我不会删。我看了之后才删。一般情况下是看完立马删，但要觉得有用的，怕自己忘了的，然后希望跟朋友交流的，我会留着，等这一拨聊过了，再删掉。”（访谈对象17）

这样“阅后即删”与手机报自身“浅显易懂”的报道风格也是分不开的，很少会有读者在第一遍浏览，第二遍仔细阅读之后再继续反复看手头手机报的情况，除非出现了像访谈对象17提到的“暂时留存”。手机报新闻固有的时效性，让它过时即失去原有价值，另一方面，它内容浅显有限，即使能够帮助个体融入话题社区，也无法带来深度分析或更多的新鲜度，所以会在用户“聊完这一拨”之后被立马删掉。

（三）最大的信息输出——贡献话题

手机报内容单薄，又难逃新闻时效短的命运，不会长时间存留在手机收件箱中。要以自编短信形式转述给亲友也是费时费力，所以不在多数。尽管如此，手机报在带给受众个人有效知识的同时，依旧带来“分享和交流的欲望”：

“我觉得它有共享的价值，有娱乐性。如果我告诉给别人，别人知道，我们谈论起来比我一个人知道更有趣。”（访谈对象 12）

这时手机报最大、也最直接的信息输出方式浮出水面——为公共讨论贡献话题：

“我会看一看，然后想起来就讲给别人听。大家share (分享)一下，最后会引起全场共鸣也说不定。”（访谈对象 13）

这同时也是“手机报能够帮助个体融入话题社区”的伊始。除了分享的快乐，手机报作为话题的输出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谈话的公共性，有着较高的开放程度，也相对安全，这样参与者就成功避免了将谈话转至私人话题的尴尬境地。普遍的看法是，讨论公共事件和公众人物时，自己的言论总来的比评论同事、朋友的安全。

“跟同事，大家关注公共的东西会多一点，因为你跟同事不可能掏心掏肺去聊那么多私人、感情的事，也会很尴尬的。我们也会聊名人八卦，无伤大雅的，不会涉及到具体细节或是私密。其它民生的新闻我们也会讨论。”（访谈对象13）

（四）手机报的功能

就概念而言，“功能”不等于“目的”，手机报用户对手机报都有着明确认知（详见“认知”一节），对比手机报和其他媒体的优势时更对它们有着清晰定位（详见“延时阅读”“用 网络 填平信息真空”两节），这些都表明手机报用户多是通过有意识地使用手机报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因此，这些目的也是手机报定能达成或实现的“功能”。

个体通过阅读手机报，获取群体议程，进而通过公共讨论融入话题社区，这是本次研究最核心的发现。这一“议题融合”过程除了需要微观的“手机报与网络互动”来助力，还是分步骤的：手机报用户明确对手机报的认知，知道“手机报能帮自己塑造形象”，然后他通过“测试话题的受欢迎程度”来确定群体议程，为的是“巩固和再造群体议程”，在实现与话题社区的融合后，最后和更大范围的群体“社会”完成融合，促成“个体的社会化”。

第一，塑造形象。个体通过阅读手机报，可以摄取知识，积攒话题，进而塑造自己在群体中的形象。这和前面提到的认为“知晓新闻就等于有知识”的刻板印象是分不开的，但手机报的确因其“简短综合”帮不少生活节奏快、工作繁忙的人找到了塑造形象的快捷径。

“因为作为大学生，跟人谈话，不可避免要涉及到当下的时政热点、民生、大家关注的东西，要是你一点谈不出来，会显得很没有涵养吧。我们现在连纸媒已经不接触了，要是再不上网、不看手机报的话，那就显得太与世隔绝、闭目塞听了。”（访谈对象12）

“我接触最多是白领，白领需要知道一定量的新闻，一方面是来充实自己，另一方面她们需要知道这些信息来让别人觉得自己懂很多。别的人群用不用（手机报）我不是很清楚。”（访谈对象13）

第二，测试话题的受欢迎程度。手机报综合多样的新闻内容让个体有机会接触到自己平时不太可能会关注的内容，它的被动阅读更是有着强告知效果，这让了个体有了可供群体挑选的话题素材。面对群体的“话题筛选机制”，成员多用“撞”的方法来测试议题的受欢迎程度，在一次接一次的试探中收获共鸣抑或冷场，最终提取出群体议程。

“有一次手机报上的消息是‘北京地区所有京籍学生学校要推荐保就业’，这个时候有一个北京（籍）的女生就跳起来说‘北京学生什么什么’，但很不巧的是，她旁边左右两边都是‘非北京籍’的，大家都回应说‘太欺负人什么’，然后这女生就讪讪地坐下了。这个大家其实是会分辨的。就是要从你不太兴趣的里面拔一条感兴趣的出来，可能大家兴趣点不同，比如说我以前也会把自己感兴趣的大声念出来，碰上大家没反应的情况，大家‘哦，那样’不是很感兴趣，就过了。每个人兴趣点不一样，所以需要经常找出这种东西，大家share分享一下，最后会引起全场的共鸣也不一定。”（访谈对象13）

“读手机报是自身的乐趣，算是一方面的修养，可能更现实一点的就是让大家聊天有共同话题，你哪方面都关注，至少其中一方面会用得到吧。”（访谈对象17）

第三，巩固和再造群体议程。通过测试，群体成员会逐渐发现群体中“受欢迎”的议题和“不受欢迎”的议题，这样一来，在阅读手机报，浏览其他媒体，收集信息时也会开始有意识地进行甄别，就算不是自己最感兴趣的话题，也为因为群体喜好而有所倚重，为的是在参与讨论时能顺利融入“话题社区”。

“女同事聊的不是八卦就是最近听的 音乐 ，还有榜单、排名。如果能知道榜单的话，聊的时候，不会没有共同话题，也不会听到一首歌不知道它是什么，更不会让人觉得你跟她不是一国的。现在我周围人生活范围太狭小了，她要是没有这些，很容易把谈话的对象转移到身边的同事身上，我本身不喜欢八卦或榜单，但在这么小的工作环境里，难免被同化——就事论事，聊音乐就聊呗，也避免她们最后把别人的私事当谈资。”（访谈对象18）

“我不是关注八卦的人，但又不想大家谈的时候我特别out（离群），像我一点不知道似的。像在其他媒体上，我就不怎么看八卦了，又不是我特别感兴趣的。”（访谈对象5，不喜欢八卦，但会留意手机报上的八卦版面，以维持最低限度的“群体同步”。）

第四，最终在手机报的帮助下融入社会。阅读手机报可以帮助个人融入话题社区，进而实现与群体的整合，达成“个体的社会化”，这也是依照前面几个步骤逐渐达成的。回想起来，那些帮助个体完成群体融合、继而实现“社会化”的话题实际上是通过了话题社区的“内容筛选机制”的内容。也就是说，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没有被选上的话题，乍看之下，它们经由个人阅读，也经历了网络互动，得到延展深化，但因为落选好像跟“报了废”无二致，实际上并非如此，读者们已经自觉地把阅读新闻理解成了“社会整合”的一部分——不论有没有被话题社区采用，他们自发认为，只要阅读新闻就是在融入“社会”这一大群体。这时，可以发现，融入话题社区其实是社会整合的组成部分，只不过相较之下，它在手机报的阅读中来地更加真切、主动以及明显。

“我觉得 现代 人，上班每天，有些什么大事不知道会挺奇怪的，太离群了会，好像你总得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吧。昨天飞机失事，今天大家都在说这个事，你要发现自己不知道会觉得不 自然 。”（访谈对象10）

“新闻时事可以不用立刻知道，那也不能过了十天你才知道这件事吧。还是会有影响，对社会时事不了解，还是不行。不关心新闻的人没法生活在社会上。”（访谈对象15）

一言以蔽之，手机报能帮助个体适应快节奏的生活，让他们只用很短的时间内就摄取各个方面的新闻信息，完成对周遭环境的高效监控。最重要的是，手机报仅以信息提示的形式，就让读者可以成功地提取群体议程，实现对话题社区的融入。这一过程与“个人形象”“群体议程测试、确认及再造”都是分不开的，而“手机报与网络”的互动更是这一融合中显著且不可或缺的组成。

六、结语

值此，将手机报的认知，手机报的阅读习惯，手机报的内容消费及内化，还有手机报的功能中最为显著的部份综合起来即是：用户对手机报的简短综合不仅毫无诟病，更将其作为信息过量时代有效的线索及提示。也正因为它短小而且随手机移动，所以用户只利用边角零碎的时间也能覆盖自己不上网时，或是上网时没看到的信息。之后，他们与网络互动深化信息，再完成信息输出，在融入话题社区时实现信息的升华，或者，即使他们不与网络互动，手机报也让他们维持最低限度的信息输入，保证公共讨论中的话题同步，最终实现与话题社区的融合。虽然媒体能够帮助个体融入各式各样的群体，如全国及地方性报纸让人们在意识上形成对全国与地方的区隔，但像手机报这样促成现实中面对面的话题社区，而且还包含了与其他媒体的互动，尤以互联网最为显著，这还是首次在研究中得到证实。

[ 参考 文献 ]

[1] berelson, bernard reuben, paul f. lazarsfeld, and william n. mcphee (1966). voting. a study of opinion formation in a presidential campaign. phoenix books, p244.

[2]katz, elihu, and paul felix lazarsfeld (1955). personal influence; the part played by people in the flow of mass communications. glencoe, ill: free press.

[3]itu news. /eijiansuo/" target="_blank" title="">eingold, howard(2003). smart mobs: the next social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perseus pub.

[11]rheingold, howard(1993). the virtual community: homesteading on the electronic frontier.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pub. co.

[12]成文胜（2005）. 第五媒体：短信还是手机. 传媒, (03). [cheng wensheng (2005). the fifth media: sms or mobile handset. media, (03)]

[13]陆云红 (2005).手机报的传播特点. 当代传播, (02). [lu yunhong (2005). characters of communication via mobile news.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 (02)]

[14]李煜 (2001). 文化资本、文化多样性与社会网络资本. 社会学研究, (04). [li yu. cultural capital, cultural diversity and social net work capital. research on sociology, (04)]

社会现象议论文范文第7篇

下面结合潘教授的观点，谈谈我对当下议论文教学的反思与探讨。

一、对议论文“要素”的反思与探讨：理论性、逻辑性、概括性

潘教授认为议论文“三要素”提炼不当，那么议论文写作的“要素”究竟是什么呢?议论文的知识体系究竟是什么呢?

记得2002年韩雪屏先生在《语文建设》上发表了《审视语文课程的知识基础》一文后，就引出了对语文知识问题的大讨论。十年过去了，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厘清中小学语文课程需要的知识有哪些，对议论文的知识体系的构建还处于停滞的地步，尽管其中也有许多人作出了探索，出现了议论文的能力训练体系、思维训练体系、目标分类体系、议论文写作范式等研究成果，但这些研究与实验并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可，同时对于议论文写作知识的研究还没有本质上的突破。

那么议论文的“要素”是什么呢?从文体特征和写作的基本要求看，记叙文在于以情动人，使人感动；说明文在于以知启人，使人明白；应用文在于以事告人，使人知晓：而议论文是以理服人，使人信服。

以理服人、使人信服，应该是议论文的基本要素，结合高朝俊教授及相关专家的观点，从文体特征和写作要求看，议论文的“要素”可作如下概括：

(一)理论性。议论文又称说理文，强调文章要说出的是“理”，即要有理论性的观点，也强调文章要竭尽力量说道理，即要以理服人。议论文要从个别的现象揭示事物的本质，要从感性上升到理性，这样的观点才有高度，道理才具有普遍性，才能令人信服。正如列宁在《哲学笔记》说：“罗列一般的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把握事实，那么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都不如。”

(二)逻辑性。议论文要发议论和说道理，它所遵循的是思维的逻辑性、完整性、严密性、条理性，以及推论的合理性、证伪的科学性。在论述过程中，要运用逻辑思维的工具，以概念、判断、推理、比较、分类、分析、概括、综合等手段去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三)概括性。一是对内容的概括性，即要从大量的现象中概括出规律性的东西：二是语言的概括性，即要以概括性的语言来将具体事例、现象等抽象化，而不是作生动的描述。

我以为从内容、思维、语言等方面提炼出议论文的基本要素，易于被老师接受、学生理解，易于在写作中运用。

二、对议论文写作目的的反思与探讨：负责的态度、理性的精神、求真与求善

潘教授认为议论文写作的目的是“求真”，我认为这是议论文写作的较高目标。结合议论文写作教学的具体情况，议论文写作教学的目的应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负责的态度陈述自己的观点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对议论文写作的要求是：“能考虑不同的目的要求，以负责的态度陈述自己的看法，表达真情实感，培育科学精神。”2000年《高中语文教学大纲》对议论文写作的要求是：“能有意识地考虑写作的目的和对象，负责地表达自己的看法。”两者都强调了“负责”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我以为“负责的态度”是议论文写作中“求真”的基本要求。

到了高中阶段，中学生基本完成了心理上的“断乳期”，身心发展已经渐趋成熟，参与社会日渐广泛深入，他们对社会、自然、人生、自我等方面逐步形成了自己的认识与思考。但由于高中生的心智还不够成熟，这些思考和认识又有许多不足，如他们的观点常常情绪化，许多观点不切实际、偏激，因此引导学生“以负责的态度陈述自己的看法”在高中阶段显得尤其重要。

朱光潜先生认为写作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就是“有话必说，无话不说，说须心口如一，不能说谎……如果存心说谎，那是入手就走错了路，他愈写就愈入迷，离文学愈远。许多人在文学上不能有所成就，大半都误在入手就养成了说谎的习惯。”我们看到当下学生在作文中迎合教师、迎合评分标准、迎合政治、迎合时势，说假说、空话，就是不敢说真话，这哪里是什么“以负责的态度陈述自己的看法”呢?

我认为在议论文写作时应特别强调学生“以负责的态度陈述自己的看法”，让他们养成发表观点时不信口开河、口无遮拦，不说“假话、空话、套话”。在网络时代，“以负责的态度陈述自己的看法”更是对一个公民和网民的基本要求。

王栋生先生认为：“写作要有公民意识……公民意识需要我们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高中生写作要有社会性，我们固然要关注社会上的重大事件，表现社会的重大主题，但更要从身边的普通人和日常生活入手，关注社会，关注人生。在这样的社会实践中，一步步增加自己的社会责任感。”这里强调“写作要有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都是以“以负责的态度陈述自己的看法”为基础的。

(二)培养学生的理性精神

德国启蒙运动的思想家莱辛有句名言：“对真理的追求比对真理的占有更为可贵。”写作要达到“求真”的目的，除了培养学生“以负责的态度陈述自己的看法”之外，还要培养学生的理性精神。

我认为理性精神就是客观的依据、理性的怀疑、独立的思考、多元的视野、平等的争论、实践的检验、宽容的激励，还有实事求是、质疑探讨、真诚合作等，而这种理性精神在当下议论文写作教学中常常被忽视。

而国外在议论文教学中都十分关注理性精神。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公立学校英语课程标准(9～12年级)对议论文的要求有：“预想读者可能出现的误解、偏见和期望，从而有针对性地进行论述。”德国的高中课程标准强调：“能以说理的方式表明自己的观点”，以及“能表达反驳性论据，并能有效地用于议论”。加拿大阿尔伯特省的课程标准则强调“欣赏他人思想和表达的多样性”。我们可以看出，“反驳性论据”“欣赏他人思想”等，都是理性精神的表现，也说明国外议论文教学非常强调理性精神。

因此在议论文写作教学上，无论是学生写作前的指导，还是写作过程中的思考与探讨，或是写作后的讲评，都可以通过作文案例，来具体分析学生是否有情绪化、非理性的表达，如果有，努力更改，从而使学生在学习议论文写作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理性的精神，并用理性的精神战胜个人甚至一个群体的非理性的情绪，这样才能加深对社会、事物的认识，才能逐步走向对真理的认识。

(三)议论文写作“求真”也要“求善”

潘教授强调议论文的写作目的是“求真”，我觉得求真之外，还要“求善”。

议论文中的“求善”，就是以一颗善良之心、以悲天悯人的情怀来看待社会人生，是对弱者的同情、对强权的批判、对文明的倡导、对愚昧的针砭、对真善美的讴歌、对假恶丑的鞭挞，等等。

作文如做人，于漪强调“要作好文章，首先要在做人上狠下工夫……尽管现在大家都在提倡创新和求异，但作文中有些精神的东西，是不必质疑的，更是不能失缺的”。她说：“历史上著名的科学家、文学家、史学家，他们的共同之处就是有很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们身上更吸引人的不是其他，而是一种人文精神，一种伟大的悲天悯人的气度和对国家对民族的无限热情与热爱，像杜甫和列夫·托尔斯泰等。而现在的学生如果家里的屋子破了，能自己动手修缮已经很不错了，恐怕很难想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更不可能有‘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胸襟和为理想而舍弃一切的豪情。”我想于漪老师所强调的“做人”“精神”“人文精神”“悲天悯人的气度”“热情与热爱”其实就是人的一颗善心。

在学生作文中，我们要引导学生学会尊重与宽容，例如看待“小悦悦事件”。不是任由学生一味地去批判路人见死不救，而是应该结合当下的社会实际和当下公民的素质，设身处地地去看待路人的选择，理解他们的选择，宽容他们的不足，同时再引出自己对路人及其他公民的期望，希望这样的悲剧不要重演，希望他们有正确的选择与行动，希望网民及社会舆论有正确的导向。这样的表达，才是有一颗“善心”的表现。

三、对“材料意识缺乏”的反思与探讨：积累有价值的素材并适当加工

潘新和教授认为“‘材料’意识，可谓议论体式写作的首要意识”，确实如此。积累材料固然重要，但是积累什么样的材料更重要。我以为有思想价值、有说服力的材料才是有价值的素材。

议论文是要表达作者正确的思想、观念、价值观，批判、纠正别人错误的观点与思想的。有人说，“千古文章意为高”，这里的“意”就是作者的思想，有没有独到、深刻的“意”是区分文章高下的重要方面。只有运用有思想价值的材料，才能有效地帮助作者表达思想，所以积累的材料必须具有思想价值。

议论文写作的目标之一就是以理服人，论据有说服力是首要的要求。那些有影响的事件、公开的数据、经典的名言等可以看成有说服力的素材。

要让素材变成有价值的论据，还要学会加工材料。有价值的材料如同一块璞玉，如果不加工，其价值就不能提升。所谓加工材料，不仅是要除去与观点无关的内容，还要通过分析，凸显材料的思想价值，强化其针对性，从而提升其说服力。

下面试举一例说明对材料的加工意识的重要性。

材料：《老子·道德经》有云：“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从“一切贵在开始”的角度加工材料：“合抱之木”，不可谓不“大”；“九层之台”，不可谓不“高”；“千里之行”，不可谓不“远”。然而，这“大”“高”“远”，都是从“毫末”“累土”“足下”开始的。不自“毫末”，何来“合抱”?不起“累土”，哪来“九层”?不始“足下”，何以“千里”?可见，一切贵在“始”。

从“成功贵在积累”的角度加工材料：“合抱之木”，不可谓不“大”；“九层之台”，不可谓不“高”；“千里之行”，不可谓不“远”。然而，这“大”“高”“远”，都是由“毫末”“累土”“足下”一点点累积而成的。没有“毫末”之积，何来“合抱”之大?没有“累土”之积，哪来“九层”之高?没有“足下”之积，怎至“千里”之远?可见，成功贵在“积累”。

这样的加工就是以多元的眼光来加工材料，使材料与观点紧密结合，从而有效地表达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加强说服力。

四、对“思想方法片面”的反思与探讨：多样性、深刻性、批判性

潘教授认为学生思想方法片面的原因是“‘议论文三要素’的着眼点是论点与论据的统一，而不是矛盾”。这是原因之一，但我认为学生思想方法片面的主要原因在于思维品质的低下。

美国学者唐纳德·奎恩说：“在整个写作中，写作与思维是同时产生的，写作的过程也就是思维的过程。”也就是说只有形成良好的思维品质，才能写出好的作品。

我认为良好的思维品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思维的多样性。“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对一个问题要从尽可能多的角度去思考，才能认识更全面、更透彻。如“小悦悦事件”，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从受害者本人小悦悦看，受害者能否得到及时救助，关系到一个人的生命安危；从小悦悦的父母看，监护小孩子，来不得半点马虎；从十六个旁观者看，救助他人，会给自己带来麻烦，甚至带来灾难；从社会的角度看，当下的社会为什么人们不敢做好人，为什么不敢去救助他人，这是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这样从多个角度去思考，就会形成对“小悦事件”的全面认识。

二是思维的深刻性。就是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能从特殊性看到普遍性，从现象揭示本质。还以“小悦悦事件”为例，透过十六个路人的冷漠，可以发现社会的冷漠。追问为什么，会发现当前社会人们的道德水准出现了较大的滑坡。继续追问，会发现：一是当代社会人们追求物质享受，忽视精神追求；二是做好事会给自己带来麻烦。再追问，会发现社会缺少“好人”的保障机制，做好人的成本太高，好人一旦受到诬陷，只能流血又流泪，这样一来，人们与其多一事，还不如少一事。通过追问，便会把握出现这一事件的原因：社会机制、公民教育、民族劣根性……要解决这样的问题，一是要形成良好的社会保障机制；二是要形成正确的舆论导向，加强对公民的道德教育，提高公民的素养；三是改造民族的劣根性，弘扬助人为乐、乐善好施的民族文化。这样，经过反复的追问，就形成了思维的深刻性。

三是思维的批判性。我以为要有一种质疑精神和否定精神，对问题既不是全盘肯定也不是全盘否定，而是要辩证全面地认识。如2011年江苏高考题“拒绝平庸”，如果全盘肯定，就是要拒绝平庸，人要成为优秀的人；如果全盘否定，不拒绝平庸，似乎是强调做一个平庸的人也是好的。这两种观点似乎都有偏颇，只有带着批判的眼光看“平庸”问题，才可以发现，拒绝平庸、追求卓越是人的一种理想追求，如不能实现理想，做一个平庸的好人也未尝不可，正如古人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如果用辩证的眼光看这个问题，拒绝平庸，但不是拒绝平凡；拒绝平庸，但不是拒绝平常，人可以平凡、平常，但不能庸俗。思维中如果有了批判性，认识问题会更全面、辩证，甚至会出现新知，产生真知灼见。

五、对具体分析欠缺的反思与探讨：多一点哲学思维

潘教授认为学生不会具体分析，导致说理的贫乏，这确实指出了当下学生议论文写作的实际问题。我以为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学生在分析时要运用哲学思维和逻辑思维。

请看这样一个议论文片段：

当翁帆选择了杨振宁，多少人轻易地说“不”?当万科老总王石为赈灾捐款数额不大之时，多少人轻易地说“不”?当范美忠老师说出地震时自己先跑，未救学生时，多少人轻易地说“不”?(如果学生仅仅写到这里，就是现象的罗列，就是就事论事，看似有气势，而实际上没有说服力。)可是有谁规定，28岁不能嫁给82岁?有谁规定，自愿捐款，数额必须达到一个定量?有谁规定，教师不能懦弱胆怯害怕死亡，而必须成为舍生忘死的英雄?(这段文字就包含了几种哲学思想：对立与统一、相对与绝对、现象与本质。)我们羡慕郎情妾意，可是忘年之爱也未为不可；我们尊敬慈善大义，可是捐款也该以自愿为前提；我们崇敬救人英雄，可是救己的凡人也不算可耻(运用了事物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哲学关系来进行推理。)我们可以对他们说“不”，但请不要轻易地说“不”：给他们足够的空间和自由去表达自我，你再冷静想一想，再决定，是“可以”，还是“不”

当我们自觉地运用了哲学思想进行分析，就能发现问题的矛盾，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就能全面深刻地论述问题，就会显露思想的锋芒。

正如著名语文教育家张志公先生说：“无论写什么文章，要写得好，先决条件是具有正确的思想认识、丰富的生活经验、知识见闻，相当的思维能力。”结合议论文写作，这里的“正确的思想认识”涉及写作目的和思想方法；“丰富的生活经验、知识见闻”涉及材料意识；“相当的思维能力”涉及具体分析。如果再加上合理的议论文知识，我们就有可能解决当下议论文“三要素”所带来的弊害。

仅以此向潘新和教授请教，并愿抛砖引玉。

注释：

[1]韩雪屏《审视语文课程的知识基础》，《语文建设》2002年第5期。

[2]高朝俊、邹昭华《议论文的特点——议论文写作漫谈之一》，《全国优秀作文选(高中)》，2007年第3期。

[3]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订《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4月版，第9页。

[4]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编《普通高中语文教学大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5]朱光潜《谈文学》，《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二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277-278页。

[6]丁帆、杨九俊主编《高中语文》(必修五)，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第40-41页。

[7](8][9]洪宗礼、柳士镇、倪文锦主编《母语教材研究》(第6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第198、226、359页。

[10]吴弘《学生作文严重“缺钙”——著名语文教育专家于漪近日剖析教学弊病》，《青年报——学生导刊》2000年11月12日。

社会现象议论文范文第8篇

一、导向需求与议题主题的关联性和不确定性

导向需求可以通过两个次级概念来界定:关联性(relevance)和不确定性(level of uncertainty)。其中,前者是导向需求的初始界定条件,后者是导向需求的第二个,也是其后的界定条件。前者指人们感觉某个议题与个人或者社会有关系 ,后者指人们对某个议题所持的不确定态度。由下图 可以看出,关联性、不确定性与公众的导向需求存在如下三种关系:

(一)议题主题与公众的关联性较低,那么公众的导向需求也较低。多见于没有发生较大社会变动的日常生活中。

在这种情况下,公众觉得自己与当时的社会情境和社会事件没有太大关联,因此常不注重媒介议程的舆论引导,媒介议程对公众的影响较小。此时,媒体应当恪守客观公正的报道原则,保持常态,以质取胜,巩固积极健康向上的主流舆论。万不可为了吸引公众关注而制造有偿新闻、虚假新闻,以致于形成不良舆论,影响社会安定。

(二)议题主题与公众的关联性较高,但是公众已经通过政府、媒介等渠道获得了相关信息而对该议题的不确定性较低。那么公众的导向需求就处于中等状态。

这种情况下,人们为了获知当前的情境是否发生了重大改变,依然会继续关注媒介,监督新闻。此时,政府、媒介等相关机构的议程对于公众有一定影响。在此次甲型H1N1流感事件中,政府、媒介等机构非常重视该议题的设置与引导,将相关信息及时地传达给公众,缓解公众紧张情绪的同时,减少了公众对于该事件的不确定性。因此,公众对于该事件的导向需求也由高降为中。之后,公众对媒介的关注便主要是观测社会情境是否发生改变――譬如甲型H1N1流感疑似、确诊病例数量的增减,以及病例类型是输入性流感还是二代流感等。

(三)议题主题与公众的关联性与不确定性都比较高,那么导向需求便高。多见于重大突发事件爆发初期。

这种情况下,受众通过自身经验无法获知关于该议题的更多信息,因此相关议题复杂性和重要性会引起公众很大关注。此时,政府、媒介等机构的议程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当时的社会舆论。在甲型H1N1流感事件爆发初期,公众对于甲型H1N1流感不甚了解,在某些城市曾一度形成口罩抢购的局面。如4月30日,广州市出现了“一罩难求”的现象,某些药店当日竟卖出近万个口罩; 5月3日,杭州某大药房出现7000个口罩半天卖光的现象。此时,政府、媒介等机构的议程对于公众的重要性明显增加。一旦引导缺失,便可能影响社会稳定。而政府、媒介等机构如能积极主动地设置议程并引导社会舆论,促成第三种情况向前述第二种情况的转化,将对杜绝流言、避免造成社会恐慌起到重要作用。与非典防治相比,在甲型H1N1流感防治过程中,我国政府、媒体等相关机构迅速向公众通报疫情的最新进展,介绍各种应急措施,都取得了很好的舆论引导效果(见下表)。

国内甲型流感第一个病例出现后,各地媒体都对此事保持继续关注,紧密跟踪,快速全面公开信息。由于信息报道全面、及时、公开,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事件本身的不确定性。也使得公众在甲型H1N1流感事件中保持了平静与理性, 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这三种关系为舆论引导提供了很好的思路。那就是根据不同议题的主题和公众的关联性或不确定性的差异给予不同的应对方案,以提高舆论引导的有效性。

二、导向需求与议题性质的具体性和抽象性

导向需求与议题性质的具体或抽象与否还有很大关联。某些议题性质较为具体,那么导向需求较低。某些议题性质较为抽象,那么导向需求较高(见下图)。原因在于,具体的议题很容易进入公众视野,形成直接经验。在很多情况下,个人经验就足以为人们就当前局势提供指导。而对于抽象议题,公众只能在新闻中而不能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它们。 个人经验并不能为人们对该议题提供足够的指导,此时,政府、媒介等相关机构议程则很容易成为主要的导向来源。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议题具体或抽象与否和特定的公众也有关系。同一个议题,由于特定公众的教育背景、社会视野、个人经验的不同,其具体性和抽象性亦不同。在“甲型H1N1流感”事件爆发初期,“甲型H1N1流感”对于普通公众而言,就是抽象词汇,但是对于医务工作者而言却并非如此。

因此,我们可根据议题的不同性质采取不同的处理策略。针对具体议题,媒体应保持客观和适量。具体而言,面对公众较为熟悉的日常议题或生活议题,媒体要关注事实本身,一般而言也不需要全方位、多角度地进行连续性报道。而针对抽象议题,媒介要充分发挥自身作用,采取多种传播形式向受众传递信息并引导受众形成正确的观点。在“甲型H1N1流感”对于公众而言还是抽象议题的时候,政府、媒体应及时、全面地传递信息,满足公众的信息需求。

此外,抽象议题和具体议题之间是可以互相转化的。通过政府、媒体和相关机构的议程设置,及时消除抽象议题中潜伏的不可知、不确定因素,便可降低议题的抽象系数,将抽象议题转化为具体议题。5月29日我国内地首现甲型H1N1二代病例时,“二代病例”对普通公众而言,还是抽象词汇。但通过媒体或者相关机构、部门对于相关信息、知识的公开播报,“二代病例”的抽象系数降低,议题性质发生了转化。于是,公众对其有了科学认识,也可以自己评估被感染的风险,用理性指导自己的行为。

三、导向需求差异导致对于不同的传播载体的偏重

对于同一事件,也会出现导向需求的差异化。这直接导致不同公众群体对于不同传播载体的偏重――导向需求较低的人倾向于通过电视、广播、商业网站、报纸新闻或社会版面等获知信息;导向需求高的人则倾向于通过专业网站、报纸专业版面或栏目等传播渠道获知更多细节。

从甲型H1N1流感事件中我国政府、媒体的作为中,可以看出政府、媒体已经注重不同传播载体对于公众的不同影响。如4月27日,我国卫生部办公厅下发的《关于加强人感染猪流感防控应对和应急准备工作的通知》中,便体现出对不同传播载体和传播形式的重视。该文件明确要求,地方卫生部门要通过电视公益广告、电台广播、印发宣传材料等多种方式,向社会公众宣传人感染猪流感的预防知识。通过12320等热线电话、互联网等媒介,实现与社会公众的互动,消除社会公众的恐慌心理和焦躁情绪。还应主动加强与新闻媒体的沟通,及时、准确、客观地疫情信息。4月30日香港确诊首例甲型H1N1流感病例之日起,卫生部每天都在网站上有关防控信息。此后每一天,关于香港确诊病例密切接触者的有关情况及其他防控措施都能见诸各大报端、广播、电视。

但是,笔者却发现,在满足公众不同导向需求所需要的全方位媒体阵营中,多数专业网站却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此次甲型H1N1流感事件爆发之后,政府网站(如中国政府网)、商业网站(如新浪、网易、腾讯、搜狐)等都辟专栏对该疫情进行了报道,内容涉及国内外疫情、防控、实时动态、流感知识、防护措施等诸多方面。而多数专业网站的表现却不尽如人意,笔者抽取了部分专业网站,以下为在这些网站中涉及H1N1流感的栏目和文章篇数:

由上表可见,在H1N1流感这一公共卫生事件中,这些专业网站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一方面,涉及H1N1流感的文章数量少;另一方面,从部分专业网站的栏目设置以及网站文章的主题来看,与别的商业网站又相差无几,如“卫生动态”、“疫情观察”等以新闻为主要内容的栏目。

当然,也有个别专业网站在H1N1事件中与以上例举的专业网站形成较大反差。如中华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医学信息研究所图书馆独辟甲型H1N1流感防治信息专题 ,便显示出一个专业网站的特色。其内容包括新闻动态、热点专题、政策法规、指南规范、疫情监测、科技文献、科普问答等诸多方面,对“出国人员如何加强预防”、“食用或烹制猪肉是否会感染猪流感”、“人类如何感染猪流感”等问题都有较为详细的解答。此外,还编制了甲型H1N1流感防控动态信息。但是遗憾之处在于,网站动态信息更新较慢。如笔者2009年5月31日9:00登陆该网,墨西哥的确诊和死亡病例分别为4910和85,而实际上在别的新闻网站,这两个数字已达到5029和97。

如上,对于有较高导向需求的公众而言,大多数专业网站显然不能提供应有的信息。这便造成了部分公众的信息真空。

综上,导向需求与议题主题相关性、不确定性,议题性质的抽象或具体,以及公众对于不同传播载体的选择都有着很大关系。因此,重视导向需求,才有利于在舆论引导中占据先机、有的放矢。但是,导向需求的角色不止于此 ,对其的深入探讨和研究对于舆论引导还将发挥重要作用。■

(作者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生、四川省社科院新闻所助理研究员)

注释:

[美]马克斯韦尔 麦库姆斯著,郭镇之、徐培喜译:《议程设置:大众媒介与舆论》第62~6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陆志霖、李容《广州多家药店口罩脱销有药店采取限购方式》,东北网社会频道(/system/2009/05/01/051891772.shtml)

霍朗、马晓华、段妍:《从密苏里到四川H1N1跨国输入链条调查》,凤凰网(/topic/news/zhuliugan/roll/20090512/647617.shtml)

李金辉:《甲型H1N1流感愈演愈烈市民反应平淡显理性》,商都网(/101/2009/05/19/2009-05-19_60248_101.shtml)

Harold Zucker,“The variable nature of news media influence”, in Communication Yearbook 2, ed. Brent Ruben (News Brunswick, NJ : Transaction Books, 1978 ),pp. 225-240.转引书目同①,68页

截至2009年5月31日15:00的统计结果

社会现象议论文范文第9篇

一、官方对传播行为和内容的控制能力减弱

这种草根舆论逆袭主流媒体的现象，在2011年中国企业援助马其顿校车事件中也出现过。当年11月，国内有媒体报道该项目交接仪式后，互联网上立即出现大量批评和反对的声音。主要原因在于：1、此前不久国内刚发生过甘肃幼儿园校车事故，使国内民众对校车安全以及教育资源分配等话题极为敏感，并将其视为政府在公共事业中的缺位以及社会不公的典型事件；2、媒体的选择性报道未能将校车赞助项目的来龙去脉交代清楚，导致民众误以为是政府行为。草根舆论逆袭主流媒体，无疑削弱了官方对传播行为和内容的控制能力。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在于传播技术手段的进步，比如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兴起带来社交媒体的迅猛发展。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13年的报告，全球各个国家有不同比例的互联网用户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政治议题的讨论，从法国的18％到黎巴嫩的68%，各国民众通过社交媒体实现的政治交流是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数据表明，中国有31%的人口使用社交媒体，其中又有35%的用户通过社交媒体分享关于政治的观点。

二、传播策略

（一）构建国内外舆情监测网络中国形象作为战略资源，是宝贵的声望资本。如何维护、经营和增值这些资本，首先需要了解国内外的舆情。如图所示，我们将监测网络分为两个层次：国际舆情和国内舆情。在国际舆情监测网络方面，重点监测国外主流媒体、娱乐／文化产业、学术出版和社会化媒体中有关中国的舆情。在国内舆情监测网络方面，重点监测官方渠道、国内主流媒体、娱乐／文化产业、学术出版和社会化媒体中如何向外国精英展示中国形象、发出中国声音、传输中国价值观念。与此同时，重视对国际国内舆情的比较研究，通过比较发现差异、分歧和冲突，从而进一步改善沟通的策略和方式方法。在这套舆情监测网络中，要重点发现如下问题：1、监测从官方渠道、国内外主流媒体、社会化媒体、学术出版、娱乐／文化产业中呈现的多维中国形象；2、及时发现对中国形象的负面评价，并制定应对措施；3、发现关键议题，并判断哪些议题应该主动多说，哪些议题应该适当保留；4、面对外国媒体的批评甚至挑衅，迅速判断如何进行沟通、辩护甚至反击。在议题监测上，要注意及时捕捉和预测国内外主流媒体、社交网络上有关中国议题的舆论气候，主要包括常态的和突发的两种：1、常态的舆论气候：包括领导人新闻、重要会议新闻（如十、两会、三中全会等）、常规经济新闻等的舆情监测与预测；2、突发的舆论气候：重大、突发、与中国相关的新闻等的舆情监测与预测。在具体监测对象上，可以重点针对主流媒体、社交媒体、政府机构和智库，和与外交、公共政策相关的杂志进行监测。

社会现象议论文范文第10篇

河北省武安市实验中学 李丽琴邮编 056300邮箱wuanllq@163.com 事件议论文就是针对某一件事（或某个问题、某种现象）发表自己的看法。文章的特点是就事论理，理从事来。那么如何写好这类文章呢？

一、慧眼沙里淘真金 深处开掘方出众 （精选事件深处开掘）

社会生活中发生的种种事情都可作为评论的对象，上至国家大事，小到凡人琐事，都可以有感而发。它可以是对先进的新生事物赞颂、褒扬；也可以是对落后丑恶现象批评、鞭挞。面对海量新闻，沙般琐事，我们议论什么？这是个问题。落旧时俗套、拾别人牙慧——白做无用之功！评鸡毛蒜皮，论吃喝拉撒——难登大雅之堂。在选题上“拾到篮里就是菜”，不下一番沙里淘金的功夫。听见风就是雨，像根弹簧似的“条件反射式”表态，未经深思熟虑，那是很难令人信服的。如何从纷繁复杂的事情中选好“由头”，这是必须认真对待的，因为选材是否独到时新，直接关系到你文章的成败。

作为初学者我们可以选择那些有话可说、有理可讲的事情，它可以是应该肯定的正面事例，也可以是应该批评或引为教训的反面事例；最好是那些发生在自己身边、且较有普遍意义或应引起大家重视、而自己感受也比较深的事情来写。身边的事情，自己熟悉；感受深的有看法可言。如同学中存在的助人为乐、沉迷网吧、抄写作业、过生日请客，教师假日补课、学校收取择校费等现象，都可以成为议论的对象。针对“好事”谈见解，说出它好在哪里，为什么是好事，给大

家什么样的启发；针对“坏事”谈看法，同样要说出它什么地方不好，为什么会发生，它的实质是什么，从中应得到什么教训。

随着议论水平提高亦可逐渐尝试追踪新闻，关注争鸣，直面社会，关注民生。多一点锐气，多一点深邃。社会上出现的好的现象进行宣传与褒奖，对于社会上存在的诸多漏洞与黑幕进行披露和抨击，让更多的人引起足够重视，引起深刻反思，继承发扬好的一面，克制抵制不好的一面。此类文选材时宜“大中取小”，立意要“因小见大”。所谓“大中取小”，就是从重大的事件中，选取最能反映事物本质的一点，或一个侧面，经过分析揭示出事物的深刻意义。所谓“因小见大”，就是从细小的事件中，发现蕴含的重大社会意义，开掘出深刻主题。

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事理本身往往具有多面性，对同一件事，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思考分析，可以挖掘出不同的内涵，得出不同的见解和看法来。如就超女总冠军李宇春，登上北大讲堂令在场的1500名大学生为之疯狂这件事，我们要尽可能扩展思维，李宇春该不该去，北大该不该请，为什么去，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从中透出的是怎样的文化价值观，进一步深思雅俗如何共赏??我们要善于从这些纷繁的线头中，抽丝剥茧，找到一个最佳的事理切入点。力求从新的角度、新的层面开掘出新意。只有层层剥笋，登上最高楼，一览众山小，才能写出极具现实意义的好文章。

总之， 要选用最精的上等原料，吸收最精彩的观点，在此基础上发挥，这样才能胜人一筹。

二、胸有丘壑好行文，笔底变幻亦惊人（熟悉常规模式，尝试另类构

思）

我们针对一件事发表看法的目的很明确，就是答疑解难，要使人懂，使人信，甚至要使人行——照着去做的，如何才能达到这个目的，仅仅是简单地重复事件，浮光掠影地泛泛而谈，浅尝辄止空讲大道理，不对事件做一番透彻的事理分析是绝对不行的。如何做到鞭辟入里切中要害，需要明确的思路导引。常言道“车行有道路，文行有思路”，文章没有思路等于车离轨而行，这样就会发生车祸。论说的基本方法是“摆事实，讲道理”，这差不多人人皆知，事件议论文自有写作的一般思路，那就是引、议、联、结，四字箴言心里明。请看下面这篇例文： （引）为救被困大火的6个孩子，江西省宜春市27岁教师王茂华与岳父谭良才毅然冲进火海，伴随着煤气罐巨大爆炸声，孩子们得救了，翁婿二人却付出了烧伤面积分别达95%和85%的代价。连日来，英雄翁婿的故事令听者动容。 这对平凡翁婿用果断行动展现了勇敢的魅力，闪耀着人性光芒。

（议）刚刚摆脱休克状态的翁婿二人仍在承受着病痛折磨，王茂华的妻子一次次趴在丈夫耳边轻声哼唱着催眠曲，希望以此减轻爱人的痛苦，这令前来探视的人们感怀落泪。他们都是平凡人，都有着质朴纯真的情感，这种情感与在他人生死的紧要关头无所顾虑、勇敢坚强的勇气一样美好动人。

（联）英雄的壮举是对社会见义勇为良好风尚的传承。从救助落水

女童的电视台记者，到长江大学为救落水少年而牺牲的大学生；从在北京交通事故中勇救他人而遇难的江西民工，到今天为救被困大火中孩子的王茂华、谭良才，他们都是平凡人，但都因在他人危难时的挺身而出而被社会铭记。

（结）英雄的壮举蕴含着无穷力量。王茂华、谭良才的事迹传开后，宜春市红十字会短短一周就收到社会各界捐款逾百万元，这是对英雄行为的支持，更是对英雄精神的肯定与褒扬。每一笔捐款背后，都有一份善良在萌动生长。他们的勇敢与坚强，必然让友爱互助的鲜花更加灿烂，令善良的土壤更加肥沃。

“引”即引述材料，概括取舍。文章一般从叙述事件开始，对事情的叙述，既要清楚，以便于议论，又要简约，要根据说理的需要对有关材料作适当的取舍。与所说之理相关的部分要叙述得具体一些，突出一些；反之，则可以少叙或不叙。字数一般为150字左右为宜。

“议”分析材料，亮明观点。要针对事件或社会现象加以多角度、多层次评析，分析造成某一现象的原因，追问人物做该事的动机目的，揭示现象背后所隐藏的实质。把这件事所包含的意义揭示出来了，就做到了就事论理。而所揭示的这个“理”就是这篇文章的中心论点。这是文章的重头戏，字数一般为300字左右。

“联”即联系其他，拓展引申。与历史、现实生活和自身实际相联系作进一步分析。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由一牵百、深入思考，展开论述，指出这个道理的普遍意义或现实意义。进而在揭示出造成某一社会现象的原因后，探求一定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手段。字数一般为

200字以上。

“结”即收束全文，前后呼应。在评析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强化自己的观点，收结全文。亦可发出呼唤，或启发人们思索。字数一般在100以内。

社会现象议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微议程；新媒体；困境；出路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7）05-0046-02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师高宪春最早提出“微议程”概念，并对其产生背景、概念界定、影响方面做出分析，并着重对微议程、媒体议程、公众议程三者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笔者承认这种议程方式的存在，并认为该议程方式的提出对于研究议程设置理论在新媒体环境下的不适应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笔者在进一步分析中发现，“微议程”颇具倾向性，情绪化、过度议程、泛娱乐化现象明显，鉴于新媒体环境下其对公众议程的作用日益凸显，若不加以规避必将为议程设置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因此，笔者认为探寻“微议程”在新媒体环境下的发展困境并为其寻找出路势在必行。

一、“微议程”概述

1.概念解读

微议程是“特定个体和社群通过新媒介技术平台传播、扩散形成的对特定事件、人物等较为一致的意见倾向”[1]，它专指新媒体环境下各种网络媒体平台出现后议程设置出现的新现象，反映特定个体或社群的利益和兴趣。从概念上提炼“微议程”得以形成的关键点：（1）新媒介技术平台；（2）有意愿参与的特定个体和社群；（3）较为一致的意见倾向，三者必须同时具备；即新媒介技术平台的支持是微议程形成的必要且客观条件，而较为一致的意见倾向则是它最终呈现的形式，参与主体由个体和社群担任。

高宪春提出了四种激发源来解释一致意见倾向的形成，具有借鉴意义。他认为由某一特定事件激发产生的微议程大多经过如下过程：a当个体受到某一事件刺激后，便上传信息观点形成微议程雏形；b在社群内部通过意见碰撞形成较为一致的意见倾向，而后形成微议程框架；c与其他社群进行意见融合、碰撞，促使微议程进一步扩散；d借用新媒体环境的特性反复发酵，直至对媒体议程、公众议程产生影响[1]。但并不是所有的微议程均经过上述四个步骤，以网络大V、社会公知为代表的舆论领袖发表的观点、看法往往无需经过漫长的发酵过程，便可直接形成微议程，对媒体议程、公众议程产生影响；此外，针对传统媒体报道过的事件发表的观点、意见往往也较容易达成一致，对议程设置产生影响。因此，其传播过程较为复杂，具有跳跃性、可逆性，微议程带来的影响又可能反过来影响个体或社群最初的观点。

2.“微议程”议题特点分析

（1）议题广泛且具反常性。“微议程”关注的议题内容范围广泛，不受局限。特定个体和社群或因兴趣相同，或因彼此利益相同，而对特定内容有所关注；内容不受局限，媒体报道热点事件的再次发酵，个体或社群遭受的不公平待遇，个人或社群情绪的集中表达，敏感事件的观点讨论等都是讨论范围。而这些广泛的议题能够发酵成为“微议程”往往具有强烈反常性。本身具有反常噱头的事件在网民猎奇心理驱动下不断发酵、愈演愈烈。早前微博热议的“雷洋之死”、“富二代吃穿山甲”等议题均具备反常性@一特点。

（2）议题社会性强。“微议程”议题大多具有社会性，且社会性议题内容构成的微议程较为容易对公众议程产生影响。社会性议题指代那些代表了广大社会成员利益的社会性事件，个体和社群往往通过微博、微信朋友圈等网络平台将事件，以期望通过网络即时性、迅速扩散的特性将信息散布，寻求解决。由“女子丽江旅游被打”事件，引发的关于“云南旅游安全性无法被保障”的讨论被迅速传播。旅游安全性问题从来不是个体现象，它关乎广大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该女子的遭遇激发了大量相同利益个体或社群的关注。

（3）议题具有延伸性。通过网络媒体发酵形成的“微议程”，其议题往往具有延伸性[2]。议题在发酵过程中由表及里，由里涉及外延，如果把握不好常常造成对事实的过度解读。关于“女子丽江旅游被打”事件的讨论，已从最初的丽江旅游安全性缺乏保障，上升至其他城市、地区的旅游安全，再将事件回归被打女子本身，探究其个人生活作风问题，打人者的个人信息等。话题的延伸性为微议程持续发酵提供素材，更体现出微议程发展过程中不可控的一面。适度的话题延伸有助于公众更好地了解事件原貌，而过度的话题延伸只会影响我们对事件的判断。

（4）议题娱乐化倾向明显。新媒体环境下信息纷繁复杂，传统的把关人作用被弱化，资本力量借机涌入，结合微议程主体缺少专业新闻知识，猎奇、窥探心理等特性，使得议题内容良莠不齐，娱乐性质的议题常常占据各大网络平台的首位。从微博平台每十分钟更新一次的微博热搜榜可以看出，占据榜单前列的多以明星动态（言论、出轨、整容、离婚、恋爱）、网络红人等娱乐化倾向明显的议题居多，甚至出现对严肃问题娱乐化讨论的现象。

二、“微议程”发展困境

“微议程”提高了受众对社会事件的参与度，使得原先处于社会边缘化、失语状态的个体获得了发声平台，为实现话语权的平均分配提供保障。其次凭借自身优势弥补传统媒体的不足，最大程度地还原事情真相，实现对各类议题的完善、重构，甚至批判和修正。诚然，在这些影响中也有不利的一面，正确认识“微议程”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困境，并为其寻找出路显得尤为重要。

1.从微议程参与主体考量。参与主体的平民化、草根性特点决定了在个体议程形成过程中，新闻专业性的缺失。面对信息爆炸的网络世界，普通受众甄别信息真伪的能力遭受挑战，其对信息的处理和缺乏专业性，出现了盲从、非理性、群体性等特点，情绪化、主观倾向性明显。侵犯个人隐私、知识产权等网络暴力事件频繁发生，甚至对主流意识形态造成冲击。部分网友甚至出现情绪宣泄式的极端言论，滋生网络谣言等，已经触犯了相关法律。

2.从“微议程”议题特点考量。议题自身的延展性增加了公众接近事实真相的难度。“雷洋之死”事件中“微议程”形成初期，雷洋的死亡时间，地点及原因等具体过程成为网民究探的重点。随着爆料的不断增加，对议题的关注逐渐加深，一系列揣测甚嚣尘上，手机信息为何删除，雷洋个人经历、家庭、妻子、孩子，都成为个体议论的焦点，事件的发展也在武断揣测中走向扑朔迷离的境地。网民通过微议程影响了公众议程，但在推动事情进展过程中，也发生了过度解读、揣测的现象，对事实真相的获取带来消极影响。

此外，泛娱乐化倾向已成为当下整个文化产业面临的不争事实，新媒体环境下微议程的出现更加剧了这种倾向的形成。明星动态热搜成为各大媒体平台的吸粉利器，新闻网站、综合论坛、微博、朋友圈等都充斥着浓厚的娱乐氛围，议题娱乐化倾向的特点也极易模糊公众焦点，严肃问题娱乐化处理等均不利于公众议程的形成。

3.把关人作用弱化后的资本涌入。新媒体环境下，纷繁复杂的信息可自由通过新媒体平台传播，不再受限于传统新闻媒介的把关，把关人作用被弱化。资本力量借机涌入，影响了个体或社群对事件的认知，对“微议程”的客观真实性带来巨大挑战。魏则西事件的起因便是由于百度搜索竞价排名，影响了魏则西及其家人对治疗单位、治疗方式的选择，而耽误了治疗；其次，微博热搜更是资本介入后对个体或社群带来影响的直接体现。

三、“微议程”未来发展出路

1.发挥传统媒体议程优势。传统媒体一直扮演着信息把关人的角色，承担社会责任，奉行新闻专业主义；因此其对议题的选择、内容的制作、新闻的采写报道等更为专业，拥有微议程无可比拟的优势；传统媒体理应发挥主动性，将优势扩大。但当前传统媒体议程缺乏相应主动性，与“微议程”的融合、博弈还不够积极，在信息的获取、主流意识形态的把握中常常失去先机。“女子丽江旅游被打”事件实际发生于2016.11.11日，而公众却在事发两个多月后的2017.1.24日才通过微博爆料得知此事的发生。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没有一家传统媒体加以报道，呈现失语状态。诚然这种滞后受制于传统媒体特性，难以突破；但即便传统媒体意识到微议程的重要作用，在对议程的选择、把控或是融合过程中，也常常因为发力不足、把控力弱导致信息失真、客观性遭受质疑等问题，收效甚微。

提高媒体议程的自主性显得尤为重要。笔者以为首先需严格把控媒体从业人员的专业素养，重视新闻团队队伍建设，提高获取新闻素材、关注新闻事件的能力。其次，面对关乎民生的各类突发性社会事件，需要在与个体议程的博弈中把握好正确的舆论导向。尤以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体为主，面对突发事件理应率先做出反应，率先发声，从而打消个体各种揣测，避免群体O化现象产生。再者，对问题的呈现、背后原因的探析需要深刻且全面，能够及时传达民意，同时提供官方声音。

2.制度与技术双管齐下。对于“微议程”发展过程中，因把关人弱化带来的资本入侵、议题失真、过度议程等问题，除了借助传统媒体议程优势外，仍需从制度、技术层面进行同步把控。一方面，我国相应的网络管理制度未能跟及新媒体技术的发展速度，存在较大缺口。对极端恶劣言论加大处罚力度、落实实名制等有关条例，在保护言论自由的基础上更要从法律法规层面杜绝网络谣言的滋生，从而有效规避“微议程”形成、发展过程中的种种弊端、困境。另一方面，“微议程”产生于新媒体环境下，由此带来的问题仍应寻求技术支持。完善相应信息检索、审查技术，从大数据层面对每一位互联网用户信息进行精准定位；通过信息算法和过滤技术对内容者进行分析，筛查内容者及其的内容以达到监管传播主体的目的。此外，积极引导和主动加强对公民素养的培养均有利于规避议程设置在新媒体环境下出现的种种问题，从而促进“微议程”、媒体议程、公众议程之间的和谐互动，助力议程设置理论在新媒体环境下得到良性发展。

四、结 语

新媒体环境下“微议程”的出现并不是议程设置理论颠覆性的发展，却也不是一次简单的议程方式的变革。从媒体议程向“微议程”的转变经历了受众方式的变革、媒体环境的改变，是议程设置理论在新媒体环境下的客观演变。分析“微议程”的特点，探析其发展困境对于促进议程设置的良性发展提供了经验，同时对未来议程设置的研究方向提供了参考。新媒体已成为大势所趋，如何在纷繁复杂的媒介环境中推进议程设置理论的演进、创新理应成为学界研究的重点，“微议程”也许就是下一个“突破口”。

参考文献：

社会现象议论文范文第12篇

政治学中关于制度的研究最早应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亚里士多德。他对城邦制度的研究和分析开创了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流派，那就是政治制度学。从此之后，追求良好的政治制度就成了一代又一代政治学家、思想家和学者们的努力方向。学者们由于存在不同的政治观念，对良善制度的组成要素也就有了不同的界定，例如柏拉图认为：城邦的至善与城邦采取何种政体息息相关。于是，在古希腊历史上曾经存在和现实中存在的各种政体，便成为柏拉图分析和探究的对象。通过对不同政体的特点、产生和衰亡以及政体中个人的品德(quality)等问题的探究，柏拉图提出了比较系统的政体理论，同时有力地论证了由哲学王统治的政体才是最好的政体。在后世的政治学家那里，构建一个理想的政治制度似乎已经成为必须达到的理论高度，莫尔的乌托邦、安德里亚的基督城社会制度、圣西门的实业制度、傅立叶的和谐社会、洛克的政府制度、卢梭的直接民主制度、孟德斯鸠的分权制衡制度、联邦党人的联邦社会制度、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等，都体现了政治学家关于制度设计的智慧。

当然，这些制度的研究也呈现出一大特点，那就是侧重哲理思辨和历史考察，缺乏定量的研究方法。传统政治制度的研究方法对于启迪思想、制度设计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例如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学说对美国政治体制的建立就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样，传统的政治制度研究对于宪法的制定和发展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正是对主权归属的探讨、对国家权力元理论的不断探索，才使得宪法不断发展、完善。但是随着现代政治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探寻更具应用性和更加实用的政治体制建设就摆在了政治学者的面前，尤其是随着行政管理学科的兴起和发展，对定量研究的需求更是越来越大。

同样，对于宪法研究也是如此，随着宪法一般化模式的逐步建立，宪法规范研究逐渐提上了议事日程。在这种情况下，单纯的哲学思辨和历史分析显然已经无法满足现实的需求。随着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传统的制度主义研究遭遇了一段低迷期。但是在行为主义的发展过程中， 对于价值判断的忽视也导致了政治学研究走入了一个新的误区。很显然，政治学研究不可能完全摆脱价值判断，因此实现传统研究和行为主义研究相结合的新制度主义再次大行其道。在新制度主义之后还兴起了解构主义等一系列的研究方法，但是从建设的角度来看，解构主义等研究方法更加注重元理论的分析，其对既有现实生活中的价值理念的消解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制度有待完善的国家而言，更多的是具有参考意义，而不是重要的指导意义。当然，也应该看到，由于学者们对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更加推崇个性化，使得西方的新制度主义由于研究对象不同、研究方法多样而呈现出派别纷繁复杂的特征。对一个成熟的政治制度研究对象来说，这样的情况或许不是缺点，毕竟，目前西方政治学界对于政治制度的研究主要还是着眼于议会政治或社会政策的绩效和产出问题。

但是，对于一个正在经历全面而深刻的社会转型的国家而言，这样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必然会出现问题。这种理论的不完善会带来理论解释的困惑，甚至导致理论的实际适用性产生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有必要从逻辑上对当前政治学中的制度主义各种流派进行考察，进而形成适合我国实际的制度分析框架。如何整合不同学派的观点，进行理论创新，进而针对我国这样一种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国家进行理论重构和设计，就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笔者认为，首先要对现有制度研究的流派进行综合归纳和分析，只有这样才能在既有概念上进行重构和分析。可能也有人会产生疑问，制度的研究虽然古已有之，而且在当今的政治学研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为什么研究修宪建议过程不是选择程序这样更为严谨的范式呢? 毕竟制度的松散性不利于展开更为严谨的分析。原因有二：一是修宪建议虽然是一个过程，但是相对于宪法修改程序这样的具有非常严格规范要求的研究对象来讲，它又具有非正式性。这种非正式性对于吸引众多主体参与并展开更加充分的讨论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因此，程序化这样一种界定更为严谨、范畴更窄的研究范式，对于优化修宪建议的过程存在一定的不足。二是对于我国而言，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本身就为确保修宪建议的政治正确性提供了充足的保障，也确保了这一过程的秩序性。如果再将修宪建议从整体上实现程序化，实际上有可能会导致修宪建议这一过程趋于僵化，进而不利于社会主义民主的建设;具体的每次过程的秩序化实际上通过具体组织机构的提前明确就能解决， 而且这样的小程序是会受到具体的社会环境的影响的，因此修宪过程中采用更加灵活的制度很有必要。

二、新制度主义与修宪建议制度化：修宪惯例、公民利益与社会文化

传统制度主义侧重于对静态的国家基本制度的分析，主要从法律文本出发，分析国家的议会制度、政党制度和选举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但是文本中的制度和现实中运行的制度并不完全一致。一般而言，制度在现实运行中会遵循文本制度的规定和要求，但是在此基础上也会呈现出更丰富的内容和景象。因此，只分析文本，并不能完全呈现出重要政治制度在现实中呈现的真正状况。但是对于制度来说，重要的不仅是制度的文本规定，还包括制度的实际运行状态，也就是说，文本中的制度和实践中的制度都非常重要。因此，制度主义的发展必须走出只重视对静态制度的分析阶段。传统政治学重视对政治制度的分析，存在过分重视政治制度之嫌，政治制度并不是政治活动的全部，公民的政治参与和政治文化等也都是政治活动的重要内容。在欧美等民主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趋于稳定之后，特别是随着行为主义研究范式的兴起，公民的政治参与等政治行为逐渐成为政治学者研究的焦点。政治学对制度的分析也就不再拘泥于制度本身，而且强调制度对公民行为的塑造和影响。政治学者不再完全把制度看作政治活动要改变和完善的对象，而是关注在特定制度之下，制度如何塑造其他政治行为和政治现象，并以此为视角来寻求对这些行为和现象的解释。新制度主义是试图通过对实践中的制度分析来完善对制度的认知和理解，并探寻制度的政治和社会后果。那么，问题是我们如何来认识实践中的制度以及如何把制度用作解释一些政治和社会现象的关键变量。正是观察制度的视角和方法的殊异，新制度主义内部可以分为三种流派，分别是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新制度主义的三种分析路径对于探究修宪建议制度化具有重要的启示。

(一)历史制度主义的启示

历史制度主义是新制度主义中重要的理论流派， 可以从两种视角来理解历史制度主义：一是以历史来观察制度，二是以制度来观察历史。后者指主要通过观察一段时期内重要政治的变迁来看待相应时期的历史，也就是把制度变迁作为历史变迁的重要内容来对待。前者指的是通过制度的过往形态来理解制度的现状，强调过去的制度实践对现有制度的塑造作用，其中最为典型的是路径依赖理论，即以前的制度实践和路径选择会对之后制度的形态产生重大影响。历史制度主义观察制度的视角，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不同国家采取了不同的政治制度形式。不同国家在政治制度形式上的差异应该与各国之前不同的路径选择有关。以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来看，要研究修宪建议的制度化，应该重视历史和环境对修宪建议的过程的影响。基于此，笔者在分析修宪建议时，确定了从修宪建议的起点宪法修改的政治理论以及推动宪法修改的现实因素出发，去探究修宪建议制度出现的原因。 在此基础上，分析我国修宪建议的特殊性执政党主导修宪建议的历史传统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进而分析我国《宪法》修改建议的发展历史，并做了相应的分析和评价。在修宪建议制度构建的时候，也充分考虑了历史的延续性(惯例)和观念到实践转化的制度构建的重要性，基于这样两个特性对相关的程序做了设计。

(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启示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从制度与个人行为的相互影响中观察制度，也因此长于分析制度对人的行为的影响。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分析起点是理性的经济人假设，即认为人是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制度首先是作为个人行为的结果甚至是有意设计的结果，也就是说人们在长期的交往过程中会自然演化出一些行为规则以及更为正式的制度，而且个人会有意识地根据自我利益来设计制度或者对制度设计提出要求。其次，制度会塑造个人的行为。制度对个人而言意味着一系列行为规则，在不同的规则之下，个人会有不同的行为。在规则之下，个人的某种行为的风险、成本与收益是明确的，个人会根据计算的结果来采取不同的行为策略。如果改变规则，也就可能改变个人的计算结果和行为策略。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强调个人的利益动机，也就是根据是否有利于促进自我利益最大化来决定是否遵守规则以及在规则之下采取何种行为，并不强调个人的规范动机，即根据是否正当来决定是否遵守规则。因此，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在与个人利益切实相关的领域内更具解释力和适用性。宪法中的重要内容是有关公共权力和公民权利的规定， 与公民个人的自我利益切实相关。

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视角来看，宪法修改显然意味着宪法规则的某种程度的变化，并且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公民的切身利益。在提出宪法修改建议以及实际进行宪法修改的过程中，应该分析所希望进行的宪法修改对公民个人利益的影响。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分析工具有助于进行这种分析。宪法修改对公民个人利益的影响不仅关乎着公民切身利益的维护，而且关乎到宪法的运行和权威问题。因为公民维护自身正当利益的行为也会对宪法修改和运行提出要求，如果宪法规则不能有效包容公民对自身正当利益的维护行为，两者在实践过程中可能会发生不协调的现象。在有些情景下，个人对自我正当利益的追求可能使其没有足够动机来遵守宪法规则，也就是说宪法规则可能对公民提出了过高的道德要求。当然，宪法也应该能够限制公民对不正当利益的追求，而不能无限度地回应公民的任何利益诉求;反过来，如果宪法规则能够与公民的正当利益追求相一致，那么两者能够相得益彰。因此，宪法修改建议的提出应该评估所提出的修改建议对公民的个人利益的影响。具体到修宪建议的制度化，相关的制度建设需要包含这一评估过程，而要完成这种评估，则需要公民有效表达自身的正当利益和诉求。这需要完成相应的表达和参与机制，以使公民的正当利益诉求能够进入修宪建议的形成过程中。

(三)社会学制度主义的启示

社会学制度主义以一种更为宽泛的视角来观察制度，习俗、传统等社会文化要素均被视作制度，个人也就不再被看作可以设计制度的理性人，而是被视为镶嵌在一定社会文化之中的社会人。社会文化等制度构成了个人行为的背景，是个人难以选择和随意修改的，而且个人的行为方式和思考方式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社会文化的影响。社会文化塑造个人行为的过程主要是通过社会化教育，个人在与他人的交往过程中学习社会的一般行为方式，个人不断社会化的过程也就是社会文化这种制度对个人的塑造不断加深的过程。

社会现象议论文范文第13篇

一、以“国际传播”为主题的部级课题数量增加，但质量尚待提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近几年较为关注国际传播研究，通过对相关的研究课题经费支持，为国际传播研究的深化提供了资源保证。

第一，从部级社科基金的参与者来看，主要来自三大主体：一是中央和地方高校，二是国际传播机构自身的科研部门，三是党政机关的相关科研部门。中央和地方高校的新闻与传播院系，作为知识生产和理论创新的主力军，是许多部级重大招标课题的承担者。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包括北京大学关世杰教授主持的国家重大招标项目“我国对外传播文化软实力建设”，华中科技大学的张昆教授主持的国家重大招标项目“跨文化传播中的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研究”，复旦大学孟建教授主持的国家重大招标项目“国家形象建构与跨文化传播战略研究”，中国传媒大学胡正荣教授主持的国家重大招标项目“国际传播发展新趋势与加快构建现代传播体系研究”，等等。此外，近年来，新华社、中国新闻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外文局等对外媒体，结合实际工作，面对现实问题，也成为了除高校和科研机构以外，部级研究课题的积极参与者。如新华社以唐润华为核心的研究团队，承担了2009年部级重大招标课题“中国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战略研究”；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以姜加林为核心的研究团队，承担了2010年部级重大招标课题“新形势下提升国际传播能力的战略研究”。地方和中央的政府新闻部门，面对现实中对外传播出现的问题，也开始积极探索本地区、本民族对外传播的对策和规律，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对外宣传新疆的策略研究”科研课题。

第二，从国家社科基金新闻学与传播学科下涉及“国际传播”主题的中标项目数量看（见图1和表1），2005年至2012年相关主题的中标项目的数量，整体上保持了稳定的增长，“国际传播”研究已成为学界和官方日益关注的重点课题。

第三，从研究方向来看，国际传播的研究趋势呈现出从单纯的对外宣传研究到广义国际传播研究的转换。此前，学界、业界基本上将国际传播界定为对外宣传。如今，国际传播的内涵和外延得到了相应的丰富和拓展。从传播主体看，传统媒体、网络媒体、移动媒体，涉及国际交往的个人、组织机构都成为了国际传播的承担者。从对外传播的形式看，文化交流，公共外交，经贸活动，也成为除媒体传播活动之外的主要国际传播形式。传播主体和传播形式的变化，也带来了传播内容的转变。这使得国际传播的研究方向呈现出多元化，主要包括：国家形象研究、国际涉华舆情研究、中国媒体的国际化战略研究、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研究、软实力与国际传播研究等等。从国家社科基金中标项目的相关方向可以看出，目前国内的国际传播研究较为偏重应用性研究，各个具体项目的研究都强调战略性、对策性，而有关国际传播的基础理论的研究略显薄弱。

第四，由于国家基金的支持，来自各方面的研究者推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大学推出的系列丛书，及其他研究团队发表的论文、论文集，使得目前的研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总的来看，成果质量与立项课题数量不成比例，项目结项评级基本为“合格”，还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间。相关成果虽然有助于国际传播实践问题的解决，但是，在基础理论适用、研究方法选择、研究程序遵循及基本学术规范方面还有提升的空间。

二、与国际传播研究相关的学术会议呈现出明显的学科交叉性和现实关怀性

1、以国际传播为主题的研究会议概况

近年来，官方科研机构、高校的新闻传播院系纷纷举办各种形式的论坛、会议，对国际传播的新问题、新现象进行深入探讨。会议的主办者既包括如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外文局、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等官方机构，也包括复旦大学等高校的新闻传播学院。会议的参与者更是融合了知名学者、政府官员、传媒业界精英等。涉及的议题包括：文化传播力的问题、公共危机与跨文化传播、国际传播体系构建等。议题涵盖面广，应用性强，呈现出明显的学科交叉性和现实关怀性。（见表3）

2、其他以“国际传播”为子议题的相关会议

除了“国际传播”的专门性会议，许多国际性的和全国性的学术会议都开设了与国际传播相关的分议题，形成了数量丰富，研究角度多样的相关研究成果。相关研讨会议包括：（1）国际性会议，比如“亚洲媒介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AMIC）第14届年会”暨2005“中国传播论坛”，“2007中国传播学论坛——和谐社会、公民社会与大众媒介”国际学术研讨会，2008第六届亚洲传媒论坛，第六届（2008）亚太地区媒体与科技和社会发展研讨会，第六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 （2011）等；（2）全国性会议，如2006中国传播学论坛，中国传播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九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中国传媒大学第四届、第五届全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博士生学术研讨会，第二届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论坛等。

三、结语

社会现象议论文范文第14篇

和谐社会背景下职称工作的创新思路

职称工作是落实党和政府知识分子政策的具体体现，是广大知识分子关注的热点，它的每个环节都关系着专业技术人员的切身利益。职称工作的质量不仅影响到我们能否培养、选拔一支优秀的人才队伍，还影响到政府的威信和形象，影响到社会和谐和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

1.完善职称人才评价方法，建立健全职称评审监督机制。不断完善以能力和业绩为主要价值取向的人才评价机制，促进优秀专业人才的快速成长，是我国人事政策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为了提高评审质量和避免人情干扰，在目前同行专家评议中，可对论文成果进行质量评价的同时，还可采取模糊综合评价的方法进行客观修正。这

样既可避免同行专家会议评议时可能出现的人为干扰，又可通过多种形式的相互补充，实现综合评价，使职称人才评价更为公平合理，评价结果更加深得民心。

建立健全职称评审监督机制，是让职称评审中被淘汰的人员有一个申诉和复议的机会。目前普遍采用的同行专家会议评议还存在一些不可避免的缺陷。如评议专家因不同的观点，对同一学术成果的价值可能产生异议；评议专家对本部门的评议对象可能持有较为宽松的处理态度；现行评议标准还缺少规范，难以杜绝评议的随意性等，这些都可能导致评审的偏差和不公平。建立职称评审监督机制，一方面可以解决未评上人员的不服气和抱怨思想，实现情绪疏导和矛盾缓解，使其更好地努力工作，从而营造社会和谐氛围。另一方面也可以对各级职称评委会起到一种监督制约作用，对提高评审质量，严肃评审纪律，端正评审态度都有促进作用。

2. 增加申报职称资格考试专业，扩大初级职称考试人员参考范围。国家在职称工作中，部分专业实行以考代评政策，深受专业技术人员的欢迎。这种形式不仅易于操作，程序简单，可信度高，还避免了评审带来的人为因素干扰。建议继续开拓更多的以考代评公共职称考试系列，实现以社会考试促进青年成才机制的社会化。成才机制社会化，就是要为青年人创造快速成才的社会环境，就是要推动社会快出人才、多出人才。

按现行职称考试政策，除计算机和外语专业不受报考者所从事专业技术岗位限制，可以在社会上自由报考外，其余职称考试专业还不能自由报考，一般要受到专业岗位的限制。为了鼓励青年人学习进取，建议对部分国家实行以考代评的公共性系列，允许专业技术人员和社会人自由申报考试初级职称资格。为这些人创造机会和条件，使他们早日实现自己的工作梦想。

3.取消职称外语、计算机考试等级要求。职称外语、计算机考试作为专业技术人员晋升职称的一项基本技能要求是完全必要的，这对督促专业技术人员学习进取，提高专业技术人员业务素质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不可过于看重。因为职称评审的是学术水平，而不是外语和计算机操作能力。外语的提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要有相应的环境做支撑，计算机的使用虽较为普遍，但每位专业技术人员并非是熟练的操作员，多数中年申报者达不到“盲打”水平，而这个水平也不是短期就能速成的。职称外语考试要求“阅读外语要体会到眼球运动”，不会“盲打”就做不完计算机考题，这就背离了把外语和计算机作为专业技术人员的一项基本技能要求的初衷。何况职称越高，外语和计算机考试水平也应越高，但实际上，高职人员随着年龄的增高，脑子反应和操作速度越来越慢，就是其外语和计算机理论水平较高，解决实际外语和计算机问题能力较强，但不一定实际翻译外语和操作计算机速度高，也就是说考试成绩不一定好。因此，职称外语和计算机考试应取消等级概念，只是将其作为一种技能考试。

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必须遏制职称评审中的不良行为

随着社会经济成份和分配方式的多样化，新的影响心理平衡的因素不断涌现，使得职称工作中也产生了一些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现象。例如，为了达到职称晋升目的，出现了一些职称考试作弊、学历造假、课题论文挂名等不良行为。这不仅给职称工作带来极大混乱，也对社会带来很大负面影响，败坏了社会风气。

1.打击职称考试作弊行为，营造职称工作和谐环境。在职称工作中，职称考试作弊是每个正直人所憎恶的行为，是引起人们不公平感的重要祸根。所以，在加大全社会道德文明教育的同时，更要加大对职称考试作弊和违纪现象的打击力度。目前，虽然制定了职称考试作弊的处罚条例，但执行力度还很不够，致使在某些部门职称考试作弊已成为公开的秘密。在美国，“替考”是一种严重的违法行为，最多可判两年徒刑。我们应该像打击倒卖黑车一样，对替考者和被替考者同时进行惩罚。只有这样，才能有效遏制职称考试作弊现象发生，积极推进整个社会风气好转，营造和谐生活工作环境。另外，提高考场硬件设施，在考场安装摄像镜头或闭路电视监控，必要时由各单位人事部门去核实考生身份，也是遏制考试作弊行为的有效手段之一。

社会现象议论文范文第15篇

研究理论及方法

框架理沦，又称架构理论，指媒体会按照特定的方式构造一个事件或议题，而这种构造方式将会影响人们对事件或议题的认知和理解。①具体到新闻报道中，框架实质上就是一种意义的建构活动――“框限”部分事实、“选择”部分事实，以及“凸显”这些社会事实的过程。本文采用框架理论对媒体新闻生产的选择性建构过程进行分析。

本研究选择的样本是人民日报和中国时报、苹果日报。人民日报是我国大陆地区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综合性报纸，其对两会的报道代表着的态度和立场。联合报、中国时报、自由时报、苹果日报四家报纸几乎垄断了台湾报业市场。由于台湾报纸各自政治倾向不同，在新闻报道的基调及言论上存在着差别，笔者研究选取中国时报和苹果日报进行分析。考虑到前期宣传以及事后影响，新闻样本选取时间范围为2014年和2015年的3月1日至3月21日。本研究的分析单位是人民日报、中国时报、苹果日报在该时间段与两会事件直接相关的所有报道，包括新闻图片与表格，具体研究以“篇”作为新闻分析的基本单位。

研究样本上，人民日报的报道取材于“两会特刊”专版，中国时报和苹果日报的报道取材于其报纸电子版。经筛选，确定合格的新闻样本量：人民日报406篇，中国时报55篇，苹果日报72篇。笔者结合坦卡德设计的框架机制，设置了三个层面的研究变量：高层框架报道主题分析、中层框架报道结构分析、低层框架报道话语分析。

报道框架比较

1.基于报道主题的议题分析。在报道议题上，人民日报在政治、经济、社会、人物和两会本身等各个方面的报道相对均衡，对委员代表、民众、政府官方、媒体记者等各个报道对象均有涉及，体现了人民日报多方均衡，寻求多方面、立体的报道方式来展现两会。

中国时报的报道对象集中于委员代表和政府官方发言，报道量共计39条，占报道总量的71%，报道新闻内容多是委员代表们的两会言论和针对政府官方内容的消息类报道，议题集中于对政治和人物的报道，报道量占该报两会总报道量的50%以上。

苹果日报对经济、社会型报道议题关注较多，约占总报道量的87%，经济方面，关注内地经济政策变化对台湾的经济影响；社会议题则围绕官员落马、昆明暴力事件等。人物方面，关注明星委员，只报道了“宋祖英承认自己在维也纳开演唱会带了坏头”等与两会无直接联系的内容。

2.基于新闻主观色彩的报道结构分析。通过对每篇报道的标题、导语、结论进行归纳，笔者对其报道的主观态度进行了正面、中性、负面的判定。人民日报对两会的报道都是正面和中性报道，在内容表现上多为直接陈述新闻事实，宣传两会精神，营造两会隆重、热烈的气氛。

中国时报的中性报道高达29篇，约占总报道数量的53%，这部分主要是对政府官方发言的简单陈述，新闻主观的感情偏向是中性的，正面报道主要是对两会关键人物、新政策进行积极评价，负面报道多是对现实存在的社会热点问题进行揭露。

苹果日报对两会中的经济话题呈现较多，且主观色彩多为正而、积极的。而对“打贫受阻”事件呈负面报道倾向，将社会事件和两会的政治特殊期捆绑，影射中国政治及媒介生念。直接的政治议题报道则表现较为客观，话语基本为陈述语气状态。

3.基于关键词的话语包分析。笔者通过对报道关键词的截取来分析其暗含的倾向色彩，从而进一步观察报道文本话语的框架建构。人民日报大部分新闻都是对事实的客观描述，少部分新闻虽利用隐喻话语来报道两会，包含了一定的意识形态，但内容符合客观事实。这具体表现在其对关键词的运用上，如《同心共绘新图景》、《政策可以如此暖心》、《清风徐徐两会来》等，通过“新图景”、“暖心”、“清风”等关键词来构建隐喻话语，表达了对两会的积极评价和美好期待。

中国时报的报道文本多采用合法性语言来构建描述话语，对事实的描述相对客观。苹果日报善于采用隐喻话语来表达其观点态度，如用“中国两会没有例外”暗指两会过于形式化，无新意、无内容。

分析结论

人民日报在2014年、2015年两会报道上肯定框架突出，把两会事件作为重大新闻事件进行大篇幅报道，侧重于塑造两会隆重、庄严的氛围，以官方报道的立场来全面展现两会，向全国人民传递两会的正能量。

中国时报的两会政治议题，部分新闻来源于新华社，与人民日报的诸多观点趋于一致，正面、负面新闻的报道比例差异不大，多为客观报道，可见其把两会事件当作普通的新闻事件进行报道，新闻较为平衡与客观。

苹果日报对两会事件的经济政策前景表示出积极的态度，但是对其他议题皆呈现出负面解读的状态，从围绕两会各方面的负面问题着眼，试图用联系的观点，将政治、社会、文化等多个领域的功过得失与政府、政党表现对接，且在报道中会利用其他背景材料来塑造政府、政党的形象。

成因分析

1.意识形态层面。人民日报作为大陆的官方报纸，受意识形态及体制的影响，履行党和政府的“喉舌”职能。人民日报有义务将两会事件塑造成典型的公共事件，通过对报道框架的策划，大量具体议题的设置，以大版面大篇幅报道两会，传播政府正面形象。而中国时报、苹果日报等台湾报纸由于历史原因，受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价值观念与大陆媒体差异较大，且没有为大陆党政机关宣传的责任与义务，故其在报道两会上的侧重点也与人民日报不同。

2.新闻观念层面。人民日报主要是受我国大陆党报新闻观念影响，台湾媒体则主要是受西方的自由主义理论和社会责任理论的影响，故两岸媒体在两会报道上的框架呈现也有所差异。我国大陆的新闻体制要求报纸坚持其生产资料公有制，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党和人民的喉舌，坚持办报的群众路线。

人民日报受这种新闻观念影响，议题呈现上多为政治性议题，对事件的解读全都呈正面倾向。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论强调新闻业不受政府干预的新闻观念，重视报纸的言论及出版自由，后经社会责任论的修正，认为报刊有承担相应社会责任的义务，并且要以社会责任作为报刊业务方针制定的基础。这种新闻观念影响了中国时报和苹果日报的新闻框架，故而二者在两会的报道议题呈现上相对平衡，对两会各个方面的解读正面与负面兼具。

中国时报和苹果日报办报观念的差异，也是形成不同新闻框架的重要原因。中国时报政治上支持两岸合作，维护一个中国的体系。政治态度影响其办报观念，因而在两会报道的政治议题上，与大陆的媒体保持一致。苹果日报的报纸特色是以本地的八卦新闻、社会新闻为主要报道对象，关注社会不公平事件和娱乐八卦，多以腥膻新闻为噱头。

注释：

①韦路：《传播技术研究与传播理论的范式转移》[M]，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4页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