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政策论文范文

就业政策论文范文第1篇

工业化、都市化和社会现代化，特别是“工资就业”和“失业问题”产生以来，就业问题始终处于欧美国家社会、经济政策议程的中心位置。（注：R.E.Pahl,"Introduction:WorkinContext",inR.E.Pahled.,OnWork:Historical,Comparative

andTheoreticalApproaches,Oxford:BasilBlackwell,1988,pp.1-13.）就业是衡量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最灵敏的指标和晴雨表。就业状况还直接关系到家庭生活的质量，影响社会秩序。商贸发达和经济繁荣为就业者提供稳定的工资收入，有助于改善就业者及其家庭成员的生活状况。反之，商贸萧条和经济低迷势必导致企业大量裁员，产生庞大的失业大军。不言而喻，无论在什么状况下，大量失业人员的存在都必然严重威胁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因而就业问题也就成了影响社会稳定、社会团结与社会整合的主要社会经济因素，就业问题的性质由社会经济问题转变为政治议题。（注：I.T.Sanders,TheCommunity:AnIntroductiontoaSocialSystem,NewYork:TheRonald

PressCompany,1966.）这种关系充分说明，就业议题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处于核心地位。

社区就业既是个历史概念，又是个新的话题。概括而言，欧美国家的“社区就业”概念可以从三种角度理解：一是地域社区范围内的劳动就业活动，这是传统和古典的社区就业定义。（注：C.Kerr,LaborMarketsWageDetermination:TheBalkanizationofLaborMarketsand

OtherEssays,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77.）按照这种定义，凡是地域社区范围内的就业均可称之为社区就业。这种定义主要适用于1950年代以前的欧美国家。如果按照这种定义，欧美国家的社区就业已有几百年的悠久历史；二是那些在劳动市场结构中处于次要和边缘劳动市场的就业，这是劳动经济学中盛行的二元劳动市场理论和经济学取向的社区就业定义。在某种意义上，这里的“社区”实质上等同于边缘或次要劳动市场，其基本特征是地方取向和低工资就业。这种定义主要盛行于1960年代欧美国家的反贫困之战；三是政府、企业、社区和福利组织在社区层面为难以就业的劣势群体提供的就业机会与就业支持服务。（注：P.Doeringer&M.Piore,InternalLaborMarketsandManpowerAnalysis,NewYork:

Sharpe,1971.）劣势群体是指那些在劳动市场和社会生活中处于不利社会处境的群体，例如失业者、前罪犯、青年人和老年就业者、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妇女、移民和少数民族等。这是目前欧美国家最流行的社区就业定义，真实反映了1970年代欧美国家重新“发现”和“回归”社区以后的社会状况与就业形势。

本文主要采纳第三种社会政策取向突出的社区就业定义，集中探讨社区就业与劣势群体就业和福利之间的关系。需要指出的是，有时候后两种社区就业方式与政策实践相互交织在一起，难以区分，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目前欧美国家社会经济政策之中一个充满争议的热门话题。更为重要的是，社区就业似乎是目前欧美国家社会经济生活及其政策议程中的新现象与新问题，因为劣势群体的就业与福利问题涉及诸如社会团结与社会分隔、社会整合与社会排挤、社会公平与社会不平等、社会秩序与社会动荡等最重要和最优先的政治议题。（注：G.Room,"SocialExclusion,SolidarityandtheChallengeofGlobalization",Bath:Bath

SocialPolicyPapers,No.27,1998.）简言之，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政策角度，无论从社会经济生活，还是从社会管理角度看，社区就业与福利的关系问题都很值得进行研究。

社区就业的历史演变及其基本特征

社区就业起源于工业化和都市化时代，是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历史性议题。严格说来，工业化和都市化以前，并不存在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和全时间的工资就业形式，工作场所和家庭生活在地理空间上完全重叠在一起，自然也无所谓工资就业和失业问题。工业革命和都市化运动彻底改变了传统劳动和生活方式。就业场所与家庭生活发生地理空间上的分离，无薪劳动者变为工资就业者。与此同时，就业场所既是典型的功能性社区，又普遍位于城市地域社区范围之内，社区和就业由此联系在一起，现代社会的社区就业应运而生。但是，长期以来，现代社会的就业问题主要是从经济学角度考虑的，其核心是劳动市场结构及其运作状况。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那些能够正常参与劳动市场竞争的普通就业者群体。那些因年龄、性别、种族、民族、地区、国家、身份、身体健康和文化因素而处于社会劣势地位的社会成员及其就业问题则被边缘化，极少有人从社区就业角度探讨劣势群体的就业与福利状况。（注：P.Brown&R.Scase,"SocialChangeandEconomicDisadvantageinBritain",inP.Brown&R.Scase,PoorWork:DisadvantageandtheDivisionofLabour,MiltonKeynes:Open

UniversityPress,1994,pp.1-22.）这意味着传统就业主要关注普通社会劳动者的就业状况。与此同时，针对自由市场失败和劳动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欧美各国政府逐步干预社会经济生活，以便缓解贫困和社会不平等问题，就业问题遂由单纯的市场问题转变为市场、社区与国家的互动关系问题。

欧美国家的社区就业可以分为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每个阶段各具特征。18世纪工业化革命开始，特别是由19世纪末期到1950年代，这是欧美国家社区就业演变的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的基本特征是劳动市场体系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过程之中，市场体系尚没有发生结构性分化，主要市场与次要市场之间的区分尚不清楚。普通社会劳动者与劣势群体之间的区分主要是道德标准，经济和市场标准处于次要地位。例如在18、19世纪，英国政府主要从道德角度，依据有无劳动能力将社会救济对象分为两大类：一是“值得帮助”的人，例如老年人、长期病患者、盲人和精神病人。这些人有个共同点，即基本丧失劳动能力，无法通过劳动市场来满足自身及其家庭成员的基本需要，因此需要政府为他们提供社会救济；第二类是“不值得帮助”的人，例如身强力壮的流浪汉、乞讨者、窃贼和前罪犯。他们身强力壮，具有劳动能力。英国政府将他们强行安置到专门设立的就业习艺所和私营企业中就业，主要目的是通过工作救助和以工代赈方式解决他们的救济问题。（注：A.Digby,BritishWelfarePolicy:WorkhousetoWorkfare,London:Faber&Faber,1989.）市场就业和社区就业之间的区分无足轻重。直到19世纪末期布斯的伦敦调查和郎特里的贫困报告出版以后，劣势群体的就业、贫困与生活状况才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但进入20世纪以后，这种状况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简言之，1950年代以前，由于劳动市场体系尚不成熟，社会结构分化和社会组织功能专门化程度有待提高，社区就业与市场就业相互交织、混杂在一起，市场就业基本上等同于社区就业。普通劳动者与劣势群体的区分标准是道德性的，劣势群体主要是以贫困群体形式出现的。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国家尚未承担相应的福利责任，这个时期的社会关系主要表现为相对单纯的市场关系，社会福利关系无足轻重。

1960-70年代，欧美国家劳动市场理论与实践发生重大变化，劣势群体主要集中在次要劳动市场之中，穷人、劣势群体与社区就业议题成为反贫困的主要内容。60年代，欧美国家重新“发现”贫困，与此同时，对反贫困、救济社会劣势群体和劳动市场理论的研究也有重大发展。按照传统理论，劳动市场是整合和统一的体系。但是，当时出现的分隔和二元劳动市场理论则提出截然相反的观点：劳动市场并不是单一和统一的体系；劳动市场由主要与次要、基础与边缘两部分组成；主要劳动市场工资收入较高，就业稳定性高，职业声望与地位较高，以技术和管理性就业岗位为主。与此相反，次要劳动市场为低工资就业，就业稳定性较低，职业声望和地位也较低，以体力和服务性就业岗位为主；贫困成因主要是缺乏就业机会和低工资就业，因此为穷人和劣势群体提供更多就业机会与较好的就业岗位便成为缓解贫困的根本对策。（注：P.Doeringer&M.Piore,InternalLaborMarketsandManpowerAnalysis.）分隔和二元劳动市场理论获得欧美学者经验性研究的广泛支持。劳动市场确实好像是分散、分隔和多元的，穷人和劣势群体主要集中在次等和边缘性劳动市场之中。有鉴于此，欧美国家普遍实施全面的反贫困政策，为穷人和劣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社区政治参与、收入保障、医疗照顾、职业技术教育和岗位培训、社区服务等等。（注：R.Havemaned.,ADecadeofFederalAntipovertyPrograms:Achievements,Failures,

Lessons,NewYork:AcademicPress,1977.）概括而言，欧美国家反贫困战略的服务项目具有若干基本特征：一是城市社区是组织和实施反贫困项目的社会场域，反贫困服务基本是以社区发展和社区经济发展项目形式提供的，大大强化了社区在就业和福利之间的中介性地位；二是工作与福利关系是反贫困的主题，政府提供的就业机会、就业支持服务和收入保障是反贫困服务的主要内容；三是强调在社区层面上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强调社区对就业议题的积极回应。（注：G.Craig,M.Mayo&N.Sharmaneds.,JobsandCommunityAction,London:Routledge&KeganPaul,1979.）简言之，在1960-70年代的反贫困之战中，欧美国家的社区与就业、工作与福利、市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得到充分的发展，社区就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开始在经济政策与社会福利领域中体现出来。

80年代以来，社区与就业、工作与福利、市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在新的社会环境与政策框架下，社区就业真正成为欧美国家社会经济政策议程的一个中心主题。在后现代主义思潮流行和大都市衰败日趋加剧的背景下，欧美国家似乎重新“发现”了社区，回到社区和社区发展运动似乎将社区重新置于人们生活的中心位置。在经济生活中，海湾石油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导致欧美国家失业率大幅攀升，如何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解决日趋严峻的失业问题，成为欧美国家特别是地方政府面临的主要问题。（注：J.A.Chandler&P.Lawless,LocalAuthoritiesandtheCreationofEmployment,England:

Gower,1986.）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以前主要在北欧福利国家中流行的“积极劳动市场理论”逐渐扩散到欧洲大陆，成为欧美国家主流的理论思潮之一。积极劳动市场政策是指那些旨在改善劳动市场结构与功能，主张国家、工会和企业三方合作，消除就业关系中的不利因素，减少和预防失业，保障社会劳动者高比例就业参与和较高程度社会平等的制度性安排。（注：L.Calmfors,"ActiveLabourMarketPolicyandUnemploymentxiǎn＠①FrameworkfortheAnalysisofCrucialDesignFeatures",OECDEconomicStudies,

No.22,Spring1994.）这种理论的独特之处有三：一是劳动市场的结构性不足可以通过政府、雇主和工会等多种社会力量而完善；二是为社会劳动者和劣势群体提供就业机会远比给他们提供社会救济和失业津贴要好；三是劳动市场不是单纯的经济性机制，而是社会性机制。与此同时，70年代末期英美上台执政，其打碎福利国家和削减福利开支，将市场机制引入福利供应，普遍推行“由福利到工作”的福利制度改革，再次将社区就业推到欧美国家核心政策议题的位置上来。总体来说，这个时期社区就业有四个基本特征：一是劳动市场与社区、工作与福利、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更加自然紧密；二是社区就业普遍成为欧美国家地方政府议事日程的优先领域，在社区层面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成为地方政府关注的核心议题；（注：OECD,CreatingJobsattheLocalLevel,Paris:OECD1985.）三是社区就业成为欧美国家地方和社区经济发展政策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注：S.Wismer&D.PelI,Community-basedEconomicDevelopmentinCanada,Ontario:FivePress,1981.）四是社区就业、社会排挤和社会整合议题成为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社区与就业、就业与福利的交会点。简言之，80年代以来，欧美国家的经济发展与福利政策改革使人们重新聚集古老的社区就业议题。（注：OECD,CommunityBusinessVenturesandJobCreation,Paris:OECD,1984.）而且，欧美国家社区就业政策与实践也取得了宝贵经验。

社区就业模式与基本经验

社区就业既是欧美国家社会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福利制度创新与政策调整的基本途径，还反映了市场、社区、国家、家庭和个人互动关系模式的最新发展趋势。1980年代以来，在经济低迷和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处境下，欧美国家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出于不同动机，“不约而同”将关注点聚集于社区就业。其中，经济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动力源泉，旨在通过在社区层面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来解决经济性的失业与消费问题。社会政策的主要目的是降低福利对象的福利依赖，增强福利对象的个人责任感，通过工作激励和社区就业使福利依赖者转变为“积极公民”，同时复兴衰败的城市邻里和地方社区，增强人们的社区归属感，尽量在社区层面满足穷人和劣势群体的基本需求。显而易见，社区就业是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而且意味着市场、社区、国家、家庭和个人互动关系模式的变化，说明社会公平和经济效率成为社会政策的首要目标。（注：OECD,Family,MarketandCommunity:EquityandEfficiencyinSocialPolicy,Paris:OECD,

1997.）简言之，社区就业理论、政策与服务的发展是欧美国家的福利文化转趋保守、社会经济结构转型和福利制度改革创新的产物。

社区就业政策和服务的社会政策目标是社会公平与社会整合，创造就业机会和繁荣经济的经济政策目标处于次要和辅地位。80年代以来，欧美国家的贫富差距与两极分化日趋严重，社会不平等程度显著提高，社会群体、社会阶级之间相互分隔和潜在冲突的现象十分普遍，如何加强社会团结和社会整合，提高社会质量已成为社会各界高度关切的优先政策议题。（注：W.Beck,L.VanderMaesen&A.Walkereds.,TheSocialQualityofEurope,London:

KluwerLawInternational,1997.）形形和数量庞大的劣势群体的生活质量和需要满足尤为引人注目。欧美国家劣势社群的类型和构成复杂多样，主要包括社会中低下阶层、边缘群体和受压迫群体。美国的劣势社群主要是内城贫民区中的阶级下阶层(underclass)、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少数民族、女性、亚裔、非裔和拉丁美洲裔美国人、老年人和退休人员、同性恋者和、短期和长期失业者、福利依赖者、单亲父母、未婚母亲、前罪犯和吸毒者。（注：W.J.Wilson,TheTrulyDisadvantaged:TheInnerCity,theUnderclass,andPublicPolicy,

Chicago: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p.3,143.）劣势群体、少数族裔和女性群体有时是相互重叠的。依据美国劳动部的定义，劣势群体是指那些没有适当就业的穷人和那些(1)中途退学者，(2)小于22岁的人，(3)45岁或以上的人，(4)残疾人，(5)就业遇到特别困难的人。（注：P.RPinto&J.O.Buchmeier,ProblemsandlssuesintheEmploymentofMinority,

DisadvantagedandFemaleGroups:AnAnnotatedBibliography,Minneapolis:IndustrialRelationsCenterUniversityof

Minnesota,1973.）英国支持性就业专家委员会的研究报告认为，那些因个人特质影响他们就业能力和面临就业困难的人处于“就业劣势”的状况，就业劣势的基本类型包括肢残者、长期病患者，精神病人、盲人、酗酒者、罪犯、单亲家庭、劣势年青人、老年工作者、少数民族、无家单身者和长期失业者。（注：B.Bridge,"EmploymentServicesfortheDisadvantaged:AReporttothePersonalSocial

ServicesCouncilonCurrentNeedsandProvisionIncludingaStudyofSupported

Employment",London:PersonalSocialServicesCouncil,1977.）劣势群体通常难以进入竞争性劳动市场，或是获得较好的就业岗位，普遍处于边缘性劳动市场和低工资就业状态。因此，如何创造机会平等的社会环境，创造更多适合劣势群体的就业岗位，以便缓解贫困，增强社会融合与社会团结，实现各阶层和睦相处，提高公民生活质量与社会质量，便成为欧美国家社区就业政策的优先领域和核心政策目标。

欧美国家的社区就业模式多种多样，反贫困战略、社区经济发展、社区企业和地方经济发展是四种主要模式。反贫困战略模式主要盛行于60年代，政策目标主要是缓解贫困，就业途径主要是福利项目，就业者主要是穷人，工资收入主要是辅的，就业性质以福利性为主，经济性为辅；（注：R.Havemaned.,ADecadeofFederalAntipovertyPrograms:Achievements,Failures,

Lessons.）社区经济发展模式主要流行于70年代，政策目标是通过社区经济发展实现社区综合发展，就业途径主要是社区兴办的社区型商业与服务企业，就业者主要是普通社区成员和劣势群体，工资收入是就业者的主要收入来源，就业性质主要是经济性的；（注：D.Fasenfested.,CommunityEconomicDevelopment:PolicyFormationintheUSand

UK,London:MacmillanPress,1993.）社区企业模式出现于80年代，政策目标主要是社会整合，就业途径主要是拥有社会目的的私营企业，就业者主要是难以就业的劣势群体，工资收入和就业机会对就业者都具有重要意义，就业性质以社会性为主，经济性为辅；（注：J.Lotz,"CommunityEntrepreneurs"CommunityDevelopmentJournal,24(1),1989,pp.62-66.）地方经济发展模式兴旺发达于90年代，政策目标主要是通过经济发展解决失业及其相关的社会经济问题，就业途径主要是市场化运作的工商企业，就业者主体是普通社会劳动者，工资收入是就业者的主要生活来源，就业性质主要是经济性的。（注：R.P.Gilothed.,JobsandEconomicDevelopment:StrategiesandPractice,Thousand

Oaks:Sage,1998.）不言而喻，在某种意义上，这些模式都是高度概括的“理想类型”，实际生活中各种模式常常融合在一起，难以泾渭分明地区分开来。虽然社区就业模式形式多样，但是各种不同就业模式却反映出某些共同特征：一是就业活动都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具有浓厚社会意义与社会功能的社会问题；二是社区就业的社会环境与制度背景是地方经济发展问题联系起来考虑；三是社区就业活动与政策的社会目标清楚明确，无论是缓解贫困、社区综合发展，还是将劣势群体重新整合进劳动市场、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社区就业活动与政策设计都起源于社会关怀，旨在谋求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与绝大多数人福利的最大化，而且社区就业政策的社会化倾向愈来愈明显，人的发展处于核心地位。

长期以来，社区企业是欧美国家劣势群体社区就业的主要场所，社区商业、社区服务业和社区工业企业是三种主要类型。80年代以来，社会企业逐渐取代社区企业概念，而成为其中的主要组成部分，社会企业理念与政策模式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日趋流行。“社会企业”(socialenterprises)是个宽泛的概念，泛指那些按照企业方式组织与运作，主要社会目的是为劣势群体提供就业机会，通过就业将劣势群体重新整合进社会经济生活，并且从事商品与服务供应的私营企业。按照OECD专家的界定，社会企业泛指所有依据企业战略组织，但其主要目的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实现某些社会目标和经济目标，并且还具有一种为社会排挤和失业问题带来创新性解决办法的社会经济组织。（注：EOCD,SocialEnterprises,Paris:OECD,1999.）总体来说，欧洲国家的社会企业种类繁多，名称各异，例如比利时的社会目的企业，意大利的社会合作社，芬兰的社会公司(socialfirm)，法国的工作整合社会企业、协会或合作社，德国70年代称为另类企业(alternativeenterprise)，80年代晚期称为地方社区企业，英国的社会企业包括志愿组织、社区企业和社区商业、信托行和中介劳动市场，加拿大是社会经济企业，而美国则是协会、公司、信托行和社区经济发展公司等。这意味着社会企业并不是社区企业的简单替代者，而具有更加丰富多彩的内涵、外延与鲜明的社会目的。概括而言，社会企业截然不同于传统社区企业和私营工商企业的基本特征有四：一是社会企业跨越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边界，开辟经济资源分配与管理的新模式，企业兼备经济与社会双重特征，形成所谓“第三体系”；二是社会企业主要目的是回应失业和社会排挤问题，社会整合与社会团结等社会目标处于政策议程的优先领域。因此，在一些欧美国家社会企业又被称为社会目的企业(social-purposeenterprise)；三是尽管社会企业以社会目标为主，但是仍然按照企业战略组织、管理与运作，并且提供市场化的商品和服务；四是社会企业多属于中小型企业，主要在地方社区为劣势群体提供就业机会，目标是通过就业为劣势群体增权(empowerment)，将他们重新整合进劳动市场。因此，某些社会企业又被称为通过工作培训企业(training-through-workenterprises)和工作整合社会企业(workintegrationsocialenterprise)。欧美国家对社会企业普遍采取鼓励、支持和保护政策，其形式多种多样，既有立法保护，又有政策优惠，既为雇主聘用低技术工人提供薪俸税豁免，又为社会企业提供工资津贴，既为经营者和劣势群体提供专门培训，又提供低息或无息贷款。简言之，社会企业是穷人和劣势群体实现社区就业的主要组织载体。社会企业主要特征是非牟利和社会整合的社会目标，以及主要通过社区就业将劣势群体重新整合进主流社会的社会功能。

欧美国家社区就业的政策实践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发挥着多种多样的社会功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60年代以来，欧美国家“反贫困之战”和“福利制度改革”处境下的社区就业项目与服务，改变了福利国家时代有关就业与福利的社会共识，更加强调公民社会权利基础与前提的工作义务。这意味着社区就业打破了以往将就业与福利、国家与市场、社区与就业完全分开的习惯思维，试图确立这些部门之间的内在联系和互动关系。社区就业指明了欧美国家福利制度改革的方向，并使工作与福利关系重新成为社会经济政策议程和理论研究的核心议题。在理论层面上，社区就业丰富和发展了就业与福利理论，深化了我们对福利制度改革的本质、劳动市场结构与运作模式、贫困和劣势成因、福利依赖与工作动机等复杂现象的认识，不仅为反思福利国家的成败得失与未来发展方向提供动力源泉和刺激，而且引发了对福利理论与政策领域一系列基础议题的激烈争论。在政策实践中，社区就业为穷人和劣势群体摆脱贫困、避免社会排挤提供了更多选择机会，从社会与经济两个方面促进和推动了第三部门的发展，造就了大批跨越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边界的非政府组织和志愿服务机构，有助于社会经济（又称第三部门经济）和市民社会的健康发展，提高了欧美国家社会经济结构与组织体系的多元化程度。社区就业在相当程度上履行和发挥了社会整合与社会团结的功能，降低了社会排挤的程度和范围，有利于将穷人和劣势群体重新整合进劳动市场与正常社会生活之中。

然而，社区就业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其政策模式也并非十全十美，从一开始就存在许多争论，面临诸多两难选择。首先是有关社区就业的核心价值观念与基本假设的争论。这些争论主要是围绕贫困和社会劣势成因、福利依赖性质与程度、公民社会权利（福利权利）与工作义务等议题展开的。右倾的政客和学者认为，贫困与劣势成因主要是个人因素，劳动市场结构与运作是有效的，劳动市场能够提供足够数量与质量的就业岗位，穷人和劣势群体的最大问题是缺乏工作动机，缺乏责任感，依赖国家福利生活。而左翼和中间道路的政客与学者则持不同、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见解；（注：V.George&P.Wilding,IdeologyandSocialWelfare,London:Routledge&KeganPaul,

1985.）其次，关于劳动市场结构与社区层次劳动市场功能及角色的争论。60年代以来，人们对社区层次劳动市场的理论探索与经验研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些人认为劳动市场是统一的，另一些人认为劳动市场分为主要与次要、基础与边缘两部分，社区劳动市场基本等同于边缘和次要劳动市场；（注：R.Whipp,"LabourMarketsandCommunities:AnHistoricalView",TheSociological

Review,Vol.33(4),1985,pp.768-791.）第三，社区企业和社区经济发展能否创造足够数量和质量的就业机会？欧美学者的经验研究发现，社区企业能够提供的就业机会通常是有限的。（注：R.Hopkins,"CommunityEconomicDevelopment:AQuestionofScale",Community

DevelopmentJournal,Vol.30(1),1995,pp.45-64.）劳动市场为劣势群体创造就业机会的数量不足，质量也不高。存在大量就业机会，但是福利依赖者无工作动机的传统说法缺乏经验研究的支持；第四，低工资就业与贫困的关系问题。工资就业的关键是足够的收入和收入保障的标准问题，即就业者可以获得足够的工资收入，用以购买生活所需和满足家庭成员的基本生活需要。但是，劳动市场的现实状况是，劣势群体通常处于低工资就业状况。低工资就业的负面社会后果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最重要和影响最大的是贫困。欧洲学者的经验研究显示，那些处于贫困状态的人也处于低工资就业状况，低工资就业是贫困的基本成因。（注：S.Bazen,M.Gregory&W.Salverdaeds.,LowwageEmploymentinEurope,Cheltenham:EdwardElgar,1998.）有鉴于此，近些年来，有关生活工资(lifewage)、基本收入(basicincome)和公民收入(citizenincome)的主张重新流行起来；第五，有关工作福利的争论。70年代以来，为增强福利服务接受者的工作动机，减少国家开支，欧美各国政府普遍推行工作福利服务。工作福利(workfare)是指福利服务对象以工作为前提或条件而获得福利服务的政策与制度安排。工作福利在许多方面是与社区就业联系在一起的，并涉及许多核心的理论争论。例如工作福利是违背公民的社会权利，还是增强公民权利中的义务观念，以便使权利与义务之间达致平衡？工作福利目标是规管穷人，还是为穷人和劣势群体增权？工作福利功能有助于社会整合与社会团结，还是使穷人和劣势群体标签化和更加低劣化？总之，社区就业政策与服务涉及众多关键性理论与政策议题，而且众说纷纭，争论不休。

结语

本文主要采取文献回顾的方式，从社区就业概念及其重要意义、社区就业与劣势群体的关系、社区就业的历史演变及其基本特征、社区就业模式与基本经验的层面，从就业与福利、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关系的角度，简要介绍和讨论了欧美国家的社区就业理论与政策模式。通过这番讨论，希望为目前我国政府大力推行的“再就业工程”、“社区就业政策”和社区建设运动提供历史借鉴与国际比较视野。虽然欧美国家的历史文化、社会环境与制度安排与中国社会迥然不同，但是社区就业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核心议题，具有普遍的理论内涵与政策意义。欧美国家社区就业理论与政策模式可以为我国的就业、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诸多有益的借鉴。首先，我们要树立社会政策的观点，改变单纯从经济角度看待就业问题的传统思维，更多地从社会福利角度看待就业问题。因为在社会结构转型的中国社会，就业问题既是重大的经济问题，又是头等重要的政治问题，还是个严峻的社会问题。其次，为劣势群体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提供更好的工作岗位是最好的社会福利。第三，地方政府和社区在为劣势群体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改善生活质量的努力中，可以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第四，社区就业是缓解贫困与消除社会排挤的主要途径，但不是解决问题的全部办法。劣势群体的就业与福利问题需要政治制度、经济市场、社会环境、文化模式和个人努力的有机整合。第五，中国企业特别是非政府组织应弘扬社会责任意识，非牟利目标和经济效益是可以有机结合的。

就业政策论文范文第2篇

失业是宏观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传统失业理论主要研究两个问题：一是长期内平均失业的决定因素问题，中心问题是研究市场确实无法出清，以及失业的原因及结果，一种观点认为失业是工人和工作相互匹配的过程中出现的不重要的摩擦的结果，另一种观点认为失业是经济的非瓦尔拉斯特征的结果；二是研究劳动力市场的周期，认为劳动力市场的非瓦尔拉斯特征是劳动力市场周期的关键。如果瓦尔拉斯劳动力市场中存在失业，则失业的工人会立即压低工资直至劳动力市场供需平衡。当工人异质性和工作的异质性成为劳动力市场的基本特征时，每个工人和工作应该被看做独特的，就业过程是通过一个复杂的搜寻匹配过程进行的。

针对后一个问题，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可以通过就业政策的调整来缓解失业问题。如Willams认为可以通过如推行有利减少失业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提供劳动市场信息，扩大公共就业等手段缓解失业问题。Sherraden根据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源于市场失调，提出针对摩擦性失业采取制订匹配工人和岗位的政策，针对结构性失业采取培训工人的政策，针对周期性失业，采取在短期内刺激经济、创造就业岗位的政策。Mortensen以及nssarides的研究构建了一些模型来研究就业政策的影响，认为劳动力市场是双向匹配的过程，失业是由于非完全信息、流动成本和市场的异质性造成的。就业政策通过补贴等方式可以增加新创造工作合同的数量。这些研究虽然对解决商业周期下的就业问题具有积极的作用，但缺乏对就业政策是通过何种路径来对冲击做出反应的分析以及对策研究。

当前，在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下，受到出口需求大幅减少和经济增速减缓的影响，就业形势严峻。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矛盾加剧。一方面，劳动力供给增加，主要表现在：一是劳动力人口存量大。近一个时期正值我国劳动力人口增加的高峰期，平均年增加约1500万人，给就业带来较大的困难；二是农民工就业问题突出。2009年初约2000万人需要重新寻找工作；三是高校毕业生就业难。据有关部门测算，不考虑2009年新增的611万大学毕业生，历年积累的就有近100万毕业生需要解决就业问题。另一方面，劳动力需求减少，据对5个省15个城市513家企业的持续监测显示，2009年3月份企业岗位累计增减相抵为净减，3月底减幅达5.3%。在这一背景下，失业问题受到日益关注。因此，如何依据现实基础，调整公共就业政策，缓解就业压力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我国公共就业政策的现实基础

公共就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需要依据一定的制度基础和物质基础。它们决定了公共就业政策的规模、范围和效果。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我国公共就业政策已经具备了坚实的基础。

1.具有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制度基础

我国的就业制度是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制度相伴而生的。我国传统的就业制度是以城乡劳动力分割、城市就业统包统配、低工资高福利为主要特征的，它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产生和发展并与国家确定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相对应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商品市场的培育和发展推动了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劳动力市场价格逐步成为反映劳动力供求变化和引导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工具。我国开始以劳动力市场作为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基础手段，实行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培育和发展劳动力市场，建立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现代新型的就业制度。在这一制度下，企业依据《劳动法》可以自主用人，劳动者可以自主择业，企业用人机制更加灵活。在工资分配上，国家从微观管理转变为宏观调控，工资形成市场机制逐步发展，工资成为反映劳动力供求状况、引导劳动力流动的重要杠杆。同时，与就业制度变迁相适应，国家建立了比较健全的养老、医疗、工伤、失业和生育保险体系。

2.具有公共就业服务体系等较完备的物质基础

公共就业服务体系通过政府财政支持，为求职者提供公益性就业服务，并为就业困难群众提供就业援助，包括职业介绍、职业指导、就业培训和公益岗位开发。越来越多的国家依靠公共就业服务体系，作为政府就业政策和劳动力市场调节政策的载体来解决失业问题。公共就业服务体系作为公共就业政策的载体，主要表现在：一是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具有降低经济周期对就业的影响的功能；二是可以减少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的不平衡；三是具有改善一般性劳动力市场的功能；四是具有增强劳动者技能，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功能；五是可以支持弱势群体或处于长期失业状态的求职者就业。我国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建立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发展到今天，我国的各城市和区县基本设立了综合性的公共就业服务场所，向求职者和用人单位提供功能比较完善的一站式就业服务。到2005年底，全国县区以上公共职业介绍机构3860个，工作人员2.7万人。全国98%的街道和70%的乡镇设立了劳动保障工作机构，89%的社区配备了专职的劳动保障工作人员。街道、乡镇和社区劳动保障工作人员共有17万人，构成了实施公共就业政策的主要载体。

三、全球金融危机下我国公共就业政策面临的挑战

1.出口冲击

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主要贸易伙伴需求萎缩，我国进出口出现收缩趋势。海关统计显示，2009年一季度，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4287亿美元，同比下降24.9%。其中，出口2455亿美元，下降19.7%；进口1832亿美元，下降30.9%。由于在我国近年的就业增长中，外向型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我国外贸最大的出口国——美国和欧盟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严重，对我国产品的总需求由持续高增长转为低增长，甚至出现负增长。出口下降直接和较大地影响到我国的就业。从地区来看，东部地区的出口企业和产业部门受到影响较大，这些企业和部门的就业弹性较高，因此对就业的影响较大。以广东省为例，广东省出口占全国的1／3，外向型程度较高。由于加工贸易企业占制造业很大比例，行业的利润率较低，抵御冲击的能力较弱，在出口冲击下，广东加工贸易企业拉动的新增就业人数从2005年的76万人下降到2007年的43万人，减少了33万人。从行业来看，纺织、服装、塑料制品等吸纳就业人数较多的加工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受到明显冲击。同时，吸纳就业能力较强的中小企业也面临就业需求下降的压力。

2.外资增幅减少

投资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也是扩大就业的重要力量。就业量究竟稳定在较高水平上还是停留在较低水平上，也就是国民收入是在较高水平上实现均衡还是在较低水平上实现均衡。我国是全球吸收FDI投资最大的国家。金融危机爆发后，一些跨国企业或投资者由于受到资本市场筹资和融资的约束，无法筹措资金继续进行投资。同时，我国制造业成本上升也减少了投资者的盈利预期，从而减弱对中国的投资意愿。在外部订单减少的影响下，很多外商企业和国内企业面临着亏损甚至倒闭的威胁，不得不削减生产或关门倒闭，从而加剧了就业问题。据商务部统计，2008年1-11月，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4952家，同比下降27.51%；实际使用外资金额864.18亿美元，同比增长26.29%。但11月份当月统计显示，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216家，同比下降38.32%；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3.22亿美元，同比下降36.52%。

3.经济增速放缓

就业机会的创造，取决于诸多结构性变量，但在我国工业化的过程中，经济增长一直是最基本的决定性的变量。一般来说，一定的经济增长会带来一定的就业增长。一方面，劳动是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经济增长与劳动之间存在函数关系，因此，经济增长可以促进劳动需求的增长。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中，投资对于消除失业具有重大的作用。在经济增速与就业率的关系上，各国的经验证明，经济高速增长会降低失业率，而经济低速增长仍然会使失业率上升。由于经济周期因素和世界经济危机因素的共同影响，自2008年10月份以后全国工业生产增速陡然大幅下滑，月度落差最大达3.2个百分点之多。由于工业经济在我国GDP中所占比重最高，预计2009年我国经济增长率将比2008年下降，并对我国就业产生了较严重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增速下降；二是企业用工需求出现下滑；三是企业现有岗位流失严重。

4.经济周期调整

在本轮经济增长中，2007年处于我国经济周期性变化的波峰，2008年上半年在遏制通货膨胀的措施下，经济增长处于下行态势。经济周期调整对就业的影响表现为：在劳动力供给一定的情况下，对商品和劳务的需求过低，对劳动力需求就少，形成周期性失业。而且，存在周期性失业的劳动力市场必然处于非均衡状态，一些愿意工作的求职者无业可就。受经济周期调整的影响，今后2-3年内的经济减速将对城镇总体就业形势产生较大的影响。对城镇新增就业人口，如大学毕业生就业会产生挤压。对于部分倒闭的制造企业而言，由于存在结构性失业问题，劳动力供给结构与劳动力需求结构是不吻合的，求职者找不到与自己技能相符合的工作，寻找工作所需要的时间延长，从而在加大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新增劳动力的供给压力的同时，会加剧失业问题。

四、我国公共就业政策的调整方向与改进策略

在全球金融危机下，我国劳动力市场将逐渐在一个新的层次上达到一种供求平衡。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结构性失业、摩擦性失业与周期性失业并存。由于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地区结构等)发生了变化，现有劳动力的知识、技能、观念、区域分布等不适应这种变化，造成劳动力供给结构与市场需求不匹配。因此，我国政府需要调整公共就业政策向积极的公共就业政策转变。在危机下，推动积极的就业政策已经成为欧美各国和国际社会的共识。积极的就业政策以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建设为基础，公共投入集中用于提高职业咨询、就业培训和改善劳动力市场的效率。从各国实践来看，与消极的就业政策主要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失业保障和养老金来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不同，各国在实施积极就业政策的过程中，通过完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并增强职能，在缓解失业问题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具体来看，我国公共就业政策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转变：

1.完善公共就业机构与体系建设

完善公共就业机构的主要目标是增加管理失业人员的福利并提高求职者与劳动力市场的匹配效率。为此，政府需要一方面改善涵盖职业介绍、职业指导、就业培训和公益岗位开发的公共职业服务机构；另一方面要延伸服务网络，延伸到各街道和社区，形成以社区服务为主的基层服务网络，充分发挥公共就业服务在解决就业问题上的主导作用并促进各种形式的服务机构的共同发展，以实现提高就业率的目标。在运行机制的调整上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公共就业服务组织机构需要在雇主和求职者之间建立一种良好的渠道，主要的标准是雇主与求职者之间能够进行方便和有效的沟通，并保证信息的真实性。其次，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应建立能够应对外界环境变化的灵活的协调机制，也就是说，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应根据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做出及时准确的调整。针对不同群体调整服务的方式和重点，如在下岗职工比例大的时候，提供更有效的职业培训服务，有利于职工的再就业；“4050人员”比例大的时候，提供更多的公益性岗位和新的就业岗位开发计划。

2.改善就业培训的内容和方式

在公共就业政策中，就业培训越来越成为一项重要内容。现阶段，就业培训除主要为失业人员提供岗位技能培训，还为就业人员提供培训以适应劳动力市场的新变化。在就业培训，内容上，强化实用技能、职业资格技能和创业培训；在培训方式上，采取实地实习的方式，将黑板讲授和专家咨询案例分析相结合，并根据就业形势的变化和求职者的需求，来及时调整培训的内容和方式。

3.为新增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岗位和培训

为新增劳动力提供的项目包括为新失业青年提供的就业咨询、求职培训和为应届毕业生提供的技能培训。为毕业生提供的求职培训，主要是帮助毕业生完成从学校向工作岗位的过渡。当前，从城市就业人员结构来看，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占据的比重越来越大，与其他求职者相比，农民工在就业方面表现出工作持续时间短、流动性大等特点。公共就业机构可以通过信息交流和等形式，引导农民工的有序流动，减少农民工中长期失业的比例，以提高我国就业的整体水平。当然由于公共就业机构主要针对的对象是长期失业的弱势群体，主要由国家财政来负担，所以在考虑扩大服务范围的同时，需要考虑费用的合理分担。

就业政策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就业；外部环境

近年来，我国国民经济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下，连续出现两位数增长的业绩，特别是在世界经济出现极大波动的情况下，我国国民经济仍然取得了健康、持续、快速发展的成就，给我国农村劳力就业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农村劳动力就业人数达到6．6亿多，占农村劳动力就业人口的87%。但是也必须看到，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外部环境依然存在着政策封锁、劳动力市场体系不健全，国际劳务输出环境不理想等诸多不利因素。为此，政府决策者或参谋者应重视和考虑这些因素带来的影响，并采取有力措施，为解决农村劳动力就业创造宽松的外部环境。

1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外部环境因素分析

目前农村劳动力就业处于十分困难的时期，不但农业内部有困难，其他备业也面临着各自的实际困难，因此，各级领导干部必须重视解决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领导者应坚持密切联系群众，提炼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出的新经验，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在行动上改变作风，不断开创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新局面。当前不利于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外部环境因素主要是：

1．1政策环境因素

(1)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是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必要保证，也是激励农村劳动力脱贫致富、充分就业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近几年来，国家采取了促进农民增收、缓和劳动力就业压力的农业产业化、产业结构调整、发展小城镇、西部大开发和户籍制度改革等一系列措施，大大调动了农民从事各类经济活动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缓和了农村劳动力就业的紧张局面。但是，还存在许多农民进城的歧视性政策和限制措施。因此，政府应通过税收政策调整、鼓励部分家庭成员贸在农村。例如，政府可以家庭为单位按家庭人均收入为免税额和比例税制的基础，征收所得税，并减免抚养负担比较重的人的所得税。对于正在领取保险退休金仍在就业的，要采取征收征罚性所得税的办法，以腾出更多的就业岗位给更多的正需要就业的劳动人口。

(2)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创造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新的大容量密集载体。积极的财政政策作为拉动经济增长、安排就业最直接和有效的手段，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近几年来，国家发行国债数千亿元，加大了农林水利、交通通讯、城市基础设施、城市电网改造，改变国家直属储备粮库和经济适用住房等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增长，而且为长远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更重要的是为农村劳动力就业创造了新的大容量载体。

(3)地方政府的封闭政策，导致农村劳动力难以进入城市正规就业。目前农村劳动力就业的阻碍主要来自各大、中城市对农民进城采取了各种歧视性政策。如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都相继出台了限定外地劳动力进城就业数量的政策，而且对进城农村劳动力进入的行业也作出了规定。对本地劳动力采取保护“壁垒”。如长沙等一些中小城市也相继推出保护本地劳动力就业的政策，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和就业进行限制性管理，不断增多就业的办证收费名目，增加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成本和求职风险。

1．2农村劳动力市场体系环境

我国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全国100家劳动力市场基本完成科学化、规范化、现代化的试点任务，取得了积极成果。主要表现在：现代信息网络初具规模，在就业服务中发挥了极大作用；信息收集和工作全面加强，较好地满足了求职者和用人单位的需要；就业服务功能不断拓展；初步建立了一支从中央到地方的劳动力市场法规体系，劳动力市场秩序明显好转，所有这一切，为促进农村劳动力的有序流动，逐步建立市场导向就业机制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国家计划发展委员会在编制完成的《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人口、就业和社会保障重点专项规划》提出，我国将通过改革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创新，在有条件的省市和经济发达地区逐步推行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这极大地拓宽了农村劳动力就业获得信息的渠道，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的正常有序的流动，加快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步伐。与此同时，我国劳动力市场竞争就业机制完全形成还需要时日，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以及政府部门之间就业政策的不协调，不配套从而导致市场分割现象仍然严重，给农村劳动力就业带来了一定的阻碍。为了给农村劳动力就业提供更多的信息指导，不至于盲目流动，由临时性向稳定性、由单个性向整体性发展，应主要解决的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开放问题，目前一切限制农村劳动力进入城乡就业的政策都不利于劳动力市场的开放，入世后更是如此。二是平等竞争问题。农村劳动力与城市劳动力相比较，农村劳动力失去了平等竞争的机会，同工不同酬现象严重；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双向选择受到破坏，劳动力价格的低廉也破坏了等价交换原则。三是定位问题。政府应该找准自己的位置，不要随便干预劳动力市场，政府应该积极运用宏观经济政策，促进农村劳动力正常就业。

1．3中小企业环境

大力发展中小企业是解决农村劳动力就业的主要途径。中小企业由于其自身特点而成为吸纳劳动力的主要途径。这些特点主要表现在：一是中小企业数量多，对劳动力的需求量大；二是中小企业对就业人员的文化水平要求不高，适合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素质现状；三是中小企业就业制度灵活，适合农村农忙农闲的特点；四是中小企业分布广，城乡分布合理，适合农村劳动力的生活习惯。就目前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情况来看，75以上的农村劳动力在中小企业就业。

随着产业结构调整，中小企业将更多地进入到第三产业，因第三产业具有分散、规模小、劳动密集、资本就业弹性大等特点，对劳动力的吸收仍具有相当大的空间，估计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从事第三产业的中小企业还能容纳16000万劳动力。除此之外，中小企业进入的其他领域还包括为大中型企业配套的劳动密集的敏感的第二产业以及农副产品加工业。从长远来看，第二产业仍然要吸纳大量劳动力。根据过去的情况预测，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第二产业还可以吸纳大约6000万劳动力。这样，由于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科技含量提高，使得新增加的需要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就能大量地被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吸收，从而成为农村劳动力就业的主要途径。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中小企业自身外部环境的窘境，成为制约农村劳动力就业的瓶颈。中小企业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很大的成绩，但是也要看到其自身的特点也就是它发展壮大中的缺点。点多面广、四处分散，没有形成规模，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不能很好地抵御各种风险。随着中小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一些不利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中小企业将逐步地被淘汰，一部分职工下岗和失业。在这种情况下，要进一步扩大吸收农村劳动力就业的规模至少在目前不太现实。与此同时，城镇失业率也呈逐步上升的趋势。1991—1997年的7年间登记失业人数分别为352万、360万、420万、476万、520万、552万和570万。近几年来，城市就业形势严峻，1997年来企业下岗职业总数为1151万人，加上行政企业单位的下岗职工，其数量达1200万人，1998年新增下岗职工2350万人，分流5O万机关干部，再考虑精简机构、青年就业、学生毕业分配等自然新增的1200多万劳动力，1998年城市劳动力供给总量达2907万人。这样，城市与农村双方劳动力供给都在增加，使得农村劳动力进入中小企业的空间就没有多大了，从而成为农村劳动力就业的一大障碍。

l。4国际劳务输出环境

我国已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由于国际社会经济交流的增多、双方贸易的增长、产业结构调整的升级，给我国农村劳动力就业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我国在2005年将完成入世的各项承诺，这将有利于对外贸易的长期稳定发展，加工贸易特别是具有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增加，有望带来更多就业机会。按照外贸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20一40测算，每年额外增加4—5个百分点的出口，就可以使国有经济多增长1个百分点。从而增加近万个就业机会，预计在今后十年，就业率比20世纪90年代平均提高50，达到0．15左右，即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就业总量增长0．15个百分点。由此推算，入世后比入世前每年平均增加200万一300万个就业机会。入世也会推动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并给中小企业的发展创造有利环境，可以增加更多的农村劳动就业机会。

但是也要看到，无论是经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着大量的失业人员。国际劳动力市场供求失衡，竞争加剧，造成我国农村劳动力向国外转移困难。其主要原因：一是保护主义加强，限制措施增多，劳务价格越来越低；二是工程成交条件苛刻，标价普遍压得很低，对外工程项目只能达到保本水平，吸纳劳动力能力减弱；三是普通劳动需求明显下降，技术劳务居于主要地位；四是非法移民的数量大大增加；五是随着劳务输入国产业结构调整，国际劳务市场对外籍劳务人员素质要求也不断提高。这就使得我国大量的素质较低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很难输出到国外。另外，从世界范围来看，劳动力在国内各类市场的流动基本上是自由的，但对劳动力的国际流动，各国都有一定的行政干预措施以保护本国利益因此，把我国丰富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引向国际劳务市场只能作为一种补充方式。

2农村劳动力就业的主要对策

2．1消除政策环境的障碍，创造宽松的外部环境

农村劳动力无论是外出还是在本地就业，无论是进入乡镇企业还是自我创业都需要较为宽松的政策环境。但是由于户籍制度、土地流转制度、流动人口收费制度以及地方政策制定的土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因此，迫切需要给农村劳动力以宽松的环境。一方面，要制定有利于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的农业改革政策。如土地流转制度改革，农村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实行土地股份化，“四荒地”使用权租赁等。另一方面，要制定有利于农村非农化的产业政策。以开发农村劳动力资源为重点，结合农业产业化、城镇化、工业化。通过制定政策，改革农村投融资体制。引导有一技之长的外出务工人员积极回归创业。同时，注重培育农村新的投资热点和经济增长点，从多方面为创业人员构建安居乐业的环境。

2．2消除空间转移的障碍，拓宽劳动力就业空间

劳动力转移从空间地域上一般表现为省内、省外和国外。在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劳动力一般向东南沿海和大中城市转移。由于东南沿海地区劳动力素质提升很快，用人单位对劳动力素质要求明显提高，致使其他地区素质不高的农村劳动力向该地区转移就比较困难。同时，近些年来，由于宏观经济紧缩，大中城市国有企业改革进入更深层次，国有企业自身状况的不理想，导致下岗、失业人员增多。城镇失业率上升，原本城市人口不愿干的脏、累、差的工作，愿意干的城里人增多起来，导致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空间日趋狭小。因此，拓宽劳动力就业的空间，要从四个方面下功夫：一是服务的网络化。建立健全劳动力市场服务体系，在劳动力输出人口密集地设立劳动力服务联系点，在外地设立劳动办事处，加强横向联系，开展劳动力信息交流。二是输出基地化。输出地与输入地之间要在政策、企业和劳动力管理部门之间建立良好的协作关系。每年定期输送各类劳动力，形成若干个劳务基地。三是培训层次化。随着就业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地对各类劳动力进行培训。以适合不同层次的就业需要。既要有劳务输出的岗位培训，也要有农业劳动力的技能培训、素质培训，还要有出国人员培训等。四是组织多元化。目前，外出务工人员多是自发性的，由当地劳务部门有组织输出的比重不到10%，主要以亲帮亲、友帮友形式，以地缘与血缘关系为纽带。这种形式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力量分散，转移空间有限。这样就需要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力量的联合，形成合力。为此，要建立劳务中介、职业介绍机构，形成由政府、学校、个人等多元化组织结构，保障在“有业可就”的前提下，扩大输出规模，推进劳动力的有序转移。

就业政策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就业；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

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从2011的9.2%下降到2015年的6.9%，与此同时中国的就业形势保持相对稳定，2011-2015年期间年均新增就业岗位1286万个，城镇登记失业率维持在4.1%左右。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仍将面临增速调整和结构调整的问题，而经济增速的调整将不利于总就业的增长，经济结构的调整有可能产生大量的结构性失业，因此经济增速和结构的调整不可避免地会对中国的就业产生负面的冲击。为此，中国政府应当采取恰当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稳定就业形势，为中国经济增长的转型升级赢得更多的时间。但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中国的就业到底有多大的促进作用呢？现有的研究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结论。

有大量的文献研究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中国就业的影响，其中卢亮、刘新和刘星、董万好和刘兰娟、张宏亮等研究了财政政策对中国就业的影响；许先普、李伊涵和陈利锋、易定红和白九梅研究了货币政策对就业的影响，然而尚未有文献在同一个理论框架和计量模型中研究财政政策和币政策对就业的影响。不仅如此，现有研究的结论存在显著的差异，甚至存在较多矛盾之处：第一，关于财政政策对中国就业的影响，卢亮、董万好和刘兰娟发现财政政策对中国就业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刘新、刘星发现财政政策对中国就业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第二，关于货币政策对中国就业的影响，李伊涵和陈利锋、易定红和白九梅发现货币政策对中国就业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然而许先普发现货币政策对中国就业有不利的影响。

综上所述，已有的研究割裂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相互影响关系，没有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可以相互作用的理论框架下来估计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就业的影响。不仅如此，现有研究并没有对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就业效应达成一致的认识。因此，我们尚不清楚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中国就业贡献的大小，我们也不能根据现有研究的结论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为此，我们需要采用新的数据和新的研究方法评估中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就业效应，以便提出更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根据1991-201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估计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中国就业的影响。本文的创新主要有三点：第一，采用新的方法――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估计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就业效应，这是一种积极的尝试；第二，本文采用财政赤字作为度量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变量，从而更好地解决了财政政策的识别问题；第三，本文在同一个模型中估计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就业的影响，从而能够比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就业效应的大小，进而能够提出更加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与方法选择

关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中国就业的影响，现有研究采用的研究方法各不相同，因而得出了不同的研究结论。总体而言，现有研究主要采用了如下五种研究方法：第一，卢亮以凯恩斯的宏观乘数理论为基础，测算了政府支出乘数、税收乘数和转移支付乘数，进而测算出财政支出对新增就业的贡献大约为4%；第二，董万好、刘兰娟建立了一个分析财政科教支出对就业及产业结构调整影响的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CGE），发现财政科教支出对就业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对于住宿和餐饮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就业有较强的促进作用；第三，刘新、刘星估计了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与就业之间的面板协整模型，发现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对就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张宏亮估计了财政支出与就业之间的协整模型，发现20世纪90年代以后财政支出对就业的促进作用大幅度下降，而曾学文分别估计了财政支出、国债发行、货币供给与就业之间的协整模型，发现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就业促进作用不理想；第四，易定红、白九梅通过时间序列模型估计了利率波动性对失业影响，发现利率波动与失业率之间存在负相关的关系；第五，李伊涵、陈利锋采用了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了流通中现金量和社会信贷余额与就业之间的关系，发现社会信贷余额的就业效应大于流通中现金量的就业效应。

综上所述，已有的研究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宏观乘数法、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协整模型、多元时间序列的回归模型、向量自回归模型等五种方法，但是在这些方法中哪种方法更加适合于研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中国就业的影响呢？现有研究并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地讨论。事实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就业的影响主要具有如下三个特征：第一，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就业的影响具有动态特征，也就是说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就业的影响在政策实施之后的几个时期内都是存在的；第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就业的影响具有时效性，我们主要关心的是经济衰退时期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就业的影响，因此我们主要研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就业的短期影响关系，而不是研究二者对就业的长期影响关系；第三，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外生冲击的识别问题，这是因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是通过政府的外生干预而实施的，但是政府的干预过程是不可测量，从而成为遗漏变量进入了误差项，导致了内生性问题，应当采取恰当的方法识别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外生冲击。根据上述三个特点，我们认为宏观乘数法、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多元时间序列的回归模型、协整模型都不是研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就业效应的最佳方法，因为前三者不能考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就业的动态影响关系，而后者不能集中考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就业的短期影响关系。因此，我们应当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就业的影响。但通常来说，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必须要解决外生政策冲击的识别问题以及样本量较少带来的估计结果不稳健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直接影响了向量自回归模型估计结果的准确性。

关于外生政策冲击的识别问题，目前主要有如下三种解决方法：第一，西姆斯（Sims）提出的短期零限制条件识别方法，这种方法也称为递归识别法，该方法假定政策变量在当期对其他经济变量不产生影响，那么结构型向量自回归模型A中矩阵A为下三角矩阵，矩阵B为对角矩阵，从而可以采用乔里斯基（Choleski）分解的方法确定矩阵A和B，但是伯南克（Bernanke）和布林德（Blinder）指出变量排列顺序对这种识别方法的分解结果有重要的影响，因此建议把政策变量排在所有变量的第一位；第二，布兰查德（Blanckard）和柯（Quah）以及布兰查德和佩罗蒂（Perotti）提出的长期零限制条件识别方法，该方法的思路是，把结构型的向量自回归模型转化为ut=A-1But=Cut的形式，然后根据残差ut与结构型冲击ut的长期关系确定矩阵C中部分元素的具体值，从而识别出政策的外生冲击，但是这种识别方法面临的最大问题是，需要预先通过经济理论和相关数据对模型中的关键参数进行估计，如果我们选取的理论和数据出现偏误，则采用该识别方法估计出来的结果将是不准确的；第三，尤里格（Uhlig）提出的符号限制的识别方法，这种方法通过设定一定时期内一组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来识别政策的外生冲击，比如帕帕（Pappa）通过假定财政支出与总产出和财政赤字正相关的方法识别了财政政策的外生冲击，卡诺瓦（Canova）和帕帕通过假定财政收入与总产出和财政赤字负相关的方法识别了财政政策的外生冲击，博蒙特（Berument）等则通过假定利率与货币供给和通货膨胀负相关的方法识别了货币政策的外生冲击。

关于向量自回归模型样本量较少、回归结果不稳健的问题，已有研究致力于把向量自回归模型扩展为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从而充分利用面板数据样本量大、估计结果稳健的优点。但是，估计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面临如下两个重要的问题：第一，由于模型引入了因变量的滞后项而产生了内生性问题；第二，面板数据模型固有的不可观察的个体效应。霍尔茨一埃金（Hohz-Eakin）等最早把向量自回归模型扩展为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并且提出了采用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的滞后项作为内生变量的工具变量的方法，估计了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阿雷拉诺（Arellano）和邦德（Bond）首先通过一阶差分的方法去除了横截面的个体效应，然后采用变量的水平值的滞后项作为差分变量的工具变量，最后通过广义矩估计的方法估计了动态面板模型，这种方法称为一阶差分广义矩估计。由于一阶差分会损失很多的信息，阿雷拉诺和邦德以及布伦德尔（Blundell）和邦德提出了采用前向均值差分的方法去除个体效应，然后采用水平变量的滞后项作为差分变量的工具变量，采用差分变量的滞后项作为水平变量的工具变量，最后采用广义矩估计的方法同时估计了水平方程和差分方程，这种方法称为系统广义矩估计。以系统广义矩估计为基础，洛夫（Love）和泰克尼诺（Zicchino）采用前向均值差分的方法去除个体效应，然后采用广义矩的估计方法估计了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这是最早采用广义矩方法估计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的文献，其后有大量的文献采用该方法估计了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如果面板数据具有较强的异质性，那么就应当采用如下的两种估计方法去除面板数据的异质性：第一，佩斯卡拉（Pesaran）等提出的混合组均值估计方法，该方法首先对每个横截面分别进行估计，然后对各个横截面的回归系数进行加总和统计推断；第二，斯瓦米（Swamy）提出的面板随机系数模型，即假定自变量的各个横截面的系数与其均值的差服从均值为0、标准差为Ω的正态分布，多恩等（Doan）进一步假定标准差Ω服从明尼苏达先验分布，从而可以采用贝叶斯估计方法估计面板随机系数模型，卡诺瓦和奇卡雷利（Ciccarelli）以及卡诺瓦等随后对该方法进行了发展和完善。

综上所述，我们应当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就业效应，并且向量自回归模型的最新发展方向是外生政策冲击的识别以及面板向量自回归的估计。在本文中，我们采用省级面板稻菅芯坎普政策、货币政策对中国就业的影响，为了识别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外生冲击，我们采用短期零限制条件识别方法和符号限制的识别方法，为了匹配省级面板数据同质性较强的特征，我们采用广义矩估计方法估计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

三、计量模型、估计方法与数据

1.政策冲击的识别

为了得到稳健的估计结果，本文采用了两种识别政策冲击的方法：第一，借鉴短期零限制条件识别方法，我们把外生性最强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变量放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中各变量的最前面，把内生性较强的变量――国内生产总值、工资、就业――放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变量之后；第二，根据符号限制的识别方法，财政赤字比财政收入、财政支出更适合于测量财政政策，因此本文不再使用财政收入或者财政支出作为测量财政政策的变量，而是采用财政赤字作为测量财政政策的变量。不仅如此，我们还引入了财政支出的相对增长率，即财政支出与收入的增长率之差来识别财政政策冲击，这是因为财政支出的增长率高于财政收入的增长率，财政支出的相对增长率提高，就意味着政府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反之亦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货币政策涉及货币供给和利率两个方面的变量，而且我们不能对这两方面的变量进行简单的整合，因此本文未能参考符号限制的识别方法识别货币政策冲击，而是把货币供给变量和利率变量共同带入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中，以研究货币供给和利率对就业的影响。

2.变量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假定yt是企业t期的总产出，λ是企业t期的生产技术，Kt是企业t期使用的资本，Et是企业t期的就业量，Pt是t期的除利率之外的其他政策变量，根据巴罗（Barro）对生产函数的设定方式，把除利率之外的其他政策变量Pt引入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得到生产函数yt假定wt是t期劳动者的工资rt是t期的利率，根据利润最大化条件得到就业函数Et=根据就业函数，影响就业的主要变量有总产出、工资、利率以及除利率之外的其他政策变量。

在本文中，测量总产出的变量是国内生产总值GDP，测量就业的变量是总体就业EMP和城镇就业EMPu，测量工资的变量是城镇单位从业人员平均工资WAG，测量利率的变量是一年期贷款利率尺，测量财政政策的变量是财政赤字BD和财政支出的相对增长率BDG（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的增长率之差），测量货币政策的变量是货币供给MO、M1、M2以及一年期贷款利率R。对于上述各变量还有如下四点说明：第一，总体就业EMP和城镇就业EMP的数据来源于各省市历年的统计年鉴，其他数据来自《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以及《中国统计年鉴》（2009-2015），同时由于《中国统计年鉴》只提供了1991年以后的货币供给M0、M1、M2的可比价格增长率的数据，因此本文中各变量的样本区间为1991-2014年；第二，根据林（Im）等提出的面板单位根检验，我们发现变量EMP、EMP、GDP、WAG、MO、M1、M2以及这些变量的对数均存在单位根，因此本文采用这些变量的增长率EMPG、EMPG、GDPG、WAGG、MOG、M1G、M2G，而财政赤字BD不存在单位根，因此本文采用财政赤字的对数lnBD；第三，货币供给增长率MOG、M1G、M2G、一年期贷款利率R是全国年度时间序列数据，样本期间为1991-2014年，样本量为24个，而其他变量是1991-2014年期间的省级面板数据，样本量为31x24=744个；第四，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u的最大值为44.74，最小值为-21.84，因此该变量存在不合理的异常值，我们对EMPG进行了2%的缩尾处理。本文采用的各变量的名称、定义、数据来源、计算方法、描述性统计，参见表1。

3.模型的设定与估计方法

从理论上讲，我们应当把测量货币政策的四个变量MOG、M1G、M2G、R带入同一个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中，但是变量MOG、M1G、M2G、R是全国时间序列数据，并且变量MOG、M1G、M2G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如果把这四个变量带人同一个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中，则该模型不能被估计出来。因此，我们把变量MOG、M1G、M2G分别带人下面的三个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中：

因为省级面板数据具有较强的同质性，所以本文采用阿雷拉诺和邦德以及布伦德尔和邦德提出的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估计向量自回归模型，估计程序来自洛夫和泰克尼诺提供的Stata命令。

四、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

在估计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之前，我们需要进行以下三个方面的检验①：第一，根据林（Im）等提出的面板单位根检验，我们发现，变量EMPG、EMPG、WAGG、GDPG、lnBD、BDG、MOG、M1G、M2G、R都是平稳的变量，故而适合采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进行估计；第二，根据BIC、AIC、HQIC三个信息准则，我们发现，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1a）、（1b）、（1c）的最优滞后阶数为五阶，但是采用五阶滞后得到的估计结果和脉冲反应图效果不理想，所以我们把最优的滞后阶数调整为三阶，把各内生变量的工具变量的滞后阶数调整为四阶；第三，根据稳定性检验，我们发现，九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都是不稳定的，其原因是模型中加入了MOG、M1G、M2G、R四个时间序列变量，如果要得到稳定的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就必须去除这四个变量，然而这将导致我们不能考察货币政策对就业的影响，不能比较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就业影响的大小关系，为了避免这两方面的不利影响，我们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中保留了MOG、M1G、M2G、R四个变量，同时采用bootstrap的方法对估计结果进行1000次的蒙特卡洛模拟，以尽可能地消除模型的不稳定对估计结果的影响。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的研究重点是，根据估计方程得到残差的方差协方差矩阵，然后再对方差协方差矩阵进行分解，进而得到相应的脉冲反应图，限于篇幅的限制，我们没有给出所有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仅给出了基于计量模型（1b）的回归结果，参见表2。如表2所示，模型中有较多变量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因此可以对估计方程的方差协方差矩阵进行分解，并得到相应的脉冲反应图。

1.财政赤字、货币供给增长率、利率对就业的影响分析

根据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1a），我们可以得到总体就业增长率EMPG、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u，对财政赤字对数lnBD、货币供给MO的增长率MOG、利率R的脉冲反应图形，参见图1。

如图1所示，总体就业增长率EMPG对财政赤字的对数lnBD、货币供给MO的增长率MOG、利率尺的脉冲反应图分布在[-0.4，0.4]的区间之内，而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u对财政赤字的对数lnBD、货币供给MO的增长率MOG、利率R的脉冲反应图分布在[-0.5，1.5]的区间之内。这表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总体就业的影响较小，而对城镇就业的影响较大。这是因为，总体就业包含了农业从业人员，而农业从业人员具有稳定、不受经济周期波动影响的特征，故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总体就业的影响较小，而城镇就业容易受到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故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城镇就业的影响更大。鉴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总体就业的影响较小，本文不再研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总体就业的影响，而是集中研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城镇就业的影响。

图1下方的三幅子图显示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的影响：第一，在四年以内，财政赤字的对数lnBD对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增加财政赤字能够有效地促进城镇就业的增长；第二，货币供给MO的增长率MOG对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的影响在零水平线上下波动，且在较多情况下为负数，这表明，提高货币供给增长率MOG对城镇就业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第三，提高利率R，在两年以内对城镇就业增长率有正向影响，在两年以后对城镇就业增长率EMPQ有负向影响，这意味着，降低利率R在两年以内对城镇就业增长率有负向影响，在两年以后对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u有正向影响。上述结论表明，在经济衰退时期，采取降低利率的政策在短期对城镇就业有不利的影响，这是因为降低利率就降低了企业使用资金的成本，这将促使企业采用相对更加便宜的资本来替换劳动，从而降低了城镇就业，而降低利率的政策从长期来看对城镇就业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这是因为长期的低利率政策可以刺激消费和投资，提高企业的利润空间，促使企业扩大生产规模，进而促进城镇就业增长。

总体而言，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能够在短期内对城镇就业产生很强的促进作用，而增加货币供给MO的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对城镇就业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降低利率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在短期内对城镇就业有负向影响，因此扩张性财政政策对城镇就业的促进作用大于扩张性货币政策对城镇就业的促进作用，这一研究结论与曾学文的研究结论相似。

为了观察和比较货币供给增长率MOG、M1G、M2G对城镇就业的影响，我们估计了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1a）、（1b）、（1c），并得到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u对财政赤字的对数lnBD、货币供给增长率M0G、M1G、M2G、利率尺的脉冲反应图形，参见图2。

第一，如图2第一列所示，在财政赤字的对数lnBD分别与货币供给增长率MOG、M1G、M2G搭配使用的情况下，财政赤字的对数lnBD对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的影响分布在[-0.5，2]的区间，而且在四年内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扩张性财政政策对城镇就业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第二，如图2第二列所示，货币供给增长率M0G、M1G、M2G对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u的影响分布在[-0.5，0.5]的区间之内，且围绕零水平线上下波动，这表明增加货币供给M0、M1、M2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对城镇就业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第三，如图2第三列所示，在降低利率尺的货币政策分别与货币供给增长率MOG、M1G、M2G搭配使用的情况下，利率对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的影响分布在[-0.5，0.5]的区间之内，且在两年以内基本为负数，在两年以后为绝对值较小的正数，这表明降低利率的货币政策对城镇就业的促进作用有限，且具有滞后性。

综上所述，当扩张性财政政策分别与增加货币供给M0、M1、M2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搭配使用的时候，扩张性财政政策对城镇就业有及时、强健的促进作用，增加货币供给M0、M1、M2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对城镇就业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降低利率尺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只有在两年以后才会对城镇就业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我们的研究结论与卢亮、董万好、刘兰娟、曾学文的研究结论相似，与许先普的研究结论相反。

2.财政支出相对增长率、货币供给增长率、利率对就业的影响分析

为了检验上述研究结论是否稳健，我们采用财政支出相对增长率BDG作为测量财政政策的变量，根据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2a）、（2b）、（2c），得到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对财政赤字相对增长率BDG、货币供给增长率MOG、M1G、M2G以及利率尺的脉冲反应图形，参见图3。

如图3第一列所示，在财政赤字相对增长率BDG分别与货币供给增长率MOG、M1G、M2G搭配使用的情况下，财政赤字相对增长率BDG对城镇就业增长率的不同影响分布在[-0.5，1.0]的区间之内，且在三年以内为绝对值较大的正数，在三年以后为绝对值较小的负数，这表明，不论与何种增加货币供给的扩性货币政策搭配使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对城镇就业均有显著的、较强的促进作用。

如图3第二列所示，货币供给增长率MOG、M1G、M2G对城镇就业增长率的不同影响分布在[-0.5，0.5]的区间之内，且围绕零水平线上下波动，这表明，增加货币供给M0、M1、M2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对城镇就业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如图3第三列所示，在降低利率尺的货币政策分别与货币供给增长率MOG、M1G、M2G搭配使用的情况下，利率对城镇就业增长率的影响分布在[-0.5，0.5]的区间之内，因而对城镇就业的促进作用有限。具体而言，降低利率的货币政策在两年以内对城镇就业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在两年以后对城镇就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在四年以内对城镇就业的累计净促进作用趋近于零。

总而言之，当采用财政支出相对增长率作为测量财政政策的变量的时候，我们依然可以得到如下基本结论：扩张性财政政策在短期内对城镇就业有很强的促进作用，增加货币供给M0、M1、M2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对城镇就业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降低利率的扩张性货币政策至少在两年以后才会对城镇就业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

3.财政赤字、货币供给增长率、利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经济增长和就业稳定是宏观经济调控的两个重要目标，如果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就业与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差异，那么宏观调控政策就应当在促进就业和保持经济增长两个政策目标中有所取舍。因此，研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助于我们提出更加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根据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1a）、（1b）、（1c），我们得到经济增长率GDPG对财政赤字对数lnBD、货币供给增长率MOG、M1G、M2G、利率尺的脉冲反应图形，参见图4。

如图4第一列所示，在财政赤字对数lnBD分别与货币供给增长率MOG、M1G、M2G搭配使用的情况下，财政赤字对数lnBD对经济增长率GDPG的影响均呈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且三年内为绝对值较大的正数，三年后为绝对值较小的负数，说明扩张性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有较强的促进作用。

如图4第二列所示，货币供给增长率MOG、M1G、M2G对经济增长率GDPG的影响呈现出“几”字型的变化趋势，而且在三年以内为绝对值较大的正数，在三年以后为绝对值很小的负数，这说明增加货币供给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也有很强的促进作用。

如图4第三列所示，当降低利率R的货币政策分别与货币供给增长率MOG、M1G、M2G搭配使用的情况下，降低利率R在两年以内对经济增长率GDPG有较强的负面影响，在两年以后对经济增长率GDPG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这说明，降低利率的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较小，而且需要滞后两年的时间才能凸显出来。这是因为，在经济萧条时期，企业和消费者对经济前景的预期趋于悲观，降低利率不会迅速地刺激消费和投资的增长，反而促使企业采用资本替换劳动，因而在短期内对就业和经济增长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如果在较长的时期实行低利率的货币政策，则可能提高企业的利润空间，促使企业扩大生产规模，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和就业。

综上所述，增加财政赤字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及增加货币供给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增长均有较强的促进作用，但是降低利率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有限，而且需要滞后两年的时间才会凸显出来。

4.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分析

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中，更换变量的排列顺序对模型的分解结果有一定的影响。为了检验变量的排列顺序对本文研究结论的影响，我们重新估计了更换变量排列顺序的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3a）、（3b）、（3c），并得到相应的脉冲反应图①。我们发现，财政赤字的对数lnBD对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的促进作用依然是最强的，货币供给增长率MOG、M1G、M2G对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远小于财政赤字的对数lnBD对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a的促进作用，降低利率R只有在两年以后才会对城镇就业增长率EMPQ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因此，在更换变量的排列顺序之后，本文的研究结论依然成立，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以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为基础，采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估计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中国就业以及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主要发现如下四点结论。

第一，由于农业从业人员对经济周期和宏观调控政策不敏感，扩张性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中国总体就业的影响很小，但是扩张性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中国城镇就业的影响较大，因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应当着力于促进中国城镇就业的增长。

第二，扩张性财政政策对中国城镇就业有及时的、强健的促进作用，不仅如此，扩张性财政政策对中国经济增长也有很强的促进作用，因此扩张性财政政策能够在短期内稳定就业形势并恢复就业增长，是经济衰退时期保就业、稳增长的最重要的宏观调控政策。

第三，增加货币供给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中国城镇就业的促进作用非常有限，然而增加货币供给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增长有很强的促进作用，因此在经济衰退时期可以采用增加货币供给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但不宜采用增加货币供给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促进就业。

就业政策论文范文第5篇

需要注意的是,无论在国内还是西方发达国家,文化政策研究都是一个新的领域。这一领域的复杂性在于它涉及了太多不同的领域,运用了太多不同的研究方法和手段,需要面对制度、社会、政治以及文化等不同领域的不同要求,有时候这些要求之间甚至是竞争性乃至对立的。那么如何把这些研究中不同的领域、不同方法,不同要求在一个框架下统一起来,就是进行文化政策研究最为重要的任务。

在国外学界中,没有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划分,也就没有出现我国学界中进行了很多文化产业政策研究,而对于文化政策的整体研究却非常缺乏的情况。实际上,笔者认为,从我国的实际情况考虑,从政策角度出发,我们应当放弃“产业”和“事业”的划分。这有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放弃二元划分的“文化政策”的提法可以使我们在面对文化政策领域时的思考更加全面,不会造成厚此薄彼的情况;第二,在国际上通行的是能够赢利和不能赢利的划分方式,这种划分的确更加科学而明晰;第三,在文化领域的动态发展过程中,一个具体的行业能不能赢利是根据当时的发展情况而决定的,可能在一段时期内需要政府的资助,而另一段时期中就可以赢利而自主发展,也可能在某一地需要资助而另一地却能赢利,这就会导致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之间划分非常模糊。

我国文化政策面对的主要问题实际上就是,政策该怎样为文化产业建立一个完善的市场体系,这也就是我们研究的主要目的所在。而我们目前急切需要的是高质量的研究和健全的数据来建立一个明确的证据基础。因此我们的研究应该主要建立在文化产业发展历史中,不同案例的比较和分析,以及相关的理论总结的基础上。

文化政策研究应当回应三个重要的挑战,第一,跨学科性的挑战,文化政策研究挑战了传统的机构和部门设置,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样也能够将研究者从单一的学科领域中解放出来,面对一系列共同的研究问题、图景和行为。因此文化政策研究无论在学术领域内外而言,都可能具有一种特别的合作倾向;第二,文化政策研究必须要面对潜在的多种受众,这其中包括决策者、研究者、消费者等等,资金来源等外部因素也会对文化产业造成不同的影响,文化产业既涉及市场机制又涉及文化领域,其生产、传播和销售的整个过程都比其他的产业链要更加复杂;第三,混合应用和人文话语的挑战,我们必须要通过健全的文化政策来协调市场话语与人文、艺术、伦理话语的矛盾。另外,在超国家的层面上,很多影响文化政策的因素都是国家或民族所特有的情况,这其中还涉及到文化外交以及民族文化身份的问题,也需要我们加以关注。

文化政策研究的这些复杂挑战要求我们必须在跨学科、跨领域等方面做出突破,在数量上与本质上吸取各种社会学科的研究方法论,以发挥自己的社会和经济作用,建立自己的应用和研究模式。比如说,就政策的执行与其带来的经济效果方面,我们需要经济学、管理学研究;就理解历史上政策制定及其对后来的发展和应用的影响方面,我们需要艺术/人文的史学研究;就探讨符号、意义和身份等文化及其在社会中的作用的定义和经验方面,我们需要文化研究。

就业政策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失业率；货币发行量；财政支出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4-0003-04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建设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国内还存在着许多矛盾制约着发展，如经济的升温带来通过膨胀率的升高，而失业率也一直在攀升，国家和政府采取了许多宏观调控手段来控制失业率，本文的研究目的就是论证相应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对控制失业率是否有效。

关于失业的理论，西方学者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首先是占统治地位的凯恩斯失业理论，也被称为“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凯恩斯认为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导致了非自愿失业，而有效需求不足则是由于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不足引起的，同时他还认为在资本主义市场，需求不足和失业是必然存在的，因此，要解决失业问题，就必须通过国家干预，刺激有效需求，带动就业。而货币学派则提出了“自然失业假说”，其代表人物弗里德曼认为，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技术的进步以及经济制度的变化等一系列因素，有一部分人口处于自然失业的状态，但同时他还认为可以通过一些手段来减小这部分人口的比例，例如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禁止设置最低工资标准等。而奥肯定律则描述了经济增长和失业率的关系，这一定律认为GDP每增加2%，失业率会下降1个百分点，即就业率的上涨小于产量的增加，这一定律曾经得到了国内外的认可，根据这一定律，降低失业率可以采用的对策包括通过发展第三产业带动GDP上升、调整经济发展方式增加产品科技含量等等。国内学者也根据中国实际提出了各自的观点，他们主要认为，当前中国存在的失业问题来自于农村人口比例大、就业总量过剩、劳动力市场不完善等，并从鼓励自主创业、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和健全就业制度等角度提出了对策（王晓飞，2012；武征，2008；谢海，2011）。还有学者从利率对失业率影响的角度出发，分析了利率的变动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并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得出，短期利率对失业率并不存在影响，而长期利率对失业率有影响的结论（代宇，2012）。以上文献中，国内学者的研究都是基于非政策性因素，而本文从宏观调控的角度，选取影响失业率的政策性因素，通过1991―2011年的观测值做相关检验，论证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失业率的影响，对调控失业率的政策性建议有极大的作用。

一、经济政策变量与失业率关系的理论分析

货币政策是政府或中央银行为影响经济活动所采取的措施，主要通过控制货币供给以及调控利率的各项措施来达到特定或维持政策目标，如抑制通胀、实现完全就业或经济增长。货币政策主要有两类，根据对产量的影响，分为扩张性货币政策和紧缩性货币政策。当经济低迷、企业投资热情下降、失业率上升时，使用扩张性货币政策，中央银行可以通过购买证券、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或降低再贴现率，增加流通中的货币，进而降低利率，刺激投资和消费，增加总需求并增加就业。相反，当经济繁荣并伴随通货膨胀时，就使用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中央银行卖出证券、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或者提高再贴现率，减少货币供给，促使利率提高，抑制经济的增长，同时也导致总需求的下降和失业率的升高。

财政政策是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而制定的财政工作的政策，通过财政支出与税收政策来调节总需求。财政政策也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是通过增加政府支出和减少税收，刺激总需求，从而增加国民收入以及带动就业，如政府在进行大型项目时，不仅可以增加总需求，扩大企业产品销路，增加消费，还能直接增加就业岗位；通过加速折旧等方法，政府可以给私人投资以补贴，直接刺激私人投资，带动生产和就业；而税收不仅能影响收入，还能通过影响物品和生产要素，进而影响激励机制和行为方式，当政府降低税率时，企业和个人的可支配收入会增加，会刺激总需求，同时减少企业的成本，带动就业，改变所得税结构可以使高收入者增加税负负担、低收入者减少负担，同样刺激社会总需求。第二类，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则抑制总需求，通过税收和减少财政支出，减少国民收入，同时还会带来失业率的升高，如减少国债、提高税率、减少政府购买和转移支付。

二、经济政策变量与失业率关系的实证研究

（一）变量选择及数据来源

通过上述对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货币政策工具和财政措施对失业率的影响，然而这些因素在调控失业率的过程中贡献是否显著、贡献了多少、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还有待研究，因此本文将对1991―2011年中国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城镇登记失业率做实证研究，首先研究时间序列是否具有平稳性，在非平稳的基础上，选择Johansen协整检验，并得出协整关系，既避免了对非平稳序列做差分后平稳所带来的长期调整信息丢失的问题，又不会产生由于非平稳序列带来的“伪回归”现象，再做误差修正模型，加入误差项，考察变量波动的问题，最后对变量的差分做格兰杰因果检验，考察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样本的选择既要考虑数据的可靠性和可得性，还要考虑实际经济状况，因此本文的区间为1991―2011年。由于货币政策中以改变流通中的货币数量为机制，因此选择货币供应量M1作为因素之一，而财政政策中的财政支出较税率更为直观，因此选择财政支出作为因素之二，同时还有21年中国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下面对这些指标作统计前的分析。

（1）货币供应量（M1）：根据上文所作分析，流通中的货币数量越多，供给大于需求，会降低利率，同时降低失业率，因此该指标和失业率应该呈负相关关系。

（2）财政支出（Finance）：根据上文所作分析，财政支出能够直接用于社会保障和就业，刺激总需求，增加就业岗位，财政支出越多，失业率越低，因此该指标和失业率呈负相关关系。

（3）城镇登记失业率：该指标是指报告期末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占期末城镇从业人员总数与期末实有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之和的比重。在中国，该指标低于自然失业率，在基于数据的可得性，该指标也可作为研究失业率的参考指标之一。

（二）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三）实证检验结果

由上述单位根检验结果可知，三个变量都是非平稳性的，但如果三者之间的线性组合存在平稳性，就说明这些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因此本文选择Johansen检验来得到三者之间的协整关系。

由协整检验结果得出，LnJobs、LnM1和LnFin之间存在唯一的协整关系，协整方程如下：

由于原始序列为非平稳序列，需要通过差分保证该模型的整体稳定性，因此模型中的解释变量为元序列的差分序列。从模型中看出，三个误差修正项都为负，说明它们偏离非均衡误差会得到修正，同时失业率和货币供应量的系数绝对值较小，说明它们偏离趋势后回调速度小，并且波动小，而财政支出的系数绝对值较大，说明它偏离趋势后回调速度快，并且波动大。

从上述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中得出，货币供应量、财政支出和失业率之间存在相关关系，但这并不能说明三者之间就是因果关系，因此要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进行检验。

由于格兰杰检验需要数据是平稳的，本文选取三个变量的一阶差分序列进行检验。

从上述格兰杰因果检验可以看出，货币供应量、财政支出和失业率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说明尽管货币供应量和财政支出的变化可以影响失业率，但还不是主要原因。

结论与对策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可以得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失业率有一定的影响，并且在中国宏观调控的实践中得到了效果，同时，根据实证检验结果可得，货币政策对失业率的影响较大并且较稳定，这一结果可能是由于货币政策工具中可以直接影响企业发展和个人可支配收入进而影响就业的部分较为明显，而财政政策中直接用于解决就业问题的比例较小，然而，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调控并不是降低失业率的主要原因，这一方面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当然，根据这一结论，文章可以提出相应的控制失业率的对策：（1）改善税收结构。根据经济发展情况和员工工资标准的变化，完善税收结构，充分利用税收调节收入的作用，提高中低收入者和个体工商业者的可支配收入，刺激消费和投资，进而降低失业率。（2）增加政府支出中用于就业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部分。细化政府支出，将用于就业保障的财政用于实处，增加有利民生的大型项目，既直接增加就业岗位，减少摩擦性失业和周期性失业，同时增加总需求，达到改善民生的目的。（3）在控制通胀的前提下，灵活运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通过存款准备金率等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利用它们对基础货币的扩张机制，影响市场利率和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4）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信贷制度。提高资金利用效率，促进资源有效配置，让有发展潜力的企业能够以较低成本获得发展资金，拉动就业和产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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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5页）

[8] 付伯颖.促进就业的财政政策研究[D].大连：东北财经大学，2007：6.

就业政策论文范文第7篇

传统的理论认为，货币政策是总量调控的政策，其中暗含着的一个基本的假设是货币政策对于各产业的影响是一致的，或者说隐藏着产业部门是同质这一假设。蒙代尔最优货币区理论认为，每个国家经济的各个部分都是同质的,不存在任何差异,即每个国家本身已经是一个最优货币区，货币政策是有效的。但是一般而言，一个国家内部产业不会完全相同，尤其对于一些大国，由于自然地理环境和历史发展条件的差异，必然存在着产业发展上的差别。如果在产业发展差异较大的国家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那么货币政策则很容易出现差异化的效应，甚至会对一些产业产生负面作用，不利于整体宏观目标的实现。2010年以来为了遏制上扬的通货膨胀，我国货币政策由扩张转为紧缩，紧缩的货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通货膨胀上涨的势头，却导致部分产业出现了融资难的问题。2012年铁路运输业曾一度因为利率提高、财务负担过重、融资难度增加，出现大面积停工的现象。对于统一的货币政策为什么有些产业反应“过敏”？而另一些产业却反应“麻木”？

可以看出货币政策非对称性是一个不可规避的问题。另外，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传统的信贷传导机制逐步转换为汇率传导机制（王鸿飞，2013），这使货币政策的效应在外贸企业和本土企业之间呈现出更大的差异。虽然近年来不完全市场在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的影响不断被发掘，为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而欧盟的成立也为研究提供了现实基础，但是大多数研究还主要侧重于货币政策区域差异的探索，只有少数的研究关注到货币政策产业层面上的差异。对货币政策产业效应非对称的研究起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通过对文献的梳理不难发现，研究主要集中于货币政策产业效应存在非对称的证明及其成因的探讨。最早对货币政策产业效应的研究是Bernake&Gertler（1995），他们运用VAR模型检验了货币政策对耐用品和非耐用品消费支出，居民投资支出和商业投资支出等不同支出的非对称性影响,其中对耐用品和非耐用品的分类就涉及到货币政策产业效应的问题。

Hayo&Uhlenbrock（1999）用VAR模型分别对英国和德国的产业数据进行分析，发现货币政策对产业的影响方向存在非对称性，并认为资本存量、要素密集度等因素是引起不同产业对货币政策反应差异的主要原因。其后更多的学者也对货币政策产业效应进行了深入的研究。Dedola和Lippi（2005）利用OECD的5个国家的21个产业的面板数据分析得出公司规模、融资能力、财务负担等因素是形成货币政策产业效应的主要原因。Peerman&Frank（2005）进一步扩大研究范围，通过对欧洲7国11个产业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货币政策在不同产业中表现出非对称的影响。Glosh（2009）和Si-bon（2009）分别运用印度和以色列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货币政策在发展中国家也存在非对称效应。前期的学者主要采用VAR模型进行研究，直到近几年才出现了研究方法上的创新。Georgopoulos&Hejaz（2009）创新地运用面板数据模型进行研究，发现货币政策对不同产业存在明显的非对称影响，货币政策的影响与产业的财务特征有关。Tena（2009）则采用了非线性TVAR模型，发现货币政策对不同产业有差异化的影响，并且有非线性的特征。周逢民（2004）分析了产业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关系，但没有考察货币政策对不同产业的影响。王剑和刘玄（2005）用VAR模型研究发现货币政策对各产业的影响程度存在较大差异。第三产业对货币政策的反应最灵敏，第二产业次之，第一产业最弱，他认为产业异质性是导致货币政策产业效应的原因，但没有对原因进行深入分析。戴金平和金永军（2005）构造了要素密集度和市场结构差异的两部门模型，并利用ADL模型和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了1995年以来中国6个产业对货币政策冲击的反应，发现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房地产业对利率政策冲击反应明显，第三产业、餐饮业和批发贸易零售业反应较小，显然这一结论与王剑和刘玄的结论是矛盾的。曹永琴（2010）利用VAR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对货币政策进行研究，发现我国货币政策存在非对称性，第一产业最强烈、第三产业次之、第二产业最小，这个结论与上述结论也有差别。通过上述分析发现：首先，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比较局限，并且在各产业对货币政策的反应程度方面并没有形成统一意见。其次，在研究方法上普遍采用线性的VAR模型，方法较为单一，忽视了可能存在的非线性效应。最后，现有文献对形成原因的分析不够深入，缺乏理论依据，因此有必要深入分析货币政策产业效应及其产生的根源。本文将建立理论模型，并利用企业层面的季度数据，运用非线性的面板门槛模型对问题进行实际验证。

一、理论分析

1917年美国经济学家J.MauriceClark首次提出加速原理。随后加速原理投资函数模型成为西方经济学关于投资行为的一种重要的理论分析模型。该模型假定资本与劳动的比例固定不变。认为收入的变动会引起投资的变动，因为收入变动必然引起产品需求的变动，因此，当产品需求增加时，企业现有生产能力已经不能满足，这就需要企业对固定资产进行投资。依据该理论，本文在徐涛（2007）的研究基础上，试图构建一个简化的封闭经济模型来说明货币政策与产业产出之间的关系。模型构建需满足以下假设条件：（1）本文研究的是一个非开放条件下的经济系统，利率受经济体内部供需影响，资本账户不开放，不考虑汇率变化；（2）经济体内部货币市场处于均衡状态，货币供给量等于货币需求量，利率为均衡利率；（3）不同产业由于生产方式和产品特点不同，对资本需求不同，资本存量存在差异。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认为，货币需求行为的产生取决于三种动机，交易动机、预防动机和投机动机；由交易动机和预防动机决定的货币需求取决于收入水平，与收入成正比；基于投机动机的货币需求则取决于利率水平，与利率成反比。因此可将货币需求函数表示。

二、计量模型与数据说明

（一）模型设定与估计方法根据上文的理论分析可知，货币政策对产业产出有差异化的影响。本部分在（9）式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实证模型对上述命题进行验证。以往大多数研究都是使用线性VAR模型对货币政策与产业产出之间的关系进行验证，但最新的理论研究表明，货币政策具有非线性的特征。Becetal（2000）用平滑转换回归模型验证了美国、德国、法国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的货币政策行为，结果发现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具有明显的非线性特征；Martin&Milas（2004）通过研究发现英国在1992年之后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和产出具有非对称效应。我国也有一些学者注意到货币政策的非线性问题，如赵进文（2005）、欧阳志刚（2009）等，他们使用LSTR模型对我国货币政策进行验证，也发现我国货币政策对产出具有非线性特征。如果货币政策是非线性的，用线性模型估计将是有偏差的，那么估计的货币政策效果将会大打折扣。考虑到不同产业间要素构成以及技术特征都存在较大的差异，货币政策与产业产出存在非线性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因此，本部分利用非线性门槛面板模型来考察货币政策与产业产出的非线性关系，拟找出两者之间最真实的关系。

（二）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1998年国家取消了商业银行贷款规模限额控制，货币政策中介变量由信贷规模转移为货币供应量，同时由于我国利率尚未市场化，货币政策传导主要靠货币渠道实现，故采用M2作为货币政策变量。我们选取企业销售额作为反映企业产出的指标。由上文理论分析可知，不同产业由于资本存量不同，对货币政策的反应存在差异，因此为了进一步验证理论模型的结论，选取资本存量作为门槛变量，将企业资产与产出之比作为衡量资本存量的指标。本文数据采用企业层的面板数据，基于数据可得性的考虑，采用上市公司2008年第一季度到2012年第一季度的数据，并对数据进行了如下的筛选：（1）在2008年第一季度到2012年第一季度连续数据的公司；（2）剔除样本内ST和PT类上市公司。本文数据均来自国泰君安统计数据库，所选公司依据“2012年10月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分类指引”的行业划分标准，涵盖农业、制造业、建筑业、房地产业、信息产业、交通运输和邮电业7个产业共计884家上市公司。

三、实证结果

首先要确定门槛个数，以便确定模型的形式。表1给出了门槛自抽样检验结果，结果显示：农业、房地产业、信息产业、交通邮电业、建筑业、制造业均存门槛效应，单槛效应除农业外都在1%水平下显著，双重门槛和三重门槛均在1%水平下显著，门槛值差异较大，为了更好地衡量货币政策对各产业的非线性特征，在此采用三重门槛模型进行分析，各模型门槛值估计结果详见表2。表3给出了门槛模型参数估计结果,从结果来看：首先，货币供应量与各产业产出变化是正相关的，这也与我们的预期一致，并且各产业回归系数都是在1%水平下显著的，这表明货币政策对各产业的影响是确实存在的；其次，各产业对货币政策反应系数存在差异，也就是说，货币政策对不同产业存在差异性的影响。对货币政策指标反应最敏感的产业是房地产业，其次是交通运输和邮电业、建筑业、制造业，对货币政策反应最弱的产业是农业和信息产业。当各模型处于低门槛效应时，从货币政策对各产业的影响系数β'1来看，对货币政策反应最敏感的房地产业的系数为1.318，分别比交通运输邮电业、建筑业、制造业、农业和信息产业高出0.437、0.327、0.574、0.675和0.683；最后，货币政策对各产业产出的影响不是单一的，可以通过各产业资本存量的差异将样本分为不同的区间，随着资本存量间由小变大，各区间内产业对货币政策敏感度是不断下降的。以制造业为例，制造业可细分为31个产业，不同产业间资本存量不同。当制造业资本存量低于2.138时，对货币政策的敏感系数为0.744；当资本存量处于2.134到3.109之间时，对货币政策的敏感度为0.700；当资本存量处于3.464到3.730时，对货币政策的敏感度为0.665；当资本存量大于8.803时，对货币政策的敏感度变为0.609。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货币政策产业效应非对称问题是一个关系到货币政策执行效率的重要问题。本文首先建立理论模型分析货币政策产业效应，为研究提供理论依据；随后借助“门槛回归”技术为代表的非线性计量经济学理论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对货币政策产业效应进行实际验证。研究发现：货币政策对不同产业产出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非对称性，并具有显著的门槛特征。对货币政策指标反应最敏感的产业是房地产业，依次是交通运输和邮电业、建筑业、制造业，对货币政策反应最弱的产业是农业和信息产业。货币政策对各产业的影响均显著并存在基于资本存量的三重门槛效应，也就是说货币政策对各产业产出的影响不是单一的，随着资本存量的变大，各产业对货币政策的敏感度不断下降。

就业政策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资本成本 约束效应 财务政策

作者简介：

汪 平（1963-），男，山东临清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会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邹 颖（1972-），女，山东龙口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会计学院副教授

袁光华（1965-），男，湖北云梦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会计学院副教授

一、引言

财务政策研究是现代财务理论研究的重要领域。财务政策是企业董事会、管理当局根据基本的财务理论、财务规则以及企业的发展战略、行业惯例与客观的内外部环境所制定的进行财务管理工作必须遵循或采用的基本的原则、程序和方法等内容的总称。财务理论是制定财务政策的基础之一，也是保障财务政策科学性、理性化的核心因素。作为严谨的财务理论的补充，以实地研究（Field Research）尤其是调查研究（Survey Research）为工具而进行的长期、细致的财务政策的调研与分析进一步发展甚至修正了有关财务理论。科学、合理的财务政策应当既有财务理论的支撑，又符合企业所处环境的诸多理财惯例，尤其是可以促成理财目标的顺利实现，推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财务政策的研究是财务理论发展的重要途径。一般认为，投资政策、融资政策与股利政策是企业的三大具有战略意义的财务政策（Baker，Singleton和Veit，2011）。这三个财务政策的制定与优化均受到资本成本的严格约束，资本成本在其中发挥着重要而核心的作用。这些财务政策以及由此决定的理财行为将从根本上决定企业的发展方向以及价值创造实力。与国外管理优秀企业相比，我国企业尚未建立起科学地组织财务管理活动的机制。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通常没有明确的、稳定的财务政策，当然更罔论财务政策的合理性与科学性。本文着眼于资本成本对于财务政策的约束效应，基于上市公司10年的面板数据，对我国企业的投资政策、融资政策与股利政策进行经验检验，力求为公司财务政策的制定与优化提供理论与数据支持。

二、文献评述与理论分析

从1958年到1961年，Modigliani和Merton深入研究了资本成本与投资政策、资本结构政策、股利政策之间的科学关系，奠定了资本成本在公司财务政策的制定与优化过程中的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同时也开启了资本成本与公司财务政策的相关研究。

（一）资本成本与投资政策 投资政策又称资本预算政策，是企业针对资本投资所制定的财务政策。Dean（1951）将资本成本作为资本项目取舍的标准，认为只有内含报酬率（IRR）超过其市场决定的资本成本水平的投资项目才能够被采纳。Solomon（1955）更是直接提出资本成本的基本作用在于为资本性支出是否可行提供正确而客观的标准，即资本支出的取舍率。自此，从理论上讲，资本成本在投资政策中的约束效应已经得以确认——资本成本是资本投资项目选择的基准利率，且该基准利率要随着项目的风险程度进行调整（Ehrhart，1994；Brigham和Ehrhart，2008）。因此真实的资本成本取决于资本的投向，不同风险程度的投资项目，应以不同的资本成本作为基准利率进行投资决策（Armitage，2005；Brealey， Myers和Allen，2008）。调查研究发现，超过50%的美国公司以风险调整后的资本成本作为投资项目折现率（Gitman和Mercurio，1982；Bierman，1993；Block，2003）。亚太地区国家的公司在基准利率的正确选择上落后于美国公司（Kester等，1999）。我国企业普遍将“银行贷款利率或以此为参考”作为折现最重要的依据（李悦等，2007）。按照Modigliani和Miller（1958）的分析，决定企业经营活动现金流量亦即价值创造实力的惟一活动就是资本投资决策。如果企业的资本投资项目可以完全细分，那么，最佳的资本投资规模就是净现值（NPV）为0的那一点的投资规模。如果NPV为正值的投资项目存在资本限制，为投资不足；相反，如果企业投资于NPV为负值的投资项目，则为过度投资。其中，尤以过度投资对企业造成的不利影响更为重大和深远，需要引起高度关注。毫无疑问，资本成本是投资决策中最为重要且核心的决定性因素。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资本成本越低，企业对于资本投资项目的选择余地越大，财务竞争力也就越强。

（二）资本成本与融资政策 融资政策实则一个复合型的财务政策，涉及到不同性质投资者之间以及相同性质投资者之间利益的权衡以及对于企业经营、资本投资新增融资的满足程度，包括融资金额和融资结构两个方面。融资金额从根本上取决于企业的资本预算，是由投资决策所决定的；融资结构包括资本结构问题和股权结构问题。自Modigliani和Miller（1958）开拓性的研究以后，众多学者在资本结构无关论的基础上逐渐放松了理论假设，提出了诸多资本结构理论，其中静态权衡模型一直处于主导地位（Van Horne，2001；Brealey， Myers和Allen，2008）。该理论精髓在于通过债务税盾利益与财务拮据成本、成本的权衡，确定企业最优资本结构。调查研究发现，管理者无一例外地认为资本结构十分重要，因为管理者都在尽力管理其资本成本（Baker，Singleton和Veit，2011）。我国学者李悦等（2007）发现，中国上市公司普遍具有低估股权融资成本和明显的股权融资偏好等错误的融资观念与政策。这些直接诱导了企业的非理性融资行为。按照现代财务理论，最优资本结构是指能够使得企业价值最大化或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最小化的资本结构。也就是说，从融资政策的角度讲，最优的融资政策在资本成本方面具体表现为董事会和管理层应当且有义务通过科学的方法和途径合理地安排融资金额和融资结构，在满足经营和投资所需资本的前提下，尽量地降低企业现金流的风险程度，降低企业的财务风险，从而降低资本成本。

（三）资本成本与股利政策 科学、合理的股利政策既要满足股东的报酬率要求，又要有助于公司长远可持续发展，二者兼顾的关键在于科学地确定股利支付率和股利支付额。已有研究将股利支付率作为分析股利政策的重点。Lintner（1956）、Walter（1956）、Rozeff（1982）、John和Williams（1985）、Miller和Rock（1985）以及John和Lang（1991）等学者提出不同的最优股利支付率模型，然而学术界对这些模型的检验结果莫衷一是。理论上讲，在未来投资机会与目标资本结构确定的前提下，按照剩余股利模型，公司可以形成最佳股利政策。然而调查证据显示几乎没有公司严格地使用纯粹的剩余股利政策，而是对剩余股利政策进行必要的调整（Smith，2009）。从长期来看，股利支付率是股利政策的核心指标，也是观察企业股利政策特征的重要指标。但就某一个具体的股利支付期而论，股利支付额是一个更加值得关注的指标，因为直接关系到股东利益的保护以及股东财富最大化目标的实现。按照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理财目标，董事会、管理层应当在配合投资者实际获得的资本利得报酬率的基础上通过现金股利的支付来实现股东所要求的报酬率，亦即股权资本成本。股权资本成本对于现金股利支付额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现金股利支付额与股权资本成本的波动呈正相关关系，亦即资本成本提高，现金股利支付额要增加；资本成本降低，现金股利支付额可以减少。对现金股利进行科学合理的动态调整离不开对股权资本成本的合理估算。

从现有研究来看，企业财务政策的研究主要是采用调查研究法，即通过运用E-mail、问卷、访谈等形式调查企业财务人员尤其是首席财务官，对企业的财务政策进行整理与分类，得出结论。很明显，对企业理财行为进行分析，并将此上升到惯例、规则的层面，当具备了一定的稳定性和普遍性之后，某种财务政策就具备了一定程度的普适性，可以为很多企业财务政策的制定提供借鉴。在调查研究中，学者们对于财务政策制定的制约因素多有涉猎，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相对而言，受到研究方法的局限，此类研究尚流于表面，难以深入了解财务政策制定的内在机理，对于不同财务政策科学性的辨析也难以上升到理论层面。收益权是投资者最为基本的投资诉求，具有投资者要求报酬率（资本成本）约束的财务政策是公司实施理性财务行为的基本依据与标准。资本成本对公司财务政策具有核心约束作用，“投资者要求报酬率-资本成本-财务政策-理财行为-价值创造-理财目标实现”这是公司财务政策制定与优化的正确逻辑与科学思路。从技术上讲，具有一个合理的资本成本的估算值是制定科学财务政策的基础和前提。

三、研究设计

（ 一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以2000年至2009年十年间沪深股市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样本依据以下原则进行了筛选：剔除无期初收盘价格的样本；剔除无每股收益的样本；剔除EPS2-EPS1为负的样本。2000年至2009年每年的初始样本规模、删除样本规模与最终样本规模如表（1）所示。

（ 二 ）变量定义 本文中相关变量的定义与计量详见表（2）。

（ 三 ）模型建立 本文从投资规模与投资结构两个角度反映公司的投资政策，用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计量投资的规模，用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的比例计量投资的结构。构建模型如下：

Investmentit=α+β1WACCit+β2TobinQit+β3OCFit+ε （1）

融资政策的研究重点是资本结构。本文以资产负债率、短期融资长期融资比分别从资本的性质结构与期限结构两个方面全面反映企业的资本结构。构建模型如下：

CapitalStructureit=α+β1WACCit+β2lnTAit+β3Profitit+β4Collatit+λIndDummy+ε （2）

股利政策是与股东财富最大化理财目标关系最为紧密的财务政策，直接关系到股东利益的保护。股东实际报酬包括股利报酬与资本利得报酬两部分。股利支付额是直接构成股东报酬的重要内容，是股利政策中尤其应当引起关注的重要指标，因此本文采用股东实际报酬率（以相对数的形式侧重计量股利支付额）和股利报酬率两个指标反映公司的股利政策。构建模型如下：

Dividendit=α+β1OCFit+β2TobinQit+β3Investmentit+β4WACC+ε （3）

本文采用PEG模型（Easton，2004）估算股权资本成本，构建如下模型：

RE=■ （4）

模型4中，P0为期初每股价格，取每股收盘价格；EPS1是当期预期每股收益，EPS2是下期预期每股收益。本文使用实际每股收益替代。

四、实证检验分析

（ 一 ）回归分析 依模型1进行OLS，回归结果见表（3）。首先，为了便于对比，先不引入资本成本，做企业投资对运营现金流与托宾Q的回归表（3）的第I部分。结果表明，在不考虑资本成本的影响时，对公司投资影响最大的是企业的未来成长机会（托宾Q）。然而，两者的关系是与财务管理的理论相冲突的。理论上，企业未来成长机会越大，投资支出越大。而基于我国企业数据进行分析的结果与现有理论恰好相反，两者的关系是负向相关，而且非常显著（t值为-7.592）。这一结果显示我国企业的投资行为是非理性的，与众多研究发现我国企业普遍存在着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并存现象的研究结果是相吻合的。当将样本按企业性质 分组进行回归时发现，国有企业组的R2值显著提高。除了上面谈到的投资和托宾Q负相关关系更加明显（t=-1819）之外，还发现投资水平和企业的运营现金流也显著正相关（t=5.470）。而对另外两个分组（法人控股和自然人控股）而言，这一关系不明显，R2也较低。这说明投资不理主要存在于我国的国有企业中。然后，我们在回归中加入资本成本作为自变量表（3）的第II部分，发现模型的解释能力提升到了极致（所有企业样本的R2从0.113提高到0.995）。但是结果却与财务理论所预测的符号是相反的，回归的结果显示资本成本与投资水平呈现显著的（t=970.4）正向相关关系，与理论分析相背。这一结果表明，我国公司在资本投资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资本成本缺位现象，作为核心锚定因素的资本成本并未在公司投资政策的制定中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这就直接导致了公司的非理性投资行为。进一步分组检验的结果表明，这一现象最为突出的只有国有企业，对于法人控股和自然人控股的企业，资本成本和企业投资水平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最后，采用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的比例进行回归表（3）的第III部分，结果显示，只有运营现金流有部分解释能力，其他均无明显的关系。

（ 二 ）相关性分析 依模型2进行OLS，回归结果见表（4）。没有加入资本成本作为自变量的回归（表4的第I部分）结果显示，我国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与企业规模、企业盈利能力以及资产抵押性都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我国企业的规模越大，盈利能力越强，负债率就越低。也就是说，在资本结构政策方面，我国大型企业显然采取了一种极其稳健的策略。这应当与我国公司债市场的不发达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而一般的理财惯例是，企业的规模越大，其偿债能力越强，从而资产负债率越高；企业的盈利能力越强，举债的能力也越强。这一回归结果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行为不同于西方国家。与我国学者对此问题研究所得出的我国上市公司存在股权融资偏好的结论是一致的。按企业性质分组回归的结果与样本整体回归的结果基本一致，说明这一融资行为是普遍存在于我国上市公司。加入资本成本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表（4）的第II部分后，最为显著的一个变化是回归方程的解释程度大幅提升（所有企业样本的R2从原来的0.031提高到0.971）。数据显示资本成本是解释企业资产负债关系的关键变量，这与现代资本结构理论的基本框架是一致的。然而资本成本是和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呈负向关系，亦即资本成本越高，负债率越低，这与负债属于较低资本成本的资金来源的观点相悖。资本成本越高的企业为了降低资本成本，应该提高资产负债率。当然，从资本结构决策的角度讲，由于各个企业的内外部融资环境差异极大，资本成本与负债率直接的相关性也很难获得一个稳定的结果。如果从我国企业股权融资偏好的角度来看，股权融资偏好是形成资产负债率低和资本成本高的一个共同原因。最后，应用短期融资长期融资比的回归结果表（4）的第III部分没有发现企业的融资期限结构和企业的资本成本之间有明确的相关关系。依模型3进行OLS，回归结果见表（5）。未引入资本成本作解释变量的回归表（5）的第I部分）结果表明，企业的运营现金流、托宾Q和投资对于股利报酬率解释能力均不强（R2除国有企业组外，都低于0.02）。回归系数除常数项外，基本也不显著。说明股利报酬率和企业的运营现金流、成长机会与投资额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关系。企业的股利政策和理论上的预期是有出入的。加入资本成本作解释变量（表5的第II部分）后，模型的解释能力有所提升，而且股利报酬率和资本成本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和理论预测是一致的，因为股权资本成本是股东期望的报酬，股利报酬率是股东实际报酬的一部分，两者一致说明股东的报酬要求得到了回报。我们进一步用实际报酬率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表5的第III部分），结果显示实际报酬率和资本成本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实际报酬率还和托宾Q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说明除了股东期望的报酬以外，企业的投资机会也是决定股东实际报酬的重要因素。然而总体来看，本文设计的模型3对于股利政策与资本成本相关关系的解释能力都比较有限（R2太低）。

五、结论

本文认为，资本成本对公司财务政策的制定与优化具有约束效应，在不考虑资本成本因素的状态下，公司的财务政策难以明晰和稳定。没有资本成本约束的财务政策必定是盲目的、非科学的，而这种财务政策所引导的理财行为也必定是低效的、非理性的。总体来看，实证数据表明，通过我国企业实际理财行为所体现出来的财务政策与资本成本之间的关联度很弱，很多财务政策缺乏资本成本约束，理财行为难以得到足够的理论支持。投资政策直接关系到企业价值的创造与股东财富的增加，是公司的第一大财务政策，资本成本作为企业资本投资项目所必须获得的、最低的报酬率水平，是投资项目选择的惟一基准。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资本成本越高，可供备选的投资项目就越少，公司的财务竞争力越差。没有足够资本投资项目的企业，其未来的发展实力必将受到重大影响。但我国上市公司的数据显示，资本成本水平越高，企业的投资规模越大，与现代财务理论的分析完全相悖。这表明资本成本显然没有成为我国企业投资政策制定的约束因素。许多被采纳的资本投资项目，按照净现值法则，实属过度投资的范围。很多学者已经对于我国企业界大量存在的过度投资现象都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应当引起企业界的高度关注。融资政策包括融资金额与融资结构两个方面。没有资本成本约束的投资政策必然导致公司的融资金额决策缺乏必要的资本成本约束。就资本结构而言，公司管理当局应当合理安排不同资本成本水平的资本构成项目，即权衡债务资本、股权资本以及长短期资金的不同风险程度与其投资者要求的报酬水平，并在经营过程中努力降低现金流量的风险，降低财务风险，满足投资者报酬率的要求。本文实证结果表明，由于我国公司债市场的不健全以及银行业的短视，逼迫企业过多地依赖外部股权融资，形成过分的股权融资偏好，结果出现了较高的资本成本与较低的负债率并存的不合理局面。股利政策与股东财富关系最为密切。本文的数据分析对于我国企业股利政策的合理性予以了部分支持，但是鉴于模型本身对于资本成本之于股利政策的解释能力有限，只能表明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受到了较弱的资本成本约束。

鉴于数据获得的限制，本文对于上市公司财务政策的检验采取了间接分析的方法，这会使得研究结论的准确性受到影响。但从另一个角度讲，基于资本成本约束对财务政策进行科学分析是对财务政策进行调查研究的重要补充，对于企业财务政策制定科学性的提高具有重大价值。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资助项目“资本成本、价值创造与我国国企EVA考核研究”（项目编号：10YJA630146）；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金融危机下我国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治理研究”（项目编号：10YJC630024）；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资本成本约束、可持续分红与国有企业价值创造”（项目编号：11BGL026）；北京市教委科研水平提高项目；北京市属高等学校创新团队建设与教师职业发展计划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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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政策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 自愿性会计政策 寻租理论 博弈分析

一、寻租理论

寻租是由美国经济学教授克鲁格在1974年提出的，寻租理论应用的领域很广，将它运用在会计中则称之为会计寻租，而在我国用寻租理论来解释会计问题始于2000年。会计寻租的定义为：在社会总财富水平和企业真实业绩（即经济收益）并未改变的前提下，通过改变会计信息（即财务报告收益数字）或者影响行业规范来进行财富的非公平性转移和资源的不恰当配置，从而对其他社会主体利益造成损害的一种非生产性寻求利益的活动。

会计天然地具有经济后果，会计变更就天然地具有寻租功能。即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通过改变会计的确认和计量的方法，就可以改变会计信息，进而改变相关利益关系人的决策结果。企业寻租通常是在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以两种途径来实现：一是通过各种手段干预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引导或促进会计准则朝着有利于该企业的方向发展，在默认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的既有权力的前提下，寻租者可能寻求的则是准则具体事项中有利于自己的规定；二是企业管理当局以经济人的身份，通过具体的会计政策的选择最大限度地降低或减缓新准则所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而后者即被可以看作是自愿性会计政策变更的寻租行为。

会计活动与相关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那么，从理论上讲，企业就有适应环境变化而重新选择会计政策的必要性，这也就是自愿性会计政策变更的本质要求。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企业可以选择通过这种自愿性会计政策的变更改变其真实收益以取得不应得的资源或财富。

在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企业自愿性会计政策变更的真正动因是否如准则中规定的能够提供更可靠、更相关的会计信息不得而知，但鉴于自愿性会计政策变更所具有的寻租功能，自愿性会计政策变更应是极易发生盈余管理的领域，企业管理者会通过变更会计政策改变财务报告收益来达到其寻租的目的，实现财富的非生产性转移。

二、博弈分析

在经济学上博弈论是个非常重要的理论概念。与传统经济理论研究的不同点在于博弈论中，个人的效用函数除了依赖于自己的选择，还依赖于他人的选择；个人的最优选择是其他人选择的函数。

1.自愿性会计政策变更博弈的前提

在不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人们之间的行为是相互影响的，一个人在决策时必须考虑对方的几种可能性的反应，此时所做出的决策可能比单独思考自己的需求更具有价值。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市场中买卖双方各自拥有不同的信息，双方为了追求效用最大化，就会采取不同的手段来为自己谋利，由此便产生了一系列的博弈过程。

2.自愿性会计政策变更博弈的要素

（1）博弈双方――政府作为博弈甲方，上市公司经营者作为博弈乙方。

（2）博弈规则――会计规范体系。

（3）裁判――注册会计师。裁判是一个中立的角色，他通过接受委托服务于博弈的一方，公正的做出评判。

3.博弈过程分析

对于上市公司而言，在其公开信息时，就要了解政府在此信息公开后会做出的反应及对策。而政府在做出决策时，也需要考虑上市公司通过机会主义会计政策变更实现歪曲披露会计信息的可能性。下面我们可以从以下博弈分析中更加清楚地了解这一过程：如表1的博弈矩阵 ：

其中：E――上市公司不采取机会主义会计政策变更

O――上市公司采取机会主义会计政策变更

A――政府采纳上市公司披露的会计信息

U――政府不采纳上市公司披露的会计信息

表中各组数据代表政府及上市公司分别在不同情况下所得的好处。那么首先我们分析AE（9,6），看它是不是均衡点。如果政府选择采纳（A）的策略，则上市公司通过比较（E）与（O）的好处就会选择（O）点，去获得最大的利益8，也就是会采取机会主义的会计政策变更，所以AE（9,6）显然不是均衡点。同样，我们对AO（4,8）及UE（4,3）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它们都不是均衡点。而在UO（5,4）的情况下，政府采纳（U）的策略，上市公司通过比较（E）与（O）的好处就会选择（O）点，去获得最大的利益4，也就是会采取机会主义的会计政策变更，歪曲披露会计信息；另一方面，当上市公司采纳（O）的策略，政府通过比较（A）与（U）的好处就会选择（U）点，去获得最大的利益5，就是会做出不采纳的决策，从而该博弈的均衡点为UO（5,4）。

这种双方都采取消极方式对待问题的僵局的出现，显然对于经济发展是不利的。我们要制定出相关的规章制度，要求上市公司适度公开会计政策变更情况，既要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可靠性、相关性，又要以不泄露企业商业秘密等不可公开的信息为限，这便是博弈的一个新的“均衡点”。这样上述博弈均衡点持续发展下去的唯一结局就是最终会导致上市公司采取机会主义会计政策变更下所得好处减少为零，我们重新得到一个新的均衡点AE（9,6），即上市公司采取效率型的会计政策，真实公开财务信息，而政府据此做出采纳的决定。如表2所示：

以上我们简单的探讨了上市公司自愿性会计政策变更中存在的博弈现象。其实如果想真正地运用好博弈论，就不仅仅是接受这一均衡的结果，而是通过了解这一均衡的形成过程来创造条件达到这一均衡。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这一理想的均衡状态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是必须经过“多次博弈”才能达到的。就好比会计中各种准则、制度、契约就是在不同的博弈各方多次博弈之后逐步形成的。其具体表现为：政府颁布的会计准则若有了破绽和漏洞，市场主体就会利用机会谋取利益，政府一旦发现后便会完善旧准则或制定新准则加以堵截和防范，政府和市场主体随即便展开新一轮的社会博弈。一轮博弈结束后，会计准则便达到了一时的均衡状态，但随着社会整体经济环境的发展和变化，旧的准则规范又不能涵盖新的会计业务，就会再次引发政府和市场主体之间的博弈，其结果就是达到新的均衡。博弈次数越多，程度越完善，博弈各方之间的关系便越接近“纳什均衡状态”。在纳什均衡状态下，各种会计准则、制度、契约就会成为整个社会普遍接纳的“市场规则”，任何市场主体若为了暂时的收益而违反规则，必然会在其他方面付出更大的代价。

由于目前我国对于上市公司会计政策变更情况的公开还没有达到既能披露更多真实、可靠、相关的会计信息，同时又不泄露企业商业秘密等不可公开的信息的双重要求，说明我国的各种会计准则、制度、契约仍处于博弈的初级阶段，要想达到“纳什均衡”还需经过一段漫长的时间。在这长时间的博弈过程中我们要正视自愿性会计政策变更的机会主义问题，积极地创造条件使得政府、投资者与上市公司多次博弈的结果能够兼顾各方的利益，达到双赢的局面。也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最终达到一个理想的“纳什均衡”状态。

参考文献：

[1] 杨久利.自愿性会计政策变更对企业价值及股东、经理人利益分配的影响[J]．财会月刊（理论），2008，（5）

就业政策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文化产业政策；边际内置；谱系内置；贸易政策

中图分类号：G124

就政府对文化产业制度的支撑而言，产业政策体系及其边际内谱系拟置无疑是基本功能结构的承重所在，一切文化产业涉身者都必须将自己的命运绑缚于拟置之中，所以于政府和产业涉身者都是无法逃避的制度依托。对这一重要议题，笔者曾经撰写《论文化产业政策的边际内谱系拟置》一文， ①讨论过产业准入政策、企业治理政策、社会成本政策、价格调节政策和银行信贷政策等五大构件，但未及讨论财政支持政策、内外贸易政策和人力资源政策，因而没能实现谱系完形的学理设定目标，故尔以“再论”予以边际内完形。

一、在政府主导的文化产业政策体系中寻求财政支持政策

在所谓全球认可的“新西兰模式”里，之所以出现“就改革而言，《政府部门法》和《公共财政法》已经获得令人欣慰的赞誉，尤其来自那些资深管理者以及政治家” ②的积极局面，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政府治理结构中，财政资金与市场资本的清晰剥离，以及剥离之后对财政资金效率和公共服务效率的更具目标性。在小政府大社会和预算紧缩的效率追求道路上，不仅全面福利诉求的那种“政府以及其它权威机构选择其提供条件的责任，这些条件就是能够使人民走向富裕生活以及促使其获得更加有益的休闲方式” ③开始受到财政理性的有条件遏制，而且“公共财政管理的产物（包括现金投资、债务结构、预算以及其他）皆与社会协商有关”④ 的投资指向和债务取向都必须远离于市场利益竞争的在场游戏之外。一句话，定义的边际闭合使得财政政策与市场政策成为相对独立的政策循环空间，因而在我们的所议中也就与文化产业政策处在完全不同的政府功能序列。

但是，在社会生存的动态性演化过程中，人们发现对出台政策的主体―政府而言，实际上很难做到边际闭合的不同政策体系之间完全密不透风，而且在穿透客体性问题坚甲和寻求政府功能极大值的过程中，彼此之间严格条件限制下的主动链接，往往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政策实施绩效。具体到中国语境，则事态还有其另外一面，那就是在国有企业占据市场份额较大比值的情况下，政府不可能也不应该遵循市场资本主义传统信条的“非干预主义”，因而公共财政与市场资本之间也就不可能做到严格意义上的边际闭合，甚至不排除在特定情况下财政资金在投向市场后成为某一时域市场资本的激活力量乃至主导力量，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2009年政府实施的四万亿一揽子救市计划中，直接财政投入就是其中的主体部分，其积极效果和敏锐反应令世界为之惊叹，这与“新加坡模式”的“当政府认为市场处于警戒状态时就会提供投资资本” ⑤的情况无疑有过之而无不及。考虑到这一重要制度背景参考因素，在我们思考中国文化产业政策的体系建构时，就不仅不要被“完全市场化”命题束缚手脚，而且要有目的在两个闭合边际中寻找功能链接的制度接口，从而在政府主导的文化产业政策体系中尽可能寻求财政支持政策。

（一）改变政府支出结构 增加文化采购比重

在目前的体制条件下，这种寻求的第一个可能性空间，是改变政府支出结构，大规模增加文化采购比重，通过政府文化采购，一方面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范围、水平和供给能力；另一方面形成对文化产业的财政性消费拉动，而且这种财政性消费拉动对更加普遍意义的市场消费拉动具有巨大的导向作用和激活力量。狭义的政府文化采购，意味着对文化产业生产成果的现金给付，其所采取的诸如“目前的部级评估形式详细地列出了公共消费支出的细目分类” ⑥以及这些分类的具体实施，会成为文化产业市场扩容的买方牵引，所以它被纳入所谓“社会模式”并在与美国的“个体模式”分异中确立其“欧洲必须继续坚持这种社会模式，使之成为世界各国的典范”⑦ 。广义的政府文化采购，意味着年度文化总支出，虽然这些支出大多数都是非现金给付而且亦非直接以文化产业为采购对象，但是总量年度递增终会孕育培养政府的文化消费能力和文化采购需求，进而也就会转换为间接性文化产业指向的政府文化采购拉动，转换为公共文化消费的可持续性和政府文化采购的后劲，如“大型国际活动及其与之相适应的城市策略，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已经成为规划调整的影响要素”⑧ ，也具有广义政府文化采购的蕴含。总之，无论是狭义政府文化采购还是广义政府文化采购，对中国语境而言，政府作为的空间仍然无比广阔，因而也就意味着对文化产业的采购性财政拉动将会起到无可限量的产业拉动作用。

（二）文化产业引导基金注入

这种寻求的第二个可能性空间，是积极市场干预条件下适度规模文化产业引导基金的注入性输血，一方面规模控制立足于确保政府转换角色，致力于文化产业的直接操盘，另一方面又必须对文化产业振兴所需要的金融资本、产业资本、社会资本和风险资本等具有资本吸附功能。事实上，这一注入性输血过程中，文化产业引导基金的吸附力主要有两个向度：其一，尽可能减少各种资金、人才和项目进入文化产业领域的起步风险，算是政府对新兴产业振兴的一种风险转移，从而起到减轻进入者风险预测难度的缓冲作用，并且使更多的投资者由此淡化其过度迷恋于“微观经济尺度在产业或者市场中提供一种有价值的对关键行为的反思”⑨ ；其二，尽可能给那些流转中的资金、人才和项目建立一个有诱引作用的风向标，算是政府给市场一种产业倾斜的信息提示或者立场表达，从而使那些敏感的投资者迅速窥视到某种趋利性产业发展潜力和政府对这种潜力的政策激励；对特定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而言，类似的信息提示或者立场表达就变得尤其重要。经济学家所谓“当下区域经济发展的分析，很大程度上根据两种理论建构：‘产业聚集’以及‘制度创新’” ⑩。其实两个方面都为产业引导基金预留了功能实现空间。问题在于，文化产业引导基金的市场注入，必须严格按照市场游戏规则进行，现行各相关省市将其掌控于宣传文化部门之手并成立支配权的文化产业办公室的做法，将不仅起不到风向标的作用和产业起步的风险缓冲功能，而且会给市场准入和产业秩序建构带来一系列纠缠不清的负面后果。

（三）寻求税收优惠 获得财政补贴

这种寻求的第三个可能性空间，是成本政策讨论中已经涉及的税收优惠和尚待此处进一步给予讨论的直接财政补贴。就税收优惠而言，除了降低成本并使文化产品增强其市场竞争的价格优势外，通常所谓“休税期―几年内对投资行为的临时性减税―在发展中国家而非发达国家做法相同”! ，其实还包含另外一层意思，那就是吸引外资并使所在区域迅速形成产业聚集效应，从而达到培植税源和增强征税后劲的中长期利益目标。毫无疑问，这样的财政政策一旦在发展文化产业过程中有效实施，那么无论对产业发展还是对税源补充后的财政能力扩张，其功效将一定会比其它产业领域更加明显。就直接财政补贴而言，面向文化产业振兴的积极财政政策，一方面会给文化产业以较大比率的贴息额度，从而促使金融资本向文化产业领域顺利转移；另一方面会给绩效突出的文化企业以较大幅度的政府奖励，从而激励更多的文化生产企业通过一切手段提高生产力和利润率，还有一方面会给转制改企的文化生产经营单位以较大规模的遗留问题现金支付，包括债务清偿、工龄与养老金补偿以及住房公积金追缴等等，从而为大批国有转制的文化生产单位迅速形成市场竞争力提供财政范围的补贴性支持，而这也是中国国情背景下发展文化产业的特殊政策支持模式。

二、促文化产业与国际接轨

文化产业与文化市场虽有各自不同指涉边界，但这两者的边界却是彼此相连甚至还时有叠合，诸如贸易问题，就充分体现其叠合问题空间及其相关问题域。如果文化产业专家只是一味关注生产环节的诸如“实际上，它主要是（特殊情况除外）通过投资过程，投资相对稳定的工厂 、设备、基础设施、劳动力和土地，由此新的商品得以产生并获取剩余价值” @，那就等于在生产企业门口自行堵塞通往剩余价值的兑付之路，是内倾视野微观经济学知识域技术理性放大的线性思考方法。正因为如此，也就迫使文化产业专家还必须不断地顾及文化市场，顾及到文化产品一旦进入流通环节后究竟会有哪些完全不同的市场反映结果，而这些顾及最终也就必然反映到文化产业政策体系中对内对外贸易政策的市场保障功能，既包括市场理性中自由市场控制理念的“依靠市场规则维护社会和谐，在社会和谐中协调个体消费行为，乃至将社会和谐观与宇宙自然观相统一”# ，亦包括消费理性中消费者权利主体的“消费者调节：经济生活中生产者及其不对称信息”$ ，总之都必须依靠政府给定出具有统辖意义的市场政策，并在市场政策框架下具体给定有助于文化产业振兴的内外贸易政策内容编序。

之所以内贸政策仍然具有独立编序意义，是因为就中国的现实国情而言，文化市场并未实现全面对外开放，所以也就无法纳入全球统一市场的一体化贸易框架，传统贸易壁垒的那种“许多北方工业化国家在关税保护下发展，一些贫穷国家，尤其是东亚新兴工业国家，过去也是遵从其榜样，逐渐懂得运用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 %，对新兴的文化产业以及世界文化市场而言其情形更是如此，这就决定了内生文化市场需求的主导地位以及文化产业市场导向的主要目标，因而也就决定了边际内文化贸易政策对新兴文化产业市场拓展的必要性。而外贸政策的凸显，则是因为全球化浪潮及世界文化市场竞争格局的不可阻挡。既然发达国家普遍呈现为“视听贸易争端正变得愈来愈重要，对这些国家来说，国内抑或国外都存在‘G8’富裕国家的魔圈” ^，那么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后发性文化产业国家，文化产业所面临的国际贸易障碍就一定会更加有过之而无不及，并且迫使其不得不跟进性地出现“在发展中国家经济与社会环境的不同区域，全球化导致一系列的转变” &，当然也就包括文化产业政策的适时转变以及对外贸易中跨越壁垒的有效转型，唯其如此，后发性文化产业国家才有可能在重新排序中参与全球文化产业分工和全球文化市场的份额分配。一段时间以来，中国文化产业一直饱受走不出去的痛苦，由此也就出现政府与市场具有合力效果的所谓“走出去战略”的呐喊，而这种呐喊之所以不能出现强有力的国际文化产业竞争中“中国制造”的出场景观，除了经济竞争力、文化影响力和文化产品跨文化优势等基本面仍然过于孱弱外，还有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外向文化贸易政策乃至文化进出口制度建构等还不足以支撑这种激烈的竞争，政策功能缺位在中国文化产业的国际接轨中无疑是滞阻因素之一。

（一）完善产权贸易政策

消解这些滞阻因素，重要取向之一应该着力于产权贸易政策的完善，正如产权经济学家平乔维奇所说的那样，“排他性激励着拥有财产的人将之用于带来最高价值的用途；可转让性促使资源从低生产力所有者向高生产力所有者转移；而所有权的立宪保证把经济财富的积累与政治权力的积累分离开来” *，这种分离在市场经济演化深度和延展广度到了一定指数以后，就不仅显示出立宪保证的根本制约意义，而且强烈呼唤操作程序中的政策容量与政策规范。尤其当产业运作与资本运作绑缚到一起的时候，例如将产权持有的股份结构与资本市场中这些股份的股权市盈率紧密联系到一起之后，相应的股权交易政策对新兴的文化产业而言就变得迫在眉睫，否则无论是融资还是资产盘活都变得束手无策。就中国文化产业目前的产权治理情况而言，版权或者广义知识产权的政策建构已相对稳定，但股权或者有形物权（文化产品所有权的另一面）等的政策方案却仍然十分薄弱，而国际文化产业学家态势分析的所谓“这种基本上一边倒的贸易，在欧洲导致巨大的文化‘美国化’的哀叹。但事实上已经实现的是贸易利益，而非文化本身” (，恰恰给我们的启示就在于，产权贸易竞争将会在国际舞台上给中国文化产业以极大的挑战，尽快完善产权交易政策无疑是对这种挑战的积极应对。

（二）完善进出口服务政策

重要取向之二应该着力于进出口服务政策的完善。所谓进出口服务：一方面指涉促进性的政府配套政策，为文化产业的国际市场拓展提供制度性保障支持，就仿佛韩国式的“韩国海外信息服务中心（它在政府信息部的领导之下），在埃及或者蒙古，以收费或无偿的方式，向传输网络提供电视剧” )，以政府资助的政策方式拓展海外文化市场；另一方面指涉监管性的政府配额政策，为国内文化市场的均衡性与国际文化产业分工的合理性提供WTO规则允许的政府保护，就仿佛英国式反思的“政府政策显然直接抑或间接地影响着艺术市场，出口限制以及某些税收刺激直接影响着出口，而税收刺激则具有一种间接的贸易消解的效力，尤其当它鼓励国内保护或者涉及博物馆展览时会如此” _，强调政府在市场开放与产业保护之间寻求平衡并显示出对贸易保护主义的隐忧。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后发性文化产业国家而言，文化产业还处于幼稚产业阶段，如何利用WTO规则的有利条件而规避其不利条件，制定出较为完善的文化产品进出口贸易政策，对于中国文化产业有效参予国际产业分工意义十分重大，这除了自由竞争本身的压力所致外，还包括那种文化贸易中未必完全善意的诸如“我们知道，从不同的历史观点看，中国既可以被分类于美国的朋友并且相信在美国的想象中还将会发展，亦可以成为抵抗其领导地位的敌人” +，事态之复杂或者挑战之尖锐由此可见一斑。

（三）完善关税调节杠杆政策

重要取向之三应该着力于关税调节杠杆政策的完善，当务之急是要在国家关税政策总体框架中列编文化贸易关税的专项编序，而不是挂靠其它编序进行类推性政策换算，因为这种类推性换算与文化贸易的实际调节需要和杠杆有效性，往往存在比较大的距离。在中国文化的前产业化时期，狭义文化交流之外的文化贸易既不具有战略意义亦不具有产业意义，即使有也大多局限于民间性的个案状态，或者只不过存在于辉煌从前的中国古典贸易时代，诸如新加坡学者2006年在休斯敦告诉美国人的所谓“‘王朝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建立在‘软实力’的基础上……正是中国的经济实力及其文化优势，使得这些国家进入其势力范围，这是他们关系驯化的吸引力所在” 1，表明中国古典贸易时代里海外贸易很大程度上依赖着文化贸易以及这些贸易所带来的文化影响力，同时也表明现代中国贸易中这种文化贸易规模及其影响力在海外学者看来已经不复存在。既然文化贸易规模没有形成，类推性政策换算的操作有效性当然很大，但问题是，随着中国文化产业化时代的到来，尤其随着国际文化产业竞争中中国文化贸易参与的迅骤提速，文化贸易规模扩张以及文化产品进出口关系的日趋复杂化必然很快成为现实，于是类推性政策换算就将失去普遍功能和广泛操作中的尺度意义，独立而且完善的文化贸易关税政策编序以及相应调节性工具的功能化与体系化，就成为文化产业政策体系中的重要建构内容，其重要性丝毫不逊色于投入产出经济分析所关注的“如果没有对贸易处置和税差的解读，任何呈现出来的国家统计数据都是不完备的，这种呈现既包含国内亦包含国际”2。

三、制定有效的人力资源政策 在文化产业领域实现规范功能

对经典的政府治理理论而言，作为公共政策的人力资源治理范围基本上限制在“体制内”，这是降低政府成本和提高政府效率的重要维度。至于市场和产业所涉及到的人力资源诸问题，其治理功能更大程度上有赖于市场和产业运行的自衍系统与自稳结构，即使政府在谋划就业率和社会人力资源总体开发计划之际，也并不意味着对自衍系统与自稳结构的直接功能干预。诸如“公共行政部门正日渐努力调整其人力资源管理策略”3 ，或者所谓“人力资源规划是人力资源需要的预测以及对人员预期缺额的规划性配额” 4，因其体制内边际封闭而与市场背景的产业人力资源问题不相交涉，所以仍然是官僚制政府治理结构的设计或者遗存，尽管在技术方案层面与市场人力资源政策面之间具有可换算性，但毕竟其政策覆盖的基本面在于“就像韦伯所指出的那样，官僚制涉及整体行为的清晰层级切分，这种切分在官方被认为是内在职责，不同控制系统和约束力并体现在制度设计之中” 5。随着官僚制在公民社会建构中日渐受到合法性质疑，同时也随着服务型政府转型取向日渐受到世界许多国家的青睐，大服务观念下政府市场模式的“自由市场的优点在于它有能力协调买卖双方各自的决定，进而提出一个市场能接受的价格。这样的逻辑也可以应用于公共部门，但条件是公共部门的行为必须充分地市场化”6，使得政府的社会治理扩容并更大范围地将公共行政政策与市场监管政策进行功能整合，由此也就导致政府对产业领域的人力资源议题具有政策干预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并且这种功能兼容背景下的干预与计划经济时代的直接权力替代之间存在着本质差异。

正因为如此，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无论是制定总体性战略发展规划还是制定具体化产业振兴规划，都会把积极的人力资源政策纳入其战略安排之中，而且人力资源政策的科学性以及功能有效性与否，将会直接影响到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或者特定产业的发展速度，原因之一在于“从政策角度看，动摇这种理论构架的关键证据是，在某一给定地区其合格工人的重要性会增加至有形工资和溢价工资的涨价，这将不仅提高该地区自身的生产力，而且也会提高少数合格工人的生产能力” 7。进一步的问题还在于，具体到文化产业，则人力资源在产业中的要素比重更大，因而适配性人力资源政策是否到位也就变得更加重要，情形就仿佛“每一部电影产品都带来特定生产企业及独立签约人的聚集，除了天才，每一个人都有其一技之长”8 所述，组合的每一个细节或者单元，都将会在聚集过程中对人力资源政策有一系列规范化诉求，否则就会出现市场混乱并因此而制约产业的顺利发展。总之，针对中国文化产业振兴来说，人力资源政策不仅急待政府给予规范，而且这种规范的有效程度直接制约产业振兴的命运，因为市场背景的广义人力资源政策并不能获得向文化产业直接移植的适配性和有效性。

要想在文化产业领域实现规范功能，首先就要在人力资源开发层面形成激励机制完备的人才聚集政策，也就是说，这些政策既包括政府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已经出台的一系列基本政策，同时也包括适应文化产业特殊诉求的对这些政策的突破，进而在规范与突破相整合的基础上形成鼓励文化产业人才聚集的新的政策规范。这些新的政策规范一方面充分体现为激励性的“一些制度因为个体绩效奖励个体，而另一些因为集体的绩效奖励雇员团体或团队，还有一些制度在组织或个体商业团体中所有的雇员之间分享激励报酬” 9，另一方面则充分体现为竞争性的“公开标准以及良好的进入可能性，鼓励新的竞争者在他们认为合适的时机能够容易进入市场” 0，所有诸如此类的体现归结到一点，就是在文化产业域保持一种制度支撑的高创意人才吸附机制，通过人才吸附机制的政策可持续性，保障文化产业稳定增长的可持续性。

其次则要在人力资源管理层面形成公平的薪酬计量与绩效评估的行业统一指标体系，因为文化产业作为高风险、高附加值同时也伴之高创意的产业门类，劳动关系的弹性限度远远大于其契约稳态，而薪酬计量结构中的弹性系数和绩效额的个体性特征，其动态变量特征较之其它产业域更加突出，从而导致非规范性、反市场性甚至暗箱操作现象在正负两个向度都极容易发生。毫无疑问，在文化产业链的任何一个环节，其人力资源管理中简单套用薪酬计量的诸如“资历工资（包括依据生活费用的薪酬调整）、绩效和技能工资以及收益共享计划” -，或者直接移植绩效评估技术方案中的“使用量度表，尤其是将取值范围定在1～5，并以此作为绩效评估手段” =，都难以达到科学性与公平性相统一的薪酬政策效果，由此也就决定了制定更加具有针对性并有效覆盖文化产业复杂情况的薪酬政策，就成为人力资源政策聚焦文化产业过程中绕不过去的一条路。

再次还要在人力资源培训层面形成长效机制和社会供给体系，这意味着不仅要通过刺激政策引导文化企业不断提高员工培训的积极性，使其“聚焦于新的人力资源政策，企业必须帮助人们变得成熟和充满自信以驾驭新的环境……并且企业必须意识到，重新审视人力资本以及强调团队合作，是在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面前开拓工厂及增加工人的最佳路径” Q，而且政府要增加其财政投入为新兴产业提供稳定的产业后备军和人才供应链，例如在高等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中加大文化产业高层次人才和高素质从业者的培养力度，从而在国家产业战略和民族人才工程高度“既效力于当前情况的高度重视亦着力于长远变化的潜在发展轨迹” W，由此就不仅使文化产业振兴规划从一开始就可以获得人力资源要素的核心竞争力，而且还能确保在国际文化产业竞争中不断获得对这一核心竞争力的推动力量。

注释：

①原文见《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0年6期 .

②Jonathan Boston, John Martin, June Pallot and Pat Walsh, Public Management: The New Zealand Model,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278.

③Cultural Policy in Finland: A Study Prepared Under the Auspieces of the Finish National Commission for Unesco, Unesco Paris 1972, P.73.

④阿曼・卡恩：《公共部门财政管理理论》，孙开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P.96.

⑤Heather Congdon Fors and Ola Olsson, Endogenous Institutional Change after Independence, in Heather Congdon Fors(ed), Essays in Institutional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 Kompendiet-Göteborg 2006, P.5.

⑥尼古拉斯・巴尔：《福利国家经济学》，郑秉文译，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3年版，P.175.

⑦Robert Walker, European and American Welfare Values: Case Studies in Cash Benefits Reform, in Wim Van Oorschot, Michaei Opielka and Brigit Pfau-Effinger(ed), Culture and Welfare State: Values and Social Polic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2008, P.118.

⑧F.Javier Monclüs,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and Planning. Hosting Large-scale Events as Place Promotion and as Catalysts of Urban Regeneration, in Javier Monclüs and Manuel Guardid(ed), Culture, Urbanism and Planning,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06, P.215.

⑨H.Lee Matin, Techonomics: The Theory of Industrial Evolution, CRC Press 2007, P.27.

⑩Johanna Fahy, Majella Giblin and Roy Green,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and Public Policy: Ireland’s Medical Technology Cluster, in Jorge Martinez-Vazquez and Francois Vaillancourt(ed), Public Policy for Regional Development, Routledge 2008, P.68.

!Timothy Goodspeed, Jorge Martinez-Vazquez and Li Zhang, The Role of Public Services and Taxes in Attracting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Jorge Martinez-Vazquez and Francois Vaillancourt(ed), Public Policy for Regional Development, Routledge 2008, P.138.

@Mark Banks, 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W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P.125.

#Bruna Ingrao, Free Market, in Richard Arena and Christian Longhi(ed), Markets and Organization, Springer 1998, P.63.

$Dominique Torre, Consumer Sovereignty, in Richard Arena and Christian Longhi(ed), Markets and Organization, Springer 1998, P.31.

%Amitava Krishna Dutt, Globalization,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Conflict: A Southern Perspective, in B.N.Ghosh and Halil M.Guven(ed), Globalization and the Third World: A Study of Negative Consequences,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P.248.

^Sylvia Harvey, Trading Culture in the Era of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in Sylvia Harvey(ed), Trading Culture: Global Traffic and Local Cultures in Film and Television, John Libbey Publishing 2006, P.2.

&Partha Gangopadhyay and Shyam Nath, Globalization, Sub-national Governments and Urban Crise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in B.N.Ghosh and Halil M.Guven(ed), Globalization and the Third World: A Study of Negative Consequence,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P.84.

*斯韦托扎尔・平乔维奇：《产权经济学――一种关于比较体制的理论》，蒋琳琦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P.31.

(Geoffrey Nowell-Smith, Trade Wars, Culture Wars, in Sylvia Harvey(ed), Trading Culture: Global Traffic and Local Cultures in Film and Television, John Libbey Publishing 1998,P.14.

)Doobo Shim, The Growth of Korean Cultural Industries and the Korean Wave, in Chua Beng Huat and Koichi Iwabuchi(ed), East Asian Pop Culture: Analysing the Korean Wave,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8, P.29.

_Clare Mc Andrew and Trinity College Dublin, Art Trade and Government Policy, in Sara Selwood(ed), The UK Cultural Sector: Profile and Policy Issues, Policy Studies Institute 2001, P.249.

+Jean A.Garrison, Making China Policy: From Nixon to G.W.Bush,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Inc. 2005, P.11.

1David C.Kang, China Rising: Peace, Power and Order in East Asi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P.3.

2Thijs Ten Raa, The Economics of Input-Output Analysi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72.

3Jonathan Boston, John Martin, June Pallot and Pat Walsh, Public Management: The New Zealand Model,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204.

4Grover Starling, Managing the Public Sector, Harcourt 2002, P.432.

5Robert K.Merton, Bureaucratic Structure and Personality, in Jay M.Shafritz and Albert C.Hyde(ed), Classics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arcourt 1997, P.100.

6B・盖伊・彼得斯：《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吴爱民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P.140.

7Varvara Rakova and Francois(’?p97) Vaillancourt, Human Capital Externalities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Evidence for Canada-2000, in Jorge Martinez-Vazquez and Francois(?) Vaillancourt(ed), Public Policy for Regional Development, Routledge 2008, P.111.

8Jeremy Rifkin, When Markets Give Way to Network……Everythings is a Service, in John Hartley(ed), Greative Industries,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5, P.363.

9德里克・托林顿等：《人力资源管理》，邵剑兵译，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年版，P.537.

0Marco Weiss, Efficient Organizational Design: Balancing Incentives and Power,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P.220.

-Evan M.Merman, James S.Bowman, Jonathan P.West and Montgomery Van Wart,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in Public Service: Paradoxes, Processes and Problems, Sage Publications, Inc. 2006, P.167.

=Patricia Keehley, Steven Medlin, Sue MacBride and Laura Longmire, Benchmarking for Best Practices in the Public Sector: Achieving Performance Breakthroughs in Federal State and Local Agencies, Jossey-Bass Publication, Inc.1997 P.173.

就业政策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股票市场股市政策动态不一致性股市波动

中国股市从诞生以来就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股市波动剧烈，短短十来年已经经历了几次大起大落;二是政府有意识地运用股市政策①，如股票发行和上市速度、政府领导人的讲话、甚至《人报》社论等来调控股市运行，使股市表现出明显的“政策市”特征。这些政策的目的是试图根据股市波动情况来调控股市，使其在政府理想范围内运行。

政府政策调控股市波动，具有以下特征:1、政府政策不连贯、前后不一致。如1997年证券委、人民银行和国家经贸委联合发文，规定银行、保险公司、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的资金不能人市炒作股票，1999年7月1日实行的《证券法》也作了类似规定。但随后为了刺激股市，于1999年9、10月又批准三类公司和保险公司人市;2、政府政策的预期效果还取决于公众的预期，公众未预期到的政策往往会造成股市剧烈波动，典型的，如1999年12月巧日的《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引起几乎所有股票都以跌停收盘，其原因就有政策出台突然、力度超出公众预期的因素，相反公众预期到的政策效果就比较温和;3、政策效果还取决于政府和公众的博弈。在一项政策出台后，公众的预期和行为就会相应发生改变，从而使政策执行效果也发生改变。典型案例就是国有股减持，在出台的时候是有利于股票市场发展和国有企业改革的，但是由于公众预期股市将受到影响，从而造成股市低迷，这时继续减持国有股就不利了，因而后来政府决定国有股减持暂缓执行。

由于这些特征，股市政策往往造成股市过度波动。即使政府出台的是一项稳定股市的政策，并事先承诺使股价波动限制在一定幅度内。然而一旦股民相信了这个承诺并据此形成了股价稳定预期，政府就可以使股市加快发展以实现为国有企业更多融资的目标。这是因为，也许在政策制定阶段政府的最佳选择是稳定股市，但在执行阶段由于公众预期的改变，政府的最佳选择就变成促进股市上涨!这样政府就没有积极性真正实行这项稳定政策。这就是所谓的股市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性”。而这种动态不一致的股市政策执行的结果只能是股市剧烈波动。

吕继宏、赵振全(2000)和许均华、李启亚(2001)对政府政策对股市波动的影响作过实证分析，他们利用Wichem和Miller(1976)的办法，先鉴别出我国股市运行中的波动点，然后确定这些波动点有多大比例是由政府股市政策造成的，得出的结论都是股市政策较大程度地影响了中国股市的波动。但是，我们认为这种研究有两个缺陷，一是他们确定的是股市波动点中有多大比例是由股市政策造成的，而没有分析股市政策有多大比例造成了股市波动;二是他们只是对股市政策与股市波动之间的关系作了经验分析，而没有对股市政策是怎样造成股市波动的做出理论解释。

我们认为，股市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性是造成和加剧股市波动的重要原因，而这种政策动态不一致性在于股民和政府之间的博弈行为，因此本文将运用博弈论的方法建立一个理论模型来分析股市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性对股市的影响，并实证检验这些政策有多少造成和加剧了股市波动。文章是这样安的除第一部分外，第二部分建立股市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性模型，分析股市政策是怎样造成和加剧股市波动的;第三部分运用不同于吕继宏、赵振全(2000)和许均华、李启亚(2001)的方法从多大比例的股市策造成了股市波动这个角度对理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第四部分得出结论并提出建议。

就业政策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股票市场股市政策动态不一致性股市波动

中国股市从诞生以来就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股市波动剧烈，短短十来年已经经历了几次大起大落;二是政府有意识地运用股市政策①，如股票发行和上市速度、政府领导人的讲话、甚至《人报》社论等来调控股市运行，使股市表现出明显的“政策市”特征。这些政策的目的是试图根据股市波动情况来调控股市，使其在政府理想范围内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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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些特征，股市政策往往造成股市过度波动。即使政府出台的是一项稳定股市的政策，并事先承诺使股价波动限制在一定幅度内。然而一旦股民相信了这个承诺并据此形成了股价稳定预期，政府就可以使股市加快发展以实现为国有企业更多融资的目标。这是因为，也许在政策制定阶段政府的最佳选择是稳定股市，但在执行阶段由于公众预期的改变，政府的最佳选择就变成促进股市上涨!这样政府就没有积极性真正实行这项稳定政策。这就是所谓的股市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性”。而这种动态不一致的股市政策执行的结果只能是股市剧烈波动。

吕继宏、赵振全(2000)和许均华、李启亚(2001)对政府政策对股市波动的影响作过实证分析，他们利用Wichem和Miller(1976)的办法，先鉴别出我国股市运行中的波动点，然后确定这些波动点有多大比例是由政府股市政策造成的，得出的结论都是股市政策较大程度地影响了中国股市的波动。但是，我们认为这种研究有两个缺陷，一是他们确定的是股市波动点中有多大比例是由股市政策造成的，而没有分析股市政策有多大比例造成了股市波动;二是他们只是对股市政策与股市波动之间的关系作了经验分析，而没有对股市政策是怎样造成股市波动的做出理论解释。

我们认为，股市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性是造成和加剧股市波动的重要原因，而这种政策动态不一致性在于股民和政府之间的博弈行为，因此本文将运用博弈论的方法建立一个理论模型来分析股市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性对股市的影响，并实证检验这些政策有多少造成和加剧了股市波动。文章是这样安的除第一部分外，第二部分建立股市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性模型，分析股市政策是怎样造成和加剧股市波动的;第三部分运用不同于吕继宏、赵振全(2000)和许均华、李启亚(2001)的方法从多大比例的股市策造成了股市波动这个角度对理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第四部分得出结论并提出建议。

就业政策论文范文第1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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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政策调控股市波动，具有以下特征:1、政府政策不连贯、前后不一致。如1997年证券委、人民银行和国家经贸委联合发文，规定银行、保险公司、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的资金不能人市炒作股票，1999年7月1日实行的《证券法》也作了类似规定。但随后为了刺激股市，于1999年9、10月又批准三类公司和保险公司人市;2、政府政策的预期效果还取决于公众的预期，公众未预期到的政策往往会造成股市剧烈波动，典型的，如1999年12月巧日的《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引起几乎所有股票都以跌停收盘，其原因就有政策出台突然、力度超出公众预期的因素，相反公众预期到的政策效果就比较温和;3、政策效果还取决于政府和公众的博弈。在一项政策出台后，公众的预期和行为就会相应发生改变，从而使政策执行效果也发生改变。典型案例就是国有股减持，在出台的时候是有利于股票市场发展和国有企业改革的，但是由于公众预期股市将受到影响，从而造成股市低迷，这时继续减持国有股就不利了，因而后来政府决定国有股减持暂缓执行。

由于这些特征，股市政策往往造成股市过度波动。即使政府出台的是一项稳定股市的政策，并事先承诺使股价波动限制在一定幅度内。然而一旦股民相信了这个承诺并据此形成了股价稳定预期，政府就可以使股市加快发展以实现为国有企业更多融资的目标。这是因为，也许在政策制定阶段政府的最佳选择是稳定股市，但在执行阶段由于公众预期的改变，政府的最佳选择就变成促进股市上涨!这样政府就没有积极性真正实行这项稳定政策。这就是所谓的股市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性”。而这种动态不一致的股市政策执行的结果只能是股市剧烈波动。

吕继宏、赵振全(2000)和许均华、李启亚(2001)对政府政策对股市波动的影响作过实证分析，他们利用Wichem和Miller(1976)的办法，先鉴别出我国股市运行中的波动点，然后确定这些波动点有多大比例是由政府股市政策造成的，得出的结论都是股市政策较大程度地影响了中国股市的波动。但是，我们认为这种研究有两个缺陷，一是他们确定的是股市波动点中有多大比例是由股市政策造成的，而没有分析股市政策有多大比例造成了股市波动;二是他们只是对股市政策与股市波动之间的关系作了经验分析，而没有对股市政策是怎样造成股市波动的做出理论解释。我们认为，股市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性是造成和加剧股市波动的重要原因，而这种政策动态不一致性在于股民和政府之间的博弈行为，因此本文将运用博弈论的方法建立一个理论模型来分析股市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性对股市的影响，并实证检验这些政策有多少造成和加剧了股市波动。文章是这样安的除第一部分外，第二部分建立股市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性模型，分析股市政策是怎样造成和加剧股市波动的;第三部分运用不同于吕继宏、赵振全(2000)和许均华、李启亚(2001)的方法从多大比例的股市策造成了股市波动这个角度对理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第四部分得出结论并提出建议。

就业政策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股票市场股市政策动态不一致性股市波动

中国股市从诞生以来就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股市波动剧烈，短短十来年已经经历了几次大起大落;二是政府有意识地运用股市政策①，如股票发行和上市速度、政府领导人的讲话、甚至《人报》社论等来调控股市运行，使股市表现出明显的“政策市”特征。这些政策的目的是试图根据股市波动情况来调控股市，使其在政府理想范围内运行。

政府政策调控股市波动，具有以下特征:1、政府政策不连贯、前后不一致。如1997年证券委、人民银行和国家经贸委联合发文，规定银行、保险公司、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的资金不能人市炒作股票，1999年7月1日实行的《证券法》也作了类似规定。但随后为了刺激股市，于1999年9、10月又批准三类公司和保险公司人市;2、政府政策的预期效果还取决于公众的预期，公众未预期到的政策往往会造成股市剧烈波动，典型的，如1999年12月巧日的《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引起几乎所有股票都以跌停收盘，其原因就有政策出台突然、力度超出公众预期的因素，相反公众预期到的政策效果就比较温和;3、政策效果还取决于政府和公众的博弈。在一项政策出台后，公众的预期和行为就会相应发生改变，从而使政策执行效果也发生改变。典型案例就是国有股减持，在出台的时候是有利于股票市场发展和国有企业改革的，但是由于公众预期股市将受到影响，从而造成股市低迷，这时继续减持国有股就不利了，因而后来政府决定国有股减持暂缓执行。

由于这些特征，股市政策往往造成股市过度波动。即使政府出台的是一项稳定股市的政策，并事先承诺使股价波动限制在一定幅度内。然而一旦股民相信了这个承诺并据此形成了股价稳定预期，政府就可以使股市加快发展以实现为国有企业更多融资的目标。这是因为，也许在政策制定阶段政府的最佳选择是稳定股市，但在执行阶段由于公众预期的改变，政府的最佳选择就变成促进股市上涨!这样政府就没有积极性真正实行这项稳定政策。这就是所谓的股市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性”。而这种动态不一致的股市政策执行的结果只能是股市剧烈波动。

吕继宏、赵振全(2000)和许均华、李启亚(2001)对政府政策对股市波动的影响作过实证分析，他们利用Wichem和Miller(1976)的办法，先鉴别出我国股市运行中的波动点，然后确定这些波动点有多大比例是由政府股市政策造成的，得出的结论都是股市政策较大程度地影响了中国股市的波动。但是，我们认为这种研究有两个缺陷，一是他们确定的是股市波动点中有多大比例是由股市政策造成的，而没有分析股市政策有多大比例造成了股市波动;二是他们只是对股市政策与股市波动之间的关系作了经验分析，而没有对股市政策是怎样造成股市波动的做出理论解释。

我们认为，股市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性是造成和加剧股市波动的重要原因，而这种政策动态不一致性在于股民和政府之间的博弈行为，因此本文将运用博弈论的方法建立一个理论模型来分析股市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性对股市的影响，并实证检验这些政策有多少造成和加剧了股市波动。文章是这样安的除第一部分外，第二部分建立股市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性模型，分析股市政策是怎样造成和加剧股市波动的;第三部分运用不同于吕继宏、赵振全(2000)和许均华、李启亚(2001)的方法从多大比例的股市策造成了股市波动这个角度对理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第四部分得出结论并提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