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博士论文范文

哲学博士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 马克思；博士论文；哲学；宗教批判

〔中图分类号〕A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2）05－0148－04

马克思在《导言》开篇就宣告：“就德国来说，对宗教的批判基本上已经结束；而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1〕，宗教批判在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在马克思的一系列经济和政治批判中，依然充满着对宗教问题的阐释与批判，诚如洛维特所言：“马克思走向政治世界批判的步骤并没有简单地把已经作出的宗教批判甩在身后，而是在向批判尘世世界的这种进步中同时也为批判‘天国’世界亦即宗教获得了一个新的立场。”〔2〕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所高扬的哲学对宗教的批判和哲学的拯救行动就是其社会批判理论甚至是整个理论大厦的原始点。

一、哲学征服宗教的“政治活动”

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所研究的主题是关于两位古希腊先哲的自然哲学学说。然而，在19世纪50年代末致拉萨尔的信中，马克思明确表明，研究两位自然哲学家的学说，不是哲学兴趣，而是政治兴趣，“［较晚的］哲学家——伊壁鸠鲁（尤其是他）、斯多葛派和怀疑论者，［我］曾专门研究过，但与其说出于哲学的兴趣，不如说出于［政治的］兴趣。”〔3〕从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内容上看，他出人意料地用了大量的篇幅着墨于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生活和写作方式之不同；从博士论文的结构形式上看，在论文的序言、附注和附录中他都在慷慨激昂地批判宗教和阐扬哲学的卓越。就此而论，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展开的不啻是一场以哲学征服宗教、救赎自由的“政治活动”。

伊壁鸠鲁说：“要得到真正的自由，你就必须为哲学服务。凡是倾心降志地献身于哲学的人，用不着久等，他立即就会获得解放，因为服务于哲学本身就是自由。”〔4〕但世间哲学类别众多，选择为哪种哲学服务才能获得自由呢？马克思的博士论文选择伊壁鸠鲁哲学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即是选择服务于伊壁鸠鲁哲学。这种选择的重要原因在于伊壁鸠鲁哲学是对实在的解释与对政治自由的肯定。美国学者维塞尔认为：“马克思对伊壁鸠鲁哲学感兴趣的部分原因是伊壁鸠鲁哲学提供了一条哲学救赎的道路……马克思对伊壁鸠鲁的兴趣意味着他对作为一种救赎方式的哲学本身感兴趣。”〔5〕此处，“救赎”一词实有“解放”的韵味。联系到伊壁鸠鲁是古代最伟大的宗教批判家与启蒙思想家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认为“伊壁鸠鲁是最伟大的希腊启蒙思想家”。，他曾对宗教提出过完整的解释和批判，几近毁灭性地打击了古代宗教，我们可以认为，马克思借助伊壁鸠鲁“救赎方式的哲学”获得了一种超出宗教之外的批判视野，希冀通过哲学对宗教的批判以及哲学的意志拯救行动能够实现真正的解放的政治旨趣。 一般认为，古代的宗教批判是为消除恐惧，获得心灵的平静和快乐，而现代的宗教批判则是为了彻底消除宗教这一最大的欺骗形式，使人成为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马克思在哲学拯救与宗教批判的对立意义上，充分彰显出哲学的救赎功能。

马克思宣告哲学与宗教的誓不两立，他承继伊壁鸠鲁反叛宗教、护卫自我意识的“绝对自由”的精神，高调地声明哲学“痛恨所有的神”，宁可像普罗米修斯一般做“哲学历书上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6〕，也不愿屈辱地苟活于阴郁幽暗的宗教“洞穴”。在博士论文的开篇序言中，马克思即批判普卢塔克对伊壁鸠鲁神学的论战，明言普卢塔克把哲学带上宗教法庭的立场，“令人想起一个被指控犯了背叛自己臣民的叛国罪的国王”〔7〕，同时指出，“只要哲学还有一滴血在自己那颗要征服世界的、绝对自由的心脏里跳动，它就将永远用伊壁鸠鲁的话向它的反对者宣称：‘渎神的并不是那抛弃众人所崇拜的众神的人，而是把众人的意见强加于众神的人。’”〔8〕宗教无疑正是作为“众人的意见”强加于众神的力量，它致使“众人所崇拜的众神”并不是“众神”的本相。在伊壁鸠鲁看来，众神避开世界，居住在世界之外，对世界漠不关心，与众人毫无关系，“人们崇敬它们是由于它们的美丽，它们的威严和完美的本性，并非为了谋取利益”〔9〕这与“众人所崇拜的众神”毫无一致之处。何况，马克思认为，对于哲人来说，“人的自我意识是最高神性的一切天上的和地上的神。不应该有任何神同人的自我意识相并列。”〔10〕“神学化的理智”和宗教比哲学更重要的描述是极端错误的。

哲学博士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 马克思；博士论文；哲学；宗教批判

〔中图分类号〕a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2）05－0148－04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开篇就宣告：“就德国来说，对宗教的批判基本上已经结束；而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1〕，宗教批判在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在马克思的一系列经济和政治批判中，依然充满着对宗教问题的阐释与批判，诚如洛维特所言：“马克思走向政治世界批判的步骤并没有简单地把已经作出的宗教批判甩在身后，而是在向批判尘世世界的这种进步中同时也为批判‘天国’世界亦即宗教获得了一个新的立场。”〔2〕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所高扬的哲学对宗教的批判和哲学的拯救行动就是其社会批判理论甚至是整个理论大厦的原始点。

一、哲学征服宗教的“政治活动”

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所研究的主题是关于两位古希腊先哲的自然哲学学说。然而，在19世纪50年代末致拉萨尔的信中，马克思明确表明，研究两位自然哲学家的学说，不是哲学兴趣，而是政治兴趣，“［较晚的］哲学家——伊壁鸠鲁（尤其是他）、斯多葛派和怀疑论者，［我］曾专门研究过，但与其说出于哲学的兴趣，不如说出于［政治的］兴趣。”〔3〕从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内容上看，他出人意料地用了大量的篇幅着墨于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生活和写作方式之不同；从博士论文的结构形式上看，在论文的序言、附注和附录中他都在慷慨激昂地批判宗教和阐扬哲学的卓越。就此而论，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展开的不啻是一场以哲学征服宗教、救赎自由的“政治活动”。

伊壁鸠鲁说：“要得到真正的自由，你就必须为哲学服务。凡是倾心降志地献身于哲学的人，用不着久等，他立即就会获得解放，因为服务于哲学本身就是自由。”〔4〕但世间哲学类别众多，选择为哪种哲学服务才能获得自由呢？马克思的博士论文选择伊壁鸠鲁哲学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即是选择服务于伊壁鸠鲁哲学。这种选择的重要原因在于伊壁鸠鲁哲学是对实在的解释与对政治自由的肯定。美国学者维塞尔认为：“马克思对伊壁鸠鲁哲学感兴趣的部分原因是伊壁鸠鲁哲学提供了一条哲学救赎的道路……马克思对伊壁鸠鲁的兴趣意味着他对作为一种救赎方式的哲学本身感兴趣。”〔5〕此处，“救赎”一词实有“解放”的韵味。联系到伊壁鸠鲁是古代最伟大的宗教批判家与启蒙思想家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认为“伊壁鸠鲁是最伟大的希腊启蒙思想家”。，他曾对宗教提出过完整的解释和批判，几近毁灭性地打击了古代宗教，我们可以认为，马克思借助伊壁鸠鲁“救赎方式的哲学”获得了一种超出宗教之外的批判视野，希冀通过哲学对宗教的批判以及哲学的意志拯救行动能够实现真正的解放的政治旨趣。 一般认为，古代的宗教批判是为消除恐惧，获得心灵的平静和快乐，而现代的宗教批判则是为了彻底消除宗教这一最大的欺骗形式，使人成为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马克思在哲学拯救与宗教批判的对立意义上，充分彰显出哲学的救赎功能。

马克思宣告哲学与宗教的誓不两立，他承继伊壁鸠鲁反叛宗教、护卫自我意识的“绝对自由”的精神，高调地声明哲学“痛恨所有的神”，宁可像普罗米修斯一般做“哲学历书上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6〕，也不愿屈辱地苟活于阴郁幽暗的宗教“洞穴”。在博士论文的开篇序言中，马克思即批判普卢塔克对伊壁鸠鲁神学的论战，明言普卢塔克把哲学带上宗教法庭的立场，“令人想起一个被指控犯了背叛自己臣民的叛国罪的国王”〔7〕，同时指出，“只要哲学还有一滴血在自己那颗要征服世界的、绝对自由的心脏里跳动，它就将永远用伊壁鸠鲁的话向它的反对者宣称：‘渎神的并不是那抛弃众人所崇拜的众神的人，而是把众人的意见强加于众神的人。’

〔8〕宗教无疑正是作为“众人的意见”强加于众神的力量，它致使“众人所崇拜的众神”并不是“众神”的本相。在伊壁鸠鲁看来，众神避开世界，居住在世界之外，对世界漠不关心，与众人毫无关系，“人们崇敬它们是由于它们的美丽，它们的威严和完美的本性，并非为了谋取利益”〔9〕这与“众人所崇拜的众神”毫无一致之处。何况，马克思认为，对于哲人来说，“人的自我意识是最高神性的一切天上的和地上的神。不应该有任何神同人的自我意识相并列。”〔10〕“神学化的理智”和宗教比哲学更重要的描述是极端错误的。

作为“征服世界的、绝对自由”的自我意识哲学，必然要质疑和批判作为各式各样的偏见与错误意识的种种宗教和神圣，“哲学”和“宗教”根本上是存在冲突的。为解决这个冲突，在苏格拉底事件之后，哲人的态度呈现出两种路向：其一，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主张对民众采取一种“高贵的谎言”的政治哲学，审慎地对待人们的宗教信仰，改善而非颠覆受宗教主导的人类社会，防止哲学对社会的“疯狂”侵袭；其二，伊壁鸠鲁摒弃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遮遮掩掩、暧昧不明的态度，坚决地采取了站在宗教对立面的立场，以巨人般的勇气复兴前苏格拉底自然哲人用哲学对抗宗教的明确立场。〔11〕伊壁鸠鲁这一大无畏的精神为后来的启蒙哲人所接受，而在近代启蒙背景中成长的马克思，几乎具备启蒙哲人的所有抱负和激情，毫不犹豫地扛起了以哲学征服宗教的大旗。正如伊壁鸠鲁的所有自然哲学均服务于其反宗教的动机一样，马克思对希腊原子论的研究也服务于其反对宗教的政治旨趣。

作为哲人的马克思，其哲学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把人们从偏见、迷信和宗教中引导、“救赎”到“哲学”的“真理或光明世界”，走出柏拉图的“洞穴”，由此反抗宗教在神的名义下把人“救赎”到晦暗不明的黑暗中去的荒谬举动。因为依照启蒙哲人的预言，凡是在人们开始按照哲学的理性进行思考的地方，宗教和迷信就不再有活动的余地；而哲学的理性思考也只有在超出恐惧和无知的地方才能开始。当然，这个过程是艰辛的，面对的压力也是严峻的。所以马克思说：“哲学研究的首要基础是勇敢的自由的精神”〔12〕。 方式选择及原子偏斜理论的本体论意义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一方面生动地描绘了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两者的研究方式、生活方式的不同，映现出两个不同的思想家形象；另一方面也详述了两者学说上的差异与对立，着重强调原子脱离直线而偏斜的理论把伊壁鸠鲁同德谟克利特思想的实质区别。深刻凸显出伊壁鸠鲁的自由意志哲学能够挣脱众人的意见与宗教精神的限制，甚至能够征服世界，实现绝对自由的本体论意义。

关于研究方式的选择。马克思描绘道：“德谟克利特不满足于哲学而投身于经验知识的怀抱，而伊壁鸠鲁却轻视实证科学，因为按照他的意见，这种科学丝毫无助于达到真正的完善”〔13〕；德谟克利特说“我发现一个新的因果联系比获得波斯国的王位还要高兴”，而伊壁鸠鲁则认为，探讨客体只在于使那进行解释的主体得到安慰，目的在于追求自我意识的心灵的宁静，而不在自然知识本身；〔14〕“德谟克利特由于对知识感到绝望而弄瞎了自己的眼睛，伊壁鸠鲁却在感到死亡临近之时洗了一个热水澡，要求喝醇酒，并且嘱咐他的朋友们忠实于哲学”〔15〕。因此，研究方式的选择制约着人们的生活方式。自然哲学不单纯是对外在世界的客观研究，也是关乎人的自我意识，关乎人的生活方式的学说。在马克思的视野中，相比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才是真正的哲人，只有在伊壁鸠鲁那里，哲学成为救赎的工具，摆脱了大众意见的束缚与宗教精神的限制，从而在哲学中感到满足和幸福，由此得到真正的自由。当然，马克思的自由已经不仅仅是伊壁鸠鲁的对恐惧的摆脱与自我意识的宁静，更是指人真正征服世界的能力，尤其是哲学对众人的宗教生活的征服能力与救赎能力。维塞尔认为，马克思使用的“征服”一词是bezwingend，这个词意味着强迫（forcing）。也就是说，普罗米修斯精神“强迫”世界成为人类自由之所。只有通过征服世界，人才能够创造自己的文化宇宙，才能创造自我神性的保护而战胜死亡。〔16〕人成为宇宙的理想生活的创造者，正是马克思宗教批判的终极目标。

关于原子偏斜理论的意义。马克思认为，伊壁鸠鲁的原子王国所展示的是人的自我意识的世界，凸显的是人的自我意识的绝对性与自由。原子作

为抽象的、个别性的自我意识的自然形式，表征的实际上是个体的人。马克思对伊壁鸠鲁原子论的解读其实包含着对人之生存样态的洞悉。原子在必然性的直线运动中丧失了个体性与独立性，如同个体的自由在外在的划一行动中丧失了自身，但原子的偏斜运动打破了这一“命运的束缚”。原子由于脱离直线，偏离直线，从而从自己的相对存在，即从直线中解放出来，如同表征着人的自我意识的原子经历否定之否定，以偏斜运动否定直线运动，通过独立性和对同他物的一切关系的否定脱离了限制性的定在，从而摆脱外在之束缚与羁绊获得独立自由的特性。〔17〕而这一点对于马克思来说，正是人们逐渐脱离宗教的偏见与魅惑，洞察到人拥有神性般的自我意识而确证人的自由和平等的过程。“原子偏斜理论”构成了伊壁鸠鲁哲学与德谟克利特哲学的差异。原子偏斜是对实在的解释，藉此肯定了人的自我意识的自由。原子的偏斜打破了命运的束缚，将这一思想应用于人类的自我意识，则“偏斜正是它胸中能进行斗争和对抗的某种东西”〔18〕。原子的偏斜改变了原子王国的整个内部结构，并形成了原子的相互排斥这一自由意志的最初形式，因为它摆脱了强制的运动与盲目的必然性行为，这正是作为理性之光的哲学对作为幽暗泥塘的宗教的摆脱与胜利，彰显出具有独立自由意志的人才有可能挣脱宗教的束缚的事实。伊壁鸠鲁提出的哲学学说是一种作为救赎方式的哲学。

伊壁鸠鲁与德谟克利特研究方式的差异及伊壁鸠鲁原子偏斜理论的运用，实质上是本体论与物理学的差异。德谟克利特将原子作为客体进行研究，把握的是原子客体的必然性，没有涉及主体本身，只具有物理学意义；伊壁鸠鲁通过原子发现了自由意志主体，并确立了自由意志主体的性质与自由意志摆脱宗教的本体论意义。

三、自我意识哲学的内在之光与外在之明

马克思批判了“关于神的存在的证明”，指出这些证明“不外是空洞的同义反复”〔19〕。一切关于神的本体论证明都是不成立的，它们只是人的自我意识的直接证明。彻底扫除了“神”这一宗教的最高基础之后，马克思阐述了自我意识哲学如何实现对世界的救赎，这是伊壁鸠鲁的“救赎方式的哲学”对宗教批判的完成。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的附录中指出，历来关于神的本体论的证明无非就是说，某人现实地想象的东西，对于某人来说就是现实的表象。因为我的想象是由某东西作用于我，所以当我现实地想象神，神对于我来说就是现实的表象，这一“现实的表象”将证明神具有一种实在的存在。马克思指出，人如果相信自己想象的表象，这一表象就会起作用，如古代的摩洛赫和阿波罗神都曾是人们生活中的一种现实的力量一般。但是，马克思接着论证到，如同某人将纸币带到不知纸的这种用途的国家去，必将被人嘲笑他的主观表象一样，要是将某人所信仰的神带到信仰另一些神的国家去，必将被人嘲笑他受幻想的支配。“一个特定的国家对于外来的特定的神来说，就同理性的国家对于一般的神来说一样，是神停止其存在的地方。”〔20〕由此，马克思指出，“对神的存在的证明不外是对人的本质的自我意识存在的证明，对自我意识存在的逻辑说明。例如，本体论的证明。当我们思索存在的时候，什么存在是直接的呢？自我意识。”〔21〕对神的本体论存在的一切证明歧视都是对神的不存在的证明，是对一切关于神的观念的驳斥，如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沉思一般最终只是证明了人的自我意识的最高神性。维塞尔的论断也许是可信的：“从马克思博士论文时期看来（假如没有更早的话），那种超越了人的所谓上帝的存在（即使如人一样的客观存在也能在他那里被构建）对他而言也许没有任何价值，因为对马克思来说，价值意味着人的存在——最高的神性的自我意识。……马克思相信，社会主义是人的理想的完美，不需要指向一个所谓神圣的父。”〔22〕既然神已经被扫除出这个世界，宗教已经被证明只不过是一种虚幻的形式，那么救赎世界，实现和护卫人类自由的责任就要依靠自我意识哲学。 场救赎运动，“哲学必须成为尘世的（现实的）哲学，而世界必须成为哲学的（观念的）世界。哲学既是救赎的工具，同时也是救赎的内容。为此，对马克思来说，哲学拥有一颗‘征服世界和绝对自由的心’。”〔23〕马克思认为，“征服世界与绝对自由”是哲学的本性，哲学是救赎意识的认知形式，它必须面向世界，在征服世界的过程中获得绝对自由的自我意识

。“当哲学作为意志面向现象世界的时候，体系便被降低为一个抽象的总体，就是说，它成为世界的一个方面，世界的另一个方面与它相对立。体系同世界的关系是一种反思的关系。体系为实现自己的欲望所鼓舞，就同他物发生紧张的关系。它的内在的自我满足和完整性被打破了。”〔24〕哲学要面对世界，而不再只是解释世界之所是的内容，不再只是沉思根本存在的内容；哲学必须把世界变成哲学欲求的应该所是的内容，成为救赎行动的自我意识。

只有如此，哲学的本质才有可能实现，一个新的理论和新的自由世界才有可能在暴风雨中诞生。“本来是内在之光的东西，变成转向外部的吞噬一切的火焰。于是，得出这样的结论：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哲学的实现同时也就是它的丧失，哲学在外部所反对的东西就是它自己内在的缺点，正是在斗争中它本身陷入了它所反对的缺陷之中，而且只有当它陷入这些缺陷之中时，它才能消除这些缺陷。”〔25〕

假如认为伊壁鸠鲁的哲学处境是由亚里士多德体系造成的，而马克思的哲学处境则是由黑格尔体系造成的这一相类似的哲学处境之下，我们有理由信服美国学者沃格林的如下一段话：“意识的主权与反有神论的反叛是在一个开始就有的，它们作为动机进入到了马克思对由黑格尔体系造成的哲学处境的反思之中。在黑格尔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体系中，哲学‘封闭自身成为一个完整的、全体的世界’，像这样的体系乃是哲学中的‘节点’，它们中断了哲学的直线发展。要在沉思中来进一步完善这样的体系是不可能的，其继承者将转向哲学实践和对时代的批判。”〔26〕我们也更能体会到马克思选择伊壁鸠鲁哲学作为其博士论文的主要研究对象的深意所在，那就是把哲学当成一种救赎方式，深入到实践和时代的深处去挽救那些遭受宗教魅惑的人们。

四、结语

就马克思借助伊壁鸠鲁的“救赎方式的哲学”所拥有的超越宗教的批判视野而言，其哲学的“征服世界和绝对自由之心”还只是在自我意识中跳动，只是以“理性的自然之光”照亮了幽暗诡秘的宗教世界，彰显了哲学的救赎意志。这种批判仍然只是思辨式的批判，依然局限于斯宾诺莎和青年黑格尔派的理性精神启蒙，它本质上仍是以“精神的批判”来消灭或以“自我意识”来消融宗教的“幽灵和怪影”，虽然批判的锋芒很犀利，但还略显缺乏浑厚的根基，因为尚未寻找到合适的中介让自身成为革命的物质力量。马克思从哲学上批判宗教只是宗教批判的序幕，而不是其最终的完成。这种批判无疑具有理性启蒙的价值，其巨大的政治意义就是促成政教分离，让国家尊重个人的宗教信仰自由以及严格限定公共权力的支配范围。然而“犹太人问题”已经使这一解决方案出现裂隙，哲学式的理性启蒙既不能消灭宗教，也无法化解宗教派别之间的冲突，价值冲突、“诸神之争”依旧存在于世间。因此，宗教批判必须要走出自我意识哲学的视野，摆脱在“思辨王国”中的“纯哲学批判”式的范围限定；必须反思哲学批判的前提，不能单纯地将自我意识哲学作为宗教批判的前提和归宿，不然，根本无法消灭宗教的神秘性。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的宗教批判的理论性质总体上还囿于大卫?施特劳斯、费尔巴哈、鲍威尔和施蒂纳等人的思想传统；马克思在写作博士论文时期尚属于“青年黑格尔派”。不过，马克思已认识到其宗教批判的局限性，从而坚决地清理了自己与“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关系，指出，“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 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27〕。在转入政治和经济的批判之后，马克思在新的层次上提出了对宗教的批判，即对宗教的世俗批判。

〔参考文献〕

〔1〕〔2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516．

〔2〕〔德〕卡尔?洛维特．从黑格尔到尼采〔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471．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27．

〔4〕〔6〕〔7〕〔8〕〔9〕〔10〕〔13〕〔14〕〔15〕〔17〕〔18〕〔19〕〔20〕〔21〕〔24〕〔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12，11，12，35-36，12，24，27-28，25，35，34，100，101，101，75，75-76．

〔5〕〔16〕〔22〕〔23〕〔美〕维塞尔．马克思与浪漫派的反讽

〔m〕．陈开华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29，132，133，183．

〔11〕罗晓颖．从伊壁鸠鲁的愤怒到普罗米修斯的誓言——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宗教批判背景分析〔j〕．现代哲学，2007，（3）．

哲学博士论文范文第3篇

“没有学者对此作过如此深入的研究。”麦大维对金庸透彻分析唐代政治权术，深感佩服。

金庸的博士论文提及唐代由盛转衰的一段关键史——安史之乱。安禄山叛变时，唐玄宗李隆基派了儿子荣王平乱，后来荣王战死，正史没提及死因，金庸觉得正史有问题，分析太子把弟弟荣王杀掉。

金庸去年说过，“我找了很多证据，证明这个事件是历史上造假，其实是太子在发动政变，把弟弟杀掉，而且他(太子)占有军队，连父亲也不敢动他。”

金庸接着思考说，“从唐太宗开始，到宋元明清，都是所谓‘枪杆里出政权’，哪个人兵权在手，就是哪个人做皇帝。”

攻读博士追求学问非学位

麦大维透过电邮向媒体表示，今年7月决定向金庸颁授哲学博士学位。金庸和其它博士生一样，撰写论文的过程中会拿着草稿跟麦大维多次讨论修订，“当金庸住在剑桥时，我会去他家倾谈论文，他的妻子会帮忙将修订部分打字记录。”金庸申请念博士时，已获剑桥颁授荣誉博士。金庸曾说自己追求的不是学位，而是学问，而他获剑桥取录的条件是：博士论文一定要有创见。

比金庸年少15岁、刚届七旬的汉学大师麦大维说，他在金庸的论文中更深入了解唐代的政治文化，“金庸有见地解构唐宫政治，对我的研究有很大启发”。

装扮派对 郭靖黄蓉致敬

麦大维忆述，金庸在剑桥时和普通学生一样，每周参加研究生读书会，“有次我们讨论到一个中国古墓穴的题辞，来自北京大学及欧洲的学者都不明白，金庸就向我们解释内容，他的古文修养真是一流”。

“金庸很喜欢跟剑桥的学生接触。”麦大维记得，一次圣约翰学院的学生为金庸搞了个派对，有些来参与的华裔学生，特地装扮成金庸小说的角色，“郭靖、黄蓉、杨过、小龙女”一同出场向眼前的武侠小说大师表示敬意。麦说，平日在圣约翰学院的饭堂里，金庸会和一般大学生研究员一同食饭，为人亲切友善，并乐意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研习汉学的外国人，分享心得。

哲学博士论文范文第4篇

那么，云计算到底是什么？青年计算机研究专家王力哲博士，早在2008年就在国际上提出了科学云计算的定义。该定义是国际上最早的云计算的定义之一。定义一经提出就被广泛关注，作为云计算广为接受的定义之一。年轻有为的王力哲博士由此进入公众的视野。

年轻有为――“庖丁解牛”揭开云计算“面纱”

王力哲，1974年12月生。1993.9～1998.7就读于清华大学，期间攻读电气工程专业和应用数学辅修专业，获工学学士学位；2001年获清华大学硕士学位；2004.2～2007.12就读于德国卡尔斯鲁厄大学应用计算机科学研究所，获工学博士学位。德国卡尔斯鲁厄大学为德国2007年首批三所精英大学，其中计算机专业德国排名第一。

沐浴在国内外各大历史名校的“阳光”下，王力哲博士迅速成长，并以扎实的理论基础“叩开”了计算机研究的“大门”。先后任职于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加坡高性能计算研究院；2009.1～2011.8，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普及计算研究院，任研究科学家、首席软件研究工程师。2011年8月至今，在中科院对地观测与数字地球科学中心任“百人计划”研究员。

一步一个脚印，一跨一个台阶。三十几岁的年龄，一长串精彩的履历，王力哲博士当真称得起“年轻有为”。青春不虚度，他用执着和激情来点燃梦想。在云计算定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就是他多年注重基础累积，换来的劳动结晶。

王力哲博士提出的云计算定义致力于定义云计算的功用，特性以及使能技术等。“从云计算系统应该具有的功能角度给出了科学云计算系统的定义，指出计算云系统不仅能够向用户提供硬件服务HaaS(HardwareasaService)、软件服务SaaS(SoftwareasaService)、数据资源服务DaaS(DataasaService)，而且还能够向用户提供能够配置的平台服务PaaS(PlatformasaService)。因此用户可以按需向计算平台提交自己的硬件配置、软件安装、数据访问需求。”北京理工大学的张建勋博士等在他们的论文中引用该定义，并做如此评价。

除此之外，美国佐治亚理工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Fujimoto教授在论文中引用该定义作为文章立论的基础来解释云计算的特点。译文如下：“计算机资源提供服务成为一种方法，如软件即为服务，平台即为服务和架构即为服务。这些服务本质上是灵活轻便的，用户可以选择服务的粒度并只对他们需要的资源付费。利用上述模式，商用云计算资源已经开始这方面的工作并取得了成功。亚马逊网络服务弹性计算云(EC2)提供了可以按小时、按月付费的计算和存储资源(Lizhe，Jieetal.2008)。”

据GoogleScholar统计，至今王力哲博士所提出的云计算定义总引用数已达360余次。相关论文获得2008年IEEE分布式信息处理前沿进展研讨会优秀论文奖，也作为云计算的重要理论文章被包括佐治亚大学、卡尔斯鲁厄理工大学等研究型大学的云计算课程选择作为阅读论文。

古有“庖丁解牛”，任何事物一旦深知其机理，领悟其规律，就能做到游刃有余，得心应手。正因为深入理解了云计算的概念、定义，王力哲博士的“云计算”之路才越走越深远。

激流勇进――计算机科学研究屡结硕果

近年来，基于超算中心经典架构的高性能计算在大规模科学与工程计算中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促进了包括从物理世界演化的理解到人类社会行为的分析等诸多社会、自然现象的深入研究。浪潮之上，激流勇进。王力哲博士围绕这一计算机领域里的前沿课题展开了层层深入的研究，在多个领域取得突出成绩。

在云计算与网格计算中间件研究领域，早在美国工作期间，王力哲博士就联合他的同事们开发出由美国自然科学基金(NSF)资助的网格计算与云计算的中间件CyberaideToolkit，包括CyberaideShell,CyberaideCreative,CyberaidePortal,CyberaideFarm,CyberaideonServe,CyberaideFlow等组件，可用于网格计算和云计算客户端界面，虚拟机管理，并行编程环境和按需提供网格计算和云计算的服务。该中间件开发了云计算和网格计算的最新客户端功能需要，如虚拟机管理，基于Web2.0的门户网站技术，大规模数据并行编程环境等，具有轻型、高性能、可扩展等特点。CyberaideToolkit具有广泛的影响，已经被美国大型网格计算和云计算平台和应用项目采用。包括美国部级云计算项目、美国部级网格计算项目美国和部级超算平台－美国极大规模科学与工程发现环境(XSEDE)项目等。基于Cyberaidetoolkit，王力哲博士完成了纽约州紧急服务系统架构。该系统具有高可扩展、轻型、高性能等特点，被《罗切斯特工程师杂志》报道。

此外，王力哲博士还对高效能计算展开了深入研究，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果。包括集群计算、数据中心计算、网格计算和云计算的资源模型、任务模型、虚拟机模型和能量消耗模型，提出了多种资源管理机制、调度算法、中间件以及服务，如虚拟机部署机制、基于能量的并行任务调度算法、基于温度的数据中心任务资源分配算法，绿色计算性能评测，绿色信息监听服务等。该项工作被罗切斯特理工大学作为研究新闻报道。

放飞青春――“润花著果”研究有成

“我不知道是否会成功，但只要选择了远方，就要风雨兼程……我不知道前面的路是平坦还是泥泞，只要目标是地平线，留给世界的永远是背影。”也许，在王力哲博士的研究世界里，没有过多华丽的辞藻，只有看似枯燥的公式和算术，但他却是在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去“热爱生命”，去演绎着无悔青春。研究累积一定经验后，他开始致力于“润花著果”的工作中。

他应邀编辑关于云计算，网格计算、可扩展计算和e-Science的著作各一部，由国际著名学术出版社Springer、Wiley、CRC出版。以上著作已经成为相关领域最新的权威参考书。曾有ManishParashar博士(IEEEFellow，新泽西州州立大学电气与计算机工程系终身教授)在著作的前言部分如此评价王力哲博士有关于云计算的著作：“本书各章节的研究致力于解决(云计算)众多挑战的核心(问题)，其目标涵盖了从基本概念到特定技术与应用的全面的最新研究成果的概览。我相信，这本书一定会对(云计算)这个重要而且持续发展的领域中的学生、研究者和实践者产生巨大的影响。”

哲学博士论文范文第5篇

韦恩・鲍曼博士是当今活跃在国际音乐及音乐教育界的著名音乐家、音乐教育家和音乐哲学家之一，是“实践性的音乐教育哲学”（Praxial Philosophy of Music Education）观念的积极倡导者、后现代时期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支持者。他涉猎的领域广泛、论著丰富，就相关音乐教育、音乐哲学和音乐教育哲学等专业内容发表了学术论文及演讲稿一百多篇。由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出版发行的鲍曼博士的音乐哲学专著《音乐的哲学视野》（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n Music，1998）在国际音乐及音乐教育领域影响广泛。此外，鲍曼博士还担任了十余个音乐研究、音乐观察及音乐教育者等著名刊物的编辑与编审工作。在研究之余，鲍曼博士在北美、欧洲、亚洲等世界各地进行频繁的学术交流活动，不遗余力地宣传他所提倡的音乐教育哲学。他认为，音乐教育必须认真严肃地应对后现代时期以多元文化交流融合为特征的社会和民众对音乐教育提出的全面挑战，以求“在快速发展和不断变化的世界里，以多元文化的视野，审视和组织音乐教育的理论探讨与教学实践，从而使音乐教育更好地适应后现代时期的社会挑战，并有所发展、有所创新”。③

此次赴中国讲学，鲍曼博士准备了多份演讲手稿，意在从不同侧面阐述其音乐实践理论的哲学观点。在上海音乐学院的学术交流活动中，为了阐明“Praxis”这一音乐观点，他从哲学的高度、用美学的观点，通过对比论证的方法细致分析了“Praxis”在音乐中的重要作用。

首先，鲍曼博士强调认识音乐的“Praxis”必须回顾“审美”的历史。康德曾在《判断力批评》中认为，审美中的判断（Judgment）是审美的“品味”（Taste）,即品位的判断、美的判断。也就是说，在音乐中我们首先是对音乐作品设定了适当的审美态度，设定了接受的态度：如把音乐设定为声音形象、结构、音色等，以此来对客体的态度进行形象塑造。以审美的方式来听音乐，强调以审美为要旨、以听为主要形式，就构成了最具音乐性的对音乐的反映方式。

审美教育简称“美育”,“狭义指艺术教育，广义指运用一切美的形式所进行的美化身心的教育”④，音乐教育作为艺术教育门类之一自然也承载此重要功能。但完全把音乐审美教育等同于音乐教育，这在鲍曼博士看来是错误的观点。与审美教育理念相对比，鲍曼的“Praxis”观点则更多地是要求在一定的文化背景、社会背景、事物背景之下，以当时当地的环境和作用来进行音乐教育活动。为了避免人们将Praxis的概念简单地对应为“实践的”（Practical），鲍曼博士还运用亚里士多德对知识划分体系理论来进一步探明其对Praxis的释义：

亚里士多德把知识划分为三个层次：理论知识、技术知识与实践知识。理论知识也就是普遍的理论知识，如：三角几何等，这在后西方哲学认为是“knowing-that”⑤。与理论知识相反的两种知识是生产知识，这种生产知识的过程、目的可以精确预设，是一种在执行中能够严格按照事先安排的步骤进行操作的一种技术知识，它强调的是“knowing-how”或“knowing-in-action”⑥。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来说Praxis也是一种生产知识的方式，它在开始阶段也可以进行预先设计和构想，但在操作过程中却不能完全按照图纸般机械执行。实践性的过程考验的不仅是获得和接受，它要求更多的是参与和实践。因此与一般知识不同的是它依赖于在过程中对自身的指导，依赖于具体情况而变化。那么，Praxis的音乐观点是如何操作的呢？鲍曼博士提出了新的主张，就是必须要用ethic⑦来指导，既Praxis的音乐行为是受ethic所约束的实践活动。这种以ethic为指导的行为从外部特征来看可能与技术活动没有太大区别，但其实质并非是一种简单的生产行为或简单的操作过程。ethic不等同于道德或伦理，它是一种标准、潜规则，是一种在自觉意识下不自觉的有效控制。因此，这种音乐行为过程随时充满着机遇、挑战，高度体现了人类智慧的创新能力。

为什么Praxis的音乐观点比音乐审美更为重要呢？什么才是超越音乐因素范围以外或是非音乐因素和响应？这种危害审美的因素是什么呢？对此，鲍曼博士做出了解答。他认为审美仅仅是作为体验感知与被感知事物之间的个性化关系出现于具体事物当中，它排除了文化的、环境的因素，即审美理念排除了社会、文化、个人、政治等各种效应。用审美的方式来参与音乐就是“听”，人们独自专注于听的内容、声音形式、乐句结构等，这样就将非音乐以外的事物联系全部排除了，这恰恰是至关重要的、最强有力的、最令人感兴趣和最真实的。Praxis的音乐观点认为：音乐是人类行为及相互行为交流的模式，是一种无固定无终极的社会文化现象，音乐的意义是复合的、流动的、不断变化的，如同人类所有的实践一样，它的性质和价值也是多样的。所以理解音乐最好的方式是将音乐看作人类行为的方式去创造、分享、参与和修饰。以多变的方式参与音乐实现有意识的音乐行为，而非只用聆听的方式，这是至关重要的。

最后，鲍曼博士详细论述了以Praxis音乐哲学观为指导的音乐教学目标、课程设计、教学评估等具体教育环节问题。与此同时，他进一步强调Praxis的音乐观点将对传统的教学模式、教师和学生的互动关系等提出新的挑战和要求。教师作为课程的执教者和设计者必须重视这一理论思想，认识Praxis的重要性将使实践者更加注重实际与环境以及不断变化的事件，因为“僵化是永远会被淘汰的”。值得注意的是，在英国现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艾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1861-1947）的过程哲学理论中我们同样可以找到许多与实践音乐教育学相似的教育哲学思想。在其教育代表作《教育的目的》中，他说：“教育是一个一分钟一分钟、一小时一小时、一天一天地耐心地掌握细节的过程。不存在一条灿烂的概括铺成的空中过道通往学问的捷径……教育的问题就在于使学生通过树木而见到森林。”过程教育哲学认为一切都是发展变化的，过程是一种历险和创造――超越僵化观念即创造性是怀特海哲学最鲜明的特征之一⑧。可见，这与鲍曼博士所提出的音乐教育的实践、参与在哲学思想上正是异曲同工。

在活动讨论阶段，管建华教授指出，鲍曼博士的音乐实践论观点与贝内特・雷默（Bennett Reimer）教授的审美教育观点之间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这将有利于我们不断反省现行的教育机制和教育现象。余丹红博士则认为，在国内的音乐教育学科建设中，音乐教育过于忽视音乐本体而过多地套用大教育概念来建构体系，把审美教育与音乐教育直接对应，这一点令人疑惑。如果说音乐教育的核心是审美，那么文学教育的核心是否也是审美问题？

“以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哲学思想在一个历史时期内受到广泛的推崇，也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但不可否认，这个观点在当今正面临着普遍的挑战。管建华教授的《后现代音乐教育学》一书中已详细介绍了几位持不同观点的著名后现代教育哲学家以及他们的著述。而此次鲍曼博士的实践教育哲学讲座又进一步增进了音乐教育哲学的多元理解，这些理论思想不仅有助于我们认真反思当前我国音乐教育的现状，而且更加促使我们积极思考解决问题的策略和可行性。在讲座进行过程中，令鲍曼博士深感满意的是上海音乐学院师生与他之间的无障碍学术交流。多年来的学术积淀与严谨的教学态度，使上海音乐学院的研究生们能顺利突破语言障碍，在这种高度理论化的讲座中做出积极的反应与交流互动，并表现出良好的专业素养与理论基础。因此，此次学术活动不仅有助于开拓我国音乐教育的哲学视野，丰富音乐教育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而且还能帮助我们完善对音乐性质和价值的重新认识与理解，使我国的音乐教育更有效地面对以多元文化为特征的后现代社会。

参考文献

1.曲跃厚、王治河，《怀特海的过程教育哲学》，《哲学研究》2004年第5期。

2.怀特海《过程与实在》，麦克米兰出版公司，1929年; 参见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年。

3.怀特海《教育的目的》，三联书店，2002年。

4.Malcolm Evans: Whitehead and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Atlanta, Amsterdan,1998,P21。

5.Robert S. Brumbaugh: Whitehead, Process Philosophy and Education, State of New York， 1982， P124。

6.李泽厚、汝信主编《美学百科全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年。

7.王安国主编《从实践到决策――我国学校音乐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广州，花城出版社，2005年。

8.管建华《后现代音乐教育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①布兰顿大学(Brandon University)位于加拿大马尼托巴省(Manitoba)布兰顿市(Brandon)，1899年建校，是“加拿大大学与学院协会”（the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of Canada）和“联邦大学协会”（the Association of Commonwealth Universities）的会员。

②国内学者尚未找到确切的词汇进行对应翻译，根据鲍曼博士的原意，是指一种带试验性、实践性、过程性等因素有效、有机结合的音乐教育哲学观点。因此，本文中凡涉及该概念，均采用原文。

③感谢由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提供的相关资料。

④李泽厚、汝信主编《美学百科全书》，1990年，第398页。

⑤指认识客观事物的知识。

⑥指如何做的知识，即技术知识。

⑦在这里ethic并不是简单指ethical，是指一种高效的、随机的自我控制。

哲学博士论文范文第6篇

参加此次会议的代表包括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武汉大学等各法学重点研究基地及所在学校的专家、领导，同时还包括国内多位在法哲学研究方面享有盛誉的专家、学者。诉讼法学研究中心名誉主任陈光中教授、主任樊崇义教授、常务副主任宋英辉教授以及肖建华、高家伟、吴宏耀等研究人员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时间：（2004年12月17日-12月20日）

17日

报到

18日

9：00－11：30 开幕式：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教授致辞，中国政法大学陈光中教授致辞，海南大学谭世贵校长致辞教育部领导袁振国讲话各中心汇报、交流“基地”科学管理的经验 （樊崇义教授主持）

12：00－13：00 午餐

14：30－16：30 继续交流经验、教育部领导总结讲话（樊崇义教授主持）

19日

9：00－11：30 部门法学哲理化研讨（徐显明校长主持）

12：00－13：00 午餐

14：30－16：30 部门法学哲理化研讨（张文显教授主持）

20日

参观考察

王利明 男 中国人民大学法民商经济法学研究中心主任 博士生导师

牟 峰 男 中国人民大学科研处工作人员

马 特 男 中国人民大学民商法专业博士生

赵秉志 男 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研中心主任 博士生导师

时延安 男 中国人民大学刑事科研中心主任助理 讲 师

黄 进 男 武汉大学副校长 国际法研究所所长 博士生导师

胡德坤 男 武汉大学副校长 博士生导师

沈状海 男 武汉大学社科部部长 博士生导师

肖永平 男 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执行所长 博士生导师

王树义 男 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所长 博士生导师

胡 斌 男 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办公室副主任

张文显 男 吉林大学党委书记 理论法学研究中心主任 博士生导师

宋显忠 男 吉林大学理论法学中心 讲 师

黄文艺 男 吉林大学理论法学中心主任助理 副教授

王胜今 男 吉林大学副校长 博士生导师

彭向刚 男 吉林大学社会科研处处长 博士生导师

张卫平 男 清华大学法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

邓正来 男 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 教授、博士生导师

陈兴良 男 北京大学法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

高铭暄 男 人民大学法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步云 男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 教授、博士生导师

锁正杰 男 公安部法制局 博士

徐显明 男 中国政法大学校长 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桂琳 女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 教授、博士生导师

郭成伟 男 中国政法大学科研处处长 教授、博士生导师

陈光中 男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教授、博士生导师

樊崇义 男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博士生导师

宋英辉 男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教授、博士生导师

肖建华 男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教授、硕士生导师

高家伟 男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教授、硕士生导师

吴宏耀 男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程德文 男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中心 博士后

毛立华 男 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

2004年教育部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法学）主任联席会议暨部门法学哲理化研讨会简报

2004年12月18日至19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法学）主任联席会议暨部门法学哲理化研讨会在博鳌亚洲论坛会场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中心承办，海南大学法学院协办。教育部社政司领导袁振国副司长、张保生处长，教育部所属八所法学重点研究基地的主任樊崇义教授、赵秉志教授、王利明教授、张文显教授、王树义教授、肖永平教授、曹新明教授，协办单位海南大学校长谭世贵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教授、武汉大学副校长胡德坤教授，特邀嘉宾陈光中教授、李步云教授、高铭暄教授、陈兴良教授、邓正来教授、张千帆教授，有关学校科研主管单位领导郭成伟教授、姚莉教授、牟峰处长，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宋英辉教授，以及有关研究基地的研究人员、博士后研究人员、博士研究生等，共计40人到会。两天的会期分为基地管理经验交流和部门法学哲理化两个阶段，议程紧凑。本次主任联席会议首次单独设立专题研讨会议程。总体而言，主办单位和协办单位尽心竭力，参加单位积极响应，到会人员发言内涵深邃，尤其是会议选题高屋建瓴，博鳌风光旖旎，因此，本次会议是一次高规格、高质量的法学界峰会。吉林大学法学院宋显忠博士认为，这次会议不仅规格高，而且对部门法学哲理化的必要性达成共识，对中国理论法学和应用法学的发展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基地管理经验交流要点

在樊崇义教授主持下，七个法学重点研究基地的主任按照成立时间先后发言，简要介绍了所领导基地的发展历史、工作成绩、学科特点、管理问题和未来规划。陈光中教授、徐显明校长和宋英挥教授提出了一些管理问题，袁振国司长简要介绍了教育部建设重点基地的决策背景以及未来发展举措，张保生处长通过一系列统计数据将5年来教育部所属重点研究基地建设的成绩概括为研究条件大大改善、经费大量增加、研究队伍不断壮大、重大项目成果不断涌现、学术交流空前活跃和网络建设突飞猛进等六个方面，将管理经验概括为严格管理、打造品牌和管理创新等三个方面。

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积极响应主办单位要求，专门制作了基地管理经验交流材料。赵秉志主任认为，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的特点是：第一，突出学科群建设，以刑法学这一优势学科为龙头，辐射、带动犯罪学、犯罪心理学、刑事政策学、刑事侦查学、证据学等相关学科的共同发展；第二，对外交流的组织化和制度化，以五个对外学术交流机构为组织平台，与中国刑法学会、国际刑法研究会和香港、澳门的有关协会展开平等合作，定期组织或者承办国际和国内研讨会，邀请国内外专家讲座，在国际和国内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第三，以学术研究为重中之重，通过论坛、论丛、报告、评论等各种形式的学术专刊或者通刊系列，为整合全国学术力量，推出学术精品，提供制度化的平台。

武汉大学环境法学研究中心主任王树义教授认为，环境法学很年轻，正处于超常发展时期，环境法学研究中心任重道远。该中心的特点是：第一，合办机制。即武汉大学法学院与国家环境保护局合作成立研究中心，共同为中心的运作提供资金、项目和管理方面的便利条件；第二，与环境法学研究会紧密结合。环境法学研究会的办公机构设置在中心，会长、副会长和秘书长也主要由中心人员担任。通过环境法学研究会这一组织形式，环境法学研究中心成为凝聚全国学术力量的平台。第三，立法咨询。即通过项目委托、咨询报告等形式，为全国人大法工委、国家环境保护局、国土资源部、劳动与社会保障部提供立法咨询或者建议稿。

中国人民大学民事法研究中心主任王利明教授在介绍了立法咨询、学术论坛、学术研讨会和网站建设等方面工作的基础上，认为研究基地应当面向全国。该中心比较突出的地方是：第一，与立法部门紧密合作，每年都争取到若干重大项目，提供了有关民法典、物权法等多部法律的专家建议稿、修改意见稿和咨询报告，在学界和实务界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第二，学术研究形式的系列化，通过《民商事判例法研究》（已经出版20多卷）、民商法论坛（已经举办220多讲）等形式，为整合中国民商法学界的研究力量提供平台；第三，特别注重民商法网站建设。几年来投入巨资，在网站上建设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学理文献等资料库，及时学界研究动态，点击率位于世界和国内前列，影响广泛。

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肖永平教授认为，研究基地在武汉大学法学院国际法研究所的基础上建立，从研究所到重点研究基地的核心是机制转化。该中心的特点是：第一，国际法不同分支学科的整合。通过基地这一组织形式，建立并且完善了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等分子学科定期交流机制，整合力量搞专题研究，使研究人员不再固守特定的研究方向。第二，注重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基地专职研究人员在15个国外刊物上，提供的《国际私法范本》产生了较大的国际影响。第三，以资料建设为中心，形成资料优势。这是基地在国内尤其国际学界发挥影响的关键所在。

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主任张文显教授从中心刊物、课题研究、学术成果、人才培养、国内和国际研讨会、马克思主义法学工程和全球化与法律研究所（基地）建设等方面介绍了近年来的工作情况。该中心的特点是：第一，注重基地学术期刊建设。该基地主办的《法治与社会发展》成为核心期刊，这是该基地的独特优势。第二，注重理论法学与应用法学的结合。在课题研究、讲座和论坛以及学术研讨会等方面，都注意在理论法学和应用法学之间的结合地带寻找发展空间，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优势。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中心主任樊崇义教授认为，研究中心的工作分为全国诉讼法学平台建设、理论联系实际、成果转化、研究队伍和学科建设、资料信息和网站成绩等五个方面，成绩集中表现为两个“第一”，即校内科研成果连续三年第一，校外科研成果引用率第一。诉讼法学研究中心的特点是：第一，专职科研队伍与全国科研队伍结合。在构建老中青三代组成的可持续发展的专职研究队伍的基础上，通过诉讼原理、诉讼法学文库、诉讼法学研究、司法研究人权系列和外国诉讼法典译丛等系列，以及图书馆和网站等形式，建设全国诉讼法学交流平台。第二，理论紧密联系实际，及时转化研究成果。通过与实际部门共建基地、实证研究、免费培训全国师资力量、立法建议和咨询等方式，不仅始终把握学术前沿，而且及时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实践部门的决策，转化为师资培训和研究生培养的教材。

在上述经验交流的基础上，大家提出基地管理方面的一些有待进一步探索或者完善的问题，包括：

1.基地管理办法的修订。主要是部分考核指标不切合实际、缺乏灵活性，例如以书代刊的成果没有纳入考核指标，纵向项目与横向项目的比例不合理，以及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社会服务、资料信息等任务齐头并进可能造成基地负担过重等。

2.基地内部管理制度的完善。主要是基地管理模式的多元化或者一元化选择、基地专职研究人员与校内学院教师之间学科力量整合、校外兼职研究人员的管理、校外兼职的研究成果在本校考核中的承认等。

二、部门法学哲理化研讨会要点

研讨会由徐显明教授和张文显教授主持。大家的发言可以归结为如下七个方面：

1.部门法学哲理化的意义。大家一致认为，部门法学的哲理化是我国法学走向理性和成熟的必然之路。李步云教授认为，任何法律研究都必然在特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下进行，“哲理化”应当部门法学研究的应有之义；徐显明教授认为，这个命题标志着我国法学研究范式的转变，即从反思式的革命性法学走向建构式的建设性法学；邓正来教授认为，部门法学哲理化的命题预示着对我国现行法学研究缺陷的检讨和反思。

2.部门法学哲理化的内涵界定。大家一致认为，“哲理化”并非将哲学、法哲学的范畴或者原理简单套用到部门法学中，也不是用它们来改造部门法学。对部门法学哲理化的具体含义，存在不同观点。“提升说”认为，哲理化是应用哲学、法哲学的方法论提升部门法学研究层次的结果（王利明）：“上升说”认为，部门法学针对具体问题的研究最终都会也需要上升到一般法理的层面（徐显明）：“方法借用说”认为，“哲理化”是部门法学借助哲学、法哲学和法理学的一般方法和原理研究部门法的问题（锁正杰）：“中间说”认为，部门法学哲理化是研究位于理论法学和应用法学中间地带的范畴和原理的知识体系（张文显、陈兴良）。

3.部门法学与法哲学之间的关系。张文显教授认为，部门法学是法哲学研究的基础，法哲学是部门法研究的一个提升。两者在哲学上是特殊与一般的关系，是共性与个性之间的关系。

4.部门法哲学与部门法理学的关系。大家一致主张区分法哲学和法理学这两个概念。关于如何区分，李步云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法哲学是研究法、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中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科学。陈兴良教授以法社会学、法理学和法哲学的内容区分以及价值分析、规范分析和社会实证分析的方法区分为经纬，认为部门法法理学是应用规范分析方法研究部门法规范之内的原理范畴，而部门法哲学是应用价值分析的方法研究特定部门法之上的价值内容，两者都是部门法学的组成部分。张文显教授认为，部门法哲学的研究对象是开放的，包括部门法的基本原则、基本原理、基本范畴、法律方法和热点问题，部门法哲学的研究方法有语义分析、价值分析、反思和建构等。

5.部门法学哲理化的方法和路径。关于部门法学如何走向哲理化，大家一致认为，部门法学哲理化应当自部门法学内部产生，形成具有自己特点的范畴、方法和原理。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的特色是寻找部门法学和理论法学的中间地带，宋显忠博士提出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方法颇有特色，即以反思部门法学已经形成的原理或者命题为中心，以实在法的制度分析和热点案例分析为基本点，将一般法理研究与单靠一个部门法难以解决的疑难问题分析结合起来。王利明教授反对部门法学分割的所谓“饭碗法学”，认为部门法学哲理化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不同部门法之间相互渗透和融合。邓正来教授认为，部门法学哲理化不是一个独立的知识体系，而是部门法学研究层次逐步提升的结果，必须针对具体问题，否则，就可能变成玄学。

6.部门法学研究前沿问题。大家认为，部门法学的前沿问题都涉及哲学和法哲学的原理和方法。陈光中教授指出，刑事诉讼法法学的前沿问题有保障人权与打击犯罪、实体法与程序法、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公正与效率、理论与实践等范畴之间的关系；高铭暄教授指出刑法学的前沿问题有社会保护与人权保障之间的关系、功利和报应等价值的之间的权衡及其多元化、减少死刑适用范围以及有关犯罪、刑罚、刑事责任等刑法基本范畴等。

我们感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不仅要面对全国，成为国内相关学科发展的服务平台，而且要面对世界，成为吸引世界相关学科的优秀研究力量的中心。按照袁振国副司长的意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是特定学科领域中的“国家队”，这一精辟的术语明确了重点研究基地在国家学科发展中的地位。但是，这个“国家队”的组织和功能模式，还需要进一步探索，我们认为，多元化将是基地管理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

诉讼法学研究中心

1.刑事证据法学对理性的呼唤………………………………樊崇义

2.加强价值论研究，推进诉讼法学发展……………………樊崇义 肖建国

3.论正当法律程序与保障人权………………………………杨宇冠 禹艳辉

4.诉讼本质论…………………………………………………肖建华

5.行政诉讼本质论……………………………………………高家伟

6.刑事诉讼法研究与法哲学方法……………………………锁正杰

7.形式理性与刑事诉讼中的事实裁判………………………程德文

8.司法裁判中的事实…………………………………………吴宏耀

9.社会认识论与证据法………………………………………毛立华

10.实体公正的困境………………………………………… 李 静

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

中国刑法哲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当代中国刑法哲学研究综述

………………………………赵秉志 魏昌东

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

部门法哲学讲座

第一讲 财产权的合法性基础………………………………张文显

第二讲 法律之善优与事实之争……………………………郑成良

第三讲 婚姻正当性基础的法哲学追问……………………黄文艺

第四讲 全球化、全球治理与国际法的新视野……………何志鹏

第五讲 继承制度正当性基础的法哲学论辩………………黄文艺

第六讲 法学家视野中的公司………………………………蔡立东

第七讲 契约自治理论下的契约法阐述……………………孙学致

第八讲 利益 正义 权利……………………………………彭诚信

第九讲 诉讼制度的再认识…………………………………宋显忠

第十讲 罪行法定：理念及其敌人…………………………杜宴林

第十一讲 经济法基本范畴研究论纲…………………………刘红臻

哲学博士论文范文第7篇

谢弗勒把教育定义区分为规则性定义、描述性定义、纲领性定义三种。

谢弗勒，美国哲学家、教育哲学家、哲学博士，哈佛大学哲学系教授。是美国分析教育哲学的倡导者和代表人物之一。他在布鲁克林学院获得心理学学士和硕士学位，1952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通过博士论文On Quotation答辩获得博士学位，并于当年开始，在哈佛大学工作，直至1992年退休。他的主要兴趣在语言的哲学解释、象征主义、科学与教育。他是美国人文与科学学术研究者，是全国教育学院的建立者之一。

（来源：文章屋网 ）

哲学博士论文范文第8篇

葛瑞汉教授( angus charles graham，1919-1991 )是当代英国汉学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权威。1946年他就读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1949年以优异的成绩取得文学学士学位，毕业后留校担任古汉语讲师。1953年葛瑞汉以研究程明道与程伊川的博士论文自伦敦大学取得哲学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葛瑞汉热心于漫步讲学，周游世界。他曾以访问学者、客座教授身份讲学于世界多所著名大学，如：香港大学(1954─1955年)、耶鲁大学(1966─1967年)、密歇根大学(1970年)、康耐尔人文学会(1972─1973年)、 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1984─1986年)、台湾清华大学(1987年)、布朗大学(1988年)和夏威夷大学(1989─1990年)。1971年葛瑞汉取得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古汉语教授职位后在该位置任教十三年，成为当时伦敦大学最富盛名的中国学研究专家。1981年葛瑞汉当选为英国（文史哲）研究院院士。

葛瑞汉的中国学研究主要涉及对宋学家程氏二兄弟的哲学思想和对中国古代先秦哲学思想的研究。他在该领域的主要代表作有《中国两位哲学家：程明道与程伊川》（1958）、《理性与自然》（1985）、《中国哲学与哲学文献研究》（1986）、《阴阳与关联思维的本质》（1986）、《论道者：中国古代哲学论辩》（1989）、《理性中的非理性》（1992）。除对古代中国哲学的精湛研究外，葛瑞汉还热心于翻译中国古代哲学名著与古典诗词，出版了大量高质量的译作，最具代表性的有《庄子·内七篇和外篇选》（1981）、《列子译注》（1960）、《晚唐诗》（1965）、《西湖诗选》（1987）。

葛瑞汉对宋学家程颢（程明道）、程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颐（程伊川）的哲学思想很有研究。他在伦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开始对这两位著名哲学家的思想产生浓厚兴趣，后对其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系统研究。葛瑞汉1953年6月向伦敦大学提交其哲学博士学位论文《中国两位哲学家：程明道与程伊川》，后又得到亚非学院的资助于1954-1955年在香港和日本游学一年。获得新资料后，葛瑞汉重新对博士论文初稿进行了修改，所成专著于1958年在英国正式出版。这本书为那些初次遇到中国十一世纪哲学思想挑战的学子们标明了起点，成为致力于这一思想研究领域的东西方学者的必读文献。该书以西方学者特有的视角，对二程的理学思想作了精湛研究。其特点有三：一是分疏了程明道与程伊川的理学范畴体系，阐明了这些范畴的意蕴；二是考究了程明道与程伊川哲学的源流，揭示了两种哲学的特质；三是比较了中国与欧洲哲学之异同，突出了二者之“异”。这部书不仅对新儒学研究领域的拓展和变化起到了推动作用，而且作为研究北宋时期程明道、程伊川两位哲学家思想的最清晰、最全面的英文文献，至今仍然保持着其现实意义和实用价值。

葛瑞汉最为重要的汉学名著是《论道者：中国古代哲学论辩》，该书从西方学者的视野出发，全面诠释了从孔子到荀子中国古代各家学派的哲学思想。中国学者李学勤在《论道者》中文版代序中指出的：在此之前，英国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学生主要从卜德教授的英译和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得到有关中国哲学研究的材料，《论道者》的出版改变了这一窘迫状况。《论道者》共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天命秩序的崩溃”，葛瑞汉论述了孔子、墨子、杨朱学派、惠施与公孙龙等中国古代各家学派的思想；第二部分为“从社会危机到形而上学危机：天人相分”，葛瑞汉首先论述了从孔子到孟子时期的政府、人性问题和儒家两部经典《大学》与《中庸》，其次论述了从墨子到后墨：理性功利原则的道德再锤炼；最后论述了从杨朱学派到道家庄子返归自然以顺天的哲学思想。第三部分名为“天人分途”，分别论述了道家老子、儒家荀子和法家不同的治国理念，并对世袭君主制进行了批判，对中国无政府主义问题和道家《庄子》的原始主义等问题进行了评述。第四部分“帝国与天人的再统一”，论述了中国阴阳五行学说以及周易等中国古代宇宙论，分析了杂家学说及其儒学的胜利。

葛瑞汉对中国哲学的特点有较深刻的理解，他认为：中国人看待世界的思维和方式倾向于相互依存，而不是各自独立；整中有分，而不是部分的集合；对立的双方相互补充，而不是相互矛盾；万物是变化的，而不是静止的；看重物之用，而不是物之质；关心相互感应，而不是因果关系。葛瑞汉《论道者》可说是他平生研究先秦哲学思想的总结，此书一经出版便赢得汉学界高度赞誉。英国著名汉学家李约瑟评论这是迄今为止所见到的有关中国古代哲学学派研究的最使人兴奋和最具洞察力的专著。在这部著作中葛瑞汉对儒家和墨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论述了庄子和道家学说，讨论了像公孙龙这样的中国古代逻辑学家。李约瑟将葛瑞汉这部专著称为一部令人着迷的书。美国加利福利亚大学赫伯特·芬加雷特教授认为这是一部具有可读性与权威性的中国古代思想史，一部具有哲学原创性，敏锐性与深刻洞悉的著作，并声称它定会在未来很多年成为后世学者偏爱的学术指南和激发学术发展的主要资源，并将长期居于核心地位。美国马里兰大学罗思文教授认为此书是葛瑞汉在汉学、语言学和哲学交汇处卓越学识的顶点。这部专著必将成为中国哲学课程标准教科书，其比较哲学中的许多独创观点必将为交叉文化研究的学者广为引用。

哲学博士论文范文第9篇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促进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联盟，为我国的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该委员会指导下的全国产业哲学———产业论与产业创新研讨会至今已历时四届。①2011年12月17～18日，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市社会科学联合会、深圳报业集团联合主办，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中心承办的“全国产业论与产业创新学术研讨会暨第三届深圳学术年会之学科学术研讨会”在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隆重召开。来自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湖南大学、重庆大学、东北大学等二十多家全国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五十余名专家学者参加研讨会并提交会议论文。与会领导何祚庥院士、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吴忠、深圳市科协主席周路明、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副院长马辉等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此次“产业论与产业创新研讨会”在产业发展走在全国最前沿的城市深圳召开，体现出“哲学关注产业、理论面向实践”的时代精神与发展走向。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长朱训在贺信中指出：近年来，产业哲学引起了产、学、研等各界的共同关注，产业哲学专业委员会业已成为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较为活跃的专业委员会之一，为自然辩证法组织建设、为繁荣学术活动做出了贡献。产业结构转型与文化大发展要求产业哲学做出新的贡献。研讨会以“产业论与产业创新”为主题，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原深圳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人文研究所原所长蔡德麟教授在开幕辞中提出：产业哲学响应产业实践的呼唤，丰富有利于中国哲学研究与世界哲学研究的对话与交流。产业发展需要产业哲学的指导，这个问题在深圳尤为突出。深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试验场”“排头兵”，是我国产业变革和发展、升级和优化最快的地方。哲学必须走出学院的象牙塔，关注产业发展，加强对产业的研究。企业家等产业界人士需有产业发展的哲学眼光，才能真正理解国家产业发展的战略和产业政策。

对于“为什么要研究产业哲学”的问题，中国科学院何祚庥院士认为：产业哲学重大问题是技术路线的选择，这是产业哲学研究的技术论取向。深圳市科协主席周路明教授认为：产业哲学的动力主要来自于社会需求，这是产业哲学研究的社会论取向。作为第三种声音的代表———清华大学曾国屏教授———则提出了产业发展的三螺旋：技术论、社会论及技社（社技）论，认为极端的“技术决定论”或极端的“社会建构论”无非是从创新价值链的两端看问题，但是创新价值的创造是一个过程，经历了“两端”之间，即经过一个“技术—社会”或“社会—技术”的混合状态。对于“产业哲学的学理创新建构”问题，华南理工大学吴国林教授提出“产业的现象学分析”，借助现象学、后现象学的哲学视角，提出了产业的体现性、变更性等属性。从现象学讲，产业是人的意向构成能力的现实显现。北京师范大学王德胜教授则从产业结构的哲学合理性要求上，提出高端制造业的战略性地位。有学者进一步阐述了产业哲学对产业的提升在于两个高端，既在研发制造的高端，也在销售品牌的高端，更是在于商业模式的综合以上两个高端。湖南大学邱跃华博士、彭福扬教授则从产业论的生态哲学的视野，提出产业发展的内部机制与外部环境的各种制约要素的动态平衡观建构。东北大学郑文范教授从哲学本质论探求科学、技术、工程、产业、社会的相关性、贯通性及划界。湖南大学刘红玉博士、彭福扬教授从哲学意义上反思目前产业分类标准的合理性，并提出相应的分类建议。清华大学姚站军博士后提出，产业哲学相对于企业哲学、社会哲学，是中观层面的建构，而且对应哲学的二级学科，可以进一步做产业哲学的二级学科探求。

对于“产业哲学的应用创新透视”问题，以湖南省委党校袁望冬教授为代表的学者展开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哲学问题的研究，即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基本内涵、主要特征及其发展规律进行哲学研究。从产业自身的逻辑演变探寻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形成机理，并从市场需求、科技创新、社会调控等的共同作用探求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成长机制。从产业资源与技术、产业联盟、产业精神三个维度，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同构现象做出深入剖析。学者们还与产业界人士从具体的产业领域探析产业哲学问题，或者从地域战略、时代战略认为文化产业与产业哲学息息相关，或者认为餐饮产业宜以产业哲学为指导，山寨产业也需要产业哲学的重新审视与辩证看待。也有学者提出哲学视野中看到的科幻产业与科技产业的异同，另有学者探求欠发达地区高新技术产业或文化创意产业的哲学启示与制约因素。还有学者各自从建筑产业、光热产业、科技企业孵化器、技术预见、科技园区开放式发展路径、构建仿生产业创新系统等产业视角，进行了哲学思考与研究。在“产业创新与创新型城市建设”问题上，重庆大学徐小钦教授认为，创新型城市是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支柱，是区域创新体系的中心环节。大力实施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服务创新、文化创新，将有助于提升整个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水平与区域综合竞争能力。清华大学曾国屏教授、李平副教授等认为，创建国家创新型城市要因地制宜地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建立高水平的城市科技基础条件，大力发展研发产业，积极融入全球研发创新网络，通过制度创新来建设创新型政府。清华大学姚站军博士后认为，建设创新型城市的首要任务是产业创新，以产业创新带动科技创新、服务创新、文化创新等。通过产业创新，最终实现城市综合创新，提升城市综合影响力。抓住存在于高新科技产业、高端服务业、高端文化创意产业等产业领域中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机遇，加快产业创新，可以更快、更好地实现其国家化高度、国际化广度的创新型城市建设。还有学者认为，城市是产业创新与增长的主要动力，产业经济必然在信息、人才、知识、创业投资等要素资源密集的中心城市迅速发展起来。

在“科技与产业、科技史与产业史研究”问题上，以清华大学戴吾三教授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哲学研究讲求史、论结合，产业哲学研究也可以将产业论研究与产业史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有学者认为，科学技术本身的普及就是一种产业。还有学者对技术史的分期进行评价与思考，从技术史发展到产业史的研究，反映了人类与技术的关系、技术的社会经济效应以及技术回归生命的要求等。参会代表一致认为，此次研讨会为产业哲学———产业论与产业创新研究更上新台阶开启了新的思路。研讨会宣布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产业论与产业创新专业委员会正式成立。由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社会科学与管理学部主任、人文研究所所长，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中心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曾国屏教授担任该委员会主任、常委。蔡德麟教授、王德胜教授、张碧辉教授、吕乃基教授、顾立基教授担任委员会顾问。陈家琪教授、徐小钦教授、彭福扬教授、袁望冬教授、郑文范教授担任副主任、常委，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杨君游副教授任秘书长、常委。理事会由来自全国各高校科研院所、产业界及政府的24名知名专家学者组成。

哲学博士论文范文第10篇

P键词：教育模式；教育理念；古典博雅教育；现代博雅教育；精通模式；博通模式

古典博雅教育与现代博雅教育并不只是名称上的差异，在知识的融通方式上，两者之间区分明显。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博雅教育产生于古希腊的“自由民”以上的教育，留给后人“自由知识”的理性传统与教育方式，主要体现在文史哲知识的原著阅读与深刻理解上，我们称之为“精通”教育模式。现代博雅教育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随着自然科学知识也成为“自由知识”和“自由学科”，随着现代知识爆炸的挑战，知识之间的融通与贯通成为时代的主题，在课程与教学目标设计与实施上，各学科知识之间的融通成为努力的方向，我们称之为“博通”教育模式。本文主要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探究两者的不同路径与共同归属。

一、精通与博通的历史考察与不同特征

古典博雅教育和现代博雅教育在培养路径与课程体系上，呈现出不同的模式，其一是精通模式，其二是博通模式。精通模式强调课程的少而精，表现为文史哲知识为核心的体系，教学主张经典著作的阅读和解读；博通模式强调课程的博与通，表现为文理兼备的融通体系，教学强调广泛的阅读。从表面上看，精通与博通仅仅是知识融通路径的不同，但实质上两者之间存在价值取向、知识追求等方面的差异。因而，我们有必要上溯历史的长河，从博雅教育发展的过程中考查两种不同融通方式并分析出它们不同的特色。

古典博雅教育源于古希腊，当时的“七艺”即博雅教育课程，“七艺”也称之为七种“自由艺术”或“自由知识”。博雅课程蕴含了人与知识之间自由关系问题的探讨，亚里士多德对此作了详细的论证。他认为所谓自由，就是免于实用性的束缚，“不论现在，还是最初，人都是由于好奇而开始哲学思考，……如若人们为了摆脱无知而进行哲学思考，那么，他们是为了知而追求知识，并不以某种实用为目的。”[1]什么样的人享有这样知识追求的自由呢？那只有自由民以上的人。亚里士多德认为知识对应于相应的人类层级，比如思辨科学对应于哲学家，实践科学对应于自由民，创制科学对应于技师[2]。“自由知识”或“自由艺术”是少数人享有的，博雅教育有着“高贵的”意义。

正因为如此，经过中世纪对于人的身份的强化，十八世纪英国的博雅教育又有着“绅士的”意义。尽管十八世纪的英国已经告别了奴隶社会，但是奴隶与自由民相区别的观念却流传下来，于是，就有了绅士教育首先是对贵族的教育，而所谓自由指的是：“不被奴役的；不被强迫的；不受限制的；被许可的；被允许的；开明的；率直的；坦白的；没有保留的；慷慨的；不节约的”[3]。可见，这种自由是一般平民无法享受到的，依然有着等级观念的英国博雅教育只能是少数人才能享受到的，它有着“适合于绅士的”、“慷概的”、“文雅的”等意义。

从教育学角度而言，精通模式体现出以下特征：首先，课程体系体现人文学科的价值。按古希腊人的理解，“七艺”都是人文学科，是为了人本身的自由发展而设立的，即使像数学这样与当今自然和社会科学应用极其相关的学科，古希腊人也认为是为了人本身的。所以，毕达哥拉斯明确地说“数学是智慧的体操”。古典博雅教育强调以古希腊语和拉丁语阅读经典著作，而古希腊语和拉丁语除了能训练心智之外，并不能适应社会的职业要求，可见为了人本身的心智发展，养成人的自由德性是精通模式追求的价值，人文学科追求的就是人本身的目的，而不是其他实用目的。

其次，课程内容主要以文史哲知识为主。古希腊的“七艺”都属于那个时期的哲学，哲学即探究事物根本原因的学问，也称之为“自由知识”或“自由学术”。亚里士多德率先提出“自由学术”的观念，他说，人“探索哲理只是为想摆脱出愚蠢，显然，他们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目的”。“只因人本自由，为自己的生存而生存……所以我们认取哲学为唯一的自由学术而深加探索”[4]。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物理学依然属于哲学，那就是自然哲学。后来，这一观念一直延续到18世纪。直到自然科学迅速发展，获得了完全独立的地位以后，自然哲学才只是专门研究科学与技术的哲学问题。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博雅教育只关心文史哲知识，即使是自然科学的问题，也是以哲学知识的观念存在的，博雅教育课程主要以文史哲知识为主。

再次，以古希腊语和拉丁语阅读与解读经典为主要的教学方法。对于文史哲知识的学习，经典著作的阅读才是最重要的。古典博雅教育认为对于经典的阅读离不开经典作家原有的语言形态，即古希腊语和拉丁语，“到十九世纪末为止，美国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主要掌握在希腊语和拉丁语教师的手中。”[5]经典著作本身蕴含了人类的智慧，与经典作家也就是智慧之人的交流只有通过名著的阅读才能完成。经典著作的阅读，不仅获得文字材料，还养成理论修养：不仅获得结论，还收获思维的方法。正如恩格斯强调的，学习哲学并没有什么捷径，只有在经典著作的阅读中才能获得其理论修养。

最后，课程与教学目标和职业无关。文史哲知识由于是以人本身为目的的，所以它不关心职业的要求。古希腊的博雅教育就是培养自由民的教育，十八世纪的英国博雅教育以培养绅士为目的。无论是“七艺”课程还是绅士教育课程都不关心职业的要求，因为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知识分类，理论知识研究事物的根本原因，实践知识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技术知识是关于操作性的知识。他认为最为重要的是理论知识，“学园”里教导的主要是理论知识，研究理论知识的人是“哲学王”，它们远离以技术为主的职业要求。事实上，职业教育“最初采用学徒制，19世纪随着工业的发展，一些欧洲国家开始采用学校教育形式，一般设立中学阶段的职业教育和职业补习学校。”[6]很长一段时间内，博雅教育课程目标与职业和职业教育无关。

直到十九世纪末，古典博雅教育一直在欧美延续，但是悄然的改变率先发生在美国，现代博雅教育在美国萌生。首先，现代博雅教育不是“高贵的”教育，而是普通人都需要接受的教育。“受到⒚傻墓民将是最真实意义上的自由人。他知晓自己的权利，也理解他人的权利；他知道，他自己的利益与那些权利的保存密不可分，因此，他将如同保护自己的权利一样保护别人的权力。”[2]（p252）可见，这里的自由是每个公民都享有的，而不是古希腊时期仅仅只为自由民享有的权利。“局限于少数人的教育观念已经失去了任何可能的正当理由，事实上，这种观念正在消失，……liberal education不可能再是少数人的特权。因此，它必须向所有人开放，必须为任何文明的人类社会的成员所共享”。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美国兴起了一项“自由教育”和“通识教育”运动，代表人物赫钦斯等人认为在民主社会中，每个人都是“自由和平等”的，显然这种教育是基于公民平等与政治自由的。其次，自由、解放成为现代博雅教育的目标。在论述自由技艺时，赫钦斯等人也总是将其与自由、解放等观念相结合，自由、解放成为博雅教育的最高目标。新托马斯主义者雅克?马里坦指出，“教育，尤其是自由教育，在本质上是培植、解放、形成、装备理智，即为理智德行做准备”[2]（p254）。马里坦已经认识到，对自由教育做“高贵的”、“适合绅士的”理解是不合理的，现代社会是民主社会，每个人都享有博雅教育的权利。于是，古典博雅教育的精通模式向现代博雅教育博通模式转型。

从教育学的角度加以总结，博通模式体现出以下几个特征：首先，古典语言失去了课程中的垄断地位。美国开国元勋本杰明?富兰克林在《有关费城青年教育的建议书》中开始设想完全不教授古典语言的学校。但是，他的设想遭到“有钱人，有学问的人”的反对，在做出妥协后，富兰克林转而主张将古典语言与实用学科结合起来[7]。后来，一些学院采用选修课制度将古典语言作为选修课程来对待，1869年斯沃莫尔学院彻底贯彻了选修课制度，学院规定艺学士学位只需要两年的拉丁文，希腊文则完全是选修；1914年，宾吉法尼亚大学全体教师讨论通过同意将“艺学士”授予那些没有选修古典学的学生[2]（p256-257）。这样，就使得作为博雅教育灵魂的古希腊语和拉丁语失去了其核心地位。

其次，自然科学等现代知识成为核心内容。1858年，托马斯?希尔在母校哈佛学院发表“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的主题演讲。他认为博雅教育应当包括五大分类：神学、心理学、历史学、自然史、（包括化学和机械科学、生物学、植物学）、数学，古典学不能代替自然科学的学习，完全建立在古典学基础上的教育肯定是有缺陷的[2]（p257-258）；大学应该向人民提供“博雅文化”，而这种文化并没有阶级和阶层的意义，主要是指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宽广文化。20世纪的美国，近代自然科学名正言顺地成为“自由学科”，在教育实践中，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成为博雅教育的内容。芝加哥大学将全部知识分为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生物科学、自然科学四大领域，并按照四大领域设计博雅教育课程，这成为美国大学博雅教育的典范[2]（p259）。

再次，各科知识的融通成为现代博雅教育的目标。为了达到对世界的整体认知，需要将知识融通为一个整体。现代社会最大的挑战之一便是知识的分化与爆炸，为了达到对知识的统一理解，各科知识之间的融通就成为教育学研究的主题。一方面追求各科知识的基本结构，就像教育改革家、心理学家布鲁纳强调的一样；一方面追求教育方法的变革，如在实践中学习，将知识综合应用于问题解决的过程中。英国大学的学院制教学将不同学科的学生混合编排在一起，并指定名师指导其学习，就是现代知识融通教学方式的实践。多方面的探究都是为了达到知识融通的目标。

二、精通与博通的现代案例与实践反思

精通模式承袭着古典博雅教育的理念，博通模式则坚持现代博雅教育方略，两者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在现代大学博雅教育改革中依然有着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其一是坚持精通的取向，认为只有在古典语言的学习中，通过经典名著的阅读才能达到博雅教育的目标；其二是博通的取向，认为必须融通文理科的整体内容，才能达到博雅教育的修养。

哲学家甘阳在中山大学的博雅教育改革就主张回到古典的博雅教育中去。而物理学家钱致榕在台湾政治大学的博雅教育改革则坚持现代博雅教育的博通路径。这是两个现代社会背景下的精通与博通教育模式的案例。在此，我们对两个案例进行实践反思与分析。

中山大学博雅学院隶属于高等人文研究院，作为中山大学博雅教育改革的试点单位，2009年，博雅学院开始招生，“博雅学院本科学制贯彻跨学科跨领域的精英教学方式，着重培养具有宽厚人文社会科学综合基础并有较强适应能力的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素质人才。”“学院的教学方案参考国外博雅学院（Liberal Arts College ）的经验，课程设置贯彻“少而精”的原则，每学期主要课程一般为4～5门，但每门课均有大量阅读和作业。学生在四年本科期间将广泛深入地研修中西方文明传统及其经典著作，必修古汉语、古希腊语与拉丁语等古典文明语言，兼修艺术理论及其技能。”“首届与第二届毕业生大部分进入国内外名校攻读研究生，其中近半获‘直博生’资格。他们攻读的学科领域分布非常广泛，包括：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中国史，世界史，中国文学，外国文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等。”[8]从课程体系来看，博雅学院的课程中，文史哲知识占课程的绝大部分。除了公共课的大学文科数学以外，几乎看不到任何自然科学的课程[9]。可见，该学院依然遵循着古典博雅教育的办学理念，并没有考虑现代美国的一些博雅学院没有把古希腊语与拉丁语作为必修课，并没有兼顾自然科学也是博雅课程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这一事实。

甘阳模式几乎是在恢复古典的博雅教育课程与教学模式，由于他强调博雅学院是为了培养无专业的精英，因而引来一些社会争议：一方面对课程设置中极为罕见的古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出现表示不理解，一方面对培养无专业的精英也无法完全接受[10]。其实，完全的古典博雅教育即使在西方也已经有所变革。现代美国博雅学院的课程中也并没有把古希腊语和拉丁语作为必修课程，而仅仅是作为选修课程，他们认为这些古典语言仅仅只是作为学术研究的一个方向，并不能作为博雅教育的必然选择。

由此可见，甘阳模式特别强调回归到古典的博雅教育，对于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其“少而精”的课程与教学方式也对学生的学术修养十分重要。但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自然科学知识已经成为现代人必备的学养，如果在本科阶段就采取只重人文科学课程与教学的精通模式，必然使学生过早地偏向于文科而对理科的知识了解甚少，不利于学生全面知识的修养。甘阳模式特别强调培养做学术的精英，从两届毕业生考取研究生的比例来看，的确达到了培养目标。但是，考取的研究生主要是人文和社会科学方向的，并没有自然科学方向的，而且纯粹学术人才的培养按照现代大学教育的惯例应该到研究生阶段才加以实行，在本科阶段就要求学生成为学术人才，无疑只能牺牲他们宽厚知识的教育和修养。

物理学家钱致榕教授在台湾政治大学博雅书院作为总导师主持了博雅教育改革，该项改革借鉴了西方现代博雅教育改革的经验。基于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发展，技术的变化越来越快，一些学校把术科知识作为追求的目标，导致学生毕业即知识老化的现实，钱致榕认为应该加强学科基础知识的学习，养成学生自学能力以及创造能力等优良品性。“现代社会瞬息万变，钱致榕担忧，术科知识容易被取代，往往大一学习的知识，毕业后已经落伍。他认为，推动博雅教育能让同学们兼备文理学科知识，同时培养自学能力、创造力，如此从学校毕业之后，才能不断自我学习，成为‘50年不落伍的人才’。”对于政大书院强调的“博雅教育”，钱致榕有自己的解释：“所谓博雅教育是一种教育理想，博是指广博的知识，而雅则是高雅、高品味。”这样，他明确主张兼通文理的课程体系，并强调教学应该将知识体系与方法很好地结合起来。“学科基础知识具备不易改变之核心价值；术科应用知识则应符合产业需求，两者不可偏废。教师在通识课程教授的是‘宏观知识框架’，从大方向讨论各种基础学问，如物理、心理、社会、政治等，帮助学生在知识领域纵横四方；‘文理并重，才能两条腿走路，才能走得潇洒、走得远’”[11]。

在课程实践中，政治大学倡导先导性课程，强调“社群教学”概念，即一门课程由相关院系的老师共同开设，教师混搭，学生也是混搭的，希望以此能够促进学生之间的交流，同时落实“大班授课，小班讨论”。2008年成立政治大学博雅书院，2009年成立“博雅荣誉实验班”，从学生的书写表达、思维辩证与批判思考等方面设计课程，融入书院“活动导向学习”理念，由学校补助选送至国内外进行专题研究，学生须在大三前完成田野调查、撰写论文，以养成学生运用知识、创造价值并关怀社会的政大特色。

应该说，钱致榕在台湾政治大学的博通教育模式，试图打开文理之间的隔阂，努力使学生获得学科基础知识的宽厚修养，是现代博雅教育改革的一个很好的尝试。从课程设计与安排来看，“先导型课程”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因为这些课程强调打通学科之间的界限，一门课程由不同院系的老师来完成，“大班授课，小班讨论”。在讨论过程中，不同院系学生也是混搭在一起的，这样可以使不同学生达到博雅教育之修养。在这个意义上，博雅就是博通。而其博雅书院“博雅荣誉实验班”的学员，则从学生的书写表达、思维辩证与批判思考等方面设计课程，融入书院“活动导向学习”理念，通过课题研究，完成田野调查、论文撰写等任务，突出学生反思与社会关怀的特色。任务型课程与教学设计，则主要为了学生内化自己所学的知识，使学生养成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但是，该模式实施起来的难度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课程组织与师资培养。首先，从课程组织来看，一门课程由不同院系的教师来上，会带来课程组织与整体协调的问题。毕竟，一门课程的整体性需要保障，至少应该在一个逻辑主线和理念下进行，不然也会给学生的知识和逻辑组织带来挑战。讨论的主持和组织也并不轻松，无论怎样，讨论需要回到它的主题，而不同系科学生在一起讨论问题时，不同知识背景可能使他们在讨论过程中不在一个问题域中发表自己的看法，由此使讨论的议题不集中，因而很难达到讨论的目的。其次，从师资的培养来看，课程的实施需要对教师进行相关的培训，教师之间需要了解博雅教育的目标，需要了解自身教学在整个课程体系中的地位，需要教学中的协调与合作，这也并非一件容易的事。

三、精通与博通的不同选择与共同归属

历史的追溯与现代的案例告诉我们：在知识融通和人的素质养成上，有着精通与博通两种不同的路径和模式。所谓精通，就是以少而精的课程，深层次的阅读达到融通的教育目标；所谓博通，就是以多而广的课程，广泛的学习，达到融通的追求。两者之间虽然路径不同，但他们都有着共同的目标，那就是“通”，就是使知识成为人们内在的整体性修养，“天地万物通盘予以考虑”的形而上学情怀依然是我们的理想。

精通与博通模式的历史考察让我们明确：第一，古典博雅教育与现代博雅教育都发端于古希腊时期的“自由教育”。烧咔『帽硐至宋鞣降睦硇源统与教育文脉。博雅教育是从“liberal education”（自由教育）翻译过来的，而现代博雅教育则是在继承古典博雅教育精神的基础上完成了知识教育面向普通大众的转向，这是西方理性传统与精神在教育上的体现。第二，古典博雅教育与现代博雅教育主张的精通和博通教育模式符合历史的必然。古典博雅教育选择精通模式依赖于人类知识总量不大，知识并没有分化，教育目标是培养少数社会精英，经典阅读就可以解决整体人文修养这一事实。现代博雅教育采用博通教育模式则因为人类知识总量爆炸式增长，知识分化明显，教育目标是培养杰出的公民，文理兼通成为现代人的素养与要求。第三，古典博雅教育与现代博雅教育课程与教学模式的合理性。精通模式课程的少而精原则，是因为古典时期知识内容总量不大，经典著作即可以涵盖总体内容框架（如七艺，六艺，四书五经）。采用古典语言进行深层次的阅读与解读的教学方式，则是因为文史哲知识在于把握思维方式形成人文修养，而思维方式与人文修养最好的学习方式是与原作者在相同的语境下的精神对话（恩格斯一再强调哲学的学习是原著的阅读）。博通模式课程的广博原则，是因为现代知识总量扩大，要达到对知识总体的理解需要广博的知识构架，现代著名的哲学家往往也是科学家，康德、马克思、爱因斯坦都是这样的理论大家。文理兼通的教学模式，如文理兼通的学院制教学与管理模式从实践上论证了文理兼通的可行性。?

精通与博通模式的现代案例则让我们困惑：为什么在现代已经没有古代社会精通教育模式条件的情形下，依然还有人坚持古典博雅教育精通模式呢？在现代社会，怎样的教育方式才能让学生达到精通要求呢？虽然甘阳先生遭受到各种批评，但他坚持认为“文理兼通”是一个伪命题[12]，他对现代博雅教育的博通模式持怀疑态度，认为文理兼通的标准是什么并没有一个说法。在现代社会如此浮躁的生存状态下，阅读经典才能使人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成为有独立人格与意识的人。钱致榕先生的博通教育模式取得了很好的经验，但博通教育模式的困境依然清晰可见。怎样的教育程度才可称之为“博通”，怎样的课程体系与课程组织才是有利于博通的？尤其在文理兼通上，课程的组织与教学的进程还需要接受各种挑战。

博雅教育一直是人类的理想，是那种“天地万物通盘予以考虑”的勇气和智慧的诉求。现代人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学科知识发展迅速，导致人们很难在知识面前达到相互通达和理解。具体表现为文科学生对理科知识几乎不能理解，而理科学生则因为知识的限制，缺乏人文修养。所以，现代博雅教育还是想通过教育教学的努力达到学生素质的提升，达到对世界的圆融理解，使学生成为有理想有社会担当、有丰富理解力和自学能力的人。

甘阳先生认为文理兼通是一个“伪命题”主要是从文理兼通的标准无法落实，实践起来十分困难来说的。但从时代的要求看，文理兼通却是十分自然的，因为，“天地万物通盘予以考虑”在现代就必然表现为文理兼通，没有文理兼通，现代人无法理解科学日益发达状况下的现代知识体系，无法理解纵横交错的理论构架。现代知识，从宏观的理论建构到微观的应用解释，从方法论的形成到各种方法的灵活应用，哪里能离开文理兼通呢？

虽然甘阳模式受到批评，但他坚持在现代博雅教育背景下的精通路径还是引起我们深思：知识的融会贯通不仅仅只有广博的路径，现代博雅教育实践中的博通模式，是不是有偏颇之嫌？在现代博雅教育背景下，精通也是一种必备的要求。现代博雅教育的内容，如果没有一定的深度，没有一定量的阅读，而仅仅只是强调广博的标准，是不是很难达到融会贯通的要求？在现代博雅教育改革的语境下，我们不仅面临知识的广博构架问题，还面临知识的深度挖掘问题。而深度的挖掘是现代博雅教育实践中比较忽视的。

古典博雅教育采用精通模式，现代博雅教育采用博通的模式，它们的不同之间处，一个在于“精”，一个在于“博”；它们的共同点是“通”。知识融通、人格健全、个性全面自由发展依然是“通”之主题。抛开古典精通路径中把人分成不同层级的做法①，精通和博通的博雅教育都是想通过知识的融会贯通达到健全人的修养，都是为了人本身的发展。怎样达到“通”的要求呢？从理论上来看，要达到“通”的要求，精通与博通的路径都需要回归到“自由教育”的理性传统，回归到“自由教育”的本意，这是精通和博通模式的共同归属。在此，我们也不能提供一个普遍性的解决方略，而是从人与知识的关系角度对这种共同归属加以说明。

第一，让知识成为“自由知识”。“自由知识”思想来源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虽然“自由知识”或“自由学术”主要指自由人才能享有的知识，但是他论述“自由知识”的本性，及其与人本身的关系的观点却值得我们很好地借鉴。他认为，自由知识是关于事物的根本原因的知识，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原理性知识。自由知识以自身为目的，所以其价值是永恒的，不会因为外在目的或功利要求而失去价值。在自由知识的研习过程中，人们往往是专注的，表现为“为知识而知识”，“为学术而学术”，这样的知识是最为养育人的。

但人们总会需要学习应用性或操作性强的一般知识，怎样使这些一般知识提升为“自由知识”呢？那就是理智的作用，理智“渗透进知识”，“作用于知识”[13]，所以大学的目的也在于理智的训练。赫钦斯这位在20世纪使芝加哥大学一跃而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校长强调道：“理智训练以及大学教育的真正而且充分的目的不是学问或学识，而是建立在知识基础上的思想或理智”，“正确地说，学院或大学的作用是严格意义上的理性作用。”[14]

所以，无论是精通模式下的文史哲知识，还是博通模式下的文理兼通知识，让学生掌握知识的原理，学科的基础，让学生通过理智的训练把一般知识提升为“自由知识”很重要。虽然我们已经进入博通的时代，但亚里士多德的自由知识思想的光辉依旧。为了应对现代知识分化与“知识爆炸”，教育家布鲁纳主张回到亚里士多德的理性传统，他的学科结构课程改革强调学科的基础，理论的价值，内在奖励的力量。让学生拥有“自由知识”的自我转化能力，拥有辩证思维与批判思考能力十分重要，博雅教育实践中我们应该强调学生们对所学知识的批判与反思，体验与升华。通过这样的心智训练，才能把那些原来零碎杂乱的知识变成为整体性逻辑性强的知识，成为原理性的“自由知识”。

第二，让知识成为“个性化知识”。哲学家化学家波兰尼认为知识在其发生上是“个人知识”。他娜鲜堵凵吓判了西方科学哲学的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传统，认为知识本身就带有个体性、缄默性。我们需要从波兰尼科学哲学的“个人知识”概念转化为教育学中的“个性化知识”概念[15]，需要研究和掌握学生主动建构知识并与自身原有知识联结的规律，需要让知识成为学生知识体系中活态化的知识，即与其信念、兴趣、审美情趣很好地结合起来。这样的知识才是学生知识结构中真正的“自由知识”。

从精通的模式来看，经典著作的阅读往往需要每个人付出很大的努力，需要战胜各种困难才能达到与原作者的对话与交流。通过原典的阅读，阅读者往往能获得理性的力量、心灵的感召。这个过程用审美的过程分析，乃是康德认为的庄严美，它使学习凝结成为个人意志努力、兴趣养成、审美体验的过程。从博通的模式来看，文理兼通意味着深刻理解各类知识之间的联系，在更高的层次上理解它们为什么是一个整体，有时候还会感悟到各学科知识之间美妙的联系。两者对知识的融通都强调知识与个性之间的特殊的链接，即知识与个体的认知、情感、个性的有机结合，生成为个体内心知识的活态化状态。这样的知识才有内生性的原初动力，才有创造性的活力。所以，无论是精通还是博通，首先要看到活生生的人的存在，从他们的兴趣与个性出发又回到他们独特的个性，让知识成为与每一个体相结合的“活知识”。

第三，探究精通与博通的知识体系和方法。每一个人的知识结构都是独特的、有差异的，即使是同一个专业、同一个班级的学生也会有知识结构的差异，这与它们的学习经历和个人兴趣相关。但对每一个个体而言，还有一个怎样的知识结构是最佳的问题。英语学习中有精读和泛读之分，对于每一个个体而言，精读和泛读的量也是不同的。更为关键的是：精通与博通都有内在的方法，精通的方法在于掌握知识的深度，知识的逻辑性与结构性，博通的方法在于掌握知识的广度，知识之间的联系。当一个学生通过内省的意识反思到自己知识建构的特点并不断地加以修正时，他才真正掌握了精通与博通的方法。

无论是课程设计还是教学，精通和博通都有一个度的问题。本科阶段博雅教育应该有一个怎样的度是我们必须认真研究的问题①。一般而言，只有精通没有博通会影响知识理解的广度，只有博通没有精通会影响学生知识理解的深度，也影响布鲁纳所说的“原理的迁移”。所以，把握好精通与博通的“度”很重要。我们不仅仅要研究现代博雅教育改革的一般模式，还要研究鲜活的博雅教育改革个案，在实践中不断彰显这个“度”的存在样式和作用方式。只有丰富多彩的博雅教育改革实践，才能够解决精通和博通的“度”的问题，并不存在一个固定的模式。我们依然走在不断探究与显现博雅教育之本真的路上。

参考文献

[1]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M].苗力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31.

[2] 沈文钦.近代英国博雅教育思想及其古典渊源：概念史的视角[D].北京大学，2008年博士论文.

[3] Samuel Jonson，John Waiker，Robert S Jameson. 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1928，297.

[4] [古希D]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5.

[5] [美]赫钦斯.民主社会中教育上的冲突[M].陆有铨，译.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94：69.

[6] 顾明远.教育大词典（增订合编版）[Z].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2092.

[7] Lee T. Pearcy. The grammar of our civility： classical education in America[M]Waco，Tex. Baylor University Press，2005，50.

[8] 中山大学博雅学院2014年招生简章[EB/OL].http：//lac.sysu.edu.cn/zsxx/zsjz/129357.htm.

[9] 中山大学博雅学院教务信息[EB/OL].http：//lac.sysu.edu.cn/tnews/index.htm.

[10] 中山大学通识教育培养“无专业精英”引争议[EB/OL].http：//learning.sohu.com/20091008/n267200292.shtml.

[11] 博雅政大 通识教育培育心灵思想广博通达的自由人[EB/OL].http：//info.nccu.edu.tw/epaper/enews_detail.php？AT_ID=201003150020.

[12] 甘阳.独立思考从接触原典开始[EB/OL].http：//21ccom.net/articles/sxwh/shsc/article_2012080965394.html.

[13] [英]纽曼.大学的理想[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32

哲学博士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现象学；实践哲学；话语体系

一、现象学本科教学的国内外现状概述

关于现象学本科教学的国外主要现状：目前，德国Humboldt-University （洪堡大学）哲学系在讲授现象学时，明显侧重于从格式塔心理W的角度去讲，注重对感知的分析，从这个意义上讲，其实际上是侧重于胡塞尔早期的“描述现象学”。这种侧重与近年来在德国本土以及英美流行的关于认知科学的前沿话题有关。这种讲授优势在于它可以通过强调描述，使学生切身地感受到现象学分析的精致性。德国Ludwig-Maximilians-University München（慕尼黑大学）大学的Guillemo E rosadohaddock主讲“The old Husserl and the Young Carnap”，侧重从胡塞尔现象学与卡尔纳普语言哲学对比的角度讲授现象学。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Wheaton college（威顿学院）的 ArthurF.Holmes，长期主讲“Husserl and Heidegger”（“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其讲授侧重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对比中阐释现象学的经典方法。

英国University of Glasgow（格拉斯哥大学）的Gianni vattimo，主讲“The end of reality”（“实在的终结”），侧重对胡塞尔后期先验现象学以及发生现象学的讲授。

丹麦Kbenhavns Universitet（哥本哈根大学）的D.zahavi长期主讲有关胡塞尔现象学的课程，其讲授一方面侧重于对胡塞尔现象学的文本解读，一方面又同时侧重于与当代语言哲学、认知科学的结合。

概而言之，国外近几年来在现象学教学方面逐渐转向与语言哲学、认知科学密切相关的路向，即在讲授现象学时，在一定程度上偏重从认识论维度去讲，而从本体论、伦理学等维度出发去讲授现象学，则相对少一些国内主要现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各高校哲学院系逐渐开始开设有关现象学的课程。

北京大学哲学系靳希平教授长期主讲胡塞尔代表作《逻辑研究》。靳希平老师在讲授以及课堂讨论时，使用的是德文原著，学生使用的也是德文原著，其讲授侧重于对重点的概念进行解析，讨论时则更自由一些。概括而言，靳希平老师讲授的特点有两个：一是使用德文原著，“原汁原味”；二是侧重概念解析。这种讲授方式的优点在于能够使学生十分扎实、准确地掌握现象学基本概念，值得学习。

北京大学张祥龙教授也长期主讲有关现象学的课程，并于2003年出版了《面向事情本身――现象学导论七讲》一书。该书是张祥龙老师关于现象学课程讲课内容的集结，并包括课堂讨论部分。该书主要讲解了胡塞尔的《现象学的观念》《逻辑研究》（选讲）、《经验与判断》（选讲）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选讲）、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选讲）以及德里达的《声音与现象》（选讲）。其讲授侧重于把现象学同多个哲学流派进行对比，以突显现象学理论、方法的某些优势，同时也强调了现象学同其他哲学流派融合的可能及其原因，另外也对一些重点概念进行了着重讲解。

概括而言，张祥龙老师讲授的特点有两个：一是对重点概念进行了深入而生动的讲解，做到了深入浅出；二是善于把现象学与其他哲学流派进行对比，在“对话”中使现象学理论、方法的优势显现得更加清晰。这都是值得认真吸取的宝贵的教学经验。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孙利天教授长期主讲《现象学的观念》《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吉林大学哲学专业有一个传统，就是注重哲学史，提倡史论结合的研究方法。孙利天老师的讲授就侧重从整个哲学史出发来把握现象学精神，在这个基础上强调使用胡塞尔现象学意义上的直观来打通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概括而言，孙利天老师的讲授有两个特点：一是强调哲学史背景；二是强调对现象学方法的哲学实践，即用现象学方法来解决哲学问题。这是十分具有启发意义的。 另外，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的年轻教师龙晶也长期主讲有关现象学的课程。其所讲授的主要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作为一位具有德国留学经历并与海德格尔有着学术血缘关系的年轻教师，其讲授侧重于原汁原味，对思想的梳理非常清晰。

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张廷国教授长期主讲《现象学的观念》。张廷国老师德语非常出色，翻译过多本现象学著作。其讲授往往一语中的，简洁明快。张廷国老师善于从词源学的角度对现象学的重要概念进行解析，这一方法在教学实践中效果明显，是十分值得学习的。另外，已故的高秉江教授善于从作为西方哲学源头的古希腊哲学出发阐发现象学精神，这也是非常值得借鉴的。

综上所述，目前各高校哲学院系已陆续开设关于现象学的课程，并已形成自己的教学特色和优长。这都是值得借鉴和吸取的。

二、对现象学本科教学的实践哲学反思的必要性与应用前景

现象学作为一种哲学思潮，肇始于20世纪初的德国。现象学出现之后，不仅在欧陆哲学中占据了主流甚至是支配性的地位，而且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逐渐渗透到英美哲学，成了一门“显学”，以至于当今的哲学都在一定程度上使用现象学的理论、方法，以此为基础来表达自己。

现象学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正式进入中国学界的关注范围，并迅速成为关注热点。这一方面体现在研究领域，另一方面则体现在教学领域。在研究领域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象学原著的翻译工作一直在持续不断地进行着。

关于现象学的著作、论文、博士学位论文、硕士学位论文每年大量涌现，根据《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的统计，关于现象学的译著、专著每年不少于十数种，论文不少于几百篇。

在教学领域，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高校哲学院系开始开设有关现象学的课程，这些课程不仅面向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而且也面向本科生。另外，@些课程也不仅限于外国哲学专业，很多哲学院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研室也为自己的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专门开设了有关现象学的课程。例如吉林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研室就为其博士研究生专门开设了这方面的课程，由孙利天老师长期担任主讲教师，主讲胡塞尔的《现象学的观念》以及《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

由此可见，有关现象学的教学工作，已逐渐成为高校哲学院系教学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现象学的教学工作当中，对本科生的现象学教学工作，是最值得反思的一个环节。本科阶段是奠基阶段，因此，这一阶段的教学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以后的硕士研究生阶段、博士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效果。

对现象学本科教学工作的反思，相应地也成了哲学院系教师、特别是外国哲学教研室教师的一项必要的任务。黑龙江大学的哲学学科，有其自身的特色与优长以“实践哲学”见长。

因此，当我们对现象学本科教学工作做出反思时，有必要结合实践哲学的视角，以此为出发点，提高现象学本科教学实践的质量。

由于越来越多的高校哲学院系开始开设有关现象学的课程、有关现象学的课程已逐渐成为高校哲学院系教学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反思现象学本科教学工作、提高现象学本科教学实践的质量，就显得格外重要，一方面可以为学生在未来的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也为学生能够进入当代哲学话语体系打下必要的基础。前一方面表现为使学生在本科学习阶段能够掌握现象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并在一定程度上学会使用现象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来探讨哲学基本问题和哲学前沿问题，这便在一定程度上为学生日后在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阶段能够独立探索问题、形成自己独特的观点乃至思想奠定了基础。后一方面则表现为由于学生在本科学习阶段学习和掌握现象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甚至一定程度上学会使用现象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来探讨哲学基本问题和哲学前沿问题，这便在一定程度上为学生将来考入其他高校的哲学院系攻读硕士研究生学位乃至博士研究生学位时，能够适应其他高校哲学院系的课程讲授、与其他高校哲学院系的话语体系相融合奠定了基础。

三、结语

哲学博士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博弈论语义学; 博弈; 语言游戏; 实用主义; 辛梯卡

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哲学进行了语言学转向，此后，哲学家、语言学家、逻辑学家关于语言哲学的研究方兴未艾。语义学属于语言哲学范畴，是关于符号或者语言符号与其所指对象关系的学科。在20世纪60年代，贾可·辛梯卡对博弈语义的思想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强调对博弈语义的基础性思考，将语义解释与博弈理论结合起来，创建了一阶语言的语义赋值博弈理论，形成了博弈论语义学。至今，博弈论语义学已经成为影响最为广泛的理论之一。

一、内容概括

    博弈论语义学将博弈论与语义学结合起来，通过博弈过程来刻画人们对命题语义的理解过程，最终以确定语句的真值。辛梯卡首先给出一个个体域，任何指派都可以在这个集合中找到。博弈论语义学的核心是将量词短语看成加诸对象的变元，将句子看成语句函项，然后在给定的个体域中选择某个对象改变将对象加诸变元的指派，从而将命题的值变为选定的对象，达到消除量词，找到原子句的目的。在方法上，辛梯卡选择了博弈论，他将人们对句子的理解过程比喻为一个两人博弈，两个玩家分别为“证实者”和“证伪者”，对于一个句子，根据规则，博弈双方轮流将该句子约化，直至最后使得约化的句子不再包含变量和连接词，即原子句，此时双方就可以通过直接检查当前指派来一决输赢。如果这个原子句为真，则证实者取胜，证伪者失败，反之亦然。①运用博弈论语义学，我们能够从大量的语言信息中得到最基本、最简化的语句，从而能够轻松地判定这些语言信息的真假。

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辛梯卡等人提出了比较完整的可能世界语义学。可以看出，博弈论语言学遵循可能世界理论的路径，实质是对量词做替换解释。辛梯卡认为，“量词所做的事情是从简单或复杂谓词的外延中对实体作出某些选择。”②在博弈论语义学中，博弈过程就是为加诸对象的变元找到指派的过程，这是替换解释的做法。基于可能世界理论，运用博弈论语言学，我们可以轻松地谈论摹状词。这种处理方案反映了辛梯卡试图摆脱本体论承诺的困扰，将指称问题直接悬置起来。

值得注意的是在博弈论语义学中对象加诸变元的指派，体现了将指称赋予语言表达式的蒙塔古格式的哲学进路。这种实际解释的解读反映了辛梯卡通过指派的意义寻求语句真值的诉求。语义博弈的最后将对原子句做出真值判断转化为对指派做出检查，意味着多主体最后将达成意见一致，即对指派形成公共知识。通常在一个社会群体中，对于某一个具体对象会形成一种较为一致的理解和看法，即形成公共知识。当个人的背景知识与群体的公共知识不相容时，就造成了自己与其他人的沟通障碍。博弈论语义学通过明确指派的博弈语义形成了多主体的公共知识。多主体的博弈进程为自然语言赋值，将语言意义与博弈论对应起来，能够刻画公共知识的生成过程。

二、哲学溯源

自然语言与博弈之间具有紧密联系的观点反复出现于20世纪。Paul Lorenzen 首先在20世纪50年代晚期为逻辑介入了博弈语义。而“后期维特根斯坦引人注目地由其《逻辑哲学论》极为清晰的逻辑结构转向由规则生成的‘语言博弈’范例，而正如桑杜所说，有人（如斯泰纽斯）试图在博弈隐喻中添加更多的实质性内容。”③正是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辛梯卡提出了博弈论语义学。

辛梯卡说：“我们怎样指出我们的语言所表达的意思？一种语言的一个句子与可描述的现实的部分如何联系？对于后一问题的一个众所周知的答案，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称为图像论。”④维特根斯坦哲学的主要贡献之一就是在前期哲学中提出了“图像论”，指出某个名称的意义即为其指称对象。图像论是维特根斯坦对于本体论问题思考的结果。维特根斯坦的这种图象与实在的关系被辛梯卡运用到了博弈论语义学之中。在博弈论语义学与图像论的关系上，辛梯卡自己也曾明确指出，“博弈语义学不排斥图示的（同形的）关系理论，图示的（同形的）关系理论在原子句和现实之间建立了联系。”⑤从这句话我们不难看出，按照辛梯卡的观点，要确定命题的真值，只要将命题与图象做个比较就可以了。

如果说维特根斯坦的图像论为辛梯卡确立了名称-客体的对应关系，那么其后期的“语言游戏说”则解答了名称如何与客体相联系的问题。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实际上是强调语言的使用。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语词的意义在于使用，因此，我们必须根据语词具体的使用场合来确定语词的意义。换而言之，一个词的意义与语境是密切联系的，同一个词在不同的语境下具有不同的意义，所以，我们只有在各自游戏之中才能理解词的不同意义。语言游戏的主要目的就是搭建语言和实在之间的桥梁。

维特根斯坦的这种转变对辛梯卡的影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维特根斯坦使用“游戏”来指称目标导向的活动，诸如证实或者证伪的活动。辛梯卡延用了这一思想，他说：维特根斯坦的“用法”概念强调的是一种活动，是一种构成一个词的自然环境并使该语词从中获得其意义的活动。⑥不难发现。辛梯卡同样坚持认为语言的目标导向语言的本质，因此，在他的博弈论语义学框架下所研究的语义博弈，可以被看作是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一类语言游戏。

三、博弈方法

哲学博士论文范文第13篇

博物，也是自然科学的一个重要传统，进化论、植物学、生态学等等就是从博物学中诞生的。但是进入20世纪后，分科之学逐渐把博物学挤出各级课程表，不把它视为真正的科学、严肃的学问。这似乎不可思议，其实也很好理解。最近我到广西崇左，当面听到潘文石教授抱怨他所从事的动物行为学和保护生物学研究也被一些人斥为不够科学！潘老师所从事的研究无疑属于博物学传统。博物学虽为现代性的登基立下了汗马功劳，但现代性追求的是效率和力量，得鱼忘筌、卸磨杀驴在所难免。

古代哲学家张载曾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对照一下当代诸多哲学家经营的游戏，境界迥异。哲学被认为是时代精神，哲学家为纳税人所供养，应当对得起社会；他们应当高瞻远瞩，莫为浮云遮望眼。哲学家有责任在更大尺度上思索天人系统的命运，为了人类社会的持久生存，复兴博物学成为哲学家的使命之一。亚里士多德身兼哲学家与博物学家，他的大弟子更是西方植物学之父。约翰·雷、林奈、卢梭、达尔文、华莱士、梭罗、缪尔、利奥波德、古尔德、威尔逊这些著名的博物学家也都有着强烈的哲学关怀。博物学不只是观察和开列清单，它同时提供情怀、世界观和人生观。

在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倡导博物学，强调知行合一，用意主要不在于掌握多少知识，而在于培育一种新感情，重塑个体与大自然的对话方式，改进我们的精神状态，提高生活质量。也就是说，要从存在论的角度理解博物学理论与实践。

哲学博士论文范文第14篇

目录一、 活动背景

二、 活动宗旨

三、 活动方式

四、 指导与组织单位

五、 组织委员会

六、 秘书处职能

七、 筹资方式

八、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联谊会”第一期活动方案

九、 经费预算

十、 联系人

一、活动背景

2004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的通知。通知指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必须进一步提高对哲学社会科学重要性的认识，大力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

纪宝成校长曾经说过，中国人民大学的地位同哲学社会科学在中国的地位是息息相关的，没有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繁荣也就没有中国人民大学的发展和繁荣。因此，作为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个重要群体，无论是在校的还是已经毕业的广大博士，他们有义务、也有责任努力工作、刻苦钻研，为繁荣和发展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做出应有的贡献。

哲学社会科学的特点决定了学习哲学社会科学不仅要有扎实的基础知识、还要有宽广的学术视野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但在诸如年龄、时间、场地、经费和意识等因素的限制下，我校博士群体之间交流范围非常狭窄，仅限于本专业、本班级；而且，博士整体的智力资源优势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仅限于跟在导师后头作一些数量有限的课题研究，没有面向社会去争取课题，也没有为社会各行各业提供智力支持，这对社会来说是一种损失；同时，中国人民大学博士之间缺乏有效的交流机制，没有充分挖掘博士内部的丰厚资源，致使大家各自行事，力量有限。策吧网

我校博士生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有着不同的学科背景、知识、资源和经验；已经毕业的博士又走向全国各地、各行各业，他们拥有更多的知识、信息、资源和经验。因此，中国人民大学博士联谊会活动，对于博士这个特殊群体的资源优势进行系统整合，充分利用人文社会科学作为制度创新、保障经济、繁荣文化的重要保障的功能，充分发挥我校博士生作为“思想库”、“智囊团”的巨大潜能，必将有益于博士生自己、有益于母校、有益于社会。

二、活动宗旨

1、 促进中国人民大学校内外博士的沟通与交流，拓宽其视野，开阔其思维，实现信息、知识、资源与经验的共享，以壮大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群体的整体力量，塑造“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的品牌形象，提高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在社会的认可度和影响力。

2、 加强与其他高校博士生团体的联系，以实现我校博士更广范围内的交流与切磋；同时，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开展各项对社会有益的卓有成效的合作。

3、 促进我校博士生与社会各界，包括政界、商界和学术界的互动，整合我校博士生群体的智力资源优势，使他们能够为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和现代化建设做出更大的成绩。

4、 充分发挥连结广大博士生与学校的桥梁、纽带作用。及时反映博士生在学习、生活上的合理要求和建议，切实保障博士生的权益，帮助解决博士生的许多实际问题。

5、 通过各种联谊活动，使校外广大博士都能够与母校保持经常联系，关注母校发展，为母校发展献计献策，为把母校建设成为世界知名的一流大学贡献力量。策吧网

三、活动方式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联谊会活动的总的宗旨是——沟通信息、交流思想、开展合作、贡献社会。在这一总的指导思想下，我们会开展形式多样、不同风格的联谊、交流活动和项目合作事宜。活动的地点、时间、内容和形式可以不拘一格。大体的活动内容如下：

1、 定期开展博士沙龙、知名专家报告会、知名校友座谈会，尽可能多的吸取社会各界的有益信息，拓宽视野，开阔思路；

2、 成立博士咨询团、报告团或讲师团，组织专家、博士到企事业、地方政府部门开展咨询或授讲工作，做到学以致用、服务人民，贡献社会；

3、 与其他博士团体进行合作或交流，在更大的平台上实现自我管理、自我发展；

4、 与社会各界进行合作、交流，充分发挥博士生群体的智力资源优势；

5、 与电视台取得合作，力争创办博士特约节目，诸如，热点透视，博士来说等，提高博士生的社会参与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6、 成立各种项目小组，开展社会各行各业所需的咨询、培训工作和课题项目研究；

7、 定期举办各式文体娱乐休闲活动，在轻松愉快的环境和气氛中增进交流与团结；

8、 定期与学校有关部门进行沟通，为母校的发展繁荣献计献策献力。

四、指导与组织单位

指导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校团委

组织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会

五、组织委员会（拟）

顾 问（按姓氏笔画顺序）：策吧网

肖 扬（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马 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

纪宝成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洪银兴（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

主 任：李韬

副 主任：

委 员：

秘 书 长：苗小玲

六、秘书处职能

秘书处：负责中国人民大学博士联谊会活动的具体组织工作。 秘书处下设对外联络组、活动组织组、宣传策划组、信息资料组、会务筹备组等部门。

对外联络组：以中国人民大学博士联谊会为平台，促进联谊成员与社会各界的联络和沟通；吸引优秀的博士校友、知名专家学者、政府官员及其他成功人士参与联谊活动，增强人民大学博士联谊的外部性，拓宽社会影响面。

活动组织组： 构思策划有特色、有水平、符合博士需求的各样活动；并定期、不定期的组织各种活动，实现博士群体加强联系、信息沟通、增进交流、团结协作的目的。策吧网

宣传策划组： 对组织策划的活动能够通过不同媒体和方式进行有效宣传，使得社会各界能够深入了解人民大学博士联谊活动，并能给予更多的支持和关注；同时也能促进与其他高校博士团体的相互学习和共同发展。

信息资料组： 搜集、整理、保存与博士联谊活动有关的各种信息，包括博士联谊的成员信息、活动信息、组织信息等；并对必要的事件进行备案和存档。

七、筹资方式

（1）校友捐赠；

（2）政府、学校、企事业单位或基金的资助；

（3）其他合法收入。

八、“中国人民大学博士联谊会”第一期活动方案

（一） 活动时间：拟定于2004年12月初

（二） 活动地点：逸夫楼

（三） 活动内容：

1、“中国人民大学博士联谊会”第一期活动开幕式（时间1小时左右）

时间：

地点：策吧网

主持人：

开幕式议程：

l 纪校长致词

l 顾问代表讲话

l 组委会主任讲话

l 捐赠校友讲话

l 杰出校友发言（有代表性的、四五个）

2、中间休息、合影留念（半小时）

3、分组座谈讨论（2小时）

博士联谊会成员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讨论小组

l 第一组 讨论主题：中国人民大学的发展——校长与博士的对话

地 点：

主持人：纪宝成（拟）

l 第二组：讨论主题：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培养目标与培养质量

地 点：

主持人：袁卫（拟）策吧网

l 第三组：讨论主题：中国人民大学博士联谊活动发展构想

地 点：

主持人：刘大椿（拟）

l 第四组：讨论主题：回顾与展望——情系人大

地 点：

主持人：李 韬（拟）

4、午宴（地点：待定）

九、经费预算

宣传（横幅展版、文字资料、证件制作、各式媒体）：1.5万元左右

通讯录制作费、会员纪念品、网络维护费等：1.5万元左右

交通费、通讯费、邮寄费等：0.5万元

会务费：0.5万元

聚餐费：1.5万元

摄影费等：0.5万元

日常运作费用及其他可能性支出：2万元（一年）

总计：8万元

哲学博士论文范文第15篇

在2007年初的一个下午，笔者如约来到位于建国门内大街的北京国际俱乐部一个精致的办公室。在和谐、愉快的气氛中，与丹娜・舒伯特博士一起，从她热爱的云南、四川到老子、孔子、孙子，从“读万卷书”到“行万里路”的中国实地调查，再到对“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等中国古典诗词的喜爱，开始了一次涉及生命意义、人生选择和生活态度的访谈。谈话内容穿越着时间和空间的维度，但却无时无刻不使人感到丹娜・舒伯特博士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对中国深厚的情感。

其实，一见面，她的助理就告诉记者：“丹娜・舒伯特博士是一位具有德、法贵族血统的欧洲人，如今又在中国生活这么多年，她不仅是投资者、银行家和战略家，可以说她还是集法国人的浪漫、德国人的严谨和中国人的宽容美德于一身的博学之才，

谈话中笔者了解到，她生长于欧洲，父亲是著名的医学家，熟悉中国和印度的文化；母亲是法国贵族，对中国艺术极为熟谙。优越的生活背景给丹娜提供了心灵自由发展的广阔空间，丹娜拥有一颗“中国心”。六岁时，在父亲的书房，她开始阅读中国哲学著作，由此接触到中国的智慧和艺术，并被书中那个神秘国度深深吸引，她对父亲说：“我一定要去这个国家!”这让她的父亲感到极为震惊。多年以后，当选择到中国来定居时，她真正实现了儿时的梦想!

丹娜・舒伯特博士有很强的学术背景，拥有巴黎大学硕士学位、波恩大学人文科学和经济学两个博士学位。波恩大学是普鲁士皇帝威廉三世创建于1818年的德国著名大学之一，丹娜・舒伯特博士曾在那里做过五年的副教授。此后，她转入投资银行业，专注于德国与法国的经济、政治交往。自1992年起，她又来到亚洲，至今已在日本、印度、新加坡、中国等地工作和生活了15年。

1992年，在日本工作的丹娜・舒伯特博士来到北京出差。当走出机场的一刹那，她感到似乎有一种熟悉的味道扑面而来。回想起当时的感受，她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种感觉用语言是无法表达的。但是这里使我感到非常舒服，就像回到家里一样!”

谈起最终选择在中国定居，丹娜・舒伯特博士很自然地回想起朱基对她的影响。1997年，在瑞士达沃斯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她第一次见到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的朱基。当时，朱基副总理应邀出席会议，并用流利的英语作了题为《中国的改革和发展》的主旨讲演。她回忆说：“一位政府高官可以脱离讲稿，在几千人面前用流利的英语进行演讲，而且充满了智慧和幽默。这一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此，她被中国深深吸引。当时，她对朱基说：“我以佛教作为自己的生活方式，不会在世俗的意义上结婚。但是，如果你成为中国的总理，我就会‘嫁给中国’，因为我对中国的感情太强烈了!”

此后，她回到了德国。当时，她的父母都已去世，面对内心的真实感情和愿望，她毅然卖掉了曾经与父母一起居住了多年的房子、车子，放弃了在欧洲原有的事业和安逸生活，独自一人来中国定居。

1998年3月，朱基成为人民共和国的第五任总理。当时，丹娜-舒伯特博士在人民大会堂非常认真地听取了朱总理的演讲，她说，至今仍对“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记忆犹新!

两年后，亦即2000年，朱基去德国访问，当时身为中德政治关系战略顾问之一的丹娜・舒伯特博士也回到了德国。在这次见面中，她对朱总理说：“你也许还记得我，现在我已经‘嫁’给了中国，而且有两个‘孩子’――云南省和四川省!”朱总理听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周围的人也向博士投去赞许的目光。也正因此，有的中国政府官员把她称为中国的第57个民族。

丹娜・舒伯特博士说，她事业的使命与价值在于，有效利用资源以及对环境和珍贵文化的保护，促进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帮助欧洲、印度和中国的公司寻求合作伙伴和投资机会。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她曾拿出五年多的时间筹划了一个关于云南省的展览项目，为欧洲和印度了解云南提供窗口。当笔者问到她的初衷时，她的回答令所有中国人感动：“只因为我太热爱云南!”

她曾以私人名义成功邀请印度卡纳塔卡邦前邦长、被称为“亚洲硅谷之父”的克里什纳先生来到中国，对北京、昆明、成都和上海进行了成功访问。

她曾促成中印高层文化交流会议的召开，并在云南丽江创立了21世纪中印文化和经济交流中心。

丹娜・舒伯特博士以其个人的能力和影响，特别是在云南、四川两省所扮演的战略顾问的角色，使她得到了一个中国称谓：女诸葛亮。

用中英文双语出版中国刊物

提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丹娜・舒伯特博士的热爱之情溢于言表。在她看来，中国文化是最好的文化，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价值，才使中国成为最具吸引力的国度。

丹娜・舒伯特博士指出，中国哲学作为一种实践哲学，与德国极具抽象思辨性的哲学传统不同，在《道德经》、《论语》、《孙子兵法》等著作中，我们可以找到自己所有的人生经历。中国哲学是实用哲学，在格言警句式的简洁论述中道出了非常深刻的人生哲理，这对我们的生活和工作都极具启发意义和指导价值。

老子的“道”，虽无始无终，却告诉我们要顺势而行；孔子的“过犹不及”，使人们在生活中懂得“度”的把握是何等重要；孙子兵法成为战略家“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法宝。也正是在此意义上，丹娜・舒伯特博士将老子、孔子、孙子称为她的“三个男朋友”。

当笔者问到丹娜・舒伯特博士对生命的期许和人生的意义时，她说：“中国的传统文化会告诉我们，只有拥有健康、知识、友谊的人生才是最好的人生。”由此，可以看到博士对人生的独到理解。

在丹娜・舒伯特博士看来，中医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中药是最天然、最合乎人体运行规律的药剂。2004年8月，在安徽亳州举行的中药现代化国际论坛上，丹娜・舒伯特博士作了题为《中国医药企业如何利用欧洲资金》的报告，引得了与会者的极大关注。

谈话中，她轻轻地用英文朗诵起了李白的诗句：“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笔者很是吃惊，她用异国的语言表述出有“月亮”、“身影”和“举杯”的动感的意境，短短几个字，就把一种月朗风清的寂寥，诗人心灵深处的感情波澜表达了出来。丹娜・舒伯特博士告诉笔者，这是她最喜欢的唐诗之一。

在博士看来，一个国家的人民能读到并领会唐诗这样美丽的诗句，是一种幸运，更是一种幸福。她说，世界上没有其他任何国家像中国这样拥有五千年未曾间断的文明史。她认为，一个具有深层文化底蕴的国家，未来

的发展肯定是健康的、和谐的。

其间，我们很自然地说起了“星巴克咖啡进故宫”的事件。此事在中国引起了很大的争论，有人认为星巴克是对故宫文化的极大破坏，也有人说星巴克可以与故宫的整体氛围相融合。当时针对这一事件的讨论热潮刚刚过去，提到此事，丹娜博士立即用并不十分标准但非常清晰的汉语连连说道：“太不好了，太不好了!星巴克与故宫太不协调了!它应该赶快从故宫里撤出来。这是对中国文化的破坏!”

当谈到如何才能使外国人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时，丹娜・舒伯特博士肯定地说：“只有来到中国才能真正地理解中国文化，经历了才会懂!”“对于那些没有机会来中国的人来说，媒体的介绍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提到媒体，丹娜・舒伯特博士以自己的切身体会，对中国媒体提出了有益的建议。她说，中国媒体需要加强对中国的报道和介绍，通过报纸、电视、广播及音像制品使那些没有机会来中国的外国人有更多的途径获取有关中国的信息。现在，情况较之以前有很大的不同，中外媒体之间必须加强交流，通过国际媒体群的交往，沟通思想，获取灵感。

说到这里，博士指出，交流的基础是尊重，尊重和理解彼此的文化背景、尊重彼此的行为方式，离开了尊重，所有的交流都是不可能的。另外，博士还建议，有可能的话，外国人所接触到的中国刊物最好能做到用中文和英文双语出版，这既是提升中国形象的方式，也是让更多的外国人了解中国的途径。

中国妇女应该多去图书馆

每个人对生命的期许都不尽相同。丹娜认为生命的意义在于：首先是知道你自己，自己有什么特长，想要得到什么。其次，要发展自己精神上的追求，而不仅仅停留在对于物质的满足。最后，以最好的方式做出自己最大的贡献――为家庭，为国家和他人。

谈到她所促成的中国和印度之间的经济、政治、文化交流，丹娜・舒伯特博士微微一笑，随即说，在她十多年亚洲工作的经历中，中印关系始终是她工作的重点。

近年来，她多次邀请中国政府高级官员前往班加罗尔、孟买和新德里访问，并邀请印度卡纳塔卡邦前任邦长克里什纳对中国进行私人访问。克里什纳曾提前20年就对班加罗尔的发展进行了规划，使其成为著名的东南亚硅谷，克里什纳本人也被称为“亚洲硅谷之父”。

2006年9月27日，中印文化交流洽谈会在云南丽江举行。中印双方就云南大学与孟买大学合作开办中印文化交流学院的项目作了建设性的发言。这是丹娜・舒伯特博士所促成的诸多中印经济文化交流中的一件。在博士看来，历史长河中，中国和印度给予彼此甚多，拥有相似的文化起源，因此，她总是期望能为中印友好合作牵线搭桥，创造契机。

她所做的已经超越了地域和国别的界限，超出了人类的普通情感，有的只是对中国和印度的爱，对中国西部的爱!

当笔者问到丹娜・舒伯特博士在空闲时间做些什么的时候，她的回答出人意料： “我没有空闲时间，也不知道空闲时间是什么!”她的每一天都被工作排得满满的，从来没有无事可干的时候。“在工作中奉献”是博士生活的全部。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博士的生活是枯燥的，只是她把自己的爱好也赋予了工作的意义，她是在工作中享受着生活。她对天体物理学、历史学、宇宙哲学、神经科学、量子物理学、生物科学都极为有造诣；她曾经练过20年的芭蕾，钢琴和大提琴也是她钟爱的。另外，她对室内设计也极为感兴趣，曾经拿出两年时间，精心设计了现在的办公室，以使团队成员在和谐、安宁的氛围中开展工作。

面对一位成功的事业女性，笔者自然想知道丹娜・舒伯特博士对中国妇女有何建议。听到这个问题，她不假思索地说道：“必须读书、学习和研究，而不要逛街，或者把时间浪费在化妆上!”她还建议中国妇女应树立正确的人生态度，高度尊重自己的“心”和内心的真实想法，尊重生活，追求知识，让每一秒钟都变得充实和有价值。“中国妇女应努力增强自己的知识背景，多去图书馆，而非频繁地参加聚会。”

在博士眼中，中国副总理吴仪是她最为敬仰的一位女士，因为吴仪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勇气、敢于直言和意志的坚定，是每一个人成功的必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