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通货膨胀的含义范文

简述通货膨胀的含义范文第1篇

关键词：通货膨胀压力；P-Star；产出缺口；菲利普斯曲线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08CJY00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07JC790055)；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晨光计划项目(2007CG71)；上海市教委高水平特色发展项目“金融信用知识创新体系”资助。作者简介：贾德奎(1978－)，男，宁夏同心人，管理学博士，上海立信会计学院中国立信风险管理研究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货币理论与政策研究。

中图分类号：F1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i006-1096(2009)04-0021-03　收稿日期：2009-05-04

通货膨胀压力IP(Inflation Pressure)是指未来某个给定时期的价格总水平相比较上一期的可能上升程度。通货膨胀压力测度即通过数量方法对物价总水平的变动趋势进行度量，其主要目的在于帮助货币当局准确把握宏观经济形势，并进而提高货币政策的决策效率及调控效果。近年来，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用了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货币政策调控框架，这要求货币当局有准确判断未来通货膨胀发展趋势的能力。正基于此，对通货膨胀压力的研究成为学者们所关注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

一、相关文献述评

在已有文献中，有学者运用产出缺口同价格变化率之间的关系来估计通货膨胀压力，也有学者运用货币流通速度与其趋势值之间的偏移率来测算通货膨胀压力。除此之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际上得到广泛应用的P－Star模型，也是测度通货膨胀压力的一种较好的尝试。

基于货币流通速度偏移率的通货膨胀压力测度，假定当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货币需求量出现变化时，货币供给的增长速度能与经济增长所需要的货币需求增长速度保持一致，在此条件下，价格总水平将保持不变，此时的货币流通速度可定义为均衡货币流通速度。根据费雪的现金交易方程式YP＝MV可以得出，当实际货币流通速度与均衡货币流通速度出现偏离时，价格水平将存在着调整压力。其中，如果实际货币流通速度低于均衡流通速度，则意味着未来价格水平存在着向上的调整压力，即可能会发生通货膨胀。余根钱(1993)利用上述通货膨胀压力测度方法，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历年(1979～1992)的通货膨胀压力进行测算。结果表明，基于货币流通速度偏移率而建立的方程是一种预测物价总水平的理想模型。Miquel Faig和Bel6n Jerez(2005)利用美国的经济数据(1892～2003)，通过研究货币流通速度偏移状况来间接度量通货膨胀压力，并最终得出公众持有货币的动机变化会改变货币流通速度并引致通货膨胀。Lars RisbJerg(2006)利用货币流通速度偏移率对丹麦的通货膨胀压力进行测度，并通过考察通货膨胀压力的周期性变化，来验证货币量增长、通货膨胀与经济周期之间的内在联系。

基于产出缺口的通货膨胀压力测度，其理论基础为菲利普斯曲线所描述的价格水平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正是利用实际GDP增长率对其潜在值(或均衡值)的偏离来间接度量经济中的通货膨胀压力。新西兰储备银行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就以产出缺口作为经济中通货膨胀压力的重要衡量指标，并进而为货币当局的政策决策和操作提供依据。Stefan Gerlach等(2006)利用不同方法对中国i982年~2003年间的产出缺口进行估计，并研究了产出缺口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当考虑了价格管制放松、贸易自由化及汇率制度改革等不可观测变量后，产出缺口变化能够较好地解释中国多年以来的通货膨胀变动趋势。国内许多学者也进行了类似研究。刘树成(1997)通过研究改革开放前后中国的“产出－物价”菲利普斯曲线发现，我国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市场机制开始发挥作用，经济增长率与物价上涨率之间呈现出基本菲利普斯曲线所表明的同向变动关系。范从来(2000)通过研究中国的“产出－物价”菲利普斯曲线的形状，发现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和价格水平之间存在着基本的菲利普斯曲线所表明的同向变动关系，并据此提出反通货紧缩应该成为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石柱鲜、黄红梅、石庆华(2004)通过对中国产出缺口与通货膨胀率关系的分析，表明中国的产出缺口与通货膨胀率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这种相关关系比较稳定。刘金全、金春雨、郑挺国(2006)以菲利普斯曲线和“奥肯定律”为理论依据，通过采用具有区制转移的状态空间模型，对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关系进行经验分析。研究发现，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并不存在短期菲利普斯曲线所描述的直接关系，但存在着长期菲利普斯曲线下经济增长波动性与通货膨胀波动性之间的紧密联系。

基于货币需求理论中的费雪现金交易方程式，美联储的Hallman Jeffrey等三位研究人员(1989)提出了一种估计通货膨胀压力的模型，即所谓的P－Star模型。国内外许多学者利用P－Star模型对相应国家或地区的通货膨胀压力进行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表明该模型能够应用于大多数经济体的通货膨胀压力测度。Peter Hoeller和Pierre Poret(1991)通过实证研究以评估P－Star模型的有效性。结果表明，P－Star模型在解释过去的通货膨胀变化轨迹时，要比单一依赖产出缺口的模型更为出色；不仅如此，在对样本中大多数国家的研究中发现，在长期通货膨胀压力的预测方面，P―Star模型也优于基于金融市场变量的其他模型。但令人遗憾的是，在预测短期通货膨胀压力方面，P-Star模型表现出相应的不足。其主要原因在于，P-Star模型既无法有效识别出事先的货币流通速度和潜在产出水平的暂时性冲击因素，也无法识别出类似的永久性冲击因素。杨运杰、张永军(2007)估计了P－Star模型的经验方程，并且研究表明运用P-Star方程来估算通货膨胀压力的变化，可以为国家价格总水平的调控提供参考。

在许多标准模型中，产出缺口是解释通货膨胀的主要变量，而在P－Star模型中，货币流通速度对均衡趋势的偏离也是决定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因素。P-Star模型基于传统的古典货币数量论，即就长期而言，价格水平取决于货币供应量。P-Star模型的货币政策含义在于货币当局在短期或长期内影响货币供应量的能力。

不同的通货膨胀压力测度方法既可以互为补充，又能够彼此验证，因此各具借鉴意义。但在具体研究中，测度方法

的选择应该基于现实的经济特征。基于此，考虑到中国过去所经历的通货膨胀上涨的主要引致原因，即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过快下的需求驱动特征，下面将利用菲利普斯曲线所描述的产出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式，通过估计产出缺口，以对中国宏观经济中的通货膨胀压力进行测度。

二、产出缺口估计及模型建立

利用菲利普斯曲线所描述的产出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对通货膨胀压力进行测度，首先需要准确地估计产出缺口，然后通过建立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回归方程式进行计量分析，最后对通货膨胀压力进行测度。

(一)产出缺口估计

在已有的学术文献中，从理论上估算产出缺口的方法有结构性方法与非结构性方法两大类。结构性方法的代表是生产函数方法，但通过生产函数法估算潜在产出时必须使用失业率、企业开工率、固定资产使用率等指标，而在中国没有企业开工率、固定资产使用率的正式统计，对失业率的统计只有城市登记失业率一项，该指标对农村失业及城市中下岗等情况没有进行统计，因此在中国直接使用生产函数法计算潜在产出有比较大的困难。

非结构性方法也称为统计方法，是直接根据实际产出估计潜在产出，不需要其他统计指标，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HP滤波方法。即如果Y是包含趋势成分和波动成分的经济时间序列，Y是其中含有的趋势成分，Y：是其中含有的波动成分，则利用liP滤波可以将经济变量序列中长期增长趋势和短期经济波动成分T分离出来。下面采用HP滤波法估算潜在产出时，因使用的是年度数据，故采用了OECD的建议，取r=25。估算结果如下表所示。

(二)模型建立

基于菲利普斯曲线所描述的产出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可建立下述计量模型。

上式中为时期的通货膨胀率，Gap，为时期的产出缺口，真为扰动项。上式的经济学含义为，当期的通货膨胀水平受过去的通货膨胀水平及产出缺口的影响，即产出缺口是影响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因素。其中，在正的产出缺口下，通货膨胀有上升的压力；在负的产出缺口下，通货膨胀则有下降的压力。下面将利用中国的宏观经济数据。通过上述模型，对中国近期的通货膨胀压力进行测度。

三、实证及结果分析

计量分析所用的CPI及产出缺口数据均为年度数据。CPI数据来源为GCER中国经济研究服务中心的宏观经济数据库，产出缺口采用上面利用HP滤波方法的估计值。方程中的CPI和产出缺口分别取一阶滞后项，最后使用最小二乘法(OLS)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下表所示，

从回归结果看，各变量系数的‘统计量都比较显著，DW值为1.32，为67.1％，调整后的及R为62％，计量结果比较理想。

根据上述回归方程，参考张晓晶(2008)关于稳态通货膨胀率的解释，可以计算出不同稳态通货膨胀率水平下的GDP增长率。如果仍然假定社会可承受的通货膨胀率水平在5％以下，则相对应的GDP增长率为9.41％；并且从下表可以看出，通货膨胀率为0时，GDP增长率为7.39％。由此根据下表可以得出，稳态通货膨胀率上升1个百分点与GDP增速提高0.4个百分点是相对应的；并且可以看出，中国如果出现9％以上的GDP增长率，则经济将面临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

四、简要结论

笔者利用HP滤波方法估计中国近年(1992―2007)的产出缺口状况，并建立描述中国宏观经济中产出缺口与通货膨胀之间关系的菲利普斯曲线方程式，最后采用计量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经济发展过快是中国近年来出现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不仅如此，中国2007年前后曾出现的通货膨胀上涨也主要由经济增长偏快所引致。通过考察不同稳态通货膨胀率水平所对应的GDP增长率可以发现，中国的稳态通货膨胀率上升1个百分点与GDP增速提高0.4个百分点是相对应的。由此可以得出，中国如果持续出现9％以上的GDP增长率，则宏观经济将面临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这一结论也为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实践所证实。

简述通货膨胀的含义范文第2篇

[关键词] 货币；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述评

[中图分类号] F83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08)08-0138-03

[作者简介] 储丽琴，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管理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为经济思想史与西方经济学。(上海 201620)

2007年我国居民CPI上涨4.8%，涨幅比上年提高了3.3个百分点；2008年1季度CPI上涨高达8%，涨幅比上年同期高5.3个百分点，创11年来的新高。通胀的袭来给全社会民众都带来了福利的损失，实际收入的降低和自有资产的缩水，尤其是对中低收入者带来了最直接的痛苦感受。面对通胀，政府不仅要控制物价的上涨，还要制定适当的政策缓解通货膨胀对社会公众造成的福利损失。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正确计量是政策制定的一个主要依据，是一项极具现实意义的重大课题。

一、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研究述评

关于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研究是货币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同时，它也是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通货膨胀的成本较为隐蔽，经济学家将其归纳为鞋跟成本、菜单成本、相对价格变动的加剧、税收负担的不合意变动、混乱，以及任意的财富再分配等，这些成本在理解上虽比较直观，但是在总量上如何衡量却是一个难于回答的问题。那么，究竟什么意义上的成本才可以被称为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Sidrauski(1967)认为由于持有货币能够产生直接效用，而物价上涨会导致实际货币余额的下降，故通货膨胀必然会对个体造成福利损失，这种个体的福利损失就称之为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Sidrauski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定义意味着，无论通货膨胀是预期还是未预期的，只要存在通货膨胀就一定存在福利成本。当然，关键问题是合理地度量通货膨胀的福利损失，从而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正确的依据。对于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度量自Bailey(1956)进行了开创性研究至今，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其展开了深入的理论探讨，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基于消费者剩余理论估算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基于Sidrauski模型的补偿变量法(Compensation Variable Approach)以及基于McCallum-Goodfriend Frame-work的估计方法。

1.基于消费者剩余理论估算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弗里德曼的最优货币数量法则认为，在一个货币经济中，为保证完全竞争的均衡达到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名义利率必须等于零，此时通货膨胀所造成的扭曲最小。因此，最优通货膨胀率是使得名义利率等于零时的通胀水平。当经济中通胀率高于最优通胀水平，即名义利率大于零时，货币均衡配置不再是一个帕累托最优配置，此时社会福利下降从而产生福利成本。Bailey(1956)认为通货膨胀就像是对货币征税，货币征税(通货膨胀)的福利损失就是位于货币需求曲线下方，生产货币的社会成本上方之间的面积。当生产货币的社会成本为零时，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就是逆货币需求曲线下方的面积，即名义利率从i减少到0时所能获得的“消费者剩余”，这一推论与Friedman的最优货币数量法则相符。

随后，很多学者在Bailey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研究，如Marty(1967)得出了在有产出增长和考虑货币流通速度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计量结果。Barro(1972)认为通货膨胀提高了人们的交易成本，人们会加快支付的频率，也会减少使用货币来进行交易。因此，他重建了货币需求曲线，重估了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Craig和Rocheteau(2005)先利用Bailey(1956)的方法，通过log-log型货币需求函数和semi-log型货币需求函数计量了在传统方法下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指出Bailey(1956)的方法实际上是一个假设掉外部性、一般均衡效应(general equilibrium effects)和分配效应(distributional effects)的局部均衡模型，它一个重要的隐含假设是实物资产的报酬率与通货膨胀无关。

消费者剩余方法虽然为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提供了一种简单、便捷的计算方法，并开了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研究的先河，但这一方法由于缺乏必要的微观基础，因而无法对个体在约束条件下的最优行为进行研究和分析，也无法对形成宏观的加总的个体进行推测和判断。与此同时，这一方法也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如一些学者认为即使通胀率为零，名义利率仍可能为正，这样持有实际货币余额仍然可能有正的机会成本，无效率仍然存在。因此，以通货膨胀率为纵轴计算货币需求曲线下方位于零通胀率和另一通胀率之间面积的计算方法有可能低估实际的福利成本。如Foster(1972)计算了完全预期为4%的通胀率相对于零通胀率的福利成本小于产出的0.05%。Garfinkel(1989)得到4%的通胀率相对于零通胀率的福利成本为国民收入的0.3%。这些估值远小于其他经济学家的估计。Laidler(1990)认为消费者剩余方法的前提条件是当名义利率改变时，货币需求曲线的位置不变，只是沿着货币需求曲线移动。这就需要假定实际余额的边际效用独立于其他商品的需求，而这一假设条件事实上限定了这种计算方法是一种局部均衡的方法。Gillman(1995)指出了这种错误的根源在于Bailey认为在稳定价格时的福利成本就是为零，但是，这种认为的零福利成本和真正的零福利成本却有很大的不同，其差额有时竟可以高达50%。基于这一方法存在的缺陷，一般在对问题进行分析时，这一方法主要用来进行补充性说明。

2.基于Sidrauski模型的补偿变量法(Compensation Vari-able Approach)。这一方法在Sidrauski模型(1967)的基础上应用了福利经济学的补偿原则思想。Sidrauski模型将货币直接进入效用函数，由于这种内含货币效用函数方法允许我们根据一个符合经济人最优行为的货币需求模型来计算通货膨胀的成本，从而使通货膨胀升高所引起的实际货币持有额下降直接表现为个人效用和福利的变化。福利经济学的补偿原则思想认为，市场价格的变动肯定会影响人们的福利状况，很可能使一些人受损，另一些人受益，多数情况下很难实现帕累托最优，此时关键是如何对受损者补偿，以实现社会福利的改进。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补偿变量法认为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就是在某一通货膨胀水平下，应补偿给家庭多少额外的收入才能使家庭在给定利率的均衡状态所获得的效用水平与名义利率等于零时的效用水平相等。这一方法考察了通胀给社会中每个人所带来的获益或损失，从而增加了必要的微观基础，为我们从个体效用函数出发，分析在预算约束和资源约束下计算通货膨胀的稳态福利成本提供了一个方便好用的框架。因此，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该方法得到了普及。

Lucas(2000)用收入补偿的思想，以Sidrauski(1967)的一般均衡模型为框架，对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给出了估计方程。Lucas定义在名义利率i下的福利成本w(i)是收入的百分比，即用使得家庭在名义利率为i和0时达到福利水平无差别的收入差额，估计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在实证方面，Lucas利用美国1900-1994年的数据，估计得到：对于美国经济，10%的通货膨胀率对于消费者的福利损失仅相当于消费者总消费水平的1.3%，即如果要保证在通货膨胀率10%和通货膨胀率为0时消费者的福利水平是一样的，那么必须增加消费者约1.3%的收入。

Jones、Asaftei和Lian Wang(2001)在Lucas(2000)研究的基础上，加入了货币总量理论(monetary aggregation theory)，从而建立了一个包含现金和利息的一般均衡模型，弥补了前人研究中将M1层次货币全部视为无息资产的缺陷。他们发现，由于个体持有现金(无息的)的份额与持有生息储蓄的份额相比是非常小的，并且在稳态下持有生息储蓄的份额是不随通货膨胀率的变化而变化的，因此，从这个一般均衡模型中计量得出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比前人的研究结论小得多。

虽然补偿变量法并没有说明为什么货币、尤其是没有实物资产支持的纸币会产生效用，但这一方法将货币直接进入效用函数，而且该模型具有的货币超级中性性质表面、效用函数的另一个变量――实际消费不随通货膨胀率变动而变动，从而使福利成本计算得以简化。不过利用这种方法研究通货膨胀的福利损失时，在选择适当函数以及对模型中的参数进行赋值时，常常需要主观事先判断和利用经验来为参数设定不同的值，这势必会导致因参数赋值的不同而出现不同的测算结果。

3.基于McCallum-Goodfriend Frame-work估计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这种方法通过引入交易技术方程将货币给消费者带来的效用间接化。McCallum-Goodfriend (1987)建立了一个购买――时间(shopping-time)模型，这一模型假设时间和货币共同为购买消费品提供交易服务，并且时间和金钱在实现交易方面可以互相替代。交易服务技术决定了在既定的消费和货币持有水平下所必须花费在购买上的时间。购买时间模型从时间的角度来理解和度量通胀的福利成本：在家庭持有货币数量一定的条件下，更高的通货膨胀率导致货币贬值，降低了家庭的实际购买力，家庭不得不花费更多的时间来获取同样数量的消费品，从而减少了劳动时间或休闲时间，因此，造成了福利损失。Simonsen and Cysne(2001)研究了在购买-时间模型中包括有息资产的情形，并从理论上给出了福利成本的上下界。Cysne(2004)研究了连续时间下的购物时间模型，并得到了福利成本的解析表达式，他还从理论上讨论了引入家庭异质性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

除了上述三个比较代表性的方法外，经济学家还提出了其他一些计量方法。如Fischer(1981)将货币和其他资产同等看待，把货币看作是资源跨期转移的载体，建立了一个禀赋经济的OLG(overlap―generation)模型。Lagos and Wright(2005)首次利用货币寻介理论，估计了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Imrohoroglu(1992)刻画了在一个收入波动且没有保险经济环境里，经济个体为平滑自己的消费而持有货币的计量通货膨胀福利成本模式。

二、对目前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研究的启迪

反观国内，当前对通货膨胀的研究仍主要集中在成因、对策等定性方面，而专门针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研究则很少，且大多是基于国外已有的研究，主要利用国外研究中已有的模型对中国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进行估算。如欧俊和李花(2006)利用Bailey(1956)研究方法对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进行了估算；陈彦斌、马莉莉(2007)分别使用消费者剩余方法、MIU模型和CIA模型计算了中国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谢赤(2002)则在购买-时间模型下讨论了金融创新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理论上的影响；陈利平(2003)在一个引入消费攀比的Shopping-Time模型中讨论了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龚六堂、邹恒甫和叶海云(2005)利用他们研究的框架，在Lucas模型基础上，应用Kruz(1968)和Zou的思想，把消费者的财富引入效用函数，给出了货币供给的改变对经济不确定影响的分析。

但问题是这种利用国外研究中已有的模型对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进行估算的方法存在较多的局限性，因为纵观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计量方法的发展，尽管不同经济学家的模型有所不同，但其基本思想是一致的，都是基于货币对于公众的有用性或者货币能提供给公众便利为出发点，进而考虑通货膨胀率的变化如何影响公众的货币持有，并引起公众效用的变化，从而对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进行计量。由于公众效用本身的抽象性和现实情况的复杂性，已有的关于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计量方法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此外，国外既有的研究大多基于美国的经济背景，而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与美国有许多不同的特殊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着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计量的准确性。

1.已有的研究所采用的模型大多是引入货币的效用函数模型框架，加上各种外部约束来推导货币需求，进而对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进行计量。但从各种模型的计量结果来看，各种模型间不仅存在不小的差距，而且其结论也存在较大的差异。

2.已有的研究大都只限于在稳态下得出的比较结果，而当通货膨胀率剧烈波动或迅速上升(下降)时，实际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会与稳态下的计量结果产生不同程度的差距。这使得已有模型的结果其实用性大打折扣。

3.很多模型都假设名义变量对真实变量不产生影响，即货币和通货膨胀是中性的。这与很多现存的研究结果相悖。尤其在中国，由于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仍然不高，货币冲击对经济实体的影响与货币主义的前提假设不符，货币中性依然是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

4.国外既有的研究大多基于美国的经济背景，而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发展走出了一条相对独特的中国式发展之路。如中国至今还存在明显的二元经济特征，城市和农村在使用活期存款时的便利性方面有很大不同、活期存款普遍是付息的，这意味着货币层次的选择上M0和M1都不准确。

5.已有的研究大都将名义利率作为通货膨胀福利成本函数的自变量，从名义利率的角度来计量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其隐含假设为名义利率的水平和变化，可以反映出通货膨胀的水平和变化。但在中国，由于资本市场还不够成熟，利率市场化的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利率水平的反应比发达国家相对更迟缓，也更具有粘性。因此，根据名义利率计算通货膨胀福利成本有时无法反映中国的真实情况。

基于上述原因，我们在对中国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进行研究时必须在把握主流分析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的现实约束条件，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研究的理论框架和实证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对我国采用货币政策等宏观调控措施以来的各期通货膨胀福利成本水平作出正确计量和评价，并对中国通货膨胀率的确定给出一个社会福利的考核标准。

参考文献：

[1]Bailey，Martin J.The Welfare Cost of Inflationary Fi-nance，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56，64(2)，93-110

[2]Sidrauski，M.Rational Choice and Patterns of Growth in a Monetary Econom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7，57(2)，534.

简述通货膨胀的含义范文第3篇

【关键词】新凯恩斯主义 最优货币政策 通货膨胀目标

一 新凯恩斯主义的理论解释

新凯恩斯主义分析框架的主要特征是存在非自愿失业、短期内货币政策的非中性和价格与工资的刚性。其中，货币扰动是经济总量波动的关键因素，其核心观点由三部分构成：（1）长期来看，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达不到平衡，货币供给增长率增加只能导致通货膨胀率的同比例增加。并且，自然均衡失业率不受货币政策影响，而由实际因素决定。（2）总需求的变化导致短期波动。在短期内，工资和价格没有足够弹性以使市场出清，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可能存在一种平衡关系。此时，实际货币政策将致力于稳定总需求，以求最小化的真实产出与通货膨胀的波动。（3）“IS-LM”模型仍是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在该模型中，价格和工资（短期中）在很大程度上是预先确定的，并按菲利普斯曲线方程的逻辑而变化。在短期内，产出由总需求决定，而由IS曲线描述的总需求又直接对财政政策做出反应。因为IS曲线的利率敏感性，如果它决定利率水平，则货币政策将控制总需求。

在实际经济运行中，单个价格的调整不是连续的，而是缓慢的、间断的。这从宏观上将导致总体水平上的产出波动和宏观经济的无效率。因为，在遇到名义冲击时，单个价格调整将导致滞后的总价格水平的调整。在过程中，实际的货币供给高于其初始值。在长期中，总价格水平将与货币供给的增加按一定比例进行调整，进而总需求、产出和相对价格都回到初始值。

综上分析，货币政策对产出和就业产生实际影响仅仅是因为价格在短期内缺乏弹性。在次背景下，借助于一个动态的一般均衡模型，新凯恩斯主义的分析框架可用作设计最优货币政策的基础。

二 新凯恩斯主义框架下的最优货币政策理论

最优货币政策的制定，主要包括三方面：目标的确立、传导机制的选择和应遵从的规则。最优的货币政策意味着在制定和执行一种货币政策时，必须考虑它将给社会福利带来什么影响。实际上依赖于一个假定，即政策制定者的目标是最大化代表性家庭的效用。该动态最优化问题的约束条件是给定的资源、制度和信息。中央银行的目标函数通常假定最优目标函数变量，包括特定的通货膨胀率和潜在的产出水平。一般情况下，通货膨胀的降低会伴随着临时的产出损失，因此当货币政策行动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该政策最优。

1．最优货币政策的目标确立

在产出与通货膨胀之间不存在长期平衡。较一致的看法是，在允许测量误差的情况下，0～2%之间的通货膨胀率可能是最优的。总体说来，通货膨胀目标概念是建立在三个规则之上，即中央银行集中于解决产出缺口；遵从泰勒规则；用“向前看”的方式行动（由于政策措施存在效果滞后）。

依据规则，中央银行必须把通货膨胀稳定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同时缩小产出缺口。为此，它要使用所有可获得的与未来通货膨胀有关的知识与信息。由于通货膨胀措施具有滞后效应，中央银行又必须对通货膨胀的预测作出反应。如果当预测通货膨胀将上升时，在实际通货膨胀率开始上升之前，中央银行必须提高利率。货币政策反应的程度依赖于通货膨胀预测对利率变化的敏感性（Walsh，2001a；Mishkin and Schmidt-Hebbel，2000）。

Walsh提出了一个简单的通货膨胀目标模型。该模型描述了最优货币政策理论的方法和特征：第一，一个预期修正的菲利普斯曲线描述经济活动的供给方；第二，货币政策反映了中央银行关于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平衡的偏好，它描述经济活动的需求方。菲利普斯曲线可用下式来表示：

（1）

（1）式描述了产出缺口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线性关系。其中， 为通货膨胀率， 为预期的通货膨胀率，x＝（y－yo）/yo为产出缺口的百分比，v为通货膨胀冲击变量。从需求方面看，为分析通货膨胀目标，假定货币政策试图最小化产出对自然产出的偏离和通货膨胀率对目标通货膨胀率 的偏离。这种偏离程度越大，说明货币政策的效果越不理想，从而由产出波动和通货膨胀波动所带来的成本越大。同时假定，对中央银行来说，由通货膨胀率的变化所导致的边际成本与通货膨胀对目标通货膨胀率 的偏离程度成正比，根据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原则，有：

（π－πT） （2）

（2）式描述了产出缺口与通货膨胀率偏离其目标值之

间的关系，这与货币政策最小化产出变动和通货膨胀变动的成本相一致。如果考虑到下一期的货币政策，扰动项也会影响产出和总需求。于是上式就变为：

（π－πT）＋δ或 （3）

其中， 。（3）式描述了中央银行所采取的货币政策。 描述了通货膨胀变动与产出缺口波动之间的平衡关系。如果中央银行损失函数的产出目标权重增加，产出缺口变动就会降低，通货膨胀率会增加。若中央银行对产出目标赋予一个更高的权重，它将要承受通货膨胀的较大变动和产出的较小变动。

2．货币传导机制的选择

在日常货币政策中，中央银行的控制变量是短期利率。其利率设定在能使损失函数最小化的水平上。为达到此目标，中央银行必须有一整套关于货币传导机制的构想。

名义利率、产出与通货膨胀之间关系的确立是基于它们对总需求的影响。IS曲线把实际总需求定义为实际利率的减函数。于是，一个简单的IS曲线可写成：

（4）

其中，i为名义利率。实际利率的系数为负，反映了消费的跨期效应和投资效应，而总需求冲击 是无法预期的，因此不存在序列相关（其均值为零）。这样，所有可预期的或持续的需求变化都可用y表示。则长期均衡的实际利率可由下式给出：

（5）

（4）式两边同减去1，于是有： 。代入（5）式，可得：

（6）

显然，在缺乏需求冲击时，若当期的实际利率高于长期均衡的实际利率 ，则实际产出低于自然产出水平（x为负）。

3．货币政策规则的遵循

泰勒规则把政策工具即名义利率作为通货膨胀率和产出缺口的函数，即根据它们缺口的变化来调节短期利率。由于二者是外生变量，反应函数可用不同方法进行表示。例如：

（7）

其中， 为长期均衡的名义利率水平。

在（7）式中，预期通货膨胀率的系数大于1。若预期的通货膨胀率超过目标通货膨胀率，货币政策规定名义利率将对应（超过部分）比例地提高。结果实际利率也提高了，而实际利率的提高将导致产出的降低。根据以上规则，若估计的均衡利率变化，则名义利率必须相应地改变。同时针对明确的通货膨胀冲击，名义利率必须提高，以使产出缺口缩小。

三 思考与总结

新凯恩斯主义的最优货币政策观点揭示了中央银行的权力与职责以及实际货币政策的构成（1994），其具体含义如下：

1．必须追求通货膨胀目标预测，稳定产出和通货膨胀

中央银行必须被赋予具有改变利率和其他与货币政策相关的变量的权力，以使其能够实现预定的政策目标；中央银行必须有一个明确界定的包括维持价格稳定的权力；央银行应当公开宣布在以后一定期限（如3年）的一个明确的通货膨胀目标，而且还必须准确地描述由于贸易条件、利率水平和间接税的变化而导致偏离通货膨胀目标的环境。在这种背景下，中央银行的规则必须考虑短期菲利普斯曲线的平衡关系：价格稳定总比产出稳定更重要。

2．保持中央银行的相对独立性，保证货币政策的稳定实施

中央银行应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以保证货币政策能应对经济活动中的各种冲击，避免在短期内造成经济的巨大波动。政府虽然有权否决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决定，但不必经常给货币当局施加过多的压力，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货币政策变得更加不稳定。

3．中央银行必须明确行为责任，增加货币政策执行的透明度

中央银行应该就以下两种情况做出必要的解释和承担相应的责任。它应当根据其完成货币政策目标的情况承担责任。这意味着中央银行的行长应该在立法机关和公众面前说明在完成货币政策目标方面的所作所为。

参考文献

［1］钱小安.货币政策规则［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2］谢平、罗雄.泰勒规则及其在中国货币政策中的检验［J］.经济研究，2002（3）

简述通货膨胀的含义范文第4篇

关键词：通货膨胀率；货币增长率；产出增长率；M2/GDP比率

近几年来由于流动性大幅波动、金融危机和财政货币刺激政策等方面的原因，我国经济中价格水平出现了比较大的波动，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同比CPI价格指数从这一最高点处开始下降，一直下降到2009年7月份的98.2。2009年大规模的信贷投放使得人们又开始担心2010年中国可能发生较严重的通货膨胀，进入2010年以来，同比CPI指数从1月份的101.5上升到7月份的103.3，通货膨胀的持续高增长已经成为一个全社会关注的敏感问题，人们开始加强对通货膨胀的预测和分析，以此判断政策走向和经济增长情况。

根据通货膨胀理论，通货膨胀的类型分为需求拉动型、成本推动型、结构性和混合性的通货膨胀。那么我国的通货膨胀波动到底是那种类型的呢？本文根据90年代以来的相关数据，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原因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

一、 通货膨胀理论分析

1. 通货膨胀的需求方解释。根据古典的货币数量论，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与名义国民收入呈一定的比例关系，即可以用公式表示为Mv=Py。根据这一古典的货币数量公式，通货膨胀率可以表示为：

P/P=M/M+v/v-Y/Y （1）

（1）式表明通货膨胀率和名义货币增长率成正比，而与实际产出增长率成反比。在不考虑货币流通速度变化时，当名义货币供应量增长率超过实际产出增长率时，通货膨胀率就会上升，反之反是。

（2）传统凯恩斯主义LM曲线的解释。传统凯恩斯主义则进一步发展了货币数量论，他们用货币市场均衡条件LM曲线来代替货币数量论。根据凯恩斯主义的LM曲线方程的含义，当实际货币需求等于实际货币供给时，货币市场达到均衡，即有M/P=L（y，r）。这里方程左边是实际货币供给，M是名义货币供给，P是价格水平；方程右边是实际货币需求L（y，r），实际货币需求与实际产出y正相关，与名义利率r负相关，根据LM曲线方程，通货膨胀率可以表示为：

P/P=M/M-Ly*（Y/Y）-Lr*（r/r）（2）

（2）式中，Ly是货币需求的收入系数，由于货币需求与实际收入正相关，因此有Ly>0；Lr是货币需求的利率系数，因为货币需求与利率负相关，因此有Lr

（3）M2/GDP比率的不断上升对通货膨胀的影响。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M2与GDP的比率一直呈上升趋势，从季度数据来看，这一比率从1991年第三季度最小的2.87上升到2009年第3季度最大的6.97。通常我们观察到经济萧条时，M2/GDP比率的变化与通货膨胀率之间是负相关的，比如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经济的通货紧缩时期，CPI指数一直呈现下降趋势，但M2/GDP之间的比率还在上升，我们需要检验这一负相关是否显著。

2. 通货膨胀的供给方解释。从供给方面来解释通货膨胀主要是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主要有要素成本（包括工资成本和资本成本）推动型及利润推动型。在一个竞争性较强的经济中，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主要体现为要素成本上升带来的通货膨胀，而在一个垄断性较强的经济中，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主要表现为利润推动型的通货膨胀。

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通常可以通过菲利普斯曲线来解释。现代菲利普斯曲线认为通货膨胀和实际产出是正相关的，这一正相关关系实际上可以由传统的失业-通货膨胀类型的菲利普斯曲线和奥肯定律推导出来。现代菲利普斯形曲线常被用来研究通货膨胀的成因及对通货膨胀的预测，其中最著名的是Gordon（1996）提出的“三角”形式的菲利普斯曲线，这种菲利普斯曲线认为影响通货膨胀的因素可以归纳为需求拉动、成本推动和通胀惯性三种这里?浊t为供给冲击，yt是用来反映超额需求变化的产出缺口。由于该模型中引入了多期滞后的通货膨胀率，因此在预测通货膨胀时有比较好的拟合效果，但其方程中没有预期通货膨胀，仍然不能克服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批判。

早期的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主要是从厂商价格调整行为出发来推导出来，典型例子如Galí & Gertler （1999）的模型，其主要了考察厂商的交错定价问题，这样推导出来的菲利普斯曲线是一个用来研究通货膨胀与通货膨胀预期和产出缺口（或者边际成本）之间的关系独立方程，这样的菲利普斯曲线通常只包括供给方面的冲击，而没有包括需求方面的冲击。随着DSGE模型在宏观经济研究中的广泛应用，很多新凯恩斯主义学者都用DSGE模型来研究菲利普斯曲线，这类DSGE模型通过求解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问题、生产者利润最大化问题、交错定价（如Sbordone，2002）或价格调整成本问题（如Ireland，2004；李春吉等，2006）以及经济系统的动态一般均衡来导出菲利普斯曲线，这样得到的菲利普斯曲线是整个DSGE模型经济系统中的核心总供给方程，其在形式上除了包含基本的通货膨胀预期、通货膨胀惯性和产出缺口（或边际成本）之外，还包含了需求冲击、货币冲击（如果模型中包含了货币）和供给冲击等外生冲击变量。

综合上述有关通货膨胀的理论分析，可以看出影响通货膨胀的因素即有来自需求方面的因素，也有来自供给方面的因素。根据这些分析，我们认为当期通货膨胀率受到预期通货膨胀率、滞后通货膨胀率、实际产出增长率、名义货币供给增长率和M2/GDP比率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我们建立如下通货膨胀回归模型：

?仔t=?茁0+?茁1Et?仔t+1+?茁2?仔t-1+?茁3yg+?茁4mg+?茁5Rmy+?着t（3）

该回归模型中，?仔t是当期的通货膨胀率，Et?仔t+1是预期的下一期的通货膨胀率，?仔t-1是滞后通货膨胀率，yg是实际GDP的增长率，mg是名义货币供给M2增长率，Rmy是M2/GDP的比率。?着t是随机干扰，假定其为均值为零，方差为常数且没有自相关的白噪声扰动。根据前面的分析，可以预期参数?茁1、?茁2和?茁4大于零，?茁5小于零。而?茁3则不定，根据前面的分析，若?茁3大于零，则意味着实际产出增长率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为正，这反应了供给冲击（主要是成本冲击）与通货膨胀率的正相关关系；若?茁3小于零，这意味着实际产出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负相关，这反应了实际总需求冲击与通货膨胀率的负相关关系。

二、 影响通货膨胀因素的实证分析

接下来我们利用1991年第一季度到2009年第四季度的数据来估计上述通货膨胀率方程，我们采用CPI指数（用月度环比CPI数据计算得到月度CPI数据后再直接转化为季度CPI数据，1991年第一季度等于100）的变化率作为通货膨胀率。由于统计数据没有公布季度GDP折扣指数，我们直接采用CPI指数作为折扣指数来计算实际GDP，然后进行季节调整，这样得到实际GDP数据。名义货币数据取M2数据（数据分析表明，M2与GDP和CPI的相关度比M1高，取月度数据进行平均得到季度数据，再进行季节调整），最后我们计算了M2/GDP的比率，所用数据来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和国际金融统计年鉴。为避免虚假回归，我们需要回归模型中的变量为稳态变量，接下来我们对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各个变量的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表1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通货膨胀率、实际GDP增长率和M2增长率都是平稳变量，M2/GDP是差分平稳的，因此我们用通货膨胀率、实际GDP增长率、M2增长率以及M2/GDP的差分数据来对回归模型（3）进行估计。由于模型（3）中包含了预期通货膨胀率，而预期通货膨胀率是不可观察变量，因此我们首先尝试用GMM法来估计模型（3），我们选择了滞后1阶和滞后2阶通货膨胀率、滞后1阶实际GDP增长率、滞后1阶M2增长率和滞后1阶M2/GDP的差分作为工具变量，采用GMM法估计模型（3），遗憾的是估计结果很不显著。我们还尝试了其他的工具变量，结果仍然是很不显著，因此我们只好放弃GMM估计。我们又尝试了用完全预见的理性预期方法，即假定经济行为主体对下一期的通货膨胀率预期直接等于下一期的通货膨胀率，然后用OLS法来估计模型，但这样得到的回归方程中预期的通货膨胀率仍然不显著。因此我们只好在模型中剔除预期通货膨胀率变量，再对其余变量进行回归，得到的结果如下：

?仔t=-0.007+0.183?仔t-1-0.48ygt+0.717mgt-0.112?驻Rmyt

（-2.43） （2.53） （-9.52） （9.44） （-9.32）

（0.018） （0.0135） （0.000） （0.000） （0.000）

调整的R2=0.76，F=59.08， D.W.=2.31，N=75

该回归方程中第一行括号中的数字是t统计量，第二行括号中的数字是伴随概率）。从该回归结果来看，各个解释变量都很显著，调整的拟合优度和F统计量都比较令人满意，D.W.统计量也表明没有随机误差相的序列相关，因此该回归结果是比较理想的。根据这一回归结果，我们可以看到，通货膨胀率有一定的惯性，上一期通货膨胀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当期通货膨胀率平均增加0.183个百分点；当期实际GDP增长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当期通货膨胀率则平均下降0.48个百分点，这说明通货膨胀率与总需求冲击负相关。从逻辑上来说，通货膨胀率与总需求冲击负相关并不能认为总需求冲击对通货膨胀率有因果关系，也就是说不能认为是总需求提高了，从而通货膨胀率下降了。从经济学逻辑上应该反过来理解，也就是说是通货膨胀率下降了，总需求才会提高。事实上对通货膨胀率和实际GDP增长率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会发现（检验结果略），通货膨胀率对实际GDP增长率的影响要比实际GDP增长率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大，因此回归结果显示出来的通货膨胀率与实际GDP增长率之间的负相关更应该理解为是通货膨胀率的下降刺激了总需求和总产出的增加，但总需求的增加可能也是政府为了应对通货紧缩而采取扩张性政策所带来的。再看货币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名义货币供应量M2的增长率对通货膨胀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M2增长率每上升一个百分点，通货膨胀率平均上升0.717个百分点，这一关系是因果关系，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表明通货膨胀率上升确实是由货币增长率的提高带来的（检验结果略）。

再看M2/GDP比率的变化，该比率变化量大于零时，则通货膨胀率下降，反之该比率变化量小于零时，则通货膨胀率上升，该比率变化量每增加1个点，通货膨胀率则平均下降0.112个百分点。但该比率的变化量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负相关并不表明该比率变化量的上升与通货膨胀率下降之间有因果关系，事实上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表明是通货膨胀率决定了该比率的变化，而不是相反（检验结果略）。因此回归系数显示出来的通货膨胀率与M2/GDP变化之间的负相关实际上说明了通货膨胀对M2/GDP比率变化的负向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当通货膨胀率低的时候，这往往意味着经济比较低迷，中央银行会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但增加的货币供应没能很快刺激经济走出低谷，因此M2/GDP比率的会上升而通货膨胀率却仍然在下降。根据李春吉（2010）的分析，这一比率的持续上升反应了我国经济中私人部门的最终需求与实际货币持有之间的替代弹性比较低，也就是说增加的货币不能有效地转化为最终需求的增加。最终需求和货币持有之间的替代弹性较低的原因有主观和客观两方面，主观方面是由于私人部门出于预防性和规避风险的动机，不愿意把储蓄货币转化为消费和投资需求，客观方面是由于财富分配不均而导致想要增加消费和投资的私人部门因为没有钱而不能增加消费和投资，而有钱的私人部门因为规避风险或者已经饱和而又不需要增加消费和投资，因此实际产出处于低水平，这样M2/GDP比率就会提高。

上述回归结果不但是显著的，而且回归方程也是稳定的，这一点可以通过对其回归残差进行稳定性检验，这其实就是EG两步法协整检验。对回归残差的单位根检验确实表明回归残差是平稳的（单位根检验结果略），事实上这也可以从D.W.统计量看出来，因此上述回归方程也表明了样本期内通货膨胀率和其他变量之间确实存在着长期的稳定关系（协整检验结果表明通货膨胀率与实际GDP增长率、M2增长率和M2/GDP的变化等变量之间确实存在着协整关系，检验结果略）。

回归模型（3）式中，M2增长率、实际GDP增长率和滞后的通货膨胀率进入到通货膨胀率方程是比较容易理解的，而M2/GDP比率的变化进入回归模型的理解如前所述，它反应了总需求和货币持有之间的替代弹性。但该比率进入回归模型是否会引起与其他解释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呢？实际上如果我们去掉该比率的变化，那么回归方程的拟合程度会大大下降，包含该比率变化的调整R平方是0.76，而去掉该比率变化后回归的调整R平方只有0.46，因此把该比率变化包括在回归模型中是合理的，不但不会引起多重共线问题，反而是不可缺少的影响通货膨胀率变化的变量。

三、 结论

本文通过对我国通货膨胀影响因素的理论与实证分析，揭示了实际产出增长率、名义货币M2增长率、通货膨胀率惯性和M2/GDP比率变化与通货膨胀率的相关关系。回归分析表明我国通货膨胀率主要受到货币增长率的正向影响，而通货膨胀率与实际产出增长率之间有显著的负相关，这意味着通货膨胀率的下降刺激了总需求和总产出的增加（可能是政府为解决通货紧缩而实行扩张性政策带来的）。通货膨胀惯性对通货膨胀也有一定的影响，而预期通货膨胀率对当期通货膨胀率的影响并不太显著。M2/GDP比率的变化对通货膨胀率具有显著的影响，这一定程度上反应了中央银行的相机决策的货币政策，也反应了我国经济是总需求和货币供给之间的替代弹性较低，储蓄资金难以转化为投资和消费需求，这将是影响我国通货膨胀的长期因素。

参考文献：

1. Fuhrer, J. C and G. R. Moore, Inflation Pe- rsistenc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5,110：127-129.

2. Galí, Jordi and Mark Gertler, Inflation D- ynamics: A Structural Econometric Approach,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99,44（2）：195-222.

3. Ireland, P. N., Money's Role in the Mone- tary Business Cycle.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2004,36（6）：969-983.

4. Rotemberg ,Julio J., Sticky Price in the United State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2,（90）：1187-1211.

5. Sbordone, A., Prices and Unit Labor Costs: A New Test of Price Stickiness,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2002,（49）：265-292.

6. 李春吉,孟晓宏.中国经济波动：基于新凯恩斯主义垄断竞争模型的分析.经济研究，2006,（10）.

7. 李春吉，范从来，孟晓宏.中国货币经济波动分析――基于垄断竞争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的估计.世界经济，2010,（7）.

8. 史纹青.中国通货膨胀问题研究.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

9. 姚大鹏.对我国近期通货膨胀现象的研究.首都经贸大学硕士论文，2005.

10. Calvo ,G. A.,Staggered Prices in a Utility Maximizing Framework, Journal of Monetary Ec- onomics,1983,（12）：383-398.

简述通货膨胀的含义范文第5篇

除了我本人一直是一个乐天派外（我相信长期的经济成长会最终被股市的表现所确认），当前的经济形势更是支持我这一乐观看法的主要依据。这个形势就是不可避免的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的基本内含就是货币（主要是指纸币）单位所标识的商品、服务及资产的价值的减少。反过来说就是，现在的商品、服务和资产要比从前需要更多的纸币的数量标识。

根据这一基本内含，股票作为一种资产，原来需要100元钱标识的，现在要用110元标识，市值增加。既然通货膨胀是一种广泛的经济现象，也就是所有经济活动都离不开货币的经济中，一旦通货出现了膨胀，那就没有哪种商品、服务或者资产可以置身度外。从这个意义上说，股票指数跟随通货膨胀而做出的上涨反应，更适用市场中的流行语言“估值修复”。其实质意义恐怕也就是用更多了的“票子”来标识原本并没有增加多少的价值罢了。

我相信一定会有人争辩说在通货膨胀的背景下，政府会采取紧缩银根的方法来应对，从而使市场中流通的货币数量大为减少，进而股市中的流动性下降会引发价格的下跌。真会这样吗？也许吧。但我并不以为然。

请注意，我提示到，通货膨胀是一种广泛的经济现象，也就是说没有什么东西、什么人、什么办法可以逃脱它的影响。如果你手中的通货已经膨胀或者即将膨胀，你的选择会是什么？我试着回答一下。

首先，你会尽早的买东西，也就是说，你买的东西越早，你被膨胀、被贬值的程度越低。你的想法很简单，如果你预期未来一年通货都会膨胀，那你最好现在就把未来一年要吃的大米都买回家。

其次，你最好现在就去旅游。因为你现在去一趟云南需要5000块的话，一年后再去就要花6000块。再者，你就买房子、金子或者股票（这个话题我们下面还会详细讨论）。最后，你总会尽可能减少你存在银行里吃“负利息”的钱的数量，如果它们只是有一些备付价值的话。

除此之外，你还有别的办法吗（也许还有兑换成美元等外币）？没有了，你只能做出如上的一些选择。同时，我们会一起来骂政府，要求它做点事情，把通货膨胀治理了。

请大家注意，所有的人都会在上述的事情中做出选择，没有例外。这些人们要做的事情中，有什么共性吗？有，那就是在通货膨胀中间，花钱买东西、消费服务、购买不动产都比手持货币更具确定性，人们在面对风险的时候最自然的反应就是，以尽可能大的确定性来规避不确定性。

说到这里，也许就会有人质疑，难道上市公司的股票是具有确定性的东西吗？这真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我会反问，难道不是吗？如果你选择的是一家不会赚钱的公司（过去三个财年连续亏损），它本来就一直在为你这个股东赔钱，这其实是一个相当确定的事情。相反，如果，你持有的公司有着很好的赢利记录，它赚钱的能力是不会因为通货膨胀发生而有所变化的。也就是说，不论通货膨胀严重到什么程度，它赢利的能力并不受影响。如果你给它100块钱，可以为你赚得15块钱，即使通货膨胀达到10倍，无非也就是你给他1000块，它帮你赚回150块嘛。

简述通货膨胀的含义范文第6篇

关键词：NAIRU；菲利普斯曲线；通货膨胀

文章编号：1003－4625（2008）12－0003－06中图分类号：F821.5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 As a leading indicator to judge the change trend of inflation rate, NAIRU has been paid much attention when macroeconomic policies are made in western countries and it’s based on short-term Philips Curve. In economic transmission period in China,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labor force market i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labor force market of western countrie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nemployment rate and inflation rate is inconsistent with the logic of short-term Philips curve, so that NAIRU is not suitable to be adopted as a leading indicator to judge the change trend of inflation rate in China.

Key Words: NAIRU； Philips Curve；Inflation

一、引言

NAIRU (non-accelerating inflation rate of unemployment，非加速型通货膨胀下的失业率)在宏观经济学，特别是在宏观经济政策制定和讨论中是一个经常援引并引起关注的概念。这不仅因为实现充分就业是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更为重要的是，宏观经济政策决策者、讨论者试图依据NAIRU作为判断通货膨胀变化趋势、制定宏观政策的先行变量之一。在中国，对NAIRU研究和关注相对较少，主要原因是，在中国经济转型时期，NAIRU相关理论对宏观经济决策的作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本文包括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NAIRU理论综述，包括其由来、含义及影响因素；第二部分是NAIRU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问题探讨；第三部分是中国NAIRU的估计；第四部分是结论。

二、NAIRU理论综述

（一）NAIRU概念的由来、含义

根据英国的资料，Phillips（1958）得出失业率与名义货币工资变动率之间呈现替代关系，Samuelson和Solow（1960）用通货膨胀率替换货币工资变动率，使用美国的数据得到了“菲利普斯曲线”，其表明，失业率上升,通货膨胀率下降；失业率下降, 通货膨胀率上升。菲利普斯曲线为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的宏观经济政策提供了依据，其政策含义是，依据“菲利普斯曲线”，宏观经济政策以容忍一般物价水平以不变的速度上涨为代价，实现一定的就业率。

依据Wicksell的“自然利息率（the natural rate of interest）”概念，Friedman,Milton(1968)提出了“自然失业率（the natural rate of unemployment）”假说，认为自然失业率由实体经济力量中的供给方面决定，预期到的货币政策对就业没有影响，只有未预期到的货币政策的变化，影响就业；如果政府希望持续降低失业率在自然失业率水平之下，只有实行非预期的货币增长，出现非预期到的通货膨胀；结果，为维持低的失业率水平，货币政策必然导致加速的通货膨胀；在长期，“菲利普斯曲线”垂直于自然失业率水平。面对美国20世纪60年代后期出现的经济“滞涨”想象，及货币主义者对“菲利普斯曲线”的评判，Modigliani和Papademos(1975)提出了NIRU(noninflationary rate of unemployment)这个概念，其目的是为当时美国的货币政策提供一个决策指标。他们定义NIRU为“这样的一个失业率，只要实际失业率水平高于它，预计通货膨胀将下降”。关于“菲利普斯曲线”的性状，有两种极端的情形：在短期，“菲利普斯曲线”的斜率是负的；在长期，“菲利普斯曲线”垂直于自然失业率。在两种极端情形之间，受货币主义自然失业率的影响，Modigliani和Papademos认为，正如在美国1953至1971年的情况，“菲利普斯曲线”在高失业率水平相对平坦，在低失业率水平接近于垂直。这样，在“菲利普斯曲线”上，存在一个失业率区间，在这个区间内，通货膨胀率是相对稳定的，这个区间内的失业率就是NIRU；实际失业率低于这个区间的下界时，随失业率逐渐减少，通货膨胀率上升的概率增加；实际失业率高于这个区间上界时，随失业率升高，通货膨胀率下降的概率增加（如图1）。

早期凯恩斯主义者认为菲利普斯曲线是相当平坦的，特别是在高失业率的情况下，可以较低的通货膨胀率上升为代价增加就业；而货币主义者认为菲利普斯曲线是相当陡峭的，扩张性的需求管理政策产生高的通货膨胀率，但降低失业率的效果不明显。这样，无论凯恩斯主义，还是货币主义者都认为，在短期，菲利普斯曲线上存在一个失业率区间，在这个区间，通货膨胀没有上升和下降的压力。这样，尽管对政府参与经济的态度不同，NIRU为凯恩斯主义者和货币主义者所共同接受，后来被Tobin(1980)称之为NAIRU (non-accelerating inflation rate of unemployment，非加速型通货膨胀下的失业率)。显然，NAIRU是把凯恩斯主义理论和货币主义及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论黏合在一起得到的一个概念，依其实施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宏观经济政策可以影响失业率水平），但其逻辑来源于“自然失业率”假设（宏观需求管理的政策有一定限制）。

多数文献明确界定NAIRU为这样一个失业率，当经济中的实际失业率低于NAIRU时，通货膨胀率有上升的趋势；当经济中的失业率高于NAIRU时，通货膨胀有下降的趋势；当经济中的失业率等于NAIRU时，通货膨胀率不变。不过，依据这样的定义，NAIRU概念的理论逻辑基础并非那么明确，文献中NAIRU的含义存在一些模糊不清之处。一些文献没有区分NAIRU和自然失业率概念，例如，Laurence Ball和N.Gregory Mankiw(2002)。但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货币对经济的影响在长期是中性的，非对称信息、长期劳动合同和价格黏性等因素导致货币在短期是非中性的。由此，涉及NAIRU的文献中，多数文献都或明或暗地假定NAIRU是短期的自然失业率，或者直接称之为the Short-run NAIRU，在涉及自然失业率假设时，更强调自然失业率对应的通货膨胀率为零，货币政策对自然失业率没有影响。例如，Camarero,Liuis Carrion-I-Silvestre, Tamarit(2005)把NAIRU分为三类，短期、中期和长期，认为短期NAIRU是政策制定者评估通货膨胀变化趋势的一个合适指标，而长期NAIRU并不能估计。这是自然失业率和NAIRU概念在不同文献中存在的细微差异。

（二）影响NAIRU的主要因素

影响NAIRU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Joseph Stiglitz，1997），一是劳动力人口的结构，例如劳动力中性别结构的变化影响NAIRU的高低；二是劳动生产率的变化，例如生产率增长慢时，NAIRU可能出现短暂的增加，而劳动生产率的上升，降低ANIRU水平；三是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的一些变化，劳动力市场竞争程度越高，NAIRU就越低,诸如对劳动力流动限制的一些市场法律法规的变化、职业培训等因素降低NAIRU；四是劳动力和厂商在决定实际劳动工资时的讨价还价能力。影响NAIRU的因素主要和劳动力市场的特征有关，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影响NAIRU的因素存在很大的差异。

（三）NAIRU在经济决策中的运用

在宏观经济政策讨论中，NAIRU之所以得到广泛的关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经验研究中可以用来作为评估通货膨胀率变化方向的参照点，如果失业率高于NAIRU，则预计通货膨胀率有下降的压力，如果失业率低于NAIRU，预计通货膨胀率有上升的压力；二是在经济理论中，NAIRU可以用来作为理解通货膨胀原因的起点；三是在宏观经济政策选择中可作为一个评判宏观经济形势的指标，特别是对于货币政策而言，当失业率低于NAIRU时，通货膨胀率有上升的压力，这时不宜采取松的货币政策，当失业率高于NAIRU情况下，通货膨胀有下降的压力，这时不宜采取紧的货币政策。

在宏观经济政策中运用NAIRU概念作为先行指标时需要注意一些问题（Marcoa.Espinosa-Vega，Steven Russell,1997）。依据NAIRU概念，当实际失业率低于NAIRU时，通货膨胀率有上升的趋势，应实施紧的货币政策；当实际失业率高于NAIRU时，通货膨胀率有下降的趋势，应实施松的货币政策。这个货币政策规则暗含的一个假定是，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变化导致的工资率的变化将传导到一般物价水平，这是一个十分严格的假定。在诸如美国、西欧一些国家，劳动力市场相对成熟，工资率的变化影响商品价格，这个假定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合理性。但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很多情况下是商品价格首先变化，然后才有工资率的调整。在工资率的变化不完全等于通货膨胀率的情况下，以维持币值稳定为目标的货币政策的效果有限。NAIRU理论另外一个暗含的假定是，失业率的变化是货币政策变化的结果，或者说是总需求变化的结果，这样只要调整货币政策的方向，就可以调整失业率，可以影响通货膨胀。然而，影响实际失业率的因素很多，在很多情况下，货币政策并不一定能够影响实际失业率。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利用NAIRU作为宏观经济先行指标的局限性。在时间先后上，物价水平的变化和失业率的变化有三种关系：同步，一般物价水平的变化先于实际失业率的变化，失业率的变化先于一般物价水平的变化。在前两种情况下，利用NAIRU作为货币政策的先行指标效果不是很理想。

三、NAIRU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探讨

实现最大限度的就业、维持物价水平稳定是在社会经济转型时期中国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如果宏观经济政策能够同时解决这两个问题，当然是最佳的选择；如果能够实现帕累托改进，解决一个问题，而不影响另外一个问题，当然也是一个好的结果；如果不能实现帕累托改进，那么需要进行权衡和取舍，这种就业和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取舍所面临的约束在经济学理论就是菲利普斯曲线。这里考察菲利普斯曲线和NAIRU在中国的适用情况。

回顾经济理论的发展，无论凯恩斯主义，还是货币主义都承认存在短期的菲利普斯曲线。但短期菲利普斯曲线是一个单纯的经验关系，其并没有明确的理论基础（James K. Galbraith，1997）。这里通过考察通货膨胀率和失业之间的关系理解菲利普斯曲线背后的逻辑。影响一般物价水平的因素主要是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影响失业率的因素主要是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由于影响因素不同，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变化趋势之间的关系存在多种可能。一种情形是，总需求首先增加，引起物价水平上升，供给增加，然后失业率下降。另一种情形是，首先劳动力需求大于供给，失业率下降，实际劳动工资率上升，假若工资是企业成本的重要部分，持续工资上涨推动通货膨胀率上升。这两种情形下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遵循短期菲利普斯曲线表述的统计关系。在美国、西欧，经济政策关注的是劳动力资源的利用状况，NAIRU理论暗含的假定是，就业率的变化影响实际工资，而实际工资是厂商的主要成本，持续工资变化最终将导致一般物价水平的变化；进一步的假定是，就业率和工资率的变化先于一般物价水平的变化。这样NAIRU可以作为判断通货膨胀率变化方向的先行指标。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关系，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并没有统计上的关系，短期的菲利普斯曲线并不存在，这种情形主要存在于转型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失业率主要受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影响，通货膨胀率主要受商品市场上供给和需求的影响；当劳动力市场的均衡和商品市场的均衡联系相对比较弱，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的统计联系就会相对弱，甚至统计上没有关系，菲利普斯曲线就不存在。

在中国社会经济转型时期，（1）城市劳动力市场和农村劳动力市场存在一定程度的分隔，劳动力市场二元结构特征明显；劳动力在农村的生产率相对于在城市的低，农村存在一定程度的隐性失业。（2）1979年以来,对城乡劳动力流动的约束逐渐减少,劳动力流动量越来越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城镇工资率上升的压力。（3）无论实际工资率的变化，还是名义工资率的变化都没有完全反映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状况。例如，国有企业、垄断部门等的工资形成机制呈现刚性，即使在失业十分严峻的情况下，实际工资水平上升趋势明显。1985年国有单位职工平均工资是城镇集体单位职工平均工资的1.25倍①，2006年成为1.7倍；2006年国有单位、城镇集体单位、其他类型企业职工的平均工资分别为1993年的6.26倍、5.02倍和4.02倍。（4）经济增长没有带来相应的就业增长（林秀梅，王磊，2007；李骏娴，薛江，2007；蔡，都阳，高文书，2004）。因此，在中国经济转型时期，城市就业率和一般物价水平联系较弱，有时关系不大，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的联系较弱，并不存在短期菲利普斯曲线所表明的逻辑关系。同时，在中国经济转型时期，没有证据表明通货膨胀率的上升是城镇就业人员工资率上升引起的，更多的情况是，过多的总需求在引起一般物价水平上涨的同时，也吸引了更多的城镇居民就业，降低了城镇居民失业率。因此，在中国依据NAIRU作为判断通货膨胀变化趋势的先行指标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上述结论可通过考察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数据得以验证。1980年至2007年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的散点图（见图2）、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的简单相关系数（-0.4322）表明,从整体看，中国并没有完全背离菲利普斯曲线所表明的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基本统计关系，即相对于低失业率水平，高失业率水平的通货膨胀率相对较低。从图3看，相对于高失业率水平，在低失业率水平，通货膨胀率增加的幅度高，次数多。同时，在不同时间段，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的变化趋势也表现出明显的不同特征。例如，1980年至1984年，在通货膨胀率逐年下降的同时，失业率也在逐年下降；在1998年至2003年，通货膨胀率为负值的情况下，城镇失业率水平呈现上升趋势。这些都和中国转型时期劳动力市场的复杂结构吻合。

对中国的菲利普斯曲线研究的文献众多（范从来，2000；赵博，雍家胜，2004；曾利飞，徐剑刚，唐国兴，2006），但中国经济处于急剧的转型过程中，并没有获得一个一致的中国菲利普斯曲线，这些都实际上和中国的劳动力市场结构有关。因此，建立在菲利普斯曲线基础上的NAIRU在中国不能成为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的先行指标。

四、中国NAIRU的估计

（一）NAIRU估计的文献回顾

由于NAIRU在宏观经济政策中的重要性，对NAIRU估计成为NAIRU研究中最重要的内容，多数涉及NAIRU的文献都是关于NAIRU估计的。已有文献对NAIRU的估计方法大体可分为三类：依靠劳动力市场结构、劳动生产率等因素估计NAIRU，依据菲利普斯曲线估计NAIRU，完全依据失业率数据估计NAIRU。相对而言，第一类估计方法以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厂商和失业者的选择行为为基础，建立决定NAIRU的方程，但暗含的假设条件太多，实用性较差，应用这类方法估计NAIRU的文献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较少，但在分析影响NAIRU变化的因素时都从这个角度出发。本文对第二种和第二种NAIRU估计方法简单回顾。

早期研究者Modigliani和Papademos（1975）完全从菲利普斯曲线出发，对NAIRU的值进行了估计。基本方程是=C++b(-1)+c,其中表示通货膨胀率，C为常数，UA为实际失业率，(-1)为通货膨胀率的滞后项，为劳动生产率。估计C、?琢、b、c值后，给定一个能够容忍的稳定的通货膨胀率，就可以推导出NAIRU的值。以后的文献采用了一个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方程，最简单的方程为，=e-?琢(U-U*)+?淄，其中为实际通货膨胀率，e为预期的通货膨胀率,U为实际失业率，U*为NAIRU，?淄为供给方面的冲击。当预期的通货膨胀率e等于实际通货膨胀率，通货膨胀率将保持不变，则实际失业率U等于非加速型通货膨胀下的失业率U*。上述菲利普斯曲线不能直接估计，因为e和U*都是未知变量。对预期的通货膨胀率e有各种假定，最简单的假定为随机游走模型为，e等于上期通货膨胀率，则由=e-?琢(U-U*)+?淄得到P=?琢U*-?琢U+?淄，在关于?淄假定条件下，使用P、U的统计数据，利用最小二乘法可以估计上式中的常数项和?琢的值，则U*等于估计方程的常数项与估计实际失业率系数?琢之比。Laurence Ball和N.Gregory Mankiw(2002)利用这个方法估计的美国1960年至2000年的NAIRU的值为6.1%。上述关于菲利普斯曲线和NAIRU的估计有很多暗含的假定，文献中从这个角度估计NAIRU的方式，可归结为一个一般化的菲利普斯曲线方程（Douglas Staiger,James H.Stock,Mark W.Watson,1996；Thomas Laubach,2001）:

?仔t-?仔=?茁(L)(u-)+?啄(L)(?仔-?仔)+?酌(L)X+?着

其中?仔t为通货膨胀率,?仔为预期通货膨胀率，u为实际失业率，为NAIRU,X为供给冲击，?着表示序列不相关的误差项，其中?茁(L)、?啄(L)、?酌(L)为滞后算子的多项式。上式中预期的通货膨胀率?仔是一个不可直接观察和统计的变量，必须对其假定，文献中的假定有?仔=?滋+?琢?仔，或者?仔=?滋+?琢(L)?仔,还有其他形式。NAIRU也是一个不可直接观察和统计的变量，对的变化也有多种假定，最简单的情形是假定恒等于。20世90年代初，美国实际失业率下降后并没有出现通货膨胀率上升的趋势，由此，从20世纪90年代估计NAIRU的文献侧重于假定NAIRU是变化的。变化方式有多种假定，一些文献假定是离散的，随环境的变化在不同时间的值不同；还有一些文献假定NAIRU依赖于劳动生产率等因素，即=?准′St；更多文献认为NAIRU随机的，通常假定ut=+?浊t，其中?浊t~N(0,?姿?滓),并且对所有t、?子的，E?浊t?着?子=0。对于还可以依据具体情形有其他假定，例如，Thomas Laubach（2001）假定=+?滋t-1+?浊t，其中?滋t=?滋t-1+?淄t，?淄t~N(0,?滓)，并估计了七个国家的NAIRU。

估计NAIRU的另外一种常用方式是仅仅依靠实际失业率的时间序列数据本身进行估计，暗含的假定是，实际失业率水平必然趋向于其均衡水平。一般化的方程（Douglas Staiger,James H.Stock,Mark W.Watson,1996）为u-=?茁(L)(u-)+?着，其中关于的选择仍然如上述的各种假定。Mariam Camarero,Josep Liuis Carrion-I-Silvestre,Cecilio Tamarit（2005）假定=，Tb,i-1≤t≤Tb,i，上式变为u=?滋+?兹iDui,t-1+?茁(L)ut-1+?着t,用最小二乘法估计上式，间接得到NAIRU==+。Laurence Ball和N.Gregory Mankiw(2002)从简单的菲利普斯曲线Ⅱ=Ⅱ-1-?琢(U-U*)+?淄出发,利用通货膨胀率和实际失业率的数据估计了Ⅱ=?琢U*-?琢U+?淄，其中Ⅱ为一般价格水平，Ⅱ为通货膨胀率，U、U*分别为实际失业率和NAIRU,然后得到U*+?淄/?琢=U+Ⅱ/?琢，上式右边为已知数据，上式左边U*表示一种趋势变量，?淄/?琢表示供给冲击，应用HP滤波技术(Hodrick,Prescott,1997)得到NAIRU的值。

（二）对中国NAIRU的初步估计

由于中国转型时期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的关系复杂，估计一个在经济理论和统计关系两方面都合理的菲利普斯曲线是一个目前仍没有完成的工作。例如，王少平、涂正革、李子奈（2001），王少平，张洁（2007）认为预期扩展的菲利普斯曲线对我国尚不具有适用性。多数经济学家承认，精确估计NAIRU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复杂的估计技术并不一定比简单的估计技术更有效。例如，Ray C.Fair(2000)认为一些文献中关于NAIRU的动态设定是不精确的，在低的实际失业率水平，失业率和价格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这里从菲利普斯曲线和单纯城镇失业率数据两个角度对城镇NAIRU给出初步估计。不过，这两种估计方式都存在较多的假定。

由于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不适合中国的情况，并且对它的估计在统计上的效果很不理想，这里首先估计简单的中国菲利普斯曲线?仔t=c+?琢Ut+?淄t，其中,?仔t为以商品零售价格水平变化表示的通货膨胀率，Ut为失业率，?淄t为其他变量的冲击。估计结果为?仔t=15.8-3.44Ut，其中，常数项和失业率的t统计量、F统计量都能在5%的临界水平通过检验；修正的R2=0.1555,这表明在统计意义上通货膨胀率变化可归因于失业率变化的比例很低；DW统计量为0.8969，在样本数为28的情况下，接受残差项存在正一阶自相关的假设。一般认为通货膨胀率受供给、需求和通货膨胀率惯性等的影响，这里先验地假定通货膨胀具有惯性，估计方程?仔t=?琢?仔t(-1)+?茁Ut+?淄t，结果为?仔t=10.37-2.71Ut+0.54?仔t-1，其中，常数项和失业率的t统计量、F统计量在5%的临界水平通过检验；修正的R2=0.4761；DW统计量为1.5748，在样本数为27的情况下，残差项不拒绝零自相关的虚假设。对?仔t=10.37-2.71Ut+0.54?仔t-1变形有?仔t=-2.71(Ut-3.83)+0.54?仔t-1。尽管假定失业率变化引起的实际工资率变化导致通货膨胀率变化的逻辑不符合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逻辑，如果假定中国存在通常的菲利普斯曲线，并且NAIRU不变，在通货膨胀率为零时可得到1980年至2007年中国的NAIRU为3.83%。从图1看出，在城镇登记失业率低于3%时，多数情况下出现了通货膨胀。

和存在成熟劳动力市场的美国、西欧不同，中国城镇失业率不仅和经济中总需求和总供给变化有关，也和经济转型过程中对城乡劳动力流动约束的变化、国有企业改革、经济结构的调整等因素有关，由此中国NAIRU是随时间变化的。不过，影响城镇失业率变化的这些变量很难量化，这里利用HP滤波估计城镇失业率中的非周期部分，可作为中国城镇NAIRU的替代，结果如表1。

五、结论

在中国经济转型时期，中国劳动力市场存在一些摩擦因素，城乡劳动力市场是二元的，劳动工资率的变化并没有完全反映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的供求状况，劳动工资率的变化也不是影响我国通货膨胀出现的主要因素。因此，中国不存在通常意义上的菲利普斯曲线，NAIRU概念在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决策中作为先行指标也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由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特殊结构，依靠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提高中国的就业率的政策措施效率不高，而提高劳动力市场效率、放松劳动力要素的交易成本、提高劳动者的职业转换能力等微观政策对于降低中国失业率将具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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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赵博,雍家胜.菲利普斯曲线研究在中国的实证分析[J].管理世界,2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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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通货膨胀的含义范文第7篇

一、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内涵

作为一种货币政策框架，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基本含义是：货币当局明确以物价稳定为首要目标，并公布通货膨胀率的目标值；同时，通过一定的方法预测通货膨胀的未来走势，将此预测与已经明确宣布的通货膨胀的控制目标相比较，并进行相应的货币政策操作使得届时的通货膨胀率落在目标区内。各采用国在具体操作上当然不尽相同，但均具有以下3特点：①中央银行明确地设定并公布通货膨胀率的控制目标；②该目标的实现为中央银行的优先任务，因此，“经济成长”“充分就业”“国际收支的均衡”为次元目标；③对于目标的实现与否、变更等，中央银行负有信息披露的责任，以期提高货币政策的透明度以及信誉度。

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种货币政策框架呢？其根本原因在于上世纪90年代以后，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所主张的“货币中性论”在经济学界、经济政策界日益被认同，即货币从长期来看是中性的，货币供给的变动只会对物价水平有持久的影响，而对产出、就业等实际变量不会产生长久的影响。而一个高水平、易变的通货膨胀，将降低价格信号的准确性、扭曲资源的优化配置机制，从而阻碍经济的良好发展。因此，根据货币中性理论，货币政策的目标指向增加产出、提高就业是没有意义的，保持较低的、稳定的通货膨胀才是合理的，它有利于以促进经济的中长期良好发展。但是，货币从短期来看又不是中性的，货币政策的缓和对产出的提高、失业率的下降具有短期效果。所以，货币当局会不时地受到来自于政府、国会、产业界等各方面的压力，不得不违心地进行政策的缓和。那么，如何使中央银行能有效地抵御这些压力呢？这一客观需求促使了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诞生。因为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通货膨胀控制目标的明确公布，以及货币政策透明度的提高都将有助于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强化，进而使中央银行能有效地抵御这些压力。

二、五个早期采用国的政策实践及评价

以下以90年代初期最早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5个工业国（新西兰、加拿大、英国、瑞典、澳大利亚）为对象，简括地介绍并评价这5国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政策实践。

（一）此五国政策实践的共同点

1．以CPI（或核心CPI）为通货膨胀的衡量指标，控制目标值为年率2%～3%。

2．在通货膨胀目标制采用后，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得到了普遍提高（特别是新西兰和英国为此特意改正了各自的《中央银行法》），它们在货币政策操作时拥有相当大的自。

3．政策运行中，同时注重对产出等的影响，即，各国采用的是一种“有弹性”“灵活”的制度框架，中央银行在维持中长期价格稳定的目标内，灵活地应对经济形势的变化，在经济面临冲击时对政策进行相应的短期调整、允许目标发生短期偏离。按照Svensson（1997）等人的观点，一种“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中心思想就是“锚住”通货膨胀预期、降低通货膨胀的波动，而且正是这种灵活性又可以同时稳定产出。

4．在实践中，它们十分注意政策的信息披露和政策的透明性。

5．在实际操作面上：①它们均建立了预测通胀的模型，而且利用通胀预测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②在实践中，它们都利用短期利率作为主要操作指标，并依赖发达的金融市场来影响长期利率等变量的改变，进而影响总需求、物价等宏观经济变量。

（二）评价

首先，我们看一下通货膨胀目标制采用前、后通货膨胀率的变化，表1为这5国采用前10年以及采用后至2005年末的年平均通胀率以及其波动（用标准差反映）情况。可以看到，各国的通胀率在采用后大幅下降，同时，通货膨胀波动也急剧缩小。

当然，20世纪90年代是一个世界性通胀率由高到低的年代，许多非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也有着相同的经历，因此似乎无法简单地就此判断上述5国通货膨胀目标制的采用与之后良好的通货膨胀表现之间的因果关系。

但是，上述5国中的英国、瑞典有着收益率与通胀率连动的国债市场，将它与一般的国债市场相比可以计算出预期通胀率。该2国的纪录显示，通货膨胀目标制采用后经过2～3年的过渡、这一货币政策的公信度为公众所认可后，预期通胀率开始下降、并且之后保持着稳定。这一事实表明，通货膨胀目标制对降低预期通胀率、治理通货膨胀以及之后的物价稳定具有有益的影响。

第二，对产出的影响。企业和个人在做出涉及未来的实业投资、金融投资的决策和规划时，必然预测未来的通货膨胀情况。经济理论和以往的经验显示，高通货膨胀往往伴随着较大的物价水平波动，它增加了相对价格和未来价格水平的不确定性，阻碍经济主体的投资规划和决策，从而对产出的稳定增长产生负影响。由于通货膨胀目标制对中长期的通货膨胀预期提供了一个比较清晰可靠的路径,减少了不确定性通胀的冲击和由此带来的成本，因此，它将为缩小产出的振荡幅度、促进经济的中长期良好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平台”。虽然目前为止的实证分析对此尚没完全一致的结论，但表2显示：此5国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后，GDP成长速度加快的同时其波动（用标准差反映）明显缩小(新西兰除外)，表明通货膨胀目标制对缩小产出的振荡幅度、进而促进经济的中长期良好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第三，货币政策的透明度与信誉度得到了提高。除定期出版《通货膨胀报告》（一般为季刊）外，中央银行还通过官方网页、行长等高级官员不定时的演讲、记者招待会、接受专访等方式（英国、瑞典两国，事后还公布货币政策委员会议的备忘录），分析经济运行情况、讨论与通货膨胀关系密切的金融和经济变量、并预测通货膨胀的前景，等等。政策透明度的提高，一方面有利于增强公众对货币政策的信心，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公众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绩效进行评价和监督。

综上所述，以上的分析结果表明：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实行对这5国经济具有积极影响。它有利于“锚住”通货膨胀预期、降低通货膨胀的变动率，而一个清晰可靠的通货膨胀预期路径将有助于减少企业和消费者进行投资、消费决策和规划时所面临的不确定性，有利于经济的长期发展。当然，9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工业化国家的宏观经济表现都有改善，都呈现出了低通胀、增长稳定的态势，这是由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认通货膨胀目标制这一重要因素的贡献。

三、对我国的借鉴与启示

通过对中长期通货膨胀率“名义锚”的设定，通货膨胀目标制在引导公众、市场预期的简易性和大众化方面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它将会使人们对未来的物价形成一种比较稳定的预期，从而简化经济主体的经济决策模型，并鼓励他们进行长期性的经济决策，这样有利于宏观经济的稳定和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并且，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可以增强中央银行的责任感，提高货币政策的透明度，为衡量中央银行的业绩提供了一个相对严格的量化标准，从而也就有利于货币政策的制度化。因此，可以认为通货膨胀目标制是一种理想的制度安排。

但是，通货膨胀目标制并不是可以“放之四海”的灵丹妙药，其适用性要求一定的前提条件。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央行没有维持其他变量尤其是汇率目标的义务、较高的预测通胀率的能力、顺畅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保证这一制度安排有效运转的基本前提条件。通观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此5国，中央银行已经具备了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性货币政策；并且它具有发达的金融市场和健全的银行体系，利率、汇率由市场决定，具备了良好的货币政策传导环境；同时它们皆建立了一个科学的通货膨胀预测模型。与其相比较，就我国目前的情况而言，现阶段通货膨胀目标制在我国尚缺乏可行性，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货币政策目标的不明确

《中国人民银行法》阐述我国目前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从字面上看是单一目标制，但在实际操作中，经济增长、汇率稳定都居于重要位置。而货币政策目标的不明确使得货币政策操作容易偏离价格稳定的目标。

（二）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较弱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就年度货币供应量、利率、汇率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重要事项做出的决定，报国务院批准后实行”，由于政府与中央银行的政策目标并非完全一致，所以在两者的目标发生冲突时缺乏独立性的中央银行可能会屈从于政府从而无法完成既定的通货膨胀目标。

（三）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不畅

中国目前并不是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体，金融体制仍旧处于政府计划管理向市场转型的过程，利率、汇率尚未市场化，不能真实反映市场状况。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主要传导工具，在我国尚未实现市场化，货币需求和投资的利率弹性都非常小，利率的高低不能反映市场需求，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不畅。同时，由于我国目前汇率的形成处于向一个“合理的、灵活”的汇率形成机制的过渡阶段，中央银行的外汇干预必然引起基础货币的扩张或收缩，从而影响货币供应量、进而对价格水平产生不利影响。

（四）人民银行是否具备较强的预测通胀率的能力

从货币政策操作到影响通货膨胀率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滞，我国又正处于不断改革之中，经济现象错综复杂、各方面的差异较大，因此更加大了准确预测通胀率的难度，用计量模型来反映如此庞大的一个经济体运行规律并模拟其未来的运行轨迹难度很大。

（五）与西方工业国相比，我国货币政策的透明度、信息披露的力度还有待提高

简述通货膨胀的含义范文第8篇

【关键词】双粘性；菲利普斯曲线；研究状况

1.研究意义

货币政策是经济运作的中心，直接关系到一国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因此，最优货币政策问题一直是理论界关注和争论的焦点之一。货币政策的制定需要一定的理论指导，由于分析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的关系是菲利普斯曲线的重点，而当前我国就业和通货膨胀的难题亟待解决，因此，通过对菲利普斯曲线进行研究，以此作为理论指导来提出最优货币政策，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

货币当局为判断宏观经济状况、维持价格稳定以及“合理的”产出增长，须面对如何测量核心通胀以及潜在产出问题。因此目标通货膨胀率和产出缺口是货币政策规则的两个核心问题。同时也是菲利普斯曲线模型中的两个重要指标。这就使研究菲利普斯曲线与研究最优货币政策之间有了理论联系。

李斌、刘凤良（2007）借助对粘性信息下的菲利普斯曲线进行了推导，并利用中国数据对该理论的适用性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该模型与中国数据比较吻合。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只是在传统菲利普斯曲线中引入了垄断竞争、粘性价格以及理性预期等思想，而并没有引入粘性信息。因此粘性信息下的菲利普斯曲线作为政策制定的理论指导比传统的或者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更为合理。

粘性信息理论是近十年来新兴的不完全信息理论之一。从曼昆和瑞斯（2002）首先提出了粘性信息菲利普斯曲线以来，国外学者对此理论不断进行了发展研究，经检验发现粘性信息下的菲利普斯曲线与经济数据比较吻合，优于传统的菲利普斯曲线。Tomiyuki（2008）提出了双粘菲利普斯曲线，是既具有粘性价格又具有粘性信息的双粘性经济模型，认为双粘性模型比单纯的粘性价格和纯粘性信息模型更好地解释价格水平、产出等指标的粘滞现象。此理论目前还未用于研究中国经济。

本论文将通过构建中国双粘菲利普斯曲线模型，研究中国产出缺口与目标通货膨胀率，并研究中国的通货膨胀与失业的关系。通过简单工具规则（泰勒规则）和目标规则，利用之前研究的产出，目标通货膨胀率情况，分析中国最优货币政策。

2.研究方案及其实施

2.1 研究方案

2.1.1 推导双粘菲利普斯曲线理论模型并检测模型的适用性

模型中目标通胀率和产出缺口作为不可观测成分，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本文运用双变量非观测成分模型——状态空间模型，估计中国的目标通胀率和产出缺口，通过卡尔曼滤波平滑推断程序，将季度通胀和产出分解为趋势成分和平稳周期成分。

2.1.2 中国双粘菲利普斯曲线的实证检验

运用广义矩估计法（GMM）对模型进行估计，观察通货膨胀率与目标通胀率、产出缺口有关以及前一期通货膨胀是否有关。检验双粘菲利普斯曲线模型在中国是否适用。

2.1.3 在中国双粘菲利普斯曲线的背景下，进行最优货币政策研究

通过目标通货膨胀率和产出缺口的特点，分析如何影响货币政策的效果，讨论最优货币政策应当如何制定。本文也拟对双粘菲利普斯曲线模型进行改进，通过附加利率，来研究最优货币政策制定。提出货币政策建议。

2.1.4 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中国双粘菲利普斯曲线模型的推导；检验中国双粘菲利普斯曲线模型的适用性；对模型中目标通货膨胀率和产出缺口进行估计；推导出的菲利普斯曲线如何反映了中国目前存在的经济问题；目标通货膨胀和产出缺口如何影响货币政策的制定；附加利率的双粘菲利普斯曲线。

2.2 研究方法

2.2.1 理论分析、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相结合

理论分析通过相关的经济理论构建经济模型，为经济现象提供理论基础；实证分析借助经济数据的处理对经济现象做出解释；规范分析则研究应该如何做出经济决策。本文将在相关理论的基础上，采用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推导出双粘菲利普斯曲线，使实证研究具有理论根基。然后采用中国数据对理论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估算出建议。

2.2.2 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定性分析主要是对经济现象的性质、特点等做出经验性的判断，定量分析是定性分析的具体化，使分析更加科学、准确。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将两者结合起来可以更好地揭示我国菲利普斯曲线的本质和特征。

2.3 可行性分析

中国的双粘菲利普斯曲线。运用双变量非观测成分模型——状态空间模型，估计中国的目标通胀率和产出缺口，通过卡尔曼滤波平滑推断程序，将季度通胀和产出分解为趋势成分和平稳周期成分。由此得到双粘性菲利普斯曲线模型下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运用广义矩估计法（GMM）对模型进行估计，观察通货膨胀率与目标通胀率、产出缺口有关以及前一期通货膨胀是否有关。检验推导出来的双粘菲利普斯曲线模型在中国是否适用。然后进一步分析了中国双粘菲利普斯曲线下的货币政策的影响及内在的货币政策含义，并提出相关的政策。

粘性价格模型发展已经较为成熟，粘性价格考虑到菲利普斯曲线中的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也已经得到了一定的发展，粘性信息模型在国外近10年来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和完善，有理论和观点的可借鉴性。粘性信息模型以信息在经济主体间的缓慢传播为基础假设，分析价格的动态调整，与传统的粘性价格模型相比，粘性信息模型对货币政策的描述更为准确，可以准确地说明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作用的延迟。双粘菲利普斯曲线模型是将粘性信息引入到粘性价格菲利普斯曲线模型中可以得到更符合现实情况的菲利普斯曲线模型，因此使用双粘菲利普斯曲线模型研究货币政策在理论上逻辑是严密的，合理的。

可以通过国内各项数据网站，中国国家统计年鉴获得年度季度数据，完成广义估计法（GMM），Kalman滤波。

3.研究成果

3.1 目前国内的研究状况

由于粘性信息模型是近十年来学术界的一个新领域，国内关于粘性信息模型和粘性信息菲利普斯曲线的关注大部分都是对该理论的介绍和综述（王军2009）（彭兴韵2011），实证文章比较少，如：孟令玺（2009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研究了中国的粘性菲利普斯曲线，对中国粘性菲利普斯曲线模型进行了推导。国内已有许多学者运用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来研究中国的货币政策和经济问题，如：高虹（2007东北财经大学）评述了新凯恩斯主义的最优货币政策；姜梅华（2008吉林大学）研究了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与经济政策机制的研究，但是他说明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在中国的适用性，但只是简单的评述了一下经济政策机制，并没有对最优货币政策进行研究；沈燕波（2010浙江工商大学）专门研究了一下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的货币政策含义，并基于了1993年-2008年中国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陆军、刘威和李伊珍（2011）研究了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框架下的中国动态金融状况指数，在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实证分析。刘翏（2010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研究了粘性信息下的最优货币政策；郭航（2012）对粘性信息宏观经济模型进行了检验，并在此基础上对最优货币政策进行了研究。但是粘性信息菲利普斯曲线下货币政策的研究国内并没有，双粘菲利普斯曲线模型国内也暂无研究，用此模型研究货币政策也还没有进行。

经过阅读大量外文文献，了解粘性信息及粘性价格的产生背景以及发展，充分理解了粘性信息与粘性价格的区别及相关的地方以及理论模型的推导；了解菲利普斯曲线理论的发展过程。研究通过借鉴外国的经验方法，构建了双粘性的基本模型，在此基础上推导出常规的双粘菲利普斯曲线模型。该模型为下一步的实证研究做了基础。讨论了两种极端情况，模型对中国的适用性还有待进一步进行研究。

对最优货币政策各种规则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欲在各种规则中寻找到最适合双粘菲利普斯曲线模型的分析环境的最优货币规则。由于该部分的分析需要结合双粘菲利普斯曲线模型的实证分析结果来进行，通过产出缺口与通货膨胀率建立菲利普斯曲线与最优货币政策之间的联系。因此目前仍处于一个思路的状态，不知道实证检验的结果究竟应该选择那种货币政策规则。

3.2 下一步实施内容

（1）检验双粘菲利普斯曲线模型在中国的适用性，估计出通货膨胀率和产出缺口。运用GMM观测各期通货膨胀率之间的相关性，以确定是否适用。

（2）将利率代入双粘菲利普斯曲线模型中，分析最优货币政策规则中泰勒规则在双粘性背景下的运行能力。

（3）利用估计出来的通货膨胀率和产出缺口，结合价格水平，分析目标价格或目标通货膨胀率下的最优货币政策选择。

4.研究心得

简述通货膨胀的含义范文第9篇

一、第一阶段：IT理论的初步形成

在这一阶段，实行IT的国家有新西兰、智利、加拿大、以色列、英国、瑞典、澳大利亚、芬兰、西班牙等9个。由于在实践上IT刚刚兴起，因此理论上对它的研究并不是很多，总的说来，在这一阶段，IT的理论包括基本的概念和技术都不成熟，甚至对通货膨胀目标(inflationtarget)和通货膨胀定标(inflationtargeting)这两个最基本的概念都不加区分。

1.《1989新西兰储备银行法》和《政策目标协议(PTA)1990—03》无疑是IT最重要的文献，两者基本奠定了IT的总体结构框架。

(1)《1989新西兰储备银行法》第8—15条、49条、53条对中央银行目标、独立、责任、透明等方面进行了明确规定，第16—24条规定了新西兰储备银行在汇率政策上的处置权限。该法成为其他国家在修订中央银行法时认真研究和借鉴的主要文献。

(2)根据《1989新西兰储备银行法》，财政部长和储备银行行长签订的关于货币政策目标的合同也被称为政策目标协议(简称PTA)。1990年3月的PTA又简称PTA(1990-03)。PTA(1990一03)规定价格稳定的具体目标是到1992年底，通货膨胀率达到0-2％。在货币政策的历史上，PTA(1990-03)是一个具有划时代的协议，标志着IT这一货币政策框架的诞生。

2.由于IT在9个国家相继得以实施，因此理论界出现了介绍这些国家实施IT情况的文献，这些文献集中反映在由Leiderman和Svensson(1995)编著的《通货膨胀目标》和Haldane(1995)编著的《钉住通货膨胀》这两本书中。尤其是后者，实际上是1995年英格兰银行举办的有关IT理论研讨会的综述与总结。有关内容包括：IT的目标和信息以及IT的技术问题等。

由于IT实施的时间不长，这一阶段很少有学者对IT的效果进行实证评估。Ammner和Freeman(1995)与Freeman和willis(1995)最先用VAR模型对IT的效果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发现：在新西兰、加拿大和英国，通货膨胀下降得比预计的要显著，表明IT是有效的，但IT的反通货膨胀成本比较模糊；IT增加了货币政策的可信度(长期利率下降)，但这种效应似乎并不长久。

二、第二阶段：IT理论基本定型

在这一阶段，IT的实践得到了新的发展，从1997年到2000年相继有捷克、韩国、波兰、墨西哥、哥伦比亚、南非、泰国等8个发展中国家宣布实行IT。实践大大推动了IT理论的进步。

在这个阶段，IT理论文献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IT的定义。

(1)框架性定义，也称实践性定义：IT就是货币当局在公开宣布对一个数值化(点或区间)的通货膨胀率承诺的基础上，货币政策决策行为和公开解释，包括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责任性的透明度等方面内容，是“有约束的相机抉择(constraineddiscretion)。”IT并不是像有的学者和倡导者所主张的那样代表一种坚不可摧的规则，相反，IT最好被理解成一个框架，其主要优点是增加了政策的透明度和连贯性，相机抉择有所限制，但仍有相当的灵活性(Bernanke和Mishkin，1997)。

(2)最简单的IT规则性定义是：货币当局明确宣布一个通货膨胀率作为未来一定时期的货币政策中间目标，中央银行对未来的通货膨胀作出预测，如果预测值大于目标值，则提高利率，如果预测值小于目标值，则降低利率，如果预测值与目标值大致相等，货币政策保持不变。Svensson(1997)首次明确提出了预测通货膨胀定标(inflationforecasttargeting)这一概念：“IT隐含的就是预测通货膨胀定标，预测的通货膨胀变成了中间目标。这样有助于货币政策的实施和监督。”预测的通货膨胀率比最终目标有更强的可控性和可测性；它有良好的透明度，更容易与公众交流，更容易被公众理解。

这里所说的规则是目标规则(targetrule)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工具规则(instrumentrule)。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目标规则是前瞻性的，货币政策工具设定在预测通货膨胀率和目标相等的条件下，这是一个内生的反应函数；而工具规则是后顾性的，政策工具是在反应函数中直接根据当前的信息设定的。

2.IT的假设和前提。IT的假设实际上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要实行IT这个问题；IT的前提条件大多与IT能否在发展中国家实施有关。

(1)IT的假设与货币政策目标理论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当承认货币政策的目标是价格稳定时，这一问题的大部分实际上已经得到解决。

Debelle(1997)认为IT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通货膨胀率成为货币政策压倒一切的目标，其主要理由是：近年来重新强调价格稳定是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对通货膨胀目标的承诺有助于消除货币政策中的通货膨胀偏向；货币政策工具与通货膨胀的联系比以往通过中间目标的联系更加稳定。

Masson，Savastano和Sharma(1997)认为实行IT的最简单的理由是为了保持一个“低且稳定的通货膨胀率”，而这又依赖于五个假设：从中长期来看，货币供给量的增加是中性的；通货膨胀都是有成本的；货币在短期内是非中性的；货币政策影响有不确定的时滞；相机抉择有“动态不一致”性，需要“承诺技术”。

(2)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实行IT的大多是工业化国家，有的学者据此认为IT只能在工业化国家实施，而发展中国家要成功实行IT，则需要满足相应的条件，否则难以实行IT。

Masson，Savastano和Sharma(1997)，Debelle等(1998)首先提出了IT的前提问题，认为这些前提包括：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必须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虽不必有目标独立性，但至少应该有工具独立性；货币当局没有对其他名义变量(工资、名义汇率)水平和路径的承诺。

由于IT需要相当严格的技术条件和制度保障，这些都不是发展中国家所能具备的。因此他们认为至少在近期内还不可能通过实行IT来改善货币政策。

3.IT的模型。由于标准的总需求一总供给模型主要涉及产出和价格水平，而不是中央银行的政策目标，因此这种范式不能解释IT。此外作为一个货币政策框架，IT也很难完全用模型来加以描述，因为IT的一些特征如透明度和责任制难以模型化，较常见的模型主要是反映IT的反馈规则。IT反馈规则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前瞻性，强调通货膨胀预期的作用。

(1)Haldane(1997a，1997b)提出了一个比较简单的IT前瞻性政策规则理论模型：

It=γ(Etπt+j-πT)

上式中，it表示t期的名义利率，Et是以t期和更早的时期的信息为条件的期望算子，πt+j是t+j期的通货膨胀率，j就是定标的时间跨度(targetinghorizon)，具体由货币政策传导时滞决定，γ(＞1)是反馈系数。公式是对IT的最简单的理解：当中央银行在t期预计未来t+j期的通货膨胀将高于目标值时，应该提高利率，反之则应降低利率。

(2)Svensson是目标规则论的主要倡导者，Svensson(1997a)模型是最优化模型的代表。学术界应用得较多的这个模型，如Pierre-RichardAgenor(2000)中所讨论的模型等。Svensson(1997a)模型可以简单地用以下几个公式来表示：

πt+1=πt+α11yt+α2xt+εt+1

yt+1=β1yt-β2(it-πt)+β3xt+ηt+1

xt+1=γxt+θt+1

其中，πt=pt-pt-1,pt是价格水平的对数，πt表示通货膨胀率，yt是产出缺口的对数，长期自然产出正规化为零，xt是外生变量，ηt、εt、θt是白噪声，it是名义利率，α1，β2＞0，其它系数是非负的，且β1，γ＜1。

再假定货币政策由一个目标通胀为π*的中央银行来实施，中央银行在t期选择名义利率{it}τ=t∞t∞。以最小化损失函数L：

4.IT的设计技术。在符合基本前提的条件下，如何具体实施IT?Haldane(1995a，1997b)把这个问题称为设计技术(designtechnique)。IT设计技术可大体概括为目标技术、分析预测技术和决策治理技术这三种。但设计技术问题并不是一个IT所特有的，事实上任何一种货币政策都有设计技术问题。

(1)目标技术：Haldane(1997a，1997b)认为应该考虑价格指数的选择(choiceofpriceindex)，点(point)目标与区间(band或range)目标及时间跨度(horizon)的确定，汇率和货币条件指数(MCImonetaryconditionsindex)等问题。

(2)预测技术：IT要求中央银行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信息来预测通货膨胀，因此对IT的成功实施的主要挑战是预测技术。值得一提的是扇形图技术，这也是英格兰银行对货币政策分析的主要贡献，这种方法不是点预测而是概率分布(probabilitydistribution)预测。

(3)决策治理技术：主要是指中央银行治理中关于货币政策委员会(MPC)的组成和决策规则，英格兰银行的MPC是个成功的典范。

①MPC的组成：MPC应该由专家组成，成员中最好没有政府、行业、部门的代表；MPC的专家应该有不同的专业特长，因为专业结构类同的MPC往往不能发现他们能力所及范围以外意想不到的威胁。

②决策规则：MPC的决策应该由MPC集体投票决定，由行长个人决定比较罕见(以色列、新西兰)。其中集体决定又有投票表决和一致通过两种，大多数是采用投票表决的形式。

4.IT的宏观效果。IT的宏观效果主要是指实行这一框架后对通货膨胀、利率、产出等宏观变量的影响，宏观效果有“相关论”和“无关论”之争。

(1)极大部分支持IT的学者持“相关论”思想，他们认为，由于实行了IT这一货币政策框架，中央银行的可信度大大增加，在实现价格稳定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Neumann和Hagen，2002)。

(2)“无关论”者认为，如果单独考察IT国家，可以发现IT国家的表现确实改善了很多。但这并不只是发生在IT国家，非IT国家的表现同样得到了改善。虽然IT国家的改进比非IT国家要大，但正如矮个子人的子女比他父辈长得稍高一样，这是一种自然“回归”现象。因为1990年代早期，IT国家的经济表现普遍比非IT国家较差些。一旦控制这方面的因素，IT与非IT的表现差别就会消失(Ball和Sheridarl，2003)。

但一个比较保守的结论是IT至少有锁定已取得的利益的作用，不会对宏观经济产生危害，而且未来可能对提高经济运行状况有一定的作用。

三、第三阶段：IT理论日趋完善

在这个阶段，相继又有挪威、冰岛、匈牙利、秘鲁、菲律宾等5个国家实行IT。

这个阶段IT理论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IT的数理模型大量出现。数理模型实际上在IT理论的第二阶段已经出现，但进入第三阶段后IT理论所运用的数学工具日趋复杂和高级。这也是IT理论日益融入主流宏观经济理论的标志和结果。

(1)最优规则的理论：Woodford和Svensson(1999，2003)主要论述了通过预测的通货膨胀来实施最优政策的；Svensson(2002)认为IT应该公布中央银行的损失函数以提高透明度，消除对“通货膨胀目标痴迷者”的误解；Svensson(2005)对目标规则和工具规则进行了深入研究。

(2)IT的独立性、透明度、责任制度：IT增加了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有利于增加货币政策的稳定性，IT确定了中央银行表现的衡量标准，责任和稳定的交替依赖于透明度，也就是对中央银行表现的监督能力。实行较长的中央银行行长任期对责任制度产生了威胁，但解雇规则有助于增强中央银行的责任walsh(2002)。

2.国别比较研究：由于IT实施已经有了较长的时间，而且实施的国家较多，因此比较研究的可靠性也大大增强。按照Kuttner(2004)的说法，IT已进入了“青春期”，虽然没有完全定型，但也显示了比较明显的实践特征。从全球范围的广泛视角对IT进行比较的文献也随之大量出现。

这些文献主要比较了IT实践的特征、产出和通货膨胀的动态模拟、通货膨胀报告、货币政策委员会决策规则等。

Mishkin和Schmidt-Hebbel(2001)认为IT已被证明是一个成功的货币政策框架；IT与中央银行的独立性、透明度和责任制是相互加强的；IT有助于降低通货膨胀率，也有助于降低损失率和产出波动性；IT有助于降低通货膨胀预期，从而有利于更好地应对供给冲击，IT已经受过逆向冲击的考验；IT也考虑了实际经济的因素，并不是“通货膨胀痴迷者”。

3.发展中国家的IT理论有了新的突破。由于已有许多发展中国家实行IT，因此对于能否在发展中国家推行IT已不再是个问题，研究的重点自然转向如何更好地在发展中国家实行IT这个问题上。

Mishkin(2004)等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是：尽管实行IT需要一定的前提，但也不是说非要等到这些条件都成熟时才能实行IT；发展中国家更加应该重视IT的制度框架问题，其中法定的价格稳定目标和工具独立尤其重要；应该同样重视目标的上限和下限；政府参与设定通货膨胀目标有利于减轻经济目标之间的冲突；中央银行可以对汇率实行“平滑”，但不能使汇率离开市场所决定的水平；IT并不是发展中国家“万能药”，它可能适合于某些国家，但对另外一些国家可能并不合适。

IMF在2005年的《世界经济展望》中把IT的前提概括为4个方面21个指标：

(1)机构独立：中央银行必须自治或免受财政和政治势力的干预。主要有明示的(或隐含的)财政义务，操作独立性(工具独立性），法定目标，行长任期安全(能否被随意免职)，财政平衡状况，公共债务/GDP，中央银行的总体独立性等7项指标。

(2)技术设施：中央银行应该有一定的经济预测能力。主要包括中央银行数据能力、建模能力和预测通货膨胀的能力3项指标。

(3)经济结构：经济应该有一个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取消价格管制，经济对原材料价格和汇率不是太敏感，美元化程度很低。主要有汇率的渗入、对原材料的敏感性、美元化、贸易的开放度等4项指标。

(4)健康的金融体系：应该有一个稳健的银行体系、较为发达的资本市场，金融稳定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冲突较小。主要有银行资本充足率、股票融资量／GDP、债券融资量／GDP、股票市场成交量、(银行)货币错配、(公开市场)主要债券成熟期等6项指标。

定量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是：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是在完全具备这些前提的条件下才开始实行IT的。

有的学者则认为，发展中国家实行IT应该重视资本流入的“突然停止”问题(Caballero和Krishnamurthy，2005)。由于这些国家的金融部门比较脆弱，而且日益融入全球化，货币政策有可能成为问题的来源而不是补偿。

参考文献：

［1］贺力平.反通货膨胀目标制及其理论依据.经济研究.1998；2

［2］柳永明.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理论与实践：十年回顾.世界经济.2001；4

［3］奚君羊，刘卫江.通货膨胀目标的理论思考—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重新界定.财经研究.2002；4

［4］王学斌.通货膨胀目标制度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启示.社会科学辑刊.2003；4

［5］姜波克，朱云高.论人民币资本账户开放下货币政策制度的选择.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6

简述通货膨胀的含义范文第10篇

关键词：通货膨胀；CPI；资产价格

中图分类号：F82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8)02-0009-03

一、通货膨胀测度简述及问题的提出

通货膨胀是指社会商品和劳务一般物价水平的持续上涨或货币贬值的过程。由于我国长期实行利率管制，货币政策只能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指标，通货膨胀率于是成了衡量货币供应量是否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重要标准，其灵敏度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我国货币政策制订的有效性。而在目前国家统计局的七类物价指数中，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又是测度通货膨胀的基本指标。

在实践中，CPI的测量存在许多技术上的困难，会形成一些系统性偏差。有人指责，中国当前的CPI既不能真实地反映货币购买力的变化，也不能确切地衡量整体经济的运行情况。钱颖觉得现行CPI的权重不符合我国的国情，特别突出的是CPI中尚未包含房地产等资产价格。易宪容也认为，国内居民目前最大的消费支出特别是住房消费，其价格的变化不反映在中国CPI编制中是不合理的。

维持物价稳定始终是中央银行的首要目标。通胀测度标准的选择至关重要，它直接关系到对目前经济态势的正确判断和相关货币政策的出台。资产价格是否应该纳入通胀测度标准，以什么方式纳入，直接将资产价格特别是房地产价格纳入CPI是否合适，这些都是尚待解决的难题。

二、资产价格与通胀测度指数关系的理论分析

国内外学者对资产价格与通货膨胀的研究，大体上有两条思路：一是将资产价格纳入到通货膨胀的测量中去，具体探讨资产价格在测量通货膨胀中所占的比重。二是从资产价格的变动对于未来通货膨胀的影响来展开研究，探讨资产价格的波动与通货膨胀之间稳定的关系。

(一)制定通胀指数的新尝试

早在1911年，Fisher就曾提出，政策制定者应致力于稳定包括资产价格(如股票、债券和房地产)及生产、消费和服务价格在内的广义价格指数。[1]首先明确提出测度通货膨胀的价格指数应包含资产价格的是Armen.A.Alchian和Benjamin.Klein。[2]他们对通行的CPI和GDP平减指数测度通货膨胀的准确性提出质疑，并构造了一个“跨期生活成本指数”(ICLI)。该指数能够满足消费者既定的跨期效用水平，使消费者的行为具有了动态的性质。由于资产价格能够作为未来商品价格和服务价格的替代，因此必须包含入通胀指数的测量。接着，Shibuya将Alchian和Klein的观点进一步简单化处理，将其概括为传统方法测量的通货膨胀与资产价格膨胀的加权平均值。[3]

无独有偶，Goodhart(1993)也提出从原则上讲中央银行应该控制的价格指数不仅应包括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而且应包括未来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他认为，比较好的替代方法是将许多资产的价格包括在中央银行所关注的价格指数之内。

涉谷(1992)则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新的度量标准――动态均衡价格指数DEPI。它将Alchian与Klein提出的ICLI与物价指数(如GDP平减指数)pt、资产价格qt进行几何加权平均推导而出。[4]但Shiratsuka(2000)指出了其缺陷。(1)DEPI往往给与资产价格相当大的权重，过低估计了当前价格波动的重要性。(2)资产价格变动的来源过多。即使不管未来价格走势的因素是否导致资产价格的波动，指数上也会有所反映，造成误差。(3)DEPI既然要考虑资产因素，那就不应只包括股票、土地等资产价格，还应包括所有能够影响到当前和未来消费的无形资产和有形资产、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资产、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的资产，而这在实际中相当困难。

Bryan和Cecchetti的“动态因素指数”DPI，将房地产、股票等资产价格纳入对通货膨胀指数的测量。他们根据美国房产价格、股票价格以及CPI的月度数据测算了这一指数。[5]结果表明，资产价格的变化能影响总体价格指数，尤其是房地产价格在编制通货膨胀指数中有重要作用。而未考虑资产价格变化因素的传统通膨指数CPI往往低估了通膨程度。但是他们同时也指出，资产价格波动中反映出的通胀信息可能不多。

总而言之，另外构建一个将资产价格纳入其中的物价指数理论上似乎可行，但是由于这一指数不稳定，波动原因复杂，不同资产价格也很难放到同一指数中去，要将其应用到实践相当困难。事实上，Vickers(1999)干脆就认为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将资产价格包括进来都有问题。如果中央银行追捕资产泡沫，那么各种原因引发的资产价格变动都将引发货币政策的调整，这将是十分危险的。

(二)资产价格和通胀预期的实践检验

资产价格的上升引致预期未来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膨胀，这一过程是通过多种渠道实现的。较高的资产价格增加了人们的财富水平，从而增加消费，导致总需求的上升；如果总需求上升超过总供给，就会产生通胀压力。这一过程可以进一步导致更高的通胀预期，最后引发实体经济中更高水平的通货膨胀。最后，若资产价格的上涨能给央行带来一个信号，即央行认为私人部门正在预期更高的通货膨胀，这种信息就会影响到中央银行对未来通货膨胀的判断。

Bryan、Cecchetti和Sullivan在《通货膨胀测量中的资产价格》一文中将资产价格作为未来通货膨胀的先行指标。对这一理论，不少学者作了严肃的检验。其中，Robert Pollack(1989)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而Shibuya(1992)、Flemming(1999)、Goodhart和Hofmann(2000)等人则从实证上进行了研究。[6]Goodhart和Hofmann(2001)构建了包括实际房地产价格和实际股票价格的金融条件指数FCI。他们发现，将资产价格包含在内的FCI确实包含了关于未来通货膨胀压力的重要信息；但在样本数据外，要想预测通货膨胀是相当困难的。Filardo(2000，2001)也发现，房产价格与未来通货膨胀指数呈正相关，而股票价格与未来通货膨胀呈负相关。

我国学者也做了不少资产价格与通货膨胀的实证研究。经朝明和谈有花在《中国房地产价格与中国通货膨胀的关系――基于计量模型的实证分析》一文中分析了中国房地产价格与通货膨胀之间的长短期均衡关系。结论是无论从短期看还是从长期看，房地产价格的变化都会影响通货膨胀。王子明(2001)在其博士论文《泡沫与泡沫经济研究》中曾对资产泡沫与通货膨胀的关系进行过定性的描述。并发现，从我国零售物价指数涨幅与股票价格指数涨幅从动态上看似乎并无多大关系。王维安和贺聪在《房地产价格与通货膨胀预期》中通过构建房地产均衡市场模型发现，房地产预期收益率与通货膨胀预期之间存在稳定的函数关系。

综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到，房地产价格在资产价格中相比而言与通货膨胀的相关性较强。

三、CPI测度失真之谜：理论与实践的联系

我国目前以CPI做为测度通货膨胀的主要指标。但是，似乎存在对实体经济的测度失真。1998年以来，我国年均GDP增长8.41%，但通货膨胀率(用居民消费指数CPI核算)只增长了1%(见表1)。这两个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产生了较大的“漂移缺口”(GDP增长率减去CPI涨幅)。

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有些学者从CPI本身的构成找原因。张立群等就认为，CPI是市场成熟的工业化国家测度通货膨胀的主要指标，不太符合我国国情。[7]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时投资占GDP很大比重，投资品的价格往往波动较大，带动物价总水平的波动。而未能包纳投资平价格的CPI，自然无从反映这种通胀预期的变化。

另外，今天的中国又有着特殊的国情：一是20世纪末以来，住房改革逐步取消了以往福利分房的政策。居民开始将大量的投资与消费向住房支出倾斜。未来的房地产费用支出已开始对当前的生活消费产生了巨大的替代作用。但是，CPI的构成中仅包括了房租且权重不高，不能很好的反映整个市场的住房需求。二是近年来我国出现了生产资料市场与消费品市场相对封闭运行态势，造成了生产资料产品价格与消费品价格走势独立的局面，阻断了上游产品价格向下游产品价格的显性传导，从而导致了CPI与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相悖情况的出现。而体内循环的大部分生产资料，建筑资料占很大比重。

由此可见，由于未能将资产价格特别是房地产价格纳入到CPI中，忽视了资产价格传递的通货膨胀预期，是导致其失真的重要原因。

四、结论与对策建议

目前在我国，种种证据表明，资产价格特别是房地产价格与通货膨胀率有着一种稳定的函数关系。我们不能忽视资产价格的价格预期功效，但同时也不能盲目地把资产价格并入CPI中计量。原因如下。

第一，资产价格波动的原因有多种，虽然可能有助于预测通胀预期，但也有可能与通胀无关，将资产价格纳入通货膨胀口径将导致通货膨胀指数的含义趋于模糊。不单是房地产、股票，外汇资产、应收款项、人力资本等也都是资产，但却难以计量。因此分别构造通货膨胀指数与资产价格指数将比混合指数更具有清晰的内含，有利于货币政策的操作。

第二，CPI主要衡量了当期普通居民的一般消费状况。如果纳入资产价格，即使非通胀的因素导致了资产价格波动，也会在CPI上显示出来，不利于对实际经济扰动的分析。何况，现在统计局公布的七类物价指数中，已包含了房地产价格指数。央行在判断经济运行态势时，完全可以结合起来考虑，较之把它们合二为一，更能快速分清通胀滋生的主要动力。

第三，质疑CPI数据“失真”的依据集中在住房消费上。2006年上半年，全国70城市房价涨幅5.6%，超过CPI四倍。很多学者于是提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理应纳入CPI统计范围。哈继铭即持此论。他称，当前CPI未充分反映近年住房价格的大幅上涨，低估真实通货膨胀；而房地产价格泡沫，更是CPI误差的首要原因。但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郑京平对此解释，未将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直接纳入CPI的统计范围，是因为商品住宅具有明显的投资性，折旧年限较长。同时，商品住宅的投资性质极易波动，这对于观察宏观经济形势、根据CPI决定工资和养老金等补贴极为不利。因此以房租来反映居民居住消费价格变动较为准确。他说的也有道理，问题在于如何推算已经拥有房子的人的虚拟房租。按国际惯例，虚拟租金应该与市场房价挂钩。但大部分中国城镇家庭仍居住在老旧低质的住房里，且计划将来购买新建商品房，他们的住房成本远高于官方CPI中估算的租金。这也是CPI数据严重低估居民通胀预期的原因之一。

第四，测度通货膨胀最终是为了帮助观察宏观经济运行态势，从而制定出符合国情的相关政策。Cecchetti， Genberg， Lipsky， and Wadhwani(2000)认为哪些价格应计入通货膨胀纯粹是一个经验问题。我国经济学家宋国青也认为，房价没有纳入CPI中，没必要去讨论，因为“CPI是一种人为的规定，住房消费用租金是一个定义问题。”以CPI为测度通货膨胀的重要指标，同时参考资产价格，也不失为一种好的方法。

总而言之，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把应该将资产价格纳入CPI的计量中，而在于制定相关货币政策时是否应该考虑资产价格因素。就中央银行实现物价稳定的最终目标而言，中央银行必须关注资产价格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但是目前世界各国的物价指数均未直接包括资产价格，因为物价一般是用来反映不同时点上商品消费的成本变动，属于流量分析。从这个意义上讲，自然不应该包括作为存量的各种资产。建议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参考资产价格，关注而不钉牢。货币政策不应该以任何直接的方式将资产价格纳入目标体系，而是应该致力于物价的稳定，并保证金融体系足以应付资产价格的波动。

参考文献：

[1] Irving Fisher， 《The Purchasing Power of Money： Its determination and relation to credit， interest and crises》，1911.

[2] Armen.A.Alchian， Benjamin. Klein，“On a Correct Measure of Inflation”，Journal of Money，Credit and Banking，Vol5(1).

[3] Shibuya H. (1992)，“Dynamic Equilibrium Price Index：Asset Price and Inflation”，Monetary and Economics Studies，Institute for Monetary and Economics Studies，Bank of Japan，10(1).

[4] Shigenori Shiratsuka.2000.Asset Prices，financial Stability and monetary policy：based on Japan’s experience of the asset price bubble.IMES Discussion Paper Series.2000.

[5] Bryan，Cecchtti and Sullivan(2001)：“Asset Prices in the Measurement of Inflation”，NBER，working paper no.8700

简述通货膨胀的含义范文第11篇

【关键词】通货膨胀 治理

一、通货膨胀的定义、度量及类型

通货膨胀在我国一般表述为：在货币自由流通的条件下，由于货币供应量超过流通中的客观需求量，导致货币贬值，从而引起物价普遍持续上涨的经济现象。国际上是以通货膨胀率来衡量一国通货膨胀的程度。常用的价格指数主要有三种：消费价格指数（CPI）、批发物价指数、国民生产总值平减指数。

二、通货膨胀成因的理论分析

通货膨胀的产生依赖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因此不同国家发生通货膨胀的原因也不同。在西方国家对通货膨胀成因的理论分析最为流行的有三种：需求拉上理论、成本推动理论、结构失衡理论。需求拉上理论是从社会总需求角度来分析通货膨胀的成因，认为通货膨胀是由于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社会总需求过度增加，超过了既定价格水品下的社会总供给，从而引起货币贬值，物价持续上涨的现象。

从当前中国经济的现实状况来看，在我国投资需求幅度为20%为正常，而我国现在高达了25%，特别是有些工业行业的价格不断上涨引起了原材料价格的上涨，此属于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理论认为在社会商品和劳务需求不变的情况下，生产成本的提高也会引起物价水平的上涨。结构型通货膨胀理论认为：由于经济结构因素的变动，会导致一般物价水平的上升，或者通过推动成本上升间接助导通货膨胀。结构型通货膨胀一般发生在发展中国家。

三、通货膨胀的社会经济效应

通货膨胀在分配和产出方面影响着社会经济的运行。总的来说，它对社会经济的危害远远大于其对社会经济发挥的短暂刺激作用。通货膨胀在爬行阶段对经济的增长有一定得促进作用。但是伴随着通货膨胀的发展，其负面效应远远大于其正面效应。在通货膨胀的非爬型阶段不利于经济的增长，主要表现在：第一、通货膨胀会扭曲国民经济的价格机制；第二、通货膨胀会打乱产业结构合理分布秩序。这是由于人们的心理预期，“货币幻觉”所产生的盲目投资会造成资源的不合理分配和浪费，从而抑制经济的发展；最后，通货膨胀的发展会使社会的实际投资减少。

四、我国通货膨胀现状及其治理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严重冲击了中国出口需求，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快速回落。2009年，中国通过积极地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促进国内需求从而弥补萎缩的外部需求，实现经济的最先复苏。2010年前三季度中国经济GDP同比增长10.6%，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2.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的复苏，2010年第四季度的CPI同比增长平均处于4.7%高位，尤其在11月份达到5.1%。2011 年初数据显示1月份CPI同比上涨4.9%，二月份CPI同比上涨4.7%左右。由此看来，我国当前的通货膨胀压力很大。

造成我国通货膨胀的原因主要有二个，一是流动性过剩，另一个则是成本推动。资金流动速度快是因为中国的经济构架有利于出口和投资。出口有助于积累大量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反过来它也回给人民币升值带来压力。人民币升值将导致更多的外国投机资本的流入，引发更严重的通货膨胀。我国以往被严重低估的资源，能源价格的回归和劳动力价格逐渐上涨的趋势都成为推高生产成本，进而推进我国的通货膨胀，使得我国通货膨胀呈现出成本推动的特征。生产成本的增加主要表现在粮食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上升、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三个方面。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使居民收入水品有了大幅度提高，需求扩张，为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创造了条件。

在应对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时，我们及时调整货币政策，2009年我国实施了适度宽松扩张的货币政策，使得货币供应量和银行信贷出现了跳跃式增长。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中国经济已经回升，同时伴随着物价上涨的严峻考验。为了保持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应对通货膨胀的压力，我认为具体措施有：第一，放缓我国的货币供应量。要从根本上控制货币的增长速度，首先要加快改革我国的利率和汇率机制，使人民币汇率在合理的水平上浮动，加快实现我国利率的市场化。第二，增加农业和农产品的补贴，稳定粮食价格。证供应是阻断价格上涨的重要手段。中国政府必须对农业和农产品进行补贴，通过政府买卖等行为，确保粮食供应，稳定粮食价格。

参考文献

[1] 张红伟,货币银行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10第一版.

[2] 李晨,当前我国通货膨胀的原因及对策,经济探讨,2008.6.

简述通货膨胀的含义范文第12篇

【关键词】通货膨胀会计 会计模式 问题

一、通货膨胀会计的背景

通货膨胀会计是西方财务会计的一个新领域，它的产生与发展有着较深的历史背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现象，物价涨幅超常，工人大批量失业，货币贬值严重，国民收入超分配，并且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西方多数国家的通货膨胀率达到或接近两位数，旨在消除物价变动影响的通货膨胀会计成为热门的话题。但从宏观角度来说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平衡和稳定被打破，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发、资源配置的严重失调一样，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深刻化与复杂化的一种反映，阻碍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现如今，通货膨胀会计还未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仍是国际会计界研究的课题。

由于通货膨胀对企业财务会计带来的多种冲击和影响，致使传统的会计假设和会计原则暴露出许多弊端，在企业资产、负债和收益受物价变动影响的通货膨胀时期，仍然以币值不变假设和历史成本原则去编制会计报表，并不能实际反映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真实性。为了这一问题，各国针对消除通货膨胀以及如实反映通货膨胀影响的会计方法和程序进行了深层次的探索，从而产生了通货膨胀会计。但当出现通货膨胀经济现象时，除了政府加强宏观调控措施，经济个体企业也必须依靠会计手段加以解决。

二、通货膨胀会计的模式分析

通货膨胀持续情况下，人们根据物价变动对财务会计数据的不同影响，探索出了通货膨胀会计的不变币值会计、现行成本会计、现行成本＼不变币值模式三种模式，构成了通货膨胀会计的基本内容。

（一）不变币值会计模式

采用一般物价指数将代表不同时期购买力的历史币值调整为现行币值。在不变币值会计模式下，由于忽略个别物价变动对企业非货币性资产的影响，因而使重编的不变币值财务报表所反映的信息与企业的实际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差别较大，容易导致误解。但其主要优点是：不改变传统的历史成本计量基础，不变动会计账簿的记录，按一般物价指数对历史成本会计报表的数字进行调整，简单易理解；选用的物价指数具有客观、可验证性，且该指数现行可用，不耽搁报表的公布时间。该同模式时增强了会计报表的可比性，将历史成本会计下不同时期的报表数据换算为现行币值后，消除了物价变动的影响，而且增强了同一企业在不同时期或不同企业同一时期会计报表的可比性。

（二）现行成本会计模式

现行成本计量单位是不变币值。现行成本会计的着眼点是企业所持有特定资产的价格变动。按一般物价指数调整的资产价值很少会与资产的现行成本一致；由一般物价水准调整的会计报表所反映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难免会与事实有所出入。它认为，企业所持有的资产应以它的现行成本计价，以营业收入与所耗生产要素的现行成本相比较来确定利润。这种模式试图全面反映物价变动影响。现行成本会计主要优点是：增强了报表的可理解性；能够提供企业实际的经营利润；所有者权益较为真实；有利于揭示资本的消蚀情况。

（三）现行成本＼不变币值会计模式

在现行成本会计模式下，由于忽略了货币性项目净额上的购买力损益，因而使得所揭示的物价变动的影响不够完全。为了全面反映物价变动的影响，人们创造出现现行成本/不变币值会计模式。现行成本/不变币值会计模式，基本上保持了不变币值式和现行成本会计模式的优点：能稳定会计的计量单位，更为有效地达到消除物价变动影响的目的，提供更为有效的会计资料；能够同时揭示一般物价水平变动的影响，提供按一般物价水平变动和个别物价变动的影响，提供按一般物价水平变动进行调整之前和之后的资产持有损益的资料和货币性项目净额上购买力损益。

三、通货膨胀会计问题及处理方法

总体而言，有如下两个有关通货膨胀会计的问题较难解决：通货膨胀利得和损失的会计处理；避免“双重计算”现象。

（一）通货膨胀利得和损失的会计处理

不变币值会计成本下的财务会计，强调收入实现原则，对因通货膨胀而产生的利润或损失不加以反映和计量。但在通货膨胀情况下，企业确实会产生部分利得或损失。一般来说，企业拥有的现金及其它固定金~的债权因货币贬值而受损失，而拥有的非货币性资产和固定金额的债务因货币购买力下跌而获得利得。将国内和国外子公司的报表重述为它们特定的现行物价等值，会重述一个与决策相关的信息。把这个信息提供投资者，能够帮助他们了解公司将来可能分配股利的最大金额。在这种方法下，对所有公司经营成果的比较和评价将会比现在容易得多。

（二）避免双重计算

公司因为外国的通货膨胀而重述该国的财务报表时，需注意避免双重计算。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在于，当地通货膨胀直接影响折算过程中采用的汇率。为了避免折算中双重计算，折算中调整范围将随着汇率与特定国家通货膨胀率之间负相关程度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为了避免高估收益，对销售成本和折旧费用等进行通货膨胀调整，其目的在于从“报告收益”中剔除通货膨胀的影响。然而，由于一个国家的通货膨胀率与该国货币价值之间存在着反方向变动关系，汇率在连续两个财务报表期内发生变动，通常是由通货膨胀引起的。这就在一家公司的报告成果中至少是部分地反映了通货膨胀的影响（即货币折算调整额）。为了避免对自身报告收益中包含的通货膨胀影响进行两次剔除，应该将已经包括在公司业绩中的折算损益，作为通货膨胀调整额的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陈高才.通货膨胀的会计问题剖析和未来研究展望[J].会计研究，2014，（8）.

简述通货膨胀的含义范文第13篇

现代财务管理的核心是财务决策，按其所涉及内容和环节，财务决策可以分为投资决策、筹资决策和股利分配决策。通货膨胀作为企业财务管理的经济环境因素之一，影响着企业财务决策的各个环节。

笔者拟在阐述通货膨胀的含义及其特征的基础上，重点分析通货膨胀对企业财务决策各个环节的影响，进而提出一些有针对性的策略。

一、通货膨胀的含义及特征

通货膨胀一般是指纸币的发行量超过商品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而引起的货币贬值、物价上涨的状况。它是纸币流通条件下特有的一种社会经济现象，通常表现为一般物价水平的持续上升，亦即货币所代表的商品价值普遍下降。因此，局部性的价格上涨不能视为通货膨胀，季节性、暂时性或偶然性的物价上升也不能视为通货膨胀。同时，并不排斥通货膨胀过程中有个别商品价格的下跌。

具体到财务领域，从理财的一般理念而言，通货膨胀的特征表现为通货膨胀期间，所持有的现金及其等价物一般会遭受货币购买力贬值的损失，而持有实物资产则一般会获得持有利益。

企业的货币性资产和货币性负债的金额是固定不变的，但它们所代表的实际购买力却随着物价水平的变动而变化。与此相反，非货币性资产和非货币性负债的价格一般是变化的，但它们所蕴藏的购买力却不随物价水平的变动而变化。因此，当物价水平上涨时，实物性资产和负债的价值也上涨，而货币性资产和负债的实际购买力要下降，出现贬值的损失。

二、通货膨胀对财务决策的影响

(一)通货膨胀对投资决策的影响

企业投资是指以收回现金并取得收益为目的而发生的现金流出。企业的投资，按不同的标准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以投资时间的长短为依据，可以分为长期投资和短期投资；以投资的对象为依据，可分为项目投资和证券投资。本文以长期投资中的项目投资(资本投资)为例来说明通货膨胀对投资决策的影响。

在做项目投资决策时，对投资项目的评价常用折现指标(如净现值、现值指数、内含报酬率等)和非折现指标(如投资回收期、会计收益率等)两类。现代企业财务管理中，通常以折现指标作为投资决策方案评价的主要依据，而非折现的方法是把不同时间的货币收支看成是等效的，所以在决策方案评价时，其指标只起辅助作用。

在用折现指标做项目投资决策分析时，预测不同时期的现金流量则成了关键。在不存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项目的现金流量比较容易估算，但在通货膨胀条件下，由于物价水平的上升及货币购买力的下降，将对项目的现金流量产生如下重大影响：

1 造成虚假的税后经营利润

在不存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通常以历史成本的损益表为依据来预测未来的税后经营利润，该利润仅仅是企业正常盈利的收益；而在通货膨胀时期，则大相径庭。在通货膨胀的环境下，项目的税后经营利润是历史成本和现行收入相配比的计量结果。在其盈利中，不仅包括了企业正常盈利的营业收益，而且还包含着企业已实现的资产存置收益。后者是在通货膨胀情况下企业资产增值而获得的，它实际上并非真实的收益，而是虚增的收益。因通货膨胀而高估的会计收益，也使企业承担了不应承担的所得税。

2　造成折旧与摊销的不真实

由于计提折旧的依据是历史成本而非重置成本，在通货膨胀时，传统的会计处理方式就会歪曲企业的折旧与摊销的真实情况。

3　影响企业经营营运资本和资本支出

通货膨胀下，由于原料价格上升，保持存货所需的现金将增加，人工和其他费用的现金支付也将增加，售价提高使应收账款占用的现金也将增加。企业为了应付越来越多的应收账款及坏账损失，不得不增加流动资金的投入，这势必影响企业的经营营运资本。同时，也影响着企业的资本支出。

上述影响将对项目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变化，会使企业遭遇现金短缺的困难。而这一切，都可归因于通货膨胀对现金购买力的“蚕食”作用。

(二)通货膨胀对筹资决策的影响

筹资是指企业根据生产经营等活动对资金的需要，通过一定的渠道，采取适当的方式，获取所需资金的一种行为。筹资决策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取得企业所需要的资金，包括向谁筹集，在什么时候筹集、筹集多少资金等等。筹资决策的关键是决定各种资金来源在总资金中所占的比重，即确定资本结构，以使筹资风险和筹资成本相配合。通货膨胀的发生，将对企业的筹资环境、筹资风险及筹资成本产生影响。

1　通货膨胀对企业筹资环境的影响

通货膨胀期间，将会出现资金供给不足和企业资金需求增大的现象。国家为了控制通货膨胀，对其进行宏观调控，势必紧缩银根，减少货币的供给总量。同时，由于物价持续上涨，随着企业经营风险的进一步加大，银行贷款风险也随之上升，这使得银行在发放贷款时变得更加谨慎，进一步严格银行贷款的条件。在资本市场上，随着市场利率的上升，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的市场价格暴跌，也增加了企业从资金市场上筹资的难度。对筹资方而言，如前文所述，虚假利润的出现、折旧与摊销的不真实，最终的结果是使企业遭遇现金短缺的困难，企业对资金的需求不断膨胀。这种供需不平衡的异常现象，改变了企业筹资的环境。

2　通货膨胀对企业筹资风险及筹资成本的影响

随着筹资环境的变化，企业的筹资风险也将加大，风险对应着报酬，这意味着筹资成本的上升，用公式表示如下：

i=i+p

其中：l－投资者要求的名义报酬率；i－投资者要求的实际报酬率；p－预期通货膨胀率。

(三)通货膨胀对股利分配决策的影响

股利分配是指公司制企业向股东分派的股利，是企业利润分配的一部分。股利分配涉及的方面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确定股利的支付比率，即用多少盈余发放股利、多少盈余为公司所留用。因此，股利决策也被称为内部筹资决策。支付给股东的盈余与留在企业的保留盈余，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减少股利分配，会增加保留盈余，从而减少外部筹资需求。

通货膨胀期间，随着筹资环境的恶化和资金成本的上升，外部融资将变得更加艰难。此外，企业利润中还包含着资产的持有收益。因此，企业利润分还是不分、多分还是少分，直接影响着企业的股利分配决策。

三、消除通货膨胀对财务决策不利影响的对策

(一)对历史成本计价方法作适当的修正，对现金流量相关指标加以调整

由于我国迄今为止尚未制定出针对通货膨胀的具体会计准则，在现有的条件下，为使投资决策使用的现金流量相关指标更加真实、可靠、更具相关性，可以在现有的计量模式下，对该指标适当地加以修正，从最大程度上消除通货膨胀对会计信息的影响，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适当的调整：

1　根据企业收入，成本费用以及营运资本的构成实际，结合通货膨胀率，对其作适当的调整。

2　改变折旧和摊销的计算方法

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如果企业采用直线法进行折旧或摊销，将造成按固定资产原始价值提取折旧仍无法实现固定资产的重置，难以维持企业的简单再生产。为此，在预测现金流量时，可采用加速折旧法，缩短固定资产的折旧年限，提高固定资产折旧率，这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通货膨胀对固定资产更新的影响。

3　按照物价上涨的程度重估存货和固定资产的价值，适当调整营运资本和资本支出的金额

按存货和固定资产的重估价计算确定其被耗用后转化费用的金额，适当调整营运资本和资本支出的金额，用各期实现的收入对所耗用的成本费用予以补偿，将保证投入资本的完整性，增强企业会计信息的真实性。

(二)充分考虑通货膨胀附加率因素，调整收益率评价标准

企业筹资的目的是投资，在做资本投资项目评价时，预期项目收益率也应加入通货膨胀附加率因素，进而在投资项目的收益率与资本成本之间作出比较：当投资项目的收益率超过资本成本时，企业的价值将增加，为可选的投资方案；而当投资项目的收益率小于资本成本时，将有损企业的价值。

简述通货膨胀的含义范文第14篇

关键词：房地产价格；通货膨胀；时差相关分析；热最优路径方法

一、 引言

过去四十多年里，全球经济在低通货膨胀水平的环境下，发生了多次因资产价格波动，尤其是资产价格泡沫的产生和破裂引发的系统性和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资产价格与宏观经济的关系成为各国货币与政策当局所日益关注的重要问题，也成为学术界的热点问题。

我国自1998年启动房地产市场化改革以来，伴随着我国宏观经济的高速发展，房地产行业取得迅猛的发展，全国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从1998年的2 170元/平方米上升到达2012年1月的5 502元/平方米，短短十四年时间内，价格上升达153.55%。房产在我国家庭资产组合中的占比已接近50%，是份额最大的一项资产持有形式。与此同时我国也面临着严峻的通货膨胀形势，2011年7月份CPI同比上升6.5%，达到近3年以来的峰值。研究房地产价格波动与通货膨胀的关系是资产价格与宏观经济的关系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我国房地产行业的健康发展以及对通货膨胀的预测和管理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使用我国2000年~2011年间房地产价格指数和消费者价格指数的月度数据，运用时差相关分析方法和热最优路径方法，对我国房地产价格波动对通货膨胀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二、 文献综述及模型简介

1. 文献综述。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资产价格与通货膨胀关系的研究逐渐增多，除了利用统计数据对资产价格与通货膨胀之间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之外，一般是按下面两条思路展开：一是探讨和刷新通货膨胀的定义和衡量方法，试图将资产价格包含到通货膨胀的衡量指标中去，讨论资产价格在通货膨胀衡量指标的权重；二是研究资产价格波动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尝试发现资产价格与通货膨胀是否具备稳定的关系。

Tobin（1969）认为当市场价格高于重置成本时，企业投资意愿变得更为强烈，投资支出随之增加，这会引起社会总需求的增加，从而引发通货膨胀。Goodhart（2001）研究表明资产价格蕴有未来物价变化的信息。他构建出了一种包括房地产价格、股票价格、短期利率和汇率等在内的金融状况指数，并对房地产价格和股票价格在金融状况指数中的权重进行了研究。他的实证结果证明，西方七国的金融状况指数与未来通货膨胀水平的相关系数为0.55，并且领先通货膨胀7个季度；而且与汇率、股票价格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相比，房地产价格和通货膨胀之间的联系要紧密得多，因此货币与政策当局可借助金融状况指数研判未来通货膨胀水平。Simon Gilchrist 和John V. Leahy（2002）研究表明，相比美国，其他发达国家的股票价格带来的财富效应偏小，但房地产价格波动的财富效应比美国要大。导致这些差异的原因是不同类型的资产在各国占比不同以及各国资产市场的发育程度不一。没有任何一项资产的价格数据能适用于对所有国家、所有时期通货膨胀的预测。A.Bollard（2004）认为，如果货币和政策当局以低通货膨胀为目标，那么日常的货币操作应考虑资产价格的因素，应该对资产价格的波动作出适当的回应。他的实证表明，在大部分情况下，新西兰的资产价格的波动与一般商品和服务项目的价格水平的起伏是相一致的。

瞿强（2004）认为，在金融制度不断创新的情况下，资产价格的上升往往都伴随着信贷规模的大幅增加。资产价格超过资产基础定价的部分，来源于以转移风险为目的的借款，这会引起宏观经济波动和社会财富剧烈的重新分配，最终会反映在一般商品与服务项目的价格波动上，或者是通货膨胀，或者是通货紧缩。王维安和贺聪（2005）的研究运用了无套利均衡定价原理从资产价格获取市场预期的方法，结果表明房地产预期收益率与通货膨胀预期存在稳定的关系，房地产预期收益率下降1%，会引起通货膨胀上升0.58%。汪恒（2007）在传统的衡量通货膨胀指标CPI的基础上，增加了房地产价格，从而构建出一种新的通货膨胀指数；他以1998年~2003年的季度数据作为样本数据，实证检验了包含房地产价格的新通货膨胀指数比传统的通货膨胀的指标更加有效。李强（2008）分析认为，资产价格和通货膨胀的关系，除了财富效应，还存在一种“货币激活论”，即资产价格的上升，会降低居民的储蓄意愿，货币会流向资产交易市场，从而引发通货膨胀水平上升。他的实证检验了我国股票价格的上升会同时通过财富效应和“货币激活效应”促使通货膨胀的上升。苏瑜和万宇艳（2010），以美国近130年来的CPI和标普指数为研究对象得出结论，美国股票价格与通货膨胀长期来看存在显著的协整关系；而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大萧条时期、本世纪初的互联网新经济泡沫时期和2008年次贷危机时期等这三个特殊时间区段，股票价格与通货膨胀的关系并不明显。

综上所述，多数学者认为通常意义上的仅包含一般商品和服务项目价格水平的物价指数并不能反映真实的通货膨胀水平，资产价格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改善对未来通货膨胀水平的预测。另外一些学者认为资产价格对未来通货膨胀水平的预测能力并未达到理论上所阐述的水平，没有一项资产的价格数据能适用于对所有国家、所有时期的通货膨胀预测。

但学界也一致认为：随着资产交易的日趋频繁和资产价值占比实体经济的份额逐渐增大，为维护货币稳定，确保经济平稳有序运行，货币与政策当局有必要关注资产价格波动对通货膨胀和宏观经济带来的影响，关注更广泛意义上的价格水平稳定。

2. 模型简介。

（1）时差相关分析。时差相关分析模型，通常选取两个重要的经济变量作为基准指标，然后针对选取的指标做滞后或超前处理，并计算两者的相关系数。据此可以得出两个经济变量在时间序列上的关系，判断两者谁是先行指标、滞后指标或同步指标。时差相关分析模型可应用于对数据和事务的预测和判断。

时差相关分析模型的基本思路：

设Y={Y1，Y2，Y3，…}和X={X1，X2，X3，…}为两个经济指标序列，r为时差相关系数，则：

l为滞后或超前期数，l为正数时表示滞后，l为负数时表示超前；n是取齐后的数据个数，L是最大的滞后或超前期数。rl最大时对应的l表示滞后或超前l期时，两时间序列相关关系最强。若r0为最大值，表示两个重要的经济变量在时间序列上为同步的关系。

（2）热最优路径方法。热最优路径方法，是一种无参数估计方法，运用热物理学的概率传递思路，引入距离矩阵，利用配分函数进行递归运算，最终得出两时间序列之间动态的领先滞后关系。热最优路径方法由Wei-Xing Zhou和Didier Sornette（2006）提出，他们将热物理学方法应用到经济问题研究领域，具备一定的创新性。基本过程如下：

首先，将两个具有相同长度的时间序列{X}和{Y}进行标准化，求出其距离矩阵 ：

ε（t1，t2）=|X（t1）-Y（t2）|（1）

ε（t1，t2）表示时间序列{X}在时刻t1的值与时间序列{Y}在t2时刻的值之间的距离。

接着，按式（2）所示将距离矩阵做旋转处理。这样t轴刚好为原坐标系中主对角线的方向，x轴与其垂直。

t1=1+（t-x）/2t2=1+（t+x）/2（2）

式（3）表示了配分函数的递归计算方法。

G（x，t+1）=[G（x-1，t）+G（x+1，t）+G（x，t-1）]e-?着（x，t+1）/T（3）

最后，计算热平均位置x（t）。根据式（3）进行计算，在时间t上每个点与对角线的距离为x的概率为G（x，t）/G（t），其中G（t）=?撞xG（x，t）。在t时刻的平均领先（滞后）阶数为：

经过上述运算，可以求得每个时间点上的热平均位置，即在每个时间点上两个时间序列的领先或滞后阶数。

三、 实证研究

本文的实证验证部分，包括运用时差相关分析方法的静态实证部分和使用热最优路径方法的动态实证部分，均使用全国房地产销售价格指数（HPI）反映房地产的价格，使用CPI反映通货膨胀程度。本文使用2000年1月~2011年1月的HPI和CPI作为样本数据，数据分别来自于中经网产业数据库和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对数据自行做了整理并对缺失数据做了线性插值补齐处理。

1. 研究区段划分。本文在研究我国房地产价格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时，根据我国房地产行业发展状况，将其划分了不同阶段进行分段研究，以揭示在目前我国国民经济和房地产行业仍然处于高速发展的情况下，房地产价格波动对通货膨胀的复杂影响。

新一轮增长阶段（2000年~2002年）：逐步停止福利分房，启动房地产行业的市场化改革，在制度上建立市场化住房体制，同时提出把房地产行业培育成经济支柱产业，房地产行业快速发展；宏观调控阶段（2003年~2007年）：房地产投资快速增长，房地产价格大幅上升，住房供应结构不合理矛盾突出，房地产市场秩序比较混乱，政府频繁出台了许多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和措施； 后金融危机阶段（2008年~2011年）：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我国房地产价格在2008年有过较大幅度的下降，政府随即出台一系列救市计划和扶持政策，房地产市场迅速反弹，投资投机需求旺盛，房地产价格持续上升，政府先后出台多轮针对性较强的政策遏制房地产价格过快上升，成效显著。

2. 使用时差相关分析模型的静态实证研究。基于2000年1月~2002年12月的HPI与CPI的月度数据，根据时差相关分析得出，在房地产行业新一轮增长阶段中，HPI是CPI的同期指标，领先阶数为0，并且滞后三期内的HPI和CPI的相关系数均在45%以上；CPI是HPI的同期指标，领先阶数为0，并且CPI和五期内的HPI相关系数均在45%以上，显示出HPI和CPI之间较强的关系。

基于2003年1月 ~2007年12月的HPI与CPI的月度数据，根据时差相关分析得出，在房地产行业宏观调控阶段中，HPI是CPI的同期指标，领先阶数为0，并且只有同期的HPI和CPI的相关系数在45%以上，滞后一期以上的HPI和CPI的相关系数较小，并且滞后五期时出现负相关的情况；CPI是HPI的同期指标，领先阶数为0，并且CPI和五期内的HPI相关系数均在45%以上，但与11期之后的HPI出现负相关系数。

基于2008年1月 ~2011年1月的HPI与CPI的月度数据，根据时差相关分析得出，在房地产行业后金融危机阶段中，HPI是CPI的先行指标，领先CPI七期，并且滞后七至十期的HPI和CPI的相关系数均在50%以上；CPI是HPI的先行指标，领先HPI七期，两者为负相关，并且CPI和二至十一期内的HPI相关系数均在-45%以上。

3. 使用热最优路径方法的动态实证研究。使用热最优路径方法，选取了参数T=1，基于2000年1月 ~ 2011年1月的HPI和CPI月度数据，得出近十年我国 HPI对CPI的领先阶数动态变化情况，结果显示我国HPI对CPI的领先阶数趋向逐渐增大的趋势。2000年~2007年间，HPI对CPI的领先阶数在0附近，基本上是同步指标；而2007年~2011年1月间，HPI对CPI的领先阶数在6个月左右。

4. 结果分析。

（1）在我国房地产行业新一轮增长阶段和宏观调控阶段中，CPI和五期内的HPI相关系数均在45%以上；显示出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房地产日益成为我国企业和居民的投资、消费和抵御通货膨胀的重要渠道。

（2）在新一轮增长阶段和宏观调控阶段中，HPI是CPI的同期指标，领先阶数为0；在后金融危机阶段中，HPI是CPI的先行指标，领先CPI七期。热最优路径方法的实证也表明，HPI对CPI的领先阶数逐渐增大，表明我国房地产价格和通货膨胀存在较为紧密的关系，房地产价格包含通货膨胀的信息，但两者之间的关系仍然处于进一步的变化之中。

（3）对于后金融危机阶段，HPI和CPI不是同期指标的原因是，在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因欧债危机复杂化的全球金融危机给我国经济带来重大影响的背景下，我国的房地产行业政策屡出重量级措施，包括2008年的救市计划和2010年以来多项严厉的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这些政策针对性较强，效果立杆见影，加之房地产作为一项资产，对经济形势反应较为灵敏，因此房地产价格成了CPI的先行指标，领先CPI七期。

四、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1. 结论。

（1）伴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房地产行业正进一步发展，房地产价格波动通过影响企业投资、居民消费、金融体系和政府财政等途径，影响通货膨胀水平，房地产价格和通货膨胀存在较为紧密的关系，房地产价格波动中包含着通货膨胀的信息，但各时期房地产价格波动对通货膨胀的解释强度和影响时长均存在较大的差异，房地产价格与通货膨胀的关系仍然处于进一步的变化之中。

（2）目前受复杂的全球宏观经济形势影响，我国经济不确定因素增多，加之出台了一系列的房地产行业调控政策，我国房地产价格出现了近十年较为罕见的停止上升的状况，改变了之前因追求房地产价格上升，企业和居民等使用各种方式将资金从日常生产经营、消费和其他投资渠道领域转向投入到房地产行业的局面，房地产行业吸收流动性的能力降低，这增加了当前我国通货膨胀的上行压力。

2. 政策建议。

（1）尽管我国房地产价格波动中包含通货膨胀的信息，但各时期房地产价格波动对通货膨胀的解释强度和影响时长均存在较大的差异，缺乏准确评价房地产价格波动对通货膨胀影响的程度的技术手段。因此并不适合将房地产价格计入衡量通货膨胀的指标，房地产价格也不应作为预测和管理通货膨胀水平的直接目标，货币政策也不应直接对房地产价格波动作出反映，建议我国货币和政策当局在预测和管理通货膨胀水平时，应采取“参考”但不能“盯住”房地产价格波动的策略。

（2）我国房地产行业市场化进程正不断推进，房地产行业逐渐成为我国的支柱产业，同时也日益成为我国企业和居民的投资、消费和抵御通货膨胀的重要渠道。我国应坚持房地产行业的定位，确保政策的长期性和一贯性，坚持推进房地产市场化进程，避免给市场带来价格信号失真。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房地产价格波动会改变其吸纳流动性的能力。为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平稳发展，我国房地产行业政策应着眼于确保房地产价格的平稳，避免急升急跌的局面，否则会给我国实体经济带来较为严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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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通货膨胀的含义范文第15篇

虽然二维var模型的BQ分解是充分可识别的，但这并不表明多维BQ分解也一定是充分可解的。设形如(1)式的n维var模型，其Xt=(ytπtz3t…znt)''''n×1，ytπt的含义不变，z3t…znt代表其余的n-2个变量。残差et=(e1t…ent)''''。那么var模型的移动平均式其中，εt=(ε1tε2tε3t…εnt)''''，ε1tε2t的含义与前文相同，ε3t…εnt分别代表各种冲击，如政府购买、国外需求冲击、金融风暴、旱灾、地震、猪肉价格暴涨、太阳黑子等等。且方差标准化为1。其对各个变量的长期影响效应需根据相应的经济理论一一判断。其中d(0)和d(k)皆为n阶方阵，且有n2个未知元素待解。然而n维var模型残差的∑由于对称性只能提供n(n+1)/2个有效方程，因此至少需要BQ分解为其提供n(n-1)/2个条件，例如，根据经济理论得：所以，对于n2个未知数，恰好有n(n+1)/2+n(n-1)/2=n2个方程。然而这不能保证一定可解，且存在有意义的实数解。因为对于n个未知数，n个含未知数的方程并不是其有解的充分条件。当然若n个含未知数的方程都是一次线性的，其必然有解，要么为0解，要么唯一解，要么有无穷多解。但是由方差协方差矩阵所提供n(n+1)/2个方程都是二次的，而BQ分解所提供n(n-1)/2个却是一次的，显然我们不能绝对地说其一定无解，但也不能说其一定有解。若能恰好解出实数解的，那一定非常幸运。文章后面实证部分所用的四维var模型的BQ分解，16个未知数，有10个二次方程和6个一次方程，然而，即便采用MATLAB软件也无法求解的。这正是多维BQ分解的困难所在，乃是由其自身的结构性矛盾所决定的。对于多维BQ分解的困难，在以往的文献研究中很少有关注。但吴锦顺(2013)的研究明确表明，其在BQ分解的基础上引用了Cholesky分解来求解其中的各元素。这很可能是其在实际的研究中遇到了多维BQ分解的困难，所以才增加Cholesky分解来辅助求解。但关键问题是可不可以在BQ分解的基础上引用Cholesky分解呢？

二、BQ分解与Cholesky分解的矛盾

Cholesky分解与BQ分解的作用一样，是用于识别(1)式var模型的结构式模型而假设的识别条件。只是Cholesky分解与BQ分解的具体含义不同而已。这个假设表明ε1t在当期对yt有一个影响效应，同时又通过b21的间接效应对πt也有一个当期的影响效应。而ε2t对πt有一个当期的影响效应，但yt对却没有间接的影响效应，因为Cholesky分解假设：b12=0。这实质上是不同于BQ分解的。BQ分解所假设的是ε2t对yt的长期影响效应为0，而不是假设ε2t对yt的当期效应为0。所以两者有本质上的区别。以上是用最简单的二维模型的情况来证明的。将其推广至多维模型需要一些技巧。证明的关键在于把Cholesky分解与BQ分解条件联系起来，表明它们的矛盾冲突。上面证明的思路是在BQ分解的基础上引入Cholesky分解，但是在n维模型的情况下，由于B-1矩阵不能像二维时可以很容易的求解出来，所以要把思路转变为在Cholesky分解的基础上引入BQ分解。因为Cholesky分解条件最终所形成的B矩阵是一个上三角矩阵，所以B-1也是一个上三角矩阵。然后把货币供给冲击ε2t排列到εt最后的位置，再进行(12)到(14)式的步骤即可证明。既然Cholesky分解不能被用于解决多维BQ分解无法求解的困难，那么，当我们在实践中遇到这个困难时，当如何解决呢？之所以在BQ分解的基础上要引入Cholesky分解，这很可能是由于在核心通货膨胀的研究中遇到了多维BQ分解无法求解的困难，所以才盲目地引入Cholesky分解来辅助求解。只是不知两者是冲突的，不能同时使用。而人们之所以一定要采用BQ分解而不是采用Cholesky分解，就是因为BQ分解是根据经济理论而假设的。菲利普斯曲线认为货币对产出的长期效应是呈中性的，而对通货膨胀却是主要的动因。因此，当把核心通货膨胀的概念定义为产出中性的通货膨胀时，(5)式所代表的BQ分解的条件就是这种趋势分解方法关键的核心。所以引入Cholesky分解而造成的BQ分解的失效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三、校准：一个简便而有效的方法

并不是所有的多维BQ分解都能幸运的解出实数解，那么当遇到多维BQ分解无法求解的困难时，应该怎么解决呢？校准是一个简便而有效的方法。校准本是为DSGE模型结构性参数估值的通用方法。文章破例将其用于多维BQ分解的应用中来解决其无法正常求解的难题。当然所校准的未知数个数不宜太多，主要是由于：一是并非所有的求知数都可以被近似地校准为某个弹性；二是用所校准的估值毕竟存在着一定的误差，因此应当尽量减少校准的个数，在必要的几个校准估值的基础上，结合BQ分解条件和其余的有效方程，能顺利地解出d(0)有意义的实数解即可。综合上述分析可知，其研究选用的仿值，既可以查阅各种有关弹性的文献研究，比较并选择一个最合理的结果作为校准的估值；也可以采用文献研究所使用的方法，亲自用更新的数据重新估计而得。这种方法虽然繁琐，但比较精确。最终采用哪个方法可以根据个人的研究与目的而定。

四、实证分析与检验

文章采用四维var模型来验证多维BQ分解的困难，并检验校准的方法在求解这个难题以及在核心通货膨胀的研究中的可行性。模型所用的数据皆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库和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其中yt是2002年1季度~2014年2季度的GDP的数据经对数、除季节性趋势和时间趋势调整后的序列（产出序列与CPI指数，利率和汇率序列存在着协整关系。而构成的var模型的变量之间要求不能存在着协整关系，否则模型不平稳，估值不准。简单的处理序列是不能除去他们之间的协整关系的。），再差分并扩大100倍的序列。πt是同期CPI的月度同比数据，经季度调整后，再对数、差分并扩大100倍的数据。rt是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3个月（或90天）加权平均利率的月度数据，经季度调整、再经CPI调整并差分后的序列。ext是一美元折合人民币（平均数）的月度数据经季度、CPI调整后再差分并扩大10倍后的序列。假设它们均受到来自四个方面的随机冲击的影响，即分别是来自供给方面全要素生产率或相对劳力生产力冲击ε1，来自需求方面的货币供给或实际货币余额冲击ε2，以及来自国际的进出口贸易冲击ε3和某种随机冲击ε4。经检验，yt、πt、rt、ext皆平稳，构建形如(1)式的四维var模型。经过AIC和SBIC检验表明，其最佳滞后除数为1阶。用Stata软件估计，稳定性检验表明所有单位根皆在单位圆内，因此所构建的四维var模型稳定，存在唯一移动平均表达式。实践表明，采用文章的数据所构建的四维var模型的BQ分解，MATLAB软件也是无法求解的。因此我们采用校准的方法来辅助求解。通过查阅相关的文献，我国M2的货币需求的收入弹性在1.139（王亚琦，2012）到1.66（汪红驹，2002）之间，研究取易行键(2006)的研究结果为1.3，所以d12(0)＝0.77。对于全要素生产率所代表的技术进步对产出的贡献，文献研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肖志兴(2012)认为技术进步对产出的弹性仅为0.038。而龚曙明(2010)认为，2001－2007年技术进步的平均贡献率为58.04%，权衡各个方面，我们采用苗敬毅(2008)的结果，其用半参数模型测得技术进步的贡献率为0.1739。所以文章将校准定为0.17。马树才等(2009)以现代实际汇率决定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决定。其结果表明，相对劳动生产率进步对人民币汇率的即期效应为-1.65，货币实际余额对实际汇率的即期效应为0.75。所以文章的校准d41(0)＝-1.65，d42(0)＝0.75。曹阳(2004)实证研究了我国实际汇率波动对进口贸易的影响效应为-1.478，因此文章的校准d43(0)＝-0.68。文中的分析一共校准了5个参数，在此基础上，其余的未知数皆可顺利地解得。所以d(0)可知，εt和d(k)也既可求得。因此，核心通货膨胀可得。表1比较了通货膨胀πt与按校准方法获得的核心通货膨胀πtcore的数字特征。核心通货膨胀的均值和标准差小于实际通货膨胀的均值和标准差，这说明了核心通货膨胀的波动性比较小。直观上符合实践对它的要求。并且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86，高度相关，其p值为0，非常显著。

从图1可知，从2002年（172期）以来，我国通货膨胀一直都处于可控制的范围之内。在上个十年的初期，核心通货膨胀基本上反映了对应时期的通货膨胀的特征，在低位波动。到了2007年（188期），为了应对受国外的输入性通胀和国内房地产等行业的价格上涨所形成的新一轮的通货膨胀压力，央行连续6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所以在2008年后，我国核心通货膨胀开始大幅下降，后来受国际金融风暴的影响，我国实施了“4万亿”的刺激计划，所以在2009年（196期）后核心通货膨胀又开始大幅的上升，之后则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内波动。在这个剧烈波动的时期，我国的核心通货膨胀总是保持着与通货膨胀一致的波动趋势，并且小于其波动。由下面的检验可知，核心通货膨胀是CPI的格兰杰原因，因此该核心通货膨胀是实际通货膨胀的前导，是它的核心趋势。所得到的核心通货膨胀πtcore是平稳序列，将其转化为与CPI指数相似的核心通货膨胀指数（Core指数）并检验Core指数与CPI指数、货币供给之间的协整关系。表2的检验表明，Core指数与CPI指数存在一阶协整，因此它们具有相同的趋势。然而，Core指数与货币供给m2没有协整关系，其trace值小于临界值，不能拒绝没有协整关系的原假设。但是Core指数却与m0一阶协整。其trace值6.61小于临界值6.65，不能拒绝存在一阶协整的假设。因此所得到的Core指数与CPI指数、货币供给分别具有相同的趋势。表3的格兰杰因果检验表明，货币供给m2是Core指数的格兰杰因果原因。这说明了以往的货币供给能够解释Core指数的后来走势，因此我们可以通过现行的货币政策大致上推断出今后的通货膨胀的主要的核心趋势。检验也表明了CPI指数不是Core指数的格兰杰原因，相反Core指数却是CPI的格兰杰原因。这恰好符合了理论对核心通货膨胀的基本要求。因为其本身就是作为对实际通货膨胀主要趋势的预测而被提出来的。所以Core指数应该能预测和解释未来通货膨胀的趋势，而不是CPI能预测Core指数的未来趋势。这样没有实际的意义。所以，Core指数必须是CPI指数的格兰杰原因，而不能相反。而驱动Core指数的应该是由货币政策所造成的。因此货币供给是核心通货膨胀的格兰杰原因。以上的计量检验恰好证实了Core指数所应该具有的理论特征。所以通过校准BQ分解的方法所得到的Core指数本质上符合理论对它的要求，是一条合理的核心通货膨胀。因此，校准作为多维BQ分解无法正常求解时的备择方法，具备一定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五、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