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范文

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范文第1篇

关键词：林业；可持续发展；低碳经济

在“十二五”规划中，低碳经济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在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的建设中，要始终坚持节能减排的理念，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林业的发展，不仅提供生产所需的木材，还能促进生物多样性发展，其固碳减排和调节气候的作用，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 林业的内涵概述

林业指的是为保护生态环境，保护和培育森林以取得所需的木材，以及利用林木的特性发挥其防护作用的重要生产部门，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林业的生产是以土地为基本的生产资料，以森林为其主要的经营对象，对林业生产的全过程进行综合性管理的生产部门。林业生产不仅包括育林、护林、造林、森林的采伐、木材加工等，林业的发展不仅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原材料，还能保护环境、防风固沙、调节气候和保持水土，对经济建设和生态环境的保护都有重要作用。

2 林业对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

低碳经济指的是在坚持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之下，通过制度创新、技术创新、新能源开发和产业转型等，减少煤炭石油等能源的消耗，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共同发展的一种经济发展的形态。全球经济在经历了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之后，逐步认识到经济发展不能以环境为代价，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林业对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2.1 林业属于我国大农业的组成部分

在我国的产业结构中，林业是属于我国大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农业的发展一直以来是立国之本，农业的发展不仅是经济发展的需要，更是社会稳定的需求。同时，林业是一个复合型的基础性产业，对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中的相关部门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农业可以为其它产业的发展提供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林业可以为其提供生产所需的各种木材，为加工制造业的生产提供各种优质的原材料，促进加工制造业的发展。同时，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便利，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

2.2 林区财政的主要来源

我国有3大林区：东北林区、西南林区、东南林区。林业成为我国林区财政的重要来源，特别是重点林区，林业收入可能是政府财政的主要收入。林业发展的好坏，对政府的财政收入有重要影响，对政府职能的充分发挥也产生了重要作用。林业的发展，可以增加地方财政的收入，保证地方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林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3 林业的生态效益与防护效益对经济效益的影响

林业的发展，不仅对经济建设产生直接的影响，还可以通过对生态环境的改善，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良性循环。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中最大的储碳库，通过光合作用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释放氧气。与工业减排方法相比，森林的固碳具有投资少、综合效益更佳等特点，在实际工作中更具有可操作性。同时，森林能调节全球气候变化，防风固沙、保持水土等重要作用。森林的储碳固碳作用，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对全球气候的变化进行调节，缓解全球温室效应。再者，大规模的植物造林，可以防风固沙、保持水土。在风害区设置防护林带，可以将风速降低30%左右。在农田建设林网，可以改善农业的生产条件，促进粮食增产。森林可以蓄积水源，减少水土流失，对我国生态环境的改善以及自然灾害的减少都有重要作用。生态环境的改善，对经济的发展产生促进作用，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其次，林业的能源价值。林业“三剩物”和灌木可以用以发电，油料能源林可以生产生物柴油，以替代部分化石能源。森林资源仅次于石油、煤炭和天然气，是我国第四大战略性的能源资源，可再生，可降解，是一种潜力非常大的绿色能源，对我国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有利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与国际社会的经济发展模式接轨，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增强我国的国际影响力。

3 结语

林业是我国农业的组成部分，在我国产业结构中有着重要作用。森林资源的生态效益和防护效益，不仅可以储碳固碳，调节气温，缓解温室效应；还能防风固沙，保持水土，有利于改善我国的生态环境，为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发展空间。同时，林业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战略性能源资源，是一种绿色能源，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低碳经济发展的目标。

参考文献

1 董国红.浅议林业在低碳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J].甘肃科技，2011（7）

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范文第2篇

【关键词】经济增长；重要性

制度是人们交换活动和发生联系的行为准则，它是由生活在其中的人们选择和决定的，反过来又规定着人们的行为，决定了人们行为的特殊方式和社会特征。制度属于社会行为规范的一种。社会规范是一定条件下规定人们处理相互关系和行为的准则的总和。它一方面规定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及相互关系，另一方面为人们的行为提供规矩、规格和模式，规定人们应该怎样立身处事，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社会的风俗、习惯、道德、历史形成的文化等等都是一些社会规范体系，但他们往往都是没有明文规定，没有强制力，仅仅是通过舆论形式起作用的社会规范。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社会规范是由一定的机关制定、以特定的规则和法令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这种有组织的社会规范体系就是社会制度。制度保证了人类社会的有序性，提供了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秩序性的保障。

制度整合作用优劣的区分标准一方面是经济标准，即能否有效地、迅速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取决于能否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各种物质和精神的需要，使人真正能够全面而自由地发展。制度一旦确定下来，如果有人违反既定的制度，就会被视为越轨或犯规行为，相应地就要受到惩处。从经济的角度看，制度就意味着市场秩序、市场交易或竞争的规则，合理的、稳定的制度将使经营者产生同样稳定的、长期的预期和行为，而不合理的、多变的制度只能导致经营者机会主义性的、短期的预期和行为。此外如果大多数经营者都能自觉地执行制度规则，将大大降低管理、监督费用和解决各种纠纷的费用，这一切不仅可以节约市场主体的交易成本或费用，也可以节约社会成本或费用，从而对经济的发展是十分有利的。

社会之所以发展，之所以不断地由低级到高级、由落后到文明，其根本的决定因素是生产力的发展或经济的必然性，同时也有各种制度的作用，正是由于制度的整合作用，使无序成为有序，使偶然转化为必然，使朝不同方向的个别力量汇合一个总的合力，从而推动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制度整合作用中的“制度”不是单一的制度，而是以经济、政治制度为核心的制度体系。制度整合的对象因而也不是单一行为主体的同质单向活动，而是众多行为主体的异质多向互动，即它们的系统控制和协同。不消说，系统控制和协同是极为复杂的，并非每一部分最佳，整体效率也最佳，但却可能由于其中一个部分不佳而导致整体效率最低。把复杂社会的各种力量协调起来形成有效合力，依靠制度整合。制度整合并不必然形成有效合力，但没有制度整合就必然没有有效合力，关键在于制度怎样整合。

制度具有保障安全作用，这种保障不仅仅是经济上的，也是具有广泛社会意义的。制度的经济方面的保障作用主要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物质的需要，进而也是满足人们精神需要的条件。人类从事经济活动、政治活动或其他任何社会性的活动都会有一定的风险，或者说人们从事任何一项实践活动都有大小不同的风险，而大多数人追求的是风险最小，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实现自我保障的，人们建立一种制度，其内在地必须具有保障作用，否则就是一种不健全的制度。制度的保障作用完善可以使人产生稳定的预期，避免短期行为，由此也能实现制度和社会的稳定。人的理性的有限性、生理变化、自然和社会环境变化、偶然情况的变化是导致风险以及制度保障必要性的基本因素。此外制度的社会保障作用也体现在保障社会关系的有序性方面，无论什么样的社会，都需要有相应的社会秩序，否则，社会就难以存在；无论什么样的社会，也无论什么样的制度，都要比完全没有秩序、完全没有制度的无政府、无秩序状态要更有利于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制度的社会保障作用也是人类社会区别于动物界的纯粹的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的标志之一。社会越发展、人类越进步、文明程度越提高，这种制度的保障作用体现得越明显、保障范围也越广。制度的社会保障作用的扩大意味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在封建社会里，统治者们在他们的统治区域里，无须为吸引和留住有知识的、具备企业家才能的人而竞争；统治者们也无须建立那些聚集资本和企业有吸引力的制度。因此，在一个毫无信任的地方，资本主义企业家不可能造就持续的经济增长，他们完全要依赖经济自由、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要领带支撑相互信任的有利制度框架。所以，中国的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工业革命，尚处在萌芽阶段就夭折了，因为它没有生存的环境和土壤，没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完全私有的产权制度，因而也未形成资本主义国家工业革命中经济的大幅度增长。在中国，制度发展的不足使技术成果的积累和潜在巨大市场不起作用。因而，对经济增长的历史研究就是对制度创新的研究。这种制度创新能减少交换活动的交易成本，从而实现日益复杂的交易活动。对人类进步和文明社会来讲，至少有三项制度具有根本性的作用：即保障产权、通过自愿的契约性协议自由转让产权、信守诺言。

发达国家制度新法规的难度相当大，需要经过反复争论才能出台，而一旦出台，执行起来就毫不含糊，而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则都有这样一种通病，出台法规容易，而执行起来却严重走样。究其根源其实并不复杂，因为在全能政治下的权力结构和资源配置方式必然造成价格的扭曲；只要公共政策是由非市场力量所决定，那么在缺乏有效监督和有效政策手段控制的情况下，这些政策（包括法律）就具有增大扭曲性的巨大潜在可能。

一般来说，社会发展其实就是人类扩张选择的一个过程，经济增长的基本目标也是扩张人类选择。经济增长往往通过三种途径达到，一是扩大资源产出和积累资本；二是通过教育提高人的素质等方法来改善人力资本；第三则是通过改善制度结构。制度对人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制度通过影响信息和资源的可获得性，通过塑造动力，以及通过建立社会交易的基本规则而实现社会进步。

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如果仅从经济学意义上考察已失去了意义，因为我们现在的经济学的发源地是发达国家，在发达国家，用纯粹的“经济术语”就业与失业、储蓄、投资与产业，以有效市场为先决条件的需求、供给及价格进行的分析可能有意义并得出合理的推论，那是因为这些概念、模型和将它们结合在一起的理论相当符合发达国家的现实。但在不发达国家不能用这些方法，除非是想让分析离题和严重错误为代价。当市场不存在或高度不完全竞争时，不能运用上面提到的那些假定的（以及许多其它的）经济术语。其实道理很简单，经济学是门经验科学，实践变了，理论就得跟着变。运用发达国家的经济学理论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这种方法的缺陷在于脱离了观念和制度。在发达国家，观念和制度或是被合理化，达到了给予发展以动力的程度，或是进行快而稳的调整，这个假设在不发达国家并不成立。

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范文第3篇

1仓储、运输环节冷冻、保鲜技术差，且物流成本较高

我国农产品物流中25%的根类和块类农产品，50%的水果和蔬菜以及全部的肉、鱼、蛋、奶等新鲜易腐烂食品应采取冷冻、保鲜措施。我国幅员辽阔，农产品市场范围较大，因此农副产品的流通量也很庞大，在现实的物流环节，多数农产品都是通过常温和自然物流运输。由于物流基础设施薄弱，有超出80％的生鲜食品在仓储环节都是保持常温状态。具体原因为：（1）缺乏专用的运输车辆及工具，冷冻、保鲜、冷藏设备和技术较差。（2）缺乏专用仓库，尤其是冷藏库、保鲜库、立体仓库的建设十分有限。据统计，我国每年有12%-15%的粮食在产后流通环节损失，25%-32%的水果蔬菜在采摘、配送、仓储等物流环节损失。在西方发达国家，通常水果蔬菜的物流损失率低于5％，而美国仅为1％-2％。我国2011年的粮食成本中仅物流成本就占了40%，鲜活农产品的物流成本更是高达60％以上，这与世界发达国家农产品物流成本低于总成本10%的水平相比相差悬殊。统计资料显示，美国物品价格中大约有10％-32％的比重为物流成本，英国物品价格中物流成本的比重大约为8％一25％，而我国货物价格中物流成本的比重却高达20％-60％。由此可看出，我国农产品物流成本较高已成为了影响农产品物流及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2我国农产品在物流环节未得到有效增值

通过分析农产品产业化结构可看出，我国在农产品的生产种植环节投入比重较大，而对农产品的产后加工、流通环节未加以足够重视，投入力度明显不足。如果发展农产品生产、加工、运输为一体的综合产业，将使农产品在物流环节的附加值大大提高，从而扩大农业经济的利润空间。例如国内出口日本的水果蔬菜，经物流公司重新加工、包装后，拆分为小包装运往超市销售，其价格高出数倍，使得出口企业的利润额大大增长。根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在一些发达国家，农产品经过物流环节将获得3-4倍的增值，而我国农产品的物流增值能力仅为1：1或者稍高一些。在国外，水果经过采摘、加工、仓储、运输将增值3.8倍，而我国水果的增值比例仅为1：1.8。我国的蔬菜产后仅有l％实现了商品化，在物流仓储中仅有不到20%经过了保鲜储藏，而经过加工包装的蔬菜却不足10％。由此可见，我国的农产品在销售环节大都还处于原始状态，未能在物流环节得到合理加工、包装，农产品的物流增值能力极为薄弱。

3未能充分发挥农产品物流中介组织的作用

农产品物流中介组织是农产品迈向市场的桥梁，将农业经济链中各个环节有机的联系起来，有利于促进农业的产业化发展。从全球角度分析，荷兰靠合作社为本国蔬菜提供了75％-95％的销售市场，在日本蔬菜也都是通过农业协会统一上市后进行集中拍卖销售的，在生产环节则采取了分散方式，有超出70％的产品是由批发市场直接过渡到零售环节。美国的蔬菜销售则由几家规模较大的企业经营，各公司在世界各地又都设立了子公司，拥有先进的蔬菜加工、保鲜技术，根据全球各地的环境特点实施不同的运作方式。中国的农业合作社基础较为薄弱，萌芽于20世纪80年代，真正起步于90年代，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规范性发展的时间尚短。我国拥有8亿的农业人口，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规模及数量远远不能满足需要，按目前的组织规模，无法有效发挥其在农业经济中的作用，因此应进一步加强农产品物流中介组织的力量及经营规模，最大限度的发挥其专业合作性以及农业经营效益。

国外农产品物流发展经验及借鉴

1美国农产品物流

就全球范围而言，美国的农业生产及经济贸易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其农产品物流规模庞大，且物流业务极为频繁。美国的农产品物流体系具有高效、快捷、庞大、综合等特点。批发商规模式经营一直都是美国农产品物流发展所遵循的理念。长期以来，美国政府在培育较大规模的现代化批发商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并取得了显著成效。据统计，在其西部最大的水果蔬菜批发市场（洛杉矶）结集了25家大型的批发商，拥有500多种水果蔬菜品种，在美国及世界其他国家均占有市场；在其东部最大的水果蔬菜批发市场（马里兰）结集了21家大型的批发商，主要经营水果、蔬菜及水产品，市场主要分布在马里兰周围的五个州。从美国的农产品物流中，可以借鉴以下经验：

（1）政府积极发挥宏观调控作用，为农产品物流创造和谐的运营环境。美国的经济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物流业的发展更是跃居全球首位，美国政府深刻意识到物流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并通过多种调控手段积极发展物流，在努力推进农产品科研、技术推广、扩大生产规模的同时，出台了多项有利于农产品物流发展的政策、法规，并加大对物流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和资金投入，为物流发展创造良好的运营基础与环境。据统计，美国政府每年用于道路、水利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高达300亿美元，这为美国的物流运输设施提供了有利的资金保障。

（2）美国拥有全球最完善的农产品物流运输设备及基础设施。在美国，公路及铁路建设相当完善，每个家庭都有公路相通。美国的现代化物流技术体系尤为发达，拥有现代化的信息服务系统，整个物流过程均采用了冷冻、保鲜技术及设备，使得农产品的耗损率控制在较低范围内。如，在美国蔬菜水果采摘后，经过预冷-供应点冷库-运输冷藏车-批发市场冷库-超市冷柜-消费者冰柜（冰箱），全程冷冻保鲜，将物流环节的农产品耗损率控制在2%以下。

2日本农产品物流

在日本，国民经济的发展已经与物流经济发展密不可分，日本物流服务具有高效、规范、综合等特点。农产品物流更是环环紧扣，组织有序，衔接恰当，效率高超。日本同样借助于农产品批发市场发展农产品物流，不同的是，日本物流活动的法律约束力更强。日本政府为了规范物流市场，出台了《农业基本法》、《粮食管理法》、《批发市场法》、《反垄断竞争确保公平交易法》等法律法规，在促进农业经济产业化协调发展，规范市场经营环境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从日本的农产品物流中，可以借鉴以下经验：

（1）日本农产品批发市场之所以能够有序展开并取得快速发展，关键在于拥有规范化的农产品物流体系，而这些则要归功于日本完善的法律制度。在严格、完善的法律环境中，市场经营、管理得以规范化，从而为经济发展营造更为公开、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日本政府在1921年颁布了《中央批发市场法》，正式将中央批发市场的设立、管理、经营提上法制轨道。1923年日本第一家农产品中央批发市场设立。1971年《中央批发市场法》更改为《批发市场法》，从此日本各地方批发市场也被推入法制轨道。此外，采取集中、统一的经营管理体制，避免了多头管理矛盾，由农业行政部门对农产品物流实行统一管理，提高了管理效率。

（2）充分发挥农业合作组织的优势。日本属于岛国，人口密度大，国土面积少，为了降低农民个体入市交易的风险和成本，多借助于农业合作组织采取系统化服务，尽量减少分散性生产。日本农协组织充分发挥自身在加工、包装、配送以及信息服务等方面的优势，为农户提供各种服务，帮助农民将自产农副产品推向市场，大大降低了入市风险和成本，为农民赢得了更大的利润空间。

依托农产品物流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对策

农产品物流发展是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关键，农业经济的发展是农产品物流业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依托农产品物流的发展将有力地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具体可采取以下几项措施：

1应进一步加大冷链农产品物流技术投入

农产品本身具有一定的鲜活性，特别是肉、蛋、奶、鱼等易腐烂产品，而仓储、运输环节的冷冻、保鲜技术是农产品冷链物流的关键。应加强冷藏车、冷库等运输、仓储基本设施设备的建设，从而保证鲜活农产品质量，控制农产品耗损。只有加大对冷链农产品的物流技术投入才能够促进农产品物流更好地发展。目前，由于农产品加工技术薄弱，限制了农产品的增值空间，也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农业经济发展。我国农产品种类繁多，产量庞大，运输难度高，产品易腐烂，同时又受到社会、自然等环境影响，具有季节性强、区域性明显、稳定性差等特点。因此，构建和完善农产品物流体系，应从运输、保鲜、包装、加工、存储、配送、零售、批发等多环节发展一体化的冷链物流技术。《中国物流年鉴2011》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拥有保温汽车共3万辆，日本大约拥有12万辆，而美国拥有20多万辆。我国铁路运行车辆共有33.8万辆，其中冷藏车仅有6970辆，占总车辆的2％，仅能满足25%的易腐货物运输，此运输量尚不足铁路货运总量的l％。按目前的需求量计算，我国每年要安排调运4000万t的易腐食品，然而采取冷藏运输的仅有l0％，在美国和日本则有80％～90％的易腐食品保证了冷藏运输。目前，我国绝大部分的易腐农产品的装运活动都是露天完成的，有八九成的水果蔬菜、肉、蛋、鱼等产品是用普通车运输，个别的采取了棉被保温，效果甚微，造成了大量农产品在物流过程中损耗，并且构成了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因此，发展农业经济必须加大冷链农产品物流技术的投入。

2逐步完善物流各环节，进一步提高农产品物流的增值能力

农产品物流链包含了产品加工、包装、装配、运输、储存、配送等多个环节，如果只是开展某一环节的产品增值，收效甚微，然而，如果从物流链整体出发，完善各环节，创造性挖掘农产品附加值，将进一步提升农产品的增值能力，有利于扩大企业的利润空间。借鉴发达国家的农产品发展经验，不难发现，有超出70%的农产品产值是经过物流加工、包装、存储、运输等环节实现的。因此，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提升农产品的增值能力。首先，在加工环节增加农产品产值。具体可采取产业化经营模式，对于主要的生产方可实行定向式投入、服务、收购，通过签订协议的方式，与农民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同盟关系，结为利益共同体，实现双赢。例如可以开展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服务，或者公农贸一体化经营，既能够保证产品供应，又能降低入市风险，加速资金回笼，实现产品增值。其次，在运输环节提升农产品物流增值能力。

大量数据显示，我国农产品物流耗损比率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尤其是易腐农产品的物流成本占总成本的60％左右。因此，农产品物流运输过程中，应以货运安全、及时准确、保质保量、经济高效为原则，采取科学合理的转运模式，缩减运输环节，选择畅通的运输网络，降低物流运输成本。最后，在存储环节提升农产品物流增值能力。大多数农产品拥有一定的保鲜性要求，对于存储环节的物流技术要求很高。因此，在该环节应投入具有较高科技含量的存储设施和设备，并采用现代化的仓储管理模式，科学地对农产品进行分门别类的储存，合理利用存储空间，最大限度降低农产品损耗，提升其增值能力。

3充分发挥物流中介组织的重要作用

虽然我国耕地总面积较多，在庞大的农民人口基数下，仍然面临人多地少的困境，如果农民采取单一形式进入农产品市场，将会面临市场信息闭塞、交易困难、谈判技术差、监督执行成本高等劣势，进而加大农户的市场风险，增加其交易成本，不利于农业经济的发展。为了有效解决小农户入市问题，应充分发挥农业协会中介组织的作用，为小农户提供组织依托，增强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第一，要鼓励并支持农民自发的建立协会组织。虽然我国农业经济及农村建设不断发展，但就整体经济而言，农民仍然处于市场经济的弱势地位，特别是在市场信息获取、谈判技巧、开拓市场等方面都处于明显劣势，因此为农民提供组织依托刻不容缓。

国外农业经济发达的国家尤为重视发挥物流中介组织的作用，例如在日本有八九成农产品要参与到批发市场销售，其中六成以上是由农协组织批发。第二，发展供应链合作联盟，鼓励个体运输户与民营物流企业组成企业联盟，共同发展。双方都具有灵活的经营方式，面对变幻莫测的市场能够迅速做出反应，注重企业经营效率，市场生命力旺盛，发展前景良好。但是二者在利益驱使下，容易诱发机会行为，从而产生经营风险。因此，政府应尽快完善法律体系，规范二者的经营行为，指导其健康发展。第三，大力开展农产品“会展经济”。目前，随着信息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会展经济”在农产品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应鼓励农产品生产基地、物流企业以及各配送站的农产品合作组织均加入会展经济中，相互沟通、交流、学习，拓宽市场信息面。此外还应加快信息网络建设，充分利用各地的信息资源，开展并完善农产品的网上会展，为农产品物流发展提供现代化的网络交易服务。

4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和服务职能

农产品物流业的现代化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推动引导、企业的高效运作以及中介组织的密切协调，三者在促进农产品物流稳定发展过程中相互影响、相互补充，缺一不可。农产品物流业经营与发展包含了生产、运输、销售等领域，需要有一定的资金作为基础保障、专业的人才提供优质服务以及现代化物流管理理念作指引，更重要的是需要政府的科学规划和政策引导，来推动其规范化和规模化发展。一是在规划方面，政府应加大农产品物流区域及中心园区的规划建设。特别是要加快培育现代农产品物流中心，摆脱传统的农产品物流区域模式。

在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基地和销售区域应规划建设专门的物流配送中心或者物流园，充分发挥区域性优势，使得大型农产品产地和销售市场发展成为集农产品、物资、信息、设备、技术、资金、人才为一体的现代农业物流中心，发展专业型、联合型配送，争取尽快发展为涵盖全球范围的营销网络以及现代化与国际化的农产品生产体系。二是政策方面，政府应对以往不合理的政策进行更改和废除，出台一些能够促进和扶持农产品物流业发展的政策，从而营造一种良好的政策环境。例如可以督促金融机构对物流设备技术融资政策适度放宽以及土地规划部门对物流园区土地使用政策放宽等。粮食物流的政策推动作用尤为明显，例如粮食物流调控组织的设立，能够对粮食生产区域划分以及粮食销售、粮仓分布等起到规划和协调作用。总之，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和服务职能将有利于农产品物流的发展。

结论

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范文第4篇

中国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基本原则

包容性增长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但是,中国经济的包容性增长绝不是一日之功,而要为之付出艰辛的努力。除了建立健全相应的制度以外,构建价值判断新模式也是必不可少的。对于中国经济的包容性增长来说,价值判断对其具有重要的引导价值,会产生深远的、深刻的影响。为此,中国经济的包容性增长要坚持以下基本原则:

(一)坚持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和谐统一的原则

非包容性增长与包容性增长是一对辩证性的词汇。在以前,中国经济走的是一条非包容性增长的道路,其主要目标是狭隘的经济增长,GDP是衡量经济增长的唯一指标。同时,在这种增长模式下,中国经济陷入了“重效率而轻公平,重眼前利益而轻长远利益,重经济增长而轻社会进步”的误区。可见,非包容性增长经常带来的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不一致。为此,包容性增长要摒弃这种错误的趋势,真正坚持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和谐统一的原则,使中国经济走上一条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道路。包容性增长认为,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因素有很多,社会发展状况就是其中必不可少的因素。也就是说,在包容性增长模式下,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具体而言,经济增长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如果没有一定的物质基础作保障,社会就很难得到很好地发展。与此同时,社会发展是经济增长的条件和保证。进一步讲,如果社会发展受到遏制,经济增长就很难保证其持续性和实效性。因此,中国经济增长必须走一条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和谐一致的道路,而这正是包容性增长所必须坚持的首要原则。

(二)坚持经济增长成果惠及全体劳动者的原则

包容性增长不仅指经济高数量的增长,而且指经济高质量的增长,使经济增长成果惠及到广大劳动者。之所以这样说,一方面是因为它与改善劳动者的生活福利有关,另一方面是因为它与激发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有关。伴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包容性增长给全体劳动者带来的福音愈发突出。例如,近些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越来越高,劳动者的社会福利水平得到不断改善。同时,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也在不断加大,收入分配公平系数得到不断提高。这充分说明,中国经济的包容性增长,其成果必须惠及全体劳动者,这既是一项基本要求,也是一项基本原则。

(三)坚持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同步增长的原则

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增长就好比是个跳板,需要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这样才能实现两者的协调发展。具体而言,既不能片面地强调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福利的增长;同时,也不能片面地强调社会福利增长而忽视经济增长。包容性增长可以解决两者间的平衡问题,为两者提供一个完美的平衡点。也就是说,包容性增长坚持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同步增长的基本原则,这是实现中国经济更好更快发展的必然选择。在现实中,经济的高增长并不一定代表着贫困的减少。两者之间要想发生联系,还需要一定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包容性增长很好地起到了桥梁和纽带的作用。伴随着包容性增长的提高,贫困发生率在不断减少,绝对贫困的人数和比重也在不断降低。因此,中国经济的包容性增长,必须坚持经济与社会福利同步增长的原则,这既体现了包容性增长的民生本位思想,也体现了包容性的内涵和真谛。

(四)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原则是中国经济包容性增长必须始终贯彻的基本原则,这是长期实践得出的正确结论。本文所说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主要包含这样几层含义:首先,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要全面、协调、可持续。一方面,社会进步要以经济发展为基础和前提,需要经济发展为其提供必要的物质积累;另一方面,经济发展的目的是推动社会进步,需要社会进步为其提供客观的条件支撑。其次,物质与精神要全面、协调、可持续。改革开放以后,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较以前有了质的飞跃。伴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其对精神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无论是健康安全,还是精神文化和教育水平,都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的精神需求。最后,长期与短期要全面、协调、可持续。在包容性增长的环境下,人们对资源和环境的开发或利用必须是持久性的,既不能单纯地追求眼前的利益而损害长远的利益,也不能单纯地追求当代人的利益而损害后代人的利益。中国经济必须走一条长期与短期协调发展的道路。

(五)坚持人文终极关怀的原则

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来说,数量型增长与包容性增长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这与它们倡导的终极关怀有着本质的联系。就数量型增长来说,其倡导的终极关怀是物质财富增长。在这种增长模式下,人只是经济增长的手段。而包容性增长所倡导的终极关怀是人文关怀。在这种增长模式下,人是经济增长的目的。通过长期的发展实践证明,中国经济包容性增长必须坚持人文终极关怀的原则。众所周知,经济增长的目的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伴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人的幸福感指数会不断提高,两者间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是成正比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一个人的幸福感指数很高,并不一定代表着经济的增长。这两者间要产生直接的联系,还要取决于经济增长的方式。也就是说,要看经济增长是否是以合法、合理的方式取得的,要看经济增长能否真正地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因此,在包容性增长模式下,中国经济更加注重营造一个公平、公正、健康的增长环境。

中国经济包容性增长的路径转型

包容性增长作为一种全新的增长理念,中国在践行的过程中还要实现路径的转型。具体而言,其路径转型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

总体来说,在包容性增长环境下,经济增长模式要实现由“以物为本”向“以人为本”的转变。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一直奉行“以物为本”的经济增长模式。虽然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增长模式带来了经济发展的短期效用。但是,从长远的角度讲,这种增长模式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不能给中国经济带来持久性的增长。换句话说,这种增长模式很难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协调发展。因此,中国必须尽快转变这种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实行“以人为本”的增长模式。首先,在内容方面,经济增长要同时兼顾经济目标与环境目标,切实保证各种经济活动的生态合理性。其次,在衡量指标体系方面,经济增长要通过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项具体的指标来衡量。最后,在结果方面,经济增长要满足时间和空间的不同需求,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满足后代人的需要,营造一个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氛围。

(二)经济增长观念的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屡次创造发展奇迹。这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例如,通过 宏观和微观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吸引外资的水平在不断提高,进出口贸易额度不断加大,直接加速了经济增长的步伐。但是,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或经济萧条是同时存在的。尤其是在2009年的经济危机的冲击下,中国经济陷入了艰难的境地。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迫切需要转变经济增长观念,树立科学的增长观,为包容性增长提供合理、有效的引导。首先,包容性增长更强调共同富裕。在改革初期,中国奉行“先富论”。这种发展观念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有效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它进一步拉大了贫富差距,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埋下了隐患。而包容性增长必须始终坚持并践行共同富裕的理念。其次,包容性增长更强调和谐发展。在现实中,不能片面地认识改革开放带来的影响。它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不和谐的问题。因此,包容性增长必须贯彻和落实和谐发展的理念。和谐发展,既包括制度的和谐,也包括社会的和谐,既包括利益的和谐,也包括思想意识的和谐。

(三)经济增长制度的转型

在实践中,经济增长制度转型为包容性增长注入了新的活力。具体而言,这种转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正式制度方面的转型。在改革初期,非包容性增长坚持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制度,以及以增值税为主的税收制度。而包容性增长摒弃了这些传统制度,建立了一套科学的制度体系。其次,非正式制度的转型。包容性增长要建立伦理至善的增长伦理,实现社会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在发展取向方面,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要相辅相成、共同促进;在发展机制方面,要努力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整体性、多样性与复杂性。最后,制度环境的转型。在实践中,包容性增长要想取得成效,需要有一个和谐的制度环境。一方面,政府要充分发挥自身的管理职能,依靠经济、行政、法律等手段,完善收入分配体制,防止收入差距拉大。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完善保险、医疗、住房等各项保障制度,使其符合包容性增长的基本要求。

(四)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型

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范文第5篇

    中国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基本原则

    包容性增长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但是,中国经济的包容性增长绝不是一日之功,而要为之付出艰辛的努力。除了建立健全相应的制度以外,构建价值判断新模式也是必不可少的。对于中国经济的包容性增长来说,价值判断对其具有重要的引导价值,会产生深远的、深刻的影响。为此,中国经济的包容性增长要坚持以下基本原则:

    (一)坚持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和谐统一的原则

    非包容性增长与包容性增长是一对辩证性的词汇。在以前,中国经济走的是一条非包容性增长的道路,其主要目标是狭隘的经济增长,GDP是衡量经济增长的唯一指标。同时,在这种增长模式下,中国经济陷入了“重效率而轻公平,重眼前利益而轻长远利益,重经济增长而轻社会进步”的误区。可见,非包容性增长经常带来的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不一致。为此,包容性增长要摒弃这种错误的趋势,真正坚持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和谐统一的原则,使中国经济走上一条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道路。包容性增长认为,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因素有很多,社会发展状况就是其中必不可少的因素。也就是说,在包容性增长模式下,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具体而言,经济增长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如果没有一定的物质基础作保障,社会就很难得到很好地发展。与此同时,社会发展是经济增长的条件和保证。进一步讲,如果社会发展受到遏制,经济增长就很难保证其持续性和实效性。因此,中国经济增长必须走一条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和谐一致的道路,而这正是包容性增长所必须坚持的首要原则。

    (二)坚持经济增长成果惠及全体劳动者的原则

    包容性增长不仅指经济高数量的增长,而且指经济高质量的增长,使经济增长成果惠及到广大劳动者。之所以这样说,一方面是因为它与改善劳动者的生活福利有关,另一方面是因为它与激发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有关。伴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包容性增长给全体劳动者带来的福音愈发突出。例如,近些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越来越高,劳动者的社会福利水平得到不断改善。同时,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也在不断加大,收入分配公平系数得到不断提高。这充分说明,中国经济的包容性增长,其成果必须惠及全体劳动者,这既是一项基本要求,也是一项基本原则。

    (三)坚持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同步增长的原则

    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增长就好比是个跳板,需要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这样才能实现两者的协调发展。具体而言,既不能片面地强调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福利的增长;同时,也不能片面地强调社会福利增长而忽视经济增长。包容性增长可以解决两者间的平衡问题,为两者提供一个完美的平衡点。也就是说,包容性增长坚持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同步增长的基本原则,这是实现中国经济更好更快发展的必然选择。在现实中,经济的高增长并不一定代表着贫困的减少。两者之间要想发生联系,还需要一定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包容性增长很好地起到了桥梁和纽带的作用。伴随着包容性增长的提高,贫困发生率在不断减少,绝对贫困的人数和比重也在不断降低。因此,中国经济的包容性增长,必须坚持经济与社会福利同步增长的原则,这既体现了包容性增长的民生本位思想,也体现了包容性的内涵和真谛。

    (四)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原则是中国经济包容性增长必须始终贯彻的基本原则,这是长期实践得出的正确结论。本文所说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主要包含这样几层含义:首先,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要全面、协调、可持续。一方面,社会进步要以经济发展为基础和前提,需要经济发展为其提供必要的物质积累;另一方面,经济发展的目的是推动社会进步,需要社会进步为其提供客观的条件支撑。其次,物质与精神要全面、协调、可持续。改革开放以后,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较以前有了质的飞跃。伴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其对精神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无论是健康安全,还是精神文化和教育水平,都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的精神需求。最后,长期与短期要全面、协调、可持续。在包容性增长的环境下,人们对资源和环境的开发或利用必须是持久性的,既不能单纯地追求眼前的利益而损害长远的利益,也不能单纯地追求当代人的利益而损害后代人的利益。中国经济必须走一条长期与短期协调发展的道路。

    (五)坚持人文终极关怀的原则

    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来说,数量型增长与包容性增长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这与它们倡导的终极关怀有着本质的联系。就数量型增长来说,其倡导的终极关怀是物质财富增长。在这种增长模式下,人只是经济增长的手段。而包容性增长所倡导的终极关怀是人文关怀。在这种增长模式下,人是经济增长的目的。通过长期的发展实践证明,中国经济包容性增长必须坚持人文终极关怀的原则。众所周知,经济增长的目的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伴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人的幸福感指数会不断提高,两者间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是成正比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一个人的幸福感指数很高,并不一定代表着经济的增长。这两者间要产生直接的联系,还要取决于经济增长的方式。也就是说,要看经济增长是否是以合法、合理的方式取得的,要看经济增长能否真正地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因此,在包容性增长模式下,中国经济更加注重营造一个公平、公正、健康的增长环境。

    中国经济包容性增长的路径转型

    包容性增长作为一种全新的增长理念,中国在践行的过程中还要实现路径的转型。具体而言,其路径转型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

    总体来说,在包容性增长环境下,经济增长模式要实现由“以物为本”向“以人为本”的转变。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一直奉行“以物为本”的经济增长模式。虽然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增长模式带来了经济发展的短期效用。但是,从长远的角度讲,这种增长模式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不能给中国经济带来持久性的增长。换句话说,这种增长模式很难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协调发展。因此,中国必须尽快转变这种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实行“以人为本”的增长模式。首先,在内容方面,经济增长要同时兼顾经济目标与环境目标,切实保证各种经济活动的生态合理性。其次,在衡量指标体系方面,经济增长要通过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项具体的指标来衡量。最后,在结果方面,经济增长要满足时间和空间的不同需求,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满足后代人的需要,营造一个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氛围。

    (二)经济增长观念的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屡次创造发展奇迹。这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例如,通过宏观和微观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吸引外资的水平在不断提高,进出口贸易额度不断加大,直接加速了经济增长的步伐。但是,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或经济萧条是同时存在的。尤其是在2009年的经济危机的冲击下,中国经济陷入了艰难的境地。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迫切需要转变经济增长观念,树立科学的增长观,为包容性增长提供合理、有效的引导。首先,包容性增长更强调共同富裕。在改革初期,中国奉行“先富论”。这种发展观念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有效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它进一步拉大了贫富差距,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埋下了隐患。而包容性增长必须始终坚持并践行共同富裕的理念。其次,包容性增长更强调和谐发展。在现实中,不能片面地认识改革开放带来的影响。它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不和谐的问题。因此,包容性增长必须贯彻和落实和谐发展的理念。和谐发展,既包括制度的和谐,也包括社会的和谐,既包括利益的和谐,也包括思想意识的和谐。

    (三)经济增长制度的转型

    在实践中,经济增长制度转型为包容性增长注入了新的活力。具体而言,这种转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正式制度方面的转型。在改革初期,非包容性增长坚持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制度,以及以增值税为主的税收制度。而包容性增长摒弃了这些传统制度,建立了一套科学的制度体系。其次,非正式制度的转型。包容性增长要建立伦理至善的增长伦理,实现社会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在发展取向方面,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要相辅相成、共同促进;在发展机制方面,要努力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整体性、多样性与复杂性。最后,制度环境的转型。在实践中,包容性增长要想取得成效,需要有一个和谐的制度环境。一方面,政府要充分发挥自身的管理职能,依靠经济、行政、法律等手段,完善收入分配体制,防止收入差距拉大。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完善保险、医疗、住房等各项保障制度,使其符合包容性增长的基本要求。

    (四)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型

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范文第6篇

關键词：经济增长质量；道德基础；内涵；原则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3）01-032-05

质量意义上的经济增长不仅要關注经济增长的源泉、动力，而且还必须關注经济增长的后果、前景及其持续性。2011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于9月14日至16日在大连召开，關注增长质量成为千余位参会的经济学家、企业家热议的论题。从理论上来看，经济增长质量分析的内容有两个：一是对经济增长的优劣程度进行价值判断；二是提出经济增长在数量提高的基础上如何提高质量。这两个方面都涉及价值判断，由此可见，经济增长质量研究的目的在于追求更加有道德的经济增长，其研究方法是一种规范分析方法。因为不同的价值观导致经济主体不同的行为特征以及不同的交易成本，从而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影响。为了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必须要重视经济道德基础的构建，重视经济增长价值判断的建立。

一、道德基础对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作用

道德基础作为一种价值判断是推动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精神动力。对经济增长质量提高具有重要的影响。

1.道德基础能够为经济主体提供精神动力。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

道德基础能够为经济增长质量提高中的经济主体提供激励和约束，正如诺斯所说：“即使在最发达的经济体中，正式规则也只是决定行为选择的总体约束的小部分，大部分行为空间是由习惯、伦理等非正式规则来约束的。”道德基础在客观上也是作为一种无形的经济构成要素而存在的。这种隐形的经济构成要素通过为经济活动提供理念支持、精神动力、营造良好环境，来促进经济增长质量提高。

经济活动效率受制于具体的经济制度，而一种经济制度的建构总是在一定的伦理价值理念的支配下完成的，道德基础作为社会的主流伦理价值对经济制度的构建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积极的道德基础有利于构建合理的制度结构，有效的规范经济主体的行为，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益，促进增长。道德基础通过激励为经济主体的风险性经济行为提供精神动力，“开拓”、“进取”、“奋进”等伦理精神对经济主体的开拓性经济行为给予激励，在承担高风险的条件下依然勇于前进，即使经济主体的风险性经济行为遭遇到经济上的失败，经济伦理也能够使他获得精神上的补偿，这种效应就能够引导更多的人进行理性的风险投入，从而为个人和社会利益的最大实现创造条件，促进社会创新、经济发展。道德基础通过协调，为营造良性竞争环境提供基础。只有在良性竞争的环境中，经济主体才能实现利益最大化。法律以外规范竞争环境的主要因素即为道德基础，它以确认经济主体的人格平等为前提，充分肯定每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合理性。虽然市场竞争的道德基础承认经济主体之间竞争能力上的差别，并把竞争中的胜利与失败看成是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必然结果，但它坚决反对把竞争优势上升为人格优势，并且反对以各种不正当手段确立的竞争优势。在倡导正当竞争的同时，它提倡经济主体之间的相互合作，致力于协调竞争關系的结果，从而使经济压力转化成为经济动力，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目标。

2.道德基础能够促进自利行为公益化，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

道德基础体现了经济主体的社会性，直接服务于社会功利目标，肯定道德基础对于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就是肯定经济主体的社会责任与经济责任的统一。德国经济伦理学家卡尔·霍曼认为，从道德上规范现代经济生活的重点在于设计这样一种经济体制：在这种经济体制中，所有经济主体都能履行其道德义务。只有这样个人良心才可抵消体制失灵，最终保证道德标准高的经济主体的利益实现。这表明，认同并开发道德基础的价值对体现社会公平的特殊意义，强调经济主体向其他社会主体的利益延伸。虽然自利行为公益化有时候会使经济主体的利益有所减少，但从长期来看，却促进了其利益的增加。

自利行为过程的公益化，是指经济主体的利己的实现过程也是利他的实现过程，市场经济的交换原则决定了个人利益的取得只能在与他人的双边關系中实现。作为对等的经济主体，双方的利益在交换过程中的顺利表达，要求每一方在取得利益的同时必须要有等价的付出，也就是说自利行为必须要以利他为前提，由于与特定经济主体发生交换關系的对象是多元化的，因此利他便形成了公益。如果一种经济行为过程只表现出利己性而无法达到公益化，则在经济上违反了等价交换原则，在道义上也陷入利己主义，也就是道德基础所反对的。相应的，结果的公益化，是指经济主体利己行为所带来的既得利益，必须同时作为社会化公益而存在，体现出对于社会和他人的有用性。道德基础要求经济主体从两方面做出努力实现利己行为的公益化：一方面，通过税收使一部分经济利益的所有权发生改变，由特定的经济主体所有转化为社会公有，以财政收入为形式，以社会公共福利最大化为归宿；另一方面，通过投资使税后的经济利益以新的形式产生效益，这种效益对于经济主体意味着更多的个人利益，对于社会则意味着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多的税收，公益性得以实现，道德基础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也由此表现出来。

3.道德基础促进“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内在统一，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

经济增长使社会文化充斥了经济利益，商业文化、企业文化等虽然也包含着文化的品味，但文化的深层内涵却被明显的物质化了，文化成为了服务于经济利益的工具。马克思在揭示市场交换的文化危害时就指出：“它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虽然在现实经济发展中文化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冲突，但在道德基础的作用下，这种冲突能够得到有效的化解，道德基础能够帮助将物化的文化人性化，实现道德基础的文化价值。

合理健康的道德基础有助于塑造公平、诚信的社会经济交往环境，有助于维护正当的财产权、契约關系和交换活动，降低交易成本，从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道德基础可以通过倡导经济活动中的人文意识，淡化经济文化的物性特质，增强经济活动中的人文情怀，从而缩小物性文化与人性文化之间的差距。虽然经济文化的物性特质是不可避免的，但它可以融入到现实的人文情境之中，使物性的经济文化以人性的文化特征来表现。道德基础可以控制经济文化中的唯利主义，阻止经济文化的物性特质过分膨胀，最终把经济文化定位在符合人性的基础上。现代道德基础在肯定经济主体的自利权利时，特别将互利作为一个基本原则凸现出来，对“互利”的认同，实质上是对其他主体权利的确认，在人格意义上体现着对其他主体价值的肯定，尽管这是一个经济领域的文化概念，其人性特征却很鲜明，由于有了人性作为纽带，经济文化与人性文化的沟通就成为可能，人们将不会感到经济文化与人性文化的巨大反差。这对于促进“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内在统一，对整体的社会风气的改善具有很大的好处，有利于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二、经济增长质量道德基础构建的目标

我们不仅需要经济增长，而且还要追求有道德的经济增长。这种经济增长不纯粹是物质财富的累积，同时还包括增长主体道德水准的提升。道德对于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经济增长质量呼唤与之相适应的道德基础。经济增长质量道德基础构建的目标包括以下方面：

1.在经济增长中理性求利

经济主体对利益的追求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源，是市场发挥作用的表现方式，经济增长质量鼓励经济主体理性求利，正当的追求自身利益。经济增长质量是在单纯追求经济数量增长的基础上提出的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增长模式，经济增长要求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在理性求利的道德准则下，社会合理运转，经济增长与道德优化合二为一。经济增长如果没有合理的道德约束，违背了理性求利的道德准则，就会出现损害经济持续增长的现象，诚信缺失和享乐主义都是由于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对财富的追逐偏离了理性求利的道德准则。理性求利要求在追求经济增长过程中坚持公平竞争、诚实守信，坚持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相一致，将个人或者团体自身的发展建立在促进社会发展的基础之上；强调自身利益的获取是一种积极的财富创造过程，主张自身利益的获取与社会发展相一致。

2.在经济增长中理性消费

正确而合理的生产、消费行为与理念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因素，合理的道德观可以为生产与消费的合理安排提供价值判断，经济增长质量提倡理性消费，既弘扬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反对奢侈浪费，又提倡合理消费。勤俭节约是中国传统经济伦理中的核心原则之一，适度消费、崇尚节俭有助于提高社会资本积累，促进社会扩大再生产，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而经济增长的效益扩散，又使失业问题、社会福利问题、资源环境问题得到有效的解决。对消费的过分压抑，不仅不利于生活水平的提高，更不利于社会资本的循环，不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需求因素，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在当前我国出口增长遇到越来越多问题的背景下，我国的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消费的增长，但是在实现消费增长的过程中要以合理消费作为道德准则。经济增长质量要求与之适应的理性消费的道德准则，做好生产与消费的合理安排，促进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3.在经济增长中承担社会责任

经济的快速增长、对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使个体的社会责任感弱化，导致个体对国家集体的社会责任缺失，人类的同情心正在逐渐泯灭，相互间的感情共鸣被物质利益替代，造成了无情的经济增长。事实上，每个社会成员都是“经济人”与“道德人”的结合，经济规律与道德基础共同引导着社会的协调发展，人类的感情共鸣使个体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显示出感性的一面，使社会充满温情，遭遇不幸的个体得到公众的同情，遇到困难的个体在他人的帮助下渡过难關，社会、国家面对危难时，大家都勇于承担责任，各尽所能，贡献自己的力量。经济增长质量呼唤有情的社会责任，社会的每个成员都肩负起自己的责任，都充分发挥人性中的同情心，培养起高度的责任感，就能够实现经济增长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4.在经济增长中维护社会基础的稳固

家庭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婚姻是家庭的基本组成方式，婚姻道德是家庭美德的组成部分。婚姻道德不仅關系到家庭美德建设的成败，而且關系到社会基础单元的稳固，是關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随着经济增长，传统的婚姻家庭模式受到了极大的挑战，越来越多的经济因素威胁着稳定的家庭结构，外界的诱惑使婚姻關系面临越来越大的崩溃危险。但是家庭的重组为社会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影响，社会稳定性降低、子女心理健康面临负面影响、经济发展的基础不稳固、社会风气败坏、人伦观念丧失。因此，经济增长质量要求经济增长包容家庭婚姻道德基础的发展，提倡和谐稳定的婚姻關系，一旦步入婚姻，双方应当主动承担相应的责任和道德义务，共同构建和睦的家庭，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珍惜、爱护子女，保持长久的婚姻關系，通过道德基础信念抵制家庭外的诱惑，实现家庭婚姻關系的稳定。“齐家”是社会发展的關键因素，在法律规范之外，家庭婚姻道德基础是约束家庭成员的重要因素，只有实现社会婚姻道德基础的提升才能最终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济增长质量。

三、经济增长质量道德基础构建的价值判断

市场经济是一种契约经济，为了保证契约的公正性，以及市场竞争中的公平与效率，除了要有完备的法律外，还要有道德的支持。道德价值观和价值判断作为一种文化维度，意味着不同目标导向将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产生影响。因此，从道德意义上来看，经济增长质量道德基础构建的价值判断应该包括以下方面：

1.经济增长与伦理道德建设的和谐统一

经济增长依赖于效率的提高，又普遍地服务于人类的美好生活。（1）经济增长必须坚持改善民生的逻辑导向。既要促进经济数量的高速增长，又要改善民生，使经济增长以提高人的生活质量，促进人的发展为最高目标；（2）经济增长应该围绕人的发展。经济增长是手段，提高人的生活质量，促进人的发展是目的，经济增长应该围绕人的发展，服务于人的美好生活；（3）以遵循规律性与伦理至善目标相统一的价值判断来衡量经济增长质量。把物质原则与人的发展原则相结合，考察经济增长质量的各个方面。在经济增长中既要自觉运用经济规律、市场规律、资源配置规律来促进经济增长的繁荣，又要从伦理至善原则出发，经济增长还要不断地创造出新的社会秩序结构、精神文化、守法程序、生活方式，体现出伦理至善的总目标。

2.经济增长的结果必须惠及到大多数劳动者

在经济增长中，不仅要提高经济增长的数量，而且在数量增长的基础上，要使经济增长的结果能够惠及到大多数劳动者。一方面改善大多数劳动者的生活福利，另一方面使劳动者的收益与其劳动付出程度相關，从而激励全社会从事生产性活动。（1）在经济增长中不断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使经济增长的成果惠及到更多的劳动者，使大多数人的社会福利得到显著改善。国民收入是在政府、企业、居民三者中进行分配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低于GDP增速，政府和企业的收入增速高于GDP增速，人民的生活水平就会降低。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高于GDP增速，政府和企业的收入增速低于GDP增速，人民的生活水平就会提高。（2）劳动者报酬总额占GDP的比重越高，表示劳动者的工资性收入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所得份额越大，社会分配越均等、公平。反之，则相反。

3.在经济增长中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经济增长质量需要在经济增长和福利增进之间寻求一种平衡，要避免强调经济增长忽视福利增长。（1）随着经济增长，绝对贫困要逐步得到解决。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应该降低贫困发生率，使绝对贫困逐步得到解决，但经济增长本身并不能够自动减少贫困。有效促进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政策要改善贫困人口生存状态，确保贫困人口普遍受益，使穷人与其他社会阶层一道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2）随着经济增长，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要逐步加强。基本公共服务除了与人类发展具有直接關联外，还有许多间接途径促进人类发展。基本公共服务的改善将在促进经济增长质量提高中发挥核心作用。一方面，健康和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有助于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替代物质资源的投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源的利用效率，降低经济增长对物质资源投入的依赖。另一方面，公共服务供给中基本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减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促进消费，扩大内需，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优化。同时，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将改善劳动力市场运行效率，合理配置劳动资源。

4.经济增长使人的发展条件得到改善

“总产量达到一定水平后，立法者和慈善家就无需再那么關心绝对产量的增加与否，此时最为重要的事情是，分享总产量的人数相对来说应该有所增加。”“如果人民大众从人口或任何其他东西的增长中得不到丝毫好处的话，则这种增长也就没有什么重要意义。”如果经济增长的成果不能被更多的人分享，就违背了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道德原则，因而这种增长是毫无意义的，同时也是反伦理的。（1）经济增长本身不是人的最终目的，它只是人类到达理想境界，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的一个手段，人的发展依赖于经济的增长，经济增长归根到底是为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2）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人始终是经济增长的主体。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经济活动。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人始终处于经济活动的主体地位。人是经济增长的最终的目的与归宿。人的发展不仅是经济增长的起点，也是经济增长的目的与归宿。人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人类自身利益。（3）经济增长水平越高，福利供给越丰富，从工作、生活获得的满足越多，人们的身心就越能够获得健康的发展。经济增长也只有以人的发展为尺度，其价值才能最全面地反映出来。

5.在经济增长中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协调

在经济增长中，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必须加以协调，二者不可畸轻畸重，质量型经济增长必须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协调。（1）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也是社会发展的根本保证；社会发展包括政治、文化、社会建设，以及生态建设的内容，社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目的，也为经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必要条件。没有社会发展目标的经济发展，缺乏以人为本的理念，这种发展既不可能全面、也不可能协调、更不可能持续。（2）社会发展要与经济发展同步，要把社会发展置于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地位。社会结构要随着经济结构的改变而改变，公民也随着经济发展而获得相应的发展空间。也就是随着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精神文化、健康安全、教育水平等方面的需求也日益增长，更加要求社会与经济共同发展。如果社会发展滞后，经济也难以实现持续较快发展。

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范文第7篇

关键词：包容性增长 基本原则 路径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包容性增长作为一种新型词汇，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包容性增长代表着一种全新的经济增长观，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价值判断。随着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发展，经济的包容性增长问题引起了人们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在这种形势下，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必然要走上一条包容性增长的道路，这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然而，中国经济改革毕竟处于起步阶段，要实现经济的包容性增长，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可见，如何探索包容性增长的新路径，是中国经济发展应当认真应对的重点课题与难点课题。本文从基本原则和路径转型两个维度，对该问题进行了深入地分析与探究，以期提供一些参考。

中国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基本原则

包容性增长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但是，中国经济的包容性增长绝不是一日之功，而要为之付出艰辛的努力。除了建立健全相应的制度以外，构建价值判断新模式也是必不可少的。对于中国经济的包容性增长来说，价值判断对其具有重要的引导价值，会产生深远的、深刻的影响。为此，中国经济的包容性增长要坚持以下基本原则：

（一）坚持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和谐统一的原则

非包容性增长与包容性增长是一对辩证性的词汇。在以前，中国经济走的是一条非包容性增长的道路，其主要目标是狭隘的经济增长，GDP是衡量经济增长的唯一指标。同时，在这种增长模式下，中国经济陷入了“重效率而轻公平，重眼前利益而轻长远利益，重经济增长而轻社会进步”的误区。可见，非包容性增长经常带来的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不一致。为此，包容性增长要摒弃这种错误的趋势，真正坚持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和谐统一的原则，使中国经济走上一条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道路。包容性增长认为，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因素有很多，社会发展状况就是其中必不可少的因素。也就是说，在包容性增长模式下，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具体而言，经济增长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如果没有一定的物质基础作保障，社会就很难得到很好地发展。与此同时，社会发展是经济增长的条件和保证。进一步讲，如果社会发展受到遏制，经济增长就很难保证其持续性和实效性。因此，中国经济增长必须走一条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和谐一致的道路，而这正是包容性增长所必须坚持的首要原则。

（二）坚持经济增长成果惠及全体劳动者的原则

包容性增长不仅指经济高数量的增长，而且指经济高质量的增长，使经济增长成果惠及到广大劳动者。之所以这样说，一方面是因为它与改善劳动者的生活福利有关，另一方面是因为它与激发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有关。伴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包容性增长给全体劳动者带来的福音愈发突出。例如，近些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越来越高，劳动者的社会福利水平得到不断改善。同时，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也在不断加大，收入分配公平系数得到不断提高。这充分说明，中国经济的包容性增长，其成果必须惠及全体劳动者，这既是一项基本要求，也是一项基本原则。

（三）坚持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同步增长的原则

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增长就好比是个跳板，需要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这样才能实现两者的协调发展。具体而言，既不能片面地强调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福利的增长；同时，也不能片面地强调社会福利增长而忽视经济增长。包容性增长可以解决两者间的平衡问题，为两者提供一个完美的平衡点。也就是说，包容性增长坚持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同步增长的基本原则，这是实现中国经济更好更快发展的必然选择。在现实中，经济的高增长并不一定代表着贫困的减少。两者之间要想发生联系，还需要一定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包容性增长很好地起到了桥梁和纽带的作用。伴随着包容性增长的提高，贫困发生率在不断减少，绝对贫困的人数和比重也在不断降低。因此，中国经济的包容性增长，必须坚持经济与社会福利同步增长的原则，这既体现了包容性增长的民生本位思想，也体现了包容性的内涵和真谛。

（四）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原则是中国经济包容性增长必须始终贯彻的基本原则，这是长期实践得出的正确结论。本文所说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主要包含这样几层含义：首先，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要全面、协调、可持续。一方面，社会进步要以经济发展为基础和前提，需要经济发展为其提供必要的物质积累；另一方面，经济发展的目的是推动社会进步，需要社会进步为其提供客观的条件支撑。其次，物质与精神要全面、协调、可持续。改革开放以后，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较以前有了质的飞跃。伴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其对精神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无论是健康安全，还是精神文化和教育水平，都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的精神需求。最后，长期与短期要全面、协调、可持续。在包容性增长的环境下，人们对资源和环境的开发或利用必须是持久性的，既不能单纯地追求眼前的利益而损害长远的利益，也不能单纯地追求当代人的利益而损害后代人的利益。中国经济必须走一条长期与短期协调发展的道路。

（五）坚持人文终极关怀的原则

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来说，数量型增长与包容性增长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这与它们倡导的终极关怀有着本质的联系。就数量型增长来说，其倡导的终极关怀是物质财富增长。在这种增长模式下，人只是经济增长的手段。而包容性增长所倡导的终极关怀是人文关怀。在这种增长模式下，人是经济增长的目的。通过长期的发展实践证明，中国经济包容性增长必须坚持人文终极关怀的原则。众所周知，经济增长的目的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伴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人的幸福感指数会不断提高，两者间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是成正比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一个人的幸福感指数很高，并不一定代表着经济的增长。这两者间要产生直接的联系，还要取决于经济增长的方式。也就是说，要看经济增长是否是以合法、合理的方式取得的，要看经济增长能否真正地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因此，在包容性增长模式下，中国经济更加注重营造一个公平、公正、健康的增长环境。

中国经济包容性增长的路径转型

包容性增长作为一种全新的增长理念，中国在践行的过程中还要实现路径的转型。具体而言，其路径转型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

总体来说，在包容性增长环境下，经济增长模式要实现由“以物为本”向“以人为本”的转变。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一直奉行“以物为本”的经济增长模式。虽然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增长模式带来了经济发展的短期效用。但是，从长远的角度讲，这种增长模式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不能给中国经济带来持久性的增长。换句话说，这种增长模式很难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协调发展。因此，中国必须尽快转变这种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实行“以人为本”的增长模式。首先，在内容方面，经济增长要同时兼顾经济目标与环境目标，切实保证各种经济活动的生态合理性。其次，在衡量指标体系方面，经济增长要通过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项具体的指标来衡量。最后，在结果方面，经济增长要满足时间和空间的不同需求，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满足后代人的需要，营造一个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氛围。

（二）经济增长观念的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屡次创造发展奇迹。这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例如，通过宏观和微观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吸引外资的水平在不断提高，进出口贸易额度不断加大，直接加速了经济增长的步伐。但是，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或经济萧条是同时存在的。尤其是在2009年的经济危机的冲击下，中国经济陷入了艰难的境地。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迫切需要转变经济增长观念，树立科学的增长观，为包容性增长提供合理、有效的引导。首先，包容性增长更强调共同富裕。在改革初期，中国奉行“先富论”。这种发展观念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有效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它进一步拉大了贫富差距，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埋下了隐患。而包容性增长必须始终坚持并践行共同富裕的理念。其次，包容性增长更强调和谐发展。在现实中，不能片面地认识改革开放带来的影响。它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不和谐的问题。因此，包容性增长必须贯彻和落实和谐发展的理念。和谐发展，既包括制度的和谐，也包括社会的和谐，既包括利益的和谐，也包括思想意识的和谐。

（三）经济增长制度的转型

在实践中，经济增长制度转型为包容性增长注入了新的活力。具体而言，这种转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正式制度方面的转型。在改革初期，非包容性增长坚持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制度，以及以增值税为主的税收制度。而包容性增长摒弃了这些传统制度，建立了一套科学的制度体系。其次，非正式制度的转型。包容性增长要建立伦理至善的增长伦理，实现社会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在发展取向方面，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要相辅相成、共同促进；在发展机制方面，要努力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整体性、多样性与复杂性。最后，制度环境的转型。在实践中，包容性增长要想取得成效，需要有一个和谐的制度环境。一方面，政府要充分发挥自身的管理职能，依靠经济、行政、法律等手段，完善收入分配体制，防止收入差距拉大。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完善保险、医疗、住房等各项保障制度，使其符合包容性增长的基本要求。

（四）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型

经历过一段时间的磨砺，中国逐渐步入新的阶段，这为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面对日益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包容性增长要想与新阶段要求相适应，充分抓住这个新的发展机遇，就必须创新一套崭新的发展战略。首先，在战略思路方面，包容性增长要坚持“以促进经济发展为原则、以人的发展为核心、以知识技术创新为动力”，以努力实现政治、经济的现代化。其次，在战略目标方面，包容性增长要努力实现由短期的、以GDP为核心的增长目标向长期的、以全面发展为核心的战略目标。再次，在战略创新方针方面，包容性增长要避免单纯追求制度创新，而要积极追求综合创新。最后，在战略措施方面，包容性增长要转变以前的“市场化”单一性路径，实行“市场化”、“城市化”、“工业化”、“生态化”等综合性路径。

综上所述，探索中国经济包容性增长的新路径是一项非常系统的工程。要想将该项工程做好，需要有一种务实的态度，并付出艰辛的努力。具体而言，要做好这样几项工作：首先，要对中国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基本原则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其次，要对中国经济包容性增长的路径转型进行一个全面的分析；最后，要采取各项切实有效的措施，增强转型的实效性。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中国经济的包容性增长，才能切实提高中国经济的硬实力和软实力。

参考文献：

1.段龙龙，李杰.包容性增长：我国开放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J].理论视野，2012（2）

2.魏婕，任保平.中国经济包容性增长的测度：1978-2009[J].中国工业经济，2011（12）

3.谢中起，张玲玲.包容性增长：生态经济建设的新理念[J].生态经济（学术版），2011（1）

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范文第8篇

一、经济增长理论与财政政策发展的阶段性特点

经济增长理论是经济理论发展的产物，其自身的发展及其与财政政策理论的相互关系，都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经济理论特点紧密联系，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目前，一般认为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一）经典经济理论。

经典的经济学理论总体上看没有明确涉及经济增长的论述，也没有涉及相关财政政策的论述。经典经济理论在供给与需求关系方面采用萨伊的供给创造需求理论，认为市场会自动均衡，强调市场自由，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但若深入分析，可以注意到经典经济学对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问题作了许多分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生产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提出：“生产逐年扩大是由于两个原因：第一，由于投入生产的资本不断增长；第二，由于资本使用的效率不断提高，在再生产和积累期内，小的改良日积月累，最终就是生产的整个规模完全改观。这是进行着改良的积累，生产力日积月累地发展。”强调了生产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动力作用。他还分析了公共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动力作用，提出公共基础设施是“为资本提供资本的资本”。亚当。斯密在他所著《国富论》中分析了一国财富增加的途径，认为只有通过经济增长才能实现财富的增加。亚当·斯密提出，社会财富的增加意味着人均国民产值的提高表现出来的个人财富的增加。在如何实现国民财富增加的途径问题上，他强调了资本积累和资本的正确配置，这实际上强调了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关于资本的内涵，亚当·斯密认为不仅包括机器和工具、建筑物、改良的土地，而且还包括“社会上一切人所学到的有用才能，这种才能对个人和个人所属的社会都是财产的一部分。”这实际上隐含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关于人力资本的思想。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著述中，也包含了如何实现经济增长的思想，并强调了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动力作用，认为如果没有投资产生的资本积累，经济就不可能增长，增长过程就会停止。总之，经典经济理论对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已经有重要论述，但没有形成经济增长理论，也没有提出财政政策问题，因此没有经济增长与财政政策关系的论述。这时对财政收支的分析主要是从利益和政治的角度进行。

（二）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

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在宏观经济分析和财政政策理论方面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被认为是使宏观经济理论成为了系统性的理论，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一套财政政策理论。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是应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的背景而产生的，强调市场失灵，主张发挥政府在经济总量调控中的作用，认为政府主要是通过财政政策干预经济。该经济理论从总量分析入手，以有效需求管理为核心，构建投资储蓄曲线（1S曲线）和货币供求曲线（LM曲线）分析模型（IS-LM模型），进行了一系列总量分析。在财政政策方面，提出了财政政策和宏观调控的目标主要是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和保持物价稳定等：分析了财政收支规模变化对国民收入的影响，从而对财政支出、税收等财政政策工具的作用、条件进行了分析，形成了相机抉择等应用理论，其中许多结论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仍在运用。值得注意的是，在运用凯恩斯经济理论进行财政政策分析时，必须考虑政策产生作用的条件。比如投资（政府支出）的乘数原理成立的条件就包括了5个方面：一是在投资中没有引进进口的产品和服务；二是经济中有足够的闲置生产能力、劳动力和尚未充分利用的资源；三是总产值中增加值比例保持不变；四是增加值中用于消费的比例不变；五是居民消费构成没有变化。当这些条件不能同时满足时，投资的乘数原理就不能成立，这些条件实际上是短期性的具体表现。总体看，凯思斯经济理论是从流量的角度分析了短期经济波动问题，没有对经济保持长期、持续增长的动力机制进行分析，所提出的财政政策也都是只能在特定条件下产生短期效果的政策。

（三）新古典经济理论。

新古典经济理论是在凯恩斯经济理论面对资本主义经济中出现“滞胀”而束手无策的背景下，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也称为理性预期学派，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起点和标志。该理论有三个重要特征。一是理论的前提条件。立足于长期分析，认为在长期中在竞争性领域市场机制总体上就是完备的（即所谓市场出清），信息总是对称的，经济总体能够运用对称的信息对经济变量做出正确的预期，即理性预期。这样的前提假设与经典经济理论关于市场本身是完备的观点相同，因此也被称为新古典经济理论。二是该理论的前提假设导致了政府干预经济无效，即财政政策无效甚至有害的结论，因此该理论唯一的政策建议就是政府不要干预经济。三是该理论使经济学研究致力于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分析，并且将经济学研究方法和工具进行了重大改进，构造出许多数学逻辑严谨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因此，普遍认为虽然由于该理论认为财政经济政策无效而在政策建议中无所作为，但却在发展宏观经济研究工具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

（四）发展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是20世纪60年代与新古典经济理论相同时期发展的经济理论，与新古典理论的主要不同，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进行诊断并提出政策建议。该理论的特点，一是在研究对象方面，不仅研究经济增长（即GDP的增长率），而且注重相关的社会问题、生存环境问题等，即所谓发展问题。二是在研究方法上比较综合，往往采取定性分析为主，用一些简单的数学模型或图形进行解释，重点放在提出政策建议等方面。发展经济学理论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观点和建议，例如迈克尔·托达罗（MichaelP.Todaro）提出了发展的新经济观点，他认为，发展必须包括经济加速增长、缩小不平等状况和消灭绝对贫困，也包括社会结构、民众态度和国家制度的重要变化的多方面过程。他还提出了发展的三个核心价值：生存、自尊、从奴役中解放出来。此外，他还提出了发展的三个目标，一是增加基本生活必需品数量的可得性，二是提高生活水平，三是扩大对个人和国家可得的经济和社会选择范围。西蒙。库兹涅茨（SimonSmithKuznet，1971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出了经济增长的定义，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位为给它的居民提供种类日益增多的经济产品的能力长期上升，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是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识之相应的调整的举措上的”，此外，他还提出了经济增长的六个特征。保罗·罗森斯坦-罗丹（PaulN.Resenstein-Rodan）强调了社会基础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他指出“要想有任何成功的机会的话，用于一个发展项目的资源就必须有一个最低限度水平。启动一个国家进入自我持续增长，颇有点像让一架飞机起飞。在飞机起飞之前，有一个超越的地面临界速度……”，此外，他还指出了起飞所需的基础设施资本形态、投资所需的储蓄等方面的不可分性。冈纳·米尔达尔（GurmarMyrdal，1974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出了著名的“回波效应”和“扩散效应”。所谓的“回波效应”是指经济活动正在扩张的地点和地区将会从其他地区吸引净人口流入、资本流入和贸易活动，从而加快自身发展，并使其周边地区发展速度降低；而“扩散效应”是指所有位于经济扩张中心的周围地区，都会随着与扩张中心地区的基础设施的改善等情况，从中心地区获得资本、人才等，并被刺激促进本地区的发展，逐步赶上中心地区。

目前，发展经济学的许多前沿问题仍然很受人们关注，如农业中的制度与技术变迁问题、食物（粮食）保障问题、外部（贸易投资、外汇）冲击下的宏观经济问题、经济发展与劳务问题、发展中国家工业成功的解释等。

（五）新经济增长理论。

新经济增长理论是宏观经济学最前沿的理论，该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致力于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研究。该理论在对经济环境的前提设定方面与新古典理论相同，包括市场出清、信息对称和理性预期等，该理论与新古典理论的根本不同是否定了边际收益递减的假设，认为在特定的条件下产出和资本积累都具有正反馈效应，经济增长率是内生于经济系统的，因此，经济能够实现长期持续的增长。该理论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再次肯定了宏观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并从全新的角度分析了财政政策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机制，因此受到政府部门特别是市场经济国家政府部门的普遍重视。

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的财政政策

以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增长理论为主要内容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对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理论基础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这里结合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主要内容，具体分析财政政策理论基础的变化。

（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问题。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问题来源于对长期经济增长的核算结果，包括对多国从1870年到1995年的100多年经济增长核算和从1960年到1985年的25年经济增长核算，结果发现仅有40%到70%不等的产出增长率来源于资本生产要素和劳动生产要素的投入。

（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框架。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体现了宏观经济理论向使用完备工具发展的趋势，与此前的经济理论形成明显不同。其基本条件假设包括长期中竞争完备的市场、信息对称以及经济实体的理性预期等。在研究方法上的特点：一是从微观机制入手分析宏观经济问题，注重宏观经济现象的微观基础。二是进行动态的数量分析，普遍采取构建数量经济模型的方法进行研究，注重经济分析的逻辑严密性和实证性。三是注重用数据检验理论推导结论的正确性。经济增长理论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普遍采用的框架是：经济活动的目标是追求由消费（或消费为主）产生的效用最大化，但消费和生产行为受到预算约束的限制，或者说受到资本积累速度的限制，在目标和约束条件之间找到最优的消费增长规律、最优的资本积累规律以及最优的经济增长规律；在这个框架下，通过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的不同特性，分析财政政策、生产技术、人力资本等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个框架即所谓拉姆奇（Ramsey）模型框架。

（三）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理论模型。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特点是对所研究的所有问题，都通过构建数量经济模型进行分析，针对不同经济问题，结合不同条件，构建了大量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以下介绍的是其典型的并与财政政策密切相关的模型及其经济含义（各模型数学表达式略，可参见文后所列参考文献）。

1.哈罗德一多马模型。

这是凯恩斯经济理论后期出现的模型，虽然严格地说还不属于现代经济增长模型，但却是第一个出现的动态增长模型。该模型在微观机制上假定企业的生产按照里昂惕夫生产函数进行，即资本（K）和劳动（L）不能相互替代，产出由资本或劳动中投入少的量决定（即所谓“水桶原理”，水桶容量由短边决定），宏观上采用凯恩斯的需求决定原理，即储蓄全部用于投资，不考虑折旧，总产出中用于储蓄的比例是固定的，劳动力是自然增长的。在这样的条件下，推导出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条件是总产出、消费、生产资本存量和投资都要同比率增长，保持齐步走，其中任何一项产生波动，经济会立即失去平衡，这样的均衡增长被称为“刀锋上的均衡增长”，很难达到。为此，人们认为此模型不宜用来解释和分析经济增长实践，或者说以需求分析为核心的短期波动理论无法分析解释如何保持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问题。

2.索洛模型。

这是新古典经济理论最典型的经济增长模型，通常称为新古典增长模型。该模型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出现“滞胀”的情况下，重新强调依靠市场本身的作用推动经济增长，但与经典经济理论相比较，对市场的环境条件作了更为全面的假设。新古典增长模型假定市场机制是竞争性的、完备的，信息是对称的，经济主体的行为是理性的。按此假设，市场经济国家在国内普遍重视保持自由，竞争（防止垄断），强调信息透明，注重政府职能主要在公共领域发挥作用。

在设定的条件下，新古典增长模型建立的微观经济机制是：家庭追求由人均消费产生的效用最大化目标，但受到家庭资产积累速度的预算限制；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但受到人均资本积累速度的限制。无论是资产积累还是资本积累，都服从边际递减的规律。在宏观经济中，家庭向企业按特定价格提供劳动力和资本（储蓄），获得工资和利息向企业购买产品进行消费，企业按特定价格使用劳动力和资本，向家庭提品供家庭消费，并由此构造了人均资本积累等于人均投资减去折旧和新增人口的单位消耗的“人均资本积累方程”，并由此推导出结论，即在边际产出递减的情况下，宏观经济的稳定状态是经济增长率等于零，新增投资正好与折旧和新增人口消耗相等，即经济增长率终将趋于零，停止增长，实践中经济之所以还在增长，是因为人们所不能控制的（即外生的，与产出、资本积累等都无关的）技术进步导致的。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由此项理论推导的结果得出了一系列经济分析结论并解释了人们观察到的绝大部分经济现象。主要结论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绝对收敛。即不同的经济体人均资本（产出、消费）越低的，增长率应当越高，最终人均实际GDP将趋于一致。按此结论，穷国的人均实际GDP增长应当比富国更快，并最终赶上富国，即实现赶超。但通过对118个国家从1960年到1985年的数据检验表明，不仅没有实现赶超，差距反而有拉大的趋势。因此不同质的经济实际上否定了绝对收敛结论。但是，对最初的20个OECD国家从1980年到1985年的数据检验发现，穷国的人均实际GDP确实增长的更快，明显存在趋于一致的趋势，因此比较同质的经济集团，存在一定程度的绝对收敛趋势，赶超较为容易。对美国各州从1880年到1990年的数据检验发现，较穷的州的长期人均实际GDP趋势高于较富的州，实现了赶超，并趋于一致，表明同质的经济确实存在绝对收敛。

二是相对收敛。即一个经济体（一国）距离其自身经济的稳定状态越远，其增长就越快，也就是从长期来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个经济体存在一个自身的稳定状态，经济如果离此稳定状态较远，就会以较快的速度增长，但随着趋近此稳定状态，增长速度也会逐渐变慢。同时，不同的经济体具有人均实际GDP不同的稳定状态，因此在一定的条件下，穷国可能永远赶不上富国。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似乎解释了经济增长方面的绝大部分现象，但却不能解释为什么发达国家的经济并未停止增长，而且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发达国家经济还实现了新的较快增长。此外，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认为技术进步是外生的，财政政策是无效的等结论，也明显与经济增长的实践不符，因此产生了新经济增长理论，作出新的分析和解释。

3.区域经济模型。

这是一个分析存在贫富差距的两个地区如何实现公平与效率平衡的模型，构建于20世纪60年代。此模型虽然是一个静态模型，并不属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但却有利于分析不同发达程度地区的均衡增长问题。该模型通过推导得出的结论，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如果两个地区的生产是由资本和劳动不能互相替代的生产函数（里昂惕夫生产函数，表明生产力很低）确定的，则两地区收入平等的唯一途径是使富裕地区的人均收入降至贫穷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即只能通过共同贫穷来实现公平。

二是如果两个地区的生产是由资本和劳动能够相互替代的生产函数（如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表明生产力水平较高）确定的，则两个地区实现总体收入最大化（效率），并使两个地区人均收入水平相等（公平）的途径，既可以通过劳动力的转移实现，也可以通过资本的移动实现。并且认为从短期看，移动劳动力比移动资本的总体成本更低。

4.线性生产技术模型。

此模型是新经济增长理论最基本、典型的模型，由巴罗等人1990年构建。该模型与整个新经济增长理论体系一样是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最重要的突破是从宏观经济的微观生产机制上否定了边际产出递减的假设，认为产出的增长带来知识、技术等方面的提高，并将这些内容作为资本积累的内容构建模型（即内生化构建内生增长模型，也称AK模型），以此为基础分析宏观经济问题。线性生产技术模型的结论是，人均资本的积累如果包含人力资本积累，则产出就与资本积累成正比例关系，按此关系，只要将产出用于保持人均资本积累和人均消费的合适比例，宏观经济就能实现长期稳定增长。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政策将用于资本积累的一部分用于教育等人力资本投资，就能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增长。

5.生产型知识资本模型。

此模型也称为边干边学模型，由罗默于1986年构建，属于新增长理论模型。该模型的基本思路是认为社会总资本（K）在积累增加的同时，由于专利等封闭手段不可能对技术长期封锁或保密，因此在长期中会增加全社会生产经验，所有的单个劳动力（11）在不断的生产投入中，通过教育、培训等都具备了新的知识和经验，从而提高了劳动者的整体效率，使得单个企业的边际产出不仅不递减，而且会保持稳定增长，从而在宏观经济上使人均实际GDP增长率保持稳定或不断提高。该模型比较具体地分析了生产知识和经验对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机制，因此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一是政府和企业都要重视生产经验和知识对长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注重加强研发、不断创新，获得社会整体技术进步的外溢效应，提高社会生产的知识和经验；二是发展中国家在引进资本的同时，要特别注重引进相关技术和消化吸收相关技术（有关分析认为，当年亚洲四小龙的高增长率与其在引进资本投资过程中消化吸收先进生产技术密切相关，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这方面的不足并未实现同样的增长）；三是政府应当通过制定行业技术标准等手段进行干预，提高相关行业乃至全社会生产技术标准，推动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

6.生产性公共资本模型。

此模型由阿罗和巴罗在1990年构建，属于新增长理论模型。模型提出了政府提供的生产性公共资本对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动力作用机制，是新经济增长理论对财政政策在经济增长能够发挥何种作用以及如何运用财政政策的一个理论分析。该模型在分析生产性公共资本（如交通、通讯、城市公共设施、教育等能够直接服务于生产的公共服务）性质的基础上，将生产性公共资本的外溢性纳入微观生产机制，通过理论推导得出的结论是，政府通过征税用于生产性公共资本投资，并将公共资本无偿或低价格提供于社会生产，就能够提高企业的边际产出和边际利润，防止边际产出递减，从而提高长期人均实际GDP增长率。该模型还推导出了最优经济增长率与最优税率的关系。该模型的实践意义十分重要：一是生产性公共资本的适当规模对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是必不可少的；二是税收的比重应当适当，过低或过高都不能使长期经济增长率达到最优，在其他条件不变时，最优税收比重（税率）应当与劳动力的产出弹性相等；三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增加劳动力的投入就能够提高经济增长率，因此劳动力充裕的国家应当更加重视生产性公共资本投资。

7.一般拥挤性基础设施模型。

此模型在生产性公共资本模型基础上（该模型假定生产性公共资本是纯公共性的）进一步考虑了生产性公共资本具有一般拥挤性（如道路拥挤会提高运输的时间成本等）的情况下，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通过推导得出的结论是：一般拥挤性的生产性公共资本能够阻缓增长率的降低，从而提高长期增长率；生产资本的积累终将导致生产性公共资本的拥挤，拥挤度越大，长期经济增长率的衰减速度越快，生产性公共资本为纯公共性时，存在一个稳定的经济增长率；存在一个与拥挤度相适应的最优税率，并认为由于环境、资源具有公共使用性，因此具有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率的作用。模型的经济意义除与前一模型类似的外，还包括：生产性公共资本的投资建设应当具有一定的超前性，政府征税融资应当保持最优比率，应当保护性地开发和利用具有公共性的资源，注重环境保护，特别是要重视国家总体的环境保护。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特别是新经济增长理论还对财政管理体制、各类税收制度、政府债务、社会保障政策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构建了其他大量的增长模型，如贫困陷阱模型、小国开放经济模型、多级政府转移支付模型、技术变迁模型、人口迁移模型、生育选择模型、劳动闲暇选择模型、具有政府债务约束的经济增长模型等，上述模型也有大量的变种，在此仅介绍了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思路和一些典型分析。

三、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与财政政策的新特点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机制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并在许多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中得到运用。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在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为更加深刻理解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和精神实质，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保持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努力完成新时期财税改革的主要任务和措施，应当重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及其对财政政策影响的参考和借鉴价值。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影响下的财政政策新特点值得关注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1.财政政策实施范围的综合性。在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影响下，财政政策由过去调节经济总量为重点转为涵盖涉及社会和经济领域的所有公共性问题，主要是推动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和保障社会的安全稳定这两大方面。在保障社会安全稳定方面包括国防与安全、社会公平、社会保障、教育等方面政策；在推动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方面包括与货币政策的配合、财政本身的可持续性、提供公共品与公共支出、环境保护等方面政策。受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研究方法的影响，财政政策内容也往往是综合性的，一项具体政策往往是将政策涉及的社会与经济问题综合分析，如财政体制、税收问题、社会保障、劳动力经济学、教育经济与人力资本等。同时将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联系起来分析，甚至专门研究全球问题，也是重要特征。

2.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长期性。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强调有效的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因此在社会生产领域注重技术创新和新增生产资本的技术水平，注重产业结构调整，在社会经济领域则强调外溢性强的公共资本积累。在此背景下，财政政策作为宏观经济政策丁具，从注重总量短期平衡为重点，转为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增长为重点。财政政策更加注重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注重在加强教育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促进技术创新和提高行业技术水平、改善经济结构、保护环境资源等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动力因素方面运用财政政策。对于短期波动问题，只是在十分必要时才运用财政政策进行总量调控。即使有些国家（如美国）在评价赤字政策时，着眼点已非调节短期波动，而是通过促进有效资本积累推动经济长期增长。因此，总量上稳健的中性的财政政策往往是常态的财政政策。

3.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中的稳定性。宏观经济的短期总量调控更多是运用货币政策，在此过程中注重财政政策（国债发行、赤字规模等）的稳定性，为货币政策提供稳定的运行环境，增加可控性，减少不可控性和风险。比如鲁宾（美国财长）在2005年8月在美联储举办的“格林斯潘时代：对未来的启示”经济论坛年会上就说，债券市场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受包括财政政策走势和未来财政状况的影响，认为务必奉行稳健的财政政策，这有利于利率政策能够发挥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他还强调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必须密切配合。

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范文第9篇

[论文摘要]：经济增长问题是宏观经济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內容，长期以来，人们对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理论和思想。这一方面反映了人们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的认识过程，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对各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以及各种因素间的相互关系有着不同的看法，对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对于促进我国经济高速、稳定、持续的增长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一、关于经济增长

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定义有不同的观点，最常见的有两种。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增长是指一个经济所生产的物质产品和劳务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的持续增长，也即实际总产出的持续增加。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经济增长是指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实际产出的持续增加。

其实，每种定义都有其优越性，如果要研究一国经济实力的变化，那么实际总产出就具有重要性；如果要研究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那么人均实际产出的增长就有决定意义，在本文中，我们将经济增长定义中的实际产出的持续增长放松为实际总产出的增长。

经济增长理论是经济学中争议最大的领域之一，长期以来，为了对经济增长寻求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对经济增长问题的论述最早见诸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著作。从那时起，经济增长就一直没有被经济学家所忽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济增长便成了经济学中的核心问题，经济增长理论有了极大的发展，各种理论相继出现下面对主要的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进行简要地回顾和分析。

二、世界各国经济理论对比分析

(1)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可以说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思想渊源。它的某些结论，在今天看来，仍然是有用的；有些观点，如同最初出现的那样，至今仍是争论的话题。古典经济学家研究经济增长问题源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当时英国的政治、社会、经济环境处于一个大变革时期，工业革命已经拉开序幕。经济学家必须对工业资本主义的运行方式，基本促进因素及其发展结果予以科学的解释。古典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分析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在古典经济学家中，对经济增长间题论述较多的主要有魁奈、斯密、马尔萨斯、李嘉图等人。但在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真正具有代表性的是斯密和李嘉图所提出的增长理论。

亚当·斯密在其经典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66)一书中，最早论述了经济增长问题。其增长理论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引入了劳动分工；二是区分了“生产性”和“非生产性”两类劳动，他认为生产性劳动占全部劳动的比例以及劳动分工引起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决定国民财富增加的主要因素。“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最大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斯密同时强调，劳动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因此劳动生产率与需求之间建立了互相促进的关系，对一个人劳动生产物需求的增长会提高他的劳动生产率、实际工资以及他对其他人的劳动生产物的需求，这就构成了经济增长的推动力。

“生产性”劳动加在物上能增加物的价值，即可生产价值，而“非生产性”劳动则不能够。经济增长能否维持下去，取决于全部劳动者中有多少劳动者愿意从事生产性的劳动，这解释了为什么有的经济的增长能够持续下去的原因，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1817)中提出了经济增长的个重要的概念：报酬递减规律，他对增长理论的贡献主要有两点：一是指出经济增长最终将趋于停止，即达到所谓的“停滞状态”；二是将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说明了国民收入分配在经挤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在土地上增加投资，得到的回报会不断减少，因此得出一个悲观的结论；经济增长最终会停止。决定收入分配的力量同样也会导致经济增长最终走向停止，这是因为劳动力生产出的剩余中，资本家的份额在不断下降，这一方面减少了储蓄，另一方面，利润率的下降减少了对投资的刺激作用，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投资和积累过程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封建社会发展缓慢的关键原因在社会产品中绝大多数被用于非生产性消费，而不是生产性投资，古典经济学家所分析的经济增长过程遵循收益递减的规律，经济增长过程从长期来看将趋于停止，最终结果是一种停滞状态。但从那以后的200余年里，经济发展并没有出现停滞的迹象，这表明古典增长理论关于经济增长的描述并不科学。后来的经济学家指出古典增长理论的一个最明显的不足之处是他们关于规模收益递减的假定。他们没有观察到技术进步，只把增长过程看作是人口增长和资源消耗与资本积累和市场扩大之间的竞赛。

(2)新古典增长理论经济增长成为现代经济学中的核心问题始于50年代末索洛等人建立的新古典增长理论。索洛(RobertSolow)的《对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贡献》(1956)和斯旺(TrevorSwan)的《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1956)奠定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由索洛最早提出的增长理论源于对哈罗德一多马增长理论中缺陷的修正，哈罗德一多马模型的缺点之一是假定生产技术是不变的，对于一个给定的储蓄率，能够实现均衡的有保证的增长率只有一个唯一的数值，但是实现充分就业的稳定增长的条件除非特殊情形，一般很难实现。所以，即使经济能够沿着一条均衡增长的轨道向前发展，那么这条轨道将犹如“刀锋”，一样狭窄，一旦偏离这条轨道，经济增长的路径将表现为累积性的经济扩张或经济收缩，为了克服哈罗德一多马模型的局限性，索洛、斯旺、米德和萨缪尔森等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类新的增长模型，这类模型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认为哈罗德一多马模型的“刀锋”式的增长路径是可以避免的，充分就业的稳定增长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调整生产中的劳动与资本的配合比例来实现，同时，索洛等人还指出：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不是资本积累和劳动力的增加，而是技术进步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索洛的增长理论包含了许多重要的经济内涵，但其理论框架却比较简单而又极其精致，索洛等人的理论模型的核心是关于总量生产函数性质的假设。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的生产函数具有下面的性质：

(i)规模收益不变；

(ii)生产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减；

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范文第10篇

关键词：经济增长动力；阶段性演化；结构突变点；主动力；负动力

一、引言

中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实现长达30多年高速增长，已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进入2011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速明显放缓，传统增长动力出现衰减迹象，进入经济增长动力“转换期”。那么，究竟是哪些增长动力驱动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又是哪些动力正发生着转换？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分别认为，一国的要素禀赋（资本、劳动、能源资源和基础设施）、技术创新、经济结构（或要素禀赋结构）、政治制度、产权制度等因素是经济增长主要动力。蔡昉等研究发现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资本、劳动力及能源资源等要素投入［1］［2］30－38。赵志耘等分别发现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持续正向影响［3－4］。林毅夫等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变迁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因［5－6］。同时，Aoki等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7］［8］40－45。欧阳峣等认为大国经济增长不可能跨越“劳动投入驱动”向“资本投入驱动”再向“技术知识驱动”转变中的任何阶段［9］。国内外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一方面来自资本、劳动等要素禀赋因素，另一方面取决于技术进步、结构变动和制度变迁等因素影响下的要素使用效率及配置效率的提高，但鲜有学者探究在中国经济增长存在结构突变点下的阶段性动力问题，并将经济作为一个大系统综合考虑各增长动力因素特征。因此，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是构建要素禀赋、科技创新、结构变化和制度变迁四维动力结构系统，将影响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技术进步、结构变化和制度变迁因素内生化纳入卢卡斯内生增长模型，尤其是将基础设施作为要素禀赋因素引入扩展模型；二是考虑中国经济增长结构突变问题，运用Bai－Perron多重结构突变模型、chow突变检验找出13中国经济增长结构突变点，并以此对经济增长阶段进行划分；三是考虑要素禀赋、科技创新、结构变化和制度变迁四维动力驱动作用的异质性，再解析结构变化、制度变迁与中国经济增长的互动影响，试图部分解答本文提出的疑问。

二、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一）扩展的卢卡斯内生增长模型基于Lucas（1988）的内生增长模型：Y＝AKα（uhL）1－αhγε（γ0）（1）其中：Y是总产出，K是固定资本存量，uhL代表人力资本存量，hγε反映人力资本外部效应，A代表外生技术水平。式（1）取对数形式为：lnY（t）＝lnA＋αlnK（t）＋βln（uhL）（t）＋γlnhε（t）＋μ（t）（假设β＝1－α）（2）如果lnhε不能解释全部TFP变动，则残差项μ不符合随机分布的特征，表明除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外，还需要引入其他因素来解释生产率变动。因此，将影响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技术进步、结构变动和制度变迁等因素内生化，建立扩展的卢卡斯内生增长模型。将式（1）中的A定义为：A＝Ae（γ1lnjob（t）＋γ2lngov（t）＋γ3nsta（t）＋γ4inf（t）＋γ5wcs（t）＋γ6lnops（t）＋γ7ins（t）＋γ8urs（t）＋γ9fins（t）＋γ10lntcs（t）＋c（t））（3）将式（3）带入式（1），并对扩展的卢卡斯内生增长模型取对数：lnY（t）＝lnA＋αlnK（t）＋βln（uhL）（t）＋γlnhε（t）＋γ1lnjob（t）＋γ2lngov（t）＋γ3nsta（t）＋γ4inf（t）＋γ5wcs（t）＋γ6lnops（t）＋γ7ins（t）＋γ8urs（t）＋γ9fins（t）＋γ10lntcs（t）＋c（t）（4）（二）变量说明考察时间为1952—2014年，数据来源于《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历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选用名义GDP平减后的实际GDP作为因变量，构建要素禀赋、科技创新、结构变化和制度变迁四维动力结构系统作为解释变量。要素禀赋动力因子系统。选取4个变量，物质资本：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①固定资本存量（fcs）；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存量（pcs）等于受过一定教育的劳动力总量与受教育年限的乘积；劳动力：历年就业人数（job）；基础设施：平均标准道路里程（inf），以14．7的换算系数将铁路里程折算成标准道路里程。科技创新动力因子系统。科技资本存量（tcs）：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结构变动动力因子系统。选取4个变量，经济外向型结构：外贸依存度（ops），等于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外资存量（wcs）：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利用外资量；产业结构（ins）：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比值；城乡结构（urs）：城镇人口比重（城镇化率）；金融结构（fins）：贷款量与工业总产值比值。制度变迁动力因子系统。选取2个变量，市场化程度：非国有化程度（nsta），即非国有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政府主导程度（sta）：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

三、中国经济增长阶段性动力演变特征分析

（一）中国经济增长阶段性验证与划分运用Bai－Perron内生多重结构突变模型对中国1952—2014年时间序列运用GAUSS软件经5000次迭代，结果表明，时间序列无法拒绝结构突变点存在假设（在5％显著性水平），且中国经济增长存在1977年、1994年和2011年3个结构突变点［10］，第1个突变点与Aoki对中国经济增长阶段划分点一致。运用chow突变检验验证3个结构突变点前后变量是否有明显变动，结果表明应该拒绝原假设，即在1977年、1994年和2011年前后存在突变，说明中国经济增长具有阶段性特征［11］20－28，存在阶段性动力，因此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特点将经济增长划分为1952—1977年、1978—1994年、1995—2011年和2012—2014年4个阶段。（二）中国经济增长阶段性动力追溯及演变特征运用Stata11．2软件，为校正时间序列自相关带来的偏差问题分别采用Prais－WinstenAR（1）或最小二乘法（OLS）回归方法，回归结果详见表1。对比模型（2）与扩展模型（4）回归结果可知，除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外还存在其他变量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具有显著贡献［12］，因此选取扩展模型（4）进行为探究经济增长不同阶段动力演化规律与特征，对1952—1977年、1978—1994年和1995—2014年分阶段进行回归，由于2011—2014年时间序列样本较少，回归模型不稳定，故将此阶段并入1995—2011年考虑，结果表明：从要素禀赋动力来看，资本始终是推动经济增长主动力，但驱动作用逐渐下降；1978—1994年和1995—2014年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呈现出负效应；基础设施水平对经济增长表现为不显著的正向驱动作用。可见，要素禀赋因素的驱动作用正在逐步衰减，对经济增长贡献逐渐下降。从科技创新动力来看，科技资本对经济增长具有正溢出效应且逐渐增强，但贡献相对较小。从结构变动动力来看，1952—1977年对外依存度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效应，1995—2014年则表现出显著负效应，而外资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持续的驱动作用；产业结构在1995—2014年对经济增长表现为负效应，前两个阶段均表现为不显著的正效益；城镇化水平在三个增长阶段均表现出对经济增长的显著促进作用且不断增强；金融结构在三个增长阶段均表现出对经济增长的显著负效应。从制度变迁动力来看，1952—1977年和1978—1994年非国有化程度表现出对经济增长的显著正效应，1995—2014年制度变迁因素均表现出对经济增长的显著制约作用综上可知，要素禀赋因素一直是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其中资本驱动作用逐步衰减，劳动力驱动作用虽保持增加，但人力资源规模和结构与经济发展所需不匹配矛盾凸显，“人口规模动力”未有效转化为“人才动力”；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贡献相对较小，拉动经济增长的正效应尚未完全释放，是具有潜质动能；城镇化是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驱动作用越来越显著［13］；产业结构扭曲、金融结构不合理、政府干预过度是中国经济增长主要制约因素，尤其是在近十几年阻碍经济增长作用日益凸显［14］。

四、结构变化、制度变迁对经济

增长动力演变影响的再解析考虑阻碍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制度性因素不断增多、增强，采用主成分因子法对结构变化、制度变迁与实际GDP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做进一步再解析。由第一主成分确定1952—2014年结构变化因素（剔除利用外资二级指标）、制度变迁因素各二级指标权数，得出结构指数和制度指数。结构指数数值（相对值）越大，经济结构越合理；制度指数数值（相对值）越大，制度设计与经济发展越匹配。从结构指数与实际GDP动态关系来看（图1），1952—1970年结构指数呈相对下降趋势，实际GDP也处于缓慢增长；1970年以后结构指数稳步上升，尤其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结构矛盾得到有效缓解，实际GDP增长也较快；2008年后结构调整步伐明显放缓，2009年和2011年甚至出现倒退现象，而实际GDP增速仍较快，直到2013年这种影响才显现，实际GDP增速开始下降，说明中国为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推行的各项政策措施未从根本上缓解危机影响，反而可能导致或加剧了新的结构性矛盾。因此，总体上看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保持了一致性的变动但存在一定的时滞性。图1结构指数与实际GDP关系图从制度指数与实际GDP动态关系来看（图2），1952—1960年制度指数呈不断上升趋势，实际GDP也维持一定增长；1960—2000年制度指数在［－0．5，0．5］区间上下波动，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变化步调基本一致；2000—2011年制度指数不断上升且波动性增大，实际GDP则表现出较快增长，制度体制与经济发展匹配度较好；但2011年以后制度指数呈波动下降趋势，实际GDP增速也明显下滑，表明制度政策已与经济增长不适应［15］。因此，总体上看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变化步调基本一致，经济增长对制度变迁较敏感，即使短期性制度体制改革或政策措施也会引起经济增长不同程度波动，虽也存在传导时滞性，但比结构变化反应快。图2制度指数与实际GDP关系图

五、结论

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范文第11篇

关键词：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发展方式

总书记指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在探索和把握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的重要方针，也是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关键要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新进展。”这两个论断总结过去、立足现实、面向未来，阐明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客观必然性、必要性和重要性。在经济建设实践中，只有在思想上不断深化对这两个论断的理解和认识，才能在实践中切实增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一、从改革开放历程看

“经济增长方式”拓展为“经济发展方式”，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发展问题认识的深化，体现了经济发展规

律的客观要求。

尽管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和要求不同，但两者都是为了促进经济协调健康发展而提出的重要方针。回顾改革开放历程，过去的29年，是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29年，也是不断探索“快”中求“好”的29年。29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迅猛，经济增长总量连续多年大幅度上升。同时，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增加要素投入和物质消耗推动，带有明显的粗放特征。为促进经济协调健康发展，历次党代会都提出相应的措施。党的十二大提出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十三大提出要从粗放经营为主逐步转上集约经营为主的轨道；十三大提出促进整个经济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并于十四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即经济体制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十五大和十六大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分别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十六届五中全会把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所必须坚持的原则。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个提法，是我们党在探索“快中求好”过程中提出一个重要方针，反映了当时对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水平，对指导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作用。

十七大报告在分析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时，一个基本判断就是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这表明，尽管我们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做出了巨大努力，但其收效却低于预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效果不理想，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受经济发展阶段的客观制约。我国目前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双加速”发展阶段，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本身具有艰巨性和复杂性。在工业化中期阶段，重化工业发展快、比重大，对能源、原材料消耗大，污染排放多。在城镇化加速发展期，大量基础设施需要投资，产生较大的资源环境压力。二是经济体制和政策尚不完善。政府职能、考评体系、投资、财税、土地管理体制和资源价格体系等关键领域的改革比较滞后，面临艰巨的攻坚任务。如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和干部考核评价体系不完善，资源价格偏低造成对资源要素过度需求和浪费，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经济的粗放型增长。三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目标和手段相对单一。经济增长方式是指通过生产要素的数量、结构、质量变化来实现经济增长的方法和模式。虽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也要求提高技术水平，提高劳动者素质，改变要素结构，特别是提高科学技术对增加经济总量的贡献。但是，这种转变中心目标还是指向数量的增长，没能突出强调经济质量的整体提升；这种转变主要强调通过要素结构和质量变化来提高资源效率，科技进步、结构优化、劳动者素质提高等都是数量增长的手段，没有提出必然要求，强调的力度也不够。在新世纪，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我们对增长与发展的认识有了进一步提高，在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统筹城乡区域和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可持续发展以及调整需求结构等方面，进行了新的实践。在新的发展阶段，经济建设实践客观上需要一种既涵盖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又突出经济整体素质变化，还涉及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其他因素的新的指导方针。鉴于此，党中央在深刻总结我国经济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拓展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转变反映了客观规律，顺应了时代要求。

二、从当前发展实际看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破解现实发展难题的战略选择，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拓展了“好”的内涵，指明了求“好”的方向。经济发展是指一个地区摆脱贫困落后状态，走向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的过程，包括经济增长、结构升级、福利提高等方面内容。经济发展方式是指通过经济增长、整体经济结构变化等来实现经济发展的方法和模式，包括数量型和质量型发展方式两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要求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而且要求由单纯追求GDP增长的数量型发展方式向注重提高经济整体素质的质量型发展方式转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更加强调经济发展过程的协调性、可持续性和发展成果的共享性。协调性是指经济发展各种要素的作用要有机整合，供求总量和结构要平衡合理，产需衔接连贯密切；可持续性是指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共享性是指全体人民能够充分分享经济发展的物质文化成果。总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和降低能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速度质量效益相协调、投资消费出口相协调、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真正做到又好又快发展。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对于化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诸多难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党的十六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按照党的要求，经济发展必须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更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着力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实现又好又快发展，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下坚实基础。”近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不断升级。然而，发展中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如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和低消耗、低排放的先进制造业发展滞后，现代服务业发展严重不足，经济结构性矛盾凸显；农业基础仍很脆弱，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还没有得到遏制，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区域经济差距继续拉大，区域产业特色不突出，区域协调发展的任务依然艰巨；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仍然较多，部分低收入群众生活比较困难。这些问题和矛盾反映了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一个突出弱点，就是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还没有整体性突破，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还没有实质性提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把单纯追求经济总量的扩张转变到更加注重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效益和质量上来，把“物质化”的发展转变到更加注重“人本化”的发展、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经济发展成果上来。这一转变，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加快这一转变，有利于解决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

三、从未来经济发展看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根本途径，体现了经济发展目标任务的要求。

党的十七大报告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经济发展目标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增强发展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转变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自主创新能力显著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幅上升，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居民消费率稳步提高，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的增长格局；城乡、区域协调互动发展机制和主体功能区布局基本形成；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城镇人口比重明显增加。为实现上述目标，报告提出了八个方面主要任务：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国土开发格局；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健全现代市场体系；深化财税、金融等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实现好未来经济发展目标的关键，同时也是贯穿未来经济发展各项任务的两条主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根本途径，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保障。

十七大报告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总要求，这就是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更加注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高节能环保水平、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中心环节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要着力构建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互相促进的体制，大幅度提高科技进步和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点任务是加快“三大转变”：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这三大转变主要从需求结构、产业结构、要素结构等方面，对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任务要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突破口是促进节能减排，要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处理好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关系，促进经济发展由资源消耗型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转变，缓解经济发展对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压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同时还包括了城乡经济结构、区域经济结构和对外经济结构调整的任务要求：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按照形成主体功能区的要求，完善区域发展政策，调整区域经济布局，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起来，扩大开放领域，优化开放结构，提高开放质量，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推进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结构优化。

总之，只有把30年来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当前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和未来经济发展的目标任务要求结合起来，才能深刻理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意义，才能落实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各项举措。

参考文献：

1、.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的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2007-06-26.

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范文第12篇

关键词：经济增长；速度；质量；效益

一、经济增长速度与质量效益的不一致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呈现出高速度、低质量、低效益的发展态势，使得经济增长速度与质量效益出现了不一致的情况，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经济增长速度与质量的不一致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为了追求经济的快速增长，一直沿用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资本投入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因素。2011年，我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我国GDP增长了20倍，人均GDP增长了16倍。在这种经济高速增长的态势下，导致我国经济结构全面失衡，高速度与低质量的矛盾日益突出。主要表现为：其一，投资与消费结构失衡。我国经济一直面临着消费率过低的问题，80年代我国消费率超过62%，而近些年来下降到不足50%，与此同时，投资率却从38.2%上升到48.3%，导致投资收益率下降，难以实现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其二，经济高速增长忽视了经济结构的均衡性，出现了个别部门投资过热的情况，经济增长出现较大幅度波动。其三，在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下，我国严重缺乏自主创新和科技研发，使得经济增长没有持续动力支撑，质量水平无法得到实质上的提升。

（二）经济增长速度与效益的不一致性

我国经济增长出现了效益下降的情况，没有发挥出经济增长速度在经济增长效益中作用，主要表现为：首先，经济效益逐年下降。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较低，使得我国经济的投入产出比呈现出下降趋势。其次，经济增长的社会效益不高。我国收入分配体制不完善，收入差距问题一直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当前我国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农村居民的3倍以上，造成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经济增长成果分享水平偏低，无法提升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社会效益。再次，经济增长的生态效益不明显。在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下，我国经济发展呈现出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的特征，只看重经济增长数量的快速提升，而没有关注能源、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造成能源、资源过度使用，生态环境恶化严重，使得我国面临着改善生态效益的重大难题。

二、经济增长速度与质量效益不一致的原因分析

（一）经济结构失衡

我国经济结构失衡严重，轻重工业比重不合理，资源密集性的重化工业发展较快，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相对较慢。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产业结构比例不合理，第二产业比例在45%以上，而第三产业比重始终未能超过50%，导致经济增长质量难以提高。此外，我国还存在生产要素在主要部门分配过度的情况，加剧了消费结构、生产要素与产业发展的矛盾，降低了要素配置效率，进而制约了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和长期性。

（二）环境污染严重

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忽视了环境因素对经济增长的约束。我国以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为特征的经济增长方式对环境造成了巨大危害，导致我国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资源面临短缺和紧张，使得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陷入困境。同时，废水、废气、固体废物排放总量的不断增加，造成我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承载力的矛盾日益突出，严重制约经济平稳发展。

（三）利益驱动

市场经济条件下，追求利益最大化是企业生产经营的最终目标。这就促使大部分企业采取粗放式生产方式不断扩大经营规模，在生产过程中滥用资源，未能立足于经济可持续增长的角度调整经营策略。同时，各级政府作为利益主体，过于追求地方利益最大化，将注意力放在投资规模和生产规模的扩大上，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社会资源的滥用。

三、经济增长速度与质量效益统一发展的建议

（一）转变经济增长体制

首先，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可将质量和效益指标纳入到以数量增长和产值为核心的官员考核体系当中，借此来形成质量和效益激励。同时，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消除扭曲的体制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真正意义上地实现数量、质量和效益三者的统一。其次，在投资融资体制改革中，要重点解决投融资的行业部门化和地方行政化体制问题，建立科学合理的投融资市场化机制，使所有的经济主体都能按照市场的实际需求和效益原则进行投资、融资。最后，要彻底打破垄断机制，改变市场行为，发挥出公平竞争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从而解决产业趋同引起的产能过剩问题。

（二）加大宏观调控力度

政府要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充分发挥宏观调控职能，以妥善应对影响国民经济运行的各种因素变化。在经济运行低迷，消费和投资需求疲软时，政府要将刺激消费需求、加快发展作为主要的宏观调控内容；在消费和投资需求旺盛时，政府要将控制经济增长速度，提高经济运行质量作为主要的宏观调控内容。为了避免国民经济增长产生大幅度波动，政府要调整产业比例关系，优化产业结构，深入实施节能减排措施，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效益。

（三）增强创新驱动力

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在产业升级中的积极作用，逐步提升市场竞争力和装备水平，并通过新技术、新工艺的应用，对生产流程进行优化调整，淘汰落后的技术工艺和设备，提高能源和资源的利用效率。同时还应进一步增强新产品的研发能力，借此来提升其技术含量，促进产品更新换代。此外，应加快对设计、生产、企业管理等环节的信息化改造，推动企业管理创新。

（四）重视环境保护与资源节约

在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和发展战略性产业的过程中，均必须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资源节约予以足够的重视。为此，创新发展应当与绿色、低碳、环保相结合，大力发展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同时，应当将资源节约和环保这两项内容贯穿于生产建设、流通消费等环节当中，借此来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结论：

总而言之，我国要妥善解决经济增长速度与质量效益不一致的问题，实现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相统一的最优目标。各级政府必须转变经济增长观念，加快经济增长体制改革，增强宏观调控力度和创新驱动力，重视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从而逐步改善经济增长高速度、低质量、低效益的现状，推动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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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任保平.李娟伟.实现中国经济增长数量、质量和效益的统一[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

[3]谭崇台.影响宏观经济发展质量的要素――基于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历史考察[J].宏观质量研究.2014（1）.

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范文第13篇

一、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产生于政治、社会和经济环境大变革时期。在英国工业革命拉开序幕、经济系统也出现了新的变化的背景下形成了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其中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增长理论为典型代表。

1、亚当•斯密的国富论。1776年，亚当•斯密在著作中最早从理论上系统地研究经济增长的问题。涉及国民财富的性质、原因以及如何为经济增长创造条件和环境，这些是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基础。斯密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财富的增加主要是由劳动分工所决定的生产性劳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资本积累三个因素共同决定。并指出，若增加生产性劳动者的数量，必先增加资本积累，只有蓄积的资财的丰裕，才能雇佣到更多的生产性劳动者；增加劳动的设备或进行改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也要增加资本积累。因此，资本积累是劳动分工的基础，决定了国民收入的增长，是经济增长的源泉。

2、大卫•李嘉图的收入分配理论。大卫•李嘉图也认为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力量。他认为只要资本积累增长，就会出现正的经济增长；资本积累下降，经济增长也会下降。不过，大卫•李嘉图研究经济增长问题的着眼点在于收入的分配，强调各种收入分配比例如何影响资本积累，进而决定经济增长。李嘉图赞同储蓄投资的一致性原理，认为一旦资本积累停止，投资即不再增加，经济增长也将停滞，要使经济从低水平重新增长，则要求资本家扩大资本积累，即通过储蓄自动转化为投资，来实现经济增长。

3、对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讨论。以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强调资本积累对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认为投资和积累过程是经济增长的核心。该意义上，古典经济理论的主要内容是资本积累决定论。同时，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暗含着资本要素服从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假定，意味着由资本积累决定的经济增长难以持续，最终经济增长将处于停滞状态。但工业革命以后的长期时间内，经济增长未出现停滞迹象，表明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对经济增长过程的描述和解释并不很科学，且忽略了现代科学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另外，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具有很大的时代局限性，储蓄投资的一致性原理在工业革命以后，由于储蓄与投资实现分离，金融中介的产生下，很难成立。

二、凯恩斯经济理论

1936年，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家约翰•凯恩斯分析并论证了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的原因，认为萨伊定律是不正确的，提出凯恩斯定律。凯恩斯抛弃了“储蓄是经济增长主要动力”的古典经济学派的观点，强调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提出乘数原理及加速原理。

1、乘数原理。凯恩斯认为，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因素。从投资需求的效应方面看，产出的增长与投资变动之间存在乘数效应，即国民收入的增长是一定时期投资增加额的数倍，反之，投资额下降，则国民收入将以投资减少的若干倍缩减。

2、加速原理。根据凯恩斯的分析，投资在促进国民收入增长同时，国民收入增加也会带来引致投资，从而国民收入变化对投资变化具有加速效应。

3、储蓄—投资论。凯恩斯理论的一个贡献是用收入决定的储蓄—投资论替换了古典学派利息决定的储蓄—投资论。凯恩斯认为储蓄和投资是由两种完全不同的人根据不同的动机选择的行为，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储蓄者依据其收入决定储蓄量，根据利息率决定储蓄形式，而投资则取决于资本的边际效率和资本成本，不受储蓄的支配。

4、对凯恩斯理论的讨论。凯恩斯理论特别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认为政府投资不仅可弥补私人投资的不足，而且还可通过乘数作用带动私人消费和投资，使国民收入成倍增长。不过凯恩斯的政策主张难以突破其时代局限性：即着重短期分析，不太适用长期经济分析；投资决定储蓄论仅适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经济萧条时期；只强调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需求效应，而忽视了投资的供给效应；储蓄多少与投资的数量对利息率缺乏弹性，储蓄和投资均由收入水平决定的假设在信用制度发达的国家，不符合实际情况；投资对国民收入乘数效应要发挥作用受到很多前提条件的制约。

三、哈罗德—多马增长理论

20世纪40年代前后，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和美国经济学家多马在凯恩斯理论框架的基础上进行了经济增长分析，通称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标志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开始。

1、哈罗德经济增长模型。哈罗德提出资本—产出比的概念，并假定资本—产出比不变，认为经济中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取决于资本—产出比率，经推导得出哈罗德经济增长率方程为：gy=sv。

2、多马经济增长模型。多马经济增长模型注重投资的二重性，经济的需求方面，投资通过乘数过程决定国民收入的实际水平；经济的供给方面，投资通过增加资本存量的规模而提高了国民经济潜在的生产能力。多马得出的经济均衡时的增长率：gy=YtYt=ItIt=σs。可见，哈罗德增长模型和多马增长模型本质上是一致的，故称“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该模型表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gy是由储蓄率s和资本产出比率v共同决定的，与储蓄率成正比，与资本产出率成反比，在资本产出率不变的情况下，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取决于储蓄率。

3、对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的讨论。哈罗德—多马增长理论是在凯恩斯理论框架的基础上作了一些比较大的修正：将时间因素引入储蓄—投资分析中，用增长率的概念代替凯恩斯的水平分析，实现了动态分析；从“加速原理”出发，强调投资增长决定于收入增长率的“引致”作用，而非收入水平的绝对变化；认为投资行为不仅能增加投资的需求效应，更重要的是投资能提高供给能力。实际上，哈罗德和多马说明了储蓄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因此，提高经济增长最根本的手段是要提高储蓄率。但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增长条件有如“刀刃一样脆弱”。而整个经济系统内部并不存在任何内在的作用机制满足这些条件，因此，该均衡是极不稳定的。

四、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索洛和斯旺分别独立地提出了新古典派经济理论的增长模型，他们对哈罗德—多马模型假定进行修正，提出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典型模型，即索洛—斯旺增长模型。

1、索洛—斯旺增长模型。该模型的基本方程：k觶=s（fk）-（n+δ）k。该模型表明储蓄一方面可促使资本广化，另一方面也可促进资本的深化。

2、增长过程的稳态。当经济处于稳定增长状态时，人均资本停止变化而成为常数，从而得到使人均消费最大的储蓄率，即黄金律储蓄率。当储蓄率大于黄金律储蓄率、人均最优资本存量也高于资本积累的黄金率水平时，随着储蓄率的提高，人均消费水而下降，即经济增长中的过度储蓄是无效率的。

3、对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讨论。新古典的索洛—斯旺增长模型表明，经济的长期均衡是稳定的，并总是向一个平衡增长路径收敛。短期内，产出的增长率可能因储蓄率的提高而上升，但长期内，产出增长率取决于劳动增长率，与储蓄率无关，并且过度储蓄对经济有不利影响。在某些情况下，投资对产出增长率可能产生负影响。不过，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考察的主要是静态最优资本积累。另外，新古典模型关于均衡收敛的预测并未实现。同时，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均衡增长率取决于外生的劳动增长率，因此把经济的长期增长仍归因于经济系统的外生变量，实际上，经济的稳定增长更重要的在于系统内生变量，内生经济变量才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五、新经济增长理论

经济增长理论于80年代开始了新一轮的研究热潮，此时的增长理论扩展了资本概念，把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及知识等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探讨长期经济增长的原因，称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1、凸性经济增长模型。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用要素完全替代的生产函数代替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固定技术系数的生产函数，解决了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均衡经济增长的稳定性问题。但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经济个体不会无限制地积累资本，结果是使经济均衡增长率最终依赖于外生人口增长率或外生的技术变化率，长期经济增长最终无法实现。因此，新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集中于如何解释要素边际生产率在长期不会递减为零。该系列模型认为除人口增长率外，影响人均产出增长率的因素同样影响储蓄率。经济的长期增长率依赖于决定储蓄意愿和资本生产率的参数。实际上，模型扩展了资本概念，从而避免了边际资本生产率递减规律的作用，实现了经济的内生增长。

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范文第14篇

关键词：资源性供给；紧约束；消费；增长；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B

消费、投资和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其中扩大消费是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最大源动力，消费需求对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巨大的导向和推 动作用。在现代经济社会，消费需求上升规律决定了居民消费在超出维持自身生命活动的基本需要后，会趋向于追求享受和发展需要的满足，进而强有力地推动经济 的快速增长。然而，就在居民消费需求不断得到满足之时却发现，消费的急剧增长固然带来了国民经济的繁荣和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却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水、 电、燃油、燃气等资源的大量耗费，以及废弃物和生活垃圾的大量排放。尽管不能绝对地说这完全是居民消费行为所致，但是近现代社会以来享乐主义消费观，以及 在这种消费观引导下的高消费、过度消费、炫耀性消费等超越实际需要的消费行为和模式，在强劲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了严峻的资源短缺 和环境污染问题，进而严重影响到人口消费、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一、资源紧约条件下的消费增长与经济增长

作 为经济发展的两大基础性要件，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坚强后盾和根本保证。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着持续快速增长的发展态 势，国内生产总值从2000年的99 215亿元增长到2009年的340 507亿元，年均增长超过10%；然而，经济快速增长也付出了大量消耗有限资源和破坏环境的沉重代价，资源短缺与环境恶化对企业的生产供给、居民的消费需 求等方面的可持续发展的约束日益趋紧，资源性供给紧约束由此而生。所谓“资源性供给紧约束”，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资源存量和环境容量显著低于世界平 均水平，对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与供给，进而对居民消费需求实现而形成的一种显著偏紧的限制和约束状态。不仅如此，即使现有市场产品供给充裕，如果它是以沉重 的资源耗损和环境破坏为代价，亦即以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资源存量和环境容量的明显下降来实现，那么该国或该地区居民的消费增长，乃至经济增长和社会发 展，仍然处在“资源性供给紧约束”的运行状态。目前，“资源性供给紧约束”不仅是世界所有国家必须面对的客观现实，而且是整个人类社会实现消费需求增长， 进而经济持续增长的致命威胁。

在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作为一切经济活动的起点和落脚点，消费需求是消费增长和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因素。第一， 由于消费可以通过自身的增长直接促进一个国家和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因此消费需求所提供的消费市场增长空间，对经济持续增长具有明显的直接拉动作用。 在资源供给和生产能力的界限之内，消费需求的增长直接就是经济的增长。而对于投资需求，其表现形式就是通过消费拉动投资，投资被拉动起来以后，它就和消费 一样对经济增长起拉动作用。只要不存在资源性供给约束，消费需求的增长将带来投资需求的增长，由消费增长及其所引致的投资增长将进一步推动经济的增长。因 此，投资需求是通过消费需求的导向作用，对经济持续增长起间接拉动作用。第二，由于消费与生产是社会经济运行中的两个最基本的环节，因此居民消费需要的满 足程度和消费需求的增长幅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制于生产增长和经济增长幅度，亦即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增长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本质上是消费与 经济，或者说是消费与生产之间的关系。在资源性供给紧约束条件下探讨生产决定消费，不只是生产的内容决定消费的内容，生产结构决定消费结构，以及生产的方 式与水平决定消费的方式与水平，还有经济增长方式制约和决定消费增长方式。

同经济增长一样，消费增长也有一个“增长方式”问题，也有粗放和集约两种类型。经济的粗放型增长方式是指主要依靠增加生产要素投入、追求产品数量扩张的增长方式；经济的集约型增长是指注重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加强管理， 改善效益的增长方式。在资源性供给紧约束条件下的现代社会，促进节能减排已经逐渐上升到各国的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以最终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 型的根本性转变。而消费的粗放型增长主要表现为消费资料数量上的累积和增加，最终表现为对资源环境的粗放型消耗和破坏；消费的集约型增长主要表现为消费质 量的改进和消费效益的提高，以及出于对自然资源节约使用和生态环境保护，而对低碳、绿色产品需求的增加等。当然，这两种类型不是截然分开的，数量和质量是 相互依存的，只不过在一定时期有一种类型的增长是主导的。

消费增长由粗放主导向集约主导转变，是居民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提高的表现，它在一 定程度上虽然是生产发展的结果，但集约型消费需要对于企业开发、设计和生产环境友好产品具有明显的导向和激发作用。第一，集约型的消费需要是靠集约型的生 产满足的。生产为消费需要提供了消费的对象、方式以及数量和质量的界限，没有集约型的生产就没有集约型的消费。那种通过对土地、淡水和森林等资源进行粗放 型开发和利用而进行的产品生产方式，不仅是不可持续的，且它所生产出来的产品也必然是资源浪费型和环境污染型的；第二，集约型的生产是由集约型的消费需要 激发出来的。关于这一点，马克思解释道：“生产不仅为需要提供材料，而且它也为材料提供需要。在消费脱离了它最初的自然粗陋状态和直接状态之后，——如果 停留在这种状态，那也是生产停滞在自然粗陋状态的结果，——消费本身作为动力是靠对象来媒介的”［1］。因此，集约型消费需要通过激发和引导企业的集约型 生产，促进企业的节约资源和节能减排，推动国民经济走上内涵式经济增长之路。

在当前资源性供给紧约束条件下，集约型消费需要对生产导向或激 发作用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广大居民对绿色环保型产品的消费需要自然会激发企业对环境友好型产品的开发、设计和生产，而不是那种过度消费、高消费等不合理 消费需要而引发的企业对资源高耗型产品的生产和供给。生产与消费这两个层面的决定作用如果从微观经济，或从企业营销的角度看，前者称为满足需求或者紧跟市 场，后者称为创造需求或者创造市场。因此，在资源性供给紧约束条件下，一方面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意味着企业通过产品设计、技术创新和节能减排等经济活 动，不仅要满足广大居民的绿色消费需要，而且还要创造低碳、环保的绿色产品需求；另一方面，集约型的消费增长方式所要求的不仅仅是温饱问题的解决，更重要 的是消费环境的改善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以及对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所提供的绿色环保产品的消费需要。

二、资源紧约条件下的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

自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大规模的物质财富积累。整个20世纪是人类物质财富增长最快的时期，同时也是 地球生态遭受最严重破坏的时期。尤其是20世纪中期以来，伴随着世界经济的快速增长，人类社会出现了三大全球性问题，即人口膨胀、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这 些问题的出现和日益深化，使人们对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前进的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模式产生质疑，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也因此成为了全球可持续发展所关注的 焦点。

在经济发展理 论的早期研究中，西方经济理论都是从单纯经济增长来看发展的，从而把经济发展问题归结为单纯增长问题，经济发展意味着国家财富和劳务生产的增加，以及人均 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我们将互相替代地使用‘增长’和‘发展’两个词”，“经济发展问题实质上就是通过增加人均产出来提高国民收入水平，使每一个人都能 消费得更多”［2］。然而，这种把经济增长等同于经济发展的发展战略，存在着许多重大缺陷并导致一系列矛盾和问题，特别是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而导致的质 量和效益不高，以及经济结构失调、分配不均、资源耗损、环境恶化等全球性问题。 

应当指出，早期的经济发展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因为在经济社会的 特定发展阶段，经济增长仍然是社会物质财富增加和综合国力增强的重要标志，是实现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和生态环境状况逐步改善的物质基础和基本保证。即便是特 别注重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区别，也会得出“没有经济增长是不可能有经济发展”的结论。［3］通过经济增长实现物质财富积累，仍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环境 治理费用的有力保证。然而，如果站在全球统一的大系统角度上来看待不发达经济的现状时，很难将不发达经济的困境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割裂开来。全球自 然资源的供给能力和环境自净能力从无限到有限的发展过程，决定了由经济增长到经济发展的转变具有历史阶段性。

20世纪80年代后，许多新的 理论与模型相继出现，其中关注全球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可持续发展理论，特别重视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问题。“如果说经济增长是个‘量’的概念，那么经济发 展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质’的概念。从广泛的意义上来说，经济发展不仅包括经济增长，而且还包括国民的生活质量，以及整个社会经济结构和制度结构的总体进 步”［4］。“发展不只是一种经济的连续增长，而是一种以全人类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5］。由经济增长到经济发展， 不仅仅是两个字的改变。无论是在发展理念、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式，还是在包括资源环境状况在内的发展的国际环境等方面，经济发展都是一个具有根本性和全局性 的全球性战略问题。在资源性供给紧约束条件下，经济发展所追求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性的发展，体现了对经济发展理念上的深化和发展道路上的拓展，体现了对 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重新审视，明显有利于解决包括我国在内的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资源日趋短缺、环境严重破坏等矛盾和问题。

显然，可持续发展 是伴随着经济发展的不断深入和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日趋严重，为突破经济快速发展和资源性供给趋紧约束的两难困境而提出来的。可持续发展的内涵极其丰富，主要 包括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等三个方面，且它们相互关联，不可分割。孤立追求经济增长必然导致经济崩溃，而孤立追求资源环境的可持续性则难以遏制全球变暖的 衰退。因此，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利用是基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条件，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目的。在资源性供给紧约束条件下，人类共同追求的应该是在“人类— 自然—经济—社会”这一复合系统中的持续、稳定和健康发展。可持续发展所追求的最终目标，就是既要使人类的各种需要得到满足，个人得到充分发展，又要保护 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且不对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构成威胁。

三、改善居民消费模式，促进可持续发展

上述分析表明，从居民消费增 长对国民经济增长的直接或间接拉动作用，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所面临的资源性供给趋紧约束，从单纯追求“数量”增长的粗放型经济增长，到“数量”和“质 量”增长兼顾考虑的有利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经济发展，再到强调环境危机，强调长期性和全球性的经济发展，最终实现社会、经济和环境协调并进的可持续发 展，人类社会实现了在资源性供给紧约束条件下的消费、增长与可持续发展的历史性和战略性的重大转变。

在充分肯定这种转变的重大现实意义的同 时，应该更深层次地认识到人类从事社会生产活动的终极目标，是为了具有全球性、代际性等可持续性意义上的居民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平的提高，是为了提高整个人 类的消费质量和福利水平。我国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党的十七大报告首 次将生态文明建设确定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目标，明确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 模式”。显然，生态文明社会对居民消费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亦即不仅要把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打造成生态文明型的，而且要把消费模式置于生态文明之中，构建 生态文明型的消费模式。

1．居民消费模式制约消费增长，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消费模式是人们消费关系和行为规范的综合体现，是对人们的 消费行为进行社会价值判断的理论概括和依据；它反映了人们消费生活中诸如消费需要、消费观念、消费倾向、消费水平、消费结构、消费方式、消费习惯和消费体 制等各方面的基本内容和发展变化。人们的消费行为受一定的模式支配，消费模式又制约消费增长。从理论上说，一定的消费关系，一定的消费体制，一定的消费水 平、消费结构和消费方式等，体现一定的居民消费模式。而不同的模式表现不同的消费倾向和消费需求，因而它又制约着实际消费状况和消费增长态势。

消费模式对经济增长方式的制约和约束，是通过消费增长这个中间环节发挥的。消费增长既有它的态势，又有它的内容、结构和方式，它们受到消费模式的支配和 影响，又强有力地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解决温饱到全面奔小康，消费重心逐渐转向质的提高，即要求扩大消费领域，提高消费水平，优化消费结构，改善消 费环境，这就要求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转向集约，强调资源的集约使用。在资源性供给紧约束条件下，消费需求由数量到质量转化，既是我国资源日趋短缺对生产可 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也是消费模式对消费增长和经济增长方式约束作用的根本表现。尽管消费模式变化主要是受居民可支配收入、消费品价格、产业结构等经济因 素，以及消费观念、消费习惯、消费心理和消费环境等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但也在较大程度上依赖政府消费政策的引导、监督和制约，进而影响到经济发展方式的改变。

2．在资源性供给紧约束条件下，通过改善居民的消费模式，是实现从消费到增长，再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内容极其丰富，其中 消费的可持续发展反映了消费的地位、消费的各种属性、消费与生产的关系，反映了消费品生产的位置以及消费的规模和消费增长态势，从而在经济发展水平和自然 环境条件既定的条件下，从消费量及其增长态势上体现消费的标准形式。在资源性供给紧约束的现代社会，任何超越本国和地区资源承载能力和污染（技术）治理水 平的不合理消费行为和模式，均很难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消费增长和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因此，在人与自然能否协调发展关系到生存发展的重大问题的背景下，本文 认为，通过改善居民的消费模式，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是满足居民日益上升的消费需要，尤其是绿色消费需要，进一步提高整个社会消费质 量的必然要求。由于“一切需要的最终调节者是消费者的需要”［6］，而需求是需要的实现，因此，市场经济其实就是消费需求导向型经济。在资源性供给紧约束 条件下，如果居民的消费需求偏向于追求“高消费”、过度消费等不可持续的消费模式，它必然会导致不可持续生产行为和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最终导致推动经济可 持续发展的能源、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难以为继，生态环境更加恶化。转变居民的不可持续消费模式，实现消费的可持续性增长，不仅是改善生态环境，满足居民 消费需求，提高消费质量的根本要求，更是我国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条件。

《中国21世纪 议程》明确指出全球环境不断恶化的主要原因是存在不可持续消费和生产模式，不可持续消费模式的最大危害不仅仅是对自然资源的耗竭，更重要的是损失了环境容 量，危害着子孙后代生存的环境空间，最终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乃至可持续发展［7］。目前，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一直致力于把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作为重要 的发展目标，然而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规模的扩大，同时也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对资源占用的增加和环境污染的加剧。因此，在资源性供给紧约束条件下，为解决 资源短缺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和问题，我国可以借鉴美国等西方国家转变能源和资源发展战略的经验， 即政府通过制定相关的政策、法律和法规，约束和规范企业生产行为和公众消费行为。更为重要的是广大居民必须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消费理念，秉承适度消 费、公平消费和责任消费的基本原则，通过转变居民生活中存在的资源耗损型消费行为和模式，最终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实现人的 全面发展。总之，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仰仗于居民传统的不可持续消费模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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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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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高鸿业.西方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687.

［5］ 吴志军，黄晓全.江西资源、环境问题及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对策［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4（1）：10-13，21.

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范文第15篇

关键词：土地资本化；经济增长；宏观调控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25-0115-03

引言

2006年初，重庆市制定政策，要求各区县坚持以发展农村经济为中心和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2007年重庆市纳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改革试验区。同年9月，重庆开启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模式。2011年上半年，重庆市土地出让金总计583.3亿元，占地方财政近一半收入。重庆市针对土地资本化还进行了“股田制公司”和地票交易制度的改革。2008年12月4日，重庆市农村土地交易所作为我国首个农村土地交易所挂牌成立。重庆地票制度不断完善，促进了重庆市统筹城乡土地制度改革的推进。

一、文献综述

目前，文献主要我国典型二元经济体的特征出发来进行研究。罗叶（2008）认为，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资本化是物权化的结果，可促进生产要素在城乡优化配置。陈家泽（2008）建议在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中，应做实农村集体土地产权。程世勇（2010）认为，地票制度是一条从体制内探索出的城乡建设用地结构性调整的路径。当前我国在土地资本化进程中仍存有诸多问题，陈家泽（2008）认为，现行法律限制了对农民土地权益性融资的再生产扩大和收入流增。叶剑平、蒋妍和罗伊・普罗斯特曼等（2006）提出，向农民发放合规的合同和证书等7条建议。关于土地资本化与宏观调控和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从土地要素与经济增长、土地价格与经济增长两方面出发。一方面，武康平等（2009）发现，经济增长率与经济体对土地要素的依赖性成反比；另一方面，黄晓宇等（2006）研究表明，土地市场发展和宏观经济增长互为因果。

总体上，关于土地资本化和经济增长的研究尚少，而且没有结合各地特点和宏观经济整体目标。文章将在分析重庆土地资本化特点的基础上，从经济增长的 “效率性”角度去进一步探讨重庆土地资本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二、重庆市土地资本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实证研究部分假定城市建设用地的土地变化量主要是由于土地资本化所导致的，在假定技术不变的条件下，利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构建包含土地要素的Cobb-Dauglas生产函数。

（一）模型的建立

（二）数据选取

文章采用《重庆市统计年鉴》的年度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样本期为1996―2010年，使用Eviews6.0和WinRATS软件。其中：GDP（经济增长）：重庆市二三产业产值（单位：亿元）。INV（资本）：重庆市资本存量（单位：亿元）。1996―2010年各省资本存量根据张军和吴桂英（2004）提供方法推算（Kt=（1-δ）Kt-1+It，折旧率δ= 9.6%，I为固定资产投资额）。LAB（劳动力）：重庆市二三产业人口数（单位：万人）。LAND（土地）：重庆市建设用地面积（单位：万人）。

（三）平稳性检验

结果（见表1），dLnGDP和dLnLAB在1%显著性水平下通过平稳性检验，dLnINV和dLnLAND在5%显著性水平下通过平稳性检验。

（四）估计结果

所估计的系数均显著，二三产业劳动人口增长率和资本存量增长率分别提高1%，经济增速就分别提高0.43%和0.79%。重庆市建设用地面积增长率也对经济产生了显著影响，尤其是虚拟变量，说明重庆从2008年开始土地资本化后，重庆市建设用地面积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更强，建设用地面积增长率上浮1%，经济增速提高0.22%。

（五）格兰杰因果检验

文章根据AIC、SC准则确定其最优滞后阶数为2。通过表2看出，滞后期分别为1和2时，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经济增长是资本变化的格兰杰原因；当滞后期为2时，资本才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其作用存在滞后性。当滞后1期和2期时，分别在5%与10%的显著性水平下，劳动力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说明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随着时间推移而减弱。同样，当滞后期为1和2时，分别在92%与93%的置信水平下，土地资本对经济增长存在格兰杰原因，而当滞后期为2时，经济增长才存在对土地资本的格兰杰原因。说明城市建设用地的增加有助于城市经济增长，但时间而越弱；同时说明经济增长反过来促进对建设用地的需求，但存在时滞性。所以，利用土地资本促进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小结

随着重庆土地资产本化的推进，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也迅速增加。重庆从2008年开始地票交易后，重庆市建设用地面积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明显更加强烈，但经格兰杰因果检验发现：重庆地方经济的增长反过来增加建设用地需求，但该作用存在时滞性，且随着土地资本化的持续，城市建设用地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越来越弱。因此，利用土地资本化推动城市建设用地的增加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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