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的发展史范文

书法的发展史范文第1篇

历史分期，顾名思义，指的是对历史采用分阶段的手段进行研究，这是研究一段历史或者某段历史最简单易行的办法，也可以看做是研究历史的“入门”方法。由历史主义出发，着重分析历史的发展变化，站在历史主义的观点之上看待问题，是研究历史学的着眼点，更是研究历史学的基本要义。古语有云：治史所以明变，前一时期历史与后一时期历史之所以不同，就在于“变”。对于历史学的划分，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历史分期正是历史学划分的重要手段。众所周知，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不同，社会阶级划分的不同，各段时期的历史也体现出不同的特征与性质。因此，我们必须仔细研究，找出不同历史时期之间的变化，基于“变”的基础之上，总结变化规律，分析变化特点，将具有统一特质或相似特征的历史时期划归一类，以便于更好地完成历史分期工作。与研究社会历史相似，对待中国图书馆学理论发展史的分析问题，采用历史分期的手段，不仅会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人类文明史与现存记载的图书馆发展史之间的关联，分析不同时期图书馆的不同特征，进而做到从大体上掌握并预测图书馆的未来发展趋势，而且也能够通过对于图书馆的历史划分，达到阶段性的研究图书馆学的目的。此外，合理地、有规律地对图书馆历史进行分期，可以帮助我们解决繁复的图书馆整理问题，图书馆的发展历史由来已久，其中包含很多纷繁复杂的图书馆发展事迹，以及很多相关的，在图书馆发展史中做出贡献或造成影响的历史人物及其事迹，如果不能较好地做到图书馆学理论发展史的分期，就很难将这些事迹与人物理清，进而得到一条清晰简明的图书馆学理论发展史主线。然而，一条清晰简明的图书馆学理论发展史主线，对于研究图书馆学理论发展史的研究人员而言，又是极其重要极其不可或缺的，它不仅能够体现图书馆发展事业在不同历史时期所经历的变迁，变迁的特征与联系，更能够帮助我们挖掘以及把握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特征及其规律。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做到更好地认识、评价各阶段图书馆发展事业，揭示发展背后所体现的历史本质和指导思想，进而做到利用常规的图书馆学理论研究手段对于图书馆事业史进行系统化的研究。从某些角度看来，图书馆学理论发展史的划分与社会发展史的划分手段近似，例如对于新时期历史阶段的划分，我们可以从很多方面进行切入，如划分的意义，不同历史时期的概念，各个时期之间的时间跨度，以及不同历史时期所存在的不同的指导思想，等等，这些都可以作为历史分期的依据与手段。两者从划分的意义来讲也是有所相似的，如果不将新历史时期与旧历史时期进行划分，就无法展现出新时期所体现的进步，总结进步经验，进而取得更好的发展。因此，无论是从前瞻性还是回顾性来讲，对于中国图书馆学理论发展史的划分，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2现有历史分期方法举例

迄今为止，对于什么是中国图书馆学这一概念，我国图书馆学界尚未统一。鉴于此，对于如何对中国图书馆学进行历史分期，不同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其中颇具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种。

2.1周文骏的划分方法周文骏认为，中国图书馆学的由来已久，但是在我国古代历史时期，并没有对于该领域给予足够的重视与记载，因此对于中国图书馆学而言，萌芽期很难确定。他将现代中国图书馆学发展史划分为两部分，将20世纪20年代至1949年之前视为建立期，1949年之后至今视为发展期。2.2谢灼华的四阶段划分法与上文不同，谢灼华认为在中国古代就已经形成中国图书馆学，因此他将中国古代图书馆学划分为汉魏六朝酝酿期、隋唐五代形成期、宋元体系建立期、明清体系完善期4个阶段，而20世纪之后，则划分为近代图书馆学时期。

2.3四时期划分法杨建东、罗德运将中国图书馆学的历史划分为4个时期：一是孕育时期，封建社会时期；二是萌芽时期，19世纪后期—20世纪初期；产生时期，辛亥革民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发展时期，1949至今。

2.4黄宗忠划分方法黄宗忠的观点认为，在图书馆学历史划分问题上，中国应与世界同步，即采用统一划分标准。孕育时期：奴隶社会时期—19世纪初；建立与发展时期：19世纪中叶—新中国成立前夕；成熟时期：新中国成立之后。由此可见，在黄宗忠、杨建东、罗德运的图书馆学历史分期划分方法中，分期标准是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演变，这种划分方式是被“萌芽建立”“发展壮大”“成熟繁荣”这一主流思想意识形态所束缚。谢灼华的划分观点则是单纯地以历史时期不同进行划分，对于20世纪以后的中国图书馆学发展时期，统一地划分为一个时期，并没有根据各个阶段历史性质的不同，对其进行历史阶段性的划分。这种划分法并不能展现一个世纪以来学科的发展变化情况。周文骏只是对于20世纪之后图书馆学的发展经过进行了比较恰当的划分，并且在划分方法中，将1949年之后的历史时期均视作发展期。这种观点虽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伴随着时代的进步，这种划分方式将不再能够包含并体现中国图书馆学内在所发生的变革和发展。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于1949年之后的中国图书馆学学术发展情况进行细致的分析，并且提出正确的分期意见。除此之外，上文所述各位的观点中，多数都将古代中国图书馆学作为一个整体的历史时期，划分为中国图书馆学的萌芽时期或者孕育时期。这种划分方法也是值得进一步推敲的。严格意义上来讲，我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与20世纪之后的中国图书馆学思想不存在学术性质上的继承，现代中国图书馆学思想并不是基于古代中国图书馆学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古代中国图书馆学不应属于中国图书馆学范畴，也不应被划入其中。对于中国图书馆学历史分期问题，各位专家所给出的观点不尽相同，但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去取其糟粕，吸收其精华部分，做到求同存异，建立一套系统的、科学性强的中国图书馆学分期理论。

3中国图书馆学理论发展史划分依据

一般来讲，学术历史的划分常以社会政治历史发展和学术思想史发展两种线索作为主线，在以社会政治作为历史发展主线的分期方法中，我们常常将意识形态的演变过程作为学术上历史分期的依据。笔者认为，在中国图书馆学历史分期的问题上，我们不能够简单地采用意识形态更迭作为划分的依据，而应该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一般来讲，主要包含哲学依据、社会依据、学术发展内在依据等。

3.1哲学依据内因作为引起事物变化、发展的内部矛盾，是事物进行变化发展的首要因素，也是导致其变化的根本原因，决定着事物发展的方向与趋势。外因是决定事物发生变化发展的外部条件，且只有通过内因才能发挥作用。事物在内因与外因的共同作用下，进行量的积累并且不断地发生细微的质的变化，当量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产生质变，即物质性质的转变。对于中国图书馆学历史分期的划分亦可以此作为哲学依据，当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就会发生质的转变，即前文所提及的“变”。

3.2社会依据众所周知，图书馆学是依附于社会历史环境所产生发展的，因此其与社会历史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社会历史环境包含社会政治、经济、技术与文化，都与图书馆学的产生与发展息息相关，特定的历史环境背景下，其图书馆学必然带着与其相关联的历史阶段特征。因此，我们在进行中国图书馆学历史分期问题的处理时，必须综合考虑其背后的历史背景与社会背景，要针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不能一味盲目地照搬照套，也不能对于社会环境进行绝对排斥甚至是不作参考，我们应当对于那些对图书馆学发展有重要影响的社会事件予以足够重视。

3.3学术发展内在依据虽然在进行图书馆学历史分期时要综合考虑社会依据与哲学依据，但在划分问题上主要还是取决于图书馆学本身的研究情况，即我们通常所讲的按照研究深度、广度与图书馆学进展速度进行划分。其中影响因素很多，主要包括：图书馆内学科分支数量，学科体系构成，研究人员数量、质量，馆内各类文献数量，以及图书馆自身对于社会文化的接纳程度。

4基于以上观点所提出的图书馆学划分方法

基于上文中所介绍的内容，本文对于图书馆学历史分期的划分，给出了如下的观点及看法。

4.1形成时期20世纪初期，由于西方图书馆学思想的大量输入，中国兴起了近代图书馆，图书馆学的思想也开始植根于中国学者的思想中，20世纪30年代武昌文华大学图书科的创办，为中国图书馆学的开启立下了里程碑，中国近代图书馆学由此正式诞生。同一时期，很多的图书馆学专著、专业期刊纷纷问世，受此影响很多高等院校开始设立图书馆学专业，随之产生大量的图书馆学家。在不断地学习国外图书馆学理论，深入研究并探讨适合中国国情的图书馆学的历程中，中国图书馆学初步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研究对象以及学科体系。但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受到抗日战争与国内革命战争影响，我国刚形成的图书馆学研究被迫中断。因此，将20世纪初至20世纪40年代作为中国图书馆学形成时期。

4.2曲折发展时期1949年10月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长年的战乱与动荡，我国的科学文化事业得到了恢复，随之而来的，对于中国图书馆学的研究也得以再次展开，并走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中国学术研究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也引发了中国图书馆学的学术变革。因此，考虑到社会因素对于中国图书馆学的重大影响，我们将此时期划分为中国图书馆学发展的新时期。“”开始之后，受其影响，图书馆学研究内容变得单一，受主观意识影响大，缺乏理性因素，我国图书馆学的研究虽然并未中断，但也受环境因素影响，在曲折中前进，发展很缓慢。因此，将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划分为中国图书馆学的曲折发展时期。

4.3理论变革时期“”结束之后，禁锢的学术思想得到了解放，我国图书馆学也在此时走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一改曾经单一批判的局面，开始呈现生动活泼的势头。最初的体现是学者开始不满足于从前所采用的图书馆学直观描述式研究方式，纷纷开始学习吸纳国外先进思想，急切探索更高深的理论。80年代中后期，图书馆学的理论研究又开始转于研究宏观现实问题，一时间图书馆学文化空前繁荣，经典图书馆学理论被，现代图书馆学理论正式确立。因此，将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划分为中国图书馆学理论变革时期。

书法的发展史范文第2篇

关键词

知识考古学

图书馆史观

图书馆发展

图书馆职能

1关于知识考古学

知识考古学(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最早由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提出，是一种典型的后现代思想。法文的“知识考古学”(archeologie du savoir)中，archeologie-词源于希腊文arkhaiologia。arkhaiologia由arkhaio(古)和logia(理论)构成，即关于古的理论。“古”指古物，特别是古代艺术品、古迹。福柯运用archeologie研究人类的思想纪念物(精神现象)。虽然福柯在诸多著作中并没有对知识考古加以明确的学理上的概念阐释，但是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在其对于精神病史、疯癫史的研究中显现出鲜明的特征。福柯认为传统的思想方法和理性主义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原则过多地强调了真理性、合理性、逻辑性与正当性。福柯用其“考古学”的方法对历史进行了新的分析。他的工作“是从文献逆溯遗迹，解构传统历史的总体、连续性叙事，代之以对本非由有机因果纽带联系起来的话语的非连续表层的后现代描述‘档案’，回到断裂、离散的‘零度’历史空间”。福柯的研究对象正是历史学家们极力掩饰的那些偶然、差异和零落的历史时间。福柯用其敏锐的洞察力和犀利的语言对基础主义、普遍主义、宏观叙事、历史的连续性提出了质疑和颠覆。

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更多地被认可为一种后现代的批判精神，福柯自己在谈到“现代性”时也将其理解为一种特定的态度而不是某一特定的历史时代。他没有不假思索地接受既定的“真理”，没有盲目地踏入某一个新兴的领域，而是以一种严谨和怀疑的态度对历史加以真实描述。验证历史似乎是我们现代人最缺少的一种品质，作为社会记忆装置的图书馆(其本身就是历史性的)，在引入各种先进的技术、理念，在赋予自身诸多的道德责任、使命，在呼吁改革和突破的同时，有没有在这样的“激情”中反思，我们有没有盲从?我们有没有片面?我们有没有考其真伪?无论是已有的规定，还是在开始前赋予的目的，都不能对反思有任何的妨碍。我们应对习以为常的“真理”保持一种谨慎的态度，将图书馆的发展置于它应有的复杂的环境之中予以思量，才能避免不切实际的主观臆断。

2传统的图书馆史观及其弊端

在传统的思想史中，对于中国图书馆史分期大致存在5种观点：(1)根据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期和中国图书馆事业的特点划分为：封建社会时期(上古至鸦片战争)；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840－1919)；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新中国时期(1949至今)，(2)根据文化学术发展史分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等。(3)根据图书馆自身的发展特征分为：图书馆萌芽期、藏书楼时期、公共图书馆时期、现代图书馆时期，(4)根据图书的特征和其对图书馆的影响分为：简策时期、写本书时期、印本书时期、机械印刷时期。(5)根据中国历史时代的划分方法分为：古代图书馆史、近代图书馆史、现代图书馆史。

可见在普遍接受的图书馆史叙事方法中，所有的方法都是将图书馆的发展按照时间先后的线性顺序排列，并与思想启蒙、时代进步、科技创新等重大事件有着必然的因果性和决定性联系，图书馆按照人类预想的现代性序列丝毫没有偏差地发展至今。可以看出，大部分的图书馆学者在研究图书馆发展史时，都是按照思想史的方法，在层出不穷的演变与迂回之中发现甚至创造一条发展的连续线。这样的连续性是将图书馆置身于现代性计划的语境中给予陈述的，它暗示了三种前提：首先，时间的连续等同于图书馆发展的自身连续；第二，图书馆的发展经历着一个从无到有、从私人到公共、从精英到贫民的历史必然性，第三，图书馆发展是置身于经济、科学、文化等领域的制约和影响之下的，图书馆应紧紧与这些社会主流的发展因素相辅相成、更迭同步。这样的历史观人为地同一了差异、隐藏了断裂、简单了因果，即使一些学者发现了这些认识上的不足，但都只做了简单的修正，又因图书馆史的研究已经显得没有新兴技术和时髦理念那么“重要”了，我们也在追赶时间的同时丢弃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追问与反思。

连续性不是自然而就的，而始终是某种建构的结果。将客观时间作人为的划分并将一切迂回、曲折和零散的事件隐匿于时间之中，显然带有目的论的思想倾向。将图书馆发展从属于科技、经济等因素的发展也会给自身价值带来围困。如在改革开放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刚刚兴盛之初，我们的一些图书馆人不能充分把握图书馆的自身特征，盲目跟随企业的经济模式，提出“图书馆产业论”，为了“资本增值”而将图书馆“转为以计算机处理和数据库开发经营为主的信息服务和咨询产业”；知识经济时代图书馆又提出要成为“知本家”、“信息中心”，全球化时代又盲目地引入和简单地模仿西方图书馆的治理模式等都暴露出图书馆人单纯、片面的历史观在时代推进和社会因素变革时期所体现出的浮躁与盲从。

因受到传统线性图书馆史观的影响，加上很少有学者能够将学理的应然与实践的实然进行反思与辩证，导致了图书馆在发展过程中顺从传统历史观的时间进程、因果关系论而将图书馆发展导入错误的方向。如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外国一些图书馆学家提出：图书馆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人类将不可避免地走向无纸社会。特别是进入1990年代以来，随着电子出版物的迅猛增加，因特网的不断普及以及图书馆网络化建设的实施，一些中国的图书馆学者疾呼“数字化图书馆时代已经到来”，图书馆的历史滚滚向前，驶入了下一个时代，这样兴极一时的论说使得一些图书馆“争先恐后”地引入技术和设备，造成了人力物力上的巨大浪费。

从事图书馆史学研究应该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将真实的历史告诉当代人和后代人，而现在较少有人对历史怀有真正的兴趣，也缺少基本的历史知识和正确的历史观，很多人不重视对原始文献的研究和考证，毫不负责地以讹传讹。这就迫切要求图书馆在理论研究中注重对历史进行全新的分析和把握，充分认识理性的有限性，注重那些被忽略或者被掩盖的断裂的、散落的历史进程，还历史以真实性和复杂性。在实践工作中，要用一种考古的历史观精神对新的科技、新的学说、新的理念以及新的模式持有一种谨慎的态度，切勿争功、攀比。

3图书馆史观中的知识考古旨趣

以知识考古学为视角探讨图书馆发展史是一种后现代史观。与传统的图书馆史观不同，知识考古学下的图书馆史观并不去追寻神秘莫测的本源，也不探讨图书馆发展的永恒规律，而是探讨图书馆产生的条件、发生的可能性层面、发挥的功效以及一些差异和悖论，它不是一种思想史的回顾以给近日的成就以依据，更不是为图书馆的发展规划路线以预示，图书馆知识考古学所要确定的不是历程、规律或者萦绕在图书馆周围的或明或暗的东西，而是关注图书馆本身，那些本该是其一部分却被其他描述所替代的事物。图书馆的考古学也秉承了福柯一贯的学术特点和质疑精神，不去发现图书馆发展的连续性或者不知不觉的过渡，不试图将图书馆以往、现存以及后来的发展以线性连接，更不会去抓取事物由其不是而达到“所是”的历史性时机。图书馆的知识考古在于发现历史发展中偏离或者被现代性陈述所隐藏的，却又是不可缺少的事物，按照图书馆发展的边缘(而不是拼凑的主线)进行研究。时间并不是事物发展的分割工具，历史本没有折点，图书馆的知识考古并不是对神秘而神圣的起源以追寻，恰恰相反，它以没有终点的方式流动。

3，1对差异性与复杂性的重视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各个国家、民族和地区的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不平衡，虽然处于相同的年代，但是经济、政治和社会整体却不尽相同，正是这种不平衡性造成了世界的多元化，也造就了各国图书馆事业乃至各个图书馆发展阶段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从纵向来说表现在不同历史时期下图书馆自身积累发展的模式和价值的差异性，在横向上表现为同一时间下不同地域、文化、习俗的图书馆历史发展的独特性与多元性，因此传统的图书馆历史观对于普遍规律的追寻(通常是发达地区图书馆的历史发展规律)忽视了纷繁复杂的历史环境，这使得现代很多新兴理论在推出和引进的同时没有结合中国地域差异大的客观事实而导致图书馆发展“贫富差距”不断增大，这也是很多地区图书馆从业人员认为理论不能指导实际工作的心理来源。

将西方先进的图书馆精神引入中国显然具有很好的借鉴性，但是毕竟由于政治体制和社会文化的差异性，以及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多元性与复杂性，需要我们对引入的理念作全面的知识考古，考证这些理念产生的历史条件，可能实现的社会环境以及在这些先进理念下隐藏的缺陷和不足，切不可盲目照搬照做，而让图书馆的工作趋于象征性、符号性而缺少可行性与长久性。

3，2对断裂性与偶然性的陈述

传统的历史观将历史形态的划分立足于“历史不断进步”的线性时间观念。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总是在历史发展结果的前提下由现在回溯过去，表现出当代人与“过去”历史的差别认识，进而表现出超越历史的优越感。其结果是，人们对于历史发展的认识，其实是带有某种主观构想成分的，现实逻辑发展的合理性往往被视为历史的唯一结局。

程焕文教授在第一届图书馆史学术研讨会上就提出，长期以来，关于图书史、图书馆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清以前历史的研究，出于对政治的禁忌和恐惧，民国和现代史鲜有研究。以知识考古学的视角来看，这段历史显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是具有偶然性的历史，无论是图书馆实体发展的历史还是图书馆学研究史，这一段都是断裂和薄弱的。中国图书馆史不止是逐步发展、渐进兴盛的过程，而这个“不止”恰恰是学者们更应该注意和研究的事物。图书馆史中那些断裂的时期，那些看似偶然的事件所包含的教训、经验，对于图书馆的发展更具有警示和借鉴作用。

3，3对习惯性与权威性的质疑

传统图书馆史观是关于图书馆的起源、本质、社会活动的一般性质、存在方式和发展规律等一般问题的基本观点和理论体系，是关于图书馆发展一般规律的哲学学说。图书馆的起源问题一直是传统图书馆史讨论最多的问题，但是大部分史料都只是重复罗列和叙述，将历史放入了概念转换的游戏之中。由于对图书馆史缺少基本的质疑态度和考古精神，很多约定俗成的事物仍值得商榷，如传统图书馆史约定俗成地将我国最早的高等学校图书馆认定为1894年由外国人创办的上海圣约翰大学图书馆。但是据王文达的《澳门掌故》、黄启臣的《澳门居民信仰宗教的历史回顾与前瞻》和梁德海的《中西文化碰撞的弹丸之地――寻找澳门文献与书目的足迹》等文献记载，澳门图书馆事业，可追溯至16世纪中叶到末叶。那时，我国还处于封建社会的明代嘉靖到万历年间，只有宫廷、书院和私人藏书，并没有“图书馆”这个专用名词和实体(澳门是在1887年被葡萄牙占领)。梁德海先生的文章也提及：“历史上，澳门第一间西方式图书馆，学术界认为是在澳门大三巴教堂，即1594年成立的被称为‘远东第一所西方大学的圣保禄学院’。”对于图书馆史的研究不应该只是复制，更不是简单地“拿来”，我们承认的历史其实是在一种非选择性情景下被制造而成的，没有可选择和辩证的历史依据的挖掘，自然就不会对现有的结论进行反思，又如传统的图书馆史认为“我国初期公共图书馆多由藏书楼演变而来”(如《中国大百科全书，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卷》就持这样的看法)，吴的《从藏书楼到图书馆》也认为“中国的图书馆是西方思想文化传人中国的产物，中国图书馆的历史是从接受西方图书馆思想及管理方法之后才开始的”。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古代的藏书楼不能向公众开放从而不具备传统意义下的图书馆基本性质。其实我国早在南宋绍熙、庆元年间，已有私人藏书楼对外开放的记录。如直敷文阁赵不迂建私人藏书楼于江西铅山县，以供众览，“储书数万卷，使一人司钥掌之，来者导之登楼，楼中设有几席，俾阅者得以从容纵览”。另有郑文英建巢经楼于福州，凡欲阅书者，取书就读斋中，不得借出。可见“向公众开放”这样的图书馆精神并不是西方文明的“发明创造”，笔者相信很多真实的历史还有待我们去发现，但是由于图书馆史学研究对于古代资料的挖掘和整理工作没有给予足够重视，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员数量也十分有限，使得历史研究没有呈现出本该有的“百家争鸣”现象，只是少数学者的“一家之言”。

在这里我们并不是要讨论孰对孰错，而是探讨由于史料挖掘、整理的滞后性从而使得“出现的言论即成权威”成为绝对要不得的学术毒瘤。很多图书馆工作开展毫无声色、盲目效仿甚至“误入歧途”也是由于我们没有长期积淀的历史储备，没有真实全面的历史观，没有正确历史观指导下的质疑精神。有质疑才去考证，有考证才会思辨，有思辨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这才是一个图书馆人在图书馆事业理论、模式多样化、复杂化环境下应有的历史观。

4知识考古对图书馆史研究的启示

限于篇幅笔者只通过几个微观事例对知识考古学下的图书馆史观予以说明和诠释，意在解构传统的图书馆史观简单、线性的结构模式，在过于沉静的图书馆史研究中激起一丝涟漪，意在激发并推动认真的思考，而不是提供答案。任何一种现存制度，不管它是因为年代久远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受到人们的

尊崇，都不能要求免于考察、再审、批判与重估。知识考古学的图书馆史观对于图书馆学术研究和实际工作都具有很深刻的意义，它不仅打破了传统认识论下合理性已经受到质疑的图书馆史观，并且提供给图书馆史研究一种全新的视角与理念；揭示了以往图书馆史观给图书馆从业人员的误导，并在图书馆工作中提倡一种批判精神；强调了考证历史条件对于图书馆发展选择的重要性，并在断裂、零散和忽视的事件中给图书馆发展以反思。

4，1在学术研究方面

在学术研究中图书馆史一直是众多图书馆学研究领域中相对薄弱的环节。现有图书馆史观之所以具有很多认识上甚至是历史事实上的错误，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一些图书馆研究者和从业人员在飞快发展与变革的图书馆事业中没有兴趣也不愿意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用在古籍的发掘、整理、研究工作，因某些特殊利益盲目地跟随图书馆事业的潮流趋向；其次，现存的图书馆史的研究成果都仅仅是罗列、重复前人的思想，只做了换汤不换药的浅显工作，既没有考证现有历史观的真伪性，也没有把握住人类对于历史认识的不断发展性，缺少基本的质疑精神和批判勇气，使得一些话语重复多了便成了“真理”；第三，不能摆脱现代性发展规律的思想束缚，过分强调历史过程和社会文化背景，而缺乏对于图书馆本体的重视，忽视图书馆自身发展的可能性，从而使得传统历史观呈现出了单向、线性的思维模式。

笔者将后现代的知识考古学引入图书馆史的探讨中，就是强调不论在何种历史环境中，不论在多快的社会发展中，对于历史真实正确的把握，塑造客观完整的历史观对于图书馆发展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而且随着时代的推进，人们的认识也呈现出多样性，不能抱着老一辈图书馆人的研究成果不放，也不能不假思索地尊崇所谓的权威。图书馆发展在这个多元化的时代，充斥着很多理论、观点、价值、模式，很多时候都需要我们图书馆人在琳琅满目的学理研究中考证、选择最适合图书馆发展的方式方法。因此，无论是图书馆研究还是图书馆工作都应该重视图书馆史，并且抱着发展的眼光、考证的精神看待图书馆史的研究工作。

4，2在史料的积累与整理方面

当代图书馆史料是对未来图书馆发展研究的奠基。在过去，很多图书馆非常重视的图书馆年度馆务报告工作，到现在逐渐被忽视，甚至很多图书馆已经停止或没有开展这项工作。一个图书馆对于历史观的缺失或片面认识不仅会导致在现今弘扬的图书馆精神(如自由精神和社会包容理念)和价值(公共物品性和德优价值)中将工作浮于表面，没有夯实的历史观积累，也会让整个图书馆工作在这个多元化的时代中飘摇不定，因缺少对本馆的基本历史认识和对长时间积累的自身特征的把握，而做出错误或有悖于图书馆发展条件的决策。

图书馆在对自身历史的知识考古中，不仅能发现自身发展的特点和优势，也能挖掘中国图书馆的民族性，消除晚清以来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的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观，将自身的历史优势与先进模式进行选择性的融合，注重馆与馆之间因历史条件制约和影响所产生的差异性，在馆际合作、服务模式、绩效评价等方面灵活处理、差别对待。

知识考古注重的断裂的、零散的事件在图书馆史研究中总是处于避而不谈的角落。其实对于图书馆史断裂的原因、条件的考察可以看到图书馆在文化继承性上所显现出来的薄弱。经史子集的分类方法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而其完全被西方的分类法所替代从而消失在中国文献的分类法中，是什么促使一种图书分类方法彻底断裂?我们在文化沿袭与保护上到底能抵抗多大冲击与变革?图书馆精神在怎样的历史环境中会受到重大的威胁?这些威胁是什么?这些不确定因素对价值多元化下的图书馆发展有怎样的意义?这些问题都会在图书馆加强自身建设，秉承图书馆精神方面具有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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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骆伟，吴丹清，我国图书馆史有待深入研究－兼谈广东图书馆史的渊源和背景，图书论坛，2002：(1)

书法的发展史范文第3篇

关键词:书法；发展；史观；理论；哲学；思考

中图分类号：J292.1文献标识码：A

书法记载历史，历史传承书法。从书法诞生之日起，书法的足迹就“如印印泥”般地被记载下来。之后，书法的历史从未间断过，对书法历史的研究也从未间断。而大凡对书法史的研究，往往是直线的、单一的、平面的，要么沿着“书法史―书家―书法作品”的轨迹展开，要么按照作品、书家、技法和风格等点式推进，如此已成惯式。虽然这对于书法的创作、完善、发展有一定的作用，但缺乏对书法历史的宏观把握，对书法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的认识深度不够。因此，本文试图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书法历史进行宏观分析，以把握书法发展的规律性，并回答这样两个基本问题：书法是怎样走过来的？书法又将怎样走下去？

一、从质量互变规律看书法发展的形式和分界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有句名言：“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也就是说，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处在运动、变化和发展之中。事物的这种能动的活力，是通过它所固有的量和质这两种规定性的变化，即通过量变和质变表现出来的。量变就是事物量的变化，即微小的、不显著的变化；质变就是事物性质的变化，即根本性的、显著的突变。量变引起质变，质变又引起新的量变。事物就是在如此相互转化、相互交替中发展变化的。质量互变规律，揭示了一切事物发展的形式和状态，也可以帮助我们对书法发展的形式和状态作正确的分析和认识。

中国的汉字书法有三千年可考的历史。在这漫长的书法历史长河中，形成了甲骨文、金文、篆、隶、草、行、真诸种书体。其中，较为成熟且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为篆、隶、草、行、真这五大种书体。一般认为，篆书是书体成熟发展的开始。从篆书到隶书，其间经历了漫长的演进过程。隶书之后，书体便分别向三个方向分头演进。一是隶变草。为加快隶书书写速度，隶书草化，便有草书的产生。比较典型的书法作品是王羲之的《十七帖》、陆机的《平复帖》等。二是隶变行。日常隶书手写体的简化和快写，便有行书的生成。王羲之的《姨母帖》是其典型的代表，具有浓厚的隶书意味，但和隶书烦琐的笔画相比较又十分简洁。至东汉晚期，行书已初步从草率的隶书中分化出来，成为相对独立的书体。至魏晋逐渐盛行并日趋成熟。王羲之的《兰亭序》是行书成熟的里程碑式作品。三是隶变楷。楷书脱胎于隶书，构形与隶书大体相同，笔势、笔法等有异于隶书。这一类的典型作品有锺繇的《宣示表》、《荐季直表》等。

图1泰山刻石

图2乙瑛碑

书体演变发展的过程，就是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正如徐利明先生在《中国书法风格史》中所指出的：“一种书体（用笔、结体）的变化，使其文字构造也产生变化，其量变到质变，产生出一种新的书体。”因此，我们必须用质量互变规律来认识书法的历史演变和指导书法的未来发展：

首先，正确认识书法发展的阶段性。从古到今，人们对书法历史的阶段，一般用朝代时序来划分，界定为：商周秦汉书法、三国两晋南北朝书法、隋唐五代书法、宋元书法、明清书法和近现代书法。还有与各个朝代相对应的更为具体的划分。这种按时间、时序的划分，很难反映书法发展的实质和特征。只有用量变质变原理来划分和把握书法发展的历史阶段，才能准确而深刻地反映书法发展的脉络和轨迹。一种书体从形成到成熟，是一个缓慢演变的量变过程，而一种书体到另一种书体的转变，则是一个飞跃性的质变过程。质变才是事物发展中的重要节点，才是事物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因此，我们应当用成熟书体的转化来划分书法的历史阶段，即：篆书时代；隶书时代；草、行、真书时代。

其次，正确认识书法积累的重要性。一种书体从萌芽到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短则几百年，长则上千年。这个过程就是量变的过程，就是一种书体逐步积累、逐步发展、逐步成熟的过程，同时也是孕育另一种新的书体的过程。没有这一过程，就没有这种书体的成熟，更不会促成新书体的诞生。所以，我们要高度重视书法的量变过程，注重书法的积累。古人云：

不积跬步，无以成千里；不积细流，无以成江河。书法的发展必须依靠长期的积累和持续的努力，而不能急于求成，拔苗助长。

三是正确认识书法突破的必要性。每一次书体的转化，每一种新书体的形成，就是书法自身的一次质变，就是书法进程中的一次突破、一次飞跃。我们既要重视书法的量变，更要重视书法的质变；既要重视书法的积累，更要重视书法的突破。质变和突破对于书法的发展更具有革命性的意义。篆、隶、草、行、楷“五体书”的形成和发展充分证明了书体突破对书法发展的重要性，也证明了书法发展的必然状态。

然而，人们总是认为，书法发展到草、行、楷的形成和成熟，书体就定型了、不变了。这种观点值得商榷。魏晋以来，虽然草、行、楷书相对稳定下来，但书法并没有停止脚步，一直在探索、变化、发展之中，形式内容日新月异，体态风格争奇斗艳，名人名作层出不穷。

事实说明，千百年来，书法始终处在量变的过程之中。而这种量变必然引起新的质变，也就是必然走向新的书体。否定这种质变的必然，就违背事物发展的规律；放弃这种质变的追求，就会影响书法的新突破、新发展。因此，我们必须解放思想，勇于突破，努力推进和创造具有时代特征的新书体、新风格，把书法的发展推上新的历史高峰。

二、从对立统一规律看书法发展的源泉和动力

事物的转化有一个由量变到质变再到新的量变的发展过程，同时又是事物内部两种趋势、两个方面既统一又对立的矛盾运动过程。这一矛盾运动过程及其规律，适合于一切事物，同样可以帮助我们从根本上揭示书法发展的源泉和动力。

书法作品是以汉字为基本素材的，汉字的实用性决定了书法的实用性。书法的美又是人类爱美本性的自然表现，它的审美功能又决定了书法的艺术性。书法的实用性和艺术性构成了 “事物（书法）内部的[FL)]

图3陆机《平复帖》

图4王羲之《黄庭经》

图5王羲之《姨母帖》

两个方面”，体现了“事物（书法）的实质内容”。从哲学上来讲，书法就是实用性和艺术性的“矛盾统一体”。那么，我们应当怎样认识和把握书法的实用性和艺术性呢？

第一，书法的实用性和艺术性是不可分割、相互依存的。实用性和艺术性存在于书法这个“统一体内”。在三千年书法服务于中国人的社会生活的历

史中，书法的实用性以艺术性为媒介，书法的艺术性又以实用性为存在条件，二者相互贯通、相互依赖、相辅相成。书法是实用性和艺术性的结合体，犹如车之双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离开实用性，书法就没有依托；离开艺术性，书法就没有存在的必要。那种过分强调书法实用性、用实用性排斥艺术性的观点，或者过分强调书法艺术性、用艺术性取代实用性的观点，都有失偏颇。实用与艺术并非截然势同水火，我们既要重视书法的实用性，又要重视书法的艺术性。

第二，书法的实用性和艺术性是不可混同、相互排斥的。事物内部双方既是同一的，也是对立的。书法的实用性和艺术性也是这样。书法的实用性要求书写的规范性和作品的识读性，如秦朝统一后推行的“书同文”，正是满足实用的需要。而书法的艺术性要求书写的创新度和作品的艺术感染力。规范性、识读性无疑限制了艺术想象力的发挥；而艺术想象力的发挥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书法的规范性和识读性。对此，我们不仅要承认实用性和艺术性的相互矛盾，而且要看到这种矛盾对正是书法发展的内驱力。一部书法史，正是书法的实用性与艺术性竞长争高，相峙互生的历史。

第三，书法的实用性和艺术性是此消彼长、不断变化的。实用性和艺术性，作为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其双方的作用和力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有时候实用性更为明显，有时候艺术性更为明显。当然，有时候实用性和艺术性也会旗鼓相当、不相上下，但这种平衡状况往往是相对的、短暂的，更多的情况表现为不稳定、不均衡，要么“你强我弱”、要么“你弱我强”，而且总是处于不断的转化之中。正是这种相互转化、此消彼长，引起书法的发展和变化。从总体上看，书法发展史的前期，实用性是“事物内部的主要方面”，占主导地位，而艺术性是“次要方面”，处在从属的位置。在书法发展史的后期，情况则正好相反。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历史要求我们，一方面，必须充分认识到书法实用性与艺术性的矛盾和不均衡状况，并利用书法自身的矛盾运动，促进其自身的发展。一方面，要善于抓住事物的主要方面，着力推动书法事业的发展。当今，书法的艺术性是主要方面，占主导地位，我们就应当在不放弃书法实用性的同时，在书法的艺术性上下更大的功夫，充分发挥书法的艺术审美功能，彰显其无穷的艺术魅力。

三、从否定之否定规律看书法发展的道路与趋势

事物内部存在的两个方面、两种因素，既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又是肯定与否定的关系。肯定方面是事物中维持其存在的方面，否定方面是事物促使其转化的方面。事物的发展总是处在肯定到否定、否定到肯定的循环往复的过程之中。这就是唯物辩证法三大规律之中的“肯定―否定―肯定（否定之否定）”规律。这一规律在书法的历史发展中也得到充分的体现：

1、从无法到有法。世上本无字，书法本无法。汉字从无到有，书法从无法到有法，有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之后人们在实践中不断地充实它、丰富它、完善它，乃至形成汉字书写的一系列规范，如笔法、字法、章法、墨法等。这一历史过程表现为书法自身的肯定。

2、从有法到无法。书法必须符合法度、讲究方法，正所谓“书法有法”。但是，书法又不能囿于法，如果总是依法而书，不敢出格，不敢越雷池一步，书法就会“千人一面”、“千年一脸”。因而书法总是在摆脱既有的“法”的束缚，有所创新，有所突破。从这个意义上说，“书法无法”。这一历史过程表现为书法自身的否定。

3、从无法到新法。 书法在否定旧法、 摆脱旧法、

图6颜真卿《祭侄稿》

突破旧法的过程中，不可能“无法无天”，而是在不断地变法、创法。变法、创法的结果必然有新法的出现。篆书的变法出现了隶书，隶书的变法出现了草书、行书和楷书。书法与其它事物一样，总是在否定之否定中实现着新的肯定。

从无法到有法，从有法到无法，再从无法到新法，揭示了书法发展的必然之路。但我们仅仅看到这一点是不够的。否定之否定规律还告诉我们：“事物的发展总是舍弃了以前发展环节中过时的消极东西，保留和发扬了其中积极的成果。每一次辩证否定，都产生出新的东西，把事物推向更高的发展水

平，并为事物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创造条件。” 这给我们以两点重要启示：

其一，从有法到无法，不是简单的否定，而是“扬弃”，是既克服又保留、既突破又延续。篆变隶，隶中有篆意；隶到草，草中有隶意。因此，在书法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必须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反对否定一切、推倒重来的错误做法，坚持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继承，保持书法发展的连续性。

其二，从无法到新法，不是简单重复、原地踏步，而是螺旋式或波浪式的提升和前进。在书法发展的链条上，每一次突破，都是一次扬弃，都是舍弃过去书法中过时的消极的东西，保留和发扬其中的精华。每一次创新，都会产生新的书法成果，把书法推向更高的发展水平和新的阶段。我们应当看到书法发展的这个总方向、总趋势，对书法的发展充满信心。

当今，书法的发展既有机遇，也有挑战。挑战主要来自新兴媒体的崛起和书法受众的锐减。对此，我们不应消极悲观，而要积极应对，主动开拓，变挑战为机遇，变被动为主动，创新方法、创新载体，创新形式、创新内容，创造新时代的新书法，使之出现新高峰，使书法事业的明天更加灿烂。（责任编辑：楚小庆）

书法发展的道路与趋势图式

图7王铎《临圣教序》

图8王铎《临王献之草书》

图9王铎《为宿松书诗》お

参考文献：

书法的发展史范文第4篇

编者按：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包括书法艺术在内的学术界出现了一个很鲜明的转变，即“思想淡出、学术凸显”，书法美学、书法批评的研究远远落后于书法史学。针对这一学术现象，学术界一直关注并思索着其出现的原因、所导致的现状以及未来的走向。本刊邀请毛万宝与姜寿田两位学者展开专题对话，以期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有所深入。

一、书法美学：何时东山再起？

毛万宝：书法美学是一门非常年轻的学科，如果从1926年梁启超所作《书法指导》讲演算起，至今还不到一百年。对此，本文由http://收集整理可分三个阶段去把握。第一阶段始于20世纪20年代，止于20世纪60年代，主要使命在去争取书法的生存权。这一阶段，参与者们对书法美学仅偶尔涉及，整体成果还十分有限。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进入第二阶段，该阶段以探讨书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艺术为主题，旁及书法审美心理、存在形式、审美范畴、审美特征、美学地位和欣赏机制等一系列问题，参与人数众多，推出的成果也异常丰富。再从80年代中期，书法美学探讨跨入第三阶段，有部分学者开始重点思考书法不同于其他任何一门艺术的独特性质，极大地推动了书法向自律化方向发展。这时，只有这时，书法才成为人们心目中的高级艺术门类，与绘画、音乐、舞蹈、建筑、文学等平起平坐。

姜寿田：书法美学作为学科形态具有西学特征，但这不是说中国书法不存在美学，而是说作为现代学科形态的书法美学，在学科体系、审美范畴方面受到西方艺术哲学的范式影响。Www.133229.cOM事实正是如此。在20世纪80年代，当中国书法试图摆脱意识形态辖制，寻求本体独立，但却无法获得本土语境的理论支持的境遇下，恰恰是书法美学为书法本体地位的确立和书法美学性质的阐释提供了合法化学理支撑和理论支持，并由此开启了当代书法理论与当代书法创作的新纪元，使当代书法理论摆脱了述史考据的单一化旧学特征，而具有了新学特征，同时，书法创作也获得了时代感和现代性审美特征。客观地看待书法美学在当代书法史上的启蒙作用，应当承认，没有书法美学的确立和介入，当代书法史便不可能迅速实现由古典向现代的审美转换。更为重要的是，没有书法美学的合法性阐释，当代书法便不能获得主体性地位，就不可能在艺术本体论意义上获得合法性。

毛万宝：书法美学的作用是相当大的，再言之，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书法美学有力回答或驳斥了当时社会精英普遍以为书法不是一门艺术的质疑，使得那时的书法仍继续得以在部分文人中坚持着，没有让书法的命脉中断于那个多灾多难的年代。改革开放后的书法美学，更是为书法热的全面兴起吹响了号角，提供了学理层面上的不可或缺之支撑。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书法美学走向沉寂，大部分学者都不再坚守书法美学阵地，极个别继续搞书法美学者，亦缺少创造性，而在那里作自我重复。那么，是不是书法发展自身不需要书法美学了呢？我认为不是这样。恰恰相反，现在书坛存在的许多问题，比如一窝蜂学“王”、审美标准丧失等，都是书法美学所必须面对和解决的。所以，我们的书法美学应尽快东山再起，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当代书法的可持续发展。

姜寿田：书法美学不仅从宏观艺术哲学和本体论层面为当代书法提供了学理支撑，而且从书学研究方法论层面对当代书学的现代性转换提供了契机。由于书法美学兼具学科与方法论特征，所以以书法美学为契机，书学研究领域开始大量引入西学方法论，如接受美学、符号论、阐释学、结构主义、存在主义等等，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书学研究的整体特征与风貌。从根本上说，它对于提升当代书学的整体地位与当代书学与人文学科的对话能力，以及推动书法学学科建构都是功莫大焉的，它从整体上显示出当代书学的理论品格。

二、书法史学：岂能一枝独秀？

毛万宝：当代书法史学的繁荣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受整个学术思潮影响，80年代让书法美学唱了主角，直到90年代初大家才把注意力转向书法史学。除此而外，书法史学的繁荣，还得到了如下三方面因素的大力支持：一是全国各大书论会特别是由中国书协主办的两年一届“全国书学讨论会”，由于他们的评委绝大部分搞书法史学，自然使得每次评审结果都是书法史学类论文占据着入选、获奖数的三分之二以至五分之四以上。二是书法报刊与出版部门，亦对书法史学类文章、专著大开绿灯。三是高校书法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的毕业论文，为了能在短时间内速成，绝大部分皆选择书法史学类题目。

姜寿田：李泽厚概括20世纪90年代学风转换时曾说，思想家淡出、学术家凸显。90年代之后，受文化界学术转向的影响，书学研究领域开始抑制理论研究，包括史论、书法美学研究，而大力提倡个案、史学考据研究。书法学科包括书法史学作为后发性学科，从学科积累层面，在史学研究上强调史学文献实证考据，以及资料的梳理，包括注重史料考据基础上的个案研究本无可厚非，这对推动书法史学学科建构、推动书法史学研究的深化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不过，如矫枉过正，将史科考据强调到不适

当的程度便出现问题了，不利于当代书学的格局平衡与良性发展。目前书学领域的非常态是史科考据的述史模式构成笼罩性影响，不仅如此，学科的独大，使史料考据的述史模式或为书法史学研究包括书法理究的唯一正宗。质言之，史料考据不仅取代了书法史学的多元化理路并且取代书法理论的多元形态而成为书学理论的代名词。我认为这种价值取向与书学现象是理论与学科划界不清造成的，也是极其偏狭的。这种研究状况也只有出现在书法研究领域，而在历史学、文学史、哲学史研究领域皆不会出现类似状况。在文学史研究领域，文学史研究与文献考据是两个不同的研究领域，文献梳理与史学阐释分别由不同的学者来做。因而，也就根本不会出现学术上党同伐异、相互贬低的情形。就文艺学科形态而言。文学史、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构成一个完整的学科形态，在这里不存在一种研究高于或低于另一种研究的情形。事实上，在人文科学任何一个研究领域，某一种研究方法与价值取向都本文由http://收集整理不可能是万能的。对具有现代开放性品格的书法学科而言，保持书学研究形态的多元化取向是十分重要的。当代书学不仅仅需要史学考据，同时还需要书法学学科理论，书法文化学、书法阐释学、书法美学、书法批评、书法比较学等等。既便在书法书学研究领域，也需要价值取向的多元，除史料考据外，也需有立足文化史、思想史的书法史，侧重风格学立场的书法史。由此，不难得出结论，将书学研究仅仅拉向一元独断的述史考据是多么偏狭和缺乏学理。

毛万宝：然而，书法史学的繁荣却是一种畸形的繁荣，主要表现在其内部构成不够理想，重史观、重阐释的书法史学成果寥寥，而重考据、重资料的书法史学研究却一枝独秀。其实，重考据、重资料不过是对清代乾嘉学派治学方法的延续而已，自身并没有多少创造性。它对书法史学来说，是必要的、重要的，但作用只体现在研究的准备阶段，至多是前阶段。研究的后半阶段或主要阶段，无论如何都得把重心转向史观确立与对书史现象独到而深刻的阐释，并进而对某段书法史作出宏观的规律把握及描述，谈经验、谈教训，为当代书法尽量提供一些借鉴。如果一味沉溺于考据、沉溺于所谓“作品时空定位”，对资料以外的东西一概不感兴趣，那我们的书法史学就将永远进入不了真正的繁荣。

三、书法批评：废话还是箴言？

毛万宝：由于各方力量的配合，近二十年来，书法批评已有了长足进展，在有关研讨会、有关报刊与有关出版物上，我们都能看到书法批评的活跃身影。这些书法批评，或指向书家及其作品，或指向当下创作思潮，或指向当下展览机制，或指向最新书法理论著述及观点，或指向当下书坛的各种弊端等等，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让广大书家与书法爱好者晓知内情、明辨是非，有力促进了当代书法的健康发展。

姜寿田：书法批评是书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联结书法史与书法创作的中介。从书法思想史与批评史角度而言，书法史始终存在书法批评的参与，并以此保持书史的活力以及思潮的推演，失去书法批评的参与，书法史将陷于停滞。

对当代书法而言，书法批评更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从20世纪80年代书法复兴以来，当代书法发展的每一个重要阶段都有着书法批评的广泛参与。可以说书法批评构成当代书法的形塑力量。不过，进入20世纪末以来，随着学术的分化和市场商品逻辑对书法领域的宰制，书法批评遭遇空前困境，已处于失语边缘。书法批评家对书坛已难以发出有力量的声音。当代书法已陷于自说自话的境地。

毛万宝：不过，书法批评红红火火展开之际，有相当多的被批评者，却采取了或漠然或对抗的态度。所谓漠然，就是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把批评意见统统当成废话，一

切我行我素。比如胡乱吹捧当代书家的怪现状，尽管批评家再三指出，但至今仍然大行其道，再如书协组织官僚现象，尽管屡遭公开怒斥，但愈演愈烈的势头并未得到丝毫之遏制。至于对抗，就是把批评意见看成与自己“过不去”，砸了自己的“牌子”，断了自己的“财源”，于是，反应温和者便立即找人撰写反驳文章，宣称某某批评文字一派胡言，我的所有表现都是合理的，谁有资格来批评我？良药苦口利于病，批评的话虽不怎么中听，但若视之为箴言，并由此深刻反省一下自我，正视自己存在的不足，我想，一定会让自己不断前行而最终实现更大的辉煌。

书法的发展史范文第5篇

1　关于我国图书馆学分期的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图书馆学史的萌芽时期无法确定，可把20世纪20年代视为建立期，1949年后视为发展时期[1]。

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图书馆学史应分为4个时期：①千年的封建社会历史孕育的中国图书馆学；②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为中国图书馆学的萌芽时期；③辛亥革命以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中国图书馆学的产生时期；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是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时期[2]。

第三种观点认为清以前为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时期，1949年以前为中国图书馆学创建时期，1949年以后为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时期[3]。

第四种观点认为中国图书馆学经历了4个阶段①魏汉六朝酝酿期；②隋唐五代形成期；③宋元体系建立期；④明清体系完善期。20世纪以后为近代图书馆学[4]。

第五种观点认为中国图书馆学分为4个时期：①从殷代开始止于20世纪初为萌芽时期；②20世纪一、二十年代为建立时期；③20世纪20年代到1949年为发展期；④1949年至今为逐步成熟时期[5]。

第六种观点认为殷代到19世纪初为中国图书馆学的孕育时期，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40年代为中国图书馆学的建立和发展时期，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中国图书馆学逐渐走向成熟时期[6]。

第七种观点认为20世纪初至50年代以前是中国图书馆学的形成阶段，从50年代至70年代是中国图书馆学的成长阶段，从80年代至今为比较成熟阶段[7]。

以上学者的观点虽不尽相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都以意识形态的更迭作为分期标准。这种分期标准其实是按照历史学家的思维方式选择某个历史事件作为历史时期的划分点，这样就使中国图书馆学史分期不可避免地夹杂了个人感情因素，使精神现象抽象化，很容易被主流意识形态所束缚，从而落人“萌芽建立”、“发展壮大”、“成熟繁荣”三阶段进化论的俗套。一门学科的诞生、发展繁荣有它自己的规律，依托马斯·库恩的“范式”理论，科学共同体按照统一的范式从事科学研究活动，就成为常态科学，当在科学研究活动中发现有些事实不能被吸收进科学共同体的范式内，就形成反常，反常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发展成危机，在危机中形成新范式，开始科学革命，革命结束后，又进入新的常态科学。科学发展就是如此地循环不止。而每一次科学革命的发生，科学共同体的理论创新都起了决定性作用。所以，学科建设虽与它所处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息息相关，但这只是外在原因的影响，起决定作用的还是这门学科领域内具有科学精神的科学共同体所进行的创新活动。目前我国图书馆界已有学者反思这种按社会政治发展史来划分中国图书馆学史的分期方法，主张从学术角度出发，客观确定、评估中国图书馆学史。但目前图书馆学确实存在大量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术语和概念，使得众学者感到单从学术角度去探讨中国图书馆学史的分期问题有些无从下手。其实我们不妨站在理论创新的高度去观察中国图书馆的发展史，因为科学的进步在于理论创新的不断推动，一门学科如果缺少理论创新，它只能停滞不前，甚至自行消亡。如果从理论创新角度去探讨中国图书馆学史的分期问题，就会发现从中国图书馆学诞生之时，有一条清晰的主线贯穿至今。在此本人将从理论创新的角度对中国图书馆学史分期问题阐述一点粗陋看法，请各位专家学者指正。

2　整个中国图书馆学史其实就是模仿他人的历史

书法的发展史范文第6篇

一、书法美学：何时东山再起？

毛万宝：书法美学是一门非常年轻的学科，如果从1926年梁启超所作《书法指导》讲演算起，至今还不到一百年。对此，可分三个阶段去把握。第一阶段始于20世纪20年代，止于20世纪60年代，主要使命在去争取书法的生存权。这一阶段，参与者们对书法美学仅偶尔涉及，整体成果还十分有限。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进入第二阶段，该阶段以探讨书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艺术为主题，旁及书法审美心理、存在形式、审美范畴、审美特征、美学地位和欣赏机制等一系列问题，参与人数众多，推出的成果也异常丰富。再从80年代中期，书法美学探讨跨入第三阶段，有部分学者开始重点思考书法不同于其他任何一门艺术的独特性质，极大地推动了书法向自律化方向发展。这时，只有这时，书法才成为人们心目中的高级艺术门类，与绘画、音乐、舞蹈、建筑、文学等平起平坐。

姜寿田：书法美学作为学科形态具有西学特征，但这不是说中国书法不存在美学，而是说作为现代学科形态的书法美学，在学科体系、审美范畴方面受到西方艺术哲学的范式影响。事实正是如此。在20世纪80年代，当中国书法试图摆脱意识形态辖制，寻求本体独立，但却无法获得本土语境的理论支持的境遇下，恰恰是书法美学为书法本体地位的确立和书法美学性质的阐释提供了合法化学理支撑和理论支持，并由此开启了当代书法理论与当代书法创作的新纪元，使当代书法理论摆脱了述史考据的单一化旧学特征，而具有了新学特征，同时，书法创作也获得了时代感和现代性审美特征。客观地看待书法美学在当代书法史上的启蒙作用，应当承认，没有书法美学的确立和介入，当代书法史便不可能迅速实现由古典向现代的审美转换。更为重要的是，没有书法美学的合法性阐释，当代书法便不能获得主体性地位，就不可能在艺术本体论意义上获得合法性。

毛万宝：书法美学的作用是相当大的，再言之，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书法美学有力回答或驳斥了当时社会精英普遍以为书法不是一门艺术的质疑，使得那时的书法仍继续得以在部分文人中坚持着，没有让书法的命脉中断于那个多灾多难的年代。改革开放后的书法美学，更是为书法热的全面兴起吹响了号角，提供了学理层面上的不可或缺之支撑。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书法美学走向沉寂，大部分学者都不再坚守书法美学阵地，极个别继续搞书法美学者，亦缺少创造性，而在那里作自我重复。那么，是不是书法发展自身不需要书法美学了呢？我认为不是这样。恰恰相反，现在书坛存在的许多问题，比如一窝蜂学“王”、审美标准丧失等，都是书法美学所必须面对和解决的。所以，我们的书法美学应尽快东山再起，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当代书法的可持续发展。

姜寿田：书法美学不仅从宏观艺术哲学和本体论层面为当代书法提供了学理支撑，而且从书学研究方法论层面对当代书学的现代性转换提供了契机。由于书法美学兼具学科与方法论特征，所以以书法美学为契机，书学研究领域开始大量引入西学方法论，如接受美学、符号论、阐释学、结构主义、存在主义等等，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书学研究的整体特征与风貌。从根本上说，它对于提升当代书学的整体地位与当代书学与人文学科的对话能力，以及推动书法学学科建构都是功莫大焉的，它从整体上显示出当代书学的理论品格。

二、书法史学：岂能一枝独秀？

毛万宝：当代书法史学的繁荣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受整个学术思潮影响，80年代让书法美学唱了主角，直到90年代初大家才把注意力转向书法史学。除此而外，书法史学的繁荣，还得到了如下三方面因素的大力支持：一是全国各大书论会特别是由中国书协主办的两年一届“全国书学讨论会”，由于他们的评委绝大部分搞书法史学，自然使得每次评审结果都是书法史学类论文占据着入选、获奖数的三分之二以至五分之四以上。二是书法报刊与出版部门，亦对书法史学类文章、专著大开绿灯。三是高校书法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的毕业论文，为了能在短时间内速成，绝大部分皆选择书法史学类题目。

姜寿田：李泽厚概括20世纪90年代学风转换时曾说，思想家淡出、学术家凸显。90年代之后，受文化界学术转向的影响，书学研究领域开始抑制理论研究，包括史论、书法美学研究，而大力提倡个案、史学考据研究。书法学科包括书法史学作为后发性学科，从学科积累层面，在史学研究上强调史学文献实证考据，以及资料的梳理，包括注重史料考据基础上的个案研究本无可厚非，这对推动书法史学学科建构、推动书法史学研究的深化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不过，如矫枉过正，将史科考据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便出现问题了，不利于当代书学的格局平衡与良性发展。目前书学领域的非常态是史科考据的述史模式构成笼罩性影响，不仅如此，学科的独大，使史料考据的述史模式或为书法史学研究包括书法理究的唯一正宗。质言之，史料考据不仅取代了书法史学的多元化理路并且取代书法理论的多元形态而成为书学理论的代名词。我认为这种价值取向与书学现象是理论与学科划界不清造成的，也是极其偏狭的。这种研究状况也只有出现在书法研究领域，而在历史学、文学史、哲学史研究领域皆不会出现类似状况。在文学史研究领域，文学史研究与文献考据是两个不同的研究领域，文献梳理与史学阐释分别由不同的学者来做。因而，也就根本不会出现学术上党同伐异、相互贬低的情形。就文艺学科形态而言。文学史、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构成一个完整的学科形态，在这里不存在一种研究高于或低于另一种研究的情形。事实上，在人文科学任何一个研究领域，某一种研究方法与价值取向都不可能是万能的。对具有现代开放性品格的书法学科而言，保持书学研究形态的多元化取向是十分重要的。当代书学不仅仅需要史学考据，同时还需要书法学学科理论，书法文化学、书法阐释学、书法美学、书法批评、书法比较学等等。既便在书法书学研究领域，也需要价值取向的多元，除史料考据外，也需有立足文化史、思想史的书法史，侧重风格学立场的书法史。由此，不难得出结论，将书学研究仅仅拉向一元独断的述史考据是多么偏狭和缺乏学理。

毛万宝：然而，书法史学的繁荣却是一种畸形的繁荣，主要表现在其内部构成不够理想，重史观、重阐释的书法史学成果寥寥，而重考据、重资料的书法史学研究却一枝独秀。其实，重考据、重资料不过是对清代乾嘉学派治学方法的延续而已，自身并没有多少创造性。它对书法史学来说，是必要的、重要的，但作用只体现在研究的准备阶段，至多是前阶段。研究的后半阶段或主要阶段，无论如何都得把重心转向史观确立与对书史现象独到而深刻的阐释，并进而对某段书法史作出宏观的规律把握及描述，谈经验、谈教训，为当代书法尽量提供一些借鉴。如果一味沉溺于考据、沉溺于所谓“作品时空定位”，对资料以外的东西一概不感兴趣，那我们的书法史学就将永远进入不了真正的繁荣。

三、书法批评：废话还是箴言？

毛万宝：由于各方力量的配合，近二十年来，书法批评已有了长足进展，在有关研讨会、有关报刊与有关出版物上，我们都能看到书法批评的活跃身影。这些书法批评，或指向书家及其作品，或指向当下创作思潮，或指向当下展览机制，或指向最新书法理论著述及观点，或指向当下书坛的各种弊端等等，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让广大书家与书法爱好者晓知内情、明辨是非，有力促进了当代书法的健康发展。

姜寿田：书法批评是书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联结书法史与书法创作的中介。从书法思想史与批评史角度而言，书法史始终存在书法批评的参与，并以此保持书史的活力以及思潮的推演，失去书法批评的参与，书法史将陷于停滞。

对当代书法而言，书法批评更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从20世纪80年代书法复兴以来，当代书法发展的每一个重要阶段都有着书法批评的广泛参与。可以说书法批评构成当代书法的形塑力量。不过，进入20世纪末以来，随着学术的分化和市场商品逻辑对书法领域的宰制，书法批评遭遇空前困境，已处于失语边缘。书法批评家对书坛已难以发出有力量的声音。当代书法已陷于自说自话的境地。

毛万宝：不过，书法批评红红火火展开之际，有相当多的被批评者，却采取了或漠然或对抗的态度。所谓漠然，就是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把批评意见统统当成废话，一切我行我素。比如胡乱吹捧当代书家的怪现状，尽管批评家再三指出，但至今仍然大行其道，再如书协组织官僚现象，尽管屡遭公开怒斥，但愈演愈烈的势头并未得到丝毫之遏制。至于对抗，就是把批评意见看成与自己“过不去”，砸了自己的“牌子”，断了自己的“财源”，于是，反应温和者便立即找人撰写反驳文章，宣称某某批评文字一派胡言，我的所有表现都是合理的，谁有资格来批评我？良药苦口利于病，批评的话虽不怎么中听，但若视之为箴言，并由此深刻反省一下自我，正视自己存在的不足，我想，一定会让自己不断前行而最终实现更大的辉煌。

书法的发展史范文第7篇

一、公务员书法的历史渊源

追寻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历代士大夫在书写文字时倾注了毕生的聪明才智、个性与创造能力，不仅延续了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还发展了辉煌而独特的书法艺术。

1.华夏文字是劳动人民创造的，但作为知识分子群体中的士大夫阶层对它的成熟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书法艺术萌生于汉字历史的早期，与文字互促互进，相辅相成。从神农结绳说到后来契刻文字的“书契说”的出现，在汉字造字的传说中，最为形象的当推“仓颉造字”。《说文解字.叙》云：“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坑之迹，知分理之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V，万品以察。”仓颉作为黄帝时的史官，取法于昔日刻木记事的各种象形符号，观察天地山川和人物形象，旁观鸟兽虫鱼的踪迹，博采众长，融会为字。文字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文明史的发端，中国书法史亦从这里开始。仓颉作为史官，他以一超群的洞察力和智慧，对象形文字进行加工、提炼、整理，使之规范，具有了形式美的特征。这些变化丰富的文字，构成了中国书法的基本素材。

后来，秦丞相李斯对传为周宣王时太史籀所作大篆，加以删定整理，创立小篆，统一六国文字，为中华民族的统一、中华文明的薪火相传，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而作为日常生活中一般用途书写的便捷书体――隶书又从春秋战国时代的草篆中脱胎、成长，至汉代成为一种新的正规书体。与此同时，新的书体――草、行、真书又从汉代草隶中萌发，迅速成长，取代了隶书，流行于晋以后。在这过程中，又有史传程邈、崔瑗、杜度、张芝、蔡邕、师宜官、梁鹄、史游、刘德升等人，对字体的整理及诸书体体式的成熟、法则的确立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名留书史。书法史上声名显赫的“钟王”，“颜柳”皆为高官名臣，他们的书法，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高峰，激发了后人对于中国文字的特殊敬意。

中国书法的形成和发展与历代士大夫的努力分不开，一部中国书法史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士大夫书法史。

2.书法功底,乃为官必备。自汉唐之后，朝廷选官与科举取士，书法优劣是评定标准之一，不仅考测才学，而且通过字迹甄别性情和人品。汉代政府各部门的吏员考核，朝廷曾用书写水平高低作为提拔奖惩的依据。西汉萧何草律，规定“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书”。东汉后期又进一步规定，书法和文学为朝廷课士的考试项目。《汉书•循吏•黄霸传》记载：“冯翊以霸入财为官，不署左职，使领钱谷计簿。书正，以廉称，察补河东均输长。”此处所谓的“书正”，意思是字写得很工整，从中可以看出书者的心理及品质。由于书法可以“敦教化、美人伦”，所以历代统治者对书法教育都十分重视。清朝刘熙载在《艺概》中说：“扬子以书为心画，故书也者，心学也。” 士大夫乐此不疲，在政务之余精研书法，修炼自己的性情与品格，从而又把这种不断的修炼和追求代代相传，汇入中华民族文化的长河之中。

历朝历代，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政治家和贤明官吏都是书法好手。从表面上看，书法与政治统治并没有直接联系，但书法及其与书法相关的优秀传统文化在士大夫身上所发生的心理作用和精神作用却是巨大的。唐代书法家柳公权的“心正则笔正”，指出了书法与节操品性的关系，这正是历代统治者推崇书法的重要因素。可以说书法修养对士大夫的信仰、节操、品性和格调的养成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3.经典书作，多出士大夫之手。《荀子.解蔽篇》说：“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仓颉是中国书法史上伟大的书法家，而李斯小篆之精，古今妙绝，亦在中国书法史上留下了极其光辉灿烂的一页。到了汉代，佛教传入中国，许多士大夫，包括皇室贵族、僧侣，开始大量传抄佛经，他们通过写经，把书法普及到社会，普及到大众中去。到了唐宋，士大夫把书法推向一个高峰。唐代欧阳询是中国书法史上一位杰出的楷书家，传世作品有《化度寺碑》、《九成宫醴泉铭》等，其官至太子率更令、弘文馆学士等位。虞世南的《孔子庙堂碑》，褚遂良的《孟法师碑》，享有千古美名，而他们是唐朝皇帝的重臣。颜真卿《祭侄文稿》被赞之为继王羲之《兰亭序》之后的天下第二行书，柳公权传世名作则有《玄秘塔碑》等。正是这些优秀的士大夫对书法的杰出贡献，把唐代书法推向了鼎盛时期。杨凝式唐末入仕，为秘书郎，历经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朝，官愈做愈大，至太子太保，少傅少师，其书法宗欧、颜，结字善移部位，雄奇多变，超尘拔俗。到宋代，欧阳修、蔡襄、苏轼、黄庭坚、米芾等一大批名吏把宋代书法又推向一个巅峰。苏轼仕途不顺，命运多舛，但以书法寄意抒情，为人豁达豪逸，恢谐多趣。苏轼被贬黄州时，黄州人慕其书名，争藏其手迹。苏轼遭诬陷入狱，朝廷禁止苏轼书法流传，爱好苏书的人冒着杀头的危险也要收藏，足见苏轼书法不尽的艺术魅力。到了元、明、清，士大夫传世的书法名作叠出，多如天上星辰，他们的作品承前启后，影响深远。

二、公务员书法的现实意义

据了解，在全国各级党政机关公务员中有相当数量的公务员书法爱好者，中国书法这一古老的文化因子延续到现代，自然而然地在公务员的精神领域生根。及时地去研究它、挖掘它，加以正确的引导，使之发扬光大，这不仅对书法艺术的发展，同时对培养公务员的高尚情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以字正心。社会主义国家的公务员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我们应该有比历史上士大夫官吏更高的思想境界和丰厚学养。但在目前的公务员队伍中，有一些人对国情、历史及传统文化缺乏了解，实用主义、享乐主义和拜金意识较为严重，单靠制度并不能完全克服。利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书法艺术提高公务员的精神境界，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途径之一。孙中山先生的“天下为公”四个大字，映射出他心系国家、心系人民的高风亮节，曾激励无数中华儿女奋不顾身，投身于国家和民族的事业。雄才大略，指点江山，他生长在中华民族丰厚的文化土壤中，吸取着书法的营养,深谙书法中的开合虚实，阴阳互a之道，他的书法艺术中蕴含的辩证法与奔放豪迈的激情，把传统书法艺术进一步地升华和发展，值得我们所有公务员学习。

在当今全球国际化的浪潮中,我们国家的公务员不能只具有现代经济管理的知识和能力,在开放的环境中,还应深谙自己民族的文化。今天公务员的书法已不是单纯的习字放松调适，还应赋予更高层次的审美内容。书法的一笔一画,一招一式,以至其体势，或端庄伟岸,或挺拔厚重,都会影响公务员的为人规范和心理定式。通过学习书法，有助于提高自己的学识和操守。

2、弘扬国粹。书法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极其光彩、独具特色的一门艺术，它的形成和发展对中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重要一席。当代公务员队伍乃我国知识分子中的一个重要群体，有责任、有义务、也有能力担负起书法艺术的继承、创新和发展的历史责任。

几千年的中国书法是一部长篇史诗，商契周鼎，秦碑汉刻，篆隶正行草各体，乃至晋韵唐法宋意，明清书势，每一种书法迹象和风格，都包含着当时的时代精神，展现着当时的文化，留下了当时社会的历史轨迹。我们透过书法，去揣摩、追寻、体验、品察其社会历史背景和文化艺术风范，可启迪我们的现代社会价值取向。我们对书法的艺术信息进行梳理筛选、归纳总结，有助于提高现代社会文化发展的品位。

书法艺术不仅仅是艺术界、学术界的事，公务员能用自己的独特视角，对书法艺术加以观察、体验和研究，使之蓬勃发展。要把自己的思想灵魂融入到书法中去，通过书法这个平台，展示我们这个时代，展示我们自己，为弘扬中国书法艺术开辟一个新天地。

3、陶冶情操。当前我国正处在改革开放、加快发展的重要阶段，公务员作为公权力的行使者，实施我国社会经济建设的组织和管理，维护国家秩序，肩负着重大的责任，工作节奏紧张，精神压力很大，迫切需要调节自己的身心，缓解紧张的情绪。学习书法正是一条既有效的途径。历朝历代的士大夫已有很好的例证。作为一名公务员，能在工作之余，随意取一册字帖翻阅，研墨濡笔，静中作书，可平矜释躁。写到得意处，自觉心花怒放，眼前一片生机。研习书法，能陶冶一个人的情操，于潜移默化中提高自己的审美观念，在超脱凡俗中升华自己的理想。

三、公务员书法应注意几个环节

1.基本功训练。写好书法要深刻认识中国书法艺术的精神实质，研究古人碑帖，吸取传统，加强功力的训练。同时，要加强中国古文学方面的研究学习，丰富对书法艺术的理解认识。要重视执笔，重视运笔，横竖撇捺，笔笔到位。我们虽不能像古人那样秃笔成冢，但也不能漠视书法艺术的基础要素。

2.时间的“挤占”。公务员公务繁忙，8小时之外的时间自己往往也无法支配，这与学习书法每天需要一定的时间作保证相冲突。这就需要公务员具有很强的毅力，才能练好书法。要在工作之余，挤出时间，坚持不懈，善于利用好这些零星点滴时间，安排好学习计划，养成良好的习惯。

书法的发展史范文第8篇

[关键词]印刷史　出版史　图书馆学家　印刷工业　中国

[分类号]G250.9；G239.19

伴随着电子书媒介与“无纸阅读”方式的盛行，基于纸质媒介的印刷书与纸本阅读方式本身则成为了一种传统的文化现象逐渐引起人们的研究兴趣。作为造纸术和印刷术发明国的我国，对于印刷史的研究一直在不温不火地进行着，其中，图书馆界的研究者和印刷界的研究者成为两大学术主力。

1　图书馆学界的“印书史”研究

图书馆学家们关注书籍的印制与形成是自然发生的研究缘起。以曾经在北京图书馆工作多年的张秀民(已故)老先生和钱存训博士为代表的一些学养深厚的图书馆学者们，把对印书史的研究扩展到对印刷史的研究，分别著有传世的关于印刷史研究的代表作。正如钱先生所说：“现代印刷并非单指印书，除用纸张印刷的纸币、纸牌等以外，还包括在纺织品、金属、塑料、皮革、木版、玻璃、陶瓷等表面上的各种印刷。但是一般学者对印刷术的研究，主要对象是书籍，因为文字和图画的复印乃是人类文化交流和知识传播的一种重要媒体，在文明史上自有其特殊的意义和影响。”…所以，被誉为“文明之母”的印刷术的发展历史在图书馆界的研究者们看来，就是一部书籍图文的印刷史。

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为中国印刷史研究的成长时期，这个时期的书史研究与教学开始兴盛，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的图书馆学系都开设了中国书史课程，书史内容中融合了印刷史(主要是印书史)的内容，所以可称之为以图书出版印刷史为主流的研究阶段。

1956年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两校图书馆学系都给新招收的一年级本科生开设中国书史课，并编出了新的书史讲义，其中以北京大学刘国钧先生的《中国书史简编》影响最大。

武汉大学皮高品先生也于1956年推出《中国图书史讲义》油印本，书中提出按社会发展的五种形态对中国书史进行分期，故在材料和观点上都有所创新和突破。1964年修订增补后铅印，1986年又以《中国图书史纲》为题由吉林省图书馆学会出版发行。

专门研究印刷史的当数北京图书馆张秀民先生于1958年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一书。作者在广泛收集古今中外有关印刷术的文献资料和实物例证的基础上，提出雕版印刷发明于唐初贞观年间之说，论述了印刷术对亚洲与非洲、欧洲的影响，编制了“世界印刷术发展年表”，“朝鲜金属活字史料”等。

张静庐先生(1898―1969)历时20年苦心收集、精心整理、辑注，推出了七部专题出版史料，全书共250万字，收录了自1862年京师同文馆创立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87年间出版事业的重要资料。

除上述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和大型史料集之外，这一时期还出版了一批有关中国出版史的通俗性普及性读物，如刘国钧著的《可爱的中国书》(1952年)、《中国书的故事》(1955年)、《中国的印刷》(1960年)、《中国古代书籍史话》(1962年)，陈国庆著《古书版本浅说》(1957年)，阿英著《中国年画发展史略》(1954年)、《中国连环画史话》(1957年)等。

这个时期突出的特点是出版史、印刷史的研究互相交叉融合，由于研究者都来自图书馆界、出版界等文史领域，所以印刷史研究实际上是着眼于图书文献范围，书史、出版史、印刷史研究融为一体。

20世纪60年代中至70年代是我国印刷史研究的萧条时期。除刘国钧、张秀民等又编写出几本有关书史、印刷史的通俗小册子，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内部编印几本“中国书史”讲义外，几乎没有出版印刷史学术新著发表。尤其是1966年至1976年间大陆内地的出版印刷史研究基本陷入停滞状态。

就在内地处于停滞状态之时，港台及海外学者没有停止出版印刷史的研究工作，编辑出版了一批著作和论文集，这一时期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是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及图书馆学研究院的名誉教授、兼东亚图书馆馆长钱存训先生撰写的《中国古代书史》一书。该书原名《书于竹帛》(Wtitten on Bambooand Silk)英文本完成于1957年底，1962年由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

20世纪80年代为复苏壮大时期，五年内出版了三部以出版史、报刊史、印刷史为名的通史著作，各具特色，均有建树，标志着这一阶段的高起点，也预示出版印刷史研究经长期蓄积、准备，盛期将临。这一时期国内也是以出版史研究为主流，但海外的钱存训博士为印刷史研究做出了卓越贡献。钱存训的《纸和印刷》(Paper and Printing)是英国学者李约瑟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第五卷“化学及相关技术”(Chemistry and Chemical Technolo-gy)的第一分册。该书出版后在海内外影响巨大。

1987年，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在中国图书史研究上又迈出新的步伐，郑如斯、肖东发编著了成套的教材，即《中国书史》、《中国书史教学参考文选》、《中国书史教学指导书》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这三本书为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图书馆专业教材，故发行量较大，被多次印刷，广泛流传。

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的教授谢灼华主编的《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注意从广泛的文化领域去说明图书出版、编纂和图书馆发展轨迹及相互关系，分析中国图书对世界文明发展史的贡献，局部理顺典籍发展的线索。

1989年最突出的成果是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张秀民的又一鸿篇力作――64万言的《中国印刷史》。该书详细、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自唐初贞观年间印刷术发明后，迄清末1 300余年的印刷事业的源流演进。不仅广泛吸收前人研究成果，更有许多新鲜资料和独到之处，被美国印刷史专家钱存训称为“划时代的作品”。

20世纪90年代为中国出版印刷史研究的丰收时期。研究的深入还表现在一些学术专著视野开阔，角度新颖，富有论辩性。如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教授曹之先生的《中国印刷术的起源》一书是中国出版印刷史专题研究的新成果，开拓了研究印刷术起源的新思路，其方法是通过对各种文化现象的多角度扫描，全方位、多学科地论证“唐明说”。

2　20世纪后期“大印刷观”的印刷史研究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印刷工业界的一些学者专家们在对印刷史文化积累与保护措施的关注、印刷史知识的教学普及方面也有新动向，如1982年6月、王仿子先生联名提出《关于建立印刷技术博物馆的

建议》，经过各方面的长期努力，1993年底举行了中国印刷博物馆奠基典礼，1996年6月举行了隆重的中国印刷博物馆落成典礼。1985年9月，北京印刷学院首次开设《中国印刷史》课程，由张树栋、张耀昆合编教材《中国印刷史(讲义)》。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印刷科技界专家对印刷史研究领域的加入，倡导“大印刷观”、从科技史角度研究印刷史问题的观念逐渐彰显，成为与传统的图书出版印刷史研究的观念相并列的另一流派。

1976年后，、王仿子、范慕韩等先生倡导建立“中国印刷博物馆”。在鼓励学术研究之下，印刷史学研究成果迭出，先后出版了多种重要的印刷史书，1993―1999年举办了6次印刷史学术研讨会(北京5次，台北1次)、百余篇，出版5册论文集等。

1991年6月南开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隋唐史方向博士研究生毕业论文《中国印刷术的起源》，赵永东著，作者从雕版印刷术的定义、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物质条件、古代社会技术发明的一般机制和雕版印刷术发明的技术背景等方面全面探讨了雕版印刷术的起源问题。1998年4月中国科技大学科技史方向方晓阳的博士毕业论文《中国古代特技印刷工艺研究》，从印刷工艺角度研究了古代的特技印刷。

1999年出版的张树栋等印刷科技专家合著的《中华印刷通史》填补了印刷史上的大部分空白，赢得了业界同行专家的高度赞誉。如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的肖东发教授盛赞该书是用大印刷史观、横跨中华各民族、纵贯历史五千年，视野开阔、有史有论、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该书后来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简明浓缩的版本。

以上约10年之间，印刷史学之研究成果远胜往昔。呈现如下突破：①由书史、印书史向印刷文化史转进；②由印刷文化史向印刷科技史转移；③由传统印刷史观向大印刷史观转移；④由争论“发明”年代向探讨“起源”时间转进；⑤由唐初向上延伸至隋代、南北朝、新石器时代；⑥由清末向下延伸至当代；⑦填补历史空白的《中国印刷近代史》及《中华印刷通史》问世；⑧中国印刷史由1 300年往上延伸5 000年，往下延伸百年。由雕刻凸版延伸到雕刻孔板、由汉民族延伸到各少数民族、由印纸延伸到印织物；⑨确认了与韩国的雕版纸上印刷品的发明先后之争，及多项模糊不清的史实结论。

3　印刷史研究的认识观和方法论

如前所述，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出版印刷史研究的学者大都来自图书馆界、文化学术界，对印刷史的研究其实是关于印书史的研究。钱存训《纸与印刷》、《书于竹帛》，从书名就可显示图书馆界的学者将印刷史视为印书史。张秀民、曹之等先生的研究也关注的是印书史。研究者们在历史唯物论认识观与方法论指导下，注重实物考证与史料查证，这也是出版印刷史学领域通用的研究方法。90年代后，随着“大印刷观”的推行，研究界开始扩展史料考证范围，并进行了工艺史、专题史研究。

1993年在全国第一次印刷史研讨会上，郑如斯教授《书史研究与印刷史研究的联系与区别》一文辨析了两门独立学科的相互联系与区别。她认为，书史与印刷史是交叉学科，两者研究的内容都涉及到图书的印刷。当然，两者研究的角度和侧重点是不相同的：在书史研究中，图书是主体。对印刷的研究是第二位的。在印刷史研究中，印刷术本身的发展变化是主体，图书只是印刷品成果之一种，对图书的研究是第二位的，透过图书探索印刷技术发展的成就和水平。

印刷的起源，历来是中外学者研究的重点。诸多论断，大都根据文献上的记载加以解释。大部分意见分歧，只是由于对早期文献中镌刻或印刷的关键名词解释不同。研究的方法在突破了印书史的套路后，强调探讨“起源”。中国是世界上发明印刷术最早的国家，但无法确切知道中国的印刷术是何时由何人发明的。它是一种经验的长期累积，是一种源流的演进发展。从横的方向看，是相互重叠、综合应用的工艺。所以，探讨中国印刷史的源流演变，可将其看作一条光谱的谱带，李兴才先生更确切地比喻为一条调子丰富的连续调灰色尺，它可以概分为暗部、中间调、光部三大部分，但无法截然地明确分界。张树栋先生在《试论中国印刷史的历史分期问题》中，主张将中国印刷史分为四个时期：准备与发明时期；手工刷印的发展与繁荣时期(古代史)；近代印刷术的传人与发展时期(近代史)；现代印刷术的兴起时期(现代史)。

印刷史研究中观点的歧义，往往源自技术分析的差异。由流溯源，使得近年来的印刷史研究更加倾向于技术的分析。如周广学、宋青梅整体勾勒出活字印刷的技术演进过程及变化的原因，并首次对不同阶段泥活字印刷技术进行了类型分析；而杨玲通过对宋代雕版印刷的基本要素纸、墨与基本工艺的考察，结合文献与考古资料，揭示宋代雕版印刷业繁荣背后的物质技术原因。

在实证研究方面上，北京印刷学院尹铁虎先生对毕升泥活字的仿真复原研究，是近年来我国在印刷史实证研究方面的一次方法创新。

从大印刷史观研究中国印刷史，即从整体的、全面的、全程的、全方位的角度来研究。

1996年6月1日中国印刷博物馆落成典礼之时，召开了第二届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落实论文49篇。论题进一步深化、细化、方位更广阔。会上延续了对印刷史研究的历史观、方法论的探讨。自然地显现出图书馆界与印刷科技界专家学者们研究的着眼点差异。

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的曹之教授《关于印刷史研究的几个问题》探讨了印刷史研究的关于“印刷术”的概念问题。曹教授列举古今中外的例子说明，认为印刷术不是印染术，适宜采用约定俗成的“印字术”、“印书术”。钱博士也认为，一般学者对印刷术的研究，主要对象是书籍，因为文字和图画的复印乃是人类文化交流和知识传播的一种重要媒体，在文明史上自有其特殊的意义和影响。

关于印刷术的起源问题，曹先生认为其发明时限范围不能太小，也不能太大，不可能有千年之久。不能把印刷术的发明时间同应用时间混为一谈。印刷术就是印书术，但在研究印刷术起源的时候，就不能从研究印刷图书开始。

对于“大印刷史观”，曹先生认为要从造纸史、制墨史、制笔史、藏书史、目录学史、教育史、抄书史、书业贸易史、图书亡佚史、佛教史、石刻史、外交史、篆刻史、拓印史、文字演变史、印染史、货币史等多方研究，全面考察。印刷史研究是一个巨大的综合工程，需要由一支考古工作者、印刷工作者、文献工作者等组成的一支“大”的队伍，要努力改变各自为战，信息闭塞的研究现状。

印刷工艺界人士与图书馆界人士的认识观与方法论各有特点。海外与内地的观点也略有不同。范慕韩先生的“大印刷观”和李兴才、张树栋先生的“大印刷史观”大同小异。“以印刷为伍，着眼点自然是印刷”，“对中国印刷历史的研究，理应、也只有沿着印刷工艺技术的发生、发展这条主线，顺藤摸瓜，才能逐步接近历史的真实，再现中国印刷术的发展过程。”印刷工业

出版社的黄浮云、张子谦在《用大印刷史观研究印刷史势在必行》一文中指出，“印刷虽是以新闻出版为中心的文化事业的组成部分，但从根本上讲，它是工艺技术，是工业，它的起源和发展，是沿着印刷工艺技术发展这条主线进行的。”

印刷工艺界人士认为，印刷术的导源和历程，织物印刷的起源，套印术的肇始和发展，近代印刷术的传人和发展，以及印刷设备、器材、科研、教育等一系列与印刷相关的领域的研究和考证，都是印刷史研究的内容和对象，一个全面、系统、全方位多视角的研究中国印刷史的局面将会展现在世人面前。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图书馆学界“大印刷观”的重点是强调方法论体系的博大，印刷工业界“大印刷观”的重点是强调研究对象范围的扩大延展。

4　印刷史研究的现状和未来态势

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出现了“盛世修史”的繁荣气象，印刷史研究也得到新的发展。笔者曾在2005年通过对国家图书馆的文献资料检索，得知馆藏现有关于印刷史方面的各类图书资料近30种，其中部分在2000年以后出版的专著举例如下：①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钱存训著，郑如斯编订.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5；②简明中华印刷通史／张树栋、庞多益、郑如斯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8；③插图本中国图书史／萧东发、杨虎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④近代西欧印刷媒介研究――从古腾堡到启蒙运动／项翔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⑤古代版印通论／李致忠著.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0.11；⑥中国版本文化丛书／任继愈主编.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12。

近年来的研究成果频出。由北京方志编撰委员会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北京印刷志》(2001年)，该书史料详实，生动准确地反映了北京印刷业渐进的演变过程，从而也折射出中国印刷业的发展脉络，为后人研究北京乃至中国的印刷文化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国家设立了多项印刷史研究的项目来鼓励开展印刷通史的深入系统研究。以中国印刷博物馆为基地的印刷史研究活动也在我国印刷工业界的一些老专家的坚韧努力中得到持续进行并发扬光大。

书法的发展史范文第9篇

[关键词]印刷史　出版史　图书馆学家　印刷工业　中国

伴随着电子书媒介与“无纸阅读”方式的盛行，基于纸质媒介的印刷书与纸本阅读方式本身则成为了一种传统的文化现象逐渐引起人们的研究兴趣。作为造纸术和印刷术发明国的我国，对于印刷史的研究一直在不温不火地进行着，其中，图书馆界的研究者和印刷界的研究者成为两大学术主力。

1　图书馆学界的“印书史”研究

图书馆学家们关注书籍的印制与形成是自然发生的研究缘起。以曾经在北京图书馆工作多年的张秀民(已故)老先生和钱存训博士为代表的一些学养深厚的图书馆学者们，把对印书史的研究扩展到对印刷史的研究，分别著有传世的关于印刷史研究的代表作。正如钱先生所说：“现代印刷并非单指印书，除用纸张印刷的纸币、纸牌等以外，还包括在纺织品、金属、塑料、皮革、木版、玻璃、陶瓷等表面上的各种印刷。但是一般学者对印刷术的研究，主要对象是书籍，因为文字和图画的复印乃是人类文化交流和知识传播的一种重要媒体，在文明史上自有其特殊的意义和影响。”…所以，被誉为“文明之母”的印刷术的发展历史在图书馆界的研究者们看来，就是一部书籍图文的印刷史。

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为中国印刷史研究的成长时期，这个时期的书史研究与教学开始兴盛，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的图书馆学系都开设了中国书史课程，书史内容中融合了印刷史(主要是印书史)的内容，所以可称之为以图书出版印刷史为主流的研究阶段。

1956年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两校图书馆学系都给新招收的一年级本科生开设中国书史课，并编出了新的书史讲义，其中以北京大学刘国钧先生的《中国书史简编》影响最大。

武汉大学皮高品先生也于1956年推出《中国图书史讲义》油印本，书中提出按社会发展的五种形态对中国书史进行分期，故在材料和观点上都有所创新和突破。1964年修订增补后铅印，1986年又以《中国图书史纲》为题由吉林省图书馆学会出版发行。

专门研究印刷史的当数北京图书馆张秀民先生于1958年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一书。作者在广泛收集古今中外有关印刷术的文献资料和实物例证的基础上，提出雕版印刷发明于唐初贞观年间之说，论述了印刷术对亚洲与非洲、欧洲的影响，编制了“世界印刷术发展年表”，“朝鲜金属活字史料”等。

张静庐先生(1898—1969)历时20年苦心收集、精心整理、辑注，推出了七部专题出版史料，全书共250万字，收录了自1862年京师同文馆创立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87年间出版事业的重要资料。

除上述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和大型史料集之外，这一时期还出版了一批有关中国出版史的通俗性普及性读物，如刘国钧著的《可爱的中国书》(1952年)、《中国书的故事》(1955年)、《中国的印刷》(1960年)、《中国古代书籍史话》(1962年)，陈国庆著《古书版本浅说》(1957年)，阿英著《中国年画发展史略》(1954年)、《中国连环画史话》(1957年)等。

这个时期突出的特点是出版史、印刷史的研究互相交叉融合，由于研究者都来自图书馆界、出版界等文史领域，所以印刷史研究实际上是着眼于图书文献范围，书史、出版史、印刷史研究融为一体。

20世纪60年代中至70年代是我国印刷史研究的萧条时期。除刘国钧、张秀民等又编写出几本有关书史、印刷史的通俗小册子，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内部编印几本“中国书史”讲义外，几乎没有出版印刷史学术新著发表。尤其是1966年至1976年间大陆内地的出版印刷史研究基本陷入停滞状态。

就在内地处于停滞状态之时，港台及海外学者没有停止出版印刷史的研究工作，编辑出版了一批著作和论文集，这一时期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是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及图书馆学研究院的名誉教授、兼东亚图书馆馆长钱存训先生撰写的《中国古代书史》一书。该书原名《书于竹帛》(Wtitten on Bambooand Silk)英文本完成于1957年底，1962年由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

20世纪80年代为复苏壮大时期，五年内出版了三部以出版史、报刊史、印刷史为名的通史著作，各具特色，均有建树，标志着这一阶段的高起点，也预示出版印刷史研究经长期蓄积、准备，盛期将临。这一时期国内也是以出版史研究为主流，但海外的钱存训博士为印刷史研究做出了卓越贡献。钱存训的《纸和印刷》(Paper and Printing)是英国学者李约瑟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第五卷“化学及相关技术”(Chemistry and Chemical Technolo-gy)的第一分册。该书出版后在海内外影响巨大。

1987年，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在中国图书史研究上又迈出新的步伐，郑如斯、肖东发编著了成套的教材，即《中国书史》、《中国书史教学参考文选》、《中国书史教学指导书》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这三本书为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图书馆专业教材，故发行量较大，被多次印刷，广泛流传。

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的教授谢灼华主编的《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注意从广泛的文化领域去说明图书出版、编纂和图书馆发展轨迹及相互关系，分析中国图书对世界文明发展史的贡献，局部理顺典籍发展的线索。

1989年最突出的成果是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张秀民的又一鸿篇力作——64万言的《中国印刷史》。该书详细、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自唐初贞观年间印刷术发明后，迄清末1 300余年的印刷事业的源流演进。不仅广泛吸收前人研究成果，更有许多新鲜资料和独到之处，被美国印刷史专家钱存训称为“划时代的作品”。

20世纪90年代为中国出版印刷史研究的丰收时期。研究的深入还表现在一些学术专著视野开阔，角度新颖，富有论辩性。如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教授曹之先生的《中国印刷术的起源》一书是中国出版印刷史专题研究的新成果，开拓了研究印刷术起源的新思路，其方法是通过对各种文化现象的多角度扫描，全方位、多学科地论证“唐明说”。

2　20世纪后期“大印刷观”的印刷史研究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印刷工业界的一些学者专家们在对印刷史文化积累与保护措施的关注、印刷史知识的教学普及方面也有新动向，如1982年6月王益、王仿子先生联名提出《关于建立印刷技术博物馆的建议》，经过各方面的长期努力，1993年底举行了中国印刷博物馆奠基典礼，1996年6月举行了隆重的中国印刷博物馆落成典礼。1985年9月，北京印刷学院首次开设《中国印刷史》课程，由张树栋、张耀昆合编教材《中国印刷史(讲义)》。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印刷科技界专家对印刷史研究领域的加入，倡导“大印刷观”、从科技史角度研究印刷史问题的观念逐渐彰显，成为与传统的图书出版印刷史研究的观念相并列的另一流派。

1976年后，王益、王仿子、范慕韩等先生倡导建立“中国印刷博物馆”。在鼓励学术研究之下，印刷史学研究成果迭出，先后出版了多种重要的印刷史书，1993—1999年举办了6次印刷史学术研讨会(北京5次，台北1次)、百余篇，出版5册论文集等。

1991年6月南开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隋唐史方向博士研究生毕业论文《中国印刷术的起源》，赵永东著，作者从雕版印刷术的定义、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物质条件、古代社会技术发明的一般机制和雕版印刷术发明的技术背景等方面全面探讨了雕版印刷术的起源问题。1998年4月中国科技大学科技史方向方晓阳的博士毕业论文《中国古代特技印刷工艺研究》，从印刷工艺角度研究了古代的特技印刷。

1999年出版的张树栋等印刷科技专家合著的《中华印刷通史》填补了印刷史上的大部分空白，赢得了业界同行专家的高度赞誉。如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的肖东发教授盛赞该书是用大印刷史观、横跨中华各民族、纵贯历史五千年，视野开阔、有史有论、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该书后来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简明浓缩的版本。

以上约10年之间，印刷史学之研究成果远胜往昔。呈现如下突破：①由书史、印书史向印刷文化史转进；②由印刷文化史向印刷科技史转移；③由传统印刷史观向大印刷史观转移；④由争论“发明”年代向探讨“起源”时间转进；⑤由唐初向上延伸至隋代、南北朝、新石器时代；⑥由清末向下延伸至当代；⑦填补历史空白的《中国印刷近代史》及《中华印刷通史》问世；⑧中国印刷史由1 300年往上延伸5 000年，往下延伸百年。由雕刻凸版延伸到雕刻孔板、由汉民族延伸到各少数民族、由印纸延伸到印织物；⑨确认了与韩国的雕版纸上印刷品的发明先后之争，及多项模糊不清的史实结论。

3　印刷史研究的认识观和方法论

如前所述，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出版印刷史研究的学者大都来自图书馆界、文化学术界，对印刷史的研究其实是关于印书史的研究。钱存训《纸与印刷》、《书于竹帛》，从书名就可显示图书馆界的学者将印刷史视为印书史。张秀民、曹之等先生的研究也关注的是印书史。研究者们在历史唯物论认识观与方法论指导下，注重实物考证与史料查证，这也是出版印刷史学领域通用的研究方法。90年代后，随着“大印刷观”的推行，研究界开始扩展史料考证范围，并进行了工艺史、专题史研究。

1993年在全国第一次印刷史研讨会上，郑如斯教授《书史研究与印刷史研究的联系与区别》一文辨析了两门独立学科的相互联系与区别。她认为，书史与印刷史是交叉学科，两者研究的内容都涉及到图书的印刷。当然，两者研究的角度和侧重点是不相同的：在书史研究中，图书是主体。对印刷的研究是第二位的。在印刷史研究中，印刷术本身的发展变化是主体，图书只是印刷品成果之一种，对图书的研究是第二位的，透过图书探索印刷技术发展的成就和水平。

印刷的起源，历来是中外学者研究的重点。诸多论断，大都根据文献上的记载加以解释。大部分意见分歧，只是由于对早期文献中镌刻或印刷的关键名词解释不同。研究的方法在突破了印书史的套路后，强调探讨“起源”。中国是世界上发明印刷术最早的国家，但无法确切知道中国的印刷术是何时由何人发明的。它是一种经验的长期累积，是一种源流的演进发展。从横的方向看，是相互重叠、综合应用的工艺。所以，探讨中国印刷史的源流演变，可将其看作一条光谱的谱带，李兴才先生更确切地比喻为一条调子丰富的连续调灰色尺，它可以概分为暗部、中间调、光部三大部分，但无法截然地明确分界。张树栋先生在《试论中国印刷史的历史分期问题》中，主张将中国印刷史分为四个时期：准备与发明时期；手工刷印的发展与繁荣时期(古代史)；近代印刷术的传人与发展时期(近代史)；现代印刷术的兴起时期(现代史)。

印刷史研究中观点的歧义，往往源自技术分析的差异。由流溯源，使得近年来的印刷史研究更加倾向于技术的分析。如周广学、宋青梅整体勾勒出活字印刷的技术演进过程及变化的原因，并首次对不同阶段泥活字印刷技术进行了类型分析；而杨玲通过对宋代雕版印刷的基本要素纸、墨与基本工艺的考察，结合文献与考古资料，揭示宋代雕版印刷业繁荣背后的物质技术原因。

在实证研究方面上，北京印刷学院尹铁虎先生对毕升泥活字的仿真复原研究，是近年来我国在印刷史实证研究方面的一次方法创新。

从大印刷史观研究中国印刷史，即从整体的、全面的、全程的、全方位的角度来研究。

1996年6月1日中国印刷博物馆落成典礼之时，召开了第二届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落实论文49篇。论题进一步深化、细化、方位更广阔。会上延续了对印刷史研究的历史观、方法论的探讨。自然地显现出图书馆界与印刷科技界专家学者们研究的着眼点差异。

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的曹之教授《关于印刷史研究的几个问题》探讨了印刷史研究的关于“印刷术”的概念问题。曹教授列举古今中外的例子说明，认为印刷术不是印染术，适宜采用约定俗成的“印字术”、“印书术”。钱博士也认为，一般学者对印刷术的研究，主要对象是书籍，因为文字和图画的复印乃是人类文化交流和知识传播的一种重要媒体，在文明史上自有其特殊的意义和影响。

关于印刷术的起源问题，曹先生认为其发明时限范围不能太小，也不能太大，不可能有千年之久。不能把印刷术的发明时间同应用时间混为一谈。印刷术就是印书术，但在研究印刷术起源的时候，就不能从研究印刷图书开始。

对于“大印刷史观”，曹先生认为要从造纸史、制墨史、制笔史、藏书史、目录学史、教育史、抄书史、书业贸易史、图书亡佚史、佛教史、石刻史、外交史、篆刻史、拓印史、文字演变史、印染史、货币史等多方研究，全面考察。印刷史研究是一个巨大的综合工程，需要由一支考古工作者、印刷工作者、文献工作者等组成的一支“大”的队伍，要努力改变各自为战，信息闭塞的研究现状。

印刷工艺界人士与图书馆界人士的认识观与方法论各有特点。海外与内地的观点也略有不同。范慕韩先生的“大印刷观”和李兴才、张树栋先生的“大印刷史观”大同小异。“以印刷为伍，着眼点自然是印刷”，“对中国印刷历史的研究，理应、也只有沿着印刷工艺技术的发生、发展这条主线，顺藤摸瓜，才能逐步接近历史的真实，再现中国印刷术的发展过程。”印刷工业出版社的黄浮云、张子谦在《用大印刷史观研究印刷史势在必行》一文中指出，“印刷虽是以新闻出版为中心的文化事业的组成部分，但从根本上讲，它是工艺技术，是工业，它的起源和发展，是沿着印刷工艺技术发展这条主线进行的。”

印刷工艺界人士认为，印刷术的导源和历程，织物印刷的起源，套印术的肇始和发展，近代印刷术的传人和发展，以及印刷设备、器材、科研、教育等一系列与印刷相关的领域的研究和考证，都是印刷史研究的内容和对象，一个全面、系统、全方位多视角的研究中国印刷史的局面将会展现在世人面前。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图书馆学界“大印刷观”的重点是强调方法论体系的博大，印刷工业界“大印刷观”的重点是强调研究对象范围的扩大延展。

4　印刷史研究的现状和未来态势

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出现了“盛世修史”的繁荣气象，印刷史研究也得到新的发展。笔者曾在2005年通过对国家图书馆的文献资料检索，得知馆藏现有关于印刷史方面的各类图书资料近30种，其中部分在2000年以后出版的专著举例如下：①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钱存训著，郑如斯编订.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5；②简明中华印刷通史／张树栋、庞多益、郑如斯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8；③插图本中国图书史／萧东发、杨虎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④近代西欧印刷媒介研究——从古腾堡到启蒙运动／项翔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⑤古代版印通论／李致忠著.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0.11；⑥中国版本文化丛书／任继愈主编.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12。

近年来的研究成果频出。由北京方志编撰委员会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北京印刷志》(2001年)，该书史料详实，生动准确地反映了北京印刷业渐进的演变过程，从而也折射出中国印刷业的发展脉络，为后人研究北京乃至中国的印刷文化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国家设立了多项印刷史研究的项目来鼓励开展印刷通史的深入系统研究。以中国印刷博物馆为基地的印刷史研究活动也在我国印刷工业界的一些老专家的坚韧努力中得到持续进行并发扬光大。

书法的发展史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史论结合 评述方法 探索研究

“盛世修史，懿年纂志”。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当今两项重大的文化建设工程。从2004年起，全国各级地方政府按照国务院统一部署，启动了二轮修志工作。省、市、县（区）的交通志和水运志（篇）、公路志（篇）也同时启动。从2010年起，在交通运输部和中国航海学会统一部署下，当代中国水路交通发展史丛书、当代长江航运发展史丛书的编纂工作，也正式启动。笔者在审读已出版的和尚未出版的几部当代航运（港口）史稿中，存在着史志混杂、不伦不类、资料堆砌、有史无论等等现象，史书的存史、资政功能欠缺。因此，对史书的史论结合问题的研究，已成当务之急。

史论结合，论述是史书的主体

“志属史类”，史书与志书记载的都是历史事实，但史书与志书不同，志书是记史，史书是述史。志书以类记事，史书以时记事。史书可以出面评论，史论结合；志书是资料性著述，以记地、记物、记事、记言为主要对象，不需撰者出面评论功过是非，不需“以论带史”，也不夹叙夹议，必要时至多三言两语，议论与事实叙述浑然一体。

史书主要记述历史，一般以时间、事件、人物等为线索，倾向于纵向的发展，通过对历史现象的分析、研究，探索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故论述是史书的主体。编史要求史论结合，在真实地记述历史发展过程的同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历史进行全面的考察，对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多样性、特殊性及曲折和偏差等表明正确的认识，得出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结论。

志书使用记述文体，述而不论。要求把事物的特点、事物的发展、变化过程和人物的经历如实地表述出来，将是非、功过、得失、褒贬、盛衰、成败、经验、教训等寓于记述之中，让事实说话，不妄加评论。即“寓观点于叙述之中”。这是区别史与志的叙述方法的标志。

是史？是志？不伦不类

现已出版和即将定稿的专业史中，史论结合的问题解决得不够好，有史无论的现象较普遍，史书的存史、资政功能欠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多是写好的。对1957年起逐渐严重的“左”倾错误的危害，以及“”造成的重大损害写得不够，有的更是一笔带过；如有的史稿记述“”这段历史，在结尾时写到：“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样记述历史，有史无论，不能在历史中提炼出表明社会发展中某种规律性的东西，因而也就失去了为决策者提供借鉴的社会价值。有的对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写得多、教训记得不全面，尤其是对各届领导班子的政绩不敢评价。因此，一些史稿看不出各届领导班子的功过是非，他们在施政其间对该地发展的兴衰起伏产生了什么作用？后任领导难以借鉴：前几届领导班子有哪些功过，是由于什么原因而导致的，本届领导班子要如何发扬优点，纠正缺点，才能留下良好记录。史书的“资治”功能没有实现。因此，编写当代史时，不能象写志书那样只对历史进行客观记述，而应该做到史论结合。

统一认识，恪守史德

由于编纂当代航运发展史书处在一个复杂多变的大环境中，许多条件发生了变化，编史者对如何设计篇目、搜集资料、写好史稿存在不少想法。有的认为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理论观点、政策措施、环境条件变化很大，不同年份有当时的不同情况，史书应以史实为根据，要尊重当时的档案资料，不能用现在最新的理论观点、政策规定去衡量历史。还有认为史书是官修的资料性文献，主要记述正面材料，记述曲折、教训、矛盾和负面材料要特别慎重，少写为宜，写多了审稿时不易通过。有些编史者在思想上有顾虑，怕影响领导威信，怕给本届班子抹黑。“当代修志，隔代编史”古有定例。存在这些想法和顾虑是可以理解的，有些合理的因素应该认真对待，正确寻求解决办法，但首先要从思想上统一认识。

古人说：“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很显然，史志一样，都具有资治借鉴的功用。笔者在编写《当代安徽航运发展史》深化航运管理体制改革一节时，就表明了这一观点。记述经济工作，既要记述发展的经验，也要记述经济过热的教训，这样才能记述清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历史真实。同样，在记述管理体制改革进程中，既要记述体改的成功经验，也要记述体改进程中的成败得失，尤其是通过实践的检验，凸现出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也应如实反映，这样才能为今后妥善解决矛盾，进一步理顺体制，提供有益的借鉴。邓小平同志说过：“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教训往往比经验更可贵。记述政绩工程的同时，也要注意其是否经得起时间考验，这些都应在史书中真实反映、如实记述。

一部史书应该对历史发展情况实事求是，有褒有贬，这是史志理论上充分肯定的观点，但现实生活中，要完全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有时还有不少阻力。在改革开放的32年历史中，伟大的成就谁也不会否定，但前进中还存在问题、矛盾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前提下，实事求是地、恰当地记述负面的材料，实际上只会起警示作用，真正达到以史为鉴的宗旨。应该相信，作为一个开明的领导是会正确对待工作中的功过是非的。总结前人的得失，为今人借鉴，总结今人的得失，为后人参考。这就是我们编写当代航运史的指导思想，也是史学研究的基本任务。我们应该消除顾虑，排除阻力，恪守史德，直笔无隐，还历史的真实面貌，做一个真正对得起子孙后代的编史工作者。

评论的撰写方法

评论的撰写方法，有多种多样。现代史学家共认的评论方法主要有三种，仅以《当代安徽航运发展史》为例：

一是叙前小议法。在叙事之前，对所叙之事提出议论。在每一章前面写有一段小序，把本章的主要史实和对工作得失予以评述。如：

第二章 安徽航运的曲折发展

（1966-1977年）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使国家和人民遭到新中国建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在“”中，安徽的航运事业受到严重破坏。一是把组织搞乱了，“”开始后，航运系统的各级组织陷于瘫痪状态，失去指挥功能。二是在理论和政策上混淆了是非，搞乱了生产秩序。客货运输无制度，无政府主义泛滥，运输生产呈现一片混乱状态。三是调度失灵，投资失控。该办的事情不能办，不该办的事被“造反派”逼着办，造成轻重倒置，缓急失序。四是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职工队伍的团结被破坏。这些方面的后果是严重的。

另一方面，这个期间安徽航运建设在困境中排除干扰，坚持工作，还是取得了一定成就。诸如：疏浚整治航道，兴建、扩建港口码头，在水利工程建设的淠河总干渠、驷马山干渠、新汴河、茨淮新河、新白塔河等5条人工运河上进行通航配套设施，使之成为良好的航道，同时还实现了合裕航道渠化通航以及修造客货船舶等等。1971年后，邓小平倡导企业整顿，各方面工作有了转机。但在建设过程中，因为决策缺乏民主化、科学化，在没有落实全部工程包括配套工程在内的建设总方案和总投资情况下，就匆忙进行孤立的、超前的、单独立项的工程建设，结果造成一些建设项目或因资金不足而停建；或因调查不准，信息失真，虽然建成而废弃无用；或因相关的配套工程未能同步建设而不能形成生产能力。

二是夹叙夹议法。对于一个历史事件，当以叙事为主，把对一个事件的评议，寓于叙事之中。如记述水监体制改革过程中写到：

此次改革后，长江海事局与地方海事局各自履行管理职能，努力构建和谐海事，维护水上交通安全形势的稳定。但是，由于存在隶属关系、机构建制、管辖范围和难易程度不同，监管设备和手段、保障设施资金投入、职工福利待遇等存在较大差异，矛盾和问题也逐渐显露出来（评论）。于是2007年，在全国海事工作会议上，部党组提出“全国海事一家人，水上监管一盘棋，行政执法一面旗”的理念，要求坚持全局观念和大局意识，不搞各自为阵、自成体系。各个单位的发展要与全国海事发展总体战略相适应，局部服务全局（叙史）。

三是叙后议事法。叙述每一件事后，对事件加以评论。如在叙述1964年长江航运实行统一管理（即托拉斯）史实后，评述道：

试办“托拉斯”后，为后来安徽境内运力的发展和客货运输设施，创造了良好条件。它有雄厚力量承担大宗的紧急的运输任务，并且由于长航船舶用的燃料价格比地方船舶用的燃料价格约低60%，因而运价偏低，为旅客、货主节约了旅费和物资流转费用。

但“托拉斯”后，长江航运局统得过死，集中过多，规定省属轮驳船一律不得进入长江，形成独家经营；所有货物运输过去都是就地托运，“托拉斯”后，要到长江轮船公司营运站托运，增加了物资部门托运货物的麻烦；在运力交接方面，安徽被收去70%的船舶，剩下来的船舶大部份质量很差，有的已经不能参加运营，使地方航运伤了元气，长期不能恢复。“托拉斯”后，使安徽失去南北调节的条件，没有实施“托拉斯”前，长江、淮河船舶运输，遇到季节性水位差异和货源发生不平衡时，可以在江、淮予以调节；“托拉斯”后，淮河水系枯水季节和货源发生不平衡时，不能进入长江运营，被迫到江苏、浙江一带讨货装运，远征劳师，于经营管理十分不利。

书法的发展史范文第11篇

一、 中国农史学科的酝酿和形成

（一）古代：农史研究的滥觞

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并具有很强的历史感的民族。中国农业有上万年历史，对农业历史的记述也可以追溯到久远的古代。古史传说中的"神农氏"、"烈山氏"，就是农业起源和确立的时代的拟人化；《诗经·大雅·生民》也叙述了周族先祖弃从事农作（即所谓"后稷教稼"）的神话化了的历史。中国古代对农业历史的记述和对农史事物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一、在中国古代卷帙浩繁的农书中，从《齐民要术》开始，形成了重视对历史资料的收集和前代农书的征引的传统，大型的综合性农书，在论述某专题时，往往先罗列前代农书的资料，再介绍当代的新成果；有的农书，历史资料的汇集甚至成了它的主要内容。如《农政全书》对历史资料的征引就颇具规模，而《授时通考》简直是按一定体系编辑的农业生产和农业科技历史资料汇编。类书中也往往包含了农史资料汇编，最可观的是陈梦雷主编《古今图书集成》中的有关部分。二、历代不少经学家曾经对古代经籍中记载的农史名物进行考释，如三国陆玑的《毛诗草木虫鱼疏》，晋郭璞的《尔雅注》，清程瑶田的《沟洫疆理小记》、《九谷考》和刘宝楠的《释谷》等。三、中国古代有以"食货"系列形式 出现的关于经济史的系统记述，其中土地制度、农业生产的内容占了很重要地位。不过，食货系列中所涉农史只是经济史记述中的一部分（尽管是其重要的部分），而不是独立的农业史记述。农书和类书中的资料汇集和那些零散、不成系统的农史事物考释文字，诚然为以后的农史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但还不能称之为农史学，而只是它的滥觞。

（二）19世纪末-1949：农史学科的萌芽

农史研究的出现既与近代农学的形成和发展有关，也和近代史学、尤其是经济史学的形成发展有关。

中国近代农学是引进的，而不是从传统农学自然发展起来的。鸦片战争以后，尤其是甲午战争失败，洋务运动破产，中国丝、茶等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受到激烈的竞争和冲击，朝野许多人士痛感改革和振兴农业的必要，纷纷介绍和引进西方的农业科学技术和工具设施，逐步建立起中国的近代农学。这就产生了一个如何把引进的西方农学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如何正确总结和继承中国传统农业遗产的问题。在引进西方农学方面做出突出成绩的罗振玉，曾研习《齐民要术》、《农政全书》、《授时通考》等古农书，捜访有关农书古籍，探寻中国经验农学和西方实验农学相通之处。清末民初学者高润生，为防止引进西方农学时削足适履之弊，提出一个全面整理和继承古代农业遗产的方案，他采用的仍然是"以经义说农事，以农事证经义"的考据学的方法，但在编纂计划中部分地吸收了现代农业学科分类，并提出了"古农学"的概念；可惜这个计划没有付诸实施。以上这些只能算是农史研究的酝酿。但从引进西方农学刺激起来的整理传统农业遗产和研究农业历史的愿望和行动，成为了农史研究的一种动力和一个源头。

大致与此同时，梁启超倡导"史学革命"，用近代进化史观研究历史，社会经济进入史家的视野。但这时期的新史家还没有系统考虑经济史问题。直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传播，以社会史论战为契机，掀起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第一次高潮，形成了现代意义的中国经济史学；农业史是它的重要内容。这是农史研究的又一个源头。

二十世纪的农史研究，大体是以上两个源头交汇以后产生的。农史研究的论著二十年代中期以后逐渐多了起来。至1949年，农史研究的文章约有百篇，数量虽然不多，但牵涉面相当广，属于农业经济的有土地制度、农业政策、农业生产、农村组织、农民的身份地位和生活状况等，属于农业科学技术的有土壤、时令、农具、水利、作物、林业、畜牧兽医、渔业等。与农业有关的著作，土地制度和土地问题方面最多，有万国鼎的《中国田制史》等，其他影响较大的有郑肇经的《中国水利史》（商务印书馆，1939年）、邓云特的《中国救灾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李士豪的《中国渔业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等。

（三）1949-1978：农史学科的形成

这一时期，农史研究党和政府的领导和关怀下，以整理祖国农业遗产为重点有计划地开展，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成果，农史研究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

农谚和农书同为中国农学遗产中的瑰宝。农谚的收集整理也可以追溯到30年代，其中费心洁的《中国农谚》（中华书局，1937年）较有代表性。1958年，农业部组织大规模的农谚收集工作，由吕平整理编辑《中国农谚》一书，该书1965年编就，因文革的缘故，至1980年才由农业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完备的农谚资料集。

农业科技史和农业生产史的专题研究亦已开展，研究涉及广泛的方面。辛树帜的《中国果树史研究》、谢成侠的《中国养马史》、刘仙洲的《中国农业机械史》是其中比较重要的成果；张仲葛养猪史研究，邹树文的昆虫史研究，也具有开创性。50年代末，农业遗产研究室根据农业部的指示编成《中国农学史》，该书以各个时代代表性农书或农业文献为骨干展开论述，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农业科技史，它的出版获得国内外学术界的好评。

本时期的农史研究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实证研究，其研究方法除一般史的研究方法外，最突出的是运用现代自然科学特别是农业科学知识阐述古农书记载的事物，并以此研究农业生产和农业科技的发展。此外，还有两个值得一提特点：一是把农书研究和该农书反映地区的实地调查结合起来，代表性的成果是陈恒力的《补农书研究》；二是有些农业科学工作者用科学实验的方法对某些传统技术（如溲种法，韭菜籽新陈的鉴别等）进行检验。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研究以农书和其他农史资料的整理为重点，是正确的富有远见的决策，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为农史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系统的农学史研究仍然是初步的。这一时期，史学界、经济史学界对历史上各个时代的土地制度、农业经济做了许多研究，取得丰硕的成果。但史学界的研究和农史界的研究基本上是各自为战，两者还没有整合起来。

本时期党和政府对农史研究的重视对农史学科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农业史研究不但为现实农业发展提供借鉴，而且是爱国主义的好教材。但过分地不适当地强调农史研究为现实政治服务也产生了流弊。例如，1958年大跃进时的浮夸风也刮到了农史研究中，有的论著人为地拔高区田法的粮食产量，为粮食亩产放"卫星"提供"理论根据"，是值得记取的历史教训。至于文革中用"儒法斗争"的框架去剪裁历史，把历史上的农家说成是"法家"，更是错误的政治对学术研究的干扰发展到极致。

在这里应该说明的是，为了在叙述中时间上的衔接，我们把1949到1978年划为一个阶段，实际上农史学科获得蓬勃发展的只是在建国后的17年，这种发展势头，被1966年爆发的文革中断了，当时研究机构被撤销，研究队伍被解散，农史研究在总体上陷于停顿。但不少学者仍在艰难的条件下坚持研究工作。这一时期发表的成果，最重要的是游修龄的《<齐民要术>及其作者贾思勰》 ，包含了许多精彩的阐述。

注释

[2] 在中国古代，"食"指食物生产，"货"指货币流通。从《史记·平准书》和《汉书·食货" 志》开始，中国历代正史中多有"食货志"，是记述经济发展历史的专志，形成首尾相续的系列。中国古代政书《十通》（《通典》、《通志》、《文献通考》及其后续著作共10本）中也有"食货门"，形成另一首尾相续的经济史记述系列。

[3] 该4部著作文革后的80年代初才由农业出版社出版。

[4] 万国鼎著，农业出版社1980年出版。

[5] 初稿完成于文革前，文革后修改补充出版。

[6] 缪启愉著，农业出版社1981年出版。

书法的发展史范文第12篇

一、构建校本德育课程，创新德育模式

德育，是一所学校树人育人的重要一环，也是素质教育的重中之重。而一所学校的历史演变以及人文精神的传承，无疑是开展学生品德、思想教育的生动教材。2012年2月以来，学校以开发桥东文化、建设文化名城为契机，大力挖掘本校“观澜文化”，并以传承“观澜精神”，建设《教育史诗・观澜传奇――纪念观澜兴学270年》校史纪念馆为突破口，积极探索学校文化特色建设的新路子。

1. 建设校史馆，使之成为学校德育的活教材

学校创建校史馆的初衷，是想通过校史实施校本德育，让师生通过了解学校历史，传承学校人文精神，达到励志师生的目的。为从学校的发展历史中概括出“观澜文化”的主要内容，提炼出“观澜精神”，我们对学校各个时期的办学成就及历代师生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

为了给校史馆搜集人物素材，行政及部分教师走访校友，整理图文史料；为梳理“观澜”精神，提办学理念体系，我们邀请文史专家学者、校友共商建馆方略，汇编校史图册……同时，在区委区政府、区教育局以及社会热心人士的支持和帮助下，历经两年多的筹备建设， 2015年1月，学校校史馆终于落成开馆。校史馆内不仅有一幕幕展墙、一幅幅展板，还有定格历史的实物展示，也有充满现代感的触控屏。展示内容均以尊重历史为原则，生动再现学校的历史沿革、发展轨迹等，将积淀了百年的观澜文化精粹充分展示出来。

2. 编撰《校史・三字经》绘本，使之成为学生喜爱的生动教材

《校史・三字经》通过一个个生动有趣的历史小故事的呈现，用学校发展积淀的文化内涵，来滋养学生心灵，培育学生道德情感，成为实施校本德育生动形象、直观可感的有效途径。在诵读中，学生对于学校的历史文化，包括各个时期的办学成就及历代师生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

二、开发硬笔书法教材，打造学校特色文化

书法特色教育的开展，更好地践行了学校“树品端行”的办学理念。学校以“书香墨韵，观澜文化”为主题，努力打造校园书法特色。书法以硬笔为主、软笔为辅，实施书写行为规范的养成教育。其中，一到六年级均普及硬笔书法教育，以《观澜索径》为教材，各班每周开设一节书法课；每日下午的课前十分钟，伴随悠扬的古乐，全校师生开展午写活动；同时，组织教师开展书法培训，推动教师人人练书法；举办家长书法讲座，并录制学生正确的坐姿和执笔视频放在书法专用邮箱，形成家校书法教育的合力；在校园各楼道悬挂历代书法家和书法知识，在各层长廊、班级墙壁展出师生优秀书法作品，安装书法手写台，营造良好的氛围。

三、开展花样跳绳运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花样跳绳等特色运动项目的开展，则更好地践行了“强体育心”的办学理念。

早从2012年开始，学校就将跳绳作为特色体育项目来推行，到如今实现了全校师生“人手一根绳、人人会跳绳、个个有花样”的目标。无论是下课休息、大课间，还是放学后，都能看到孩子们甩开跳绳跳起来的身影。

书法的发展史范文第13篇

【关键词】碑学；审美；古今

碑学书法从发轫至今已经有几百年了，碑学审美模式作为人类审美认识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一环，曾经极大的开拓了人们的取法范围。随着社会的发展，碑学书法带给人们的启迪已经远远超出了其本身。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从我们的视角来进行审视或许有着新的意义。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既往历史的解读，每代人都有不同的解读方式，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以自身的价值标准去衡量过去的存在，这只能极力靠近而不可能完全还原当时的历史。可以说，一切历史都是在不断探索所谓的真实中得以重新确立的。碑学书法进入“艺术圈”是清代人打捞历史沉船“钩沉”出来的，它虽不是清代人原创，但若不是清代人慧眼识英，大张旗鼓的把这块璞玉以艺术的身份去宣扬鼓吹并加以实践，或许至今它仍然是无人正眼相视的丑石一块。

“世界上任何事物的存在都不会是孤立、偶然的现象，都有其产生、发展、消长盛衰的条件和环境。而且该事物自身的结构布局、繁衍机制，以及它对外界环境变异的适应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该事物的生存质量和发展前景。”一门艺术的存在和发展除了自身发展的规律外，还受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的制约和影响：一是纵向发展的历史，一是当前的环境。要想不被历史的洪流所淘汰就必须“与古为徒”、“与时俱进”，做到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纵观中国书法史，一直有着复古的传统。好古之心，人皆有之，自孔孟以来三代以下莫不如此，“今不逮古”也一直是文人书法的落寞感叹。古代的碑刻有着古意、古法和古源，成为后人学习的参考，碑学以其质朴和奇趣引起了清代碑学先行者的关注。碑学的兴起为书法创造美的艺术活动打开了一扇通达的窗口。

碑学书法是乾嘉“朴学”的衍生物，正是碑的质朴而又具有古老神韵打动了早期的碑学书法实践者。当金石学成为学术显学的时候，古碑存在的书法审美因子也逐渐渗透到早期金石学研究者的观念之中，古代的金石文字遗迹也进入了书法学习的视野，为后人提供了广阔的渠道。赵孟说“作画贵有古意，若无古意，虽工无益。”对于书法也是如此，哪怕是没有实用价值的古董，仍然存在着历史和文化的积淀。中国书法受传统文化和思想观念影响巨大，从历史传统来说，中国人讲究含蓄，从来是话说七分，留有余地，引而不发，而势在其中，似有迹可循又不可捉摸。由于历史和社会错综复杂的原因造成的字迹模糊引起了人们对碑的价值体认，清代梁曾说：“宋拓怀仁锋芒俱全，看去反似嫩，今石本模糊，锋芒俱无，看去反觉苍老。”王澍也有“江南足拓不如河北断碑”的感慨，这种传统的审美心理对碑学书法的复兴存在着一定的累积作用。

从古法上来说，碑学的书法遗迹虽然不能完全反映当时书法的真实状态，但从中可以追寻到可以取用的价值因素。况且优秀的刻工对刻前的原迹有着相对忠实的再现能力，或多或少留有古法遗存痕迹。一般认为魏碑上承钟繇一脉古法，二王帖学系统的欧阳询、褚遂良等唐代名家也从魏碑、隋碑中借鉴过，这也成了碑学书法的立论根据。

碑学书法追求的“朴”具有久远的历史渊源。“朴”原是道家的哲学概念，《道德经》中有“朴散则为器”，“朴”原指一段还没有做成器具的木头，是一种自然状态。清代石涛有言：“太古无法，太朴不散，太朴一散而法立矣。”这里沿用“太朴”这一比喻来说明宇宙的原始状态和发展状态。碑学书法多为篆隶和魏碑，篆隶是楷、行、草产生的母体，傅山云：“楷书不自篆隶八分来，即奴态不足观矣。”魏碑处于楷隶转型过渡阶段，也具有朴的性质，是楷书孕育期的状态，唐代楷书可由此上溯寻源。正由于过渡阶段的魏碑不完美但又包含多种古基因艺术元素，所以具有通往各种完美的可能性趋向，唐碑表面的完美却达到了发展的极致而没有余地，后人再向前一步则落得“七窍开而混沌死”的结果，明清馆阁体的失败就是一个明证。从书法共通的角度说，书法不具体表现自然物体的形体相貌，却概括地表现出万物之美，传达出物象的生命特征，就是张怀所说的“无形之相”。书法的这种抽象特征不同于西方抽象画中的抽象，书法通过形式语言表现出的是一种语言难以穷尽的意识或无意识的意味，就是一种朦胧而丰富的“有意味的形式”。人们从刀刻又经历史风雨漫漶的石碑中发现了朦胧的、不能尽于言表的味道，这已不是墨迹本身的原始形态，当时也不被推崇，但正是这种不同于原来的整体叠加的碑刻味道吸引了后来人，这种味道我们称之为“金石气”。正是清代人这种歪打正着的误读，从历史中寻绎出了别于甜腻的帖学风气的另一洞天。

审美具有相对稳定性，但又有着随时代而变的机动性。孙过庭《书谱》中说：“淳一迁，质文三变，驰骛沿革，物理常然。”书法艺术从产生历经朝代更迭，但古质而今妍的现象一直延续了上千年，到清代末期已经出现诸多弊病，清代碑学书法的出现正是处于这样一个质文转换的节点上。自从王羲之被唐太宗李世民奉为最高经典之后，以二王为中心的帖学成为历代学书者相对稳定的取法对象，元代赵孟倡导的复兴魏晋的书法运动比较有代表性。而清代碑学的复古却改弦易帜，动摇着长期统治书坛的经典根基，在具体实践上，清代碑学也经历了复兴篆隶到师法魏碑的不同阶段，把复古的源头提到二王和唐楷更前的历史时期。碑学实质意义上的复古并不是以古为最终目的，也不是披着时尚的外衣做假古董，而是超越当前经典的一种手段。阮元说“复古为解放”，康有为认为碑学书法“备众美，通古今，极正变足为书家极则者耳。”碑学书法以古为立论根基，借古以开今，托古以确立自身的地位，通过古来证明碑学书法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从而把碑学书法的地位大大提升甚至并列与传统帖学经典。

笔墨当随时代。在开放的现代社会，若在帖学自身的范围去寻求自我完善，无疑是一种先验性的、封闭式的美学观。用帖的写法去写碑或是按图索骥还原当时的墨迹状态无异于刻舟求剑。碑学书法遗迹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可参考的实物借鉴，更重要的是开启了一种新的思维观念，这对碑学书法审美的启迪和构建有着重要的意义。碑学书法带有复古的色彩，但学习碑学书法又不是还原碑学书法书写的原生态，而是进行了再次创作。从书丹之初到我们现在临习的碑学范本，其中经历了许多不可预计的过程。沙孟海先生曾说：“刻手好的，东魏时代会出现赵孟的书体，刻手不好的，《兰亭》也会变成《爨宝子》。”碑学作品呈现给我们的是经历了书家书丹、刻者的上石、拓工的摹拓以及风雨的磨沥等若干环节的叠加效果，每个环节都会对原作产生或多或少的改变，最终的展现与最初的形态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尽管有些作品和刻工水平不佳，但别有一番意趣。康有为《广艺舟双楫》有言：“魏碑无不佳者，虽穷乡儿女造像，而骨肉峻宕，拙厚中皆有妍态，构字亦紧密非常，岂与晋世皆当书之会耶？何其工也！譬江、汉游女之风诗，汉、魏儿童之谣谚，自蕴蓄古雅，有后世学士所不能如者。”由于魏碑的书和刻最初并不是以书法艺术为最终目的，所以其创作过程中心态轻松自然，又由于刻石多出于郑重用途的需要，需要刻工具有娴熟的上石能力，这正暗合了“书初无意于佳乃佳”的创作规律，有法与无法的表现出自然质朴的天趣，这是唐以后的文人书家们刻意求法、重在表现的创作心态下所难以实现的。

现代的社会是一个高速并加速发展的社会，网络化、信息化使人与人之间的艺术交流变得方便快捷，艺术资料资源可以轻松获得，艺术形式、艺术观念可以在短时间内得到广泛传播并迅速更迭，书法的展示方式也由案头把玩发展到展厅陈列。自从碑学书法兴盛以来，书写工具材料、书法技法、审美观念的嬗变都对书法的发展进程起到了巨大作用。书法的现代化进程中，自觉意识逐渐深入人心，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尤其强化突出了艺术本体的艺术自觉、强化突出了时代特征的时代自觉、强化突出了自我情感的表现自觉，书法的自觉创造性得到了极大地解放。民主思想的深入人心打破了封建王权专制的枷锁，使得人们敢于挑战权威，发现权威之外的价值存在，碑学书法的平民性质和丰富的生动变化成为人们取法的合理选择，其蕴含的自然天趣和新理异态对现代书法创作有着重大的启示。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深入，艺术门类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不同艺术门类相互渗透的互动性越来越明显，启迪了人们以新的视角探讨书法美的各种问题，书法艺术也被引入现代学术范畴，在大文化艺术圈取得了一席之地，尽管在中西碰撞的过程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但开放多元的社会趋势是不可逆转的潮流，书法的发展不能固步自封，也不能在探索的道路上因噎废食。经历过复兴篆隶和取法魏碑之后，随着新时期考古取得较大突破，古代竹简、残纸、写经等遗迹得以重见天日，并很快成为书家们学习借鉴的对象并进一步探索，古时非名家主流的书法遗存在新的社会环境下获得新的解读，并在书家的艺术创造下得到重生。这与清代碑学的发迹一样，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拓宽了既有的审美模式。其实，这些遗迹大多为墨迹，虽然在存在形态上与碑学书法有所区别而与帖学相近，但毕竟不属于名家书法一系，也是被历史遗弃后得以重生的，更重要的是其审美意趣也与碑学书法相近。这种取法倾向是顺承着碑学而来，在一定意义上它是碑学逻辑的延伸，这就赋予了碑学新的价值意义。自清代碑学后期以来，碑学书法的火热局面逐渐退烧，人们逐渐认识到了碑帖结合，推陈出新的重要性，碑学书法被大部分书法家们融合了当代艺术的元素进行改造，尤其是现当代流行书风、民间书法的演绎以来，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果。

书法的现代化多受姊妹艺术的影响，而由于碑学书法的多向性特质，与姊妹艺术具有多方面共性因素，可以预见，在书法通往现代艺术化的道路上，必然有碑学书法的一份功劳。碑学书法既有历史永恒的一面，又具有与现代审美相契合的方面，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特质使其可以站在古与今的连接点经过历史的不断演绎成为丰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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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朱关田.沙孟海论艺[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0.

书法的发展史范文第14篇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书法的丰富多样 对后世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是中国几千年历史长河中极其短暂的一瞬间，虽然它只有短短的370年，但他却是中国书法发展史，一个短暂的辉煌时期，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是对中国书法发展有突出贡奥献的时代。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法可以说是中国书法史上发展的一个高潮时期，这一时期的书法不但作品突出，流传量大。在另一个层面上，这一时期出现的书法大家如王羲之、钟繇等人，对整个书法史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和贡献。而且他们的书法作品对后世影响极大。也是以后历代书法大家临习的重要临本，很多大的书法家都是在他们的影响下，使自己的书法风格自成一体，成熟起来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发展达到发展的高峰期，也有其特定的因素。社会进步发展使之在书法工具上也有一定的发展，比如纸张的改良进步，也促进了书法的发展。在两晋时期社会追求平和的前提下，王羲之行书的妍和之美就代表了当时社会追求的特色，王羲之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就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这是对今后行书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的行书临摹的重要摹本，对当代很多临习书法的人也有着重要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法特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两晋时期行书的表现形式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作有《伯远帖》《快雪晴时帖》《中秋帖》。这些都是行书史上的代表作。每一种行书都有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艺术魅力。而且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推动书法发展的大家，而且众多书法名家的出现，使之这一时期行书的种类在历史也显得异彩纷呈，极大地丰富了书法风格。比如皇象书法的淳朴之气，卫夫人的秀俊之美，王羲之的妍和之态，王献之的英俊之势，都极大地丰富了这一时期的书法表现。所以多种多样的行书表现形式，是两晋时期书法的一大特色。

南北朝时期，中国书法进入了北碑南帖的时代。

北朝的碑刻作品以北魏、东魏的最为著名。风格亦多姿多彩。代表作有《张猛龙碑》。魏碑对楷书的发展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作用。这些重要的碑刻在其艺术特点上，大致可分为这几类：一、结体上整体字形方正。用笔上起笔，收笔，转折处也多方正。给人以雄浑凝重的气势。比如龙门刻石。（图一）二、以圆笔著称，笔力，转折处全部显现圆润之势。比如石门铭（图二）。三、是变化比较丰富的。用笔方正略带圆润，给人更多的变化美，给人以更多的发展空间。比如《张猛龙碑》（图三）。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法也是书法史上承上启下 的一个时代。大量流传下来的魏碑也是隋代楷书发展的一个良好的开端，魏碑是在继承了隶书的优势之下，给楷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丰富的魏碑对推进楷书不同用笔方式的出现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丰富的魏碑形式，对书法在以后的发展形式上作出很大的贡献。比如，在唐代楷书大家颜真卿的雍容大气的颜体和柳公权的细劲的柳体。都受到魏碑的影响。包括当代的很多大书法家学习楷书都是从魏碑入手。从魏碑种我们可以看到真书它最初的精髓。

书法的发展史范文第15篇

进化史观对史书的编撰影响相当深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适应便于反映历史进化，便于传播历史知识，唤起国人的民族感情的需要，编撰篇幅较小、文字浅显明快的历史教科书。

戊戌变法前，历史教科书的编撰权基本上操持在西方传教士手中。他们编撰的教科书存在很多问题，当时就有不少有识之士指出这些译著“大都以阐扬彼教为宗旨”，因此呼吁“速自译编”各种教科书，或“集通儒取旧有各本详加改订”[iii][p172]。屠寄也竭力争取教科书的编撰权：“国民教育，以本国之伦理、语言、文字、地理、历史、宗教及法制经济为精神。此类教科书，必有本国学术家苦心斟酌编订，方为适用。”[iv][p1]但是，由于当时封建教育制度和思想观念的束缚，他们的呼声被时代淹没了。

戊戌变法后，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编撰在“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和教育制度改革的背景下蓬勃发展。戊戌变法时期，西方的进化论和政治、社会学术不断地传播到中国，在新思潮的影响和启发下，史学界着手重新编写中国历史的工作，目的是为了普及新的历史观，适应近代资产阶级的社会改革。清末一些进步学者编写教科书重要指导思想就是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达到以“史教救国”的目的。1903年商务印刷馆编《中国历史教科书》中说：“盖处今日物竞炽烈之世，欲求自存，不鉴于古则无以进于文明，不观于人则无由自知其不足，虽在髫年不可不以此植其基也。其于本国独详，则使其自知有我以养其爱国保种之精神，而非欲谨明于盛衰存亡之故也。”[v]编者把“养其爱国保种之精神”作为指导思想，培养国人对本民族文化的热爱，同当时“爱国”、“存学”的时代潮流是一致的。湖南留日学生曾鲲化著《中国历史》，目的是为了彰显民族主义，陶铸国魂。他在《中国历史出世辞》中指出：“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之特色，必有什百千倍于十九世纪西洋反动时代和活动时代。”并在《附录》中指出：“痛国家之脔革，愤种族之犬羊，忾然创办东新译社，就我国之性质上习惯上编辑中学校各种教科书，熔铸他人之材料，而发挥自己之理想，以激动爱国精神，孕育种族主义为坚确不拔之宗旨。”[vi]曾著出版后，学界对其在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上的成就，给予高度的评价。如1903年，《浙江潮》第七期“绍介新著”专栏说：“ 历史为国魂之聚心点，国民爱国心之源泉。······横阳翼天氏痛之，特编中国历史一种。其上卷于今年初夏出版，体裁新辟，材料丰多，而又以民族主义为宗旨，诚我国历史界开创之大作，而普通学教科书中稀有之善本也。国民国民，不可不急读。”[vii]1904年，夏曾佑著《中国古代史》，也把自己对民族前途的关心融进史著中。他说：“智莫大于来。来，何以能知，据往以为推而已也。……目前所食之果，非一一于古人证其因，即无以知其夷险，又不能不亟读史，若是者将奈之何哉？是必有一书哉，文简于古人，而理富于往籍，其足以供社会之需乎！”[viii]夏曾佑说的“目前所食之果”，指的是二十世纪初年中华民族危机深重的情况。面对危机现状，从历史中探讨造成民族危机深重的原因，从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思考民族的前途，成为其著史的指导思想。可以说，正是他确立“足以供社会之需”的宗旨，才可以写出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的著作。

1905年1、2月间，由邓实、黄杰、刘师培等人创办的国学保存会，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他们编撰历史教科书也以提高民族自尊自信为目的，注重乡土性与时代性的结合、知识性和时代性的统一，获得了社会的良好评价：“本会所编乡土教科书出版后，颇受海内教育家之称许，以为书之图画文字引证，皆具有精神特色，最足以助长儿童爱乡爱国之心，为效至巨。故公私学校采用至夥”[ix]。

由上可知，这批新的历史教科书的编纂者与传统士大夫有着根本的区别，他们有着新的知识结构、视野开阔而富有激情，他们将历史教科书的编撰与爱国、爱家紧密联系起来，因而能写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历史教科书。 

封建史家孤立地研究历史的方法、内容已不能适应新史学思潮的需要。因此，以资产阶级的进化史观来考察和分析中国历史，就显得十分必要。绝大多数中国历史教科书运用进化论，来批判和改造封建旧史，探索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和社会进化的轨迹。如《普通新历史》的“凡例”强调：在“我国民渐渐与世界相见优胜劣败”之时，“我国民之眼界断不可仅注意内国数十朝兴替沿革中，须考察种族势力之强弱，文明之高下，能力之大小，以为大众警醒振拔之标准。”因此，其书即以中国历史为标准，并且按照社会政治的变化，将中国历史分为三大时代：“唐虞以前记载未盛，概谓之太古时代”；“唐、虞、夏、商、周为封建时代”；“自秦以后至今（清）二千余年为郡县时代”[x]。以此表明中国历史的进化。曾鲲化著《中国历史》的一个显著特征，就在于他强调编写历史要重视进化因果关系。他明确指出撰写历史要“调查历代国民全部运动进化之大势，摘录其原因结果之密切关系，以实国民发达史之价值，而激发现在社会之国魂。”[xi] 

综上所述，在新史学思潮的影响下，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编撰开始注意历史发展的相互联系和因果关系，表述历史发展的进化情况，表明中国历史教科书已经冲破传统史学的藩篱，具有创新意义。

章节体历史教科书是在新史学思潮勃兴的时代条件下出现的。新史学思潮要求表达历史进化的情况，寻求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据往事以知来”。新的历史观点，新的历史内容，需要有新的形式来表现它。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开头几节是“史学之要”、“地理”、“人种”、“历史源流”等等，这些内容都是在新形势下史学研究的新课题。因此，要叙述过去封建史家所没有接触的新内容、新问题，在编撰方法上不摆脱旧的编年体、纪传纪事本末体是不行的。夏曾佑将西方输入的分章叙述的方法，和中国传统的纪事本末体有机地结合起来，达到创新的目的。《中国古代史》按篇、章、节叙述，同时又寓含以大事为纲的特点。刘师培著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也是用章节体叙述中国历史的杰作，作者在“凡例”中表示：“其用意与旧史稍殊。其注意之处，在于历代政体之异同，种族分合之始末，制度改革之大纲，社会进化之阶级，学术进退之大势。”[xii]关注的重心，由旧史的王朝政治，治乱兴衰，转到对政治、民族、学术、文化等关系整个历史发展进化的探索。 

综观这一时期的历史教科书，不仅数量日益众多，而且种类繁复，除了一般的中外通史著作，还出现了乡土历史和时务掌故教科书等。这些教科书的编印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它满足了新式学堂对历史教科书的需要；其次，它也是用新观点、新体裁编写中国历史的尝试，将历史从帝王的庙堂中解放出来，为普及教育与发扬爱国主义思想服务。总之，清末历史教科书的编撰不仅促进了中国历史编撰学的发展，在中国传统史学近代化进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而且以史教救国，迅速成为清末社会各阶级“教育救国”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起了救亡图存的舆论先导作用。

二、探索用综合体编撰通史。

1900年，章太炎撰写了《中国通史略例》一文，吸收了章学诚“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的主张，采用多种体裁配合的方式撰写中国通史，提出要使这部新的中国通史“旨在独裁”，做到“熔冶新哲理，以祛逐末之陋，钩汲眢沈，以振墨守之惑”，以求阐明“古今进化之规”，“异夫策缝计薄相斫书之为”，从通史编撰的指导思想上确立了以进化论为指导的编撰思想。二十世纪初，一批进步的学者倡导学习西方的民族主义思想，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想蓬勃兴起。这时期的文化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是竭力维护民族的自信力，提倡民族精神，高扬爱国主义，以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它是戊戌后社会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章太炎和梁启超对通史的理论问题作了深刻的探讨。

最早倡导重新编修中国通史并提出新的体例的是章太炎。1900年，章太炎撰写了《中国通史略例》一文，吸收了章学诚“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的主张，采用多种体裁配合的方式撰写中国通史，提出要使这部新的中国通史“旨在独裁”，做到“熔冶新哲理，以祛逐末之陋，钩汲眢沈，以振墨守之惑”，以求阐明“古今进化之规”，“异夫策缝计薄相斫书之为”[xiii][p332]，从通史编撰的指导思想上确立了以进化论为指导的编撰思想。1902年，章太炎在给梁启超和吴君遂的论学书简中，对编修中国通史的问题有所论述，并说明他已经着手编修中国通史的工作。

章太炎设想的通史目录，主要是参考了司马迁《史记》的体例，在体例的设计上有因袭的一面。许之衡认为：“余杭章（太炎）氏拟著之《中国通史》，体例仿史公，改列传为别录，所搜颇挂一漏万。书固未成，体例亦未殊精。”[xiv]章太炎是古文经学的大师，对“汉学”十分推崇，反映在体例设计上，受传统史学影响较深，具有浓厚的封建意味。

章太炎在通史体例改造上，也提出了独到的见解。第一，用纪事本末体来改造纪传体。纪事本末体主要以记事为主，“起讫自如，首尾相顾”，利于彰显历史发展的大势，便于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所以，近代史学家注意用纪事本末体改造纪传体。章太炎通史目录中的十篇“记”，就是吸收纪事本末体的优点设立的。他说：“诸典所述，多近制度。及夫人事纷纭，非制度所能限。然其系于社会兴废、国力强弱，非渺末也。会稽章氏谓后人作史，当兼采《尚书》体例，《金滕》、《顾命》，就一事以详始卒。机仲之纪事本末，可谓冥合自然，亦大势所趋，不得不尔也。故复略举人事，论纂十篇，命之曰‘记’。”又说：“犹有历代社会各项要件，苦难相贯，则取机仲纪事本末为之作‘记’。”[xv][p333]章太炎编撰通史时，注意吸收纪事本末体的优点，这样做确实为通史编撰在阐明历史大势上解决了难题。许之衡在《读〈国粹学报〉感言》中认为，编写通史“其体必当祖机仲（南宋袁枢）、君卿（唐杜佑）一派。”又说：“《史记》自五帝至汉武，卷帧已多，况至今日乎。此所以必不能不用机仲之体。”[xvi]这些论述表明，章太炎在通史编撰中采用机仲纪事本末体，符合近代社会形势对通史体例的要求。第二，重视典志的作用。他说：“有典则人文略备，推迹古近，足以臧往矣。”[xvii][p335]这表明他旨在打破以皇朝为本位的历史体裁，力求反映历史发展的规律。

在通史体例的设计中，章太炎继承了章学诚“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的编撰思想，并根据当时的条件向前推进了一步。章学诚是在纪传体旧框框以内用纪事本末体救其弊，而章太炎不是简单地利用旧史体裁，他注入了为旧史体裁所未有的“新思想为主观”的历史哲学，在治史的方法和风格上，吸取了西方史学的科学精神，因此正如有些论者评价的：“章太炎关于撰述《中国通史》的理论和方法，有的已超出它本身的范围而具有普遍的意义。”[xviii][p808]

梁启超是二十世纪初创立通史理论的代表人物。他研究中国历史，极为重视会通的观点，认为通史可以使人更好地了解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更好地鉴往知来。因此，他十分重视探索通史的体例和内容。

梁启超探索通史理论是逐步成熟完善的。1901年，梁启超写了《中国史叙论》一文，这是梁启超早年计划写的中国通史的叙言，概述了中国史研究的内容和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中国的地形和民族，中国史的纪年和时代划分等问题。这些独到的见解奠定了中国通史的基础。1902年，他撰写的《新史学》则是为中国通史从编撰思想、方法等方面作的进一步研究。

梁启超对通史的体例十分重视，1918年，他致陈叔通的信中谈到通史的义例问题：“所著已成十二万言（前稿须复改者颇多），自珍敝帚，每日不知其手足之舞蹈也。体例实无暇作详书告公，第自信前无古人耳。宰平曾以半日读四万言稿两遍，谓不忍释，吾计凡读者或皆如是也。顷颇思先秦杀青（约端午前可成），即先付印（传志别行，此惟有年表、载记、志略三种。先秦之部都十一卷，冠以总叙一卷，约二十万言也），故愿与公一商此事。”[xix]从中可以看出，梁启超试图用总叙、载记、年表、传志、志略五体配合来撰写通史。梁启超设想的中国通史总叙可能指《中国历史研究法》，他曾说撰写《中国历史研究法》的目的是为写通史服务，又说此书是他“治史所持之器”，“吾发心殚三四年之力，用此方法以创造一新史。”由此可知，中国通史总叙就是从史学理论、史学方法、年代、史料的情况和史学史等方面对中国史学加以全面概括的总论，这在体例和内容上都是新的创造。

载记的作用是用记事的方法概述某一历史阶段的军、政大事和演变，叙事简单清楚，不做具体的记述，只讲史事大致的发展经过。梁启超设想的体系明确地以“载记”为主干，其他“年表”、“志略”、“传志”都与之相配合。载记的设立，实际上借鉴了西方章节体和传统史学纪事本末体并加以创造性地发挥。梁启超在载记前，均撰写总叙，概述做史方法，说明各章内容安排和撰写意图，分析该段历史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探求史料的选择和运用。总叙的撰写，借鉴了章节体善于提挈历史发展大势，说明篇章之间的关系的特点。设立载记也是对纪事本末体的创造性运用。梁启超既看到了纪事本末体的优点，又能看到其不足，因此他写“载记”着意突破传统纪事本末体范围太窄的弊病，力图说明事件之间的联系和历史大势。

“志略”借鉴传统书志体并加以发展。传统的书志体只是静态地记叙典章制度的发展演变，缺乏对与典制密切相关的事件的考察分析。梁启超写的《志语言文字》、《志三代宗教礼学》是书志体的发展，是用纪事本末体写的语言发展简史、宗教礼俗简史，内容详实，有考证、评论、图表，这种写法是传统书志体所没有的。作者综合运用诸体写“志略”，值得后世参考借鉴。

梁启超设想的通史体例，主要以载记为中心论述每一历史阶段中的军政大事的经过和历史影响。然后，在军政大事之后，附以年表、事表、书志和人物传记。这种体例设计，既吸收了纪事本末体和纪传体的优点，又汲取了西洋史学的长处，而形成新的综合体裁。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就体例的创新而言，是“前无古人”的。 

章太炎、梁启超对通史体例探讨的共同特点是：善于吸取传统史学的丰富遗产，而又具有别识心裁，勇于创造。这一探索的趋势不但有利于改进史书的编撰，且又说明史家对于考察和反映历史已经有了新的认识，因而也就具有历史哲学上的意义[xx][p71]。我们今天的史书编撰，应该从章、梁探索新综合体的经验中得到借鉴。

三、运用进化论观点指导学术思想史研究。

传统的学案体因为没有先进的历史哲学指导，主要对学派之间的师承传授情况进行记录，无法总结学术思想发展的大势和特点。新史学思潮兴起后，在进化史观的指导下，学者们见识提高，视野空前开阔，因而能对学术思想变迁的大势，学术发展的特点作出中肯的分析。  学术史研究能否开新，取决于社会条件的变化和学术大师思想观念的变革。二十世纪初年，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意识，构成进步知识分子研究传统学术的指导思想。他们在严重的民族危机压迫下，重新估价学术的重要作用，强调“天地间独一无二之大势力……曰智慧而已矣，学术而已矣。”[xxi][p110]热切希望振兴中国学术，并运用西方资产阶级学术观点对封建文化遏制下的“奴隶之学”进行批判。1902年，梁启超在给康有为的信中说：“弟子以为救今日之中国，莫急于以新学术变其思想（欧洲之兴全在此）。然初时不可不有所破坏。孔学之学不适于新世界者多矣。而更提倡保之，是北行南辕也。”[xxii][p279]梁启超对儒学的正统地位进行了猛烈的冲击。在这样的思想观念的支配下，学术史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

本世纪初，梁启超突破传统学术史的模式，于1902年发表了《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长篇学术论文，它是中国史学界运用进化论哲学观点指导研究思想史第一次结出的硕果。

同传统学术史相比，这篇文章的创新之处表现在：

（1）它提出了新的学术史分期法。以往的学术史分期，基本上是按朝代的先后为序，宋明以后则以理学家“闻道早晚”为序。梁启超打破常规，提出以学术思想的内涵、性质及其发展变化作为学术史分期的标准，将中国学术史划分为七个时期：一，春秋以前为“胚胎时代”；二，春秋末至战国为“全盛时代”；三，二汉为“儒学一统时代”；四，魏晋为“老学时代”；五，南北朝迄隋唐为“佛学时代”；六，宋元明为“儒佛混合时代”；七，清代为“衰落时代”。梁氏之所以清晰地划分出学术演变、发展的阶段，同它运用西方进化史观的指导密切相关。梁氏对达尔文进化论学术在思想领域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十分重视，预言进化论学术“将磅礴充塞本世纪而未犹已也。”他希望借进化论学术激发国民发愤图强，争取民族光明的未来，为此他提出以进化论引起人类思想的一切革命：“是故凡人类智识所能见之现象，无一不可以进化之大理贯通之：政治、法制之变迁，进化也；宗教、道德之发达，进化也；风俗、习惯之移易，进化也。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世界也。”[xxiii]梁启超对进化史观的接受，为梁氏以新的标准划分学术史奠定了基础。

（2）梁氏对学术思想发展的公理公例十分重视，力求对学术思想的发展作出新的解释。梁启超在《新史学》一文中指出：“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认为历史家应从人类活动总背景中求得人群进化的真相，总结出历史进化的公理公例，使后人循历史进化的公理公例，“以增幸福于无疆”。在《中国史叙论》一文中，梁氏强调近世史家的任务在于“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及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关系”。梁氏将新史学的理论主张贯彻到学术史的研究中，《论大势》开宗明义即对“公理公例”表示了明确的认识：“生理学之公例，凡二异性相结合，其所得结果必加良······我中华当战国之时，南北两文明初相接触，而古代学术思想达于全盛，及隋唐间与印度文明相接触，而中世纪学术思想放大光明。”[xxiv][p3]并将“公理公例”作为分析学术思想变迁的理论依据。

（3）深入地论述了学术思想和社会条件的关系，论述不同学派和学者间的互相影响和推动，第一次生动地呈现出学术变迁动态的格局。关于战国时代学术勃兴的社会条件，梁氏从由于社会急剧变动，思想学术出现自由局面等项进行分析。他指出：“获麟之后，迄于秦始，实为中国社会变动最剧之时代，上自国土政治，下及人心风俗，皆与前此截然划一鸿沟。而其变动之影响，一一皆波及于学术思想界。盖阀阅之阶级一破，前此由贵族世家所垄断之学问，一举而散诸民间，遂有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观。周室之势既微，其所余之虚文仪式之陈言，不足以范围一世之人心，遂有河出伏流一泻千里之概。”[xxv][p12]从中可看出时代的急剧变动，造成了学术思想由“学在官府”到出现“百家争鸣”的巨大变化，其论深入中肯，极具见识。再如对明末清初学术风气演变的论述，也紧紧抓住时代条件的影响，梁启超曰：“呜呼！吾论次中国学术史，见夫明末可以变为清初，清初可以变为乾嘉，乾嘉可以变为今日，而叹时势之影响于人心者正锯且创也，而又信乎人事与时势迭相左右也。自明中叶，姚江学派，披靡而下，一代气节，蔚为史光，理想缤纷，度越千古。顾其敝也，摭拾口头禅，转相奖借，谈恭说有，与实际运用益相远，横流恣肆，非直无益于国，而且无以自淑。逮晚明刘蕺山等人一派，已几于王学革命矣，及明之既亡，而学风亦因以一变。”[xxvi][p77]这里，明确指出了学术变迁的格局同社会变动之间的关系。   

（4）梁启超对学术史的考察，并未局限在传统学案体的旧框架内，而是依据学术发展本身的特点，在材料组织上对旧体学术史著作进行了改造和发展。旧体学术史叙事全按学派立案，虽便于对各家学派作细微考察，但也易于使各学派之间相互孤立，难以看清其间的前后演变和相互影响。梁启超此书，首创章节体的学术史新体裁，其主要特点是：以章节为纲，按所要论述的问题性质分章立节，以“论”说“史”，以“史”证“论”，史论结合。例如，他将中国学术思想的历史进程分为七个时期，按时期分章，每章又根据内容不同立如干节，如原因、派别、历史、结果等等，章与节之间联系紧密，脉络分明。再如，他对史论十分重视。全文之首冠以“总论”，表达梁氏对学术思想在世界史和中国史上重要性的认识，表明梁氏撰述学术史意在激励国民的爱国热情，论述了对于传统学术思想的态度。每一章之前，梁氏简要地论述这一时期学术思想变迁的大势，以及这一时代思想的主要特点、成就和不足，并简要地分析产生这些特点的远因和近因。在每一节中，在“述”的基础上，进一步阐发作者的观点。因此，读者于其史论中可以明晰梁氏对于学术思想发展的基本框架和思路。梁氏在编撰上的创新，更能展示学术史新体系的思想特色。同时，梁启超还突破旧史学术史著的狭隘格局，扩大了学术的考察面。传统的学术史对儒学以外的学派论述较少。梁启超认为：“叙一个时代的学术，须把那时代重要各学派全数网罗，不可以爱憎为去取。”学术史的任务应是反映各时代有代表性的各种学术发展情况。在《论大势》一文中，梁启超力戒门户之见，试图把各家学术展现给读者。在《全盛时代》中，特立《论诸家之派别》，作者说：“先秦之学，既称极盛，则其派别自千条万绪，非易论定，今请先述古籍分类异同之说，而别以鄙见损益之。”[xxvii][p15]把先秦时期重要的派别都罗列出来，然后加以分析、评述。

梁启超的这篇文章系统地提出了对中国学术思想发展历程的看法，对当时的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胡适在《四十自述》里评价到：“《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也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知道四书五经以外还有中国学术思想。梁先生分中国学术思想史为七个时代，现在看这个阶段，也许不能满意。······但在二十五年前，这是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来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第一次给我们一个‘学术史’的见解。”[xxviii][p105]它为梁启超以后撰写《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中国史学的发展确立了新的路标，对于史学近代化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奠基意义。

四、进化史观对地方志编撰的影响。

进化史观的引入和运用，修志目的从资治垂训向反映一地之历史发展转向。清末的方志编纂者开始对进化论观点表示赞成，如说：“且旧志目例，于现时之观念不合者，宜增者增，宜减者减，务期于人心进化概念能相合，而借以鼓吹其精神。”[xxix]以进化史观来指导编志，来看待历史发展，比起古代方志观无疑是一种进步。在进化史观的指导下，史学界开始重新认识方志的功能。他们认为传统方志以资治垂训、教化褒扬和为国史取材为目的的历史功能，已经不能适应时代要求，新的方志观主张方志编撰要从“中外优劣之势”出发，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反映真实的历史情况；方志要有利于改良现在，规划未来，反映社会嬗变，体现社会发展的因果联系，取代道德空谈。如张元奇说：旧志“皆矜矜于文字之雅驯，其于古今世界政治，往往封固自足。”“斯志自目例，故亦不无文胜，而详于民事，谂于中外优劣强弱之势，其为功既甚勤。其思所以慎固疆域，以保我子孙黎民之心，盖亦亟矣。”[xxx]修志目的的改变，必然会导致编撰方法的革新。旧志的弊病，仅为片断的簿录，偏于横剖，而缺少纵贯。新的方志编撰方法，必须有利于反映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扩大资料来源，提出述论结合，借鉴西方史书体裁，编撰章节体志书，以便反映历史发展过程中各种纵横交错关系。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不难从进化史观对史书编撰产生的影响中总结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认识：第一，进化史观主要是“叙述社会进化之现象”，“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及其“相互之关系”，基于这样的目的，传统的为封建帝王“资治”、“垂训”服务的旧的史书编撰方式必须经过改造，才便于容纳新的内容。章太炎、梁启超探索用新综合体撰写通史的方式，以及对传统学术史的改造，表明他们比较好地掌握了史书编撰中“破”与“立”的关系，既吸收前人编撰中的成果，又根据变化的形式创造出新的编撰方法。历史观的进步为他们创新体例提供了思想指导。第二，进化史观是由严复等人翻译介绍到中国的新的历史理论，着意于说明历史的进化和因果关系。而从西方传入的章节体编撰形式的优点在于反映历史大势线索清晰流畅，能够说明事件之间的逻辑联系，便于总结历史发展的规律。因此，章节体史书在二十世纪初的流行不是偶然的，表明随着历史观的进步，史家必须吸收西方历史编撰学的长处，才能使史书的形式和内容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一时期历史教科书的繁荣以及其它一些章节体史书的出现，就是这种趋势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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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xviii]胡适.四十自述[a].胡适作品集[z].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