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范文

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范文第1篇

以构建消费大国为发展目标推进转型与改革

正因为如此，2007年十七大报告提出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的增长格局，以消费为拉动经济发展之首、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可以说，我国将构建消费大国作为重要发展目标，并将加快推进以此为目标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与改革。消费对经济发展的直接和间接拉动作用将更加显现。在后危机时代，如何寻求长期刺激消费需求的办法，实现消费增长，以最终拉动经济增长，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从1999年开始，陆续有学者提出加快推进城市化是拉动消费的重要有效途径和主要动力。201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把居民消费的扩大作为重点，并为解决刺激消费增长的长期动力指明了方向――以稳步推进城镇化为依托。如何发挥新型城市化对消费增长的推动作用，消费增长对新型城市化发展的影响力和拉动力作用，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以真正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目前尚处于探索阶段。应探寻适合中国消费国情的新型城市化路径，建立与消费增长相适应的新型城市化的动力机制；注重消费对新型城市路径与发展模式的影响；新型城市化的速度、规模的确定、以及水平的衡量，应与消费结构、消费数量和质量、消费水平等相匹配；新型城市化中的城市建设和规划也应考虑消费因素；尽量发挥城市的消费功能，鼓励发展消费型城市、构建消费型社会；利用新型城市化背景，引导居民消费行为的变化、促进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树立城市可持续再生理念，以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多层次消费需求。

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

收入是制约居民消费的首要因素，应尽量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调整收入分配格局、转变居民收入构成，以便“藏富于民’。居民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最主要来源就是职工工资，但近几年来，其占GDP的比重却趋于下降。因此，在宏观收入分配领域，必须协调政府、企业、居民三者的分配关系，适当提高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地位，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为此，有人提出借鉴日本经验，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有关专家也认为我国具备了国民收入5年内翻倍的条件。但以何速度、以何规模、在何范围实现国民收入的增加，以便防止通货膨胀的出现、防止中低收入居民并未真正得到国民收入增加的实惠，反而落入富人的腰包，是必须考虑的问题。居民收入一般由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构成。我国居民经营性收入、尤其是财产性收入占总收入比重较低，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如果只靠股市、尤其是房市来拉动财产性收入，容易产生泡沫经济。因此，在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的同时，应拓宽就业渠道，尽量引导择业观念的改变，鼓励失业人，员再就业；拓宽投资渠道，金融机构适当进行金融工具创新、为百姓提供多种可投资产品，如鼓励多种债券的发行，允许居民境外直接投资，调整储蓄率，遏制股市“消息市”和“政策市”的影响、促进股市健康发展；培养人们的投资理念、增加对投资品的认识以及投资方面的知识；积极发展地方特色农业、生态农业经济；加强对农民的非农就业技能培训，帮助农民到城镇和二、三产业就业，以增加农民的现金收入；推进农村土地制度创新，积极探索“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宅基地和住房市场化流转”等方式，增加农民资产性收入；继续降低农民税费负担，减少农业生产和经营成本，增加农民的财政收入，等等，努力使城乡居民收入构成多元化。

发展公共消费，以确保居民有效消费需求的增加。公共消费是居民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经验表明，政府在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公共住房、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方面支出的增加，既可部分转化为居民在这方面的消费，间接增加居民收入，还会减少居民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心，进而增加其他消费。因此，政府应在注重提高公共消费的支出的同时，应坚持与落实公共消费的普惠性原则、保证人人享有公共消费品时的平等性，防止公共消费品因权力滥用而被任意使用或过度使用；要将为弱势群体提供公共消费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各级政府应明确对不同公共消费品投入的财权与事权，保证责权利的明晰；还应鼓励各种社会力量对公共消费的投入。

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须依靠社会各界力量

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范文第2篇

摘要：本文根据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将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分解为持久收入与暂时收入，基于变参数模型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与持久收入、暂时收入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了计量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农村居民的持久收入边际消费倾向和消费的持久收入弹性总体呈现出波动下降的趋势，暂时收入边际消费倾向和消费的暂时收入弹性总体呈现出波动上升的趋势。我国农村居民收入中持久收入比重较高且相对稳定，暂时收入的比重较低且变动较大，农村居民消费的持久收入弹性始终大于暂时收入弹性。为此，提高农村居民消费需求既要建立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的长效机制，也要适时出台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的短期政策，其中提高农村居民持久收入应作为重点。

关键词：农村居民消费；持久收入；暂时收入；变参数模型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1）12－0061－05

一、引言

消费、投资、出口构成的总需求决定经济增长，其中消费需求作为最终需求在总需求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长期的经济实践表明，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易受到国外经济形势变化的冲击，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7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都对我国出口造成巨大冲击，进而引致经济增长的异常波动；增加投资能够有效抵消外部经济不确定性的影响，但是增加投资易引发经济“过热”，产生通货膨胀的潜在风险；同时，政府增加投资的行为会给民间投资带来挤出效应，长期看不利于经济稳定运行，最终会导致经济增长的动力不足。由此可见，扩大消费已经成为刺激经济增长的必然优选途径。伴随国内市场由短缺经济条件下的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需求不足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障碍，迫切需要寻求有效的机制拉动居民消费。而居民消费包括城镇居民消费和农村居民消费，我国经济的城乡二元结构决定了农村居民消费模式与城镇居民消费模式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受农村消费习惯与消费环境的制约，农村居民的消费增长长期处于较低水平。我国作为拥有9亿多农村居民的农业大国，扩大农村居民消费是依靠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战略选择。

消费理论认为无论短期消费函数还是长期消费函数，收入水平都是其最直接的影响因素。凯恩斯 的绝对收入理论认为短期消费主要取决于当前实际收入，边际消费倾向呈现递减趋势，并且消费具有“完全可逆性”①。杜森贝利的相对收入假说认为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不仅受到其自身收入的影响，也受到周围其他人的消费行为、消费水平、收入水平及消费和收入之间相互关系的影响，即消费具有“示范性”；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不仅受到其当期收入水平的影响，也会受到过去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影响，即消费具有“不可逆性”②。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说认为消费者是理性的经济人，他们会根据效用最大化原则安排一生的消费，使其一生的收入等于一生的消费，因此，消费者现期消费不仅与现期收入有关，而且与消费者以后各期收入的期望值、初始时资产和个人年龄大小有关③。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认为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主要不是由其现期收入决定，而是由持久收入决定，持久收入是其一生收入的平均值④。国内学者针对居民消费问题从不同视角进行了许多深入的研究。减旭恒的实证研究表明，消费对于持久收入的敏感性较强，而对暂时收入的敏感性较弱，消费主要取决于收入中的持久收入⑤。董长瑞、梁纪尧使用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分析了消费与持久收入之间的长期均衡和短期动态关系，结果表明持久收入是影响我国农民消费的重要因素⑥。杭斌 假定我国城市居民把财富目标和持久收入作为其跨期消费决策的主要依据构建计量模型，研究结果表明，1990年以来随着财富目标的提高，城市居民持久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呈下降趋势，城市居民消费行为存在着一个学习和适应的过程⑦。艾春荣、汪伟将农户的非农就业决策引入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理论与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无论农户是否受流动性约束，农户的当期消费均由持久收入决定，但非农劳动投入依据流动性约束的程度进行调整以达到平滑消费的目的⑧。

二、农村居民消费与持久收入及暂时收入的动态关系变参数模型分析

我们基于持久收入假说对我国农村居民收入进行分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于1957提出的持久收入理论认为，居民收入一般可以分解为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两部分，居民对不同类型的收入会做出不同的反应，并将其收入中持久收入变动的大部分用于消费，暂时收入变动的大部分用于储蓄，其原因在于农村居民持久收入的增长使得他们的心理预期稳定，倾向于选择消费，而农村居民对暂时收入的增加无法形成稳定的预期，增加消费的效应不明显。弗里德曼给出现期持久收入的计算公式如下：

PYt = Yt-1+θ（Yt-Yt-1）

= θYt+（1- θ）Yt-1 （0

其中，PYt表示现期持久收入，Yt表示现期实际收入，Yt-1表示前一期实际收入，θ是权重。θ值是至关重要的，直接决定了持久收入的大小。弗里德曼认为，θ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人们根据过去的收入变动情况做出现期收入的变动是否持久的预期，如果人们预期现期收入的变动是长期的，权重θ取值较大，反之较小，收入不稳定群体具有较低的θ值，而收入较高的群体权重θ较大。暂时收入是实际收入和持久收入的差额，我们采用弗里德曼的（1957）计算公式计算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计算公式为：

PYt=（Yt+Yt-1+Yt-2）/3（2）

Ys = Yt - PYt（3）

其中，PYt、Yt、Yt-1含义同（1）式，Ys表示现期暂时收入。

本文以1990年为基期、利用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 1985年至2009年农村居民收入和农村居民消费数据进行平减以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然后使用弗里德曼的计算公式计算出1987年至2009年我国农村居民的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再应用变参数模型分析农村居民消费与持久收入、暂时收入之间的动态关系。由于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以及各种各样的外部冲击和政策变化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原有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济系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这种变化是普通的最小二乘法等固定参数模型无法表现的，为此，本文采用变参数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我们利用弗里德曼的计算公式分解出的农村居民持久收入与暂时收入，以及消费支出消除价格因素之后的数据，建立关于我国农村居民消费（CPt）、农村居民持久收入（INLt）与农村居民暂时收入（INSt）的变参数模型，其形式如下：

量测方程：CPt=119.25+a1t×INLt+a2t ×INSt+et（4）

（6.34）（42.27）（6.93）

状态方程：a1t=a1t-1（5）

a2t=a2t-1 （6）

其中，a1t、a2t分别表示农村居民持久收入、农村居民暂时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常数项表示自发消费。模型的对数似然函数值为-140.37，AIC值是12.38，SC值是12.48。表1给出了我国农村居民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边际消费倾向在各年份的具体值，图1和图2分别给出了持久收入边际消费倾向与暂时收入边际消费倾向的动态变化趋势。

表1 我国农村居民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边际消费倾向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经网数据库数据计算整理。

图1 农村居民持久收入边际消费倾向

图2 农村居民暂时收入边际消费倾向

图1中a1t的变化趋势表明持久收入每变化一个单位会导致农村居民消费变化a1t个单位。从图1和表1可以看出持久收入边际消费倾向在0.63-0.72之间，农村居民持久收入每增加1元会导致农村居 民消费增加0.63-0.72元。持久收入边际消费倾向在1987年至1990年间表现出较强的波动，其中在1988年达到最大值0.72。这是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使得农村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在改革开放初期获得快速增长，农村居民对持久收入增长拥有较高的预期，并且持久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较高，但是出于对土地政策连续性的担心，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呈现出较强的波动性，因此导致边际消费倾向的波动较为剧烈。1991年至1997年农村居民持久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呈现出缓慢的下降趋势，但仍然保持在0.69附近。这期间我国农村居民名义收入增长较快，但由于同期的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农村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的增幅较小，农村居民持久收入增长的心理预期较低，同期持久收入边际消费倾向较低且呈现出缓慢下降的趋势。以1998年为转折点，农村居民持久收入边际消费倾向急剧下降，1999年之后我国农村居民持久收入边际消费倾向维持在0.63-0.65之间。对于我国农村居民而言，不够健全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使得农村居民在医疗和养老等方面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同时高校扩招和学费的提高直接导致了农村居民的子女教育支出大大增加，农村居民的消费欲望很大程度上处于被抑制的状态，从而使得农村居民的持久收入边际消费倾向维持在较低水平。从表1中还可以看出，2007年以来我国农村居民持久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下降幅度减弱，这得益于我国农村医疗与农村养老制度的逐步建立与完善。1987年至2009年我国农村居民持久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维持在0.63-0.72之间，这体现了我国农村居民量入为出的消费习惯。同时，由于农业生产面临着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双重威胁，农村居民基于持久收入水平的消费始终保持着谨慎的态度。

图2中a2t的变化趋势表明暂时收入每变化一个单位会导致农村居民消费变化a2t个单位。从图 2 中可以看出，我国农村居民暂时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呈现出与持久收入边际消费倾向完全相反的趋势，暂时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呈现出的是一个波动上升的过程，在2005年之后甚至达到了1.02-1.50。其原因在于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居民收入的增加，农村居民消费理念不断提升，在消费路径的选择过程中不仅考虑当期的实际收入，还会根据持久收入规划其消费的路径，此外，在必要时考虑借贷或者动用储蓄以满足当期消费；与此同时，消费中存在的“示范效应”也使得农村居民在消费时不仅考虑自身收入，而且会考虑周围其他人的消费状况。我国农村居民暂时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在1987年至1990年间呈现出明显的波动，在持久收入边际消费倾向达到最大值的1987年，暂时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达到最小值-0.88。1991年至 2004年，农村居民暂时收入边际消费倾向呈现出缓慢的上升趋势，保持在0.49-0.83之间，2005年以后则以较高的速率上升，并维持在1.02-1.50之间。在1996年之前，我国农村居民暂时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长期小于持久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这与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相吻合。在1996 年之后，随着暂时收入边际消费倾向的上升和持久收入边际消费倾向的下降，暂时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逐渐高于持久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这与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边际消费倾向高于暂时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的观点不一致。这是因为相对于持久收入稳定的上升趋势，我国农村居民的暂时收入表现出更为强烈的波动性。1996年之前，暂时收入和持久收入均呈现出稳定的上升趋势，而在1996年之后，暂时收入的波动性越来越大，呈现出一个急剧下降之后迅速上升的过程，从1996年的105.29元急剧下降到2000年的30.02元，之后迅速上升到2009年的164.30元，而农村居民消费一直呈现出逐步上升的趋势，这证实农村居民消费与暂时收入之间是一种非同步变动关系，导致了农村居民暂时性收入边际消费倾向较大。另外，随着农村居民外出务工及从事非农业的经营活动情况的大量出现，虽然这种隐性收入难以在农村居民收入的数据中体现，但其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不可忽视，因此，隐性收入极有可能影响到农村居民暂时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

由于我们采用弗里德曼的公式计算得出的持久收入与暂时收入在1990年以后各个年份取值均为正，因此我们可以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CPt）、农村居民持久收入（INLt）与农村居民暂时收入（INSt）三个变量分别取对数，建立变参数模型，模型的估计结果如下：

量测方程：lnCPt=1.16+b1t×lnINLt+b2t×lnINSt+et

（5.39）（67.97）（6.36）（7）

状态方程：b1t=b1t-1（8）

b2t=b2t-1（9）

其中，b1t、b2t分别表示农村居民消费持久收入弹性和农村居民消费暂时收入弹性，模型的对数似然函数值为12.49，AIC值是-1.05，SC值是-0.95，表2给出了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持久收入弹性和暂时收入弹性各年份的具体值，图3和图4给出了b1t、b2t的动态变化趋势。

图3表示b1t的变化趋势，即持久收入每变化一个百分点会导致农村居民消费变化b1t个百分点。从图3可以看出，农村居民消费的持久收入弹性系数在0.62-0.82之间，持久收入每增加1%能够导致农村居民消费增加0.62-0.82%；在1990年至1993年农村居民消费持久收入弹性波动性较大，1987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持久收入弹性达到最大值0.81。1994年至2009年，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持久收入弹性下降态势较为平缓，尤其是1998年至2003年间，年平均降幅仅为0.0018。这表明，持久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受1998年刺激内需政策的影响仅有小幅下降，农村居民持久收入弹性对刺激内需政策的敏感性较弱，增加农村居民持久收入的政策对刺激农村居民消费的有效性趋于下降。而在最近的2004年至2009年间，我国居民消费持久收入弹性呈现加速下滑的趋势，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拉大与投资欲望增强是导致其持久收入弹性加速下滑的重要原因。从图3的变化趋势中还可以看出，1994年以来农村居民消费的持久收入弹性始终保持在0.74-0.79之间趋于稳定，这说明我国农村居民持久收入的增长对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的影响是十分稳定的。

表2 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持久收入弹性和暂时收入弹性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经网数据库数据计算整理。

图3 农村居民消费的持久收入弹性

图4 农村居民消费的暂时收入弹性

图4表示b2t的变化趋势，即暂时收入每变化一个百分点位会导致农村居民消费变化b2t个百分点。图4中的农村居民消费的暂时收入弹性与图3暂时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的变化趋势类似，在1994年之前，暂时收入的增长对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的影响波动较为剧烈，而在1994年之后波动较弱。相对于暂时收入边际消费倾向的大幅上升，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暂时收入弹性1994年至2009间上升幅度较小，这期间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暂时收入弹性为0.03-0.12，即农村居民的暂时收入每提高1%能够带动农村居民总消费提高0.03-0.12%。在2004年至2009年间，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暂时收入弹性呈现出加速上升的趋势，弹性值为0.065-0.117之间，这说明农村居民暂时收入的增加对其消费增长的推动作用趋于增强，这与从边际消费倾向变化趋势得出的结论一致。进一步地，通过观察图4和图2比较农村居民消费的暂时收入弹性和暂时收入边际消费倾向可以发现，虽然农村居民暂时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但由于持久收入在我国农村居民收入中的比重较大，而暂时收入的比重较小，所以我国农村居民暂时收入拉动其消费的作用弱于持久收入。

三、结论与政策启示

研究结果表明，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是一个动态过程，农村居民的持久收入边际消费倾向和消费的持久收入弹性总体上呈现出波动下降的趋势，暂时收入边际消费倾向和消费的暂时收入弹性总体上呈现出波动上升的趋势。从边际消费倾向来看，1991年之前，我国农村居民持久收入、暂时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波动较为剧烈，而在1991年之后，持久收入边际消费倾向趋于平缓下降，暂时收入边际消费倾向趋于上升，1996年暂时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超过了持久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从农村居民消费的持久收入弹性、暂时收入弹性来看，1994年之前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持久收入弹性、暂时收入弹性波动较为剧烈，1994至2004年消费的持久收入弹性趋于平缓上升，消费的暂时收入弹性趋于平缓下降，而在最近的2004至2009年间，两者上升、下降的趋势均呈现加速的特征。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的增加都能刺激消费的增长，但是由于我国农村居民收入中持久收入比重较高且相对稳定，暂时收入的比重较低且变动较大，农村居民消费的持久收入弹性始终大于暂时收入弹性。因此，促进农村消费、扩大内需的有效途径是既要建立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的长效机制，也要适时出台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的短期政策以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刺激农村居民消费需求，但提高农村居民消费的政策选择应当侧重于增加农村居民的持久收入方面。

首先，应当消除农村居民收入中的不稳定因素，切实增强农村居民的购买能力，加大工业反哺农业的力度，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农业的抗灾能力，不断完善农产品保护政策，降低自然风险。同时建立生产风险基金、价格调节基金和农产品的储备制度，减低市场风险。由于量入为出的消费理念的影响，我国农村居民在消费方面十分谨慎，因此只有切实增加农村居民的持久收入，优化农村消费环境，提升农村居民的消费信心，才能在根本上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

其次，有针对性地对农村居民的农业生产经营活动进行补贴，增加农村居民的暂时收入。实证分析表明，农村居民的暂时收入边际消费倾向较大，暂时性收入的增加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不可忽视。要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农村社会保障的水平和覆盖率，搞好社会救济和扶贫，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完善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完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从根本上扭转代际养老的困局，只有减少农村居民因不确定性预期而形成的预防性储蓄，才能有效增强农村居民的消费信心与消费欲望，扩大农村居民消费。

注释：

①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68页。

② J. S. Duesenberry, Income, Saving and the Theory of Consumer Behavio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9.

③ F. Modigliani, R. Brumberg, Utility Analysis and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 An Interpretation of Cross-Section Data,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54.

④ M. Friedman, A Theory of Consumption Func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⑤ 减旭恒：《持久收入、暂时收入与消费》，《经济科学》1994年第1期。

⑥ 董长瑞、梁纪尧：《中国农民持久收入与消费的协整分析》，《中国农村观察》2006第2期。

⑦ 杭斌：《基于持久收入和财富目标的跨期消费选择――中国城市居民消费行为的实证研究》，《统计研究》2007年第2期。

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范文第3篇

[关键词] 消费 持久收入 暂时收入 实证检验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居民消费水平也有了大幅提高。居民消费已成为拉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但是，近年来我国出现的居民消费增幅下降、消费需求不旺现象却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消费作为主要宏观经济变量，决定着产品的需求，从而影响到生产和就业水平乃至整个经济生活。因此，对居民消费行为的研究，尤其对影响居民消费行为因素的研究显得更加重要。

本文将在持久收入假说的基础上，通过对我国1980年～2006年统计资料的分析，讨论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是否符合PIH以及两者的差距、原因，最后根据城乡居民消费的不同特点，提出增加城乡居民的消费支出从而扩大国内需求的政策建议。

二、理论模型及数据来源

1.模型建立及数据来源

我们要分析现期持久收入、暂时收入同现期消费之间的关系，就要建立相应的理论模型，在本文的分析中，我们依据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理论建立如下基本实证模型：

Ct= F(Yt) （1）

Yt= PYt+TYt （2）

式中，Ct为现期消费，Yt为现期收入，PYt为现期持久收入，TYt为现期暂时收入。模型表明，本文仅限于分析消费与现期持久、现期暂时收入的关系，也即仅分析现期持久收入、现期暂时收入对现期消费的影响及影响程度，而不考虑影响消费的其他因素，但这并不意味着影响消费的其他因素不重要。

2.持久收入、暂时收入的测算

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于1952年提出了持久收入假设消费理论。按照他的观点，收入由两个部分组成：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消费者对不同类型的收入变动会做出不同的反应，如果收入的变动是持久性的，那么人们就可能消费掉所增加的大部分收入；如果收入的变动具有明显的暂时性，那么增加的收入中相当大的部分就会储蓄起来。为了解决测算的问题，在此采用弗里德曼的估算方法，估计我国居民收入的这两部分。

（3）

式中，Yt-1表示前一期收入，Yt-2表示前两期收入，因此即由可统计的收入的三阶移动平均值来近似地表示，暂时收入以当期收入减去估算的持久收入来表示。

三、持久收入、暂时收入与消费关系的实证检验

1.城镇居民

根据持久收入假定，本文设定城镇居民持久收入、暂时收入与消费间关系的计量模型如下：

（4）

用1980提～2006年数据对(4)式作回归，得到如下结果：

CC=45.91+1.18CPY-0.8CTY

（0.85）（11.14）（-0.87）

R2=0.963686DW=0.171211

2.农村居民

基于持久收入假定，本文设定农村居民持久收入、暂时收入与消费间关系的计量模型如下：

（5）

用1980年～2006年的数据对(5)式作回归，得到如下结果：

DC=-7.52+0.78DPY+0.80DTY

（-0.96）（52.29） （3.78）

R2=0.992735DW=0.639818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从以上实证检验的过程可以看出，在1980年～2006年间，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基本符合弗里德曼的PIH持久收入假说，消费主要是由持久收入决定的而与暂时收入不存在显著关系。但是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不符合持久收入假说，农民的持久收入和暂收收入都对消费有较大影响，且暂时收入影响更大。

因为城镇居民的收入对消费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持久收入上，因此，要想达到扩大内需，增加消费的目的，应大力发展经济，减少下岗失业，确保居民收入稳定增长。改善目前的收入分配状况，尽可能地缩小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特别是保证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不再降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减少居民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提高金融服务质量，大力发展消费信贷，解除消费的流动约束，促进居民消费倾向的增加。

对于农村居民，无论长期还是短期的收入变化都会对消费产生较大的影响，因此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的收入政策对消费需求的刺激都是显著的。政府应不断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减轻农民负担，促进农民持久收入的增加。为农民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和就业培训，降低农民打工的门槛，解放农村剩余劳动力。政府还应不断推进城乡统筹，新型城镇化的建设，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难题，促进农村居民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的共同增长。

参考文献：

[1]臧旭恒:中国消费函数分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2]臧旭恒:持久收入、暂时收入与消费[J].经济科学，1994年第1期

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范文第4篇

关键词：消费信贷；商业银行；信用风险

中图分类号：F830.5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0017-2012(4)-0085-04

近年来陕西省消费信贷市场空间不断拓展，住房信贷、汽车信贷、耐用消费品信贷、助学信贷等业务获得迅速发展。2010年末，陕西省各项贷款余额为76574.5亿元，消费信贷余额达8076.9亿元，占各项贷款的12.6％。随着消费贷款规模的不断扩大，消费信贷业务中存在的问题和风险也逐步暴露出来，结构不平衡情况愈发凸显，如何控制消费信贷的风险，促进消费信贷良性发展，已成为经济发展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一、消费信贷基本理论与意义

（一）持久收入假定理论

持久收入理论是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提出。他认为居民消费不取决于现期收入的绝对水平，也不取决于现期收入和以前最高收入的关系，而是取决于居民的持久收入。持久收入理论将居民收入分为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持久收入是指在相当长时间里可以得到的收入，是一种长期平均的预期内得到的收入，一般用过去几年的平均收入来表示。暂时收入是指在短期内得到的收入，是一种暂时性偶然的收入。弗里德曼认为只有持久收入才能影响人们的消费。

消费者是根据其一生的收入来安排其现期支出的，若预期未来收入向好，就会减少现期储蓄倾向，增加现期消费支出。若现期收入不能满足现期消费支出时，便可借助消费信贷来弥补。因此，从经济效用最大化的角度看，理性的经济人应该而且必然会从持久收入出发，在一生的较长时间范围内安排消费支出，使得自身的消费与恒久收入相匹配，从而获得最大的收入效用。实现个人收入效用最大化的路径就是消费信贷。

（二）生命周期消费理论

生命周期消费理论由美国经济学家弗朗科·莫迪利安尼提出。该理论认为人们在特定时期的消费并不是与当期可支配收入相联系的。一般地，年轻人收入偏低，消费支出超过收入；步入壮年后，收入逐渐增加，此时收入大于支出，一方面可以偿还年轻时欠下的债务，另一方面积攒收入用于养老；一旦老年退休，收入下降，支出又会超过收入。人在年轻时收入较低，消费需求相对旺盛，导致收入与消费需求错位，解决错位的最好办法就是采取消费信贷。随着日后收入增多，正好可以用增长的收入偿还昔日的债务。生命周期理论在发达国家得到了广泛的实践，产生了针对性极强的消费信贷类型-递增偿还贷款。

（三）发展商业银行消费信贷业务的主要作用和意义

1、发展消费信贷有利于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我们已经深刻的认识到拉动国内需求的重要性，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需求将主要来源于国内需求的增长，而在国内需求中，消费需求最为重要。如果消费需求上不去，投资需求也很难上去，或者即使投资需求上去了，没有消费需求的支撑，投资需求也难以持久。为此，要调整投资和消费关系，进一步提高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在刺激消费需求的过程中，大力发展消费信贷是一个重要手段。发展消费信贷可以把居民“储蓄-消费-生产”的自我积累型消费转变为以消费信贷为支撑的适度超前性消费，人们不是有了需求才进行消费，而是创造有效需求，使人们在现有条件下无法达到的需求提前得到满足，促进消费结构进一步升级，这样来说，消费信贷支持消费，实质上就是支持生产，支持经济发展。

2、消费信贷有助于延长经济繁荣周期。市场经济以利益为驱动机制，通过看不见的手来调整经济的运行。但是这种机制又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一方面在利益杠杆的导向下生产以市场需求为目标，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与消费的矛盾经常表现为社会化的大生产与有效需求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即表现为有购买力的消费需求滞后于生产的发展，其极端形式是爆发以产品相对过剩为特点的经济危机。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过程中普遍的规律性的现象。消费信贷能够增加消费者购买力，进而刺激社会需求帮助实现社会总供求均衡，缓解因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经济危机，有助于延长一个经济周期中繁荣期的持续时间。

二、陕西省消费信贷发展现状及问题分析

陕西各金融机构陆续开办了个人住房贷款、汽车消费贷款、信用卡、大额耐用消费品贷款和助学贷款等消费信贷业务。目前，陕西省消费信贷余额为8000余亿元，占各项贷款的比重12.6％。消费信贷余额占GDP的比重为10.3％。消费信贷的增长，对住宅建设、装潢、建材、钢铁、化工、交通运输、汽车制造等相关行业和产业的连锁启动和增长，进而推动经济增长所发挥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陕西消费信贷初步形成了以住房按揭贷款为主体、信用卡透支、汽车消费贷款、综合消费贷款、教育助学贷款等多种贷款品种组成的贷款业务体系。从消费领域看, 拓宽到住房、汽车、助学、医疗、旅游和耐用消费等多个领域; 信贷工具方面,有信用卡、存单质押、国库券质押等多种方式; 贷款期限也有不同程度的放宽, 从一年短期到20 年中长期贷款不等；同时贷款保证方式方面, 保险贷款合作方式有较大幅度上升,占比在12％左右。但不可否认的是，也同时存在不少问题与不足，主要有：

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范文第5篇

一、分权体制下的城市政府行为与劳动力非永久迁移

中国的有关劳动力迁移政策一直是城市政府对劳动力迁移进行限制和管理的政策，这些政策体现了城市政府的偏好，是城市政府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单方面制定的［10］。进一步地，城市政府行为又受到中国式分权体制的影响，分权体制下的财政激励和政治激励是引致城市政府偏向于鼓励劳动力非永久迁移的一个重要机制:财政激励赋予了城市政府相对自主的经济决策权，并使城市政府可以从本辖区内的经济增长中获取财政收入;而以GDP为主的政绩考核机制和政治激励则引导城市政府实行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行为。这两种激励机制的共同结果是导致同层级政府之间为了经济增长而进行激烈的竞争，形成了所谓的“为增长而竞争”的GDP竞标赛模式。然而，也正是这种为增长而竞争的经济发展模式造成城市政府片面注重能够快速在GDP增长上获得效果的工作，而相对忽视完善公共服务供给这种长期目标。劳动力非永久迁移现象正是在这一制度背景下，由城市政府行为内生决定和形成的。在分权框架下，中央或上级政府通过“数字化管理”的政绩指标来引导下级政府为增长而竞争，这些政绩指标主要是那些易于量化的经济指标，包括GDP、财政收入、国内外直接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等。为了在这些指标上领先，城市政府想方设法优化投资和商务环境，推动本地工业和服务业发展，而发展本地经济的一个重要条件是需要保证有充足的低成本(包括企业用工成本和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成本)的劳动力供给。因为在激烈的区域竞争环境下，高成本的劳动力供给在一定程度上会减少前来投资的资本所有者的利润，同时也会增加城市政府的财政支出负担，不利于官员任期内的经济增长。因此，如何提供低成本的劳动力供给，以便最大限度地吸引投资和发展本地经济，便成为城市政府制定劳动力迁移政策时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目标。与城市市民相比，城市政府一般不必为农村非永久迁移的劳动力提供各种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而且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还受到各种不公平待遇，工资水平低、工作条件差，多半从事城市人不愿意选择的工作，工作的时间也比较长。据调查显示，目前从事制造业、服务业和建筑业的农村迁移劳动力月均收入大约只有城镇同行业单位就业人员工资的59.6%、60.8%和80.7%，雇主或单位为这些迁移劳动力缴纳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的比例分别只有13.9%、23.6%、16.7%、8%和5.6%①。对于城市政府而言，吸纳这些农村非永久迁移劳动力的流入对工业化进程具有加速效应，它能够实现低成本的工业化和城市资本积累，推动城市经济增长，从而有助于满足城市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和实现职务晋升。因此，城市政府有很强的动力吸纳这些劳动力的流入。

与劳动力非永久迁移不同，农村劳动力的永久迁移意味着劳动力不仅是职业上、地域上的水平移动，而且还包括身份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即身份的市民化和生活方式的现代化，也就是人口的城市化。从长期看，这种永久迁移方式是城市化的本质所在，它有助于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然而，对于注重短期经济增长的城市政府而言，这种永久迁移方式却会带来不利影响。第一，更多的农村劳动力永久性的迁入城市，将对本地居民的就业和收入造成冲击，提高企业的用工成本，不利于辖区内的投资和商务环境优化，并降低按本地户口计算的人均GDP数值。第二，劳动力永久性迁移意味着城市政府需要为这些迁移者提供同城市市民一样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对城市政府而言，这势必增加了城市政府的财政负担，影响城市政府官员任期内的经济增长。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对嘉兴、重庆、武汉和郑州的调研发现，一个典型农村迁移劳动力如果转化为市民则政府增加的支出成本约为8万元。劳动力永久性迁移所带来的高昂社会成本不但会挤占城市财政支出项目，而且对城市政府官员任期内的经济增长和职务晋升帮助不大，因此城市政府没有动力去推动这种以人口城市化为目标的永久性迁移。相关实证研究也表明，分权体制下的政治激励确实显著且可观地降低了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支出［14］。具体表现在以人口城市化为目标的劳动力永久迁移与公共服务供给的关系上，便是城市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水平长期跟不上人口城市化的发展速度。如表1所示，城市政府在公共服务财政支出方面一直存在较大的缺口，公共服务水平的增长率基本上慢于人口城市化率的增长，1997年～2010年间公共服务与人口城市化率增速差距的累计资金缺口达到5032.11亿元［16］，见表1。这种分权激励机制带来的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无疑是导致劳动力难以永久迁移的一个重要机制。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在中国式分权的财政和政治激励机制下，吸纳农村劳动力短期的、非永久性的迁移与推动劳动力永久性迁移，对于城市政府来说具有不同的社会成本。如图1所示，由于城市政府不必为非永久迁移劳动力提供城市居民所享有的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所以城市政府吸纳非永久迁移劳动力就业的社会成本曲线低于吸纳永久性迁移者的社会成本曲线。而劳动力迁移政策又是由城市政府单方面决定的，因此理性的城市政府必然会像一个“经营城市”的企业家一样，偏向于制定鼓励劳动力非永久迁移而限制劳动力永久迁移的政策，由此造成劳动力市场上的均衡点为E。

在均衡点处，大量的劳动力选择了非永久迁移，从而导致中国农村劳动力非永久迁移的规模(A)远大于永久迁移的规模(B)。总之，在中国式分权的激励机制下，大量劳动力在低工资、低福利、低保障条件下从农村向城市进行非永久迁移，有利于优化城市的投资和商务环境，实现低成本的工业化扩张和城市资本积累，有助于官员任期内的经济增长和职务晋升。而劳动力的永久迁移则会增加城市政府的财政负担，降低本地短期的人均GDP水平，影响官员在任期内的政绩考核和职务晋升。因此，城市政府普遍欢迎农村劳动力非永久迁移，而不是永久性迁移转变为真正的城市居民。表现在劳动力迁移的政策制定上，便是城市政府一方面纷纷出台吸引农村迁移劳动力就业的政策，不断放松对劳动力流动就业的种种限制;另一方面又在永久落户上施加人为限制，如通过购房入户政策、农民工积分制入户政策、居住证政策，以及养老、医疗、入学等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政策等抑制农村迁移劳动力的永久迁移行为。这种中国式分权激励机制下的城市政府行为，是导致中国农村劳动力迁移模式主要表现为非永久迁移的制度根源。

二、理论模型

基于以上作用机制分析，拟构建一个由城市政府决定劳动力迁移政策的动态模型，进一步从理论上解释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过程中的非永久迁移现象。考虑一个包含劳动力迁移的城市经济环境，城市生产依靠劳动力和资本两种投入，其中劳动力要素由城市市民、农村非永久迁移者和永久迁移者三部分组成。出于简化，不考虑劳动力的异质性，因此这三种劳动力要素是完全替代的关系。在时期t进入城市的农村非永久迁移劳动力和永久迁移劳动力的数量分别用L和N表示，城市市民的数量被标准化为1;城市t时期的资本存量为K。在以上假设条件下，城市生产函数Y=Y(L，N，K)满足如下关系:YL＞0，YN＞0，YLL＜0，YLN＜0，YNN＜0，Y2LN－YLLYNN=0，YK＞0，YKK＜0。由于存在城市政府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干预，以上三种同质劳动力存在明显的收入差距。我们假设城市市民和农村永久迁移者的工资水平为w，农村非永久迁移者的工资水平为(1－s)w，其中0≤s＜1，表示非永久迁移者的工资水平同城市市民和永久迁移者的工资水平的差异程度，s越大表示非永久迁移者在城市的利益越得不到保障，他们与城市市民和永久迁移者之间的工资差距越大。假设城市政府不必为非永久迁移劳动力提供公共服务，而一个永久迁移劳动力在转化为城市市民的过程中需要城市政府承担g单位公共服务成本，这样城市政府在t时期为永久迁移劳动力提供的总公共服务成本为gN。城市的资本积累过程为K•=I－δK，其中I表示城市的投资，δ是资本折旧率，且0＜δ＜1。于是，城市市民的人均消费可以表示为:在分权框架下，城市政府的效用来自两个方面:一是GDP增长。在以GDP为主的考核体制下，追求辖区GDP的增长是城市政府的主导性目标。大量非永久迁移劳动力的流入，有利于为发展城市经济提供低成本的劳动力供给，因此，对于城市政府而言，鼓励劳动力非永久迁移与追求GDP增长的目标是一致的。二是城市市民的消费(福利)水平。在中国的财政分权体制下，为辖区内城市市民提供福利被视为城市政府的一个重要职责。基于以上考虑，我们把城市政府的效用函数设定为:此结果的经济学含义是十分直观的。它说明政府对经济增长的关心程度(θ)、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差异程度(s)以及政府公共服务成本(g)对劳动力非永久迁移具有正向推动作用，而对劳动力永久迁移则具有负向抑制作用。这就内生地解释了为什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呈现非永久迁移特征，即中国的劳动力迁移政策是由城市政府单方面制定的，而在中国式分权体制下，城市政府十分注重GDP增长，为了实现短期经济增长，城市政府具有强大的动力去压低劳动力供给成本，而不愿承担对经济增长短期效果不显著的公共服务供给。因此，随着政府对经济增长关心程度(θ)的提高、劳动力市场工资差异程度(s)的扩大以及政府公共服务成本(g)的上升，必然导致农村劳动力难以永久迁移，而更多表现为非永久迁移。于是，我们得出命题1。

命题1:在中国式分权体制下，随着城市政府对经济增长关心程度(θ)的提高、劳动力市场工资差异程度(s)的扩大以及政府公共服务成本(g)的上升，将抑制劳动力永久迁移的规模，导致大量农村劳动力倾向于非永久迁移。利用上述两条曲线，我们可以绘出城市消费和资本的相图。如图2所示，当没有农村劳动力迁移时，即L=N=0，此时相图与一般的拉姆齐增长模型相似，稳态的消费和资本水平由曲线C•0=0和K•0=0的交点E0所决定。然而，当城市政府为发展本地经济允许农村劳动力流入时，这两条决定稳态的消费和资本水平的曲线将发生移动。其中消费曲线C•0=0将向右移动，而资本积累曲线则因劳动力迁移方式不同而存在差异。在农村劳动力非永久迁移的情形下，由于非永久迁移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低、工作条件差，城市政府向他们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劳动保护不足，因此在现实中，非永久迁移劳动力获得的实际工资低于其劳动的边际产出，即(1－s)w＜YL。这意味着伴随非永久迁移劳动力的流入，资本积累曲线将由K•0=0向上移至K•1=0处。于是可以判断，大量农村非永久迁移劳动的流入将使得新的稳定均衡点E1位于E0点的右上方。相反，劳动力永久迁移将增加城市政府的公共服务成本并提高企业的用工成本，这意味着从城市政府角度看，永久迁移者的实际收入大于其劳动的边际产出，即w+g＞YN。于是可以判断，伴随农村永久迁移劳动力的流入，资本积累曲线将由K•0=0向下移至K•2=0处，相应的均衡点E2位于E0点的下方。而在城市政府单方面地拥有劳动力迁移政策决定权的政策形成机制下，只有E1是稳态均衡点。因此，我们可以得到命题2。

命题2:来自农村非永久迁移劳动力的流入提高了城市均衡的资本和人均消费水平，而大量农村永久迁移劳动力的流入则会降低城市均衡的人均消费水平。因此，城市政府在劳动力迁移政策的制定上存在偏重劳动力非永久迁移、忽视劳动力永久迁移的制度激励。命题2显示了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过程中呈现非永久迁移的制度根源。中国的劳动力迁移政策是由城市政府单方面制定的，而城市政府行为又受中国式分权体制的影响。分权体制下形成的GDP竞标赛模式和政绩考核机制，导致城市政府片面注重能够很快在GDP增长上获得效果的工作，而相对忽视对经济增长短期效果不显著的公共服务供给。具体表现在劳动力迁移政策的制定上，便是为了服务于GDP增长和官员竞标赛晋升机制，城市政府既希望利用农村劳动力的流入来推动本地经济增长，又不愿意承担大量劳动力流入对本地财政支出和公共服务造成的压力。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城市政府必然倾向于吸纳有利于降低劳动力供给成本、实现低成本工业化和城市资本积累的非永久迁移劳动力的流入，而非劳动力永久迁移。图2劳动力迁移的相图分析以上分析表明，城市政府行为决定了劳动力迁移的特征。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过程中表现出与其他国家不同的非永久迁移现象，是城市政府最大化自身利益的结果，然而从全社会最优的角度考虑，这种劳动力非永久迁移现象给城乡社会经济所带来的不利影响正在日益显现。例如，劳动力非永久迁移妨碍了劳动力市场发育，降低了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水平，不仅导致农村人口无法真正减少，影响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和农业现代化进程，也使得城市规模过小、难以发挥集聚经济效应［4］。更重要的是，大量农村劳动力像候鸟一样在城乡之间进行非永久迁移，一方面造成“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的巨大社会代价，使得农村空心化问题日益突出;另一方面也使得中国的城市化处于一种“半城市化”或“不完全城市化”的状态，导致人口城市化水平滞后，并带来了城市社会分割、不平等和冲突，最终不利于城乡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17］。在本模型中，可能减缓这些不利影响的是城市政府对经济增长关心程度(片面追求GDP的程度)的下降、劳动力市场工资差异程度的缩小以及政府公共服务成本的下降，即θ、s、g的下降。然而，在既定的分权体制和劳动力迁移政策形成机制下，城市政府往往缺乏内在的动力去追求这些目标。只有进一步完善中国式分权体制下的政府治理模式，改变城市政府单方面地制定劳动力迁移政策这一现状，这种非永久迁移的局面才有可能得到根本扭转。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命题3。命题3:劳动力非永久迁移不利于整个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与城乡平等和可持续发展。但是，只要劳动力迁移政策由城市政府单方面制定，劳动力非永久迁移的局面仍可能持续存在。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范文第6篇

关键词： 征收管理 税收收入 分析

一、关于“税收超经济增长”

①税收收入由经济、政策、征管三大因素决定。在经济因素中gdp增长会使税收增长，跟gdp直接相关的税收收入，理论上与gdp将保持同步增长。在计算经济因素对收入的影响时，一般按同步增长关系把税基增长速度直接作为税收增长速度。计算结果就是经济增长应该带来税收的增长。经济结构的变动有可能使税收超gdp增长。在gdp总量一定的情况下，高税率的经济发展快，税收就多，反之就少。另外，一些和核算gdp有关联的指标变化对gdp的影响与对税收的影响是不一致的。如近几年来，宏观经济中第三产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一直快于gdp的增长速度，再加上近几年出现的增值率下降的影响，第三产业总产出或销售收入的增长比gdp的增速快得多。这就促使以销售收入为征税对象的营业税快速增长。在进出口环节，gdp中包含“净出口”指标，但对税收收入来说，出口和进口的高速增长，分别使出口退税和海关两税相应增长，但净出口指标因出口慢于进口而出现了连年下降的趋势。这一快一慢，对税收超gdp增长也起了不可小视的作用。另有利润规模以及股票交易量的超速增长，也使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和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速大大超过gdp增长。还有一些财产行为税类收入超速增长对税收增收锦上添花，但与经济的相关度并不大。这些经济范畴的变化也会影响税收与gdp的关系。

在政策因素中，新出台的增加收入的税收政策也是使税收超过gdp增长的因素。政策因素对税收的影响是可以测算的。每个特定的政策措施对收入的影响都有计算的数据。出台的税收政策，既有增收的因素，也有减收的因素。

在税收增量中，除去以上两因素的影响就是征管因素的作用。征管水平如何影响税收收入和税收增量以及对“税收超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本文分析的重点。

二、对征管因素影响的分析

②这种分解法可得出几个基本结论：一是经济增长是税收增收的决定性因素。在四年的税收增收中有一半以上都来自经济发展因素，经济增长是税收增收的基础。二是政策因素对增收作用明显，但各年份之间差异较大。四年中增收的近1/5来自政策因素，但其中1999年这项因素对增收的作用为零。三是征管因素始终是促使税收增收的因素，在每年的税收增收额中都有征管因素的作用。这几年，征管因素在征收总额中占据重要位置，增收总额的1/4强来自加强征管因素。四是各因素对增收的影响是不稳定的。我们用标准差来表现各因素的不稳定性，标准差大的说明波动幅度大。三因素所占比重的标准差分别为：16.5、11.73和13.51.经济因素的波动幅度最大，征管因素次之，政策因素最小。但因三因素所占比重水平是不同的，高的为55.2%，低的为11.73%.考虑到比重水平，用标准差系数来表现三因素所占比重的波动程度，分别为：0.299、0.611和0.528.从中可以看到，经济因素对增收的作用最为稳定。政策因素对增收影响的波动程度最大，其中1999年政策因素影响为零。征管因素对增收的影响程度仅次于政策因素，在增收中所占比重高达44.9%，低则仅有12.8%.

三、对征管因素的进一步分析

（一）两种性质的征管因素

根据征管对税收的作用，可以把征管因素分成两类：一是持久性征管因素，对税收收入有持久性影响。比如类似“金税工程”这类信息化管理系统的应用，使增值税的征管水平出现了质的提高。这类税收征管整体水平的提高会产生持久的增收效果。二是一次性征管因素，仅在有这类措施时才对收入有影响。如清理欠税收入或查补收入，就是比较典型的一次性征管因素。这类因素今年有明年不一定有，或者今年多明年少，不具有持久性。

（二）两种概念的衡量指标

征管因素对税收总量和增量的影响方式是不同的。

持久性征管因素对税收总量和增量的影响是有别的。当持久性征管因素稳定时，它对税收总量有作用，而对税收增量没有影响。当持久性征管因素上升时，既对税收总量有影响，又使税收增量扩大。比如征管力度稳定，会保持本年的征管状况不低于上年，这种情况保障了本年收入总量与税基之间稳定的关系，但对增量没有影响。一般情况下，持久性征管因素不会使本年增量变为负值。增量为零，是征管水平稳定的量化表现。

一次性征管因素对税收总量和增量的影响也是不同的。一次性征管因素对税收收入的影响不具有持续性。当年收入不能建立在去年的基数上。只有在本年因一次性征管因素增加的税收总量超过去年的情况下，才会使本年税收增量扩大。假设2001年清理欠税200亿元，2002年清欠300亿元，征管因素产生100亿元的税收增量。如果这类因素使本年收入与上年持平，征管因素对税收增量贡献是零；如果本年收入低于上年，征管因素对税收增量的贡献是负影响。如本年查补收入80亿元，而上年90亿元，那么对本年来说一次性征管因素减收10亿元，在税收增量中起负作用。一般情况下，一次性征管因素难以保证使本年增量扩大。增量为负是一次性因素影响收入经常的表现，也是正常的表现。

（三）两种不同的计算方法

通常说的“税收增收”是以逐年环比计算得出的。2001年税收增收650亿元，即指2001年征管因素作用使税收比2000年增加650亿元。

每年因征管因素的增收都是在上年基础上的增收。从1998年以来，每年征管因素带来的税收增量与1998年相比应该是多少，则是另外一种计算方法：定基的分析。把对比的基期固定在1997年，每年征管因素对税收增收的影响是以前各年的累积数。以1997年为基期，1998年至2001年四年中征管因素带来的增收额分别为：450亿元、863亿元、1163亿元和1813亿元，与之对应的税收增量分别为：1003亿元、1220亿元、2349亿元和2511亿元。定基比较最后一年的税收增量也正是四年中各年环比增量的累积数（见表2）。

不论用哪种方法分析，具有累积作用的征管力度影响跟国债对经济的影响原理是一样的，只有持续地增加才是有效果的。如果去年发行国债1500亿元，今年发行同样规模的国债，对今年经济没有刺激作用。今年发行2000亿元，超过去年的500亿元才会起作用。出口也属类似的情况。在这一点上，征管因素与经济因素对税收增收的作用是不同的。经济因素之所以每年都能使全国税收增收，是因为经济本身是逐年增长的。而征管水平逐年提高是有困难的。

四、关于征收率

（一）征收率是反映征管水平的量化指标

征收率是税收收入与应征税收的比值，是表明税收征管水平的指标。通常讲的征收率是实际收入数与纳税申报表中的应纳税额之比。这里的征收率是宏观指标，是通过纳税能力估算方法，运用宏观经济指标与税收收入的内在联系，从理论上测算经济变动带来的潜在税收规模。① 拿实际收入数与理论估算的潜在税收规模对比的结果，可以充分反映征管力度实际达到的水平。如果征收率为70%，说明在百元潜在应征税收中有70元转化成实际税收收入，转化程度为70%.如果征收率为80%或90%，说明征管水平高，相应的80%或90%的潜在税收实现有效转化。征收率越高反映出的征管水平越高。

（二） 征收率是反映两类征管因素的综合指标

征收率是持久性和一次性两类征管因素的综合反映。其中持久性征管因素表现为征收率稳定在某个较高的水平上，而一次性征管因素只增加征收率的波动幅度，不能最终提高征收率（见图1）。

征收率曲线是持久性征管因素曲线和一次性征管因素曲线两条曲线叠加的结果。可以看到持久性征管因素曲线是一条上升的折线，一次性征管因素曲线是一条围绕零值波动的曲线。征收率曲线则是一条在波动中上升的曲线。把各个时点的征收率曲线取直，得到期望征收率曲线，一条平滑的曲线。

综合起来看，用征收率来代表征管水平的高低，征收率的变动分别影响着税收总量和增量。如果本年征收率与上年持平，税收增长反映的是经济因素和政策因素的影响。这时，征管因素对本年收入总量是起作用的，但对增量的影响为零。只有征管力度加大，表现为征收率提高才能增加税收收入。把反映征管因素的征收率与税收总量与增量之间建立起一定的量化关系，如果纳税能力每年增长10%，按照一般的规律，在征收率逐步提高但提高幅度越来越小的假定下，模拟结果显示征管因素在税收增量中的比重越来越小（见表3）。

（三）征收率的提高是有规律的

从发达国家征收率变动的轨迹上看，征收率的提高有其自身规律性。其规律性主要表现为：

第一，征收率的提高是一项艰难、缓慢而长期的系统工程。发达国家经历了近百年，才将税收整体征收率从过去的某个水平上提高到90%左右。征收率的提高决非朝夕之功，也很难在短期有大的跳跃。设想一下，如果他们在百年里提高了40个百分点，每年平均只能提高0.4个百分点左右，况且至今还有不少经济相当发达的国家征收率仍然处于80%的水平。因此，征收率的提高是一项长期战略目标。

第二，征收率的提高有阶段性，各阶段的稳定性也不同。征收率的提高是在波动中提高的，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即有快速上升期，慢升期和平稳零增长阶段。在各个阶段又有其特点：在快速上升期，征收率快速上升，征管因素是促进税收增收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慢升期，征收率提高趋于缓慢，征管因素是维持税收总水平的重要保障，但已不是增收的重要因素之一；进入平稳零增长阶段，征管因素已不再是增收的因素。

在快速上升期，征收率波动最大，这时一次性征管因素和持久性征管因素波动都很大，因此导致征收率在较大的波动幅度中快速上升，但上升始终是主流趋势（见图2中的a段）；在慢升期，征收率提高趋于缓慢，波动也相对减小（见图2中的b段）；进入平稳零增长阶段，征收率已不再提高，而是以微小的波动围绕着平均水平运行（见图2中的c段）。征收率曲线是一次性征管因素曲线和持久性征管因素曲线叠加的曲线。其中持久性征管因素代表了征管水平持续上升的主调，一次性征管因素增加征收率的波动性。

第三，征收率提高的上限不是100%，而是当代世界征收管理的先进水平，比如90%；征收率的下限也不是0，而是公民自动遵从税法的最低水平，比如20%.即使税务部门不强调征管，公民也总能按某个较低的守法程度纳税，只是这个征收率可能很低，但慑于税法的严肃性，征收率不可能为零。

从图中可以看到，期望征收率曲线不是从零点开始的，也达不到100%的上限。

五、税收负担、税收弹性与税收流失

③税务部门不可能在税收政策框架外征税。而只要是在税法规定的范围内，征管力度越高越有利于公平竞争。

征收率提高导致宏观税负上升，税收与经济的增长弹性大于1，税收超经济增长。

④发达国家一般超过80%的水平，发展中国家平均只能达到70%左右的水平

⑥。理论的税收流失就是上面直接以法定税率为参照物，绝对地计算。实际税率与法定税率之间的差距对应的潜在税收就是理论税收流失。这种计算作为完整理论体系的构成部分是必要的，但对实际征收管理工作不具有指导意义和可操作性。现实的税收流失是考虑到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考虑当今世界各国税收征收管理水平的发展过程和目前各国的实际水平，把我国生产力发展所处的阶段应有的征收率作为对比的参照，这个差距对应的潜在税收视为现实的税收流失。当我们国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处于发展中国家时，应把70%征收率作为对比基准；当我国生产力水平处于从发展中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过渡和接近发达国家水平时，就以80%作对比参照。相应地计算现实的税收流失，并有针对性地制定遏止税收流失、提高征管水平的战略。通过提高征管水平，提高征收率，来增加税收收入。

迄今为止，我国的税收专家在测算税收流失时都以征收率100%为标准，这实际是对理论税收流失的估算，但往往被直接换算成今年就应该征回多少等等的现实目标。事实上，没有哪个国家的税务当局能100%地依法征回所有应征税款。

当前迫切需要做的是尽快以宏观经济数据作为突破口，完成我国纳税能力估算和征收率计算工作，为准确计算现实的税收流失、治理税收流失问题提供量化的决策依据。

六、几点启示

（一）1998年以来，征管因素对税收增长功不可没

1998年以来征管因素对税收增量的作用很大，这反映出新时期税收征管法制环境逐步改善，征管手段全面加强，税务队伍素质和纳税人依法纳税意识有了飞跃性提高。

（二）今后一段时期，提高征管力度仍有空间

影响征管水平的因素逐步向好，给提高征管水平创造了条件，提高征收率仍有不小的空间。但随着信息化系统的运行，税收征管水平的逐步提高，进一步提高征管力度的空间不断缩小。加强征管对维持税收收入规模意义重大，但对税收收入增长的影响会越来越小。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一定的征管水平对维持税收收入总规模至关重要，但随着征收率提高幅度越来越小，对当年税收增收的影响越来越小。经过新税制实施以来百万税务大军的不懈努力，税务部门整体管理水平不断提高，征收率已经提升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在重大征管因素出现之前，持续大幅度提高征收率的可能性已很小。但随着我国市场化、法制化水平的逐步提高，未来数年乃至十几年内加强征管力度的空间仍然存在，强化征管仍然是组织收入、实现税收收入增长的强有力的手段。

（三）最终经济因素将成为税收的决定性因素，征管因素不再是增收的手段

历史地看，征管水平的提高是有限度的，征收率也是有上限的。当征管水平提高到几乎无法提高的程度时，征管因素将不再是税收增收的手段。税收收入增长将逐步趋向于单纯依靠经济因素。税制稳定的基本要求表现为税收政策相对稳定。长期看，一个国家的税收政策不可能朝令夕改，尤其不可能经常性地采取开征新税种、提高已有税种的税率、扩大税目覆盖面等措施。税收收入增长将逐步趋向于单纯依靠经济因素变动，包括经济规模扩张和经济效益和效率的提高等。在这种情况，征管水平相对稳定，税收与经济的增长弹性应围绕在1附近上下小幅波动，税收收入不再超经济增长。2002年8月间国家税务总局计统司赴加拿大“税收预测与纳税能力估算”考察团所做的报告中强调了，在具有成熟的市场经济和征管体系的加拿大已经不再把税收征管作为增加税收的因素。因此，征管因素不能作为增加税收收入的长期措施。

（四）深化对经济与税收关系的认识，建立宏观和微观税收评估系统

要全面、系统、量化地反映征管对税收的影响，必须首先全面、系统、量化地分析经济对税收的影响。由于过去长期习惯于罗列式简单分析，当系统分析经济对税收的影响时，无论在方法上还是在分析实践上都显粗糙和简单。欲使税收增长建立在牢固的经济基础之上，就必须加强对税收与经济关系的认识，税收分析的任务相应加重。在此基础上，建立宏观和微观税收评估系统。通过宏观评估系统，总体上把握税源变动状况、应征税收规模和征管力度评价。通过微观评估系统，掌握微观税源动向、企业应纳税额变动规律和纳税遵从程度，提供微观税负的行业标准。应用两套评估系统，量化地认识我国税收征管水平，找出各地区征管水平差异，增加税收收入管理的科技含量，落实“科技加管理”的治税思想，全面提高税收征收管理的现代化水平。

参考文献：

① 参见金人庆《中国当代税收要论》，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

② 参见刘新利《税收分析概论》，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年出版。

③ 参见张 伟《论税收增长与宏观税负提高》，（《中国税收报告》中国税务出版社2002年出版）。

④ 虽然目前我国税务管理中也有类似的征收率指标，因在具体计算中没有以税源为基础，而是以纳税人报送的申报表中的应征税收为计算起点，可靠性较低。

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范文第7篇

一、吉林畜牧产业具有比较优势

英国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他认为，任何国家不管生产力水平高低，都会有相对优势产业。集中力量生产、输出相对优势产品，输入相对劣势产品，会增加世界财富数量，提高整体福利水平。这一理论也适用于区域经济发展。吉林省的畜牧产业具有比较优势，有做大做强的基础。集中表现在：首先，吉林省畜牧业生产已具一定规模，为再上新台阶奠定了基础。截至2004年。人均肉、蛋占有量分别居全国第1位和第5位，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42％以上，已成为农村经济的支柱产业。畜牧产业增加值和吉林省生产总值之间有长期稳定相关关系。对整体经济发展有积极的推动作用。近年来涌现出了一批知名企业，如以德大公司为核心的无疫病禽肉加工区，以皓月公司为核心的优质牛肉加工区，以华正、吉港公司为重点的生猪屠宰加工区，对区域发展起到了带动作用，并成为参与国际竞争和推动工业快速发展的强势产业。其次，拥有良好的资源禀赋。吉林优质的黑土地、广阔的森林、尤其是丰富的草地资源是发展畜牧业的生态基地。草原生物本身有较高的经济价值，是人们进行生产生活的重要资源。牧草用以养畜，畜产品为人类所用，满足衣食需求，还可形成产业，繁荣一个地区。特别是经济社会发展到当代，人们追求生活质量，追求食品安全，崇仰天然绿色，为草原畜产品产业开辟了广阔的发展前景。吉林省是中国牧区之一，现有草地面积584．2万公顷，占全省土地面积的31．2％，主要集中于西部和东部地区。西部松嫩草原是科尔沁草原的一部分，水源丰富，以盛产羊草而驰名中外，属平原草甸草场类，是商品牛、细毛羊主要产地之一。此外，吉林省粮食饲料资源丰富。近些年全省粮食产量已基本稳定在500亿斤的阶段性水平，可用作饲料的粮食资源充裕，且每年仅玉米就可以产秸秆2000多万吨。第三，畜产品价格普遍低于国际市场，幅度在30％间，“人世”后在国际市场具有一定竞争力；而且，受疯牛病、口蹄疫和禽流感的影响。欧洲一些畜产品生产大国的养牛业、生猪业及禽类遭受致命打击，生产量和出口量锐减，短期内难以消除影响。世界畜产品贸易格局将发生重大转移，为吉林省畜牧业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第四，吉林的生态省建设不仅具有一定成就，也在全国范围内有了很大的知名度。为发展绿色畜牧产品销售拓宽了渠道。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吉林的畜牧产业已经拥有了比较雄厚的基础，相对机会成本较低，具备形成规模经济收益的优越条件，有进一步上升的巨大空间。更为重要的是，它具备发展产业集群的集中性、地域性、关联性三个主要特征。因此，应引入区域产业集群理念，形成区域畜牧企业网络并与相关联产业链接与支撑它的组织体系肉、乳、特色产品养殖加工业，从市场类型看，类似于垄断竞争市场。具有准入门槛低、产品有差异又有替代、生产者较多，对价格有一定控制力等特点。这些特点，注定了集团内部竞争是异常激烈的。诚然，竞争会给消费者留有更多的剩余、享受更多的福利，但是，区域内价格的恶性竞争、广告的巨额花费，却使社会资源大量浪费，不利于形成区域规模经济。因此，建立以大型企业为龙头的产业集群，形成近似于寡头垄断的集团结构，能够避免恶性竞争。减少资源浪费，不仅树立了绿色生态大区形象、提高区域整体竞争能力，还有利于知识的外溢和技术的应用，提高核心竞争力。耦合，使畜牧业成为具有创新功能、产生竞争合力的区域创新集群，以带动整个区域经济持续增长。

二、绿色畜牧产业集群框架

我国现有的企业集群，大多是中小企业自动连接形成的企业网络，如江浙地区、珠三角地区的中小企业集群。发挥比较优势，实施具有区域特色的畜牧产业大集群战略――围绕畜牧养殖业，培育绿色肉、乳、特色加工企业集群链，拉动畜牧业、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将是吉林省区域可持续增长的合理路径。之所以发展以大型企业为龙头的大集群模式，是因为。畜牧业的

体现要素合理配置、突出产业间关联的吉林省生态绿色畜牧产业集群，是一个具有强大生命力、有鲜明层次的生物有机体。它是以绿色无污染的生态农业基地为背景：以畜牧养殖业为轴心；以肉、乳、特色产品加工业链接众多相关商业服务业的三条产业群为动力，充满生机的大产业集群体。三条产业集群链形成了对农业、养殖业发展的巨大驱动力。表现在：第一条是以大企业为龙头的绿色肉品加工集群，带动畜牧养殖基地的建设和发展。以皓月、榆树汉德等企业为“龙头”，建立的肉牛精深加工产业群；以德莱鹅业公司为依托，建立的鹅鸭精深加工产业集群；以华正、吉港为龙头的生猪屠宰、加工产业集群。在深入实施“粮变肉”工程中，通过肉品加工集群带动畜牧业、粮食生产基地的建设和发展。如，肉牛基地重点建设在中西部农区，启动精品肉牛工程：生猪养殖业集中在公主岭、农安、榆树、九台等地；肉鸡、蛋鸡产业，建在德惠等肉鸡生产大县(市)；鹅鸭产业将重点打造西部、中部、山区、半山区产业带。第二条是以金财、广泽乳业等乳品加工企业为龙头形成的乳业集群，带动乳牛养殖基地的建设和发展。敦化等13个县(市)的长白山绿色奶源带、榆树等12个县(市)的松辽平原奶源带具有相当大产奶潜力。两大绿色奶源带发展的良好绩效会在全省起到示范效应，带动其它小区标准化奶牛饲养业的大发展。第三个产业链是特色产业加工集群。吉林省的貂皮、鹿茸、林蛙是全国知名特色产品，通过政策引导发展成具有网络关联的加工产业集群同样也会带动养殖业的发展。构建皮草基地、优质肉用鹿生产基地、长白山优质林蛙产品生产基地，不仅解决就业问题，同时特色产品的高附加值会使农民快速走上富裕之路。尤其是近年来貂皮价格上升已经发出了短缺信号。从要素角度看，绿色生态畜牧产业集群之间存在着供求链：生态农业为养殖业提供饲料，畜牧养殖业为三大集群提供原料。三大产业集群为

畜牧养殖业提供核心市场：三大产业又为外层的商业服务业提品，商业服务业为其联结消费者架起了桥梁：这种大集群把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有机结合在一起。在吉林绿色生态基地上空形成产业集聚，是具有区域持久竞争优势的经济群落。这种大畜牧集群不仅节约交易费用，还对全省经济增长起到了拉动作用，是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有力增长极和扩散极。

三、强化政府引导作用，实现畜牧产业集群持久增长

要实现绿色畜牧产业集群良性互动、持久增长，政府的引导作用不可或缺。在循环经济框架下，一要突出“大”字――以大企业为龙头、以大生态基地为依托：二要体现“绿”字――以无污染的绿色饲料基地为基础，不断培育绿色畜牧品牌；三要强调“久”字――产业集群具有持久运行能力和对区域经济的持久带动能力。

第一，突出“大”字，做大做强畜牧集群，树立“大”生态区形象。与南方中小企业自发形成的网络经营集群模式不同，首先，吉林省的畜牧产业集群是以大型企业为龙头牵动中小企业的方式运作的，必须通过政府进行微观协调。从短期来看，这种集群会给处于经济上升期的大型企业增加额外成本，形成负外部性，市场无法自发实现资源重组。因此，为了鼓励大型企业担当这一重任。区域政府要采取积极的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发挥引导、指挥、监督作用。一方面，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消除大企业短期外部性、营造外部经济环境，使其平均成本曲线整体向下平移，增加利润空间，心甘情愿地为中小企业牵头；另一方面，区域政府要鼓励中小企业积极并入集群轨道，避免单打独斗，恶性竞争；其次，区域政府应加强对基地的养护，再塑天然无污染生态农业大省形象。草原是畜牧产业集群生存之母，是畜牧产业集群的绿色背景和发展根基。然而，草原、森林等具有非排它性和非竞用性特征，属于公共物品。公共物品使得市场调节出现失灵状态。为了避免再度出现“公地的悲哀”，政府必须担负起养护土地、草原、森林等基地建设的重任。采取退耕还林、退沙为草，制定防止过度放牧、过度使用措施，严格实行草、土、林、畜的平衡运作制度，保护基本资源，全面推行休牧、禁牧和轮牧，保证自然生态的和谐。同时，还要与集群形成良性互动生态链。如草原与畜牧养殖业的相互给予，草原、土地提供牲畜食物，牲畜粪便成为草原、土地的天然有机肥料，保证资源的再生性。

第二，体现“绿”字，强化天然绿色生态省的绿色产品地位。消费者是产品市场的主体，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他们的货币选票会主宰企业兴衰。由于环境污染、产品污染等对人类健康产生的巨大威胁，使消费者在购买和消费产品时，更加偏好无污染的绿色产品。这种偏好，既为畜牧产业发展增加了约束，也为发展绿色特色产品提供了巨大的上升空间。以天然无污染的绿色生态基地为根基，发展绿色畜牧养殖业，为产品加工提供了绿色原料，加工企业在加工过程中注重使用绿色技术、减少加工过程中的再污染，是增加绿色品牌、树立生态绿色大区形象不可或缺的步骤，当然，也是争取更多货币选票的途径。然而，绿色理念的培育，绿色经营战略的实施，以及绿色品牌的打造，都离不开政府配套措施的引导。如绿色品种、绿色屠宰加工过程，都存在着相对成本较高，短期见效慢的问题。投资贴、贷款优惠等扶持措施，会帮助企业克服短期困难，通过规模经济，获得长久效益。

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范文第8篇

【关键词】 久其软件； 业绩变脸； 应对策略

一、事件回顾

（一）北京久其软件（002279）股份有限公司概况

北京久其软件（002279）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久其软件（002279））是中国领先的管理软件供应商，于1997年创建于北京中关村，经过15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以北京总部为核心，以全国30多家分支机构为节点的包括营销、研发、服务和咨询业务在内的软件企业。久其软件（002279）主要从事报表管理软件、电子政务软件、商业智能软件和集团管控软件的研究与开发。2009年8月11日，久其软件（002279）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公司注册资本1.76亿元。

久其软件（002279）长期致力于为政府部门和企业集团提供咨询及信息化管理解决方案，研究设计开发的应用系统覆盖财政、国资、统计、民政、交通、通信、金融、建筑、冶金、军工、能源、化工、旅游和商贸等多个领域。作为久其软件（002279）解决方案品牌的主力军——政府监管与服务解决方案（GMS）、政府统计信息化解决方案（GSI）和集团管控解决方案（GMC）正在为广大用户提供系统专业的咨询服务和产品技术支持。

（二）久其软件（002279）“业绩变脸”的事件回顾

久其软件（002279）二级市场的股价从2012年6月8日除权后，逆大势稳步向上，呈现出平稳上升的通道。2012年7月2日，久其软件（002279）股价跳空低开幅度很大，全天呈现的交易状态封死在跌停板。导致业绩巨额亏损，股价跌停这一戏剧化现象发生的导火索是久其软件在2012年6月29的新闻公告《2012年半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2012年一季度亏损3 000多万元的久其软件（002279）在2012年一季报中预计：2012年1至6月份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减变动幅度为-10%～20%，而上年同期，公司盈利281.27万元，那么2012年预测区间净利润应为253.14—337.52万元。这个预告一直坚持到2012年6月18日。然而2012年7月28日，久其软件（002279）突然业绩修正预告，预计2012年1—6月份亏损5 000—5 500万元。久其软件（002279）给出了对于业绩大幅下降的三点解释：第一，公司市场拓展进度比预期慢，部分企业集团的重点项目延期，造成报告期公司营业收入同比降低；第二，人工成本、运营成本上升，导致公司费用同比增加；第三，开发的新产品——云服务尚处于培育期，截止到报告期间尚未形成收入。

自从久其软件（002279）业绩从预计盈利253.14

—337.52万元改为实际巨额亏损“业绩变脸”后，公司股价表现也如同过山车一般快速翻转，从一路向上攀升掉头一路向下跌入谷底，多次触及跌停线。2012年6—8月久其软件（002279）K线图如图1所示。

久其软件（002279）于2012年9月7日公告显示，该公司将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的闲置资金投资信托理财产品，且该决定是2012年7月召开的董事会会议上决定的，并且于同年8月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9月4日，久其软件（002279）与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济南滨河新区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合同，使用闲置资金3 000万元认购“中融—济南小清河财产权信托”产品，用于建设济南小清河项目，投资期限为2012年9月5日—2013年6月25日，预期年化收益率为8.5%/年。久其软件（002279）表示，此次购买的理财产品将不会波及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也不会干扰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运营，反而会有助于提高资金使用率，避免闲置资金，节省财务费用，增加公司收入，另辟蹊径。

可是，2012年9月，久其软件（002279）三季度业绩预告，预计净利润同比下降1 500%。久其软件（002279）中报披露，该公司1—6月，由于受整体经济、市场环境的影响，公司业务研发进度较慢，部分项目滞后，导致报告期内业绩表现差强人意。该公司预测2012年下半年市场开拓及项目滞后等情况，与上半年情况进行比较会出现好势头并将扭转局面，但运营成本、费用上涨趋势依然存在，虽然预计2012年三季度会实现盈利，但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计-3 500—-4 500万元，公司上市以来第三季度首次出现亏损。

二、久其软件（002279）“业绩变脸”原因分析

（一）宏观层面

1.内需外需双不足，市场环境趋紧

根据一季度中央企业净利润1 813.7亿元，同比下降13.6%；二季度中央企业的盈利水平出现进一步下滑等持续低迷的数据可以看出，中央企业经营效益出现明显下降，也说明目前我国实体经济面临很多问题，而主要问题在于我国经济下行风险增加。同时会发现，出口疲软和企业去库存两因素拖累了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又由于全球经济遇冷和国内外贸企业生存环境的恶劣，劳动力成本上升、两税并轨、人民币升值等多因素，吞噬着外向型企业的利润。当前外需疲弱的状况短期内难以改变。

另外，由于城市家电、汽车等市场需求趋于饱和，第三服务业发展缓慢，预计短期内很难产生新消费增长点，加之企业库存积压问题严重、生产成本上升、失业增多等因素，严重制约了生产供给，还间接影响到了居民的消费能力和对未来消费的预期。

2.价格下降与成本上升双挤压，企业利润连续下降

2012年上半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平均下降0.6%，影响企业营业收入增长，而生产成本又持续上升，工人工资比上年平均上涨15%～20%，企业融资成本较高、税费负担较重。例如，浙江省企业实际融资成本在基准利率的2倍左右，小微企业更高，税金总额已接近利润总额。另外，企业利润也连续下降，2012年1—5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18 434亿元，同比下降2.4%，已连续4个月下降，而亏损企业亏损额同比增长75.2%。

（二）微观层面

1.主营业务收入下降，成本费用上升

久其软件（002279）2012年半年报显示，1至6月，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 534.55万元，同比减少40.77%；同时由于运营成本、各项费用上升较快，报告期公司利润总额为-5 509万元，同比减少1 485.3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 574万元，同比减少2 081.85%。此外，该公司软件、硬件销售以及技术服务三大类主营业务的营业收入都出现同比下降，毛利率也同比降低，但公司的营业成本则同比剧增87%，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同比分别增长47%和27%。应收账款增加预示货款难以收回，不得不进行减值准备。同时，公司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也大幅增加。半年报数据见表1。

2.管理软件缺乏核心竞争力

致远软件副总裁、协同研究院院长刘古权接受《IT时代周刊》采访时表示，宏观经济形势的趋紧是软件产业面临严重亏损的客观原因。大多数公司因处在恶化的大经济背景下，会停止对自家公司管理软件研发与设计的投入。因为管理软件对于目前大多数企业自身来说只是“如虎添翼”而不是“雨中送伞”。

我们知道，之所以2008年金融危机时，久其软件（002279）逆势行走，受益颇多的根本原因在于公司与财政部、国资委等40多个国家政府机关、70多家央企集团“联姻”，购买其软件产品，助其渡过寒冬。例如，2011年久其软件（002279）仅电子政务一项的收入就达1 319.52万元，占公司总收入的54.69%。

然而2012年经济再度不很景气时，国家财政支持和投入的力度明显减弱，没有政府作为管理软件产业的坚强后盾，其在独自抗衡萧条时，自身的管理弊端一一暴露，其问题就是，软件企业的产品没有特色，缺少核心竞争力。前几年经济保持8%甚至更高的增长，企业产品虽存在差异性大、集中程度低等问题，但仍可以应对，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这就像一个备受宠爱的小孩在家庭基础很好的情况下可以活得很自在，但当家庭衰败后就会遭受苦难一样。

3. 经营战略转变，云计算未来发展前景不清晰

从产业环境看，传统管理软件正处于向软件运营服务模式和云计算转型的阶段，转型成功与否对管理软件企业的未来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

一方面，很多国内管理软件的业内人士对外表示，国内管理软件厂商业绩频频“受挫”的根本原因在于公司运营的商业模式，传统软件企业采用的商业模式是先出售管理软件，后期还要不断跟进，进行二次开发、实施、维护和升级等一系列配套服务。在后期服务过程中，耗费了大量的人力成本，例如售出的软件收入是500万元，而其最终的服务成本可能是500万元，很难形成利润。外国管理软件厂商的做法是只销售软件，不予提供相应服务，将这些高成本低收益的连带业务抛给或外包给中国企业。如此一来，国外厂商分得了大块蛋糕而国内厂商只能分食残余。

另一方面，企业定位在大型、顶级的客户，虽然信息化氛围较浓，但是它们对于运营、产品更新换代的信息持续投入也比较高，而主要以中小企业为主的厂商受客观因素影响更大。伴随着近年来人力成本的逐渐提高和金融危机影响的不断扩散，国内管理软件厂商深陷业绩下滑的泥潭，状况堪忧。

因此，在前两年，传统管理软件纷纷由简单安装软件向互联网式软件模式转型，即软件运营服务模式。但是，由于产品形态、企业交付模式的差异，转型过程困难重重。比如，用友、金蝶等就连软件巨头甲骨文和SAP都尝尽了转型失败的苦果。

经历了向服务模式转型的挫败，大家又开始向云计算领域拓展。转型云计算就可以创造新辉煌、新篇章吗？笔者认为这存在风险。比如根据我国财税政策，软件销售的实际税率为3%，但云运营的税率为5.5%，再加上6%的教育费，税率翻一番，又加上买虚拟服务比买实际软件产品价格低，故管理软件企业进入转型阶段总收入会明显降低，而税收增加，有些企业可能不堪重负而倒闭。

此外，对购买管理软件的客户来说，相应的记账方法也不同。购买实际软件产品在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上列为“资产”，而购买虚拟云服务则登记为“支出费用”，反映在报表上会递减企业利润，因而用户更倾向于去买软件来代替买服务，这也是管理软件转型面临的关口。

三、对策建议

久其软件（002279）具有庞大的销售客户群体和扎实的软件研发技术，业绩回升，软件产业重振旗鼓指日可待，笔者认为久其软件（002279）主要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一）准确把握中国宏观经济走向和分析国家发展战略，调整主营业务方向

党的十报告提出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发展，为工业软件带来了广阔机遇和发展空间。工业化是实现信息化的实物载体，是城镇化和农业化的基础前提，为“四化”提供物质条件，这预示着软件产业的大环境会逐步回暖，并有利于其进一步发展。信息化和工业化的深度融合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公司管理的信息化水平，降低人力成本和各种费用；加快推动制造模式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服务化、信息化、一体化转变，增加了对智能软件、管理软件的需求，同时也扩大了软件产业销售对象的领域。

在政策的引导与支持下工业软件产业的成熟发展已具备充分条件。俗话讲，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我国相继推出的鼓励工业软件发展的配套产业政策就是促进工业软件产业壮大的徐徐东风。在工业和信息化部门强有力的执行能力和大力推动下，我国出台一系列与工业软件产业相关的支持文件，提出大力发展工业电子，故久其软件（002279）应继续努力并坚持做好主营业务，积极培育具有高竞争力、差异小、集中程度高的工业软件服务。

（二）科研创新、重点突破、实际导向是解决软件产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根本途径

从企业角度来看，利润的增加源于收入提高或成本费用降低。收入的提高一方面取决于对现有产品有效需求的增加，有效需求包括内需和外需；另一方面，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通过提高自主科技创新能力来增加软件产品的附加值，同样可达到提高收入、扩大利润的目的。自主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离不开人力资本的不断积累，因此需要重视人才的培训和保留，而成本费用的降低主要由生产要素价格、能源价格以及其他成本决定，故要严格控制和调整生产要素等的价格。

注重自主科研创新是工业软件成长的根本动力。经验表明，过分依赖外来进口设备的产业，国内产业的发展就后期空洞、产业安全受到一定的破坏；凡是强调独立自主、注重创新、重点培养人才的产业，国内产业就会较优发展，形成完整的产业链。

重点突破是软件产业发展的着力点。从控制系统、数控系统等工业领域作为着力点进行攻坚攻克，是软件产业发展的良好途径。

坚持实际应用是促进软件产业发展的根本途径，要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相结合。

（三）促进我国软件产业商业模式和财税政策转变

1.大力发展软件外包服务

软件外包是世界软件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据国际数据集团分析，近几年全球应用软件外包市场平均每年以29.2%的速度递增，而中国的增长速度则更快更惊人。未来几年，中国IT外包服务市场将会继续保持高增长的发展态势。由此可见，中国外包市场潜力巨大。因此，一方面要加快软件人才的培养，重视应用培训，增强实践经验和专业技能；另一方面，政府应鼓励和支持企业吸纳海外人才，同时还要促进企业加大培训力度。

2.从我国工业发展方式转变的经济驱动力入手，促进财税政策转变

第一，扩大消费内需的财税政策。扩大消费内需是改变经济驱动力、促进软件工业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环节。现代消费理论认为，影响某一时期消费需求的主要因素包括消费能力、消费意愿、消费环境等。又因消费产品供给结构和产业结构共同促进创造消费环境，因此，提高消费需求应当调节软件产业转型产品的税费以增加相应供给。建议对开发生产新产品的企业和新兴消费行业给予财政支持和降低税率、抵免等税收优惠。同时，丰富产品类别，改善消费环境，满足更多的消费需求结构。

第二，促进自主科技创新能力提高的财税政策。一是建议加大科技投入力度，提高资金周转效率。我国财政预算首先保障科技投入每年稳步增长，并扩大投入规模，广泛投入科研领域，尤其要重视基础性研究。二是建议加大对企业创新的扶持力度。为传统企业技术改造、升级提供财政补贴、贴息以及税收优惠，进一步增加对自主创新企业的财政补贴、贴息及税收优惠。政府优先采购具有自主创新技术企业的产品，为自主创新公司提供发展机会。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S].2005.

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范文第9篇

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在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的拉动下，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农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但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出口受到严重影响，为保持经济稳定发展，必须扩大消费拉动内需以促进经济增长，而农村消费市场空间广阔，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意义重大。本文以重庆市为例，以1992-2007年的统计数据为基础，结合消费函数理论，对4种典型的消费函数进行了拟合和检验，在检验通过的基础上进行对比选优，选出了最优的模型－持久收入假说模型，最后结合分析结果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农村居民收入 消费行为 实证分析

一、引言

当前全球面临着来势汹汹的金融危机，而中国亦深受其害，外贸出口难度日益加大。随着金融危机的不断蔓延，我国正在将经济增长的动力指向国内市场，扩大内需成为GDP稳定增长的前提条件。对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来说，拉动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力量仍然应该着眼于国内需求上。扩大国内需求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刺激国内消费，而扩大内需不能单纯依靠提高城镇居民的购买力水平，也应激发农村居民的消费热情。因此，笔者拟运用有关统计数据，对4种典型的消费函数模型进行检验和拟合，找到一个较为符合重庆市农村居民的消费函数模型，这对于有效地促进农民消费、提高农民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二、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来，我国居民消费研究不断发展，虽然相对于城镇居民消费研究而言，农村居民消费研究相对有些滞后，但依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朱信凯、雷海章（2000）采用相对收入理论研究了我国农村居民消费行为；国涓、唐焕文（2003）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分析了1987-1999年期间中国农村居民消费与收入的关系，实证分析显示该时期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为0.88；冯玉龙（2005）针对内蒙古地区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分别选取了绝对收入假说、相对收入假说和持久性收入假说对其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得出三者共同证实了农村居民收入与消费之间存在密切关系的结论；李景华（2005）利用1985―2004年中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和生活消费数据，检验了相对收入假说和持久收入假说在中国农村居民消费中的适用性，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符合持久收入假说。

三、农村居民消费行为分析

（一）数据整理

由于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偏低，使得与现在的消费能力相比缺乏一定的可比性，因此本文数据选取从1992年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时开始。为了兼顾数据的可得和研究的需要，农村居民的收入数据选取的是人均纯收入（y），消费数据选取的是人均生活消费支出（c），储蓄数据（估计生命周期假设消费函数的需要）选取的是农村居民年底人均储蓄存款余额（s）。由于现有的统计资料没有把收入区分为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为了下面估计持久收入假设的消费函数模型，本文采用巴拉（1980）针对发展中国家提出的估计公式：Yp t=0.437Yt+0.323Yt-1+0.24Yt-2 Yt t=Yt-Yp t

其中Yp t为持久收入，Yt t为瞬时收入，据此公式可得到持久收入与瞬时收入的数值。以上人均纯收入和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数据来自《重庆统计年鉴》，人均年底储蓄余额根据《重庆统计年鉴》的农村居民年底储蓄余额与农业人口之比计算而得。为尽可能减少异方差，在分析中将把原始数据取对数，这一变换并不改变原变量之间的关系（图2显示变换后的散点图线性关系依然很明显）。

（二）理论分析

由于不管是哪一种消费理论，消费都与收入有着密切关系，所以在具体分析前，我们可以先通过散点图来考察二者的关系。从图1可以看出，消费与收入存在明显的线性关系。而且通过图2发现，对原始数据进行对数处理后并没有改变这种关系。

西方经济学一般认为收入是影响消费的主要因素，结合重庆市农村居民的消费特点也可认为收入是消费的决定因素。虽然目前重庆市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带动了一定的消费支出，但由于收入增长缓慢导致居民的消费增长有限。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国家重视农业的基础地位，但城乡居民无论在收入还是在消费上都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十一五规划纲要”中的数据显示，2006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相比严重偏低，城乡差距正在不断扩大。从农民最稳定来源的农业收入看，由于农业本身的脆弱性，农业投资所面临的自然和市场风险都很大，农民的农业收入得不到稳定保障，加之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缺失，农民不得不压缩消费预留资金以防备以后各种未知的风险；从农民打工的劳务收入看，由于农村居民文化水平很低，即使在外打工找到工作，也是工资很低的无技术性工作，出于子女教育问题等长远考虑，农民的大部分资金存入银行，不去消费而以备不时之需。这就导致农村居民不仅收入没有保障，消费潜力更得不到充分的发掘。

（三）实证分析

1．依绝对收入假说建模

根据凯恩斯的消费理论，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Log（Ct）=α+βlog（Yt）+ut

运用整理的数据对上式进行回归，由Eviews分析结果看，D.W值为0.8，因此可能存在自相关，经检验存在一阶自相关。为了消除自相关，运用广义差分法进行调整，调整后的基本模型为：Log（Ct）=1.3436+0.7909log（Yt）+0.5141AR（1）。经检验，不存在自相关和异方差的问题。从各统计参数看，模型具有良好的统计检验性质：各参数的t检验值显著，在5%的水平上系数都能通过检验；F值为434.0216，模型线性关系非常显著；调整后的拟合优度系数R2达到98%，模型拟合优度良好；从各参数看，参数的经济意义合理。结果显示，重庆市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为0.7909，即在收入增加1元的情况下，消费支出约增加0.7909元。结合重庆实际情况来看，1992年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农村居民收入有了大幅度提高，生活消费支出也随之增加，但相比于收入的增加而言，消费增加的比例还有一定的不足。综合来看，上述模型对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有一定的解释力。

2．依相对收入假说建模

根据杜森贝里的消费理论，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Log（Ct）=αlog（Yt）+βlog（Yt-1）+ut

运用数据对上式进行回归，Eviews分析结果显示，尽管经检验后模型不存在序列相关和异方差问题，调整后的拟合优度系数达到98.5%，拟合优度较高，但是变量Log（Yt-1）的系数β在5%的水平下却不能通过检验，且参数估计量的经济意义并不合理。原因是Log（Yt）和Log（Yt-1）存在严重的共线性（经检验相关系数为0.99）。可见相对收入理论并不适合重庆市农村居民的消费情况。

3．依持久收入假说建模

根据弗里德曼的消费理论，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Log（Ct）=α0+α1log（Yp t）+α2log（Yt t）+ut

运用数据对上式进行回归，Eviews分析结果为：

Log（Ct）=1.1454+0.7536log（Yp t）+0.1098log（Yt t）

经检验，不存在自相关和异方差的问题。从各统计参数看，模型具有良好的统计检验性质：各参数的t检验值非常显著；F值为627.2088，模型线性关系非常显著；调整后的拟合优度系数R2达到99%，模型拟合优度良好；从各参数看，参数的经济意义合理。模型显示：每增加1元的持久收入，就会增加0.75元的消费支出；每增加1元的瞬时收入，则会增加0.11元的消费支出。这表明了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增加相对于持久收入增加的敏感性较强，若从增加收入的角度来提高农村居民消费，必须把提高收入的重点放在持久收入部分，而不是瞬时收入部分。综合来看，上述模型有一定的解释力。

4．依生命周期假说建模

根据摩迪里安尼的消费理论，用农村居民人均储蓄年底余额近似代替资产存量，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Log（Ct）=αlog（Yt）+βlog（St）+ut

运用数据对上式进行回归，Eviews分析结果显示，尽管经检验后模型不存在序列相关和异方差问题，且拟合优度较高，但是变量Log（St）的系数β在5%的水平下却不能通过检验，原因是Log（Yt）和log（St）存在严重的共线性（经检验相关系数为0.97）。可见生命周期理论并不适合重庆市农村居民的消费情况。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上面用4种传统的消费函数理论对1992-2007年重庆市农村居民消费与收入关系作的实证分析可知，凯恩斯的绝对收入消费函数模型和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消费函数模型可以用来描述重庆市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相对收入消费函数模型和生命周期消费函数模型则并不适用。而从图3和图4比较可以看出，对于这两种模型而言，绝对收入假说建立的模型预测效果图中，其平均绝对误差、泰尔不等系数和协方差比分别为67.648、0.025、0.934，而持久收入假说建立的模型预测效果图中，其平均绝对误差、泰尔不等系数和协方差比分别为46.915、0.02、0.995，这说明持久收入假说更能拟合重庆农村居民的消费。所以要启动农村消费市场拉动经济增长，必须研究如何提高农民收入。从增加持久收入的角度看，这就要求我们要继续保障农民最稳定的农业收入，政府应增加财政收入用于农业补贴，实行农产品价格保护政策，避免价格随产量变化大起大落，防止农民持久收入的不断波动；从增加瞬时收入的角度看，也要引导和规范农民外出打工，同时加速推进农村城镇化进程，发展乡镇企业，引导农民有序地从事非农产业。

参考文献：

[1]国涓,唐焕文.我国农村居民消费问题实证分析.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2003(05).

[2]冯玉龙.内蒙古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实证分析.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2005(03).

[3]张云华.中国农村居民消费地区差异的实证分析.经济师.2005(03).

[4]关俊霞.河南省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实证分析.时代视点.2007(01).

[5]刘超,尚宗元,陆迁,王宇涛.陕西农村居民消费函数实证分析.乡镇经济.2008(05).

[6]易鹏.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函数的分析.西南大学.2008.

[7]殷善福.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函数模型的实证分析.安徽农业科学.2009(21).

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范文第10篇

关键词：财产性收入；农民；持久消费力

中图分类号：F323.8；F224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12-00-01

一、实现农民持久消费力增长是提升农村消费水平的客观需求

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主要通过消费倾向、消费能力与消费结构三个指标进行衡量。从我国当前来看，农民正处在从生存性消费转向发展性消费的过度期间，在原有生理和安全的需求满足前提之下，农民将会产生对生活质量提升所需的文化、教育、休闲等方面消费需求的增长。

虽然目前我国农民的储蓄倾向仍然较大，但伴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继续发展，消费倾向将会不断提升，农民的消费水平也将不断增长。但我国城市发展逐渐加快，大量农用土地转化为城市用地，农民丧失土地耕种的权利，也就丧失了其获得收入的机会，导致农民消费力尤其是持久消费力的不断下降。

米尔顿・弗雷德曼最早提出了“持久消费力”这一概念，并将之视为观察农民消费状况的重要指标。他认为当农民拥有了土地等持久性财产和收益时，才会形成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才能使农民的持续性消费量大幅度增长，从而带动社会消费。因此，只有实现农民持久消费力的不断增长，才能根本性的提升农村消费水平。

二、持久性财产及收入的匮乏是抑制农民持久消费力增长的根本原因

1.农民财产性收入占比过小丧失消费力长期增长的动力

我国近些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各组成部分均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增长，各组成部分占人均纯收入的比重从大到小依次为：家庭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其中农民财产性收入所占比重最小，对农民收入的贡献很小。财产性收入从2008年的148.1元增长到2013年的293元，占人均纯收入的比重也从3.1%增加到3.3%，比重变化非常小。这说明农村居民的财产积累还比较小，没有完全体现其在农民收入增长贡献中的潜力，在未来农民收入的构成中还是有很大的增长空间的。

2.农民财产性收入渠道过窄瓦解消费水平提升的刺激点

我国农民获得财产性收入的来源渠道狭窄，主要来源于存款储蓄收入、房屋出租收入和土地补偿收入 [1]。从理论上而言，农民获得财产性收入的途径还包括红利收入、股息收入、出让特许权收入等。落后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农民，其财产性收入主要来源仅仅是银行存款利息收入。收入渠道过窄导致农民收入水平不高，因此在消费结构的表现上只能将更多的收入用于日常必需品的支出，在文化、教育、休闲等方面的支出受到过多限制，也没有额外的收入用于找寻新的消费增长点。

3.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构建了消费差距存在的客观原因

近年来我国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处于平稳增长状态，但与城镇居民的财产性收入相比，城乡差距仍旧较大。从整体上看，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的绝对值差距不断在扩大。2008年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为387.0元，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为148.1元，两者相差238.9元；到2013年，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为809.0元，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为293.0元，两者相差516.0元。几年间两者的名义差距扩大了两倍多[2]。由此可见，我国农民财产性收入无论是在绝对数量、所占比例，还是在增速上与城镇居民相比都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而收入决定了居民的消费水平，收入差距正是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存在的客观原因。

三、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是提高农民持久消费力的根本途径

1.建立完善的相关法律制度与体制

通过健全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和土地流转制度，使土地资源利用最优化，实行严格的土地保护政策，结合实际提高农民的征地补偿标准，切实维护农民的土地财产；健全农村金融市场，扩大农村地区金融服务的网点覆盖面，加强监督金融市场的操作流程，适当放宽农村金融市场的准入条件，不断创新金融产品；建立完善的农村教育体制，提高农民的受教育程度，促使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拓宽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渠道。

2.合理开发农村资源拓宽农民投资渠道

农民的土地和房屋是他们最大的财产，但农民的土地人均占有量很少。我国农民作为土地的主人，却经常不能行使主人的权利，农民的土地常遭到不合理的征用、侵占，不能@得应有的土地财产性收益[3]。这是因为我国农村土地制度不明确，导致农民的土地占有量不断下降，各地出现的滥征滥用现象也频繁发生。因此要改革当下不合理的征地补偿体系，实行严格的土地保护政策，确保农民的土地占有量。

3.大力发展新型现代农业产业

我国农村现有的农业生产模式主要是以农户为单位，按人口分配土地，每户家庭经营的土地数量有限，难以形成新型现代农业产业化和规模化发展，获得的财产性收入较少。因此，要实现农业生产经营的规模化、集约化和效率化，要注重农村第二、三产业的同步发展，鼓励和发展乡镇企业。应结合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依托农业现代化发展模式，在原有农产品为主的农村资源收入中，开发现代化绿色资源及旅游资源，拓宽农民收入渠道[4]。

参考文献：

[1]郭俊敏.增加我国农民财产性收入的途经分析[J].农业经济，2011（10）.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6.中国统计出版社[M].2016，10.

[3]黄芹.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的路径选择[J].中共银川市委党校学报，2013（5）.

[4]陈益芳，王志章，谭银清.我国农民财产性收入研究综述[J].太原理工大学学报，2013（1）.

作者简介：1.翁媛媛（1981-），女，汉族，陕西咸阳人，硕士，咸阳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宏观经济研究。项目指导教师。

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范文第11篇

关键词：经济增长 要素投入 建议

当今世界，各国都在大力发展经济，并且依靠经济的飞速发展来带动整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然而，要实现经济的快速持久增长，就必须在影响和制约经济增长的各因素方面加大投入。一般而言，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诸如生产要素的投入、科学技术的进步、劳动资本的投入以及劳动者素质的提高等等。随着全球化、市场化和信息化的进一步发展，知识和科技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而就知识和科技而言，又都属于生产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要实现经济的快速持久发展，就必须加大在生产要素方面的投入。然而，生产要素以及其他一些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在很大程度上反应和制约着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方式。就现在的经济增长而言，单纯依靠生产要素或其他要素来实现经济增长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经济的快速持久发展，必须依赖各种要素的共同作用。

对于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生产要素而言，必须要摆脱以前那种单纯的增加生产要素投入就能促进经济快速持久增长的观念。传统而言，我们对生产要素的定义理解为：所谓生产要素指的是社会生产经营活动时所需要的各种社会资源，这些社会资源是维系一个经济体国民经济运行以及市场主体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所必须具备的各种基本要素。就学理意义而言，生产要素则是经济学中的一个基本范畴。按照西方现代经济学的界定，一般而言，生产要素包括四方面的内容，即劳动力、土地、资本以及企业家。长期以来，国外学术界对生产要素在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也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就我国而言，许多学者也从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绩。在本文中，笔者将采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所推荐的经济增长核算方法，来对我国近十几年来经济增长过程中生产要素所起的作用进行估算研究，并且着重分析研究生产要素投入、科学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所起到的作用，并进而分析前面两个方面与后者之间的关系。

一、估算方法

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估算要素对其的贡献，就必须有一个可以比对的经济增长核算方法。就经济增长核算方法而言，最为知名的莫过于被誉为“经济增长原因之父”的美国经济学家丹尼尔森的经济增长核算方法。丹尼尔森将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归结为七个方面，分别是就业人数及其性别年龄结构、劳动时间、教育年限及教育水平、资本存量、资源配置状态、规模经济以及知识进展。在这七种因素中，他进一步认为知识进步是影响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原因，而劳动力教育水平则是影响经济增长的最为基本的要素。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每年也会根据经济增长核算方法来公布其成员国的各种生产率数据。因此，采用经济增长核算方法这一国际通用的方法来对我国的要素生产率进行核算与比较就会更具科学性，并且也在与其他国家相互比较中也更具可比性。在本文所采用的估算方法中，笔者主要采用的是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形式的方法。

具体方法是：

假设经济增长的总量生产函数为H，那么就可以将经济增长的增加值表示为各类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和时间的函数。运用公式表示，即为Q=H（k1，k2，L kn；l1，l2，L lm；T）（1），在这一公式中，Q表示经济增长的增加值，k1，k2以及L kn分别表示不同种类的资本投入，而l1，l2和L lm则分别表示不同种类的劳动投入，T用来表示时间。

假设经济增长中各种类型的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可以加总为单一的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指数，并且用A来表示全要素生产率，则生产函数就可以用公式表示为：Q=AF（K，L，T）（2）。

二、估算采用数据说明

在以上对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中，采用了各方面的大量数据，这些数据对于科学、准确、客观的分析经济增长中各要素所做出的贡献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同时，在对各种生产要素的衡量过程中也并不是十分简单的一件事，而是极为复杂和繁琐的，并且对这种衡量在不同的学者看来还有许多不尽相同的意见。因此，从这层面上讲，对以上估算所采用的数据进行说明就显得尤为必要。一般而言，衡量经济增长中的劳动投入最为理想的标准就是标准劳动时间，这也是大多数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测算方法。但是，我国在这方面与之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当然，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有关此类的研究也在不断地深入和系统化。目前我国在资本投入此类数据的核算和使用上，多采用的是资本存量总额或资本存量净额来衡量。

综合考虑到国内在此类核算方面数据的限制，笔者主要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所收录的数据对我国1995-2007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进行估算，并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测算在经济增长中劳动、资本以及科学技术进步对其的贡献。在所有的要素以及数据衡量中，笔者更多地采用方便使用的《中国统计年鉴》中收录的各个年份的各类数据，以此来作为比对衡量的指标。这些数据包括1995-2007年全要素生产率估算结果中的GDP指数、劳动投入指数、资本投入指数、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以及各种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中的劳动贡献率、资本贡献率、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

当然，在对各类数据的核算方法的选择上，笔者还借鉴和吸收了其他的一些资料，比如在对资本投入的相关核算上，就主要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生产率测算手册》中推荐使用的方法。采用这种方法来估算和衡量我国资本投入方面的情况。在资本投入方面，主要是界定好资本服务物量指数与资本服务数量变化之间的关系，在劳动力提供劳动服务的同时，进一步分析资本存量在资本服务中所起的作用，并且依此来核算和衡量经济增长中资本投入对其所起到的作用。

在经济增长的核算中，投入要素的核算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目前对投入要素中估计要素产出弹性的核算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计量经济学中常用的回归方法，一种则是收入份额法。两种相比较，各有其优劣之处。回归方法是对各类数据进行分析的一种常用方法，同时也是利用统计学原理描述随机变量间相关关系的一种重要方法。在投入要素核算中运用回归分析的方法，一般来讲运用起来极为简便直接，但是这种方法也存在着很大的缺点，即需要在进行数据核算分析中假设投入要素的产出弹性为一个常数。然而，经济的增长本身就存在着很大的变量，因此在设定要素产出弹性为一个常数的时候，就已经对准确核算这些数据产生了极大的局限。也正是从这个层面上讲，回归分析方法在要素核算中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从而影响到准确核算数据的得出。同样，虽然收入份额法不用将要素的产出弹性假定为一个常数，但是这种方法却仍要在核算中存在完全的竞争市场以及经济增长过程中不变的规模收益。这些同样会影响到最终核算数据的准确度和科学性，所以我们要进行系统全面的统计核算。

通过对资本、技术等要素的估计与核算，我们会发现单靠要素的大量投入已经无法支撑起我国经济的快速持久增长，因此就必须要转变经济发展的模式，通过技术进步来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同时，在今后的经济发展中，还必须处理好环境、资源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变以往的粗放式增长为集约式增长，在实现当前发展的同时为今后更为持久的发展积攒后劲和动力。

参考文献：

[1]李京文，D.乔根森，郑友敬，黑田昌裕等.生产率与中美日经济增长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2]郑玉歆.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及经济增长方式的”阶段性”规律—由东亚经济增长方式的争论谈起[J].经济研究，1999，（5）.

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范文第12篇

关键词：德钦；跨越发展；长治久安

德钦县位于云南省西北部，滇、川、藏三省区交界处。县内平均海拔4270.2米，县城海拔3400米，为云南省海拔最高的县，素有“云岭之巅”之称。德钦，藏语意为吉祥如意，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交融并存的生态文化带，境内有连绵的雪山峡谷、碧绿的高山草甸、苍翠茂密的原始森林、神奇美丽的高原湖泊、博大精深的宗教文化和异彩纷呈的民族风情。全县大部分地区四季不分明，冬夏长、春秋短，年平均气温5.5℃，年降水量636毫米，年日照时数1978小时，每年无霜期仅为129天。

近年来，在州委、州政府的郧苛斓枷拢德钦县立足富集的资源优势，坚持走“生态环保立县、科教人才兴县、特色产业强县、旅游文化富县、和谐稳定安县”之路，大力培育旅游文化、电矿、生物三大支柱产业，经济社会呈现出了蒸蒸日上的良好发展态势，步入了跨越发展的科学轨道。2016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完成 27.63亿元，年均增长 13.9%；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完成1.69亿元，年均增长7.2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62.62亿元，年均增长17.2%。城镇常住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1150元，年均增长9.7%；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7115 元，同比增长8.5% 。但是由于农村基础设施薄弱，地广人稀，区域分散等，全县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发达地区相比仍存在较大的差距，仍然是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

推动经济社会跨越发展和长治久安的建议举措：推动经济社会跨越发展和长治久安，建设和谐德钦，必须坚定不移地发展特色经济，要立足自然资源富集、生态环境独特、民族文化多元的县情特点，大力实施资源转换战略，构筑地域特色突出、市场前景广阔、竞争力强的特色产业体系。要加快推进改革开放进程，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统筹区域和城乡协调发展，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为发展特色经济提供有力支撑。要不断丰富特色经济内涵，凸显特色经济带动作用，全面提升国民经济综合实力和竞争力。

一、促进产业协调发展 壮大区域经济实力

坚持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县工作的重点，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下大力气扩大葡萄、核桃、蜜蜂养殖、生猪养殖等特色产业，逐步调优第一产业；依托优势资源，瞄准市场需求，集中做大做强有特色、有前景的优势水电业，加快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不断调强第二产业；树立精品意识，加强对景区景点的规划、管理和建设，加快文化产业与旅游业的深度融合，形成文化与旅游“共享资源、共享市场、互为支撑”的新格局，延长旅游产业链，积极调快第三产业。

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增强经济发展后劲

围绕“一场两干三通四连接”的立体交通网络目标和“一体两翼三门户”的城镇建设规划，加大对交通、市政、能源等基础设施领域的投入，以基础设施建设的大发展来支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同时要认真研究国家产业政策特别是国家支持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支持贫困地区发展和支持藏区发展的政策机遇，结合德钦资源优势、产业特点和发展需要，全力抓好项目的筛选、论证、衔接和争取工作，建设丰厚项目储备库，用项目主导发展，用投资拉动增长，用效益回馈社会。

三、加快改革开放步伐 优化经济发展环境

稳步推进县乡机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集体林权制度等农村综合改革，继续抓好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退牧还草、水土保持等生态建设工程。扎实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加强对外开放的软环境建设，坚决查处只顾部门和个人利益而有碍全县发展大局的行为，建立健全有利于吸引外资的市场环境、制度环境和人文环境。结合中央第六次工作座谈会精神，超前谋划，强化调研，认真做好发展规划，把中央的优惠政策用足、用全，科学地转化为促进发展的具体项目。

四、推进发展社会事业 保障改善民生问题

中央第六次工作座谈会把改善民生提升到了藏区工作指导思想的层面，这对进一步做好改善民生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按照集中规模办学思路，采取“撤、并、建”等措施，在跨乡镇区域办小学，举全县之力打好教育翻身仗，强力推进教育的协调发展，为德钦未来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加快县医院扩改建步伐，实施“农民健康”工程，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注重发展基层文化事业，加快乡镇综合文化体育设施建设。抓好社会保障工作，着力解放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让基层群众感受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

五、全力维护社会稳定 营造平安和谐德钦

德钦各族人民同以分裂势力之间的特殊矛盾，决定了德钦工作的主题之一是推进长治久安。要坚持旗帜鲜明、针锋相对、掌握主动、争取人心、维护一方平安的方针，谋长久之策、行固本之举，掌握主动权，继续深入开展斗争，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全面贯彻落实《藏传佛教寺院管理条例》，依法加强对寺庙和宗教活动场所的管理。认真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措施，依法打击各类刑事犯罪活动，深入推进平安创建活动。

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范文第13篇

通胀方面，2月份CPI同比上行3.2%，环比上行1.1%，略高于市场预期。PPI同比下行1.6%，环比上行0.20%。市场预计全年通胀在3%以内，基本处于可控范围之内，但需注意超预期上行的风险。

春节之后，人民银行针对市场资金面极度宽裕的局面，重启暂停8个月之久的正回购操作，大力回收流动性。从目前央行在公开市场上谨慎的行为模式来看，流动性泛滥的局面不太可能重现。货币当局对通胀的关注度很高，谨慎的态度不至于成为通胀的新推手。虽然央行无法完全熨平资金面的短期波动，但对资金面的把控力度非常强。资金面后市逐步趋于中性的可能性较大，既不宽松，也不紧张。

总体而言，短久期利率和信用产品收益率受资金面影响较为明显，短期限国开债与非国开债的利率已经收得很窄。去年年底以来，利率品种中长端收益率变动非常小，十年期国债维持在5.60%左右的相对高位，主要是因为经济复苏趋势不改，且利率债的投资群体相对单一、供需格局稳定，因此收益率水平的稳定性较好。而春节后得益于资金面的改善，大量配置型需求涌现，中短期票据、企业债收益率则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下行，AA评级的城投债收益率一度下行至6.0%左右。还有市场机构通过杠杆操作赚取信用债收益率与货币市场利率的利差，目前短久期券种利差已经不大，长久期券种的利率风险正在上升。此外，2月底资金面陡然收紧，也对过度使用杠杆敲响了警钟。

如果能够把广义货币供应量控制在13%左右，物价水平的变化将越来越依赖于经济增长本身。所以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和债券供需力量的消长将是债券市场的主要影响因素。应警惕长久期债券的利率风险和低评级信用债的信用风险，持续关注企业融资需求的增长。

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范文第14篇

世界经济格局将由此改变,这一模式至少会持续到下一个五年。同时,亚洲在全球贸易中的角色转换引人瞩目。金融危机骤然降低了亚洲输往发达经济体的贸易流量;作为回应,亚洲地区间贸易往来得以加强。

世界经济格局推动亚洲向明天的全球经济中心移动,但这不意味着亚洲诸事顺遂,独善其身。亚洲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经济增长模式、深层次建立健全债券市场、应对全球资本流动、审慎宏观调控来预防危机重演。短线行为和纯粹的逐利目标将贻害无穷。

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往来会急剧增加,“新兴亚洲”将日趋成为全球贸易新格局的亮点。

与发达经济体受困于财政困难不同,“新兴亚洲”的财务状况相当健康。在全球资产重新分配中,亚洲会吸引更多资本流入。“新兴亚洲”的强劲增长与发达经济体的疲软虚弱相映成趣,展现出一个层级多样、速度不一的复苏图景。

从2008年四季度的资本大量出逃,到2009年一季度的贸易大幅缩水,都佐证了亚洲是全球经济和金融的组成部分,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挑战,需要做的事情很多。

亚洲需要重新思考自己的经济增长模式。在相当程度上,亚洲还是出口导向。时移事易,亚洲需要转到以内需驱动的模式上来,才能使经济增长更加平衡和可持续。

尽管努力多年,亚洲仍未在深层次建立健全债券市场,这也从另一角度说明了金融部门改革对亚洲发展的重要性。

宏观经济管理需要强有力的金融部门,这也是亚洲缺失的。在2010年和随后几年中,向新兴亚洲的资本流动会陡然增加,亚洲各经济体需要谨慎处理,拿出持久有效的政策。

重新审视金融危机,决策者可以引以为鉴的是,如何在实体经济与金融部门二者间把握平衡。2007年年底的情形表明,金融部门过分庞大,陷于自我服务而非服务于实体经济,这是金融危机发生的真正原因。

审慎的宏观调控是摆在所有政府面前的重要议题。几乎所有的危机中都有流动性过剩的身影,因此需要审慎的宏观调控来预防危机重演。我们学到的经验是要反周期操作。

我个人过去的决策者角色和经历也得出这一结论。而在私营部门从业经历中,发现良好的公司治理能为金融危机防微杜渐。公司,尤其是金融公司一定要有透明度和好的风险管理体系以及长期的目标。

世界经济已经被不平衡的问题困扰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其中既有“新兴亚洲”与发达经济体间的经常项目账户不平衡,也有石油输出国与发达经济体间的不平衡。当不平衡的问题变得大而集中,持久不去,就真的成了难题。

在过去五年中,有一部分国家表现出持续性顺差,另外一些国家则是持续性逆差;而在20年前,全球贸易赤字的22%是由排名全球前五位的国家分摊;现在,全球五个主要国家已经占全球贸易赤字的76%,这真正令人担忧。

显然,这需要全球通力合作解决。对赤字国家来说,需要更少的消费和更多的储蓄,以减少进口促进出口;盈余国家则要刺激消费,少出口,多进口以达到平衡。不过,一个世界经济不平衡的全景必须要考虑到互补性的问题。

世界并非均等发展,每个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发展进程与生产产品的环节差异明显。一个例证是,大多数发达国家以服务业为主导,而新兴市场国家则以制造业为先导,这部分地反映了劳动力的全球分工。

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范文第15篇

就新疆工作部署作了讲话。在会议结束时作了讲话。

这次会议是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入关键时期、新疆发展和稳定面临重大机遇和挑战的新形势下召开的。会议全面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新疆发展和稳定工作取得的成绩和经验，深刻分析新疆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进一步明确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做好新疆工作的指导思想、主要任务、工作要求，对推进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作出了战略部署。

在讲话中指出，新疆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战略地位。新疆发展和稳定，关系全国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关系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国家安全，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始终高度重视新疆工作。在中央正确领导下，在各地区各部门大力支持下，新疆各级党委和政府团结带领各族干部群众艰苦奋斗、锐意进取，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成就，新疆正处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综合实力明显增强、各族群众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的物质基础、政治基础、思想基础、群众基础不断巩固，各项事业已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强调，新疆工作的长期实践表明，中央在各个时期关于新疆工作的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是符合我国国情、新疆实际和新疆各族人民根本利益的。我们要认真总结并不断丰富发展新疆工作的宝贵经验，切实做好新形势下新疆工作。在新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形势下，我们也要清醒看到，由于历史、自然、社会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新疆同我国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仍然较大。新疆同全国一样，社会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同时，新疆还存在着分裂势力分裂祖国的活动。这就决定了做好新形势下新疆工作必须紧紧围绕推进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这个重大而紧迫的任务来进行。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新疆工作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入实施稳疆兴疆、富民固边战略，始终把推动科学发展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始终把改革开放作为促进发展的强大动力，始终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把加强民族团结作为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作为发展进步的基本前提，努力推进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

指出，新形势下新疆工作的目标任务是，坚持走具有中国特色、符合新疆实际的发展路子，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到2015年新疆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城乡居民收入和人均基本公共服务能力达到西部地区平均水平，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自我发展能力明显提高，民族团结明显加强，社会稳定明显巩固；到2020年促进新疆区域协调发展、人民富裕、生态良好、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巩固、文明进步，确保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强调，贯彻落实好新形势下新疆工作的指导思想和目标任务，一是必须始终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推进新疆跨越式发展，把走科学发展道路、加快发展作为解决新疆问题的根本途径，坚定不移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二是必须始终把提高各族人民生活水平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办好老百姓所思所盼的事，加快改善各族群众特别是广大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三是必须始终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始终高举各民族大团结旗帜，形成推进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强大合力。四是必须始终把促进改革发展同维护社会稳定有机结合起来，坚持发展和稳定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坚定不移维护社会稳定、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确保新疆社会大局稳定。

强调，推动新疆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要坚持把中央的决策部署同新疆实际紧密结合起来，把人心和力量更好凝聚到科学发展上来，把立足点放在切实增强自我发展能力上，充分利用国家政策支持和全国各地的支援，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充分发挥各族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着力推动高起点、高水平、高效益发展，加快缩小同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加快促进南北疆协调发展，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加快提高各族群众生活水平。

强调，要着力推进经济建设，加快经济发展步伐，加快推动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扶持优势特色产业发展，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推进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旅游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加大中央基建投资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力度，优先安排便民基础设施项目。着力推进社会建设，把更多财力投到公共服务领域、落实到重大公益性项目上，大幅提高社会事业发展水平，加快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全面发展各级各类教育，贯彻落实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和

社会救助体系，加快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到2012年初步建立起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逐步使各族群众过上现代文明生活。着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构建生态安全屏障，积极发展循环经济，改善城市人居环境，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治理，确保新疆山川秀美、绿洲常在。着力推进体制改革，加快对内对外开放步伐，更大程度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支持新疆同内地的经济技术合作，加大实施沿边开放力度，努力把新疆打造成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和基地。着力加强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坚持中央关心、全国支援同新疆各族干部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相结合，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指出，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提高城乡居民生活水平。中央对新疆的投入和支援省市的援助资金要重点用于改善各族群众生产生活条件，通过资源税等方面改革增加的财力也要重点用于改善民生，资源开发要更直接地惠及新疆各族群众。全面推进就业行动计划，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提高各族群众就业能力，加大扶贫开发力度，对农村低收入人口全面实施扶贫政策，到2020年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现象。形成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推进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和文化阵地建设，继续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努力使各族群众享有丰富多彩、健康向上的精神文化生活。

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全面加强和改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宣传教育，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广泛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和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增强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巩固各族干部群众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思想基础，推动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坚持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积极开展军民共建，加强军政军民联防，巩固军政军民团结。坚持以发展促稳定、以稳定保发展，坚决全面严格执行宪法和法律，健全社会管理体制，加强基层工作和群众工作，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深入推进平安建设，旗帜鲜明反对和打击民族分裂势力，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指出，党的领导是做好新形势下新疆工作的关键，是推进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要按照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四中全会的部署，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全面推进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扎实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扎实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扎实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为推进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和组织保证。

强调，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新疆发挥着建设大军、中流砥柱、铜墙铁壁的作用。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支持政策兵团同样适用，对困难地区和对口支援受援地区的政策所在地兵团师团场同样适用。要把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作为兵团特殊体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紧密结合的有效措施，通过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等渠道扶持兵团产业发展，加大对兵团的综合财力补助力度，提高中央财政对兵团公共事业发展的保障水平，加强兵团干部人才队伍建设，增强兵团自我发展能力，支持兵团切实履行好屯垦戍边的重要职责。

最后指出，有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有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有全国各族人民大力支持，有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团结奋斗，推进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战略目标一定能实现，新疆各族群众生活一定会越来越美好。

指出，为推动新形势下新疆经济社会加快发展，必须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中央决定，在新疆率先进行资源税费改革，将原油、天然气资源税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对新疆困难地区符合条件的企业给予企业所得税“两免三减半”优惠；中央投资继续向新疆自治区和兵团倾斜，“十二五”期间新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将比“十一五”期间翻一番多；鼓励各类银行机构在偏远地区设立服务网点，鼓励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外资银行到新疆设立分支机构；适当增加建设用地规模和新增建设用地占用未利用地指标；适当放宽在新疆具备资源优势、在本地区和周边地区有市场需求行业的准入限制；逐步放宽天然气利用政策，增加当地利用天然气规模等。中央制定的这些政策措施，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新疆发展的首要目标，将加快经济发展同发展社会事业、解决关系人民生活的突出问题结合起来；坚持把科学发展作为解决新疆问题的根本举措，将解决短期突出困难同夯实经济长远发展基础结合起来；坚持以改革开放破解发展难题，把有效发挥政府作用与充分运用市场机制结合起来；坚持立足于增强新疆自我发展能力，把中央和各兄弟省市的支持帮助同充分发挥新疆自身的比较优势、后发优势结合起来。表明了中央推动新疆加快发展的坚定决心。

对今后一个时期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作出了具体部署。要求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着力扶持贫困地区发展；加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从战略层面扩大新疆内外开放，努力打造我国向西开放的桥头堡；努力提高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综合实力，发挥在稳疆兴疆中的特殊作用；举全国之力，把新疆这块伟大祖国的宝地建设得更加美好。

在会议结束时指出，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的召开，不仅在新疆工作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而且对党和国家工作具有全局性意义。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精神上来，充分认识会议的重大意义，深刻领会中央的决策部署，进一步坚定信心、振奋精神，为加快建设繁荣富裕和谐稳定的社会主义新疆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