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理论的基本知识范文

教育理论的基本知识范文第1篇

【关 键 词】教育知识/实在化/教育哲学

【作者简介】雷云，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长春 130024）

［中图分类号］G4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01（2009）02—0171—05

“教育知识”从兴起至今不过十数年时间。在这短暂的历史中，学界积累了颇丰富的研究文献，聚集起较固定的研究群体，逐渐形成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至此研究热潮，教育学者更应对已有研究及其问题保持冷静的理性思维，对未来的研究取向具有高度的理论自觉。鉴于此，本文拟从厘清“教育知识”的兴起入手，梳理已有的研究文献，反思研究现状存在的问题，进而设定适切的研究取向。

一、“教育知识”术语的兴起

术语的兴起缘由往往隐含着深刻的研究趋向，考察“教育知识”的兴起可为本文奠定反思的基础。检索文献可知，“教育知识”最初是一个并不被学界所关注的俗语，常见于教育知识的“宣传”、“讲座”等新闻稿件的题名中。人们在常识理解上使用“教育知识”，意为“关于教育方面的知识”，简单易晓毋庸再费思量。然而正是“俗语”印象阻碍了人们对“教育知识”深入思考，并使其长期以来未能进入研究者的学术视野。国外情形与此相仿，“教育知识”也很少引起人们的学术兴趣，难以寻获专论“教育知识”的外文文献。比较而言，“教师知识”算是与“教育知识”相近而又流行的术语。不过，“教师知识”的理论构成与“教育知识”相关程度并不很高[1]。

作为研究术语，“教育知识”最早见于《教育知识学科称谓的演变：从“教学论”到“教理学”》一文。此文对“教育知识”进行了初步界定，认为“教育知识”泛指教育领域的所有系统知识[2]。虽然该论者并未深入分析，更未意识到选择使用“教育知识”本身所具有的学术意义，但由于此文首次规定“教育知识”的内涵和用法，初步赋予其术语身份，因此对于考察“教育知识”术语的兴起具有重要意义。细读此文，论者通过对“教育知识”形态的分析，向人们展现了一幅教育学科发展史的画面，“教育知识”是贯穿始终的“共同要素”。“教育知识”术语的首次使用与学科发展相联系，旨在解决教育学科的基础理论问题。该论者对“教育知识”所作的学术选择，不久就得到了其他研究者的响应。随后有论者发表了“创新教育知识体系”的文章，提出要“努力创建以教育结构－功能实体的解析为基础、科学与人文融通的教育知识体系”[3]。至此，“教育知识”的术语身份逐渐确立，教育知识研究之兴也隐隐可现。

“教育知识”概念，从限于常识理解的俗语到教育理论研究的关键词，是教育研究主体集体选择的结果。什么原因使教育研究主体做出如此抉择？从“教育知识”兴起的学术背景看，大致有以下两方面原因。首先，哲学界对“知识论”的研究为“教育知识”兴起提供了理论支持。当代哲学知识论研究方兴未艾，金岳霖《知识论》与罗素《人类的知识》是传统知识论研究的代表作；齐硕姆（R. M. Chisholm）《知识论》、希尔（T. E. Hill）《现代知识论》是现代知识论的代表作。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以“知识”为研究对象的西方著作被译介，国内研究也成果斐然。知识论研究为“教育知识”的兴起做好了理论铺垫。其次，教育学科的发展为教育学者集体选择“教育知识”概念提供了现实契机。上世纪初，教育学沿两个方向“分化”：一是由于教育研究的深化导致教育学纵向分化，从内部衍生出“成人教育学”、“老年教育学”等学科；二是教育学与其他学科“联姻”，交叉性分化出诸如“教育社会学”、“教育生物学”等学科[4]。“分化”之后，“整合”的要求随之而生。教育学“学科整合”是一个重大课题，近来有学者探讨了学科范式的整合[5]。然而“整合”的首要问题则应是选择什么术语将各分支学科凝聚起来。由于“教育学”曾作为一门学科名称出现，“教育科学”在汉语中并无单、复数之分，使用这两个概念都容易造成逻辑混乱；“教育理论”似偏于“血缘性”教育学科的指称[6]，也不适合统领众分支学科。于是，“教育知识”便浮现在教育研究者眼前，从此登上教育研究的学术舞台。

二、教育知识研究的主要论题

（一）教育知识的类型。“类型划分”是认识“教育知识”的重要方法。“教育知识类型”是多数研究者感兴趣的课题。研究者大致从两种角度划分教育知识：一类根据教育知识的生产空间、存在形态与知识特性进行划分。根据生产空间的不同，教育知识可分为情境性很强的现场知识与脱离了具体情境的理论知识；根据存在形态的不同，教育知识可分为停留在个体头脑中的个人知识与离开个体头脑的公共知识；根据知识特性的不同，教育知识可分为可言传的显性知识与不可言传的隐性知识，以及表示“是什么”的陈述性知识和“怎么办”的程序性知识[7]88。另一类则主要根据其他学科对知识类型的划分类推教育知识类型。例如，主观知识与客观知识，早期教育知识是前人积累下来的教与学的经验，是个别的、主观的知识，主观知识被同时代或未来时代的人所确信就成为客观知识；普遍知识与特殊知识，特殊知识是属于某个领域、场合和时代的知识，普遍知识是包含“所有”或“有些”这些字眼的知识；直接知识与间接知识，教师与学生直接的教育交往产生的知识属于直接知识，借助其他学科知识研究教育现象，所得知识属于间接知识[8]19-32。

（二）教育知识的发展阶段与特征。借福柯知识进化观研究教育知识发展阶段，教育知识历经思辨型、浪漫型、实用型和科学型四个阶段[8]61-74。知识主体凭借主观思维，通过冥思苦想、繁琐思辨产生的教育知识处于思辨型阶段；否定或轻视现实，将知识标准寄托在“超验”或“超现实”的理想上，具有极大不确定性的教育知识处于浪漫型阶段；以实际运用为目的，关心教育如何发生和发展、如何进行等问题的教育知识处于实用型阶段；科学型阶段是教育知识的最终、必然的归宿，是前三个阶段的综合。教育知识的发展表现出体系不断成熟、类型不断丰富和反思不断自觉的特征[9]。根据体系的成熟状态，教育知识的发展历经无形的教育思想、有形的个人理论及有形的学科理论三种形态；教育知识的发展过程中新形态的出现并不能宣告旧形态彻底消亡，它们共同丰富了教育知识；自教育知识体系化以来，教育学者通过越来越自觉的反思，不断推动教育知识的前行。

（三）教育知识的实在化。“实在化”是当前教育知识研究用力最多的论题，研究大致围绕以下问题进行。何谓教育知识的实在化？“实在化”指通过感性活动，将教育知识所包含的教育理想变为教育现实[10]10，其核心内容是将教育知识编译成“应该怎样做”的实际操作[11]53。为何要施行“实在化”？从教育知识自身发展看，人类早期的任务主要是“把实在的行动知识化”，教育知识发展到今天，已完全进入以理论为主体的阶段，理论的教育知识与教育实践的距离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把教育知识变为教育实在与求得教育的真知变得一样重要[11]59。从教育知识与实践的实然关系看，人们常有感于这样的现象：尽管是“教育理论要联系教育实践”、“教育研究人员要深入到教育实践中去”号召之声不断，但教育研究与实践“两张皮”现象依然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12]56。教育理论与实践的脱离既弱化了理论的解释力，又导致了实践的盲目性[13]。教育知识的“实在化”便是沟通理论与实践的桥梁。

教育知识如何才能实在化？教育知识要实现“实在化”，内容上必须客观真实，范围上要有时间跨度，表述上要清晰、严谨和明确，生产态度上要认真严肃[10]13。教育者是教育知识实在化的主体，其崇高的职业精神是教育知识实在化的内在动力；合理的知识结构是教育知识实在化的客观条件[14]。在教育知识实在化过程中，教育者应具备“心”与“力”两方面素质。“心”的素质包括教师的教育观念、教师的职业理想、教师的信念和信心；“力”的素质包括学习能力、处理和转化教育知识的能力、实际教育教学能力、教育科研能力及一些特殊能力[15]。教育知识实在化需要环境方面的条件，包括外在环境和内在环境，前者如国家教育政策、民族文化氛围、国际教育环境等；后者如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教师间的关系、教师与学校领导的关系等[16]。因此，有必要对环境条件进行质化研究和实证研究[17,18]。

教育知识实在化是怎样的过程？教育知识实在化的实质是教育知识的一系列运动：“基本运动”，教育者把教育观念转化为教育行为；“类机械运动”，教育知识以传播或认识的方式被教育者理解、掌握；“心理运动”，教育知识在教育者的头脑中转化为观念[7]96。实在化所经阶段主要包括，生产出具有科学性的教育知识；理论的教育知识与实际体验者具有同构性；实际体验者反复应用理论的教育知识，并表现于教育工作者的教育行为[10]。实在化过程中，一方面应从教育行政的角度鼓励并加强合作研究；另一方面应从学校内部管理的角度重视创建学习型学校[19]。因此，实在化要受到学校的资金、校长对知识管理的理念和做法、教育主管机构推行的教改做法等因素的共同影响[12]61。

（四）教育知识的生产性与管理。知识的生产是指一种知识产生另外一种知识的现象。教育知识的生产性相对孱弱，这是因为，教育知识是输入者而非输出者，其来源主要靠相关学科知识领域的供给；教育知识的精确性或确定性程度不仅不高，而且衡量标准必须依赖于其他知识；教育知识内含的价值观念和方法论，在相当程度上受其他知识发展现状和趋势的支配[8]36。教育知识管理是提高教育知识的共享性、互操作性、可维护性和可重用性的有效途径[20]。教育知识管理包括学科知识管理、教育知识管理和两类知识相互转化的管理[21]。实施教育知识管理，有助于将教师的隐性知识显性化，从而实现教育知识的交流、共享和创新；教育知识管理应当强调社会、国家、学校领导对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视与参与，转变教师封闭、固化的心智模式，建立有利于教师使用的知识库[22]。

三、教育知识研究存在的问题

“教育知识”涵义歧乱。言之“歧乱”，既指研究者从不同方向理解“教育知识”，又指同一方向对“教育知识”内涵外延的理解和表述众说纷纭。已有研究大致从两个方向理解“教育知识”：一是教师授予学生的知识，近于“课程内容”。课程社会学研究使用的“教育知识”大多倾向此义，如艾普（Apple, M.）、杨（Young, M.），国内如吴钢、洪成文等的研究都执此解。二是关于教育活动的知识，近于“教育理论”。教育学原理研究使用的“教育知识”多属此义，本研究即采用此解。取“第二义”的研究文献对“教育知识”的界定，根据外延由宽到窄又可分为三种不同理解。第一种将“教育知识”理解为教师获得的关于教育的认识、体验和行为能力[23]。论者将认识以外的“体验”和“能力”一齐划入“教育知识”范畴，是最宽泛的一种理解。第二种将“教育知识”理解为“人们在教育活动和教育研究活动中，运用科学思维和方法获得的对教育事物性质及运动原理的认识”[24]。这种研究将教育知识与“认识活动”联系起来，缩小了“教育知识”的外延。第三种将“教育知识”理解为“教育学知识”，指“在陈述系统或‘理论’中被总结的或多或少得到确认的陈述”[25]，“系统性”与“体系性”是其重要特点，是外延最小的“教育知识”概念。

研究成果缺少创新和启发。理论研究要给人带来启发，至少应获如下条件之一：其一，理论陈述的对象是读者未曾意识到的现象域，这种研究让人豁然开朗；其二，理论研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这种研究让人领悟透彻；其三，理论研究使用了新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让人耳目一新。质言之，理论研究只有实现了真正的创新，才能给人带来启发。对照上述条件，教育知识研究从课题选择、研究方法到研究成果，都缺乏足够的理论创新，难以给人启发。研究的主要课题（“教育知识的实在化”）不过是“教育理论”研究的翻版，而且不及后者的研究深入；“教育知识发展阶段”的研究也与以往“教育学发展阶段”理论相差无几。研究的具体题目，例如，“教育知识实在化对教育知识的要求”、“教育知识实在化的机制”、“教育知识实在化的客观环境”、“教育知识实在化的条件”、“教育知识实在化的一般过程”、“教育知识从研究者向实践者转化”等，都让人觉得新瓶老酒、似曾相识。其他诸如教育知识的“类型划分”、“教育知识管理”等课题，研究方式大都擅于从其他研究成果类推，理论陈述呈现出较深的仿照痕迹。

陷入“现实”取向的偏误。上述问题的形成与教育知识研究的当前取向密切相关。当前教育知识研究持何取向？我们知道，教育知识研究盛于沟通教育知识与实践的隔阂，打破教育知识无用的偏见。因此，教育知识的“实在化”、“转化”等注重现实运用的研究占很大比例，成为研究重点。重点课题的“现实”取向主导了教育知识研究的当前取向，使学界多从教育实践、知识管理等现实角度分析教育知识，未能深入探讨教育知识的涵义、生产、性质等基础问题①，理解流于粗浅，难以实现理论创新。为纠正教育知识研究的“现实”取向，有论者提出“教育知识论”，并规定了其研究的五个基本问题，即“教育知识指什么”、“教育知识从何来”、“教育知识有何用”、“教育知识如何用”以及“教育知识的学科化形式——教育学是怎样的”[26]9。遗憾的是，实际研究仅触及“教育知识有何用”、“教育知识如何用”两个现实问题，其余方面由于受“现实”取向的“屏蔽”而鲜少涉及。可见，研究取向使研究者形成了研究定势，具有较强的“惯性”，并非简单的“研究设想”所能克服。

四、重设教育知识的研究取向

“教育知识”的学术使命。据上文分析，只有克服了“研究定势”才能成功设定适当的研究取向。研究定势的克服应使研究者抽离研究现状，回到“教育知识”兴起之初，感悟学界选择此术语时赋予它的学术使命，通过“学术使命”打破已形成的研究定势。根据“教育知识”兴起之初内涵与用法的规定，再据“兴起缘由”的初步探索可知，“教育知识”并非由“知识”演绎所得，而是教育学科发展过程中内在生发出来的理论术语。它涵括了教育学科的共有因素，是一个具有很强普遍性的抽象概念。教育知识研究便是为了探索教育学科中的“普遍性”。“普遍性”是哲学研究的一个基本特性，由此可得出一个新的研究结论，即教育知识研究是教育学科发展至新时代的教育哲学的研究形式，教育知识的学术使命在于建立新时代教育哲学。这一研究结论对于我们重设教育知识的研究取向至关重要。

已有研究为何会错过这一重要结论？根本原因在于研究者忽略了对“教育知识”术语兴起的考察，片面地将哲学知识论作为兴起缘由，未能认识兴起的学科发展背景及其赋予的学术使命。这一疏忽使研究者认为，“教育知识论”是知识论的“实践”，其基本理论可从知识论类推，具体研究专注于“现实”问题即可[26]11。这种学术观点和研究取向是本文所不能认同的。它无视“教育知识”兴起的学科背景，直接将“教育知识”与哲学知识论关联，未能发现通过“教育知识”建构教育哲学的契机。本文认为，采取“现实”取向，“教育知识论”必然沦为哲学知识论的附庸，学界将错失以“教育知识”为研究对象建立新时代教育哲学的学术机遇；放弃教育知识基本理论问题，“教育知识论”将寄生于其他理论成果之中，变得无足轻重，终将淡出理论研究领域。可见，从“现实”取向中解放出来，重设新的研究取向势在必行。

教育知识研究的未来取向。根据上述分析，教育知识研究宜采取新的研究取向，新的取向与“现实”相对，且称之为“基础”取向。“基础”取向，顾名思义，强调教育知识研究应当注重基础理论。注重“现实”将使教育知识研究出现概念混乱，缺乏理论创新难以给人启发；注重“基础”则有利于解除当前教育知识研究面临的问题，使研究者担负起构建新时代教育哲学的学术使命。“基础”取向要求将研究聚焦于教育知识的基本理论问题。什么是教育知识的基本理论问题？根据本文的理解，结合“教育知识论”对“基本任务”的界定，教育知识研究大致有两大基本问题：“教育知识是什么”和“教育知识从何而来”。如果对基本问题没有深入思考，教育知识研究就只能建立在“想当然”的假设之中，“教育知识论”就将缺乏可靠的理论基础，陷入深重的理论危机。如此，教育知识研究将成为一种无关紧要，根据常识就可做出判断的“研究”。这样的“研究”必然是人云亦云缺乏理论创新，难以给人带来启发。

“教育知识是什么”与“教育知识从何而来”是什么样的问题？“教育知识是什么”是一个本体论问题。从根本上讲，一切关于教育知识的研究都是从不同程度上对这一问题的诠释和回答。研究此问题应借鉴其他学科对“知识”的研究成果，对教育知识进行多学科的“长程反思”（保罗·利科语）。以“知识”为核心的多学科的共同参与，例如，科学哲学、知识社会学、哲学知识论等对“知识”的理论考察，对我们思考教育知识的基本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当然，对“教育知识”的理解又绝不仅是其他学科研究结果的逻辑演绎，还必须结合教育哲学对教育知识的反思才能得出合理的研究结论。教育哲学对教育知识思考则主要是从另一个角度提出问题，这就是“教育知识从何而来”。这是一个并不宏大而异常深刻的教育哲学问题，它包含着对教育知识的如下基本提问：教育知识如何可能？当前教育知识研究只有从这一似乎众所明了的问题着手，深入思考教育知识的生产机制和条件、文本形式与内容等基础问题，才有望建立新时代的教育哲学理论，为教育学科在新时期实现知识“革命”奠定基础。

注释：

① 已有研究仅论及教育知识的“生产性”，而未及教育知识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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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理论的基本知识范文第2篇

关键词：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知识体系构建 逻辑分析 逻辑建构性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知识的分析往往涉及知识的基本原理及知识的发展与应用，而在实际分析过程中，更多学者愿意从思政教育知识应用方向进行探究，然而实际逻辑分析或者对知识体系本身构建的逻辑思考却相对缺乏，这种情况下，整个高校思政教育知识体系的逻辑结构无法得到明确，或者说对于整个知识体系结构的把握无法以合理逻辑进行梳理。因此无论从知识体系内容本身，还是从知识理论基础拓展方面讲，基于高校思政教育知识体系进行逻辑建构性分析有显著的必要性。

1.高校思政教育理论逻辑分析的基本内容

文章基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知识体系对高校思政教育理论逻辑分析的基本内容进行探究，从不同方面对高校思政教育理论分析探究的基本组成进行介绍，进而为文章整体分析提供相关切入点，保障文章分析的有效性。

1.1思政教师与思政研究员是高校思政教育的基本主体。

根据基本定义，主体指有目的地从事实际认识活动或者实践活动的人，在高校思政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过程中，一线思政教师及研究人员往往是整个教育体系实践的基本主体。其中研究人员主要从学科发展、知识脉络把握、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等方面不断验证知识体系的科学性及实用性，进而不断促进学科有效发展。对于思政教师来说，一方面主要是从事思政教学工作的人，主要工作是通过合理的课程设置完善整个教学工作，进而传授学生间接经验，指导学生在高校的正常生活及正确价值观的构建。另一方面则是高校辅导员或者班主任等从事思政教育工作的人员，通过自身对思政理念的有效把握将相关理论知识运用于实践教育过程中，进而通过理论不断指导实践，并通过实际思想教育工作不断完善理论体系构建。研究人员、一线教师及思政辅导员构成了思政教育的基本主体，其从知识理论的研究、间接知识的传授、理论实践等方面不断对思政教育体系的构建与验证产生影响。

1.2学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与实践的客体。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知识体系的研究不仅在于学科体系的有效发展，更在于对学生的正确教育与有效指导。高等教育环境下，学生逐渐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判断观念，而其主体意识或者对外界认可的渴望程度愈发强烈，如果在专业教育过程中不能对学生的思想发展做出正确引导，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则学生的行为很容易发生偏差，进而其个人发展将受到严重阻碍，因此高等教育环境下有效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显著的必要性。而由于研究与实践的客体不同，高校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研究的过程中，实际侧重点及研究主要方向需要适度改变，现阶段大量对课程知识的研究局限于整个思政教育的本身，其与高校实际联系的内容显得相对缺乏，因此从这一方面讲，理论体系的构建要对研究客体给予高度重视，明确知识体系构建的基本方向，保障高校思政理论逻辑分析的特点与有效性。

1.3高校思政教育理论逻辑分析重点内容。

高校思政教育理论逻辑分析内容非常繁多，其中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价值观、认识观教育为主要内容，而从实际学生教育方面讲，个体的思想教育、人格与道德观念的构建是整个教育的主要内容。从理论体系方面讲，在高校从事思想教育理论逻辑分析工作时，相关研究人员要充分结合高校教育实际目标，从思想教育的基本内容、价值观、人生观、荣辱观等方面进行基础知识体系构建，而在后期，思想教育内容可以从社会层面进行职业观等方面知识内容的补充。从实际思政教育工作讲，一线教师要从学生实际角度出发，根据学生入学时的情况对学生开展基本道德观、学习观等教育，而在学生成长发展阶段，教师可以结合理论知识实际内容对学生进行个人品格、社会实践认知方面教育，最后在学生进入社会前期，教师还可以根据思政教育中的职业观指导理念，对学生融入社会进行指导。这两方面内容从不同层次构成了整个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知识体系逻辑分析的基本内容，其与思政研究的主体及客体共同构成了整个教育知识体系，为整个学科的逻辑构建提供了基础。

2.现阶段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分析逻辑的简单评价

为了更好地探讨高校思政教育知识体系下的逻辑建构性，文章在本节对现阶段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分析逻辑进行简单评价，根据体系发展现状找寻更多参考，保障文章对高校思政教育知识体系下逻辑建构性分析的有效性与合理性。

2.1高校思想教育分析逻辑的基本原理构建不足，体系分析缺乏基础。

基本原理构建是整个学科分析严谨性、严密性的基础，如果缺乏必要的理论支持，则整个知识体系的构建及逻辑分析基础将会失去必要的科学性。现阶段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构建过程中虽然拥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支持，但是在学科研究方面，各个学者对于理论的解读出现了非常大的差异，同时对于理论知识与高校思想教育知识体系的结合方面，整个知识体系构建出现了非常多的不同点。进而在这种情况下，对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逻辑分析缺乏必要的理论依据，即在基本原理无法完整构建的基础上，整个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逻辑思考进程受到限制。在微观应用方面，高校思想教育知识的逻辑分析缺乏合理支持，很多时候，所谓的理论体系依据知识在原有相关理论基础上找寻了一个研究或者应用方向，而后形成的对于体系的构建、应用等方面还是缺乏共同认可的参考。在这一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分析逻辑的基本原理构建就显得非常不足，体系构建的认可程度不高，实际教育效果无法凸显出来。

2.2逻辑分析的统一指标缺乏，实证分析难以开展，规范分析缺乏必要依据。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分析工作长期缺乏统一指标，即使在现阶段大量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整个理论体系仍然没有形成共同认可的判定因素。因此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知识体系下的逻辑分析工作时，实证分析内容难以形成，数据的搜集、对现状的挖掘工作非常困难，即使对某一方面的具体分析工作，在现有数据下，大量学者也只能从应用层次对相关现象的发展趋势进行简单分析，本质问题的深层次解读工作难以展开。而对于规范分析方面，由于缺乏必要的实证研究，整个思想政治分析工作缺乏必要的现实依据，对现状判定的困难，对相关趋势的简化分析，对本质内容的浅显探讨都不能为实际思考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与参考，进而整个规范分析工作也不能有效进行，很多时候高校思政教育的逻辑分析只能依附于其他学科，如经济学、管理学等进行一定研究。在这种情况下，课程逻辑体系要想实现科学化非常困难，学科内逻辑分析的结论差异化显著，观点的探讨及论点的辩驳很多时候带有显著的主观因素，学科理论体系实质性发展受到严重阻碍。

2.3思政教育体系下的逻辑分析缺乏科学方法，理论预测及理论应用缺乏保障。

统一的、科学的研究方法的缺失是现阶段高校思政教育体系下逻辑分析的一个显著欠缺点，由于学科发展偏重主观思考，整个高校思想教育知识体系的构建及相关逻辑思考一直以来没有形成科学的分析方法。从逻辑分析工作讲，很多时候这一学科下的逻辑分析工作往往只是指单一的主观思考或者对部分理论体系的解读，实际现象及逻辑科学性分析仍然非常欠缺。因此在这一情况下，基础原理的构建、理论体系的发展、理论知识的有效应用都无法得到保障；研究成果的互相交流、论点的科学辩驳及实际的验证也无法顺利开展起来。进而理论研究的最后成果即理论预测及理论应用也不能获得保障，学习体系的构建及逻辑思考的必要性和实用性无法凸显出来。

3.高校思政教育知识体系下开展有效的逻辑建构性分析

根据文章之前的分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逻辑分析的基本内容即理论主体、研究客体、研究内容对整个知识体系的构建产生重要影响，同时基本原理构建的缺乏、研究指标及研究方法的缺失又对现阶段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知识体系下逻辑思考的构建造成严重阻碍，因此文章在本节以之前分析为基本参考，对高校思政教育知识体系下开展有效逻辑构建性分析进行探究。

3.1加强对基本原理的构建，开展独立课题形式的逻辑分析。

现阶段，由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逻辑分析的基本原理建构工作相对缺乏，因此整个学科的分析缺乏科学性，课题研究很难获得一致认可。因此在现有资源及前人分析的基础上，研究人员及一线实践者要加强对基础理论体系的研究，即从马克思主义体系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方面寻找切实的理论依据，并根据高校发展的实际情况提炼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经典理论，以形成统一认知，为整个高校思想教育知识体系分析逻辑的建构提供参考依据。同时在现有逻辑分析工作开展过程中，相关人员要提升对相关原理的解释比例，即有意识地凸显部分基本原理的构建工作，并适当寻求其他研究人员的点评与讨论，力求在学科讨论过程中共同构建完整的理论体系。而对于课题研究的客观条件方面，研究人员要尽量争取开展独立的课题形式，必要的时候可以高校学生管理部分内容为课题的切入点构建相关研究，以争取单位的支持，保障逻辑分析工作的有效性，进而从基本原理构建与客观条件方面促进高校思政教育知识体系下逻辑分析工作。

3.2借助社会学科及高校发展研究成果构建科学的逻辑分析体系。

由于研究指标的缺失及研究方法的缺乏，整个思想政治教育知识体系下的分析逻辑建构工作无法获得科学性、客观性的保障，进而实证分析无法有效开展起来，规范分析在缺乏必要支持下也不能进行，逻辑分析工作只能局限于主观理解与思考。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相关社会学科及高校发展研究工作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研究方法，其指标的评定体系为思政教育体系的逻辑分析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因此在现阶段开展逻辑分析的过程中，高校思政教育研究人员可以借助社会学科分析方法构建本学科必要的知识体系，思政教育内容本属于社会学科的一个部分，其研究方法具有一定的相通性，而教育学研究内容又对高校思政研究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尤其是高校思想教育的研究成果对学科的规范分析有实际的指导意义。在这两方面补充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知识体系下逻辑分析方法的构建获得参考，实际分析方向及指标的构建得到保障，进而整个逻辑分析的科学化、客观化及分析成果的实用性也能得到显著提升。

3.3在传统学科交叉分析的基础上提升思政逻辑分析内容，强化逻辑分析的有效性。

传统高校思政教育逻辑分析工作往往以部分学科为基础进行，如经济学、管理学等，进而通过这些学科的分析方法、分析指标、分析思路及相关结论推动整个思政逻辑分析工作的进行。虽然在这一方法下，思政教育分析工作获得了显著推进，但是学科的主体性无法有效凸显出来。所以现阶段在高校思政教育知识体系下开展逻辑分析工作时，相关研究人员应当借助前期基础理论构建、研究方法的探究等工作不断强化思政逻辑分析内容，尽量将相关方法与思政研究分析内容结合，以思政研究主要目标与主要指标为指导开展研究工作，逐步把本学科的逻辑分析方法凸显出来，进而强化逻辑分析的有效性。只有在这种情况下，高校思政教育知识体系下分析逻辑的建构才能逐步获得认可，尤其在逻辑分析的独立性、客观性方面逐步获得提升。整个逻辑体系的分析工作在现有研究基础上也能逐渐变得科学化，整个逻辑分析对其他学科的依赖性逐渐降低，对于其他学科理论成果应用的效果逐步增强，自身理论分析结论形成与探讨也能获得认可。

文章根据现阶段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对其分析逻辑建构性进行探究，在整体分析工作开展之前，文章首先对高校思政教育理论逻辑分析的基本内容进行探究，认定思政教师与思政研究员是高校思政教育的基本主体，学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与实践的客体，并对高校思政教育理论逻辑分析重点内容进行基本探究。在对思政教育体系逻辑分析现状进行分析的过程中，文章对其基本原理构建不足，体系分析缺乏基础；逻辑分析指标缺乏及逻辑分析方法的缺失进行描述，进而客观分析现阶段思政教育体系下逻辑分析的不足。最后文章结合之前分析，从基本原理的构建，开展独立课题形式的逻辑分析；借助社会学科及高校发展研究的成果构建科学的逻辑分析体系；在传统学科交叉分析的基础上提升思政逻辑分析内容，强化逻辑分析的有效性等方面对分析逻辑建构性进行深入探讨，以求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知识体系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完善逻辑分析工作，最终谋求学科分析的高度认可及学科地位的提升。

参考文献：

[1]陈雯.关于对高校思政教育知识体系分析逻辑建构性的思考[J].品牌（下半月），2014，12：245.

[2]徐娜.基于高校思政教育知识体系分析逻辑建构性[J]. 中外企业家，2014，36：180.

教育理论的基本知识范文第3篇

关键词:体育教育;知识论基础;价值选择

1体育教育的知识论基础及价值选择的演进过程

体育教育作为体育学的主体专业，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历次社会价值观念嬗变的过程中其知识体系的构成、学科价值的取向均发生重要的变化。本文将其演进过程以时间为主轴，划分为4个基本阶段:

1．1体育教育的社会本位阶段(1949－1976年)

建国之初，由于社会生产建设的需要，同时基础教育领域又受到前苏联凯洛夫教育思想的影响，体育教育摒弃了自民国时期盛行的自然主义教学思想，开启了全面向苏联学习的“劳动卫国”阶段。我国于1956年编制了建国以来的第一部《体育教学大纲》，该大纲是我国体育教育思想首次确立的最重要标志，认为学校进行体育教育是一种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方法手段，其知识基础，价值取向均以社会需求为第一要务，工具性、阶级性突出。1961年在反思苏联体育教学思想的基础上，颁布了第二部《体育教学大纲》，这个版本的大纲强调开展学校体育教学目的是为增强学生的体质，继而达到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积极建设者和勇敢的保卫者”的目的。到了文革期间，受极“左”思想影响，体育无用论盛行，体育课变成了劳动课。这个阶段体育教育的知识构成及价值取向强调社会需要，突出技能习得，其体育教育知识的构成以体操项目、竞技项目的运动技术实操为主，通过这些手段达到体质增强的目的，忽视体育教育的理论知识传承。

1．2体育教育的学科本位阶段(1977－1991年)

经历动乱十年，国民体质下降严重，改革开放之初如何从恢复学校体育教育成为国家面临的重要问题。1978年，教育部颁布了全新版本的《体育教学大纲》，这一版本大纲在关注学生体质增强的同时，也将体育技能的教育放在重要位置，1979年的“杨州会议”，确定了这一时期体育教育增强体质为主的教育思想。这一阶段我国学校体育的知识体系强调系统性与完整性，要求学生掌握体育的基本理论知识、基本实操技能，让学生学会锻炼身体的方法。但由于在实践上过分强调技术的练习，在课堂上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对于技能的机械模仿和训练，体育课程变成了简单的锻炼课、训练课，忽视了学生的兴趣爱好，体育教育知识与学生人格心理的形成相脱节，未达到身心全面发展的目的。

1．3体育教育的多元化发展阶段(1992－2000年)

1992年国家教委颁布九年义务教育阶段《体育教学大纲》，该大纲在强化体质，掌握技能的基础上增加了体育文化相关知识，并提出了终身体育的概念，该版本大纲的颁布标志着体育教育知识体系开始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明确指出，健康强健的体魄是青少年为祖国和人民服务的基本前提，是中华民族旺盛生命力的体现;学校教育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切实加强体育工作。该阶段体育教育知识的涵盖范围突破了体育基础知识与技能的局限，强调了学生的体育文化素养。价值取向方面，学生逐渐成为了体育课堂“主体”。

1．4体育教育的“学生中心”阶段(2001－年至今)

进入21世纪，我国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开启了“以学生为发展为中心，充分尊重学生的课程主体地位”的新阶段。“教学大纲”变成了“课程标准”，体育教育的培养目标变成了培养“运动能力、健康行为、体育品德”相结合的体育核心素养。其知识体系与价值观念围绕着学生核心素养的形成构成了从“社会本位”、“学科本位”到“学生本位”的转变。

2体育教育的知识论基础

现代教育哲学认为“知识论是近现代教育的理论，近现代教育则是知识论的实践”，体育教育作为体育学与教育学的交叉学科，是一种集合了教育、文化、技能、实践为一体的综合学科。从整个体育教育专业的基本学科逻辑出发，其知识论基础的界定趋向于三个维度。

2．1体育教育的知识体系界定

体育教育的知识体系涵盖范围宽泛。从三级学科体系的角度出发，作为一个专业其知识体系应从属于体育学，而体育学则从属于教育学，其知识体系应涵盖包含1、“原理知识”:如教育科学知识、方法知识、心理知识;2、“人体知识”:如生理学知识、解剖学知识、生物力学知识、测量评价知识;3、“社会知识”如:历史知识、管理知识、传播知识;4、“教育知识”:如教学论知识、课程论知识;5、“技能实践知识”如各类运动项目的实操知识。

2．2体育教育知识参与主体与传播路径的界定

体育教育的参与主体范畴包含“体育学科专业教师”、“体育教育专业学生(体育教师)”与“普通学生”，三者之间以体育教育专业包含的理论与实践知识为纽带，通过自上而下的传播路径，达到传播体育知识的目的。

2．3体育教育知识指导思想的界定

体育教育知识体系构成的指导思想受到“技术中心论”及“知识中心论”的影响，使体育教育的参与主体产生了以运动技术与知识为主的唯细节观念，课堂教学中教师往往围绕对单个技术或知识进行教学，缺乏结构化，系统化的体育教学思想。因而体育教育知识体系的指导思想应是结构化、系统化的。

3体育教育的价值观念选择

3．1体育教育“发展核心素养”的价值观念

现阶段，我国学校体育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体育教育作为重要的教育手段，为国家和社会做出独特贡献，其价值的取向应着重放在学生“体育核心素养”的培养上，体育教育知识体系也应围绕着运动能力、健康行为和体育品德三位一体的核心素养进行构建。社会本位与学科本位的知识论的价值取向倾向于体育教师和学科课程，对于学生这一课堂主体往往忽视，但体育教育改革的主导价值观应是个人、学科和社会价值的统一，三者在改革发展的过程中并非只是单一选择，而是三种价值观念相结合，互相支持，保持平衡。只有这种价值理念指导下的体育教育知识构成才符合“全面发展”学生核心素养的目标。

教育理论的基本知识范文第4篇

摘要：教育学知识作为一种扎根于实践土壤的知识，具有重要的本真属性--实践理性。结合实践理性的特点，教育学的实践理性具体表现为教育学知识的现实性、理想性、创造性等方面。教育学知识的实践理性从逻辑和本真意义上为教育学知识的实践转向提供佐证，这意味着教育学知识应回应日常教育实践，意味着教育研究应走进实践、批判实践、引导实践，教育理论研究者应具有基本的实践意识和实践态度。

关键词：实践理性 教育学知识 教育研究

教育学知识作为一种扎根于实践土壤的知识，具有重要的本真属性——实践理性。本文的教育学知识是指作为知识存在的教育学，也就是所有通过教育研究所获得的知识或者说是所有构成教育之学的知识。

一、实践理性的特点

1.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

理性是人类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表现出来的特征。人类关于认识世界的观点就是理论理性，人类关于改造世界的观点就是实践理性。列宁说过“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仅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实践理性之所以高于理论理性，在于理论理性是求真，而实践理性不仅求真，还在此基础上求善，在理论理性提供的“是什么”和“怎么样”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应如何”、“怎么做”的问题，实践理性以合目的为根本标准，期望创造应当存在的东西。

2.实践理性的特点

第一，现实性。实践理性直面人的生活实践，是立足社会现实的实践智慧。实践理性源于人的生活实践，是人的生活实践的理性形式。真正的实践理性应是直面现实的。

第二，价值性。价值性是实践理性的一种重要形式，是对人与世界关系“应当如何”的反应，是“求善”的智慧。

第三，目的性。实践理性是人们为满足自身需要和实现自己目的的理性。目的性是实践的本质特点，也是人类行为的基本属性之一，是建立在主体需要的基础上的。

第四，情境性。实践理性是特定情境中的选择。由于实践情境带有多种难以预料的可能性，需要主体建立在丰富的实践理性基础上的灵活的实践之知，情境性也决定了实践无限多样的可能性存在，从无限可能性中予以选择就需要实践智慧。

第五，创造性。实践理性包含着对现实的批判、否定和超越意识，且在这种批判否定和超越中实现对现实可能性的不断建构，实现有目的有计划地改变现实客体和创造新客体的过程。

第六，理想性。实践理性意味着对当下人与世界关系现状的不满足，是一种含有超越现有人与世界关系状态，改造人与世界关系的理想欲求。

二、教育学知识的实践理性

教育学是植根于人类的生活实践和教育实践而且指向实践的实践之知。赫尔巴特最早强调实践对于教育学的基础性和优先性，杜威也曾主张“教育实践不能忽略，教育科学的最终的现实性，不在书本上，也不在实验室中，也不在讲授教育科学的教室中，而是在那些从事指导教育活动的人们的心中，在实际的教育生活中”。 结合实践理性的特点，教育学知识的实践理性具体表现在：

1.教育学知识的现实性

教育学知识是直面教育现实的知识，它不是一种建立在理论哲学基础上的思辨性知识，而是建立在实践哲学基础上的直面教育现实的实践之知。

2.教育学知识的理想性

教育学知识既具有丰富的现实性，又具有鲜明的理想性，教育学知识在很大程度上是教育学者的理想。

3.教育学知识的价值性

价值性是实践理性的重要特点，而充满实践理性的教育学知识也蕴涵着彻底的价值色彩。教育学作为成人之学，一直贯穿着“成如何之人”及“如何成人”的主题，这显然是一个价值选择的过程。

4.教育学知识的创造性

任何一种知识都隐含着或多或少的创造性，可教育学知识作为建基于实践的知识，其创造性具有独特的表现。主要表现为，作为体现实践智慧的教育学知识是对纷繁复杂、变化多端的实践情境的反思和认知，充满着不确定性，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

5.教育学知识的目的性

实践理性作为“实践”的理性，有着鲜明的目的性。实践作为人特有的类本质活动在于其鲜明的目的性。“自身即是目的”是实践的本体特点。

6.教育学知识的情境性

教育活动是在特定情境中展开的活动，教育学知识具有情境性的特点。任何教育实践本身都与特定的时空场景关系密切，教育学知识是教育活动主体在特定教育时空中的知识。

三、教育学知识的实践理性对教育研究的启示

教育理论的基本知识范文第5篇

论文摘 要：教育学知识作为一种扎根于实践土壤的知识，具有重要的本真属性——实践理性。结合实践理性的特点，教育学的实践理性具体表现为教育学知识的现实性、理想性、创造性等方面。教育学知识的实践理性从逻辑和本真意义上为教育学知识的实践转向提供佐证，这意味着教育学知识应回应日常教育实践，意味着教育研究应走进实践、批判实践、引导实践，教育理论研究者应具有基本的实践意识和实践态度。

教育学知识作为一种扎根于实践土壤的知识，具有重要的本真属性——实践理性。本文的教育学知识是指作为知识存在的教育学，也就是所有通过教育研究所获得的知识或者说是所有构成教育之学的知识。

一、实践理性的特点

1.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

理性是人类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表现出来的特征。人类关于认识世界的观点就是理论理性，人类关于改造世界的观点就是实践理性。在两种形式中，实践理性是作为人类对自身与世界的关系“应如何”和人“应当怎么做”问题的观念掌握与解答，它高于仅以合对象、合规律为根本标准，也高于仅以认识事物的“本来面目”、回答人与世界的关系“是如何”为主要目的的理论理性，是主体观念掌握外在世界和观念处理人与世界关系的最高形式。康德最早认识到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他认为，理论理性是机械的、必然的、因果的世界，实践理性是目的论的、自由的世界［1］。实践理性优先的基础在于：不是在理论理性那里，而是在实践理性那里才能达到对自由概念的确立；与此同时，在理论理性批判里不认为是矛盾但又没有得到确认的东西，在实践理性批判里却又被确认下来。

列宁说过“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仅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2］实践理性之所以高于理论理性，在于理论理性是求真，而实践理性不仅求真，还在此基础上求善，在理论理性提供的“是什么”和“怎么样”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应如何”、“怎么做”的问题，实践理性以合目的为根本标准，期望创造应当存在的东西。

2.实践理性的特点

第一，现实性。实践理性直面人的生活实践，是立足社会现实的实践智慧。实践理性源于人的生活实践，是人的生活实践的理性形式。真正的实践理性应是直面现实的。

第二，价值性。价值性是实践理性的一种重要形式，是对人与世界关系“应当如何”的反应，是“求善”的智慧。表现在：一是选择和确定实践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二是对实践活动能否实现预期目标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实现目标的价值判断；三是人们对实践活动是否适合社会行为规范等所做的社会价值判断。

第三，目的性。实践理性是人们为满足自身需要和实现自己目的的理性。目的性是实践的本质特点，也是人类行为的基本属性之一，是建立在主体需要的基础上的。

第四，情境性。实践理性是特定情境中的选择。由于实践情境带有多种难以预料的可能性，需要主体建立在丰富的实践理性基础上的灵活的实践之知，情境性也决定了实践无限多样的可能性存在，从无限可能性中予以选择就需要实践智慧。

第五，创造性。实践理性包含着对现实的批判、否定和超越意识，且在这种批判否定和超越中实现对现实可能性的不断建构，实现有目的有计划地改变现实客体和创造新客体的过程。实践理性所选择和确立的客体发展的可能性趋向是一种对外部客体未来发展的“理想状态”的观念预设，是对理想客体的观念创造，特别是在对客体发展多种可能性的选择过程中也体现了高度创造性。

第六，理想性。实践理性意味着对当下人与世界关系现状的不满足，是一种含有超越现有人与世界关系状态，改造人与世界关系的理想欲求。实践理性的确立和建构，意味着主体按照自己的需求、意志、能力和客观条件来确立人与世界的关系应如何的实践目标，这一目标是对外界客体未来发展的理想状态的观念预设，是一种对主体所追求的未来实践活动结果——理想客体的观念创造。

二、教育学知识的实践理性

教育学是植根于人类的生活实践和教育实践而且指向实践的实践之知。赫尔巴特最早强调实践对于教育学的基础性和优先性，杜威也曾主张“教育实践不能忽略，教育科学的最终的现实性，不在书本上，也不在实验室中，也不在讲授教育科学的教室中，而是在那些从事指导教育活动的人们的心中，在实际的教育生活中”［3］。

结合实践理性的特点，教育学知识的实践理性具体表现在：

1.教育学知识的现实性

教育学知识是直面教育现实的知识，它不是一种建立在理论哲学基础上的思辨性知识，而是建立在实践哲学基础上的直面教育现实的实践之知。

教育学知识的现实性意味着：首先，教育学知识是指向现实中的人的，是一种教育理想。如果它远离具体本原的教育世界与真正的教育实践中的人，就不能在具体的实践生活中促进和完善实践之知。

其次，教育的本质在实践。教育学知识的深层底蕴是实践的品性，教育学因思想实践而成为一种实践，思想也是生活，因为它也是与事物应对的一种方式——去思考事物。教育活动正是在本真的教育之思的不断追问、找寻、看护、批判、导引下不断地返回根本的地基中获得实践的品格，成就教育活动之为教育活动的。正如雅思贝尔斯所言，“真正的教育应先获得自身的本质”［4］，而本质的获得就在于教育学作为一种实践之学的对教育实践的不断追问，甚至它“并不是一种知识而是一种行动”［5］。教育学知识是一种守护教育存在，是一种

自身即是目的的生命实践。

2.教育学知识的理想性

教育学知识既具有丰富的现实性，又具有鲜明的理想性，教育学知识在很大程度上是教育学者的理想。它始终充满主体的人对教育过程中的人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的理论预设，即教育理想。在实践的过程中，教育理想像光，指引着教育主体守住教育本真，引领人成为人，获得生命成长的路途。

3.教育学知识的价值性

价值性是实践理性的重要特点，而充满实践理性的教育学知识也蕴涵着彻底的价值色彩。教育学作为成人之学，一直贯穿着“成如何之人”及“如何成人”的主题，这显然是一个价值选择的过程。“成如何之人”直接决定“如何成人”，目的决定手段。通过教育，实现人的理性与非理性、情感与理智、思维与感知、身体与心灵的统一。教育作为生命展开的一种方式，在于引导人的解放，这也是教育最重要的一条价值选择。

4.教育学知识的创造性

任何一种知识都隐含着或多或少的创造性，可教育学知识作为建基于实践的知识，其创造性具有独特的表现。主要表现为，作为体现实践智慧的教育学知识是对纷繁复杂、变化多端的实践情境的反思和认知，充满着不确定性，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任何一种教育学知识都是知识主体基于对教育实践的体验、理解和反思的结果，都体现着充满个体色彩的创造性。无论是夸美纽斯、赫尔巴特、卢梭还是后来的苏霍姆林斯基、马卡连柯及今天的教育学者，体现他们教育学知识的教育学作品皆是建立在他们的丰富的实践经验或对实践的长期的学术反思基础上的，尤其是前者，更是无可辩驳地体现了知识主体的创造性。

5.教育学知识的目的性

实践理性作为“实践”的理性，有着鲜明的目的性。实践作为人特有的类本质活动在于其鲜明的目的性。“自身即是目的”是实践的本体特点。教育学知识作为直面教育实践的知识是充满以人为目的的目的之知，没有目的的活动不足以构成人的实践活动，而教育实践作为人的生命展开的一种存在的形式，始终贯穿着引导人的生命成长的目的。

6.教育学知识的情境性

教育活动是在特定情境中展开的活动，教育学知识具有情境性的特点。任何教育实践本身都与特定的时空场景关系密切，教育学知识是教育活动主体在特定教育时空中的知识。教育实践的时空性决定了教育活动的节奏、展开的形式和操作模式以及实践主体活动的方法和策略等等。教育情境是不断变化的，没有可以完全预测的教育情境，实践主体活动的情境是不断变化的，没有完全相同的教育情境。教育活动的情境性也为教育活动创造性和教育实践主体的实践智慧提出了要求。教育实践的情境性既体现了教育学知识的实践理性，也决定了教育学知识的实践理性。

三、教育学知识的实践理性对教育研究的启示

教育学知识的实践理性从逻辑和本真意义上为教育学知识的实践转向提供了佐证。教育学知识的实践转向意味着教育学知识应该回归日常教育实践，意味着教育研究应走进实践、批判实践、引导实践，教育理论研究者应具有基本的实践意识和实践态度。

从认识层面，教育学知识的实践理性特质表明，教育学知识与客观的科学知识完全不同，不能盲目用“科学”的标准衡量教育学知识。有人认为，“知识是人在实践中对世界的某一事物的相对稳定的理解和领悟”［6］。由于人类实践类型的多样性和理解类型的多样性，也就决定了知识类型的多样性。教育实践本身是一个复杂的具有多重属性的结构，有事实层面的东西，但更多的是价值层面的意义，而“科学不是一种超越价值的事业”［7］，所以不顾教育学知识的本真和特质，盲目追求科学性而一味地去说着“科学的话”，对教育学而言无异于寻求镜中花和水中月。“人文知识试图像科学那样成为自律自治的知识从来都是一种幻想。人文知识与其说是事实的知识(knowledge of fact)，还不如说是命运的知识(knowledge of fate)，就是说，人文知识不是一种科学意义上的知识，而是一种生

存智慧”［8］。所以，“我们或许应该跳出科学主义的视界下的教育学科学化的进程，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来看(see)教育和教育学，将教育学理论降解到日常实际进行的教师与学生的教与学的活动的观察与分析之中，呈现教学活动的真实过程，并将教学过程的意义建构活动与对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的分析联系起来，增强教育学研究的实践性”［9］。

从教育学知识研究的角度看，在教育学知识问题中，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是认识者和认识对象的关系问题，也就是教育学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关系问题。教育学研究者面对的研究对象有两个：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前者属于纯粹思辨的过程，而后者就不仅仅是思辨的结果，一定还要加上研究主体的体验，即使前者真正地从理论到理论的思辨也离不开教育实践的间接地确证和检验。“教育研究并不是作为主体的我对作为客体的教育现象的纯客观性的研究，任何真正的教育的研究都是或者理应是我所体验的教育生活的研究，所以任何真正的教育研究都是或应是个体性的，是我在性的”［10］。教育学知识应是知识主体在教育实践中通过体验、反思和理性认识的结果，是知识主体和作为知识发源地的教育实践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不是主观臆测、闭门造车的结果。

回归日常教育实践并不意味着理论主体和实践主体分工的完全消失，而是强调教育学知识作为具有丰富实践之知的知识，理论主体应该具有基本的实践意识和实践的视角，实践主体则应该具有反思的理论素养，二者互相渗透，共同构成教育学知识创造主体的家族，在教育学知识面前共同享有平等的话语权。实际上，“在中国目前教育学研究领域，理论视角上的最大变化就在于一些研究者放弃了建构宏大理论的企图，从教育学科学化(学科化)的路途中停止下来，开始关注学校日常进行的教以及学的实践活动，让被研究者的声音和话语凸现出来”［10］。唯此，教育学知识才不会成为理论主体的自说自话。

参考文献

［1］［日］安信能成.康德实践哲学(中文版)［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22.

［2］［苏］列宁.哲学笔记(中文版)［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230.

［3］［日］火河内一南，等.教育学的理论问题［M］.曲程，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22.

［4］杜威教育论著选［M］.赵祥麟，王承绪，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1981：276~285.

［5］［德］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M］.邹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44.

［6］［美］卡洛斯?E?奥利韦拉.比较教育：一种基本理论在发展中［J］//李长伟.实践哲学：教育迷惘中的选择.曲阜：曲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2：44.

［7］刘少杰.理解的追寻——实践理解论引论［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129.

［8］［美］格里芬.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1.

教育理论的基本知识范文第6篇

根据上述论述，我们将辅导员专业理论知识定义为：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政治学、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伦理学和法学等学科的基本原理和基础知识，并以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基本理论、知识和方法为重点，熟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关理论及知识。

1 调查的设计与组织实施

1.1 调查目的

专业理论知识水平直接影响着辅导员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能力和开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能力，关系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质量。

1.2 抽样方法

本次调查主要采用问卷法进行数据收集。样本设计为35份，面向各高校辅导员发放。最终收回有效问卷共35份，有效率为100%。

根据对样本的个别访谈，高校辅导员这一职业普遍被认为比较稳定，但收入不高，个人发展困难，更适合追求工作稳定性的女性。在样本中，女性占65.7%。

在所有随机抽取的样本中，没有人从事学生工作年限超过10年，但却有57.1%的人是“1-3年”。同时，他们中有超过90%年龄小于35岁。以上都反映出辅导员队伍的年轻和稚嫩。他们工作经验和社会阅历积累少，专业理论知识相对也会比较匮乏。

关于职称，只有5.7%的样本为“副教授”，大部分集中在“助教”和“讲师”，反映出辅导员队伍普遍资历不深。至于教育背景，样本中有超过80%为硕士研究生及博士研究生，但是专业与辅导员工作有一定相关性的不到20%，其中只有5.7%的辅导员毕业专业为思想政治教育。其他辅导员的专业种类繁多，法律、语言、哲学、生物工程等等，与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相去甚远。

2 专业理论知识与工作现状调查

按照《高等学校辅导员职业能力标准（暂行）》，辅导员专业知识包括三大部分――“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方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相关理论和知识”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务相关知识”。其中第三部分属于实务，不在专业理论知识之列，故不作调查研究。

2.1 82.9%的辅导员通过自学和培训了解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方法

在调查中，只有37.2%的辅导员认为自身了解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方法，意味着多数辅导员对这部分理论知识还比较欠缺。从数据中也可以得知，辅导员获取这些理论知识的途径大多是靠工作后的自学和培训，而不是因为有专业背景。

辅导员能普遍在工作中认识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方法”的重要性，48.6%认为这些理论“帮助很大”，45.3%认为“有一些帮助”。

2.2 80%的辅导员通过自学和培训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相关理论和知识

有45.7%的辅导员认为自身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相关理论和知识”，剩余的辅导员都选择了“了解一部分”。辅导员获得这部分理论的途径仍然主要是自学，占80%。

辅导员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被誉为“灵魂的工程师”，普遍具有坚定的思想觉悟，其中40%的辅导员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相关理论和知识”对工作很有帮助，另有54.3%认为“有一些帮助”。

2.3 教育方法匮乏和研究水平不足是辅导员遇到的最普遍困难

在“专业理论不足造成的工作困难”调查中，“不了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使得教育方法匮乏，单一，缺少说服力”比例最高，占51.4%。其次是“不了解教育学原理和教育史观等理论知识使得思想政治理论研究水平不足”，有45.7%。另外，“不了解思想政治道德观教育使得针对学生的道德观教育稀疏零散，不成体系”、“不了解心理健康教育相关知识与技能使得对学生的心理疏导力不从心”、“不了解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使得对学生的需求、激励、情感、逆反等心理状态把握不准”比例也不低，都有37.1%的辅导员遇到了类似困难。

同时，没有因为专业理论知识而遇到工作困难的辅导员比例是0%，专业理论知识不足是辅导员遇到的普遍问题。关于出现这些困境的主要原因，51.4%的辅导员认为是“没有专业背景”，40%认为因为“工作后缺少学习和培训”，还有个别辅导员认为的其他原因有“辅导员队伍缺乏规划和发展指导”、“时代在变化”、“工作经历不长”等。

3 专业理论应用情况调查

根据《高等学校辅导员职业能力标准（暂行）》，调研中罗列了十五项专业理论知识的应用能力。辅导员的自我评估情况总结如下：

3.1 高校辅导员队伍能胜任基本的思想政治教育任务

在调查中，辅导员认为自身掌握程度较好的有“能针对学生关心的热点问题、焦点问题、进行教育和引导”、“能掌握主题教育的方法，针对学生关注的思想理论热点问题做基本解释”、“能教育引导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党性修养，端正入党动机，能讲解党的理论知识”、“能及时研判网络舆情”和“能通过新媒体工具主动有关社会热点和难点的宣传内容，把握网络舆论的话语权和主导权”等工作内容。所有辅导员都觉得自己不缺乏完成这些工作的能力。甚至部分辅导员已经是“熟练”掌握。以上的这些工作任务恰恰都是高校辅导员的基本工作内容，都是直接面向学生的工作。

3.2 高校辅导员普遍学术水平和创新能力严重不足

在调查中，掌握或熟练掌握“能主持省部级以上思想政治教育课题或项目研究，形成具有影响力和推广价值的研究成果”的辅导员只有11.5%，掌握或熟练掌握“能在有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5篇以上思想政治教育学术论文”更是只有8.6%，即使是参与课题研究或者发表普通的学术论文，也有部分辅导员觉得“不熟练”甚至“缺乏”。

是否“能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理论和方法的调查和研究，根据工作对象和条件的变化，及时调整工作思路与方法”的调查上，仍然有部分辅导员觉得“不熟练”或者“缺乏”。

这些都表现出高校辅导员队伍研究水平不高，创新能力不足的现状。

3.3 教育工作经验不足、理论水平不高使得辅导员授课能力一般

65.7%的辅导员能“深入了解国情、民情、社情，参与形势与政策教育等课程教学”，比例不算高。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有深入研究，具有相关专业的学位或有长期丰富的工作经验”这一项没有辅导员选择“熟练”，更多选择了“不熟练”和“缺乏”，显示出辅导员队伍大多数没有专业背景，且对马克思主义和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理论知识一知半解的现状。

调查中，只有34.3%的辅导员有信心“能讲授思想政治教育公共选修课”，辅导员授课能力一般，无法通过三尺讲台在学生中提高认可度。

4 专业理论培训意愿调查

4.1 68.6%的高校辅导员从未参加过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理论专题的培训

调查中，只有31.2%的辅导员参加过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理论专题的相关培训，培训主题有“实践育人”、“网络思政教育”等方面，而培训的时间多数为1周。在“所在高校是否开设了专业理论知识方面的培训或讲座”调查中，57.1%的辅导员选择“没有”。可以推断，高校辅导员就职后的培训和学习不足也是理论水平不高的重要原因之一。

4.2 辅导员对于通过培训和学习提高专业理论水平的需求迫切

在调查中，所有的辅导员一致认为有必要根据《高等学校辅导员职业能力标准（暂行）》的要求，开展有效的辅导员专业理论知识培训。说明高校辅导员们迫切希望通过参加培训和学习来提高专业理论水平。

4.3 辅导员最希望“依托辅导员培训基地分专题进行培训”的方式来学习专业理论知识

在专业理论知识培训方式的调查中，支持率最高的是“依托辅导员培训基地分专题进行培训”，有57.1%的辅导员同意。支持“职业认证”和“日常培训”的位于第二与第三位，但是比例不算高，只有25.7%与22.9%。虽然现在新媒体已经在影响生活的方方面面，但“网络课程”的方式却是最不受欢迎的，只有8.6%的支持率，据了解，辅导员普遍认为这种方式学习效果不佳。

4.4 辅导员需求的培训内容呈现多样化，分散化

经过培训内容方面的调查，发现辅导员对于大多数专业理论知识的培训需求都不低。其中需求最高的为“网络舆情引导方法”，达到65.7%。另外“传播学”、“教育研究方法”等六项也达到40%以上。辅导员需求的培训内容呈现出多样化和分散化的特点。

5 结语

无论是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角度，还是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创新发展的角度，辅导员专业理论知识的重要性都得到广泛认同。然而，在实际工作中，绝大多数一线辅导员，无论是在学历层次还是在学科背景上都仍然无法达到专业化和职业化的需要，无法满足更高要求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因此，为与学科建设相适应，为促进辅导员队伍建设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必须重视高校辅导员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培养和培训工作，提升辅导员的专业理论知识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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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耀灿，徐志远.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论[M].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

[3]刘建军.论思想政治教育的个人价值[J].教学与研究，2001（8）.

教育理论的基本知识范文第7篇

[关键词]教育改革；集约型教育；势科学；工程教育；素质教育

[中图分类号]　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634(2012)03-0019-03

在势科学与现代教育学理论研究之一到之七中，笔者在势科学理论基础上，研究教育教学过程信息相互作用的动力学机制，揭示了教育理论逻辑缺失的误导和风险，给出了素质概念的科学定义，阐述了人才素质的形成机制、创新发生的逻辑过程以及如何按照普适性的集约型教育即对称化教育理论营造最大的教育教学信息量和信息势，推动人才的集约型跨越性成长。本文将在此基础上，具体研究理工类学科如何按照势科学理论进行有效的课堂教学改革，从而实现集约型教育目标。

1　传统理工类教育模式面临的挑战

以往许多理工类学科教育教学改革的重点放在了课程设置的改革、课程内容的改革以及教学技术(特别是多媒体教学)的改革之上，忽略了教学过程最重要的环节——课堂教学的改革，以致使教育改革一定程度上成了“专家改，领导改，而教师不改”，有人甚至形象地叫做“教书的不改，不教书的改”。

现代工程教育的基本矛盾是“知识爆炸而学时有限”：一方面为了跟得上时代的发展不得不学习更多的新知识，另一方面为了适应时代的创新要求不得不继续关注理论基础。目前解决这个矛盾的一般方法是删除基本方程或公式的微元建模及理论推导，用公式或方程及定理或定律的盘点式罗列和堆积编撰教材，使书本几乎变成了手册，而照本宣读的传统教学方式更加剧了学生理解的困难——为了搞清公式或方程的意义，书本内容不是越念越少，而是越念越多，由此使教与学陷入了恶性循环的困境。解决这种教学困境的有效路径，就是要根据势科学理论，按照集约型教育原则，在更加抽象的层次上寻求理工类知识的内在统一性，提炼出某些包含巨大信息量的统摄性概念，从而促进知识的集约型理解，推进课堂教学的改革。

教学作为信息相互作用的动力学过程，不但应有传统教学的知识性和逻辑性，而且必须具有现代教育基于意义理解层次上的形象性、抽象性、统摄性、创新性和挑战性。传统的知识性、逻辑性教学适合以应用知识为主的传统工业社会，而在信息化社会中，信息量的指数增长和产品寿命周期的加速缩短使创新成为时代的主题。因而信息化时代的基本生产实践要求“不是将知识应用于工作中，而是要将知识应用于创新中”。也就是说，面临的工作不是以“应用知识”为主，而是以“应用知识的创新”为主。传统的知识性、专业性、逻辑性教学为传统工业社会培养了大批的贤人志士，是因为传统社会的生产实践是以操作性工作为主的，因而那样的教育教学也符合历史背景。在传统社会的生产实践中，尽管理工类学科门类众多、内容各异，但在以“应用知识”为主的操作性实践中，完全可以实现用什么、学什么——美其名曰“学以致用”。因而各专业及各课程各搭各的台子、各唱各的戏，使本来具有内在统一性的理工类知识被割裂的支离破碎，不能有效地营造教育信息势，因而失去了整体的创新活力。面对一个创新时代，传统的教学模式受到了严峻挑战。教育要适应新的时代要求，必须以势科学理论揭示的教育规律为基础，从单纯知识性、逻辑性的教育，转变为能营造教育信息强势的形象性、抽象性、统摄性、创新性和实践性教育。

2　揭示理工知识的内在统一，营造理工科教育的信息强势

按照在势科学基础上提出的集约型教育的基本理论，有效教育的根本路径就是生产最大的教育信息量、营造最大的教育信息势。也就是说，用一些最基本的概念将差别巨大的理工类学科各种知识联系起来，是理工类学科教育的根本路径。幸运的是，理工类知识恰恰具有这种内在的统一性。这种内在统一性从知识的逻辑寻源，就是“牛顿定律”(欧姆定律、欧拉方程以及拉格朗日方程和哈密顿原理等都是牛顿定律的不同形式，大工业就是建立在牛顿定律基础上的)；从方法的整体统摄，不外乎“线性、叠加、对称、变换及作用量原理”等。

综观高校理工科专业的众多门课程，其内容如此丰富，涉及面如此广泛，不同专业领域之间相距如此遥远，隔行如隔山。然而，当仔细分析、比较时就会发现，“线性”、“叠加”、“对称”、“变换”以及“最小作用原理”等等是如此普遍地出现在各门课程中，它们几乎以一种“知识元素”的功能统领着各门课程。

实际上，学生和教师都会有这样的体会：一个难题会使人绞尽脑汁不得其解，但利用“线性、叠加、对称、变换以及最小作用原理”等等往往使人茅塞顿开。例如，当面对的是一个“线性”系统，从而采取了“叠加”的方法；或者观察到了系统的某种“对称性”，就会使解题程序大大简化；或者可以用某种“变换”，进一步改变系统的非对称性和非线性；或者利用“动静法”和“静动法”，还可以分别将运动系统变为静止的处理，以及将静止的系统置于运动中处理；或者从能量的角度去处理问题以及利用“最小作用原理”，则往往会使问题变得更加直截了当；而系统之间存在的类比性和相似性，往往是物质作用的“分形”机制产生的“标度对称”，所以比拟也可以有大大的帮助。“线性”、“叠加”、“对称”、“变换”及“最小作用原理”等概念的普适性，使它们能够将差别巨大的各学科内容统一起来，包含了极大的信息量，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既成为建构各门课程的“知识元素”，又成为统帅各门课程教学的方法论原则。如果教学能够有效地利用这些方法论原则，则可以将差别巨大的理工科众多知识统一起来，产生巨大的教育信息量，营造强大的教育信息势。

如果把理工知识比作结构复杂的“桁架”的话，那么线性、叠加、对称、变换、最小作用原理及动静法、静动法等，就是构成这些桁架的诸“二力杆”，而数学则是组建这些桁架的“联接件”，它们的每一种不同的组合就构成一种具体的知识。虽然力学(科学)的发展会使旧的“结构”(旧的知识)淘汰，但这些“二力杆”(知识单元或方法)却照样在新的“桁架”(新的知识)之中具有生命力。科学的发展证明，愈具有概括性、抽象性、统摄性、通用性的知识就愈具有生命力；愈具有生命力的知识就愈具有创造性，因为它们具有的信息量更大、信息势更强。摩擦取火的知识早就淘汰了，而起源于同一时期的整数四则运算却一直延用着。数学知识从发明以来就不曾淘汰过，而且在各种学科的发展中发挥着潜在的创造性，就在于数学知识高度的概括性、抽象性、统摄性和通用性以及数学知识的方法论功能使其具有最大的信息量和最大的信息势。所以，在这个知识爆炸的年代，在这个知识迅速老化和淘汰的年代，抓住“线性、叠加、对称、变换、作用量原理”等这些真正具有生命力和具有高度的概括性、抽象性、统摄性和通用性的“知识单元”和“方法基因”，贯彻于理工科的教学中，既是一个简化教学过程、解决“知识爆炸和学时有限”矛盾的有效手段，又是一个既教给学生以知识，又教给学生以方法和创新的实际措施，而本质上就是一个有效地生产教育教学信息量，营造教育教学信息势的根本路径，同时也是一种真正的通识教育和素质教育的具体实践。

就讲课而言，按照势科学理论的集约型教育原理，应该尽可能避免重复书本上的逻辑。逻辑地推导结论，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无疑是大学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但结论的逻辑可靠性以及逻辑分析方法的掌握，应该让学生自己从读书中获得，而教师应该利用讲课的机会建立一套以形象思维和直觉性领悟、直觉性把握为基础的类似于科学发现和研究程序的直观性教学模式来生产更高层次上的信息量、营造更高层次上的信息势。这里的“直观”只有“形象思维”和“直觉”的意思，而没有“直接观察”的意思。形象思维是相对逻辑思维而言，而直觉则是指依靠已有知识经验的凝聚对客观对象的本质及其规律性联系作出敏锐洞察而得到直接理解的思维形式，直觉的特点在于非逻辑性、整体性、直接性和快速性。有效的整体性直觉，实际上是一种跳过逻辑的高度抽象，因而具有最大的信息量和最大的信息势。直觉可分为几何性直觉、物理性直觉和一般性直觉。代数学家经过冗长的计算所达到的一切，几何学家往往即刻可以了解；数学的模型往往十分复杂，而物理的直观意义却深刻而明确；有时对于难以理解的结论(如微分的，集合的等)可以通过某种高度直觉抽象的理想化，使学生能抓住它的本质所在而把握住它。这当然要求教师具有丰富而宽广的知识面，不但要有对本专业知识的深思熟虑，而且要有对各有关学科的总体认识，能综合各种知识，融会贯通。从某种战略意义上讲，需要建立不同层次的认知结构或储存不同层次的知识单元，像计算机模块、子程序一样随时可以调用。

基于势科学基本理论和集约型教育原则，笔者在讲解各门课程的有关内容时，多年来坚持不重复书本的逻辑过程，而采用具有丰富信息量，从而能够营造强大教育信息势的整体性的、综合性的、形象化思维的直觉性的教学方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例如：在“搅拌与分离机械”课程中，讲解自由涡流和强制涡流运动的表面方程时，采用对于双曲面和抛物面的形象化几何直观写出其基本方程，再用具体条件决定有关常数，而不去重复书本的微元化微分法的逻辑过程，使学生更能从几何意义上将问题联系起来营造信息势，从而更好地理解和记忆方程；在讲解搅拌机的功率计算时，采用“功=强度因素×容积因素”这样最基本的“单元化”物理直观形式，将差别巨大的“搅拌器剪切量”与“排液量”在功概念的本质意义上联系起来，直接写出功与搅拌器剪切量及排液量的关系，从而得到功率的基本表达式，而不去重复书本复杂的因次分析过程，营造强大的教育信息势，使学生从本质上理解公式的物理意义，同时也建立和巩固了相应的功能性知识单元，强化了认知结构；在讲解混合时间的表达式时，采用混合时间与混合液体积及其作用力的时间效应——动量及雷诺数的比例关系，直接写出混合时间方程式，既明了又直观；在讲解流体的连续性方程时，应用“无源系统”质量流率在各方向上的变化总和为零的基本数理知识单元，直接写出连续性方程在柱坐标系下的表达式，而避免了用微元法的复杂逻辑过程，使得概念之间的路径更短、联系更紧，营造的强大教育教学信息势使方程的意义更加明晰；在建立欧拉平衡方程时，应用“力在某方向上的变化率等于该方向上被作用对象的加速度和密度的乘积”，直接得到平衡方程，而不用书本中取微元的办法，在物理意义上将差别巨大的概念联系起来，营造了强大的教学信息势，避免复杂数学推导掩盖最终所得方程的可理解意义。

在“化机力学基础”课程中讲解回转薄壳无力矩理论的基本方程时，考虑径向力和周向力包括各自的曲率半径的影响在代数方程中出现时的对称性，利用“代数对称性”这种更高层次上的抽象知识单元，直接写出回转薄壳无力矩理论的基本方程，更高层次上营造的教学信息势使表达更直观，寓意更深刻。

在“压力容器设计”课程中推导外压圆环的挠度曲线微分方程时，利用与直梁的类比及圆环曲率与受弯矩时弯曲程度的基本直观以及借助某些量纲分析，直接写出圆环的挠度曲线微分方程，不但能得到与使用微元法完全一致的结果，而且显得非常简捷直观，其基本机制就是利用了“直”与“曲”内在具有的差别最大却联系最紧的本质特征，营造了强大的教育教学信息势，使微分方程所表示的意义一目了然：在“材料力学”课程中讲解卡氏定理时，不重复书上的证明过程，从“线性”与“叠加”的基本概念入手，利用系统的线性特征，通过几次叠加直接得到卡氏定理，营造的强大信息势既消除了应用卡氏定理时附加力带来的逻辑矛盾，又使学生对卡氏定理的理解更加透彻。

3　结束语

势科学理论在研究教育过程信息作用的内在机制基础上，填补了现有教育学理论的逻辑缺失，为理工类学科的工程教育教学改革提供了有效的可操作路径。基于势科学理论基础上的集约型课堂教学改革是内在的、深层次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适合理工类各学科借鉴。每一个教师都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发挥和再创造，而且，在明确统一的“生产更多的教育信息量、营造更大的教育信息势”的逻辑概念基础上，为有效地教育教学改革提供了明确的方法和路径，将调动每一个教师参与改革的热情。按照势科学理论实施教育教学改革，可以有效地解决“知识爆炸而学时有限”的教育面临的时代困惑并从根本上改变以往教育改革只是专家改、领导改，而教师不改的扭曲局面。

参考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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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理论的基本知识范文第8篇

教育是开放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它每时每刻都要与外部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等系统发生人流、物流、信息流的交流。同时，教育本身又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其内部各级各类教育之间每时每刻也都处在动态地运行中。为了保持教育在社会大系统中有效地运行、保持教育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协调发展，必须进行科学的管理。这是一项高难度的、复杂的管理，因此，对教育管理者的素质要求很高。

一、新时期教育管理干部的素质要求

国家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教育管理干部“不仅应有较高的专业知识水平，而且应有较高的思想政治水平，较强的领导管理能力，能够正确理解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懂得如何办好学校、培育人才。可见，国家对教育管理干部的素质要求至少包括三大方面，即政治素质的要求、知识素质的要求和能力素质的要求。

(一)教育菅理干部的政治素质

所谓‘教育管理干部的政治素质”，即指胜任社会主义教育管理活动所必须具备的政治思想、品德方面的基本条件。

作为一名政治上合格的社会主义教育管理干部，至少要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1.必须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由社会主义教育的性质和党的教育方针所决定的，是对一切社会主义教育管理干部的第一位的要求，也是管理好社会主义教育的第一位的大事。

当今世界，国际国内形势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从国际的情况来看，“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继续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敌对势力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没有改变”。①从国内情况来看，我国的“改革与发展处在关键的时期，社会利益关系更为复杂，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②在这样的国际国内大的背景下，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必须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和造就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此，肩负人才培养历史使命的教育管理干部，首先必须具有坚定不移的社会主义信念，必须自觉地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头脑，指导教育实践。这是第一位的职责所在。

2.必须具有“甘为教育事业献身”的精神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是实践和体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促进先进文化的承传和发展；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要求的崇高事业。因此，要求从事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人必须具有崇高的精神，通常要求广大教师要具有“春蚕精神”、“红烛精神”、“人梯精神”，概括起来，就是为教育事业献身的精神。而对教育管理干部，要求应当比广大教师更高，教育管理干部更应当率先具有为教育事业献身的崇高精神。唯有如此，才能担当起这一神圣的职责。

3.必须具有‘与时倶进、开拓创新”的精神十六大报告提出，与时倶进，就是要使我们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在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深化改革、不断开拓创新的今天，作为社会进步的动力源--教育事业，义不容辞地要走在改革、创新的前列。这就要求肩负教育管理职责的管理干部们必须具有洞察先机，把握机遇，勇于改革，勇于创新的精神，唯有如此，才能真正体现和发挥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全局性、基础性、先导性作用。

(二）教育菅理干部的知识素质

所谓‘教育管理干部的知识素质”，即指胜任教育管理活动所必须具备的知识储备和知识结构。作为一名教育管理干部，除了具备最起码的科学文化基础知识（起点学历要求）之外，还必须具备由以下几方面理论知识所构成的知识结构体系：

1.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知识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指导我们一切工作和行动的指南。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结晶。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实际以及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民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领会其精神实质，善于运用发展了的马列主义指导工作，是教育管理干部最重要的理论武装，是胜任社会主义教育管理的基本前提。它不只是一个知识素质问题，更重要的，它是每一名现代教育管理干部政治素质（即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的科学理论基础。

2教育科学知识和教育管理科学知识这里所讲的教育科学知识和教育管理科学知识，并非单指《教育学》、《教育管理学〉这一、两门学科，而是表示一个以《教育学》、《教育管理学》为主轴的教育管理学科群。因为，要作为一名称职的教育管理干部：

--必须掌握并善于驾驭教育的客观规律，保持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发挥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全局性、基础性、先导性作用；

--必须掌握并善于运用社会主义行为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为实现教育管理目标服务；

--必须掌握并善于运用教育经济理论和方法，有效地改进和提高教育管理的效益；

--必须掌握和善于运用人才成长的科学理论，掌握大学生的生理、心理发育规律，科学地指导人才培养；

--必须善于‘依法治教”、“依法治校”，做到“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自我约束”，等等。

为此，要求我们的教育管理干部，必须具有包括《教育学》、《教育管理学》、《教育经济学》、《教育法学》、《教育管理心理学》等在内的教育科学和教育管理科学的完整知识体系。

3.信息技术的基本知识

管理，从来都是各种技术的综合运用。但是现代管理与传统管理相比，是有一种质的飞跃，其原因除了管理思想的根本变革之外，信息技术的开发与利用，构成一种巨大的动力因素，同时，也成为当代管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之一。它不但极大地促进了教育管理水平的提高，也正在引发从教育思想观念、教育资源配置方式、教学组织形式、队伍素质、德育途径到教育教学内容、课程体系等各方面全方位的深刻变革。

为此作为一名当代的教育管理干部必须掌握信息技术的基本知识，以便有效地运用它来为提高自己的管理水平和管理效益服务。

(三）教育菅理干部的能力素质

所谓“教育管理干部的能力素质”，即指胜任教育管理活动所必须具备的能力水平和能力结构。但是，处于不同层次的管理干部肩负的管理使命、职责不同，所以，对其能力要求也有所不同，如：

1.高层教育管理干部的能力要求

高层教育管理干部肩负教育发展的大政方针、总体战略等制定和决策的重大使命和职责。这一职责特点决定了他们应当具备：在透彻地了解和掌握教育法律、法规基础上，依法治教的能力。具体表现为：

--敏锐的信息综合能力、科学的预测能力和在此基础上的高超决策能力；

--对决策在实施中所遇到矛盾的驾驭能力，以及出现始料未及情况时的应变能力；

--科学地选拔、任用称职中层管理人员的能力；

对广大教职员工内心愿望的透彻的体察能力；

--为人楷模的影响力和娴熟的领导艺术；

教育系统内、外的沟通、协调能力；

--宏观教育科研的组织与研宄能力等等。

2.中层教育管理干部的能力要求

中层教育管理干部肩负承上启下、将决策目标转化为实施行动，并负有组织、指导、监督基层管理干部的使命和职责。这一职责特点决定了他们应当具备：在深入了解和掌握教育法律、法规的基础上，依法治教或依法治校的能力。具体表现为：

--对上级的决策目标和意图的透彻理解能力，将上级决策目标分解为子目标，并落实为实施方案的转化能力；

--有效地挑选并组合基层管理干部贯彻决策的组织能力；

--在落实上级决策意图时，善于利用本单位、本部门的有利条件，创造性工作的能力；

--对基层管理干部有效的监督和指导能力；

--承上启下的艺术，准确、及时地沟通上下信息的能力；

--中观教育科研的组织与研宄能力。

3.基层教育管理干部的能力要求

基层教育管理干部处于教育管理第一线，肩负对决策的具体贯彻、执行使命，并负有组织、指导和监督具体工作人员的职责。这一职责特点，决定了他们应当具备：在了解和掌握教育法律、法规的基础上，依法治校的能力。具体表现为：--对目标方案创造性的组织实施能力；

--对人力、财力、物力的合理调度、使用能力；

--与相关部门协调、配合、沟通的能力；

--善于和群众打成一片，善于建立良好的基层干群关系、人际关系的能力；

--信息分析和筛选能力，能及时将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准确地反馈给决策部门，为决策部门调整决策提供科学依据的能力；

--微观教育科研的组织和研宄能力，等等。

由上可见，尽管处于不同层次的管理干部，因其所肩负的使命和职责不同，所必须具备的能力要求也有所差异，但是，有几种能力是必须共同具备的：

--科学执法、科学执行政策的能力；

--教育科研的能力，及其转化为“按教育规律办教育”的能力；

协调、沟通的能力；

--组织能力，即人力、物力、财力的科学利用能力；信息反馈和目标调控的能力，等等。

二、自考教育管理专业（本科)的科目设置

加强教育管理干部的培养工作是现代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与新时期教育管理干部的素质要求相适应，培养教育管理干部的科目设置也要在己有的大学相关专业科目设置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从自考教育管理(本科）面对的对象看，绝大多数属于基层教育管理干部，一部分属于中层教育管理干部，所以，该专业的教学内容和课程结构必须适合他们的政治素质、知识素质和能力素质提高的要求，设置培养其政治素质的科目、培养知识素质的科目、培养能力素质的科目，从而体现出课程结构的科学性、针对性和实效性。

1.设置培养政治素质的科目

教育管理干部是为社会主义教育服务的管理人员，对他们的政治素质要求和培养是第一位的，这是设置科目时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因此，自考教育管理（本科）科目必须要设置体现教育管理干部政治素质要求的政治类科目。从自考教育管理(本科）学员的学历来看，他们均具有国家承认的专科学历，己初步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但是仍然迫切需要进一步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等知识，因此，设置培养政治素质的科目主要有2科：

(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这是为培养和检验学员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知识和应用能力而设置的一门基础理论课程。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研宄对象是一定社会生产力状况基础上的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以及与其相联系的经济运行机制。广义的政治经济学研宄各个社会形态下的经济规律，是经济科学的基础理论。同时，它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研宄社会经济问题，具有无产阶级阶级性的一门社会科学。它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实现了科学性和阶级性的统一。在本课程的学习中要充分体现本课程的这一性质和特点。通过学习这些理论，使学员能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正确认识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正确分析和对待各种社会经济问题，为教育管理工作奠定科学的理论基础。

(2)毛泽东思想概论

这门课程的特点，主要是对学员进行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的教育，帮助学员理解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与建设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伟大成果;掌握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和活的灵魂；了解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发展和革命与建设的规律；认清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救中国和发展

2.设置培养知识素质的科目

教育管理干部是教育理论的实践者之一，在教育管理工作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当今社会除了对他们有较高的的政治素质要求外，还对其知识素质有着特殊的和明确的要求，这是设置科目时必须予以重视的问题。从自考教育管理（本科)学员主要为基层教育管理干部和中层教育管理干部的构成来看，学习以‘教育学”、“心理学”为主轴的教育管理学科群应是设置相关科目的基本原则，所以，培养知识素质的科目主要有以下10科：

(1)教育学

这是一门系统讲授教育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形成教育基本技能的课程，是教育管理专业学员的专业基础课。教育学是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研宄人类社会的教育现象，揭示教育规律的一门社会科学。诸如教育的本质、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和途径等都是教育学研宄的内容。通过“教育学’课程的学习，使学员能够比较系统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关于教育的基本思想和理论，认识教育的客观规律，树立科学的教育观；培养学员正确地分析教育现象，解决教育实际问题的能力；为学员从事教育工作奠定初步的理论基础。

(2)心理学

这也是教育管理专业学员的专业基础课。设置这门课程是为了提高学员的心理学基本理论知识，培养其在教育学中应用心理学和研宄心理活动的能力。“心理学”课程主要涉及了心理学的基本知识，为后续课程提供基础。本课程主要使学员理解心理学的基本知识与理论，系统掌握心理现象的一般规律，了解心理学知识在教育实践中的应用，为学员今后的学习、工作提供有效的知识与实践能力，使学员能够学以致用。

(3)现代管理学

这是为培养和检验学员管理学基本理论知识和应用能力而设置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本课程要使学员在学习过程中形成正确的管理观念，获得系统全面的管理科学知识，掌握科学的管理方法和技巧。通过学习本课程，使学员比较全面系统地掌握管理学的基本原理、基础知识和基本方法，认识管理活动的规律性，培养和提高从事管理工作的素质和能力。

(4)教育管理原理

这是在专业基础课的基础上开设的专业必修课，主要介绍教育行政与教学管理的一般原理。其基本内容为：教育管理学的一般理论，国家管理教育的职能、内容、原则与方法;学校管理的目标、过程、内容、原则与方法。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员掌握学校管理的基本知识和原理。

(5)中小学教育管理

这是根据本专业的学员主要为基层教育管理干部和中层教育管理干部的特点开设的。本课程主要介绍中小学管理的理论和方法，阐述中小学管理的一般规律，使学员能够掌握中小学管理的规律和原则，能够运用中小学教育管理的基本原理管理学校。

(6)中外教育管理史

这是根据“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开设的扩大学员视野的课程。主要介绍中外教育管理发展的历史。其内容主要包括中国不同历史时期和外国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教育制度、教育家的教育改革实践和教育管理思想。培养学员用唯物史观，揭示教育发展规律，总结与借鉴历史经验，以促进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

(7)教育管理心理学

这是根据教育管理者面对的是学校的教师、学生和其他人员的特点开设的课程。主要介绍教育管理心理学的基本原则，通过分析个体心理与管理、群体心理与管理、领导心理与管理、组织心理与管理，使学员懂得如何针对人的心理进行管理如何应用心理学知识处理管理过程中的种种心理现象，以及如何解决管理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心理问题，使经验管理转变为科学管理。

(8)教育经济学

这是培养具有现代管理思想的教育管理者必须开设的课程。它以教育与经济的相互关系，教育领域经济运动过程及其规律为研宄对象。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员充分认识教育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正确认识教育与经济的相互关系，促进教育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促进教育结构的调整和教育体制的改革，丰富教育科学的内容和促进教育科学的发展。

(9)教育法学

这是为强化以人为本、依法治教的现代管理思想开设的课程。本课程以教育法规以及一切和教育法规有关的教育法律现象为研宄对象，阐述教育立法的基本原理、教育法规的分类研宄等，使自学者增强教育法意识，形成依法治教的观念，依法办好教育。

(10)外语

这是为使学员掌握国外教育管理知识和信息开设的一门课程。其目的是使学员具有较强的阅读能力和一定的英译汉能力以及初步的听、说、写和汉泽英的能力，使其能以英语为工具获取教育管理的信息。

3.设置培养能力素质的科目

政治素质和知识素质是教育管理干部的必备素质，但这只是他们的基本素质。一名合格的教育管理干部，只有这些基本素质是不够的，还必须具备教育管理干部特殊的素质，这就是能力素质。从教育管理现代化、“科研兴教、科研兴校’的时代要求来看，能力素质是其完成历史使命最重要的素质之一，所以，教育管理专业（本科）应着重设置以提高科学执法和执行政策的能力、教育科研能力、组织管理能力等相关的课程。这类课程共5门：

(1)教育统计与测量

这是为提高教育管理干部教育管理和教育科研能力开设的必修课。学习的内容主要包括测验的编制、数据收集、整理与分析、抽样方法、Z检验、T检验、F检验（单向方差分析)等。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提高学员分析数据和参与科研的能力。

(2)教育科学方法论

这是为使教育管理干部掌握教育科研理论和方法而开设的课程。本课程主要介绍教育科学研宄的理论与方法。内容主要包括教育科研及其方法论原则，教育科研的特点、类型、过程和观察法、实验法、调查法、测量技术、文献法等具体方法以及教育科学成果的表达方式及其评价等。培养学员应用教育科学的理论去研宄并解决教育实践中有关问题的能力。

(3)教育评估和督导

这是根据现代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开设的必修课，包括教育评估和督导两部分。教育评估主要介绍现代教育评估的基本概念、意义、类型及特征和现代教育评估的目标、实施过程及基本方法，使学员掌握教师评估、学生评估、学校评估以及宏观评估、微观评估的实质与要求、意义及基本运行方式。教育督导主要使学员比较系统地掌握教育督导的基本原理和操作技术，从而促进我国教育督导工作的顺利开展和教育督导制度的日趋完善。

(4)教育预测与规划

这是为提高教育管理干部善于预测与规划教育事业发展而开设的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员了解教育预测与规划在国家、地区教育发展中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以及教育预测与规划的内容和实施途径、方法等。

(5)教学与教育管理基本技能

这是最体现本专业特点的一门课程，是本专业的实践环节考核，其目的是测定学员教学和教育管理的实践经验与素质。教学与教育管理基本技能课程包括教育管理案例分析、班主任工作、演示课等内容。

教育理论的基本知识范文第9篇

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为教育使命的全新教育体制，对于音乐教育专业教育所应该具备与行使的责任与担当，要求我们必须对适应社会需求以及音乐教育专业人才培养规格要求的“双基”有正确的理解、认识与定位。伴随着教育体制改革步伐的不断深入，从思想认知的深处音乐教育理论与实践者将“双基”实施赋予了新的期待，给出一个更为丰富的内涵和时代意义的新功能与价值。音乐教育基本理论知识与基本技能伴随着时代的发展、人才的需求以及社会职位的需要而不断适应与时俱进。我们不能够将“双基”定格在最初所理解意义上的音乐教育表层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当新的教育使命赋予了音乐教育专业新的使命是，他的“双基”功能与内容也随之有了新的变化和更高的要求。因此，从新课程改革为基点的音乐教育课程，进一步厘定了“双基”的内涵以及重新确定了在终身教育过程中，我们必须重视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学习，并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双基”在音乐教育专业课程中的地位

在音乐教育专业课程设置过程中，强调“双基”的重要地位是巩固与强化音乐教育专业学生专业技能与基础理论知识学习的重要方面，但也不是教条的偏重于“双基”的实施。音乐教育专业课程构架中，既要考虑到对学生知识以及能力的综合性培养，又要照顾到个性的发挥与因材施教。不能够因为注重了基础理论与基本技能的训练与培养就忽视了其他知识结构的渗透。每一个方面都不能走极端，要权衡好每一个课程模块之间的关系。重视结论的同时也要重视教育过程，要注重对学生知识体验的培养和创新精神，注重课程建设的价值与意义。

1.“双基”在音乐教育专业课程中的规约性教育者认为，强调主动性学习与探究性学习是进行基础理论与基本技能训练的目的，是培养学生学会学习的有效途径。由此，在进行课程建设中，传统意义上的“讲授新课”环节提倡变更为“主题探究”环节。在强调基础理论讲授的过程中，更加重视的是讲授的过程，是学生参与教学的过程，更是培养学生主动研究问题、探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是一种文化能力上的规约性，强调在双基实施过程中，是一个全方位的过程，而不是单方面的知识讲授。是一个多元化的过程，而非原始意义的拼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提出了关于“改变课程过于注重知识传授的倾向，强调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使获得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的过程同时成为学会学习和形成正确价值观的过程”，这就需要我们积极地处理好“双基”训练与形成“主动学习”之间的关系问题。“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就是这个道理，在基础知识学习过程中，要想办法让学生通过对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的学习，建立良好的、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能够形成可持续学习的能力，通过课程建设的归约性，使双基成为音乐教育专业课程建设中既有“基础性”又有“能力性”的双面。事实表明，这种高层面的双基训练与教育比以往单一的基础知识与技术能力培养具有更高的挑战性，需要音乐教育工作者付出更多的努力与思考，才能够在不断的实践中形成科学、良性的双基教育循环体系。

2.构架在音乐教育专业课程文化层面的双基认知音乐教育专业课程价值取向的核心是音乐基础理论与技能教育的扎实性与多元性，通过课程落实与实施，使这种价值性在某种程度上不仅仅体现音乐理论与基础技术内涵，也反映出课程的价值取向，从一定内容上体现了时代与社会需求的本质性与课程精髓。当然，不可回避的是在音乐教育专业课程建设过程中，“双基”的培养与实施也有其更迭演变。尽管音乐教育专业课程价值取向本身作为一种价值活动的主体过程，但它的内隐性变化与内容上的拓展都必须在一定的社会与文化层面上的规约，不能够脱离社会与历史而进行空想理念上的构架。从文化角度对音乐教育专业课程价值取向的核心要素“双基”进行纵向分析，从音乐教育专业课程建设上来看将极大促进课程建设本身改革的深化。学生获取音乐教育专业基础理论与基本技能的过程从课程本质上讲就是个性化学习的过程，在音乐教育专业课程实施“双基”的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统一性与个性发展之间的关系；音乐基础理论知识与学科综合知识构建之间的关系；学生音乐理论学习与技能实践之间的关系；知识学习过程培养与兴趣培养之间的关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与充满人文关怀与文化价值取向之间的关系。

三“、双基”在音乐教育专业课程中的价值取向

纵观文化开放后的音乐教育专业课程内涵建设，音乐教育课程改革迈出的每一步都为文化的进程提供了坚实的步伐。理性地提出在音乐教育专业课程建设中重视基础知识和基础理论的实施，即“双基”的实践，对于音乐教育专业课程结构的合理配置与教学内容的科学厘定都是一种具有人才培养社会适应性的调整与摆布。存在差异的同时，必定会有共同的认知，即强化“双基”的作用，对于人才培养尤其是音乐教育专业课程的建设具有相当的意义。当下，音乐教育专业课程从人文课程设置、通识课程设置、基础理论与史论课程设置、专业与专业主干课程设置到多元化、综合性、开放性的选修课程建设，都尊重学生学习的心理规律和教育教学规律，体现“双基”教育实施的根本，将音乐教育专业课程设置置于社会需求的复合型高级专门人才的大环境中，清晰地界定音乐教育专业课程建设的本质问题与属性。这种属性将为21世纪“双基”在音乐教育专业课程中的价值取向提供更为自觉的文化意义。我国新一轮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是对于音乐教育专业课程建设更为宏观的价值性指导，需要清醒地认知音乐教育专业课程必须构建在对民族音乐文化的认同与认知的基础上，强调音乐教育“专业基础理论与基本技能”的掌握，强调音乐教育专业学生综合能力的体现，更强调在面对时代与社会文化巨大发展的进步中进行音乐教育专业课程本身的反思、比较与借鉴，并进行主动探索、自主适应与不断的超越，才能够走出真正属于音乐教育专业课程建设自身特色的文化高度。

四、结语

教育理论的基本知识范文第10篇

关键词：体育 理论教学 措施

中图分类号：G633.96 文献标识码：C DOI：10.3969/j.issn.1672-8181.2013.24.136

体育教学的目的是增进学生身体健康，通过学习获得体育知识和技能，培养学生对体育的兴趣[1-2]，体育教学包括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两部分。一直以来，我国中学的体育教学以指导学生身体锻炼为主，教学过程中理论知识的传授几乎为空白，教学执行者没有充分认识体育实践具有实效性、长期性的特点[1]，学生生理、心理状态的调整和发展需要相应体育科学理论知识的指导。只有掌握一定的体育理论基础知识，才能对体育运动本身、相关技术和技能有更深刻的理解，从而提高学生参加体育锻炼的自觉性，有利于他们更好地掌握运动技术，最终形成良好的体育习惯，让学生受益终身[3]。

1 中学体育理论教学现状

中学体育以锻炼学生体魄为主要目的，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应以实践教学为主，让学生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技能的锻炼中；理论教学为辅，当学生获取足够的体育理论知识，并用以指导实践，促进技能的提高，使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但是，当前中学体育理论教学过程中存在以下问题：

1.1 体育理论教学时数不足

大多数情况下，中学在安排体育教学的内容时，除了有少量的生理保健教学课外，其他课程内容基本为室外的实践教学，导致体育理论课时严重不足。这一教学安排使得学生无法在课堂内学到基本的体育理论知识，体育文化素质得不到提高，理论教学质量低下。

1.2 缺乏实用理论知识的教授

据调查发现，在中学体育教学过程中，学生急需掌握的理论知识主要包括两类：一是体育运动的基础理论和常用卫生保健知识。因为中学生年轻，体育运动过程中易冲动行事，导致一些伤害事故的发生。这就需要必要的知识指导其行为，降低事故发生率，以及知晓如何进行正确的事故处理、恢复。二是体育运动项目规则和基本生理知识的掌握。运动规则在体育锻炼过程中可以有效指导学生体育运动，提高锻炼效果。基本生理知识的掌握可以帮助学生了解自身运动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感觉和生理反应，并通过理论知识的指导，分析自身的健康状况，进而合理地安排锻炼形式和运动负荷[3]。但在现行体育教学过程中，由于课时少、教师自身素质等种种原因，致使理论教学很难满足学生的实际需要。

2 成因分析

2.1 传统教学习惯忽视体育理论教学

由于中学面临升学考核压力，学校主要考核指标为升学率和升学质量，导致中学体育教学课时量被严重压缩。在有限的教学时数内，能将实践课常态化、正规化已属不易，忽视理论课教学成为非常正常的现象。学校新进教师接受老一辈的教学习惯，选择性忽略理论教学，使得这种重实践轻理论的教学方式很难改变，体育教学模式得不到有效改进。

2.2 考核评价体系的片面性

我国各级中学体育的竞赛基本是按照实践成绩进行评价，理论知识很少涉及，导致学校竞技体育的教学全部围绕实践教学展开。而常规体育教学评价基本也为实践考核，例如各级教育部门开展的中学教学活动中，体育课开展的都是实践课，对体育课的评价也基本从实践层面展开，而对于体育理论学基本未设定相关的活动，这些导向性的行为和活动必然会影响中学体育理论课的开展。

2.3 教师个人因素

中学体育课理论教学的缺失，作为教学活动中起主导作用的教师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很多体育老师受传统观念的影响[4]，主观认为“体育课等同于体育实践课，体育课不是理论教学，而是实践教学”。此外，体育教师自身理论知识储备不足，导致授课过程中涉及理论知识时一带而过，这也是导致体育理论课程无法有效开展的原因之一。

3 加强体育理论教学的措施

3.1 合理安排体育教学内容

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适当增加体育理论课的教学时数。特别是要合理利用雨雪天的体育教学时间，进行适度的理论教学，这些理论知识可以为学生日常体育锻炼提供必要的技术、生理和心理等方面的指导与帮助。

3.2 课外举办体育理论知识讲座，并鼓励自学相关知识

适量举办体育理论知识讲座，鼓励有兴趣的同学参加，可以作为理论知识的补充，同时鼓励学生利用课外时间自学相关理论知识。当部分学生掌握较丰富的理论知识后，有利于实践教学过程中同学之间体育理论知识的互相传授，在课堂教学时间有限的前提下，是有效补充的方式。

3.3 教育管理部门组织体育理论课教研活动

对于中学的各类体育教研、体育类的考核等相关活动，加入一定比例的理论课内容，并建立相应的评价体系，以外力促进体育理论课教学的展开。

3.4 提高体育教师的理论素养

体育理论教学的展开，关键还是在于教师。只有中学体育课教师具备了相应的理论教学知识，让教师的知识结构全面化，而不仅仅具有丰富的实践课教学经验和能力，才能让体育理论教学的有效开展成为可能。

参考文献：

[1]黎虎清.素质教育下中学体育教学改革研究[J].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11，（18）.

[2]涂明荣.坚持“健康第一”指导原则下的体育教学改革[J].安徽体育科技，2005，（4）.

[3]方儒钦.树立健康第一指导思想，全面深化学校体育改革[J].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1）.

[4]王进.从终身体育思想审视体育教师角色的转变[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2005，（1）.

教育理论的基本知识范文第11篇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国社会发展的目标，推进和谐校园建设是高校建设的重要任务。深入实施“大学生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工程”，切实加强高校学生党建工作，充分发挥高校学生党组织的核心作用，既是建设和谐校园的重要内容，也是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和谐理念的提出，为大学生党的基本知识教育提出了新要求、新思路和新方法。因此，和谐理念观照下进行大学生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创新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大学生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创新的必要性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根据时展要求提出的新理论，大学生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应随着理论与实践发展的要求、真理认识的深入不断创新。 （一）党的基本知识是一个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知识体系 党的基本知识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知识，中国共产党关于党的建设特别是执政党建设的理论知识，中国共产党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理论知识等”。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党的基本知识是一个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知识体系。大学生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应该牢牢把握时代脉搏，随着认识的深入不断发展和创新。 （二）教师对新理论新成果的把握是一个不断创新的学习过程 认识真理的过程本身是一个长期的循序渐进的创新过程。党的基本知识是正确的理论认识，是对中国现实思考的理论升华和经验总结，它反映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现实生活具有指导意义。但是，党的基本知识作为一种知识体系，不可能主动地解释现实生活中提出的问题，而是需要人们运用党的基本知识对现实生活进行解释。 （三）大学生鲜明的时代特征也要求党的基本知识教育进行创新 大学生是时代的弄潮儿，始终走在时展的前列，他们充满生机活力，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因此，高校必须认真研究新形势下大学生的思想状况，研究新时代大学生思想教育的特殊要求，才能准确把握大学生的思想脉搏，突出时代特性，提高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工作的针对性和时代性。 二、和谐理念观照下大学生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创新的基本原则 和谐理念观照下大学生党的基本知识教育的创新应遵循教育过程和谐、目标和谐两个基本原则。 （一）过程和谐 过程和谐，即教育观念、教育过程和教育结果要符合学生特点和学生发展需要。一方面，要把学生放在教育的首位，重视对大学生进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而高校是教育实施的主体，和谐校园对大学生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具有直接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党的基本知识教育要根据学生的特点，符合学生成长要求和反映时展的要求。党的基本知识的内容要充分反映党在新时期的最新成果、基本精神；教育过程充分考虑学生的情感需求、发展需要；教育方式和教育技术要充分反映当代最新的教育成果；教育观念要充分反映当代大学生的时代精神；教育结果要符合大学生个人和社会发展需要。 （二）目标和谐 和谐与发展是当前我国社会发展的主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党的基本知识教育的创新要符合时展的要求，要充分反映时代精神。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继续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必须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前进”。因此，大学生党的基本知识教育的创新必须以和谐为目标。 三、建立健全和谐的大学生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创新的保障机制 大学生党的基本知识教育要求建立和完善和谐的保障机制，以保证教育的改革创新得以顺利进行，保证改革创新的成果可持续发展。 （一）建立大学生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创新的体制 体制建设是保障和谐的大学生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可持续地创新与发展的基本方法和根本措施。大学生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要求社会各方协调统一，各负其责，共同营造宣传、学习党的基本知识的良好氛围。党和政府要高度重视和研究大学生党的基本知识教育问题，把大学生党的基本知识教育作为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系统工程来抓，投入经费和精力研究大学生党的基本知识教育问题，带动整个社会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学校作为大学生党的基本知识教育的主要实施者，应积极研究和建立高质量的反映时展要求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党的基本知识的课程体系，整合校内教育资源，建立健全激励机制，鼓励教师和学生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建设良好的学习氛围，特别是建设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和谐发展的校园环境。教师作为大学生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工作的主要执行人，则要努力提高自身的素质和能力，使自己成为一名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合格的政治导师。 （二）建设和谐的大学生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创新的机制 首先，积极推行大学生党的基本知识教育的教学改革。一般情况下，高校大学生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因为具有政治性而得到了首要的重视。但高居首位并不意味着它较之于其他方面的教育高一筹。在以课堂教育为主的情况下，教师对学生具有强势权力，大学生党的基本知识教育更多的是“我说你听”、“我打你通”的教学模式，难以发挥学生的主体意识、自主能力、创造才能，无法满足学生内在价值发展的需要。因此，应根据大学生成长成才规律和教育规律，积极推进大学生党的基本知识教育的教学改革，最终达到大学生党的基本知识与学生学习生活相结合，与教学、管理、服务工作相衔接的和谐统一良好状态。其次，积极寻求并建立党的基本知识大众化的有效机制，让党的基本知识以大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走进课堂，走进大学生的生活，走进大学生的思想。再次，结合大学生的特点，特别是结合每个学生的具体情况，改进大学生党的基本知识教育手段和方法，因材施教，因势利导，提高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p#分页标题#e#

教育理论的基本知识范文第12篇

 

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要引导普通本科高等学校转型发展。“采取试点推动、示范引领等方式，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转型，重点举办本科职业教育……”国务院提出，要推动一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转型发展的核心是建设中国高校的分类体系，对高等学校实行分类管理。先从现有的本科高校划出一部分，推动它们逐步地、更多地培养应用型人才与技术技能型人才。

 

所谓应用型人才，是指将专业知识和技能应用于所从事的专业社会实践的一种专门的人才类型，是熟练掌握社会生产或社会活动一线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主要从事一线生产的技术或专业人才。这种人才的主要特点是，人才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符合生产第一线的实际需要，人才本身对基本知识掌握熟练并灵活运用。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模式体现了教学与实践的有机结合[1]。

 

我国部分师范院校要适应转型发展的需要，改变培养目标。师范院校的教育教学类课程一直以学习教育教学基本理论为主，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课程结构和教学方式要发生变化，以适应培养应用型人才的要求。

 

一、学：理论学习要注重基础性和时代性的结合

 

教育类课程的内容应包括两部分，教育基本理论和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基本内容，两方面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一)教育基本理论

 

培养应用型人才，并不是说只学习与实际生产生活有关的知识和技能就可以，不能盲目地削减理论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时数。理论知识的学习是必要的，不可或缺的，由理论的特点决定。

 

理论不仅是解释性的，而且是规范性的;理论不仅是实践性的，而且是超实践性的。首先，理论为人们提供时代水平的世界图景，从而规范人们对世界的理解和对世界的改造。个人被历史文化占有，从而成为历史性的文化存在。正是历史文化为我们提供变化着的、发展着的世界图景，正是历史文化规范着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其次，理论为人们提供科学的思维方式，从而规范人们的思维逻辑和思维方法。再次，理论为人们提供具有时代内涵的价值规范，从而塑造和引导人们的价值观念和价值追求。在现实的价值矛盾中，社会的价值导向和价值规范居于主导和支配地位，具有“导向”和“规范”的作用，对个人的价值判断、价值选择和价值理想等具有“导向”和“规范”的作用[2]。

 

理论本身具有三个特点。第一，理论具有历史性，是人类以往对世界认识的结晶，它建立在历史的基础上反观现实的实践活，对现实生活有指导作用。第二，理论具有时代性，反映了时代的发展、变化的本质和普遍规律，理论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以便适应时展的需求。第三，理论具有系统性，它是概念的逻辑系统，反映实践活动，并引导实践活动使实践自我超越。

 

理论的三个特点决定了它能够批判性地反思实践活动并规范性地矫正实践活动，在反思、批判和矫正的基础上，促进世界的发展。理论对实践的规律性把握有利于我们在实践活动中少犯错误或不犯错误，“缩短”并且“减轻”实践过程中的“阵痛”，以尽可能少的代价促进自己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的发展。所以，培养应用型人才，理论教学不能缺失。

 

但是理论学习的内容应与过去有区别，不能面面俱到，要进行科学的选择。由于大学里的学习时间有限，在有限的时间里还要拿出一部分时间培养学生的基本技能。加之社会发展迅速，大学里学的知识在毕业的时候存在部分知识过时的现象。因此，教育类课程的理论局限于那些最基本的理论，凡是与客观实际有紧密联系的不能作为纯理论知识讲。基础知识，就好像房子的地基一样，是基石，是最初的东西，是决定上层建筑牢固的根基。同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三维目标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在大学里同样适用。通过知识的学习培养技能和能力，并在学习的过程中掌握学习和探究的方法，同时获得健康正确科学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这样对培养应用型人才更有利。

 

(二)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基本内容

 

教育基本理论的学习要紧密联系我国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2001年2月，国务院批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标志着我国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全面启动。这次改革是一次以课程为核心的波及整个教育领域乃至全社会的系统改革，是一场课程文化的革新，是教育观念与价值的转变，涉及课程的理念、目标、方法、管理、评价等方面。

 

教育基本理论的学习不能不考虑时代背景、教育背景的变化。教育基本观念和教育的价值取向要适应时代变化。观念决定人的行为，培养未来的教师首先要将最基本的和最先进的理论知识传授给他们。

 

二、做：教学强调实践性

 

教育类课程的传统教学方法主要是讲，这种方法有利于学生在有限的时间里学到系统的理论知识，但不利于学生实践知识的获得和专业能力的培养。

 

教师专业能力，即教育教学能力，是教师专业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设计教学、组织管理、表达、教育教学机智、反思、研究、创新等多方面能力。这些能力是教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形成的顺利完成某项任务的能量和本领，是教师综合素质最突出的外在表现。要使未来的教师具备这些能力，就必须给学生提供实践的机会[3]。

 

(一)典型案例教学引导学生掌握教学全过程

 

可以在教学中使用范例教学。范例教学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联邦德国兴起的教学理论流派之一，是通过主体与客体、问题解决学习与系统学习、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的统一的教学，使学生获得基本性的、基础性的和范例性的知识的方法。要求选取蕴含本质因素、根本因素、基础因素的典型事例和范例，使学生透过这种范例，掌握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并把科学的系统性与学习者的主动性统一起来，目的在于克服教材内容的繁琐，提高教育教学效率，减轻学生的负担。强调基本性、基础性和范例性三条原则，即教给学生基本的知识结构;教学内容适应学生的智力发展水平，接近他们的生活经验和切合他们的生活实际，并为以后的学习打下基础;教给学生的内容是经过精选的、能起示范作用的基本知识，这种知识有助于学习者举一反三。

 

比如，讲“教学”这一章。传统讲授方法是按照教学与教学理论、课堂教学设计和课堂教学策略的顺序[4]。另一种是将教学这部分内容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分别讲教学概述、教学过程理论的发展、教学过程、教学原则、教学方法、教学组织形式、教学评价[5]。这样讲顾及了知识的系统性，但存在很大弊端。第一，不易形成对教学活动的系统性了解。第二，容易导致遗忘。第三，不利于系统知识的运用。

 

运用范例教学，可以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实现课程目标。选择一两个典型的教学案例。将教师教学工作的五个基本环节备课、上课、课外作业、课外辅导、学生学业成绩的检查与评定的文字和视频资料一一展现给学生。让学生对每个环节进行讨论、评价，并想想如何做自己该怎么办，将每个环节中所蕴含的教育基本理论一一讲解。对于没有亲自接触过教育教学实践的大学生来说，观摩和模仿仍然是一种主要的学习方式。让学生亲眼看看一线教师是如何备课，如何上课，又是如何辅导学生。达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目的，用理论解释实践，用实践展现理论的运用。如果有两个典型案例，则两个案例之间可以相互碰撞，相互补充，引发思考，达到更好的教育目的和效果。

 

(二)模拟课堂

 

模拟课堂是师范教育的一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习方式，是指在培养学生教育教学技能的教学活动中，由一名学生扮演教师，其他学生扮演中小学生，共同完成完整的课堂教学的一种教学活动[6]。

 

模拟课堂的存在有其必要性。模拟教学一般包括环节模拟、专题模拟、试讲和微格教学四种形式。环节模拟时间短，操作简单，但不利于学生形成整体教学的思维。专题模拟边学习理论边练习，有利于学以致用，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拓宽理论视野，但不利于教学技能的全面训练。试讲，时间有限，特别适合发现学生缺点，不适合培养学生全面的教育教学技能。

 

采用微格教学培训教师，效果显著，有利于理论和实践相联系，单个技能的训练使学习目的明确、重点突出，现代信息技术记录学生教学行为能直观、形象、及时地做出反馈，但分解教学行为的做法并不科学，有效实施需要时间保障、设施保障和师资保障，而这些在某些条件下难以做到。模拟课堂让学生完整地上一堂课可以保证教学活动的完整性，给学生提供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机会，强化专业知识的学习，增强学生的教师角色意识，为学生提供展示自我的机会和相互学习的平台，有利于培养目标的全面实现。

 

理论是实践的高度浓缩，掌握了实物发展的普遍规律，是对世界的普遍性解释，能指导我们举一反三。理论来自于实践，反过来又指导实践。理论知识学得好，可以使我们少走弯路。实践出真知，学校里学到的理论知识只有在实践过程中得到检验，并在实践过程中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运用，并进一步提升理论水平。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必须强调基本理论学习与实践教学相结合。

教育理论的基本知识范文第13篇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知识论；理解型；教育实践型方法论

学科的划分是以知识类型的差异为标准的，而知识类型的差异基于认知客体或认知对象的不同，从康德的批判哲学所导致的学科分类到狄尔泰的对于人文科学逻辑的论证都可以得到说明。比如说自然科学和哲学就是不同的知识类型，自然科学着眼于自然现象探究“物”之理。哲学则着眼于形而上世界追问“道”之理。这种以知识类型为基础的学科的形成和分化，同时也是为了满足人类社会发展的功能性的差异要求。而知识类型是以知识论的形式体现出来的，因此，一般说来，任何学科的成立首先需要同时满足两点：其一，一种以特定知识类型而形成的知识论；其二，知识论的达致依赖着特定的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的发现，以及一种与之相适宜的科学方法论的构建。

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被设置为一级学科，和其他学科所面临的一样，关于它的学科合法性的质疑也相应而至。我们发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门学科确实是比较特殊的，有不同于一般学科的特点：它的知识论并不是由对于特定对象世界的认知而来，而是本来就已经存在的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体系，或者说是基于这种本已存在的理论体系的创新和发展；它也不是严格的教育学，教育学探讨人类教育现象(或者说这构成了教育学的认知对象或领域)的本质、规律和科学方法。

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是“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确立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并最终确立起科学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可见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不只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展示给人们，更重要的是还要使人们承认并接受它的真理性，这才是学科的最主要和最终的目的。但是一门学科的成立，按照一般规律，也必定要符合“特定知识类型而形成的知识论”和“科学方法论”这基本两点。在学科属性上这似乎有点问题，但在笔者看来，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与政治教育学科是一种特殊的知识论和方法论。

以特定知识类型而形成的知识论首先是发现一个具有排他性的专有研究对象或领域。在十九世纪哲学学科陷入合法性危机正是因为原先属于哲学研究范围的“世界”、“灵魂”、“心灵”等问题域，随着科学、宗教学、心理学等学科从哲学母体中分离，而丧失了自身的对象世界。

反过来说，像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也正是获得自身专有的对象世界而获得了合法性的基础。如果自然科学着眼于自然现象、社会科学着眼于社会现象，思维科学着眼于思维现象，通过把这些现象设定为认知意义上的客体从而达到对于对象的分门别类的“认知”，这便是“知识原型”。但是我们发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似乎并不参与这种“对象分割”，在整体的客观“世界”里也确实不存在一个与之相对应的“客体”世界，因而也就没有由“客体”世界而来的新的知识的发现和创造。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合法性的质疑也首先在于此。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出现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中国国情、历史必然性，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系统具有已为历史所证明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很显然同其他学科相比。它的社会功能性的要求要大于知识性要求，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重要特征，因此，我们不能用非常绝对的学科标准来对待它。不过基本上讲，我们仍可以用传统的学科规律来解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基础和形成。

我们可以用解释学上所谓的“文本”世界来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知识论的对象世界。如果说一般意义上的知识论是以获取知识为目的的“认知型”的知识论，那么，我们可以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知识论称之为“理解型”的知识论，这种“理解型”的知识论又可以分为“解释型”知识论和“扩展型”知识论两种。关键问题是：“理解型”的知识论并不是在于去发现新的知识，而在于对于已包含了完整知识论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再理解”，就是说，它的对象不是“现象世界”，而是“文本”世界。

“解释型”知识论着眼于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经典文本的“解释”。这种经典文本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创始人经典作家马克思本人及其继承者(像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等人)所著著作。从解释学看来，这种解释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经典文本的本来之义；一是经典文本的当代意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创始于十九世纪中后期，是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存在的反映。对于经典文本的再解释，即是要通过对于文本的“按照事物本来面目”的“现象学”式的意义去展现、去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经典文本的原初意蕴。学术界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解读以及马克思主义思想本身的统一性问题本来就存在着分歧。这种分歧是由三方面造成的：其一，不同人会有不同的解读，实际上，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也确实存在着对于马克思思想经典文本的差异性极大的不同理解，像第二国际的分裂以及其后的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对峙就是明证。其二，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发展也有一个所谓的“青年马克思”和“青年马克思之后”的思想转折问题。其三，不同国家的革命实践也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解有所取舍。那么我们所谓的“解释性”的知识论目的显然在于把这三者结合起来，通过解释学式的“视域融合”(伽达默尔关于理解的当下性术语)，寻求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典性的知识基础。解释的第二方面是来寻求经典文本的本来之义在现时代的理论意义。经典文本的本来之义是经典文本的当代意义的基础，但是文本的当代意义的重要性要大于文本的本来意义，这是作为政治的意识形态教育的现时代要求所决定的，如果说文本的本来之义不能佐证现代要求，很显然就对于教育实践性很强的意识形态教育不再具有多大价值。所以说文本的本来之义必须指向文本的时代之义，理解文本的本来之义也是为了更好地把握时代意义，这二者共同构成“解释型”的知识论基础。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本身决不是仅仅是去解决“解释型”知识论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专业教育的要求(即着眼于具有政治目的性的意识形态教育)决定的，这样就必须在“解释型”的知识论走向“扩展型”的知识论。这种“解释型”的知识论基础本身很显然是以后的“扩展型”的知识论的基础和前提。

如果说“解释型”的知识论是“扩展型”的知识论的前提，那么后者则是前者的发展。“扩展型”的知识论的产生既有理论逻辑的要求，又是时代的客观要求，而这种在经典传统上的知识和思想意义的扩展才是新时期特定的意识形态教育所真正需要的。在特定时代背景和时代要求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知识性基础应该是“经典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思想路径。这一思想路径是和中国的社会发展和革命实践合拍的。也可以说，所谓的“扩展型的知识论”是指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具体落实在一个国家的理论反映，在中国就表现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扩展型的知识论当然是要考虑“解释型”知识论所提供的纯粹的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基础和理论特征，但是中国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克服静止形态的理论的教条性，必须和中国的社会发展和革命实践结合起来，这样才能构成中国时代所需要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知识论基础才能够真正形成。这就要求不断在知识论的“扩展”上与时俱进，按照时代的要求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知识内涵，不断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代性解读以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在发展中建构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的理论体系。

另外，在这种“理解型”知识论的内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知识分工也有所不同。马克思主义理论侧重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体系，而思想政治教育则侧重于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体系为基础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体系的建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思想政治的思想基础，提供正确的政治理念；而思想政治教育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目的，并促发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究的动力。具体说来，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辩证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唯物辩证法、能动反映的认识论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体说来包括资本主义论、商品经济论、劳动价值论、市场经济论、资本论、剩余价值论等)和科学社会主义等(具体包括空想社会主义论、社会主义论以及共产主义论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思想政治教育主要包括思想教育、政治教育、教育方法论、科学的价值观和人生观等。很显然它们是一种具有层次性的相辅相成的关系。同时还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知识基础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对于经典文本的再解释以及再扩展始终处于进行时之中，因此这种理解型的知识论基础也始终处于发展和变化之中。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目标并不仅仅在于知识论的构建，和一般的学科不一样，从某种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学科目标更强调知识的“传播性”功能。这样，怎样传播或者说采取何种方法来实现这种知识论的传播就凸现出更大的重要性。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理解型知识论相似，它的学科的方法论也不是“认知型”的认识论，而是教育实践型的方法论。此种方法论的目的并不要去找到获取新知识的方法，而在于采用什么方法达到使人们明白并接受马克恩主义理论真理性，并形成社会实践动力的目的。

有两种教育实践型方法，其一是灌输式的，其一是理性式的学理分析型。不可否认，就意识形态教育而言，一定程度的灌输和劝导是必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目的就是要让人接受之。但是，现代素质教育的要求以及时代特征已使得单纯的灌输既不合理又不合时宜。既然是大学的学科，从大学教育的规律上讲，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同样要符合素质教育的要求，体现实效性，也就是理论思维的培育和问题分析能力的培养以及从内心的心悦诚服，最终落在科学世界观、人生观的建构上。但这是一个靠事实去论证的过程，不是仅仅有良好的愿望和强制力就可以达到的。只有在理论上得到论证和支撑，政治性与人文性相统一，理直才会气壮，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方能真正达到实效性所要求的“信”而“从”之。具体说来，笔者认为以下几方面是构建“理性式的学理分析型”方法论的关键。

首先，要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是有“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理”就是我们先前所论述的“理解型”的知识论，它是人类历史上科学的世界观理论，也是经过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实践的检验的，包含了充分的真理性的理论。随着时代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理”不断自觉地改造和调整自身，在知识体系和方法论上严格按照学科要求完善自身，并且不断创造与时俱进的新的更具有说服力的理论观点，所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有“理”是毋庸置疑的。

其次，只是有“理”是不够的，还要采取科学有效的方法把道理讲出来。一般学科的基本要求是通过学理分析来实现教育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是不是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教育就不讲理了呢?既然现代大学以素质教育为目标，素质教育关键在于让学生形成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任何课程只要是在大学里设置，都要服务于这个目标，这可不是填鸭式的单纯灌输或扳起面孔训人就可以达到的。正如马克思本人精辟指出：“人们通常总是被自己亲身所发见的道理说服，更甚于被别人精神所想到的道理所服。”像一般学科一样强调讲理，这样才能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成为一门“科学”，才能使人形成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才有可能生发成社会实践的动力。问题的关键正在于要素质教育的要求和般学科的要求去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属性，尽管它不可否认地有自己的学科特性，但是学科特性不能完全超越一般的学科属性的客观要求。在现实层面，尽管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学科有政治性的支持，但是在现代社会，受众也有在心理上选择、甄别的权利，这是无法剥夺的。互联网、全球化时代，中国异质性社会的初步形成，这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大不相同，也提出了新的挑战，仅仅靠灌输，不但教育的实效性是非常有限的，而且有可能是适得其反。

最后，作为教育实践型的方法论，如何能做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理性的讲理型”的教育方法论呢?笔者认为，应注意以下几点：首先，让问题意识贯穿全体。问题意识是创新的源泉。既要理解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问题，又要不断地和中国社会实际问题联系起来，即现时代的现实问题，体现问题从生发到阐释到解决再到问题再生发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蕴涵无限地充实，其理论的触角无限地伸张，其思维的深度无限地扩展，真正达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其次，要做到史论结合。在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时候，要注意在人类文化的“面”、西方文化的“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点”之间上下穿插、融会贯通，充分理解马克思主义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的必然性和真理性，以及划时代、革命性的意义。最后，要做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想性、人文性和政治性的统一。

教育理论的基本知识范文第14篇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知识论；理解型；教育实践型方法论

学科的划分是以知识类型的差异为标准的，而知识类型的差异基于认知客体或认知对象的不同，从康德的批判哲学所导致的学科分类到狄尔泰的对于人文科学逻辑的论证都可以得到说明。比如说自然科学和哲学就是不同的知识类型，自然科学着眼于自然现象探究“物”之理。哲学则着眼于形而上世界追问“道”之理。这种以知识类型为基础的学科的形成和分化，同时也是为了满足人类社会发展的功能性的差异要求。而知识类型是以知识论的形式体现出来的，因此，一般说来，任何学科的成立首先需要同时满足两点：其一，一种以特定知识类型而形成的知识论；其二，知识论的达致依赖着特定的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的发现，以及一种与之相适宜的科学方法论的构建。

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被设置为一级学科，和其他学科所面临的一样，关于它的学科合法性的质疑也相应而至。我们发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门学科确实是比较特殊的，有不同于一般学科的特点：它的知识论并不是由对于特定对象世界的认知而来，而是本来就已经存在的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体系，或者说是基于这种本已存在的理论体系的创新和发展；它也不是严格的教育学，教育学探讨人类教育现象(或者说这构成了教育学的认知对象或领域)的本质、规律和科学方法。

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是“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确立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并最终确立起科学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可见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不只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展示给人们，更重要的是还要使人们承认并接受它的真理性，这才是学科的最主要和最终的目的。但是一门学科的成立，按照一般规律，也必定要符合“特定知识类型而形成的知识论”和“科学方法论”这基本两点。在学科属性上这似乎有点问题，但在笔者看来，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与政治教育学科是一种特殊的知识论和方法论。

以特定知识类型而形成的知识论首先是发现一个具有排他性的专有研究对象或领域。在十九世纪哲学学科陷入合法性危机正是因为原先属于哲学研究范围的“世界”、“灵魂”、“心灵”等问题域，随着科学、宗教学、心理学等学科从哲学母体中分离，而丧失了自身的对象世界。

反过来说，像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也正是获得自身专有的对象世界而获得了合法性的基础。如果自然科学着眼于自然现象、社会科学着眼于社会现象，思维科学着眼于思维现象，通过把这些现象设定为认知意义上的客体从而达到对于对象的分门别类的“认知”，这便是“知识原型”。但是我们发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似乎并不参与这种“对象分割”，在整体的客观“世界”里也确实不存在一个与之相对应的“客体”世界，因而也就没有由“客体”世界而来的新的知识的发现和创造。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合法性的质疑也首先在于此。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出现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中国国情、历史必然性，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系统具有已为历史所证明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很显然同其他学科相比。它的社会功能性的要求要大于知识性要求，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重要特征，因此，我们不能用非常绝对的学科标准来对待它。不过基本上讲，我们仍可以用传统的学科规律来解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基础和形成。

我们可以用解释学上所谓的“文本”世界来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知识论的对象世界。如果说一般意义上的知识论是以获取知识为目的的“认知型”的知识论，那么，我们可以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知识论称之为“理解型”的知识论，这种“理解型”的知识论又可以分为“解释型”知识论和“扩展型”知识论两种。关键问题是：“理解型”的知识论并不是在于去发现新的知识，而在于对于已包含了完整知识论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再理解”，就是说，它的对象不是“现象世界”，而是“文本”世界。

“解释型”知识论着眼于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经典文本的“解释”。这种经典文本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创始人经典作家马克思本人及其继承者(像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等人)所著著作。从解释学看来，这种解释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经典文本的本来之义；一是经典文本的当代意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创始于十九世纪中后期，是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存在的反映。对于经典文本的再解释，即是要通过对于文本的“按照事物本来面目”的“现象学”式的意义去展现、去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经典文本的原初意蕴。学术界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解读以及马克思主义思想本身的统一性问题本来就存在着分歧。这种分歧是由三方面造成的：其一，不同人会有不同的解读，实际上，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也确实存在着对于马克思思想经典文本的差异性极大的不同理解，像第二国际的分裂以及其后的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对峙就是明证。其二，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发展也有一个所谓的“青年马克思”和“青年马克思之后”的思想转折问题。其三，不同国家的革命实践也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解有所取舍。那么我们所谓的“解释性”的知识论目的显然在于把这三者结合起来，通过解释学式的“视域融合”(伽达默尔关于理解的当下性术语)，寻求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典性的知识基础。解释的第二方面是来寻求经典文本的本来之义在现时代的理论意义。经典文本的本来之义是经典文本的当代意义的基础，但是文本的当代意义的重要性要大于文本的本来意义，这是作为政治的意识形态教育的现时代要求所决定的，如果说文本的本来之义不能佐证现代要求，很显然就对于教育实践性很强的意识形态教育不再具有多大价值。所以说文本的本来之义必须指向文本的时代之义，理解文本的本来之义也是为了更好地把握时代意义，这二者共同构成“解释型”的知识论基础。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本身决不是仅仅是去解决“解释型”知识论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专业教育的要求(即着眼于具有政治目的性的意识形态教育)决定的，这样就必须在“解释型”的知识论走向“扩展型”的知识论。这种“解释型”的知识论基础本身很显然是以后的“扩展型”的知识论的基础和前提。

如果说“解释型”的知识论是“扩展型”的知识论的前提，那么后者则是前者的发展。“扩展型”的知识论的产生既有理论逻辑的要求，又是时代的客观要求，而这种在经典传统上的知识和思想意义的扩展才是新时期特定的意识形态教育所真正需要的。在特定时代背景和时代要求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知识性基础应该是“经典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思想路径。这一思想路径是和中国的社会发展和革命实践合拍的。也可以说，所谓的“扩展型的知识论”是指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具体落实在一个国家的理论反映，在中国就表现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扩展型的知识论当然是要考虑“解释型”知识论所提供的纯粹的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基础和理论特征，但是中国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克服静止形态的理论的教条性，必须和中国的社会发展和革命实践结合起来，这样才能构成中国时代所需要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知识论基础才能够真正形成。这就要求不断在知识论的“扩展”上与时俱进，按照时代的要求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知识内涵，不断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代性解读以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在发展中建构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的理论体系。

另外，在这种“理解型”知识论的内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知识分工也有所不同。马克思主义理论侧重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体系，而思想政治教育则侧重于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体系为基础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体系的建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思想政治的思想基础，提供正确的政治理念；而思想政治教育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目的，并促发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究的动力。具体说来，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辩证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唯物辩证法、能动反映的认识论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体说来包括资本主义论、商品经济论、劳动价值论、市场经济论、资本论、剩余价值论等)和科学社会主义等(具体包括空想社会主义论、社会主义论以及共产主义论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思想政治教育主要包括思想教育、政治教育、教育方法论、科学的价值观和人生观等。很显然它们是一种具有层次性的相辅相成的关系。同时还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知识基础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对于经典文本的再解释以及再扩展始终处于进行时之中，因此这种理解型的知识论基础也始终处于发展和变化之中。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目标并不仅仅在于知识论的构建，和一般的学科不一样，从某种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学科目标更强调知识的“传播性”功能。这样，怎样传播或者说采取何种方法来实现这种知识论的传播就凸现出更大的重要性。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理解型知识论相似，它的学科的方法论也不是“认知型”的认识论，而是教育实践型的方法论。此种方法论的目的并不要去找到获取新知识的方法，而在于采用什么方法达到使人们明白并接受马克恩主义理论真理性，并形成社会实践动力的目的。

有两种教育实践型方法，其一是灌输式的，其一是理性式的学理分析型。不可否认，就意识形态教育而言，一定程度的灌输和劝导是必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目的就是要让人接受之。但是，现代素质教育的要求以及时代特征已使得单纯的灌输既不合理又不合时宜。既然是大学的学科，从大学教育的规律上讲，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同样要符合素质教育的要求，体现实效性，也就是理论思维的培育和问题分析能力的培养以及从内心的心悦诚服，最终落在科学世界观、人生观的建构上。但这是一个靠事实去论证的过程，不是仅仅有良好的愿望和强制力就可以达到的。只有在理论上得到论证和支撑，政治性与人文性相统一，理直才会气壮，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方能真正达到实效性所要求的“信”而“从”之。具体说来，笔者认为以下几方面是构建“理性式的学理分析型”方法论的关键。

首先，要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是有“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理”就是我们先前所论述的“理解型”的知识论，它是人类历史上科学的世界观理论，也是经过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实践的检验的，包含了充分的真理性的理论。随着时代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理”不断自觉地改造和调整自身，在知识体系和方法论上严格按照学科要求完善自身，并且不断创造与时俱进的新的更具有说服力的理论观点，所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有“理”是毋庸置疑的。

其次，只是有“理”是不够的，还要采取科学有效的方法把道理讲出来。一般学科的基本要求是通过学理分析来实现教育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是不是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教育就不讲理了呢?既然现代大学以素质教育为目标，素质教育关键在于让学生形成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任何课程只要是在大学里设置，都要服务于这个目标，这可不是填鸭式的单纯灌输或扳起面孔训人就可以达到的。正如马克思本人精辟指出：“人们通常总是被自己亲身所发见的道理说服，更甚于被别人精神所想到的道理所服。”像一般学科一样强调讲理，这样才能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成为一门“科学”，才能使人形成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才有可能生发成社会实践的动力。问题的关键正在于要素质教育的要求和般学科的要求去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属性，尽管它不可否认地有自己的学科特性，但是学科特性不能完全超越一般的学科属性的客观要求。在现实层面，尽管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学科有政治性的支持，但是在现代社会，受众也有在心理上选择、甄别的权利，这是无法剥夺的。互联网、全球化时代，中国异质性社会的初步形成，这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大不相同，也提出了新的挑战，仅仅靠灌输，不但教育的实效性是非常有限的，而且有可能是适得其反。

最后，作为教育实践型的方法论，如何能做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理性的讲理型”的教育方法论呢?笔者认为，应注意以下几点：首先，让问题意识贯穿全体。问题意识是创新的源泉。既要理解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问题，又要不断地和中国社会实际问题联系起来，即现时代的现实问题，体现问题从生发到阐释到解决再到问题再生发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蕴涵无限地充实，其理论的触角无限地伸张，其思维的深度无限地扩展，真正达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其次，要做到史论结合。在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时候，要注意在人类文化的“面”、西方文化的“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点”之间上下穿插、融会贯通，充分理解马克思主义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的必然性和真理性，以及划时代、革命性的意义。最后，要做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想性、人文性和政治性的统一。

教育理论的基本知识范文第15篇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知识论；理解型；教育实践型方法论

学科的划分是以知识类型的差异为标准的，而知识类型的差异基于认知客体或认知对象的不同，从康德的批判哲学所导致的学科分类到狄尔泰的对于人文科学逻辑的论证都可以得到说明。比如说自然科学和哲学就是不同的知识类型，自然科学着眼于自然现象探究“物”之理。哲学则着眼于形而上世界追问“道”之理。这种以知识类型为基础的学科的形成和分化，同时也是为了满足人类社会发展的功能性的差异要求。而知识类型是以知识论的形式体现出来的，因此，一般说来，任何学科的成立首先需要同时满足两点：其一，一种以特定知识类型而形成的知识论；其二，知识论的达致依赖着特定的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的发现，以及一种与之相适宜的科学方法论的构建。

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被设置为一级学科，和其他学科所面临的一样，关于它的学科合法性的质疑也相应而至。我们发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门学科确实是比较特殊的，有不同于一般学科的特点：它的知识论并不是由对于特定对象世界的认知而来，而是本来就已经存在的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体系，或者说是基于这种本已存在的理论体系的创新和发展；它也不是严格的教育学，教育学探讨人类教育现象(或者说这构成了教育学的认知对象或领域)的本质、规律和科学方法。

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是“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确立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并最终确立起科学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可见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不只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展示给人们，更重要的是还要使人们承认并接受它的真理性，这才是学科的最主要和最终的目的。但是一门学科的成立，按照一般规律，也必定要符合“特定知识类型而形成的知识论”和“科学方法论”这基本两点。在学科属性上这似乎有点问题，但在笔者看来，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与政治教育学科是一种特殊的知识论和方法论。

以特定知识类型而形成的知识论首先是发现一个具有排他性的专有研究对象或领域。在十九世纪哲学学科陷入合法性危机正是因为原先属于哲学研究范围的“世界”、“灵魂”、“心灵”等问题域，随着科学、宗教学、心理学等学科从哲学母体中分离，而丧失了自身的对象世界。

反过来说，像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也正是获得自身专有的对象世界而获得了合法性的基础。如果自然科学着眼于自然现象、社会科学着眼于社会现象，思维科学着眼于思维现象，通过把这些现象设定为认知意义上的客体从而达到对于对象的分门别类的“认知”，这便是“知识原型”。但是我们发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似乎并不参与这种“对象分割”，在整体的客观“世界”里也确实不存在一个与之相对应的“客体”世界，因而也就没有由“客体”世界而来的新的知识的发现和创造。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合法性的质疑也首先在于此。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出现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中国国情、历史必然性，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系统具有已为历史所证明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很显然同其他学科相比。它的社会功能性的要求要大于知识性要求，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重要特征，因此，我们不能用非常绝对的学科标准来对待它。不过基本上讲，我们仍可以用传统的学科规律来解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基础和形成。

我们可以用解释学上所谓的“文本”世界来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知识论的对象世界。如果说一般意义上的知识论是以获取知识为目的的“认知型”的知识论，那么，我们可以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知识论称之为“理解型”的知识论，这种“理解型”的知识论又可以分为“解释型”知识论和“扩展型”知识论两种。关键问题是：“理解型”的知识论并不是在于去发现新的知识，而在于对于已包含了完整知识论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再理解”，就是说，它的对象不是“现象世界”，而是“文本”世界。

“解释型”知识论着眼于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经典文本的“解释”。这种经典文本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创始人经典作家马克思本人及其继承者(像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等人)所着着作。从解释学看来，这种解释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经典文本的本来之义；一是经典文本的当代意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创始于十九世纪中后期，是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存在的反映。对于经典文本的再解释，即是要通过对于文本的“按照事物本来面目”的“现象学”式的意义去展现、去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经典文本的原初意蕴。学术界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解读以及马克思主义思想本身的统一性问题本来就存在着分歧。这种分歧是由三方面造成的：其一，不同人会有不同的解读，实际上，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也确实存在着对于马克思思想经典文本的差异性极大的不同理解，像第二国际的分裂以及其后的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对峙就是明证。其二，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发展也有一个所谓的“青年马克思”和“青年马克思之后”的思想转折问题。其三，不同国家的革命实践也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解有所取舍。那么我们所谓的“解释性”的知识论目的显然在于把这三者结合起来，通过解释学式的“视域融合”(伽达默尔关于理解的当下性术语)，寻求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典性的知识基础。解释的第二方面是来寻求经典文本的本来之义在现时代的理论意义。经典文本的本来之义是经典文本的当代意义的基础，但是文本的当代意义的重要性要大于文本的本来意义，这是作为政治的意识形态教育的现时代要求所决定的，如果说文本的本来之义不能佐证现代要求，很显然就对于教育实践性很强的意识形态教育不再具有多大价值。所以说文本的本来之义必须指向文本的时代之义，理解文本的本来之义也是为了更好地把握时代意义，这二者共同构成“解释型”的知识论基础。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本身决不是仅仅是去解决“解释型”知识论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专业教育的要求(即着眼于具有政治目的性的意识形态教育)决定的，这样就必须在“解释型”的知识论走向“扩展型”的知识论。这种“解释型”的知识论基础本身很显然是以后的“扩展型”的知识论的基础和前提。

如果说“解释型”的知识论是“扩展型”的知识论的前提，那么后者则是前者的发展。“扩展型”的知识论的产生既有理论逻辑的要求，又是时代的客观要求，而这种在经典传统上的知识和思想意义的扩展才是新时期特定的意识形态教育所真正需要的。在特定时代背景和时代要求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知识性基础应该是“经典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思想路径。这一思想路径是和中国的社会发展和革命实践合拍的。也可以说，所谓的“扩展型的知识论”是指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具体落实在一个国家的理论反映，在中国就表现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扩展型的知识论当然是要考虑“解释型”知识论所提供的纯粹的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基础和理论特征，但是中国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克服静止形态的理论的教条性，必须和中国的社会发展和革命实践结合起来，这样才能构成中国时代所需要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知识论基础才能够真正形成。这就要求不断在知识论的“扩展”上与时俱进，按照时代的要求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知识内涵，不断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代性解读以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在发展中建构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的理论体系。

另外，在这种“理解型”知识论的内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知识分工也有所不同。马克思主义理论侧重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体系，而思想政治教育则侧重于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体系为基础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体系的建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思想政治的思想基础，提供正确的政治理念；而思想政治教育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目的，并促发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究的动力。具体说来，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辩证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唯物辩证法、能动反映的认识论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体说来包括资本主义论、商品经济论、劳动价值论、市场经济论、资本论、剩余价值论等)和科学社会主义等(具体包括空想社会主义论、社会主义论以及共产主义论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思想政治教育主要包括思想教育、政治教育、教育方法论、科学的价值观和人生观等。很显然它们是一种具有层次性的相辅相成的关系。同时还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知识基础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对于经典文本的再解释以及再扩展始终处于进行时之中，因此这种理解型的知识论基础也始终处于发展和变化之中。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目标并不仅仅在于知识论的构建，和一般的学科不一样，从某种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学科目标更强调知识的“传播性”功能。这样，怎样传播或者说采取何种方法来实现这种知识论的传播就凸现出更大的重要性。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理解型知识论相似，它的学科的方法论也不是“认知型”的认识论，而是教育实践型的方法论。此种方法论的目的并不要去找到获取新知识的方法，而在于采用什么方法达到使人们明白并接受马克恩主义理论真理性，并形成社会实践动力的目的。

有两种教育实践型方法，其一是灌输式的，其一是理性式的学理分析型。不可否认，就意识形态教育而言，一定程度的灌输和劝导是必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目的就是要让人接受之。但是，现代素质教育的要求以及时代特征已使得单纯的灌输既不合理又不合时宜。既然是大学的学科，从大学教育的规律上讲，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同样要符合素质教育的要求，体现实效性，也就是理论思维的培育和问题分析能力的培养以及从内心的心悦诚服，最终落在科学世界观、人生观的建构上。但这是一个靠事实去论证的过程，不是仅仅有良好的愿望和强制力就可以达到的。只有在理论上得到论证和支撑，政治性与人文性相统一，理直才会气壮，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方能真正达到实效性所要求的“信”而“从”之。具体说来，笔者认为以下几方面是构建“理性式的学理分析型”方法论的关键。

首先，要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是有“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理”就是我们先前所论述的“理解型”的知识论，它是人类历史上科学的世界观理论，也是经过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实践的检验的，包含了充分的真理性的理论。随着时代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理”不断自觉地改造和调整自身，在知识体系和方法论上严格按照学科要求完善自身，并且不断创造与时俱进的新的更具有说服力的理论观点，所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有“理”是毋庸置疑的。

其次，只是有“理”是不够的，还要采取科学有效的方法把道理讲出来。一般学科的基本要求是通过学理分析来实现教育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是不是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教育就不讲理了呢?既然现代大学以素质教育为目标，素质教育关键在于让学生形成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任何课程只要是在大学里设置，都要服务于这个目标，这可不是填鸭式的单纯灌输或扳起面孔训人就可以达到的。正如马克思本人精辟指出：“人们通常总是被自己亲身所发见的道理说服，更甚于被别人精神所想到的道理所服。”像一般学科一样强调讲理，这样才能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成为一门“科学”，才能使人形成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才有可能生发成社会实践的动力。问题的关键正在于要素质教育的要求和般学科的要求去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属性，尽管它不可否认地有自己的学科特性，但是学科特性不能完全超越一般的学科属性的客观要求。在现实层面，尽管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学科有政治性的支持，但是在现代社会，受众也有在心理上选择、甄别的权利，这是无法剥夺的。互联网、全球化时代，中国异质性社会的初步形成，这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大不相同，也提出了新的挑战，仅仅靠灌输，不但教育的实效性是非常有限的，而且有可能是适得其反。

最后，作为教育实践型的方法论，如何能做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理性的讲理型”的教育方法论呢?笔者认为，应注意以下几点：首先，让问题意识贯穿全体。问题意识是创新的源泉。既要理解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问题，又要不断地和中国社会实际问题联系起来，即现时代的现实问题，体现问题从生发到阐释到解决再到问题再生发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蕴涵无限地充实，其理论的触角无限地伸张，其思维的深度无限地扩展，真正达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其次，要做到史论结合。在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时候，要注意在人类文化的“面”、西方文化的“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点”之间上下穿插、融会贯通，充分理解马克思主义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的必然性和真理性，以及划时代、革命性的意义。最后，要做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想性、人文性和政治性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