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经济理论范文

经济学经济理论范文第1篇

一、市场有效性理论

在西方学术界，对于资本市场运动规律的理论按认识论来划分，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市场规律可知论；另一种是市场规律不可知论。

市场规律可知论的典型代表是传统的技术学派（亦叫图表学派）和基础学派。前者认为，历史是现实的基础。通过对前期市场运行的历史资料进行分析和研究，可以预测未来市场的走势。后者认为，价值是价格的根据，证券有其内在价值。在不同时期，证券价格可能低于或者高于其内在价值，但总的来看，证券价格会复归到内在价值的水平上。由于证券的内在价值可以通过估算预期红利和收益贴现值来获得，因此人们能够对证券价格的变动趋势作出正确的判断。

长期以来，技术学派和基础学派的观点和方法在许多西方学者中间，特别是证券专业人员中间具有广泛的影响，获得普遍的认同。但是，随机行走理论（Random Walk）的提出， 市场规律不可知论已对市场规律可知论的权威性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1953年，英国学者莫里斯·肯德尔（Maurice Kendall ）在对股市波动的统计分析中发现，股价变动没有任何模式可寻，它就像：“一个醉汉走步一样，昨天的价格与今天的价格无关，今天的价格与明天的价格无关，股市运动每一天都是全新的内容”。1959年，美国学者哈里·罗伯茨（Harry V.Roberts）和奥斯伯恩（M.F.M.Osborne）在研究中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奥斯伯恩发现，股市日常的波动就像物理实验中出现的布郎尼运动一样，遵循着一种随机行走的规律。此后，阿诺尔德·穆尔（Arnold Moore）在对单个股票价格连续变动进行序列相关分析中发现，他随机抽取的29种股票价格的周度变化数据平均序列相关系数只有0.06，从而进一步证明了以历史数据预测价格变化的无效性。

上述发现，不仅使从事金融证券理论研究的学者感到困惑，而且使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学者感到费解。因为，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说法，资本市场应当是有序运行的理性市场，然而按随机行走理论推论，资本市场却又似乎成了无序运行的非理性市场。与之相联系，资本市场的无序运动自然无经济规律可循，任何试图通过分析和研究市场运动的历史和现实，预测市场未来变化的努力都是徒劳无功的。因而，市场行为人只能去被动地接受和适应市场，而不能去改变市场。这样一来，技术分析工作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面对上述矛盾和问题，一些西方学者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并逐步形成了新的解释，即随机价格波动体现的正是一个功能良好、有效率的市场，而不是非理性的市场。他们的论据是：证券价格的变化取决于相关信息的变化。因为投资者对某种证券的需求取决于他对该证券的价格预期是看涨还是看跌。看涨时，就增加需求，看跌时，则减少需求，而证券价格预期又取决于投资者对所购买证券的了解，即信息的占有程度。这些信息包括：证券价格变动的历史数据、发行公司的经营和财务状况、股息增长率及其赢利机会等等。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每个投资者都想占有更多的信息，都想在交易之前获得利好的消息，都想在获得消息之后尽快入市炒作，竞争的结果必然使任何用于预测证券价格的信息即刻反映在现行价格上。只要一出现证券升值或者贬值的新消息，抢购或者抛售行为就会把时价抬到或压至一个适当水平。在这一水平上，投资者获得的只是正常收益率，即用以补偿风险投资和机会成本的收益率。所以，随机变化的市场和价格不仅不是市场非理性的证据，相反正是众多理智而且聪明的投资者竞相开发有关信息，并对其作出理性反应的结果。

为判断市场的行为类型和具体的运行特征，哈里·罗伯茨等进一步提出了市场有效性的三种形式：第一，弱形式假设。在符合这种假设条件的市场里现行价格已凝聚了所有历史记录的信息。第二，不完全强形式假设。在该市场条件下，价格不仅反映了过去的信息，而且反映了所有公布于众的目前信息，诸如公司收益、红利分配、股息增长率、公司间的兼并等等。第三，完全强形式假设。在这一假设市场条件下，价格决定不仅包含了弱形式假设和不完全强形式假设的内容，而且还包含了内线人所知道的信息，包含了所有对特定公司以及整个经济运行及其发展势态进行分析研究后得出的信息。在这种市场里，任何人都无法拥有对信息的垄断权。这样的市场，颇像瓦尔拉斯描述的理想状态的均衡市场。经济人谁也不能支配和影响价格的形成，只能根据给定的价格做出自己的行为选择。投资者在这样的市场里，偶而靠运气能预测到价格的变动趋势，但重复成功的机会很少，更鲜见连续重复成功的。

肯德尔等所做的统计分析实际上证明了市场弱有效性的存在，此项证明的经济意义在于：投资者在证券市场上不能通过分析和研究价格变动的历史数据来准确地预测市场的未来变化，借以获取超额利润。鲍尔和布郎（Ball and Brown）通过统计分析检验了会计收入对证券价格的影响； 佩蒂特（ Pettit ）检验了红利分配对股市的影响； 福斯特（Foster ）分析了股市对于每股预期收入的反应； 沃尔夫森和帕太尔（Wolfson and Patell　）则在研究中发现：股市对任何有关信息的反应几乎是瞬时的，一般在5至10分钟左右。上述研究均从不同的角度证明了市场不完全有效性的存在，即现行价格已经反映了所有公布于众的消息。基于这些研究结果，西方学者一般地认为，不完全强形式假设适用于现代证券市场。

然而，在市场有效性理论不断获得有利于自己的证据的同时，也不断碰到无法自园其说的矛盾和问题。

1.规模效应问题。班茨（Banz）在研究中发现，如果按股票的市场价值总额大小将上市公司进行排队，那么不论是总收益还是风险调整后的收益率都与公司规模大小呈现负相关的关系。以纽约股票交易所的情况为例。在该交易所中，规模最小的上市公司的股票平均收益率要比规模最大的上市公司股票平均收益率高出 19.8个百分点，而且这一现象持续存在。对于这个问题，市场有效性理论难以作出合理的解释。因为依据市场有效性理论的观点，证券市场是一个由理性投资者组成的，在资本转移迅速和充分竞争的市场条件下，超额收入应该随着投资者竞相购买小公司的股票而迅速消失，不应该出现这种持续存在的现象。

2.周末效应问题。弗伦奇（French）等人发现，在纽约证券市场上，从周五到周一三天股票收益率一般低于一周中的其它日子。这又是市场有效性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因为，在有效市场的条件下，理智的投资者会充分利用各交易日收益率的差别，进行低买高卖的投机性交易。比如说，他们可以在周五下午实行短卖（Short sale），然后在周一下午按预期的低价买进。这样一来，势必导致周五下午股票价格下跌，周一上午股票价格上涨，从而使周一的股票收益率升至适当的水平。所以，按照市场有效性理论的观点，各交易日的股票收益率不应出现如此悬殊的差距，这种差距更不会长期存在下去。

3.黑色星期一问题。1987年10月19日，星期一，美国纽约股票市场突然爆发了前所未有的狂跌风潮。这场股市狂跌，不仅给西方的投资者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给信奉和鼓吹市场有效性理论的西方学者当头一记闷棍。对于这场股市狂跌，一些西方学者既无法作出圆满的解释，更无力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因为，根据市场有效性理论的说法，西方的证券市场符合不完全强形式假设条件和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完全强形式假设条件。而在这种市场条件下，价格能够及时、迅速地反映信息的变化，投资者能够根据价格的变化及时、迅速地作出理智的反应，结果，价格趋向合理，市场趋于均衡，因此不会出现股市暴涨暴跌的问题，更不会产生市场运行危机。

鉴于理论与现实的矛盾，一些西方学者又不得不承认非理性因素的作用。

二、市场有效性理论的提出及其缺陷

应当看到，市场有效性理论所以在西方学术界产生如此巨大的反响，引起如此广泛的讨论，绝不是偶然的。

首先，该理论的提出适应了西方经济学基本理论和现代金融理论发展的需要。我们知道，市场理论是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的核心。从经济学说史的角度看，它的发展变化主要是围绕两个问题展开的：一是论证理性市场存在的合理性；二是验证理性市场存在的现实性。对于前一个问题，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列昂· 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帕累托的资源配置理论，让·萨伊的分配理论，阿·马歇尔的供求理论已从不同的角度予以全面充分的论证和阐述，并且给出了理想状态下的市场模型——完全竞争的市场模型。但是，上述理论给出的理性市场是理性假定、数学推导和逻辑演绎的产物，与现实经济生活中的市场相比有很大的距离。为了使传统的理性市场模型更加贴近现实，解释和回答现实问题，使其具有生命力，现代的西方学者不得不把注意力转移到后一个问题的研究上。他们通过引入集合论、控制论、泛涵分析、凸集分析和拓扑学等现代科学方法，简化或放松模型的约束条件，拓宽模型的实现条件，借以增强模型的适用性。尽管这些努力在推动西方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发展，尤其是方法论创新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未能提出一个既能充分论证理性市场存在的合理性又能充分验证理性市场存在的现实性的理论。市场有效性理论的提出无疑填补了这方面研究的空白。它一方面通过对资本市场的理论研究论证了理性市场存在的合理性，另一方面通过对资本市场运动规律的实证分析验证了理性市场存在的现实性，从而把上述两个问题有机地统一起来，为西方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提供了进一发展的契机。除此以外，市场有效性理论还为现资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确立了现资组合理论和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理论前提，使其具有广泛的适用性。

其次，市场有效性理论的提出体现了西方市场经济实践发展的要求。随着滞胀的出现，凯恩斯的政策主张的局限性开始显露出来，市场自由化的呼声日趋高涨。市场有效性理论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孕育产生的。因此它的提出无疑给市场自由化的政策主张，尤其是金融自由化的政策主张提供了理论依据。

尽管在西方学术界很少有哪一种理论能够获得像市场有效性理论那样多的支持和如此高的学术地位，但是该理论的局限性和缺陷还是十分明显的。

其一，从理论渊源来看，市场有效性理论脱胎于西方传统经济学的市场自发理论。因此它必然带有同样的痼疾：过分夸大和神化市场调节的自发作用；否定市场运行中的内在矛盾和问题；排斥政府调控市场运行的积极作用；从理性原则出发，用先验的理论假说和抽象的模型来规范和说明复杂多变的现实；重形式，轻内容，追求逻辑体系和数学形式的完美不惜牺牲经济理论的现实性；重现象，轻本质，注重现象描述，缺乏对市场运行及矛盾运动内在机理的深入研究。由于市场有效性理论存在着上述弊端，因此在说明现实问题时候，尤其是说明诸如“黑色星期一”之类的现实矛盾的时候往往显得力不从心，苍白无力。

其二，从认识论上看，市场有效性理论从现象形态出发，以资本市场价格不规则运动为依据，割断资本市场运行与整个经济运行的内在联系，否定经济规律对资本市场运行的支配作用，否定人们认识资本市场运动规律的主观能动性，把资本市场视为超社会超经济存在的、纯粹的“物理实验场。”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也是脱离实际的。毫无疑问，资本市场确实是一个盲目性很大、投机性很强、易受心理预期因素和突发事件影响的特殊市场。特殊市场自然有特殊的运行方式和特殊的运动规律。但是，同时还要看到，资本市场毕竟不是孤立存在于社会经济活动之外的市场。作为市场，它是交换关系的总和。作为市场体系的必要组成部分，资本的运行和发展要受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制约，反映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要求。总之，资本市场的运动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因此对其认识和了解必须多角度全方位的展开。以局部认识概观资本市场运动的全貌，只会导致对资本市场运动规律的片面认识，从而得出不符合实际的结论。

其三，市场有效性理论提出的理性模型存在着致命的弱点。先从模型本身看，理性市场模型的基础是完全理性和完全信息两个基本的前提条件。其中，完全信息的假设条件是：（1 ）所有的信息都必须是公开和透明的。即将信息无偿地提供给所有的投资者；所有的投资者对信息的解释和判断不存在任何分歧，信息传递渠道畅通，不存在任何阻隔。（2）价格已经反映了所有可以得到的信息， 并且具有高度的灵敏性和传导性。（3）价格是既定的量，所有的投资者只能根据给定的价格作出自己的选择。谁也不能支配和影响价格的形成，价格是唯一的调节信号。完全理性的假设条件是：（1）市场是理性的，即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市场和公平与效率统一的市场，不存在资本过剩和资本短缺的问题，资本可以自由的流出流入，交易过程是在瞬间完成的，既不存在虚假交易也不存在时间和数量调整；（2）市场行为人是理性的，收益最大化是所有投资者从事证券交易的唯一动机，都必须自觉根据理性原则制订投资决策，调整交易数量，确立交易方式，规范交易行为，开展交易活动；（3）市场运行是均衡的，能根据内部机制和外部环境的变化及时迅速地进行调整，从非均衡态自动恢复到均衡态。不难看出，在上述假设条件中，市场均衡假设是从理性市场假设中推导出来的，而理性市场假设又是以完全信息假设作为前提的。由于这些假设条件之间存在着互为前提循环证明的关系，只要人们对其中的一个假设条件证伪，上述假设条件形成的逻辑链条就会即刻断裂，市场有效性理论的基石就会因此而崩塌。

应当说，市场有效性理论面临的最大挑战还是来自于西方资本市场现实的矛盾运动和内在运行危机。十分明显，若承认资本市场现实的矛盾运动和内在的运行危机，就得修改市场有效性理论的基本前提：而若无视现实矛盾的存在，市场有效性理论则会失去存在的价值。可见，市场有效性理论很难摆脱进退两难的困境。实践证明，一种理论如果不能说明现实问题，不能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有效的办法，这种理论或迟或早会被时代所抛弃。针对市场有效性理论存在的种种问题和面临的困境，有的西方学者预言，30年代的大萧条动摇了古典经济学一般均衡理论的基础，为凯恩斯革命的兴起开辟了道路。80年代的黑色星期一则撼动了新古典经济学市场的有效性理论的基石，将为西方经济学的又一次革命拉开序幕。

三、市场有效性理论的借鉴意义

尽管市场有效性理论存在着种种缺陷，但并非一无是处，毫无借鉴价值。

首先，市场有效性理论给出了判断资本市场有效性的三种形式。这对于客观地认识我国资本市场的发育现状，明确未来的发展目标，确定规范化的资本市场类型和运行规则，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其次，市场有效性理论关于完善信息公布制度、发掘信息来源、疏通信息渠道、提高信息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扩大信息面、减少市场波动的不确定性、保持市场稳定运行的见解；关于扩大上市公司数目、增加交易数量、减少投资者进入市场参与交易的限制、鼓励机构投资者之间展开竞争、减少人为干预、市场垄断和价格操纵、形成良好的竞争氛围和供求均势、保持市场均衡运行的观点；关于加强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交易方式和交易手段的现代化、提高交易速度和市场运行效率、减少交易成本和交易磨擦、保持市场高效率运行的看法；关于完善交易规则、维护市场秩序、充分发挥自律机制的作用、约束投资者不正当的市场行为、保持市场有序运行的思想；关于加强对市场随机波动问题的研究等等，这些观点和见解对于加快我国资本市场的建设，解决市场发育和市场运行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了解资本市场规范化的标准，了解成熟的资本市场应该具备的性质和条件，预见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趋势，均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经济学经济理论范文第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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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经济理论范文第4篇

关键词: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关系;分析与探讨

经济学是由“理论经济学”以及“应用经济学”两大学科组成的。理论经济学主要揭示了经济的运行及其发展规律，论述了经济学的基本概念以及其基本原理。在西方经济学体系中，理论经济学又包含宏观经济学以及微观经济学两个学科。应用经济学是以运用经济学为基本原理，从而对国民经济和经济生产中的各个领域以及各个部门的经济活动进行研究与探索，并分析其经济规律，从而进一步揭示了其经济以及社会效益的内容。工业经济学、商业经济学、货币银行学、国际金融学、企业管理学、市场营销学、环境经济学以及劳动经济学等组成了应用经济学。关于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之间的关系，业内人士普遍认为理论经济学是基础，应用经济学识具体的运用和实践。但是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以及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一问题又被重新审视。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之间的关系有待于进一步讨论，以此来适应我国经济管理以及经济发展的要求，从而在我国经济建设过程中出现的相关问题进行正确地指导。

一、在我国经济学中“重应用，轻理论”的现象

在我国经济学术界，大多数还是比较注重应用经济学的研究，而忽略了对理论经济学的研究。这种现象在出版界，学术界以及教育界随处可见。例如，经过实际调查研究表明，在各类经济刊物以及经济学论著的收编，刊印，发行等过程中，相对于理论经济学来说，应用经济学的成果更受欢迎。其论文和刊物更易于发表和发行。相反，许多出版社对理论经济学研究的成果不怎么看好，对投稿的作者态度也相对冷淡。有些出版社甚至颁布了许多硬性条件和规则，要求理论性学术专著的作者在出版时提交高额的资助金，这就致使许多的理论经济学研究成果无法公诸于世。这些高水平学术著作的流失也是制约整个经济学发展的原因之一。与理论研究的情况不同，应用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在出版界则受到广泛的欢迎。这就严重导致了经济学畸形发展问题。

二、经济学畸形发展的原因

由于应用经济学一边倒的倾向性现象，严重制约了理论经济学的发展与进步，同时这一现象也必将制约应用经济学的日后长远发展。其主要因素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市场经济的冲击。市场对人们追求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行为具有重要的调控作用。当前，理论经济研究收益少，见效慢，因此大多数人比较看重应用经济学在经济效益以及社会效益上的潜力，这就导致了在一定程度上人才与资源偏向应用经济学的现象。二是观念认识落后。对于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学者，专家，还是管理者，企业界，都缺乏全面认识。这种片面的认识导致了人们在思想观念上重视应用经济学而轻视理论经济学，进而导致了经济学的畸形发展。

三、经济学畸形发展问题的解决方案

(一)改变学术界的观念及其现状

目前在学术界“重应用、轻理论”的现象比较严重，这就导致了我国经济学的发展不平稳。因此要想改变这种过分倾向应用经济学的现象，首先要做的就是从观念上进行改变，加强对理论经济学的研究与支持。可以为理论经济学提供一定的优惠政策，比如提供研究基金，在政策上给予鼓励支持等。这样的做法有助于鼓励更多的学术工作者投入到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当中，进而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当前经济学术上研究片面思想问题，为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的平衡发展提供保障。

(二)革新经济学教育观念

要想改变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的不平衡发展问题，就必须改变教师以及学生对理论经济学以及应用经济学之间关系认识片面性的思想观念，明确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之间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关系。要深刻体会到理论经济学是应用经济学研究的基础，坚定基础理论经济学学习的思想观念。只有学生自觉进行理论经济学的学习与实践，才能提高理论经济学的研究水平，从根本上解决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不平衡发展的现状。

(三)创新教学手段及学习方法

众所周知，基础理论知识的学习过程是比较枯燥乏味的，因此必须改变传统“满堂灌”的教学方式，以此来提高学生对理论经济学的学习兴趣。在理论经济学教授过程中，不能光靠教师讲课，而是教师鼓励学生多阅读，多思考，多交流。通过相互交流，相互讨论的方式，到达启发思路，开拓视野的作用。此外，教师可以鼓励学生进行创作，例如学习心得，学习感悟，评论文章等。在学生的自主学习中，教师要始终发挥其指导作用。引导学生平衡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的学习时间和精力，以此达到全面发展的目的。创新的教学方式不仅可以促进学生进行理论经济学的学习，而且还有利于学生将所学的理论知识主动应用于实践当中，进行问题的分析与探讨，从而达到锻炼应用能力以及思考能力的目的。

(四)理论联系实际

要时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在强调基础理论经济学的重要性时，并不是提倡将基础理论经济教学与经济实践教学分开，而是在经济社会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相应的基础理论经济知识教学。争取做到学以致用，而不是学而无用。理论经济的学习必须具有服务于经济实践的价值，因此基础理论经济的学习与经济学的实践是紧密相连的。通过实践进行理论知识学习，通过基础理论进行实际，只有这样才能加强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深刻认识，体会到基础理论学习的重要性。

四、结语

作为应用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经济学为应用经济学给予了强大的支持力与推动力。如果没有扎实的理论经济学知识，那么对于应用经济学的研究来说只能是纸上谈兵，毫无意义可言。没有基本经济学作为指导和基础，那么应用经济学的发展则无法实现。因此，在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趋势下，以及“重应用、轻理论”的形式下，必须注重对理论经济学的支持，增强理论经济学的发展力度，以此来保持我国经济学的平稳发展，为我国的经济建设提供一定的保障。

作者:张镇川 单位:山西工商学院

参考文献:

［1］李继详．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辨析［J］．江汉论坛，2000(05)．

经济学经济理论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在古典经济学派中人口经济理论占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地位。斯密和李嘉图在各自的分配理论中都较为详细地论述了人口问题。作者对古典经济学派的人口问题以劳动价值论为主线加以分析，阐述了人口与财富、人口与收人之间关系的经济学说。同时，对以马尔萨斯为代表的反人口主义的现实根源和理论依据进行了分析

一、威廉·配第的人口经济思想

古典经济学派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初期。其创始人威廉·配第就开始探讨人口问题。配第提出了著名的劳动创造价值思想，认为“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从而把土地和人的劳动看成是构成社会经济生活的两大要素。但是威廉·配第对于人口的考察还不仅仅局限于人口数量，是从劳动性人口的角度来考察这一问题。这主要是基于他的人口众多可以增加政府的收入这一思想。配第认为生产性人口是一国财富增长的重要因素。但这种与财富增长联系在一起的人口，不是单纯的人口数量，而是具有一定经济质量的人口。他认为一国财富的规模取决于人口数量、勤勉程度和技艺水平。由于一国人口在一定期间内是稳定的，因而配第重视从事生产性劳动的人数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根据这一思想，配第实际上把一国的人口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从事物质财富或对国家具有实际效用和价值的物品生产的人、以及不生产这些东西的人，包括土地耕种者、手工业者、还远、上人、士兵;第二类人包括医生、僧侣、律师、政府官员等。他主张限制第二类人的数量，增加第一类人的数量，以增进一国的财富。“人口稀少，是真正的贫困。一个800万人口的国家所拥有的财富，将是有着相同国土面积但人口却只有400万的国家所拥有的财富的两倍。而对于同一统治者来说，他们统治较多人口与较少人口的花费是相差无几的”。

威廉·配第的人口思想之所以把生产性人口数量看作是国家财富的标志主要是来源于重商主义的人口思想以及当时英国的法令政策。重商主义的人口思想主要是“人口众多、人们勤奋工作，不仅能提供大量的为保护国家荣誉和财富而战斗的士兵和水手，并且能够保证劳动力的充足供应从而可以保持较低的工资水平。”“较低的工资水平，其亦可以降低出口产品的价格，从而增加黄金的流入;其二可以减少人们的懒惰，促使更多的人加入劳动力大军”。重商主义的人口观点明显的表现在了当时的英国的政策和法令上。在英国国王亨利八世统治时期(1509一1547)，英国一共有7200名小偷被绞死。并在1536年颁布法令，宣布身体健全的流浪汉将被割去耳朵。1572年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也通过一项法令:未经当局许可的14岁及14岁以上的乞丐都要受到鞭打并被打上烙印，除非有人愿意雇用他们;若第二次触犯，如果没有人愿意雇用他们，他们将被处死;若第三次违反法令，将被视为重罪犯立即处死。

在《赋税论》中，配第也是赞成重商主义的“充分就业”观点。他提出的按人头征税的理由就是“这可以激励所有的人将他们的孩子送到适合孩子能力的地方去工作赚钱，用这些收入所得来支付每个孩子自己的人头税。”配第反对处死小偷，但却主张将它们变为奴隶。这说明，像其他重商主义者一样，威廉·配第也赞成国家应该拥有大量的人口。

二、法国重农学派的人口经理论

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重农学派的创建者弗朗斯瓦·魁奈(1694一1774)从生产领域对人口和财富、人口和收人作了进一步分析。他提出“纯产品”理论，认为农业是一切财富的本源，只有农业才是满足人们需要的财富的来源。在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中，魁奈首次使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将社会全部人口划分为三大阶级，即生产阶级、土地所有者阶级和不生产阶级。在公经济表》中，他提出农业劳动是唯一能提供“纯产品”的劳动，因而从事农业生产的阶级才属于生产阶级，而从事农业以外工商业活动的阶级则属于不生产阶级，并且把土地所有者单独列为一个阶级。因此在魁奈的思想中，生产性人口只包含农场主和农业工人。但是在《人口论》中，魁奈则强调人口是财富的第一个创造因素，指出“构成国家强大的因素是人:财富是由于他们的需要而增长的”。这里的人口是指一国全部人口。这与前者并没有逻辑上的矛盾。前者是魁奈社会财富产生的源泉来加以考察，而后者则是从人口、财富、消费、价格的内在联系而加以考察的。

在魁奈的思想中，财富与人口、需求、消费和价格等具有内在的联系。魁奈认为人口与财富之间的关系是通过消费和价格联系在一起的。人需要消费，消费是人本身生存、再生产的条件。人的消费产生需求，并产生交换，有了交换就有了价格，也就有了价值和财富。“消费能促进产品价格的提高，经常的消费引起产品的经常再生产，这就意味着国家财富的恢复”。在魁奈看来，价格是消费和再生产之间的重要联系，只有良好的价格才可以促进农业的发展，使农业创造出真正的财富。

同时魁奈认为认为财富的增长先于人口增长，只有财富增加才能使人口增长速度加快。人口过多或者无限制的增长对一个国家是不利的。实际上，他主张人口增长决定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认为“人们的生产超过了自己的消费越多，对国家越有益，反之，它们的支出超过自己的收人越多，或者他们的消费超过自己劳动所生产的有效产品越多，那么它们就成为国家的累赘”。

三、亚当·斯密的人口经济理论

英国古典经济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亚当.斯密继承了配第的传统的观点，认为劳动是财富的源泉。斯密所说的国民财富是一个国家所生产的商品总量。同时他提出，经济发展即国民财富的增长的动因是人口绝对水平的增长，“一国的繁荣而言，最明确地标识是居民人数的增长”，并且分工影响劳动生产力。

总的来说，斯密人口理论的主要逻辑是从劳动价值论出发来分析人口与财富的关系，从劳动产品的价值构成分析人手，进而分析工资的本质和影响工资的决定因素。然后分析经济增长与劳动力需求的相互关系，最终认为劳动需求决定人口需求并决定人口生产。

首先斯密认为在一个劳动是唯一资源的社会中，一种商品的相对价值是由生产这种商品的必要劳动的数量决定的，“在土地上为私有而资本尚未累积的原始社会状态中，劳动的全部生产物属于劳动者，即无地主也无雇主同他分享。这种状态如果继续下去，劳动工资将随着分工所引起的劳动生产力的增大而增加起来。”“但是劳动者独享全部劳动生产物的这种原始状态一到有了土地私有和资本积累就宣告终结了”。斯密认为土地一旦成为私有财产，地主和资本家便从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物中扣除了两个项目:地租和利润。而这种扣除后的剩余即是“劳动工资”，即“劳动者为一个人而雇用他的资本所有者另为一人的一般情况下，劳动获得的工资”。这样斯密就从全社会分配的角度分析了一国国民财富分配的基本形式:劳动工资、地租和利润。

斯密从劳动价值论出发来分析人口与财富的关系，但是他又看到劳动人口与生产资料与资本之间有一定的比例关系，进而进一步分析了劳动力需求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首先，斯密认为对于工资劳动者的需求主要取决于工资基金的多少，“这种资金主要有两种:一、超过维持生活需要的收人;二、超过雇主自己使用需要的资财。……因此，对于工资劳动者的需求比随着一国收人和资本的增加而增加。”这样，斯密就将劳动力的需求与国民财富的增长联系起来。“收人和资本没有增加，对工资劳动者的需求决不会增加。而收人和资本的增加就是国民财富的增加，所以对工资劳动者的需求，自随着国民财富的增加而增加。国民财富不增加，对工资劳动者的需求决不会增加”。

而对于劳动力的需求与国民财富的相互关系的研究，斯密是从流量的角度而不是从存量的角度加以分析，这是斯密的一个比较主要的贡献。斯密认为最富有的国家劳动工资未必最高，而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才有此可能。他以当时的英格兰和北美两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工资现状为例以说明此问题，“北美没有英格兰富裕，但比英格兰更繁荣，并以大得多的速度增加财富”，从工资水平上看，北美地区也高于英格兰。斯密认为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情况，是由劳动力市场上的供求所决定的。经济增长较快带来了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劳动力市场出现供求不均等的情况，由此产生了较高的劳动工资。而这种较为丰厚的劳动报酬必然鼓励劳动者结婚和增殖，使他们不断能够增加人口，来供给不断增加的劳动力需求。

同时，斯密又从长期角度来分析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认为发达社会到一定阶段后，会达到停滞状态，随着资本积累的进行，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带来利润率的下降，使一个国家的经济陷人资本停止积累的状态。到那时人口也就有了所能容纳的极限，并不能得到增加。他的人口理论，特别是对人口增长与资本积累的相互关系的分析，对后人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四、马尔萨斯与李嘉图的人口经济理论

庸俗经济学家马尔萨斯(1766一1834)的人口理论和经济增长思想集中反映在他的两部重要著作《人口原理》(1803)和《政治经济学原理》(1820)中。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的基本思想可以做如下概括。马尔萨斯认为，“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两性间的是必然的”，这是两条自然规律。从这两条规律出发，他试图证明以下三个命题;(1)人口必然地为生活资料所限制;(2)只要生活资料增长，人口一定会坚定不移地增长，除非受到非常有力而又显著的抑制的阻止;(3)这些抑制，和那些遏止人口的优势力量并使其结果与生活资料保持同一水平的抑制，全部可以归纳为道德的节制、罪恶和贫困。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在无所妨碍时，以几何级数率增加;生活资料，只以算术级数率增加，在长期中，人类收人水平将保持在仅仅足以维持生存的水平上，不会高也不会低。经济学正是从马尔萨斯开始取得了“忧郁的科学”这一称号。

熊彼特将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称为反人口主义。人口的生殖能力倾向于超越任何可以指定的限度而增加，直到人类生殖能力所能达到的最大范围;相反，人口的生存手段及其增加的可能性行则有一定限度，并且受到经济匾乏这一现实客观约束。这是马尔萨斯反人口主义的基本核心内涵。反人口主义观点最早可以追溯到16世纪末，当时的意大利思想家乔瓦尼·博特罗(1540一1617)就提出并充分发展了后来归在马尔萨斯名下的人口原理。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马尔萨斯反人口主义会出现在英国人口主义盛行的时代里。熊彼特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十八世纪产业革命时期短期的经济波动，以及短期失业问题。“十七、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口主义者把人口的迅速增加视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条件、特征也许是完全正确的，而同时，向他们大多数人实际上做的那样，为短期出现的盛衰无常、特别是伴随着发展而带来的失业而感到忧虑，同样是正确的。”这是人口主义与反人口主义理论上存在区别的现实根源。

但同时，两者在经济分析方面的基本出发点也是有着较大区别的。人口主义的态度就其经济动机而言，隐含着一种信念，即报酬是递增的。例如威廉·配第和斯密都是人口主义者。配第说过，如果其他条件不变，所谓社会间接成本—政府、道路、学校等方面的支出是不会和人口成比例同时增加的。这就把报酬递增表述为单位劳务成本递减的形式。斯密在《国富论》中虽然不是很严谨但也清楚地表述了和配第相类似的理论观点，陈述了制造业中的报酬递减法则。斯密先是从制造业中的劳动分工出发，阐述了通过分工可以使“完成任何一项具体工作现在只需要使用比以前少得多的劳动量”，但是并没有表述农业中的报酬递减法则。

而以博特罗和马尔萨斯为代表的反人口主义(虽然马尔萨斯在《人口论》中丝毫没有提到土地报酬递减规律，但是也是以报酬递减规律为前提)，但是他的人口理论的追随者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806一1873)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继承了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将人口理论与报酬递减规律联系在一起，认为所有人口最稠密的国家都已经达到了“为使人类在最大限度上获得合作和社交的全部好处所必需的人口稠密度”。也即暗示着人口的进一步增加只会为社会带来压力。“就这样，马尔萨斯《人口论》中的学说在当时正统经济学的体系中牢固地扎下了根”。同时，马尔萨斯还看到一些可以控制人口增长的积极措施，即可以使死亡率上升的措施，包括饥荒、贫困、文艺和战争。并且将这些措施提升到了与自然现象和自然法则同等重要的地位。因此，马尔萨斯认为贫穷和困苦是对“下等阶级”没能控制其人口增长的自然惩罚。根据他的这一观点，可以得出一项很重要的政策结论:对穷人不能提供政府救济，给穷人提供救济只会使更多的儿童得以生存，从而最终将是温饱问题更加恶化。1803年，在《人口论))第二版中，马尔萨斯写道，“一个人出生到世界上，如果不能从他的父母那里得到他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如果社会并不需要他的劳动，那么他就没有权利拥有哪怕是最小份额的食物，事实上它的存在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马尔萨斯的观点在1834年的英国济贫法修正案中被采纳。也正因于此，政治经济学在当时被称为“可怕的学科”。

最清晰和完整地提出报酬递减规律这一概念的是古典经济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大卫·李嘉图。以农业中的报酬递减规律为前提，李嘉图将人口分析与工资问题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劳动力的买卖如同其他商品一样，具有市场价格与自然价格。劳动的自然价格就是在给定的习惯和习俗前提下，在工人数量不作改变的情况下使得工人得以生存与延续的价格。劳动的自然价格取决于劳动者本身即他们的家庭所必需的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如果生活必需品的成本增加，名义工资也将上升，以便工人能够保持其真实工资水平，并且可以继续足够的购买力使劳动力得以延续下去。如果商品的价格下跌，名义工资也将下降。劳动力的市场价格取决于供给与需求，但是劳动力的市场价格随着商品价格的波动而围绕其自然价格上下波动。

经济学经济理论范文第6篇

【关键词】传统经济 循环经济 资源 环境

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激化了经济活动和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人类寻求生存和发展的空间逐渐缩小，在此背景下，出现了循环经济的概念。循环经济是在促进经济增长的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实现我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循环经济逐渐被我国认可和引用，相比之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其显示了自身的优越性，因此，需要有关人员不断对循环经济理论上进行新的探求。

一、循环经济理论与传统经济理论的区别

（一）内涵上

传统经济学是指以“经济人”为理论的前提假设来研究人类社会各种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科学。其中，“经济人”内涵包含两个方面：第一，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且人都是自私的；第二，每个人都是理性的，都精通算计。

循环经济学又叫做物质循环流动型经济。是指以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和环境保护为核心，在人、自然和科技发展的环境下，在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以及产品消费及其废弃的过程中，将传统的依赖资源消耗来增长经济价值的方式，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发展的经济增长方式。

（二）物流方向上

传统经济是一种单向流动的线性经济，是由资源―产品―消费―排放几部分构成的。人们通常通过生产和消费，最大限度上的将地球上的资源开采出来，并将产品生产和消费之后的空气污染物排放到空气、土壤或者水系之中。

循环经济是从将资源环境保护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以实现人类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为目标，在可持续发展观的指导下，运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人开采和利用资源。实现清洁生产、废弃物、开采资源的综合利用，并将可持续和可重复利用的资源进行循环利用。在物流方向上形成了资源―产品―消费―再生资源的反馈流程。

（三）基本特征上

传统经济的基本特征是高开采、低利用、高排放。而循环经济的基本特征是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减量化能够减少生产和消费中物质能源的流量，再利用能够延长产品和服务的时间强度，再循环能够将产品使用后的产生的垃圾资源转变成再生资源。

二、循环经济在传统经济理论上的发展

循环经济较之传统经济，其倡导的是一种和环境和谐发展的经济模式，其最终发展目的是实现资源的最优生产、减少浪费和废弃物的排放。相比传统经济而言，循环经济主要在理论上实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突破。

（一）新的发展观

传统经济将经济发展和进步等同于经济增长，将社会发展仅仅归结于国民经济增长，这种片面、落后的经济增长方式严重危害了人们生存和发展，造成了一系列资源环境问题。而循环经济摆脱了传统经济增长的虚假性观念，实现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形成了新的发展观。新发展观认为，生态环境的承受力以及自然资源的可开采率都是有限的，社会的经济发展不能进行超越自然环境承受力的开采，要实现资源环境和经济增长的协调、可持续发展。要能够为了自然环境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放弃局部的经济利益以及眼前的利益，杜绝急功近利的追求经济效益。

（二）新的价值观

循环经济的发展形成了新的价值观，主要体现在：第一，自然环境本身具有价值，主要表现在自然环境和人类劳动实践开采的关系上，人类劳动能够提高资源环境的价值，反之，也能够降低资源环境的价值。第二，通过资源开采所获取的经济价值要与其所造成的社会价值和环境价值相协调。打破传统经济学中将三者孤立的局势，禁止由于过度追求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对环境价值造成的损害。新的价值观指导循环经济的实践中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循环经济的新的价值观在考虑自然时，不能将其视为材料的垃圾场，要在利用资源的基础上维持其循环系统；第二，循环经济的新的价值观在考虑科技时，要考虑到科技力量对自然环境的修复能力，发展和应用有益于环境的科学技术；第三，循环经济的新的价值观在考虑人自身发展时，不能只考虑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还要积极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发展。

（三）新的资源观

传统经济中，人们为了实现利益的最大化获取，对自然资源进行无限制开发，最后导致大量资源的枯竭。同时，传统经济没有考虑到资源利用带来的负面效应，导致了全球生态环境的极度恶化。而循环经济在实践和认识、认识和实践的发展中形成了新的资源观，提出人们对资源开发要尊重人和自然资源和谐的规律，要实现经济、环境、社会的共同发展。因此，循环经济要最大程度上实现减量化、再使用以及再循环，从资源开采到资源利用、生产、处理等各个环节全方位地实现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的战略。

（四）新的生产观

传统经济的生产观念是最大程度上对资源进行开采，从而在最大程度上获取经济和社会效益，对自然资源带来了浪费。而循环经济观是要在考虑自然环境生态系统的实际承受能力来对资源进行开采，且在开采中注重对资源的合理化开采，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资源浪费现象的发生，创造出了源源不断的可持续的社会财富。循环经济的新的生产观要求，在资源开采、加工、利用和处理中，要按照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的原则，同时，在整个过程中要尽量开采可再生资源，减少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开采。比如：可以利用太阳能、风能等资源来实现社会经济效益，也可以用知识投入来替代物质投入，从而实现资源的良性开采和使用，实现可持续生产。

经济学经济理论范文第7篇

一、知识经济的时代意义

按照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定义:知识经济即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是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核心的,建立在知识信息的生产、存储、使用和消费之上的经济。从我们所看到的不少资料表明:人们在强调知识经济这一概念时,主要是区别于物质、资本在生产中起主导作用的物质经济和资本经济而言的。但不能由此就认为知识经济仅仅是区别于所谓的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其一,人类经济时代的划分有自然经济、工业经济,但没有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的提法。其二,一个经济时代的划分重要的不是生产什么而是用什么生产,这里包含一个重大的区别,即一定社会的主导生产工具及由此形成的产业,这显然不是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所能反映的。而知识经济不但从知识在生产中的核心作用表明自身的存在,更重要的是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主导经济增长的知识性产业已经形成。

因此OECD定义知识经济即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正是揭示了知识对现代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并准确地反映了知识经济的现实。所以,我们从经济时代的角度来认识知识经济,才能切实地反映社会财富创造形式的历史性变化和人类社会已进入一种崭新的生产方式这一伟大现实。

二、知识经济对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冲击

知识经济对经济理论的冲击首先是基础理论。知识经济的出现使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必然要合理解释和反映这种社会经济生活的新本质,从而在更新的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基石上构建指导人类新的经济实践的经济学。事实证明,经济学的一些研究领域已经初步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着这种新经济的冲击。这里我们的研究主要是针对第一个问题,形成这一问题的核心内容是社会的财富是什么?如何实现这种财富的增长?对这两个问题的认识集中地形成了经济学基础理论即价值理论以及增长理论。

我们从经济学角度考察一定社会所追求的新的社会财富是什么,如何创造出来。不能不看到,新的社会财富的创造总是受制于当时社会的生产方式。从古代社会的钱物积累表现出的社会财富,及与之相应的注重农牧和战争掠夺的财富增长形式,到威廉•配第实质性地揭示出农业经济条件下的社会财富创造中“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这里的劳动成果是直接地表现为社会所认可的社会财富。随着自由资本主义萌芽的到来,重商主义坚定地认为商业贸易创造价值、增进社会财富。事实上商业贸易只是转移现实的社会财富,并不能在根本上创造新的社会财富。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第一次真正深入到人类经济的核心,揭示了生产创造价值这一人类社会财富增长的实质。新增加的社会财富完全是表现为满足人们各种各样生活需要的商品,商品价值的大小及其得到社会认可的多少都直接地决定于生产它们所使用的技术的先进性。这使工业经济时代的劳动价值论典型地表现为价值的技术决定论。

当人类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知识经济时代,反映工业经济时代社会财富创造的劳动价值理论在新的生产方式中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首先,在现代化的企业生产中,人们认识到外在于劳动过程的知识性的管理也成为创造商品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经济学界也提出了管理是创造价值的第四个要素。而管理正是随着人们对企业自身性质认识不断深化所形成的知识和信息,管理人员正是运用这些知识和信息,服务于生产过程而现实地增加产品的价值。其次,在市场自由竞争中企业所投入非生产性领域的大量广告费、赞助费及各类社会投入,都不是用于直接生产领域,按劳动价值理论是不会创造价值的。现在恐怕没有企业界的朋友会否认这方面投入的丰厚回报,在这些非生产性领域的投入极大地提高了处于自由竞争市场中企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这些知识和信息是如此深刻地影响着消费者的选择,对商品无论在价值大小以及实现多少上都起着关键的作用。第三,现在主要让我们来看使工业经济时代跃升到知识经济时代的先导产业―――信息产业。美国人不无自豪地指出信息产业已成为美国经济最大的新的经济增长源,约占近年美国经济增长的40%。如果你对这个数字还缺乏敏感的认识,那么你对这组数字肯定会感兴趣:一个发展才十几年但已拥有资产2600亿美元的微软电脑公司和已经发展一百多年才拥有400亿美元资产的通用汽车公司,后者曾是美国工业经济时代的象征之一。在这里已完全失去了工业经济时代社会财富的生产和实现形式,知识经济时代的社会财富已直接地与人类最宝贵的知识挂钩,这不但突破着旧的社会财富观,而且直接使人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创造新的社会财富。

综上所述,知识存在于当今源源不断被创造出来的新的社会财富中,深刻地改变着经济学的基本范畴的内涵及基本理论。正如我们分析的,一定经济时代新创造的社会财富,总是最深刻地反映着一定经济时代的社会生产的实质,并通过这个实质使一定时代的社会生产方式向更高级转化。因此,我们可以说一切都是财富,一切都不是财富,对新增社会财富的考察必须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结合。如果说工业经济时代商品的价值主要指一定技术条件下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价值的大小体现出在劳动时间多少上的竞争,那么知识时代的商品价值则主要是指在无差别人类劳动中所蕴含的知识和信息,价值的大小体现在劳动中对知识和信息的竞争。我们创造的新财富是未知的,但我们通过当前的劳动却现实地改变着已经形成的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在这个循环上升的怪圈里,由于人们在现实消费需求中所消耗的社会财富总是有限的,因此大量的社会财富是以数字指标表明社会生产的创造能力,由于形成新的社会财富增长的途径是唯一的,因此对一定生产方式下新形成价值的那种核心要素的竞争便是社会经济增长的实质。而这种核心要素的分割、占有和积累,也就是对新增的社会财富的分割、占有和积累。因此,在知识经济时代,与工业时代相适应建立起来的经济学劳动价值理论亟待发展。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才能说明知识经济是存在的,使知识经济有合理的理论基础,把我们看到的现实和我们用于解决现实问题的理论有机地统一起来。

三、知识经济对社会财富创造形式的改变必然意味着传统经济学的增长理论、货币理论、周期理论及其他一些理论都必须重构

知识经济正以其在现实中的迅猛发展向我们展示出现代经济新的生产方式和增长形式,使传统经济学理论所揭示的内涵式增长、外延式增长、规模经济增长、投入产出等增长理论都表现出严重不足。首先,知识在现代经济中的基础性作用已彻底改变了传统人、财、物要素配置所带来的增长。其次,知识作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它投入和参与生产的形式完全不同于传统要素,并形成新兴的主导产业。再次,同传统工业经济的规模相比较,依赖知识创造效益的增长正表现出同一产业的分散组合和不同行业间的技术融合,很难从规模化的投入和产出上进行分析。

最后,知识在当今社会新财富创造中的独特性和基础性,使我们对形成社会财富增长的途径并不能直接地从生产领域或某一产业中去寻求,增长的因素或动力也许是直接地存在于生产领域之外。知识经济条件下,也许真正导致增长的投入在一些非生产领域而并非生产领域。只有我们把上述问题研究清楚,我们才能找到知识经济条件下促进主导产业形成、推动经济增长的有效作法。发展经济学家罗斯托曾明确指出主导产业对一个时代的经济起飞具有决定意义。曾因煤、铁为主导产业相互推动而促成战后经济奇迹的日本在这一方面更有心得,日本工业调查会总经理志村幸雄撰文指出:“信息通讯产业可以说是21世纪最典型的主导产业。如果说20世纪基本上是发动机和电动机占主导地位的‘动力的世纪’,那么21世纪将是通信、广播和电子计算机技术三位一体的‘信息的世纪’”。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在这样产业巨变的经济时代,最能代表知识经济特征的产业是主导产业但不可能是唯一的,甚至这一产业在根本上只是为知识经济时代的其他产业提供生产手段。而各国在此基础上所可能形成的主导产业仍然是要和国际分工、本国经济现实相结合。

经济学经济理论范文第8篇

知识经济对传统经济学理论的挑战关于知识经济时代已经到来这个不争的事实，人们正在越来越多地揭示出其特征。但如何准确地认识知识经济的定义、内涵、理论意义等等一系列学术问题，仍然是难题。人们已能清晰地感到它的存在，但它何以存在，如何存在，存在何用仍然是人们所不能透悟的。本文的愿望就是要从现实和理论互动的角度对上述问题做些有益的思考。一、知识经济的时代意义按照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定义：知识经济即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是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核心的，建立在知识信息的生产、存储、使用和消费之上的经济。从我们所看到的不少资料表明：人们在强调知识经济这一概念时，主要是区别于物质、资本在生产中起主导作用的物质经济和资本经济而言的。与依靠物资和资本等这样一些生产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相区别，现代经济的增长则越来越依赖于其中的知识含量的增长。知识在现代社会价值的创造中其功效已远远高于人、财、物这些传统的生产要素，成为所有创造价值要素中最基本的要素。因此知识经济的提法可以说正是针对知识在现代社会价值创造中的基础性作用而言的。但不能由此就认为知识经济仅仅是区别于所谓的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其一，人类经济时代的划分有自然经济、工业经济，但没有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的提法。其二，一个经济时代的划分重要的不是生产什么而是用什么生产，这里包含一个重大的区别，即一定社会的主导生产工具及由此形成的产业，这显然不是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所能反映的。而知识经济不但从知识在生产中的核心作用表明自身的存在，更重要的是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主导经济增长的知识性产业已经形成。对此美国经济学家罗默提出，要求在计算经济增长时，必须把知识列入生产要素函数中。因此OECD定义知识经济即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正是揭示了知识对现代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并准确地反映了知识经济的现实。所以，我们从经济时代的角度来认识知识经济，才能切实地反映社会财富创造形式的历史性变化和人类社会已进入一种崭新的生产方式这一伟大现实。我们认为知识经济是继自然经济、工业经济在人类财富创造形式上的崭新时代。我们称之为知识经济的，就必须使这种称谓有相应的经济学理论基础。这需要一个切入点，这个切入点显然不是目前报刊上所反映出的一些旨在映证知识经济的提法，而应是论证知识经济何以可能的理论基础，这才是问题的核心。二、知识经济对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冲击知识经济对经济理论的冲击首先是基础理论。知识经济的出现使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必然要合理解释和反映这种社会经济生活的新本质，从而在更新的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基石上构建指导人类新的经济实践的经济学。事实证明，经济学的一些研究领域已经初步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着这种新经济的冲击。尤其突出的是贝克尔的人力资本论、发展经济学、市场营销学及一些管理性经济学科，这不断地加大着部门经济学科和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分离。我们已经看到了知识经济的现实，但我们用以解决问题的理论并非建立在这种现实基础之上。这便是旧理论无所作为的必然。纵观人类社会全部的经济活动无外乎这样两个内容，其一是社会财富的创造问题，其二是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这里我们的研究主要是针对第一个问题，形成这一问题的核心内容是一定社会的财富是什么？如何实现这种财富的增长？对这两个问题的认识集中地形成了该社会的经济学基础理论即价值理论以及增长理论。我们从经济学角度考察一定社会所追求的新的社会财富是什么，如何创造出来，不能不看到，新的社会财富的创造总是受制于当时社会的生产方式。从古代社会的钱物积累表现出的社会财富，及与之相应的注重农牧和战争掠夺的财富增长形式，到威廉·配第实质性地揭示出农业经济条件下的社会财富创造中“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这里的劳动成果是直接地表现为社会所认可的社会财富。随着自由资本主义萌芽的到来，重商主义坚定地认为商业贸易创造价值、增进社会财富。事实上商业贸易只是转移现实的社会财富，并不能在根本上创造新的社会财富。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第一次真正深入到人类经济的核心，揭示了生产创造价值这一人类社会财富增长的实质。在资本主义进入典型机器大工业化生产条件下，马克思完善和发展了劳动价值学说（尤其是提出了揭示资本主义财富增殖的剩余价值学说）。这些理论集中说明的是在一定经济时代里新的社会财富的形成是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自然经济时代，创造新社会财富（价值）的主要是人的劳动力，劳动也主要是人的体力劳动；工业经济时期创造新社会财富（价值）的主要是先进的机械力，尤其是工业经济的成熟期，以机器为主的机械力劳动成为社会财富基本的创造形式。新增加的社会财富完全是表现为满足人们各种各样生活需要的商品，商品价值的大小及其得到社会认可的多少都直接地决定于生产它们所使用的技术的先进性。这使工业经济时代的劳动价值论典型地表现为价值的技术决定论。当人类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知识经济时代，反映工业经济时代社会财富创造的劳动价值理论在新的生产方式中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首先，在现代化的企业生产中，人们认识到外在于劳动过程的知识性的管理也成为创造商品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经济学界也提出了管理是创造价值的第四个要素。而管理正是随着人们对企业自身性质认识不断深化所形成的知识和信息，管理人员正是运用这些知识和信息，服务于生产过程而现实地增加产品的价值。美国德尔福集团甚至提出企业知识管理，认为这是现代企业成功的关键。指出“虽然知识管理的首要目标不是技术，但是公司将发现，它们在知识经济中如果离开了知识管理，就不可能具有竞争力。”（《参考消息》1998年4月26日）其次，在市场自由竞争中企业所投入非生产性领域的大量广告费、赞助费及各类社会投入，都不是用于直接生产领域，按劳动价值理论是不会创造价值的。现在恐怕没有企业界的朋友会否认这方面投入的丰厚回报，在这些非生产性领域的投入极大地提高了处于自由竞争市场中企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这些知识和信息是如此深刻地影响着消费者的选择，对商品无论在价值大小以及实现多少上都起着关键的作用。第三，现在主要让我们来看使工业经济时代跃升到知识经济时代的先导产业———信息产业。美国人不无自豪地指出信息产业已成为美国经济最大的新的经济增长源，约占近年美国经济增长的40％。如果你对这个数字还缺乏敏感的认识，那么你对这组数字肯定会感兴趣：一个发展才十几年但已拥有资产2000亿美元的微软电脑公司和已经发展一百多年才拥有400亿美元资产的通用汽车公司，后者曾是美国工业经济时代的象征之一。微软所要做的工作，并不是给你直接可以消费的面包、汽车或实实在在的钢铁。它提供给社会的只有处理信息的计算机和载满了能满足你对知识管理需要的各种软件，这里几乎没有办法用劳动价值理论来分析，最高级的知识在这里直接转化为最大的价值，过时的知识在这里也一文不值。同样的编程人员、同样的工作强度，但可能所创造的价值相差悬殊。这里价值形成的唯一基础是以其知识含量的高低来比较的。其他如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光电子产业等等高新产业中，知识是与他们所能创造价值的大小、所能实现价值的多少直接地联系在一起的。也许仅仅因为一个连字符的遗漏而使数十亿美元化为乌有，也许仅仅因为一个新的配方而价值倍增。在这里已完全失去了工业经济时代社会财富的生产和实现形式，知识经济时代的社会财富已直接地与人类最宝贵的知识挂钩，这不但突破着旧的社会财富观，而且直接使人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创造新的社会财富。综上所述，知识正自在地存在于当今源源不断被创造出来的新的社会财富中，深刻地改变着经济学的基本范畴的内涵及基本理论。正如我们分析的，一定经济时代新创造的社会财富，总是最深刻地反映着一定经济时代的社会生产的实质，并通过这个实质使一定时代的社会生产方式向更高级转化。因此，我们可以说一切都是财富，一切都不是财富，对新增社会财富的考察必须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结合。如果说工业经济时代商品的价值主要指一定技术条件下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价值的大小体现出在劳动时间多少上的竞争，那么知识时代的商品价值则主要是指在无差别人类劳动中所蕴含的知识和信息，价值的大小体现在劳动中对知识和信息的竞争。我们创造的新财富是未知的，但我们通过当前的劳动却现实地改变着已经形成的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在这个循环上升的怪圈里，由于人们在现实消费需求中所消耗的社会财富总是有限的，因此大量的社会财富是以空的数字指标表明社会生产的创造能力，由于形成新的社会财富增长的途径是唯一的，因此对一定生产方式下新形成价值的那种核心要素的竞争便是社会经济增长的实质。而这种核心要素的分割、占有和积累，也就是对新增的社会财富的分割、占有和积累。从这个意义上看，OECD定义的最后一句，不无道理。因此，在知识经济时代，与工业时代相适应建立起来的经济学劳动价值理论亟待发展。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才能说明知识经济是存在的，使知识经济有合理的理论基础，把我们看到的现实和我们用于解决现实问题的理论有机地统一起来。三、知识经济对社会财富创造形式的改变必然意味着传统经济学的增长理论、货币理论、周期理论及其他一些理论都必须重构知识经济正以其在现实中的迅猛发展向我们展示出现代经济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和增长形式，使传统经济学理论所揭示的内涵式增长、外延式增长、规模经济增长、投入产出等增长理论都表现出严重不足。首先，知识在现代经济中的基础性作用已彻底改变了传统人、财、物要素配置所带来的增长。其次，知识作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它投入和参与生产的形式完全不同于传统要素，并形成新兴的主导产业。再次，同传统工业经济的规模相比较，依赖知识创造效益的增长正表现出同一产业的分散组合和不同行业间的技术融合，很难从规模化的投入和产出上进行分析。最后，知识在当今社会新财富创造中的独特性和基础性，使我们对形成社会财富增长的途径并不能直接地从生产领域或某一产业中去寻求，增长的因素或动力也许是直接地存在于生产领域之外。知识经济条件下，也许真正导致增长的投入在一些非生产领域而并非生产领域。只有我们把上述问题研究清楚，我们才能找到知识经济条件下促进主导产业形成、推动经济增长的有效作法。发展经济学家罗斯托曾明确指出主导产业对一个时代的经济起飞具有决定意义。曾因煤、铁为主导产业相互推动而促成战后经济奇迹的日本在这一方面更有心得，日本工业调查会总经理志村幸雄撰文指出：“信息通讯产业可以说是21世纪最典型的主导产业。如果说20世纪基本上是发动机和电动机占主导地位的‘动力的世纪’，那么21世纪将是通信、广播和电子计算机技术三位一体的‘信息的世纪’”。在这一问题上有的同志以产业升级很好地概括了在知识经济时代我们面临的机遇。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在这样产业巨变的经济时代，最能代表知识经济特征的产业是主导产业但不可能是唯一的，甚至这一产业在根本上只是为知识经济时代的其他产业提供生产手段。而各国在此基础上所可能形成的主导产业仍然是要和国际分工、本国经济现实相结合。知识经济向我们展现出不同于工业经济增长的高速度和高效益，无疑有更深刻的增长方式在现实地发挥作用，这就使我们更要深入研究知识经济增长理论，理解现代经济增长的内涵和实质，在未来的发展中制定出更合理、更完善的增长政策和计划。并由此出发考察知识经济发展过程中金融、市场、人力、管理等等相关经济因素在新的经济状态中的运动规律，从而全面自在地把握知识经济的理论。由于知识经济的发展深刻地改变着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和增长理论，尤其知识经济所表现出的经济数字化、虚拟化、一体化、全球化、消费与生产的融合等等特征，使我们必须重新思考传统经济学的货币理论和周期理论。随着知识成为新增社会价值的决定力量，使社会财富价值的代表货币，在更加虚拟化的数字经济中运行，使工业经济时期所表现出的通货膨胀，进一步发展为泡沫经济。在全球化、一体化、货币自由汇兑、金融衍生品大量存在和信息空前通畅的情形下，原有的货币理论和周期理论已明显地不能指导现实。原来生产过剩的危机现在也许因为金融市场的违规操作而轻易来临，也许因为世界市场的分工而大获其利，可以说这次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是一个最有力的说明。限于本文篇幅，这里我仅仅是提出问题。总之，一个知识经济的时代是实实在在的已经到来，我们必须从这个现实出发，揭示出反映知识经济实质及运行规律的经济学说来解释我们所面对的经济现实，指导我们伟大的改革实践，这不但意味着我国理论经济学繁荣的到来，也必然促进我国伟大的经济振兴。版权所有

经济学经济理论范文第9篇

一、知识经济的时代意义

按照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定义：知识经济即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是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核心的，建立在知识信息的生产、存储、使用和消费之上的经济。从我们所看到的不少资料表明：人们在强调知识经济这一概念时，主要是区别于物质、资本在生产中起主导作用的物质经济和资本经济而言的。与依靠物资和资本等这样一些生产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相区别，现代经济的增长则越来越依赖于其中的知识含量的增长。知识在现代社会价值的创造中其功效已远远高于人、财、物这些传统的生产要素，成为所有创造价值要素中最基本的要素。因此知识经济的提法可以说正是针对知识在现代社会价值创造中的基础性作用而言的。但不能由此就认为知识经济仅仅是区别于所谓的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其一，人类经济时代的划分有自然经济、工业经济，但没有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的提法。其二，一个经济时代的划分重要的不是生产什么而是用什么生产，这里包含一个重大的区别，即一定社会的主导生产工具及由此形成的产业，这显然不是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所能反映的。而知识经济不但从知识在生产中的核心作用表明自身的存在，更重要的是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主导经济增长的知识性产业已经形成。对此美国经济学家罗默提出，要求在计算经济增长时，必须把知识列入生产要素函数中。因此oecd定义知识经济即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正是揭示了知识对现代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并准确地反映了知识经济的现实。所以，我们从经济时代的角度来认识知识经济，才能切实地反映社会财富创造形式的历史性变化和人类社会已进入一种崭新的生产方式这一伟大现实。我们认为知识经济是继自然经济、工业经济在人类财富创造形式上的崭新时代。我们称之为知识经济的，就必须使这种称谓有相应的经济学理论基础。这需要一个切入点，这个切入点显然不是目前报刊上所反映出的一些旨在映证知识经济的提法，而应是论证知识经济何以可能的理论基础，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二、知识经济对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冲击

知识经济对经济理论的冲击首先是基础理论。知识经济的出现使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必然要合理解释和反映这种社会经济生活的新本质，从而在更新的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基石上构建指导人类新的经济实践的经济学。事实证明，经济学的一些研究领域已经初步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着这种新经济的冲击。尤其突出的是贝克尔的人力资本论、发展经济学、市场营销学及一些管理性经济学科，这不断地加大着部门经济学科和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分离。我们已经看到了知识经济的现实，但我们用以解决问题的理论并非建立在这种现实基础之上。这便是旧理论无所作为的必然。纵观人类社会全部的经济活动无外乎这样两个内容，其一是社会财富的创造问题，其二是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这里我们的研究主要是针对第一个问题，形成这一问题的核心内容是一定社会的财富是什么？如何实现这种财富的增长？对这两个问题的认识集中地形成了该社会的经济学基础理论即价值理论以及增长理论。我们从经济学角度考察一定社会所追求的新的社会财富是什么，如何创造出来，不能不看到，新的社会财富的创造总是受制于当时社会的生产方式。从古代社会的钱物积累表现出的社会财富，及与之相应的注重农牧和战争掠夺的财富增长形式，到威廉·配第实质性地揭示出农业经济条件下的社会财富创造中“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这里的劳动成果是直接地表现为社会所认可的社会财富。随着自由资本主义萌芽的到来，重商主义坚定地认为商业贸易创造价值、增进社会财富。事实上商业贸易只是转移现实的社会财富，并不能在根本上创造新的社会财富。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第一次真正深入到人类经济的核心，揭示了生产创造价值这一人类社会财富增长的实质。在资本主义进入典型机器大工业化生产条件下，马克思完善和发展了劳动价值学说（尤其是提出了揭示资本主义财富增殖的剩余价值学说）。这些理论集中说明的是在一定经济时代里新的社会财富的形成是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自然经济时代，创造新社会财富（价值）的主要是人的劳动力，劳动也主要是人的体力劳动；工业经济时期创造新社会财富（价值）的主要是先进的机械力，尤其是工业经济的成熟期，以机器为主的机械力劳动成为社会财富基本的创造形式。新增加的社会财富完全是表现为满足人们各种各样生活需要的商品，商品价值的大小及其得到社会认可的多少都直接地决定于生产它们所使用的技术的先进性。这使工业经济时代的劳动价值论典型地表现为价值的技术决定论。当人类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知识经济时代，反映工业经济时代社会财富创造的劳动价值理论在新的生产方式中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

首先，在现代化的企业生产中，人们认识到外在于劳动过程的知识性的管理也成为创造商品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经济学界也提出了管理是创造价值的第四个要素。而管理正是随着人们对企业自身性质认识不断深化所形成的知识和信息，管理人员正是运用这些知识和信息，服务于生产过程而现实地增加产品的价值。美国德尔福集团甚至提出企业知识管理，认为这是现代企业成功的关键。指出“虽然知识管理的首要目标不是技术，但是公司将发现，它们在知识经济中如果离开了知识管理，就不可能具有竞争力。”（《参考消息》1998年4月26日）

其次，在市场自由竞争中企业所投入非生产性领域的大量广告费、赞助费及各类社会投入，都不是用于直接生产领域，按劳动价值理论是不会创造价值的。现在恐怕没有企业界的朋友会否认这方面投入的丰厚回报，在这些非生产性领域的投入极大地提高了处于自由竞争市场中企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这些知识和信息是如此深刻地影响着消费者的选择，对商品无论在价值大小以及实现多少上都起着关键的作用。

第三，现在主要让我们来看使工业经济时代跃升到知识经济时代的先导产业———信息产业。美国人不无自豪地指出信息产业已成为美国经济最大的新的经济增长源，约占近年美国经济增长的40％。如果你对这个数字还缺乏敏感的认识，那么你对这组数字肯定会感兴趣：一个发展才十几年但已拥有资产2000亿美元的微软电脑公司和已经发展一百多年才拥有400亿美元资产的通用汽车公司，后者曾是美国工业经济时代的象征之一。微软所要做的工作，并不是给你直接可以消费的面包、汽车或实实在在的钢铁。它提供给社会的只有处理信息的计算机和载满了能满足你对知识管理需要的各种软件，这里几乎没有办法用劳动价值理论来分析，最高级的知识在这里直接转化为最大的价值，过时的知识在这里也一文不值。同样的编程人员、同样的工作强度，但可能所创造的价值相差悬殊。这里价值形成的唯一基础是以其知识含量的高低来比较的。其他如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光电子产业等等高新产业中，知识是与他们所能创造价值的大小、所能实现价值的多少直接地联系在一起的。也许仅仅因为一个连字符的遗漏而使数十亿美元化为乌有，也许仅仅因为一个新的配方而价值倍增。在这里已完全失去了工业经济时代社会财富的生产和实现形式，知识经济时代的社会财富已直接地与人类最宝贵的知识挂钩，这不但突破着旧的社会财富观，而且直接使人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创造新的社会财富。

综上所述，知识正自在地存在于当今源源不断被创造出来的新的社会财富中，深刻地改变着经济学的基本范畴的内涵及基本理论。正如我们分析的，一定经济时代新创造的社会财富，总是最深刻地反映着一定经济时代的社会生产的实质，并通过这个实质使一定时代的社会生产方式向更高级转化。因此，我们可以说一切都是财富，一切都不是财富，对新增社会财富的考察必须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结合。如果说工业经济时代商品的价值主要指一定技术条件下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价值的大小体现出在劳动时间多少上的竞争，那么知识时代的商品价值则主要是指在无差别人类劳动中所蕴含的知识和信息，价值的大小体现在劳动中对知识和信息的竞争。我们创造的新财富是未知的，但我们通过当前的劳动却现实地改变着已经形成的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在这个循环上升的怪圈里，由于人们在现实消费需求中所消耗的社会财富总是有限的，因此大量的社会财富是以空的数字指标表明社会生产的创造能力，由于形成新的社会财富增长的途径是唯一的，因此对一定生产方式下新形成价值的那种核心要素的竞争便是社会经济增长的实质。而这种核心要素的分割、占有和积累，也就是对新增的社会财富的分割、占有和积累。从这个意义上看，oecd定义的最后一句，不无道理。因此，在知识经济时代，与工业时代相适应建立起来的经济学劳动价值理论亟待发展。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才能说明知识经济是存在的，使知识经济有合理的理论基础，把我们看到的现实和我们用于解决现实问题的理论有机地统一起来。

三、知识经济对社会财富创造形式的改变必然意味着传统经济学的增长理论、货币理论、周期理论及其他一些理论都必须重构

知识经济正以其在现实中的迅猛发展向我们展示出现代经济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和增长形式，使传统经济学理论所揭示的内涵式增长、外延式增长、规模经济增长、投入产出等增长理论都表现出严重不足。

首先，知识在现代经济中的基础性作用已彻底改变了传统人、财、物要素配置所带来的增长。

其次，知识作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它投入和参与生产的形式完全不同于传统要素，并形成新兴的主导产业。

再次，同传统工业经济的规模相比较，依赖知识创造效益的增长正表现出同一产业的分散组合和不同行业间的技术融合，很难从规模化的投入和产出上进行分析。

最后，知识在当今社会新财富创造中的独特性和基础性，使我们对形成社会财富增长的途径并不能直接地从生产领域或某一产业中去寻求，增长的因素或动力也许是直接地存在于生产领域之外。知识经济条件下，也许真正导致增长的投入在一些非生产领域而并非生产领域。只有我们把上述问题研究清楚，我们才能找到知识经济条件下促进主导产业形成、推动经济增长的有效作法。发展经济学家罗斯托曾明确指出主导产业对一个时代的经济起飞具有决定意义。曾因煤、铁为主导产业相互推动而促成战后经济奇迹的日本在这一方面更有心得，日本工业调查会总经理志村幸雄撰文指出：“信息通讯产业可以说是21世纪最典型的主导产业。如果说20世纪基本上是发动机和电动机占主导地位的‘动力的世纪’，那么21世纪将是通信、广播和电子计算机技术三位一体的‘信息的世纪’”。在这一问题上有的同志以产业升级很好地概括了在知识经济时代我们面临的机遇。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在这样产业巨变的经济时代，最能代表知识经济特征的产业是主导产业但不可能是唯一的，甚至这一产业在根本上只是为知识经济时代的其他产业提供生产手段。而各国在此基础上所可能形成的主导产业仍然是要和国际分工、本国经济现实相结合。知识经济向我们展现出不同于工业经济增长的高速度和高效益，无疑有更深刻的增长方式在现实地发挥作用，这就使我们更要深入研究知识经济增长理论，理解现代经济增长的内涵和实质，在未来的发展中制定出更合理、更完善的增长政策和计划。并由此出发考察知识经济发展过程中金融、市场、人力、管理等等相关经济因素在新的经济状态中的运动规律，从而全面自在地把握知识经济的理论。

经济学经济理论范文第10篇

【关键词】知识经济 经济学 基础理论

知识经济的出现使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必然要合理解释和反映这种社会经济生活的新本质，从而在更新的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基石上构建指导人类新的经济实践的经济学。事实证明，经济学的一些研究领域已经初步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着这种新经济的冲击。尤其突出的是贝克尔的人力资本论、发展经济学、市场营销学及一些管理性经济学科，这不断地加大着部门经济学科和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分离。我们已经看到了知识经济的现实，但我们用以解决问题的理论并非建立在这种现实基础之上。这便是旧理论无所作为的必然。

纵观人类社会全部的经济活动无外乎这样两个内容，其一是社会财富的创造问题，其二是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这里我们的研究主要是针对第一个问题，形成这一问题的核心内容是一定社会的财富是什么？如何实现这种财富的增长？对这两个问题的认识集中地形成了该社会的经济学基础理论即价值理论以及增长理论。我们从经济学角度考察一定社会所追求的新的社会财富是什么，如何创造出来，不能不看到，新的社会财富的创造总是受制于当时社会的生产方式。从古代社会的钱物积累表现出的社会财富，及与之相应的注重农牧和战争掠夺的财富增长形式，到威廉·配第实质性地揭示出农业经济条件下的社会财富创造中“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这里的劳动成果是直接地表现为社会所认可的社会财富。随着自由资本主义萌芽的到来，重商主义坚定地认为商业贸易创造价值、增进社会财富。事实上，商业贸易只是转移现实的社会财富，并不能在根本上创造新的社会财富。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第一次真正深入到人类经济的核心，揭示了生产创造价值这一人类社会财富增长的实质。在资本主义进入典型机器大工业化生产条件下，马克思完善和发展了劳动价值学说（尤其是提出了揭示资本主义财富增殖的剩余价值学说）。这些理论集中说明的是在一定经济时代里新的社会财富的形成是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自然经济时代，创造新社会财富（价值）的主要是人的劳动力，劳动也主要是人的体力劳动；工业经济时期，创造新社会财富（价值）的主要是先进的机械力，尤其是工业经济的成熟期，以机器为主的机械力劳动成为社会财富基本的创造形式。新增加的社会财富完全是表现为满足人们各种各样生活需要的商品，商品价值的大小及其得到社会认可的多少都直接地决定于生产它们所使用的技术的先进性。这使工业经济时代的劳动价值论典型地表现为价值的技术决定论。当人类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知识经济时代，反映工业经济时代社会财富创造的劳动价值理论在新的生产方式中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其表现在：首先，在现代化的企业生产中，人们认识到外在于劳动过程的知识性的管理也成为创造商品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经济学界也提出了管理是创造价值的第四个要素。而管理正是随着人们对企业自身性质认识不断深化所形成的知识和信息，管理人员正是运用这些知识和信息，服务于生产过程而现实地增加产品的价值。美国德尔福集团甚至提出企业知识管理，认为这是现代企业成功的关键，指出，“虽然知识管理的首要目标不是技术，但是公司将发现，它们在知识经济中如果离开了知识管理，就不可能具有竞争力”。

其次，在市场自由竞争中企业所投入非生产性领域的大量广告费、赞助费及各类社会投入，都不是用于直接生产领域，按劳动价值理论是不会创造价值的。现在恐怕没有企业界的朋友会否认这方面投入的丰厚回报，在这些非生产性领域的投入极大地提高了处于自由竞争市场中企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这些知识和信息是如此深刻地影响着消费者的选择，对商品无论在价值大小以及实现多少上都起着关键的作用。第三，现在主要让我们来看看使工业经济时代跃升到知识经济时代的先导产业——信息产业。美国人不无自豪地指出信息产业已成为美国经济最大的新的经济增长源，约占近年美国经济增长的40%。如果你对这个数字还缺乏敏感的认识，那么你对这组数字肯定会感兴趣：一个发展才十几年但已拥有资产2000亿美元的微软电脑公司和已经发展一百多年才拥有400亿美元资产的通用汽车公司，后者曾是美国工业经济时代的象征之一。微软所要做的工作，并不是给你直接可以消费的面包、汽车或实实在在的钢铁。它提供给社会的只有处理信息的计算机和载满了能满足你对知识管理需要的各种软件，这里几乎没有办法用劳动价值理论来分析，最高级的知识在这里直接转化为最大的价值，过时的知识在这里也一文不值。同样的编程人员、同样的工作强度，但可能所创造的价值相差悬殊。这里价值形成的唯一基础是以其知识含量的高低来比较的。其他如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光电子产业等等高新产业中，知识是与他们所能创造价值的大小、所能实现价值的多少直接地联系在一起的。也许仅仅因为一个连字符的遗漏而使数十亿美元化为乌有，也许仅仅因为一个新的配方而价值倍增。在这里已完全失去了工业经济时代社会财富的生产和实现形式，知识经济时代的社会财富已直接地与人类最宝贵的知识挂钩，这不但突破着旧的社会财富观，而且直接使人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创造新的社会财富。

经济学经济理论范文第11篇

关键词：会展 理论 支撑 平台经济

会展经济是在会展领域的经济行为；会展经济理论则是经济理论在会展领域的运用。本文查找了近十年有关会展经济的著作和论文，梳理了会展经济所获得各种经济理论支撑观点和论据，明确提出2013年由徐晋博士所构建完成的“平台经济学”理论很适用于对会展经济原理和会展产业性质的阐释。而本人曾于2012年4 月提出过“会展产业的本质是平台产业；会展经济的本质是平台经济”的观点。所以，本文认为，平台经济学完全可以成为会展经济理论的一个新支撑。

一、有关学者对会展经济及其理论支撑的论述

1. 2004年8月刘大可主编的教材《会展经济学》（中国商务出版社出版）提供的主要内容为：会展需求理论、会展供给理论、不对称信息下会展参与者决策行为、会展产业组织与市场结构、会展业国际化谋略和对策、会展中的政府行为与管制体制。

上述内容所依托的经济理论是：以“经济人”假定为前提、以自由市场理论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以信息不对称理论为基础的信息经济学，以研究产业结构、产业组织和产业政策为对象的产业经济学。此书是一本相对较早的关于会展经济的专著。

2. 2006年3月孙明贵主编的《会展经济学》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此书也是从“会展需求”、“会展供给”入手，再谈“会展产业”、“会展投资与消费”、“会展经济活动”、“会展效益”，进而谈到“城市经济”、“区域经济”、“政府与会展经济政策”等内容。

该书所涉及的经济理论仍是新古典经济学。但其理论性和系统性不及刘大可主编的《会展经济学》。

3. 2007年8月王起敬在《经济管理》杂志发表了《展览产品定价模型及价格影响因素研究》一文。文中首次引用了“双边市场”理论，认为展览市场是典型的“双边市场”。

该文章根据Armstrong 2004年给出的定义指出，两组参与者需要通过中间层进行交易，而且一组参与者加入中间层的收益取决于加入该中间层的另一组参与者数量，则这样的市场就称作“双边市场”。双边市场涉及两种类型截然不同的用户，每一类用户通过共有的中间层与另一类用户相互作用而获得价值（Wright，2004）。

该文章认为，双边市场理论是进入21世纪后才引起学术界和产业界重视的前沿理论。这个理论一经提出，便得到学术界的积极响应，同时各种产业实践也纷至沓来。双边市场的研究，代表着对产业组织理论、企业战略管理等研究领域的视界改变，即从传统的厂商—消费者的“价格—需求”研究转变为两个相互关联的中间层厂商—双边用户的“价格—交易或交换行为”的研究。

可以认为，王起静是最早将“双边市场”理论引入会展经济领域的研究者。

4. 2010年1月清华大学出版社和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杨勇编著的《现代会展经济学》。提出“会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会展活动所提供的供会展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交流信息、为此交易的平台”的观点。这是提出“会展平台”和“会展利益相关者”概念的最早学者。但是作者没有就此进行深入地阐述。

5. 2010年3月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出版了由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组织编写的《会展策划师基础知识》。其中提到会展营销所适用的经济理论是“利益相关者”理论。

同年，在韩国庆熙大学研读会展专业的中国留学生周彦在其博士论文中也使用了“利益相关者”的经济理论来研究韩国展览项目获得补贴及其效用的情况，并取得了博士学位。

6. 2011年2月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了农业部农业贸易促进中心编写的《中国农业会展理论与实践问题》（主要作者为刘启正，该书获得了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2011年度优秀研究成果奖的二等奖）。

其编写者在该书第二章《农业会展经济理论与方法》中提出，研究农业会展经济的方法是，首先借助微观经济学理论阐述会展产品定价的一般原理，然后引入双边市场理论，揭示差别定价在会展活动中的普遍性，再引入公共产品理论，作为进一步的补充。

编写者还提出，应以产业经济学的产业组织理论、产业布局理论和产业发展理论来进一步认识农业会展经济。由此又涉及到：可竞争市场理论、博弈论、产权理论、交易成本理论、信息论等方面的知识和理论。

7. 2011年12月张编的《会展经济》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王方华为此书作序指出，本书从论证会展产业的服务业属性入手，在服务经济的框架内展开了会展经济的系统分析；分别进行了会展的制度环境分析、会展的区位环境分析、会展经济与产业结构的优化、会展经济与城市经济的综合发展、会展产业聚集与区域经济发展、会展产业竞争力等多方面的研讨；论证严谨，行文规范。

该书的观点是，会展经济的研究一方面要以现代市场经济理论为基础，遵循经济学的一般规律，如价值规律、供求规律等，同时还要广泛吸收相关学科的知识，如旅游学、营销学、管理学、物流学等学科；要借助这些相关学科的概念、方法和技术工具来充实自己的学科理论体系。

该书也是从经济学两个最基本的假设——“经济个体是理性的，经济资源是相对稀缺的”入手，采取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静态分析、比较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边际分析，产业经济学SCP（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范式分析等方法，展开全部论述。其所依靠的经济学理论主要也是新古典经济学，并涉及《服务经济学》（美国富克斯 1968）和产业经济学。

8. 2013年10月刊《中国会展》杂志登载了郑璐逸的文章《零成本招募——双边市场理论在会展业的应用》，该文再次引用“双边市场”理论，并运用最新研究成果（陈宏民、胥莉《双边市场》著作），论证了会展业具有双边市场的特征，适用于“双边市场”经济理论。

此篇是继2007年8月王起敬、2010年2月刘启正先后使用“双边市场”理论论证会展经济活动以后，又一次使用“双边市场”理论作为会展经济理论支撑的论文。

二、关于会展经济会展产业的理论观点

2011年10月本人在《中外会展》杂志上发表了《关于会展业产业性质、服务机理、业态特色的探讨》的文章。其后在2012年4月8日在成都举行的“2012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学术研讨会”上，陈泽炎又对此题目做了进一步阐释。其修改后的论文收入到《2012年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学术年会论文集》。

本人认为，会展业的业态机理是“平台功效”。而要认识“平台功效”，可先从“平台”的定义和一般概念入手。

查《现代汉语词典》可知，“平台”一词有三个义项：“生产和施工过程中为操作而设置的工作台面”，“计算机硬件或软件的操作环境”，“进行某项工作所需的条件”。

在实际用词过程中可知，“硬件设备”方面经常使用的“平台”一词，诸如：“运载平台”（譬如多级火箭）、“改装平台”（譬如汽车底盘）、“武器平台”（譬如新型军舰）、“海上平台”（譬如钻井浮船）、“试验平台”（譬如辽宁航母）等。在“软件环境”方面经常使用的“平台”一词，诸如：“资源平台”、“创新平台”、“服务平台”、“融资平台”、“政策平台”等。

对于会展经济和会展业来说，“平台”一词则可以理解为是一种：“资源”、“基础”、“手段”、“方式”、“条件”、“环境”等概念；是一种可以在其上进行“融通”、“嫁接”、“延伸”、“发展”，具有积极性和能动性的工具。

对其做进一步研究，还可以看出“平台”一般应当具有以下四个特征：

一是通用性：譬如，搭建的舞台是一种“平台”，在上面可以演出各种节目；平整的土地也是一种“平台”，在上面可以盖起各种建筑；飞机、舰船、火箭还是一种“平台”，可以搭载不同的武器装备。同样，在会展这样的“平台”上，可以举办各种各样、各型各类的会展项目。

二是媒介性：可以认为会展活动和报刊、广播、电视、广告一样都是一种媒介。这就是“平台”的媒介性。会展活动本身不是主要目的，会展活动所要宣传和表达的内容才更为重要。所以，会展平台就成为了“媒介”，发挥出“联姻传媒”、“中间介质”的作用。

三是促进性：通过“平台”可以扩大影响范围、增加传播力度，这就是“平台”的促进性。譬如，会展活动的商务促进性就十分明显。像北京、上海、广州的汽车展每届都能吸引几十万观众前往参观。而全国一年能够举办上百场汽车展。其借助展会进行市场促销的目的是十分明确的。

四是带动性：借助会展良好的“平台”功效，不但直接带动所展示、所交流的相关产业、相关专业、相关领域，还可以通过人群的聚集和人流的运动、人员的活动带动一大批相关的服务产业。所谓“1：9”的拉动效应已经得到许多事例的验证。

进一步分析会展活动的“平台”作用，可以看出其所具有三种主要功效，即：“商务促进”、“文化宣教”、“政策工具”。

——关于会展业“商务促进”的功效：

1. 在微观层面的“营销手段”。

（1）现场成交：这是属于直接性的或浅层次的目标和目的。在各种展销会上，参展企业主要就是为此而来。

（2）收集信息：专业性展览会一般都是专业厂家和专业人士聚会的场合，因此也是专业信息最为集中的场合。各种展品、各种资料、各种交流、各种会议都能提供大量专业性、可视性、研讨性、新颖性的知识和信息。这对于参展企业和参展人员将有很大的启发和帮助。

（3）接触客户：专业性展览会特别是那些定期化、国际性的专业性展览会，其许多参展产品（尤其是大型设备等）并不是为了在现场临时找买家而来的。它们或是早有了客户并在展出后即转运过去；或拿来展示的只是那些专用的样式展品或模型道具（譬如做了相关结构剖面的机器设备和演示装置等）。所以，这些参展企业参加展览会主要目的是了解大量的技术信息和繁多的市场信息（包括对自己产品所反映的信息）。这些对于企业的发展都极为重要。

（4） 品牌推广：商贸类、专业性展览会无疑是一个展示、宣传企业、推广品牌的大好机会。因此，那些经营管理好的企业都会非常重视选择适当展览会去参展，并且为此投入大量可观的布展宣传费用。所谓“眼球经济”、“体验式营销”就在这里集中体现。

（5）寻求合作：现代企业的经营早已不是单纯的买卖关系。多种方式的经营与合作，已在围绕企业利润最大化这一核心运行着。所以，利用展览会的机会探求各种合作，寻找合适伙伴也就成为企业参展的又一重要目的。特别是那些投资贸易洽谈会是专门以促进投资合作为主要内容，更是值得相关企业给予关注。

（6）竞争策略：企业如果能够把参加展览会的事项纳入企业的发展战略（市场策略、营销策略、品牌策略、区域策略、竞争策略等）予以考虑，则表明该企业的经营管理达到了较高的层次。譬如，企业可以依照总体战略明确本企业通过参展如何塑造企业形象，如何营销产品品牌，如何传达服务理念，如何展示综合实力等。这样的参展也就是在向自己的竞争对手表现出一种信心和勇气。在展览会这样一个颇具实效的舞台上，企业如果利用得当，其效果可以事半功倍。

2. 在中观层面的“信息引导”。

（1）论文报告交流：在基础科学、前沿科学等领域，专业性学术交流会议中的论文、报告可以为该学科领域发展起到非常大的促进作用。这主要是通过会议中信息的传递、交汇、叠加、融合等作用，使相关研究者得到了“前瞻”、“引领”、“启发”、“带动”而从中受益。所以，那些有价值、受欢迎的专业会议都能够吸引到全世界众多专业对口的专家、学者、科技人员“蜂拥而至”，缴纳注册费前来参会，并且会积极地参与会议的全部过程。

（2）与会学习进修：还有相当数量专业会议的参加者是抱着学习进修目的而来。其典型代表就是一些医学类别的专业性学术会议。因为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对医务人员提出年度进修的要求，规定参加一定级别的专业会议可以算作“进修学分”。

（3）协调研究发展：我们注意到还有一些国际性的专业会议具有对该学科技术发展进行协调、引导、管理的职能。其典型的就是国际标准化组织的会议。这是因为其会议上通过的国际标准将会指导、约束、引领、规范该技术领域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故而具有了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

（4）会展互动配合：会展业的发展趋势之一就是展览与会议日益紧密的结合。正是由于这样的结合，展览期间人们可以通过会议进一步切磋交流；会议期间人们能够通过展览进一步深入讨论；最终都是达到“信息获取最大化”的目标。

（5）实物展品演示：在展览中的实物展品演示，以及结合实物演示进行的互动研讨，是展会特有的一种功效。正是由于有了实物展品的演示，其所具有的科技含量（工作原理、数据参数、性能水平等信息）才可以充分表达出来，也成为展览会聚集人气的重要因素。

（6）行业聚会活动：无论会议还是展览，如果是该行业或该专业具有代表性的活动，就都会成为该行业或专业的精英聚会。有时该专业学术性或行业性组织就是利用这样的机会和场合来进行本行业本专业的定期聚会交流，以达到促进行业发展之目标。

3. 在宏观层面的“观察窗口”。

（1）出易会与出国展览会：前者的典型项目譬如广交会；后者有时可以通过我国企业赴外参展获得的订单情况以及外商对我贸易壁垒的设置情况反映出来。

（2）投资洽谈会与专业展览会：前者的典型项目譬如“98厦门投洽会”；后者就是那些全国各地的国际性、专业性、定期性展览会，譬如北京国际机床展、上海国际工程与建筑机械展、北京上海广州的汽车展等。

（3）产品订货会与商品展销会：前者的典型项目有全国糖酒会、药交会、全国书市等；后者为全国各城市经常举办的房产交易会、汽车展览会、食品展销会等。

——关于会展业“文化宣教”的功效

会展活动能够具有的“文化宣教”的功能，可以包括“文化会展”和“会展文化”两大部分。

其一，文化类的会展活动涉及到会展活动中的“展、会、节、赛、演”这五种基本类型。其典型和代表性的项目诸如：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北京国际创意设计论坛、上海艺术节、三亚世界小姐大赛、中国三大男高音国际巡演等活动。

此外，会展业“文化宣教”功效还更为直接地表现在那些直接对广大民众具有宣传作用的展览项目以及直接涉及教育培训的展览项目上。前者诸如：科普知识展、计划生育展、防灾减灾展、普法教育展等，后者诸如：国际教育展、中考高考咨询会、各种考试培训辅导班等项目。

其二，会展文化则包括了以下六个层次：

第一层次：会展活动的内容直接涉及文化领域的问题。包括以会展活动为载体所直接展示、代表和反映出来的关于文化领域的具体内容。譬如，各种文化会展活动——图书展、美术展、艺术品展、影视作品展和文化研讨论坛、文化艺术节等。

第二层次：文化艺术手段对会展活动设计表达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不同思想文化流派、不同艺术表现手段对各种会展活动的场景设计、装修搭建、布置安排、表现风格、环境营造、气氛烘托、活动效果、社会效益等多方面的重要影响。

第三层次：文化产业发展与文化类会展活动的相互促进。诸如上述的文化类别的展、会、节、赛、演这五种基本类型的众多项目。

第四层次：会展活动对所展示的相关行业文化的宣扬与推广。即在把举办会展活动作为一种产业活动和经济活动时，其所表达和展现出来的关于会展产业、会展经济在精神、理念、价值等方面的人文属性和文化含义。譬如：服饰展对应之服饰文化、饮食展对应之饮食文化、图书展对应之图书文化、汽车展对应之汽车文化、婚庆展对应之婚庆文化、旅游展对应之休闲文化、奢侈品展对应之高档消费文化、低碳经济展对应之环保理念，以及直接标明主题的性文化展等。

第五层次：会展行业本身在思想文化方面的挖掘与探索。譬如，从某一具体会展项目看，其项目组织者（主、承办方）和被组织者（参展商、观众等）都会在筹备过程、服务过程、参与过程中对相关文化方面的东西有所遵循、感受、体验。这就涉及到指导思想、观念追求、社会意识等方面，亦即文化的内涵与内质。譬如，项目合作所追求的双赢目标，营销推广所需要的诚信精神，现场布置所体现的环保要求，会展服务所表达的以人为本等等即是“文化”的体现。

又譬如，仍然存在与展览活动中的一些“假借名义、乱打旗号、鱼目混珠、仿冒克隆、盗版侵权、寄生揩油、拼凑杂烩、携款潜逃”等现象，真可谓层出不穷、花样翻新、屡见报端。全国各地举办的一些所谓“专业展览会”，名为“国际大展”，却无国际厂家，甚至连国内观众也很少。由此引发纠纷，遭到展商抵制，以致要求退款赔偿的纠葛已经多次出现。这些也是“文化”在会展活动中的一种体现。

如果我们从“法律”、“规章”、“道德”这三个层面逐一进行深入思考，就不难发现这里都与理念、意识、文化等精神层面的内容相关联。所以，一些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譬如展览业诚信的问题，归根结底也是展览业文化的问题。

第六层次：“大会展、大文化、大传播”的相互影响与促进。 所谓“大会展”就是“会、展、节、赛、演”等多种活动形式；所谓“大传播”就是综合运用声、光、电等科技手段以及各种各样的载体、平台、媒介、网络等表达渠道；所谓“大文化”就是指文化及其相关的多个领域、多种类别和多方面、多部门的集合。譬如，2010年上海世博会就是一个举世瞩目的全球性会展文化盛会和与上述“三大（大会展、大文化、大传播）”概念密切相关的典型案例。

——关于会展业“政策工具”的功效

1. 成就展示类的政府主导型展会：譬如：改革开放30周年成就展、建国60周年成就展、“十一五”国家科技重大成就展等。

2. 工作汇报类的政府主导型展会：譬如：“863计划”汇报展、重大技术装备研制成果汇报展、节能减排工作汇报展等。

3. 专项推动类的政府主导型展会：譬如：1991年为推动企业技术改造与产品升级，国家计委在北京组织了“全国企业技术进步展览会”；2009年为克服国际金融危机广东省政府在东莞举办“外资企业产品内销展览会”和“广货北上展览会”；2010年11月根据李长春同志的指示举办的“中国绿色产业和绿色经济高科技国际博览会”等。

4. 城市名片类的政府主导型展会：譬如：九十年代大连市政府首创的大连服装节（后改为服装博览会）；2000年杭州市政府恢复了于1929年创办的杭州西湖博览会，并延续至今。这些会展活动都成为所在城市宣传推介的生动“名片”，并确实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5. 产业扶持类的政府主导型展会：这些展会大多结合本地优势产业或本地需要大力扶持发展的产业而举办。譬如：沈阳国际制造业博览会、深圳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长沙工程机械产品配件博览会等。

6. 对外使命类的政府主导型展会：譬如：南宁中国-东盟博览会、

中国-吉林东北亚投资贸易博览会、中国-亚欧博览会（原乌鲁木齐投资贸易洽谈会）、厦门海峡两岸机电产品博览会等。

为了更加深入探讨“平台功效”，陈泽炎又提出关于其哲学意义的探讨。

其一，当“平台”作为“环境”和“条件”予以理解时，就构成了事物发展变化的“外部因素”（外因）。与其对应的则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内部因素”（内因）。唯物辩证法的原理指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内因起决定作用。但是，在内因已经具备时，外因则起到关键的作用”。所以，会展活动所搭建的平台就可以充当重要的“外因”变化条件，促进其他方面发展、变化、进展、进步。

其二，会展业所具有“媒介性”的特点，在哲学方面就符合“事物发展变化必定有‘中间介质（中介）’或‘媒体介质（媒介）’参与”的原理。该原理指出：中介（媒介）就是事物普遍联系之网上的纽结或关节点，起着居间联系的作用。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就曾对“中介”（媒介）作用做出过经典的论述。 所以，会展活动可以作为一种具有“中介”性质的活动，为其他相关方面“牵线搭桥”、“居中联络”、“提供服务”。

正式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陈泽炎提出“平台功效”的背后应当有相关经济学理论予以支撑，并且认为这种理论就可以称之为“平台经济学”。

事实上学界已经提出了这样的理论，并且尤以2013年7月再版的《平台经济学》一书为其重要标志。

三、平台经济学理论及与会展产业性质的契合

《平台经济学》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于2013年7月发行修订版。该书作者徐晋是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博士、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后，哈佛大学亚洲项目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学与企业战略管理，被称为是平台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创始人和奠基者。

本书《前言》说，此次修订再版，重点在于提出“平台的本质是市场的具化”。平台的功能就是提供一个交易空间，以此提供市场交易的场所，并衍生出与此相关的组织结构、业务模式、收费方法以及管制等社会公权力的产生。市场是只“看不见的手”；现在，当市场具体化为平台之后，市场就成了一只“捞钱的手”。

该书在第1章“平台的定义与本质”之“平台现象与研究现状”中说：“平台”这个词语在目前报刊文献中经常出现。我们常常看到的，例如建立高新技术发展“平台”的技术开发区、作为推动企业与市场双向建立“平台”的企业家论坛（这就是会展活动——陈泽炎注）、中外合作交流“平台”（这也包含了展会等会展活动——陈泽炎注）、广大毕业生施展身手的创业“平台”、学者相互沟通的学术“平台”（也有许多是会展活动——陈泽炎注）、企业销售平台（会展活动特别是展会包含其中——陈泽炎注）、高考信息“平台”、电子支付“平台”（与线上、线下展会有关——陈泽炎注）、网络游戏“平台”、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活动服务“平台”（会展活动是其中之一——陈泽炎注）、中文语言处理开放“平台”、电子政务综合服务平台等等。

我们看到，上述共举例12个，其中有6个事例与会展活动有关。

就在这一小节里，还说到：“传统媒体、例如杂志、广告也是一样，它所争取的对象是读者与广告商。只有具有大量的读者，才有可能使得广告商愿意做广告；而也只有在广告商的资金支持下，才有可能丰富内容从而争取读者。这段内容也是与组织会议、展览活动相类似的。

该书认为，平台或与其相关的双边市场作为一个新兴的经济现象，在2004年之前，学术界还普遍处于一种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尴尬场面（You can know a two-sided market or platform when you see it）。不过本文已经注意到，最早提出“双边市场理论”的Armstrong，在其著作中曾列举了一系列“双边市场（平台）”具体事例，就包括了“车展览”。书中提到的“车展览”是与目录服务、配对市场、支付系统、搜索引擎、B2B市场（也涉及展会——陈泽炎注）等项目罗列的。这也是平台经济学与会展产业、会展活动相契合的又一有力例证。

该书第1章之“平台与平台经济学的定义”还说到：平台，本质就是市场的具化。从市场发展阶段看，平台是传统隐易市场显化的结果。交易市场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交易市场的隐性化阶段。这个阶段的市场不是利益主体，仅起交易空间、调节供求的作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市场的功能逐步物化，表现为第二阶段的特点。这个阶段的市场表现为利益主体，体现为一代的交易场所、交易手段或交易空间，也就是平台。

将平台定义为市场的具化，表现为一种交易空间或场所，可以存在于现实世界，也可以存在于虚拟网络空间。该空间引导或促成双方或多方客户之间的交易，并且通过收取恰当的费用而努力吸收交易各方使用该空间或场所，最终追求收益最大化。

该书认为，目前针对市场或者“平台”的研究还没有统一到“平台经济学”的框架内。即便国外首次明确提出“平台经济学（Platform Economics）”概念的David S. Evans（2011），也仅是将平台经济学定义为对类传统市场经济学中具体双边市场独特经济现象的研究。很少有人对各种不同具体平台形态所具有的包括而不限于双边市场特征在内的复杂平台经济特征，更没有人从市场自主意识觉醒和形而上的市场发展逻辑来考察这些千差万别的具体平台内的深层共性。

平台经济学以广泛存在的平台为研究对象，以契约理论、网络外部性理论、双边市场理论、博弈论为理论基础，借鉴公共心理学、物理学、数学、生物学乃至哲学等众多学科理论分析方法，来研究并揭示平台及其相关产业的经济特征与运营规律。

本文通过上述对于徐晋博士《平台经济学》一书理论观点的介绍，可以看出，平台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原理和主要原则都是与会展经济、会展产业、会展活动非常契合的；也是与陈泽炎在2011年、2012年关于会展产业的产业性质、服务机理、业态特色等研究时所提出的观点“不谋而合”。

当然，本人的论文达不到徐晋博士《平台经济学》的理论高度。但是，另一方面，徐晋博士的《平台经济学》并没有直接提到会展经济、会展产业、会展活动，这也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或漏缺。

而本文写作的目的正在于通过梳理我国会展经济研究者探究会展经济理论的脉络，建立起会展经济通往“平台经济学”的路径。

四、深入研究平台经济学发展会展经济的理论

追溯“会展经济”在中国的缘起，最早可以提到1995年5月大连市政府兴建星海会展中心的时候。2000年10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浙江台州的会议上正式提出“会展经济”也可算作另一个源头。由此算来，会展经济在中国已有近15至20年的历史。但是，作为会展经济的理论体系相对于会展活动的实践，显然相对滞后。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在2006年成立的时候就提出要“为促进我国会展经济发展，建立具有中国特色会展经济科学体系做出贡献”。但当前距离此目标仍有较大差距。

建立会展经济的科学体系需要完整的经济理论作为支撑。本文虽梳理了这方面所做的一些探索和成果，但还是显得不够系统和全面。现在有“平台经济理论”的出现，就为会展经济理论体系的建立找到了一个相对比较是适宜的理论支撑，值得会展业界人士高度重视。

1. “平台经济理论”是最新的经济理论分支，潜力很大。

相对于经典的经济学理论，以及其他在会展经济理论研究中涉及到的那些成熟的经济理论，“平台经济学”算是最年轻的了。2011年David S. Evans 首次提出“平台经济学”的概念，2013年徐晋博士予以比较系统的阐述。

由于“平台经济学”所研究的对象大多是比较新近的经济行为或经济对象，譬如：系统软件、网络空间、搜索引擎、移动终端等；即使是媒体广告、金融服务等存在时间较长的经济活动，也是在知识经济、全球贸易、互连网络等新的背景下发生新的变化。所以也需要进行最新的研究。

理论的发展必须依托于实践的需求和实践的程度，“平台经济学”的出现体现出经济理论与时俱进的精神。由于“平台经济学”所对应的经济行为带有很大的新颖性和很大的发展潜力，所以，“平台经济学”也是潜力巨大，前景广阔的。

2. “平台经济理论”在中国具有研究领先的优势地位。

如果确认2013年7月修订版的《平台经济学》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平台经济学”的系统著作的话，则徐晋博士就确实是“平台经济学”的创始人和奠基者。这也就使得中国在这一学科研究领域具有了领先的优势。

要说中国能够在“平台经济学”研究方面开始领先也并不奇怪。因为中国在平台经济实践方面确实走在世界的前列。譬如：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巨大的网民数量，中国强大的网购实力，中国服务业的广阔市场，等等。当然，中国的会展经济也是发展迅速，成绩惊人，为世界所瞩目的。所以，会展经济一旦与平台经济学结缘，则借助中国在“平台经济学”方面的研究优势，应当会更快出现研究成果。

3. “平台经济理论”在整体上与会展经济的契合度高。

值得一提的是，“平台经济学”的理论与会展经济的契合度很高。这不但在徐晋博士《平台经济学》书中可以找到相关的理论依据，而且在会展经济研究过程中也曾使用过与“平台经济学”密切相关的“双边市场”理论。特别是陈泽炎已经直接使用过“平台经济”这样的概念。可以称之为“所见略同”、“殊途同归”。

能够找到契合度如此高的经济理论作为会展经济理论的支撑，乃是会展经济理论发展的一件幸事。其中“平台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观点：“平台引导或促成双方或多方客户之间的交易，并且通过收取恰当的费用而努力吸收交易各方使用该空间或场所，最终追求收益最大化”，可以使得会展经济可以“理直气壮”地获得自己的服务收益，这对于会展经济、会展产业、会展活动的现实发展也是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和实际意义的。

4. “平台经济理论”中尚缺会展经济方面的补充完善。

我们还要注意到，尽管“平台经济学”有着如此重要的理论价值，但是《平台经济学》一书并没有直接提到会展经济的概念。这当然是一种缺憾，但也不能不说是一种机遇；使得会展经济有可能充分借助“平台经济学”的原理，结合自身大量丰富的实践，认真进行归纳、总结、补充、完善、探讨、提升。

本文呼吁，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应当成为我国会展院校教师和会展研究机构学者、专家的一项任务。因为这是紧密结合会展经济实际情况，又与最新经济理论成果相关联的一个研究课题。

5. “平台经济理论”具备与会展经济共同发展的前景。

我们还将进一步看到，正是由于上述的一系列的原因，“平台经济学”理论要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也必须借助会展经济这一广大和重要的领域。这样，会展经济理论就具备了与“平台经济理论”共同发展的良好前景。

可以设想，当“平台经济理论”在会展业界得到进一步的肯定和接受以后，在会展经济的“平台经济理论”获得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之后，就可以安排会展经济专家学者与“平台经济理论”的专家学者进行一次深入、系统的研讨聚会。

经济学经济理论范文第12篇

【关键词】低碳经济；理论基础；经济学价值

低碳经济（low-carboneconomy）主要是指降低碳排放的经济发展新模式，也就是减少传统化石燃料使用比如石油、煤炭等，以期减少其燃烧过程中向大气排放碳元素的含量，取而代之的则是利用新兴能源如风能、太阳能、潮汐能等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兼而有之。

一、促使低碳经济概念出现的社会背景

低碳经济概念诞生的社会大背景概括起来有两个方面。其一是传统能源组成的可预见性危机，也就是工业革命以来人类一直依赖的化石能源在经年累月的高消耗模式下，既有的储备即将耗尽，人类深恐不远的将来会面临因能源枯竭而形成的经济、政治甚至安全方面的种种危机。其二，也是当下已然严重危害到了社会生产生活方方面面的问题———全球变暖、气候恶化、环境污染等等，这是传统高碳经济给世界带来的不可回避的矛盾。仅仅是平均温度升高了一度，人类社会就已经为此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随着“厄尔尼诺”、“拉尼那”现象越来越频繁地交替出现，极端天气现象给人类经济发展、社会生活造成的损失也呈现几何级上升的态势。

二、低碳经济的理论基础

首先，从宏观层面看，低碳经济理论基础之一是世界经济学。这一理论是世界主义经济学的简称。也就是从经济学角度研究世界范围内人类发展的各种现象、问题，目的在于通过科学理论的研究实现造福于人类。世界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是人类社会的发展与经济社会的发展，既涉及二者之间关系，又针对其间存在的矛盾冲突提供解决思路，而这恰恰与低碳经济扭转传统经济模式弊端的初衷不谋而合。

其次，低碳经济理论基础还包括气候经济学。这一点比较容易理解，气候对于人类经济的影响已经超越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一个最明显的佐证就是每个极端天气现象结束后，政府的公告中总是少不了“此次天气过程造成直接经济损失xxxx、间接经济损失xxxx”。若稍稍留心一下不难发现，若干年前这些经济损失的计量单位基本是“百万元”、“千万元”，而近年来则几乎全部以“亿”为计算单位。

最后，资源环境经济学是另一个理论基础。前面已经提到，正是出于对能源枯竭的恐慌，人类开始了对新能源的寻觅。而化石能源对环境显而易见的破坏则又让人类对新能源的清洁性充满了期望。因此，资源与环境的和谐共生是资源环境经济学研究的核心与重点，也是低碳经济追求的模式。

三、低碳经济的经济学价值

（一）转变生产与消费的方式

其本质实际上是观念的转变。也就是说，低碳经济概念的提出影响的是人类的思想方式，让人类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从传统粗放型、消耗型、破坏型转向了精细化、节约化、可持续发展化。观念的转变导致的是行为的转变，直接表现就是人类生产和消费方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以农业灌溉方式为例，传统农业采取的普遍是“大水漫灌”，宝贵的淡水资源被无情地浪费，而单位面积农作物产量却难以提升。而随着低碳经济概念的出现，以以色列为首的发达国家率先发明了“滴灌”技术，使单位面积农作物耗水量减少了大半。除了生产方式的转变，环保型消费则成为时下低碳经济在消费领域的体现。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人们出行方式的转变。仅就荷兰为例，这个国家已经成为了欧洲的“自行车大国”，包括王子和公主在内的多数国民外出时均以自行车代步为荣。

（二）对环境治理从“标”到“本”

传统高碳经济模式下，人类面对被污染和破坏的环境时采取的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治理方式，就是“拆东墙补西墙”式的治理手段。总体而言就是治标不治本，没有从根本上找到环境治理的核心问题与症结所在。比如，面对河流沿岸重工业企业私倒乱排污染物的问题，传统治理方式不过一罚了事。而在低碳经济模式下，治理环境可谓釜底抽薪。比如那些沿河、湖或在环境保护区周边的重污染企业被关停并转，使直接污染源被彻底铲除，由此在根本上杜绝了潜在的污染可能。

（三）拓展了专业学科的研究范围

低碳经济的出现让传统经济学研究领域具有了“跨界”的可能，一些同时涉及环境领域和经济学专业的新定义、新理念层出不穷。而诸如“低碳生活”、“低碳城市”、“低碳技术”等专业术语除了不断出现在科学杂志、经济期刊等专业媒介上，更随着时间推移在普通百姓群体中普及，使基层人民群众日常沟通与交流中也开始不断出现“碳交易”、“碳关税”等前沿词汇。这些“跨界”概念不仅让经济学领域不断拓展，更为专业学者的研究指出了新的发展方向。

结束语

在我国各行业转型升级的历史转折关口，低碳经济理论的出现为中国经济发展给出了新思路、新理念。低碳经济除了代表经济学新兴研究领域和内容外，更是中国经济实现创新、创造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陈晓春，谭娟.政府环境规制视角下低碳经济发展理论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

经济学经济理论范文第13篇

[关键词]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关系

引言

很多学者认为应用经济学与理论经济学的关系就是理论经济学是应用经济学的基础，而今应用经济学是理论经济学的具体实践和应用。然而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现在普遍存在着轻理论以及重实务的问题，而这一问题的存在使我国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受到了较大的局限。必须要认真的梳理清楚应用经济学和理论经济学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够与我国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相适应，并且能够对我国经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有效的指导。

1.我国轻理论以及重应用的经济学研究现状

1.1出版界在经济学研究中的片面倾向

目前出版界普遍的认为，相对于理论经济学而言应用经济学的成果更加受欢迎，因此现在很容易发表和发行关于应用经济学的刊物或者论文。相比之下，大部分的出版社并没有对理论经济学研究成果具有太大的兴趣，而且往往会冷淡理论经济学的投稿作者。甚至还有一些出版社将一些硬性的规则和条例颁布了出来，要求作者如果要出版理论性学术专著必须要对相应的资助金进行提交，而且资助金额均有非常高的额度，这样就导致理论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很难发表出来，造成了这一类高水平学术著作的严重流失，从而严重的影响到了经济学的整体发展。

1.2不受重视的理论学术研究

在应用经济学在我国的经济研究学术界受到了普遍的欢迎，这样就导致很多学者急功近利，对经济利益和名誉进行片面的追求，特别是在研究和解决各种经济实务的问题上存在着很多的人才，很多学者不惜运用各种手段从而能够在应用经济学的研究队伍中加入进去。而现在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却变得越来越冷门，由于经济实务问题以及应用经济学方面集中了大量的年轻的学者，因此造成理论经济学研究严重的缺乏人才[1]。

2.导致经济学研究出现片面倾向的主要原因

市场从客观上调控的人们对社会效益及经济效益进行追求的行为，现在理论基础研究具有见效慢以及收益少的特点，而应用经济学则恰恰相反，因此不管是学校研究人员还是学生都对应用经济学在社会效益及经济效益方面存在的巨大潜力具有充分的认识，因此使得应用经济学集中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学校的研究基金大量的倾斜于应用经济学，而经济刊物编辑社和出版社也对市场效应和经济利益进行片面追求，从而忽视了自身应该在学术研究中需要承担的各种责任。总之，由于各种原因导致应用经济学占有了大量的资源和人才，最终造成理论经济学严重的缺乏发展的动力[2]。

3.应用经济学与理论经济学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关系

从本质上来讲应用经济学与理论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就是实践和理论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告诉我们，实践是理论的来源，而理论又能够对实践进行指导。然而现在在很多人看来理论经济学只是具有学术价值，真正具有实际价值的是应用经济学，只有应用经济学才能够将各种经济问题很好的解决掉，哪怕不需要理论经济学，只需要有应用经济学就能够对企业进行很好的管理，并且可以促进社会进步和经济建设的发展。然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告诉我们事物都是有规律的发生和发展，而且其规律具有不可替代的客观意义，只有具备基础理论上的支持，才能够真正地解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只有充分的认识到这一理论，才能够将经济问题产生的原因真正的找出来，并且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解决，最终能够有效的避免出现类似问题。因此，只有大力的发展理论经济学才能够将前进的动力提供给应用经济学，并且能够将各种经济变化和现象的理论依据和价值找出来。

总之，要想真正的对应用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首先必须要将理论经济学作为指导。而理论经济学的发展和进步也能够有效地促进经济事物的产生和发展，因此，从本质上来讲现有的片面化的重实务、轻理论的的思想属于一种本末倒置的落后观念[3]。

3.对应用经济学与理论经济学片面发展的问题进行解决的有效对策

3.1促进学术界研究现状和观念的积极转变

现在我国的学术界过于倾向于对应用经济学的研究，要想保证应用经济学与理论经济学实践平衡发展，首先必须要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学术界在经济学方面研究现状和观念的积极转变，并且将当前轻理论以及重应用的研究误区扭转过来。积极采用政策上的支持、鼓励以及研究基金的投入措施从而将更多的动力提供给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将更广阔的前景和发展空间提供给理论研究者，这样才能够使理论经济学的研究中集中更多的学术工作者，使当前学术研究中存在的片面现象得以根本解决，并且充分的保证两大学科之间的平衡发展。

3.2对经济学教育观念进行积极的革新

不管是学校也好还是教师学生也好都必须要清楚的认识到应用经济学与理论经济学之间具有缺一不可一击相辅相成的密不可分的关系，并且要深刻的了解理论经济学指导应用经济学，应用经济学植根于理论经济学的本质特征，并且要积极地鼓励教师和学生展开对基础经济学理论的学习，这样才能够使学生在理论经济学的学习中自觉地参与进来，并且致力于自身学习和实践基础理论的不断加强，对理论经济学进行积极主动的钻研。

3.3对教学手段和学习方法进行创新

教师在对理论经济学进行讲授的时候要尽可能的避免采用传统的满堂灌的教学方式，这样很容易导致课堂学习变得十分乏味和枯燥，很难有效地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因此教师在具体的理论经济学教学中必须要鼓励学生多交流、多思考以及多阅读，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拓宽学生视野以及启发学生思路的作用，同时还要对学生的写作进行积极的鼓励，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必须要对学生进行引导，使其在学习应用经济学以及理论经济学的时间和精力得到有效的平衡，最终能够对学生的全面发展起到有效的促进作用[4]。

3.4真正的做到理论联系实际

对理论经济学的重要性进行强调，并不是要将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分割开来，如果完全脱离实际的纯理论也并不具备对实践进行指导的作用，因此必须要密切地结合经济社会的实际发展，才能够保证理论经济学研究的长远进步。在对经济学人才定向培养的时候也要注意到使经济学研究人才真正的做到理论联系实际，紧密地结合经济学实践以及基础理论的学习，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加深刻的理解相关的理论，并且能够更加有效的认识经济实践活动，最终能够使经济研究者能够对所拥有的知识进行充分的运用，从而将经济实践活动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解决掉。

4.结语

各种应用经济学的基础就是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由于理论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而具备了更强大的动力和支持，如果只是对应用经济学进行研究，不具备扎实的理论经济学基础，那么其无异于纸上谈兵。因此应用经济学要想实现更好的发展，必须要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学作为基础和指导，只有这样才能够有效的促进我国的经济建设。

参考文献

[1]余斌.“第二届全国现代政治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创新研讨会”综述[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08）.

[2]程恩富，王朝科.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引领应用经济学创新[J].教学与研究，2012（02）.

[3]刘汉林.从经济学的分类看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之间的关系[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04）.

经济学经济理论范文第14篇

【关键词】城市经济学经济集聚城市化

一、引言

城市经济学的历史源远流长，其发展过程可谓一波三折。早在古希腊甚至更早的时候，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们就开始从劳动分工的角度关注城市经济问题了(Xenophon,BC.427-355;Plato,BC.380;WilliamPetty,1683)；到了古典经济学的时代，城市经济学出现了一个小的研究高潮，当时不仅有城市“劳动分工”说(AdamSimth,1776)，而且还盛行另一种可用以解释城市的经济学说——古典区位理论(Thunen,1826;Weber,1909;Christaller,1933;Losch,1938;Isard,1956)。可到了新古典经济学时期以后，城市经济学不仅没有在马歇尔天才的综合之后如虎添翼，反而却经历了长时期的沉寂、徘徊。其间，虽然也曾有过多次试图推动城市经济学的勇敢的努力，但它们最终均功亏一篑，以失败告终；到了1990年代，城市经济学在经历了一番反思和调整之后，终于涌现了两股试图融入主流经济学的努力，参见图1。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在1964年阿朗索(Alonso)出版了《区位与土地利用》一书之后，城市经济学却在新古典经济学对城市经济现象无能为力的大背景下，作为一门具备统一理论基础的学科而诞生。本文关注的问题是：城市经济学的历史如此悠久，但为什么却在古典经济学之后直到20世纪60年代的漫长岁月里相对沉寂，甚至长期被排除在主流经济学之外？还有，新古典时期，城市经济学曾经出现了几次试图将城市纳入主流经济学的“努力”，为什么它们最终均以失败告终？再者，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再次试图复兴城市经济学并使之融入主流的努力，这些努力是否能成功？等等。为了对这些问题做出较为系统的回答，本文将按如下顺序组织：第二部分回顾并评价古典城市“劳动分工说”的主要内容；第三部分简评以屠能为代表的古典农业区位理论及其与城市经济学之间的关联；第四部分对新古典时期试图复兴城市经济学的种种努力进行评述；第五部分对近年来十分盛行的“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进行评述；第六部分是本文的结论以及对城市经济学未来发展的展望。

二、“古典劳动分工”说——最早的城市经济学

早在古典经济学产生以前，有关城市的研究就已经出现了。古希腊最早的经济学家之一色诺芬(Xenophon,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55年)就曾从分工的角度来研究人口集中和专业技能以及产品开发之间的关系(Gordon,1975)。人口集中无疑是城市出现的先导，而专业技能的提高和产品开发无异于专业化和产品的多样化，很显然，这已经是最早的有关城市的经济学说了。

此后，另一位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Plato，公元前380年)则遵循着色诺芬的这一思想路线，并将之向前推进了一步。柏拉图写道：“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国家——是对人的需要的一种反应……由于这种对劳务的相互交换，大量的人便聚集在一起，并聚居在我们称之为城市和国家的地方”(Plato,Republic,Ⅱ,pp.369)。柏拉图的这段话为城市产生于专业化和分工确立了经济基础，并奠定了交换理论的基础。很显然，在柏拉图那里，是专业化创造了互惠的相互依存，而互惠的相互依存又确立了互惠的交换，在这当中，城市与分工和专业化经济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城市提供了对单个商品的相当大的需求，因而，分工和专业化有了存在的基础，另一方面，城市内的分工和专业化又提高了这里的工人们的技术和生产效率。

17世纪、18世纪，“古典劳动分工”说在解释城市问题时仍然占据一定地位，比如，威廉•配第(WilliamPetty)已认识到，大城市与劳动分工的内在关联以及专业化的好处等这些问题。尽管如此，只有到了亚当•斯密那里，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对城市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一思想才日臻完善。这不仅体现在他对专业化、分工经济的独一无二的一般性分析方面，而且，也体现在他将专业化和交换视作为城市乃至整个市场理论赖以建立的基础方面，“文明社会的重要商业，就是都市居民和农村居民通商……这里，分工的结果就象其他方面的分工一样……都市是农村剩余物的市场……都市的居民越多，其居民的收入愈大，农村剩余物的市场愈广阔……都市附近的农业家和耕作者，从谷物售价所得的，不仅是农业的普通利润，而且包括自远地运来出售地谷物的全部价值。此外，他们还节省了这些东西的远途运费的全部价值”。

在这里，斯密不仅对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分工好处进行了阐述，而且也对城市市场广阔对居民收入的贡献、交易费用的节约、对国民财富的贡献以及由此引发的不同国家财富的差别进行了阐述。若用希克斯(Hicks,1965，第38页)的一个简单公式，g=(k•p/w)-1，那么，斯密的上述看法则更为直观，其中，k代表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比率，p代表劳动生产率，w代表实际工资率，g代表物质增长率。很显然，在实际工资率w给定的条件下，一国或一个城市的经济或财富增长便主要取决于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之间的比率k和因分工扩大而导致的生产率p的提高。在斯密看来，k的增长是有限度的，因此，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劳动分工。由此看来，斯密不仅是一个伟大的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而且也是第一位系统地从劳动分工角度来论述城市经济发展、城乡居民收入差别的经济学家。

古典城市“劳动分工”说的优点在于：它对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分工的好处、城市市场广阔对居民收入的贡献、交易费用的节约、对国民财富的贡献以及由此引发的不同国家财富的差别等看法均颇富创见性，但由于这些阐述比较零碎、散乱、没有模型化，因而其内部组织和架构颇为散乱，甚至根本不是以城市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因而在客观上限制了它在后世的传播。

三、古典区位理论——城市经济学的摇篮

进入19世纪以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步在当时的后发展中国家——德国——萌发，工业革命的迹象已经凸现，但农业经济仍占据德国经济的主导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下，屠能以他对城市周围农业地租和土地利用的精彩分析受到了当时的主流经济学一定程度上的接纳。虽然屠能(VonThunen)开创的理论(TheIsolatedRepublic,1826)阐述的是农业土地利用和地租问题，但从另外一面看，它也是一部经典的城市经济学力作。

在屠能的理论中，一个孤立的城市（镇）作为整个农业生产布局的中心事先给定，在它的周围布满了为它供应农产品的农户；同时，每一种农作物的产量和运输成本也各不相同，相应地，每一种农作物的种植密度也各不相同。假定存在着农户与土地拥有者之间的竞争，并且每一个体均追求其自私利益，那么，农户之间相互竞争土地的结果，将使地租从中心向由高向低依次递减，直至为零。由于每个农户将面临地租和运输成本之间的两难，并且不同作物的运输成本和产量也各不相同，因此，农作物的生产将以同心圆的形式出现。给出了屠能模型的最直观的结果。该图横轴代表距离中心城镇的距离，纵轴代表租金。图中上半部分是均衡的“竞租曲线”(bindrentcurve)，也即在任一给定的距离时农户愿意支付的最高租金。由实线组成的包络线定义了租金级差。该线的不同部分代表，每一种农作物的种植者愿意比别人出更高的地租，结果便会得到图下半幅同心圆式的种植圈层。越靠近最里层，土地的租金就越高，运输成本越省，而最外面的土地租金为零，但运输成本最高。

从上看，屠能的理论似乎仅能对很多与农业生产有关的问题给出一个简化的解释，比如，它能解释不存在李嘉图式肥沃程度差异条件下农业生产专业化的可能性，也能解释农户与市场的距离、农户售卖农产品所得的价格和租金之间的关系。然而，该模型在多方面的扩展也使得它成为现代城市经济学的一块理论基石，比如，该模型可被修改并用于考察城市的土地利用问题，这构成了后来的“新城市经济学”的主要研究素材(Alonso,1964)，又如，在更近的时期，通过建立有关集聚经济的模型，该理论又可以被扩展到探索中心城市与次中心城市的内生形成问题(Weber,1909;Marshall,1890,1920;Christaller,1933;Hoover,1937;Losch,1944;Krugman,1991a,b;Fujita,1999a,1999b,ect.)。屠能生活在典型的农业时代，当时盛行所谓“规模报酬不变”的农业经济，这也许正是他的模型能够与以竞争范式为特征的诸多新古典应用相容的根本原因所在。然而，屠能的古典农业区位理论与古典和前古典时期用劳动分工解释城市经济问题的思想格格不入，前者的根本特征是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而后者的实质则是不完全竞争和报酬递增。更为重要的是，他以城市作为一个外生给定的中心作为分析的开始，也就是说，他的模型的重心在于理解如何促使经济活动远离中心的所谓“离心力”。对于使经济活动集中的所谓“向心力”，他的模型没有也不可能提供任何解释，这样，有关城市为什么形成以及怎样形成的关键思想便被他人为地假设掉了。

在屠能之后，古典区位理论形成了两个基本分支：第一个分支是要考察：在给定所有其他“经济人”区位的情况下，如何最小化某一特定“经济人”的成本问题，也即“最小成本区位问题”。该分支主要由韦伯(Weber,1909)、艾萨德(Isard,1956)、穆斯(Muses,1958)、萨卡世塔(Sakashita,1987)、贝克曼(Beckmann,1987)、师叶和麦(ShiehandMai,1997)等继承和发展；另一分支则要考察：在给定厂商相互直接竞争的条件下，厂商们如何寻找最佳的区位，以及在需求信息的条件下控制它们的市场区域问题，也即“中心地理论”和“相互依赖理论”，该分支主要由克里斯蒂纳(Christaller,1933)、勒施Losch,1938,1940)等继承和发展。这两个分支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城市经济问题的某一方面，比如，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能够解释厂商在城市中心集聚的趋势，克里斯蒂纳的“中心地理论”能够解释城市体系在具有不同区位的市场区域上存在的原因，但是，它们在解释城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时均面临着难以克服的缺陷：

第一，它们在解释城市区位问题时大多借用了物理学、几何学而不是经济学的概念和原理，结果便在客观上限制了它们在经济学界的影响力。比如，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中运用了“物料指数”、“位置权重”和“劳动系数”三个工具来解释工业区位中的最小成本问题，但该决策问题中的决策者到底是谁，是一家工厂还是企业主？如果是厂商，它是私人厂商还是其他？韦伯对此并未给予任何交代，换句话说，韦伯所说的最小成本问题既不是关于理性决策者如何做出合理决策的问题，也不是这些决策者之间如何相互影响从而产生一个特定结果的问题，因此，严格地说，韦伯的理论与经济学理论没有多大关联（Krugman,1995）。还有，克里斯蒂纳和勒施的“中心地理论”讲述的是在权衡了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之后，生产者决定集聚在一起形成一种城市结构，为相互交错的六角形市场区域提品，这的确是一个关于个体相互影响的决策问题，但是，它没有给出明确的决策者是谁，也没有言明决策者决策时的市场结构或者厂商是否存在相互作用问题，因此，正如克鲁格曼所说，“中心地理论提供的是某种纲要，一种可以把你对城市系统的思想和数据结合起来的方法，而没有提供一个更深层的原因来解释观察到的结构的经济模型”。

第二，更为重要的是，城市经济中的很多变量均表现出不可分性(indivisibility)和不连续性(discontinuity)以及外部性的特征，比如，城市的人口聚居区在空间上是不连续的，大城市的人口在集聚到一定的规模后可能会停止增长并在它的周围产生出更多的中小卫星城，还有，由于外部性的影响，一定量的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可以供多倍人使用等等，所有这些均意味着城市经济活动具有非线性和报酬递增的性质，因此，成本和收益很难完全体现在商品的买卖价格上，这样，传统的边际分析方法便无能为力，而应该用专业化和分工的方法来求解。而事实上，大部分的古典区位理论均在一个轻松的假定中将城市形成以及它的重要特征剔除掉了。

总之，古典区位理论建构在完全竞争、利润最大化、完全信息、即时调整和局部均衡等原理的基础上，它所作的假定与农业经济或者不发达的小城镇经济相匹配，但是，当工业经济的发展日益走向成熟，知识、信息和技能的重要性以及城市的集聚优势日益彰显的时候，它难以对城市经济的核心——城市形成——做出解释的缺陷，便成为其致命伤。结果，古典区位理论便走进了其理论研究的死胡同。

四、新古典时期的城市经济学——无能而无奈的努力

新古典时期，城市经济学基本处于沉寂阶段，主要原因在于：新古典经济学和古典区位理论一样，均与完全竞争和最低限度的政府干预相容，这就决定了它难以对城市经济活动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所有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人人理性，对价格和彼此之间的活动具有完全知识。企业被假定为规模较小、不能行事其权力的价格接受者；生产要素均在公平的市场上交易，因之生产者能为他们的生产活动支付全部费用，而消费者除非得到合理补偿，否则不会被强制地容忍污染和噪音；所有的商品完全可分，且能以极小的数量进行生产和消费；最终所有的经济活动在价格机制下均达致最优的均衡状态；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城市经济是个非常不完善的领域，也即它以广为分布的外在性为特点，因此，客观上看起来比较理智的资源分配事实上很难办到，此外，城市的投资和生产倾向于“大批量、大规模”，这很难与“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相容(参见Button,1976,pp.3-6)；更加重要的是，城市经济以空间上的集聚为主要特征，这样的客观现实均与新古典的完全竞争、报酬递减等不相符合。

另一方面，在“马歇尔综合”的时代，经济学界流行的数学方法是所谓的“微积分法”。微积分法对于处理完全竞争和商品、要素完全可分的传统新问题得心应手，可对解释地理空间、城市等具有非线性特征的问题却无能为力，而用于处理城市和空间问题的数学工具——非线性规划、库恩—塔克条件等直到20世纪50、60年代才先后出现，这样，在经济学形式化日益盛行的19世纪后半叶，新古典经济学家只好满足于现实，在现有的条件下构筑城市经济学的大厦，结果便导致了城市经济学在新古典时期沿着两个完全不同的路径演进：第一条路径主要是继承所谓的“马歇尔传统”，将城市经济问题放在“外部经济”这一黑箱中来处理，从而演绎出用外部经济解释城市经济的诸多文献；第二条路径便是对屠能的理论进行简单地扩展和修补，也就是20世纪60、70年代“新城市经济学”的工作。

（一）用外部经济来解释城市

用外部经济解释城市经济现象的始作俑者是马歇尔，他不仅最早提出了“外部经济”的概念，而且首开了运用“外部规模经济”解释空间集中和厂商相互接近的优势，“当一种工业已这样选择了自己的区位时，他会是长久设在那里的：因此，从事同样的需要技能的行业的人，相互从临近的地方得到的利益是很大的……雇主们往往到他们会找到他们所需要的有专门技能的优良工人的地方去；同时，寻找职业的人，自然到许多雇主需要像他们那样技能的地方去，因而在那里技能就会得到良好的市场”。

更一般地，马歇尔所说的同一产业的厂商相互毗邻主要有这样三个方面的好处：第一，地理上集中的产业可以支持专业化的投入品生产者；第二，雇佣同一类型工人的厂商的集中可以相互提供劳动市场蓄水池的作用，也即当一个雇佣者的经营不好时，工人可以在其他的雇主那里找到类似的工作，反之，当他经营好时，又可以雇佣到更多的工人；第三，厂商之间的地理集中可以共享某些有用的信息。然而，不幸的是，马歇尔对城市或工业集中问题的处理法，给那些试图进行正规模型化的后来者带来了一个很大的难题：

外部性是什么？它到底是技术方面的，还是金融方面的，若是前者，则它会通过直接影响个人的效用或者厂商的生产函数而实现其作用，从而它与竞争范式相容；但是，若是后者，它将影响以价格机制作为交易中介的厂商、工人和消费者，比如，厂商相互临近可以相互借债、融通资金，但是，当他这样做时，一定会与整个经济的微观机制，比如规模经济的程度、厂商垄断权利的强度和商品和要素流动的壁垒的程度有关，也就是说，金融外部性与完全竞争的范式很可能不相容(Scitovsky,1954)。事实也许正如克鲁格曼(Krugman,1995)所说，正是由于技术外部性与竞争范式相容，所以，新古典经济学家通过假定集聚来源于技术外部性，便可以回避自己面临的模型化难题，而这样做的结果却使此后的城市经济学在劳动分工之外的另一条道上越走越远。

比如，20世纪70年代，亨德森（Henderson,1974,1980,1988等）因为沿着马歇尔的外部性的思路解释城市经济问题而受到城市经济学界的重视。例如，亨德森认为，人口之所以集聚以及城市之所以存在原因在于：它能产生生产或者消费方面的技术规模经济。在城市中，存在贸易品和住房两种商品，贸易品在城市商业中心（CBD）生产，住房在城市其他地区生产，工人往来于郊区与中心商业区；这样，随着城市工业在一个城市内的集中所产生的外部经济，将与大城市的交通难、往来成本等不经济之间产生两难冲突，其结果是最优的城市规模由此给定。如图2所示，该外部经济的净效应产生的城市规模与代表性居民所得到的效用之间呈倒U形关系。但现实中为什么具有那么多不同规模的城市？亨德森争辩说，不同产业的外部经济的程度是不同的，而外部不经济的程度则主要取决于城市规模，与具体的产业关系不大，比如，钢铁产业的外部性大，故折中外部不经济的回旋余地也大，轻纺城市则相反，最终，轻纺城市的最优规模在O点，金融城市在P点，但不同类型城市的代表性居民的福利水平将达到均等化水平Uz。

亨德森模型的主要问题在于，他通过假定将产生外部经济的活动布局在中心商业区来论述城市集聚现象。也就是说，他不能真正从微观主体相互逐利的结果中揭示城市形成和增长的根本原因，而仅仅诉诸于一个人们其实并没有多少认识的黑匣子——外部性——来解决问题。比如，他在论述城市的数量和规模时，依赖一个假想的大型开发商或者城市发展商来解决问题。从现实和理论来看，发展商或城市开发商均有内部化集聚外部性的趋势，这一点肯定是对的，因为内部化集聚外部性能让开发商或者发展商获得一定的利润，但是，该大型发展商或者开发商本身就是城市外部性的受益者，那么，城市生产或消费的外部性又来自哪里？作者对此含糊其词，并没有给予多少解释。因此，尽管亨德森的模型比前几者均多前进了几步，但他在城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时犯了和屠能模型、新城市经济学模型一样的错误。

（二）“新城市经济学”

“新城市经济学”(Beckmann,1957;Wingo,1961;Alonso,1964;Mills,1967等等)主要研究的是城市内部的空间结构问题。其经典模型是一个单中心模型(mono-centricmodel)，该中心被假定为建立在平原上的一座城市，该城市拥有一个事先给定的中心商业区（CBD），它规模既定，从每一个方向远离中心的交通成本相等，城市的是土地和居住区，居住区被假定为一维空间；该城市地区人口给定，所有的人均充分就业；唯一的交通成本发生在居住区与中心商业区之间，中心商业区内的交通成本被忽略；偏好被定义为对中心商业区复合商品的消费和土地的消费；均衡时，消费和价格使所有的人效用水平相同；结果，城市的规模由收入、偏好、居住条件、交通成本和交通时间以及农业对土地的竟租方式等内生决定，土地价格、土地利用密度、城市人口的均衡区位等均由模型内生决定。

虽然其模型在向主流经济学前进的征程上大大迈进了一步，也产生了不少的真知灼见，比如，比如，它运用了经济学中最为有力的工具——一般均衡，又将厂商、消费者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看待，又如，它的结论之一是均衡的或者最优的人口和居住密度是与中心商业区的距离的函数，而该密度问题很可能与交通体系的拥挤有关；还有，它的很多模型研究了城市市场失灵和公共政策的必要性。但是其经典模型和屠能的农业区位理论一样，研究的是一个单中心城市(mono-centric)内部的空间结构问题。另外，最为关键的是，它不能解释：在工业经济得到很大发展的背景下，每个城市为什么会存在一个中心商业区，在它的周围会形成很多居住区和农业区。换句话说，它和屠能的缺陷一样，均不能将城市的形成作为一个变量而内生决定，而中心内生这一点在工业经济时代却变得比农业时代越来越难以回避。尽管如此，1964年阿朗索的《区位与土地利用》一书成了城市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而形成的一个明显的标志。在此之前，城市经济学零星、散乱、分析工具落后、模型外生程度高、解释力差、适用面小，在此之后，城市经济学开始拥有较为完整的微观理论基础和学科体系、分析工具较为先进、模型内生程度大大提高、解释力和适用面大大扩展。很显然，城市经济学在“新城市经济学”之后作为一门具备较统一理论基础的学科而真正诞生(Mills,1998,pp.1-11)。

总之，如前所述，传统城市经济学只提供了经济活动如何在城市周围扩散开来的有关理论，而没有提供经济活动为什么会在城市集聚起来，也就是城市如何形成在哪里形成的令人满意的解释，这正构成了传统城市经济学的共同缺陷。毫无疑问，对城市形成以及集聚区位的真正原因的探讨无疑将是未来的城市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五、城市经济学发展的新方向：两股试图加入主流的努力

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各主要国家都先后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在后工业化时代，全球经济的联系和互动大大加强，这样，以研究单个厂商乃至一个行业的规模和资源配置问题为主体的新古典经济学已越来越难以适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一个以空间上的集聚、交易成本节约、分工和报酬递增为特征的城市化问题已越来越成为主载人类社会经济乃至社会发展的一股强劲动力。在这样的条件下，一个能深刻、完整地解释和分析城市内生演进的真正的新的城市经济学已成为时展的客观要求。

令人可喜的是，20世纪60、70年展起来的很多有力的微观经济学分析工具——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在70、80年代开始应用于现实，另外，数学和自然科学中也涌现有很多新的发现——混沌理论、控制理论、耗散结构理论、新进化论等等，所有这些发展均在客观上为城市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以1977年，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DixitandSiglitz,1977)的垄断竞争模型为例，在该模型出现之前，城市经济学在“空间不可能性定理”的视野内没有多大进展，可是在该模型解决了垄断竞争条件下厂商之间的战略互动行为以后，有关厂商和消费者在空间上集聚与分散的经济问题变得可以处理了。因此，该模型对城市经济学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一)新经济地理学

“新经济地理学”(NeweconomicGeography)以福基塔、克鲁格曼和维纳保斯(Fujita-Krugman-Venables)以及他们的学生等为代表，其主要解释的问题在于城市中心的内生性，还有，为什么在特定的地区或者地点出现厂商或者消费者的集聚，而在有的情况下却出现完全相反的过程？福基塔和欧格华(FujitaandOgawa,1982;OgawaandFujita,1980,1989等)论证说，如果要使城市中的所有人的区位同时决定的话，就必须在一个没有外生给定中心的区位上进行研究。为此，福基塔等人提出了决定城市区位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其中，必须解决三个方面的关键问题：引入不可分性(indivisibilities)、报酬递增(increasingreturns)和放弃完全竞争而采用不完全竞争。不可分性意味着某些生产活动必须具备一定的规模经济，而规模经济的作用会促使生产成本的下降。报酬递增则意味着一定的投入会带来网络正外部性，这在某种程度上等于斯密所说的“分工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不完全竞争则是保证报酬递增和不可分性得以实现的必要前提，也就是说，由于不完全竞争的存在，当某个地区的制造业发展起来之后，形成工业地区，而另一个地区则仍然处于农业地区，这样，两者之间的角色就会被固定下来，各自的优势就会被锁定，从而就会形成中心和的关系。

更具体地说，新经济地理学所说的“城市中心的内生性”就是“集聚经济”的另一侧面。那么，集聚经济的源泉又来自哪里？福基塔(Fujita,1990;FujitaandThisse,2002,Chapter1等)解释说：第一是非市场相互作用，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换、知识的共享，这会产生区位上的外部性和“毗邻效应”(proximityeffects)；第二是垄断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其中厂商生产差别化的产品，而消费者则偏爱多样化的消费；第三，由于相互竞争的厂商在地理上的毗邻，便会产生所谓的战略外部性。正像一个铜板有两个面一样，集聚经济既是中心城市兴起的根本原因，但是，它也是城市分散化或者网络化的主要原因。城市分散化或者网络化不是人为的结果，而是由于集聚经济在产生正外部性的同时会带来两个“冲突”，第一是集聚带来的效率的提高与相应的内部运输成本的提高之间的两难；第二是一个中心城市的集聚与其他城市之间的集聚的两难。总之，当一个中心城市的集聚经济达到饱和时，它便会让位于拥挤、污染等“集聚不经济”，从而其他城市中心的集聚开始占主导，于是多城市中心或者网络化的城市体系会形成。

“新经济地理学”的模型(Krugman,1991;Krugman,1995,1996;Fujita-Krugman,1995;FujitaandThisse,2002等)主要有这样一些优点：首先，它处理了空间异质性、空间集聚与分散、城市的形成、多中心城市的兴起等关键的城市经济学核心问题，而这些问题在此以前的模型中均没有很好地解决；其次，它运用了非常坚实的微观经济学假设，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之上，他们合理地解决了报酬递增、垄断竞争与空间外部性之间的古老难题；最后，该模型的主要结论——更高的交通成本和产品更低程度的差别化与城市分散对应，而更低的交通成本和产品更高程度的差别化与集聚对应，这些结论大多已得到实践和现实的检验。然而，它也存在缺点，比如，这些模型仍然使用典型的新古典经济学消费者和生产者截然两分的分析方法，这种分析方法虽然恰当地降低了解决问题的难度，但是，因为城市经济活动中大多的人本身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的事实，而使它的解释力大大降低；又如，大部分的集聚模型集中于某一种集聚因素的研究，但城市经济很可能与多种因素的集聚相关；最后，它不能预见很多与城市化进程共生的现象（杨小楷，1998，2002），然而，由于该模型能将地理学的生产布局理论、主流经济学的规模经济和报酬递增结合在一起解释城市的出现和城市化进程，所以，它却为以后新兴古典城市经济学提供了宝贵的研究线索和参考素材。

（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

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主要有这样一些模型：YangandHogbin(1990),Yang(1991),YangandRice(1994),YangandNg(1993)，Yang(1995)，SunandYang(1998),SunandYang(2002)等。这些模型虽然数目较少，但内容丰富，且隐含了很深的政策和应用意义。

(1)从分工演进和专业化经济的独特角度解释城市经济现象。在这些模型中，新兴古典经济学家们建立了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并考虑了不完全竞争和分工经济，从而内生化了城市的出现、城乡二元结构、城市的交易效率优势、城乡低价差别以及与城市化进程相关的各种共生现象。在这些模型中，第一，专业化经济和不同于新古典的规模经济，规模经济在一定范围内是递增的，但是，超过了一定的界限则它的报酬便是递减的。而专业化经济的报酬是递增的，它不仅能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也能内生出产品的多样性。第二，每一对“经济人”之间的距离足够小时，专业化经济的增长将会引起均衡从自给自足状态逐步自发演进到生产和交易的完全分工状态。当专业化经济足够大时，城市化将能通过缩小“经济人”之间的距离而使市场均衡从自给自足状态逐步演进到完全分工状态。第三，在新兴古典城市经济框架中，市场的功能将更加复杂，其中，它最重要的功能并不是如何分配资源，而是寻找最优的市场网络规模，这个最优的市场网络规模不仅有利于城市化进程的发展，而且也有利于商业化程度、人均收入的提高。所有这些均意味着：城市的产生和发展与人类社会中不同的分工和专业化水平密切相关，而城市化本身不过是专业化和分工程度随着交易效率的提升发生变化和改进的一个表现而已，所以，交易效率越高，分工水平就越高，城市的生产效率就越高，城市的生产力就越接近生产可能性边界，正是这个正反馈机制不断推动城市和城市化的进程。

(2)这些模型的内生程度更高，解释力更强。第一，它合乎逻辑地解释了城市的出现。在城市起源说中，既有“军事防御型”城市起源说，也有“社会分工说”，还有“私有制说”和“集市说”乃至“阶级说”和“宗教说”，但是，以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相结合来解释城市的出现既能从整个社会分工网络的角度解释城市与社会分工之间的关系，又能从个人自利决策的角度解释分工和城市化背后的经济根源，因而，该说比其他的“城市起源说”更具说服力；第二，这些模型可以解释与城市化进程中相关的各种共生现象，比如，每个人以及整个社会贸易品数目的增加、在城市生产的贸易品数目的增加、城市居民对农村居民相对比率的提高、每个人专业化水平的提升、市场数目的增加、经济结构多样化程度的提升、每个人交易次数的增加、贸易依存度的增加、不同职业人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度的提高、市场范围和内生比较优势程度的提高、市场一体化程度和生产集中度的提高、人均真实收入和每种产品生产率的增加等等。福基塔—克鲁格曼等人的城市化模型虽然也能解释市场数目的增加、经济结构多样化程度的提升、每个人交易次数的增加、贸易依存度的增加，但它不能解释个人的专业化水平的提升，因为这一点在他们的模型中外生给定。

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的主要优势在于，它恢复了古典经济学中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精髓，并克服了古典经济学思想零碎模糊、体系组织性、逻辑性差、难以模型化等内在缺陷，能在一个具有严格组织体系的框架内将过去城市经济学的很多核心思想组织起来，此外，它的模型对城市化进程中很多现象能给出比其他模型更好的回答，但它也存在缺陷，比如，它的模型复杂程度较高，还有，很多人批评它的假设与现实世界相距甚远（比如，程炼，2002），另外，它的相关经验和政策分析还很少，这些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它在经济学界的传播。

六、结论与展望

一部城市经济学的历史似乎就是一连串失败的累积史。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最伟大的洞见就是劳动分工对经济发展、城市和国民财富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这么重要的思想却在马歇尔对古典经济学进行形式化的时候受到主流经济学的遗弃。同样的是，以屠能等人为代表的古典区位理论尽管十分重要，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模拟了现实，但是它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主流经济学的“漠视”；在此之后，虽然也曾有些经济学家拿着锐利的分析工具，试图为将城市问题纳入主流经济学而不懈努力，但无情的现实却将他们远远抛弃；令人可喜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过痛定思痛的城市经济学家们终于抓住了城市问题的症结，并找到了求解城市经济学的锐利武器，于是，过去几个时代的陈旧思想似乎一下子复活了，然而真正值得他们去做的也许只是记取这些经验和教训，保持一个清醒、理智的头脑。:

首先，简洁的数学模型是所有生命力旺盛的学科的共同特点，要想使一门学科步入科学的殿堂并成为后人传承的经典，模型化也许是不多的几条出路之一。因为数学在经济学的应用不仅能为给定的理论模型提供从假设到结论的最简捷和有效率的逻辑链条，而且经济学家还可以通过多次的反复假设和检验来剔除模型中非本质的因素，并更快更准确地把握问题的本质和规律所在，更为重要的是，这样做的结果可以大大提升一个理论或者模型的严格和内洽程度，从而加速知识的积累和发展。很显然，古典以及前古典有关城市与劳动分工关系的学说尽管颇富原创性和说服力，但是由于它的概念很少进行严格的定义，且其理论没有用数学逻辑很好地组织起来，所以，它们只能是一些缺乏内部组织和秩序的理论片断的集合体，结果，在马歇尔对经济学进行形式化的时候，这一缺陷便在客观上阻碍了古典城市经济学说的发展；一个可作为反面的例子的是“新城市经济学”理论，虽然它完全是屠能模型在新古典时期的翻版，且其城市中心商业区外生给定，但是，由于它拥有较为系统、严格的微观经济学和数学基础，并且其模型均从“经济人”自利行为以及相互作用的结果推导而出，所以它反而成为城市经济学诞生的标志。

其次，一个理论或模型，不管它的目标多么宏伟，也不管它的假设是多么地不符合现实，但是，只要它能预测和解释现实，它就是一个有生命力的理论或模型。屠能生活的时代是典型的农业经济时代，农业时代流行的是所谓的“报酬不变规律”，城市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的作用不大，因此，屠能的理论虽然在解释城市形成时存在很大的缺陷，但是，它合情合理地描述了现实，因此它是那个时代最具解释力的模型；与屠能相比，“新城市经济学”似乎显得比较幸运，因为微观经济学和数学分析工具在那个时代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它没有观察到现实中最为普遍的现象——多中心城市的兴起，也没有把握住城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结果，由于它不能很好地解释现实而未受到主流经济学的重视；而笔者之所以相信“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可能有较大的发展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把握了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城市经济活动的本质特点——报酬递增——以及相应的模型化技巧——不完全竞争、专业化和相应的数学工具。

再次，城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城市经济学研究中的实质问题、根本问题，也是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城市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应该是寻找并把握核心问题，把握其规律性，但也不能完全忽视次要问题。古典和前古典经济学中有关劳动分工与城市关系的学说以及古典区位理论被时代遗弃是一个时代的必然，因为他们观察到了一个当时时代里并不重要的经济问题，并且当时城市如何形成、在哪里形成并不是当时的人们关注的核心问题；而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经济学的兴起则是时展的必然，因为当代的社会已进入一个后工业化的社会，城市已在人们的生活、生产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从而理解城市的内生形成已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和重点。同样的是，新古典时期用外部性来解释城市集聚的原因并不能有助于经济学家把握城市形成和它的区位本身，恰恰相反，它将城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放进一个人们并没有多少认识的黑箱中而试图掩饰自己对城市经济学问题的无能和无奈。

最后，当前的城市经济学的发展已进入了一个综合、调整和融合的新时期，一方面，过去的传统理论不断在新的躯体上复活，比如，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就借用现代的分析工具——超边际分析——将前古典和古典时期的城市与劳动分工的理论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框架内再现在世人面前，新经济学地理学则在屠能的地租理论、缪尔达尔“循环累积”(Myrdal,1956,1957)、马歇尔“外部性”、赫希曼的“产业关联”(Hirschman,1958,1968)等原理和概念的基础上构建新的城市经济学的框架等等；另一方面，新的分析工具和方法不断涌现，比如，新经济地理学将计算机模拟、演化经济学以及动态学来描述城市的演进等，而新型古典城市化理论则借助于非线性规划和库恩－塔克条件甚至计算机模拟等来建构起理论模型。还有，不同理论之间已经在某解关键的问题上达成共识，比如，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均看到劳动分工的重要作用。

因此，可以展望的是，未来的城市经济学理论将主要由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组成：第一，两者均有一个比较接近现实的分析框架作为支撑，前者以不完全竞争、报酬递增和集聚经济作为主要的分析框架，后者主要以劳动分工、专业化和不完全竞争作为主要的分析框架；第二，两者均拥有一个具有相当高级的数学工具作为支撑，前者以边际分析和一般均衡为工具，后者以超边际分析和一般均衡为工具；第三，两者均看到以往城市经济学理论的缺陷，同时这两个学派又均熟知主流经济学的学术规范和演进路径。因此，可以这样说，这两个城市经济学派的复兴不仅是对古典经济学分工和专业化问题的某种回归，而且是对过去的古典区位理论、新城市经济学、以亨德森为代表的用外部性对城市的解释、经济地理学经验和教训在一定程度上的总结，同时也是对过去城市化理论的某种综合和超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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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经济理论范文第15篇

现代意义上的国际经济学是在传统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作为一门系统的和独立的理论，它的出现大约在本世纪四十年代，即以凯恩斯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学派兴起后不久，几十年来，国际经济学研究吸引了西方许多经济学者的注意力并不断得以发展，新的方法和学说层出不穷。国际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包括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国际金融理论和国家货币政等。最近几十年来，在以克鲁格曼、弗里德曼等经济学家的推动下，国际经济学一般理论各个方面方面均获得了持续和富有成效的发展。

一、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

（一）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发展

1、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

在国际贸易实践中，H-O-S理论一直占据中心地位，但是“里昂惕夫之迷“的存在使之陷入了困境。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经坚持并继承了李嘉图的比较利益论，认为贸易的真正来源在于各国的比较优势的差异，而并非资源禀赋的差距。新李嘉图主义以一种比较动态的、长期均衡的分析来解释国际贸易。新李嘉图主义贸易理论把收入分配置于整个的突出位置，并贯穿分析的始终。

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与李嘉图理论不同主要在于：李嘉图是从各国生产的角度即从各国的生产特点不同和劳动效率的高低不同上来解释比较优势的差异；新李嘉图主义不仅从各国生产的角度来分析和比较各国的比较优势的差异，而且，同时强调要从各国分配领域、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动态角度来分析和比较各国比较优势的不同。

新李嘉图主义的代表斯蒂德曼认为他的贸易理论是把分析的重点放在贸易与被生产的生产资料、利润、工资和经济增长的联系上，特别地，斯蒂德曼强调了收入分配在其理论中的突出作用。按照新李嘉图主义的价格决定方式，影响价格的因素主要是生产资料投入系数，劳动投入系数，分配率。由于一国生产某产品的单位生产成本是由生产技术、分配关系（表现为利润率、利息率和工资率）、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程度等三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因此不同国家生产某种产品的比较优势的差异不仅表现在生产技术、生产条件、劳动效率等差异上，而且不同国家由于分配关系的不同也会导致产品的比较优势不同。而影响分配关系变动的一个重要影响是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程度。这样，处于不同经济增长阶段、处于不同经济发展程度的国家生产某种产品的比较优势就自然不同。

2、克鲁格曼的贸易理论思想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以李嘉图以要素禀赋差异为基础的“比较优势”原理为代表，但是实际国际贸易中大量贸易是发生在同类产品内部，70年代末以来，保罗·克鲁格曼提出“规模经济作为国际贸易产生原因”的解释，他在产业内贸易理论有关基本假设和结论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各种模型深入阐述了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成功的解释了战后国际贸易的新格局。保罗·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以成熟的垄断竞争模型（张伯伦垄断竞争）来分析规模经济以及产业内贸易。

克鲁格曼认为在“张伯伦垄断竞争”模式下的市场体系中，产业部门的扩张是通过厂商数目的增加（更大的规模经济）相结合而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每个国家都以其生产的产品供应世界需求，因而我们就得到了双向的产业内贸易，若各国拥有相同的要素禀赋，就不存在产业间贸易（各国生产等于本国消费量的竞争产品），而存在大量的产业内贸易。

张伯伦垄断竞争部门的更低单位成本的更多商品种类对每个工资收入者而言都是有利的，产业内贸易带来的社会净福利将抵消收入分配（要素价格）上的矛盾，从而使贸易自由化获得普遍支持。［2］

根据斯蒂格里兹的规模经济与多样化消费之间两难选择的模型，克鲁格曼建立了一个由规模经济而不是由要素禀赋或技术的模型，模型中假定规模经济内在于厂商，分析方法去分析规模报酬递增条件下的国际贸易，最终得出结论或要素禀赋差异的结果，相反，由于与劳动力增长和区域聚集类似的贸易效应，贸易可能仅仅是扩大市场和严密、有说服力的收益递增条件下的贸易模型是可以建立奠定了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在贸易理论中的地位。

克鲁格曼又考察了规模经济、产品差异与贸易型式的关系。竞争的经济被允许贸易时，即使它们有着相同的偏好并从贸易中得益。克鲁格曼又发表了《产业内专业化分工与得自贸易的利益》该理论模型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理论中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不变这两个基本假定，使新贸易理论向规范化方向迈进了重要的一步。

（二）新贸易政策理论的发展

贸易政策理论是较早发展起来的国际经济学理论之一。早在本世纪20年代末，作为“新重商主义”的凯恩斯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书中就指出：“政府的机能不能不扩大，这从19世纪政治家来看，或从当代美国的理财家来看，恐怕要认为是对于个人主义之极大侵犯，然而我为之辩护，认为这是一切现实的办法，可以避免现行经济形态的全部毁灭。”［3］在国际贸易方面凯恩斯主张政府干预对外经济贸易活动，利用贸易顺差保持国内充分就业。

本世纪70年代之后，新自由主义占据了经济理论的中心位置，主张政府应该对国际贸易进行适度的干预。作为其中的代表弗雷德曼认为：“自由市场的存在当然并不排除政府的需要，相反的政府的必要性在于它是竞赛规则的制定者，又是解释和强制执行这些已经被决定的规则的裁判者，时常所做的是大大减少必须通过政治手段来决定的问题范围，从而缩小政府直接参与竞赛的程度。”［4］

1、贸易保护理论的新发展

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贸易的扩大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在贸易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在这种形势下，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纷纷出现。DominickSalvatore在的《国际经济学》一书中列出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包括：自动出口限制，技术、行政与其他法规限制、国际卡塔尔、倾销、进出口补贴等。［5］目前较为代表性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包括：地区经济主义新贸易保护论、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保护论以及环境有限新贸易保护论。

1994年，英国学者蒂姆·朗和科林·海兹在《新贸易保护主义》一书中提出，地区经济主义新贸易保护论“旨在通过减少国际贸易和对整个经济的重新定位及使其多样化，让它朝向地区或国家内生产的最大化方向发展，然后以周边地区作为依赖对象，并且只把全球贸易作为最后选择。”［6］其代表人物是英国学者蒂姆·朗和科林·海兹。

他们认为在目前的世界环境中，自由贸易所带来的问题比其期望解决的问题多，鉴于自由贸易无法解决贸易与发展、贸易与环境等问题，因此必须用新的贸易保护主义取代它，新贸易保护主义主张：首先要加强地区间合作，实施新型的地区主义“自力更生应该成为国家内部以及一个地区的国家之间的一个共同目标，这样可以使他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最大程度的满足需要和提供服务，如果经济活动市委自力更生提供服务，那麽他们对国际贸易的依赖程度就会降低，经济增长会受到无情竞争的影响也会减少，当生产和就业必须一致为了满足地方需要而服务时，就应该重新将经济活动定位，使其摆脱出口导向的模式。”［7］

实行地区性贸易保护主义后，既可以利用本地资源，促进经济发展、增加福利，又可以改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结构中的不利地位，同时也可以保护环境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新贸易保护主义还主张为使地区经济发展，来实现贸易平衡和保护世界环境，这就需要一国根据预期的出口量控制进口量并且要使两者严格平衡，并制定高标准的进出口限制规则。

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新贸易保护论的基本观点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如果西方国家不对发展中国家实行贸易限制，将会造成发达国家工人的工资水平向低收入国家的工资水平看齐，从而导致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的下降，因此发达国家应该对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性产品实行贸易限制。进入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受到低增长和高失业率的困扰，增加了大工业的保护，抵制发展中国家的进口，1993年发展中国家将近1/3的出口产品受到发达国家的配额制和其他非关税壁垒限制。

环境优先新贸易保护论主要表现在借保护世界环境之名限制国外产品的进口，保护本国衰退的劣势产业，其主要论点是：由于人类生态系统面临巨大威胁，在国际贸易中应该优先考虑保护环境，减少污染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为了保护环境任何国家都可以设置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控制污染产品进出口，同时任何产品都应将环境和资源费用计入成本，使环境和资源成本内在化。

2、国际贸易的内生性增长的新理论

长期以来，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国际贸易的增长可以带动国内生产效率的提高。以哈伯勒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国际贸易是新观念、新技术、新管理和其他技能的传播媒介，国际贸易可以充分利用没有开发的国内资源、刺激国内生产者提高效率，同时通过市场规模的扩大，贸易使劳动具有了经济规模性，因此国际贸易可以称为“经济增长的动力”。

为了从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角度进一步揭示国际贸易产生的正面作用，经济学家罗莫和卢卡斯提出了内生性增长理论，他们认为一国减少贸易壁垒并促进国际贸易后，将长期取得加快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效应，这主要因为国际贸易可以使该国加快技术引进、吸收、开发以及创新过程，扩大生产经济规模，减少价格扭曲提高资源利用率等［8］。

3、不完全市场竞争下的新贸易政策理论

不完全竞争的贸易政策理论认为市场结构的类型决定了行业的竞争程度和贸易形式，因此依据国内外市场结构的状况来选择指定贸易政策可以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最大限度的保护国家利益。80年代初以来，以布兰德、斯本色、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以“战略性贸易”为核心的新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认为，在规模收益可变和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政府干预的贸易政策只要使用得当能够使一国从相对自由贸易中获益。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经济学家根据不同的市场结构，讨论各种贸易工具如关税、配额、进出口补贴和进出口税等，在各种市场结构下的运用结果，得出了不同市场结构下应该运用的最佳政策工具，与此同时，他们还指出在寡头市场结构下，贸易政策可能会使干预者获得有利的“战略效应”，并通过抽取和转移他人经济利润以及获得更大的外部经济来提高自身的福利水平。［9］新贸易理论对市场运行的优化、干预政策的制定等均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1）不同市场结构中贸易政策的制定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将其研究领域集中以下两种市场结构中贸易政策的制定上：

①考虑战略互动作用对出口市场的影响。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在假设一国市场上的国内公司具有市场力量，并同具有市场力量的国外公司竞争基础上，对政府施加的贸易政策如何影响公司行为以及市场运行结果进行探讨，这就是所谓“战略出口贸易政策”问题。对于战略出口贸易政策问题，他们根据80年代初提出的布兰德—斯本色模型，分析了寡占市场下厂商进入对贸易政策选择的影响和“一致性推测”的寡占行为，指出厂商进入的可能性进一步削弱了出口补贴促进进出口的作用，更多地加强了出口税收鼓励进出口的作用，同时“一致性推测”这种寡占行为对于自由贸易是最佳的。

②探讨国内市场上战略互动的影响。

他们在假设具有市场力量的国内公司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基础上，探讨政府政策的作用，这就是所谓“战略出口贸易政策”问题。对于这一问题，克鲁格曼首先经过对外部经济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进行重新定位之后，提出了建立在外部经济基础上的“出口促进型进口保护理论”，即将外部的规模经济作为独立的幼稚产业加以保护。另一方面，克鲁格曼建立了一个存在规模经济和寡头垄断市场下，以贸易保护促进出口的模型。

通过这一模型可以看出，国内公司的边际成本与国外公司的边际成本成负相关，通过关税保护可以提高国外公司的成本。克鲁格曼还把研究与开发、学习效应与国内公司的边际成本联系起来，认为贸易保护会导致研究与开发的投入的提高，使得外部经济效益提高。［10］

（2）贸易政策工具的选择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在对不同市场结构下的贸易政策工具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在现有的不完全竞争的模型下，有关最佳贸易政策工具的选择方式：在国内外的市场结构均为完全竞争情况下，自由贸易政策是最优的，但是当一国商品的进口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定程度的优势时，关税可以改善贸易条件并提高福利；在国内外市场结构均为垄断竞争的情况下，贸易形式表现为规模经济与产品差异的行业内贸易，这时对差异产品征收最佳关税可以改善贸易条件和提高福利；在国内市场是完全竞争但国外市场是垄断情况下，可以通过将国外企业的超额利润抽取一部分作为关税；在国内市场是垄断但国外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情况下则可依据国内产业发展情况，采取关税或配额政策；在国内外市场都处于垄断时，可以依据不同的贸易模型如古诺双头垄断模型等制定不同的政策。

保罗·克鲁格曼则认为如果某个国家的政府能够设法保证占领本个某一市场的企业是本国企业而非他国企业，就能以牺牲他国的产业为代价，确保本国企业在这一产业领域内的发展，也能够提高本国的国民收入与福利。他与詹姆斯·布兰德合作发展了国际双头垄断模型，在这一模型的基础之上，他假设有一个本国厂商和国外厂商，在国内外市场中进行竞争，在本国开始征收进口关税的情况之下，外国厂商在国内市场的交货成本上升，其边际成本上升，本国厂商产量上升，边际成本下降，这将最终导致在国内外两个市场中，本国厂商的销售量上升，外国厂商销售量下降，本国厂商不仅加强了在国内市场上的优势，也加强了在国外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从而将在出口市场中获利。［11］克鲁格曼因此认为政府可以实行对每个产业加以保护的政策，直到该产业成本下降到具有在世界市场上的优势为止。

二、国际金融理论和政策

1997年发生在东亚地区并波及到整个世界的金融危机，推动国际经济学界对国际金融一体化发展、国家货币政策、国际资本流动、汇率制度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探索，目前具有代表性的国际金融和政策理论有国际金融安全、克鲁格曼的货币汇率理论、国际货币一体化等。

（一）国际金融一体化的负面影响

世界经济的全球一体化趋势已成为当前世界经济发展出一个重要特征，世界金融一体化则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必然结果。由于生产的社会化和国际分工的发展，经济国际化对世界金融一体化提出了客观要求。随着电讯技术的普及和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跨国银行空前的海外扩张，国际银行业竞争加剧发达国家积极开拓、控制新兴市场等等，国际金融一体化发展迅速。此外，各国金融管制不断放松，国际投机活动的加剧，以及为逃避各国政府种种限制以取得自由化的举措国际金融一体化趋势经过80年代的发展，到了90年代已形成了国际金融一体化一个高潮，对促进世界政治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一般认为，世界经济一体化是指世界经济活动超出了国界，使世界各国和地区之间的经济活动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进而形成世界范围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有机整体。或者说，是指世界各国均参与全面的经济合作并到任何一国或经济领域的变动均会引起世界经济整体动状态。世界金融一体化是指各国或地区在金融业务金融政策等方面互相依赖、影响而产生的逐步联合成为一个整体的趋势。国际金融一体化的表现是：各国金融政策倾向一体化；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重点是离岸金融市场与衍生金融工具的发展、证券投资国际化)；资本流动自由化、国际化，这是世界金融一体化最突出的表现，它包括货币兑换自由、资本在行业间转移自由和资金进出自由。国际金融一体化的发展对国际经济体系构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1、国际金融一体化的发展一定程度上限制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