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基本逻辑范文

经济学的基本逻辑范文第1篇

关键词：现代大学；大学制度；逻辑；动态制衡

中图分类号：G 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4）06-0126-07

收稿日期：2014-05-19

基金项目：河南省社科规划项目“新制度经济学视野下的地方高校制度创新研究”（2010FJY016）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锟（1962-），男，河南鹿邑人，河南理工大学高级经济师。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高等教育强国战略的实施，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成为时代命题。构建现代大学制度，无法绕过的就是大学的逻辑问题。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市场化乃至全球化的发展环境下，笔者拟对大学制度的安排逻辑进行深入研究，为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提供逻辑支撑。

一、大学存在与发展的“三元逻辑”

关于大学的逻辑问题，中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目前，国内关于大学本质的研究大体可以归纳为三个维度：学术逻辑、政治逻辑和市场逻辑，我们将其称为大学的“三元逻辑”或“三维逻辑”，这正是现代大学制度安排的逻辑基础。

（一）学术逻辑：大学组织生存与发展的边界

所谓大学的学术逻辑，是指大学的以高深知识的传播、推广和发展为追求的基本规律及特征，亦即学术性特征，这是大学作为独特的社会组织生存与发展的本源性基础。组织理论认为，任何人类组织都是属于社会的组织，是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基本单元。一方面，任何社会组织都必须与环境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组织所依赖的环境是组织生存的基本条件；另一方面，任何社会组织都必须拥有自己的边界，使自己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单元。组织理论通常用“组织的行动者的特征、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特征以及他们的活动特征来界定组织的边界”。大学作为一个社会组织也是如此。

纵观大学发展的历程，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从未有过绝对孤立、封闭的发展。当今的大学受外部环境影响之深、之广已是史无前例，但大学始终在不断的适应中保持着自己相对的独立性和独特性，历久弥新，始终薪火相传，其关键就在于维持了之所以为大学的学术性组织边界。自11世纪大学诞生以来，大学研究“高深学问”的学术宗旨没有改变，“追求科学和学术的工作永远属于大学”，“学术”作为从古至今大学发展的中心概念从未被动摇，从未被代替。大学正是通过其学术性稳固并维持了组织的基本边界，而学术自主自然也成为大学制度追求的基本保证和基本目标。因此，大学虽历经近千年，但其追求“高深学问”的初衷和组织本色却没有改变。

大学的这种追求“高深学问”的学术性本然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大学组织传承和创新知识的活动主题始终未发生改变。在大学发展的过程中，虽然其结构和规模日益复杂和扩展，但它的发展始终围绕着传承知识和创新知识这一主题。尽管不同国家的大学办学模式各异，但“我们都会注意到学者和科学家主要关心四件事情：保存知识和观念、解释知识和观念、追求真理、训练学生以‘继承事业’”。当前，已进入社会中心的现代大学，尽管有环境压力和自身发展的需求，但其组织活动的主题却从未发生改变。

第二，教师作为大学组织活动的主体始终未发生改变。大学是人类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产生的社会组织，它是由多元主体在进行知识的生产和传递过程中建立起来的特殊的社会关系和组织形式。大学活动的类型主要包括两大类，即学术活动和管理活动，开展这两类活动的主体就是大学活动的主体，或者说大学的主体就是上述这两类活动主体的集合。但大学的管理活动终究是服务于大学的学术活动，任何组织的管理活动都是实现组织目标，保持组织高效运行的必要手段，它在大学活动中处于从属地位，学术活动始终处于中心地位。大学中的管理人员绝大多数为“双肩挑”，也就是说，他们在参与学校的管理工作的同时，也实质性参与教学、科研等学术活动。“在非常实际的意义上说，教职员工整体就是大学本身――是它最主要的生产要素，是它荣誉的源泉；教师们是这种机构的特有合伙人”。总之，大学的各项活动始终是围绕学术活动而展开的，大学教师作为知识的传承者和创新者，始终处于学术活动的中心和主体地位。

第三，维系大学组织活动的基本规则体系并未发生改变。大学制度是大学活动的基本规则体系，它体现的是大学对自身中心活动的内在要求。从现代大学产生之时起直至今天，大学自治和学术自主一直是大学组织的内在规律、逻辑要求和矢志追求，这也正是大学制度构建的根基和本源，也是大学组织长盛不衰的基础性支撑。在大学与环境互动、博弈的过程中，虽然大学一直保持着“追求高深学问”和构建“象牙塔式精神家园”的“高贵气质”，但其作为社会的一员，必然会受到外界环境的诸多影响和制约，绝对的大学自治和学术自主从未被实现。虽然如此，但大学制度作为维系大学组织追求自身发展的基本规则体系，特别是现代大学制度的构建必然是以大学自治和学术自主为追求目标，这也是大学组织的使命之所在。

（二）政治逻辑：大学的功能在于促进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

所谓大学的政治逻辑，就是指大学具有为国家、经济社会的建设和发展服务、承担社会责任的功能属性，这是一种基于教育的政治论哲学的逻辑，亦即“工具论”逻辑。首先，这种逻辑强调的是大学要为国家建设和社会进步服务，要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培养人才，为国家建设提供科学技术支撑，大学被纳入国家总体发展战略计划之中。其次，政治逻辑还主张和强调大学作为国家优秀传统文化、社会共同价值观念、政治理念、道德观念的传承者，应该为维护和稳定国家的社会秩序、为国家实施公共政策发挥其特殊作用。

从大学功能的历史演进过程看，大学的政治逻辑是在大学的发展中逐渐强化，并取得了其存在和流行的合法性。在中世纪的欧洲，大学是进行教学和知识交流的团体，这时的大学常常被教会控制。到了19世纪初，德国柏林大学是世界上第一个把教学和科研结合起来的大学。柏林大学的这一办学理念，一方面，促进了德国科学技术和国家的发展；另一方面，促进了民族的团结，使日耳曼民族运动空前高涨，柏林大学继法国之后成为世界科学教育的中心，促进了其他国家的发展。19世纪下半叶，美国高校在接受了德国科学与民主的办学思想之后，也开始重视大学的科研功能，形成了一批研究型大学，这一批研究型大学把科学研究视为大学教育的重要功能。但处在经济发展初级阶段的美国从其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出发，并未把兴办“学府”性大学作为其唯一的追求，而是受实用主义哲学思潮支配，把培养实用型人才和直接为社会服务放在大学教育活动的首位。20世纪初，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最先提出，大学要以服务社会为己任，并将其付诸实践，取得了巨大成功。此后，美国的大学逐渐成为“公众的服务站”。这种实用性和功利性的教育价值观对美国大学教育的发展乃至国民素质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导向作用，至今实用性和功利性仍是美国精神的重要特征。

从我国大学的发展来看，传统大学在制度安排上的哲学基础，就是一种典型的政治逻辑，其主要表现是注重大学在政治斗争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工具性价值。即使是现代大学，无不具有服务国家、政府和社会的特征，而且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这种特征变得更加明显。《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明确指出：“高等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成为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我国实行的“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都是大学的政治逻辑的集中体现。学界关于现代大学应具备培养人才、学术创新、服务社会、文化传承和创新等四项功能的观点更加使大学的政治逻辑成为系统化的理论。

（三）经济逻辑：大学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利益需求

大学的经济逻辑又叫大学的市场逻辑，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学为了谋求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自觉顺应国家和地方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主动适应市场需求，开展与经济和市场的良性互动，谋求经济利益。

大学的经济逻辑是由大学组织的经济性决定的。第一，大学是以诸多生产要素构成的特殊的经济组织。现代西方经济学家认为，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企业家才能等。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技术、信息像其他生产要素那样，也是作为相对独立的要素投入生产的。尽管大学与生产经营组织有所不同，但它要维持其教学科研等基本活动的正常运转总是离不开上述生产要素的投入和使用的。同时，现代大学也是一个通过权责分配和相应的层次结构所构成的有机整体。大学的特殊性主要是指它与企业、公司等生产经营组织的生产方式和生产产品的形式的不同而已。第二，大学是以最优资源配置来追求组织效用的最大化。在市场经济社会中，大学组织为实现办学目标，必然对自己有限的资源进行优化和组合，发挥现有资源的最大效率，使获得的各种资源的边际效用与价格比相等。虽然最终未必能够真正实现效用的最大化，但大学在进行决策时，必须会用这种经济理性理念去分析和预测。

大学组织的经济性使得大学与社会经济状况密切相关。一方面，大学的发展促进和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大学通过培养高级专门人才、提高劳动者素质、提升社会总体科学文化水平等功能，为经济发展提供智力和文化支撑；同时，大学又通过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为提升企业科技创新能力，节约生产成本，增加知识附加值，来推动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另外，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高教成本分担机制和补偿机制的实施，大学的发展在刺激居民消费的同时也拉动了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经济的发展也促进和推动了大学的发展。经济作为大学组织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是大学组织必备的资源，也就是指大学的师资、教学设施等条件；大学教育作为非义务教育，接受大学教育的家庭也必须具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经济发展的状况也必然影响大学发展的规模、速度和人才培养的形式、层次、质量、规格等，甚至制约大学组织的优化和变革。

（四）三种逻辑“制衡”发展的理路

资本、权力和知识是现代社会中存在着的三个基本的决定社会结构和关系形态的因素。首先，资本、权力和知识本身因为有着各自质的规定性而形成自己的独特性，并因此独特性而在现代社会中扮演重要的、不同的角色，发挥着特有的作用，甚至发挥作用的路径也是各不相同的。其次，资本、权力和知识之间又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是一种“三位一体”的关联性存在。三者都不可或缺，没有资本即无资源，没有权力即无秩序，没有知识即无发展。但是这三者中的任何一方都不能一股独大，关键是如何在保持各自独立的基础上实现“共赢”与“包容性发展”。

从一定意义上讲，现代社会要实现社会的良性发展和有序治理，就要处理好资本、权力和知识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保持权力和知识之于资本的独立地位。西方国家在大学制度的构建中，较好地制定了大学与社会关系的制度，维护了大学的独立与学术自由的特性。究其原因，一是秉承了自古希腊以来所追求的学术独立于政治和其他社会建制的良好的传统理念；二是在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路径中，他们深刻地体会到，市场与资本对学术的侵蚀、毁灭的危险性。于是，他们力求最大限度地削弱或者说减少资本对知识的直接干预，这是制度安排与机制设计的主要目标。由于知识的创造和大学的运转是无法完全摆脱对资本的依赖与需求的，所以制度与机制构建的重点就是如何合理地协调大学与资本之间的冲突。在此，权力（即政府）的作用至关重要。由于权力的特殊性质，可以通过公共权力二次分配的方式，也即以财政划拨的方式，将资本输入到大学之中，使其获得知识生产的经济保障和生存的物质条件；权力也可以通过立法的形式规范资本与知识的结合，以确保知识生产的资本独立性与自主性。实践证明，把现代社会“三位一体”的权力、资本和知识适度地分离，保持它们各自相对的独立性，是实现三者良性互动和彼此促进的最佳选择。这种处理知识与资本、知识与权力之间微妙关系的思路，对探索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创新，妥善处理学术权力、行政权力和经济权力三者之间的关系，优化学术利益、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三者之间的结构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我国大学“三元逻辑”的矛盾与冲突

如上所述，大学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组织，其生存和发展的逻辑逐步从一元学术逻辑转变为学术逻辑、政治逻辑、市场逻辑三元共存的状态。正是这种状态使大学成为一个具有多种社会经济资源的多功能集合体，人们对大学的关注度空前高涨，大学所担负的责任也日益繁重，大学的追求也变得多元和丰富。然而，毋庸讳言的是，大学的“三元逻辑”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是和谐并存的，恰恰相反，它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始终存在着，有时还十分尖锐和突出。现行制度下的中国大学，“三元逻辑”常常处于失衡和纠结的状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大学的政治逻辑对学术逻辑的抑制

大学的政治逻辑，强调的是大学的“工具性”。国家对大学的干预似乎有着天然的合法性，大学制度的制定就理所当然地主动适应国家的需要，大学的工具化和大学制度的国家政策化就是这一理念最直接的体现。在这种理念的支配下，大学学术逻辑时常受到政治逻辑的威胁，学术逻辑常常因此受到抑制。政治逻辑强调国家在大学制度的构建中的决定性作用，它在大学制度的制定和执行中是国家公共政策运行的一种形式，是国家实现全盘战略的一种手段与策略，与其他形式的国家公共政策具有同质性。若按照此逻辑，那么国家与大学之间就是典型的主从关系，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大学制度必须紧密围绕着国家意志和权力核心进行构建。在我国的当前大学制度中，深深地镶嵌着强烈的政治逻辑，浓烈的权力和政治色彩业已成为现代大学制度改革中的一大难题，当下，学术界有关高校“去行政化”“去级别化”的讨论就是例证。狄尔泰认为，从时间维度考量，人类生活的每一刻既是对过往的反省又是对未来的能动，并呈现出一种连续的过程，也即传统。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政教合一”的儒家思想，对我国的教育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从早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到清末的兴新学、御侮救国、振兴民族等理念，无不彰显教育治国安邦的终极愿望和政治责任。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大学管理虽历经多次变革，但国家办大学的基本格局未发生改变，大学对国家权力的依附状态未发生改变，为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服务的目标未发生改变，大学内部行政权力的强势地位也未发生根本性变革，例如，近年来，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组织全国高校开展大学章程的统一修订也是一个例证。然而，大学的自主办学和学术自治却显得较薄弱，大学办学的自被限定在有限的空间里，大学内部的学术权力很难与行政权力形成制衡。综上所述，“政教合一”这一传统理念对我国教育有着深刻的影响，政治逻辑在大学自治、学术自主方面始终处于主导地位，成为新时期构建我国现代大学制度无法回避的难题之一。

（二）大学的经济逻辑对学术逻辑的挤压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大学的经济逻辑对学术逻辑的挤压日益严重。经济逻辑的哲学基础是个人主义的方法论，并由此派生出个人主义、自由至上、有限政府等。社会是个体的集合，国家是保障个体在特定制度约束下的追求个人利益的机构。体现在教育方面，经济逻辑的本意是指教育的投入与产出的特性，追求以尽量少的政府干预，通过保证自由交易的选择（即“择校”）来提高教育的质量与效率。这在一定意义上，对大学制度的改革与发展具有很好的促进作用，但我国大学目前的现实情况却与这一本意相去较远，异化的经济逻辑对学术逻辑的挤压日益严重。如近年来，许多高校在内部管理和学术评价等方面纷纷引入目标管理体系，以在限定时间内完成学术成果的硬性指标，并将此作为评价管理者和教师教学、科研效益的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手段，把薪酬激励作为唯一的激励机制，而对各项学术成果的创新度、实践性及其推广等却无人问津，只追求数量的累积，这种“泛绩效化”倾向，会动摇广大教师追求真理、真知的意志和毅力，教师队伍会普遍出现浮躁、急功近利的现象；教育主管部门在设定职称评审条件方面亦是如此，比如，教职工在规定时间内必须完成一定数量的科研成果，才能取得相应的职称评审的资格，这样一来就出现了大量低水平的学术成果，频频发生学术不端行为，甚至在院士资格的评审中，也不时出现学术不端现象。大学学术评价的外部化制约，加上内部学术评价的利益化倾向，使得大学的学术逻辑被重重挤压，看似轰轰烈烈的学术活动背后，缺少的是“板凳坐得十年冷”的痴迷和执着，这无不令人担忧。同样，在经济逻辑的支配下，一些大学的办学理念和制度安排也受到市场经济的影响。在市场经济与政府转型过程中的某些不足与缺陷，将会直接影响大学制度本身的定位与架构。其主要表现是办学理念的庸俗化和制度安排的短期化，对人才的培养出现“车间化批量生产”的现象，一味设置热门专业，超高生师比和超大班授课现象的出现，都使高校培养人才的质量难以保证。

（三）学术逻辑与政治逻辑、经济逻辑博弈的常态化

大学的学术逻辑强调大学要始终保持学术自由，以此保持大学的边界，因此，面对日益强盛的政治逻辑和经济逻辑的挤压和侵蚀，学术逻辑不得不与政治逻辑、经济逻辑进行不断的博弈和抗争。当政治逻辑或经济逻辑日益处于强势或主导地位时，学术逻辑对政治逻辑的抵触、排斥就会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这是大学的一种本质反应，这种反应也常常因为政治逻辑或经济逻辑的退让变得激烈，学术逻辑展示出无比强大的权力，甚至会达到盲目自由、目空一切的程度。在历史上出现的学术表达超越社会现实、违反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现象，就是学术逻辑过于强化的表现，从而导致大学处于故步自封、步履维艰的境地。然而，当政治逻辑和经济逻辑的影响日益加深时，大学又往往会失去其原有的本色和追求，学术逻辑极有可能让位于政治逻辑而成为附庸，迎合市场逻辑而被异化，从而偏离求真的轨道，成为迎合物本逻辑的反学术逻辑。在我国，大学的学术逻辑对政治逻辑的屈服和依附出现在“”时期，大学成了无产阶级的工具，生产劳动成了大学的主导课程。在中国改革开放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中，面对新时代的要求，我国的大学摆脱了过去计划经济的影响，主动适应市场需求，追踪和利用市场发展自己。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大学在对市场开放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市场经济的消极影响和侵蚀，大学的功利化追求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大学的学术逻辑受到了空前挑战。当前，我国大学普遍存在的行政化倾向，以及学术不端、学术腐败等现象的产生，就是学术逻辑在与政治逻辑、经济逻辑的博弈中处于劣势的外在表现，这种表现对大学的影响是消极的，承受质疑和责难成为大学无法回避的客观现实，学术自律、学术规范成为大学自救的不二选择。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三种逻辑的博弈还会持续，任何一所大学的三种逻辑的稳定和平静状态都是暂时的。

三、三元动态制衡――现代大学制度的逻辑归属

如上所述，博弈的状态是大学的学术逻辑、政治逻辑和经济逻辑表现出的常态，但是要构建现代大学制度，就必须处理好“三元逻辑”之间的辩证关系，即让学术权力、行政权力和经济权力各司其职，使学术利益、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各得其所。当前，让学术逻辑回归应是我们处理好三者关系的首要任务。当然，学术逻辑的回归不等于抛弃内外部环境而恣意放大它的权力，而应是理性回归，保持“三元逻辑”在相互制约中的动态均衡，并将其体现和落实到现代大学制度中。

制度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制度是指人际交往中的规则及社会组织的结构和机制。制度是为调整和固化权力和利益而存在的，因此，不同的制度反映了不同的权力和利益结构。制度创新的动力是由制度的非均衡引起的，制度创新是指制度由非均衡向均衡转变的过程。所以，构建现代大学制度就要找出现代大学区别于传统大学的特质，一方面要从现代大学的权力和利益的结构状况人手，另一方面要对大学制度的均衡状态进行分析。

大学的“三元逻辑”在大学制度建构中的博弈，从本质上讲，它所反映的是大学制度中行政权力、经济权力和学术权力之间的制约状态，以及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学术利益三者之间的结构关系。大学组织会在发展的某个阶段，要么突出单一逻辑在大学制度构建中的作用，即在该逻辑的支配下，过分强调某一权力和利益要素，“一元逻辑”成为大学的哲学基础；要么是对“三元逻辑”进行简单的“混合”。各自独立的逻辑在同一制度体系中的简单“混合”，其实质仍旧是“一元逻辑”的简单相加，各自孤立，且各自通过无序膨胀来挤压其他逻辑。要构建现代大学制度就必须消除上述弊端，遵循大学发展规律，理顺“三元逻辑”之间的关系，建构相互牵制、保持动态平衡的“制衡”关系。

（一）构建现代大学制度必须突破“一元逻辑”的主导，向“三元逻辑”动态制衡状态转变

在现代大学制度构建中，如果只重视、突出某一逻辑，并由该逻辑支配大学组织中的权力和利益要素，那么其他两个逻辑就会被弱化或忽视，这样就必然会回到传统大学制度的“一元逻辑”的老路上去，从而导致现代大学制度整体权力和利益的结构体系处于失稳状态，进而衍生出更多的制度危机。

在建立新的大学制度时，如果政治逻辑成为现代大学制度的“一元逻辑”，这不仅会制约高校潜能的发挥，甚至会出现违背教育规律办学的混乱局面，而且也会影响政府教育目标的实现。因为，如果大学外部的政治权力和政治利益在大学制度中成为主导，行政权力过多地干预大学内部事务，这不仅难以产生对大学的有效激励，难以激发大学的潜能，而且还会造成“千校一面”的状况，导致教育资源分配不公而形成恶意竞争，甚至出现大量浪费的现象。“”期间，由于“以政治为纲”，大学出现了很多违背教育教学规律的办学现象，这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极端现象，但它所带来的历史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在建立新的大学制度时，如果市场逻辑成为现代大学制度的“一元逻辑”，那么就会使大学失德、失道。市场逻辑深刻地影响着大学教育资源的配置。在市场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如果新的大学制度过度强调和突出经济权力和经济利益，必然会强化“唯利主义”“自由主义”的价值取向，教育理念的短视化、教育教学行为的短期化现象势必盛行。因此，市场逻辑一元主导，必将造成大学制度体系的失衡，大学组织应有的稳定性就会丧失，甚至滑向违背教育规律、违背人才成长规律的深渊。

在建立新的大学制度时，如果学术逻辑成为现代大学制度的“一元逻辑”，那么大学的生存和发展就会受到严重阻挡。首先，大学作为社会组织的一员，不能脱离政府和社会孤立地存在，必然有各种能量要素的交换。其次，大学自身的价值理想、目标的实现，均要求其重视处理好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否则，大学就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因此，如果学术逻辑被无限放大，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政治利益、经济利益被过度挤压，必将导致学术权力失控，学术利益过度聚集，最终危及大学组织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事实上，任何一种权力如果失去均衡，就会产生严重后果。在大学制度建设过程中，大家对“一元逻辑”主导的危害性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于是便开始寻求“三元逻辑”共存的协调方法。

（二）构建现代大学制度必须遵循“三元逻辑”制衡的原则

要有效避免现代大学制度的某种权力和利益的过度集中所导致的这种权力和利益的膨胀，或过度分散所导致的这种权力和利益的分裂，就必须实现政治、经济和学术“三元逻辑”间的相互牵制，在互相牵制中谋求几种权力和利益的平衡。当然，这种平衡是一种动态的，且必须是趋向系统稳定的。解决政治逻辑、市场逻辑和学术逻辑三者问的矛盾和冲突，是实现“三元逻辑”制衡的关键，也是构建现代大学制度不可回避的方面。如上所述，在传统的大学制度中，“三元逻辑”虽处于同一制度体系内，但却各自独立，边界分明，一旦某一逻辑处于强势地位，便演变成由“一元逻辑”主导的局面。总之，“三元逻辑”的简单相加不能产生相互制衡的实际效果。大学制度由传统向现代转变，实现大学制度功能和结构的整体优化，适应现代大学发展规律，政治逻辑、经济逻辑和市场逻辑的相互制衡已成为构建现代大学制度的必然要求。

要实现“三元逻辑”既结构紧密又动态制衡的目标，就必须建立相应的制衡机制。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三元逻辑”制衡机制的核心或关键点是“权力”和“利益”。具体地说，就是要形成大学的相关主体，如，就是要形成政府、大学及其教职员工、市场、社会团体、学生及其家长等多元主体间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机制。既要实现多元主体间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学术权力的相互制衡，也要实现多元主体间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学术利益的相互制衡。在建立一个多层次、全方位的制衡体系和实际运作机制时，既要充分考虑多元主体的权力和利益关系，又要对大学组织自身的使命给予充分关照；既要对过去的权力和利益关系进行冷静分析，又要用发展的眼光来把握、谋划未来的发展，通过对其他权力和利益，尤其是对社会权力和利益给予充分关注、培育和体现，来平衡和理顺“三元逻辑”之间的关系。

（三）构建现代大学制度必须为“三元逻辑”制衡留下自适应空间

经济学的基本逻辑范文第2篇

一、职业教育学逻辑起点理论研究的逻辑归属

通过梳理国内外学者对职业教育学逻辑起点的研究，总结和归纳主要分为三类：属性逻辑、起始逻辑、实践逻辑，这三种逻辑走向呈现了职业教育学研究视域的广阔性、研究对象的丰富性和研究因素的复杂性。

（一）属性逻辑

属性逻辑是思维形式下对事物本身区别其他事物的特有性质进行逻辑分析与研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职业教育学称之为职业与技术的教育，一般西方发达国家把其进行教育的场所称为技术学院或技术大学，技术性和职业性是职业教育学区别于其他教育学科的本质属性[1]，学者们从属性逻辑出发梳理职业教育学的逻辑起点。

1.把职业作为职业教育学的逻辑起点。职业教育学的职业性，主要是指职业教育是定向教育，为适应职业教育而进行的教育[2]。当今以职业作为职业教育学逻辑起点的研究为主流思想，以职业作为职业教育学逻辑起点是从社会职业分类的需要出发，以职业分类为人才培养载体，根据职业岗位需要制定培养人才方案，同时社会职业变化反作用于职业教育学的发展。商圣虎认为，职业是在社会学领域伴随社会分工而产生，职业是人们在社会领域从事劳动和服务为个人和家庭生活来源所从事的工作[3]，职业教育学的职业性是以职业和就业服务为导向培养学生职业能力，职业教育学旨在培养生产与服务、管理、技术一线所需要的高素质和高技能应用型人才[4]。

2.把技术作为职业教育学的逻辑起点。商圣虎认为，技术是职业教育学最基本、最抽象、最简单的问题，以技术为核心的职业教育学本质特征，决定了职业教育学研究的逻辑起点[5]。技术性是职业教育学的特有属性，技术的内涵不仅仅是手工技巧，而是一种逐步增多的智能技巧，技巧内涵和表述形式逐步多样化[6]。技术是职业教育学特有的竞争优势，技术水平的提高影响职业教育学的可持续发展，不同环境下技术发展水平对职业教育学内容、形式、层次构建程度起到不同作用。

（二）起始逻辑

起始逻辑是从事物矛盾需求出发分析事物发展规律与形式的一种抽象思维。马克思主义学说认为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在生产力诸要素中人是生产力的主体，在生产力中具有决定性作用；教育体系中职业教育学与经济发展需要具有最本质和最直接的联系，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对职业教育学提出技能型人才需求，不同利益主体之间需求构成了起始逻辑，人与经济发展需要通过供和求把二者紧密连接起来。

1.把育人本性作为职业教育学的逻辑起点。教育是一种以人为培养主体的社会活动，教育中所设定的培养目标、培养方式、培养专业等等都是根据受教育者的需要而设定的。职业教育学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出高技能、高素质同时具备的应用型人才，卢梭提出以人为本的职业教育思想，他提出职业教育学的培养目标是为了培养人的个性，而不仅仅只是为了教授技能和职业生涯需要，职业教育学所培养出来的人才具有丰富的情感、美好的心灵、健康的心理以及高尚的情操[7]；裴斯泰洛齐提倡职业训练，他认为提高人的技能是增加实际生产量最好的途径，他认为职业教育学不是一种学生技能训练，而是在教授学生技能的同时关注人的自身需求[8]。

2.把供求作为职业教育学的逻辑起点。供求该观点是从经济学角度分析经济市场中人力资源供与求的关系，探讨经济市场中需求方与供给方如何达到平衡，以追求生产者供应方与消费者需求方之间数量切合点为最大目标。20世纪6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巴洛夫学派最早把供求作为职业教育学逻辑起点，从古典经济学理论出发，以社会发展需求为目标，探讨职业教育学与经济发展之间投入与产出的关系，职业教育学以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作出人力资源需求规划和预测为主要任务。

3.把经济发展需要作为职业教育学的逻辑起点。职业教育学与经济发展需要之间具有协调发展的互动关系，职业教育学是为经济生产服务的，经济水平的发展反作用于职业教育学的发展。姜琦在《职业教育的本质之研究》中提出，生产力是职业教育学的本质属性，他认为职业教育学是为经济发展需要服务的，职业教育学就是生产力，职业教育学是为满足生产力发展需要而应运而生的学科[9]。职业教育学主要任务是在生产实践中，为生产力发展需要提供相应技能型人才，并随经济发展水平和生产力能力的提高，职业教育本文由收集整理学努力提高自身的适应能力。周明星认为职业教育学是教育体系中与经济发展联系最为紧密的学科，他认为职业教育学诞生的本质是产业性，职业教育学为产业化发展提供充足的实践研究，产业性发展需要成为职业教育学发展研究重要的参考因素[10]。

（三）实践逻辑

实践逻辑是以事物发展的现实存在为核心进行辩证思维分析。职业教育学是一门与实践联系紧密的学科，职业教育学以其独特属性从实际需要出发培养社会需要人才，在教授学生理论知识基础之上训练学生实际操作和动手能力，以满足经济生产需要为出发点制定专业技能型人才培养方案和目标，以帮助技能型人才把技能知识转化为生产力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为重要任务，以技能型人才在实践需要中寻找立足点为核心。职业教育学的实践逻辑，主要从职业教育学与实践的互动关系出发，在互动中找寻职业教育学以实践为核心的逻辑起点。

1.把技能训练作为职业教育学的逻辑起点。王川认为技能训练是职业教育学的逻辑起点，主要原因有三点：首先，他认为技能训练与其他事物相比较所包含的含义最简单，技能训练也是最基础的范畴，不仅包含求知，还具有在认知基础上技能和能力的提升；其次，他从逻辑起点也是历史起点的角度考察，逻辑起点是人类思维中认识教育现象最早的起点，技能训练是职业教育学的最本质规定；最后，他认为职业教育学在实际变化中以技能训练为轴线展开，职业教育学的整个发展历史实际上就是技能训练从萌芽、发展到丰富的过程[11]。

2.把职业技能授受作为职业教育学的逻辑起点。兰州大学教育学院马君博士认为，职业技能授受是职业教育学的逻辑起点。主要有以下四个原因：职业技能授受的逻辑起点与历史起点原则相统一；职业技能授受标志职业教育的直接存在；职业技能授受揭示了职业教育的最本质规定；职业技能授受是职业教育学的最简单和最基本的起始范畴[12]。

属性逻辑重本质；起始逻辑重联系；实践逻辑重操作。三个逻辑走向都各有侧重回答了职业教育学关注的重点问题，也为学科的展开提供了不同的逻辑次序和体系建构依据。

二、职业教育学逻辑起点理论研究的逻辑方法

辩证逻辑方法以事物辩证法为客观依据，对思维客观内容和思维形式进行全面考察分析，职业教育学逻辑起点的逻辑归属不同，它们对应所采用的方法论也有不同。

（一）属性逻辑：辩证范畴分析法

辩证范畴分析法是运用辩证逻辑揭示事物本质的一种方法，通过具有辩证性质的、成对的范畴对对象进行分析、归纳与演绎的方法，同时具有逻辑性质、辩证法和认识论的方法[13]。教育辩证范畴分析，通过辩证分析教育存在中的内容与形式、现象与本质、偶然与必然来认识教育现象。职业和技术是职业教育学特有的属性，运用教育辩证范畴分析法对职业逻辑起点说和技术逻辑起点说进行辨析。

职业逻辑起点说。一门学科逻辑起点研究包含学科本质特征，以职业作为职业教育学逻辑起点，使职业教育学广义与狭义界限难以辨别，职业虽是职业教育学特有属性，但不是职业教育学独有属性，社会上所有从事的不同种类的工作都可以称之为职业，职业一词被广泛使用；职业作为职业教育学的本质特征，是职业教育学与其他学科区分的标志，职业逻辑起点说以职业作为逻辑起点，研究范畴被扩大化，职业教育学有别于其他教育的价值被缩小，使职业教育学的职业性与其他使用职业一词的含义难以辨别和区分；以职业为职业教育学逻辑起点，内容和形式一切以职业为核心，非职业化研究被忽视，而职业教育学中的职业，不仅包括现实中所从事的工作，还包括为从事某种工作所接受的知识和技能训练，以及为满足现实工作要求，接受的员工培训、员工继续教育和职业生涯教育。职业逻辑起点说使职业教育学学科内所研究问题的界限难以划分，一门学科逻辑起点本身具有最抽象和最简单的特点，职业逻辑起点说的复杂性与简单和抽象原则相矛盾，使职业教育学所研究的逻辑起点方向难以把握，不利于职业教育学整个学科体系的构建。

技术起点说。技术起点说是从职业教育学培养目标寻求职业教育学的逻辑起点，职业教育学整个教学过程是为实现技术这个目标，起点和过程都是为目的做的准备，而不是逻辑起点本身；职业教育学逻辑起点具有最本质、最抽象的性质，技术需要复杂的过程才能实现，技术起点说不具有这样的性质；寻求职业教育学的逻辑起点同时也是寻求职业教育学的历史起源，在职业教育学产生之前技术一词就被广泛使用，技术发展历史与职业教育学发展历史不同步，因此，技术不能作为职业教育学的逻辑起点。

（二）起始逻辑：辩证综合分析法

辩证综合分析法是以辩证逻辑法原理为基础，在此基础之上建立的辩证逻辑思维方法，辩证综合分析法中直接辩证分析分为矛盾分析、相互作用分析、具体分析与变化发展分析[14]。运用辩证综合分析方法对起始逻辑进行综合辨析。

1.具体分析与变化发展分析法育人本性说。具体分析与变化发展分析法是把事物内部联系和外部联系、内部条件与外部条件结合在一起分析，且在具体的、变化的、特定的背景和条件中分析事物具体规定的综合分析方法，对于事物从当前状态到未来状态的历时联系或纵向联系的把握。人是职业教育学中受教育的主体，人在不同发展阶段对职业教育学提出不同培养要求，培养要求虽不一样但育人本性原则贯穿教育始末，育人本性可以作为职业教育学研究范畴的一个重要方面，但为适应发展变化所提出来的多种要求，不能满足职业教育学逻辑起点简单的原则；育人本性是所有教育所追求的目标之一，并不是职业教育学区别其他学科的特有属性，把育人本性作为职业教育学的逻辑起点需放在特定时段和环境中，不能放在全局发展视角下分析。

2.矛盾分析法供求起点说。矛盾分析法是对事物之间存在的具体矛盾直接进行分析的方法，并在思维中具体分析矛盾和综合分析矛盾，事物之间进行矛盾分析，首先要明确事物之间矛盾的存在，然后在从事物变化和运动中具体分析矛盾。供求起点说是从供和求二者需要角度探讨职业教育学的逻辑起点，扩大了供求起点说的范围和作用，且否定了除供与求其他方面的重要性，供求起点说与职业教育学逻辑起点全面性相矛盾；供求起点说在特定背景和特定时间段下的不变性与时代变化性呈矛盾发展态势，供求起点说更侧重人力资源研究，美国芝加哥大学福斯特教授曾进行归纳和总结，由于人力规划的准确性难以把握以及实际就业结构与预测之间的矛盾，社会失业以及资源浪费现象不可避免，供求起点说与社会现实需要的矛盾会加剧，阻碍职业教育学的发展[15]。

3.经济发展需要说：相互作用分析法。相互作用分析，就是思维对任何直接联系着的两个因素的相互作用影响和相互制约的直接分析，相互作用的两个因素之间是一种并列关系，二者以最直接和最简单的联系相互作用和影响。职业教育学与经济发展需要二者之间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经济发展需要逻辑起点说是以经济发展需求为职业教育学逻辑起点，明确了职业教育学为经济发展服务的原则，职业教育学与经济在相互作用中，二者努力适应对方发展需要，经济发展为职业教育学研究提供大量经费支持，有效解决了职业教育学教学实践过程中教学技术和基础设施不足的问题，职业教育学为经济发展需要培养各种专业型、职业型和技能型人才。从历史角度分析，经济发展需要呈一种动态发展模式，从经济发展需要自身来分析，经济发展需要是一种很复杂且多变的社会存在，很难寻找到起源和总结出自身发展特点，因此，不能作为一种理论发展的源头。经济发展需要并具有特定的时代背景，经济发展与职业教育学两种因素之间是一种间接又直接、简单又复杂的关系，二者在适应对方过程中被动适应现象很难避免，被动情形的出现会导致滞后现象，经济发展需求可以作为职业教育学研究中实践逻辑研究范畴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能作为最简单、最抽象的逻辑起点。职业教育学的逻辑起点既包含学科历史发展逻辑又包含职业教育学自身特有属性，经济发展需要逻辑起点说很难准确寻找到职业教育学源头及发展逻辑，又忽视了职业教育学中职业与技能的特有属性。

（三）实践逻辑：系统综合分析法

系统综合分析法是以综合为主即分析又综合的方法，其逻辑程序是综合-分析-综合[16]。通过综合分析法，能够进一步把握事物的辩证本性。系统综合分析法包括相关分析、多元分析和总体分析三种，运用多元分析对实践逻辑起点说进行辨析，多元分析法是对某一教育问题或教育要素进行多向、多边、多角度等多重性分析的综合分析方法，主要通过思维分析来解决生产实践中所遇见的问题。

职业技能授受说。职业技能授受说是以职业加技能为核心的起点说，是从实践教学角度出发，重点关注职业教育学教授学生学到职业知识和技能，职业技能起点说把逻辑起点限定在教学范畴、把职业教育学重点研究对象限定在技能传授中，除技能授受以外的其他方面的重要性被边缘化，职业教育学学科内所研究的其他问题重要性被缩小，而职业教育学逻辑起点本身具有多元包容性，既符合作为逻辑起点的所有规定，又包含职业教育学整个学科体系发展中所涉及的多元因素。

技能训练说。技能训练说是从实践角度寻求职业教育学的逻辑起点，技能训练把逻辑起点限定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而与实践相对应的职业教育学理论属性被忽视，理论与实践在职业教育学研究中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技能训练说未能包含多元研究对象。逻辑起点是多元研究对象的综合体，具有限定领域和因素的研究对象都不能作为职业教育学的逻辑起点，技能训练是一种实践过程，是为学生学习到技能所采用的一种实际训练方式，并不是一种抽象的规定。

三、职业教育学逻辑起点理论研究的逻辑归正

黑格尔认为逻辑范畴体系应以纯有为开端，按照存在本质概念的次序排列[17]，马克思的《资本论》逻辑体系也是按照这个发展过程，既商品货币资本的逻辑次序，且概念分析和政治经济学发展过程基本一致，职业教育学逻辑起点的寻求过程同样需遵循存在本质概念的次序原则。

第一，技术是职业教育学研究的起始范畴。黑格尔认为逻辑起点问题直接影响一门学科或理论的范畴体系及其科学性[18]。职业教育学起始范畴的寻求是职业教育学逻辑起点的开端，寻求职业教育学逻辑起点首先从寻求起始范畴开始，起始范畴主要包含三个要素：职业教育学的本质属性、立足之本以及贯穿职业教育学学科发展整个体系。起始范畴与逻辑起点是不一样的概念，技术不能作为职业教育学的逻辑起点，但可以作为职业教育学起始范畴的研究对象，技术是职业教育学在长期复杂教育现象中归纳和总结出来的特有本质，技术以其特有属性贯穿整个职业教育学学科发展体系，技术是职业教育学生成长和立足之本，技术作为职业教育学研究的起始范畴具备了以上三个要素。职业教育学是一门重实践的学科，技术作为职业教育学起始范畴实质上不是从理论体系的思维维度出发，而是从起始范畴的历史维度出发，历史维度是知性认识的起点，知性认识是一门学科上升到理性认识的基础。一门学科起始发展历程是了解学科方向定位的重要途径，也是知性认识的重要载体，技术作为职业教育学理论体系的开端范畴，是挖掘职业教育学学科本质的快捷通道。理论思维离不开起始范畴，理论体系在起始范畴基础上发展思维理论，重视职业教育学学科起始范畴研究的重要性和基础性，职业教育学逻辑起点研究以技术作为起始范畴，才能更好把握职业教育学的本质，在本质基础上上升到思维范式。

第二，技能是职业教育学研究的逻辑重心。抽象是把复杂问题具体化，找到事物所共有的属性，马克思用精神的货币比喻逻辑学中范畴的抽象性，抽象的东西对人类认识和把握人类和自然界的一切具有思辨的思想的价值[19]。逻辑思维是抽象的一种表现形式，从哲学角度出发，以抽象规定寻求职业教育学学科存在的形而上学思维，进而寻求职业教育学的逻辑起点。逻辑起点是一门学科所有问题研究的出发点，寻求职业教育学的逻辑起点就是寻求职业教育学学科的灵魂所在，技能是职业教育学学科本身特有的本质，从抽象内涵角度出发，站在技能高层次角度审视职业教育学的发展历史，理清职业教育学满足社会发展需要做出的改变。技能是职业教育学与其他教育学科区别的独有属性，技能是一门学科发展壮大的核心所在，黑尔格逻辑学范畴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思路基本上是人类认识的一般规律，职业教育学抽象规定所反映的是职业教育学教育现象的本质、教育思维的变化以及育人过程中教育活动的表现形式，教育本质、教育思维、教育活动都以技能为中心点展开。

经济学的基本逻辑范文第3篇

经济学方法论及其争论从来都是经济学领域不可避免的主题。该主题也引起国内学者的极大兴趣并进行了深刻的研究。本文在其文献基础上以四个层层递进的问题来统领方法论的发展逻辑，从而为解释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及其方法论提供了清晰而完整的框架。

关键词

观察-归纳逻辑；假说-演绎逻辑；证实与证伪；解释性理论；逻辑批判

一、国内文献及其缺陷

国内学者对西方经济学方法论进行了深刻的探讨。

黄少安(1994)认为经济学方法论的三个层次为：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或哲学意义上的经济学方法；经济学的思维原理或方法；经济学的技术方法。在逻辑主义和证伪主义上，张斌(1998)指出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经验主义哲学基础和方法论特征。蔡仲(1998)对证伪主义在经济学方法论中的起因及其发展的历史线索进行了探讨。韩永进(1999)对波普的证伪主义及其对二十世纪经济学方法论的影响进行了阐述和评价。桂起权(1999)认为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是评价经济学理论的一种可以通用的概念框架，并对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纲领进行了比较分析，并(2002)扼要的阐述了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基本脉络和当代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中若干代表性成果。在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方法论上，林岗、刘元春(2001)对马克思制度整体主义与新制度经济学制度个体主义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制度个人主义将陷入“人与社会相互决定、无限倒推”的二律背反的困境之中，汪浩瀚(2002)则认为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方法论将出现整合的趋势。在方法论发展问题上，郭箭(2001)指出新古典经济学和进化经济学在经济理性、多样性以及时间和过程等问题上的差异。杨燕青、吴佳(1998)认为新制度经济学仍在新古典的分析框架内。汪浩瀚(2001)认为主流经济学的演进正出现方法论、范式转换；为宏观经济学寻求微观基础；为微观经济学构建宏观基础；非主流经济理论不断融入主流；基本假设宽泛化等特征。付耀(2002)将科学方法伦的发展划分为四阶段：前实证主义；实证主义；证伪主义；历史主义，并认为历史主义方法论将取代逻辑主义方法论成为经济学方法论的未来发展方向。

然而上述文献集中于西方方法论中的若干科学哲学问题而没有给出一个清晰的分析逻辑或完整的解释框架，从而给人以一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感觉。

本文认为，关于理论的方法论必须回答下述四个构成递进关系的问题：1.理论是如何形成的；2.什么样的理论是正确的理论；3.什么样的理论是有效的理论；4.理论是如何发展的。上述四个问题的递进逻辑如下：理论是如何形成的？形成的理论是否正确？如果理论正确，那么理论是否有效？理论又是如何发展的？前三个问题关乎理论本身的科学性，第四个问题则关乎理论的发展问题。本文将遵循上述逻辑展开对理论方法论的论述。我们发现，上述逻辑为我们评价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状况及其方法论问题提供了清晰而完整的分析框架。

二、理论本身的科学性及其发展

（一）理论是如何形成的

显然，我们需要理论来对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解释。然而紧随而来的问题是理论是如何形成的？或者说，我们是如何获得理论的？

1.观察-归纳逻辑及其缺陷

按照经验主义认识论，理论的发现和形成来自于对经验的观察与实验并进行归纳。穆勒(J.S.Mill)在《逻辑、推理和归纳体系》一书中对归纳逻辑作了系统的阐述。然而，休莫(Hume)指出观察-归纳逻辑所隐含的一个难题：即单纯由过去的经验推断未来在逻辑上是否可行。没有什么正确的逻辑论证容许我们确认“那些我们不曾经验过的事例类似我们经验过的事例。”因此，“即使观察到对象时常或经常连结之后，我们也没有理由对我们不曾经验对的对象作出任何推论”。波普(KarlPopper)继休谟之后重新提出归纳逻辑的缺陷。“理论，至少是一些基本的理论或期望，总是首先出现的，它们总是先于观察。”如果我们一直往前追溯，可以追溯到越来越原始的理论和神话，“这里并没有无穷倒退的危险。”最后我们将找到无意识的、天生的期望。波普认为人生来就有期望，就有“知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找到规则性。波普由此反对休莫将人类因为类似现象在经验中多次重复而产生的认为类似事件今后还会发生的习惯、联想和信念作为归纳法则的心理学解释，波普声称，科学发现的方法不是归纳法，而是试探错误的方法，即“猜想和反驳的方法”或“演绎检验的方法”。

2.演绎逻辑的心理学基础

然而波普对理论发展的回答是有缺陷的，人们生来可以有期望或需要，但期望和需要与知识却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心理学或遗传学先天所给予人们的并不是知识，而是人类头脑的记忆和思维功能，人类根据大脑记忆的信息进行逻辑推理，即演绎推理，演绎推理是人们思考因果关系问题的唯一方式。归纳推理正是来自于人类头脑的演绎推理能力，由此，归纳逻辑只是演绎逻辑的反面，或者更进一步说，归纳是一种演绎。

一旦我们将人类的演绎逻辑思维能力作为观察和归纳推理的前提，观察与归纳便不再仅仅是对事物属性的“客观”描述。观察总是以逻辑演绎推理能力为基础，这种演绎推理能力包括，对观察的事物要问一个为什么，即寻求因果关系的答案，这一点是与目的性相联系的，另一方面是，演绎推理使人们能够从观察中推论出因果关系的结论，并根据演绎推理使用已有的知识或理论。这样，演绎逻辑成为归纳逻辑的前提，演绎推理成为问题的来源从而成为理论的源泉，而归纳推理仅仅是演绎推理的一个环节。当我们将逻辑演绎推理作为人类思考因果关系的唯一思维方式时，我们也将不得不放弃理论形成的观察-归纳逻辑，转而寻求基于人类生理和心理的、与人类演绎推理思维方式相一致的假说-演绎模型(Hypothetica-deductiveModel)。

3.假说-演绎模型

观察-归纳逻辑由于上述无法解释的难题而被逻辑实证主义所倡导的“假说-演绎模型”所代替。逻辑实证主义包括6项主要原理：1.科学论题的一致性；2.理论结构的有前提演绎模式，所有的学科都使用理论，这些理论可能被正式表达为公理、有前提的理论结构；3.间接验证原理：并非所有的判断都具有经验主义的解释，特别是包括概念的判断。但这些判断并非便是被认为“缺乏认识意义”的，在其所嵌入的理论被证实时，这些判断也便被证实从而间接的获得了认识意义；4.内涵实证原理（确认主义）：作为理论判断的原则，理论是可证实的，则是科学的，从而是可接受的，可接受的程度取决于可验证性的程度。若经验主义的标准不适用，则采用非经验主义的评价标准如简洁、优美；5.演绎列线逻辑和归纳或然性涵盖科学科学解释定律：所有的学科解释必须采用演绎形式来表达；6.对称命题：科学解释和科学预言在逻辑推理结构上是相同的，唯一的差别是临时性：科学解释所描述的是已经发生的事情，是事后概念；而科学预言则是事后概念，事情尚未发生。在亨普尔和奥本海姆(1965)看来，这种对理论的逻辑结构的公理化的表述被称作“假说-演绎模型”，用以表明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从而做出预言。

逻辑实证主义者将公认的作为理论结构的三段论演绎推理的前提假设解释为一种假说从而避免休莫难题，并通过上述间接验证原理得以证实。这样，假说-演绎模型重新获得了经验论的基础，理论演绎前提来自于由经验观察和对这些经验观察的不完全归纳所获得的假说。

（二）什么样的理论是正确的理论

然而我们如何判断我们所得到的理论是正确的理性呢？在穆勒看来，理论本身只要是从真实的假设前提出发进行逻辑推理得出，那么理论本身在任何场合都是正确的。凯尔恩斯(JohnElliotCairnes)认为，要否定经济原则，必须要么否定其演绎的前提假设，要么否定理论本身的逻辑推理过程，但无论何时都不应将被否定的预言作为抛弃某项经济理论的理由。

按照上文的逻辑，要判断理论是否正确，我们只需要通过逻辑实证来判断该理论在从假设前提到逻辑推论过程中是否保持逻辑一致性。关键在于，我们必须对理论的逻辑正确性与经验有效性作出区分，在讨论理论的逻辑正确性时，我们既肯定凯尔恩斯将否定理论本身的逻辑推理过程作为否定理论的理由，又不同意他将否定前提假设作为否定理论的原因，事实上，我们在某种程度上默认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的“假设无关论(Irrelevance-of-assumptionsThesis)”。只有在涉及理论的经验有效性时，我们才对理论演绎前提假设的合理性或科学性进行判断。

如果理论不能保持逻辑一致性，那么我们称该理论存在逻辑悖论。然而理论是否都存在逻辑悖论呢？罗素所说的逻辑悖论的普遍性只是一种可能性，虽然我们不可能找到一个最终的公理，但只要在理论演绎推理过程中将研究对象严格限定在假设范围之内，对概念的应用也严格限定在所定义的内涵和外延范围之中，那么我们将可以避免逻辑上的矛盾。一旦我们超出了定义所允许的假设和概念范围，逻辑悖论就会出现。而一旦我们发现理论本身存在逻辑不一致或逻辑错误，那么就可以断言，理论本身肯定是错了。我们将这种通过寻找理论本身的逻辑错误来否定理论的方法称为逻辑批判。在这里，我们仍然没有涉及理论的有效性或经验的证实和证伪。

（三）什么样的理论是有效的理论

如果形成的理论在逻辑上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再考证理论是否有效。在这里，理论的正确性是指通过逻辑实证判断理论在形式逻辑上的一致性，而理论的有效性则指通过经验检验即证实和证伪来判断理论与其现实解释和未来预测是否一致，从而二者事实上是两个不同的命题。

1.原理论对证实与证伪的拒绝

然而，如果经验能够支持理论，我们是否便认为理论是有效的，或理论被证实呢？而如果经验不支持理论，我们是否便认为理论是无效的，或理论被证伪？证实的逻辑由于休莫难题而难以成立。波普证伪主义采用了休莫的非对称性论断进一步对归纳逻辑进行批判：如果A为真，则B为真；B假，则A假；因此，不存在证实的逻辑，而仅仅存在证伪的逻辑。波普由此对逻辑实证主义的证实原则进行否定：“应作为分界标准的不是可证实性，而是可证伪性，···一个经验的科学体系必须可能被经验反驳。”弗里德曼在《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也以充满波普主义色彩的文字写到：“事实证据从来不能‘证明’一个假说的正确性；它只能证明假说的不正确性。”

然而波普证伪主义(Falsificationism)本身由于理论的假说-演绎逻辑结构而存在逻辑缺陷。“杜海姆认为没有哪一个个别科学假说可以对之进行结论性的证伪，因为我们总是检验全部前提，特定的假说是和辅助的论证连结在一起的，因此我们永远不能肯定我们所证实的或拒绝的是假说本身。这样，任何假说都能够不顾反对的证据存在下来。”。这即是著名的杜海姆不可驳斥性论题(DuhemCsirrefutabilityThesis)。波普意识到了证伪主义方法的这种困难，他写道：“从事实方面看，永远也不能得出对一个理论的结论性的反驳；因为人们总是有可能说实验的结果是不可靠的，或者断言在实验结果和理论之间存在的差异仅仅是表面的，这些差异随着我们理解的进展而消失”。波普朴素证伪主义陷入尴尬局面：既不能构成证伪的逻辑，也不能构成证实的逻辑。

2.解释性理论的证伪

按照假说-演绎逻辑构建的理论拒绝证实与证伪，然而这是否意味着我们无法通过证实与证伪触动到该理论呢？事实上，当我们进行经验解释和预言时，我们并非直接根据原理论进行，而是自觉不自觉的在原理论狭窄的假设前提和概念基础上加入新的假设和概念以符合检验现实的要求，我们称其为解释性理论，用以对经验事实进行解释和预言，从而所有的经验证实和证伪问题，事实上都是与解释性理论有关而与原理论无关。

然而对于解释性理论，证实的逻辑同样是不存在的，而证伪的逻辑是否同样不存在呢？由于解释性理论在原理论基础上新加入的假设或变量是经验的或现实的因素而非定义式因素，因此证伪的逻辑是存在的，杜海姆所谓的不可驳斥性并不成立。这样，当实际中出现了反例或根据解释性理论进行的预言失败了，我们就可以否定这种解释性理论。然而否定解释性理论并不等于否定原理论，因为并不是原有的理论错了，而是我们在应用原理论时即加入新的假设和变量构建解释性理论时可能构建得并不恰当。只要没有出现一种新的更好的理论，人们总是会在原理论的基础上再加入新的因素来解释那些反例。

（四）理论是如何发展的

当我们不能用经验或归纳法去证实和证伪原理论，也不能用归纳方法去形成一种新理论时，原理论是怎样被否定和被发展或新理论是怎样产生的呢?

1.波普的理性批判

波普对科学理论或知识的来源的回答是：通过批判其他人的以及我们自己的理论或猜测。波普声称，该回答概括了他所谓的“批判理性主义”的立场。波普关于理论增长的“四段图示”如下：

P1TTEEP2

其中P1表示问题：指的是一种理论内部，或两种不同的理论之间，或理论与观察之间的冲突和矛盾；TT为试探性理论；EE为排除错误：通过观察和实验的严格检验，对尝试性的猜想，假说或理论进行批判、反驳或证伪；P2为新问题。由于科学理论都是可以被证伪的，因此，科学知识的增长就是四个阶段的永无止境的循环往复的过程。然而假说-演绎逻辑的结构导致波普朴素证伪主义既不构成证实的逻辑，也不构成证伪的逻辑。这样，上述理论增长的“四段图示”便面临一个严重的问题：如果理论不能被经验所证伪，那么人们是怎样提出问题的呢?波普的回答是，我们所凭借的是猜想和反驳。这样，在波普看来，科学发现依然是一种猜想、直觉和非逻辑过程的跳跃。

2.理论发展的逻辑：从理性批判到逻辑批判

波普的理性批判主义并未告诉我们如何批判。事实上，在前面采用假设和变量表示的演绎逻辑理论结构中，一个逻辑要求就是，作为模型的各个变量和参数必须相互独立，从而使模型保持稳定并通过比较静态方法来讨论参数值的变动对变量的影响从而作出预言。这一点是通过定义式的假设来保证的。而对于解释性理论，其理论结构是根据具体情况增加原理论模型中的假设和变量而得到的，正是这种根据经验现实加入假设和变量对理论进行应用的方法，蕴含着解释性理论逻辑矛盾的可能性，这时，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解释性理论的正确性而不是有效性。

在讨论理论正确性时我们曾经指出，一种逻辑一致的理论在其假设和概念范围内肯定不存在逻辑矛盾，但只要超出其假设和概念的范围就必然会产生逻辑矛盾，经验证伪就会出现。当解释性理论被经验证伪时，我们可以肯定的是：理论本身的正确性或逻辑一致性出现了悖论。解释性理论的这种逻辑悖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否定(或肯定)原理论的方法，即逻辑批判。由于加入了新的假设和变量，我们转而需要重新检验解释性理论的逻辑一致性或正确性，借助逻辑批判由解释性理论指向原理论，而经验证实和证伪却无助于我们将问题指向原理论，因为经验不可能检验最初的理论，而检验的解释性理论却可能是一种带有逻辑错误的理论。逻辑批判要求我们指出解释性理论中新加入的假设前提的合理性，或新加入的变量与原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即变量向量之间的相关性，并通过重新建立假设或对变量进行重新定义来解释包含新变量的问题以保持解释性理论的逻辑一致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并不同意弗里德曼的“假说无关论”：假设条件的科学性对于理论能否经受经验检验而不产生逻辑错误同样是重要的。

通过逻辑批判，我们可以在新理论的假设和变量向量中包含新的因素而不导致逻辑悖论，从而可以比原理论更能够逻辑一致地或更有效地解释更大范围的问题。只要排除掉新加入的因素，这种新理论就可以还原为原理论，或者说原理论只是新理论的一个特例。这样，我们可以明确地断言，这种新理论是我们所获得的知识增长或理论增长。然后我们再检验新理论的有效性，如此循环。

借助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把解释性理论作为通过逻辑批判从一种旧理论到一种新理论的过渡阶段。正是逻辑批判使科学家的研究建立在前人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或牛顿所说的“巨人肩膀上”并使观察建立在演绎推理的基础上，它使理论研究不再是靠波普意义上的直觉、猜想或非逻辑过程而变成非常的确定：只要我们知道原有的理论和所要研究的问题，依靠我们的演绎逻辑思维能力——即逻辑批判方法必然会使理论获得发展。

3.理论发展的形式

可以肯定，每一种解释性理论都可能带有逻辑悖论，那么是否每一次证伪和逻辑批判都将导致一种新理论的产生？这一点显然与科学史不相符。库恩(Kuhn,1962)由此向波普的证伪主义发起了反击，一种理论一旦产生后将会是相对稳定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成为理论科学家解释问题的基础和应用科学家的有效工具，这就是库恩所谓的规范科学和范式(Paradigm)。拉卡托斯(Lakatos)试图将波谱的进攻性方法论(AggressiveMethodology)和库恩的防御性方法论(DefensiveMethodology)相融合并提出“科学研究框架(ScientificResearchPrograms)”概念及其退化和进步性质。与朴素证伪主义不同，人们并不是根据经验证伪来否定原有的理论，一种旧的理论要被否定和取代，需要一种新的理论体系或科学研究框架与之相竞争，该理论必须不仅能够解释另一个研究规划所不能预测的事实，而且还要能够解释更多的能够被经验证实的事实。也就是说，需要一种更一般的理论来取代旧理论，以免出现科学的真空而使人们无所适从。

三、结论

上文分别回答了我们所提出的关于理论的四个层层递进的问题。我们发现，上述逻辑为我们评价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状况及其方法论问题提供了清晰而完整的分析框架：西方主流经济学正是遵循本文所提出的理论发展的逻辑而得到发展的，而其对方法论的讨论则无非是对上述四个问题的回答。限于篇幅，我们不再进行探讨。

参考文献

[1]波普著：《猜想与反驳》，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67页

[2]波普著：《客观知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270页。

[3]蔡仲：“现代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中的证伪主义”，《自然辨证法研究》，1998年，Vol.14，No.11。

[4]付耀：“试析经济学方法论演进的四阶段及其内在逻辑”，《当代财经》，2002年第5期。

[5]桂起权：“当代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之走向”，《经济评论》，2002年第2期。

[6]桂起权：“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家》，1999年第6期。

[7]郭箭：“新古典经济学与进化经济学方法论的比较”，《财经研究》，2001年，第27卷第1期。

[8]韩永进：“波普尔与二十世纪西方经济方法论”，《自然辩证法研究》，1999年，Vol.15，No.4。

[9]黄少安：“经济学方法论的三个层次”，《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

[10]纪树立编译：《科学知识进化论》，三联书店，1987年，第28页。

[11]考德威尔(BruceJ.Caldwell)：“实证主义(Positivism)”，载约翰·伊特韦尔等编，陈岱孙主持翻译，《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

[12]廖士祥主编：《经济学方法论》，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

[13]林岗、刘元春：“制度整体主义与制度个体主义——马克思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分析方法比较”，《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14]马克·布劳格著，石士均译：《经济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16页。

[15]汪浩瀚：“经济学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之争”，《经济科学》，2002年第2期。

[16]汪浩瀚：“论主流经济理论演进的若干新特征”，《经济评论》，2001年第1期。

[17]杨善解：“波普论科学知识的增长”，《安徽教育学院学报》，1994年第4期。

经济学的基本逻辑范文第4篇

关键词：认知逻辑；人学蕴含；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中图分类号：B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10-0065-02

认知逻辑是研究人的认知过程及其规律的逻辑系统，是认知科学发展中出现的一门新学科。所谓认知就是指从脑和神经系统产生心智的过程。认知科学就是研究心智和认知原理的科学，它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的一门交叉性学科，涉及心理学、神经科学、计算机科学、哲学、语言学和人类学六大支撑学科。这些学科又产生出诸如控制论、神经心理学、神经语言学、心理哲学、语言哲学、认知人类学等许多新兴的分支学科。认知逻辑也是现代逻辑发展中出现的一个新领域。与传统逻辑大不相同的就是它关心人的存在，并将人的因素引入其理论中。从此意义上讲，认知逻辑也是一门人学。阐释认知逻辑中的人学蕴含，对于全面准确地理解现代逻辑和认知科学，对于进一步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理论的把握――认知逻辑中所体现的人学蕴含

认知逻辑中人学思想的体现是从三个方面展示的。

第一，语言学基础上涉及人。

众所周知，思维模式是逻辑的主要研究对象，语言是其基础。因此可以说，逻辑是建立在某一特定语言基础上的关于思维模式的理论。语言有自然语言和形式语言之分，推理模式和方法也有归纳与演绎之别。逻辑系统的区分就是依据语言基础、推理方法与推理模式的不同来进行的。单从语言基础来看，传统逻辑的基础是自然语言；数理逻辑的基础是形式语言；现代逻辑其他系统的基础也是形式语言；现代逻辑中认知逻辑的基础则是回归的自然语言。所谓回归的自然语言就是指从自然语言出发，经过形式语言的发展，再回到自然语言的这样一种辩证运动过程以后所形成的自然语言。显而易见，这种经过肯定――否定――肯定的辩证运动过程的自然语言更加丰富，包含了人类语言的全部内容。自然语言的回归始于维特根斯坦，经由日常语言学派尤其是乔姆斯基、蒙太格、奥斯汀和塞尔等人的发展而日臻成熟。由此也形成了三个新兴的语言学研究领域即语用学、语形学和语义学。现代语言学家又把三领域的研究成果应用于人类认知研究，于是就产生认知语言学，亦即认知逻辑的基础。

认知语言学经历了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唯理主义和以拉柯夫为代表的经验主义两个发展阶段。乔姆斯基是从生物学的视角来研究认知语言的，“认知系统的进化……一般的进程是由遗传决定的”[1]13，可分为“心理学”和“生理学”层面的研究。可以看出，乔姆斯基对语言的研究涉及了生物体，但其研究主要是理性主义的、形式化的。“转到对认知能力和认知结构的研究……是以不同的方式用严格的公式做出的”[1]16。而拉柯夫则强调认知语言学的经验论基础，这是源于其“体验哲学”的经验主义思想。拉柯夫在其著作《体验哲学――涉身的心智及其对西方思想的挑战》中把经验主义基础表达成：心智是涉身的、思维是无意识的、概念是隐喻的。由此可见，拉柯夫的理论考虑到了认知个体的差异。总之，认知语言学基础涉及了人，关注了语言的使用者。

第二，研究方法上关心人。

从理论体系上看，认知逻辑是由现代逻辑学和现代语言学共同支撑的。所以，在研究方法上，认知逻辑兼用了这两门科学的方法，这是其他逻辑研究所不具有的。现代语言学的方法有唯理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基本形式。唯理主义形式主要指乔姆斯基的语法学和蒙太格的语义学，经验主义形式主要是拉柯夫的认知语言学，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和塞尔的语用逻辑则是两种形式间的过渡。从乔姆斯基的语形学、蒙太格的语义学，到奥斯汀和塞尔的语用学，再到拉柯夫的认知语言学，现代语言学从完全形式化的方法发展到加入人的体验和反省因素，内涵是越来越丰富。现代逻辑方法的基础是唯理主义和形式主义。纵观西方逻辑发展史，不难看出，逻辑学家试图建立一种具有普适性的思维模式，欲使“逻辑”成为“思维立法者”，忽视了地域、语言和文化背景的差异对人的思维模式的影响。直到1931年，哥德尔定理的发现才唤醒人们对诸如形式系统的限度、形式化方法的局限、人的认知范围和认知能力等问题进行重新思考。因此，在认知科学和现代逻辑的发展中拉柯夫所建立的体验哲学方法就显得尤为必要和重要了。他考虑到了个体的差异、环境因素的不同对思维模式的影响。通过分析可以看出，不论是现代语言学方法还是现代逻辑的方法，对于认知逻辑来讲，都离不开经验，离不开对人的思考和对人的关心。

第三，学科体系上以人为中心。

认知逻辑是研究认知规律的逻辑理论，包括哲学逻辑、语言逻辑、心理逻辑、文化与进化的逻辑、人工智能的逻辑、神经网络方法和网格逻辑。这些不同的逻辑理论从不同的角度探索人类的心智问题。

哲学逻辑主张放弃作为“思维立法者”的观念。推理的逻辑模式只是逻辑学家设想的，与实际发生情况未必吻合；逻辑只是思维的工具，而工具是人为的，且不只有一种。因此，没有一种绝对的逻辑标准。语言逻辑要求既关注逻辑与语言尤其是自然语言的联系，也关注逻辑在日常语言和日常生活中的使用，更要关注语言的使用者以及语境对语言含义的影响。因为逻辑模式不是抽象的、与人无关的模型，而是活生生的、供人使用的，服务于人的。

逻辑学与心理学交叉而产生的心理逻辑，则把人的心理活动看作是一种逻辑思维。因此，逻辑思维受心理、经验、情景等因素的影响。这可从认知的分类上得到解释。认知既包含感觉、知觉、表象、注意等感性认知形式，也包含概念、判断、推理等理性认知形式。其中感性认识形式是与身体相关的、无意识的。

文化与进化的逻辑主要研究不同文化背景对逻辑思维的影响。民族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的人具有的认知模式也有所不同，这样，不同文化背景、不同语言的不同民族对相同的符号刺激会有不同的解释、对于具有隐喻性的概念和语句会得到不同的心理暗示。即是说，逻辑具有民族差异性。比如西方逻辑崇尚理性看重演绎原则，东方逻辑重视经验倾向归纳和类比方法。但是不同的逻辑体系均服从人类共同的认知原则。

神经网络方法和网格逻辑就是根据神经网络的原理发展了网格计算技术的逻辑理论。脑与神经科学的研究，发现神经元的联结方式是网络的，其运算方式是并行分布式的。人的大脑是最复杂和最先进的认知系统。由于个体的脑和神经系统的差异，他们的心智也就具有不同的特征，在认知模式上也存在很大的差别。

可以看出，认知逻辑是将语言、逻辑与认知整合而成的一个体系，它是以人为中心的，从语言、心理、脑与神经、文化与进化等多方面介入对人的生理、心理、语言和文化进行研究的。

二、理论的思索――认知逻辑中人学思想的当代启示

立足于当代科学发展实际和中国现实情况，阐释认知逻辑中的人学思想，有助于人们对认知逻辑有更全面的认识和了解，也体现出新时期科学发展中对以人为本思想的贯彻，在当前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对执政党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如前所述，认知逻辑是逻辑学与认知科学交叉发展的新领域，它的语言基础、研究方法以及逻辑体系都涉及经验。因此，与其他逻辑相比，认知逻辑最大的特点就是对人的关心。其他逻辑之所以不关心人源于“逻辑为思维立法”的观念。逻辑学只有抽去人的因素，才具有普适性，适用于一切人。不论传统的三段论、假言推理还是一阶逻辑，都曾经被认为是普遍原则、是与时空无关的“永恒的宇宙真理”，适用于一切人。但著名的沃森试验已证明了逻辑推理是和与身体直接相关的心理状态相关的。由此可见，试图建立与人无关、从而适用于一切人的思维规律的逻辑学的想法和做法受到了极大挑战。经过上述分析可知，认知逻辑不再漠视人的存在，而是在其理论中引入了人的因素，把诸如感觉、知觉、表象等感觉经验的基本形式和作为思维起点的概念引进逻辑学的视野，做逻辑的分析。其建立的逻辑理论不是适用于一切人的。认知逻辑的建立使当代逻辑的发展适应了认知科学发展的需要。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中共作为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在执政过程中坚持以人为本，不断改革政治、经济和生存环境，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提供保障。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在经济、政治以及文化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为中国人民自由而全面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奠定了人们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创造了人们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政治条件；社会主义文化制度丰富了人们精神生活、提高了人们的文化素质。但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鉴于此，执政党应继续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为切实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创造新条件。这就要求经济发展应始终围绕和服务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把人的发展看作是社会发展的核心和最高目标。此发展模式必须坚持以人为中心，人与自然、社会协调发展，最终改善和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提高人类健康，为此要求把经济的发展同政治民主、道德进步和环境质量的提高统一起来。具体来讲，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促进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正确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在提高效率的同时，更加注重利益和机会的公平分配；努力地发展民主政治，通过改革和完善一系列选举、决策和监督制度切实保证人民当家做主，不断扩大人民的自由权、参与权和平等权，从而让社会变得更加自由、平等、和谐与宽容。

经济学的基本逻辑范文第5篇

关键词：当代中国 资本逻辑 表现形态 双重效应

当代中国到底还有没有资本逻辑，或者说资本逻辑在当代中国社会是否依旧在起作用。这是一个争论特别多的话题。关于这样一个棘手的问题，理论学术界通常有这样两种流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当代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目前正在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然是社会主义，就不应该存在资本逻辑；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当代中国的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在“量”上已经明显超过了公有制经济，特别是私营经济、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在当代中国社会正“如日中天”，因此，资本逻辑仍然是当代中国的主导逻辑。这两种观点表面上看起来似乎都有点道理。那么，这两种观点究竟孰是孰非抑或二者都不对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笔者先提出如下疑问：资本逻辑在当代中国社会究竟存在吗？如果存在，其存在的理由是什么？或者说有其存在的理论依据吗？如果存在，在当代中国社会又处于何种地位呢？或者换句话说，资本逻辑是当代中国的“主导逻辑”吗？本文拟对这一连串的问题作进一步的思考。

在笔者看来，上述两种观点分别代表着两个极端，因而都是不对的。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之所以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就不存在资本逻辑，从根本上讲是因为它对当代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理解不到位所致。第二种观点则把资本逻辑在当代中国的地位夸大了。事实上，资本逻辑在当代中国社会仍然存在，但从总体上说已经不是主导逻辑，即便在私营经济、民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中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但不能以偏概全，因为讲资本逻辑是否是当代中国的主导逻辑，显然是从总体上来说的，而公有制毕竟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非公有制经济毕竟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将“组成部分的主导逻辑”说成是“总体的主导逻辑”，显然在逻辑上是不能自洽的。因此，资本逻辑在当代中国社会仍然存在，并且在私营经济、民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但就总体而言已经不是主导逻辑，这乃是笔者的观点。

资本逻辑在当代中国何以存在——基于《哥达纲领批判》的文本源流

关于共产主义的“划分阶段”是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学界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可谓多矣。绝大多数的学者认为，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只是将共产主义社会划分为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后来，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才明确地将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称为社会主义社会。这是目前学界主流的观点，例如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2010年修订版）就是持这种观点的。亦有学者对此具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例如：赵家祥教授认为，马恩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概念使用有时加以区分，有时却不加区分。成保良教授却认为，在马恩著作中“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指称“未来社会”的术语，“它们在内涵上并没有差别，也不是两个不同发展阶段”。但赵家祥教授和成保良教授有一点看法却是相同的，即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时，从来没有把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叫做社会主义社会”。“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是列宁第一次把共产主义两个阶段分别称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奚兆永教授则对这一观点不赞成，奚教授认为，“马恩所说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概念上一直是有区分的，而第一个提出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说法的也不是列宁，恩格斯早就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社会主义’一词了”。关于这场学术争论请具体参阅如下文献：赵家祥《马恩著作中未来社会名称的历史演变》，载《理论视野》1999年第3期；成保良《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用语含义的演变和发展》，载《当代经济研究》2004年第9期；以及奚兆永《论马恩著作中“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概念的使用—兼与赵家祥、成保良同志商榷》，载《当代经济研究》2004年第12期。

在《哥达纲领批判》一文中，马克思对未来共产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作了细致的探讨，对其“初始阶段”（或者说“第一阶段”）的状况亦作了深入的分析，例如马克思曾这样写道：“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恰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笔者认为，马克思这里所说的“这样的共产主义”是指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如果联系上下文便不难发现，实际上这可以从马克思的下文中得到印证。马克思提出这个观点以后，紧接着便分析了这一阶段的种种“弊病”，并且这样指出：“……但是这些弊病，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它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这恰好与前面的观点前后呼应。可见，马克思上面所说的“这样的共产主义”的确就是指“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然而，“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从性质上讲仍然是“共产主义”。而马克思笔下的“共产主义”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的“胎胞”中“脱胎”出来的，因而经历了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

可是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究竟是处于何种状况呢？这是不可回避的重要理论问题。从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的以上表述，可以作如下推断：《哥达纲领批判》中所描述的这样一个经历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尚且“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更何况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呢？现如今的社会主义非但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相反，恰恰是从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相当低的“两半社会”（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直接“脱胎”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这还仅仅是一种“走向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还相对落后，这是一项不可规避的事实。建立在此等基础之上的这样一种社会主义想要完全摆脱“旧社会的痕迹”，那实在是无异于痴人说梦。因为纯粹的公有制是需要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的基础之上的，因而只有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才能实现。

马克思对此说的非常清楚，他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这样写道：“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因此，在生产力还相对落后的现实社会阶段（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的历史使命当然不是去追求一种“纯而又纯”的单一公有制，而是踏踏实实地去实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早已实现了的工业化、信息化、现代化。

既然如此，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当然也值得借鉴。正如邓小平在《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即“南方讲话”）中所指出的那样：“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正是基于这样的复杂背景，笔者认为资本逻辑在当代中国社会仍然存在是有着文本依据和历史依据的。

资本逻辑在当代中国社会的表现形态

如前文所述，我国目前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乃是当代中国最大的“实际”也是最大的国情。一方面，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资本逻辑在社会主义社会固然不占主导地位；但另一方面，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很不发达的阶段，是从极其落后的“两半社会”中“脱胎”出来的，在很大程度上还带有旧社会的“痕迹”，仅仅是“走向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因此，从理论层面上讲，资本逻辑在当代中国社会是依然存在的。

从实践层面看，资本逻辑在当代中国社会亦有着种种明显的表现形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现阶段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公有制经济对活跃市场、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成为我国一项长期的政策。

然而，目前在我国的某些私营企业中，老板颐指气使、工人劳碌不堪忍气吞声等现象屡见不鲜，许多民营企业加班熬夜、连续运转已成常态，工人每天超负荷工作长达十几个小时，这种状况与马克思当年在《资本论》中所描述的资本家通过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方法极力延长劳动时间以获取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的情形简直是如出一辙，马克思这样写道：“资本主义生产—实质上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就是剩余劳动的吮吸—通过延长工作日，不仅使人的劳动力，由于被夺去了道德上和身体上正常的发展而处于萎缩状态，而且使劳动力本身未老先衰和过早死亡。它靠缩短工人的生命，在一定期限内延长工人的生产时间”。

梧桐一叶而知天下秋，我国私营企业的运作方式如此可见一斑。很明显，在当代中国的私营企业和民营企业中，资本逻辑不仅还存在，而且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劳动者主体地位丧失、劳动异化等问题依然严重。笔者认为，劳动者主体地位丧失也好，异化劳动的存在也好，这种种弊端正是资本逻辑自身运动的结果，是资本逻辑在当代中国社会的“显现”。

通过上述资本逻辑在当代中国社会的表现形态，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总体来看，资本逻辑已经不是主导逻辑，但在非公有制经济中（特别是在私营企业和民营企业中），资本逻辑依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因此，即便是在社会主义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逻辑的批判性分析仍然不可忽视。因为只要资本逻辑还存在，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继承者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就非但没有过时，而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仍然具有深刻的启示。

资本逻辑的双重效应及其在当代中国的“求解”

所谓资本逻辑，简要地说，就是资本不断追求最大限度利润的内在本性，反映了资本运动的内在规律和必然趋势，它以一种必然如此的方式贯穿于资本发展的全过程，并通过一系列的经济现象和经济环节体现出来。在马克思的视域之下，资本逻辑恰如一把“双刃剑”，体现出鲜明的二重效应：一方面，资本逻辑确实造成了人的抽象性存在，导致人的“异化”，使人成为马尔库塞所说的“单面人”（也有些地方译成“单向度的人”），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还导致了道德意义和道德责任的沦丧与缺失；但一方面，资本逻辑却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提升，激励了现代人的创新意识，刺激了现代性的“生成”与发展，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现代文明的“塑造者”。可见，资本逻辑并不是“一无是处”的，“功”与“祸”并存乃是对资本逻辑的客观评价。既然资本逻辑是一把典型的“双刃剑”，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惧怕它甚至回避它，而应对其保持客观理性的态度：对资本逻辑的“功”应发扬光大，同时应提高自觉性和预见性，努力规避资本逻辑之“祸”，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力争做到趋利避害、顺势而为。笔者认为，这乃是资本逻辑在当代中国“求解”的基本思路。

（一）利用资本、发展资本仍然是当代中国长期的历史任务

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至少是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还不宜对商品货币进行完全的扬弃。相反，它需要通过市场来调节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提高劳动生产率，需要商品、货币等基本要素来活跃市场和繁荣经济。因此，非但不应回避资本，恰恰相反，利用资本、发展资本仍然是我国现阶段以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的重要历史任务。党的十特别提出要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报告旗帜鲜明地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推行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加快改革财税体制，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金融监管，推进金融创新，维护金融稳定”。

（二）对资本逻辑带来的消极后果严加限制并尽量克服其“实践负效应”

马克思强调资本逻辑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正面作用的同时，也客观地指出了其种种弊端，如上文所提到的劳动者主体地位丧失、异化劳动等诸多弊端都是资本逻辑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具体表现形态，我们应对其保持清醒的认识，同时用正确的价值观加以引导，努力使这些弊端控制在最低限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逐步解决资本逻辑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三）在利用资本、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别注意“创新”

党的十亦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到了很高的位置来加以论述，报告指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更加注重协同创新。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完善知识创新体系，实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实施知识产权战略，把全社会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创新发展上来”。

（四）树立“科学发展”的理念并努力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

正如党的十报告所指出的那样：“在当代中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战略抉择”。党的十亦特别提出“要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并且认为“这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必须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扩大国内市场规模。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实行更加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健康发展，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壮大，支持小微企业特别是科技型小微企业发展。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充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扶持力度。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

在全球化浪潮方兴未艾的今天，在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两制并存”的当下，“发展”固然是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共同的主题。国外的先进经验当然值得学习和借鉴，党的十也特别强调“要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正如十报告所指出的那样，“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要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推动开放朝着优化结构、拓展深度、提高效益方向转变。创新开放模式，坚持出口和进口并重，提高利用外资综合优势和总体效益，加快走出去步伐，统筹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提高抵御国际经济风险能力”。但在“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的同时，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一点，社会主义中国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秉承的“发展观”毕竟是不一样的：我们所追求的发展，不是片面的发展、不计代价的发展、竭泽而渔式的发展，而是全面的发展、协调的发展、可持续的发展；我们强调的不仅是提高经济增长效益，而且对经济发展的理念、战略和途径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不是“为发展而发展”，而是坚持以人为本；我们极力避免两极分化，努力追求共同富裕；我们追求的不是单纯的GDP增长，而是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我们不是单纯刺激人的物质欲望，而是全面提升人的需求层次。

为此，应该积极呼唤资本逻辑的“当代中国式裂变”，以史为鉴，尊重客观规律，坚持以人为本，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努力实现中国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样，才能真正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之路。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5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3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人民出版社，1995

4..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2-11-18（4）

5.从资本逻辑的二重性透视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双重态度—以《共产党宣言》为例.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5）

6.资本逻辑的功过辨析—基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分析.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2012（1）

7.论资本逻辑与空间生产逻辑的“二律背反”.理论导刊，2012（7）

经济学的基本逻辑范文第6篇

【关键词】逻辑教学法;基础会计;资金运动

《基础会计》作为财会专业学生的入门课程，主要介绍会计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职能，这门课程知识掌握的扎实，学生不仅可以对会计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引发学习兴趣，而且能为今后专业课程的学习奠定坚实的基础。在教学过程中，我重视知识的逻辑结构关系，运用逻辑教学法进行课堂教学，帮助学生理解和学习，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教学效果。

一、课堂导入阶段

课堂导入在教学上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也是逻辑教学法的起点，不仅可以让学生自然过渡到将要学习的知识，而且潜移默化中已将“逻辑教学法”植入学生的日常学习中，可以让学生们对前后知识的逻辑关系有所认识，明白会计理论的内在联系，便于学生运用这种逻辑衔接关系解决学习中遇到的问题。

二、“逻辑教学法”在教学内容中的应用

本人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对于基础会计教学内容，以会计对象———资金的运动作为主线，运用会计的基本理论和主要经济业务核算之间的内在逻辑结构关系，总结出提高教学质量及效果几个方面的内容，具体如下：

（一）会计基本理论的逻辑关系

学生在学习中大部分都是死记会计要素和会计科目，“逻辑教学法”在会计基本理论中的运用，以资金运动为主线，从会计对象入手，在教学过程中运用如图1.1和1.2的逻辑关系图进行解说，让学生明白会计对象与会计要素、会计科目的逻辑结构关系，把死的知识变活。会计核算和监督的内容繁多，为更好地反映会计信息，先将会计对象划分成动态和静态两大类要素，通过资金运动状况图，深入浅出地解释他们之间的逻辑结构关系，同时，学生直观上也可看到静态要素（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与动态要素（收入、费用和利润）的由来及划分的原则；为进一步具体全面清晰地反映会计信息，又将六大要素分成六类会计科目，在这里我们可以通过举例告诉学生会计科目划分的必要性，然后，一一介绍会计科目是如何对会计要素的进行具体详细分类。通过资金的运动状况，我们得到六大要素，进而得到静态会计等式“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和动态等式“利润=收入-费用”以及动静结合的“费用+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由两个基本等式推导出动静结合的会计等式时，我们依据的是利润属于所有者权益，而所有者权益中包含利润，先将利润从所有者权益中单列出来得到“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利润”，其实这也是为什么在划分会计科目时，将利润要素归入所有者权益类设置相应的科目。费用按照经济用途分为生产费用和期间费用，由于两种费用核算方法不同，划分会计科目时，将生产费用归入到成本类科目，而期间费用和收入合并得到损益类科目.

（二）会计等式、会计账户以及会计分录的逻辑关系

1.会计等式与会计账户。会计账户结构一直以来是学生记忆和理解的难点，我们可以利用会计账户和会计等式的逻辑结构关系来帮助学生记忆和学习，反映全部要素的会计等式“费用+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等式的左侧是费用和资产，在账户结构中费用和资产类的借方（左方）登记增加数，贷方（右边）登记减少数；同理得到，等式右侧对应的的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类账户贷方（右方）登记增加数，借方（左边）登记减少数，其中成本类账户对照费用账户.2.会计账户与会计分录。会计分录是对借贷记账法的运用，而借贷记账法是运用一定方法在账户中登记项目增减变动情况和结果的一种复式记账法，事实上，会计分录是将在账户中登记的借贷记账法，运用会计语言进行描述。弄清楚这个逻辑关系，对于学生来说，每一笔经济业务应该在那些账户中进行登记，登记到那个方向成为他们的首要任务，而在教学中需要督促学生熟练各类账户的结构、性质以及他们的核算对象，这样，企业发生的每笔经济业务，结合相关账户的结构变化来编制会计分录，学起来做起来会轻松许多。3.企业主要经济业务的账务处理。一是主要经济业务之间的逻辑结构关系。基础会计中主要经济业务的账务处理，其实都是围绕着资金运动的过程进行的，这种逻辑结构关系在教学中的运用，这些账务处理包含企业资金从进到出所有过程，可以帮助学生认识到每项经济业务发生在企业中的作用及地位，清楚经济业务账务处理是企业资金运动的那个环节，这样学的知识是“活”的，便于他们以后其他专业课程的学习。二是账户的逻辑关系在经济业务账务处理中的运用。主要经济业务的账务处理是会计基础的重点和难点知识，大部分学生都是在死记每笔经济业务的会计分录。在进行教学时，我本人运用账户之间的逻辑结构关系帮助学生区分和记忆，比如“原材料”与“在途物资”、“在建工程”与“固定资产”、“生产成本”、“库存商品”与“主营业成本”、“本年利润”与“利润分配”。首先，要让学生清楚每一个账户的核算内容；其次，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强调在满足什么条件的情况下，账务处理采用那个账户进行核算；最后，把账户之间的逻辑关系，结合例题进一步进行讲解和说明，强化这些账户在进行账务处理时的逻辑结构。

三、小结

会计专业的课程教学，由于课程性质和学生对象不同，所采用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本人的教学方法来源于实际的教学过程，运用理论知识之间的逻辑结构关系，将学生所学的内容串联起来，教学中始终贯彻逻辑衔接、首尾呼应的原则，学生不再是盲目地学，而是达到“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的学习境界。

参考文献

[1]孙建华.《基础会计》教学方法研究[J].财会月刊,2011(12):93-95.

[2]王章渊,黄玥.《会计学原理》“白话式入门”教学方法[J].财会月刊,2012(9):87-88.

经济学的基本逻辑范文第7篇

【关键词】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 逻辑性 经验性

逻辑和经验解析

逻辑是人们通过概念、判断、推理、论证来理解和区分客观世界的思维过程，是人的一种抽象思维活动。逻辑成为一门学科是从亚里士多德开始的，他为进行严谨思维而制定规则和形式，创立逻辑学，为知识的求取提供了工具和方法。黑格尔认为：“逻辑是关于思维的科学，它的对象一般地说是思维，更确切地说是概念的思维。”经验一词主要指与理性认识相区别的一个认识阶段、认识形式，即感性认识。

逻辑与经验之间的关系复杂。首先，关于归纳法是否属于逻辑范畴。有学者认为，归纳法与演绎法同属于逻辑范畴。但也有学者认为，归纳法属于科学方法的范畴，不是一种逻辑推理方法。

其次，人们对事物认识的起点都是从对该事物概念探究开始的。人们对任何事物的认识都既有经验性的一面，也有逻辑性的一面。这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关于经验性。一个事物概念的形成是人们通过对该事物进行观察、归纳、总结来完成的。一个事物概念的内涵情况怎样，皆是人们通过观察、归纳、总结得到的。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中，研究人员需要反复多次地进行科学实验才能提炼出自然界中某一事物的本质属性；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研究人员需要通过多方面的社会调查才能提炼出民众在某一时期关于某一社会事件的共识，才能提炼出社会科学领域中就某一事物在某一时期的概念内涵；二是关于逻辑性。在人们对概念通过观察、归纳和总结得出结论之后，那么在自然科学领域和社会科学领域中哪些现象具备该概念的特点呢？这就需要演绎推理才能解决问题。概念是人们进行判断、推理的前提和基础，是演绎推理中的大前提，自然科学领域中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科学领域中的社会现象是小前提，上述小前提与大前提之间对应关系的判断则属于结论。从大前提、小前提推导出结论的思维过程，就是一个推理过程，就是一个以概念作为推理的起点的判断思维过程，这属于逻辑学中演绎推理范畴。

最后，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归根到底是经验性的。人们进行演绎推理的起点是概念，而概念内涵则是人们通过观察、归纳、总结而提炼出来的，具有经验性，因此，人们对任何事物的认识既有经验性也有逻辑性，但归根到底是经验性的。

什么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刑事政策是指在刑事法律价值出现冲突时给予协调的策略，其价值主体不是单一的，诸多价值主体之间的需求在一定的情况下会出现冲突。协调刑事价值主体之间的冲突，从而使他们的需求皆得到尽可能的满足和合理的限制，是立法者和执法人员必须完成且无法回避的任务。刑事政策就是立法者和执法人员在完成上述任务时必须遵循的指导方针。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颁布了多项刑事政策。在2005年12月5日至6日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罗干提出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并指出该政策是我国维护社会治安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基本刑事政策。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实施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2010年2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指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贯穿于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刑罚执行的全过程。”

从我国目前的执行情况看，该政策在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刑事执行活动中皆有指导作用，因此是基本刑事政策。其基本含义是：对于犯罪与刑罚是该宽则宽，该严则严，宽中有严，严中有宽，打击和孤立极少数，教育、感化和挽救大多数，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对立面，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具有高度概括性、抽象性特点，人们对其理解和适用具有相当难度，因此，从哲学意义上探究该政策涉及的逻辑性和经验性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逻辑性

在指导刑事立法时具有逻辑性。其一，这是由宪法地位决定的。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效力，是其他法律制定的依据，其他法律的内容不得与其抵触。因此，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指导下进行的刑事立法，其立法内容不得违背宪法。其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指导刑事立法时具有逻辑性的具体体现，是在其指导之下进行的刑事立法活动所制定出来的刑事法律不得超出宪法文本文字的可能含义。宪法文本文字可能含义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指导刑事立法时不得逾越的鸿沟，是指导刑事立法论证、进行演绎推理时的大前提，因而使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指导刑事立法时具有逻辑性。

在指导刑事司法和刑事执行时具有逻辑性。其一，这是由刑事法律的严厉性特点决定的。刑事法律会涉及限制、剥夺人身自由甚至剥夺生命的问题，因此，对其适用的准确性要求极高，表现之一就是在适用时要体现逻辑性。其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指导刑事司法和刑事执行时具有逻辑性的具体体现，是在其指导刑事司法和刑事执法时被严格限制在刑事法律文本文字可能含义之内发挥协调作用。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经验性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制定体现了经验性。该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在总结我国以往刑事政策经验教训和民众关于犯罪与刑罚在现阶段共识基础上形成并在十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的。在2000年以前，我国在一定时期内把打击犯罪置于重要地位，但经过总结发现，“严打”刑事政策并不能有效长远地遏止犯罪。自2000年以后，我国民众的思想也由“重打击轻保护”逐渐转变为“打击与保护并重”。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党在对以往刑事政策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和总结人们思想变化的社会背景下形成的。这一形成过程是我党对我国民众共识进行归纳、总结和提炼的过程。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适用体现了经验性。该政策作为我国目前基本刑事政策既指导刑事立法也指导刑事司法和刑事执行。首先，对刑事立法的指导体现了经验性。这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宪法文本文字可能含义的确定需要经验性。如前所述，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指导之下制定的刑事法律的内容不得超出宪法文本文字的可能含义，具有逻辑性。但宪法文本文字可能含义是什么，则不是逻辑性所能够解决的问题，而需要经验性才能解决。此时，立法者需要通过立法程序归纳、总结、提炼民众关于宪法文本文字可能含义的共识。这一归纳、总结和提炼关于宪法文本文字可能含义的立法过程就是经验性的，而非逻辑性的。第二，刑事立法内容的最终确定需要经验性。宪法规定的是一个国家的大政方针问题，其规则的涵摄空间相当大。在通过立法程序确定宪法文本文字可能含义后，由于其涵摄空间大就会导致其与拟订刑事立法内容的对应关系有多个选项。此时，在确定其中的一个选项作为最终刑事立法的内容时，就不是逻辑性所能够完全解决的问题，而是需要依靠经验性才能解决，需要立法者通过立法程序归纳、总结、提炼民众关于选择哪一个选项作为最终刑事立法内容的共识。此时需要立法者提炼民众关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其中该如何发挥协调作用的共识。其次，对刑事司法和刑事执行的指导体现了经验性。这表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刑事法律文本文字可能含义的确定需要经验性。如前所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指导之下的刑事司法和刑事执行不得超出刑事法律文本文字可能含义，具有逻辑性。但刑事法律文本文字的可能含义是什么，则不是逻辑性能够解决的问题，而需要经验性才能解决。司法人员和执行人员需要根据刑事诉讼程序归纳、总结、提炼民众关于刑事法律文本文字可能含义的共识。这一归纳、总结和提炼民众共识的过程就是经验性的，而不是逻辑性的。第二，刑事司法和刑事执行方案的最终确定需要经验性。刑事法律与宪法相比其规范的涵摄空间相对要小，但也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在确定刑事法律文本文字可能含义后，刑事法律文本文字可能含义与具体案件事实和执行方案的对应关系在一定情况下也会有多个选项。此时，在确定其中的一个选项作为刑事案件的最终处理结论和执行方案时，就不是逻辑性所能够完全解决的问题，而是需要依靠经验性才能解决，需要司法人员和执行人员根据刑事诉讼程序归纳、总结、提炼民众关于选择哪一个选项作为其最终定性结论和执行方案的共识。此时需要司法人员和执行人员根据刑事诉讼程序提炼民众关于该政策在其中该如何发挥协调作用的共识。

总结

经济学的基本逻辑范文第8篇

关键词：资本论；价值；劳动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30-0010-01

中国政治经济学界一贯认为，《资本论》是一个逻辑严密、洋洋大洒的学术体系。《资本论》从商品价值出发开始分析，从商品价值到生产价格，从劳动价值到剩余价值，从剩余价值的创造到剩余价值的分配，三大卷一气呵成，一度成为中国经济学界学术标准，其思想养育了几代中国经济学人，即使在西方经济学攻城略地的今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仍然在中国占有非常重要的一席之地，它仍然是几乎所有财经专业基础课程，成为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进入经济学殿堂的敲门砖。按理讲，经过如此众多学者审核和认可的理论体系，如此重要的一门基础课程，其逻辑应当极为严密而没有明显缺陷。但仔细考察《资本论》的逻辑之后发现，《资本论》在逻辑起点上却存在着致命缺陷。

《资本论》的基础与出发点是商品价值理论，有两个基本命题：

（1）商品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

（2）劳动创造商品价值。

这两个命题是《资本论》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石，后面的一切理论皆从它进一步推演而出。如果我们将上面的命题（1）代入到命题（2）里面，就可以得到下面的命题：

（3）劳动创造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

命题（3）简化之后就是：

（4）劳动创造劳动。

这个命题显然是一个同义反复，在逻辑上是百分百正确的，逻辑学上通常称这类表达式为重言式。这个逻辑重言式虽然在逻辑上完全成立，但是却并不产生新知识。一个不产生新知识的命题作为逻辑起点，显然无法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理论大厦。这成为《资本论》真正的致命弱点，甚至有可能成为摧毁所谓的《资本论》逻辑严密性的致命一击。

实际上，我们可以替换命题（1）与（2）中的劳动为一个逻辑变量X，即：

（5）商品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X。

（6）X创造商品价值。

将（5）代入（6）之后得到：

（7）X创造X。

按照《资本论》中劳动价值论的逻辑，当我们把商品中包含的任意因素X定义为商品价值之后，就可以进一步断定X创造了商品价值。下面举两例，如果X表示碳12，那么我们可以说：

（8）商品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碳12。

（9）碳12创造商品价值。

由于碳元素存在多种同位素，因此我们为有确定结果指定碳12为商品价值的载体。按照《资本论》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对于商品价值的定义和价值创造的基本命题，我们说碳12创造商品价值也是可以成立的。理解上述推理的关键是商品价值的定义，当我们把商品价值定义为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碳12之后，当然就是碳12创造商品价值了。但这可能不符合事实，因为这样一来就使得有价值的商品必须是有机物（含碳元素），无机物就不可能成为有价值的商品了。为此，我们可以做如下改进：

经济学的基本逻辑范文第9篇

[关键词]“后危机时代”；《资本论》；经济伦理思想；“《资本论》的逻辑”；全球经济伦理重建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4）11 ― 0005 ― 03

[收稿日期]2014 ― 10 ― 20

[作者简介]董伟武（1967―），男，河南驻马店人。法学博士，副教授，从事伦理问题研究。

随着世界经济进入“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伦理重建在“漫长的阵痛与孤寂”之后再次为人们所重视。而正是这一“需要”使蕴藏着巨大经济伦理力量的《资本论》“复魅”。从思想和逻辑的双重维度挖掘《资本论》的“伦理面”，无疑对“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伦理重建大有裨益。

一、《资本论》的经济伦理思想与“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伦理重建

（一）《资本论》的“伦理面”

《资本论》问世以来，人们更多地把她看作“政治经济学的经典之作”或“马克思学说的经济学部分”或“马克思哲学的案例分析部分”，也有把她看作“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之作”或“辩证逻辑学的经典运用”，只有为数不多的人把她看作一部“经济伦理学著作”，造成这一结果或许是“历史选择之误”。事实上，《资本论》不仅放射着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之光，同样也放射着解放全人类的伦理之光。《资本论》的“伦理面”主要体现在“《资本论》自始至终都贯穿了对资本主义经济生产过程的伦理分析和批判”〔1〕上。《资本论》从资本主义社会最司空见惯的“商品”出发，抽丝剥茧，发现了剩余价值规律，揭示了工人阶级苦难深重的社会根源，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在的反伦理本质，形成了“从主观上分析批判资本所产生的经济关系和伦理关系”〔2〕又相对于“从客观上考察分析资本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历程”〔3〕而独立存在的另一条主线。

（二）《资本论》的经济伦理思想

马克思通过《资本论》完成了对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经济伦理思想的批判与清算，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过程及其所体现的生产关系的伦理析评，以及对未来社会经济伦理的粗线条刻画，并借此整体性地阐述了自己的经济伦理思想。

首先，关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伦理批判。针对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所竭力维护的“资本主义制度是最能体现和保证自由、平等的制度”，马克思一方面承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作为纯粹观念，平等和自由仅仅是交换价值的交换的一种理想化的表现；作为在法律的、政治的、社会的关系上发展了的东西，平等和自由不过是另一次方的这种基础而已。而这种情况也已为历史所证实。这种意义上的平等和自由恰好是古代的自由和平等的反面。古代的自由和平等恰恰不是以发展了的交换价值为基础，相反地是由于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毁灭。而现代意义上的平等和自由所要求的生产关系，在古代世界还没有实现，在中世纪也没有实现。”〔4〕另一方面又指出“交换价值制度，或者更确切地说，货币制度，事实上是自由和平等的制度。但是，在更深入的发展中所出现的矛盾，是这种所有权、自由和平等本身的内在矛盾即混乱。它们有时转变为自己的对立面。”〔5〕

其次，关于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伦理批判。针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过程及其所体现的生产关系，马克思一方面肯定“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资本主义社会使人类支配和控制自然的能力大大增强；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了人与人之间全面而深刻的经济联系；在人与自身的关系方面，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了人的丰富的需要、满足自身需要的能力以及普遍的勤劳”〔6〕，另一方面又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关键不在于物化，而在于异化，外化，外在化，在于巨大的物的权力不归工人所有，而归人格化的生产条件即资本所有，这种物的权力把社会劳动本身当作自身的一个要素而置于同自己相对立的地位。”〔7〕

最后，关于未来社会经济伦理的科学预见。针对未来社会经济伦理，马克思在唯物史观基础上指出，不同于以“单个人的独立生产”为前提、以交换价值为生产目的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生产导致“反伦理”的异化运动，未来社会的生产活动则是以“共同生产”为前提、以使用价值为生产目的、消除了异化劳动的经济伦理实践。马克思认为，在未来社会人类将实现“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8〕。

（三）《资本论》经济伦理思想之于“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伦理重建

《资本论》的经济伦理思想对“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伦理重建的启示，至少有以下几点：

第一，西方政治经济学家受制于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逻辑前提，不可能提出彻底摆脱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彻底摆脱资本主义经济伦理虚假性的救世方案。从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再到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米尔顿・弗里德曼、保罗・萨缪尔逊等，这些马克思生前身后“天才式”的西方政治经济学家至今尚未找到一条彻底解决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并进而推动全球经济伦理向前发展的现实道路，而且永远也不可能提出，因为他们无一例外地从一开始就走进了理论的“死胡同”。 因此，“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伦理重建需要跳出西方政治经济学家的藩篱，另辟蹊径。

第二，资本主义制度在没有终点的“两大运动”的“赛跑”中求生。迄今，资本主义制度下仍然呈现出不断进步的科学技术所带来的资本全球化运动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异化全球化运动的“赛跑”。前一运动不断为资本主义肌体注入强心剂与营养液，发挥着“保命”、“保鲜”甚至“无限成长”的功效，而后一运动则使全球范围内充满资本主义“非人化”的伦理罪恶，迫使人类形成反资本主义制度的“全球联合”。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就是这两大运动“碰撞”的结果。而这种“碰撞”所带来的巨大灾难不断坚定着人类在全球范围内彻底抛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决心与意志。可以预见，资本主义制度必将在肌体“无限膨胀”和人伦“意义衰竭”之后走向“自我毁灭”。因此，“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伦理重建需要在自觉结束这场“赛跑”中寻求新生。

第三，《资本论》为人类设计了新的生产方式和与之相适应的经济伦理关系。相比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马克思的高明之处在于：《资本论》不仅仅尊重工具理性，也尊重价值理性。换言之，《资本论》既尊重经济活动的内在规律，又尊重经济活动的“为人”伦理。马克思正是洞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内在的“疯狂物欲”与“无视人伦”之间的尖锐矛盾，才作出“两个必然”的历史性结论。马克思所提出的“以使用价值为生产目的”、“以‘共同生产’代替‘单个人独立生产’为方式”、“产品视为‘共同财富’”的未来社会经济运行过程，是一个彻底消除生产异化、实现人类自由个性的经济伦理方案，值得“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伦理重建付诸实践。

二、“《资本论》的逻辑”与“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伦理重建

（一）“《资本论》的逻辑”

列宁曾说过：“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这一问题。”〔9〕“《资本论》的逻辑”自列宁提出以来，学界也一直在探讨这一问题，并试图解决时代的现实问题。苏联的教科书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形成于其政治经济学研究之前，“《资本论》的逻辑”是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的“案例分析”与“现实应用”。而有些学者则认为，从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大量手稿中可以看出，正是在对资本统治的经济矛盾进行长期、系统的研究过程中，马克思的辩证法才逐步深入和成熟，并内植于《资本论》之中，形成“《资本论》的逻辑”。事实上，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和“《资本论》的逻辑”是一个互补、呼应与共生的运动过程，不能也不必剥离为“两个运动过程”，正如马克思从来也没有试图将理论研究赶出现实运动或者将现实运动脱离理论研究一样。

而理解“《资本论》的逻辑”，可以借助马克思《导言》中的研究方法说明。马克思在《导言》中指出了逻辑的两条道路：第一条道路从“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10〕开始，“通过更切近的规定”〔11〕“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12〕，并概括为“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13〕；第二条道路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14〕。“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15〕“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16〕《资本论》从商品这一逻辑起点出发，逐步揭示货币、资本、工资、利润、地租等范畴，发现剩余价值规律、资本积累规律、经济危机理论等，更多的是采用了逻辑的第一条道路，同时又兼顾了两条逻辑道路的统一。这就是马克思的“《资本论》的逻辑”。

（二）“《资本论》的逻辑”的实质

“《资本论》的逻辑”的实质，就是马克思的“辩证逻辑”（dialectical logic）。正是马克思辩证逻辑的方法论原则，使得《资本论》得以深入到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本质性维度，成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17〕。而马克思的“辩证逻辑”是在扬弃黑格尔“思辨逻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列宁曾说过：“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1章。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18〕由此也可以窥见黑格尔“思辨逻辑”与马克思“辩证逻辑”的内在联系。

而黑格尔认为：“逻辑思想就形式而论有三方面：（a）抽象的或知性的方面，（b）辩证的或否定的理性的方面，（c）思辨的或肯定的理性的方面。”〔19〕这就意味着，通往思辨逻辑需要两个台阶：知性的逻辑（抽象的逻辑）和辩证的逻辑（“否定的理性”的逻辑）。这里，黑格尔把被形式逻辑抛弃的“对话”予以恢复。但这一恢复不是简单的复归，而是将“对话”本质地指向上帝（绝对精神）的自我对话。绝对精神因自身的矛盾而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现实的自然界、人类历史、人类的精神现象都是绝对精神在不同阶段上的表现，整个历史进程就是绝对精神有目的地实现自身逐渐生成的过程。黑格尔通过绝对精神使自己的逻辑走向了神秘主义的思辨哲学。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德文第二版的跋中所说：“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没有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 〔20〕马克思不仅意识到了这一问题，而且成功地改造了黑格尔的思辨逻辑，形成了自己的辩证逻辑，并在《资本论》中加以运用与体现，这就是列宁所体悟到的“《资本论》的逻辑”。辩证逻辑包括辩证否定、对立统一、逻辑与历史一致、从抽象到具体等原则。“《资本论》的逻辑”正是通过这些具体原则体现出来的。

（三）“《资本论》的逻辑”之于“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伦理重建

“《资本论》的逻辑”对“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伦理重建的启示，至少有以下几点：

第一，“《资本论》的逻辑”能够为“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伦理重建提供科学的批判工具。马克思的“辩证否定”是“《资本论》的逻辑”的重要内容，它突破了“知性逻辑”的概念思辨局限，也突破了康德的“二律背反”中“有对立，无统一”的缺陷，更突破了黑格尔“思辨逻辑”的神秘主义倾向，为人类科学地对待一切事物提供了批判工具。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使世界经济经历了一次漫长的痛苦煎熬。残酷的现实促使人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经济危机――这一资本主义“癌瘤”――不是在好转，而是在日益加重，在弥漫整个全球。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和信用危机，迫使人们更加重视“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伦理的科学化重建，而马克思的“辩证否定”则无疑为满足此现实需求提供了重要的批判工具。通过此工具的批判，一方面能够使人们看到此次危机巨大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也能够使人们看到危机推动了人类历史的进步，推动了世界历史从资本主义时代向共产主义时代过渡的历史必然性。

第二，“《资本论》的逻辑”能够为“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伦理重建提供有力的分析框架。马克思的“对立统一”是“《资本论》的逻辑”的核心内容，它为人们提供了解释事物变化发展的真正钥匙。这次世界经济危机让西方众多的经济学家一筹莫展，他们所做的理论上的解释显得如此苍白无力，他们不得不把昔日被他们“漠视”的《资本论》从书架上取下来认真研读，试图从中找到危机的根源和治愈危机的方案。而马克思的“对立统一”思想，无疑能够为他们提供科学的分析框架，找到此次经济危机真正的制度根源，关键在于他们有没有勇气去承认、去揭示、去实践。“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伦理重建客观上要求人们必须消除一切产生经济危机的异化根源，采用真正“为人”的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对立统一”则能够充当人们查找异化根源的“探测仪”。

第三，“《资本论》的逻辑”能够为“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伦理重建提供可靠的认识论指引。马克思的“逻辑与历史一致”和“从抽象到具体”是“《资本论》的逻辑”的认识论内容。“逻辑与历史一致”要求理论的逻辑进程与客观现实的历史发展进程相一致，要求科学理论的逻辑进程与关于对象认识发展的历史进程相一致。正如恩格斯所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21〕，“从抽象到具体”则是“《资本论》的逻辑”的主要运思方法，是理论如何科学地“返回”实践的生动实验，值得人们去效仿、去实践、去发展。“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伦理重建需要遵循马克思的“逻辑与历史一致”和“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论指引，真正做到理论与实际的有机的整体性结合。

三、结 语

事实告诉人们，全球经济危机，不单单是一场经济领域的严重“结构紊乱”，也是一场世界性的严重“伦理失调”。尽管当今世界充满了利益博弈、制度分歧和文化冲突，但这不足以阻挡住历史前进的步伐。全世界信仰历史进步主义的人们应该更加自觉地顺应历史潮流，充分汲取《资本论》经济伦理思想和“《资本论》的逻辑”中的丰富营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反对各种形式保护主义，坚持平等，坚持共同安全，坚持共同发展，坚持合作共赢，坚持包容互鉴，坚持公平正义，努力推动“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伦理思想的重构和国际经济伦理秩序的重建。

〔参 考 文 献〕

〔1〕〔2〕〔3〕〔6〕李志祥.《资本论》也是一部经济伦理学著作〔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1，（02）.

〔4〕〔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97-104.

〔5〕〔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478-360.

〔9〕〔18〕列宁全集（第5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290-151.

〔10〕〔11〕〔12〕〔13〕〔14〕〔15〕〔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4-25.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95.

〔19〕黑格尔.小逻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172.

经济学的基本逻辑范文第10篇

一、 逻辑起点的特征

从的角度讲，逻辑起点指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全过程出发点的概念、范畴或判断，也叫做上升的起点。

逻辑起点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它的实质表现为该体系中最抽象、最一般、最简单的思维规定。

第二，它是自己所处体系中的直接存在物，即它必须是不以该体中任何其他范畴中为中价的前提的范畴。而任何其他范畴反倒必须以它为基础和依据。

第三，它应该揭示"细胞"形态的内在矛盾以及对象整体的一切矛盾萌芽。即是说，起点范畴本身所包含的矛盾是整个范畴体系运动、的内在动力和源泉，整个体系不是这些矛盾在各种条件下合乎逻辑的“生长”和运动。

第四，它与形式逻辑系统中的公理不同，它既不是任意的和暂时承认的东西，也不是随便出现和姑且假定的东西，而是为后来的事物运动过程所证明把它作为逻辑开端是正确的。

第五，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讲，逻辑起点范畴作为它所在系统中的一个基本要素，同整个体系发生着多方面的联系。这种联系的方式如何，不仅规定着整体的本质，而且也规定着起点范畴在该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因此，要想确实弄清被确定的起点范畴的意义，就必须对整个体系展开多方面层次的综合性论证。①

二、审计理论结论的逻辑起点的四种比较有代表性的构想及其评价

第一种构想，以审计假设为逻辑起点构建审计理论结构，我们称以此为基础建立的理论结构为"假设导向型审计理论结构"。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审计假设是审计人员对那些未确切认识或无法正面论证的现象，根据客观的正常情况或趋势做出的合乎事理的推断。审计假设是演绎的先决条件。

以审计假设作为审计理论结构逻辑起点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许多学生主张以审计假设作为审计理论结构的逻辑起点，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主要受科学方式的。审计假设是前提条件，但不是推理的逻辑起点。审计假设是为实现审计目标而设立的前提，其实质是对审计主体、审计客体的一种时空限定。因此，审计假设只能是论证审计理论的基石，以它作为逻辑论证起点却有些牵强。

第二种构想，以审计本质为逻辑起点构建审计理论结构，我们称此为基础建立的审计理论结构为“本质导向型审计理论结构”。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只有准确地揭示事物的本质，才能把握审计理论的发展方向”。“只要正确地确立了审计的本质，也就顺理成章地确立了审计理论结构。”②

理论是对客观事物的本质的性的正确反映，然而把审计本质作为审计理结构的逻辑起点则有很大的局限性。首先，从逻辑学角度，审计本质不具备作为逻辑起点的基本特征。审计本质揭示的是审计这一事物更深层次的规律性，它不能成为逻辑起点；其次，从审计理论与审计审计实践的关系看，审计本质属于纯理性的范畴，以此作为逻辑起点构建审计理论结构易使审计理论脱离实践，使审计理论失去与外部环境的密切相关性。经济环境的变化，必然对审计产生影响。再次，把审计本质作为逻辑起点易造成审计理论内部结构离散与脱节。科学和完整的审计理论结构应该是结构严密，各组成要素相互连贯，浑然一体的。在这个结构中，要求具备一个具有一定内聚力、向心力的逻辑起点，通过它能把审计理论结构各组成要素有机地联系起来，形成一个有序的、严谨的整体。如果失去了这个逻辑起点，其他要素便无由存在。以审计本质为逻辑起点为逻辑起点却不具备这种功能。无论我们把审计定义为“查账认”、“过程论"或”"控制论"，审计的、程序并不会因此而不同。

第三种构想，以审计环境作为逻辑起点构建审计理论结构，我们称以此为基本建立的理论结构为"环境导向型审计理论结构"。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审计环境与外环境有机的总和，审计内环境决定审计的本质，从而决定审计职能；审计外环境决定审计目的。……审计目的、审计本质、职能与审计目标最终统一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审计环境中。"③

以审计环境作为审计结构逻辑起点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审计系统是社会经济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它的运行在很大程度上要受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由于审计理论来源于审计实践，审计实践是在一定社会经济、环境下，为满足一定的社会需要而发展完善起来的，因此，我们应该把审计理论研究的视野扩展到审计系统以外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中去。然而，把审计放在社会政治、经济、法律环境中来研究，并不意味着审计环境的审计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因为环境是指存在于系统之外的对研究系统有影响作用的一切系统的总和。研究审计离不开审计环境，同时，审计环境不是审计本身，它并不构成审计理论结构的要素。

第四种构想，以审计目标为逻辑起点构建审计理论结构，我们称以此为基础建立的理论经结构为“目标导向型审计理论结构”。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目标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④

审计目标是整个审计理论结构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要素，是所有审计理论的最补出发点。⑤笔者赞同这种观点，本文将对此具体。

三、审计目标是审计结构的逻辑起点

鉴于以审计假设、审计本质和审计环境作为审计理论结构的逻辑起点带有不同程度的局限性，笔者认为审计目标应该成为审计理论结构的逻辑起点，现具体如下：

第一，从逻辑学的角度看，审计目标具有作为逻辑起点的基本特征：首先，审计目标的确定并不是主观臆造的产物，它反映了审计过程中内在的必然联系，审计目标对审计这个人工系统的其他构成要素要决定或制约作用。审计因为需要而产生和，但审计本质一经形成，就相对稳定。审计目标的提出，应反映审计本质，并促进审计本质和职能的否则，就是不切实际的目标。其次，审计目标属于审计理论结构并居于起点地位，决定和制约着审计假设、审计概念和审计准则。审计假设在于对审计系统，同时审计系统又通过审计目标去适应外部环境，退即审计目标制约着审计假设。基本审计概念是为实现审计目标而界定的。审计准则是人们为了保证审计目标实现而制定的用来指导和制约审计主体行为的规范，即审计目标是制定审计准则的制约因素。由此可见，审计目标是审计理论的直接存在物，任何脱离审计目标需要而建立的审计理论结构及其要素是不的，再次，审计目标必须通过外部环境给予规定和说明，是审计发展的起点，具有主观见之于客观的特点。最后，审计目标包含了审计活动的“基因”，是审计活动中一切矛盾的“焦点”，是审计系统运行的导向机制，是审计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

第二，从系统论角度看，目标对行系统是至关重要的，按一定目标运行是一切系统所具备的基本特征。对审计这一人工系统来说，目标表明人们为什么要设计这一系统，目标是人工系统存在的前提，是决定系统其他要素的基础。因为人们只有有了某种需要才设计某一系统，为实现系统目标，必须以假设的形式对其环境进行抽象，以建立系统的教研运行机制。系统在特定环境下向某一方向运行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这就是原则（或准则）。可见，审计目标决定了审计系统应使用的和程度，是引导和制约审计行为的决定性因素，尤其在缺乏明确的可供遵循的审计准则时，审计目标也是审计行为的判别标准。同时，审计目标直接反映着经济环境的变化，审计受外部环境变化很大，而这种影响首先体现在对目标期望的调整和重新选择。如，较低经济发展水平，较简单的业务决定了审计目标主要是审查帐目有无错误和弊端；社会各界对财务报表依赖性的增强决定了审计目标主要是对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未来的盈利能力作出职业性判断等等。总之，作为引导审计行为导向的审计目标，构成了审计系统的出发点和归宿。目标对于系统的重要性决定了以审计目标作为逻辑起点的客观必然性，以此为逻辑起点构建的审计理论系统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稳定的和有序的系统。

第三，从审计计理论的性质看，由于审计理论与审计实践的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的关系，因此要求审计理论经必须密切联系审计实践。由于审计目标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产物，它是审计环境的需要和审计系统内在的本质的统一，而审计目标合理与否，又能及时受到实践的检验。因此把审计目标作为审计理论的逻辑起点能增强审计理论对审计实践的解释功能和指导功能，使审计理论日趋完善。总之，审计目标作为审计理论结构的逻辑起点是比较科学的。

审计目标是审计理论结构的逻辑起点，以此为基点构建审计理论结构的基本思路如下：审计目标--审计假设--审计基本概念--审计准则。审计目标要素处于该理论结构的最高层次，起头驾驭整个审计理论结构的导向作用。它直接与社会经济环境相联系，决定和影响审计系统的其他要素。在审计目标的指导相联系，决定和影响审计系统的其他要素。在审计目标的指导下，审计理论需要推理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审计假设。审计假设是根据审计目标的要求，对客观经济环境的合理推断。审计假设作为前提条件，支撑起审计理论结构。在审计假设的基础上，根据对审计实务的和提炼，提出审计概念。审计概念既承上依据审计假设，又启下指导审计准则的建立，审计准则直接指导审计实务。审计结构作为一个理论系统与审计所依丰存的社会经济环境还发生相互作用关系。审计环境对审计理论结构的作用关系表现为理论结构的构建必须适应环境的需要，并随着环境的变革而变革；审计理论结构对审计环境的反作用则表现在审计理论通过对审计实践的指导作用与解释作用不断改善环境之状况。

注释：

① 苏越：《科学发现中的逻辑方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P289-290。

② 转引自蔡春博士论文：《审计理论结构》，1991年34页。

③ 刘兵：《审计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及审计理论体系》、《审计研究》，1995年4期。

经济学的基本逻辑范文第11篇

从实体存在论到辩证存在论，黑格尔辩证法实现了对于资本逻辑存在论基础的哲学批判。黑格尔为《资本论》冲出资本逻辑的牢笼，实现彻底的资本逻辑批判提供了哲学先导。列宁指出:“在《资本论》中，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同一门科学，这种唯物主义从黑格尔那里吸取了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并发展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4］可见，《资本论》及其所建构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系是透视黑格尔哲学合理价值及其理论局限的重要依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强调，黑格尔“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1］112。这里所说的辩证法“一般运动形式”与马克思的早期论断是一致的:“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5］320可见，辩证法思维方式的伟大之处在于，它以独特的视角表征了人类固有的过程性和矛盾性存在方式。正如科尔纽所说:“不幸和努力是结合在一起的，没有这种结合，就没有深刻的生活。基督的形象就是这种结合的象征。这一思想构成了黑格尔体系的基础。”［6］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肯定黑格尔辩证法的理论功绩，就是强调了辩证法思维方式能够突破以往哲学对于人的实体化理解，而把人看作是过程性高于实在性、可能性高于现实性的特殊存在者。辩证法这种充满张力的思维方式无疑对于资本逻辑的实体存在论基础具有内在的哲学批判力量。马克思在充分肯定黑格尔辩证法的理论功绩的同时，也揭示并扬弃了黑格尔辩证法在批判资本逻辑方面的理论局限性。马克思指出:“黑格尔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他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他只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劳动是人在外化范围之内的或者作为外化的人的自为的生成。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5］320可见，揭示黑格尔辩证法对于资本逻辑批判的局限性，必须深入反思黑格尔哲学与国民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因为黑格尔辩证法的保守性体现在:它始终站在国民经济学的立场上来看待当时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下的矛盾关系。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明显对当时的国民经济学有着高度的理论认同感，“政治经济学就是从上述需要和劳动的观点出发、然后按照群众关系和群众运动的质和量的规定性以及它们的复杂性来阐明这些关系和运动的一门科学。”［7］204“这门科学使思想感到荣幸，因为它替一大堆的偶然性找到了规律。在这里，一切的联系怎样地起着反作用，各特殊领域怎样地分类并影响别的领域，以及别的领域又怎样促进或阻挠它，这些都是有趣的奇观。”［

显然，在黑格尔看来，国民经济学找到了隐藏在经济生活中的矛盾规律，进而显现了“思想”，并且使“思想感到荣幸”。这种“思想”就是黑格尔非常注重的矛盾发展原则或辩证法思想。因此，黑格尔在赞叹国民经济学的“天才发现”的同时，也自然暴露了自己与其理论立场的一致性。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与国民经济学有着深层的合谋关系。黑格尔“把帽子变成了观念”，表面上是还原了被国民经济学家实体化为商品的人类劳动的过程性，但是“人—帽子—观念”的三位一体模式隐藏的实体存在论模式却从未被真正突破，因为对于商品的观念式批判必然预设一个最高的实体性观念形态作为终极目的，本来欲加以过程性诠释的人在这个终极目的面前必然被再度实体化，观念化的人最终变成逻辑化的理念。结果，辩证法最具个性的否定性品质被黑格尔引向了非批判的纯粹概念思辨。因此，在把具体的人实体化的意义上，黑格尔与国民经济学家们的立场是一致的，只不过国民经济学家是把这一实体看作是商品，而黑格尔则把这一实体看作是观念和自我意识。马克思认为，“国民经济学由于不考察工人(劳动)同产品的直接关系而掩盖劳动本质的异化”［5］269。这种被“掩盖”了的“抽象劳动”的抽象性表现为:“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这种劳动不是满足一种需要，而只是满足劳动以外的那些需要的一种手段。……工人的活动也不是他的自主活动。他的活动属于别人，这种活动是他自身的丧失。”［5］270－271同样，黑格尔把具体劳动及其异化抽象为自我意识的劳动及其异化，但是这种劳动如果离开了其所依附的具体的人，就只不过是“无人身的理性”。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这里看到的不是一个用普通方式说话和思维的普通个体，而正是没有个体的纯粹普通方式。”［8］“用这种方法抽去每一个主体的一切有生命的或无生命的所谓偶性，人或物，我们就有理由说，在最后的抽象中，作为实体的将是一些逻辑范畴。”［9］所以，国民经济学的经济批判和黑格尔的哲学批判分别以实证和思辨的隐蔽方式“再现”了资本逻辑。国民经济学家们以经济学视角“再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人类艰难生存状况，即活劳动被商品化为死劳动。黑格尔以哲学思辨的方式“再现”了人类正在被抽象理性统治这一时代精神状况。但是，当他们或者把人看作商品化的存在、或者把人看作概念化的存在时，两者实际上存在着一种隐蔽“合谋”关系。不管是经济学批判还是哲学批判都没有真正触及人的存在与物的存在的根本差异，这也就没有从根本上对于资本逻辑展开真正的存在论批判，从而也就不可能跳出资本逻辑所构造的同质性的“物体系”。因此，拯救辩证法的批判本质、创新辩证法在资本逻辑统治时代的批判精神构成马克思哲学的重要任务。

二、马克思辩证法对于资本逻辑的存在论批判

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开始彻底改变人类命运，社会关系从借助温情脉脉的情感加以维系转变为借助冷冰冰的利益加以维系。于是，黑格尔时期“批判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过渡到马克思“批判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而马克思强调的“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所指认的就是资本逻辑以及建立在其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剥削体系。黑格尔对于人的本质的辩证诠释无疑对《资本论》的写作产生了重大影响，它决定了马克思对于资本逻辑的研究没有仅停留于对资本的发生现象加以科学的描述，而是始终保持着对资本逻辑的存在论批判。因为《资本论》对于资本逻辑的叙述不是科学实证意义上的经验陈述，而是哲学批判意义上的辩证叙述。所谓“辩证叙述”是指《资本论》的每一个概念都不只是抽象和孤立的经济学范畴，而是在经济学的外表下隐匿地表征着人类辩证存在方式的哲学范畴或存在论范畴。正如捷克哲学家卡莱尔•科西克所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显然是一种存在哲学，它只把经济范畴看作某一隐蔽本质的信号或符号，看作人的生存状况的信号或符号。”［10］124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认为《资本论》中经济学概念及由之所构建起来的经济学批判体系，其理论实质是建基于马克思新型存在论基础之上的哲学批判体系。如果德国古典哲学对于实体存在论的革命是近代哲学的基本趋势，那么在求索后实体存在论的存在论形态问题上，马克思给出了与德国古典哲学不同的解决路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诠释的存在论是一种新型存在论，它的提问方式和诠释模式与传统存在论有着实质性的差别。在《资本论》的手稿中，马克思通过资本主义经济问题的分析来展开他的新型存在论。在马克思看来，经济范畴关系背后所隐藏的是人的社会关系，或者说，经济问题的实质是社会问题，只有把人看作是社会性的存在，关于的人的经济存在才获得了解释的存在论基础。马克思指出:“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是不行的，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同表现出来的它们的自然次序或者符合历史发展的次序恰好相反。问题不在于各种经济关系在不同社会形式的相继更替的序列中在历史上占有什么地位。更不在于它们在‘观念上’(蒲鲁东)(在关于历史运动的一个模糊表象中)的顺序。而在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11］49可见，经济存在的基础是社会存在，这说明《资本论》的经济存在批判的动力来自于其背后的社会存在批判。马克思对于社会存在的强调是对于传统哲学所遵循的理论逻辑的颠覆，是对于社会存在论所遵循的实践逻辑的充分高扬。如果说哲学的旨趣在于建构关于一种对于现实世界的可能性理解，那么马克思哲学所追求的“可能性”是通过实践地批判和瓦解“现实性”来达到新的“可能性”的。传统哲学对于可能性的追求是通过理论化的概念系统重塑“现实性”，从而让不光彩和不神圣的“现实性”在哲学对于“可能世界”的建构过程中变得光彩和神圣，而这正是由传统形而上学固有的理论逻辑框架所决定的。面对现实世界的“不纯粹”和“不光彩”，马克思没有选择形而上学的理论逻辑路径，而是选择了挖掘“不纯粹”和“不光彩”的社会历史根源，特别是生产过程中的根源。因为在马克思看来，本来应该让人富有尊严且让世界“光彩”的人类劳动在生产过程中丧失了自身的审美向度，劳动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中变成了可以买卖的物，劳动所固有的感性对象性和内在超越性被商品、工资、资本等冷冰冰的理性实存所遮蔽，而后者作为实体存在论的现实形体，其本身就暴露了看似“光彩”的劳资关系背后所隐藏的“不光彩”的存在论秘密。

在《资本论》的手稿中，马克思明确指出，“人是什么”这一问题只能通过人的社会存在论基础来回答。“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11］25。可见，马克思总是通过社会关系和生产实践活动来理解人的存在，物质生产活动对于马克思哲学而言具有存在论意义，它使得人作为一种社会性和历史性的存在得以可能，而马克思对于人的社会性和实践性存在方式的强调，更是对西方以知识论为主导的存在论“视轨”的变革。当马克思以“社会观点”和“实践观点”去诠释人的存在方式及其与世界的关系时，按照美国哲学家蒯因关于存在论划分的观点来看，马克思开创的新型存在论已不是传统哲学回答“存在何以可能”的实体存在论，而是一种存在论的承诺。我们认为，马克思的“存在论承诺”是对人的“自由与解放何以可能”的“形而上性”承诺，从这一承诺出发，马克思重新审视现代人的存在方式及其非自由状态，批判一切阻碍人的自由与解放的羁绊。在这个意义上，《资本论》及其辩证法的“实践逻辑”形态为理解马克思辩证法“解放旨趣”的“形而上性”提供了内在支撑。通过打破传统形而上学理论地“言说”世界的存在“何以可能”的传统，马克思把人对存在的“言说”转变为人对自身存在方式的“承诺”。哲学存在论是人对自身理想性存在方式的守护和对人的自由与解放的超越性寻求。这种“守护”和“寻求”并不是书斋式的哲学思辨，而是不仅去现实地揭示现实生活中“资本的逻辑”对人的物化，同时去现实地批判和扬弃这种物化，从而把人的“形而上性”所“承诺”的理想存在方式在现实革命活动中实现出来。

经济学的基本逻辑范文第12篇

关键词：资本逻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谐社会；以人为本

中图分类号：F0-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7）04-0068-04

基金项目：

贵州省教育厅项目“新媒体环境下社会思潮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影响及对策研究”（2015SSD05）。

作者简介：

陈道武（1972- ），男，安徽无为人，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汪勇（1971- ），男，F州安顺人，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副院长，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思想政治教育的大众化。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马克思创立了唯物史观学说，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剖析了资本主义的本质及其历史的暂时性，进而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被共产主义社会所代替，从而科学论证了人类从异化的生存方式必然进入到人真正自由全面发展的生活方式。这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旨趣，也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总结果”。马克思这一思想对于当下中国人的生活模式的选择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一、资本逻辑的现实考量

就国际范围而言，当今时代是资本充斥世界每个角落、疯狂地追逐利润的时代，资本原则仍然是当代社会生活的主导原则。当代中国社会正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资本逻辑有其存在的客观必然性。中国经济发展取得成就也好，遇到问题也罢，都留下了资本逻辑深深的烙印。这就要求我们在承认资本逻辑的文明性的同时，不能不正视资本逻辑的负面效应。因此，我们要秉承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精神，对资本逻辑进行现实的考量，正确认识和科学利用资本，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供助力。从哲学的意义上看，也就是立于资本之“实”，求发展之“是”。[1]

1资本逻辑存在的客观必然性。中国社会主义并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而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接“脱胎”而来，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落后，这就要求我们吸取资本主义社会文明成果，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因为，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文明的标志，目前仍然是发展生产力最有效的方式。所以，我们不应否定资本，而需要接纳资本。正是基于这样的复杂背景，资本逻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存在是有着文本依据和历史依据的。首先，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层面看。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文中指出，共产主义社会是资本主义孕育产生的，是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而来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 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2]31因此，在现实生活任何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可见，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的“胎胞”中“脱胎”出来的。同时，马克思根据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把社会经济活动分为三种形式，即原始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形式、生产资料私有制形式、共产主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形式。这三种形式是人类社会发展经历了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是社会自身矛盾运动的结果，这是马克思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按照这一规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然是公有制经济生产方式，实行产品生产和计划经济的社会生产形式。然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不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带有旧社会的“痕迹”，且生产力相对比较落后，还不能实行“纯而又纯”的单一公有制经济形式。其次，从当前现实状况来看。我国的社会主义总体上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从极其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脱胎而来的，在很大程度上还带有旧社会的“痕迹”。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比较低下，无法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需要。因此，对于这一基本矛盾的解决，必须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指出，不能把贫穷作为社会主义的特征，与资本主义相比，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水平要更为发达。所以，我们必须对人类社会一切文明成果加以吸收和利用。当然也包括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3]373例如，社会主义可以借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手段，以及先进科学技术和先进的管理方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国情，中国要加快发展就不能抛弃市场经济，有市场经济就必须接纳资本。再次，从我国经济活动实践层面看。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与世界经济发展是息息相关的。因此，中国在世界经济活动中必须充分遵循资本运动的规则，积极利用资本逻辑的文明作用推动中国经济建设，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经济学的基本逻辑范文第13篇

模型的构造是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中之重，而数学是这种构造的基础，我们甚至可以理解没有数学理论保障的经济学模型就是空中花园，因而，对数学理论体系的认识是经济学研究中必不可少的内容，是贯穿整个经济理论的主干。

直觉主义是布劳威尔在数学中发展起来的一种观点。在他看来，康德的那种观点，即我们对连续自然数的概念源于时间直觉是非常值得认可的。我们对时间的直觉是指我们对一段时间的理解，这是从先验的包含短暂连续性的经验形式中得到的，而不是从特殊的经验细节那得到的。需要指出的是，布劳威尔接受了康德的空间直觉理论，却拒绝了康德认为的几何是基于我们先验的空间直觉的补充这一主张。他的这一看法，对数学的直觉主义概念的可接受性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这种重要性在于能将自然数视作为心智的一种构造，在后续的运算符的重复使用到的确定的方法中产生，考虑一个无限的构造，自然数整数N 是唯一确定的：这不是非同构的构造，每一个都有同样好的表征N 的方法。但一个无限的构造总被认为是一些产生的过程，而不是完全的构造。因此我们不能理解通过柏拉图式的方法量化对这些构造的元素的，当产生一个确定真值的陈述通过逻辑推导和无限多例子的真值的汇总。然而，我们必须通过已经被解释的方法去理解，当产生一个陈述，我们提出一个含有确定的了他的证明的标准。虽然在没有发现可证或不可证之前确定其真值。埚xA(x)的证明将包含产生证明A(n)的自然数n;坌x A(x)的证明将是可识别的运算当产生对于任意我们所导出的n都有的A(n)的证明。那意味着N 是确定的不意味着它是单一的、完全的、构造的，第一，没有关于如何延伸任意给出的有限分段N 的选择，第二，给出任意数学对象，我们总是充分地识别他是否能够通过连续运算到0 的重复使用而完成，因此它是否属于N。

直觉主义逻辑是阿兰德海汀为了给布劳威尔的直觉主义数学进行形式化而提出的符号逻辑。海汀的那种形式化包含直觉主义的命题和谓词逻辑、数学和分析，认为所有的逻辑理论都存在于一个大系统中。有关分析的部分，不仅在其本意的解释，而且是形式化的，而不是类似于经典的子系统。这种看法解释了在当时没有引起人们普遍兴趣的原因，因为它是没有根据的。客观地讲，海汀的形式化部分没有考虑到基本论证中的其他原则，这是不同于数学和逻辑部分的，形式化的语言以及忽视它们本意的解释能从这里提取到它们类似于经典的子系统，其中只有双重否定消除。无疑这是推动很多人去根据这些系统的一个定义特征去思考的原因。

二、经济理论的直觉主义逻辑的构成和要素

对于任何的理论体系而言，逻辑构造是必须的，缺少了逻辑构造，任何系统都是有懈可击的，是不完全的。因而，逻辑构造显得极为重要。直觉主义逻辑作为一种非经典逻辑，对经济学理论体系而言是一种新的构造模式，所以，对直觉主义逻辑的研究应该受到重视。

有关当前直觉主义逻辑形态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还在于它的构成要素以及形式。毕竟，在进行形式化时必然要涉及到它的要素及其构成。目前，它的形式化描述具体有树状形式和BHK 形式。而树状形式则是达米特等谈论克里普克和贝斯的观点时所概括出来的。一般来说，理解一种逻辑形式，至关重要的是把握其中的逻辑常项。因为逻辑常项可被看成是语句的主要运算符。它的意义主要是通过规定而来。这里的一个基本假设是，我们已知道什么算作为语句的那种构成的证据。对每个常项的说明都须坚持这一原则，即任何呈现给我们的构造，我们总能有效地识别它是否是给定陈述的证据。

在直觉主义逻辑中，逻辑常项可被归结为两组：一组是，和埚;一组是坌，和劭。这些逻辑运算符与经典逻辑的运算符可相互定义有所不同，它们有独立的构造属性。也就是说，这里更强调的是可确证性。由于在布尔代数中，满足和参与运算的逻辑连接词和是可被确认的。因此，从证据上看，逻辑常项、和埚的意义可被概括为：B的证据是任何能算作为A 或B 的证据的东西，它意味着对A 的确证或对B 的确证已被构造;AB 的证据是任何能算作A的证据和B 的证据的东西，这和布尔代数中AB 形式的公式的值同时满足A的值和B 的值一致，意味着对A 的确证以及对B 的确证已被构造;量项陈述埚xA(x)的证据是对某变量n 来说，任何作为陈述A(n)的证据的东西。类似地，坌xA(x)的证据是对任意的n 来说，能产生A(n)的证据的东西。

要指出的是，任何只包含常项，和埚的陈述的证据，都是一个计算或计算的有限集合。例如坌xA(x)的证据是我们能够识别的构造，即计算当被应用于任意的数字n 时，都能产生A(n)的证据。这样，证据就成为把自然数带进证据的运算。依照这一点，AB 的证据是这样一个我们能识别的构造当应用于A 的任何证据，它都会产生B 的一个证据。该证据就是将证据带入证据的运算。然而，如果把坌xA(x)的一个证据仅仅刻画成一个被应用于任意数n 都能产生A(n)的证据的构造或把AB 的一个证据刻画成一种将A 的证据转换为B的证据的构造，则是不确切的，因为当我们遇到一个证据时，我们还无权说能有效地识别它。因此，必须明确：算作为坌xA(x)证据的构造，只在于对每个n 来说，我们能够识别它产生了A(n)的证据;作为AB 的证据，只在于我们能够识别A 的证据成为B 的证据所要求的转变是有效的。

应特别提到对劭这个运算符的理解。劭A 的证据常被看成这样的构造，即当它应用于A 的任何证据时，都能识别它产生了一个矛盾的证据。可这是无法令人满意的，因为一个矛盾常被理解为陈述B劭B。这似乎是我们根据劭自身来定义劭的。可通过两种方法来避免这一点：一是选择一个荒谬的陈述，例如0=1，来认为劭A 的一个证据是A0=1 的证据。在这里，为了证实直觉主义的逻辑规则，就须允许，给定0=1 的一个证据，就能找到任何其它陈述的证据。这完全是可能的，因为我们有一套方法，能从0=1 来获得任意数学等式的证据。并从这容易地意识到我们能证明所有的数学陈述。一般来说，如果抛开数学陈述来考虑，那通过合理的推论来从0=1获得每个陈述就不非常明确了。但如存在疑问，则可把它看成这样的规定：我们将把0=1 的任何证据看成是存在的，同时也是任何其他陈述的证据。换句话，当用于原子陈述时，可把劭的含义看成由决定这些陈述真或假的计算程序来给出，然后对任何非原子陈述A 来说，把劭A 的证据定义成A劭B 的证据。这需再次承认，对一个原子陈述B 而言，给出B劭B 的一个证据，能找到任何其它陈述的证据。

三、经济理论逻辑构造的差异化

对逻辑规则的认识的不同，导致经济学逻辑构造以及形式化的差异化，这种差异化是重要的。因为不同的逻辑形式产生的不同的规则影响了形式化的过程和结论，这样就影响了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因此，对不同的逻辑规则的差异化的认识是需要的。

直觉主义逻辑极其别致的地方在于它是一种非标准的逻辑。因此，它和经典逻辑的关系成为当前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很多的探讨直觉主义逻辑的研究都关注过这个话题。例如，颜中军的论直觉主义逻辑对经典逻辑的挑战和许颖试论经典逻辑与直觉主义逻辑系统的排中律，都涉及到这一点。概括地讲，直觉主义逻辑和经典逻辑之间的差异具体表现为两点：首先，对排中律的看法不同。在经典逻辑中，排中律是构成其定理的重要基础。一个排中律公式的有效性断定取决于公式的值，当且仅当关于任何指派的变量都为真。这里的排中律被看成一种逻辑真理，其基础就是经典逻辑所奉行的二值原则。因此，在经典逻辑中，P劭P 被作为真理对待的。在这一公式中，无需证明哪个析取项为真的情况下就能确认P劭P 的值，因为经典逻辑的二值原则决定了这一析取式成立。直觉主义逻辑则与此不同，它在拥有矛盾律(劭A(AB))这一经典逻辑的情形下给排中律(A劭A)以否定，强调一个公式只有在确证成真或证据存在的情况下才能够确定其值为真。因此，对于经典逻辑的析取式P劭P 在指派任何变量值都为真这一结果来说是不正确的。关于排中律，直觉主义者认为，对于所有的推理式而言，要么得到它，要么得到它的否定这一推理的有效性和确定性是无效的才行。否则，就像布劳威尔认为的那样，排中律是从有穷的情形中抽象出来的，因此没有理由用它来描述无穷的集合。

经济学的基本逻辑范文第14篇

中图分类号：A8;B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1432(2000)04-0011-07

任何伟大的思想家，任何伟大的理论体系，都不可避免地存在局限性。这在任何科学领域中都是极其自然的现象。后人如果克服了前人的局限性，科学就能获得进步。

马克思是最伟大的思想家，《资本论》是一部宏伟的历史巨著；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资本论》也存有严重的局限性。解脱《资本论》的局限性是后人对这位伟人的最好纪念。

《资本论》的主要局限性是什么？有人认为，《资本论》的主要局限性是只研究了资本主义经济，没有机会研究帝国主义现象和社会主义实践。按照这样的认识，后人对其只能是“添砖加瓦”或“修枝剪叶”。事实上，《资本论》的主要局限性是其基础逻辑结构尚未健全。要复活和发展《资本论》的逻辑，必须从健全它的基础逻辑开始。

我国的改革发展到了今天，需要理论经济学的强有力支持。解脱《资本论》局限性的历史重任，已经落到中国理论工作者的双肩之上。本文作为这种努力和尝试，期望得到学术同仁的严格评判和指正。

一《资本论》的“基因”缺陷

《资本论》是从剖析商品开始的。马克思是把商品元素看作资本主义经济的“细胞”。“对资产阶级社会来说，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价值形式，就是经济的细胞形式。”[1]西方学者也认为：“马克思经济分析的特点是以相对主义为主导，并借助于遗传学和进化论的思想方法。”[2]

从现代生物遗传学到“克隆”技术的发展，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细胞核内的DNA结构（遗传基因）在控制生物发展上起到的决定作用。与之相似，经济细胞也有“DNA结构”。这种DNA结构不仅包含了宏观经济表象的全部“基因”，也控制着宏观经济表象的发展过程。而《资本论》的商品元素矛盾的逻辑结构是尚未完成的，这才是全部问题的根源！

为便于比较，下面同时列出《资本论》的商品元素矛盾的逻辑结构（图1）和笔者在其基础上延伸出来的逻辑结构（图2）。

附图{图}

通过比较图1与图2的结构，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样几点：

1、图1仅有Y轴左侧的X轴对称结构，没有Y轴右侧的X轴对称结构。图2则有X轴与Y轴的双向对称结构（这使人联想起生物细胞核内的DNA的双螺旋对称结构）。

2、图2的“商品”元素的矛盾结构比图1的“商品”二重结构要复杂，使用价值被分散了，并延伸到了Y轴的右侧。

3、“效用”与“需求”的概念在图2商品元素的矛盾结构中占据了稳定而重要的位置。经济学家感到长期困惑的“效用”与“需求”在《资本论》基础逻辑结构中的地位问题，总算有了合理的交代。

4、图1Y轴左侧的对称概念与图2Y轴左侧的对称概念有区别。图1中，“劳动”是“商品”的全部源泉。图2中，“资源”仅是“商品”的部分源泉；“商品”的全部源泉来自“资源”和“需求”两个方面。

5、图2是图1内在逻辑的延伸，是对图1的扬弃，不是单纯的否定。在方法运用和概念组合上，图2实际是对图1沿Y轴的模仿、影射、复制和发展。

经过图1与图2的比较，《资本论》的主要局限性就充分地显露出来了。马克思仅仅发现了商品元素矛盾逻辑的半个结构，而且这半个结构也是由特殊性质的矛盾组成的，不能代表从许多特殊矛盾中抽象出来的一般性质的矛盾。如果在不完整的商品元素矛盾的逻辑基础上建筑理论大厦，当然难免出现严重的局限性。如同遗传医学家一样，我们需要在《资本论》的“遗传基因”上彻底弄清存在问题的根源。

然而，《资本论》逻辑基础的局限性是如何产生的？图2是《资本论》逻辑的合理延伸吗？只要我们严格遵循马克思的研究方法，认真研究他在《资本论》严谨的逻辑语言中，为我们留下的重要线索。要回答上述问题实际并不困难！

二图1过渡到图2的八个逻辑问题

逻辑问题之一：《资本论》的使用价值概念存在自相矛盾吗？

马克思为我们留下的重要线索是使用价值的“释义矛盾”。这个逻辑学问题可以引导我们破译商品细胞的DNA结构，也是本文的出发点。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开篇对使用价值规定如下：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商品体本身就是使用价值。但他立即补充说：使用价值只在使用和消费中才实现。[3]

使用价值既然是商品体本身，它已经是实现的了，为什么使用价值又要到使用和消费中去实现呢？这明显地违反了形式逻辑的同一律和不矛盾律。我称之为使用价值的“释义矛盾”。[4]

使用价值是《资本论》中最原始、最基础和最重要的概念。如果使用价值不是单纯的概念，而是存在矛盾性的复杂的概念，是值得我们认真剖析的。

逻辑问题之二：使用价值存在二重性吗？

原来马克思无意中触及到的，是经济学界迄今都没有明确意识到的、使用价值概念的两种不同的涵义。

一种是具体使用价值，它表现为各种商品或物品对人的种种不同的具体有用的性质。具体使用价值是以商品的存在为前提的。因而也可以说，具体使用价值是以生产和供给为前提的，是待实现的、可能的使用价值。具体使用价值的本质特征是有用性，可以用有用性来代表。

另一种是抽象使用价值，它表现为各种商品或物品对人的抽象同质的有用性质。“可将各种不同的使用价值能为一个人所带来的生理、心理或社会的满足，称为‘抽象使用价值’……抽象使用价值构成各种使用价值的共同的质。”[5]在经济学中，抽象使用价值等于需求者建立在以往消费经验基础上的效用评估。抽象使用价值的本质特征是效用，可以用效用来代替。

这样，我们从理论上抽象出了两个有差异的使用价值的内容。经济学上的使用价值概念应该兼有这两个内容。把握经济运动的概念本身，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辩证矛盾性。辩证逻辑允许这种概念自身的矛盾性存在。这是释义矛盾产生和存在的客观基础。

所以，不仅劳动和商品有二重性，使用价值也存在二重性。马克思在无意中触及到了这一矛盾，却失之交臂！我们的历史责任是继承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对使用价值的矛盾体进行分解，健全《资本论》的逻辑基础。

逻辑问题之三：图1Y轴右侧存在对称的逻辑结构吗？

由于使用价值已经被分解为有用性与效用，我们必须扬弃具休劳动产生使用价值的逻辑推理；对《资本论》的商品元素矛盾的逻辑结构也需要进行调整。

首先，具体劳动提供有用品（含有用服务），有用品又是有用性存在的前提。因而具体劳动是有用性存在的必要条件。但具体劳动不是有用性存在的充分条件，有用性还依赖于需求者对有用品的具体评估。具体劳动也不能产生效用，因为效用是消费者的抽象满足。

所以，当使用价值被分解后，修正后的逻辑推理是：

具体劳动提供有用品；有用品是有用性存在的前提；需求决定有用性与效用。

于是，需求与效用的概念“名正言顺”地走入了《资本论》的基础逻辑结构。

然而，图1Y轴的左侧不能容纳有用性与效用。因为任何形式的劳动都不能完全决定有用性，也完全不能决定效用！为了给这两个重要的客观的经济概念寻求立足之地，我们唯有在图1的Y轴右侧建立一个可以决定有用性与效用的、以需求为基础的对称的逻辑结构。为此，需要提出和验证一系列的假说：

假说一、从常理推论，“劳动”与“需求”应该沿Y轴两端互相对称。

假说二、图1Y轴左侧有劳动二重性，我们假设Y轴右侧存在与之对称的需求二重性。[6]

假说三、图1Y轴左侧有劳动二重性的根源，我们也假设Y轴右侧存在与之对称的需求二重性的根源。

现在，将上述逻辑问题中提出的新概念和假说填入图1右侧，构成对称的逻辑图形如下：附图{图}

图3的左侧是《资本论》的逻辑结构，因为使用价值已分解，具体劳动只提供有用品，其余保持不变。图3的右侧是新增加的、尚处于假说的结构。需求与劳动、需求二重性与劳动二重性及两者的根源均采取对称设置。有用性依赖于有用品，两者必须相邻于Y轴。效用只好填补了唯一的空位。

逻辑问题之四：需求二重性的假说是否成立？

我们先来研究图3中的需求二重性假说。

需求一方面表现为对各式各样的有用品的具体需求。具体需求与有用品结合产生有用性。另一方面，任何需求又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抽象的同质的性质（生理和心理的一般满足），这种抽象需求形成效用。

我们看到在图3中，具体需求与有用性，抽象需求与效用自然地衔接；需求二重性决定着使用价值的二重性；两者和谐而融洽地共存。

另外，在图3Y轴两侧，需求二重性与劳动二重性也形成对称的关系。因此，笔者关于需求二重性的假说是成立的。

逻辑问题之五：私人需求与社会需求的假说可以成立吗？

需求二重性一定有其存在的基础。按照对称性要求，它应该是与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相对称的概念，也就是图3中的私人需求与社会需求的假说。

然而这一个假说是难以成立的！如果没有预算的约束，任何一个私人需求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品种上都可能是无限丰富多样的；而整个社会的需求也是丰富多样的。两者的丰富多样性相互重叠，难以区分。因而，私人需求与社会需求的概念根本不能构成有效的对立统一。另外，私人需求既可能有具体需求的一面，也可能有抽象需求的一面，这就与需求二重性发生了交错衔接。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彻底排除“私人”与“社会”的概念，转而采用“特殊需求”与“一般需求”的概念来替代。

需求首先具有特殊需求的性质，这是对各种特殊用品的具体的需求。需求同时又具有一般需求的性质，因为各种不同的特殊需求包含着一般的抽象的效用满足。

由于特殊需求与一般需求的概念与需求二重性自然地衔接，在图3Y轴右侧，构成了以需求为基础的完整的和谐的逻辑结构。

逻辑问题之六：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概念应该修正吗？

我们在需求上采用了特殊需求与一般需求的矛盾概念，而沿着Y轴与之相对的，却是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概念，图3的逻辑结构再次出现了不对称的情况。为了求得逻辑结构的完全对称。我们尝试在劳动上也采用特殊劳动与一般劳动的矛盾概念。这一调整与上述其它调整都反映在图4中。

附图{图}

采用特殊劳动与一般劳动的矛盾虽然是被动所为，却与劳动二重性衔接融洽。另外，也取得了意外的收获！特殊劳动与一般劳动的矛盾排除了“私人”与“社会”矛盾的制度特殊性，从而可以适用于对任何经济制度中劳动矛盾的分析，有利于从根本上克服把私有制或生产关系视为主要矛盾的错误倾向，符合辩证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逻辑问题之七：图4两端“劳动”与“需求”相互对称的假说是否成立？

我们最后来审视假说一。在前面，我们曾假设图3与图4两端的劳动与需求概念是对称的。其实，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其中“劳动”的概念值得推敲。“劳动”究竟代表“劳动力”还是“劳动过程”？“劳动力”只是单一要素，根本不能与“需求”对称；而劳动过程则必然包括了其它要素的参与，是要素的组合形态，劳动力只是诸要素之一。

即使“劳动”的概念定位在“劳动过程”上，“劳动”在相对的意义上说仍无法与“需求”取得对称。因为劳动过程并没有提供满足人类需求的全部物品。至少，劳动过程以外的各种自然物及自然空间（无论有无垄断）也是需求索取的对象。在资源与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的今天，地球上已经几乎没有任何“免费午餐”。因而“资源”（实为“可支配资源”）比“劳动”更有资格与“需求”相对称。为了取得逻辑上与需求的完全对称，我们必须用“资源”来代替“劳动”。版权所有

逻辑问题之八：图4Y轴左侧所有的“劳动”概念都应该被“资源”替换吗？

当我们在图4Y轴左端以“资源”代替了“劳动”之后，劳动二重性与劳动二重性根源的局限性就暴露无疑了。无论在哪一种含义上，“劳动”仅仅是某种或若干种特殊资源的组合形态。它们都不能取代“资源”概念所涵盖的，从全部特殊资源中抽象出来的一般的性质。所以，劳动二重性仅仅是资源二重性的特殊形态；劳动二重性的根源仅仅是资源二重性的根源的特殊形态。

因此，图4Y轴左侧所有的“劳动”概念都应该改为“资源”概念。由此，特殊劳动与一般劳动的矛盾转化为特殊资源与一般资源的矛盾，劳动二重性也转化为“资源二重性”。这种逻辑上的进一步调整才导致了图2结构的最终形成。[7]

图2右侧与图4相同，左侧表示：一切经济资源都具有二重性。任何一种资源，一方面可以作为一种特殊的具体资源来使用，提供某种有用品或有用服务。另一方面，任何一种资源都可能用于其它经济用途，都是社会资源总量的一个部分，从而又具有一般的抽象资源的性质，并由此形成资源价值（简称价值）。任何资源都具有潜在价值。任何一种有用品，在它的有用性转变为效用的同时，在它里面所消耗的具体资源就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抽象资源，它的潜在价值就获得相应程度的承认。

三如何解读图1与图2的逻辑结构

把《资本论》看作生命体，从“基因”的角度来研究《资本论》，是一种方法的尝试。我期待着学术界的热情指教。我在这里就如何解读图1与图2的逻辑结构再略谈一点看法。

任何生物体的单个细胞内部，都包含了这个生物体生长的一切遗传信息。《资本论》也是如此。图1既是《资本论》中单个商品细胞的矛盾逻辑结构，也是《资本论》描述的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逻辑结构。在图1中，劳动二重性是全部逻辑结构的枢纽。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的基本矛盾。这里不再重复与之相关的我们都很熟悉的分析了。

图2既是调整后的商品细胞的矛盾逻辑结构，也是描述所有形态的商品经济的基本经济矛盾的逻辑结构。资本主义基本经济矛盾的逻辑结构自然也包括在图2之中。

图2并不否认图1、图3和图4中Y轴左侧的矛盾。但那些矛盾都具有不同程度的特殊性，只在一定的特殊范围内有效，不能作为最一般的经济矛盾。比如，“劳动”仅仅是资源的特殊形态，私人所有只是经济制度的特殊形态，私人劳动仅仅是特殊资源与特殊制度的结合，因而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不具有最一般的性质，不能作为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

图2的辩证结构还告诉我们，任何经济制度的最基本的矛盾起码是同时沿X轴与Y轴对称的二维矛盾。图2表明：一切商品经济形态的基本矛盾是可支配资源与相对需求的矛盾，是资源二重性与需求二重性的矛盾。是有用性（与有用品不可脱离）与效用的矛盾，是物与人的矛盾。简单概括起来，是资源配置的矛盾（配置一词反映了需求与资源的相互制约关系，不是所谓的“计划”）。人与人的矛盾当然在资源配置中起重要作用，在特殊的条件下甚至起决定的作用。但长期的基本的经济矛盾不是制度因素，而是经济资源配置本身的经济因素。这也符合辩证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这对于我国经济制度的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图2沿Y轴的对称结构特别鲜明地说明了需求和效用在资源配置上的作用。与之相比，图1仅有Y轴左侧的结构。这种结构忽视了“需求”与“效用”的作用，自然会突出“供给”和“计划”的作用。计划经济的理论根源，就来自于这种一维性的逻辑结构。

图2并不排除劳动二重性的有效性，但它仅仅是资源二重性的特殊形态。马克思用劳动二重性这样的特殊形态代替了资源二重性这样的一般形态，也不了解需求二重性的存在，就不可避免地走向劳动价值一元论。因为从劳动出发，自然寻找到劳动二重性；从具体劳动出发，自然把有用性规定为使用价值而忽略效用和需求（具体劳动产生有用品，有用品是有用性存在的前提）；从抽象劳动出发，自然把价值全部归属于劳动。

当我们用资源二重性代替了劳动二重性时，价值归属于全部抽象资源，而不仅仅归属于抽象劳动。劳动力要素的特殊性是有效的，但其它要素，如管理、技术、土地、资本、环境等也有特殊性，其特殊性也是有效的。只有资源二重性这样的一般性质，才能代表全部价值的来源。

经济学的基本逻辑范文第15篇

[关键词]财务理论 逻辑起点 财务本金 财务目标

理论是系统化的理性认识，是对研究的客观对象的本质及其与周围环境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中表现出的规律性进行理性思维和高度抽象的结果。财务理论结构是人们基于对财务实践活动的认识，通过思维活动对财务理论系统的构成要素及其排列和组合方式所作的界定，其功能在于界定财务理论体系的覆盖内容与容量，揭示其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内在逻辑结构与层次关系，梳理财务理论研究的基本脉络，指导和推动财务实践的发展。

构建财务理论结构首先要解决如何确定逻辑起点问题。逻辑起点是构建一门学科理论体系和理论结构的出发点，即该学科理论体系中最基本、最抽象、最简单的一个理论范畴，它不仅是理论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对该学科其他理论要素的建立和发展以及整个理论体系的构建起着决定性作用。逻辑起点对理论结构有着直接的影响，不同的逻辑起点会形成不同的理论结构，构建财务理论结构首先必须正确选择逻辑起点。

一、构成财务理论逻辑起点的基本标准

1．逻辑起点必须具有内生性。首先它作为一个独立的财务范畴必须是理论体系的基本组成要素，不能置身于理论体系之外，其次它是财务理论最基本的出发点，是财务理论体系中其他理论建立的基础，所以它应当具备高度的内在逻辑性。只有这样，它才可能成为整个财务理论研究的主线，从而使整个理论体系具有高度的逻辑性和一定的拓展性和推演性。

2．逻辑起点必须具有可知性。作为理论研究的起点，需要其本身的可知性，如果研究起点本身就模糊，推理出的其他范畴就必然模糊，构建起来的理论体系也必然经不起实践的检验。

3．逻辑起点必须能够联系财务系统和财务环境。财务系统是一个由多要素有机构成的开放的信息系统，与财务环境之间存在着信息与能量的交换。但财务系统与财务环境之间进行信息与能量的交换必须要有一个中介，只有通过财务理论的逻辑起点的连接，才能从复杂的会计环境抽象出某些内容供财务系统处理；也只有通过这个桥梁建立起来的财务系统才是严密而有用的财务系统，由此构建起来的财务理论体系才是严密而科学的理论体系。

4．逻辑起点必须能够联系财务理论与财务实践。现代财务理论研究不仅注重规范性研究，更注重实证性研究，从而使现代财务理论更具实践性和可操作性。又因为财务理论是从财务实践中来，又反过来指导财务实践，并在财务实践中得到检验，从而不断完善和发展，这决定了财务理论的逻辑起点不仅要在财务领域起到出发点和统驭的作用，还必须将财务理论和财务实践密切联系起来。

二、当前学术界对财务理论逻辑起点观点的评述

1．本质起点论。“这种观点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我国财务理论初建时期。当时对财务的存废问题存在很大的争议，财务理论工作者在形成财务独立论的过程中，从财务的本质研究出发，奠定了财务理论的基石（郭复初，1997）。”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财务本质是财务理论要素中最一般、最抽象、最简单的一个。”、“本质是事务的内在联系，财务本质是财务活动区别于其他活动、财务管理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根本标志（张兆国、宋丽梦、吴卫星，1999）。”、“以财务本质作为研究财务理论的逻辑起点，正是理论结合实际，理性认识源于感性认识的体现（杨淑娥、王爱芳，2000）。”虽然财务本质体现了财务的内在规律性，是推理论证其他范畴的基础之一。但由于财务本质是一个纯粹的理论范畴，它不能联系财务系统与财务环境、财务理论与财务实践，并且它如同真理一样，无法让人们完全懂得，只能无限地接近，即不具可知性。因此不应将其作为逻辑起点。

2．环境起点论。 “环境决定一切，存在决定一切。财务目标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环境下人们对财务现象的一种认识，有什么样的财务环境，就必然有什么样的财务理论（陈兴述，2000）。”、“财务管理环境是对财务管理有影响的一切因素的总和。”、“有什么样的理财环境，就会产生相应的理财模式，也就会产生相应的财务理论体系（王化成，2000）。”但笔者认为将其作为逻辑起点是不合适的，因为财务环境只是研究财务理论的背景，是财务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外部条件，而不是财务理论本身的基本内容和基本要素。而且，财务环境虽具有可知性，但它不能将其自身与财务系统联系起来，更不能联系财务理论与财务实践，也不能推导出其他财务范畴。

3．假设起点论。 “任何一门独立学科的形成和发展，都是以假设为逻辑起点的，然而在财务学中却忽略了这一点”、“假设对任何学科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为本学科的理论和实务提供了出发点和奠定了基础（陆建桥，1995）。”由于财务假设是人们根据客观环境作出的主观设定，故财务假设具有联系财务理论和财务实践、联系财务系统和财务环境的功能，并且具有可知性。但它并不能推导出其它财务范畴，即不是财务理论的基础要素。因此将其作为逻辑假设也是不合理的。

4．产权起点论。 “产权作为一切经济制度的基石，对企业的经济行为起约束作用，财务管理作为意向经济管理活动，必然收到产权结构的制约，不同的产权结构形成不同的财务管理模式，可以说，产权结构决定了企业的财务管理，因此，研究财务管理应从产权结构着手（王仲兵，1994）。”但产权结构本身并不是一个财务范畴，无法从中推出其他财务范畴，更不用说对其他标准的满足了。

5．目标起点论。“任何管理都是有目的的行为，财务管理也不例外，只有确定合理的目标，才能实现高效的管理，我认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财务理论结构应是以财务管理的目标为出发点（王化成，1994）。”、“财务目标具有内生性，不是财务系统之外的范畴，而是财务理论中最简单，最基本的范畴。”、“理财目标能够很好地联系财务系统和理财环境”、“理财目标能够将财务理论和财务实践较好地结合（李胜楠，2002）。”

6．本金起点论。“所谓本金，是指为进行商品生产与流通活动而垫支的货币性资金，具有流动性与增值性等特点（郭复初，1993）。”、“本金是财务理论的基本细胞”、“本金起点论符合逻辑起点的基本标准，弥补了前述不同起点理论的种种不足（郭复初，1997）。”

三、构建新的逻辑起点——本金与目标双起点论

通过对以上各种不同起点理论的分析，笔者认为，应以财务本金为财务基础理论的逻辑起点，以财务目标为财务应用理论的逻辑起点，并将其联系统一在同一财务环境下来构建新的财务理论的逻辑起点。

1．财务本金是财务基础理论的逻辑起点。本金是为进行商品生产与流通活动而垫支的货币性资金，具有流动性与增值性等特点。本金的投入、产出与增值的过程是不断追求经济效率的过程，是本金的运动轨迹，也是财务资金区别于其他社会资金的规律性区别，由本金的概念可引出财务本质是本金的投入收益理论，从而贯穿与连接财务的内容、规律、职能、地位与作用等一系列概念与理论，即本金具有内生性，是推理论证其他财务基础理论范畴的基础。因此，将本金作为财务基础理论的逻辑起点是恰当的。

2．财务目标是财务应用理论的逻辑起点。首先，财务目标符合构成财务理论逻辑起点的四个基本标准，即：①财务目标是财务环境对财务系统的要求的反映，也是财务系统满足财务环境的要求的标准，因此财务目标能够联系财务系统和财务环境。②财务目标在理论上部分的决定了财务系统实现财务目标所需的保证系统，包括财务假设、财务原则和财务方法，在实务上引导着财务系统的运行，因此财务目标是联系财务理论与财务实践的纽带。③不同的客观环境决定了不同的财务目标，但这种目标是客观需要在人的主观上的反应，它能为人们所知，因此财务目标具有可知性。④财务目标也是推理论证其他财务范畴的基础之一。其次，财务目标理论是通过理论与实践、系统与环境的结合而形成的，它最能反映财务应用理论的行为目的。第三，财务应用理论包括行为理论和规范理论，而财务目标是行为理论的活动起点和终点；而规范理论的作用是约束和激励财务行为，使其达到行为目标；以目标理论为起点能使行为理论和规范理论之间构成相互联系、逻辑严密的财务应用理论结构。由此可以看出财务目标作为整个财务系统运行的导向，能够成为财务运用理论的最高层次和逻辑起点。

3．财务本金和财务目标最终都统一在人类社会生产实践活动中，统一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财务环境中。财务环境是研究财务理论的背景，是财务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外部条件，并且和财务目标共同决定财务对象。因此，将财务本金和财务目标统一在同一财务环境下来构建新的财务理论的逻辑起点才能构建起系统完整的财务理论。

4．财务理论结构的构建

双逻辑起点论不仅可以弥补其他起点理论的不足，而且可以扬长避短，充分发挥本金起点论和目标起点论的优势，使得以此构建的财务理论体系更加完整，内涵和层次更加清晰。现初步提出我国财务理论结构的框架构建：

财务环境

财务本金理论

财务基础理论

财务本质理论

财务职能理论

财务对象理论

财务环境理论

财务主体理论

财务假设理论

财务学科理论

财务发展史

行为理论

筹资理论与方法

投资理论与方法

收益分配理论与方法

财务目标理论

财务应用理论

规范理论

约束规范

组织规范

激励规则

主要参考文献：

1、 程德兴、王振玉.试论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经济转论，2001：3：11～13

2、陈兴述.论财务管理理论结构的逻辑起点与基本框架.理论探索，2000：7：8～10

3、郭复初等.财务通论.第1版.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212

4、李胜楠.试论现代财务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财会月刊，2002：1

5、陆建桥.试论财务假设.四川会计，1995：2

6、宋慧莉.财务理论逻辑起点及理论体系初探.财会研究，2003：2：32～34

7、王仲兵.诌议证券市场财务公开制度.黑龙江财专学报，1994：4

8、王化成.论财务管理的理论结构.财会月刊，20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