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文明建设综述范文

精神文明建设综述范文第1篇

乐清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5月26日下发《关于文明单位电子台账建设情况的通报》，要求我公司于6月25日前完成文明单位电子台账建设。为按时按要求完成文明单位电子台账建设，并以此为契机，将集团公司以精神文明为主要内容的全面发展进行一次全面地集中地展示，以提升集团公司的品牌影响力，并为进军省级文明单位创造良好的舆论基础，现就集团公司精神文明电子台账建设提出如下策划建议。一、电子台账内容（一）分为“荣誉篇”、“法人篇”、“发展篇”、“奉献篇”、“文化篇”、“党群篇”、“创建篇”、 “创安篇”等八个部分。（二）每部分由“文字综述”和“档案陈列”组成。（三）内容提要荣誉篇文字综述——集团成长历程简介档案陈列——公司各类荣誉陈列法人篇文字综述——董事长主要成就介绍档案陈列——董事长个人荣誉陈列发展篇文字综述——集团公司发展历程（创新、管理、质量、诚信、多元化等）档案陈列——相关材料（含重要的媒体报道）奉献篇文字综述——集团在发展中对社会的贡献（捐赠、助学、纳税、安排就业等）档案陈列——相关材料文化篇文字综述——反映集团企业文化建设档案陈列——相关材料（企业文化手册等）党群篇文字综述——

文字综述——介绍集团党建、思想道德建设、工青妇建设、构建和谐企业情况等档案陈列——相关材料创建篇文字综述——集团创建文明单位的历程（或情况汇报）档案陈列——创建规划、方案、总结、申报材料、荣誉等创安篇文字综述——

文字综述——集团综合治理工作综述（综治、安全、环境、卫生、计划生育、环／安体系建设等）档案陈列——

档案陈列——相关材料二、人员分工（一）电子台账的文字、图片材料等内容由公关部负责组织（1）八篇综述文章的写作分工是宣传处长邱××负责“文化篇”、“党群篇”、“创建篇”、“创安篇”四篇文章的撰写；

内刊主编宋××负责“荣誉篇”、“法人篇”、“发展篇”、“奉献篇”四篇文章的撰写。（2）档案陈列资料由宋××搜集整合。（3）公关部总经理张××栋负责组织、审核、统稿。（二）电子台账的网络技术由信息部负责。网页设计制作等由技术员夏××负责，信息部总经理罗×组织、协调。三、时间要求所有文字及档案材料于6月20日前完成；网页设计制作及其他网络数据等于6月24日前完成，并报请集团有关领导审核同意；6月25日前完成与乐清市文明办的联络并实现网络连接。(本策划供领导参考)    策划人：集团公关部　宋××      2005年6月6日

精神文明建设综述范文第2篇

文字综述——介绍集团党建、思想道德建设、工青妇建设、构建和谐企业情况等 档案陈列——相关材料 创建篇 文字综述——集团创建文明单位的历程（或情况汇报） 档案陈列——创建规划、方案、总结、申报材料、荣誉等 创安篇 文字综述——

文字综述——集团综合治理工作综述（综治、安全、环境、卫生、计划生育、环／安体系建设等） 档案陈列——

档案陈列——相关材料 二、人员分工 （一）电子台账的文字、图片材料等内容由公关部负责组织 （1）八篇综述文章的写作分工是 宣传处长邱××负责“文化篇”、“党群篇”、“创建篇”、“创安篇”四篇文章的撰写；

精神文明建设综述范文第3篇

乐清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5月26日下发《关于文明单位电子台账建设情况的通报》，要求我公司于6月25日前完成文明单位电子台账建设。为按时按要求完成文明单位电子台账建设，并以此为契机，将集团公司以精神文明为主要内容的全面发展进行一次全面地集中地展示，以提升集团公司的品牌影响力，并为进军省级文明单位创造良好的舆论基础，现就集团公司精神文明电子台账建设提出如下策划建议。一、电子台账内容（一）分为“荣誉篇”、“法人篇”、“发展篇”、“奉献篇”、“文化篇”、“党群篇”、“创建篇”、 “创安篇”等八个部分。（二）每部分由“文字综述”和“档案陈列”组成。（三）内容提要荣誉篇文字综述——集团成长历程简介档案陈列——公司各类荣誉陈列法人篇文字综述——董事长主要成就介绍档案陈列——董事长个人荣誉陈列发展篇文字综述——集团公司发展历程（创新、管理、质量、诚信、多元化等）档案陈列——相关材料（含重要的媒体报道）奉献篇文字综述——集团在发展中对社会的贡献（捐赠、助学、纳税、安排就业等）档案陈列——相关材料文化篇文字综述——反映集团企业文化建设档案陈列——相关材料（企业文化手册等）党群篇文字综述——

文字综述——介绍集团党建、思想道德建设、工青妇建设、构建和谐企业情况等档案陈列——相关材料创建篇文字综述——集团创建文明单位的历程（或情况汇报）档案陈列——创建规划、方案、总结、申报材料、荣誉等创安篇文字综述——

文字综述——集团综合治理工作综述（综治、安全、环境、卫生、计划生育、环／安体系建设等）档案陈列——

档案陈列——相关材料二、人员分工（一）电子台账的文字、图片材料等内容由公关部负责组织（1）八篇综述文章的写作分工是宣传处长邱××负责“文化篇”、“党群篇”、“创建篇”、“创安篇”四篇文章的撰写；

内刊主编宋××负责“荣誉篇”、“法人篇”、“发展篇”、“奉献篇”四篇文章的撰写。（2）档案陈列资料由宋××搜集整合。（3）公关部总经理张××栋负责组织、审核、统稿。（二）电子台账的网络技术由信息部负责。网页设计制作等由技术员夏××负责，信息部总经理罗×组织、协调。三、时间要求所有文字及档案材料于6月20日前完成；网页设计制作及其他网络数据等于6月24日前完成，并报请集团有关领导审核同意；6月25日前完成与乐清市文明办的联络并实现网络连接。(本策划供领导参考) 策划人：集团公关部　宋×× 2005年6月6日

精神文明建设综述范文第4篇

一、把握好续志时空的范围问题

《地方志工作条例》第三条对地方志书的定义作出规定，是指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这一定义至少圈定了志书的时限（历史与现状）、空间（本行政区域）、内容（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性质（资料性文献）四个方面问题。前志（指首轮志书）是统合古今，从事物的发端开始记述，记述本行政区域内的事物。续志的记述时限与空间范围如何把握，是续志编纂的首要问题。

1、把握续志时限的范围。续修志书是相对前志来说的，是前志的承接与延伸，其上限一般承接前志的下限。但是它并非都是统一规范的，有些续志是承接前志下限，有些是与前志交叉。续志的上限是与前志承接，还是与前志交叉呢？从续志编修实践看，存在三种情况：

（1）以前志下限的次年作为上限。续志内容承接前志，从前志下限的次年开始记述。对于某些特殊事物，为保持其完整性，可以适当上溯，有的上溯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有的上溯至事物的发端。这些上溯的事物要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妥当的处理，如把某些上溯的事物放入篇章的无题小序中，作为背景资料介绍。这种承接前志下限的方式，在续志中用得较多。它的好处是：成书快，节省人力、物力、财力；减少与前志的重复，把有限的篇幅用于记述20年来的事物。

（2）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上限。续志内容不承接前志，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记述。这种承接方式，在续志中也有一些。它的好处是：全面系统地记述改革开放的历程与取得的成绩，避免割裂事物的联系，方便读者查找利用。运用这种承接方式，需要采取一些办法尽量减少与前志的重复，少量重复是不可避免的。

（3）以行政区域变动的年度为上限。续志内容不承接前志，从行政区域变动的年度开始记述。如20世纪90年代撤县建市比较频繁，撤县建市的地区，市志与县志接不上，可以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建市之前的资料，作为背景资料载入，其他从建市之年开始记述。这种承接方式，在续志中用得较少，主要运用于区域有变动的地区。

至于续志的下限，《地方志工作条例》没有作出具体的规定，只要求每20年左右编修一次。各地续志的下限如何选定，应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结合前志完成的年份和下限确定。如前志下限断至20世纪80年代，续志下限以2000年为好；前志下限断至20世纪90年代，续志下限宜选择2005年或2010年。

2、把握续志区域的范围。地方志书是记述本行政区域内各方面的事物，不越境而书。不越境而书，就是不超越规定的行政区域范围记述事物，这是前志编纂的一个原则。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化，经济全球化的加快，国内外、境内外的交流日益增多。出现一些外地区来境内打工或办企业的，对本区域经济发展作出贡献，属于境内发生的事情，记述是理所当然的。同时还出现境内经济社会各方面向外渗透的情况，特别是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在境外、国外的活动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境内人员跨境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党政机关领导的跨境活动，如跨境参观考察、招商引资、经济合作等；二是企业人员的跨境活动，如跨境设立分支机构、原料采购、产品推销、投资创业等；三是居民个人的跨境活动，如跨境打工创业、举办展览、国外求学等。经济的外向度、人口的流动化是当今社会的发展趋势，续志记载跨境活动正是顺应这一历史发展的趋势，解决了把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地经济社会向外渗透的各方面记载入志的问题。这种记述没有违背地域原则，而是对地域的延伸，不能视为越境而书。

二、把握好续志内容的重点问题

续志是前志的延伸，没有必要过多重复前志的内容，但也不能完全排斥复载。对前志所记的一些基本情况、名胜古迹、名优产品和在本地的特色事物，可以复载；对一些没有变化或变化不大的事物，如自然环境、建置沿革、风俗、方言、、文物等，可以从略记述，不能完全舍弃；对一些发展过程介于两轮志书时限之间的事物，必须上溯；对一些前志下限之后发生的新事物，续志要作重点记述。与前志相比，续志应重点把握以下三个方面内容的记述。

1、把握改革开放内容的记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把国企改革正式列入改革的重点。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改革开放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由过去的突破旧体制转向建立一个新体制。1997年，党的十五大召开，改革开放进入深化阶段，与之配套的各项制度不断完善。改革开放的进程可分为发动与起步（1978～1984年）、展开与发展（1984～1992年）、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1992～1997年）、攻坚决胜（1997～）四个阶段。改革是全方位的，是一场全面的、深层次的、动态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革命。改革开放的发动与起步阶段在前志已有记述，但不够系统和详细。因此，续志要重点记述改革开放，反映时代的变革特点，写出改革的原因、主要进程、主要方面、主要措施、主要成就以及存在的主要问题。不能详结果，略过程；也不能只写成绩，不写问题。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情况、新经验、新问题，续志也要作重点记述，必要时可以附记一些改革开放的实施办法与专题调查。

记述的方式有三种：一是集中设置“改革开放”或“体制改革”篇章记述；二是分散在各篇章记述，但要在章、节标题上显示出来，如果不显示出来，就没有改革开放的位置，改革开放的内容就难以记入；三是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记述方式。

2、把握精神文明建设内容的记述。编修前志时，关于志书是否写精神文明、精神生活、意识形态之类，曾有过激烈的争论。有些人从重要性出发，主张写；有些人则认为有很多困难。不管怎么说，前志在这方面写得较少，但普遍反映了“五讲四美三热爱运动”，这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开端。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颁发后，一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群众运动在全国各地开展起来。各地分别成立了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简称文明办），中心任务是创建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行业，同时还临时性协助扫黄打非、净化文化市场、法制教育等。可见，精神文明建设在续志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是时代特征的标志。续志要作重点记述，包括各级党政机关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工作及其成果，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和开展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行业活动情况，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建设情况，典型的好人好事。

记述的方式有三种：一是集中设置精神文明建设篇章记述；二是把未归入专门篇章记述的精神文明建设内容分散到相关篇章记述；三是集中设置精神文明建设篇章记述，然后把难以归入专门篇章记述的内容分散到相关篇章记述。

3、把握社会问题内容的记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面貌发生巨大变化，各行各业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同时，由于许多改革措施都是在探索中前行的，以及受国际环境等因素影响，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许多社会问题。如工人下岗问题、干部腐败问题、农民负担问题、治安问题、流动人口问题、贫富差别问题、社会结构问题、婚姻家庭问题、老年人问题、妇女问题、青年问题、物价问题、住房问题等等。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法制建设的日臻完善，党风廉政建设的不断加强，这些问题都得到有效的整治和好转。前志记述社会问题很少，即使有少量涉及，也是从部门工作的角度来写，如劳动部门安排了多少人就业，住房管理部门解决了多少人的住房等等，根本看不清问题的全貌。这些社会问题都是存在的历史事实，续志要加强这方面的记述。记述的社会问题应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具有存史和使用价值的社会问题；二是已在媒体上公布，有公开定论，无特殊保密规定的社会问题。续志记述社会问题既要全面，又要突出重点。重点记述那些在当地影响较大、具有地方特点、群众比较关注的社会问题，以及一些当地党委和政府解决得比较好、具有代表性的社会问题。

记述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设置社会篇，集中记述一些社会问题，然后把不便于集中记述的问题放在相关篇章记述；另一种是全部分散到相关篇章记述。

三、把握好续志体例的创新问题

志书的体例包括体裁、结构、章法三个方面。前志一般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七种体裁，篇（编、卷）章节目结构，“横排竖写、述而不作”原则。续志要把握好体例的运用问题，不能完全沿用前志的体裁、结构、章法，需要在前志体例的基础上进行创新。

1、把握续志体裁的问题。在前志“述、记、志、传、图、表、录”七种体裁基础上，增加特载、专记两种类目。

（1）增加特载类目。特载是一种新闻报道体裁。年鉴为及时反映和保持重大事件的完整性，特别是为原文记述党委、政府工作报告等重要文献，使用了特载体裁，将某些重大事件全过程以及党政主要领导的讲话等文献资料全文载入。年鉴设置特载类目，收录的内容有重要的会议报告、重要的专访文章和特稿、重要的文献和法规、重大的活动和事件，可突破凡例规定的时限范围。特载类目在前志中尚未出现，续志有必要借鉴年鉴做法，增设这一类目，纳入一些需要完整记述的涉及全局的重要文献或重大事件。这些重要文献和重大事件弥足珍贵，传世价值高，垂鉴后世作用大，如果纳入篇章或收入附录，显得分量不够，有时因篇幅所限难以处理，以特载的形式收入，并置于志首，不仅丰富志书体裁，而且给重要文献、重大事件以显著位置，鲜明地体现时代特色与地方特点。

（2）增加专记类目。专记也称专题记述，是对志书篇章中因难以归类而没有记述，或因受志书体裁和篇幅限制而未能充分记述的事物、事件作专门记载。专记类目由专题资料、专题文章或专题调查构成。志书设置专记类目，可以起到详述典型、拾遗补缺、增强可读性的作用。专记被视为志书的一种体裁或一个门类，始见于前志，但运用很少。续志记述的是20世纪80年代或90年代以来的事物，期间出现许多社会热点问题和新生事物，如再就业问题、综合治理问题等，用专题记述更能反映事物的全貌。所以对独立性较强、所占篇幅太大、篇章不便完整记述的事物，续志应该设置专记类目记述。专记的写法与概述（总述）、综述相反，不是综合与概括记述。其特点：首先是“专”，一事一题，题外不书；其次是“全”，有始有终，因果分明；再次是“细”，表明关键，突出重点。记述要素有事由、政策、组织协调、运作、转化、结果、社会反响。专记的选题要严、挖掘要深。结构比较灵活，宜纵则纵，宜横则横，纵横结合，适合于分析、综合，较易写出发展过程。专记不能写成论文，不能用空话、废话、套话，要有较多的信息量和较高的信息密度。

专记类目的设置方式有三种：一是集中设置，把多篇专记集中在一起，放在志首或志末附录中的某个位置。集中设置的专题，数量比较少，内容比较复杂，篇幅比较大。二是分散设置，按照事物内容相联系的原则，把多篇专记分别附记于相关章节。分散设置的专题，数量比较多，内容比较简单，篇幅比较小。三是集中与分散的结合式，既集中设置类目记述，又在相关章节附记。

2、把握续志结构的问题。在大体承接前志篇（编、卷）章节目结构的基础上，采取升格、归并、创设等方式，调整篇目。

（1）升格篇目。随着时代的发展，有些事物不断发展壮大，在当地的影响越来越大。对这些事物，前志已有记述的，但又过于简单，续志要充实内容，从章、节、目等较低层次提升到篇、章、节等较高层次记述。如旅游业、茶业、陶瓷业和土地管理、环境保护等，续志应提高其规格，升格为篇章，从而更加突出地方特点和时代特色。

（2）归并篇目。随着时代的发展，有些事物变化不大或变化缓慢。对这些事物，前志已有详细记述的，续志要撤销其篇、章、节的设置，浓缩简略，降格并入相关篇章，作综合性记述。如一些变化不大的建置沿革、民情风俗、宗教、方言等内容，在前志中已设篇章作过系统记述，续志应对其内容进行删削，将其基本概貌和有变化的新内容并入相关篇章记述。

（3）创设篇目。随着时代的发展，各地不断涌现出一些蓬勃发展的新事物。对这些事物，前志没有记述的，续志要设立新的篇、章、节作系统记述。如证劵业、信息业、房地产业、个私经济、民办学校、民办诊所等，续志可以设立与其地位相应的篇、章、节记述。其中：有类可归的，仍应归类，如证劵业归入金融、民办学校归入教育、民办诊所归入卫生医疗；无类可归的，可设立新的篇章，如设立改革开放篇章、房地产业篇章。

3、把握续志章法的问题。在坚持前志“横排竖写、述而不作”原则的基础上，运用“以事系人、述而精作”写法。

精神文明建设综述范文第5篇

关键词：高校；素质教育；校园文化建设；关系；影响

【中图分类号】G64

引言：近年来，国家教育部门以及社会各界对高校的素质教育、校园文化建设越来越重视，不仅努力促进高校学生素质教育的提升，同时也不断优化高校的校园文化、校园环境建设。高校学生的素质教育和校园文化建设之间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两者之间是一个互相影响和促进的依存关系。

1.高校学生的素质教育

1.1素质教育的概念

素质教育的提出已经有很长的一段历史，人们对其的定义也有很多，但是概括来讲，素质教育包括了德育――道德、政治等方面的思想教育，智育――各种类型科学文化知识的技能教育，体育――身、心两方面的健康教育，素质教育是系统的教育工程，在这三者之间，德育是基础，智育是重点，体育是保障。

素质教育的主体是学生，素质教育的加强就是要使学生的综合素质得到提升，从而促进社会文化的发展进步，要德智体全方位教育，让学生自主寻求个人的综合发展。素质教育不是简单传授技能知识，更重要的是因材施教，对学生进行开发式教育，通过各方面的综合教育激发学生提升个人综合素养。

1.2高校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性

高校学生素质教育的主体是全体学生，其目的是提高学生多方面的综合素质。人才的竞争是所有形式竞争的核心内容，高校作为人才的培养基地，提升大学生的综合素质不仅关系到学生自身的发展，更关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国家、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不仅仅是专业技能，更多的是创新能力、奉献精神，这些素养的形成正是高校素质教育的工作重心。所以只有大力推进素质教育，培养出一大批具有高水平综合素养的人才，才能使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后继有人。

1.3影响高校学生素质教育的因素

影响高校学生素质教育的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主要是制度因素、学校因素和个人因素。其中制度因素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了家庭和社会对学生的评价，高校校园的自然人文环境对学生素质教育的影响也是很重要的，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不仅需要优雅的校园环境，更需要高水平的教师和教学硬件设施，同时，由于当下学生的个性和独立性很鲜明，这些方面对综合素质的培养也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2.高校校园文化建设

2.1校园文化的含义

校园文化的建设和素质教育一样也有很多不同解释：是一种代表广大师生的群体意识和价值观念体系；是高校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氛围和精神环境；是一种具有代表性的精英文化；是高校的学生和教职工的教育行为习惯以及心理水平状况的总体形态；是高校在不断的发展中形成的一种精神和物质财富的总和。其中，校园文化的核心是精神文化，载体是物质文化。

2.2校园文化的分类

一般可以将校园文化分为三个层次，第一是物质文化层次，包括了校园的建筑规划与设计、布局、绿化、卫生以及相关设施设备，是校园文化的基础；第二是制度文化层次，科学合理的规范制度是建设良好校园文化的保证，对于形成良好的观念和风气的有重要作用；第三是精神文化层次，是学校不断发展中，逐渐形成的一种文化氛围和精神环境，是校园文化的灵魂。

2.3校园文化建设的要求

首先要处理好精神文化建设和物质文化建设之间的矛盾。只有处理好两者之间辩证统一的关系，使其协调发展，和谐的校园文化才能最终得以建立。其次是体现学校特色。办学特色蕴含着深厚的校园文化，是学校的外在形象，体现着学校的独特性。另外，品牌化的办学特色又会使校园文化得以更好的积淀。再次是坚持以人为本。校园文化建设的核心价值观就是以人为本。最后还要发挥教职工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校园文化的主体是学生，但其主导却是教职员工，校园文化是两者共同创建的，是师生员工的共同职责。教职员工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其主导作用的意义非常重要。

3.校园文化建设对素质教育的影响和促进

3.1提高素质教育主体的认同感

校园文化建设对学校的科研、教学、社会服务以及学生各类活动影响非常大。校园文化建设强调学生和教职员工这一对主体和主导者的作用发挥，培养两者对于校园文化建设的主人翁意识，调动他们的参与积极性。在建设的过程中以文化为载体，以精神文化建设为核心，坚持以人为本，直接服务于广大学生的全面发展，让学生在参与校园文化建设，丰富知识和提高能力的同时，找到自身的主体认同感，自发寻求自身素质的整体提高。

3.2营造良好的校园素质教育环境

校园文化建设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面开展，结合学校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和学生活动，以人为载体，渗入校园的各个角落，具有广泛的影响面；同时，倡导优良的学风和教风建设，建设制度文化，规范学校管理，构建活力、和谐的校园环境；此外，配合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团、竞赛、服务类的文化和实践活动。校园文化建设旨在提高全体学生素质和引领社会先进文化的高度，通过积极、健康向上的文化氛围和精神文化，营造良好的校园素质教育环境，对学生素质教育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

3.3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

校园文化的建设对大学生的德智体各方面综合素质的培养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高校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场所，精神文化建设是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核心和灵魂，强调人文素质和科学精神的教育，注重将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融入学校的教学和科研，并以校园的学术活动和艺术活动来体现，使科学的“真”在艺术文化的“善”与“美”中得以传达，同时对大学生健康素质的养成，有着独特的优势。

4.结语

高校的校园文化建设和学生的素质教育是一项繁复的系统工程，需要各界的广泛支持以及长期的不断努力建设。和谐的校园文化建设对大学生素质教育作用非常大，大学生整体素质的提高也可以促进校园文化的建设。希望本文的论述对未来的校园文化建设以及高校学生的素质培养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5.参考文献

[1]肖文福、黄宏华，推进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思路[J]，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5），14-16

精神文明建设综述范文第6篇

一是确定精神文明创建工作的总体思路和目标。在创建活动中，以塑造班子凝聚力，向心力、号召力，强化提升队伍的文明素质，营造队伍的战斗力、发展力为着力点；以增强全局的行政执法能力，促进部门形象的提升为工作重点；以抓载体，丰富创建内涵，推进部门工作全面发展，从而实现“六个一”创建目标。即建一流的班子，塑一流队伍，展一流服务，创一流的业绩，造一流环境，树一流的形象。

二是加强领导，成立机构，确保创建组织有力。按照“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指导思想，成立了精神文明创建工作领导组，形成了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级级有责任的工作格局。结合威信工商实际，制定了精神文明建设五年规划（*－*）。在每年股所长目标责任中都明确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具体要求、任务分解、考评考核和奖励措施。

三是加强干部队伍教育，提高干部队伍综合素质。把加强干部队伍教育，提高干部队伍综合素质作为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一方面狠抓干部队伍的政治思想教育。强化干部队伍政治理论学习，用先进政治理论武装干部头脑，指导实践，使干部队伍在思想上、行动上与上级组织保持高度一致。另一方面加强以学习工商业务知识，增强工商队伍履职能力的业务素质教育。在业务素质教育中，着力培养个人行政执法能力，着力培养市场监管中解决问题的能力，着力培养干部队伍开拓创新能力。

四是加强管理，完善制约机制，确保创建活动增强活力。强化管理，抓制度建设，是带好一支队伍、推进工作的制度保障。进一步加强岗位职责，实行《百分制量化考核》，强化了责任落实与责任追究；制定和完善了《党风廉政责任制》、《机关学习制度》、《行政执法错案追究制度》、《行政督办制度》等*个多个制度，继续推行好《首问责任制》和《政务公开制度》，积极软化服务环境；开展“五型工商所（分局）创建活动。

五是把精神文明建设寓于市场整规之中，发挥创建活动效能作用。把服务“三农”、关注民生作为做好一切工作的落脚点和出发点，深入开展以农资打假，食品安全监管为重点的市场整治活动；开展“三无市场”和“诚信市场”创建工作；切实做好消费者投诉申诉纠纷调解工作，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维护好市场经济秩序。

精神文明建设综述范文第7篇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党的十七大进一步论述，它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是全党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其包括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构成的有机整体：即马克思主义思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这些年来，地方志年鉴文化的编纂和开发利用充分展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四个方面为指导，与剖析其内涵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志鉴文化充分展现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积极培育和践行。

最近，党的十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阐述了24字“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制，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这个理论为指导，促进方志年鉴文化的编纂与应用，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这是中国现代方志学的一个新创意的重要学术观点及学科建设中方志政治学理念的拓展与丰富。

[关键词]十理论；方志年鉴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同志在党的十报告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我们应认真学习研究理论，努力贯彻践行理论，进一步作好地方志工作。

古往朝代编修志，今来国家重用志。中华民族特质的历史传统地方志文化，千百年来一直编修不止，史料应用价值较高，方志之花盛开灿烂。年鉴文化自上世纪初，由欧洲引进中国的“舶来品”，百年来各类年鉴之花开遍华夏。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很重视发展地方志文化，各级党和政府及修志人员积极组织编修与应用方志，同时积极发展年鉴，使社会主义新方志和年鉴文化在国家及各地的经济社会建设中发挥出积极的不可替代的促进作用。特别是2005年国务院颁布《地方志工作条例》、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制定贯彻《细则》，规定编纂与开发利用地方志和地方综合年鉴为地方志工作、地方志资源。使全国各地地方志年鉴事业进入法制化轨道而蓬勃发展、可持续发展。根本的价值在于，地方志年鉴文化的信息资料属性，主要体现资料的现实性、全面性、连续性、权威性、多维性、规范性等诸方面，进行征集整理、筛选运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党的十七大进一步论述，它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是全党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其包括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构成的有机整体：即马克思主义思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这些年来，地方志年鉴文化的编纂和开发利用充分展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四个方面为指导，与剖析其内涵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志鉴文化充分展现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积极培育和践行。

最近，党的十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阐述了24字“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制，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这个理论为指导，促进方志年鉴文化的编纂与应用，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这个重要学术观点，是对方志年鉴文化的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中，中国现代方志学的方志政治理论即政治学理念的拓展与丰富。

核心价值体系 理论创新发展

“白云千里万里，明月前溪后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一概念是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党的十七大进一步创新论述。党的十七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党的十进一步创新论述，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又进一步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制，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浓缩提升为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4字，字字珠玑，掷地有声。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中国不断从苦难走向辉煌，从辉煌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述是分别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次进行的。其一，从国家层面看，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高度概括，是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其二，从社会层面看，是自由、平等、公正、法制，既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属性和应有之义，也是人民对于社会发展的共同诉求；其三，从公民个人层面看，是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国公民应当树立的基本价值和应当遵循的根本道德准则。这个新思想新论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时代特色和旺盛生命力，展示了我们党进行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的勇气和智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是全党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其包括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与24字所构成的有机整体：

第一，马克思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决定了它的性质和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四大理论成果，即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开辟并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并丰富中国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一步实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增强抵御全球金融危机的能力，使中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地增长，为谱写人民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新篇章而努力奋斗；第三，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相结合，将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与时代要求相结合，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的强国之路；进一步动员整个民族各方面力量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与凝聚力量。第四，社会主义荣辱观。用“八荣八耻”即八种美德与八种耻辱，来引领社会风尚与人们言行，以体现传统美德与时代需求，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积极借鉴人类有益文明成果，充分调动积极因素、凝聚力量、激发活力，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与精神动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与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促进，共同构建唯物辩证法统一的有机整体，构成较为完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

志鉴文化展析 核心价值体系

众所周知，地方志书是中华民族特质的历史传统文化，自秦汉时期以来2000多年，历朝历代一直编修不止、代代相传。我国历史悠久、史籍丰富，地方志就是其中的文化宝库，历代保存下来的旧志仅宋元以来就有9000余种、10万多卷，占我国现存古籍的1/10。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全国统一修志，编纂的省、市、县三级志书就达到6000多部，总字数达到50多亿字。

西方年鉴传入中国被注入中国元素成为中国年鉴，素有“集万卷为一册，缩一年为一瞬”之美誉。目前我国以行政区域性综合年鉴为主体的省、市、县三级综合年鉴，以及各类专业年鉴，并纳入地方志工作范畴，使得今天中国的历史文化主要包括国史、方志、年鉴、谱牒这四种。据华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年鉴概览》记载，全国出版的各种年鉴已有2487种，每年定期出版的年鉴超过千种。

山明水秀，天高地阔。地方志和年鉴书籍的文化产品，是全面记述本行政区域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方面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地情学术工具书和重要的信息载体，具有“一方之全史”、“一地之百科全书”美誉，是有特色的国情书地情书，是有特色的官责官书官学。从历史上看，历代地方志文化不但可以“总方略、致富强、广教化、美风俗”，而且可以“考前言、征往行、鉴得失、决从违、裨益治化”。地方志和年鉴具有“存史、资治、教化”的社会功能，它一直受到各朝代统治者管理者与人民群众的青睐与喜爱，这是地方志文化一直延续不断的根本保证，全国首轮修志取得丰硕方志及大量年鉴的巨大成就，促进先进文化繁荣，促进经济社会建设。

地方志和年鉴属于历史文化范畴，地方志年鉴学属于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中一级学科历史学的范畴，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中一门新兴的综合性应用性学科，方志学年鉴学科皆具备哲学社会科学“认识世界、传承文明、理论创新、资政育人、服务社会”的社会功能。中国特色的地方志年鉴文化坚持体现“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应持续贯彻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关于“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的精神，为建设美丽中国多做贡献。

现代地方志年鉴文化的综合效益主要体现在，它可以按照党的十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五位一体”建设：即促进生产力发展，推进经济建设；发展民主政治，推进政治建设；发展先进文化，推进文化建设；全面改善民生，推进社会建设；保护自然环境，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可见，中国特色地方志年鉴文化，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出日益扩大的积极作用。因此，笔者认为地方志年鉴文化展现与剖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四方面基本内容与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地方志文化视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一，随着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新时期，全国统一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年鉴，始终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来统领地方编修方志和年鉴，始终巩固以马克思主义对于发展地方志年鉴事业的指导地位，始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思想路线，没有出现过资产阶级自由化等其它思想意识。

第二，全国各地各类志书及年鉴，全面记述本地各级党委和政府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所取得重大成就和宝贵经验、以及失误教训。充分体现各地区坚持不懈地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推动实践、指导工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高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财富与精神文化需求。

第三，全国各地各类志书及年鉴，全面记述本地各级党委和政府带领广大人民群众，热爱家乡、建设家乡，恩格斯曾说过：“爱国主义是以爱家乡为基础的。”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激励与鼓舞人民群众斗志。

第四，全国各地各类志书及年鉴，全面记述本地各级党委和政府带领广大人民群众，以“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来引领社会风尚与人民言行，促进人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积极培养造就“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四有”新人，促进提高人们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建设与文明程度。例如，北京志鉴充分展现“爱国、创新、厚德、包容”的“北京精神”。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社会主义文化。

大型地方志文化学术专著《中国现代方志学》50多万字，由方志出版社2005年两次印刷出版。此著创造性地提出并阐述“方志三理论”，指方志政治理论即方志政治学、方志基础理论即方志基础学、方志应用理论即方志应用学，构建中国现代方志学学科理论体系与学科结构体系。此著为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五”重点研究项目。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组长陈奎元同志亲自作序。该著主编：曹子西、朱明德，执行主编：陆奇。该著由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史志研究中心编缉。该著形成中国地方志文化新学说、新学术流派、新方志文化。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巩固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坚持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研究并重，传统学科和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并重，结合我国实际和时代特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在近几年的修志用志与理论研究学科建设相结合中，中国现代方志学学科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而丰富拓展，为贯彻中央精神持续做贡献。

精神文明建设综述范文第8篇

（1）一个企业在自身建设过程中的文化建设与人力资源管理是由两个矛盾形成的一大统一体。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人力资源管理是管理方式中偏硬性的手段，而文化建设则是偏软性的手段。但是归根结底来说，硬性的制度再强硬，也难以毫无差池地管理好企业所有的事务。而人力资源又是企业最灵活、最重要的资源，因此，必须要靠文化建设作为柔性管理手段来辅助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用企业的营业思想、建设方向等精神意识去俘获员工的内心，让他们在精神上支持企业的发展。

（2）企业为文化建设为人力资源管理工作铺平道路，指明方向，是企业发展道路上永不熄灭的明灯。企业的文化建设各具特色，正因为具有特色的文化建设，各企业之间才会有大相径庭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如果将一个企业比作一个人，那么文化建设就相当于此人的大脑，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相当于此人的手脚四肢，头脑指挥着手脚四肢，四肢在头脑的支配下，接受命令去改造世界。头脑和四肢必须在一起的时候才能够发挥出此人真正的实力，头脑更是一个人最重要的部分。因此，我们说文化建设是指引企业一切行动的基地。

二、在文化建设的基础上开展人力资源管理的注意事项

（1）首先企业必须打造一个完善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作为管理企业上上下下全体工作人员的硬性体制，企业必须树立起标杆，然后要求所有人员按照这个标杆去行动、去工作。硬性的管理体系是帮助企业打造现代化管理模式的重要工具。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必须完善，能够捕捉到员工日常在企业中工作的各个方面，对所有的行为都作出硬性的标准与规范，引导企业的建设向更加规范化合理化的方向发展。

（2）注重用文化建设方向去引导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开展，尤其要注重人文精神的贯彻。文化建设是企业的精神根基所在，在文化建设的进程中，必须大力重视人文精神的贯彻落实。人文精神是企业对员工关心、爱护有加的集中体现，是企业具备伟襟的重要体现。员工是企业的基础组成部分，企业必须加强对员工的照顾和爱护，时刻关注员工的自身利益，经常拜访家属，增加对员工的关心。综上所述，在企业的文化建设中，人力资源管理与其相辅相成、协调发展，只有将二者的关系真正弄明白，在贯彻一个的基础上发展另一个，才能够帮助企业建成现代哈有实力的

三、结语

精神文明建设综述范文第9篇

文化生产力综合国力以人为本一、文化生产力的基本内涵

我们要讨论的“文化生产力”之“文化”，是相对于政治、经济而言的，即所说的：“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

所谓文化生产力，就是创作和制造文化产品及提供文化服务的社会能力。文化生产力表现为三个基本环节。第一个基本环节，是以科学研究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和文学艺术创作为代表的基础性或“原创型”精神生产。第二个基本环节，是以文化教育、大众传播和推广普及为代表的应用性或“中介型”再创造活动，是精神文化的再生产。第三个基本环节，是以社会和大众的文化消费和精神生活为代表的大众文化参与活动，这是推动文化生产力发展的原动力。

二、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发展和创新

1.对科学技术要素认识的发展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除了传统公认的因素之外，其他因素逐渐在生产力的发展中突出出来，如科学技术、信息和文化等。因为科学技术、信息、管理和文化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越发重要，但是一般认为它们还不能成为独立的实体性要素，只能作为渗透性要素发挥作用。马恩说：“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并且得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的著名论断。恩格斯还曾经说：“人类所支配的生产力是无穷无尽的……科学又日益使自然力服从于人类。这种无穷无尽的生产能力，一旦被自觉的用来为大众造福，人类所肩负的劳动就会很快地减少到最低限度。”由此可见，马恩已经注意到了科学技术要素对生产力发展的非凡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党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在生产力中的地位做了进一步阐述：邓小平一再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1995年5月26～30日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正式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科教兴国战略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观的具体实施。

2.对精神文化要素认识的发展

马克思在对生产力的考察中，也把人的智力、科学、生产管理、劳动组织等列入生产力的范畴，更强调文化、脑力劳动在生产力中的特殊作用，把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质看成生产力的最重要因素。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指出，由于人的需要的多样性，生产的某种新的方式和生产的某种对象就会产生，“宗教、家庭、国家、法律、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这里马克思显然已经看到了人们在实践中，为满足精神需要“以特殊方式”取得的精神方面成果所表现出来的精神生产力。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里说：“这样，我们就有了两个要素――自然和人，后者还包括他的肉体活动和精神活动。”另外，马克思有“精神生产力”明确论述：“……一切生产力即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只要仔细地观察，同样可以发现，所有这些关系的解体，只有在物质的（因而还有精神的）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时才有可能。”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邓小平一直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在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又强调说：“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

随着实践的不断深入，文化的作用越发重要。因此，党的十六大把文化体制改革作为一重要目标明确提出。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更是明确提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十提出了“建设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解放发展文化生产力”的提出，是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产物，是当今时代的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也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体现。

三、解放发展文化生产力，有助于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增强综合国力

从国际形势来看，当今时代，文化在综合国力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的程度不断加深，经济的文化含量日益提高，文化的经济功能越来越强，文化已经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拥有了强大的文化软实力，谁就能够更好地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

从国内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加速实现现代化的社会转型时期，主要包括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导致了人们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市场经济的趋利性是人们更多的关注个人利益的实现；由于市场经济的不完善和相应的价值观念的缺乏，造成了社会道德滑坡、诚信日益缺失；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通过文化建设来为化解各种矛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来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就是要清除阻碍文化发展的体制、制度障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各种思潮、凝聚各族人民的精神力量，从而不断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增强综合国力。

四、解放发展文化生产力是为了坚持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主义学说是关于全人类得以解放的学说，是真正为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而奋斗的科学学说。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主旨。在1857年《经济学手稿》中，按照人的发展进程，马克思将社会分为三个阶段：“人的依赖关系”占统治地位的阶段；“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第二阶段和人的个性自由发展的第三阶段。并且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描述了共产主义的美好状态：“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可见，人的问题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的始终，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在当今时代，社会发展的主题应该逐渐从“发展生产”转到“人的解放”上来。可见，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就是为人民群众建设美丽富饶的精神家园，就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就是激发出人民群众的无限创造力，进而体现以人为本、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五、结束语

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提出，是当代中国实践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是提高我国综合国力的需求，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需要，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马克思所描述的“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新民主主义论•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8.655.

\[2\]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A\].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C\].人民出版社，1999.40.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1.

精神文明建设综述范文第10篇

一、以“新人文精神”为核心

    “人文精神”是一个古老的概念，同西方文艺复兴时期提出的“人文主义”口号在关怀人、追求健全人性的基本倾向上有相通之处。钱中文先生把“人文精神”概括为“对民族、对人的关怀，对人的生存意义、价值的追求与确认”，它是“使人何以成为人，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确立哪种生存方式更符合人的需求的那种理想、关系和准则”，并从人文精神“具有普遍的人类意义”、“是一种历史现象”和“具有强烈的理想风格”三个方面做了深刻有力的论证，从而揭示了“人文精神”概念的一般内涵。在此基础上，中文先生鲜明地提出了倡导“新人文精神”的思想。

    那么，“新人文精神”“新”在何处？与一般“人文精神”有何区别？

    首先，它“新”在有其不同于以往的现实针对性。中文先生是面对20世纪西方精神文化的危机和异化及非理性主义、反理性主义思潮的泛滥，特别是针对1980年代以来国内外“科技霸权主义”对人的压抑、语言形式对文学内在精神的排挤、以及“知识普泛化”对艺术家“社会良知”的吞噬，他感到切肤之痛，才旗帜鲜明、针锋相对地提出“新人文精神”来“对抗”这种种“人的精神堕落与平庸”。他大声疾呼，“面对人的扁型化、空虚感，人的大范围的丑陋化、平庸化，与自我感觉的渺小化，文学艺术应该扬起人文精神这面旗帜，制止文学艺术自身意义、价值、精神的下滑”（注：钟中文：《文学理论：走向交往对话的时代》，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7页。）。

    对于这种特定的现实针对性，笔者在写于1995年秋的论文《试论当代“人文精神”之内涵》一文有过较翔实的论述，其中的观点笔者至今仍未改变，也许可以作为“新”人文精神的某种注释。文章将当代人文精神与传统人文主义作多方面比较之后提出，“当代”人文精神与以往的不同，“最根本、最集中地体现在人文精神所对抗、反对的对象上”，认为“当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和人文学术领域，所遇到的最大压力阻力，便是商业主义、物质主义和科技主义。倡导‘人文精神’，主要为对抗这三种‘主义’。由此而引起‘人文精神’与西方‘人文主义’的具体内涵的一系列不同”（注：见《理解与对话》，华中师大出版社2000年版，第251页。）。据此，笔者认为必须从当代（即“新”）人文精神与“三个主义的对立关系中去把握其意义”，具体来说：一是它与已渗透、侵蚀到精神文化学术领域一切方面的商品化原则和商业化现象相对立；二是它与那种以当下物质生活的满足和享受为人生第一目标，而放弃高尚的理想、追求和良知，放纵急剧膨胀的物欲、贪欲、拜金主义等的物质主义相对立；三是它与鼓吹科技至上以致排斥人文学术、瓦解人的自由精神和生命体验、造成人性异化的科技主义相对立。现在回过头来看，笔者的这些看法倒是恰好对钱先生倡导的“新人文精神”之“新”，以及它那种强烈的时代感和鲜明的现实批判性的旁证与说明。

    其次，“新人文精神”的另一“新”，在于它在继承传统基础上的综合创新。钱先生指出，新的人文精神的建立，看来必须发扬我国原有的人文精神的优秀传统，在此基础上，适度地汲取西方人文精神中的合理因素，融合成既有利于个人自由进取，又使人际关系获得融洽发展的、两者相辅相成互为依存的新的精神。（注：参见金元浦：《多元对话时代的文艺学建设——新理性精神与钱中文文艺理论研究》，第6-8页。）

    我觉得，这里有三点值得重视：第一，钱先生强调了人们过去相对忽视的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思想资源。笔者前面只谈到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而未涉及中国人文精神的优秀传统，确实不够全面。钱先生则精辟地将中国几千年传统人文精神归结为“对人际关系的重视”，即“重在个人修身自立，与人际、社会关系的相互协调”，这的确抓住了要害。

    钱先生还进一步分析了这个人文传统的一系列重要表现形式：“表现为中国历史人文知识分子修身自立的品格，坚持人格尊严，个人对社会的责任感，历久不衰的忧患意识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在近代西方思潮的影响下，我国现代知识分子又提出‘赛先生’、‘德先生’，甚至近时又呼唤‘莫先生’（道德）；提出知识分子的价值是‘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说。自然，这是一种理想与追求。”（注：钱中文：《走向交往对话的时代》，第346页。）这就把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内涵具体化了，从而阐明了建构新人文精神的民族传统的基础。

    第二，中文先生还将中西人文传统加以比较，指出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中国重个人修养与人际关系的协调，而近代西方以来，“人文精神的着眼点则是以个人为本的，如自由、人权、平等、求知、求真等。特别是自由与人权，它们关系人的方方面面”，认为西方人文传统至今仍有一定的“理想光辉”，但同时指出它在几百年来的实践中却常走极端，以致造成“对他人的侵扰与伤害”。这又从另一方面提供了建构新人文精神的思想资源。

    第三，中文先生强调建构当代新人文精神须以弘扬中国人文精神优秀传统为“基础”，“适度”地汲取西方人文精神中的合理因素，而不是等量齐观，各取一半来吸收；这种建构不是将中西人文传统拿来拼凑、混合，而是须加以“融合”，融而化之，合成一种新的人文精神，兼具两者的合理成分，却又是与两者全然不同的具有新质的精神。

    中文先生的“新理性精神”文论正是以上述具有新质和强烈现实批判性的“新人文精神”作为其理论架构的价值中枢和核心内涵。可以说，新人文精神既是建构“新理性精神”文论的根本目的，又是它的理论核心与价值基石。

二、以“现代性”为主题

    关于“现代性”的问题，与“后现代性”问题一起构成了1990年代至新世纪初文论界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由此问题切入，可以对各人文学科的理论架构和传统格局作深刻的反思和根本性的改造，文艺理论学科亦不例外。

    钱中文先生的“新理性精神”文论就是以紧紧围绕现代性及相关话题，以此作为理论切入点和展开论述的主题。他明确指出：“新理性精神将以‘现代性’为指针，以推动现代社会、文化、文学艺术发展的现代意识精神为其理论组成部分”。之所以紧扣住“现代性”不放，是出于更新改造文化传统、建设当今新文化的内在需要。钱中文先生言简意赅地指出：“在当今新文化的建设中，需要通过现代性，对优秀的文化传统进行定位与选择”（注：钟中文：《新理性精神与文学理论研究》。），进而加以改造与创新。他认为我们当下面对的有三种文化传统与资源——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国现代文化传统及外国文化传统。根据现代性尺度，“当代文化建设，只能以现代文化传统为基础与出发点”；就是要按现代性要求，“以现代批判精神对现代文化进行批判与改造，确立其行之有效的部分”，然后才能进而借鉴另外两种传统资源，即“吸收中国古代文化与西方文化中的有用成分，使之融会贯通，建立新的文化形态”。在此，对文化传统的选择、吸收、改造、融化，每个环节都离不开现代性。所以，抓住了现代性，也就抓住了建设当代新文化的关键。

   中文先生在探讨现代性及其与文学理论的关系问题上的理论贡献，在我看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在回顾了欧美现代性理论发展历史的基础上，对现代性的基本内涵作了完整而精当的归纳：

    在我看来，所谓现代性，就是促进社会进入现展阶段，使社会不断走向科学、进步的一种理性精神、启蒙精神，就是高度发展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就是一种现代意识精神，表现为科学、人道、理性、民主、自由、平等、权利、法制的普遍原则。（注：《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第25页。）

    更重要的是，他并不把“现代性”内涵凝固化，而是以历史发展的眼光首次提出了如下的现代性的历史动态模式：

    从现代性的历史进程来看，现代性是一种被赋予历史具体性的现代意识精神，一种历史性的指向。在各个发展阶段，现代性的内涵有着共同之处，但又很不相同。一些学术思想问题，在彼时彼地的提出，看来有违那时现代性的要求，而不被重视，甚至还要遭到批判；而在此时此地，则不仅与现时现代性的要求相通，而且还可能成为现代性的基本组成部分。（注：《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第30-31页。）

    在我看来，这个动态模式的重要性超过了对现代性下一个确定的定义，使我们对现代性的认识具备了一种开放的、历史的眼光，一种辩证的、变化的思路，一种宽容的、超越的气度。

    第二，中文先生也清醒地看到了现代性所包含的内在矛盾及由此在历史实践中产生的种种负面效应。他强调要“把现代性本身看作一个矛盾体，应当看到它的两面性，以避免走向极端”。与一般承认现代性有两面性的观点不同，中文先生还对这种矛盾性的具体历史内涵作了深刻的揭示与论述。他认为这种内在矛盾主要表现为“在理性精神的不断实现过程中，也造成了种种失衡，使理性精神变而为只讲使用的工具理性”（注：《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第27-28页。）。他还从科技进步、物质发展导致物对人的压抑和人文社会科学进展局部引发非理性、反理性思潮两个方面深刻揭示了在现代化和现代性发展过程中理性的工具化实质，同时也准确揭示出工具理性不同于一般理性、乃至成为理性的异化形式的基本内涵，从而透彻地阐明了现代性内在矛盾的性质和含义。

    第三，中文先生并未因现代性有两面性而全盘否定现代性，或认为现代性原则已“过时”；相反，他旗帜鲜明地批评了那种在后现代主义旗号下全盘否定和抛弃现代性的时髦主张，指出，“现代性的文化批判仍在探索积极的因素，维护人的存在所需要的普遍价值原则与普遍精神，以便使价值与精神在被破坏中获得重建”，因而它并未过时，“即使在欧美，如果要使社会获得正常发展，那么现代性以及现代性建立的意识、话语权威，即使一部分过时了，而其基本原则、精神还是常新的，是人们的生存须臾离不开的”；他还认为，后现代性与现代性并非绝对对立的，其中有些新观念有积极意义，“可以将这些积极因素作为现代意识因素，融汇到现代性中去，丰富现代性，但难以排挤掉仍在起到支配社会生活的现代性”（注：钟中文：《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第25页。）。这一观点与哈贝马斯关于现代性是“一次未竟的事业”（或译为“一项未完成的设计”）不谋而合，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四，联系到文艺理论，不得不涉及现代性与现代主义的亲缘关系。中文先生在肯定现代性与现代主义之间的密切联系的同时，又把许多人混为一谈的“现代性”和“现代主义”两个概念作了严格区分，也对基于现代性的文化批判与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批判作了严格区分，进而又为现代性的合理方面作了有力辩护。他首先明确指出，“西方学者把20世纪最后几十年前的社会精神、学术思潮的现代性，定位于现代主义，把现代主义看成了现代性的最后形式，把现代主义的危机当成现代性的危机”（注：钟中文：《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第26页。）。这就一针见血地揭示出混淆现代性与现代主义，必然导致把已经过时、失去存在理由的现代主义的历史命运硬加在仍有生命力的现代性上。其次，中文先生在肯定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性进步着一种文化批判的同时，也强调现代性仍继续着对自身消极方面的反思和批判，因此后现代主义的批判往往把现代性加以全盘否定是片面的。

    第五，他认为现代性作为一种历史性的具体指向，在其各个发展阶段的内涵并不完全相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其现代性诉求与西方发达国家主张的现代性趋向，在内涵上并不完全一致。这就提出了中国现代性有特殊性的重要思想。据此，他批评那种“完全以外国的现代性准则来代替我国的现代性诉求”，“实际上是西化思想”。他指出，“以外国的现代性来替代我国文化、文学的现代性，一旦发现了两者之间的差异，就对我国的文化与文学艺术嗤之以鼻”的做法是“西化式现代性讨论”，“不能不导致现代性阐释的失误”。为此，中文先生力主中国的现代性“应在文化建设中确立自己独立自主精神与进取精神，也即独立、进取的文化身份”。这就是一方面要用现代性激活、更新传统，建设当代新文化；另一方面在建设当代新文化的进程中发展、充实现代性的历史内涵，焕发现代性的生命与活力。

    由上可见，中文先生关于现代性的论述，乃是“新理性精神”文论的主题和基本论域。只有把握了这一主题，才能在更高层面上获得的一个现代性视阈中，重新审视文艺理论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给予新的阐释与论证，文艺理论的创新才能获得扎实的思想依据和理论根基。

三、以交往、对话为理论创新的思维方式

    作为一种创新的文艺理论，中文先生的“新理性精神”文论在研究方法与思维方式上也有重大突破，这集中体现在以交往、对话精神为内核的综合研究方法超越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上。

    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艺理论界虽然取得了重要成就，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思维方式上其实并未完全摆脱二元对立论的阴影，远未真正达到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的高度。这可能是阻碍我国当代文论健康发展并取得根本性突破的主要症结之一。

    中文先生在回顾中国百年文论时，对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作了深刻的剖析，指出：“在近百年里，我们大部分时间处在斗争和一味斗争中间，我们的思维养成了非此即彼的定型的方式，哲学上只分唯心唯物，抑此扬彼，绝对的二元对立；政治上是分等划类，你死我活，好就是绝对的好，坏就是绝对的坏；批判不是为了吸收与扬弃，而是为了否定与打倒。这种方法不仅渗入人们的思想，而且也深入各种理论思维。”他大声疾呼：“应该是建立健康思维方式的时候了”（注：钟中文：《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第123页。）。何谓“健康的思维方式”？中文先生认为，这“应是一种排斥绝对对立、否定绝对斗争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更应是一种走向宽容、对话、综合、创造同时又包含了必要的非此即彼、具有价值判断的亦此亦彼的思维，这是一种交往、对话的思维方式。”（注：钟中文：《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第123页。）我觉得中文先生“新理性精神”文论其实使用的就是这种交往对话的思维方式，它在超越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上取得了全方位的突破，为中国文论界做出了榜样。

    对这种交往、对话的思维方式，中文先生从多方面作了深刻的论述。

    第一，这种思维方式体现了现代性的价值尺度与精神诉求。一般说来，思维方式本身并不依附于某种价值需求。但是，任何思维方式确实是在一定的社会价值环境中孕育形成、发展起来的，因此，常常与特定的价值观念相关联。比如说独断论的思维方式往往与专制主义观念相联系，而现代性所主张的民主、自由、平等的观念则与独断论、独白式思维方式不相容。所以，交往、对话的思维方式与现代性价值要求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正如中文先生所说：“文学理论的现代性，要求排除对一种思维、观念的终极真理性、绝对权威性。绝对权威，终极真理，说一不二，不准思索的思维方式，已经不合时宜，表现为逆现代潮流而动。人的思维、意识是多样的，它们各有价值……真理的长河，是由千条万条细流汇合而成的，它们的相互关系应是一种相互包容、相辅相成的对话关系，表现为多声合唱”（注：《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第77页。）。

    第二，这种思维方式决定于人的实际存在方式，它有本体论的根据。中文先生将这一思维方式提到人的存在方式的高度作了本体论的论证。他引述巴赫金有关“我离不开他人，离开他人我不能成其为我”，“我的名字是我从别人那里获得的，它是为他人才存在的”论点，指出：“事实上，我需要他人才能存在，他人存在也要以我为依托”，“人实际存在于我和他人两种形式之中，存在意味着为他人而存在，通过他人而确证自己的存在。意识作为他人的和我的意识，相互联系又是各自独立……意识实际上是多数的，它们相互交织，各自独立，又具充分权利，自有价值，相互平等，在交往与对话中互为存在。……实际上生活本身就是对话的，你无法离开他人而存在。”（注：《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第77-78页。）这是极其深刻的，为交往、对话的思维方式建立了哲学本体论（存在论）的坚实基础。

    第三，这种思维方式体现了与自然科学方法不同的人文科学性质。中文先生指出，“自然科学的思维，是单一主体的思维，它的对象就是客体，而非另一个客体的主体，意识的工作主要在于解释客体，其方式偏重于独语，而达于认识。人文思维则具有‘双主体性’，它探讨的文本，是主体的一种表述，它进入交流，面向另一个主题，另一个主体也面向作为主体的它，进入对话的语境，它需要的是‘理解’。”“人文科学重在理解，理解是人与人的对话，主体与主体的交流，意识与意识的交锋，‘我’与‘你’的相互讨论与了解。在对话与交锋中，两个主体互揭短长，去芜存精，共同发现，揭示与充实真理因素。”（注：《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第78-79页。）这就为交往、对话思维确定了适用范围——主要在人文科学的“理解”之中。

    第四，这种思维方式的基本特点就是超越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成为一种“包含了必要的非此即彼、具有价值判断的亦此亦彼的思维”。交往、对话的思维方式用“亦此亦彼”的辩证思维来消解、取代“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自然是抓住了要害。但中文先生的创新之处不限于此，而是在“亦此亦彼”前面又加了上述定语。有无这个定语大不一样。因为“亦此亦彼”地思维固然可以超越“非此即彼”，但若处理不当，亦容易导致取消价值判断的、无是无非的相对主义。这就“把亦此亦彼的思维方式绝对化”了。而如把“亦此亦彼”绝对化，实际上也就把“亦此亦彼”与“非此即彼”绝对对立起来，而这种绝对对立的方法，实际上仍然回到了二元对立的老路上去了。因此，中文先生主张在“亦此亦彼”前面加定语。定语一是“包含了必要的非此即彼”，即对“非此即彼”否定的同时，又有所吸收，批判之中有所包容（函），这才是辩证的扬弃和真正的超越；二是“具有价值判断的”，思维不只是一种形式，必定同时还包含某种内容，即包含一定的价值倾向与判断，否则“亦此亦彼”的思维方式就会成为无是非、无正误，不包含任何内在矛盾、交锋和真正交往、对话的一种思维空壳，它的生命力也就终止了。所以，中文先生为“亦此亦彼”的思维加上两个定语，就使之获得了新质和强大的生命力。

精神文明建设综述范文第11篇

一、以“新人文精神”为核心

“人文精神”是一个古老的概念，同西方文艺复兴时期提出的“人文主义”口号在关怀人、追求健全人性的基本倾向上有相通之处。钱中文先生把“人文精神”概括为“对民族、对人的关怀，对人的生存意义、价值的追求与确认”，它是“使人何以成为人，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确立哪种生存方式更符合人的需求的那种理想、关系和准则”，并从人文精神“具有普遍的人类意义”、“是一种历史现象”和“具有强烈的理想风格”三个方面做了深刻有力的论证，从而揭示了“人文精神”概念的一般内涵。在此基础上，中文先生鲜明地提出了倡导“新人文精神”的思想。WWW.133229.COm

那么，“新人文精神”“新”在何处？与一般“人文精神”有何区别？

首先，它“新”在有其不同于以往的现实针对性。中文先生是面对20世纪西方精神文化的危机和异化及非理性主义、反理性主义思潮的泛滥，特别是针对1980年代以来国内外“科技霸权主义”对人的压抑、语言形式对文学内在精神的排挤、以及“知识普泛化”对艺术家“社会良知”的吞噬，他感到切肤之痛，才旗帜鲜明、针锋相对地提出“新人文精神”来“对抗”这种种“人的精神堕落与平庸”。他大声疾呼，“面对人的扁型化、空虚感，人的大范围的丑陋化、平庸化，与自我感觉的渺小化，文学艺术应该扬起人文精神这面旗帜，制止文学艺术自身意义、价值、精神的下滑”（注：钟中文：《文学理论：走向交往对话的时代》，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7页。）。

对于这种特定的现实针对性，笔者在写于1995年秋的论文《试论当代“人文精神”之内涵》一文有过较翔实的论述，其中的观点笔者至今仍未改变，也许可以作为“新”人文精神的某种注释。文章将当代人文精神与传统人文主义作多方面比较之后提出，“当代”人文精神与以往的不同，“最根本、最集中地体现在人文精神所对抗、反对的对象上”，认为“当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和人文学术领域，所遇到的最大压力阻力，便是商业主义、物质主义和科技主义。倡导‘人文精神’，主要为对抗这三种‘主义’。由此而引起‘人文精神’与西方‘人文主义’的具体内涵的一系列不同”（注：见《理解与对话》，华中师大出版社2000年版，第251页。）。据此，笔者认为必须从当代（即“新”）人文精神与“三个主义的对立关系中去把握其意义”，具体来说：一是它与已渗透、侵蚀到精神文化学术领域一切方面的商品化原则和商业化现象相对立；二是它与那种以当下物质生活的满足和享受为人生第一目标，而放弃高尚的理想、追求和良知，放纵急剧膨胀的物欲、贪欲、拜金主义等的物质主义相对立；三是它与鼓吹科技至上以致排斥人文学术、瓦解人的自由精神和生命体验、造成人性异化的科技主义相对立。现在回过头来看，笔者的这些看法倒是恰好对钱先生倡导的“新人文精神”之“新”，以及它那种强烈的时代感和鲜明的现实批判性的旁证与说明。

其次，“新人文精神”的另一“新”，在于它在继承传统基础上的综合创新。钱先生指出，新的人文精神的建立，看来必须发扬我国原有的人文精神的优秀传统，在此基础上，适度地汲取西方人文精神中的合理因素，融合成既有利于个人自由进取，又使人际关系获得融洽发展的、两者相辅相成互为依存的新的精神。（注：参见金元浦：《多元对话时代的文艺学建设——新理性精神与钱中文文艺理论研究》，第6-8页。）

我觉得，这里有三点值得重视：第一，钱先生强调了人们过去相对忽视的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思想资源。笔者前面只谈到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而未涉及中国人文精神的优秀传统，确实不够全面。钱先生则精辟地将中国几千年传统人文精神归结为“对人际关系的重视”，即“重在个人修身自立，与人际、社会关系的相互协调”，这的确抓住了要害。

钱先生还进一步分析了这个人文传统的一系列重要表现形式：“表现为中国历史人文知识分子修身自立的品格，坚持人格尊严，个人对社会的责任感，历久不衰的忧患意识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在近代西方思潮的影响下，我国现代知识分子又提出‘赛先生’、‘德先生’，甚至近时又呼唤‘莫先生’（道德）；提出知识分子的价值是‘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说。自然，这是一种理想与追求。”（注：钱中文：《走向交往对话的时代》，第346页。）这就把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内涵具体化了，从而阐明了建构新人文精神的民族传统的基础。

第二，中文先生还将中西人文传统加以比较，指出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中国重个人修养与人际关系的协调，而近代西方以来，“人文精神的着眼点则是以个人为本的，如自由、人权、平等、求知、求真等。特别是自由与人权，它们关系人的方方面面”，认为西方人文传统至今仍有一定的“理想光辉”，但同时指出它在几百年来的实践中却常走极端，以致造成“对他人的侵扰与伤害”。这又从另一方面提供了建构新人文精神的思想资源。

第三，中文先生强调建构当代新人文精神须以弘扬中国人文精神优秀传统为“基础”，“适度”地汲取西方人文精神中的合理因素，而不是等量齐观，各取一半来吸收；这种建构不是将中西人文传统拿来拼凑、混合，而是须加以“融合”，融而化之，合成一种新的人文精神，兼具两者的合理成分，却又是与两者全然不同的具有新质的精神。

中文先生的“新理性精神”文论正是以上述具有新质和强烈现实批判性的“新人文精神”作为其理论架构的价值中枢和核心内涵。可以说，新人文精神既是建构“新理性精神”文论的根本目的，又是它的理论核心与价值基石。

二、以“现代性”为主题

关于“现代性”的问题，与“后现代性”问题一起构成了1990年代至新世纪初文论界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由此问题切入，可以对各人文学科的理论架构和传统格局作深刻的反思和根本性的改造，文艺理论学科亦不例外。

钱中文先生的“新理性精神”文论就是以紧紧围绕现代性及相关话题，以此作为理论切入点和展开论述的主题。他明确指出：“新理性精神将以‘现代性’为指针，以推动现代社会、文化、文学艺术发展的现代意识精神为其理论组成部分”。之所以紧扣住“现代性”不放，是出于更新改造文化传统、建设当今新文化的内在需要。钱中文先生言简意赅地指出：“在当今新文化的建设中，需要通过现代性，对优秀的文化传统进行定位与选择”（注：钟中文：《新理性精神与文学理论研究》。），进而加以改造与创新。他认为我们当下面对的有三种文化传统与资源——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国现代文化传统及外国文化传统。根据现代性尺度，“当代文化建设，只能以现代文化传统为基础与出发点”；就是要按现代性要求，“以现代批判精神对现代文化进行批判与改造，确立其行之有效的部分”，然后才能进而借鉴另外两种传统资源，即“吸收中国古代文化与西方文化中的有用成分，使之融会贯通，建立新的文化形态”。在此，对文化传统的选择、吸收、改造、融化，每个环节都离不开现代性。所以，抓住了现代性，也就抓住了建设当代新文化的关键。

中文先生在探讨现代性及其与文学理论的关系问题上的理论贡献，在我看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在回顾了欧美现代性理论发展历史的基础上，对现代性的基本内涵作了完整而精当的归纳：

在我看来，所谓现代性，就是促进社会进入现展阶段，使社会不断走向科学、进步的一种理性精神、启蒙精神，就是高度发展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就是一种现代意识精神，表现为科学、人道、理性、民主、自由、平等、权利、法制的普遍原则。（注：《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第25页。）

更重要的是，他并不把“现代性”内涵凝固化，而是以历史发展的眼光首次提出了如下的现代性的历史动态模式：

从现代性的历史进程来看，现代性是一种被赋予历史具体性的现代意识精神，一种历史性的指向。在各个发展阶段，现代性的内涵有着共同之处，但又很不相同。一些学术思想问题，在彼时彼地的提出，看来有违那时现代性的要求，而不被重视，甚至还要遭到批判；而在此时此地，则不仅与现时现代性的要求相通，而且还可能成为现代性的基本组成部分。（注：《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第30-31页。）

在我看来，这个动态模式的重要性超过了对现代性下一个确定的定义，使我们对现代性的认识具备了一种开放的、历史的眼光，一种辩证的、变化的思路，一种宽容的、超越的气度。

第二，中文先生也清醒地看到了现代性所包含的内在矛盾及由此在历史实践中产生的种种负面效应。他强调要“把现代性本身看作一个矛盾体，应当看到它的两面性，以避免走向极端”。与一般承认现代性有两面性的观点不同，中文先生还对这种矛盾性的具体历史内涵作了深刻的揭示与论述。他认为这种内在矛盾主要表现为“在理性精神的不断实现过程中，也造成了种种失衡，使理性精神变而为只讲使用的工具理性”（注：《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第27-28页。）。他还从科技进步、物质发展导致物对人的压抑和人文社会科学进展局部引发非理性、反理性思潮两个方面深刻揭示了在现代化和现代性发展过程中理性的工具化实质，同时也准确揭示出工具理性不同于一般理性、乃至成为理性的异化形式的基本内涵，从而透彻地阐明了现代性内在矛盾的性质和含义。

第三，中文先生并未因现代性有两面性而全盘否定现代性，或认为现代性原则已“过时”；相反，他旗帜鲜明地批评了那种在后现代主义旗号下全盘否定和抛弃现代性的时髦主张，指出，“现代性的文化批判仍在探索积极的因素，维护人的存在所需要的普遍价值原则与普遍精神，以便使价值与精神在被破坏中获得重建”，因而它并未过时，“即使在欧美，如果要使社会获得正常发展，那么现代性以及现代性建立的意识、话语权威，即使一部分过时了，而其基本原则、精神还是常新的，是人们的生存须臾离不开的”；他还认为，后现代性与现代性并非绝对对立的，其中有些新观念有积极意义，“可以将这些积极因素作为现代意识因素，融汇到现代性中去，丰富现代性，但难以排挤掉仍在起到支配社会生活的现代性”（注：钟中文：《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第25页。）。这一观点与哈贝马斯关于现代性是“一次未竟的事业”（或译为“一项未完成的设计”）不谋而合，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四，联系到文艺理论，不得不涉及现代性与现代主义的亲缘关系。中文先生在肯定现代性与现代主义之间的密切联系的同时，又把许多人混为一谈的“现代性”和“现代主义”两个概念作了严格区分，也对基于现代性的文化批判与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批判作了严格区分，进而又为现代性的合理方面作了有力辩护。他首先明确指出，“西方学者把20世纪最后几十年前的社会精神、学术思潮的现代性，定位于现代主义，把现代主义看成了现代性的最后形式，把现代主义的危机当成现代性的危机”（注：钟中文：《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第26页。）。这就一针见血地揭示出混淆现代性与现代主义，必然导致把已经过时、失去存在理由的现代主义的历史命运硬加在仍有生命力的现代性上。其次，中文先生在肯定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性进步着一种文化批判的同时，也强调现代性仍继续着对自身消极方面的反思和批判，因此后现代主义的批判往往把现代性加以全盘否定是片面的。

第五，他认为现代性作为一种历史性的具体指向，在其各个发展阶段的内涵并不完全相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其现代性诉求与西方发达国家主张的现代性趋向，在内涵上并不完全一致。这就提出了中国现代性有特殊性的重要思想。据此，他批评那种“完全以外国的现代性准则来代替我国的现代性诉求”，“实际上是西化思想”。他指出，“以外国的现代性来替代我国文化、文学的现代性，一旦发现了两者之间的差异，就对我国的文化与文学艺术嗤之以鼻”的做法是“西化式现代性讨论”，“不能不导致现代性阐释的失误”。为此，中文先生力主中国的现代性“应在文化建设中确立自己独立自主精神与进取精神，也即独立、进取的文化身份”。这就是一方面要用现代性激活、更新传统，建设当代新文化；另一方面在建设当代新文化的进程中发展、充实现代性的历史内涵，焕发现代性的生命与活力。

由上可见，中文先生关于现代性的论述，乃是“新理性精神”文论的主题和基本论域。只有把握了这一主题，才能在更高层面上获得的一个现代性视阈中，重新审视文艺理论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给予新的阐释与论证，文艺理论的创新才能获得扎实的思想依据和理论根基。

三、以交往、对话为理论创新的思维方式

作为一种创新的文艺理论，中文先生的“新理性精神”文论在研究方法与思维方式上也有重大突破，这集中体现在以交往、对话精神为内核的综合研究方法超越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上。

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艺理论界虽然取得了重要成就，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思维方式上其实并未完全摆脱二元对立论的阴影，远未真正达到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的高度。这可能是阻碍我国当代文论健康发展并取得根本性突破的主要症结之一。

中文先生在回顾中国百年文论时，对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作了深刻的剖析，指出：“在近百年里，我们大部分时间处在斗争和一味斗争中间，我们的思维养成了非此即彼的定型的方式，哲学上只分唯心唯物，抑此扬彼，绝对的二元对立；政治上是分等划类，你死我活，好就是绝对的好，坏就是绝对的坏；批判不是为了吸收与扬弃，而是为了否定与打倒。这种方法不仅渗入人们的思想，而且也深入各种理论思维。”他大声疾呼：“应该是建立健康思维方式的时候了”（注：钟中文：《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第123页。）。何谓“健康的思维方式”？中文先生认为，这“应是一种排斥绝对对立、否定绝对斗争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更应是一种走向宽容、对话、综合、创造同时又包含了必要的非此即彼、具有价值判断的亦此亦彼的思维，这是一种交往、对话的思维方式。”（注：钟中文：《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第123页。）我觉得中文先生“新理性精神”文论其实使用的就是这种交往对话的思维方式，它在超越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上取得了全方位的突破，为中国文论界做出了榜样。

对这种交往、对话的思维方式，中文先生从多方面作了深刻的论述。

第一，这种思维方式体现了现代性的价值尺度与精神诉求。一般说来，思维方式本身并不依附于某种价值需求。但是，任何思维方式确实是在一定的社会价值环境中孕育形成、发展起来的，因此，常常与特定的价值观念相关联。比如说独断论的思维方式往往与专制主义观念相联系，而现代性所主张的民主、自由、平等的观念则与独断论、独白式思维方式不相容。所以，交往、对话的思维方式与现代性价值要求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正如中文先生所说：“文学理论的现代性，要求排除对一种思维、观念的终极真理性、绝对权威性。绝对权威，终极真理，说一不二，不准思索的思维方式，已经不合时宜，表现为逆现代潮流而动。人的思维、意识是多样的，它们各有价值……真理的长河，是由千条万条细流汇合而成的，它们的相互关系应是一种相互包容、相辅相成的对话关系，表现为多声合唱”（注：《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第77页。）。

第二，这种思维方式决定于人的实际存在方式，它有本体论的根据。中文先生将这一思维方式提到人的存在方式的高度作了本体论的论证。他引述巴赫金有关“我离不开他人，离开他人我不能成其为我”，“我的名字是我从别人那里获得的，它是为他人才存在的”论点，指出：“事实上，我需要他人才能存在，他人存在也要以我为依托”，“人实际存在于我和他人两种形式之中，存在意味着为他人而存在，通过他人而确证自己的存在。意识作为他人的和我的意识，相互联系又是各自独立……意识实际上是多数的，它们相互交织，各自独立，又具充分权利，自有价值，相互平等，在交往与对话中互为存在。……实际上生活本身就是对话的，你无法离开他人而存在。”（注：《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第77-78页。）这是极其深刻的，为交往、对话的思维方式建立了哲学本体论（存在论）的坚实基础。

第三，这种思维方式体现了与自然科学方法不同的人文科学性质。中文先生指出，“自然科学的思维，是单一主体的思维，它的对象就是客体，而非另一个客体的主体，意识的工作主要在于解释客体，其方式偏重于独语，而达于认识。人文思维则具有‘双主体性’，它探讨的文本，是主体的一种表述，它进入交流，面向另一个主题，另一个主体也面向作为主体的它，进入对话的语境，它需要的是‘理解’。”“人文科学重在理解，理解是人与人的对话，主体与主体的交流，意识与意识的交锋，‘我’与‘你’的相互讨论与了解。在对话与交锋中，两个主体互揭短长，去芜存精，共同发现，揭示与充实真理因素。”（注：《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第78-79页。）这就为交往、对话思维确定了适用范围——主要在人文科学的“理解”之中。

第四，这种思维方式的基本特点就是超越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成为一种“包含了必要的非此即彼、具有价值判断的亦此亦彼的思维”。交往、对话的思维方式用“亦此亦彼”的辩证思维来消解、取代“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自然是抓住了要害。但中文先生的创新之处不限于此，而是在“亦此亦彼”前面又加了上述定语。有无这个定语大不一样。因为“亦此亦彼”地思维固然可以超越“非此即彼”，但若处理不当，亦容易导致取消价值判断的、无是无非的相对主义。这就“把亦此亦彼的思维方式绝对化”了。而如把“亦此亦彼”绝对化，实际上也就把“亦此亦彼”与“非此即彼”绝对对立起来，而这种绝对对立的方法，实际上仍然回到了二元对立的老路上去了。因此，中文先生主张在“亦此亦彼”前面加定语。定语一是“包含了必要的非此即彼”，即对“非此即彼”否定的同时，又有所吸收，批判之中有所包容（函），这才是辩证的扬弃和真正的超越；二是“具有价值判断的”，思维不只是一种形式，必定同时还包含某种内容，即包含一定的价值倾向与判断，否则“亦此亦彼”的思维方式就会成为无是非、无正误，不包含任何内在矛盾、交锋和真正交往、对话的一种思维空壳，它的生命力也就终止了。所以，中文先生为“亦此亦彼”的思维加上两个定语，就使之获得了新质和强大的生命力。

精神文明建设综述范文第12篇

一、以“新人文精神”为核心

“人文精神”是一个古老的概念，同西方文艺复兴时期提出的“人文主义”口号在关怀人、追求健全人性的基本倾向上有相通之处。钱中文先生把“人文精神”概括为“对民族、对人的关怀，对人的生存意义、价值的追求与确认”，它是“使人何以成为人，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确立哪种生存方式更符合人的需求的那种理想、关系和准则”，并从人文精神“具有普遍的人类意义”、“是一种历史现象”和“具有强烈的理想风格”三个方面做了深刻有力的论证，从而揭示了“人文精神”概念的一般内涵。在此基础上，中文先生鲜明地提出了倡导“新人文精神”的思想。

那么，“新人文精神”“新”在何处？与一般“人文精神”有何区别？

首先，它“新”在有其不同于以往的现实针对性。中文先生是面对20世纪西方精神文化的危机和异化及非理性主义、反理性主义思潮的泛滥，特别是针对1980年代以来国内外“科技霸权主义”对人的压抑、语言形式对文学内在精神的排挤、以及“知识普泛化”对艺术家“社会良知”的吞噬，他感到切肤之痛，才旗帜鲜明、针锋相对地提出“新人文精神”来“对抗”这种种“人的精神堕落与平庸”。他大声疾呼，“面对人的扁型化、空虚感，人的大范围的丑陋化、平庸化，与自我感觉的渺小化，文学艺术应该扬起人文精神这面旗帜，制止文学艺术自身意义、价值、精神的下滑”（注：钟中文：《文学理论：走向交往对话的时代》，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7页。）。

对于这种特定的现实针对性，笔者在写于1995年秋的论文《试论当代“人文精神”之内涵》一文有过较翔实的论述，其中的观点笔者至今仍未改变，也许可以作为“新”人文精神的某种注释。文章将当代人文精神与传统人文主义作多方面比较之后提出，“当代”人文精神与以往的不同，“最根本、最集中地体现在人文精神所对抗、反对的对象上”，认为“当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和人文学术领域，所遇到的最大压力阻力，便是商业主义、物质主义和科技主义。倡导‘人文精神’，主要为对抗这三种‘主义’。由此而引起‘人文精神’与西方‘人文主义’的具体内涵的一系列不同”（注：见《理解与对话》，华中师大出版社2000年版，第251页。）。据此，笔者认为必须从当代（即“新”）人文精神与“三个主义的对立关系中去把握其意义”，具体来说：一是它与已渗透、侵蚀到精神文化学术领域一切方面的商品化原则和商业化现象相对立；二是它与那种以当下物质生活的满足和享受为人生第一目标，而放弃高尚的理想、追求和良知，放纵急剧膨胀的物欲、贪欲、拜金主义等的物质主义相对立；三是它与鼓吹科技至上以致排斥人文学术、瓦解人的自由精神和生命体验、造成人性异化的科技主义相对立。现在回过头来看，笔者的这些看法倒是恰好对钱先生倡导的“新人文精神”之“新”，以及它那种强烈的时代感和鲜明的现实批判性的旁证与说明。

其次，“新人文精神”的另一“新”，在于它在继承传统基础上的综合创新。钱先生指出，新的人文精神的建立，看来必须发扬我国原有的人文精神的优秀传统，在此基础上，适度地汲取西方人文精神中的合理因素，融合成既有利于个人自由进取，又使人际关系获得融洽发展的、两者相辅相成互为依存的新的精神。（注：参见金元浦：《多元对话时代的文艺学建设——新理性精神与钱中文文艺理论研究》，第6-8页。）

我觉得，这里有三点值得重视：第一，钱先生强调了人们过去相对忽视的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思想资源。笔者前面只谈到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而未涉及中国人文精神的优秀传统，确实不够全面。钱先生则精辟地将中国几千年传统人文精神归结为“对人际关系的重视”，即“重在个人修身自立，与人际、社会关系的相互协调”，这的确抓住了要害。

钱先生还进一步分析了这个人文传统的一系列重要表现形式：“表现为中国历史人文知识分子修身自立的品格，坚持人格尊严，个人对社会的责任感，历久不衰的忧患意识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在近代西方思潮的影响下，我国现代知识分子又提出‘赛先生’、‘德先生’，甚至近时又呼唤‘莫先生’（道德）；提出知识分子的价值是‘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说。自然，这是一种理想与追求。”（注：钱中文：《走向交往对话的时代》，第346页。）这就把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内涵具体化了，从而阐明了建构新人文精神的民族传统的基础。

第二，中文先生还将中西人文传统加以比较，指出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中国重个人修养与人际关系的协调，而近代西方以来，“人文精神的着眼点则是以个人为本的，如自由、人权、平等、求知、求真等。特别是自由与人权，它们关系人的方方面面”，认为西方人文传统至今仍有一定的“理想光辉”，但同时指出它在几百年来的实践中却常走极端，以致造成“对他人的侵扰与伤害”。这又从另一方面提供了建构新人文精神的思想资源。

第三，中文先生强调建构当代新人文精神须以弘扬中国人文精神优秀传统为“基础”，“适度”地汲取西方人文精神中的合理因素，而不是等量齐观，各取一半来吸收；这种建构不是将中西人文传统拿来拼凑、混合，而是须加以“融合”，融而化之，合成一种新的人文精神，兼具两者的合理成分，却又是与两者全然不同的具有新质的精神。

中文先生的“新理性精神”文论正是以上述具有新质和强烈现实批判性的“新人文精神”作为其理论架构的价值中枢和核心内涵。可以说，新人文精神既是建构“新理性精神”文论的根本目的，又是它的理论核心与价值基石。

二、以“现代性”为主题

关于“现代性”的问题，与“后现代性”问题一起构成了1990年代至新世纪初文论界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由此问题切入，可以对各人文学科的理论架构和传统格局作深刻的反思和根本性的改造，文艺理论学科亦不例外。

钱中文先生的“新理性精神”文论就是以紧紧围绕现代性及相关话题，以此作为理论切入点和展开论述的主题。他明确指出：“新理性精神将以‘现代性’为指针，以推动现代社会、文化、文学艺术发展的现代意识精神为其理论组成部分”。之所以紧扣住“现代性”不放，是出于更新改造文化传统、建设当今新文化的内在需要。钱中文先生言简意赅地指出：“在当今新文化的建设中，需要通过现代性，对优秀的文化传统进行定位与选择”（注：钟中文：《新理性精神与文学理论研究》。），进而加以改造与创新。他认为我们当下面对的有三种文化传统与资源——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国现代文化传统及外国文化传统。根据现代性尺度，“当代文化建设，只能以现代文化传统为基础与出发点”；就是要按现代性要求，“以现代批判精神对现代文化进行批判与改造，确立其行之有效的部分”，然后才能进而借鉴另外两种传统资源，即“吸收中国古代文化与西方文化中的有用成分，使之融会贯通，建立新的文化形态”。在此，对文化传统的选择、吸收、改造、融化，每个环节都离不开现代性。所以，抓住了现代性，也就抓住了建设当代新文化的关键。

中文先生在探讨现代性及其与文学理论的关系问题上的理论贡献，在我看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在回顾了欧美现代性理论发展历史的基础上，对现代性的基本内涵作了完整而精当的归纳：

在我看来，所谓现代性，就是促进社会进入现展阶段，使社会不断走向科学、进步的一种理性精神、启蒙精神，就是高度发展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就是一种现代意识精神，表现为科学、人道、理性、民主、自由、平等、权利、法制的普遍原则。（注：《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第25页。）

更重要的是，他并不把“现代性”内涵凝固化，而是以历史发展的眼光首次提出了如下的现代性的历史动态模式：

从现代性的历史进程来看，现代性是一种被赋予历史具体性的现代意识精神，一种历史性的指向。在各个发展阶段，现代性的内涵有着共同之处，但又很不相同。一些学术思想问题，在彼时彼地的提出，看来有违那时现代性的要求，而不被重视，甚至还要遭到批判；而在此时此地，则不仅与现时现代性的要求相通，而且还可能成为现代性的基本组成部分。（注：《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第30-31页。）

在我看来，这个动态模式的重要性超过了对现代性下一个确定的定义，使我们对现代性的认识具备了一种开放的、历史的眼光，一种辩证的、变化的思路，一种宽容的、超越的气度。

第二，中文先生也清醒地看到了现代性所包含的内在矛盾及由此在历史实践中产生的种种负面效应。他强调要“把现代性本身看作一个矛盾体，应当看到它的两面性，以避免走向极端”。与一般承认现代性有两面性的观点不同，中文先生还对这种矛盾性的具体历史内涵作了深刻的揭示与论述。他认为这种内在矛盾主要表现为“在理性精神的不断实现过程中，也造成了种种失衡，使理性精神变而为只讲使用的工具理性”（注：《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第27-28页。）。他还从科技进步、物质发展导致物对人的压抑和人文社会科学进展局部引发非理性、反理性思潮两个方面深刻揭示了在现代化和现代性发展过程中理性的工具化实质，同时也准确揭示出工具理性不同于一般理性、乃至成为理性的异化形式的基本内涵，从而透彻地阐明了现代性内在矛盾的性质和含义。

第三，中文先生并未因现代性有两面性而全盘否定现代性，或认为现代性原则已“过时”；相反，他旗帜鲜明地批评了那种在后现代主义旗号下全盘否定和抛弃现代性的时髦主张，指出，“现代性的文化批判仍在探索积极的因素，维护人的存在所需要的普遍价值原则与普遍精神，以便使价值与精神在被破坏中获得重建”，因而它并未过时，“即使在欧美，如果要使社会获得正常发展，那么现代性以及现代性建立的意识、话语权威，即使一部分过时了，而其基本原则、精神还是常新的，是人们的生存须臾离不开的”；他还认为，后现代性与现代性并非绝对对立的，其中有些新观念有积极意义，“可以将这些积极因素作为现代意识因素，融汇到现代性中去，丰富现代性，但难以排挤掉仍在起到支配社会生活的现代性”（注：钟中文：《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第25页。）。这一观点与哈贝马斯关于现代性是“一次未竟的事业”（或译为“一项未完成的设计”）不谋而合，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四，联系到文艺理论，不得不涉及现代性与现代主义的亲缘关系。中文先生在肯定现代性与现代主义之间的密切联系的同时，又把许多人混为一谈的“现代性”和“现代主义”两个概念作了严格区分，也对基于现代性的文化批判与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批判作了严格区分，进而又为现代性的合理方面作了有力辩护。他首先明确指出，“西方学者把20世纪最后几十年前的社会精神、学术思潮的现代性，定位于现代主义，把现代主义看成了现代性的最后形式，把现代主义的危机当成现代性的危机”（注：钟中文：《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第26页。）。这就一针见血地揭示出混淆现代性与现代主义，必然导致把已经过时、失去存在理由的现代主义的历史命运硬加在仍有生命力的现代性上。其次，中文先生在肯定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性进步着一种文化批判的同时，也强调现代性仍继续着对自身消极方面的反思和批判，因此后现代主义的批判往往把现代性加以全盘否定是片面的。

第五，他认为现代性作为一种历史性的具体指向，在其各个发展阶段的内涵并不完全相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其现代性诉求与西方发达国家主张的现代性趋向，在内涵上并不完全一致。这就提出了中国现代性有特殊性的重要思想。据此，他批评那种“完全以外国的现代性准则来代替我国的现代性诉求”，“实际上是西化思想”。他指出，“以外国的现代性来替代我国文化、文学的现代性，一旦发现了两者之间的差异，就对我国的文化与文学艺术嗤之以鼻”的做法是“西化式现代性讨论”，“不能不导致现代性阐释的失误”。为此，中文先生力主中国的现代性“应在文化建设中确立自己独立自主精神与进取精神，也即独立、进取的文化身份”。这就是一方面要用现代性激活、更新传统，建设当代新文化；另一方面在建设当代新文化的进程中发展、充实现代性的历史内涵，焕发现代性的生命与活力。

由上可见，中文先生关于现代性的论述，乃是“新理性精神”文论的主题和基本论域。只有把握了这一主题，才能在更高层面上获得的一个现代性视阈中，重新审视文艺理论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给予新的阐释与论证，文艺理论的创新才能获得扎实的思想依据和理论根基。

三、以交往、对话为理论创新的思维方式

作为一种创新的文艺理论，中文先生的“新理性精神”文论在研究方法与思维方式上也有重大突破，这集中体现在以交往、对话精神为内核的综合研究方法超越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上。

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艺理论界虽然取得了重要成就，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思维方式上其实并未完全摆脱二元对立论的阴影，远未真正达到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的高度。这可能是阻碍我国当代文论健康发展并取得根本性突破的主要症结之一。

中文先生在回顾中国百年文论时，对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作了深刻的剖析，指出：“在近百年里，我们大部分时间处在斗争和一味斗争中间，我们的思维养成了非此即彼的定型的方式，哲学上只分唯心唯物，抑此扬彼，绝对的二元对立；政治上是分等划类，你死我活，好就是绝对的好，坏就是绝对的坏；批判不是为了吸收与扬弃，而是为了否定与打倒。这种方法不仅渗入人们的思想，而且也深入各种理论思维。”他大声疾呼：“应该是建立健康思维方式的时候了”（注：钟中文：《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第123页。）。何谓“健康的思维方式”？中文先生认为，这“应是一种排斥绝对对立、否定绝对斗争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更应是一种走向宽容、对话、综合、创造同时又包含了必要的非此即彼、具有价值判断的亦此亦彼的思维，这是一种交往、对话的思维方式。”（注：钟中文：《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第123页。）我觉得中文先生“新理性精神”文论其实使用的就是这种交往对话的思维方式，它在超越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上取得了全方位的突破，为中国文论界做出了榜样。

对这种交往、对话的思维方式，中文先生从多方面作了深刻的论述。

第一，这种思维方式体现了现代性的价值尺度与精神诉求。一般说来，思维方式本身并不依附于某种价值需求。但是，任何思维方式确实是在一定的社会价值环境中孕育形成、发展起来的，因此，常常与特定的价值观念相关联。比如说独断论的思维方式往往与专制主义观念相联系，而现代性所主张的民主、自由、平等的观念则与独断论、独白式思维方式不相容。所以，交往、对话的思维方式与现代性价值要求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正如中文先生所说：“文学理论的现代性，要求排除对一种思维、观念的终极真理性、绝对权威性。绝对权威，终极真理，说一不二，不准思索的思维方式，已经不合时宜，表现为逆现代潮流而动。人的思维、意识是多样的，它们各有价值……真理的长河，是由千条万条细流汇合而成的，它们的相互关系应是一种相互包容、相辅相成的对话关系，表现为多声合唱”（注：《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第77页。）。

第二，这种思维方式决定于人的实际存在方式，它有本体论的根据。中文先生将这一思维方式提到人的存在方式的高度作了本体论的论证。他引述巴赫金有关“我离不开他人，离开他人我不能成其为我”，“我的名字是我从别人那里获得的，它是为他人才存在的”论点，指出：“事实上，我需要他人才能存在，他人存在也要以我为依托”，“人实际存在于我和他人两种形式之中，存在意味着为他人而存在，通过他人而确证自己的存在。意识作为他人的和我的意识，相互联系又是各自独立……意识实际上是多数的，它们相互交织，各自独立，又具充分权利，自有价值，相互平等，在交往与对话中互为存在。……实际上生活本身就是对话的，你无法离开他人而存在。”（注：《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第77-78页。）这是极其深刻的，为交往、对话的思维方式建立了哲学本体论（存在论）的坚实基础。

第三，这种思维方式体现了与自然科学方法不同的人文科学性质。中文先生指出，“自然科学的思维，是单一主体的思维，它的对象就是客体，而非另一个客体的主体，意识的工作主要在于解释客体，其方式偏重于独语，而达于认识。人文思维则具有‘双主体性’，它探讨的文本，是主体的一种表述，它进入交流，面向另一个主题，另一个主体也面向作为主体的它，进入对话的语境，它需要的是‘理解’。”“人文科学重在理解，理解是人与人的对话，主体与主体的交流，意识与意识的交锋，‘我’与‘你’的相互讨论与了解。在对话与交锋中，两个主体互揭短长，去芜存精，共同发现，揭示与充实真理因素。”（注：《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第78-79页。）这就为交往、对话思维确定了适用范围——主要在人文科学的“理解”之中。

第四，这种思维方式的基本特点就是超越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成为一种“包含了必要的非此即彼、具有价值判断的亦此亦彼的思维”。交往、对话的思维方式用“亦此亦彼”的辩证思维来消解、取代“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自然是抓住了要害。但中文先生的创新之处不限于此，而是在“亦此亦彼”前面又加了上述定语。有无这个定语大不一样。因为“亦此亦彼”地思维固然可以超越“非此即彼”，但若处理不当，亦容易导致取消价值判断的、无是无非的相对主义。这就“把亦此亦彼的思维方式绝对化”了。而如把“亦此亦彼”绝对化，实际上也就把“亦此亦彼”与“非此即彼”绝对对立起来，而这种绝对对立的方法，实际上仍然回到了二元对立的老路上去了。因此，中文先生主张在“亦此亦彼”前面加定语。定语一是“包含了必要的非此即彼”，即对“非此即彼”否定的同时，又有所吸收，批判之中有所包容（函），这才是辩证的扬弃和真正的超越；二是“具有价值判断的”，思维不只是一种形式，必定同时还包含某种内容，即包含一定的价值倾向与判断，否则“亦此亦彼”的思维方式就会成为无是非、无正误，不包含任何内在矛盾、交锋和真正交往、对话的一种思维空壳，它的生命力也就终止了。所以，中文先生为“亦此亦彼”的思维加上两个定语，就使之获得了新质和强大的生命力。

精神文明建设综述范文第13篇

论文关键词　和谐文化　历史脉络　一脉相承　和谐社会

文化是思想的沉淀，是历史的传承，是一个民族得以薪火相传和繁荣富强的不竭动力。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和谐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与中华民族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精神财富，深刻梳理和阐释和谐文化理论形成的历史脉络，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同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华民族面临着内忧外患，文化建设亦面临着迷茫和危机，以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革命和建设过程中，高度重视文化建设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始人，同志的文化思想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既继承了中华优秀文化成分，又借鉴了国外先进文化成果，成为同志思想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核心成分之一。

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作为同志文化思想的精华，是和谐文化理论的重要思想渊源，对于当前和谐文化建设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首先，同志揭示了文化的性质，阐明了文化与政治、经济之间的关系，科学地界定了文化的社会定位。在同志看来，文化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属于上层建筑，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即“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其次，在深刻揭示文化阶级性的基础上，同志阐释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科学内涵，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因而它应该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以争取民族独立、反对封建主义以谋求社会进步的有力武器。再次，新民主义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同志指出它具有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三大基本特征特征：所谓民族性，即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所谓科学性，即它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要理论和实践一致的；所谓大众性，即它是为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此外，同志还提出了科学对待古今中外文化的方法，即应该汲取其精华而抛弃其糟粕。对待传统文化，要运用批判的眼观进行继承和弘扬，反对割裂历史，抛弃传统；对待外来文化，要用辩证的思维进行吸收和借鉴，反对盲目崇拜，全盘吸收。

二、邓小平同志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理论

十年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文化亦历经着巨大的浩劫。邓小平同志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十分重视文化对于政治经济建设的作用，强调在进行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也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即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

精神文明建设理论作为邓小平同志文化思想的核心，源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是对同志文化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不仅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而且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征程。关于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邓小平同志强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在他看来，在实行改革开放和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东西文化相互交融碰撞，多种社会思潮激荡杂陈，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不会迷失方向，丢失灵魂。关于文化建设的战略地位，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是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位有机统一的现代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关于文化建设的价值取向，邓小平同志认为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基本方向，把“三个有利于”作为评判标准，以满足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促进社会的全面繁荣进步，据此，他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等著名论断。关于文化建设的基本原则，邓小平同志强调精神文明建设要加强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以保证现代化建设的正确方向；重申文化建设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以推动科技进步，促进文艺发展，满足精神需求，实现社会进步。

三、同志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理论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同志作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在继承同志、邓小平文化理论的基础上，立足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根据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审时度势，高瞻远瞩，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文化建设的新思想，科学地阐述并强调文化建设的战略地位，并将文化建设提升到体现综合国力重要标志的新境界。

同志从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高度，强调“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文化建设精辟的论述，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理论体系，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1991年7月，在庆祝党成立7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同志创造性地使用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一概念并对其进行阐述，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雏形。此后，他多次论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问题，不断丰富和完善其科学内涵，并对其历史地位和现实作用做了精确的定位，制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初阶段文化建设的基本纲领和根本任务，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成为一个丰满的理论体系。2000年2月，同志在广东考察工作时，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和深刻分析当前形势任务，首次提出并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年5月，他在江苏、浙江、上海考察工作时，强调“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史上首次将“中国先进文化”提高到党的性质的高度，重点突出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战略地位和历史作用。2001年7月，在庆祝党成立8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同志对先进文化的科学内涵和战略地位等问题作了全面的阐述。先进文化理论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和时代精神的总结，它的提出，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体现了时代进步的特征，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文化意识的理性自觉以及复兴中华文化的强烈使命感，标志着党的治党、执政思想的成熟。

四、同志的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理论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结构的急剧转型、东西文化交融碰撞以及社会群体的利益格局不断分化促使整个社会思潮纷乱复杂和人们价值观念多元多变，文化失范和道德危机的突显呼吁着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建设。和谐文化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2005年5月，同志在云南考察工作时强调：“要树立共同理想,打牢共同思想基础,特别是要宣传和树立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促进和谐文化建设,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强大的思想道德力量。”首次提出了建设和谐文化的战略思想并对其重大意义进行了深刻地阐述。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强调和阐述了建设和谐文化的问题，为和谐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强调“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时隔不久，同志在中国文联第八次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又进一步阐明了建设和谐文化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相互关系。2007年10月，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同志从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提高综合国力以及丰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等方面，揭示了和谐文化建设在当今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提出了“建设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的重大任务，强调和谐文化是全体人民团结进步的重要精神支撑。

和谐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先进文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它既植根于民族文化土壤，具有独特的民族性和传承性，又借鉴了人类有益文化成果，具有鲜明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所谓和谐文化，就是人类社会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以和谐为思想内核和价值取向，融思想观念、理想信仰、社会风尚、行为规范、制度体制于一体的一种文化形态，它既包含对社会发展的基本理念和理想追求，也包括对社会发展的总体认知和评价，还包括对社会发展的实践取向和制度构建。”和谐文化基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需要应运而生，它既是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和重要内容，又是实现社会和谐的文化源泉和精神动力。不仅如此，和谐文化尊重文化多样性，包容价值多元化，善于吸收人类文明的优质成分，融合不同文明的异质冲突，在坚守民族特质中寻求世界共性，为解决当今世界多元文化的交融和碰撞，推动人类文明走向和谐新境界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理论方向和发展前景。可以说，和谐文化理论的形成体现了党对于人类文明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又一次理论创新。

精神文明建设综述范文第14篇

一、纲举目张：突破答题瓶颈的基本要求

非选择题的备考是一个系统工程，它不仅考查考生理论知识的储备与运用，而且考查考生综合学习能力的培养，更关注考生的思维品质和思维过程，特别是科学思维方法的形成与运用。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是确立答题逻辑的关键。答题逻辑不清，实质是思维方法的问题。坚持能力立意的高考试题，特别注重考生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比较等思维能力的考查。考生逻辑思维（特别是演绎思维）的欠缺，是当前考生非选择题得分偏低的深层次原因。

确立答题逻辑，“有话好好说，把话说清楚”，是解答非选择题的基本要求。这里的答题逻辑，是指审题和解题的思路。答题逻辑分为“大逻辑”和“小逻辑”。“大逻辑”是指要点之间的逻辑，包括有几个要点，要点之间如何排列。基于材料信息和问题呈现方式的不同，答题“大逻辑”主要有四种：“事实”逻辑、“问题”逻辑、“理论”逻辑和“生活”逻辑。“小逻辑”是指要点自身的逻辑，即要点如何展开，包括有几个关键词，如何排列。基于设问指向不同，答题“小逻辑”各异，如描述事物，要求概括“是什么”；阐释事物，要求说明“怎么样”；论证问题，要求分析“为什么”；探究问题，要求回答“怎么办”；等等。不论哪种指向，组织答案时，都要求将学科理论与材料信息结合起来进行演绎分析。其中，在论证问题时，还需要采用“三段论”推理的范式。

“大逻辑”强调“构思”，说的是从哪些层次回答问题，“大逻辑”合理，意味着答案层次清晰、环环相扣；“小逻辑”强调“构答”，说的是这些层次如何展开，“小逻辑”合理，表明论证充分、思维缜密。

纲举目张，“大逻辑”引领“小逻辑”，“小逻辑”呼应“大逻辑”，答好非选择题，两者缺一不可。就当前备考实际来说，答题“大逻辑”是考生的软肋，亟待提高。在备考中，既要重视答题的“小逻辑”，更要重视答题的“大逻辑”。如何确立答题的“大逻辑”是当前解题指导的重要方面。

二、题组反思：掌握答题逻辑的基本方法

1.概括材料信息，基于“事实”逻辑答题

信息素养是现代信息社会对学生素养提出的基本要求，高考试题关注信息处理能力，考查学生将信息转化为有价值资源的能力。提取和解读信息，调动和运用知识，是考试说明规定的基本能力。因此，基于材料信息，依据“事实”逻辑展开分析是答题的基本要求和“铁门坎”。以2016年全国文综卷Ⅱ第39题第（2）问为例：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中华民族英雄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近年来，有的人打着“还原历史真相”的旗号颠覆英雄、歪曲历史、消解崇高，如胡诌“堵枪眼不合情理”“‘火烧’违背生理学”“炸碉堡为虚构”等。凡此种种混淆是非的谣言借助网络等传媒随意传播，一些网民盲目跟风、随手转发。这种抹黑英雄形象的谣传引起了一些人历史认知混乱和价值观迷失。

还原历史、守护英雄、捍卫崇高，就是守护良知、正义和精神家园。战场上多次负伤的志愿军老战士李继德动情地说：“堵枪眼时，我在现场！”当年的老排长郭安民挺身直言，燃烧弹点燃伪装草，“大火整整了二十多分钟，始终一动不动”。的生前战友郅顺义多次口述力证，舍身炸碉堡，就在他的掩护之下……

结合材料和《文化生活》知识，探究如何守护英雄、弘扬中华民族精神。

[考情分析]本题满分10分，湖北省考生平均得分3.35，难度0.34，属于中等难度（0.30～0.70）试题。考生普遍存在的问题是，简单照搬教材关于如何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的要点，不会结合材料信息，从基于材料概括的“事实”逻辑出发分析问题，导致得分偏低。

[试题分析]从设问指向看，本题属于探究措施题。解答此类试题，一定要针对材料中所反映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措施，提出的措施一定要有学科理论依据，答案要点应采用演绎式表述，即把抽象的理论知识演绎到具体的材料信息中，形成具体措施。

本题材料反映的问题是：有人捏造抹黑英雄形象的谣言有人误信并传播谣言英雄形象被抹黑，价值信念动摇、迷失。针对上述问题，从正面来“立”，首先是“拒绝”，即不信谣（教材理论：提高辨别不同性质文化的眼力，增强抵御落后文化与腐朽文化的能力。表述时要结合材料信息加以演绎）；其次是“抵制”，不仅不转发谣言，而且要利用网络等大众传媒传播事实真相、批驳错误言论；再次是“宣传”，即奏响主旋律，利用大众传媒传播英雄事迹，宣传和弘扬英雄精神。

大逻辑：基于材料概括的“事实”逻辑（三个层次：拒绝抵制宣传）

小逻辑：基于材料信息和理论依据进行演绎分析（调用关键词回答怎么办）

[参考答案]尊重历史事实，增强辨别信息真伪、抵御落后文化和错误言论的能力。利用网络等大众传媒传播英雄事迹，抵制和批驳肆意抹黑英雄、歪曲历史的言行。大力宣传英雄精神，使群众懂得英雄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突出表现，继承和弘扬英雄精神。

[题组反思]一般来说，描述信息、探究措施类问题多以基于材料概括的“事实”逻辑回答，此类试题的突出特点是材料信息较为丰富，信息呈现较为具体，材料信息的层次决定答题的层次，材料信息的逻辑直接“呼应”试题的答案。由于这类问题一般没有较为固定的“理论”逻辑支撑，或者说需要考生依据材料信息的逻辑临场重构理论逻辑。因此，忠实于材料信息、基于“事实”逻辑调动和运用知识储备，是解答此类问题最有效的办法。

2016年全国文综试卷中，基于“事实”逻辑答题的典型试题还有如卷Ⅲ第38题第（1）问：运用政治生活知识，说明国家应如何为“互联网+”行动计划的实施提供支持和保障。本题的“大逻辑”有三大层次：一是中央是如何做的；二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如何做的；三是国务院（发改委）是如何做的。“小逻辑”为：概括材料信息+演绎分析。

2.分解设问层次，基于“问题”逻辑答题

作为选拔性考试，近年来高考试题经常设置较为复杂的设问，以保持一定的难度和必要的区分度。对于此类问题，切莫“复杂问题简单化处理”，需要灵活运用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思维方法合理分解复杂设问，“化繁为简”，在分解设问的基础上形成“问题”逻辑，引领问题的分析，做到“条分缕析”。回顾全国新课标试卷，最为经典的是2015年全国文综新课标卷Ⅰ第39题第（1）问：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要保护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纪录片《记住乡愁》于2015年元旦在央视首播。该片选取100多个传统村落，围绕中华美德的千百年传承，一集一村落，一村一传奇，采取纪实手法讲述一个个生动感人的故事：有坚守精忠报国、宁死不屈民族气节的，有传承诚信为本、诚实待人村风的，有秉持积善成德、助人为乐精神的，有倡导邻里和睦、守望相助的，有崇尚尊重生命、敬畏自然的……

《记住乡愁》的播出引发社会强烈反响。古建筑学者将其誉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立体的教科书，现成的博物馆”，历史学者认为《记住乡愁》呈现了一幅生动的乡村历史画卷，民俗学者从节目中看到了一个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化石”，社会学者强调汲取传统乡村社会治理的智慧和经验……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记住乡愁，传承中华传统美德。运用《文化生活》知识对此加以说明。

[考情分析]本题满分12分，湖北省考生平均得分2.60，难度0.22，属于高等难度（难度值0.30以内）试题。考生答题时存在的问题是，理论依据（时政知识）不熟悉，设问指向把握不住，问题的层次分解不到位，答题逻辑混乱。

[试题分析]本题属于复杂的关系论证题，设问较为复杂，需要考生运用分析与综合的思维方法，分解设问层次，然后结合材料信息，调用学科（时政）理论展开论证。设问要求说明“记住乡愁（A）”“传承中华传统美德（B）”对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C）”的作用。先分解：一是B何以影响C？（思路：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二是A何以影响C？（思路：记住乡愁中华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再综合： A、B何以影响C？具体分析如下：

依据《文化生活》理论，文化影响人的价值观念、认识活动和思维方式。要建立“中华传统美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的联系，必须引入“中华传统文化”这一概念，亦即：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乡愁”是一种比较复杂的情感，混合着对亲人的思念，对家乡的热爱，对故土上传奇故事的记忆及其所承载的传统文化的依恋等。材料将“记住乡愁”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相关联，设问将“记住乡愁”与“传承中华传统美德”并提，已经提示了建立“乡愁”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关系的路径，亦即：记住乡愁中华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建立起“乡愁”“中华传统美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的关系后，再回归论题，阐明“记住乡愁（A）”“传承中华传统美德（B）”对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C）”的意义，即提供了重要载体和丰厚的历史文化养料。

大逻辑：基于设问分解的“问题”逻辑（三大层次，先分述后综述）

小逻辑：三段论推理（大前提+小前提=结论）

[参考答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承接（大前提），中华传统美德是传统文化的精华（小前提），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结论①，分述：BC）。乡愁反映了人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依恋之情（小前提），体现了当代人对传承中华传统美德的愿望和期盼（结论②，分述：AB）；记住乡愁，传承中华传统美德，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重要载体和丰厚的历史文化养料（总结论，总述：A+BC）。

[题组反思]一般来说，归因论证类问题多以基于设问分解的“问题”逻辑回答。此类试题的突出特点是材料提供的信息不足以完全支撑问题的回答，设问规定的知识范围也较为宽泛，而设问中蕴含的信息较为丰富，答题时需要进一步分解设问的层次，然后调动和运用相应的学科知识展开分析。

2014年北京卷第38题第（4）问也具有典型性，值得大家关注：结合材料，运用《经济生活》相关知识，说明传统上由政府政投资兴建地铁，现在为什么要通过市场化引入民间资本。本题的“大逻辑”有三个层次。第一层，为什么要改变地铁投资方式（由财政全额投资到“PPP模式”）？第二层，为什么要引入民间资本修建地铁？第三层，为什么要通过市场化手段引入民间资本？小逻辑为：必然性分析+重要性分析（关键词：财政、民间资本、市场化手段）。

3. 拓展知识层次，基于“理论”逻辑答题

高考试题的每个问题要求考生运用的知识类别一般会指明清楚，或宏观布局，或微观具体。为考查考生对理论掌握的深度，考查考生阐释事物的能力，命题人经常设置基于某一具体知识阐释某一问题的问题。考查的具体知识，往往是学科中思维含量大、逻辑层次强的核心主干知识。每年高考都有此类试题，且多为哲学试题。回答此类试题，既需要考生提取材料中的关键信息，也需要考生拓展具体知识的层次确立“理论”逻辑展开分析。以2015年全国文综新课标卷Ⅱ第39题第（1）问为例：

抗日战争期间，面对日本侵略者的疯狂进攻，中国人民克服经济力、军力、政治组织力等远远弱于日本的困难，同仇敌忾、共赴国难，以血肉之躯筑起了捍卫祖国的钢铁长城，涌现出杨靖宇、赵尚志、左权、赵登禹、张自忠、戴安澜等爱国将领，“狼牙山五壮士”“八百壮士”等英雄群体，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首爱国主义的壮丽史诗。

在惊天地、泣鬼神的抗日战争中，形成了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战精神。中国人民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抗战精神始终支撑和激励中国人民浴血奋战，最终打败了极其残暴、极其野蛮的日本侵略者，赢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结合材料，运用意识能动作用的知识说明抗战精神对中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作用。

[考情分析]本题满分10分，湖北省考生平均得分2.60，难度0.22，属于高等难度（难度值0.30以内）试题。考生答题时存在的问题是，运用意识能动作用的知识结合材料信息演绎分析不到位。

[试题分析]本题要求考生运用哲学具体知识演绎分析事物，属于阐释类问题。意识的能动作用包括两个方面：意识是对物质的能动的反映，对物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而能动的反作用又有两个方面的表现：一是对改造客观世界具有指导作用，二是对人的生理活动具有调节和控制作用。2014年全国文综新课标卷Ⅲ第39题，是要求用意识的能动作用分析教学观念的作用，主要考查“指导作用”；而本题要求用意识的能动作用来分析抗战精神的作用，主要考查“调节与控制作用”。本题答案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表述原理；第二层次，结合“调节与控制作用”演绎抗战精神的作用，即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第三层次，结合材料分析抗战精神作为精神动力的具体表现，即激发斗志、增强信心，克服困难、持久抗战。

大逻辑：基于知识拓展的“理论”逻辑（围绕意识的能动作用展开）

小逻辑：理论依据+演绎分析（理论隐藏在材料分析之中，概念转换+保留关键词）

[参考答案]意识是对物质的能动的反映，对物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抗战精神是激励中国人民坚持抗战、争取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抗战精神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的斗志，增强了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信心；激励中国人民克服国力弱、武器装备落后等困难，坚持持久抗战，最终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

[题组反思]一般来说，阐释类设问多以基于知识拓展的“理论”逻辑回答。此类试题的突出特点是，不仅要求考生对知识本身有深刻的理解，而且着力考查从“普遍”到“特殊”的演绎分析的能力，对思维深度有较高的要求，考生知识掌握的深度和层次性决定了演绎分析的深度和层次性。

2016年全国文综三套试卷都有此类试题，如卷Ⅱ第39题第（2）问：扶贫先扶“精气神”是十八洞村精准扶贫的重要经验，运用文化对经济作用的知识说明这一经验的合理性。卷Ⅰ第39题第（1）问：结合材料，运用价值观的知识，对否认英雄的错误言论加以批驳。卷Ⅲ第39题第（1）问：结合材料，运用追求真理的知识说明我国科学家是如何发现疟疾新疗法的。

考生在答题时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对设问中限定的“具体知识”的范围、层次把握不全面、不深刻：二是习惯归纳分析，不习惯演绎分析，演绎思维的基本方法掌握不到位。演绎分析的基本方法：第一步，根据试题要求，找到需要运用的一般理论（哲学原理或方法论）；第二步，以理论要点为线索，按图索骥，在试题材料中寻找与理论要点相对应的有效信息；第三步，用材料中的具体信息“置换”理论要点中的抽象概念及关系（类似于数学中的“代入法”），实现由抽象到具体、一般到个别的转化，从而将理论要点转换成试题答案要点。

4.联系社会实际，基于“生活”逻辑答题

新课标政治试卷，经常设置开放性试题，强调综合性和创新性，侧重考查考生多方面的知识修养和应对社会现实问题的能力，要求考生能够从不同角度审视同一现象和问题，具备综合认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回顾全国新课标试卷，历年的第39题第（3）问多为此类问题，最为经典的是2015年全国文综新课标卷Ⅰ第38题第（2）问的“如何用好财政赤字资金”。

2013年我国GDP增速为7.7%，2014年为7.4%。2015年我国GDP增长目标调低为7%。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对积极的财政政策做了加力增效的部署，其中，2015年财政预算拟安排财政赤字1.62万亿元，比去年增加2 700亿元，赤字率从去年的2.1%提高到2.3%。（财政赤字率指财政赤字与GDP之比。国际上财政赤字率安全警戒线为3%）

结合材料和所学经济知识，说明应该如何用好财政赤字资金。

[考情分析]本题满分8分，湖北省考生平均得分2.50，难度0.18，属于高等难度（难度值0.30以内）试题，是近几年内难度最大的非选择题。多数考生只能答出财政的三个作用，得分很难超过3分。

[试题分析]高中生对财政并不陌生，不论是历史学科，还是政治学科，对财政都有集中讲解，因此，财政既是理论问题，也是现实问题。本题的特殊性在于，材料没有揭示财政赤字资金使用中存在的问题（无事实依据），设问没有提出可用的具体知识，属于“双无”（无具体材料信息、无明确理论依据）问题。回答这一问题，需要考生掌握财政赤字资金的“常识”，对考生的综合素养提出了较高的要求。用好财政赤字资金，需要从财政赤字资金的性质角度来论证，还要保证资金的使用效率，同时要注意财政赤字资金的公平性。从客观实际来看，用好财政赤字资金，首先需要做好预算，这就需要优化预算赤字资金支出结构，优化即能够引导经济转型升级；其次是管理到位，要把赤字资金用在“刀刃”上，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这就需要加强赤字资金的管理，提高其使用效率；再次是注重公平，与企业资金不同的是，财政赤字资金安排属于再分配范畴，要更加注重公平，即需要遵循财政分配原则，维护赤字资金支出的公平性。

大逻辑：基于现实问题的“生活”逻辑（熟悉财政赤字资金使用的“常识”）

小逻辑：调用关键词回答怎么办（计划、管理、公平）

[参考答案]化赤字资金支出结构，引导经济转型升级；加强赤字资金管理，提高使用效率；遵循财政分配原则，维护赤字资金支出的公平性。

[题组反思]一般来说，开放性问题多以基于现实问题的“生活”逻辑回答，其突出特点是试题既没有太多的具体材料信息支撑，也没有具体的知识范围提示。从试题的答案来看，探讨解决问题的措施既源于教材，又高于教材，既要结合试题所提供的材料信息，又要联系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探究的结论不拘泥于基本理论以及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是对基本理论和方针政策的具体演绎。回答此类问题，要求考生运用各种方法寻找理论支撑，并将理论推演到具体实践中，重新组织储存在自己记忆中的知识体系。这一过程就是我们惯常所说的创造性思维，这对学生的综合知识素养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达到这一层次，需要考生在学习学科知识的同时，还要理论联系实际，关注时代主题和社会实际，积淀生活常识，形成学科素养。

精神文明建设综述范文第15篇

（一）邓小平的党建理论是“三个代表”的生长点和有力指导  

首先，在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重要性上，邓小平理论直接启发了“三个代表”。邓小平作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明确提出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是关系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重大问题，提出要“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1]（第39页）。这不仅从根本上纠正了党的建设问题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思想，而且明确地把党的自身建设同党所领导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联系起来，给党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新的历史时期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顺着“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必须从严”的思路，认识到永远保持党的先进性、建设一个坚强有力的党对于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极端重要性，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  

其次，邓小平的政治嘱托催生了“三个代表”。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在《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1992年初，在南方的谈话中，他再次强调：“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1]（第380页）这是邓小平对以******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政治嘱托。针对这一嘱托，******在这些年的实践中考虑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政党，怎样建设党。以******为核心的党中央，自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四大、十五大以来，在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确定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的总目标、培养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反腐倡廉和“三讲”教育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许多重要经验。“三个代表”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对邓小平的政治嘱托和上述根本问题做出了最集中最概括的回答。  

再次，“三个代表”与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密切相关。邓小平理论最突出的贡献在于：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制定了一条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内容的基本路线，开辟了一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加快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实质上是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三个代表”要解决的是“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这是两个关联度极高的问题。因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解决好了，党就能站稳脚跟；而“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解决好了，社会主义才能长治久安。可以说，“三个代表”的理论生长点就是邓小平理论。  

（二）邓小平“三个有利于”思想的思维视角启迪了“三个代表”; “三个代表”禀承了“三个有利于”判断时代特点的新视角。任何理论都来源于实践，又服务于实践。“三个代表”继承了“三个有利于”与时俱进的实践唯物主义品格，在关键时刻及时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90年代初，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正处于一个寻求新的突破和转折的关键时期。当时由于受种种“左”的观念的束缚，几乎每一项大的改革开放政策或建设举措的推出，都会引出姓“资”姓“社”的争论。如何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认识社会主义？用什么标准判断和检验我们各项工作的是非得失？这些问题对我们事业的顺利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邓小平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提出，有效地消除了人们的种种困惑，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支持。  

“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则是在世纪之交，人们对党的性质的理解及党的自身建设遇到前所未有挑战的关键时刻提出来的。进入90年代后，世界现代化的进程已由工业时代步入信息时代，经济全球化愈益显现，政治多极化趋势业已形成，不同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的国家既相互联系，又存在着严重的政治价值观念的分歧和斗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分化”、“西化”中国的图谋从未停止过；多元文化方兴未艾，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碰撞，对人们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现代科学技术革命迅猛发展，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的迅速崛起，正深刻地影响乃至改变着传统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及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如何积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趋势，依托现代科学技术加快我国现代化进程，确保党的先进性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方向，这是时代提出的新课题。******根据实际需要，及时提出了“三个代表”的思想，既为新世纪加强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也与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一样，面对新的时代课题，为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显示了党的事业在实践发展中的连续性。  

2、“三个代表”禀承了“三个有利于”观察问题的新视角。“三个代表”和“三个有利于”都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准确把握上，科学地强调了生产力的基础地位，从而使二者在内容上具有联结性。邓小平和******都把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作为社会发展的核心内容。这是因为，生产力是人类改造和征服自然使其适应自己需要的客观物质力量。一定的生产力，不仅是社会存在的前提，而且是当前生产实践及其所决定的各种社会活动的物质条件。诚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是“人类全部历史的基础”（第532页）。同时，生产力还是社会生产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推动社会前进的最终决定力量。  

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且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下，邓小平总揽全局，突出重点，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并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作为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面对21世纪，******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敏锐地把握生产力发展的总特点，提出了我党要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并以此作为“三个代表”思想的核心。这一思想与“三个有利于”观察问题的视角的一致性，阐述的重要内容的相互关联性，是显而易见的。这对我们在新世纪更加自觉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3、“三个代表”在价值取向上也和“三个有利于”具有一致性。“三个代表”和“三个有利于”都把关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我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鲜明地体现了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具有价值取向上的一致性。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运动。”（第262页）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建立的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使我党赢得了广大人民的支持，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实现了工作重点的转移，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始终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把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检验我们工作的最终标准，从而使我们改革开放20多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在“三个有利于”中，发展社会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手段，也是这一标准客观性的保证；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观的生动体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的根本目的。同样，在“三个代表”中，我党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根本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三个有利于”和“三个代表”在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最终价值取向上是一致的。  

（三）邓小平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光辉思想孕育了“三个代表”  

邓小平纵观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力系统中地位的历史性变化后，于80年代作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光辉论断，并提出了一系列解放和发展“第一生产力”的思想主张和政策措施。这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新发展，而且作为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重申了邓小平的科学论断，再次强调“科学进步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把解放和发展第一生产力落在实处。  

在“三个代表”中，******强化了先进生产力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先进生产力是指在一定历史时期，社会或社会共同体中的相对发达并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要求的生产力，即高素质的劳动者充分利用高科技和先进的生产工具，在高水平的生产管理下，对日益扩大了来源和种类、提高了复杂程度的劳动对象进行加工和改造，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的生产力。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先进生产力的最突出特点就是重视高新技术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先进生产力就是现代高科技。因为在当今社会，科学技术不但自身体现为生产力，成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而且作用于其他诸因素。现代科学技术已经广泛渗透到经济生活中，渗透到社会生产的各个环节，科技进步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大大提升。在许多发达国家，科技进步在国民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由本世纪初的5%-20%上升到现在的80%以上。面对21世纪新经济时代的到来，发展高科技并使其产业化，是推动生产力迅速发展的捷径。可以说，适应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要适应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要求。  

从邓小平作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光辉论断到******在“三个代表”中提出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内在的逻辑是一致的，他们都敏锐地觉察到了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对人类生产力发展带来的巨大变化。作为与先进生产方式相联系的无产阶级政党，一定要把发展生产力、代表先进生产力作为根本目标，顺应新技术革命和高科技发展的潮流。只有这样，党才能永远保持先进性，才不会被历史淘汰。从邓小平的“中国应在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到******的“科教兴国战略”，都体现了作为伟大政治家的强烈的使命意识。  

（四）邓小平关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思想为“三个代表”提供了理论范式和方法论指导  

邓小平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是建设物质文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忽视了发展生产力，所以现在我们要特别注意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第28页）因为任何社会形态，都是一定经济、政治、文化的统一体。只有从两个文明建设的统一上来考虑问题，才能形成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完整纲领，使社会主义社会得到全面发展。******在“三个代表”中“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实质上说明中国共产党必须在抓物质文明的同时，抓好精神文明建设，作精神文明建设的表率。  

在邓小平看来，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互为条件，互为目的，不可偏废。一方面，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根据物质文明所提供的现实条件，为适应物质文明发展的特点需要建立和发展。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又为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也是在精神文明的支持下发展起来的。邓小平指出：“经济建设这一年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1]（第154页）从而提出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的思维范式为指导，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两手抓”的思想，提出了“全面发展”、“共同进步”的“一起抓”的重要思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发展生产力，既要见物，又要见人，其本身就包含着创建先进文化的内容；而不断的创造和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既是由党的历史使命所决定的，也是更快、更好的发展生产力的客观需要。正如******指出的，“精神力量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强大的精神力量不仅可以促进物质技术力量的发展，而且可以使一定的物质技术力量发挥出更好、更大的作用”。******从文化、精神文明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的新视角发展了邓小平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  

首先，他肯定了先进文化作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精神动力来增强综合国力。先进文化以其价值理性为生产力发展提供必要的精神条件和正确的价值指向。在当代中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和社会主义的导向作用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思想保证、制度保证和精神动力。它不但以思想理论形态和舆论导向方式给予经济建设和物质生产以思维引导，规定着经济发展的目标方向，而且还以管理科学形态指导着经济政策和规划的决策和实施。  

其次，他看到了先进文化以科技生产力、教育生产力方式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科技文化不仅以产业化形式直接增强综合国力，创造物质财富，以智能形态为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提高经济活动的科技含量，而且通过对象化于生产力各要素中，有力促进经济活动效率和经济效益的不断提高。教育事业以其提高民族整体素质和造就“四有”新人的特殊功能为增强综合国力提供全方位的知识资源和人才资源。国力的可持续增长是以人才资源的充分利用和人的潜能的充分发挥为决定因素和先决条件的。人才素质的不断提高和创新能力的无限发挥是增强综合国力的关键。教育生产力对人的素质和潜能提供提升力，对人的创造才能提供激发力，因而它以提高人的综合素质和创造才能来促进综合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