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传记范文
古代文学传记范文第1篇
关键词：人物传记 官职术语 积累
一、《张衡传》举例及释义
①永元中，举孝廉不行，连辟公府不就。
举：推荐，推举，汉朝由地方官向中央推荐品行端正的人任以官职，被举荐的人称为“孝廉”。 辟：音bì，征召，由中央官署征聘，然后向上荐举，任以官职。“连辟公府不就”意即：他屡次被公府征召，却不去。
②公车特征拜郎中，再迁为太史令。
③后迁侍中，帝引在帷幄，讽议左右。
④视事三年，上书乞骸骨，征拜尚书。征：征召，特指君召臣，即由君王征聘社会知名人士充任官员。
拜：授给官职。《廉颇蔺相如列传》：“以相如功大，拜为上卿。”迁：调动官职，一般指升官。
⑤顺帝初，再转复为太史令。
转：一般的调动，调迁。
⑥所居之官辄积年不徙。
徙：一般的调动，调迁 。
⑦永和初，出为河间相。
出：指出京受任，这里指张衡离京任河间王的相。（与“入”相对，古人一般以入京任官为荣。）如：《琵琶行》：“余出官二年。”
⑧自去史职，五载复还。
去：卸职离任。
《陈情表》虽非人物传记，但其中古代官职术语较多，值得积累。
①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后刺史臣荣举臣秀才。
察：考察和推举。
②拜臣郎中，寻蒙国恩，除臣洗马。
拜：授给官职。除：任命，授职。
③过蒙拔擢，宠命优渥，岂敢盘桓，有所希冀。
拔擢：提拔、提升。用于由低级到高级的升迁。
二、归类补充
1.关于任职授官的还有：①任：担当，担任。②授：授官，任命。
用于布衣任官的多为“征、辟、荐、举、起、拔、点”等。①举：人教版九年级课文《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这五句中的五个人都是从平民被举荐为官的。②起：起用人任以官职或重新启用，任以官职。③提：提拔。
此外，还有：①封：帝王授予臣子土地、封号或爵位。②赠：用于追封已故者以爵位。③赐：赏赐有功之臣以爵位。④赏：由皇帝特旨颁布，赐予官职、官衔或爵位。
2.关于提升职务的有：①进：用于较高职务。②起复：恢复原职务。③超迁、超擢：越级破格提升。
3.关于调动职务的有：①陟：升迁，指官吏的提升和进用。诸葛亮《出师表》（人教版九年级）：“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中，陟：提升；罚：处罚；臧：表扬，褒奖；否：批评。泛指对下级的奖罚或提拔，处分。 ②补：补充缺职或由候补而正式任命。
4.关于兼职的有： ①领：本职之外兼较低它职。 ②摄：暂时兼代本职外更高职务。③权：临时代职。 ④假：暂时。《汉书・苏武传》（高中语文必修4）：“武与副中郎将张胜及假吏常惠等募士、斥候百余人俱。” ⑤行：官职。⑥署：也有“，暂任”的意思，指无本官的职务。⑦护：原官员短期离职，临时守护印信，“护”有“统辖，统率”的意思。
5.关于降级免职的有：①罢、免、解、黜、夺：官员因过失而被解除职务。②放：“委任委派”的意思，有时也指京官调任外地。③贬、谪：因过失而降级。《岳阳楼记》：“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④左迁、左降：降级使用，贬官。《琵琶行》：“元和十年，予左迁九江郡司马。”
还有“开缺”（官员因故去职或者死亡，职位一时空缺，另选他人充任）、“致仕”（带职退休）等等。
三、延伸课外
1.阅读下面文言文，指出其中官职术语，理解句意。
韩愈，字退之，昌黎人。父仲卿，无名位。元和初，召为国子博士，迁都官员外郎。愈自以才高，累被摈黜，作《进学解》以自喻，执政览其文而怜之，以其有史才，改礼部郎中、史馆修撰。逾岁，转考功郎中，知制诰，拜中书舍人。俄有不悦愈者，摭其旧事，言愈前左降为江陵掾曹，荆南节度使裴均馆之颇厚，均子锷凡鄙，近者锷还省父，愈为序饯锷，仍呼其字。此论喧于朝列，坐是改太子右庶子。
①迁都官员外郎：后来又任命为都官员外郎。②愈自以才高，累被摈黜：韩愈觉得自己很有才，但却常被朝廷排挤解除职务。③改礼部郎中、史馆修撰：委任（他）为礼部郎中和史馆修撰。④逾岁，转考功郎中，知制诰，拜中书舍人：过了一年，又提升（他）为负责政绩考评的官员，起草政令，然后封为中书舍人。⑤言愈前左降为江陵掾曹：（他们）说韩愈曾经降职到江陵府做属官期间。⑥坐是改太子右庶子：因这事（韩愈）又被贬为太子右庶子。
2.（2011・课标全国卷）阅读下面文言文，指出其中官职术语，理解句意。
何灌，字仲源，开封祥符人。张康国荐于徽宗，召对，问西北边事，以笏画御榻，指坐衣花纹为形势。帝曰：“敌在吾目中矣。” 提点河东刑狱，迁西上阁门使、领威州刺史、知沧州。以治城鄣功，转引进使。诏运粟三十万石于并塞三州，灌言：“水浅不胜舟，陆当用车八千乘，沿边方登麦，愿以运费增价就籴之。”奏上，报可。未几，知岷州，引邈川水溉间田千顷，湟人号广利渠。徙河州，复守岷，提举熙河兰湟弓箭手。入言：“若先葺渠引水，使田不病旱，则人乐应募，而射士之额足矣。”从之。甫半岁，得善田二万六千顷，募士七千四百人，为他路最。
①张康国荐于徽宗：张康国向徽宗推荐何灌。②迁西上阁门使、领威州刺史、知沧州：（何灌）升任西上阁门使、兼任威州刺史、沧州知州。③以治城鄣功，转引进使：因为治理城鄣有功，转任引进使。④徙河州，复守岷，提举熙河兰湟弓箭手：（何灌）又被调任到河州，不久又回到岷州，提议在熙河兰湟一带选拔弓箭手。
古代文学传记范文第2篇
张新科的文学文化研究还涉及社会文化，如在《中国古典传记的民族心理》《中国古典传记道德生命的张扬》等文章中，他指出，中国古典传记的发展，既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影响，同时也与我们的民族心理有密切关系，如注重现实心理、祖先崇拜心理、英雄崇拜心理、留名不朽心理等。这些民族心理，对古典传记的人物选择、材料选择、事实呈现以及价值取向等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中国古典传记中优秀传主的生命具有不朽的价值，传主的自然生命结束了，但他们的道德生命会在后代复活，并产生影响。这说明张新科的文学文化研究不仅仅只是对具体可感的文化现象的研究，更为重要的是也涉及精神文化层面的研究。就文学的人文性研究而言，张新科主要着力于古典传记的生命价值和古代文学的入世进取主题研究。在《活力释放：中国古典传记的生命内涵》一文中，他认为，中国古典传记里，围绕生命的问题，体现出多种思想和行为：或建功立业，或珍惜生命，或牺牲生命，或尊重他人生命，或预设生命的结束等。生命活动实际上是人的自身活力的释放，在释放过程中由生命激扬出灼热的力量，这种力量往往是最动人心魄、最具审美意义的。社会条件对活力的释放总会起到或促进或束缚或压抑等作用，而活力的释放是由于充沛的内在激情，这种激情主要来源于时代使命、信仰力量、前代楷模、家庭教育、个人修养等诸多方面。《唐前传记文学的生命价值》一文则从阐释唐前传记文学作品中传主本身的生命价值入手，对传主个体生命融入民族生命以及其对民族精神塑造所产生的重要作用进行了论析。在《入世进取：生命活力的展现》一文中，他提出“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入世进取主题，是人的生命活力的展现”的观点。入世进取主题的产生与发展，还与中国人自强不息的哲学心态以及重人生、重现实的民族心理有关。在《古代文学入世进取主题的忧患意识与悲剧色彩》一文中，他提出：“中国古代文学入世进取主题中充满着忧患意识乃至于悲剧色彩。忧患意识是人的生命意志的体现，甚至形成一种积极的时代风尚。”《昂扬奋进的主旋律：古代文学入世进取主题论略》一文认为：“入世进取主题是中国古代文学中最富生命力的主题之一。这个主题，有其昂扬奋进的主旋律，那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坚韧不拔的毅力，勇于反抗、勇于革新以及为理想而献身的精神，永远给人以鼓舞的力量。”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201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典传记文学的生命价值》乃是张新科古典传记生命价值全面系统的研究成果。论著以传记“是人类生命的一种特殊载体”为基点[3]62，以“生命价值”为切入点，在梳理中国古典传记源远流长的发展历程的基础上认为：中国古典传记具有“连续性”“系统性”“功利性”“丰富性”“多样性”“形象性”等特点；中国古典传记的生命内涵在于“活力释放”，也就是要转动生命时针，焕发内在激情；古典传记的生命价值体现为追求不朽，其主旋律是“昂扬进取”，并表现为“多音符”和“变奏曲”；中国古典传记的忧患意识表现出“深厚苍劲”的特征，是集体性焦虑与个体焦虑的集合；中国古典传记的悲剧实践主体是在为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而进行力的创造，他们具有顽强的意志和坚忍不拔的毅力，具有正义感和高尚情操；中国古典传记体现了天人关系、人生观念、人性展现的哲学意蕴；表现了注重现实、祖先崇拜、英雄崇拜和留名后世的民族心理；中国古典传记中道德生命的张扬乃是生命的复活，是道德的净化；其审美价值在于力的象征，这种力量分别是艺术力量、情感力量、感染力量。同时，论著还探讨了古典传记终极目标的实现、民族精神及其当代意义。可以说，该论著从古典传记的生命内涵、生命价值的体现、忧患意识、悲剧精神、哲学意蕴、民族心理、审美价值等方面开创性地建构了中国古典传记的生命理论。总之，张新科从文化学的视角对古代文学给予观照，从文学的角度理解文化，从文化的视野阐释文学。这样的研究能够把文学现象置于特定的时代氛围和特有的历史语境中，从广阔的文化视野中对文学现象进行多角度、多层面、多向度的考察和透视，探寻文学活动中的文化要素及其对文学的影响，从而更好地把握文学的发展规律。张新科古代文学的人文研究，旨在通过探究历史人物的生命价值和中国古代文人在文学作品中对生命意义的张扬，发现人的生命活力、生命内涵、生命价值、生命意志对于历史和人生的意义。这不仅仅是对中国古代文学文化研究的新开拓，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强调引进生命意识和生命活动视角，将文学置于生命美学的图景中进行审视和阐释，将对生命意识的考察上升到美学的层次，建构文学的生命观或生命文学观。理论和实践的共振共鸣，将文学活动引向深入，使文学的生命意识和生命美学观念犹如一道行走的风景，在开放、多元的发展变化中昭示着文学的行进和存在”[4]。如果要寻找更为深刻的现实意义的话，这样的研究能够让人们透过历史的记述，在对入世进取主题文学作品的体味中，感受历史人物、文人志士那火热的生命活力及其闪耀出的光辉，从而把自我生命融入民族生命之中。这也启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要释放生命活力，燃烧生命激情，绽放生命之花，从而“具有富于丰饶的生命力与创造力”[5]19，使自己成为幸福的人。
二、创新论
“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民族要发展，要充满活力，就必须有创新精神。”[6]张新科的古代文学研究有着突出的创新性。这种创新主要体现为善于发现问题，强调创造，努力探究文学现象之间的关联性，发现作家作品的创新精神。在《〈史记〉研究应走出误区》一文中，张新科在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史记》研究成果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指出，近年来在《史记》研究过程中，仍存在一些误区，应引起我们的注意。他认为，在《史记》研究史上，20世纪50年代曾出现过美化、拔高司马迁的倾向，有些研究者回护司马迁，不能正视司马迁思想的矛盾及局限性。除此之外，对《史记》材料不加考察分析，一律视为司马迁的思想；研究课题的重复、老化等，都是《史记》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探寻文学现象之间的关联性，也是张新科学术创新的体现。在《六朝新文学理论的先声——司马迁对魏晋南北朝文论影响三题》一文中，他发现了司马迁的文化学术观念与魏晋南北朝文论之间的关联，认为司马迁对学术性的“文学”与文学性的“文章”的区分及对文学家、文学作品的重视，影响了六朝人对文学不朽价值的认识和对文学规律的探讨；司马迁提出的“发愤著书”理论影响了六朝文论中的“蓄愤说”和“怨愤说”；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的历史观影响了六朝文论中的“通变”思想。在《〈水浒传〉与中国古代传记》一文中，他对《水浒传》与中国古代传记之间的关联作了较为详细的探讨，认为《水浒传》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反抗精神、侠义精神、英雄主义精神等内在精神对古代传记有许多继承与发展之处；《水浒传》在个性化的人物、戏剧化的场面、叙述方法等艺术上对传记文学有许多继承与发展。在《历史与小说的不解之缘》一文中，他认为小说从史乘分化出来以后，并没有脱净干系，仍带有史的特征。而史传著作也不是一块“纯洁”的地方，其中不乏小说的地盘，小说中有史，史中有小说，小说与史传有着不解之缘。张新科还善于发现古代文学作家作品的创新精神，这是其古代文学研究创新的又一体现。在《〈史记〉所体现的创新精神》一文中，他总结了《史记》多方面的创新精神：一是《史记》记载了许多有作为的政治家在治理国家方面的创新精神；二是记载了许多思想家的重要活动，表现了思想家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创新精神；三是表现了文学家、史学家的创造精神；四是司马迁自身的创新精神。另外，张新科还发现了司马迁的创造意识。在《毅力胜挫折心血铸长城——从挫折心理学角度看司马迁的创造意识》一文中，他运用美国临床心理学家艾里斯的“挫折的ABC理论”，深入分析了司马迁在创作《史记》时所体现出的创造性及其产生过程。他认为，司马迁在创作《史记》的创造性活动中遭遇挫折后，能够主动调整自己对诱发性事件的看法和态度，调整自己的情绪，最大程度地减少挫折带给人的不良反应以及苦恼、郁闷等情绪困扰所带来的不良影响，在挫折中奋进，保证了创造性活动的持续进行。任何科学研究都需要创新，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也不例外，而如何在理论体系、观点方法、考察视界等方面有所开拓和创新，是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张新科对研究误区的纠偏，对文学现象关联性的探究，以及对古代作家作品所体现出创造精神的发现，都可以说是创新古代文学研究的有益探索。
三、学科论
学科是学术的分类，指在整个科学体系中学术相对独立、理论相对完整的科学分支，或者说就是科学的部门。“由于人类知识是不断增加的，于是各个科学部门（各学科）的内容就会随着历史的前进、社会的进步越来越丰富。不仅如此，科学各部门的划分也就越来越细，科学所包含的学科就会越来越多。”[7]因此，随着人类知识的不断积累，新的学科会不断涌现。在自己的研究过程中，张新科非常注重新学科的建立，他通过学科学术史的梳理、学科体系的建立及意义探究、学科的未来展望等方面的研究，建立了“史记学”。首先，他对“史记学”学科学术史作了梳理，在《20世纪史记学的发展道路》一文中，他认为20世纪的《史记》研究分为承前启后、初见成效、逐步深入、停顿沉寂和全面丰收五个时期；新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成为20世纪《史记》研究的两个重要转折点；各个时期的《史记》研究，既有对前人研究的继承和深化，又能拓宽研究领域，出现新变的因素，都有其鲜明的特点。同时，张新科对“史记学”学科的未来发展进行展望，在《史记学：21世纪研究之展望》一文中，他认为“21世纪的史记学仍将是研究的热点领域”，并从综合化、理论化、多样化、立体化、世界化、生产化六个方面对21世纪史记学的发展作了初步构想。之后，他对建立“史记学”学科的可能性及其意义进行论说，在《“史记学”体系的建立及其意义》一文中，他提出，《史记》研究之所以能成为一门学科——“史记学”，并且建立自己的体系，是由于《史记》本身的价值、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以及学科发展的需要等多种因素决定的；“史记学”的体系是一个开放型的体系，包括基础部分、理论部分和相关部分三大类；建立“史记学”的学科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为了建立这个体系，文史工作者应采取相应的措施和步骤。200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史记学概论》是张新科建立“史记学”学科体系研究的标志性成果。这部著作分“范畴论”“价值论”“源流论”“本质论”“方法论”“生存论”“主体论”等7论17章，第一次建构起“史记学”的框架体系，奠定了“史记学”的理论基础。该论著系统阐述了有关“史记学”的基础性研究、理论研究、体系构成、建立基础、意义价值、形成与发展、兴盛与繁荣等学理性问题，总结概括了“史记学”的特点及其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张新科在“方法论”部分提出，“史记学”应当以唯物史观作为其理论支柱，运用史学、哲学、文学、美学、心理学、军事、经济学、法学、政治学、伦理学、校勘学、文字学、考古学等理论以及自然科学理论展开研究；在“史记学”研究中，可采用考据、比较、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等多元化的研究方法，还应借鉴西方先进的研究方法。此外，他还在“生存论”中，就“史记学”与社会现实、“史记学”的学术组织、“史记学”成果的产生及批评等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作了探讨。最后，该论著还从才学识结合、继承与创新结合、求实与求美结合、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结合、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结合等方面对“史记学”研究者应具有的素养和对“史记学”研究应采取的方法作了分析。通过论证分析，他最终建构了由基础研究、理论研究和相关研究构成，以史学、哲学、文学为支柱学科，以政治学、地理学、军事学、医学、天文学、经济学、心理学、档案学、民族学为相关学科的“史记学”学科体系。
四、嬗变规律论
科学研究是人们探索未知事实或未完全了解事实的本质和规律，以及对已有知识分析整理、验证并发现有关事实的本质及其规律的实践活动。因此，科学“是用于探索的一套规则和形式，由那些寻找可靠答案的人们创造”。自然科学是这样，人文社会科学也是这样，正如宇文所安所说：“在人文科学领域，我们需要某种类似从牛顿物理学到量子物理学的飞跃……我们以前一直觉得十分明确和稳定的‘时代’、‘作品’、‘作者’原来都可能只是一些复杂的变化过程……对于书写文学史的人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像在量子物理学里一样，描述文学和文化的变化实际上是怎样发生的。”古代文学研究也应当注重把握其变化的规律。张新科在古代文学研究实践中，主要从发现演变轨迹、梳理发展过程两方面入手，探寻古代文学的发展规律。就古代文学的演变轨迹研究而言，张新科主要致力于唐前史传文学的相关研究。在《先秦两汉时期史传文学的嬗变轨迹》一文中，他指出先秦两汉时期史传文学的嬗变，呈现四个演变轨迹：一是由简单的记事向复杂的写人发展；二是人物类型由上层逐步向下层扩展；三是作者感情由隐而显；四是风格由简朴、单一向纵恣和多样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传文学的嬗变轨迹》一文则以魏晋南北朝时期正史中的《三国志》《后汉书》《宋书》《南齐书》《魏书》为例，在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传文学作了深入探讨后认为，这一时期的史传文学，呈现出了人物范围逐步缩小、由性格化向叙事化转变、思想感情由浓而淡、语言向骈俪发展的嬗变轨迹《。从〈左传〉到〈史记〉史传文学的嬗变过程》一文梳理了从《左传》到《史记》“藉事传人”的编年体到“以人明史”的纪传体的变化过程。《唐前史传文学研究》一书的出版是张新科对唐前史传文学及其嬗变轨迹研究的全面总结。该著作对唐前史传文学的发展过程、嬗变轨迹作了详尽的梳理和研究。首先，论著对唐前史传文学中人物形象的嬗变做了研究。其次，他把唐前史传文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先秦萌芽成长期、两汉成熟高峰期、魏晋南北朝逐步衰微期，认为唐前史传文学发展有连续性、系统性、功利性、模式化等明显特征。再次，该著作还注重研究唐前史传文学发展的规律，探讨了唐前史传文学与辞赋、小说等文体的关系。正像他自己在总结该书的特点时所言：该研究“一是不对单部著作作孤立研究，而是把唐前史传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二是不再详细勾勒发展的线索，而把重点放在规律的探寻上。”张新科还善于通过综合研究，探索文学现象的嬗变规律。如在《从唐前史传论赞看骈文的演变轨迹》一文中，他以唐前史传的论赞变化为例，探讨了汉魏六朝时期骈文的演变轨迹及其与史传文体的关系，认为：《史记》论赞是典型的散文体；《汉书》论赞语言大都变单为双，整齐划一，四字句增多；《三国志》的论赞文字不仅句法整齐，而且词义也整齐，排句也有增多；《后汉书》的论赞，形式更趋完美，有部分论赞已是成熟的骈文；沈约《宋书》、萧子显《南齐书》的论赞，不仅句式整齐，而且讲究韵律，骈化倾向日益明显。史传论赞的这种演变，与骈文本身的历史发展相一致，体现了散文与骈文之间的密切关系。可见，张新科是一个“能够将错综复杂的原因、现象等结合、整理，发现理论和规律”的研究者。除了嬗变轨迹研究之外，对古代文学现象发生发展过程的研究也是张新科嬗变规律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古代文学入世进取主题的发展过程》一文，针对入世进取、建功立业这一中国古代文学中充满生命活力的主题，分析了古代文学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变化过程，指出入世进取主题的产生与发展，是与社会的变化密切相关的。
五、经典化论
古代文学传记范文第3篇
摘要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同自然、风土、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环境，会培育出不同的文化、宗教、艺术和学术的诸种性格特征，因此，考察日本文化历史的发展，必须了解日本国土、民族的诞生。但在社会环境尚未确立其政治、经济秩序之前，日本原初文化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生活于其间的自然与风土。《古事记》正是日本现存最早的一部反映原初文化的典籍。本文通过对其古代歌谣的举例分析，可窥见其口承文学的许多特色，同时也显现出其史学价值。
关键词：原初文化 《古事记》 古代歌谣 口承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
对于学习外语者，想要提高语学能力，除加强语言实践外，还必须了解所学语言国家的历史与民族文化传统知识，否则，所讲出来的语言就像是脱离土壤的秧苗，显得苍白无力。而要加深这方面的知识，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多了解那个国家的文学。
任何民族的古老神话，都是以丰富的想象力取胜的。如中国古代神话“夸父追日”、“精卫填海”、“女娲补天”等故事，都是凭借丰富的想象力，来幻想人与自然的关系。日本的古代神话也不例外，其最早的文化源于中国古代神话文化，因此在潜意识中也受到中国古代的儒教和佛教思想的影响，《古事记》既是其中一本融入神话传说，而又保存了日本的“古神道”、具有日本民族固有思想的信史。
日本古代的神话与古老的传说，收集在天武天皇统治的和铜五年（712年）成书的《古事记》中，它是由太安万侣编撰而成的，全书由古代神话、英雄传说、民间故事、民间歌谣与天皇系谱等组成，分序和上、中、下卷。序和正文的散文部分用汉文撰写，诗歌则借用汉字做日语标音。这部书出于强化天皇统治的明显政治目的，将日本古代各部族流传下来的神话与传说加以联缀、统合，尽管改变了某些神话的原始面貌，但毕竟给后人留下了若干比较富于形象力量的神话，开启了日本民族书面文学的先河。
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其文学创造就只能停留在口头传诵之中，很难使本民族的文学得到发展；如果永远停留在借用其他民族的文字上，它就会逐渐受到异民族同化作用的影响，也很难促使本民族文学的繁荣。从这种意义上说，《古事记》的出现，为创造日本民族的文字和文学起到了奠基的作用。像世界各民族的神话、传说一样，《古事记》的神话、传说，在笔录成书前，都经过了长期的口头传承。正如《古语拾遗》所说：
“上古之世，未有文字，贵贱老少，口口相传，前言往行，存而不忘。”
对于《古事记》一书的整个内容及评价，是研究日本古代神话的重大课题，本文不打算过多触及，只想对收集在本书中的部分歌谣进行浅析。
《古事记》共分上、中、下三卷。上卷是所谓的“神代卷”，叙述的都是创造天地的诸神，然后将这些神话的世系与天皇的祖先传说捏合。从其局部看来，故事情节、歌谣皆与主题构成有机的联系。因而，《古事记》上卷最具艺术性；中卷记载了许多虚构的或传说中的天皇一族的故事，一连串的歌谣表现了天皇择后，以及这种活动中显现的丰富的人性特征，因而具备了文学作品的意味；下卷则记叙了历史上实际存在的天皇一族的关于恋爱、争斗等故事，这已经不属于神话而属于古老传说了。
在《古事记》三卷中，除记述了古代神话与传说外，它的另一项文学价值还在于其中插有110余首歌谣，包含了长歌、短歌、片歌、旋头歌等诗歌形式，且采用了序词、枕词等修辞手法，这些歌谣不但为这部作品增添了浓郁的情趣，还加深了它的文学性：全书以日式汉语体为基调，歌谣则采用了一字一音的表音方式，严格地保留了古日语的形式，其神话故事则规定了日本后来文学的形式和内容，对日本诗歌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日本学者将这部书中的歌谣单独分离出来，与《日本书纪》中收录的130余首歌谣合在一起，统称为“记纪歌谣”，进行专门的研究。这是因为有种种证据表明：这些歌谣，或是从氏族社会中很早就流传下来的古老歌谣，或是在这两部书成书的当时流传于群众之口的歌谣。虽然《古事记》与《日本书纪》的作者在将这些歌谣附会为书中人物歌唱的过程中，不免将其中某些歌谣加以改动、增饰，但毕竟后人可以从中看到古代歌谣的某种面目。其中英雄传说歌谣的传统，以激情和浓烈的色彩描绘自然、反映人事，创造出一些鲜明的艺术形象，作品富于悲剧情调，在叙事与抒情的结合方面，有创造性成就。
这里，只将收录在《古事记》中的歌谣，举出一两首来，以见一斑。
首先，让我们看看“战斗歌谣”。在氏族社会中，部族之间的战争是经常发生的。因此，在《古事记》中，当描述传说中的天皇进行统一全国的斗争时，插入一些战斗歌谣也是不足为怪的。在《古事记》中卷里，记述了传说中的天皇――神武天皇征服“登美那圆须泥古”（即「登美の长髓彦――“登美地方的长腿人”之意）部族时，插入了有名的“久米歌”（“久米族”据说是日本古代西南的一个部族，以骁勇善战著称），这首歌谣的原文和译文如下：
古代日文原文
みつみつし1久米2の子らが粟生3には臭一本そねが本そね芽ぎて击ちてし止まむ
みつみつし久米の子らが垣下4に植ゑし椒口ひひく吾は忘れじ击ちてし止まむ
神风の伊势5の海の生石に这ひもとほろふ细螺のい这ひもとほり击ちてし止まむ
现代日语译文
势い盛んな久米部の兵士が作っている粟のには、臭いが一本生えている。
そいつの根と芽を一绪に引きくように、数珠ぎに敌を捕えて、击ち取ってしまうぞ。
势い盛んな久米部の兵士が、垣のほとりに植えた山椒のは、口がヒリヒリする程辛い。我々は、敌から受けた痛手を忘れまい。敌を击ち取ってしまうぞ。
伊势の海に生い立つ石に、这いまわっている小さい卷贝のように、
敌のまわりを这いまわってでも、敌を击ち取ってしまうぞ。
中文译文
勇壮的久米儿郎 勇壮的久米儿郎 神风吹拂着
我们的粟地里 我们的墙角边 伊势海的大石
长出一根臭韭 种有一株山椒 大石上围住无数细螺
这可恶的根与茎 山椒火辣辣蜇口 让我们紧紧将敌人围住
让我们连根带茎拔掉 此仇火辣辣怎能忘掉 不杀掉敌人决不罢休
不杀掉敌人决不罢休 不杀掉敌人决不罢休
日本古代歌谣，具有许多共同特点。我们从上面的这首古代歌谣可以看出：首先，文语口语兼存、音读训读交替、日语汉语夹杂，它喜欢使用“同音反复”及对句等修辞手法，以加强歌谣的韵律与节奏感；其次，它经常以与古代人生活密切相关的眼前事物，作为比兴手段，形象感强烈。如这组歌谣中，以眼前事物“臭韭”、“山椒”、“细螺”等作为比喻，表达了对敌人的仇恨、厌恶与战斗的决心，读起来给人以一种节奏鲜明、曲调高扬、勇壮威武气势的感觉。
下边再欣赏一下《古事记》中出现的最多的“爱情歌谣”的例子。
在《古事记》的上卷里，收有“八千矛神”（即大国主神的别名）向“沼河”求婚的故事及其嫡妻“须势理姬”因“八千矛神”想要外出求婚感到妒嫉的故事。这两段虽然名为故事，其实它的叙事部分十分简略，主要通过5首歌谣来构成整个故事情节。这种写法，后世称之为“歌物语”，是日本古典文学中的一种特异的体裁。以下是“高志国の沼河比との结婚”的原文及其译文：
古代日文原文
八千矛の神7の命は 八岛国8 妻娶きかねて 远々し高志国9に
贤女を 有りと闻かして 丽し女を 有りと闻こして
さ呼ばひに 有り立たし 呼ばひに 有り通はせ
太刀が绪も 未だ解かずて 袭衣をも 未だ解かねば
子の 寝すや板户を 押そぶらひ 我が立たせれば
引こづらひ 我が立たせれば
青山に は鸣き さ野つ鸟 雉はむ 庭つ鸟 鸡は鸣く
心痛くも 鸣くなる鸟か 此の鸟も 打ち止めこせね
八千矛神は、八岛国に妻をみつけることが出来ないでいたのだが、遥か远い越の国に、
贤い乙女がいると知って、丽しい乙女がいると知って、
求婚にしげしげと出け、求婚にしげしげと通い、
太刀の绪もまだ解かないで、袭をもまだ脱がないで、
乙女の寝ておられる板户を开けようと、何度も押し摇さぶって私が立っているうちに、
何度も引っ张って私が立っているうちに、
青山でが鸣いてしまった。雉も鸣き骚ぎ、鸡までもが鸣いている。
いまいましくも鸣く鸟め。こんな鸟
中文译文
八千矛尊贵的神， 站在姑娘的门前，
走遍了大八岛国， 拉伊的门。
没有寻到称心的妻子。腰刀丝绦还未解，
在辽远的志高国，罩头衣裳还未脱，
听说有一个聪慧的女郎，青山里呼子鸟在哀鸣，
听说有一个秀媚的女郎。荒野里野雉在喧闹，
他跋涉去求婚， 庭院里雄鸡在报晓，
他屡次去求婚。这些恼杀人的鸟儿呀，
站在姑娘的门前，恨不得打杀你！推伊的门；
这首歌谣，对仗工整，“五、七调”的音律也比较完整，因此有些日本学者认为，它很可能已不是古代歌谣的原貌，而是经过《古事记》的作者进行过艺术加工的。但不管怎样，这首歌所反映的内容的确是日本古代人的爱情生活。在古老的氏族社会里，男女的婚媾，实行的是“よばひ婚姻制”，所谓“よばひ”，是由“呼ばふ”这一动词转成的。这种婚姻，按照古代习俗是一夫多妻制，但又与后世的家庭关系不同。求婚的男子，只是在黑夜里才能去女家结为夫妇而天亮时则必须离开，因此，这种婚姻关系是比较松散的、自由的。这首歌谣写的就是求婚时唱的情歌，求婚者虽然整整唱了一夜，但女方没有做出反应天就亮了，求婚者不得不离去，当然感到失望，但歌唱者没有发出任何对女方的怨恨之词，而是借天明时鸟鸣鸡啼的情景，发出了对野鸟与雄鸡“恨不得打杀你”的恨恨声，来反衬出对女郎的依依不舍之情。这种设想既新颖有趣而又在情理之中。这首歌谣，由于在原文中使用了五组对句，且基本上使用的是“五、七调”的音律，因此读起来节奏鲜明流畅，加上清新的意境，就成为一首饶有兴味的古代爱情歌谣。
《古事记》保留了日本古代丰富的语言，记录了大量的民族词汇，同时也吸收了汉语的特长。而且《古事记》的语言也明显受了汉译佛典的影响。汉译佛典主要是供僧人讲经诵读时使用的，所以极为口语化。体现在《古事记》中，一是故、而、于是、故尔、尔、亦、然等连词特别多；二是语言风格、用词等与六朝口语极为相近。其文体主要是散文和诗歌，前部分主要使用古汉语，其中固有的名词、敬语和助动词也采用汉字做标音，而抒情诗歌则使用汉字作为日语的标音。全书采用的古汉语行文和汉字做日语标音，构成了日本古典创作的基本文体。正是由于有了《古事记》这本书，也正是有了这些古代歌谣，才使得这些日本古代人的生活得以记录下来，并形成最初的、具有形象力量的文学创作。《古事记》就是一例尝试着确立一种用汉文字来书写日语文体的划时代之作，它标志着变体汉文这种文体的确立，在日本的语言文字史上，它比同时期的《日本书纪》和《风土记》更具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邹有恒、吕元明译：《古事记》，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2] 津田左右吉：《日本古典的研究》，岩波书店，1972年版。
[3] 叶渭渠、唐月梅：《日本文学简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4] 梅原猛：《诸神流窜：论日本〈古事记〉》，经济日报出版社，2007年版。
古代文学传记范文第4篇
本论文在分别总结两部作品创作的历史背景,初期预想和文章构造的基础上,从当时的社会状态、天皇的政治思想入手,对先后诞生出两部作品的条件进行探索、分析。
论文首先对《古事记》的创作构想和作品主题进行叙述;其次再对《日本书纪》诞生的背景进行分析,在对其创作的主要特色进行分类的基础上,分别阐述两部著作各自的特色和不同之处,最后阐述分析出《日本书纪》诞生条件中所蕴含的内在原因。
【关键词】构想 ;主题 ;历史背景;政治思想
作为日本古代的史书,《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一直在日本史学上和文学上占有着重要的地位;但资料记载显示,这两部著作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创作而成,都是天皇提议、为了记录古代天皇家的继位,旧辞,纪事等;而且两部书中所记录的内容又有部分重复。那么为什么历史上会先后分别编著这样两部有着诸多相似点的史书?或者说难道《古事记》中的记录不能体现出古代天皇的事迹?还是有其它的某些原因?鉴于此,本文将对比分析《古事记》、《日本书纪》的创作背景、构想与主题,来试图探寻其中的部分原因。
奈良末期有史称壬申之乱的历史事件,它是在当时掌握日本大权的天皇家族内部、天智天皇的弟弟大海人皇子和第一皇子大友皇子之间的权势之争。结果是第一皇子大友皇子争位失败自杀,大海人皇子继位成为天武天皇。天武天皇继位后宣称,日本只有作为中央集权的国家,才能像磐石一样坚不可摧;实际上他是为了让天皇家族成为日本唯一的统治者。因而天武天皇实施了许多新的政策,《古事记》的创作也是其政策之一。
为了展示天皇家族的魅力、维护其作为日本统治者的地位,天武天皇计划记录以皇家的历史为中心、日本国的成立、发展过程。这既为了说明这个国家的诞生和发展是历代天皇的功绩,又把自己继位一事写入历史。他让侍从稗田阿礼背诵熟记当时在有权势的豪族诸家中流传的神话、传说、及帝皇的继承和先代的旧辞,宣告要创建日本正式的历史史书。
但天武天皇于天武十五年(686)驾崩,撰写史书一事因此搁断;后来继位的元明天皇为了继承天武天皇未竟之业,命太安万侣撰录稗田阿礼所背诵的历代天皇之事。太安万侣以天皇敕令诵习的旧辞为中心,加上继承的神话传说禾相关的原初歌谣,于和铜五年(712)写成日本最早的历史典籍,也是第一部朴素地再现从上古传承下来的口头文学的书籍――《古事记》。
《古事记》共分三卷,上卷是所谓“神代”的事,即旧辞――神话和传说;中卷述说“神代”与“人代”间世代,即神武至应神天皇的世代传说;下卷叙述“人代”,即仁德至推古的人皇时代的事迹;而且在朴素地再现的神话传说的叙事中,编制了113首上代朴素的歌谣,侧面反映了当时日本人的生活情感。
敕令完成《古事记》的元明天皇看了全书之后,感叹着:“恩……这个呀,嗯……”,似乎对它所记录的内容持有不满。因而元明天皇按照自己的意图敕令重新编纂日本史书。于《古事记》问世8年之后,元正天皇养老四年(720)完成又一部在日本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史书――《日本书纪》。
《日本书纪》全30卷,其中前两卷为神代记,余28卷则是从神武天皇开始一直记述到持统天皇的事迹,比《古事记》涉及的历史范围更广泛;《日本书纪》中虽然仍叙述了神话传说部分,但只占了全书30卷中的2卷,且只是简单的叙述或单纯的引用《古事记》、氏族的家记、寺院的缘起等,整体上仍以记载史实为重、文体优雅又尊重古传,尽量保持了正史的特质。并且《日本书纪》中每卷每段的开始,皆以“一曰……”开头,构成的文章形式简洁统一,脱离了故事性叙述,向正统史书迈进了一步。另外,《日本书纪》的编撰者特别参考了我国的《史记》、《汉书》等大量史藉,采用我国编史的干支纪年法,不仅记载的事项按历史顺序先后排列,而且给各个情节加上年月的时间标记,使整部书籍体裁规整有序。
对比两部史书可以发现,《古事记》全书是用当时的日本语来书写的,但八年之后的《日本书纪》中的文章叙事部分竟全部用汉文、也就是当时的中国汉字书写而成。在此引用《日本书纪》第十卷中的一段原文:
“十三年春三月、天皇遣使以阵L媛,秋九月中,L媛至自日向。便安置於桑津邑……”
为何都是为了记录日本古代史的两部著作,却采用了不同的形式来书写?
在上古时代,对当时的日本来讲所谓的‘国外’就是指中国、朝鲜等东亚的国家,且在最初没有自己的文字、以汉字作为文字基础的日本和朝鲜,汉字早已成为他们心中的“国际标准语”;而且由于大量汉文化的传入,日本对中国文化更是崇拜,并把使用汉字作为高雅的行为,甚至把‘能与其文化并肩前进’作为政治、文化上的目标。因此,元明天皇抱着要写出一部即使在‘国外’也能被认同的史书这个信念,敕令着手用汉文撰写一部“国际化”的日本史书。为了更易于在‘国外’被理解,以至在书的标题上就特意加上了醒目的日本二字;又想在‘国外’也要具有影响意义,在本是记录日本历史的这部书中还列举了中国、朝鲜的事例,并着重记录了与两国之间的交流。这种创作构想、主题与只是为了提高天皇家在日本国民中的威信、单纯记录了日本国内的纪事的《古事记》则完全不同,由此可窥视出当时《日本书纪》的创作动机下隐藏的野心勃勃的政治动机。
另一方面,在当时有《古事记》、《风土记》等各种书籍传世,因传说有多种版本又是记录的口传文学,必然会内容有重叠或相违;但仍敕令要重新编撰出内容有诸多相似但又有明显改攥的《日本书纪》的目的是为编列出统一标准作为“定本”;而《日本书纪》中改攥的部分,抹煞了大友皇子的即位纪录、将天智天皇死後定为天武天皇元年,从而主张天武天皇继位的正统性。而事实上是671年12月5日,大友皇子继位,是为弘文天皇;672年7月初,大海人带兵进攻近江,弘文天皇兵败自杀;673年2月27日,大海人称帝,即天武天皇。
综述以上分析,先后问世的两部日本古代著作《古事记》和《日本书纪》,虽然创作动机不是作为文学作品,但在日本史学、文学上具有不可泯灭的功劳。而且后者的诞生不仅仅因为具有以记载史实为重、涉及的历史范围更广泛,且采用高雅的汉文和干支纪年法,整部书籍规整有序;同时还潜藏着天皇家以此作为官方历史书而走向‘国外’的政治动机。
【参考文献】
[1] L尾 刚.早わかり日本文学.日本gI出版社
[2] 日本古典文学大系.岩波店,1974-1975
[3] 叶渭渠,唐月梅.日本文学简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4] 西_信Vほか.日本文学的古典(第二版).岩波新
古代文学传记范文第5篇
由上面的探讨我们可以清楚的认识到古代文学与传统思想是相互渗透切不可分割的，它承载了我国数千年的优秀思想和智慧在里面，因而要更好的传承传统思想就要对古代文学有深刻的了解，也要更为清晰的认识到它与传统思想之间的紧密关系。
1.1古代文学是传统思想的载体与重要传承工具
人的思想不同于物质，是无形的。所以在流传上就要依赖于各种各样的承载工具，比如创造物、传说、图腾等等。但是最为行之有效的流传方法还是古代文学的记载和描述。我国的古代文学清楚直观的将遥远的传统思想进行了归类和区分，并且以最为直观的文字形式进行了记载，包括古代的生活环境、当时主流的思想动态、文化形式、药学化学等科技发展甚至包括当时人们的审美观与价值观等等都能在个中文献中得到体现。而其中的许多著作我们如今也还在普遍的运用与学习其中《论语》、《史记》、《本草纲目》仍然被我们当做学习的范本。前人的思想和智慧已经与古代文学融合成了一个整体，是无法分开的。
1.2古代文学能够帮助了解先人优秀思想
古代文学除了记录下优秀的科学理论与思想理论同时也有着许多优美的诗篇和兴味悠长的唯美之作。几千年的历史中每个阶段都有文人墨客们对于爱国情操的抒发、对大好山河的咏唱以及对爱情的追求等等。每个年代的文体和表达形式是不同的，但是其中心的含义和优美的词句是不变的。这些都促使着今天的我们对古代文学的热切研究，同样这也深化了我们对古代优秀思想的理解。善言古者，必有节于今。对古代文学的探究的确让今天的我们抓住了古人的思想精髓，也在同时让自己的言行更为端正与合乎传统的优秀理念。
2.我国传统思想如何与古代文学相互融合与发展
要做到弘扬民族文化继承优秀的传统思想就要与古代文学的充分的融合，充分利用古代文学并研究和探索其中深奥的理论，这才能促进我们思想上的进步。
2.1加大对古代文学的研究力度与深度
我们手中掌握的历史资料与古典文献是十分丰富的，而且保存上也是相当完整的。但是在现阶段对于这些古代文学著作的研究却是有偏向性甚至可以说是片面的。当今比较受人们重视的古代文学作品绝大多数是词、曲、诗作、小说等等文学类著作，相比之下对于哲学性、科学性和史学性等比较高的应用型作品就研究过少。这就意味着对于这一类著作当中蕴藏的深刻思想哲理我们并没有深透的挖掘和继承，所以直到现阶段我们对传统思想的学习仍然不到位。要想使传统思想与古代文学充分融合并为我们现今的生产生活做出指导，全面的学习古代著作是十分必要的。
2.2现实中加强对古代文学及传统思想的教育力度
古代文学传记范文第6篇
关键词：古装电视剧；集体记忆；大学生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6）07-0095-02
哈布瓦赫在《论集体记忆》中谈到“尽管我们确信自己的记忆是精确无误的，但社会却不时地要求人们不能只是在思想中再现他们生活中以前的事件，而且还要润饰它们，削减它们，或者完善它们，乃至我们赋予了它们一种现实都不曾拥有的魅力[1]”，古装电视剧正是在现在的基础上对历史记忆重构之后的呈现。
古装剧作为一种大众媒介产品，对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当代大学生的集体记忆有何影响？造成这些影响的因素又有哪些？笔者就2015年国内播出的古装剧对152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之后，将在本文中试图对这些问题做出回答。
一、大学生群体观看古装剧的现状
在大学这样一个人口密度高、信息交流迅速的场域中，大学生群体的受教育程度较高，同时也是新媒体的高频度使用者，大学期间有很多自由时间可供支配，很多学生经常观看一些热播的影视剧来调节生活。近年来，随着《宫》《步步惊心》《甄执》的播出，古装剧掀起了一波热潮。根据2014年中传瑞智、新浪微博提供的数据，2014年古装剧电视平台的播出量占众多题材播出总量的12%，而在微博平台电视剧提及量前5名中有3部古装剧，占比60%。
在本次调查访问的152位大学生中，古装题材的电视剧最受大家欢迎，占比59.21%，有75位学生每天观看电视剧超过1小时，仅有18位学生没有看过2015年古装剧。其中82.23%的人会在日常生活中和朋友聊起剧情发展，有78.29%的人认为观看古装历史电视剧对处理现实生活事务是有所帮助的。
根据扬・阿斯曼对沟通记忆和文化记忆的区分，沟通记忆在人际的日常传播交往中产生，个体亲身经历，文化记忆通过一些固定下来的客观外化物比如图像、仪式等进行传递，个体并没有亲身经历过。因此笔者把古装剧对大学集体记忆的影响分成两个方面，一是对古装剧呈现的特定历史时期的集体记忆的考察，二是对大学生关于现实生活中某些观念的塑造或者强化。
二、古装剧呈现的特定历史时期的集体记忆
1.对于对历史记忆的传承作用
在对经典古装剧的构成要素的投票中，得票率最高的是剧情编排和演员演技。有88位学生表示不喜欢现在大多数古装剧，主要原因有“剧情雷同”、“演技不够、颜值来凑”、“架空历史”等。在本次调查中收视率最高的五部古装剧分别是《琅琊榜》《花千骨》《芈月传》《武媚娘传奇》和《活色生香》，其中有四部都改编自网络小说，首先收视率有一定的保障，其次，这几部剧的主角大都是当红明星，在青年群体中很受欢迎，再者，青春偶像剧里恩爱情仇的路数频频可见。问题在于，为什么在众多受访者不满的情况下这些电视剧仍然有这么高的收视率？据调查，原因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观众认为这些古装剧虽然剧情假大空演技不走心，但不需要投入太多精力，可以在无聊的时候打发时间，另一类观众认为电视剧市场质量普遍低下，没有太多选择只能将就，这印证了传播效果研究中受众的态度和行为可能并不一致，从使用与满足理论的角度来看，古装剧拥有其它媒介或者活动都无法代替的满足功能。另外，有82.23%的大学生表示在日常生活中会和家人朋友聊到剧情发展，因此笔者推测人际传播中的聊天谈资也是观看古装剧的原因之一。
任何一部古装剧的播出都会引发有关历史真实性的讨论，这里的历史真实是指通过考据推断出的在历史上确实存在的人物及事件。历史真实固然重要，但在过去主要以书面媒介保存下来的资料中，历史只是残章断句，只有通过小说、电视剧、电影等新兴媒介形式才能丰富灵动地得以传承，在这个过程中，历史真实和文学价值总是相互较劲，任何一种文化产品都是这二者博弈之后的呈现。极端的看法认为古装剧没有丝毫价值，因为很多人物或者事件都是捏造而来，但笔者认为这并不影响观众对于古装剧的欣赏。研究集体记忆的学者安格拉・开普勒融合了扬・阿斯曼提出的“沟通记忆”和“历史记忆”，他认为由于媒体事件对日常生活的影响，“一方面，当今社会里的日常回忆实践，已经越来越跟普遍的回忆媒体连接在一起了；另一方面，那些成为在时间和空间上更具深远影响力的回忆的载体，越来越需要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拥有它们才能获得跨时空的影响[2]”，因此如果想让历史记忆跨越时空得以传播，只有借助新兴的媒介形式才能得以保存。另外，古装剧作为一种以市场为导向的大众文化产品，天生不具有学术的严肃性，不该用考究历史的严谨态度去对待。按照雷蒙・威廉斯对于文化的三种定义，“活文化是指特定时代和地方的文化，只有生活在那个时代和地方的人才能完全理解它[3]”，因此对于历史的考据也不可能还原绝对的历史真实，区别只在于还原程度。
2.妨碍对其他形式的历史记忆的了解
历史不可重现，而电视作为一种视听兼备的媒介，模糊了现实和虚拟的界限，观众会无意识地把自己幻想成电视剧中的男女主角，如真实地体验了当时的历史一般。剧中人物的装饰打扮、言行举止和建筑的结构陈设等都会成为历史记忆的标签，而一些编剧在对历史无知的情况下让很多物件、称谓玩儿起了随处可见的穿越，比如很多古装剧里的人物装扮是现代服饰的古装化，再比如像“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是从朱元璋开始的，而任何涉及宣读圣旨情节的古装剧频频出现这样的套路。但是，根据文化研究学派的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不同的观众会根据自己不同的经验来对电视文本进行对抗式、协商式、霸权式解读。制作精良和粗制滥造的古装剧相比，观众对待前者的态度更为审慎，投入度更高，而后者由于制作粗糙会在很多方面给观众以虚假感的暗示，观众的态度也更加随意，因此精良的古装剧对于历史记忆的形成作用更为明显，营造了一个仿真的“当时”；其次，根据传播政治经济学者达拉斯・斯麦兹的受众商品论，电视剧作为大众文化产品面向市场，观众作为商品被卖给广告主，因此观众的需求就尤为重要，为了迎合观众娱乐的需求，电视剧会生产大量准入门槛很低的产品来扩大市场，相比之下，书面媒介承载的更为考究的历史站在科学的立场，准入门槛较高，受众市场就相对较小。因此，古装剧可能会妨碍大学生投入时间和金钱成本更高的历史真实。调查发现，这个情况会随着年级的升高有所好转，参考史书史料的大四学生和研究生要比低年级学生的比率更高。
三、古装剧对于大学生关于现实生活观念的塑造或强化
据调查，有些受访者表示“一些古装剧更像是偶像剧，披着古装的皮囊演的是现代爱情的故事”，一些古装剧和当代偶像剧传递的价值观念相近，产生了一种跨越情境的似曾相识感。根据格伯纳的涵化理论，电视通过长期潜移默化的作用，在不知不觉中制约、涵化或是培养了电视观众的现实观。
1.女性主义成功学
在本次调查中收视率最高的五部古装剧中，《花千骨》《芈月传》《武媚娘传奇》这三部剧都讲述了一个单纯天真的女主角经过种种磨难后登上权力巅峰的故事。这符合很多女性观众的口味，无论是社会的大环境还是大学的小环境都会让人进行联想，初出茅庐也是天真懵懂，不久就尝到了现实的残酷，按照流行的说法“杀不死你的，都能使你变得更强大”，传递出再多的困苦不过是走向权力巅峰的垫脚石的观念。《琅琊榜》主要是以男性的权谋机变为主线，因此在大学生中男女观看比率很相近，而其它四部以女性角色为主的古装剧女性的观看率远高于男性。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男权社会，女性处于依附和顺从的地位，古装剧通过对女性角色独立坚强的形象塑造，反映出现代社会中女性地位逐渐上升的态势。试想在封建教条的桎梏下，现代独立女性如果穿越到古代恐怕也命不久矣，而在很多古装剧中，这些拥有现代独立女性品质的角色都凭借着才貌兼备遇上风度翩翩的美男子，产生了真挚的爱情，作为一个革新人物而存在。但众所周知，封建社会的婚姻大都是父母包办，为了完成传宗接代的家族使命，男女双方结婚前可能面都没见过，两情相悦更是稀罕，爱情也是近代才被建构的一个概念，这些电视剧在传递着当代独立女性的价值观的同时，也给现代爱情增添了很多美好想象。
2.模糊两性差异
除了古装剧中的女性显得刚强以外，剧中的男性形象也有逐渐女性化的趋势，两性之间的形象差异变得模糊。比如《琅琊榜》里的梅长苏孱弱无力、多愁善感，《花千骨》里的白子画是一个白衣飘飘、优柔寡断，时常能引起女性的母爱和保护欲。这一方面反映了当下社会中两性差异逐渐减小，同时也使这种在过去被视为异常的现象被主流化收编，可以为大众所接受。在他们成为新一代偶像的同时，这些角色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观众的审美观。
3.促进亚文化的发展
随着古装剧的热播，很多新词汇也日趋流行，比如“cp”、“好基友”等，用来形容高颜值的同性之间的暧昧关系，是对剧中关系亲密的同性的戏谑。投射到现实生活中的基腐文化，这些现象甚至成为一种时髦，通过调侃使得主流社会对基腐文化的接受度也更为普遍。更多亚文化的声音能通过影视媒体或者书面媒介的形式得到传播，在这个层面上，古装剧对于亚文化的发展和被主流文化的认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四、结 语
通过对古装剧文本内容的研究和对大学生群体的调查，本篇论文从两个方面探讨了古装剧对当代大学生集体记忆的影响。一方面是对特定历史时期的集体记忆的呈现，尘封于卷册之中的历史只有经过大众媒体这种广为接受的传播方式才能继续保持生命力，但与此同时也会妨碍大学生对其他历史记忆形式的了解；另一方面体现在对大学生的某些价值观念的塑造或强化，传递了女性主义成功学、对两性形象差异的弥合，同时也对对亚文化发展的起到了积极作用。
古装剧巧妙地连接了现在和过去，借由历史传递出当下主流价值观，也蕴含着作为一种引领新潮流的媒介潜力。
参考文献：
[1] （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著.毕然，郭金华译.论集体记忆[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古代文学传记范文第7篇
[关键词]学术文献;广西;古代;资源建设;整体化
随着广西“人文强桂”文化战略的实施，全面梳理广西古代学术文献的种类与源起，重新认识广西古代学术文献的内涵与价值，深入调研广西古代学术文献的存佚与各图书馆的收藏状况，实现广西古代学术文献资源的系统挖掘与整体化收藏，对于开展广西图书文献资源数字化建设，实现共建共享目标，最终推动广西社会科学与文化的繁荣发展有极大的现实意义。为此，本文根据古代传统学术领域范畴，追溯广西古代经学、史学、宗教、政事、文学等方面的文献概貌，涉及范围不仅包括古代广西籍人士撰写的著述以及历代史书中涉及广西人、事、物的言论与奏疏记载，还包括流寓游宦于广西的外乡人士关于广西的著述与记载以及历代官修或私撰的省志、县志、乡土志等文献资料。同时，还详细研究了广西古代学术文献的典藏与搜集、整理概貌，并对开展广西古代学术文献资源的整体化建设思路提出了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建议。
1 广西古代学术文献的种类与源起
1.1 经学文献
经学研究一直占据中华传统主流文化领域，是广西古代学术领域的一个重要范围，也是研究广西政治、文化、历史不可缺少的重要文献资料。据清谢启昆《广西通志艺文略》记载，广西最早的文献起源于因治“春秋左氏”古文经学而盛名一时的陈氏父子。陈钦著有《陈氏春秋》，陈元著有《春秋训诂》《左氏同异》。尽管上述文献亡佚，然而，关于陈氏父子治《春秋左传》事迹及驳范升奏左氏不宜立博士、驳江冯上言的两篇奏疏在《汉书儒林传》《后汉书陈元传》，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许慎《五经异义》(皇清经解本)等书都可以找到记载。此后，广西的经学研究随着科举制度的确立与儒学作为官方的统治思想，成为广西思想界与教育领域的主导文化，为广西培养了一批批的官吏与忠君报国的优秀人才。古代的广西籍官员基本通过科举之途，官至知县、参政、布政使，甚至巡抚、尚书，他们饱读诗书，以儒家精神指导为官生涯，同时兼治经学，著述与注释成果显赫。如明代苍梧人吴廷举，做官勤勉，为人刚正，政绩卓著，辞官回乡后在梧州创办“东湖书院”，著有《春秋繁露节解》《东湖集》《西巡类稿》等书，《明史卷201列传第89》有其详细列传。又如清雍乾时期临桂人陈宏谋，不仅政绩显赫，而且著述丰盛，撰有《大学衍义辑要》《大学衍义补辑要》《吕子节录》《训俗遗规》《养正遗规》《教女遗规》《从政遗规》《学仕遗规》《在官法戒录》等书，并有《培远堂全集》辑录其一生的奏议、序记、颂赞、碑铭、诗赋等，《清史稿卷307列传第94》有详细列传。此外，明代柳州人龙文光、灵川人全赐、临桂人张茂武、陆川人庞希睿、全州人文立缙和陈宣、阳朔人唐瑄、平乐人袁启翼、兴业人陈伯魁和何以尚以及清代清乾隆以前的全州人蒋光昌、崇善人(今崇左)麦士奇、岑溪人高熊征等，都不同程度地撰有经学研究著作或经学注释类文献[1]。清乾嘉以后，广西经学研究影响最大、贡献最大者为郑献甫、龙启瑞等。郑献甫为广西象州人，道光15年(1835)进士。曾任刑部主事，翌年辞官归里，以著书、讲学终其一生。先后讲学于桂林榕湖书院和秀峰书院、顺德凤山书院、广州越华书院、象州象台书院、柳州柳江书院，著有《手批十三经注疏》《四书经注集证》《四书翼注论文》《愚一录》《补学轩文集》《鸿爪续集》《鸦吟集》《鹤唳集》《鸡尾集》《鸥闲集》等书[2]。龙启瑞为广西临桂人，清道光21年(1841年)状元，翰林院修撰，官至湖北学政，著有《百韵通说》二十卷、《尔雅经注集证》三卷、《经德堂集》十二卷。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其所编撰的《经籍举要》全面列举了经学重要书目，考证了历代经学书籍要点，是对当时经学研究的一次全面总结，也是经学文献史上的一部重要书目[3]。
1.2 地记类文献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统一岭南，设置桂林、南海、象郡，开始了从中央不断派遣官员驻守、治理广西的历史。《史记卷113 南越列传》《汉书卷95西南夷两粵朝鮮傳》《后汉书卷86 南蛮西南夷列传》等史书都有关于广西历史地理方面的早期记载，只不过当时广西、广东、海南岛等地被统称为南越、南夷、南蛮。秦汉以后，出现了专门记载岭南一带历史、地理、民族、风俗方面的“记”“志”“图”“经”“录”类文献。该类文献属个人所记所辑，未涉及广西郡邑沿革等，并与所谓官府所定所编的通志体例不符，只能通称为史部地记类文献。最早的广西地记类文献，可追溯至晋时范瑗的《交州先贤传》、刘道荟的《交州杂事》。交州即交趾，西汉武帝时设立，辖境为岭南一带，相当于今广东、广西大部分地区及越南北部地区。东汉时改名交州，三国时分为交州、广州。广州即为今广东一带。交州即为今广西、越南一带及雷州半岛。交州之称一直沿袭到宋、齐、隋。唐时改称安南都护府。该二部书见于《隋书经籍志》中，可称为广西最早的历史传记类文献。唐时，出现了莫休符的《桂林风土记》，专门记载桂林的风土人情、地貌名胜。宋时，出现了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周去非的《岭外代答》等著名的广西地志类文献。明时，个人编撰的广西记事类、笔记体、地志类著作渐多。如:欧大伍《百越先贤志》、邝露《赤雅》、张演《南征录》、魏浚《峤南琐记》《西事珥》、王尚文《征蛮纪略》、谢肇浙《百越风土记》、刘稳《西粤瑶训》《粤中政纪》、茅坤《府江纪事》、瞿九思《平府江右江诸僮的始末》、田汝成《行边纪闻》《炎徼纪闻》《广西土官制》《龙凭纪略》《藤峡纪闻》、黄佐《广西平蛮录》《广西图经》、谈恺《前后平粤录》、尹耕《藤峡纪略》《南泰纪略》、唐顺之《广右战功录》、王济《君子堂日询手镜》、张鸣凤《桂胜桂故》等。入清后，以谢启昆《粤西金石略》、汪森《粤西丛载》为代表的广西地志类著作达30多种[4]，上述文献中，大多数作者多为朝廷参与广西的政事或派驻广西官员，内容多涉及百越古民族历史、少数民族土司制度，或广西山川地理、经济物产、名胜古迹、风俗掌故，或广西少数民族起义始末以及镇压过程，或讨论对壮瑶等少数民族地区施政意见，等等，尽管有的书站在封建统治者立场对起义农民进行诬陷、对少数民族有所歧视，但作为广西历史的真实记载及原始资料，对于广西历史研究有极高的价值。
1.3 广西方志
唐时广西称为岭南西道，设有桂州、容州、邕州三管辖区，广西行政疆域轮廓逐步成形，宋时称为广南西路，从此，出现“广西”一称。元时改称广西行中书省，明时称广西布政使司。广西编修地方志始于宋代，出现了《广西路图经》(见《通志图经》)、《广西郡邑图志》(见《宋史艺文志》)等统计广西一省之志书，还出现《静江府图志》《邕管杂记》《苍梧志》《合浦志》《横州图经》《宜阳志》《龙城图志》《柳江志》《柳州志》类似的府志、州志、县志。元代出现了《横州路郡志》《滕州志》等，但是上述志书大部分已佚。明时，朱元璋下令修志，永乐十六年朱棣颁布修志凡例二十一条，以后，广西各地县志陆续编纂。然而，明代所修县志因兵燹战乱早已荡然无存，只是在广西的书目和古籍的引用中略知一二。进入清代，朝廷催修县志，据不完全统计，共修县志88种[4]310，体例基本沿袭明代，并趋于完善。广西省志的修纂始于明代弘治六年(1493年)广西提学副使周孟中纂修的第一部《广西通志》。然而该书已佚。至今留存下来的《广西通志》，仅有明代2部、清代3部，其中，嘉庆时谢启昆主修的《广西通志》“体例最善，不冒史裁，遂为二百余年来官书创体”，“体例精审，征引赅博，为各省志之冠”[4]P305。 上述广西旧方志是系统研究广西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及民族风俗最重要的文献资料。
1.4 宗教类文献
佛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大约在汉代传入中国，经过中华传统文化的吸收、消化、融合，逐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在佛教文化传入中国的过程中，东汉时期广西人牟融的《牟子理惑》可以说是中国佛教史上最早的佛学经典。该书不仅最早探求了儒、佛、道三家关系，而且其中关于汉明帝时期派遣使者前往西域访求佛法的记载是佛教传入中国的最早记载[5]。至今宋代僧祐《弘明集》卷一《理惑论》即是对该书的完整保留。该书作者题为“汉牟融撰”。按照该书开篇所载:“是时灵帝崩后，天下扰乱，独交州差安，……时牟子将母避世交趾，年二十六归苍梧娶妻，太守闻其守学，谒请署吏。时年方盛，志精于学，又见世乱，无仕宦意，竟遂不就……”，该书应属广西现存于世的最早文献。此外，宋时仁宗赐号“明教大师”的契嵩，亦是广西滕州人(今藤县)。契嵩著有《辅教编》，专心于儒、释思想的调和与统一，给后世佛学留下深刻影响。杂著集《镡津文集》包括佛、儒学术文章与杂文、诗歌等，传世本曾被《四部丛刊》收录。广西虽出现过全国佛教界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物与著作，然而，佛教文化在广西的流传仅限于中原文化影响较深、汉族人口较多的桂林等地，在广西少数民族人口聚居的地区流传却很有限。
1.5 民族文献
广西，特别是壮、瑶、毛南等少数民族聚居山区，早已有自身原始宗教观念，崇拜自然与图腾、相信民间巫术等。由于汉族的统治与改土归流政策，广西各民族的文字文化受到不同程度的抑制，尽管民间盛行道公、师公、巫婆、傩舞等，但基本处于缺乏统一典籍与首领局面。反映民族宗教、信仰、文化的史诗、经文、唱词、戏文……大多是通过道公、师公、巫婆、民间艺人等以口传形式代代相传，也有少量民族古文字撰写的手抄本流落在民间。近年来广西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有组织、有计划地对散落在民间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料进行了抢救性的搜集、修复、整理，共搜集整理数百种、上千册(件)少数民族古籍[6]，同时，整理出版了一批民族古籍，是研究广西少数民族宗教、信仰、文化中最有价值的原始文献。
1.6 政事类文献
广西古代政事类文献中，较著名的有宋时广西贺州人林勋的《本政书》《本政书比较》《治地旁通》。林勋为北宋政和五年(1115年)进士，曾任桂州节度掌书记。林书内容多为陈桂州地方农政利弊，倡兴农固本、富国强兵之政事，南宋朱熹、张栻等极为推重。林书虽已亡佚，但在《宋史卷422列传第181》《宋史卷173食货志第126》中都有林勋《本政书》《本政书比较》的内容摘录。明代保存下来的政事类文献还有号称柳州八贤之一张翀的《浑然子》。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记载:“是书凡十八篇，曰神游论，曰田说，曰樵问，曰将，曰明心，曰士贵，曰体用论，曰兴废，曰祸福，曰忠孝，曰变化，曰穷理，曰求知，曰弭盗，曰用材，曰强弱，曰臣道，曰高洁。皆设为主客问答，旁引曲证，以推明事物之理。大抵规仿刘基《郁离子》也”。《明史卷210列传第98》亦有张翀“疾严嵩父子乱政，抗章劾之”，“以边防、财赋、人才三大政言之”的奏疏。今天读来，其忧国忧民之心及与奸臣决一死战之勇无不令人肃然起敬!
1.7 艺文类文献
广西艺文类文献，表现在文学作品与文学理论研究两个方面，皆以单篇作品收录于总集或以个人别集形式保存下来。广西最早的文学作品集出自于唐代广西二曹。一是桂林人曹唐。曹唐以游仙诗著称，著有《曹唐诗》，已佚，后人辑有《曹从事诗集》(又名《曹唐诗集》)，《全唐诗》存其诗二卷，生平事迹见《唐诗纪事》卷五八、《唐才子传》卷八[7]。二是阳朔人曹邺。曹邺以山水诗、讽刺诗为主，其中留下了不少描绘桂林山水的诗篇。《新唐书艺文志》《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皆著录其作品，今传《曹祠部诗集》二卷[7]P370。 二曹之后，广西个人文集渐多，据嘉庆年间谢启昆《广西通志艺文略》统计约达109种。值得一提的是清道光年间广西巡抚梁章钜主编的《三管英灵集》，作为广西第一部官方出版的大型通代性诗歌总集，上起唐宋，下至当时，共收567人的3 551首诗，凡已故广西文人传世之诗皆选录，并注明其里居事迹，是研究广西文学史必不可少的文献资料。广西古代文学理论研究出现较晚，较为著名的是清道光年间的郑献甫以及前后的“岭西五子”吕璜(永福人)、朱琦(桂林人)、龙启瑞(临桂人)、王拯(马平今柳州人)、彭昱(平南人)，晚清同道时期，词坛出现的临桂词派(又称粤西词派)王鹏运、况周颐，他们不仅为我们留下了大量优秀的诗作、词作，也留下了丰富的诗学、词学评论集。
2 广西古代学术文献的搜集、整理与典藏
2.1 广西古代学术文献的搜集、整理
中国古代地方学术典籍的流传，通常靠地方政府官书局刻印或本地官员、士绅名流通过私刻或坊刻出书，未形成专门呈缴收藏体例，随着历史沧桑巨变，许多珍贵地方文献已成佚书。广西古代学术文献的整理，自明开创官府编纂《广西通志》体例以降，凡省、州(府)、县、乡志的编纂中都通过编纂“诗志”“文志”或“艺文志”“艺文略”等进行古代本地文献的整理与挖掘。
明清时期编纂的《广西通志》为我们研究了解广西古代学术文献概貌提供了书目性线索。其中，第一部明弘治六年周孟中所纂修的《广西通志》，据载有诗志1卷、文志2卷、经略志1卷。可惜该书已亡佚。第二部明嘉靖时期编纂的《广西通志》是广西现存最早的一部通志，该书编撰体例包括图经、表、志、列传、外志5大类60目，虽以抄录方式整理了大量有关广西的诗文碑记、风俗民情记载，却无专门的广西文献目录——艺文志，只有外志类包含了杂事、杂著文、杂著诗。虽然杂著文及杂著诗所收诗不多，但包含了《粤西文载》《粤西诗载》及《三管英灵集》等书中未载诗文。“艺文略”的编撰成为定例始于万历《广西通志》，该通志有艺文志5卷，以辑录明代诗文为主。此后，康熙《广西通志》有艺文志5卷，以辑录明、清诗文为主，尤其康熙时代诗文最多。雍正《广西通志》有艺文志32卷，所收资料远胜前志，不少广西著述由此得到传世，特别是其中收录有历朝文书及地方重臣奏疏，并收录有历朝诗歌，如古体诗、格律诗近千首，特别是最后两卷杂记收录历代广西古籍中有关广西的记载与传说，既有实录，也有存疑，并注明所录书名，共计收录各种书籍92种，不少为今已为亡佚之书。嘉庆谢启昆修《广西通志》含艺文志10卷，先按经、史、子、集，再列传记、事记、地记、杂记，记述了广西籍人士以及游宦流寓于广西的外籍人所撰著述书目，共计507种，包括存书与佚书，是第一部广西文献的全面系统书目揭示，为我们研究了解清嘉庆以前广西学术文献概貌留下了宝贵的书目资料。此外，值得重视的还有:1934年广西统计局编纂的《广西省述作目录》收录了汉至民国23年的广西述作2 548部，其中广西籍作者述作2 221部，非广西籍作者述作327部;同年邕宁人蒙起鹏编纂的《广西近代经籍志》收录清嘉庆五年(1800年)至“民国”22年(1933年)间的广西述作467种;1949年撰修的民国《广西通志稿艺文编》在著录了嘉庆《广西通志》507种著述基础上，补辑了嘉庆至民国时期的著述541种，其中经部38种、史部188种、子部50种、集部265种[8]，这些书目对于重新系统收藏与挖掘整理广西古代学术文献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广西学术古籍的整理再版始于上个世纪末，一是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的《粤风考释》《桂俗风谣》《天主教基督教在广西资料汇编》以及《桂苑书林丛书》，其中包括《粤西诗载校点》《粤西文载校点》《粤西丛载校注》《粤西十四家诗抄校评》《桂海虞衡志校补》《岭表录异校补》《王鹏运词选注》《岑春煊文集》等一批有分量的辑佚校注成果;二是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广西史志资料丛书》，含有《二十四史广西资料汇编》《清实录广西资料辑录》《广西地方史志文献联合目录》《广西方志传记人名索引》《广西方志物产资料选编》《太平天国在广西调查资料全编》等一批汇编类与整理类资料;三是广西方志、史志类的整理，即广西师范大学1988年完成的《(嘉庆)广西通志点校》、1990年完成的《明实录类纂广西史料》，广西民族研究所1990年完成的《明实录广西史料摘录》，广西壮族自治区通志馆1988年完成的《广西方志提要》，台湾成文出版社70年代前后影印出版的《中国方志丛书》中广西志书55种等;四是广西少数民族古籍的整理出版，即1986年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了广西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共抢救、搜集了数百种上千册(件)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了一批民族古籍方面的书籍，如《壮族民歌古籍集成嘹歌》《中国瑶族布努支系——密洛陀古歌》《布洛陀经诗译注》《古壮字字典》等，特别是《壮族麽经布洛陀影印译注》《壮族伦理道德长诗传扬歌译注》等民族古籍的出版成为广西古壮学研究的重大成果之一[6]。
2.2 广西古代学术文献的典藏
始建于1909年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图书馆，作为广西第一所省立公共图书馆，从其成立之时开始承担起广西本土文献收藏的重任。该馆除大量收藏社会科学、文学、史地及科学等类书籍外，还建立特藏，专门收藏省县志书、本省先贤著述及金石书画等类，据1941年统计，当时该馆藏各省志书达21省，本省各县志书77县[9]。1947年唐现之馆长在《广西省立桂林图书馆之今昔》一文中曾详细列举该馆特藏书目:19种省志、70余种本省县志以及本省民国时期各级行政刊物、省内外一切与广西有关书刊，本省民国著述如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马君武、雷殷、甘乃光、梁潄溟、陈柱尊、白鹏飞、雷沛鸿人士的著述、演讲、文集，还有况周仪的《惠风丛书》，龙启瑞的《经德堂集》《是君是臣录手抄本》，陈宏谋的《榕门全集》《太平天国史料多种》(手抄本) ，谢济世的《梅庄遗书》，王拯的《龙壁山房诗草》，汪运等人的《杉湖十字诗钞》，朱琦的《怡志堂诗文集》，蒋琦龄的《空青水碧诗文集》，吕璜等人的《涵通楼师友文》，赵炳麟的《赵柏岩集》，子式枚的《李文忠公尺牍》，郑献甫《郑小谷全集》，张鹏展的《读鉴绎义》，岑航英的《岑襄勤公奏稿》，王鹏运的《四印斋所刻词》，廖鼎声的《冬荣堂集》，龙继栋的《古今图书集成考证手抄本》，唐景崧的《请缨日记》，苏懿谐的《乐闻斋存稿手抄本》，刘嘉树的《越事备考》，吕璜、王拯、朱南、龙启瑞、郑献甫的《岭西五家诗文集》，曹唐的《曹从事诗集》，葛东著《晓山杂稿》等书[9]P256。
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成立虽晚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图书馆，但同样高度重视广西本土文献收藏，1935年成立了“搜集志书及前贤著作委员会”，由省政府聘任马驹誊、蒙起鹏、莫遗贤、区文雄、杨守真、刘介等人为委员，专门搜集本省历代方志及前人名著[10]。新中国成立后，该馆成立地方文献部，不遗余力地进行了大量地方文献的征集，通过手抄、复印等方式积累了大量广西古代名人先贤文献。据该馆书目检索，有汪森的《粤西丛载》《粤西诗载》《粤西文载》等9种、陈宏谋的《大学衍义辑要》《大学衍义补辑要》《四书考辑要》《五种遗规》等48种、龙启瑞《尔雅经注》《古韵通说》《经德堂文集》《经籍举要》等13种、郑献甫的《郑小谷全集》《鸿爪集》《补学轩文集》《补学轩诗集》《象州志》等13种、王鹏运的《庚子秋词》《半塘定稿》《庚子秋词》《味梨集》等32种、吕璜的《别下齋叢書》《吕月沧文集》《古文绪论》等7种以及梁章钜辑的《三管英灵集》、况周仪的《粤西词见》、王拯的《归方评点史记合笔》、唐景崧的《谜拾》等。
广西师范大学作为广西文科类重点大学，图书馆的人文与社会科学藏书经过70年的收藏积累，已达到一定规模。目前馆藏古籍达到12万册，源自于康有为“万木草堂”藏书楼藏书以及私人捐赠、接收旧藏、古旧书市淘出，其中包含了不少珍稀类广西文献，如嘉庆版《灵山县志》《天南纪事》等，也包括后人整理的校注本、影印本等，如台湾成文出版社上世纪70年代前后影印出版的《中国方志丛书》中广西志书55种、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的《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齐鲁书社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等书，其中含汪森22种、陈宏谋9种、龙启瑞5种、郑献甫15种、王鹏运9种、况周仪2种、唐景崧2种等。除上述三家图书馆较为系统搜集典藏广西古代学术文献资源外，区内其他图书馆亦有部分收藏。
2007年文化部实施古籍普查与保护计划后，区内各级各类图书馆陆续整理了一批古代珍贵文献。例如自治区区政府研究批准并以文件(桂政发[2009]64号)形式公布的广西第一批全区珍贵古籍名录155部，以明万历以前的古籍为主，包括部分清朝武英殿的内府刻本、清名家精校精刻本、广西名人手迹以及广西少数民族文字手抄本，其中，自治区图书馆41部，自治区博物馆4部，自治区桂林图书馆26部，柳州市图书馆19部，广西师范大学图书馆46部，广西大学图书馆1部，广西艺术学院图书馆4部，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15部，柳州博物馆1部。这既标志着广西古代学术文献的典藏管理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也反映出广西古代学术文献资源有待于进一步挖掘与整理。
3 广西古代学术文献资源整体化建设思路
3.1 广西古代学术文献资源共建共享的意义
尽管广西古代学术文献受到广西政界、学术界、出版界的高度重视，但由于漫长的历史演变以及文献的散佚，广西古代学术文献的潜在价值与实际开发利用仍然存在着巨大差距，广西学者在开展广西古代学术文献的研究、校注、整理与再版工作时，仍然面临着区内典藏分散、书目揭示不全、索取原文不便的困难。笔者曾利用“广西人文社科文献资源共享平台”的联合馆藏书目系统进行陈宏谋、郑献甫、龙启瑞、王鹏运、况周仪等广西籍作者的搜询，结果显示区内一些重要高校图书馆馆藏仅1、2种，甚至有的馆藏为零。
随着自治区人民政府“人文强桂”战略的提出，随着广西本土文化研究的加强，随着广西人文、地理、经济、政治、民俗研究等综合性、交叉性、复合型课题的出现，区内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对文献的广泛需求、深度检索、交叉利用的要求日益迫切。以广西师范大学新建立的八桂文化与文学、中国东盟历史与现实、审美人类学、广西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多元文化与教育五个专题研究中心为例，所需文献主题常常横跨历史、文学、地理、外交、民族、民俗、文化、教育等多个学科，所需文献类型常常涉及广西古籍、民国出版物、近现代各种档案文献资料。尽管现有广西境内不少高校、研究机构形成多年传统学科优势，积累了一定的文献资源，然而，从全区范围来看，现有的人文社科文献资源分散匮乏、缺少深度、检索不便、难以利用等问题逐步显现，成为人文社科领域出成果、出人才的瓶颈[11]。因此，开展区内人文社会科学文献资源平台建设，特别是对以往散失亡佚、收藏不全的广西古代学术文献资源进行全面的线索梳理、重新搜集典藏、系统的数字化制作以方便区内广大学者利用，成为目前广西区内图书馆建设的一个艰巨任务。
3.2 广西古代学术文献线索的梳理
随着广西本土文化研究的重视，理顺广西古代学术文献的种类、源起、发展与演变是建立广西文献资源共建共享保障体系的一项重要前提。笔者认为编制一部全面反映广西古代学术文献概貌，不受文献体裁约束，依据经、史、子、集四库分类体系汇聚编排，既有作者生平、著述旨意、学术得失，还有版本源流、文献出处、收藏地址指引的叙录体摘要并配有各种辅助索引的大型工具书已经成为开发广西本土文献资源、弘扬与振兴广西本土民族文化的当务之急。该书目索引的编制应力求全面追溯广西古代历史与学术文化的发展渊源，全面反映广西历史上的本土文人学者、名流士子以及游宦于外乡的广西籍人士或流寓于广西的外乡人的著述情况。广西通志馆于1988年编辑的《广西方志提要》收录了1949年以前广西历代编纂的通志、府志、州志、厅志、县志、乡土志、寺庙志等250种[12]，是目前全面追踪广西历史文化记载、著述、论述、言谈、记事、奏疏、信札、碑传、铭文等文献资料的最好工具，此外，通过方志中的人物，还可以进一步利用历代留存下来的总集、别集、丛书、类书、笔记及历代史书、杂记等，以滚雪球方式，不断扩大查找线索方法，尽可能实现广西古代学术文献的“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
3.3 广西古代学术文献原文与佚文数据库建设
在全面梳理广西古代学术文献资源基础上，根据文献线索，全面寻找原文与佚文，设法将名亡实存，或隐匿于其他文献，特别是史书、纪传、个人文集、书信、札记中的资料，凡属广西古代学术文献范围，包括历史记载、著述、论述、言谈、记事、奏疏、信札、碑传、铭文等文献资料摘录出来，标明出处，校正讹误，标引主题分类，进行原文扫描，通过技术手段制作可任意进行字、词检索，并能满足读者阅读原文影像的全文数据库。
3.4 广西古代学术文献资源平台建设
为了方便区内外广大学者对广西古代学术文献的查询与利用，应尽可能建立一个全面系统反映广西古代学术文献资源的“超地域、超系统、超馆藏”的网上服务平台。该平台应具备如前所述的广西古代学术文献资源的书目摘要式大型工具书功用，还应具备广西区内各图书馆馆藏资源揭示的联合目录功能，保证不同收藏机构的广西古代学术文献资源的集中揭示与集中检索。同时，随着该平台数字化资源的制作与陆续充实，应实现集书目、摘要、全文的线索查询功能与资源库阅读服务一体化模式，保证区内外所有相关课题的学者、教授、博士足不出户就可以跨越门户之见，克服不同地域、不同系统、不同馆藏带来的资料利用障碍，方便、快速、高效地获取广西古代学术文献资源，从而建立起强大的具有集合效应的古代学术思想库与丰富的文献资源平台，推动广西的人文社科研究取得更丰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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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广西通志文化志》第二编辑室. 广西文化志资料汇编 第2辑 [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239.
[10] 《广西通志文化志》第二编辑室. 广西文化志资料汇编 第1辑 [M].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74.
古代文学传记范文第8篇
一、教学重点
汉语言文学传统的教学重点一般放在知人论世,详解作者的生平以及时代背景、重点还在于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并重点强调作家作品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并以此来理解文学史的演变过程。而在新闻与广告专业古代文学教学中,应该结合新闻学广告学的理论知识,把教学研讨的重点放在二者相结合的地方。首先,在古代文学作品中看到新闻传播广告的内容。例如《西厢记》教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重点一般放在反封建的思想、浪漫主义的艺术特征等等。而对于新闻与广告专业来说,教学的重点不妨放在由元稹《莺莺传》到王实甫《西厢记》的演变过程,用传播学的理论解释其中的原因。元稹的《莺莺传》张生对莺莺始乱终弃,并受到时人的称赞。《莺莺传》的思想观念是唐朝门第观念和门阀制度的婚姻观念下的产物。而王实甫的《西厢记》创作于元代,城市经济繁荣、市民阶层日益壮大的情况下,尊重个人意愿、感情乃至欲望,开始成为人们自觉的追求。所以产生了以“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为主题的《西厢记》。从中可以看到,对于作品的改编也是一个接受的过程,与时代的影响息息相关。同样,还可以引述后人对于王实甫《西厢记》的评价,启发学生思考《西厢记》的传播。同样,在《梧桐雨》教学中可以介绍引述《汉书》等资料,联系王安石《和王介甫明妃曲》等昭君题材的作品分析梳理昭君故事的演变过程,结合传播学理论分析不同时代的读者对于昭君的不同理解。其次,在新闻广告专业古代文学教学中,还应该重点培养学生的新闻广告素养。现有的古代文学教育多反映的主流思维,大学生尤其是新闻学、广告学的大学生,不仅需要文化基础知识,而且要培养他们的创新思维。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培养学生观察问题的角度,对同一件事的不同看法。换句话说要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还以《西厢记》为例。主流观点认为该部作品具有反封建的意义。在选读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的时候,不妨让学生提前读一读司马光给王安石的来信《与王介甫书》。司马光曾说当时朝廷上下对于变法的态度是“士夫沸腾,黎民骚动”(《赐参政知事王安石不允断来章批答》)。并给王安石写了一封长信,即《与王介甫书》,来反对变法。王安石在回信中言:“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可见悔故也。”说明王安石决定抛开其他各方面的不同意见,坚持推行自己的既定方针。结果,变法还是失败了。关于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后人从各个方面进行了深刻的讨论。而对于新闻传播与广告方面的学生来说,不妨从舆论舆情的方面讨论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
二、教材引申
面对新闻与广告专业的学生,除了让他们了解一些文学史的基本知识以外,还应该关注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新闻广告元素,对此要发挥引申。例如讲《诗经?卫风?氓》,可以讲讲“氓之蚩蚩,抱布贸丝”中包含的古代实物交易中的广告元素:实物广告。讲白居易《曲江》“细草岸西东,酒旗摇水风”的时候,可以结合张籍《江南行》“长干午日沽春酒,高高酒旗悬江口”、李中《江边吟》“闪闪酒旗招醉客,深深绿树隐啼莺”,谈谈其中的酒旗文化,谈谈古代的招牌广告。关于教材的引申发挥,教师可以启发引导学生发现现代新闻广告对于古代文学的运用。例如讲杜甫时。可以联系《杜甫很忙》事件。杜甫很忙是2012年3月发生在新浪微博上的一个涂鸦、恶搞语文课本插图《杜甫像》的网络活动、话题,“杜甫很忙”成为3月末中国互联网的热词之一,并被商业广告利用。某公关团队和新浪微博先后声称此次网络行销为其策划。从传播的角度看,可以看到现代网络对于经典的解构,反映了当下人们的解构心态。此后。“杜甫很忙”事件继续发酵。众多商业人士继续演绎“杜甫很忙”的创作,推出各种各样的广告。例如:2012年4月2日,杭州市,街头出现了“杜甫很忙”的广告。被恶搞的杜甫推着一辆购物车,旁边配着文字称:“杜甫很忙,现在买钻流行去卖场。”4月,在京东商城首页,杜甫成为三星笔记本的“代言人”。沈阳华邑世纪城的房地产广告打着杜甫很忙的图片,配着“安得广厦千万间,买到现房才欢颜”。除此之外,长春中冶蓝城、重庆金悦城、重庆中房千寻等项目也运用了杜甫形象进行宣传炒作。尽管,这种恶搞的经典人物的方式有待商榷,但至少说明了古代文学与现代广告的结合。再如讲白居易《长恨歌》的时候,可以引申发挥到西安华清池的大型历史实景山水歌舞剧《长恨歌》。该剧斥资5000万元,打造具有亚洲唯一的全天候折叠式全色真彩LED软屏、国内首创水中机械组合多变式立体活动舞台和户外演出设施全隐蔽式设计,成为中国最大的水上舞台,并请来了国内一流的音、舞美、灯光、音响、服装、道具大师和阵容庞大的专业演出团体,倾力打造这台完美的演出。该剧以骊山山体为背景,以华清池九龙湖做舞台,以亭、榭、廊、殿、垂柳、湖水为舞台组合元素,以白氏《长恨歌》为歌舞剧情节线索。集历史文化之韵、山水自然之美与科技之奇为一体;将历史与现实、自然与文化、人间与仙境、传统与时尚交融一起,较好地演绎了该诗主旨,给人无限遐思。由此,可以启发学生引申思考当代旅游业与中国古典文学、古典文化的结合:随着张艺谋发展了中国第一台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以后,中国各大景区都对当地古典文化资源进行了开发利用。比如三峡艺术团的《盛世三峡》,张家界的《天门狐仙》《魅力湘西》,西安的《大唐芙蓉园》《梦回大唐》等。启发学生把古典文学与广告结合,经典的古典文学本身已经为人所熟知,广告在古典文学与文化的基础上创作发挥,自然达到事半功倍的传播效果。在讲《西游记》的时候,可以联系近年来对于《西游记》的影视剧改编。1982年,用六年时间拍成了25集电视连续剧《西游记》,轰动一时。上世纪90年代,香港TVB电视台分别拍出了《西游记》(1996)和《西游记2》(1999)。到了2002年,台湾八大电视台与香港中天公司联合投资,再次拍摄了《齐天大圣孙悟空》。接着刘镇伟和周星驰合作了《大话西游》系列。
2010年,浙江永乐影视制作公司制作了《西游记》。在讲《红楼梦》的时候,可以联系87版的经典《红楼梦》,也联系当下出现的红楼梦热潮,百家讲坛的《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以及由韩三平担任总制片人,李少红担任总导演的电视剧新版《红楼梦》。启发学生分析在光电媒体下中国古代经典的传播的优劣得失和当代人对于古代经典的接受心理,进而鼓励学生研究在新的技术下、当下的社会环境中传播古代经典的对策。以上从三个方面谈了为新闻传播与广告专业学生讲授《古代文学》的教学策略。其实,还可以运用设置思考题,推荐课外阅读书目等方法,引导学生把两个专业的知识融合在一起。只要教师主动了解一些新闻传播与广告专业的知识,结合古代文学的知识,用心思考,总是可以发现两个专业的知识结合点,给新闻传播与广告专业的学生以更多的古代文学知识、学习方法和思维方式的启发。
古代文学传记范文第9篇
关键词：古小说；文言小说；存诗
中图分类号：I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4）08-0005-02
一、古小说的存诗情况
程毅中在《古小说简目》中说“古小说相对于近古的通俗小说而言，称为子部小说或笔记小说”。根据鲁迅的《古小说钩沉》来看，古小说是指唐前的小说。而黄霖《古小说论概观》中认为古小说等同于古代小说。相对白话小说，古小说时代较早，文体较古。本文将以鲁迅先生的定义为准则，以唐前的文言小说为研究对象。在这个小说发展的初级阶段，诗歌这个重要的文学载体，它在小说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古小说的存诗上接《诗经》《楚辞》之遗韵，下启盛唐诗风之先端，为小说增添了许多美感，也推动了古小说的发展。
古小说被保存下来的不多，参看了程毅中的《古小说简目》，宁稼雨的《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和袁行霈的《中国文言小说书目》，以及鲁迅的《古小说钩沉》，唐前的文言小说有《山海经》、《穆天子传》、《燕丹子》、《博物志》、《小说》、《列异传》、《鬻子》、《世说新语》、《异苑》、《拾遗记》、《汉武帝洞冥记》、《汉武帝内传》、《汉武故事》、《海内十洲记》、《神异经》、《西京杂记》、《旌异记》、《集灵记》、《冤魂记》、《因果记》、《冥祥记》、《补续冥祥记》、《感应传》、《齐谐记》、《续齐谐记》、《幽冥录》、《搜神记》、《荀氏灵鬼记》、《孔氏志怪》、《志怪》（祖台之）、《研神记》、《神录》、《近异录》、《述异记》、《古异传》、《启颜录》。虽然有些小说的原本已亡佚，但在后人的辑佚中仍然可以看到。在这些古小说中，依然有一些诗歌被保存下来。
根据诗歌总集对古小说中存诗的辑录，我们得知古小说存诗的一个大致情况。笔者粗略统计了一下，具体情况如下：《穆天子传》存诗5首，《搜神记》存诗8首，《汉武帝内传》存诗3首，《世说新语》存诗8首，《拾遗记》存诗6首，《异苑》存诗4首，《周氏冥通记》存诗6首，《山海经》《燕丹子》《博物志》《汉武故事》《西京杂记》《续齐谐记》《幽明录》《述异记》中也散存着一些诗，只是数量不多，每部古小说中存诗一首。而且逯钦立先生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还收录了一些古小说中歌、谣、杂辞，虽然它们不是完整的诗，但都具有一些诗的特征。
二、古小说存诗的具体分析
古小说中的存诗具有多种体裁。《穆天子传》、《燕丹子》、《山海经》中的存诗创作时是明显受《诗经》影响的，通常都是四言诗，而且有重叠递进的句式。而汉代文言小说的存诗又多受骚体赋影响，常使用带有“兮”的语句，而且抒情性很强。魏晋时期文言小说的存诗既有受《离骚》《楚辞》影响而创作的骚体诗，也有受《诗经》影响的四言诗，还有受《古诗十九首》影响的五言诗，但《拾遗记》中的存诗却是七言诗，这也是唐前文言小说存诗中仅有的七言诗。早在曹魏时期我国的七言诗就已经成熟，这也是文人七言诗对文言小说存诗的一个重要影响。而南北朝时期的存诗也多为四言和五言诗。古小说中存诗体制多样性，由此也可以看出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诗歌发展很活跃。
古小说中的存诗题裁也是具有多样化的。有仙道色彩的诗歌，在《汉武帝内传》中这类诗歌居多，小说使用了大量的赋文来描写求仙问道的玄幻物象，铺张扬厉，用丰富炫彩的语言营造了仙界之盛境。而文本中的存诗也有此特点，诗赋文的结合使文言小说的故事性和审美艺术性融为了一体。也有抒发爱情的诗歌，《搜神记》中的《崔少府女赠卢充诗》则是借助诗歌描摹人物风貌，来增强抒发的情感的。吴志达说它“文字朴素清俊，而情深义真”是“魏晋时代极好的五言诗”。也有写民生时政的诗歌，《黄竹诗》，这完全是一组哀民诗，穆天子以诗言志抒情，寄希望人民能够安居乐业，这也是作者要表达的意向。虽然古小说中存诗的题材没有文人诗那么发达，但是也足以看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诗歌迅速发展对古小说引诗具有促进作用。
古小说中引入诗歌最大的艺术特色就是增强小说的抒情性。每个时代都有各自的时代特征和审美特点。中国古代的小说在描写人物风貌，自然景观时不像西方小说那样刻画得很详细，而是往往以诗歌的形式粗略地临摹状貌以获取神韵。在唐前文言小说中借助诗歌粗略地描摹自然景观，以增强故事情节抒情性和读者想象的存诗很多，如《拾遗记》中的《娥皇歌》，《汉武帝故事》中的《秋风辞》，《拾遗记》中的《招商歌》等。《穆天子传》中就借助诗歌描摹自然景观，以便增强所要抒发的情感，从西王母与穆天子之间的一组对答诗来看看《穆天子传》中的存诗特点。《白云谣》前四句都在描写景物，苍茫的大地间，高耸的山峰与白云相交融，层层叠叠的山峦中隐现出悠长的道路，为我们营造了一个寥廓的意境。最后一句则倒出了殷切的希望，虽然世事无常，但仍希望能再会。这些存在于古小说中的诗歌内容很简单但很纯然，大大增强了小说的抒情性。
在古小说存诗中也有一些叙事性强的诗歌，它们平铺直叙，有些甚至是很口水话，但是依旧为文言小说深化了主题，增添了审美艺术。这类口语化很强的诗歌在《异苑》中较多，大概与小说文本内容是记录怪异之事，而且篇幅都很短小有关。《搜神记》中的《紫玉歌》叙事简练，却能把诗歌与故事情节融合在一起，增强了小说本身的故事性。因此，无论是借助诗歌描写人物风貌，自然景观，还是述说故事，都是为了增强古小说的抒情性和叙事的艺术性。
古小说的存诗依附于小说文本，它既向着文人诗发展，但又具有自己的特征。
三、诗歌与文言小说的关系
闻一多的《文学的历史动向》中“诗似乎也没有在第二个国度里，像它在这里发挥过的那样大的社会功能。在我们这里，一出世，它就是宗教，是政治，是教育，是社交，它是全面的生活。维系封建精神的是礼乐，阐发礼乐意义的是诗，所以诗支持了那整个封建时代的文化”。由此可见，诗歌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地位是非常高的。也正是受到《诗经》《离骚》和楚辞的影响，在文言小说的叙事中开始出现了一些诗歌，使叙事增加了抒情化。
古小说受诗骚和史传文学影响很深。陈平原认为中国小说是史传传统和诗骚传统的产物。而吴士余也认为“中国小说文体的产生和演变，始终受着史传叙事文体与抒情文体的影响。”古小说的产生与史传文学有密切联系，因此古小说中出现诗歌也正是受此影响，这也是小说文体和诗歌文体之间的相互渗透。首先，小说中诗歌的运用就是直接受诗骚这个抒情文体影响的，而且文言小说中诗歌的产生也是对我国诗歌这一主流文学的继承和创新。《穆天子传》中的五首歌谣和《燕丹子》中的《琴女操》就是深受《诗经》影响的，这些诗歌引述小说本身的故事情节，作者再对语言进行加工，使小说的情节更具有韵味和诗味。此外还有《搜神记》里的《淮南操》，《西京杂记》里的《黄鹄歌》都是受《离骚》的影响。此外，我国的小说在《汉书・艺文志》中就被列入了“诸子略”中，此后小说在目录学中一直都在子部和史部中，而《四库全书总目》中，小说依然在子部中。由此也可以看出文言小说与先秦诸子散文关系密切，特别是先秦叙事散文对文言小说的影响很大。受到先秦叙事散文的影响，文言小说和小说中存诗呈现出一种韵散结合的特征，诗歌的抒情性和韵文化也经常在文言小说中使用。而且唐前文言小说中的韵文和骈文是很发达的，语句措辞精美，多用对偶，在先秦诸子散文中也经常使用，由此也可以看到先秦诸子散文中语言的押韵，节奏还有抒情性对古小说语言的诗化是影响很大的。古小说中使用了大量的骈文和韵文，把小说的语言赋予了诗话的特征，而且文言小说的散文化语言也为诗歌渲染了诗意的氛围。
古小说中引入诗歌是受了史传文学借《诗经》成句而歌的影响，只是到了汉代，又受到乐府诗和辞赋影响，因《诗经》成句而歌就走向了文人诗的转变。小说中的诗歌是受小说的具体情节制约的，它依附于小说；而文人诗的引经据典是为作者的抒怀寄情服务的，也就是说小说中的诗歌是以作品人物出发的，而不是从作者的角度。尽管文言小说中的存诗与文人诗有差异，但是小说存诗不仅展示了诗歌的意境和韵味，而且使文言小说的内容雅化了。
在《燕丹子》中还有两句诗“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两句诗虽然是小说中的诗句，为小说渲染了一个很悲壮的离别画面，这两句诗还为故事的发展营造了一个诗化的环境，在秋风萧瑟的清晨或是黄昏中，荆轲在易水边与太子丹告别。在这个画面中，一个“寒”，为离别的场面渲染了悲凉，表达出了离人的痛楚和决绝。这个环境的描写也为整个小说奠定了一个凄凉的氛围，似乎使读者能隐约感觉到这个故事的悲剧结局。无论是人物的刻画还是环境的描写，都是为推动故事发展的。而文人诗引用历史典故是诗人寄托情怀所需，例如，骆宾王的《于易水送人》昔日太子丹在易水边送别荆轲，今日骆宾王亦在此处送别友人，虽然都是送别，但两首诗的侧重是不同的。《燕丹子》中的两句诗是为了渲染故事情节，是为小说的具体情节而服务的。而骆宾王的《于易水送人》是诗人借这个典故来抒发自己苦闷情怀的。
但古小说存诗又受到文人诗的影响，而有些文言小说的作者又是很有名的文学家，例如《续齐谐记》的作者吴均就在诗文上很有才华，他的诗文清拔有古气，自成一体，形成受当时世人模仿的“吴均体”，他的诗是文人诗，但在小说中也有存诗“日暮风吹，叶落依枝。丹心寸意，愁君未知。歌繁霜，侵晓幕。何意空相守，坐待繁霜落”（《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第1009页）委婉的表达出男女主人公之间那种无法表达的情感，使小说本身增加了无尽的抒情性，这就使文言小说存诗具有了文人诗的特征，大大提升了文言小说的艺术性，也使文言小说达到了作者所要表达的审美诉求。作者使文人诗进入文言小说，就是为了使小说诗化。甚至有些文言小说的存诗跟文人诗是相通的，在《世说新语》文学篇中“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徐震《世说新语校笺》第134页》）这首诗在《世说新语》中出现，是作者刘义庆直接借鉴了曹植的《七步诗》，这正是小说存诗对文人诗的直接引用。
总之，古小说存诗虽然与文人诗有所差别，但是受到史传文学和诗骚影响的小说存诗在唐前文言小说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把诗歌和小说相结合，发挥出了诗歌的极大功效，也让小说这种通俗文学得以审美艺术的提升，使文言小说诗化和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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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根林等校.汉魏六朝笔记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古代文学传记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古代文学教学改革 成功智力 分析性智力 创新性智力 实践性智力
古代文学是高等院校中文系必修专业课，开课时间两年，分四个阶段教授从远古至清代的文学。每周4学时，每学期18周，共72学时，四学期共288学时。教学内容多，课时较少，教学任务紧张，教学方法较传统，多为教师讲授，学生接受。大多数学生反映学习古代文学只有系统性，但深度与生动性不强，与社会联系不密切，实用性不强，对自身发展也益处不大。因此他们对于古代文学的兴趣不大，学习主动性也不强，这为古代文学的教学增添了难度。由此可见，高校古代文学教学改革迫在眉睫。
传统的古代文学教学是注重智力教育的，但是对于智力教育的理解还停留在传统的范围内，即认为，智力是指人认识、理解客观事物并运用知识、经验等解决问题的能力，包括记忆、观察、想象、思考、判断等。在古代文学的教学中，教师和学生更重视记忆能力的好坏，学生也称学习古代文学考的就是死记硬背。然而这种知识的积累，对于学生的成功发展是没有好处的。即便是能将古代文学倒背如流，会做几首诗词，与社会何益？由此可见，传统的智力观是古代文学教学方法滞后、教学效果不明显的根结所在，因此突破传统的智力观，结合社会发展重新理解智力的含义，是扭转古代文学教学不利局面的有效方法之一。
与社会联系较密切的是成功智力理论。此理论于1996年由美国心理学教授斯滕伯格提出。他认为一个人的成功取决于他的成功智力，成功智力是一个人用以达成生活中主要目标的智力，它能使个体以目标为导向采取相应的行动，是生活中取得成功所需的一组综合能力。[1]与传统的单一智力概念想比，成功智力包括了分析性智力、创造性智力和实践性智力三个方面。笔者认为，成功智力理论亦可用于古代文学教学改革中。
一、分析性智力在古代文学教改中的运用
分析性智力就包括了传统智力中的诸多能力。这当然是我们学习古代文学最基本的能力，虽不能强调其绝对性，但是也决不能摒弃。但是在培养这些能力时，教学方法也是过于传统，其方法也有改革的空间。如记忆力的培养。传统的古代文学非常注意对于记忆力的培养，但是大多为教师讲授，学生记笔记。传统的记笔记要求记录完整详尽，这种方式往往又费时又费力，效果不佳。所以即使是最传统的记笔记，也是有技巧可言的，先布置下节课的教授要点，让学生预习，并设计听讲指南如下：
听讲指南
课程讲授主题
主要观点
第一要点
支持要点的细节和例子
第二要点
主持要点的细节和例子
第三要点
支持要点的细节和离子
你的不同观点
支持你观点的细节和例子
在填这张表之前告知学生填写要求，及所有的填写内容均为关键词。这种方式使得学生在对知识点的预习的基础上，先有了一定的理解力与判断力，再有效的集中有意注意力进行有效倾听，就使得记忆深刻。在填完此表后，即日进行笔记整理，将关键词变成自己的话，也就增加了一定的理解，在考试前，学生在熟悉笔记的基础上，再用此表进行巩固记忆。这种充分调动了学生主观能动性的记忆方法，使得记忆更加的简便而深刻。总之在培养学生的分析性智力时，应根据学生的特点与具体的环境设计，能够充分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
二、古代文学中创新智力的培养
所谓创新智力就是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思维问题的能力，即创新思维力。这种智力的培养分三个方面：
首先是创新智力培养的激励与启发阶段。教师可以在教学之初，就对教材或有关书籍的观点进行质疑，打破书本的权威力量，为学生树立尽信书不如无书的观念，培养学生的质疑书本的理念。如《诗经生民》中有一句的句读应是：“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但是贵州人民出版社房开疆主编的中国历代作品选的句读为：“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这时教师发现问题，质疑书本，初步破除学生的书本权威观念，接着提供资料，诸如其他版本的中国历代作品选，十三经注疏与单行本的诗经中的生民篇，进行对照。当然也可只找最权威的诗经版本。但是前提是学生得有一定的版本知识。告之理解不同，句读亦不同，答案并非唯一的，只是要凭借自己的知识判断何种更佳。这样就为学生树立了书可质疑、质疑有据、纠正得法的观念，也为进一步培养学生的创新智力奠定基础。
其次是创新智力的培养。对于古代文学教师比学生要熟悉，因此在学生还不会质疑知识的时候，可以由教师提出可质疑的问题，然后让学生针对问题搜集有关资料，然后指导学生运用资料质疑问题。如对于花间词雅俗问题的评价，教材上多说花间词艳俗，因此学生也多有花间词俗的概念。但事实并不如此。可以先教学生读一下全唐五代词中的民间词，再阅读晚唐诗、南唐和北宋婉约词，以及有关花间词的评论和《花间集序》，当然也有现代人的有关评论。学生就很容易得出一个印象：花间词比民间词文雅，但是比南唐词，北宋婉约词俗。再结合有关的评论，就得知，花间词比南唐词、北宋婉约词俗主要是表现在：情趣低俗，多描写妇人体态容貌，笔调艳俗：喜欢用色泽艳丽的字眼。阅读花间集序得出一个认识：花间词人有着较强的崇雅意识。最终得出一个结论：花间词比当时的民间词雅，比文人词俗。花间词人有着较强的崇雅意识。而花间词之所以比南唐词俗是和晚唐特定的文学审美观与西蜀特定的思想意识和文化氛围密不可分的，这也使得他们的崇雅意识有了特定的时代与地域特色。
最后是纠正不当创新智力。当然学生自己进行智力创新的时候，其方法不一定是对的，因此要对不当的智力创新进行纠正与引导。如学生认为红楼梦中黛玉的死亡是必然的，原因之一就是这对于黛玉本人来说就是最美满的结局。因为岁月流逝，如果黛玉还活着，她就会红颜变老，这也是她不愿看到的。这显然是学生自己的主观臆测。所以可以指出他智力创新的不足：针对文本的智力创新本身就不能离开文本本身。
三、古代文学中实践智力的培养
古人讲究学以致用，在学习古代文学时，培养学生学以致用的实践观念与思维习惯。古代文学虽然是古人的文学，但是其中也充满着他们的生存智慧，可供今人借鉴。首先是做事，比如《劝学》全面系统的提出了学习的主张：学无止境；锲而不舍；用心专一；虚心求教等观点，对现在仍有较大的教育意义；其次是做人，如《烛之武退秦师》，烛之武之所以能退秦师，是因为他利用站在秦军的立场上考虑：郑在晋之东，秦在晋之东，秦晋实力相当，秦晋灭郑之后，就地理位置而言，可以增强晋国的实力，而秦国的利益反而受损。由此可见烛之武的智慧在于找准同样受害的对象，站在对方的立场，表面为对方说话，实际是为自己说话。可以说这种生存智慧在我们今天反复的社会交往中仍然可用。学生也有论文反映这一方面的：如论杨修之死。探析了杨修之死的必然，思考了杨修如果生活在现在的生活状态。社会是人的科学，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有很多相似点，学习古人的生存智慧仍然可以避免我们在社会交往中遭受不必要的挫折。
总之，古代文学之所以教学模式传统，是因为教育观念较保守，它侧重于智力的培养，但是对于智力的理解较狭窄，因此使它脱离了社会实际。为了使古代文学的发展与社会紧密联系，使得它成为人们成功的有利因素，重新理解智力势在必然。斯滕伯格的成功智力理念拓宽了人们对于智力的理解，将其运用于古代文学的教学中，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智力只重视记忆的局面，有力的训练了学生的突破性思维模式，增强了古代文学的社会实际性，为学生日后的成才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参考文献】
古代文学传记范文第11篇
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我国的汉语史分期也呈现不同状态，目前主要有王力的四分期、唐作藩的五分期、吕叔湘按照文言和白话为标准划分的二分期三类，除此之外，太田辰夫、潘允中等对汉语史分期也有不同的见解。由于吕叔湘的二分法过于笼统，本文不予考虑。目前学界较为认可的是以东汉为界，把西汉列为过渡期和参考期，把古代汉语分为上古汉语和中古汉语两大块，以东汉魏晋南北朝隋为中古汉语时期，从词汇、语法上看都是比较合理的。所以，司马迁所处的西汉是上古期和中古期的过渡阶段，这个过渡期的语言处于上古汉语的末端和中古汉语的开端，但是和中古汉语相比又更偏重于上古汉语。因此，司马迁所处的西汉语言正处在一个变革期，呈现出与前代不同的特点。换言之，处在过渡期的西汉语言其实是对西汉前，也就是先秦语言系统的继承与发展。然而，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现如今已无法得知当时语言的全部面貌。但是文学是一种语言的艺术，是语言的载体，语言的形态及其变化往往呈现其中。此外，自草昧初辟以迄战国末年这一漫长的历史阶段，文学与其他形式的语言活动，甚至与其他领域的社会实践活动，仍处于浑然未分的状态。由于文学是语言的一种表现方式，那么从文学文本资料入手就能发现其语言的形态及变化。
《太史公自序》中记载，司马迁年十岁则诵古文，作太史令后博览群书，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吸收史传、诸子散文大支各家之精华，采纳百家之长，融会贯通，成就自己一家之言。由此可见司马迁古文功底之深，所见文本资料之全，在此基础之上他根据自己叙史和当时社会现实需要，对古典传统的书面语进行了改造。根据目前现有的文献资料看，上古时期的语言体系中先秦语言有着不同的语言状态，呈现出甲骨文金文《尚书》和《左传》之后文学文本这两种不同语言的形态变化，司马迁针对这两种语言形态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式。
甲骨文金文《尚书》这一脉语言简洁质朴，古奥难懂。据考察，甲骨文是中国最早最古老的文字，其甲骨卜辞是现今所知的中国最早的语言活动记录，是商周时王族刻在龟甲、兽骨或者人骨上的占卜记录。甲骨卜辞是一种宗教话语记录，是记言性质的文献资料，大多数的卜辞语言简单质朴。由于是王族占卜所用，其语言所呈现的内容具有局限性，一般都是关于祭祀、征伐、王事等的记载。其格式呈现出程式化特点，一般由叙辞、命辞、占辞和验辞组成，其中命辞最为重要，不可或缺。金文又指铭文，是古人在青铜器上加铸的文字，多记录铸造该器的原由、所纪念或祭祀的人物等。金文自商朝出现，兴盛于西周。最初在青铜器上只刻一些纹饰，后来才出现文字。周武王灭商后，接受了商文化，周平王迁都洛邑后，接受了商的造字，商周文化融合，所以现今我们所看到的周的金文和商的甲骨文无论是结构还是词汇上都几乎相同，只是金文在记事上更加详细。
甲骨卜辞宗教迷信意味浓厚，记事不完备。金文中虽有一些较长的记事，如近五百余字的毛公鼎文，但其文学性不高。而《尚书》的出现初步奠定了史籍的成熟。《尚书》即上古之书之意，主要记载夏商周时期典、谟、训、诰之类的文献，从文体上可以说是一部记言之作。其文字古奥迂涩，诘屈聱牙，其中《盘庚》《无逸》《秦誓》三篇，叙事相对完善，具有文学性，对后世散文有一定影响。这一脉的语言虽说诘屈聱牙，古奥难懂，但却涵盖着夏商周时期的一些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所以司马迁便对其进行了翻译改造，形成了《史记》中浅近典雅的文言文。
王念孙《读书杂志》记史公述《尚书》，每以训诂之字相代。冯班也持相同看法，在《钝吟杂录》中论道: 尚书多古语，不易通，迁所载颇易其文字，即太史公之《书》传也。司马迁对古文或直译或意译，将其改西汉今文，《尚书》、商周的甲骨文、金文所载皆是夏商周及以前史事，故此类改造在《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中所见甚多。如《尚书尧典》中汝陟帝位和《史记五帝本纪》中汝登帝位，司马迁改陟为登。陟《说文解字》解为: 陟，登也。从阜步。《尔雅释诂》释为陟，升也。而登《说文解字》解为登，登上车也。段玉裁注为引申之凡上升曰登。从段注登即为升，《尔雅释诂》释为登，升也来看，古文陟与今文登字均有升之意，将其译为登更易理解。再如《尚书尧典》允厘百工，庶绩咸熙，《史记五帝本纪》改为信饬百官，众功皆兴。《尚书尧典》中的允厘孔传释为: 允，信; 厘，治。《说文解字》释允为允，信也。《尔雅释诂》释允，信也; 允，诚也。厘，《说文解字》释为家福也。从里声。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解释说有假厘为理者。尧典允厘百工是也。其说是将厘假借为理治理之意。《尔雅释诂》庶，众也。绩，功也。咸，皆也。《说文解字》庶，屋下众也。从广炗。炗，古文光字。段玉裁注中解释光众盛之意，故庶即众绩，缉也。段注引申为绩，继也。事也。业也。功也。成也。咸，皆也。悉也。通过各个词汇间的联系，将晦涩难懂的古语翻译成浅显的今语，实现其转换。
司马迁除了借用翻译外，还通过对古今异体字的转换，来达到古今转换，比如岳和嶽二字，属于古今异体字。《尚书尧典》中采用四岳，而《史记五帝本纪》中则改用四嶽。还有《尚书牧誓》昬棄厥肆祀弗答和《史记周本纪》自弃其先祖肆祀不答中的棄与弃是通过繁简字体的转换来达到翻译的目的。张舜徽对司马迁对《尚书》古语的改造解释得更为直观，其在《广校讎略》中指出太史公所采《尚书》，率以训诂代经文，犹今日之翻译，在当时固尽人能之，至今日犹浅明易了，为功于天下后世甚大。所贵乎有编述之书者，以此耳。今观《太史公》所载《尚书》文字，如《五帝本纪》之引《尧典》，《夏本纪》之引《禹贡》《咎繇谟》莫不代奇辞以浅语，易古文为今字。其于《左传》《国语》《礼记》《论语》之属，靡不皆然。取三代古书一变而为汉人文字，且悉符于雅训，而未尝逞肊见以离直，虑周思密，最为谨严。
相对于古奥难懂的《尚书》一脉，《左传》之后文学文本这一脉的古白话语言就显得浅显易懂了。《左传》之后有《战国策》以及诸子等语类散文，其语言愈加由繁到简，由于各书所侧重不同，其文体和语言特色也不同，故司马迁《史记》对其的借鉴也不同。
《左传》是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叙事作品，情韵并美，文彩照耀，是先秦史传作品的高峰，对后世史传散文起到典范作用。《左传》内容丰富，记载了自鲁隐公元年到鲁哀公二十七年间鲁国及其他国家的主要事迹，其中还包含着春秋时期风雨人物的记载，如叱咤风云的春秋五霸，治世能臣郑国子产，齐国晏婴等，同时还有拯救国家于危难的平民智士曹刿、烛之武、申包胥等。在《左传》之前，史书所记载的无不是统治者，并且处于高位主导着人的活动，而《左传》中是将人作为主导，其中还不乏对下层人物的记载，这种转变更成为司马迁《史记》为穷巷阖闾之人记传的先例。虽然《左传》是记事之史，但其所记的行人辞令，理富文美; 人物语言无不彰显人物的个性及精神面貌; 叙述语言浅实，还多用比喻，其语言特点被刘知几概括为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其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左传》中所述大小征战无数，但其战争大多描写双方的战前对比，如战略战术、对阵等，少血腥场面的描写。司马迁《史记》战争描写继承了《左传》的写法，少见血腥，多见于计策谋略，同时还在战争描写中树立鲜明的人物形象，达到藉人以明史的目的。除此之外，《史记》也借鉴了《左传》一字寓褒贬的春秋笔法，以及君子曰的表达方式。《左传》中攻伐侵弑杀等词的运用大都有其含义，而《史记》也借鉴了此写法。同时君子曰的形式启迪了《史记》中太史公曰，便于司马迁发表自己的看法。
《战国策》主要记述了战国时期游说之士的政治主张以及言行活动，展示了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与风貌，将其以名利为依归的世态揭露无疑。比如策士苏秦游说秦国失败之后，其妻不下纴，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的态度和而后他六国封相时父母闻之，清宫除道，张乐设饮，郊迎三十里。妻侧目而视嫂蛇行匍匐的前后对比，揭示了当时世人以名利为依归的丑陋心理，故《史记》在刻画战国策士形象时突出了其对名利的追求。与此不同的是，他又根据自己的史观，将其与义结合，将其刻画成符合自己社会理想原型的人物，其游说语言更是铺张扬厉，气势磅礴。《史记》对于诸子等语类散文的继承主要是在于语词的运用上。儒家尊礼，主张礼、乐、仁、义，强调君臣父子关系，故其在《孔子世家》中多用仁礼等词，还引用孔子的原话以及其学生的言语行为来表明孔子的学术观点，塑造孔子形象。
《史记》的语言形态并非只借鉴一种文本语言，而是对各种材料语言的综合运用，主要是综合《左传》《战国策》《国语》等资料，按照自己的历史观对其扩写编纂。比如《史记晋世家》对骊姬害申生一事的描写，就是融合《左传》《国语》《公羊传》等史料再创作出来的。在《左传》的记载中，仅仅用寥寥数语就描绘了骊姬用计毒害太子申生的事件始终，在晋献公发现肉中有毒时仅用数字来写骊姬的动作姬泣曰: 贼由大子。而在《史记晋世家》中，司马迁则综合了各种材料写道骊姬泣曰:太子何忍也! 其父而欲弑待代之，况他人乎?且君老矣，旦暮之人，曾不能待而欲弑之!寥寥数语，骊姬已将罪名扣向太子申生，同时还将太子申生塑造成一个弑父不仁之人，使得父子之间产生隔阂，使太子申生欲辩无言。
由此可见，司马迁《史记》的语言是对先秦语言的继承与发展，并加以自己的创作而形成的当代性语言形态。我们从《史记》的词汇上可看出，这种变化主要有三种: 第一，单音节词和多音节词的变化; 第二，词义的引申变化; 第三，新词的加入。在上古音系中，单音节词居于主导地位，单音节词远远大于多音节词的运用，其中名词更是多数，而这也就对应的形成了上古古书辞尚体要的文体形态。随着社会的发展，语词也发生变化，多音节词使用增加。从词义上看，词义由单纯向复杂，具体向抽象转变。同时，《史记》中还有大量新词出现，这些新词都是通过吸收古语词、方言词和外来词形成的，比如《大宛列传》中的葡萄大月氏条枝等词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是没有的。张骞出使西域之后，促进了当时汉朝与汉朝外国家的联系，经济文化相互交流，促使着新词的出现。其中很大一批词都是根据音译得来的，如身毒国的身毒一词是现今我们所称的印度，而印度一词梵语原音为sindu，故身毒一词是在张骞通西域之后，根据音译得来的新词。这些词类的变化，体现出了《史记》语言的当代性，而这种时代性还体现在司马迁对民间口语( 包括民间歌谣和谚语) 的运用。
古代文学传记范文第12篇
关键词：音乐艺术；古琴艺术；中国音乐文化；琴谱；传承方式；文化影响
中图分类号：J60 文献标识码：A
在我国古代，琴谱分文字谱与减字谱两种，但谱中皆不标示节拍。近代，在减字谱琴谱中标示出较为明晰的节拍，使古琴音乐的音响形态更为稳定。到了当代，以减字谱与五线谱或简谱结合的“两行谱”（此“两行谱”并非我国古代减字谱中曾出现过的“两行谱”）逐渐成为古琴记谱的主要形式，对古琴的传承方式亦产生影响。
一、古代琴谱特征与古琴艺术的传承方式
在古代，古琴艺术的传承以“口传心授”为主，琴谱为辅。此种传承方式与当时古琴的记谱特点相适应。古代琴谱包括文字谱与减字谱两类。现存唯一的文字谱是南朝梁人丘明传谱的《碣石调幽兰》，版本为唐代手抄本，原件现藏于日本东京博物馆。现存最早的减字谱琴谱辑录为《仙神奇秘谱》。减字谱与文字谱均标示了指法、弦序、音位、乐句、乐段等信息。不同之处在于，减字谱的表现形式较文字谱更为简洁。但无论是文字谱亦或是减字谱，均未明确标示节拍。任何一部音乐作品，只要其音高、节拍、乐句、乐段、音乐的段落结构，以及音乐的速度、力度等信息被准确地记录于乐谱之中，其音响形态即可还原。古人使用文字谱、减字谱记录琴曲，“过滤”了其中的节拍信息，使其音响形态，难以仅凭曲谱还原。因此，古琴艺术必须以“口传心授”为主，琴谱为辅的方式传承。将节拍信息从乐谱中剔除，为古琴独有之现象。明代蒋克谦编辑《琴书大全》中即有“诸乐有拍，唯琴无拍”的论述。笔者推测“唯琴无拍”现象的出现，或源于儒家思想。据汉代刘向《说苑》载：“乐之可密者，琴最宜焉，君子以其可修德，故近之。”且“乐之可密者，琴最宜焉”一句与“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一段在该书中共为一段，因此，此内容也应属儒家思想范畴。儒家将琴视为“君子修德之物”之思想，对后世古琴艺术传承方式产生深远影响。
而明代朱权《仙神奇秘谱・序》记载：“然琴之为物，……乃中国圣人治世之音，君子养修之物。独缝（于）黄冠之所宜索，何俗浇道漓淳风斯竭，致使白丁之徒，负败之辈，娼优之鄙，夷狄之俗，恶疫之类一概用之。”刘向与朱权二人都将琴视为“君子修德之物”，朱权受过刘向影响。朱权不仅接受了儒家“琴为君子修德之物”之观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琴不妄传，已示非人也” ，这一思想亦与古琴的记谱方式相适应。古人采用文字谱、减字谱方式记谱，过滤了音乐中的节拍信息。如需依其原貌将琴曲琴曲还原，必须经会弹奏原曲的人“口传心授”，方能窥探原曲之妙。朱权所谓“不径指授者恐有讹谬，故不敢行于世”，就是强调琴曲的传承必须由会演奏琴曲之人传授，并且要求“师之所授必择其人也”。
总之，古代古琴艺术的传承方式，与古人视古琴为君子“修德之物”的思想相适应。笔者虽暂无法确定两者间存在必然的因果联系，但至少可以确定，古代琴谱不标示节拍的特性应理解为“非不能也，实不愿为之也”。
二、近代琴谱特征与古琴艺术传承方式
近代古琴艺术传承仍以“口传心授”为主，琴谱为辅。但古琴已由过去的“君子修德之物”变为“我国普通之器乐”。琴谱依然以减字谱方式记录琴曲，但在《梅庵琴谱》中，已明确标示出乐曲节拍。
《梅庵琴谱》由王燕卿先生之弟子，徐利孙先生编述。笔者以为，《梅庵琴谱》几乎涵盖了今天专业院校中古琴专业学生所学习的全部内容。不同之处在于，专业院校将《梅庵琴谱》之内容分为乐理、视唱练耳、古琴专业课三门课程传授于学生。
王燕卿先生认为：“每首琴曲有其一定的内容表达，为了达到这种理念，并且在传授时有一定的准绳，琴谱上必须有节拍的标示。”在《梅庵琴谱》中，每首琴曲皆标示节拍。为后人准确解读琴谱中节拍信息，王燕卿先生再传弟子：陈永奎、夏沛霖二人在琴谱中，专门撰写了《点拍举例》一章。
《点拍举例》中另有一段“案”：“古谱多无拍子，且精微处非拍子所能尽者，本谱拍子，仅就能力所及者点之。”换言之，在琴曲的某些部分，仍无法用其所掌握的“节拍”知识，对其进行准确标示。这主要体现在“一拍多音”之节奏型中，如八平均、小附点、后附点，前八后十六、前十六后八，十六平均、附点十六平均等。
《点拍举例》中“谱中每一点为一拍，弹时以足尖点地，出之不觉为贵”一句所涵盖之内容，应属当下专业音乐院校所设置的《视唱练耳》课程中，“节奏训练”部分之内容。由此可见，梅庵琴派不仅在其《梅庵琴谱》中标示了准确的节拍，还要求学习梅庵琴派琴艺之人准确掌握节拍。如此，梅庵琴派琴曲在其传承过程中，其音响形态应较为稳定。以梅庵琴派琴曲《关山月》实际传播现状观之，其音响形态并无明显变化。
总之，在近代古琴艺术的传承中，琴谱虽仍处于辅助地位。但由于部分琴谱中已标示相对准确的节拍，使得琴谱在古琴艺术传承过程中之重要性，较以往有所提高。亦使得规模化教学成为可能。
三、当代琴谱特征与古琴艺术传承方式经过当代琴人数十年的努力，减字谱与五线谱或简谱对照的“两行谱”已较为普及。随着录音技术的普及，以及音乐传播技术，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一种以音响资料为主，以“两行谱”为辅的传承方式正迅速普及。与之前的琴谱相比，当代琴谱最显著之变化，是将西方五线谱记谱法引入古琴记谱法之中。五线谱记谱法，在记录音乐音响之速度、节拍、强弱变化等信息方面，较之我国的传统的减字谱更为精准。在当下古琴艺术传承过程中，通常使用减字谱与五线谱或简谱相互对照的“两行谱”形式记谱。正如成公亮先生《秋赖居琴话》所言：“用古谱的减字谱保留传统琴曲的指法信息，用五线谱或简谱记录琴曲的音高、节奏、节拍，补充传统减字谱在节奏等信息记录能力的不足，并直接显示旋律，使用这种两行的对照谱，有着左右逢源的长处，正是数十年来现代弹琴人和出版部门都认可并正在使用的方式。”
正是由于“两行谱”的记谱方式，具有“左右逢源”之特性。因此，无论是依照古谱打谱而来的琴曲，如《碣石调幽兰》《文王操》等。亦或是新近创作的琴曲如《春风》《袍修罗兰》等，都直接被记为“两行谱”形式。
然而，再精确的记谱方法也无法与录音技术相比。无论是我国传统之工尺谱记谱法亦或是西方之五线谱记谱法。其使用目的，无一不是为了准确记录音乐的音响形态。在录音技术发明之前，这些记谱方法为音乐艺术的传承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在当下录音技术高度普及，音响传播技术迅速发展之背景下，人们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各种技术手段获取所需音响资料。以往以“口传心授”为主之古琴艺术传承方式也因此受到影响。以《梅庵琴谱》中《捣衣》为例。徐立孙、刘景韶、龚一三位先生都曾演奏此曲，相关音响资料早已借助CD、互联网等在社会中广为流传。以师承关系观之，刘景韶先生师从徐立孙先生，而龚一先生师从刘景韶先生。笔者原以为，他们三人对这首琴曲的演绎会如他们师承关系那般，刘景韶先生之演奏版本在徐立孙先生之演奏版本的基础上有所发展，而龚一先生之演奏版本则在“刘版”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但仔细聆听三人所演奏之版本后，笔者发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刘版”是在“徐版”上进一步发展而成，而“龚版”亦是以“徐版”为基础发展而成。相较而言，“龚版”更接近于“徐版”。这种现象在以往以口传心授为主的传承方式中无法产生，此种现象的出现应与当下音乐传播方式相关。随着数字音频技术的普及，音乐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人们随时可以通过各种途径获取丰富的音响资料及“两行谱”。传统的“口传心授”传承方式已逐渐被替代。对于部分演奏基础较为扎实的琴人而言，其学习琴艺已无需像古人那样“携琴访友与海岱之间”。由于此种传承方式之便捷，越来越多的琴人选择以音响资料为主，“两行谱”为辅的方式传承古琴艺术。此种传承方式不仅打破了以往地域、流派等因素的局限，亦使琴曲之间的差异由过去的地方、流派的差异，逐渐转化为琴家个人演奏之间的差异。而人们区分琴曲之间的差异亦由以往以地区、流派为参考坐标，逐渐演变为以琴家个人演奏版本为参考。
古代文学传记范文第13篇
关键词：夏代文字;文献证明;考古证明
文字是人们用来记录语言符号和交流思想的工具。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指出：“人类从铁矿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美国的亨利・摩尔根在其《古代社会》中也曾说过：“没有文字记载，就没有历史，也就没有文明。”夏王朝的文明应该比较成熟了，那么，夏代有没有文字呢？
一、夏代的青铜器和城堡很成熟
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在《中国文明的起源》提出：中国早期文明产生的三个标志和要素是青铜器、城堡和文字。[1]从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情况看，夏代的青铜器和城堡都很成熟。考古成果证明，中国青铜器的起源至少可上溯到公元前3000年左右。[2]所以，可以称得上信史的《左传・宣公三年》和《史记・楚世家》关于“禹铸九鼎”的记载应该是可信的。因为不仅《左传》《史记》对此事有记载，《墨子・耕柱》《易林・小畜之九》《拾遗记》等古籍资料，都说大禹曾经“铸九鼎”。
夏王朝时期，作为手工业生产的一部分，青铜器铸造业得到了发展，在冶铸技术和器物造型方面，具备一定的水准。近年来，考古工作者从夏代文化遗址中，发掘出大量的青铜器。有青铜铸造的刀、锥、锛、凿、铃、镞、戈、爵等各种工具、武器和容器。特别是在公认是属夏王朝时期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内出土了大批青铜礼器、兵器、生产工具和容器，是我国到目前为止，发现时间较早、出土批量较大的青铜器，其中青铜爵、青铜鼎、青铜械瓤涨黄鳎采用复合式陶范浇铸而成，反映了当时铸铜技术已相当进步。此外，还发现了坩锅片、铜渣和陶范，证明夏人完全有能力制造复杂铜器。从技术而言，夏人铸鼎是可能的。能够冶铜制鼎，是技术和生产力的进步。
城堡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史记・封禅书》说：“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汉书・郊祀志》也有类似的记载。《事物纪原》引《轩辕本纪》说：“黄帝筑邑造五城。”又引《黄帝内传》说：“帝既杀蚩尤，因之筑城。”即是认为筑城在黄帝时代就开始了。
《世本・作篇》说：“鲧作城郭。”《吴越春秋》说：“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吕氏春秋・君守篇》说：“夏鲧作城。”《淮南子・原道训》说：“昔者夏鲧作三仞之城，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通志》说：“尧封鲧为崇伯，使之治水，乃兴徒役，作九仞之城。”《太平御览》卷一百九十二引《博物志》说：“处土东里隗责禹乱天下，禹退作三城，强者攻，弱者守，敌者战，城郭盖禹始也。”看来，认为夏部族的首领鲧和禹是始作城者应是历史文献的主流。
20世纪70年代中期，考古学家安金槐先生主持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发现一座龙山文化晚期的古城址。他结合文献记载和前人考证，提出了该城址为夏代禹都阳城。从2002开始，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承担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登封王城岗城址及周围地区遗址聚落形态研究”专题组，在王城岗遗址展开大规模的考古工作，又在这里发现一座同时期的大城址，面积约30万平方米。其北墙城壕长630米，向东延伸，将王城岗古城址围护其中，二者关系极为密切;还发现夯土基址和玉礼器等遗存，为夏代禹都阳城提供了更重要的佐证。[3]
但是，在此之前，却一直没有找到夏代文字的确凿证据，所以，一般认为商代的甲骨文就是中国最早的文字。
二、从历史记载分析夏代有无文字
众所周知，周人沿袭了殷人的语言文化和文字。殷人用的语文由甲骨文可见，用的正是雅言不差。而《尚书・多士》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说明在商朝建立前，殷人祖先已经拥有成册的文献了。文字文化的传袭功能是最强大的，在《论语》为政篇、八佾篇中，孔子再三指出，在礼制上“周因于殷，殷因于夏”，三代文化相袭，这种传袭是依文献进行的，所以夏礼、殷礼，他都能说一些，只叹惜“文献不足”。这表示，夏、殷都是有文献的，只是传下来的太少。
既然“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说明在商朝建立前，殷人祖先已经拥有成册的文献了。那应该是和夏代同时的，因此即使保守点推测，汉字在夏代已然形成，并进入书册实用阶段，有可能殷人的文字最初本就是向夏人学习的。
在传世典籍中，屡有夏代文献的记载，其名称有《夏书》《夏礼》《夏时》《夏令》《禹之总德》《仲虺之告》等。据已故学者李启谦先生的研究，仅以先秦典籍引用《夏书》为例，《左传》引用15次、《国语》3次、《吕氏春秋》1次，19条材料所记夏代事迹者共32则。[4] 如果再加上引用的《夏礼》《夏时》《夏令》等文献，在先秦典籍中是存在很多夏代文献的。例如：
《国语・周语上》：“《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
《国语・周语中》：“《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时儆曰：收而场功，而畚。营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见，期於司里。”这也是夏的月令。
《吕氏春秋・谕大》：“《夏书》曰：天子之德广运，乃神乃武乃文。”
《墨子・七患》：“《夏书》曰：禹七年水。”
《墨子・非命下》：“《禹之总德》有之曰：惟天民不而葆，既防凶心，天加之咎。不慎厥德，天命焉葆？”
……
从这些先秦典籍引用夏代文献的情况可以证明，夏代应该是有文字的。因为夏代的文字没有保存下来，所以东汉的学者郑玄才在《诗谱序》中说：“虞书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然则诗之道，放于此乎？有夏承之，篇章泯弃，靡有孑遗，迩及商王，不风不雅。”虽然“篇章泯弃，靡有孑遗”，但也不是就找不到证明。
春秋鲁太史引《夏书》有“辰不案于房”的记载，说在夏代房宿位置上发生了一次日食，人们击鼓奔走，惊恐万状。这次日食，现存《尚书》把它系在仲康时期的《胤征》篇：“m扰天纪，遐弃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这是世界上公认的最早的一次日食记录，说明夏代对天象的观测相当细致，并有文字记载。
《竹书纪年》有夏桀十年“五星错行，夜中星陨如雨”的记载。[5] 如果这一记事可信的话，那末至迟在公元前16世纪初，我国就有了流星雨的记录。
干支纪日法是我国传统的纪日法。干支是天干、地支的合称，它与干支纪年法一样，用干支相匹配的六十甲子来记录日序，从甲子开始到癸亥结束，六十天为一周，循环记录。干支纪日法的起源是很早的。夏朝末期的帝王有孔甲、胤甲、履癸（桀）等，都用天干为名，说明当时用天干作为序数已较普遍。
夏朝的历法是我国最早的历法。当时已能依据北斗星旋转斗柄所指的方位来确定月份，夏历就是以斗柄指在正东偏北所谓“建寅”之月为岁首。《左传》说：“火出，于夏为三月，于商为四月，于周为五月。夏数得天。”[6] 这是说特定天象大火星黄昏中天时，夏历为三月;而“夏数得天”是说夏朝的历数比较正确地反映了天象，所以孔子主张“行夏之时”。[7] 保存在《大戴礼记》中的《夏小正》，就是现存的有关“夏历”的重要文献。
人们熟知的夏历，即《夏小正》，为中国现存最早的科学文献之一，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农事历书。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夏代农业生产发展水平，保存了我国最古老的比较珍贵的科学知识。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说：“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云。”《论语・八佾》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礼记・礼运》说：“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从这些历史文献的记载来看，孔子可能是从夏之后裔的杞国获得叫《夏时》的文献再加以整理的，故人们多认为《夏小正》是孔子及其门生考察后所记载下的农事历书，所收录之有关夏朝的也多是物候等文化讯息。
著名学者陈钟凡先生有《豳风・七月为夏代文学证》，从述作、时令、典礼、体制、诗歌起源五方面论证《诗・豳风・七月》为夏代文学，其中“以时令言之。《七月》所纪人事、物候，考之《戴记・月令》，先后差池。按之《夏小正》，乃多吻合。试详征之……”[8] 非常有说服力。
从历史记载的资料来看，夏代的文化已经很发达，是不可能没有记录语言、促进思维的文字的。《吕氏春秋・先识》甚至说，夏太史令终古见“夏桀迷惑，暴乱愈甚”，乃载其图法奔商……这表明，夏代不仅有文字而且已有图书典籍。
三、从考古材料分析夏代有无文字
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的古文字的实物是甲骨文，出土于殷商后期都城的殷墟，距今大约3200年左右。甲骨文的文字结构已从独体趋向合体，基本具备了象形、指事、会意、假借、转注、形声“六书”的汉字构造法则，文字形象简古、劲健挺秀。甲骨文应该是一种已经相当成熟而且非常系统的文字，已能很好地充分地记录语言、表情达意、传递信息。所以它不可能是一种创立不久的文字，必然经历过一段不短的发展历程。
甲骨文显然不是我国最早的文字。从甲骨文成熟的程度和传承关系看，中国的文字存在应该更为遥远。
《荀子》《吕氏春秋》《韩非子》《世本》都记载有仓颉造字的传说。许慎的《说文》序把《系辞传》的说法和仓颉的传说结合起来，说：“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航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刈，万品以察。”黄帝的时代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甲骨文最早的不超过公元前1300年，其间可还有1700年的时空呢！
上古传说中的仓颉造字虽然不可考，但也给现代人提供了中国文字起源的文化线索。
从考古材料来看，在甲骨文以前，我国境内已有很多尚未成熟的文字符号出现。上世纪30年代在山东章丘县城子崖发掘的龙山文化陶片中就发现了一些符号。半坡文化遗址发掘的“人面鱼纹盆”是当时文化的典型作品，人面鱼纹线条明快，人头像的头顶有三角形的发髻，两嘴角边各衔一条小鱼。
郭沫若先生认为半坡及星宿海彩陶上的符号是原始文字。他在《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一文中说：“刻划的意义至今虽尚未阐明，但无疑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说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9]
考古工作者在登封王城岗的夏代遗址中发现了一些珍贵的关于夏代文字的资料。例如，在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中晚期陶器上，发现了一些文字资料，它们刻画在碗、钵、豆、瓮等陶器的底部或肩部，是在陶器烧制前刻画在胎上的，其形体结构较大汶口文化的刻画符号或文字又前进了一大步。尤其是，在西城遗址的一个灰坑中，发现了一件夏代初期的泥质黑陶平底器，器底上有一个陶胎烧制前刻画的文字。这个字由两部分组成，像两手有所执持，可能是“共”字，它大概代表该陶器所有者的族氏。这个字已然不是刻画符号，甚至超越了象形文字的阶段，是个会意字。这一发现，或可证明早在4000多年前，在夏代初期我国就已经有了文字。
汉字历史的悠久性是中华文明历史悠久性的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明。从仰韶文化到大汶口文化，原始文字已经出现，并在逐步发展中。在殷墟等处发现的甲骨文字和金文，是我国现巳发现的较早的文字，是基本成熟的文字。这样成熟的文字，应该是经过长时期的发展的。
古代文学传记范文第14篇
【关键词】语文教学 传统文化 发扬光大
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结合进行传统的文化教育，这是一个新课题。传统文化的存在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它对今天的社会生活仍然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一个语文教育工作者，如果能够意识到语文教材中传统文化的意义，自觉地担当起传播传统文化的责任，那将会使祖国优秀的历史文化发扬光大。
一、中学语文教育的文化内涵
语文教育是最基础的文化知识教育，中学语文教材中汇集着人类文化中种种最基本的知识，各种文化知识都必须以语言文字为媒介，都有赖于语言文字来传递。而汉字，由于其结构的方式特点，在传递文化信息上有着特殊的功能，往往一个汉字的形体本身就蕴含着某种文化知识。如“里”字，上为田，下为土，本指田地集中的地方，在古代农业社会里“恃田而食，恃土而居”，故“里”成了人们集中居住之地。所以从“里”字上揭示了古代人们居住与农业生产的关系。如黄宗羲的《柳敬亭传》道出了说书艺术是中国的传统民间艺术，读者可以借此了解到说书这种民间通俗艺术的大致特点。贾谊的《过秦论》，是对秦二世灭亡的历史反思。茅以升的《中国石拱桥》则介绍了中国古代的建筑文化，具体就是桥梁建筑文化，如此等等。这些充分说明中学语文教育应是一种泛文化教育，只要我们有一定的文化眼光，就随处可见文化现象、文化知识，不会让学生置身于文化宝山，却两手空空。
二、中学语文教材中积淀着丰富的传统文化
中学语文教材既是各种语文知识的载体，也是各种文化知识的载体。教材中所选择的课文从上古到当今，时间跨度在三千年以上，虽以近代、现代文章为主，但出自古人手笔的诗、词、文、赋、戏曲、小说并不在少数，这些课文不仅是古代文章的精华，也是古代文学、文化遗产中的精华。其中不仅积淀着丰富的古代文化，也积淀着丰富而深厚的中华民族的优秀的传统文化。
1.中学语文教材是几千年中国文化的精华
在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史上，从孔夫子到，世世代代的人们不仅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也创造了瑰丽辉煌的语文文化。中学教材中入选的古人文章，均为著名作家的经典作品，在各种不同体裁上，构建了独特的风范。如《诗经・硕鼠》是古代四言诗的典范；《涉江》是古代骚体诗的典范；《荀子・劝说》、《韩非子・五蠹》是古代论说体的典范；《鸿门宴》、《陈涉世家》是古代史传文学中的经典之作；陶渊明的《归园田居》、《饮酒》是五言诗的典范；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是词中的精品，它们气势磅礴，均为豪放之作；柳永的《雨霖铃・寒蝉凄切》、李清照的《声声慢・寻寻觅觅》则是风流妩媚的婉约之作；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苏轼的《石钟山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袁宏道的《满井游记》是“记”体文章的精品；关汉卿的杂剧《窦娥冤》第三折，无名氏的京剧《打渔杀家》第一场，可称得上古代戏剧文学的精品力作。所选精品，既为中学生学习古代文学树立了范本，又为他们学习古代汉语提供了范例。这些精品或言简意赅、意境深远，或抒发感慨、揭示哲理，或寓情于景、清新雅致，或托物言志，揭示生活真谛，真是字字淘洗，句句精酌，篇篇溢彩流金，巧夺天工，无人工斧凿之痕迹。
2.中学语文教材选录的课文中蕴含着丰富的传统文化
语文文化与传统文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传统文化的保存与流传虽离不开语文这一媒介，然传统文化一旦形成，它又可以脱离语言文字，而存在于人们的意识、语言、行动中，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语文文化更多的应用于人们的交际和传递信息，因而它更具工具性。而传统文化一旦为人们所接受，不管人们自觉不自觉，其中的价值观、道德观、审美观都将对人们的思想与行为产生导向与制约作用。
但是这里所说的传统文化乃是“语文文化”中的一部分，而这里所讲的“语文文化”又仅限于课文教材范围。传统文化则紧紧依赖语文文化，严格限于中学语文教材范围，这就要求我们中学语文教育工作者在传授语文知识时，必须用新的视角、新的眼光去认识和挖掘教材中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并用恰当的方式传授给学生，使学生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自觉地去继承与发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中学语文教材中的传统文化是非常丰富的，反映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这里有传统的礼仪文化、道德文化、民俗文化、审美文化、建筑文化、音乐文化、工艺文化等有传统的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有中华民族传统的性格、精神和意志品质。
施耐庵的《水浒传》中的精彩片段《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人们习惯于对鲁达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义精神以及勇武过人、力大势沉的英雄品质大为赞赏，若深入分析，鲁达的英雄行为中还反映古代劳动人民的道德价值判断，对英雄的审美认识。《师说》是韩愈的名作，文章的表层意思说的是从师求学的道理，也抨击了士大夫中自恃门第高贵而不肯拜师求学的陋习。从深层的文化意蕴说，文章还涉及到我国古代尊师重道这一优良传统。
中国古代隐士文化也是很丰富的，各种文学体裁中均有反映，尤其以诗歌最为突出，可以说，隐士文化是旧时代正直知识分子厌恶官场，鄙弃功名，珍视自我人格，向往自由这一高洁人格的体现，从先秦时的楚狂、庄周，到清代的随园主人袁枚，其中最著名的有东汉的严子陵、东晋的陶渊明、唐朝的王维、孟浩然等，这些隐士文化在中学教材中多有体现。《归园田居》、《饮酒》、《桃花源记》都是陶渊明田园诗的代表作，又是表现陶渊明隐士情怀的代表作，所蕴含的隐士文化是丰富的。
三、中学语文教师应该成为传统文华的传播者
既然中学语文教材中蕴含着丰富的传统文化，作为中学语文教师来说，无疑是承担着将传统文化传承并发扬光大的重大使命。如何将传统文化授予学生，是当下中学语文教师探讨的新课题。
古代文学传记范文第15篇
关键词：古代文学；传播方式；中国
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带动着社会文化的飞速进步，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重视古代文学的传播和继承，因此不断开展古代文学的研究，文学界的关注使得我国的人民对本国的传统文化更加的了解，通过熟悉文化传统真正实现古代文学的传承和发扬。
一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方式演变
（一）口语传播
虽然现代人们对古代文学的口语传播时代的时间具有不同的看法，在文学界当中，有部分的人认为口语的传播是从甲骨卜辞时代就开始进行古代文学的传播，但是大部分的人还是坚持古代文学的口语传播主要发生在《诗经》产生的时代，虽然《诗经》的产生年代和甲骨卜辞都属于商周时期，但是通过史料的记载不难发现，甲骨卜辞时期人们的文学传播更加注重利用事物的外观作为媒介，《诗经》的传播更具影响力。在古代文学出现之初人们大多以口语的形式来进行交流，传播经验和文化也是通过相互之间口耳相传的形式。例如在《左传》当中就记载了“数典忘祖”的故事，从记载中不难发现当时主要采用口语来进行文学传播。而随着私学的出现和兴起，文学的传播方式逐渐发生了改变，演变成为师生之间的口耳相传，将上层阶级的教育垄断现象到。《诗经》作为古代文学作品的鼻祖，具有时间跨越长的特点，其中包含了众多作者的文学作品，里面多为民间歌谣，通过百姓的口头传唱，最后被采诗官搜集整理后才成为第一部经典的文学作品，直到秦代，《诗经》的传播形式仍然以口语教学为主，更容易上口。
（二）抄写传播
在秦汉时期古代文学的主要传播方式就是抄写，抄写传播在秦代的时候就已经初步的形成，而到了西汉的时候，最为主要的传播形式就是抄写。例如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尚书》中就记载了以抄写记载作为主要的传播方式的句子：“唯殷先人，有册有典”。而古代文学抄写传播发展速度最快的时期也是在秦汉时期，汉代在颁布“废协书令”之后，抄写传播的主要载体就不再是简牍或是绢帛，更加侧重于纸质，秦汉时期最为普及的抄写载体为简牍，东汉时期开始逐渐兴盛娟帛和纸质的抄写载体，纸质的应用主要是在史书的抄写之中，而娟帛的应用在当时则更加的广泛。
（三）雕版印刷传播
自隋唐时期就出现了雕版印刷，主要是由于印刷术的出现促进了古代文学传播形式的创新发展，对抄写载体进行了有效的改良，促进古代文学作品的传播范围扩大，提升了传播的力度，有利于丰富传播的内容，形成了更为简单的传播方式，印刷术的出现促进了纸质载体的生产工艺发展，中国在经历了长时间以纸质作为传播载体的形式后，利用印刷术不仅提高了生产数量，更使得纸张的质量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百姓能够用得起纸，而纸张的运用范围开始逐渐的扩大。受到隋唐时期科举制度的影响，大量的古代经典文学作品的需求量越来越大，政府将古代经典文学记载在纸张上，促进了雕版印刷术的发展。并且在隋唐时期民间的书籍买卖市场逐渐兴盛，民间的读书风潮居高不下，藏书的风气更是盛行，推动了雕版印刷技术的发展。例如《金刚经》就是世界第一部使用雕版印刷术诞生的文学作品，而随着各种书籍市场的形成，以雕版印刷术进行纸质印刷作为主要的文学作品传播载体逐渐的流传下来，在古代文学传播中，雕版印刷时代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二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方式
（一）语言传播
1.口头语言。文字的传播方式形成时间较晚，所以在此之前人们最为方便快捷的传播方式就是口语传播，人们利用口头上的语言来展开情感交流，传递信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人们逐渐累积了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经验，在形成古代文学之后，最为主要的传播途径就是口耳相传。2.乐工说唱。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了诗词说唱演奏的形式，通过乐工将隋唐时期文人创作的诗词作品利用说唱的形式进行传播，所以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最为重要的文学作品传播方式就是乐工的说唱传播。乐工可以向文人索要创作的诗词，并赠与文人金钱，不仅能够让没有太多收入来源的文人获得一定的物质利益，还能够通过乐工的传播提高作品的知名度，扩展传播范围，因此乐工和文人之间相互促进，互利共赢，并且当时有部分文人为了满足乐工的需求，创作出更具押韵美感的诗词，并出现了大量的艳情诗词，在当时十分的兴盛。3.唱书、说书。古代的文人名士喜欢聚集在一起，在聚会的时候时常斗诗斗酒，因此我国有众多的名诗词都是在文人聚会的时候创作出来的，在众多名流的推崇后，逐渐的传播开来。例如《滕王阁序》的创作者王勃，就是在到豫章赶赴宴会的时候创作的，在各个名流的推崇后逐渐的传播下来，至今仍然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并且古代文学的传播更可以通过说书的形式，例如四大名著在古代并不受民众知晓，没有广泛的流传开来，但是四大名著的通俗易懂，通过民间说书人的一代代说评，逐渐在民间流传开来，并且对当时的民众有较大的影响力，以至于成为现代人民家喻户晓的四大名著。
（二）文字传播
在古代文学的传播方式发展中，文字的出现引发了较大的变革，在文字还未出现之前，人们都是通过口头语言来进行文学传播的，具有一定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文字的出现打破了时空的限制，弥补了口头传播中可能出现的信息误传或是信息不完整的缺点，而随着印刷术的出现，文字传播的载体发展到了顶峰，所以在古代文学传播当中，最为重要的方式就是文字传播。1.题壁传播。现如今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大多数都是通过题壁的摘录获得的，为我丰富我国的文学作品做出了有效的贡献，唐朝的《开成石经》又被称为《唐石经》，就是通过题壁保留和传播下来的。2.文本传播。古代印刷术的不断发展促进我国文学书籍作品的发展越来越迅速，人们在进行作品的借阅和抄写过程中也更加便捷，在古代有许多家境贫寒的学子为了求得功名利禄，只能通过借阅和抄写的方式读书，除此之外，大部分的经典书籍在一开始都是孤本，古代的文人雅士为了藏书就对其进行抄写，而后抄写的数量逐渐增加，才在能够在民间进行传播，例如《文选注》这类型的作品的传播就是依靠抄写收藏才得以进行。并且在古代有一部分禁书不能够在民间流传，而为了防止其失传只能够通过手抄的形式进行保留，增加了我国古代文化的完整性。
三古代文学传播方式的效果
（一）书本传播的效果
例如坡在书写《醉翁亭记》之后，传播的速度更加迅速，传播的范围也更加广泛，受到后人极大的喜爱，在石壁上进行刻画传播。而这种将文学与书法相结合的方式到明清时期仍然被人们进行收藏和品鉴，真正做到了流传千古。
（二）口头传播的效果
口头文学传播主要是从口语传播转变为抄写传播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之内主要有唐宋词的演唱以及宋代的女性唱词。《送元二使安西》这首词之所以能够成为唐宋时代的经典名曲，就是由于当时人们的诗歌演唱，促进了其传播。我们可以从文学传播的角度思考唐代的敦煌变文讲唱和宋元的话本说唱以及元明清时期的戏曲表演，直至现代很多的老百姓还是通过戏曲和小说来了解古代文学的，而不是通过文本的阅读，既能够达到愉悦身体的目的，还能够受到艺术的熏陶，对个人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启发有一定的意义。
（三）造纸术和印刷术对文学传播的效果
当宋代毕生对印刷术的完善后，文学作品的印刷开始越来越广泛，直至明清时期，印刷书籍成为最主要的文学传播方式，每个时期的书籍印刻方式以及编辑刻印都不同，其途径方式的不同也导致印刷出版的规模和特点大不相同，其传播的效果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所以在不同的时期中，印刷对于文学传播的作用及影响力都不同。
四结语
现代社会的文学传播方式多种多样，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可以通过网络、电视和电子图书等方式进行快速的传播，但是在古代，文学的传播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传播速度较慢，所以我们需要通过不同的层次和角度关注古代文学的传播，通过古代文学了解当时的社会现象，在现代社会中得以借鉴，最终达到促进我国文化事业发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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