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基本文学常识范文

古代基本文学常识范文第1篇

从认知的角度来看，仅就高中阶段应该掌握的文化常识来说，其丰富内涵可以用以下四个方面来概括：

一、中国古代文化常识涵盖了古代社会生活的基本内容。

传统的农耕社会距离当下的高中学生越来越远，社会生活内容与现代有很大不同，这就造成了学生对古代社会的认知障碍。中国古代的社会生活以农耕和读书仕进为主要内容。农业生产是一个国家和王朝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对土神“社”与谷神“稷”的祭祀就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国家设立专门的祭祀场所，一般由皇帝亲自参与祭祀；各级政府也设有专门的社稷坛，由地方行政官员负责祭祀。围绕对“社稷”的祭祀，还有一系列的祭祀活动，如天旱祈雨、籍田之礼等，还逐渐兴起了“以社祀活动为中心内容的节日”[1]――社日。最终，“社”与“稷”的合称――社稷，就成为国家和政权的代名词。在农耕生活以外，读书仕进也是古代中国人生活的重要内容，要了解古诗文中的一些文人人生轨迹，就必须弄明白他们求学和做官的经历，因此学生了解古代读书人的日常生活、古代人才选拔方式、官职的设置等。以清代科举考试为例，读书人为取得科举考试的资格，需参加“童试”[2]，录取后成为“生员”[2]；其中在本省巡回考试中成绩优秀者方可参加三年一次的“乡试”[2]，考中者成为“举人”，第一名称为“解元”[2]；会试后第二年春礼部举行“春闱”[2]，考中者称为“贡士”[2]，第一名称为“会员”[2]；殿试是皇帝亲自主持的，贡士参加殿试，其中第一甲进士第一名称为“状元”[2]。了解了这些内容，学生才会明白古代读书人的仕进之路的艰辛和痛苦，理解在古人对功名执着追求的背后，有着封建科举制度对人性的戕害、扭曲。

二、中国古代文化常识蕴含了古代社会的普遍情感。

《孝经》有云：“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孝道”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道德规范，对父母的“敬”与“爱”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情感。这种情感不仅体现在对父母的“奉养”“恭顺”上，而且体现在对待父母丧葬礼上面。自上古社会起，我国逐渐产生了子女为过世的父母守丧三年的风俗，是为“丁忧”。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丁忧”逐渐由一种礼俗演变成制度，古代社会的律法对“丁忧”有着严格的规定，“凡有违‘丁忧’规定的各类行为，均被列为‘不孝’犯罪而被施以览鞯男搪沙头！！[3]作为支撑封建统治的中间力量，国家的官吏更要恪守“孝道”，遵守国家对“丁忧”的规定，在古代社会对于“丁忧”规定的背后，是古代君王“以孝治天下”的施政理念和古人“尽孝道”的普遍情感。

江淹在《别赋》中写道：“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古人对于“离别”的重视使得“别情”也成为古人的普遍情感。在古代，长安的灞桥是凝结着人们的离别之情的“黯然之地”。唐朝时，朝廷在灞桥上设立了驿站，灞桥两边杨柳依依，是当时人们离别长安的必经之地，送亲友东去的人们，大多在这里告别，折柳相赠，表达挽留之意。久而久之，灞桥也就成了著名的离别之地，诗人李白曾在《忆秦娥》中写道：“年年柳色，灞陵伤别。”经过历代文人的渲染，灞桥也具有了一种特殊的文化内涵，成为一个文化意义上的独特存在。同样，以吃元宵、猜灯谜、舞狮、划旱船等活动为习俗的上元节，在节日活动的背后，也饱含着人们对于美好爱情的期盼和幸福团圆的向往。

三、中国古代文化常识蕴藏着古人的主要思想观念。

通过对文化常识的深入学习，还可以帮助学生了解古人的思想认识。“干支纪年法”是我国古代最主要的纪年方法，“天干”和“地支”代表着我国古代先民对于天地、星象、时间等自然变化最原初的认识。同时，“干支纪年法”也是中国古代先民的“循环”时间观念的反映，“天干”与“地支”搭配，六十年完成一个轮回，称为一个“甲子”，如此生生不息，周而复始，好像时间只是在完成一轮又一轮循环，这种观念对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农业生产、政治生活、哲学思想、乃至等方面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来自古印度的佛教能够在古代中国大行其道也可能与这种“循环时间”的观念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佛教中“因果循环”和“六道轮回”的观念也暗合了这种时间观念。

中国传统家庭观念是以“和”为贵的，但在强调家庭和睦的同时，更强调家庭中的秩序和礼法。家庭是一个有秩序的整体，在家庭生活中，家庭成员要力争做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等。如《礼记》对父母和长者的礼仪是这样规定的：“夫为人子者，出必告，返必面。”“凡为人子之礼，冬温而夏酰昏定而晨省。”“长者立，不可坐；长者来，必起立。”“父召无诺，先生召无诺，唯而起。”在名目繁多的礼节背后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以“礼”为手段与以“和”为目的家庭观念。

四、中国古代文化常识渗透着中华民族宝贵的民族精神。

有学者指出，“在中华民族精神这个博大精深的体系中，有一些重要的或者说是基本的思想贯穿始终。整体思想就是其中之一。这种整体思想的内涵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把握：一是认识论方面的整体思维；二是道德观方面的整体主义；三是历史观方面的整体发展……中华民族在历史观方面提倡整体发展，强调“公” ，就是强调从整体出发，谋求整体利益，实现整体发展。”[4]这种观念表现在统治者的立国方略上，就是追求“大一统”国家观念。这一点在中国古代行政区划上就有明显的体现。在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分裂与战乱以后，秦国最终一统天下，秦始皇嬴建立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个高度统一的国家，他创立了郡县制、丞相、监察、九卿等规章制度，全国统一划分为三十六郡（后来增至四十郡），在各个行政区域实行统一的度量衡标准、律法和文字，这种统治方式，为后世的君主所接受。自秦以后汉唐、宋元、明清等朝代，统一稳固的国家政权使中国的经济社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追求国家团结统一的民族精神也逐渐深入人心。在古代行政区划和官吏设置等文化常识之中，也隐含着维护国家统一，立足共同发展，追求中整体利益的民族精神内涵。

寒食节是我国古代重要的节日之一。有论者指出，汉代的“儒家学说将介子推塑造成为一个忠义仁孝而不求功利的隐士形象，这无疑将他推上神坛，成为民众修身律己的精神堡垒……是为了纪念介子推的忠义，反映了人们对高洁之士的崇拜”[5]。在寒食节背后，则是古代社会主流思想对于舍生取义民族精神的认同与赞赏。

综上所述，高中古代文化常识具有丰富的内涵，通过深入学习，不但可以使学生了解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基本内容和普遍情感，而且可以使他们更深入了理解代社会的思想认识和价值观念，体悟中华民族精神的丰富内涵。而当下的高中古文化常识的教学现状却不容乐观，所以加强高中语文古代文化常识教学是有必要的，因为：

一、加强高中语文古代文化常识教学可以拓展学生的思维空间，使学生更为准确地理解古诗文。以古代表官职变动的词语“拜、擢、迁”为例，其中“拜”为用一定的礼仪授予某种官职或名位。如《廉颇蔺相如列传》中的“拜为上卿”，就授予上卿的职位。“擢”指的是提升官职，如《战国策・燕策》：“先王过举，擢之乎宾客之中，而立之乎群臣之上。”而“迁”则是指调动官职，升级叫迁升、迁叙，降级叫迁削、迁谪、左迁，平级转调叫转迁、迁调，离职后调复原职叫迁复。学生只有真正理解了这些常识的真正内涵，才能准确的把握一些仕宦人生际遇，才能更为准确的理解古诗文的内容和情感。

二、促使学生从古代优秀文化中汲取营养，进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对中国古代文化常识进行更为系统、深入地学习，使他们更为细致、全面地了解我们民族的生活内容、基本情感、价值观念和蕴含于其中的民族精神，开拓学生的视野和思维空间，有效地帮助学生提升文学修养和文化素养。使他们在学习和成长的关键阶段，能够从中国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富的营养，如“端午节”背后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二十四节气”中我国古代先民对自然规律的探索意识，儒家传统中“仁爱”思想与“入世”精神，道家传统中对“逍遥”的追求与“本真”意识，古代艺术对于“真善美”的追求，“精卫填海”的传说中蕴含的反抗精神；“大禹治水”故事里强调的“天下为公”的意识和自强不息的精神，古代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哲理思想等。高中学生可以从中汲取丰富的营养，在成长的过程中逐渐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三、促进学生更好地理解和传承中国文化。在苹果手机、好莱坞大片、万圣节、宫崎骏、“韩流”在中国大行其道的今天，能够很好地保有和继承我们民族文化的优秀“基因”，来提升我们自己的文化“实力”就显得尤为重要。曾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要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也必须在接受外来文化的同时，强化自身的优秀文化“基因”，使中国的文化不断繁荣和发展。要使当前的高中学生将更好地理解和传承我们民族的优秀文化，就必须从基础教育开始，加强对传统文化的学习，而加强古代文化常识的教学只是其中基础环节。“教育的本质是人与文化之间的双向建构。”[6]我们的学生只有很好地接受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才有可能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创造出更为灿烂的文化。

那么，加强高中古代文化常识教学优取哪些具体措施呢？笔者认为：

一、教师要立足于课堂，对课文中涉及的文化常识进行深入细致地挖掘和讲解。课堂学习是当前高中学生最主要的学习方式，在课堂上教师应对课文中所涉及到的文学常识进行细致深入地讲解，不要只做简单的解释，要力求挖掘文化常识背后的深层内涵。

二、在文化常识教学中，教师可尝试编写古代文化常识校本教材，为学生对古代文化常识进行系统的学习打下基础。还可以根据学校的安排，组织古代文化常识社团，定期开展小组或社团活动，让学生通过合作、交流来学习古代文化常识。同时，还可以创办诸如“兴趣班”“特色班”采用“大讲堂”之类的形式，安排学生进行系统的学习。

三、教师要放眼课外，鼓励学生运用课余时间自主学习。如果教师能够培养学生对于古代文化的兴趣爱好和学习习惯，使学生化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能在课余时间，运用丰富的图书馆或者网络资源进行自主学习，那么一定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促进学生文化素养的稳步提升。

参考文献：

[1]萧放.社日与中国古代乡村社会[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6）

[2]王力.中国古代文化常识[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107-108

[3]黄修明.中国古代仕宦官员丁忧制度考论[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

[4]赵存生.中国社会发展与中华民族精神[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5）

古代基本文学常识范文第2篇

关键词： 古代汉语 课程 改革

说到目前古代汉语课程的改革问题，应回顾一下古代汉语课程是怎么建立起来的。这对于改革的思路是很有意义的。

古代汉语课程，是从传统的“小学”的基础上改造发展起来的。传统的“小学”，主要以字形方面的文字学、字音方面的音韵学和字义方面的训诂学这三大块为知识体系的核心，它特别注重于经传文献资料的考证和故训的寻求，是为学习和研究古代经典服务的，它一向被看作经学的附庸，称之为“小学”。从知识体系上看，它不够科学和完备，例如缺乏“词”的观念，缺少语法学这一重要的门类；从课程性质上看，它是以文字为对象，而不是以语言为对象的，属于语文学（Philology）而不是语言学（Linguistics）；从课程目的上看，它显得相当狭隘和封建保守。但它注重实用、注重感性认识、注重文字、注重先秦经典，还是有其合理的一面。

到了乾嘉之后，古音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使传统的音韵学前进了一大步，同时，由于对音义关系有了较深刻的认识，开始摆脱了文字的束缚，可以说已开始进入到真正的语言词汇领域。训诂学已初步得到了改造。到了清末，由于西洋语言学的影响，形成了以《马氏文通》为代表的古汉语语法学体系，为知识体系增添了一个新的重要门类，而甲骨学的异军突起，使古文字学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突破了以前的说文小篆之学。到了上世纪30年代，以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为标志，修辞学的科学体系已基本建立起来了。到此，古代汉语课程的五大门类知识――文字学、词汇学、语法学、音韵学、修辞学都已基本齐备了，只是词汇学显得比较单薄而又缺乏划时代的代表作而已。

然而，正当古代汉语课程的知识体系刚刚初步更新完毕，剧变的时代选择了白话文，古文终于被时代所冷落，这是历史的必然，是时代的可喜进步。就是对古文本身来说，也未必不值得庆幸，它体现在历史文化遗产和语文素养方面的自身价值，是可以一眼看到的。解放后，悠久丰富的祖国文化遗产真正回到了人民的手中，急需批判地继承、普及和挖掘，以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同时，现代语文取得了历史地位之后，也急需从古文中吸收有生命力的东西，以丰富和发展自己，于是古代汉语课程也就终于找到了一条适应新时代的出路，那就是为培养群众的阅读古书的能力，以批判地继承祖国的文化遗产，提高群众的语文素养；吸收古人语言中有生命力的东西，以丰富和发展现代汉语，推进祖国的语言科学而服务。古代语言虽然已经过时了，但古代汉语课程却成为中学要初步学习、大学要专门学习的一门基础课程。到此，传统的“小学”才真正完全地改造为现代的古代汉语课程。

“五四”运动以后，青年一代在古文素养上，已是一代不如一代，这是不必讳言的。现在学习古汉语的青少年，古文底子薄，但课时却不多，要求又不低，这是一个突出的矛盾。这个矛盾到今后或许还会更加突出。这就要求古代汉语课程要特别注重基础和自学能力的培养。起点不要太高，要循序渐进，要精讲多练，关键要有一个适合现代青少年实际的科学的教学计划，对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进行量化，有步骤地进行实施。我们认为，目前高校的古代汉语课程和教学，在三个方面的问题较大，应当加以改革：

第一，教学计划缺乏量化标准。

培养青年一代阅读古书的能力，当然要使他们掌握必要的基本知识，那么具体地说，应该掌握多少古汉语常用字？这些常用字又是哪些？应该掌握多少古汉语常用词？这些常用词又是哪些？应该掌握多少古汉语常用句式？这些句式又是哪些？再精细一些说，应该掌握哪些繁体字和异体字？应该掌握哪些古今字和通假字？应该掌握各常用词的哪些重要古义？应该掌握哪些复音词？应该掌握哪些重要的典故和成语？应该掌握哪些常见的活用的实词？应该掌握哪些重要的虚词？如果宏观一些来看，至少要学习多少种类或篇数的文选？常识和文选的分量比重究竟是多少最合适？语言范围外的常识又该占多大比重？专科和本科的区别主要是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大家都缺乏研究或研究不够，这方面的成果很少见到，这就很不利于制定科学的教学计划，也很不利于测试和检验教学效果。解决这些问题，既需要理论的指导，又需要细致耐心的调查统计，还需要丰富的教学经验，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我们应该努力去做。

第二，有的教学内容重复陈旧。

由于不了解学生和中学的实际，古代汉语课程常有重复学生在中学已学过的内容，例如使动用法、意动用法、名词作状语、判断句、被动句等，以及一些文选。还有，本科开设了《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等选修课，与《古代汉语》课程内容也有相当大的重复。这些地方，要做到知识的合理衔接，就要熟悉学生的现有水平，处理好相互之间的层次关系和分工。

古代汉语课程内容重复陈旧的地方，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教材。现有的古代汉语教材，估计不下百种，近年来在编书热的影响下出版的特别多，其中大多是互相转抄，其编写体例、知识内容、章节顺序和文选篇目，甚至例句，常令人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从发展的眼光来批评，就是停滞不前，就是陈旧落后，这种教材之多，说明古代汉语课程的陈旧也够严重了，这也是一种惊人的浪费和低效率。我们渴望有一种新颖大胆的切合实用的新型教材出现。

第三，缺乏统一的古代汉语语法体系。

建立统一的古代汉语语法体系是非常必要的。首先，建立统一的古代汉语语法体系，有利于大家充分展开讨论，促进古汉语语法研究。其次，古代汉语教学语法体系建立起来，对教学有好处，有利于大中学教学接轨，使青少年减少一些学习上的麻烦，不在一些无谓的名词术语上纠缠，增强实用性。再次，建立统一的古汉语教学语法体系并不会损害学术争鸣和学术发展，它不是僵化的不可变动的教条，完全可以批评，可以再作补充修正。它只是一种教学工具而已，正如一套制服，上班时要穿上它，下班后则悉听尊便。

实际上《古代汉语》教学大纲要求学生在学完本课程后能运用所学知识：“借助于工具书和必要注释，阅读文史方面的一般古籍。”所谓“一般古籍”就是类似《古文观止》那种程度的古文，并不是说要能读懂过于艰深的某些古书，如《尚书》、《周易》之类。所以古代汉语课程改革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1］郭锡良.古代汉语［M］.语文出版社，1992.

古代基本文学常识范文第3篇

第二作者：郝树栋，沈阳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摘 要：古代汉语教材是古代汉语教学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古代汉语教材的编写与运用直接影响着教学质量。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开创了“三结合”体例，影响深远。李国英、李运富主编的《古代汉语教程》是王力后又一部优秀的作品。本文以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为参照对象，对比分析两部教材的不同、各具特色之处。

关键词：古代汉语；教材；对比分析

古代汉语课程的设置追溯到1952年，经历萌芽、发展、成熟三个阶段。各师范院校及综合性大学的相关专业开设之初，没有明确的教材，教学内容“不是按学科本身及学生实际需要来确定，而是以教师的爱好和所长为转移。”①1959年，朱星先生主编的《古汉语概论》作为第一部古汉语教材正式出版，但由于内容庞杂，试用一年以失败告终。

一、教学目标、适用对象与体例的不同

教学目标的制定对于古代汉语教学研究的深化及教材的编写都有重要的意义。不同古汉语教材的教学目标不尽相同。王本教材的首要特色是明确肯定了古代汉语这门课程的性质是工具课而不是理论课，设置这门课的首要目的就是培养学生阅读古书的能力。正因为王本是工具书，所以适用对象一般是大学师范学生及相关专业学生。

二、文选部分的不同

人们认识客观事物是从感性认识开始的，语言的学习更是离不开感性认识，感性认识越丰富，积累的就越丰富，学习古代汉语更是如此。要获得感性认识唯一的办法就是阅读大量的古代文献。王本提出“以文选为纲”，强调“本书文选占极其重要的地位。”如此说来，王本将感性认识提高到了重要位置。全书文选共计247篇，选文既全面又重点突出，覆盖了散文、骈文、辞赋、诗、词、曲等方面的作品，重点是散文，散文的重点放在先秦。

其一，篇数寥寥无几，除去汉字、音韵、训诂等方面的文选，真正地散文篇目只有13篇。可以说，少量的文选是为通论服务的，是对通论的补充与实践，缺乏充分的感性认识。而王本与之相反，通论是为文选服务的。王本每篇文选下都配有相应的注释，李本只有文选，没有注释，对于学生而言，阅读起来有一定的难度。正因为缺乏工具性，才相应锻炼学生自主查阅资料的能力，同时提高了实践能力。

其二，李本虽然缺乏大量的感性认识，但是文选部分全部使用繁体字，保留异体字，并且不加标点，目的是让学生直接接触古代文献的原貌，以增加古代语感，提高解决阅读障碍的实际能力。李本教材长期作为北京师范大学本科教材使用，北京师范大学古代汉语课程有一个优良的传统，就是“比较注重文献的阅读和古注的利用，从陆宗达、萧璋、俞敏等先生提倡起一直延续到现在”。“实践证明，让学生从原材料出发，学习之初就直接接触古人的文献、注释，对培养学生的古代语感和解读古书的能力很有好处”。②保留古著原貌是其他版本教材鲜有的，这也是本书的一大特色。

三、通论部分的不同

通论是古代汉语教材重要的组成部分。王本全书通论32节，涉及面广，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讲授内容基础、易懂。王本作为工具书，不追求知识的深度，只传授基础知识。这些知识包括文字、音韵、训诂、语法、修辞、句读、文化常识等，内容浅显易懂，不枯燥，学生很感兴趣。

（二）不求全面，不求系统。王本古汉通论并不是把所有知识体系全部罗列出来，例如讲音韵时只是简单涉猎基本音韵知识，并没有将各个时期音韵系统做详细阐述；语法方面的通论虽然章节较多，但也只讲了古今语法差别较大的地方。内容的取舍围绕提高阅读能力展开。

李本通论占全书大部分章节，相比王本的“感性认识”、“工具书”而言，李本可以称为是“理性认识”、“语法书”，具有以下特点：

（一）系统性强

1.全书除前言外，包括文字学、词汇学、语法学、音韵学、修辞学。主编李本的各位老师认为，词汇、音韵、语法是构成古代汉语的基本要素，文字是书面形式，修辞从表达角度看是运用，训诂从理解角度看是阅读。这六方面同样重要，不可偏废。

2.同王本相比，李本的体统性还体现在各个章节的安排上。王本通论从词讲到字、句型又回到词的讲解，章节的安排上杂乱无章，缺乏规律性。而李本系统性强，从汉字到词汇、语法，再到音韵、训诂、修辞。

（二）内容全面

从全书的六章来看，不仅涉及古代汉语的字、词、语法、还有训诂、修辞、音韵等知识。王本也都有所涉及，但与王本注重字、词、语法，忽视训诂、修辞、音韵不同的是，李本在各个章节的安排上做到篇幅一致，六章平均分配。也就是说李本不偏废任何一个知识点，各个章节都给予了充分的重视，每个知识点都做到了全面、系统的讲解。

第一章文字部分，与王本只讲汉字的字形结构与字际关系相比，李本从汉字的性质、特点、起源、发展到汉字的结构、字际关系，从汉字的起源到现今汉字的发展，这种追根溯源、循序渐进的做法有助于认识与理解问题的深化。

第二章词汇部分，在王本的单音词、复音词、古今词义的差异、本义与引申义、同义词辨析等内容的基础上，增加了古代汉语词汇的发展这一部分内容。这一部分主要是词汇发展的表现，包括新词产生的方式、同源词等，对词汇的发展做到了清晰的认识。现代汉语中有这一部分的内容，而其他古代汉语教材鲜有此内容，这就做到了与现代汉语的衔接。

第三章语法部分，词法、句法与王本大致相同，增加了句法成分的省略与数量表示这两部分。

第四、五、六章是音韵、修辞、训诂这三方面的内容，从概述，重要学说、专论等理论发展到实际的应用都有所讲解。

四、常用词和补充资料的不同

王本采用文选、通论、常用词三结合的方式，每单元后附有常用词。常用词的编写由于当时编写教材时没有专门的辞书，可以算是一部小型古汉语词典。因此，在书中编入常用词，有利于学生的学习和生词的查阅。

李本除了文选和通论，还另外增加了问题讨论和补充材料部分，没有常用词部分。问题讨论部分提出了一些有争议或教材中没有详讲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值得思考、讨论或者进一步归纳的。

王本是古代汉语教材的的开山之作，从内容到体例都为古代汉语教材的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是古代汉语教材建设的里程碑。随着时代的发展、教学对象和教学目标的变化，王本教材也出现许多不适应教学的方面，如内容缺乏系统性、全面性等。李本作为一本系统的古代汉语“语法书”，内容全面，还原古书原貌，利于培养学生实际阅读古书的能力。（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 佚名.各高等院校语言学课程整改情况，《中国语文》，1958年第7期

[2] [3]李国英、李运富[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前言

[4] 何九盈.古代汉语教材建设的里程碑――评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J]全国优秀教材评介

注解

古代基本文学常识范文第4篇

关键词: 古文献学 人文素质教育 作用

随着高度发展的现代社会对人才全面素质的需求,发展素质教育尤其是人文素质教育已被诸多高校提到议事日程,并由此引发了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新审视。许多高校纷纷增设文学、文化课程,譬如增加古典文学的课时,开设大学语文、诸子散文导读、书法等诸种课目,期望通过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研习,培养青年学生的艺术鉴赏力,提高思想道德境界,重振民族文化的自信力。与此同时,伴随着中国国际社会地位的日益提升,世界竞争力和影响力的提高,海外也纷纷掀起学习汉语的新一轮热潮。广泛而深入地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向世界其他民族介绍、传播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促进世界文明的发展,则势在必然。

众所皆知,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中国社会积累了丰厚而辉煌的文化,承载文化的古文献浩如烟海,经、史、子、集,诗、书、词、曲……门类繁多,举世罕见。文献学,尤其是古文献学,在保存和利用我国丰富的文献典籍,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等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作为研习中国古代文化的基础,古文献学所做的工作是对古文献进行校勘注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为其他各门学科提供材料。显然,在民族文化和人类文明的发展中,古文献学的历史地位与作用是其他学科不可取代的。

由于学科知识的专业化特点和时展的自身特征,今天,人们乃至高校的年轻学子对文献学特别是古文献学,缺乏必要的基本了解。提高人文素质,提升国际竞争力,不仅仅专业的、研究型的人才需要涉猎古文献学,作为未来社会文化的建设者,高校中的青年学子都应该接触、了解古文献学的基础知识、基本的理论与方法。我认为,古文献学所提供的关于如何阅读古文献、选择何种版本的文献阅读、怎样使用中文工具书等具体的方式方法,对于大学生提升学习质量,实现学习的目标,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也为他们将来的学术之途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一

古文献学涉及的内容极其广博,尽管对于文献学的阐释,不同学者有不同的侧重,但有一点是达成共识的,即其根本任务是引导人们对于文献典籍的阅读和利用。古文献又不同于现代文献,它是以文言文记录,借助于不同的载体流传至今的。所以,对于后学者,首先要疏通、把握古文献的语言文字意义。根据我多年的高校一线课堂教学的体察,当代高校的青年学子,甚至中文专业的学生,对于古代的文献典籍普遍缺乏兴趣,而一个共同的原因即是文字阅读上的障碍,由此导致畏难情绪,以及深层意义上的误读。显然,高校学生掌握一些相关的古文献语文解读方法,是进一步学习、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首要之举。

古文献的语文解读涉及三个方面:字形、字音和字义。无论汉字的字形、字音还是字义,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流变。首先,记录文献的中国文字(汉文字)不同于西文的线条性特征,不是单纯的表音文字,而是音义结合的方块文字,其形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相差很大,经历过从甲骨文到小篆、隶书、草书、楷书等主要形式的演变。汉语语音的流变明显而突出,不同的历史时期,即使同一历史时期的不同地域,汉字的发音都有很大差异。譬如古无轻唇音,上古没有f这类轻唇音,凡后代读作f的轻唇音上古时代都读作b、p一类的双唇音。至于汉字的字义、词义的古今差异更为明显。字形、字音、字义的流变特征,显然很早就受中国古人的重视并被研究。古代研究者们经过反复的校勘,对留存下来的浩繁的古文献材料,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然后给以详尽的注释,还原字词音义应有的历史风貌和演变历程,且分别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的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史称“小学”。“小学”的形成和发展,显然为古文献的语文解读提供了必要的钥匙,为揭开中国传统文化面纱提供了必备的工具。所以,涉猎、了解古书校勘的基本方式、方法,了解古人作注的基本理论和相关术语,就会有助于把握文字在形、音、义上的历史变迁,从而有助于对古文献的正确解读。

对古代经典诗词的赏析,是现代人文素质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而研读古代诗歌的基础则是音韵学。中国古诗追求声律,讲究节奏、押韵和乐感,特别是唐代的格律诗,为了极尽诗句乐感的抑扬顿挫、曲折变化之妙,有意将平上去入四声分成平仄两类,并规定了严格的交替格律。因此,若不具备古文献学的基本常识,缺乏必要的音韵学方面的修养,按照现在的语音朗读古典诗词,就无法理解古代诗歌的音韵之美,欣赏和研究也就无从谈起。

懂得训诂的基本知识和方法,对于现代学子阅读古代文献也是不可或缺少的。训诂,换现代通俗说法,就是解释,即用易懂的语言解释难懂的语言,用现代的语言解释古代的语言,用普通话解释方言。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训诂形成了自己的体例,产生了大量的术语。只有理解了这些基本术语,才能准确地把握词句的历史含义。比如,《诗经》《楚辞》等古典诗歌,不断为后学者注释,形成了“笺”“集注”“正义”“章句”之类诸多的训诂术语,学生选修大学语文、古代文学作品选读等通识课程,倘若不理解这些基本术语的含义,不仅可能对这些人类早期的经典产生误读,而且无法领略我们的先人在保护、传承民族优秀文化方面所做出的艰苦卓越的不懈努力。

汉字字形的流变,不仅折射了中华民族的社会发展和民众集体智慧的提升,而且催产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瑰宝――书法。当代学子涉猎文字学,不仅有助于古文献的解读,而且有助于书法艺术的鉴赏和审美能力的培养。

二

承载传统文化的中国古文献浩如烟海,就整体而言,他们都具有各自的价值,后学者不可能都一一通读,对于现代有明确专业的大学生而言,选择性地阅读是必要的,也是可取的。因此,解决了阅读方法,进而选择适合自身、有益于个体发展的有价值的古文献阅读。我国古代的图书,主要是以写本和刻本两种形式流传于后世,因写刻的时代不一,地区有异,写刻者的不同,抄写方式和刻写方式上的差别,使得古代图书不仅品种繁多,就是同一种书,往往还有几种乃至十几种、几十种不同的版本。这些不同的版本,不论在刻印、批校、注释等方面,都存有高低优劣之分。清代张之洞在其编撰的著名《书目答问》一书之《略例》中曾开门见山地说道:“诸生好学者来问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遍举既嫌挂漏,志趣学业亦各不同,因录此以告初学。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

青年人读书不仅要解决读什么的问题,而且要解决应读何种版本的问题,这关涉学习的效果和质量。研读中国古代文献,尤其要慎择版本,且要择其精本和善本。尽管今天“版本”一词的语义已远远超出了其历史的内涵,泛指古往今来所有以不同方法、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形成的各种不同的书本,然而,作为未来社会文化的建设者,当代青年学子通晓古籍版本学的相关基础知识,对今天的学习深造仍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版本学对于为文治学不可或缺。进行学术研究,势必要参考和依据各种图书文献,而任何一种图书文献,如果不知道它产生的时地,不了解它出版制作的情况,不明白它的源流、演变、真伪、优劣,那么它就不能用来作为参考依据,否则研究的结果或结论就不能令人信服,甚至可能造成误导。学术研究过程中,一定要慎择版本,借助版本学的知识和方法,研究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辨识精善粗劣,鉴别真伪正误,从而避免以误为善,或以讹传讹的现象,使自己的研究成果建立在真实、准确、可靠、科学的基础上。

其次,当今高校学子接触中国古代典籍,多以提高人文素养、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旨归,有别于纯粹的学术研究。由于专业的限制,他们不可能沉溺于故纸堆中作精细的爬梳,主要是从中吸取有益于人类和个体全面健康发展的思想、道德、情感和审美力量,所以,就古典文献的学习而言,学习的重点是对古典文本所孕育的思想、情感、道德力量等内涵的辨析和把握。在学习的过程中,他们都希望读到那些文字没有错误或错误甚少、内容真实可信、注释翔实的精善本,以便真切地感受不同年代人们真实的情感和思想,获取精神的滋养。显然,面对浩繁的古典文集和诗选,具备了一定的版本学常识,就会有所鉴别,有所取舍,避免遇到什么就读什么的盲目性。同时,将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进行比较、对照,还有助于了解文献(文本)不同版本所表达的思想、作者的情感取向。譬如,在校大学生都曾阅读过的《水浒传》有不同的历史版本,比较这些不同的版本,能体悟出不同年代的编撰者的思想倾向性。而阅读记载社会历史的文献,通过不同版本的对照、比较,通过基本的辨伪,还可以了解、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可以区分哪些是作了文学加工处理的野史,哪些是真实的历史。可见,具备一定的版本学常识,不至于读书时不加分析地生吞活剥。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商品物欲社会,粗制滥造的书籍俯拾即是,识别版本则至关重要。掌握了版本鉴别的基本方法,就会有双明亮的慧眼,选择吸取真正的精神营养,陶冶情操,提升自我。

三

在人类已有的古籍图书中,有一种特定类型的书籍,便是工具书。这些工具书既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体现和承载,也是后人读书治学的必备工具。显然,对于今天的高校年轻学子,无论是为文治学,还是触摸古人的思想情感,在对古典文献的解读过程中,都会涉及对工具书的查找和利用,而在讲求效率和质量的今天,能快捷地使用各种工具书尤为重要。

首先,工具书是读书治学的必备工具。工具书曾被人们形象地称为“案头顾问”与“良师益友”,纵观人类历史,历代学者都极其重视对工具书的编纂和利用,不争的事实是,在五千年的中国历史中,曾产生了众多的工具书。在研习民族传统文化、研读古代经典的当下,工具书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为了更好地借助工具书,当代学子首先要了解中文工具书的基本种类,每一类工具书的基本功能,某种工具书的主要排检方式等。比如,就功能划分,中文工具书就有字典、词典、百科全书、类书、政书、年鉴、手册、书目、索引、文摘、表谱、图录等诸多种类;就排检方法而论,主要有字顺法、分类法、主题法、时序法、地序法等,而每种排检法中,又有很多具体的检索方法。只有掌握了工具书的这些基本常识,遇到问题时,就会有的放矢,选择合适的工具书、依据合适的检索法来查找资料,解决疑难,从而提高读书治学的效率。

掌握中文工具书的相关知识,还有助于日常的学习和生活。人类在岁月的变迁中积累了丰富的文化遗产,而随着现代社会的高度发展,人类积累的知识越来越广博无垠,图书文献浩如烟海,所谓“一人之知识有限,天下之义理无穷”,仅凭一个人的博闻强记,势必如衔石填海,结果只能望洋兴叹。故,为了掌握日益庞大的知识内容,充分地占有资料,必须借助“知识宝库的钥匙”――工具书。工具书不仅仅是“工具”,其自身就承载着人类代代相袭的文化成果。因而,了解不同种类工具书的功能,能快捷使用各种工具书,就能节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极短的时间内吸收前人积累的优秀成果和人生经验,提高现代人的生活质量。

放眼世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体制,提高现代人文素质,人们常提国学,倡导传统文化。显然,国学是相对于“西学”而言的,是指研究中国传统的学问,实际上可用以概括全部中国古代学科,传统正是把古文献学包括在国学之内的。中国民族文化发展的历程证明,古文献学不仅属于国学,而且是国学的基础,是国学之根。读书治学要有根,根深才能叶茂,当代学子研习中国传统文化,必须充分认识到古文献学的作用,高度重视对古文献学的学习。

古代基本文学常识范文第5篇

【关键词】中国古代/自然规律观念/常/道/理/数/则

【正文】

自然规律是自然界事物发展过程中所显示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是事物运动变化所遵循的法则。严格科学意义上的自然规律观念是随着近代科学的建立而逐步形成的。但在此之前，中国和西方古人都对自然界的规律性有所认识。李约瑟(J.Needham)指出，在近代科学产生之前，西方文明主要以自然法则概念表示事物的规律性；西方传统观念认为，正如人间帝王立法者制定了成文法为人们所遵守一样，至高无上的有理性的造物主也为自然万物制定了一系列必须遵守的法则。[1]此即西方古代的自然法则观念。这种观念反映了西方古代的自然规律神创思想，是神学自然观的表现。

由于中国古代不存在类似于西方的那种具有人格性和创造性的造物主观念，因而也就不存在上帝为自然界立法的观念，从而也就不存在上帝创造意义上的自然法则观念。李约瑟在其《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中用一章的篇幅专门论证中国古代缺乏自然法则观念，并认为这或许可以看成是“中国文明中阻碍了近代科学技术在本土上成长的因素”。（[1]，552页）在他看来，自然法则观念对西方人认识自然规律有相当的启发作用，因而对近代科学的产生有重要帮助。也正因如此，他认为中国由于缺乏这种观念而不利于近代科学的产生。关于影响近代科学在中国产生的原因，是个相当复杂的学术问题，本文无意于讨论。本文所要强调的是，尽管李约瑟关于中国古代缺乏自然法则观念的分析有一定的道理，但却易使人产生误解，误认为中国古代也缺乏自然规律观念。关于中国古代有无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是否形成了明确的自然规律观念，以及在这方面的认识水平如何，关系到中国古代科学认识特点及认识水平的基本评价问题，本文拟对此作一初步探讨。

事实表明，尽管中国古代缺乏西方那种上帝创造意义上的自然法则观念，但并不等于缺乏科学认识意义上的自然法则观念，亦即并不等于缺乏对自然事物规律性的认识和由此而形成的自然规律观念。我国古人在长期的生活实践和科学认识活动中，对自然万物运动变化的规律性进行了广泛而持久的探索，取得了许多经验性认识成果，创造了一系列具有规律性内涵的重要概念。这些概念的产生和运用，充分表明中国古人已认识到自然界是有规律的，已具有明确的自然规律观念。中国古代有许多这类概念和理论，现举其要者分析如下。

一、天行有常

“常”是我国古代表示事物的不变性和规律性的基本概念之一。

日月星辰东升西落，重复出现，明显且常见，最易为远古先民所认识。因此观察自然天象变化，对于早期古人认识自然规律很有帮助。早在西周时，古人即问道：“悠悠苍天，曷其有常？”[2]“常”是常规、正常秩序和法则。春秋时古人已认识到：“天道皇皇，日月以为常。”[3]“天道”有天体运动规律的含义。古人发现，日月星辰的运行，宇宙天象的变化有其不变的秩序和规则。《左传》在讨论天象变化时也指出：“天事恒象”。[4]“恒象”即常象、常态。天体的运行呈现某些不变的常象，正是这些常象显示了其具有某种规律性。《左传》引述《夏书》曰：“唯彼陶唐，帅彼天常。”[5]“陶唐”即尧帝，“帅”即遵循；“天常”指天之常道，具有一定的自然规律或自然法则含义。

“天”概念在我国古代文化中既指与地相对应的天空及其中的一切，也泛指与人类社会相对应的自然界。古人常把自然所成而非人力所为的因素称作天。“常”指事物的常态、秩序和法则等。因此，上述资料说明，至迟在春秋时期，我国古人已初步认识到，自然界存在某种法则，事物的运动变化遵守一定的常规。由此反映了先秦古人初步的自然规律观念。战国荀子明确指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6]荀况认为，自然万物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这种规律性是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这是我国古人对事物运动的规律性及自然规律的客观性的绝好概括。

《逸周书·常训篇》强调：“天有常性，人有常顺。顺在不变，性在不改，不改可因。”“常性”，是事物恒常不变的基本属性，即事物内在必然性和规律性的表现。古人认为：“性者，万物之本也，不可长，不可短，因其固然而然之。此天地之数也。”[7]万事万物都有其基本属性。正因事物的属性，不可长，不可短，是恒常不变的，因而人类能够认识它，因循它，用它为自己服务。《管子·形势解》指出：“天覆万物，制寒暑，行日月，次星辰，天之常也……天不失其常，则寒暑得其时，日月星辰得其序。”古人发现，日月运行有序，寒暖更迭有时，这是天有其常的表现。正因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人类才能认识一年四季气候变化的基本规律，并用其为农业生产服务。因此，认识事物的常性，就是在探讨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

我国古代用“常”表示事物的不变性和规律性的论述很多。除上述之外，还如《管子·君臣》指出：“天有常象，地有常形，人有常礼；”《荀子·天论》强调：“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君子有常礼矣；”《庄子·天道》也指出：“天地固有常矣；”《周易·系辞传》也强调：“动静有常，刚柔断矣。”常象、常形、常道、常数、天地之常、动静之常等等都是表示事物的某种不变性或规律性。以上仅列举了先秦一些典型论述，秦代以后的文献中这类论述也很多，此不赘述。

先秦古人以常表示事物的不变性和规律性。这种现象，一方面反映了古人根据事物的不变状态探讨其基本规律的经验认识过程；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人们对自然规律的认识还是模糊的、初浅的，还难以明确区分事物的现象与本质、常态与常规。尽管如此，战国古人已认识到“天行有常”，已初步认识到自然万物的运动变化具有规律性，这一点则是可以肯定的。

二、天地之道

在中国传统科学文化中，“道”是应用最广泛的一个表示事物规律的概念。

“道”之本义是道路。人欲到达某个目的地，必须沿着某条道路行进。由此引申，古人把人或物所必须遵循的法则或规律统称为“道”。《尚书·泰誓》强调“天有显道”，《尚书·汤诰》认为“天道福善祸淫”，齐国政治家晏婴认为“天道不谄”，[8]其中的“天道”都具有一定的自然法则或规律的含义。

春秋时期，老子将道概念提升为最高的哲学范畴，创立了道家学说。《老子》指出：“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附图然而善谋。天网恢恢，疏而不失。”“天之道”，即自然规律。老子强调了自然规律的客观性和必然性。他举例说，自然万物的运动变化都是“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这是一条自然法则，“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道家学说的创立和发展，促进了“道”作为事物基本规律性概念在古代科学文化中的广泛应用。古人认为，日月星辰的运行，阴阳寒暑的变化，山川草木的枯荣，家族邦国的兴衰，都具有某种规律性，它们分别被称为“天道”、“地道”和“人道”。

汉代《淮南子·谬称训》认为：“道者，物之所导也，”即“道”引导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由此也可以说“道”是事物运动所遵循的秩序和规律。董仲舒《春秋繁露》指出：“天之道，有序而时，有度而节，变而有常。”汉代郭象也强调：“所以取道，为有序。”[9]“有序”、“有度”、“有常”都是说明天道的规律性内涵。

宋代石介说：“夫三光代明，四时代终，天之常道也；”“五岳安焉，四渎流焉，地之常道也。”[10]张载说：“天地之道，唯有日月寒暑之往来，屈伸，动静两端而已。”[11]理学家程颐更明确地说：“天之法则，谓天道。”[12]这些宋代学者认为，月日经天，江河流地，寒暑往来，万物生灭，都有一定的规律或法则，此即所谓道。这种认识代表了中国古代以道表示自然规律的基本思想。

道作为中国古代的自然规律概念，内涵相当丰富，兹举两例加以讨论。

其一，天地之道，一阴一阳。

《周易》是我国古代富有影响的重要典籍。《周易·系辞·下传》指出：“《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何谓天、地、人之道？《周易·系辞上传》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古人认为，阴阳变化决定宇宙万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一阴一阳是天地万物的根本之道。在古人看来，《周易》作者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因此“《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13]从形式上看，《周易》是卜筮之书，但从实质内容上看，它是运用阴阳概念以思辨的方式讨论宇宙万物运动变化的基本规律，是讨论天地阴阳之道的书。《易传》作者对《周易》阴阳之道所作的阐释和强调，反映了战国古人的阴阳规律观念。

中国古代用阴阳概念说明事物规律的论述很多，除《周易》外，还如《管子·四时》说：“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吕氏春秋·大乐》说：“阴阳变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浑浑沌沌，离则复合，合则复离，是谓天常；”《黄帝内经·阴阳应象大论》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如此等等，都是强调阴阳在事物发展变化中的决定作用，都把阴阳作用看作天地万物之道。阴阳是中国古人从大量事物中抽象概括出的一对自然哲学范畴，表示决定事物发展变化的两种根本因素或属性。

其二，天地之道，极而反，终则始。

我国古人发现，事物发展到极端就会走向其反面，最终完成一个循环运动，这是一种自然规律。《周易·泰卦》说：“无往不复。”“复”是反本复初，更新有始，表示事物的循环运动。《老子》说：“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老子认为，万物的生死变化都采取原始反终，复归本根的形式，这是自然常规。事物盛极而衰，终则有始，这是自然万物生生不息、变化发展的普遍形式和基本规律。中国古人对此有着广泛地认识。《管子·宙合》明确指出：“天道之数，至则反，盛则衰；”《庄子·则阳》强调：“穷则反，终则始，此物之所有；”战国军事家吴起说：“夫道者，所以反本复始；”[14]《荀子·王制》也指出：“万物始则终，终则始，与天地同理；”《吕氏春秋·似顺论》也强调：事物的发展变化“至长反短，至短反长，天之道也；”《淮南子》也认为：“天地之道，极则反，盈则损；”《老子帛书·四度》说：“极而反，盛而衰，天地之道也。”这类论述在古代文献中还可找出许多，它们都表达了古代对物极必反、原始反终的规律性认识。

由上述可见，“道”具有明确的规律性内涵，是中国古代重要的自然规律概念。古人认为一阴一阳谓之道。阴阳代表一对决定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本因素，二者既对立又统一。因此古人所说的阴阳之道，很接近于现代所说的对立统一规律。古人反复强调物极必反、原始反终的观念，这种观念揭示了事物的循环发展规律，也含有朴素的辩证认识思想。这些都表明，虽然“道”的规律性内涵仍是宽泛的，一般性的，但却比“常”的规律性内涵更为明确，反映了我国古人关于事物规律性认识水平的提高。

三、万物之理

“理”也是中国古代一个内涵丰富的重要概念，其基本含义为治玉、治理、文理、条理、道理等。因此古人常用其表示事物的道理和规律。《周易·系辞上传》说：“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即指万事万物的基本道理。《管子·四时》有：“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古人把阴阳变化看作天地万物最大的道理，“大理”也即基本规律。《孙膑兵法·奇正》说：“天地之理，至则反，盈则败；”其中的“理”即指事物循环变化的规律性。《庄子》中有多处讲到“理”，如《秋水》篇有“明天地之理”、“论万物之理”，《刻意》篇有“循天之理”，《知北游》篇有“万物有成理”、“达万物之理”，《则阳》篇有“万物殊理”，《天道》篇有“顺之以天理”等等，其中的“理”都有自然规律的含义。

在古代科学认识活动中，人们常用“理”表示事物的道理及其内在必然性。战国秦汉时期，古人对乐器共鸣、磁石引铁、琥珀拾芥、湖汐涨落以及水生动物生理变化与月相变化同步等自然现象进行了大量观察和思考，认为这些现象都是事物之间相互感应的结果，符合自然常理，有其必然性。对于这类现象，《庄子》用“固天之理”加以解释；唐代孔颖达用“冥理自然”予以说明；[15]宋代陈显微认为其中的“隔碍潜通之理，岂能测其端倪！”[16]清代俞思谦则认为，物类相感“皆理之常，无足多异。”[17]虽然古人未能正确说明关于这些现象的具体道理，并且有人认为其理深奥、难以认识，有人认为其理常然、无足多异；但大家都承认其中含有一定的道理和必然性。这同样反映了古人的自然规律意识。

宋代学者对万物之理的强调最为充分。程颢程颐指出：“凡眼前无非是物，物物皆有理。”[18]欧阳修强调：“万物有常理。”[19]王安石认为，万物春夏生长，秋冬凋零，是“物理之常”。[20]沈括认为，十二律相生，“听其声，求其义，考其序，无毫发可移，此所谓天理也。”[21]这些都反映了古人以理表示事物的道理或规律的思想认识。

古人认为，“理者，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22]理是事物的道理或必然性。“物无妄然，必由其理。”[23]宇宙万物各有其道理和规律。正所谓“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24]人类认识事物，就是要“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24]认识万物之理，就能对其“统之有宗，会之有元，故繁而不乱，众而不惑。”[23]我国古代一直重视对万物之理的认识。从先秦儒家主张“致知在格物”，到宋明学者提出“格物穷理”，都是强调认识物理的重要性。

在中国古代科学文化中，理具有规律性内涵，但在表示自然规律方面，理与道是有区别的。《庄子·则阳》说：“万物珠理，道不私。”义即万物各有自己的特殊之理，但道则是普遍的，是行于万物、统会一切殊理的大理。关于理与道的区别及联系，《韩非子》论述的最为透彻，其中《解老》篇指出：“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万物之所以成也。……万物各异理，而道尽嵇万物之理。”韩非子视道为万物存在的共同根据和普遍规律，视理为具体事物的形态特征和特殊规律；认为具体事物各有其形态及属性差异，其具体规律也各不相同，因此，“万物各异理”；道作为万物的普遍规律，与万物的特殊规律相一致，所以说，“道尽嵇万物之理”。韩非子对道和理的区别，反映了战国后期古人对事物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初步认识。这种认识被后人所继承和发展。南宋朱熹说：“道是统名，理是细目；”“道字宏大，理字细蜜。”[25]明末王夫之也认为：“道者，天地人物之通理也。”[26]这些论述都说明，道是一般，理是个别，二者表示事物不同层次的规律性。

理所具有的规律性内涵及其与道的区别，表明我国古人已基本认识到宇宙万物具有不同层次的规律性，反映了古代自然规律观念的发展。

四、自然之数和自然之则

数是事物量的量度，是事物数量属性的反映。由于事物的数量变化有一定限度，超过限度即会引起性质变化，成为新的东西。因此事物的数量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事物的基本属性或变化规律，给人以必然性的感觉。基于这种认识，中国古人也用数概念表述事物的必然性或规律性。

《尚书·大禹谟》记载舜对禹说：“天之历数在汝躬。”其中“历数”是历运之数，指天象季节变化所显示的必然性。《管子·重令》有：“天道之数，至则反，盛则衰。”“天道”是自然规律，“天道之数”指自然规律表现出的必然性。《荀子》说：“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其中“常数”是指与“常道”对应的地的运动规律。《淮南子·原道训》指出：“万物之至腾踊欷乱，而不失其数。”汉高诱对此作注时认为，“不失其数”即“各应其度”。此处“数”是指事物运动变化的限度。

古人认为，“天道之动，则当以数知之。数之为用也，圣人以之观天道焉。”[27]事物运动的某些规律性可以通过其数量的变化表现出来，因而由数可认识事物的有关属性和规律。《淮南子·本经训》指出：“天地之大，可以矩表识也。星月之行，也以历推得也。雷震之声，可以鼓钟写也。风雨之变，可以音律知也。”矩表可测知天地之大，历数可推算日月之行，音律可测度气候之变，钟鼓可模仿雷震之声。在这些活动中，古人主要是利用数量关系去认识事物的性质。我国在战国时即发现了乐器共鸣现象，由于古人不了解其中的道理，长期对之有神秘感。针对这种情况，董仲舒指出：“五音比而自鸣，非有神，其数然也。”[28]他认为，宫商角徵，羽同声相应，是由其“数”所决定的。这个“数”即表示乐器共鸣现象的内在道理和必然性。古代的天文观测和历法推算，是以数认识事物运动规律的典型例子。古人认为，天体运动的快与慢、显与隐等都“有形可验，有数可推，”“非出神怪。”[29]唐代刘禹锡强调：“夫物之合并，必有数存乎其间焉。”[30]清代颜元认为，宇宙间气机消长、万物流变，都是“理数使然”。这一切都说明，数也是古人用以描述事物的必然性和规律性的一个基本概念。

“则”同样是我国古代经常使用的一个表示事物法则或规律的基本概念。《诗经·大雅》有“天生zhēng＠①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汉代毛亨注曰：“则，法；彝，常；懿，美也。”把“有则”与“秉彝”联系看，其中的“则”应有规范、准则、法则之义。《管子·形势解》指出：“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古今一也。”“常”和“则”是天地变化过程中显示出的不变性，即某种秩序和规律性。《管子·七法》也强调：“未尝变也，谓之则。”《易经》有“乾元用九，乃见天则。”“天则”即指自然法则。汉代贾谊在讨论天地万物演化过程时曾问道：“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则？”[31]这里的“常则”当指天地造化、万物生灭的基本秩序和规律。《后汉书》张衡传有：“经纬历数，然后天步有常则。”其中的“常则”也是指规律性。

“则”与“法”合成“法则”一词，在古代也较常用。《管子·七法》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显然，法是古人制定的衡量标准，人们必须遵守这种标准才能正常进行有关活动。在此基础上，古人常用“法则”表示社会活动的规范和自然事物的规则。前者如《荀子·王制》有：“本政教，正法则，兼听而时稽之……冢宰之事也；”《荀子·王霸》有：“加义乎法则度量，著之以政事；”其中的“法则”均指有关社会活动的规则。后者如《庄子·山木》说：“物物而不物于物……此神农黄帝之法则也；”《周易程氏传》也说：“天之法则谓天道；”其中的“法则”均指自然事物的运动规律。

古人以数和则表示事物的必然性和规律性，同样反映了中国古代对事物规律性的认识。类似概念还有一些，此不俱述。

我国古人不仅认识到事物是有规律的，而且反复强调认识和利用自然规律的重要性。《老子》指出：“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庄子·渔父》也指出：“道者，万物之所由也，……为事逆之则败，顺之则成。故道之所在，圣人遵之。”人类认识了事物的属性和规律，就能有效地用其为自己造福；了不解事物的规律，胡作妄为，则会导致失败，甚至造成灾难。《管子·形势解》认为，如果人的行为“上逆天道，下绝地理，则会造成，天不予时，地不生财”的恶果。因此认识和遵循自然规律对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所以古人强调要“行天道，出公理。”荀子指出：“大天而思之，熟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熟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32]面对威力无比的自然界，敬畏它，赞颂它，被动地因时守节，期望物产自然丰富；如何生动地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制天命为我所用，使贤骋能，积极创造财富。荀子并且指出，人类有认识和驾驭自然的能力，“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32]因此人类也有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即所谓“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二，则天不能祸。”[32]既承认自然规律的客观性，又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积极利用自然规律为人类造福。荀子这种科学认识思想是十分可贵的，代表了中华民族积极有为、勇于进取的精神。这些论述表明，中国古人已认识到遵循自然规律的重要性，具有很强的顺应和利用自然规律的意识。重视探索自然规律，自觉遵循自然规律，积极利用自然规律为人类服务，主张制天命而用之。这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的重要思想观念，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五、结语

由上述分析可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其一，中国古代很早即有明确的自然规律观念。“常”、“道”、“理”、“数”、“则”等一系列具有一定程度规律性内涵的概念在先秦的产生和广泛运用，即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其二，中国古代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总体上是初浅的、经验性的。我国古人虽然很早即认识到天地万物各有其故，各有其必然的道理和基本规律，树立了明确的自然规律观念。但对天地万物之道、之理、之数、之则的探讨却不够深入，对这些规律的具体内容认识不足，长期停留在初浅的经验认识水平上。正因如此，古代许多关于事物规律性的陈述都是“但言其所当然，而不复强求其所以然。”[33]

其三，中国古代的自然规律观念是建立在朴素的经验认识基础之上的。按照李约瑟的说法，如果说由于受神学观念的影响，西方古人把自然法则或自然规律看作是上帝赋予宇宙万物的，是外在的；那么中国古人则把自然规律看作事物自身所固有的，是内在的。中国古人认为，自然万物“普遍的和谐并不是来自某个万王之王在上天命令，而是来自宇宙万物遵循其自身本性的内在必然性而实现的自发的协作。”（[1]，596页）正是在对事物长期观察认识的基础上，我国古人逐步发现“天行有常”、“物物有理”，自然万物的运动变化遵循一定的内在规律性。因此，中国古代自然规律观念的建立，是古人对宇宙万物长期认识和探索的自然结果，与宗教神学无关。

有无明确的自然规律观念，是衡量古代一个民族科学认识水平和文明程度的基本标志之一。中国古代关于自然规律的认识，是与其悠久而发达的古代文明相一致的。不可想像，一个古代科技文明先进的民族会缺乏对自然规律的基本认识。

参考文献

[1]　李约瑟(J.Needham)：《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第551页，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2]　《诗经·唐风》。

[3]　《国语·越语》。

[4]　《春秋左传正义》卷四十八。

[5]　《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十八。

[6]　《荀子·天论》。

[7]　《吕氏春秋·不苟论》。

[8]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9]　《庄子注·天道》。

[10]　石介：《徂徕先生集·怪说上》。

[11]　张载：《横渠易说·下经》。

[12]　程颐：《周易程氏传》卷一。

[13]　《周易·系辞上传》。

[14]　《吴子兵法·图国》。

[15]　孔颖达：《周易正义·乾卦》。

[16]　陈显微：《古文周易参同契笺注集解》。

[17]　俞思谦：《海潮辑说》。

[18]　程颢：《河南程氏遗书》卷八。

[19]　《欧阳文忠公集·笔说·物有常理说》。

[20]　王安石：《老子注辑本·天地不仁章》。

[21]　沈括：《梦溪笔谈·乐律》。

[22]　王夫之：《张子正蒙注·至当》。

[23]　王弼：《易略例》。

[24]　《庄子·知北游》。

[25]　《朱子语类》卷六。

[26]　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太和》。

[27]　《旧五代史·历志》。

[28]　《春秋繁露·同类相动》。

[29]　祖冲之：《辨戴法兴难新历》。

[30]　刘禹锡：《天论》。

[31]　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32]　《荀子·天论》。

古代基本文学常识范文第6篇

【关键词】中国古代/自然规律观念/常/道/理/数/则

【正文】

自然规律是自然界事物发展过程中所显示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是事物运动变化所遵循的法则。严格科学意义上的自然规律观念是随着近代科学的建立而逐步形成的。但在此之前，中国和西方古人都对自然界的规律性有所认识。李约瑟(j.needham)指出，在近代科学产生之前，西方文明主要以自然法则概念表示事物的规律性；西方传统观念认为，正如人间帝王立法者制定了成文法为人们所遵守一样，至高无上的有理性的造物主也为自然万物制定了一系列必须遵守的法则。[1]此即西方古代的自然法则观念。这种观念反映了西方古代的自然规律神创思想，是神学自然观的表现。

由于中国古代不存在类似于西方的那种具有人格性和创造性的造物主观念，因而也就不存在上帝为自然界立法的观念，从而也就不存在上帝创造意义上的自然法则观念。李约瑟在其《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中用一章的篇幅专门论证中国古代缺乏自然法则观念，并认为这或许可以看成是“中国文明中阻碍了近代科学技术在本土上成长的因素”。（[1]，552页）在他看来，自然法则观念对西方人认识自然规律有相当的启发作用，因而对近代科学的产生有重要帮助。也正因如此，他认为中国由于缺乏这种观念而不利于近代科学的产生。关于影响近代科学在中国产生的原因，是个相当复杂的学术问题，本文无意于讨论。本文所要强调的是，尽管李约瑟关于中国古代缺乏自然法则观念的分析有一定的道理，但却易使人产生误解，误认为中国古代也缺乏自然规律观念。关于中国古代有无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是否形成了明确的自然规律观念，以及在这方面的认识水平如何，关系到中国古代科学认识特点及认识水平的基本评价问题，本文拟对此作一初步探讨。

事实表明，尽管中国古代缺乏西方那种上帝创造意义上的自然法则观念，但并不等于缺乏科学认识意义上的自然法则观念，亦即并不等于缺乏对自然事物规律性的认识和由此而形成的自然规律观念。我国古人在长期的生活实践和科学认识活动中，对自然万物运动变化的规律性进行了广泛而持久的探索，取得了许多经验性认识成果，创造了一系列具有规律性内涵的重要概念。这些概念的产生和运用，充分表明中国古人已认识到自然界是有规律的，已具有明确的自然规律观念。中国古代有许多这类概念和理论，现举其要者分析如下。

一、天行有常

“常”是我国古代表示事物的不变性和规律性的基本概念之一。

日月星辰东升西落，重复出现，明显且常见，最易为远古先民所认识。因此观察自然天象变化，对于早期古人认识自然规律很有帮助。早在西周时，古人即问道：“悠悠苍天，曷其有常？”[2]“常”是常规、正常秩序和法则。春秋时古人已认识到：“天道皇皇，日月以为常。”[3]“天道”有天体运动规律的含义。古人发现，日月星辰的运行，宇宙天象的变化有其不变的秩序和规则。《左传》在讨论天象变化时也指出：“天事恒象”。[4]“恒象”即常象、常态。天体的运行呈现某些不变的常象，正是这些常象显示了其具有某种规律性。《左传》引述《夏书》曰：“唯彼陶唐，帅彼天常。”[5]“陶唐”即尧帝，“帅”即遵循；“天常”指天之常道，具有一定的自然规律或自然法则含义。

“天”概念在我国古代文化中既指与地相对应的天空及其中的一切，也泛指与人类社会相对应的自然界。古人常把自然所成而非人力所为的因素称作天。“常”指事物的常态、秩序和法则等。因此，上述资料说明，至迟在春秋时期，我国古人已初步认识到，自然界存在某种法则，事物的运动变化遵守一定的常规。由此反映了先秦古人初步的自然规律观念。战国荀子明确指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6]荀况认为，自然万物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这种规律性是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这是我国古人对事物运动的规律性及自然规律的客观性的绝好概括。

《逸周书·常训篇》强调：“天有常性，人有常顺。顺在不变，性在不改，不改可因。”“常性”，是事物恒常不变的基本属性，即事物内在必然性和规律性的表现。古人认为：“性者，万物之本也，不可长，不可短，因其固然而然之。此天地之数也。”[7]万事万物都有其基本属性。正因事物的属性，不可长，不可短，是恒常不变的，因而人类能够认识它，因循它，用它为自己服务。《管子·形势解》指出：“天覆万物，制寒暑，行日月，次星辰，天之常也……天不失其常，则寒暑得其时，日月星辰得其序。”古人发现，日月运行有序，寒暖更迭有时，这是天有其常的表现。正因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人类才能认识一年四季气候变化的基本规律，并用其为农业生产服务。因此，认识事物的常性，就是在探讨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

我国古代用“常”表示事物的不变性和规律性的论述很多。除上述之外，还如《管子·君臣》指出：“天有常象，地有常形，人有常礼；”《荀子·天论》强调：“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君子有常礼矣；”《庄子·天道》也指出：“天地固有常矣；”《周易·系辞传》也强调：“动静有常，刚柔断矣。”常象、常形、常道、常数、天地之常、动静之常等等都是表示事物的某种不变性或规律性。以上仅列举了先秦一些典型论述，秦代以后的文献中这类论述也很多，此不赘述。

先秦古人以常表示事物的不变性和规律性。这种现象，一方面反映了古人根据事物的不变状态探讨其基本规律的经验认识过程；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人们对自然规律的认识还是模糊的、初浅的，还难以明确区分事物的现象与本质、常态与常规。尽管如此，战国古人已认识到“天行有常”，已初步认识到自然万物的运动变化具有规律性，这一点则是可以肯定的。

二、天地之道

在中国传统科学文化中，“道”是应用最广泛的一个表示事物规律的概念。

“道”之本义是道路。人欲到达某个目的地，必须沿着某条道路行进。由此引申，古人把人或物所必须遵循的法则或规律统称为“道”。《尚书·泰誓》强调“天有显道”，《尚书·汤诰》认为“天道福善祸淫”，齐国政治家晏婴认为“天道不谄”，[8]其中的“天道”都具有一定的自然法则或规律的含义。

春秋时期，老子将道概念提升为最高的哲学范畴，创立了道家学说。《老子》指出：“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附图然而善谋。天网恢恢，疏而不失。”“天之道”，即自然规律。老子强调了自然规律的客观性和必然性。他举例说，自然万物的运动变化都是“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这是一条自然法则，“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道家学说的创立和发展，促进了“道”作为事物基本规律性概念在古代科学文化中的广泛应用。古人认为，日月星辰的运行，阴阳寒暑的变化，山川草木的枯荣，家族邦国的兴衰，都具有某种规律性，它们分别被称为“天道”、“地道”和“人道”。

汉代《淮南子·谬称训》认为：“道者，物之所导也，”即“道”引导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由此也可以说“道”是事物运动所遵循的秩序和规律。董仲舒《春秋繁露》指出：“天之道，有序而时，有度而节，变而有常。”汉代郭象也强调：“所以取道，为有序。”[9]“有序”、“有度”、“有常”都是说明天道的规律性内涵。

宋代石介说：“夫三光代明，四时代终，天之常道也；”“五岳安焉，四渎流焉，地之常道也。”[10]张载说：“天地之道，唯有日月寒暑之往来，屈伸，动静两端而已。”[11]理学家程颐更明确地说：“天之法则，谓天道。”[12]这些宋代学者认为，月日经天，江河流地，寒暑往来，万物生灭，都有一定的规律或法则，此即所谓道。这种认识代表了中国古代以道表示自然规律的基本思想。

道作为中国古代的自然规律概念，内涵相当丰富，兹举两例加以讨论。

其一，天地之道，一阴一阳。

《周易》是我国古代富有影响的重要典籍。《周易·系辞·下传》指出：“《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何谓天、地、人之道？《周易·系辞上传》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古人认为，阴阳变化决定宇宙万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一阴一阳是天地万物的根本之道。在古人看来，《周易》作者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因此“《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13]从形式上看，《周易》是卜筮之书，但从实质内容上看，它是运用阴阳概念以思辨的方式讨论宇宙万物运动变化的基本规律，是讨论天地阴阳之道的书。《易传》作者对《周易》阴阳之道所作的阐释和强调，反映了战国古人的阴阳规律观念。

中国古代用阴阳概念说明事物规律的论述很多，除《周易》外，还如《管子·四时》说：“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吕氏春秋·大乐》说：“阴阳变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浑浑沌沌，离则复合，合则复离，是谓天常；”《黄帝内经·阴阳应象大论》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如此等等，都是强调阴阳在事物发展变化中的决定作用，都把阴阳作用看作天地万物之道。阴阳是中国古人从大量事物中抽象概括出的一对自然哲学范畴，表示决定事物发展变化的两种根本因素或属性。

其二，天地之道，极而反，终则始。

我国古人发现，事物发展到极端就会走向其反面，最终完成一个循环运动，这是一种自然规律。《周易·泰卦》说：“无往不复。”“复”是反本复初，更新有始，表示事物的循环运动。《老子》说：“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老子认为，万物的生死变化都采取原始反终，复归本根的形式，这是自然常规。事物盛极而衰，终则有始，这是自然万物生生不息、变化发展的普遍形式和基本规律。中国古人对此有着广泛地认识。《管子·宙合》明确指出：“天道之数，至则反，盛则衰；”《庄子·则阳》强调：“穷则反，终则始，此物之所有；”战国军事家吴起说：“夫道者，所以反本复始；”[14]《荀子·王制》也指出：“万物始则终，终则始，与天地同理；”《吕氏春秋·似顺论》也强调：事物的发展变化“至长反短，至短反长，天之道也；”《淮南子》也认为：“天地之道，极则反，盈则损；”《老子帛书·四度》说：“极而反，盛而衰，天地之道也。”这类论述在古代文献中还可找出许多，它们都表达了古代对物极必反、原始反终的规律性认识。

由上述可见，“道”具有明确的规律性内涵，是中国古代重要的自然规律概念。古人认为一阴一阳谓之道。阴阳代表一对决定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本因素，二者既对立又统一。因此古人所说的阴阳之道，很接近于现代所说的对立统一规律。古人反复强调物极必反、原始反终的观念，这种观念揭示了事物的循环发展规律，也含有朴素的辩证认识思想。这些都表明，虽然“道”的规律性内涵仍是宽泛的，一般性的，但却比“常”的规律性内涵更为明确，反映了我国古人关于事物规律性认识水平的提高。

三、万物之理

“理”也是中国古代一个内涵丰富的重要概念，其基本含义为治玉、治理、文理、条理、道理等。因此古人常用其表示事物的道理和规律。《周易·系辞上传》说：“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即指万事万物的基本道理。《管子·四时》有：“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古人把阴阳变化看作天地万物最大的道理，“大理”也即基本规律。《孙膑兵法·奇正》说：“天地之理，至则反，盈则败；”其中的“理”即指事物循环变化的规律性。《庄子》中有多处讲到“理”，如《秋水》篇有“明天地之理”、“论万物之理”，《刻意》篇有“循天之理”，《知北游》篇有“万物有成理”、“达万物之理”，《则阳》篇有“万物殊理”，《天道》篇有“顺之以天理”等等，其中的“理”都有自然规律的含义。

在古代科学认识活动中，人们常用“理”表示事物的道理及其内在必然性。战国秦汉时期，古人对乐器共鸣、磁石引铁、琥珀拾芥、湖汐涨落以及水生动物生理变化与月相变化同步等自然现象进行了大量观察和思考，认为这些现象都是事物之间相互感应的结果，符合自然常理，有其必然性。对于这类现象，《庄子》用“固天之理”加以解释；唐代孔颖达用“冥理自然”予以说明；[15]宋代陈显微认为其中的“隔碍潜通之理，岂能测其端倪！”[16]清代俞思谦则认为，物类相感“皆理之常，无足多异。”[17]虽然古人未能正确说明关于这些现象的具体道理，并且有人认为其理深奥、难以认识，有人认为其理常然、无足多异；但大家都承认其中含有一定的道理和必然性。这同样反映了古人的自然规律意识。

宋代学者对万物之理的强调最为充分。程颢程颐指出：“凡眼前无非是物，物物皆有理。”[18]欧阳修强调：“万物有常理。”[19]王安石认为，万物春夏生长，秋冬凋零，是“物理之常”。[20]沈括认为，十二律相生，“听其声，求其义，考其序，无毫发可移，此所谓天理也。”[21]这些都反映了古人以理表示事物的道理或规律的思想认识。

古人认为，“理者，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22]理是事物的道理或必然性。“物无妄然，必由其理。”[23]宇宙万物各有其道理和规律。正所谓“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24]人类认识事物，就是要“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24]认识万物之理，就能对其“统之有宗，会之有元，故繁而不乱，众而不惑。”[23]我国古代一直重视对万物之理的认识。从先秦儒家主张“致知在格物”，到宋明学者提出“格物穷理”，都是强调认识物理的重要性。

在中国古代科学文化中，理具有规律性内涵，但在表示自然规律方面，理与道是有区别的。《庄子·则阳》说：“万物珠理，道不私。”义即万物各有自己的特殊之理，但道则是普遍的，是行于万物、统会一切殊理的大理。关于理与道的区别及联系，《韩非子》论述的最为透彻，其中《解老》篇指出：“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万物之所以成也。……万物各异理，而道尽嵇万物之理。”韩非子视道为万物存在的共同根据和普遍规律，视理为具体事物的形态特征和特殊规律；认为具体事物各有其形态及属性差异，其具体规律也各不相同，因此，“万物各异理”；道作为万物的普遍规律，与万物的特殊规律相一致，所以说，“道尽嵇万物之理”。韩非子对道和理的区别，反映了战国后期古人对事物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初步认识。这种认识被后人所继承和发展。南宋朱熹说：“道是统名，理是细目；”“道字宏大，理字细蜜。”[25]明末王夫之也认为：“道者，天地人物之通理也。”[26]这些论述都说明，道是一般，理是个别，二者表示事物不同层次的规律性。

理所具有的规律性内涵及其与道的区别，表明我国古人已基本认识到宇宙万物具有不同层次的规律性，反映了古代自然规律观念的发展。

四、自然之数和自然之则

数是事物量的量度，是事物数量属性的反映。由于事物的数量变化有一定限度，超过限度即会引起性质变化，成为新的东西。因此事物的数量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事物的基本属性或变化规律，给人以必然性的感觉。基于这种认识，中国古人也用数概念表述事物的必然性或规律性。

《尚书·大禹谟》记载舜对禹说：“天之历数在汝躬。”其中“历数”是历运之数，指天象季节变化所显示的必然性。《管子·重令》有：“天道之数，至则反，盛则衰。”“天道”是自然规律，“天道之数”指自然规律表现出的必然性。《荀子》说：“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其中“常数”是指与“常道”对应的地的运动规律。《淮南子·原道训》指出：“万物之至腾踊欷乱，而不失其数。”汉高诱对此作注时认为，“不失其数”即“各应其度”。此处“数”是指事物运动变化的限度。

古人认为，“天道之动，则当以数知之。数之为用也，圣人以之观天道焉。”[27]事物运动的某些规律性可以通过其数量的变化表现出来，因而由数可认识事物的有关属性和规律。《淮南子·本经训》指出：“天地之大，可以矩表识也。星月之行，也以历推得也。雷震之声，可以鼓钟写也。风雨之变，可以音律知也。”矩表可测知天地之大，历数可推算日月之行，音律可测度气候之变，钟鼓可模仿雷震之声。在这些活动中，古人主要是利用数量关系去认识事物的性质。我国在战国时即发现了乐器共鸣现象，由于古人不了解其中的道理，长期对之有神秘感。针对这种情况，董仲舒指出：“五音比而自鸣，非有神，其数然也。”[28]他认为，宫商角徵，羽同声相应，是由其“数”所决定的。这个“数”即表示乐器共鸣现象的内在道理和必然性。古代的天文观测和历法推算，是以数认识事物运动规律的典型例子。古人认为，天体运动的快与慢、显与隐等都“有形可验，有数可推，”“非出神怪。”[29]唐代刘禹锡强调：“夫物之合并，必有数存乎其间焉。”[30]清代颜元认为，宇宙间气机消长、万物流变，都是“理数使然”。这一切都说明，数也是古人用以描述事物的必然性和规律性的一个基本概念。

“则”同样是我国古代经常使用的一个表示事物法则或规律的基本概念。《诗经·大雅》有“天生zhēng＠①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汉代毛亨注曰：“则，法；彝，常；懿，美也。”把“有则”与“秉彝”联系看，其中的“则”应有规范、准则、法则之义。《管子·形势解》指出：“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古今一也。”“常”和“则”是天地变化过程中显示出的不变性，即某种秩序和规律性。《管子·七法》也强调：“未尝变也，谓之则。”《易经》有“乾元用九，乃见天则。”“天则”即指自然法则。汉代贾谊在讨论天地万物演化过程时曾问道：“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则？”[31]这里的“常则”当指天地造化、万物生灭的基本秩序和规律。《后汉书》张衡传有：“经纬历数，然后天步有常则。”其中的“常则”也是指规律性。

“则”与“法”合成“法则”一词，在古代也较常用。《管子·七法》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显然，法是古人制定的衡量标准，人们必须遵守这种标准才能正常进行有关活动。在此基础上，古人常用“法则”表示社会活动的规范和自然事物的规则。前者如《荀子·王制》有：“本政教，正法则，兼听而时稽之……冢宰之事也；”《荀子·王霸》有：“加义乎法则度量，著之以政事；”其中的“法则”均指有关社会活动的规则。后者如《庄子·山木》说：“物物而不物于物……此神农黄帝之法则也；”《周易程氏传》也说：“天之法则谓天道；”其中的“法则”均指自然事物的运动规律。

古人以数和则表示事物的必然性和规律性，同样反映了中国古代对事物规律性的认识。类似概念还有一些，此不俱述。

我国古人不仅认识到事物是有规律的，而且反复强调认识和利用自然规律的重要性。《老子》指出：“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庄子·渔父》也指出：“道者，万物之所由也，……为事逆之则败，顺之则成。故道之所在，圣人遵之。”人类认识了事物的属性和规律，就能有效地用其为自己造福；了不解事物的规律，胡作妄为，则会导致失败，甚至造成灾难。《管子·形势解》认为，如果人的行为“上逆天道，下绝地理，则会造成，天不予时，地不生财”的恶果。因此认识和遵循自然规律对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所以古人强调要“行天道，出公理。”荀子指出：“大天而思之，熟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熟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32]面对威力无比的自然界，敬畏它，赞颂它，被动地因时守节，期望物产自然丰富；如何生动地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制天命为我所用，使贤骋能，积极创造财富。荀子并且指出，人类有认识和驾驭自然的能力，“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32]因此人类也有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即所谓“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二，则天不能祸。”[32]既承认自然规律的客观性，又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积极利用自然规律为人类造福。荀子这种科学认识思想是十分可贵的，代表了中华民族积极有为、勇于进取的精神。这些论述表明，中国古人已认识到遵循自然规律的重要性，具有很强的顺应和利用自然规律的意识。重视探索自然规律，自觉遵循自然规律，积极利用自然规律为人类服务，主张制天命而用之。这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的重要思想观念，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五、结语

由上述分析可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其一，中国古代很早即有明确的自然规律观念。“常”、“道”、“理”、“数”、“则”等一系列具有一定程度规律性内涵的概念在先秦的产生和广泛运用，即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其二，中国古代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总体上是初浅的、经验性的。我国古人虽然很早即认识到天地万物各有其故，各有其必然的道理和基本规律，树立了明确的自然规律观念。但对天地万物之道、之理、之数、之则的探讨却不够深入，对这些规律的具体内容认识不足，长期停留在初浅的经验认识水平上。正因如此，古代许多关于事物规律性的陈述都是“但言其所当然，而不复强求其所以然。”[33]

其三，中国古代的自然规律观念是建立在朴素的经验认识基础之上的。按照李约瑟的说法，如果说由于受神学观念的影响，西方古人把自然法则或自然规律看作是上帝赋予宇宙万物的，是外在的；那么中国古人则把自然规律看作事物自身所固有的，是内在的。中国古人认为，自然万物“普遍的和谐并不是来自某个万王之王在上天命令，而是来自宇宙万物遵循其自身本性的内在必然性而实现的自发的协作。”（[1],596页）正是在对事物长期观察认识的基础上，我国古人逐步发现“天行有常”、“物物有理”，自然万物的运动变化遵循一定的内在规律性。因此，中国古代自然规律观念的建立，是古人对宇宙万物长期认识和探索的自然结果，与宗教神学无关。

有无明确的自然规律观念，是衡量古代一个民族科学认识水平和文明程度的基本标志之一。中国古代关于自然规律的认识，是与其悠久而发达的古代文明相一致的。不可想像，一个古代科技文明先进的民族会缺乏对自然规律的基本认识。

【参考文献】

[1]　李约瑟(j.needham)：《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第551页，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2]　《诗经·唐风》。

[3]　《国语·越语》。

[4]　《春秋左传正义》卷四十八。

[5]　《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十八。

[6]　《荀子·天论》。

[7]　《吕氏春秋·不苟论》。

[8]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9]　《庄子注·天道》。

[10]　石介：《徂徕先生集·怪说上》。

[11]　张载：《横渠易说·下经》。

[12]　程颐：《周易程氏传》卷一。

[13]　《周易·系辞上传》。

[14]　《吴子兵法·图国》。

[15]　孔颖达：《周易正义·乾卦》。

[16]　陈显微：《古文周易参同契笺注集解》。

[17]　俞思谦：《海潮辑说》。

[18]　程颢：《河南程氏遗书》卷八。

[19]　《欧阳文忠公集·笔说·物有常理说》。

[20]　王安石：《老子注辑本·天地不仁章》。

[21]　沈括：《梦溪笔谈·乐律》。

[22]　王夫之：《张子正蒙注·至当》。

[23]　王弼：《易略例》。

[24]　《庄子·知北游》。

[25]　《朱子语类》卷六。

[26]　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太和》。

[27]　《旧五代史·历志》。

[28]　《春秋繁露·同类相动》。

[29]　祖冲之：《辨戴法兴难新历》。

[30]　刘禹锡：《天论》。

[31]　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古代基本文学常识范文第7篇

作为广义的概念，诗歌在中国古代涵盖了古诗、词、曲、民歌等内容。从认知、能力、素质三方面的教学目标来说，古诗、词、曲的实现途径和效果是基本一致的。对这一部分内容，我们设计了三个实践教学目标：识记、背诵名篇；理解、鉴赏古诗；对古诗进行文本解读、设计教学方案并付诸实践。下面依次谈谈具体操作。

1.识记与背诵。在本专业的培养方案中，职业及专业技能训练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所有本专业的学生在入学初就按学号顺序划分为若干小组，每组最多10人，安排一名指导老师，按照系部制定的职业及专业技能训练方案在两年理论学习同时对学生进行技能训练。本课程的实践教学也依赖于这一前提，二者紧密配合，互为体系的组成部分。一定阶段的内容结束后，老师给出必背篇目，每个小组的成员到本组小组长那里背诵过关，小组长做出详细记录并评分；小组长集中到学习委员那里过关并评分；学习委员的背诵情况则由任课教师直接负责。同时，老师在课堂上会进行不定时不定人数的随机抽查背诵，抽查到的同学的背诵情况若与小组长记录情况不符，本组同学需抽时间接受学习委员的检查过关。这种方法比之期末试卷中的填空默写更能落到实处。此外，职业技能训练中每学期都有古诗背诵的任务。

2.理解与鉴赏。这一目标和实践任务安排在第二学期专业技能训练中的“文学作品欣赏”中，学生对给出的古诗篇目进行鉴赏，写出书面的小文章，同组成员间互相交流，老师评改。

3.古诗解读、讲好一首古诗。古诗解读安排在第三学期专业技能训练的“文本解读”中，学生从分析文本的角度写出书面的文章，小组交流教师评改。诗歌部分结束后，安排时间由各组准备教案，选派一人在课堂上讲一首古代诗词。

4.在识记、理解、鉴赏、深入认识之后，分班组织古诗词朗诵会，使学生对古代诗词有一个感情上的升华。给出一定的准备时间，期间参赛选手可以请老师指导。班委做好会务工作。朗诵完毕，由学习委员、普通同学、老师组成的评委评分并确定名次，给出相应的奖励。通过这样扎实的过关，到综合性活动朗诵古诗词、讲一首古诗词的时候，学生基本上可以表现的游刃有余，也为他们今后在中小学课堂上讲授古诗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散文部分

古代散文一个是语言的隔阂，一个是与政治、道德的紧密联系，都使得学生学起来比较费劲。而要集中在课堂上去疏通文意，再去理解、分析文章，是很不现实的。因此需要学生在课前利用课余时间去自主学习，搞清楚文中的字词、特殊用法、句式等，大体上搞懂文章的字面意思。课堂上，大家先互相汇报自主学习的成果，然后再分小组讨论文章的主题、写法、结构等。

1.课前预习。在每次课前一周布置预习内容，包括文学常识、文言字词读法意义、文章大意结构以及相关的问题。学生自己利用工具书、网络等自主学习，并分组整理学习成果。

2.汇报学习成果。用一堂课时间让学生分组解决上述基本问题，采用面对全班讲解的方式，过后老师不再重复，只对缺漏的部分做出补充。

3.提高与升华。解决基本问题之后，针对选文中涉及的观点提出一些问题进行讨论、论辩，如王安石在《读孟尝君传》中认为“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得一士”就可以称霸天下，让学生结合战国历史对这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培养学生善于发现问题、树立自己观点并证明自己观点的思辨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另外，学生口头讨论之后，形成文字，在此过程中学习古人立论的构思和写作技巧。散文部分的实践性学习可以充分发挥学生自主学习、探究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并点燃他们对古代文化的兴趣，同时能够锻炼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口语表达。课堂气氛也从之前老师一言堂时的沉闷而变得比较活跃。

三、小说与戏剧部分

小说和戏剧都属于叙事性文体，很多古代的小说和戏剧也都搬上了现代荧屏。但总体来说，学生在这两个方面的基础仍然有很大差距。因此，在具体操作方面，有细微的差别。

1.小说

唐传奇、明清小说的故事是学生之前都有一定了解的。因此很大一部分内容基本上交给学生自主学习。大家互相讲一讲小说所写的故事、对人物的看法以及对主题的讨论，自由发表观点。老师只对一些重要的文学常识和主题趋向进行总结和点拨。这样就有效利用了学生已有的知识积累，也避免了在课堂上占用过多的时间去叙述故事情节，更重要的是学生感觉到自己参与其中了，会增强他们进一步学习和探索的兴趣和动力。

2.戏剧

戏剧部分是整个古代文学中比较难的地方，同时也是学生基础比较薄弱的地方。虽然它与现代影视在性质、作用上有一致之处，但因为年代久远资料缺失，学生很难直观地去把握古代戏剧的真正面貌。所以在进入这一部分之前，先放映电影《霸王别姬》，里面有许多古代戏剧唱段、扮相等，虽然主要是京剧，但已经足以让学生对古代戏剧有所认识了。看完之后，就结合影片内容讲解古代戏剧的一些常识，并让学生写观后感。

3.综合性实践活动

小说、戏剧部分结束以后，布置学生按照分组，每组同学选取古代小说或戏剧中的某个片段或场景，自编自导自演一个小的舞台剧。给出一定的准备时间，然后在班上表演并上交剧本。学生通过选题、改编、分派角色到具体揣摩人物的语言、动作乃至心理活动，不止对戏剧和小说的文体性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而且对古老的文化有了更进一步的亲近感。

古代基本文学常识范文第8篇

[中图分类号]K27[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457—6241（2012）20—0066—03

为提高高等学校中国古代史教学水平，改进中国古代史教学内容与方法，总结中国古代史教学经验，共商中国古代史教学改革发展大计，2012年6月30日至7月2日，由西北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史部级教学团队和《历史教学》编辑部共同主办的“中国古代史教学改革高层论坛”在兰州召开。来自台湾东吴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厦门大学、吉林大学、兰州大学等高校和《历史教学》编辑部的6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论坛。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就原始文献阅读、教材编写、教学方法改进、中国古代史教学与地域历史文化的结合等问题展开广泛、深入的探讨，展示了各校在中国古代史教学改革中的亮点，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一、文献阅读与教学模式的改革探索

史料阅读能力是历史学本科生综合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南炳文教授在《中国古代史教学中应重视基本原始文献的学习》中认为：在中国古代史教学中加强基本历史文献的学习，可以使学生接触到原汁原味的文献；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更应重视原始文献的研读，不能仅靠输入一两个关键词来搜集材料。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周国林教授在《试论“中国古代史”与“中国历史文选”教学的关系》中指出，历史文选在中国古代史教学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以具体史料来反映古代历史的进程和历史细节，以原典反映思想史脉络，以文献记载反映制度史源流，历史文选课讲授时应补充文化史常识，以弥补中国古代史教学之不足。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杜常顺教授在《中国古代史教学中学生阅读及写作基础能力培养问题》中认为，基本史料的阅读可以使学生对中国古代史有关的基础史籍和史料有更加感性的认识，加深学生对所学内容的了解和认识，不断积累的阅读量，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解决古籍阅读的能力问题。

教材建设是中国古代史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宁欣教授在《中国古代史教学与教材建设》中认为：中国古代史分阶段、分层次教学，为教学与编写教材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新的挑战；在教材建设中，要做到教材、教学参考资料和教学指导书三位一体，编写适应时代需要和学生欢迎的新教材是中国古代史教学改革的重要课题。

关于教学模式问题，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苗书梅教授和展龙副教授在《高校中国古代史研究型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中认为：在中国古代史研究型教学模式的实践过程中，必须坚持以知识教育为依托，以能力培养为主要内容；坚持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师生互动，共同探讨等多种教学形式；坚持在教学中贯穿问题意识、开放意识、创新意识。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杨惠玲副教授在《高校“中国古代史”课程教学模式与方法探讨》中认为：“研究性教学”教学模式要求在教学中引进学术研究的因素，通过阅读、思考、表述等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强调学生的自主学习，注重培养学生的科学研究能力。展龙副教授在《高校历史专业本科生导师制的理论与实践》中认为：在本科生导师制实施中，责任要明确，用信任建立良好的导学关系；工作要到位，用制度保证导学的正常开展；方法要得当，用沟通指导学生的人生规划。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刘祥学教授在《基于网络的（中国古代史）知识检测系统开发应用与实践》中认为，结合专业特点开发专业知识的自动检测系统，吸引学生积极参与，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兴趣，进而拓展教学内容，推动中国古代史教学改革不断深入。

如何改革课堂授课方式，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编排历史课堂小剧是一个新颖的探索。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牛宏教授在《关于历史课堂小剧的实践和创新》指出：历史课堂小剧的作用在于丰富教学形式，活跃课堂气氛；深化对学习内容的认识和理解；锻炼了学生的写作、编排、表演、朗诵、协调等多种能力。

二、中国古代史教学方式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古代基本文学常识范文第9篇

《古代文学》是汉语言文学专业一门传统核心课程，在多年教学中形成了自己的教学模式。但近几年来随着社会形势和人才需求的变化以及学科的发展，传统教学模式已经不太适应新时代人才培养的要求。本文以问卷调查分析为基础，深入分析了《古代文学》教学过程的现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古代文学》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些思考和建议。

一、《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现状分析

为了深入了解《古代文学》教学的具体情况以及学生对待《古代文学》课程的态度和要求，笔者在2012年9月针对本校文学院2011级汉语言文学专业两个班的60名学生就《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开展了问卷调查。共派发问卷60份，回收60份，其中有效问卷56份。现将调查结果汇总如下。

（一）关于课程重要性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兴趣和思想上的重视是学好一门课程的前提和基础。本次调查首先了解了学生对《古代文学》在中文专业学习中重要性的认识情况。在这个问题上，56名学生中，有22人选择了重要，占比为39%，而32人选择了一般，占比为57%，还有2人选择了不是很重要，占比为4%。61%的同学认为《古代文学》课程对于学习其他专业课程来说一般或者不重要，这比例明显低于以往学生对这门课程的重视程度。调查结果表明现在学生对《古代文学》课程的认同程度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在当今社会时代背景下，《古代文学》与时代的疏离使得学生课程意识边缘化，这是非常值得任课教师关注和思考的一个问题。

（二）关于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是指教学活动预期达到的结果，也是教师完成教学任务所要达到的要求和标准。在我们有关“您认为的古代文学最根本的教学目标是什么”的问题中，有19人选择了“了解中国古代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环境、文学特点以及发展概况”，占比34%；有19人选择了“更好地继承和发展古代文学的优良文学传统，光扬古代文化”，占比34%；还有13人选择了“提高文学修养”，占比23%；有4人选择了“了解古代仁人志士的优秀道德品质，更好地为自己修身养性”，占比7%，还有1人选择了“增强民族自豪感”，占比2%。

从问卷结果来看，有三分之一学生（19人，占比34%）将自己的选择集中在了“了解中国古代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环境、文学特点以及发展概况”这个选项上。事实上学生的选择是符合《古代文学》这门课“授业”基本目的的，但是对知识简单、功利地对待从另一方面反映出现在学生对古代文学和文化丧失了以往学生拥有的热情，在这门课程中多属于被动接受。这种认识和心态必然会影响学生学习《古代文学》的动力。因此教师在教授这门课程时，应不只囿于传授课本知识，而从弘扬古代文化、提高自身修养等方面提升学习《古代文学》课程的意义。

（三）关于教学方法

教师的教学方法是学生学好一门课程的基础。对《古代文学》教学方法的调查，我们主要从授课形式、授课内容等方面进行了调查。具体情况如下：

在授课形式上，有22人选择了“老师出示议题，学生准备材料，课堂讨论”，占比39%，18人选择了“学生自学为主，老师点拨、答疑”，占比32%；只有12个人选择了“以教师授课为主”，占比为22%。结果表明71%的同学不喜欢传统的以教师为主的上课形式，更喜欢师生互动，共同完成授课。在师生互动学习的过程中，课堂讨论方式更受学生喜欢。另外，教师在授课过程中，是否应该使用多媒体呢？有45人选择使用多媒体教学，这其中13人选择了非常希望使用，32人选择了希望使用。这两部分占比达到了80%，这表明绝大多数学生还是希望教师在授课过程中使用多媒体进行教学，这正是时代对教学提出的新需求。

在授课内容上，有28人希望教师在授课过程中根据教师爱好对教材重新取舍，并讲授自己研究成果，占比达到了50%；也有14个学生在教学中喜好考据、训诂，占比25%。而只有7个人希望按照教材体系完成教学，占比仅为13%。这表明，绝大多数同学不喜欢教师按照传统方法，根据教材体系按计划完成教学。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应该根据自己的专长，对教材内容有所取舍。

（四）关于考核

对于考核，主要集中在是否该有考核以及具体形式等问题。针对是否喜欢闭卷考试这个问题，36人选择了不喜欢，占比64%，而20人选择了喜欢，占比36%。这表明很多学生不喜欢闭卷考试这种形式，这种选择也许因为闭卷考试对于学生来说有一定的难度，但另一角度也表明《古代文学》的考核形式相对较为单一，可以作更多形式的尝试。

对于考试内容，50人选择了基础知识和能力分析相结合，占比89%。这说明在学习古代文学的过程中，绝大多数学生愿意理论与应用相结合，在打好理论基础的同时提高自身分析问题的能力。

二、古代文学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通过上述问卷分析，我们发现，《古代文学》这门课程在教学过程中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课程意识的边缘化

在当今市场经济体制的就业压力和功利思想影响下，许多学生都对古代文学课程持学习无用论。上述调查分析中，有61%的学生认为古代文学课程作为一门文学专业的基础课，其重要程度仅仅是一般甚至是不重要的。这说明，在文学日益边缘化的今天，古代文学已经不再是强势课程，它的重要性最多只停留在中文专业的教学大纲或教师苦口婆心的教育上。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古代文学》的课程意识大大地边缘化。

（二）教学目标过于功利

在上述分析中，我们还发现，学生对古代文学的教学目标并不明确。大多数同学认为古代文学的教学目标仅仅是为了了解中国古代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环境、文学特点以及发展概况。这种认识较为狭隘，或者过于功利。抱着这个目的去学习古代文学，学习积极性必然不高。另一方面这也说明了古代文学的任课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忽略了向学生阐述教学目标，或者在阐述教学目标的过程中，并没有将教学目标高度化，而仅仅停留在向学生简单传输知识的基础上。这对学生学习古代文学来说是非常不利的。

（三）教学方法因循守旧

古代文学教学一直是传统的教学模式，即使现在引进了多媒体教学手段，但仍以灌输式的培养模式为主。教学过分强调单方面的传授和知识的完整性，学生一直是被动地接收呆板、固化的知识。教学也很少注重古代文学与现代社会的关联，以及古代文学知识的现代转化等问题。在对学生的调查中，71%的同学不喜欢这种传统的以教师为主的上课形式，更喜欢师生互动，共同完成授课。因循守旧的教学模式在激发学生主动的学习兴趣，和激发学生创新思维方面确实存在很大的不足和缺陷。而且由于教学思维模式的固定化，大多数教师未意识到这一点，教学理念趋于保守，大多不能与时俱进。

（四）考核评价机制单一

古代文学作为中文专业的一门核心课，一般都在期末以闭卷考试的方式来评定学生成绩，现在虽然引入了平时作业等其它式样的考核方式，但多流于形式。考核评价机制过于单一，不能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或者真正起到考察学生知识掌握程度的目的。过分单一的闭卷考核方式只会导致学生为应付考试对所学知识只是死记硬背。更麻烦的是，这种单一的考核方式在考试的内容选取上主要是以基础知识的识记为主，缺乏对学生分析能力的考核，不利于学生自主创造性的提高。

三、建议与对策

（一）更新教学理念

《古代文学》课程历史长、基础厚、学术氛围相对凝固。新时期的《古代文学》教师必须更新教学理念，把教学立足于当代的人才培养要求，并树立起新的师生观。除知识传授外，《古代文学》教学还应交给学生什么，这应成为教师上课前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

笔者认为，在当今时代背景下，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必须让学生树立文学作品的典范意识，明白文学经典的意义，并强调博古通今、古为今用的意识，这样就破解了“古代文学无用论”的观点。其次从古代优秀作品和人物所体现出的高尚品德对学生进行德行教育，让学生明白古代文学正是中国文化血脉所在的意义。教学中教师还应建立起实践观念，让已远去的文学形式重新散发出鲜活的时代魅力，学生的模拟和创作可以去掉学生与古代文学之间的隔膜，从而提高学习兴趣。

（二）改变教学内容，明确教学目标

《古代文学》博大精深，讲授时间跨度长达三至四个学期，涉及知识面广，领域宽。在授课过程中，教师应该首先向学生讲授清楚《古代文学》的教学目标。我们认为，之所以很多学生对《古代文学》的教学目标不明确，与《古代文学》传统的教学方式有关系。传统《古代文学》最好的教学方式是“线”“点”“面”结合的视野和思路。这种教学方式最大可能地实现了几千年庞杂知识的梳理和传授，但是却存在一个最大弊病，即忽视了学生的感受和时代的需求，使得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产生了错误的想法，认为《古代文学》的教学目的仅就是了解、接受几千年来的文学知识，而这种接受是非常机械、固化的。

因此，为了明确《古代文学》的教学目标，应该对《古代文学》的传统教学内容进行改革，教学过程中转变以往以史讲授为主的方式，而将教学重点放在具体古代文学作品的理解、认知和把握上。因为作品才是构成文学史最真实、最本始的东西，以作品为主的教学内容也是对文学史本来面目的还原。而对作品的直接拥抱，可以增强学生对文学史的直观和感性认识，转向素质教育。即在不同朝代、不同题材选择合适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在作品解析中，折射概括出朝代文学特点及文体特征，以感性的理解代替空泛的史的知识。或者以文体流变为主线，贯穿时代讲解知识，这样更容易让学生形成文学史的认识。这些教学方式也更有利于古代文学知识的现代性转化。

（三）改革教学方法，优化教学过程

在明确教学目标，把握教学内容和学生特点的基础上，形成古代文学新的教学方法。

1.教师讲授与学生讨论相结合。调查结果表明，68%的同学希望一节课应该由教师的教授与学生讨论组合而成。因此，应该改变教师满堂灌的教学方式，提高教学中学生的参与意识。课前可将学生分成若干学习小组，针对教学具体内容，在课前布置相关思考题目，或将教学内容解析成一个一个的问题，让学生在查阅资料的基础上，通过课堂小组讨论，在观点争鸣中得出他们自己的结论和看法。或者让学生一起解析作品，自己梳理文学史知识。这种探究式的学习方式，不仅能强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深化学习内容，而且可以拓展学生思路，增强学生的科研能力、创新思维的培养。但这要求教师必须加强对学生学习自主性的引导和监督。

2.作品学习与人文修养相结合。作品的学习不仅是掌握古代文学的教学知识点，更应该将古代文学作品的表达经验和基本的人文精神挖掘和传达出来。教师有责任教会学生如何欣赏优秀的古代文学作品，提高学生的人文修养，真正体味到经大浪淘沙后留存下来的古代文学精典之美。如研究诗歌的教师，在学习诗歌时，教学重点更在于与学生一起体会蕴含于诗中的情之美、文之美等。传授的教学知识是生硬的，但教师教学是灵活的。在教学中，教师可以将文学与艺术的表达方式结合起来，如古诗的演唱、吟诵，作品的书法演绎，人物及作品的戏剧、小品演出，作品的改编，乐器的演奏等等。文学艺术本来相通，这些教学方式可以让学生与几千年前的作者和作品形成理解并产生共鸣，让生硬的知识变成生动的再现。但是这种教学方式对老师提出了极大的考验，或参与表演，不能参于表演的老师也要有着艺术的感知和对学生的有效引导。

3.知识传授与学术培养相结合。在对学生的调查中，笔者发现，50%的同学希望教师在教授课程的过程中，结合教师的研究成果，将教师的研究成果与知识学习结合在一起。一方面可以让学生与教师加强了解和交流，一方面可以让学生了解当代最新的学术成果和学术动向，并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和学术意识，让学生学会带着问题去学习，深化所学知识。

（四）完善评价考核机制，实现考核多元化

考核机制单一化一直是古代文学课程的一大弊端，这也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积极性不高的一个原因。因此，完善评价考核机制，实现考核多元化是古代文学课程改革的当务之急。

1.调整闭卷考试内容。传统的古代文学考试主要以死记硬背的基础知识为主，基础知识固然重要，但是这种考试内容比较单一。因此应该将基础知识的掌握与能力分析的考核结合起来，这样既可以考察学生对基本知识的掌握，也可以锻炼学生的分析能力以及对理论知识进行应用的能力，如增加材料分析题、作品解析题、观点辨析题等考试内容。

2.丰富考试模式。可以将创新表演记入期末成绩的考核要点之一，完善评价机制，激发学生的创作动力和学习兴趣。甚至可以将学生模拟古代文学形式创作的古典诗文词曲等作品作为学生通过文学史考试的标准。建议成立一个由专业教师组成的考核小组，对学生提交的自创作品进行评估。当然考试形式的改革不是一个任课老师所能做到的，它更需要相关职能部门如教务处、学院领导的肯定和支持。

《古代文学》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传统核心课程，在当今社会，任课教师应该结合社会对人才培养的需要，以及课程赋予自身传承中国文化传统的使命，怀着改革的勇气，争取相关部门的支持，进行课程改革，这样这门传统课程才能不脱离于朝代而日久弥新。

（本论文是湖北省教学研究项目成果。项目名称：当今时代背景下古代文学教师面临的挑战及对策研究，项目编号：2012261；当代文化情境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新思路，项目编号：2011243）

参考文献：

[1]潘殊闲.西华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古代文学教学改革问卷调查报告[J].高等教育研究，2008，(9).

[2]陈桂成.古代文学课程教学调查问卷汇总分析[J].玉林师范学院学报，2006，(27).

[3]詹福瑞.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内容改革的探索与实践[J].河北大学学报，2000，（04）.

[4]孙小力.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存在的问题和改革设想[J].中国大学教学，2007，（06）.

古代基本文学常识范文第10篇

关键词：高中历史教学；世界古代史

长期以来，有关世界古代史的教学在中学历史教学中常常被忽视，尤其是在新课改实行前十年，世界古代史的内容几乎已经从各类中学教材中消失，这是令人非常痛心和失望的，也与我们的教学目标相违背。幸好，国家教育部门及时注意到了这一点，在新一轮的课程改革中加入了有关世界古代史的内容，这一方面完善了中学历史教学的知识结构，有利于学生进一步掌握历史发展，特别是世界历史发展的脉络；另一方面也给我们教师带来了新的挑战，如何上好中学世界古代史部分的课程，如何让学生能够从中有所收获，如何让学生在学习的同时，培养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种种挑战也就摆在了我们的面前。

经过了这一段时间的学习和思考，结合我个人的教学实践，我想就以下几个方面谈谈我的认识与想法。

一、如何给学生一个正确的全球史观

在2003年，教育部颁布了《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其中是这样规定的：通过高中历史课程的学习，能使学生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脉络，学习从历史的角度去了解和思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学会从不同角度认识历史发展中全局与局部关系，辩证地认识历史与现实，中国与世界的内在联系。

但是，由于世界古代史在教材中的长期缺失，这种多文明的全球史观一直得不到体现，也使得高中世界史资本主义萌芽的内容异常难讲，因为学生们对西欧中世纪，对世界古代史缺乏必要的了解。

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必须在教学中注重对文明多元性的展示，培养学生们从中国看世界，从世界看中国的意识。

以《必修三》的希腊罗马文化题材为例，在教学中要让学生们明白，随着黑暗时代的过去，古希腊罗马和中国一样，都表现出了在文化上的非凡创造力。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大陆群雄逐鹿，人们的思想得到了极大的解放。私学兴起，百家争鸣，诸子思想文化是东周时期最卓越的文明成果，左传和楚辞则是历史学和文学的瑰宝。与此同时，古希腊人也以崇尚自由、人本观念和民主政治在西方闪耀，其中诞生了德谟克利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优秀的哲学家，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等著名的史学家，欧几里德、阿基米德等贡献突出的科学工作者，这些都影响着西方人的情感理想和信念，为西方人提供了精神的食粮和心灵的归宿，它和中国文明一样的璀璨，一样地影响着世界历史的发展。

同时，在教学中我们还要注意突出这两个文明的比较对这两个文明的比较。例如希腊罗马的城邦民主和秦汉的中央集权的比较，希腊罗马土地制度和中国封建土地制度的比较，希腊罗马哲学和中国诸子百家的比较等，这种比较可以引导出学生对东西方文化差异的思考，引导他们自觉地把古代各国的历史发展与中国古代历史进行对比这样既激发了学生对世界古代史的学校兴趣，引发学生的思考，又打通了中外历史，培养了学生从中国看世界和从世界看中国的世界意识和民族意识。

二、如何个学生一个完整的世界历史脉络

随着课程改革的实行，教材出现了新的课程结构，那就是有特色的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的模式，这一方面突出了课程的专题性，同时也对我们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打破专题的架构，如何给学生一个完整的世界历史脉络，我觉得要解决这个问题，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

首先，必须突出历史发展的继承性和因果关系。还是以《必修三》为例，就西方历史发展而言，古希腊罗马文明和希伯来文明构成了西方历史发展的重要基石，他们为西方甚至世界贡献了影响深远的民主政治、罗马法和犹太教（也就是基督教的前身）。如果再具体到希腊文明的诞生，其源头可以追溯到爱琴文化（岳麓版教材已经有这一方面内容），原始希腊文化和古代东方文化。前两部分构成希腊最古老的本土文化，是希腊城邦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古典时代希腊哲学、戏剧、雕塑、史学与科学技术等的繁荣兴旺正是在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相结合的基础上起步的，后者对希腊文化的影响巨大，许多成果成为了希腊文明发展的因子。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历史发展是有脉络的，有继承性的，我们在教学中必须突出这种继承性。

其次，要突出文化之间的往来，让学生明白文明之间并不孤立。例如，印度的佛教艺术受希腊影响，形成了犍陀罗艺术，这种艺术被佛教带到了中国，间接影响到了中国的佛教艺术。秦汉时期，中国和罗马帝国之间有过往来，公元2世纪罗马皇帝的使节来到过中国。可以说，这些古代文明之间的交流，增进了相互了解的同时，也都为各自文明汲取了新的营养，增强各民族文明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促进的各民族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三、如何在世界古代史教学中陶冶学生的情操

注重课程育人，确立和以人为本的价值观。是中学教育的重要环节。作为承担人文功能的历史教育，在形成正确的公民意识方面，世界古代史的作用难以替代。世界古代史的基本任务在于讲述这一古人类历史99.9%以上时间的人类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知识、过程与规律。可以说，世界古代史自身就是一个闪闪发光的资料库，对实施公民意识教育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古代基本文学常识范文第11篇

培养学生学习古诗词的兴趣

初中课本中的古诗词，文字的语音变迁基本上不大，如今读来朗朗上口，易于成诵，并且，所选诗歌皆为五言、七言律诗、绝句或词，因此，学生在学习这些诗歌时，心里不会有惧怕感，并且自然而然就有了学习的欲望，这是培养兴趣的良好基础。

有了良好的兴趣作基础，教师再作鼓动，学生要记忆背诵书本上的古诗词，是非常容易的。学生有了成功的甜点，工作的第一步也就成功。作为语文教师，就应抓住这一时机，培养学生广泛阅读诗歌的兴趣。我在教授古诗词给学生时，为提高学生的阅读兴趣，除推荐同一作者的诗歌给学生外，还尽可能推荐同题材的诗歌给学生，使之能融汇贯通。引导学生涉猎课本上没有的、新奇的，又是与课本上有联系的、浅显易懂的诗歌，学生不但易于接受，还兴趣大增。这样就自然而然的调动了学生的猎奇欲、求知欲，再加上学生学习诗歌的兴趣基础，学生学习诗歌的浓厚兴趣就不是一句空话。“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有了兴趣，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

合理地发掘诗歌的思想意蕴

中国古诗有，一个优良的传统，即“诗言志”，也就是说，任何是个都要表达一定的思想感情，要么是作者的主观感受，要么是对时代精神的艺术阐发，要么两者兼有。因此，教学生一首诗歌，思想内容的发掘是不可缺少的，也是衡量诗歌教学成败的非常关键的因素。但是，“诗无达诂”，诗歌的思想蕴含往往又是多重的，更是丰富厚重，有超越时空的穿透力。鉴于此，对思想内容的发掘的度的把握，是诗歌教学取得成功的内在因素。发掘过深，学生不知所云；发掘过浅，流于表面，对理解整首诗而言，其实也是不知所云。

介绍一些常识性的古代诗歌知识

古代基本文学常识范文第12篇

高校学生在进入古代文学课堂之前,大多就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古代文学课程相关知识。这种“先在”知识积累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从非正式途径来看,大多与民众对于民族传统文化自觉或不自觉地重视与继承有关;从国家规定的基础教育标准来看,则和国民教育理念中对传统文化愈发重视的趋势直接相关。即使在现代社会,虽然社会形态和思想氛围已经因为近现代以来的多次文化运动而发生了重大改变,但民族文化仍然以其深邃的内涵和强大的生命力深层次持续影响着整个民族的心理架构,并获得了社会范围内的广泛认同。这导致了普通民众中存在着强烈地延续民族传统文化的内在性要求。此要求表现于民众自发性教育及学习行为时,就体现为从精神和知识两个方面的实际传承行为。而又由于古代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又是我国民族文化的主要承接载体,两者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民众的民族文化延续要求就往往突出地表现于对古代文学知识的传承方面。例如,唐诗宋词中的部分名篇已经成为我国儿童启蒙教育阶段的必然内容“,背古诗”有时甚至成为家长教育子女的必然方式。而就当前我国大众性畅销出版物来看,古代文学类相关书籍也成为其中极受民众欢迎的对象。在这种社会氛围中,高校学生必然会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自觉或不自觉地从多个渠道获得了部分古代文学学科相关知识。不过,除个别有意识者之外,这种知识必然会因学习来源的多样化呈现出零碎化倾向。

另一方面,从我国现阶段基础教育发展趋势来看,传统文化已经越来越受到重视。其外在表现之一,就是初高中语文课本中涉及中国传统文学和文化内容的篇目比重明显增加。仅以当前人教版普通高中语文课本为例。此套教材高中版共34个单元,其中涉及古代文学文化方面内容的就占了16个单元,几乎将近整个教材篇幅容量的一半。而就这部分内容所涉及的对象来看,其时间跨度纵贯了从先秦至明清几乎整个中国传统时间段,其文体类型包括了诗词文乃至小说戏曲等古代文学和文化的主要承载体式,其所反映的文化信息更是从表层的生活内容直至时事政治乃至民族思想哲理层面。这些教材内容的编排方式显然是有着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企图在内的。教育部所制定的《语文课程标准(实验)》中对于当前高中语文课程教学的目标及评价标准的表述中就屡屡谈及“,学习中国古代优秀作品,体会其中蕴涵的中华民族精神,为形成一定的传统文化底蕴奠定基础”,并对学生的学习程度作出了具体要求“,诵读古代诗词”“,背诵一定数量的名篇”。很显然,由于中国文化文史哲不分家的传统,文化史名篇往往就是文学史名篇,再加上诗歌本就是古代文学的主要形式类型之一,经过基础教育阶段的学习,受教育者必然会在进入高校课堂之前获得一部分有关古代文学课程的知识。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古代文学内容仍只是基础教育阶段语文课程内容的一部分,这种附属性地位决定了其所传递的学科知识信息仍呈现为非系统性和无序性。如上所述,高校学生必然会在古代文学课程学习方面存在着来源不一的“先在”知识积累。

教学活动是种互动的过程,学生的这种知识状况必然会对教学产生或深或浅的影响。可以说,这种“先在”知识积累既使得大学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具备了一定的展开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课堂互动过程的开展,但另一方面“,先在”知识积累来源中那种无序化和非系统性的积累特征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高校教学活动的顺利进行。首先“,先在”知识积累既使得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具备了一定的实施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课堂互动过程的开展。高校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内容中关于作品的学习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毫无疑问,这些作品中的绝大多数在文学史发展过程中具有极高的声望和重要地位。也正是因此,它们其中的一部分篇目必然也会与基础教育阶段学生所获得知识相关甚至相重合。在这种情况下,学生的先在知识积累必然要对此部分内容的学习及整个课程的教学产生一定作用。就以人教版普通高中教材为例子,由于课本中明确谈到,在对古代文学作品的学习中,学生需要“对作家的艺术个性有一定认识”“,掌握一定古代诗词常识”“,掌握一定文言文知识,培养阅读浅近文言文能力”“,背诵一定数量的古代文学作品”等等。

这些方面能力的培养和知识的积累使得学生在进入高校之前就已经具备了与古代文学学科相关的一定的知识,具备了对古代文学作品的基本认知能力,这无疑能够使高校教师减少部分在基础知识教学方面所花费的时间,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课堂互动过程的展开,这种益处是无庸置疑的。其次,不可忽视的是“,先在”知识积累的非系统性和无序性对于学生“知”、“情”、“意”这三方面的唤起存在着不良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高校教学活动的顺利进行。课堂教学过程是学生的“知”、“情”、“意”被唤起而参与的一种过程。由于“先在”知识积累与学生的情感及知识的联系比古代文学课程教学要早,这种现在的某种程度上固定化的认识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专业教学中情感的顺利唤起和知识的有效深化。高校古代文学教学与民众自发的认识及基础教育阶段的学习不同,其目的,是要让学生对于此门课程获得系统性认知。这种认知过程本就与“先在”知识积累过程中的无序化状态不同。更重要的是,学生在无序化阶段所获得最初印象往往会潜意识影响其学习的兴趣和学习方式,这经常给教师的课堂教学引导增加了难度。

比如,部分学生学习过程中出现了“有句无篇”现象。由于某些文学作品在大众传播中已经耳熟能详,有些名作经过基础教育阶段的学习使得学生对其形成了某种相对固定的印象,这容易导致高校教学过程中对学生的情感认知唤起方面的困难,有些甚至还影响到了对作品的整体性理解和对课程的全面认知。这种状况的出现往往与学生以前学习阶段所造成的认知印象中对作品的某一组成部分过于强烈而形成先入为主的印象、从而阻碍了对作品整体性的认知理解和情感性认同有关。以王安石《书湖阴先生壁》为例。笔者在教学过程中就发现,由于在中学教育阶段,学生的学习重点是在该作品的艺术特色方面,作品讲解的重点就在于后两句“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艺术境界的高妙和对于“护”、“送”两字使用的“精炼巧妙”的理解,这使得很多学生对于此作品的印象多限于此,甚至形成了“前两句仅是后两句描写的基础,并不是很重要”的看法。这种看法无疑割裂了篇目整体,使得学生对全篇的理解支离破碎难以深入。更重要的是,使部分学生在学习古代文学课程时,在理解方法上出现了偏差,即重视单句而忽视全篇,甚至经过教师的再三强调和纠正,仍有学生难以完全摆脱这种认知行为。无可否认,这种现象的出现与我国基础教育阶段应试性教育的束缚有一定关系。本科以前教育中对古代文学作品的解读在很大程度上是某种外在理解的强行灌输,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情感认知往往因之受到束缚,情感进入呈现出缓慢状态。而且,无论是在基础教育阶段还是在日常活动中,学生的“先在”知识积累更倾向于以名篇佳作为中心,具有片段性倾向。

因此,还使得学生容易因为这种先在性印象的过于强烈而冲击对于专业内容系统性的认识。在基础教育阶段,学生的学习对象偏重于对文学大家名家的认知。能进入课本的作家,大多在中国文学史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以人教版高中课本为例,李白、杜甫、王维等这些著名文学家成为首选。而这类作家所能入选课本的篇目,除其艺术性思想性高超之外,也多数与该作品的社会影响力有关。如李白,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无庸置疑,其作品的浪漫主义风格也确实能够代表中国古典诗歌的典范类型,若就李白创作的作品全体而言,能够代表其浪漫主义诗风的作品为数并不少,但通观多年以来的语文课本却会发现,基础教育阶段屡屡出现的,却总是《将进酒》等众耳能详的篇目。这种状况的出现,显然和该作品在中国民众中的广泛号召力有关。很多人未必能够背诵《将进酒》全篇,但“人生得意须尽欢”、“千金散尽还复来”却几乎已经成为民众习用的俗语。课本篇目的选择,必然与这种社会因素有关。民众自发性的知识积累也类似于此。前面已经提到过,对于古典名篇的背诵是民众上下代之间进行文化传承时的最重要方式之一。

那么,所谓背诵对象,必然是具有着巨大的文化影响力。然而,高校教学首现要求的是专业知识传递的整体性,对于某些作品、某些作家或者文学史某个阶段过于强烈的先入为主的印象,无疑都会对课程教学产生一定阻力。再比如“有篇无系统”现象。本科前教育阶段中对文学名篇的认知是学生了解相关学科知识的主要来源,这本身已经使得名篇佳作在学生头脑中形成了强烈印象,而高校中出于培养中学语文教师这一现实性目的,也把对名篇的学习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再加上当前高校古代文学课程的课时又一再被压缩,更使得课程教学重点倾向于最具社会影响力的那部分内容,这容易使得学生对于古代文学课程的学习产生严重偏离:即认为,古代文学课程就是由这些名篇组成。这使得本课程的系统性学习要求得不到足够的重视。所以说,从学生知识积累的角度来看,他们自身现在的以对名篇名作的认识为基础所形成的知识积累结构在无形中对于当前高校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产生了多方面影响,需要予以足够重视。正是由于学生的先在知识积累确实对高校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存在着多方面的影响,因此,在当前进行课程教学改革过程中,就不能不对此因素加以考虑,有效利用其正面影响,消除其不利因素。首先,从古代文学内容设置的调整来看,应根据课程教学的系统性要求,对授课内容的重难点予以妥善安排。

如前所述,由于基础教育阶段的学习偏重于“名篇佳作”,这已经对于高校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产生某些不良的影响。然而,更让人忧虑的是,高校古代文学课程本身甚至还延续了这种偏重名篇佳作的倾向,甚至由此影响了专业知识的系统性传授。“以往的文学史教材有一个共同的模式,就是多突出名家、名著,往往将文学史变成了名著的集成。”[1]虽然在这几年的教学改革中,已经有很多教材编写者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最新的几部文学史和文学作品教材如四川大学中文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室编写的《中国文学》、罗宗强、陈洪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等,均有意识的扩大了对于“史”的过程中的一般性作家的重视。但是,就总体情况而言,由于高校古代文学专业课程课时的普遍压缩,名篇佳作依然占据授课内容的完全中心地位,文学知识的系统性广泛性目标并未能完全实现。在面对这种不利状况进行课程改革时,善加调动学生现有的知识能力以实现课程目标就成为一条出路。尽管“先在”知识积累对于高校授课效果有一定不良影响,但如前所言,其对于学生基础能力的培养仍是有重要作用的。高校教师应该通过对于现阶段基础教育内容的了解,在授课过程中对于内容的详略做出调整,学生曾经接触过学习过的部分内容,可以适当省略或只进行引导“,高校古代文学教师了解中学,首先要尽量避免教学内容的重复。”[2]

古代基本文学常识范文第13篇

论文摘要：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具特色、极具代表性的部分，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作用日益显著。如何介绍这部分中国文化的精髓，本着什么样的指导思想教学，如何创新教学的手段是本文研究的目的。

中国古代文学史是依据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留学生汉语言专业需要而设置的课程。一般在留学生本科四年级讲授。“古代文学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留学生学习这门课程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如何介绍这部分中国文化的精髓，本着什么样的指导思想教学，如何创新教学的手段是本文研究的目的。

一、明确中国古代文学史与外国留学生汉语言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体系

我国现行的外国留学生汉语言专业培养目标要求学生掌握汉语言技能课程、汉语言理论课程、中国人文知识课程、经济管理课程。汉语言技能课程包括综合汉语、汉语口语、汉语阅读、汉语听力、汉语写作、汉语翻译、商务汉语等；汉语言理论课程包括语言学概论、现代汉语、古代汉语、汉字与文化、汉语语法精讲、现代修辞学引论等；中国人文知识课程包括中国概况、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文化概论、中国简史、跨文化交流导论等；经济管理课程包括进出口贸易实务、市场营销学、国际贸易等。通过讲授这些课程力求优化留学生的知识结构，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其中，中国古代文学课主要讲授中国古代文学知识，要求学生大致了解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概况，熟悉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样式、源流变化，以及有代表性的重要作家。要求学生了解、熟悉一定数量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并对古代作品的艺术表现特点有初步认识。在内容安排上以时代先后为序，将中国古代文学分为诗歌（词曲）、散文和小说三大类，突出重要作家作品的介绍，力求突出重点，让学生形象而具体地掌握中国古代文学的基本知识。这门课程能使外国留学生较多地了解中国优秀的文学遗产，提高对中国古代文学的阅读能力，属于提高留学生整体汉语水平的课程，为留学生进一步学习其他文化课程奠定基础。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在进行汉语教授的同时，传播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让留学生在学习汉语的同时，潜移默化地接受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切实提高学生素质，是对外汉语教学的根本目的。

二、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利用现代多媒体技术来表现中国古代文学

对外汉语教学中教授中国古代文学非常具有特殊性——外国留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学知之甚少，或者根本就是一窍不通，想要把精深而悠久的中国古典文化向他们展现开来，得到共鸣，非常困难。所以，当代对外汉语教学应借助现代教育技术的理念，使用多媒体技术向外国学生教授中国古代文学，是切实的选择。

多媒体技术能拓展课堂，丰富教学内容，激发学生的学习乐趣和热情。因此，在进行教学活动的时候，应当尽可能地利用现代多媒体技术来表现中国传统文化。教师应注意搜集和整理有关素材，向学生传播。比如周杰伦的《发如雪》、《台》，林俊杰的《江南》等意境古典、唱词含蓄优美的佳作、香港艺人黄?创作的许多古韵词曲运用得炉火纯青的影视歌曲，教师还可以自己动手创作一些中国古代文学课件。

但是，推行教学手段的改革，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表现中国古代文学应注意适度原则。不能将多媒体的“白板”变成扩大的“黑板”，不能将古代文学课变成影视赏析课。多媒体技术手段只是教学的手段之一，不是教学的目的。一定不能俗用滥用、喧宾夺主。在影视作品的使用中，要注意改编的问题，教师要以文本为主体，处理好原著和改编的关系，切忌以改编代替原著，混淆视听。

三、在古代文学的教学中突出现代思想，体现当代意义

国内对外汉语教学界对古代文学课的定位多是服务于语言的研究，认为对外汉语教学的目标在于培养留学生的言语技能和言语交际技能，古代文学课是为学习语言而设置的课型，将古代文学课边缘化、弱势化和冷漠化。其实，留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学非常感兴趣。国外中文系的课程设置中，中国古代文学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以汉城大学为例，29个课目中与古文相关的课目就有11个。

古代文学课是为了培养学生们讲授、阐释、鉴赏和分析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能力，进而借助文学这一载体传播中华优秀民族文化的专业基础课，它是通过对语言艺术的审美鉴赏进而吸收和理解中国文化，在传授文化知识之外，通过文学作品的内容辐射出中华优良传统的精神内核，通过作家的人格魅力和作品的艺术感染力集德育、智育、美育等多重功能于一身，具有独特价值的课程。对留学生的古代文学教学正是出于这个目的。对教师来说，更重要的任务是如何突出现代思想，体现当代意义，将古代文学课程的讲授真正应用于当代留学生的生活。如何用当代意识去激活古代文学，将“死”的文本还原为活生生的生活，是古代文学教学所面临的问题，也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首要问题。

四、切实处理好文学史与作品选的比重问题

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内容由文学发展史与作品选两大部分组成。如何在教学过程中很好地衔接文学史与作品选的内容，如何具体分配它们在课堂教学中的时间比例，怎样更合理地采用与各自的内容相适应的教学方法是教学的重中之重。不能只讲作品，不讲文学史，也不能只侧重文学史。目前此方面教材很少，笔者建议选择中国人民大学对外语言文化学院主持编写的“对外汉语教学· 中国文化系列”教材。该教材收录了从先秦至明清的文学作品二百多篇，涉及到散文、小说、诗歌、赋等多种体裁。每篇作品后面都有详尽的注释，以便于留学生理解。书中还对每个时代的文学发展情况进行了概述。该书适合中级以上汉语水平的外国留学生学习或自读，也是普通高校大学生学习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参考资料。

总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是一项非常复杂、具有很大难度的工作，它要求教师不仅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灵活的现代意识，同时还必须具备高度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必须熟练地掌握现代教育技术，只有这样，才能将对外古代文学课传授好。

参考文献：

[1]涂文晖.论对外汉语高级阶段古代文学教学的特殊性[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4）.

[2]杨冬梅，訾希坤.对外汉语专业古代文学课的教学研究[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5).

古代基本文学常识范文第14篇

论文摘要: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具特色、极具代表性的部分,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作用日益显着。如何介绍这部分中国文化的精髓,本着什么样的指导思想教学,如何创新教学的手段是本文研究的目的。

中国古代文学史是依据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留学生汉语言专业需要而设置的课程。一般在留学生本科四年级讲授。“古代文学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留学生学习这门课程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如何介绍这部分中国文化的精髓,本着什么样的指导思想教学,如何创新教学的手段是本文研究的目的。

一、明确中国古代文学史与外国留学生汉语言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体系

我国现行的外国留学生汉语言专业培养目标要求学生掌握汉语言技能课程、汉语言理论课程、中国人文知识课程、经济管理课程。汉语言技能课程包括综合汉语、汉语口语、汉语阅读、汉语听力、汉语写作、汉语翻译、商务汉语等;汉语言理论课程包括语言学概论、现代汉语、古代汉语、汉字与文化、汉语语法精讲、现代修辞学引论等;中国人文知识课程包括中国概况、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文化概论、中国简史、跨文化交流导论等;经济管理课程包括进出口贸易实务、市场营销学、国际贸易等。通过讲授这些课程力求优化留学生的知识结构,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其中,中国古代文学课主要讲授中国古代文学知识,要求学生大致了解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概况,熟悉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样式、源流变化,以及有代表性的重要作家。要求学生了解、熟悉一定数量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并对古代作品的艺术表现特点有初步认识。在内容安排上以时代先后为序,将中国古代文学分为诗歌(词曲)、散文和小说三大类,突出重要作家作品的介绍,力求突出重点,让学生形象而具体地掌握中国古代文学的基本知识。这门课程能使外国留学生较多地了解中国优秀的文学遗产,提高对中国古代文学的阅读能力,属于提高留学生整体汉语水平的课程,为留学生进一步学习其他文化课程奠定基础。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在进行汉语教授的同时,传播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让留学生在学习汉语的同时,潜移默化地接受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切实提高学生素质,是对外汉语教学的根本目的。

二、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利用现代多媒体技术来表现中国古代文学

对外汉语教学中教授中国古代文学非常具有特殊性——外国留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学知之甚少,或者根本就是一窍不通,想要把精深而悠久的中国古典文化向他们展现开来,得到共鸣,非常困难。所以,当代对外汉语教学应借助现代教育技术的理念,使用多媒体技术向外国学生教授中国古代文学,是切实的选择。

多媒体技术能拓展课堂,丰富教学内容,激发学生的学习乐趣和热情。因此,在进行教学活动的时候,应当尽可能地利用现代多媒体技术来表现中国传统文化。教师应注意搜集和整理有关素材,向学生传播。比如周杰伦的《发如雪》、《台》,林俊杰的《江南》等意境古典、唱词含蓄优美的佳作、香港艺人黄沾创作的许多古韵词曲运用得炉火纯青的影视歌曲,教师还可以自己动手创作一些中国古代文学课件。

但是,推行教学手段的改革,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表现中国古代文学应注意适度原则。不能将多媒体的“白板”变成扩大的“黑板”,不能将古代文学课变成影视赏析课。多媒体技术手段只是教学的手段之一,不是教学的目的。一定不能俗用滥用、喧宾夺主。在影视作品的使用中,要注意改编的问题,教师要以文本为主体,处理好原着和改编的关系,切忌以改编代替原着,混淆视听。

三、在古代文学的教学中突出现代思想,体现当代意义

国内对外汉语教学界对古代文学课的定位多是服务于语言的研究,认为对外汉语教学的目标在于培养留学生的言语技能和言语交际技能,古代文学课是为学习语言而设置的课型,将古代文学课边缘化、弱势化和冷漠化。其实,留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学非常感兴趣。国外中文系的课程设置中,中国古代文学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以汉城大学为例,29个课目中与古文相关的课目就有11个。

古代文学课是为了培养学生们讲授、阐释、鉴赏和分析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能力,进而借助文学这一载体传播中华优秀民族文化的专业基础课,它是通过对语言艺术的审美鉴赏进而吸收和理解中国文化,在传授文化知识之外,通过文学作品的内容辐射出中华优良传统的精神内核,通过作家的人格魅力和作品的艺术感染力集德育、智育、美育等多重功能于一身,具有独特价值的课程。对留学生的古代文学教学正是出于这个目的。对教师来说,更重要的任务是如何突出现代思想,体现当代意义,将古代文学课程的讲授真正应用于当代留学生的生活。如何用当代意识去激活古代文学,将“死”的文本还原为活生生的生活,是古代文学教学所面临的问题,也是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首要问题。

四、切实处理好文学史与作品选的比重问题

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内容由文学发展史与作品选两大部分组成。如何在教学过程中很好地衔接文学史与作品选的内容,如何具体分配它们在课堂教学中的时间比例,怎样更合理地采用与各自的内容相适应的教学方法是教学的重中之重。不能只讲作品,不讲文学史,也不能只侧重文学史。目前此方面教材很少,笔者建议选择中国人民大学对外语言文化学院主持编写的“对外汉语教学· 中国文化系列”教材。该教材收录了从先秦至明清的文学作品二百多篇,涉及到散文、小说、诗歌、赋等多种体裁。每篇作品后面都有详尽的注释,以便于留学生理解。书中还对每个时代的文学发展情况进行了概述。该书适合中级以上汉语水平的外国留学生学习或自读,也是普通高校大学生学习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参考资料。

总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是一项非常复杂、具有很大难度的工作,它要求教师不仅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灵活的现代意识,同时还必须具备高度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必须熟练地掌握现代教育技术,只有这样,才能将对外古代文学课传授好。

参考文献:

[1]涂文晖.论对外汉语高级阶段古代文学教学的特殊性[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4).

[2]杨冬梅,訾希坤.对外汉语专业古代文学课的教学研究[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5).

古代基本文学常识范文第15篇

【关键词】课程统整；汉字学；初中古诗文

汉字学是以汉字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语言学分支学科，主要研究汉字的形体以及汉字的产生、发展及其发展规律等。汉字学在小学的识字教学和对外汉语教学中得到较有效的运用，但在以发展进一步听说读写能力为主的初中语文教学中却渐渐被淡化。而纵观当下初中古诗文教学，耗时长、效率低、课堂枯燥，学生文言基础知识匮乏、文言阅读能力落后。究其原因，跟初中古诗文教学忽视语言文字源流特点不无关系。同时，汉字作为文化传承的载体，也承载着古代生活习俗、天文地理等生活常识、文化积淀等，这些都使汉字学成为古诗文教学中较好的统整资源。本文试图在课程统整的理念下，从“文”“言”结合的角度探求汉字学运用于初中古诗文教学的统整策略。

一、探源溯流，积淀文言基础

古诗文教学的一大难点无疑是汉字字义的古今变化，形成古今异义、一词多义、通假字、词类活用等现象。而随文释义的教学方法使学生只把活生生的汉字流变肢解成一个个单一的字义来死记硬背，固然枯燥而艰难。因此，利用汉字学知识，对初中常见的文言文字词的字形字义流变进行梳理，将零散的文言知识统整成条理性、逻辑性较强的知识链条，使学生更有效地进行文言知识积累，为古诗文学习积淀厚实基础。

例如，“间”字在初中古诗文中出现多次，且有jiān和jiàn两个读音，学生容易混淆，从字理角度，对“间”字进行分析：门上有一弯明月，月下有两扇大门，表示由门隙间可以望见明月。之所以能够望见明月，也正因为两扇门之间有空隙，所以“间”字的本义就是门缝、缝隙、空隙。再根据字源流变的关联性出后起的引申义：学生自然很容易理解“间”字的一词多义。

除了从本义和引申义来更好地区分义项，运用汉字学知识还可以引导学生更好地理解古今异义的知识点。如“去”字今义为“到某地”，后接目的地；而在古义为“离开某地”在“乃记之而去”、“辞去”、“去国怀乡”、“相随饷田去”等语句中皆取此义，学生容易混淆，而如结合汉字字形流变解释，“去”是会意兼形声。其甲骨文字形（图2）上面是人（大），下面是口（或作“凵”），表示人离开洞口或坑坎而去。金文、小篆中也仍可看出。

教学实践证明，将汉字学整合运用于古诗文字词教学中，对字形流变进行探源溯流，有助于学生从根本上有条理地、系统地理解文言词汇的不同义项。

二、析形活文，深化文意理解

疏通文意是学生学习文言文的关键环节，也是其古诗文阅读能力的体现。古文字中保留着很多古代生活和文化的印记。析形活文，即借助对学生理解的重点难点所在的关键字词的字形分析，再现古人的生活和文化情景，深化对文意的理解。

再如《大道之行也》中“货恶其弃于地也”一句，“货”容易直观地理解为“货物”即一般用于交易的物品，那么，把货物扔在地上，这就使得学生不好理解了。而其实，“货”字的本义是“财也，从贝，化声”而最早的货币是以贝壳等物充当的，“贝”表示货币，以“贝”作为形旁的字也多与钱财有关，如“财、赁、赎”等。在此句中，理解为“财货”即有价值的钱财物品等，就体现出“收贮有价值的东西不是为了据为己有，而是不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这样的社会风气了。而“男有分，女有归”的“归”字的意思是“女子出嫁”，学生虽知道古今义不同，却容易理解为“女子回娘家”，即与《社戏》“归省”一词和《红楼梦》中“元妃省亲”混淆。但如果能从汉字的源流上讲清楚，便能避免这一误区。“归”字的甲骨文和小篆字形（图3），均由“止”和“帚”构成，“止”表示走，而“帚”是“妇”字省去“女”字（见图4），本义为女子从娘家走向婆家，即出嫁。“男有分，女有归”中“归”字用的正是本义，而“出嫁后回娘家”是后来的引申义。

通过对关键字的字形、字源分析，使学生既趣味盎然地理解了字义，又了解了古代文化知识，对文意的理解和疏通就不再是枯燥而单一的记忆过程，而是不断丰富生成的、活灵活现的文化探寻之旅。

三、析言入文，探究文本内涵

文言文教学中讲求文言并重，二者不可偏废。而文的内涵往往是通过“言”这把钥匙开启的。借助对关键词的理解和品析，立足古人的生活情境和文化氛围，捕捉文字背后的文化内涵，不失为探究文本内涵、理解作者情感的有效途径。

四、整合文化资源，涵咏诗意美点

古诗文教学中有一种重要的语言现象，诗文所用不过是平常语词，但其中封存了作者敏锐的感受和独特的发现。若抓住这些语词，教学往往能走进文本的深层，深入体会作者的感受，领略中文本内在极致的美感。这种现象在古诗是炼字中尤为明显。

统整汉字学与古诗文，也是将汉字学包含的历史、文化学等学科知识与语文学科统整的教学过程。

而统整汉字学中蕴含的古代地理知识也能为古诗文教学起到巧妙的作用。如“阴阳”一词，古代有“山南水北为阳，山北水南为阴”的说法，结合现代地理知识便知，是与中国大部分地区位于北回归线以北，大部分时候太阳从南面直射，山的南面往往阳光充足，而背面则较少照得到太阳。这样讲解，学生对《望岳》中“阴阳割昏晓”一句所表现的山势高陡而南北两面明暗截然不同的景象便有了具体可感的印象了，而古文中常出现的“山阴”“江阴”等固定含义的地名也不需要死记硬背了。

在资源统整和文言并重的教学理念下，将汉字学的字形字义知识及其包含的古代历史、地理、生活、文化常识等知识运用于初中古诗文教学的统整策略，可灵活运用于初中古诗文教学的基础积累、文意理解、文本探究、美点赏析各个教学环节，实践证明，该策略能有效地提高学生学习古诗文的兴趣，有助于夯实学生文言基础，提高学生的古诗文素养，提高初中古诗文教学效率。

【参考文献】

[1]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

[2]王力.古代汉语[M].中华书局，1962年

[3]邹晓丽.《基础汉字字形释源》[M].中华书局，200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