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生论文范文
中国医生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在中国传统文化视域下对医学生进行生命观教育，可以使医学生正确认识生命的意义，懂得敬畏生命、珍惜生命，提高自我生命的价值，对医学生树立拯救生命的崇高理想有重要的作用。
生产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使人们对生命健康的要求越来越高，医学生将要承担为人类生命健康服务的工作，如何加强医学生生命观教育，提高医务工作者的素质是当前医学教育所面临的重要课题。所谓生命观是人们对生命的看法和基本观点，对医学生进行生命观教育就是教会医学生接受和认识生命的意义，尊重和珍惜生命的价值，使医学生树立为医学事业奉献终生的崇高理想。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医学生从小在家庭、学校和社会中接受了大量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在品德的养成上和学业的精进上，不自觉的接受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维度下解读医学生生命观教育，对医学教育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利用中国传统文化“贵生”的思想。教育医学生树立敬畏生命，珍惜自我生命的意识
1．1医务工作者拯救生命的事业是建立在对生命敬畏的基础上，医学生生命观教育的基础是树立敬畏生命的意识。什么是生命?生命“是以人类为核心的一切生命存在物的综合” “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人的全部生活实践对自我、他人和社会所产生的意义的自觉认识”。中国传统文化认为生命的本源是“生”，“天地之大德日生”，“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
1．2珍惜自我生命是医学生未来从事拯救生命事业的基础和前提。首先，生命的存在是一切思维和社会活动的基础，生命在人的价值体系中有着最高的地位，没有生命一切就无从谈起。生命的最大特点是他的不可逆性“呼吸一过，万古无轮回之时；形神一离，千年无再生之我”(吕坤
其次，医学生将来要承担的是高强度、高风险的工作，在学校接受教育期间医学生就要学会珍惜自己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使自己拥有一个强健的体魄和健康的心理以应对未来艰苦的工作。最后，做为医学生将来工作的对象是病人，病人心理脆弱、无助、处于死亡恐惧中，外界任何一点触动都可能激起其生的希望或者受到死的威胁。医务工作者对待自我生命的态度以及心理的健康程度直接影响病人对待生命的态度，医务工作者珍惜自我生命的情感必然能激发病人珍爱生命的欲望，所以，培养医学生珍惜自我的生命就是对病人生命的极大负责，也体现了医学拯救生命的终极意义。
2培养医学生崇尚“仁爱”的思想，学会善待生命
2．1培养医学生仁爱的思想情怀，善待珍重病人的生命
仁爱思想是贯穿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基因，仁的本义是“心中想着人的身体”，孔子讲“仁者，爱人”，“唯仁人，为能爱人”《大学》。我国古代著名医者扁鹊指出“人之所依者，形也；乱于和气者，病也；理于烦毒者，药也；济命扶危者，医也”(《要方·食治》)，“医乃仁术”，医家应为“仁人之士”。从中可以看出中国文化推崇的仁爱思想与医学的最高宗旨仁爱救人，赤诚济世是相通的。
仁爱的思想对于医学生生命观教育具有重要的作用，医学生未来工作的对象是病人，病人的身心处于痛苦甚至危机之中，既不能以自己的形象给医务人员以美的感受，也不能以提供某种利益来唤起医务人员的情感，作为“仁人之士”的医者，能做到“仁者，无不爱也”(《孟子．尽心》下)就是大仁。病人把对自身生命与健康的希望都寄托在医务工作者身上，如果医务工作者无视病人的祈求和痛苦，那就是最大的不仁。因此，医学教育中培养医学生大仁大爱的思想情感，“温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宽裕者，仁之作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行》，要用诚善的感情给予病人无限的关爱，把患者看做自己的亲人，把自己对亲人一样的爱给予病人，做到“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以一颗仁爱之“大慈侧隐之心”(孙思邈《大医精诚》)善待病人。医学生有了珍惜和善待病人生命的意识，充分认识到“医乃生死所寄，治病人者首先应该爱人，不仅爱护、救治病人，还必须通过治病，将仁爱之心播散到普天下的黎民百姓”…，将来在医疗工作中，才能对患者一视同仁，普同一等，极端负责，才能真正做“一存仁心；乃是良箴，博施济众，惠泽斯深”(龚廷贤《医家十要》)。
2．2培养医学生博爱的思想情感，善待珍爱实验动物的生命
仁爱思想更高的要求是博爱，医学生不仅要善待病人的生命，而且要珍爱所有的生命特别是实验动物的生命。“我的生命对于我来说充满了意义，我身边的这些生命一定也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如果我们想要其他生命尊重我的生命，那么我也必须尊重其他的生命……把其他动物也包括敬畏生命是智慧的开端在内。”医学生在学校学习中，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医学实验。在医学实验中，有些学生对动物表现出冷漠甚至冷酷如：麻药还没打，兔子已经被辅助按压的助手按死，上课不听讲，做起实验全凭感觉，做完实验不管动物的死活随便抛弃的等。这就给我们医学教育提出了一个问题：珍爱动物的生命对于医学生来说意味着什么?
为了科学，我们不得不牺牲他们，所以，在医学院生理及药理实验教材的开始都写着：我们必须感谢那些为了人类文明，作出牺牲的动物。实验结束后，我们要以最快的方式，结束它们的生命，结束它们的痛苦。对于实验动物，人类最朴实仁爱之情远比那些深奥复杂的理论更加有力，医学生要用德性的光芒庇护生命，以尊敬之心对待动物的生命。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多珍爱动物生命的论述，《孔子家语·论政》中有“宓子不欲人之取小鱼也”，孟子讲“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苟子也指出“夫义者，内节于人而外节于万物者也。”(《苟子·强国》)。古代名医孙思邈日“夫杀生求生，去生更远。”，朱熹亦日“目前事事物物，皆有至理。如一草一木，一禽一兽，皆有理。自家知得万物均气同体。见生不忍见死，闻声不忍食肉，非其时不伐一木，不杀一兽，不杀胎，不天，不覆巢，”(《朱子语类》卷十五)；明代高攀龙曾告诫家人：“少杀生命，最可养心。一般皮肉，一般痛苦，物但不能言耳。不知其刀俎之间，何等苦恼我却以日用口腹”(《药言》)等等这些思想告诫我们，医学教育要培养的医学生要对生命、痛苦和死亡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深切的同情。尊重和善待动物生命，关系到医学生的内心情感，触及人性深处的悲悯之心。培养学生对生命的关爱之情，面对动物的“不忍之心”，可以保存和涵养医学生的仁人善心，面对动物的不忍之心，正是他们将来做医生最可宝贵的道德情操。 另外，尊重遗体，尊重器官捐献的家属的意见，以严谨的学习态度对待每一个遗体，认真做好尸体的保护和善后处理，做到情理兼顾，使死者家属感到关爱和慰藉，也是医学生生命观教育不可或缺的内容。
3教育医学生“君子学道以爱人”。博学多识，提高生命的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不仅要珍惜生命，还要让生命绽放异彩，让生命具有更高的价值，在孔子看来“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阳货》是对生命的最大亵渎，“仁而不知则爱而不别也；知而不仁则知而不为也。”(，仁而且智“君子学道则爱人”《阳货》才能提高医学生生命的价值，实现“赤诚救世”，“仁爱救人”的抱负。《素问·著至教论>要求医生“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以教众庶，亦不疑殆。医道论篇，可传后世，可以为宝。”唐代孙思邈在《大医精诚论>中告诫：“学者必须博及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深自误哉!”。明代徐春甫在说：“医本活人，学之不精，反为夭折”，他要求医生应该博览群书，刻苦好学，做到即之在心，慧之于目，否则便会贻误病人，明确指出医术高超的重要性。为了施行仁术，医生不但要刻苦学习，而且要有虚心好学，不耻下问的态度。中说：“医之为道，非精不能明其理，非博不能至其约，是故前人立教，必使之先读儒书，病有六大失：失于不审，失于不信，失于过时，失于不择医，失于不知病，失于不知药”等，这些论述都说明从医者掌握丰富知识的重要性，所以，医学生应该努力学习，精勤不倦，博学多识为将来从医打下坚实的基础，从而提高自己生命的价值。
4利用中国传统文化“舍生取义”的高境界。教育医学生树立为医学事业奉献终生的崇高理想
医学生生命观教育的最终目的使医学生树立为医学事业奉献终生的崇高理想。作为医学生，除了具有敬畏生命的意识，珍惜生命的理念，博学的知识外还必须有崇高的理想。首先，要教育医学生认识到人的生命价值的意义。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的生命固然重要，但是人的生命的价值更为重要，“夫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涉险畏之途，于祸难之事……行诚孝而见贼，履仁义而得罪，丧身以全家，泯躯而济国，君子不咎也。”()，人之所以是人是因为人的价值比万物有突出的优势，人之生命在世界万物中具有最高价值，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人与其他生命相比人有人伦道德“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人有父子兄弟之亲，出有君臣上下之谊，会聚相遇，则有耆老长幼之施”。人的生命价值的高贵之处就是能够追求崇高的理想，“天地间，至尊者道，至贵者德而已矣。至难得者人，人而至难得者，道德有于身而已矣。”()。其次，医学生树立济命扶危、保卫人类生命和维护人类健康的理想是崇高的。中国传统文化佛教讲“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礼记·中庸>日“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拯救生命的事业因其是“赞天地之化育”的伟业，才彰显出其崇高的价值。最后，“志不坚者，智不达”(《墨子>)，医学生未来所从事的职业充满艰辛，具有很大风险性，疾病的侵袭，灾难的发生都要求医务工作者冲在最前面，只有树立为医学事业奉献终生的理想，才会在生存、利欲与理想信念发生冲突以生死来做抉择时“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做到舍生取义，为医学事业奉献终生。
中国医生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在中国传统文化视域下对医学生进行生命观教育，可以使医学生正确认识生命的意义，懂得敬畏生命、珍惜生命，提高自我生命的价值，对医学生树立拯救生命的崇高理想有重要的作用。
生产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使人们对生命健康的要求越来越高，医学生将要承担为人类生命健康服务的工作，如何加强医学生生命观教育，提高医务工作者的素质是当前医学教育所面临的重要课题。所谓生命观是人们对生命的看法和基本观点，对医学生进行生命观教育就是教会医学生接受和认识生命的意义，尊重和珍惜生命的价值，使医学生树立为医学事业奉献终生的崇高理想。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医学生从小在家庭、学校和社会中接受了大量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在品德的养成上和学业的精进上，不自觉的接受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维度下解读医学生生命观教育，对医学教育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利用中国传统文化“贵生”的思想。教育医学生树立敬畏生命，珍惜自我生命的意识
1．1医务工作者拯救生命的事业是建立在对生命敬畏的基础上，医学生生命观教育的基础是树立敬畏生命的意识。什么是生命?生命“是以人类为核心的一切生命存在物的综合” “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人的全部生活实践对自我、他人和社会所产生的意义的自觉认识”。中国传统文化认为生命的本源是“生”，“天地之大德日生”，“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周易·系辞下传》，因为“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德经》四十二章)才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生命世界，人是万物之灵“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尚书·泰誓》)。人的生命具有神圣性和尊贵性“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黄帝内经》)，“人者，乃中和凡物之长也，而尊且贵”《太平经》。由于生命的尊贵和神圣，对待生命就有一种本然的敬畏。敬畏生命是建立在“戒忌”的基础上，当代法国哲学家保罗·里克尔在《恶的象征》中指出：“经由害怕而不是经由爱，人类才进入伦理世界。马克斯·韦伯也指出：“以此，即出现了一种伦理制度，而禁忌则为其最终保护。’只有戒忌才会从内心对生命产生敬重，由敬产生畏，形成对生命的崇敬畏惧和终极关怀。医学生将要成为使命得以生的天使而履行拯救生命的责任，只有把生命看做是神圣的，才能对生命怀有一种敬畏之情，只有把生命看做令人敬畏的神，才能在以后的工作者中做到不论遇到什么样的病人，从内心自觉形成一种拯救生命的神圣感和使命感，从而善待生命，尊重生命和救治生命。
1．2珍惜自我生命是医学生未来从事拯救生命事业的基础和前提。首先，生命的存在是一切思维和社会活动的基础，生命在人的价值体系中有着最高的地位，没有生命一切就无从谈起。生命的最大特点是他的不可逆性“呼吸一过，万古无轮回之时；形神一离，千年无再生之我”(吕坤<呻吟语》)，“人居天地之间，人人得一生，不得重生……故凡人一死，不得复生”《太平经》，对生命的渴求是人的本能，生命是最宝贵“名与身孰轻!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若“舍身弃生以殉物岂不悲哉。”(《庄子·让王》)。况且，个体的生命承载着家庭和社会的希望，珍惜自我的生命，才能对得起养育自己的父母，热爱自己的生命才希望自己的人生精彩，才会热爱自己未来所从事的事业，才能回报社会承担起拯救生命的责任。作为医学生将来要经常面对死亡和重生，对生命和死亡的感受必然会影响作为拯救生命的医务工作者对待自己生命的态度，医学生生命观教育要捎除医学生对生命的淡漠，学会珍惜自我之生命的存在。
其次，医学生将来要承担的是高强度、高风险的工作，在学校接受教育期间医学生就要学会珍惜自己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使自己拥有一个强健的体魄和健康的心理以应对未来艰苦的工作。最后，做为医学生将来工作的对象是病人，病人心理脆弱、无助、处于死亡恐惧中，外界任何一点触动都可能激起其生的希望或者受到死的威胁。医务工作者对待自我生命的态度以及心理的健康程度直接影响病人对待生命的态度，医务工作者珍惜自我生命的情感必然能激发病人珍爱生命的欲望，所以，培养医学生珍惜自我的生命就是对病人生命的极大负责，也体现了医学拯救生命的终极意义。
2培养医学生崇尚“仁爱”的思想，学会善待生命
2．1培养医学生仁爱的思想情怀，善待珍重病人的生命
仁爱思想是贯穿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基因，仁的本义是“心中想着人的身体”，孔子讲“仁者，爱人”，“唯仁人，为能爱人”《大学》。我国古代著名医者扁鹊指出“人之所依者，形也；乱于和气者，病也；理于烦毒者，药也；济命扶危者，医也”(《要方·食治》)，“医乃仁术”，医家应为“仁人之士”。从中可以看出中国文化推崇的仁爱思想与医学的最高宗旨仁爱救人，赤诚济世是相通的。
仁爱的思想对于医学生生命观教育具有重要的作用，医学生未来工作的对象是病人，病人的身心处于痛苦甚至危机之中，既不能以自己的形象给医务人员以美的感受，也不能以提供某种利益来唤起医务人员的情感，作为“仁人之士”的医者，能做到“仁者，无不爱也”(《孟子．尽心》下)就是大仁。病人把对自身生命与健康的希望都寄托在医务工作者身上，如果医务工作者无视病人的祈求和痛苦，那就是最大的不仁。因此，医学教育中培养医学生大仁大爱的思想情感，“温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宽裕者，仁之作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行》，要用诚善的感情给予病人无限的关爱，把患者看做自己的亲人，把自己对亲人一样的爱给予病人，做到“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以一颗仁爱之“大慈侧隐之心”(孙思邈《大医精诚》)善待病人。医学生有了珍惜和善待病人生命的意识，充分认识到“医乃生死所寄，治病人者首先应该爱人，不仅爱护、救治病人，还必须通过治病，将仁爱之心播散到普天下的黎民百姓”…，将来在医疗工作中，才能对患者一视同仁，普同一等，极端负责，才能真正做“一存仁心；乃是良箴，博施济众，惠泽斯深”(龚廷贤《医家十要》)。
2．2培养医学生博爱的思想情感，善待珍爱实验动物的生命
仁爱思想更高的要求是博爱，医学生不仅要善待病人的生命，而且要珍爱所有的生命特别是实验动物的生命。“我的生命对于我来说充满了意义，我身边的这些生命一定也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如果我们想要其他生命尊重我的生命，那么我也必须尊重其他的生命……把其他动物也包括敬畏生命是智慧的开端在内。”医学生在学校学习中，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医学实验。在医学实验中，有些学生对动物表现出冷漠甚至冷酷如：麻药还没打，兔子已经被辅助按压的助手按死，上课不听讲，做起实验全凭感觉，做完实验不管动物的死活随便抛弃的等。这就给我们医学教育提出了一个问题：珍爱动物的生命对于医学生来说意味着什么?
为了科学，我们不得不牺牲他们，所以，在医学院生理及药理实验教材的开始都写着：我们必须感谢那些为了人类文明，作出牺牲的动物。实验结束后，我们要以最快的方式，结束它们的生命，结束它们的痛苦。对于实验动物，人类最朴实仁爱之情远比那些深奥复杂的理论更加有力，医学生要用德性的光芒庇护生命，以尊敬之心对待动物的生命。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多珍爱动物生命的论述，《孔子家语·论政》中有“宓子不欲人之取小鱼也”，孟子讲“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苟子也指出“夫义者，内节于人而外节于万物者也。”(《苟子·强国》)。古代名医孙思邈日“夫杀生求生，去生更远。”，朱熹亦日“目前事事物物，皆有至理。如一草一木，一禽一兽，皆有理。自家知得万物均气同体。见生不忍见死，闻声不忍食肉，非其时不伐一木，不杀一兽，不杀胎，不天，不覆巢，”(《朱子语类》卷十五)；明代高攀龙曾告诫家人：“少杀生命，最可养心。一般皮肉，一般痛苦，物但不能言耳。不知其刀俎之间，何等苦恼我却以日用口腹”(《药言》)等等这些思想告诫我们，医学教育要培养的医学生要对生命、痛苦和死亡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深切的同情。尊重和善待动物生命，关系到医学生的内心情感，触及人性深处的悲悯之心。培养学生对生命的关爱之情，面对动物的“不忍之心”，可以保存和涵养医学生的仁人善心，面对动物的不忍之心，正是他们将来做医生最可宝贵的道德情操。
另外，尊重遗体，尊重器官捐献的家属的意见，以严谨的学习态度对待每一个遗体，认真做好尸体的保护和善后处理，做到情理兼顾，使死者家属感到关爱和慰藉，也是医学生生命观教育不可或缺的内容。
3教育医学生“君子学道以爱人”。博学多识，提高生命的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不仅要珍惜生命，还要让生命绽放异彩，让生命具有更高的价值，在孔子看来“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阳货》是对生命的最大亵渎，“仁而不知则爱而不别也；知而不仁则知而不为也。”(<必仁且智>，仁而且智“君子学道则爱人”《阳货》才能提高医学生生命的价值，实现“赤诚救世”，“仁爱救人”的抱负。《素问·著至教论>要求医生“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以教众庶，亦不疑殆。医道论篇，可传后世，可以为宝。”唐代孙思邈在《大医精诚论>中告诫：“学者必须博及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深自误哉!”。明代徐春甫在<古今医统>说：“医本活人，学之不精，反为夭折”，他要求医生应该博览群书，刻苦好学，做到即之在心，慧之于目，否则便会贻误病人，明确指出医术高超的重要性。为了施行仁术，医生不但要刻苦学习，而且要有虚心好学，不耻下问的态度。<回春录·序》说：“为医无才，无学，无识不可也，必平心以察之，虚心以应之，庶乎其可也夫”。明末清初喻昌著《医门法律>中说：“医之为道，非精不能明其理，非博不能至其约，是故前人立教，必使之先读儒书，病有六大失：失于不审，失于不信，失于过时，失于不择医，失于不知病，失于不知药”等，这些论述都说明从医者掌握丰富知识的重要性，所以，医学生应该努力学习，精勤不倦，博学多识为将来从医打下坚实的基础，从而提高自己生命的价值。
4利用中国传统文化“舍生取义”的高境界。教育医学生树立为医学事业奉献终生的崇高理想
医学生生命观教育的最终目的使医学生树立为医学事业奉献终生的崇高理想。作为医学生，除了具有敬畏生命的意识，珍惜生命的理念，博学的知识外还必须有崇高的理想。首先，要教育医学生认识到人的生命价值的意义。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的生命固然重要，但是人的生命的价值更为重要，“夫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涉险畏之途，于祸难之事……行诚孝而见贼，履仁义而得罪，丧身以全家，泯躯而济国，君子不咎也。”(<颜氏家训·养生>)，人之所以是人是因为人的价值比万物有突出的优势，人之生命在世界万物中具有最高价值，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苟子·王制>)，人与其他生命相比人有人伦道德“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人有父子兄弟之亲，出有君臣上下之谊，会聚相遇，则有耆老长幼之施”<汉书·董仲舒传>。人的生命价值的高贵之处就是能够追求崇高的理想，“天地间，至尊者道，至贵者德而已矣。至难得者人，人而至难得者，道德有于身而已矣。”(<通书》)，“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如果没有理想的追求“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上>)。其次，医学生树立济命扶危、保卫人类生命和维护人类健康的理想是崇高的。中国传统文化佛教讲“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礼记·中庸>日“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拯救生命的事业因其是“赞天地之化育”的伟业，才彰显出其崇高的价值。最后，“志不坚者，智不达”(《墨子>)，医学生未来所从事的职业充满艰辛，具有很大风险性，疾病的侵袭，灾难的发生都要求医务工作者冲在最前面，只有树立为医学事业奉献终生的理想，才会在生存、利欲与理想信念发生冲突以生死来做抉择时“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做到舍生取义，为医学事业奉献终生。
中国医生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在中国传统文化视域下对医学生进行生命观教育，可以使医学生正确认识生命的意义，懂得敬畏生命、珍惜生命，提高自我生命的价值，对医学生树立拯救生命的崇高理想有重要的作用。
生产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使人们对生命健康的要求越来越高，医学生将要承担为人类生命健康服务的工作，如何加强医学生生命观教育，提高医务工作者的素质是当前医学教育所面临的重要课题。所谓生命观是人们对生命的看法和基本观点，对医学生进行生命观教育就是教会医学生接受和认识生命的意义，尊重和珍惜生命的价值，使医学生树立为医学事业奉献终生的崇高理想。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医学生从小在家庭、学校和社会中接受了大量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在品德的养成上和学业的精进上，不自觉的接受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维度下解读医学生生命观教育，对医学教育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利用中国传统文化“贵生”的思想。教育医学生树立敬畏生命，珍惜自我生命的意识
1．1医务工作者拯救生命的事业是建立在对生命敬畏的基础上，医学生生命观教育的基础是树立敬畏生命的意识。什么是生命?生命“是以人类为核心的一切生命存在物的综合” “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人的全部生活实践对自我、他人和社会所产生的意义的自觉认识”。中国传统文化认为生命的本源是“生”，“天地之大德日生”，“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周易·系辞下传》，因为“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德经》四十二章)才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生命世界，人是万物之灵“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尚书·泰誓》)。人的生命具有神圣性和尊贵性“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黄帝内经》)，“人者，乃中和凡物之长也，而尊且贵”《太平经》。由于生命的尊贵和神圣，对待生命就有一种本然的敬畏。敬畏生命是建立在“戒忌”的基础上，当代法国哲学家保罗·里克尔在《恶的象征》中指出：“经由害怕而不是经由爱，人类才进入伦理世界。马克斯·韦伯也指出：“以此，即出现了一种伦理制度，而禁忌则为其最终保护。’只有戒忌才会从内心对生命产生敬重，由敬产生畏，形成对生命的崇敬畏惧和终极关怀。医学生将要成为使命得以生的天使而履行拯救生命的责任，只有把生命看做是神圣的，才能对生命怀有一种敬畏之情，只有把生命看做令人敬畏的神，才能在以后的工作者中做到不论遇到什么样的病人，从内心自觉形成一种拯救生命的神圣感和使命感，从而善待生命，尊重生命和救治生命。
1．2珍惜自我生命是医学生未来从事拯救生命事业的基础和前提。首先，生命的存在是一切思维和社会活动的基础，生命在人的价值体系中有着最高的地位，没有生命一切就无从谈起。生命的最大特点是他的不可逆性“呼吸一过，万古无轮回之时；形神一离，千年无再生之我”(吕坤<语》)，“人居天地之间，人人得一生，不得重生……故凡人一死，不得复生”《太平经》，对生命的渴求是人的本能，生命是最宝贵“名与身孰轻!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若“舍身弃生以殉物岂不悲哉。”(《庄子·让王》)。况且，个体的生命承载着家庭和社会的希望，珍惜自我的生命，才能对得起养育自己的父母，热爱自己的生命才希望自己的人生精彩，才会热爱自己未来所从事的事业，才能回报社会承担起拯救生命的责任。作为医学生将来要经常面对死亡和重生，对生命和死亡的感受必然会影响作为拯救生命的医务工作者对待自己生命的态度，医学生生命观教育要捎除医学生对生命的淡漠，学会珍惜自我之生命的存在。
其次，医学生将来要承担的是高强度、高风险的工作，在学校接受教育期间医学生就要学会珍惜自己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使自己拥有一个强健的体魄和健康的心理以应对未来艰苦的工作。最后，做为医学生将来工作的对象是病人，病人心理脆弱、无助、处于死亡恐惧中，外界任何一点触动都可能激起其生的希望或者受到死的威胁。医务工作者对待自我生命的态度以及心理的健康程度直接影响病人对待生命的态度，医务工作者珍惜自我生命的情感必然能激发病人珍爱生命的欲望，所以，培养医学生珍惜自我的生命就是对病人生命的极大负责，也体现了医学拯救生命的终极意义。
2培养医学生崇尚“仁爱”的思想，学会善待生命
2．1培养医学生仁爱的思想情怀，善待珍重病人的生命
仁爱思想是贯穿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基因，仁的本义是“心中想着人的身体”，孔子讲“仁者，爱人”，“唯仁人，为能爱人”《大学》。我国古代著名医者扁鹊指出“人之所依者，形也；乱于和气者，病也；理于烦毒者，药也；济命扶危者，医也”(《要方·食治》)，“医乃仁术”，医家应为“仁人之士”。从中可以看出中国文化推崇的仁爱思想与医学的最高宗旨仁爱救人，赤诚济世是相通的。
仁爱的思想对于医学生生命观教育具有重要的作用，医学生未来工作的对象是病人，病人的身心处于痛苦甚至危机之中，既不能以自己的形象给医务人员以美的感受，也不能以提供某种利益来唤起医务人员的情感，作为“仁人之士”的医者，能做到“仁者，无不爱也”(《孟子．尽心》下)就是大仁。病人把对自身生命与健康的希望都寄托在医务工作者身上，如果医务工作者无视病人的祈求和痛苦，那就是最大的不仁。因此，医学教育中培养医学生大仁大爱的思想情感，“温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宽裕者，仁之作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行》，要用诚善的感情给予病人无限的关爱，把患者看做自己的亲人，把自己对亲人一样的爱给予病人，做到“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以一颗仁爱之“大慈侧隐之心”(孙思邈《大医精诚》)善待病人。医学生有了珍惜和善待病人生命的意识，充分认识到“医乃生死所寄，治病人者首先应该爱人，不仅爱护、救治病人，还必须通过治病，将仁爱之心播散到普天下的黎民百姓”…，将来在医疗工作中，才能对患者一视同仁，普同一等，极端负责，才能真正做“一存仁心；乃是良箴，博施济众，惠泽斯深”(龚廷贤《医家十要》)。
2．2培养医学生博爱的思想情感，善待珍爱实验动物的生命
仁爱思想更高的要求是博爱，医学生不仅要善待病人的生命，而且要珍爱所有的生命特别是实验动物的生命。“我的生命对于我来说充满了意义，我身边的这些生命一定也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如果我们想要其他生命尊重我的生命，那么我也必须尊重其他的生命……把其他动物也包括敬畏生命是智慧的开端在内。”医学生在学校学习中，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医学实验。在医学实验中，有些学生对动物表现出冷漠甚至冷酷如：麻药还没打，兔子已经被辅助按压的助手按死，上课不听讲，做起实验全凭感觉，做完实验不管动物的死活随便抛弃的等。这就给我们医学教育提出了一个问题：珍爱动物的生命对于医学生来说意味着什么?
为了科学，我们不得不牺牲他们，所以，在医学院生理及药理实验教材的开始都写着：我们必须感谢那些为了人类文明，作出牺牲的动物。实验结束后，我们要以最快的方式，结束它们的生命，结束它们的痛苦。对于实验动物，人类最朴实仁爱之情远比那些深奥复杂的理论更加有力，医学生要用德性的光芒庇护生命，以尊敬之心对待动物的生命。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多珍爱动物生命的论述，《孔子家语·论政》中有“宓子不欲人之取小鱼也”，孟子讲“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苟子也指出“夫义者，内节于人而外节于万物者也。”(《苟子·强国》)。古代名医孙思邈日“夫杀生求生，去生更远。”，朱熹亦日“目前事事物物，皆有至理。如一草一木，一禽一兽，皆有理。自家知得万物均气同体。见生不忍见死，闻声不忍食肉，非其时不伐一木，不杀一兽，不杀胎，不天，不覆巢，”(《朱子语类》卷十五)；明代高攀龙曾告诫家人：“少杀生命，最可养心。一般皮肉，一般痛苦，物但不能言耳。不知其刀俎之间，何等苦恼我却以日用口腹”(《药言》)等等这些思想告诫我们，医学教育要培养的医学生要对生命、痛苦和死亡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深切的同情。尊重和善待动物生命，关系到医学生的内心情感，触及人性深处的悲悯之心。培养学生对生命的关爱之情，面对动物的“不忍之心”，可以保存和涵养医学生的仁人善心，面对动物的不忍之心，正是他们将来做医生最可宝贵的道德情操。
另外，尊重遗体，尊重器官捐献的家属的意见，以严谨的学习态度对待每一个遗体，认真做好尸体的保护和善后处理，做到情理兼顾，使死者家属感到关爱和慰藉，也是医学生生命观教育不可或缺的内容。
3教育医学生“君子学道以爱人”。博学多识，提高生命的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不仅要珍惜生命，还要让生命绽放异彩，让生命具有更高的价值，在孔子看来“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阳货》是对生命的最大亵渎，“仁而不知则爱而不别也；知而不仁则知而不为也。”(<必仁且智>，仁而且智“君子学道则爱人”《阳货》才能提高医学生生命的价值，实现“赤诚救世”，“仁爱救人”的抱负。《素问·著至教论>要求医生“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以教众庶，亦不疑殆。医道论篇，可传后世，可以为宝。”唐代孙思邈在《大医精诚论>中告诫：“学者必须博及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深自误哉!”。明代徐春甫在<古今医统>说：“医本活人，学之不精，反为夭折”，他要求医生应该博览群书，刻苦好学，做到即之在心，慧之于目，否则便会贻误病人，明确指出医术高超的重要性。为了施行仁术，医生不但要刻苦学习，而且要有虚心好学，不耻下问的态度。<回春录·序》说：“为医无才，无学，无识不可也，必平心以察之，虚心以应之，庶乎其可也夫”。明末清初喻昌著《医门法律>中说：“医之为道，非精不能明其理，非博不能至其约，是故前人立教，必使之先读儒书，病有六大失：失于不审，失于不信，失于过时，失于不择医，失于不知病，失于不知药”等，这些论述都说明从医者掌握丰富知识的重要性，所以，医学生应该努力学习，精勤不倦，博学多识为将来从医打下坚实的基础，从而提高自己生命的价值。
4利用中国传统文化“舍生取义”的高境界。教育医学生树立为医学事业奉献终生的崇高理想
医学生生命观教育的最终目的使医学生树立为医学事业奉献终生的崇高理想。作为医学生，除了具有敬畏生命的意识，珍惜生命的理念，博学的知识外还必须有崇高的理想。首先，要教育医学生认识到人的生命价值的意义。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的生命固然重要，但是人的生命的价值更为重要，“夫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涉险畏之途，于祸难之事……行诚孝而见贼，履仁义而得罪，丧身以全家，泯躯而济国，君子不咎也。”(<颜氏家训·养生>)，人之所以是人是因为人的价值比万物有突出的优势，人之生命在世界万物中具有最高价值，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苟子·王制>)，人与其他生命相比人有人伦道德“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人有父子兄弟之亲，出有君臣上下之谊，会聚相遇，则有耆老长幼之施”<汉书·董仲舒传>。人的生命价值的高贵之处就是能够追求崇高的理想，“天地间，至尊者道，至贵者德而已矣。至难得者人，人而至难得者，道德有于身而已矣。”(<通书》)，“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如果没有理想的追求“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上>)。其次，医学生树立济命扶危、保卫人类生命和维护人类健康的理想是崇高的。中国传统文化佛教讲“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礼记·中庸>日“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拯救生命的事业因其是“赞天地之化育”的伟业，才彰显出其崇高的价值。最后，“志不坚者，智不达”(《墨子>)，医学生未来所从事的职业充满艰辛，具有很大风险性，疾病的侵袭，灾难的发生都要求医务工作者冲在最前面，只有树立为医学事业奉献终生的理想，才会在生存、利欲与理想信念发生冲突以生死来做抉择时“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做到舍生取义，为医学事业奉献终生。
中国医生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医学院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与探索；推进
[作者简介]唐焕韶，柳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讲师；范晓莲，柳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社科部副教授，广西柳州545006
[中图分类号]G64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9)08―0152―03
总书记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指出：“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功，关键是我们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根据当代中国实践和时展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和发展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勃勃生机。”党的十七大则提出了“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求。作为培养祖国医学事业继承者和接班人，传承医学文明、先进医学文化和医学专业知识技术的医学院校，如何结合医学院校特点通过不断地实践和探索，在把医学科学知识和技能传授给医学生的同时，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让医学生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武装头脑，培养出既有高水平的医学理论知识与技能，又有良好医德医风、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未来医学人才，是我们必须努力研究和实践的问题。
一、创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堂教学
理论课教学是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渠道和主阵地，要发挥医学院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原理理论课教学主渠道和主阵地作用。教育部近年政治理论课程设置加大了实践课的教学环节比重，突出了“实践化、人性化、教学方法创新化”要求，这一变化为医学院校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创造了条件，同时也给医学院校政治理论课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理论课教学要紧紧围绕“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是什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主要内容是什么、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和核心是什么”这些基本理论思想来引导学生理解“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要抓住青年大学生、医学生根本特点，按照“实践化、人性化、教学方法创新化”要求，抓住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时代特征及文化特点，融会医学专业课和医学生政治思想教育的规律特点，力求理论课教学每堂课有新的内容、新的方法、新的形式，增强课程的吸引力和凝聚力，避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板书化、形式化、空洞化。
总书记提出：“必须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以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为改革开放提供理论指导。”近年来，笔者所在学校人文社科部“三论”教研室等部门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中坚持以学生为主体，不断改革和创新教学环节，求新务实，取得了良好的实际效果。一是请进来，不定期聘请校外专家学者到学校给学生开展专题讲座。如聘请柳州市委党校教授、市委讲师团领导、企业家来校讲评邓小平是如何规划我国现代化建设宏伟目标；柳州市作为广西的重工业城市如何实现“在全国工业城市中柳州环境最优美，在全国环境最优美的城市中柳州工业最发达”目标的，如何加大周边区域高速公路和铁路交通基础建设力度，尽快实现“一小时经济圈、二小时经济带”规划；还聘请中国人民303医院、市人民医院、工人医院医疗和护理专家、先进模范人物讲授医学生的专业技能素养、人文素质养成和医疗行业优秀党员践行“三个代表”的先进事迹等。二是走出课堂，组织学生参观驻柳41军塔山战役纪念馆、柳州城市建设规划展、年产达80万台微型车产销全国第一位的通用五菱汽车公司等，让学生亲身感受革命先烈的无私奉献精神和各行业坚持科学发展观、努力工作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三是利用现代多媒体技术，利用图形、模具、动漫、声像影视作品等。从而有效地提高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效果。
二、加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师培养，打造教学名师
要生动地、高质量地讲授医学院校政治理论课程，提高理论教学效果，必须加强对理论教学教师的理论业务培训与社会实践活动，提高任课教师的教学艺术水平和社会实践经验。一是必须要让医学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老师每隔3～4年，就到医学行业单位挂职锻炼或下基层单位体验实践半年至1年，避免教师从学校毕业就一辈子“扎根”三尺讲台，只有理论知识、没有社会实践经验的现象。要让老师除了书本上的理论外，还有社会实际事例可讲。如下乡镇党政机关及基层医院、卫生院考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实施情况，考查2009年3月国务院颁布的我国“新医改”方案进展，了解和收集我国在医疗改革中实施的惠民政策取得的实效，调查和记录在医疗战线爱岗敬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病人服务，品德高尚医术精湛、用自己的言行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医务人员。通过用这些体现党和国家关注“三农”、关注弱势群体的惠民政策，以及医疗单位、医务人员爱岗敬业的典型事迹与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结合起来，构成理论与实际体会、教学引导与情感熏陶、普遍教育与榜样感染的教学主轴线。要让教师以亲身感受，融会自己的医学情感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讲得“有血有肉”，让老师讲得轻松，学生听得有味。二要对教师定期进行政治理论课和医学科普课程的轮训，组织学习、深刻领会医学院校政治理论课的基本内容、精髓。三要经常开展备课会、教学示范课等，把握教学中的重点、难点问题，结合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和医学界实际点评社会热点问题，让医学生看得到、想得到、学得到、记得牢，并指导今后的从医人生。此外，每学期要定期召开师生专题教学座谈会，让医学生反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学习的感受、效果和要求，不断提高每位教师教学艺术和水平。
三、加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医学专业特色相结合的校园文化建设
优良的医学院校校园文化不仅能不断满足医学生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还是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基地、示范区和辐射源。加强医学院校校园文化建设，一要充分利用校报、广播、电视、网络、橱窗等舆论阵地，营造医学生学习、实践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氛围。要结合医学院校各自专业的特色，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融合到专业教育实践中去，要引导医学生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观念和辩证唯物主义思维开展校园文化活动，使学习实践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成为校园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二要加强校园医学人文精神构建，寓当代中国教育于丰富多彩的文
化、科技和体育活动中。三要加强对医学生理论社团的指导和管理，发挥好医学生理论社团的重要作用。近年来，笔者所在学校及其他医学院校涌现大量医学生理论社团，如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研究会(简称“红色协会”)、爱国者联盟、青年自愿者协会等社团组织，它们在组织引导医学生学习、宣传和研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医学院校的大众化上发挥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医学院校领导和相关部门要十分重视以学习宣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为目的的理论社团的组建、管理和指导，形成校、院(系)、班三级网络，为理论社团配备学术造诣较高、热心医学教育公益事业的思想政治理论教师和党务工作者担任指导教师，经常地聘请专家为医学生讲学。同时校、系二级党政领导部门结合党团组织活动。以党团带社团形式开展学习、宣传和研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活动，为活动提供必要的经费和场地。通过形式多样、富有实效的活动，实现医学生教育与自我教育过程的有机统一，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真正内化为医学生的精神支柱。
四、突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社会实践教育
社会实践是从理论认知转化为行动的过程，又是经由实践检验理论是否正确的唯一方法，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特征之一。医学院校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以实践的手段达到普及的目标，取得知与行的高度统一。因此，医学院校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必须坚持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方针，突出社会实践教育，引导医学生躬行实践，知行结合，在实践中把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一要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如组织医疗队“三下乡”、“社教”、“红色旅游”、纪念革命重大节日等形式的实践服务团、宣传团、考察团，支持、指导医学生到社区、企业和村镇中宣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要努力争取和借助社会教育资源，加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教育社会实践基地的建设。二要在医学专业实习、军事训练、劳动、勤工助学以及其他社会服务活动中有机渗透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教育，使医学生在服务和接受服务中受教育，长才干。三要创新学生公寓理论学习阵地。随着教学形式和学分制改革的逐步深入，高校后勤社会化的发展，公寓文化对学生学习、生活和成才的影响力不断增强，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必须加强对学生公寓的管理，大力加强公寓区宣传阵地建设，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进公寓，把公寓理论学习与宿舍文化建设结合起来。
五、充分利用互联网传播平台，创建创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教育网站
当前，互联网已成为科学技术信息化迅猛发展的标志性平台，已成为人类和大学生学习、生活的重要工具。医学院校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也要充分利用网络资原，在校园网开辟理论学习新阵地。开展开放式学习和互动式学习，扩大覆盖面。要建立、创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教育网站，设立学习、宣传和研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主题栏目。在主题网站中开设形式多样的、新颖的、人们喜闻乐见的、通俗化普及化的能吸引医学生的宣传栏目，如“名师授课”、“理论寻根”、“学习动态”、“文章点评”、“师生对话”、“伟人轶事”“大师指点”等互动性好的栏目，把对当前一些热点、难点、焦点问题的讨论作为引导医学生学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导入点，适时开展有关问答以及讨论、对话、交流活动。
加强大学生马克思主义教育是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根本途径和主要措施，医学院校必须结合医学教育特点多渠道和多形式开展，形成理论与实践、学校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的模式，同时要加强理论研究，根据新形势、新情况，积极探索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思路、新举措，全面深入地推动医学院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从而促进医学生思想政治和专业知识技能综合素质全面提高。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中国医生论文范文第5篇
中医文化教学是中医药对外教育的关键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医文化逐渐成为了中医药学界的研究热点,很多院校也开展了中医文化教学,如:开设“中国传统文化概论”、“中医与传统文化”等必修课和选修课,出版了“第一部中医药文化素质教育的部级规划教材《中医哲学基础》(张其成主编)”[3]等,都说明中医文化已经成为了中医药教育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对于广大外国留学生来说,中医文化教学的作用更是举足轻重。很多留学生已经过了“语言关”,汉语水平甚至超出了中医院校的入学水平,但是在专业学习过程中,仍然苦不堪言,对中医药学的理论内涵无法理解。究其原因,还是离不开文化。由于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异,留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感到陌生,对中医文化难以理解,更何况中医药理论呢?因此,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理解中医文化内涵,才是正确解读中医药学的有效途径,也是留学生学习中医药知识的必要前提,更是学好中医药专业的关键和突破口。
留学生中医文化的理解障碍
中医药学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深受中国古代哲学的影响,中医药学的理论和专业术语中充斥着大量的哲学内涵,留学生学习中医药知识,首先面临的就是对中医文化的了解。
对“整体观”内涵的理解障碍中国传统医学的基础理论受先秦哲学思想的影响,强调“天人合一”的整体观,认为自然、社会和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系统。而欧美学生,“从小生活在重视分析还原思维的文化环境中,这种思维习惯与中医理论的直观整体思维没有同构关系”[4],因此当他们看到“以左治右,以右治左”(《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病在上者下取之,病在下者上取之”(《灵枢•终始》)等内容时,一头雾水,根本无法理解中医学在治疗疾病时着眼于全局的整体观。至于来自汉文化圈的日韩留学生,虽然本国文化中含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但是在这些国家西方医学一直是主导,人们已经熟悉了强调“人体———环境———病因”三者关系的生物医学模式,因而对注重“生物———社会———心理———环境”的中医学整体观同样难以接受。
对模糊性特征的理解障碍中医学在概念的理解上,存在极大的模糊性。比如:“心”从西医解剖学角度看,只是一个实质的脏器。而中医学认为,“心”不但是实质之心,更是神明之心。“心主身之血脉”(《素问•痿论》),这与西方医学是共通的。然而,心还能控制人的心神,正如《素问•灵兰秘典论》中所说:“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心”这一概念的模糊性显然让很多习惯了明确概念的留学生大为困惑。中医学的理论基础与西方医学大相径庭,并非来自实验,而是基于大量临床实践的结果。因此,与强调精密数据的西医相比,中医学更加注重宏观、整体以及功能的研究,对于微观、形态和结构的研究则有所轻视。此外,中医学在考察人体的生命活动时,往往以生命活动的动态形象为主,以形体器官的物质性为辅,即以功能之“象”来界定形态之“器”。因此,“心”一个概念也就有了多种解释,其实,对这些模糊概念的解读也就是对中医理论内涵的理解过程。然而,对于那些接受了西方本体论,已经习惯了恰当判断和严密推理的留学生来说,如何把握和理解这些模糊的概念绝非易事。
对中医思维模式的理解障碍援物比类,又称取象比类,是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主要用于由已知形象到未知形象的概述和说明,也大量见于具体形象代替抽象概念的推理。中国人善于把形象相似、情境相关的事物,通过比喻、象征、类推等方法,使之成为易于理解的认知对象。”[5]“援物比类,化之冥冥”(《素问•示从容论》),这种思维模式在中医学各个领域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如:中医学将五脏与自然现象进行比照类推,脾在五行中属土,而土在自然界中具有生化、承载和受纳的特点,因此中医学认为,脾的功能主要是运化五谷精微。再如:中医学诊断脉象“四变之动,脉与之上下,以春应中规,夏应中矩,秋应中衡,冬应中权。”用“规、矩、衡、权”四个具体的事物将四季常脉的脉象形象地描绘了出来。然而留学生习惯的是逻辑思维模式,善于描述客观事物,对事物之间的联系缺乏想象的空间。此外,“援物比类”的事物基本上存在于古代中国,这对于不了解中国文化的外国留学生来说,无疑是难上加难。可见,中医文化理解的不足是广大留学生面临的新的学习瓶颈,如何开展中医文化教学,变瓶颈为突破口,是发展中医药对外教育的关键。
中医文化教学策略
确立全新的教学理念中医药学属于中国传统文化,至今仍保留着浓厚的文化色彩,留学生只有充分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医文化,才能真正理解中医学理论。因此,改变传统的以中医药知识讲授和技能训练为主的教学模式,将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医文化的内容引进教学,确立“以文化解读中医”的教学理念,是广大留学生学习中医药知识的根本,更是捷径。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培养留学生从文化起步,从文化立论,认识中医药,理解中医药,并最终达到以医学来阐释文化的目的。
在预科教育阶段开设中医汉语课程中医药院校留学生的预科教育是不可或缺的,这已被越来越多的中医院校所认可。然而,不同于普通汉语进修课程的是,中医院校的留学生预科教育不能仅仅注重学生汉语能力的培养,而应该涵盖语言和文化两个层面。在汉语课程中,加入中国传统文化、甚至中医文化的内容,使留学生在接受各种语言技能训练的同时,也能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医文化的信息,在潜意识里拉近与中医药学的距离。
在专业学习阶段开设中国传统文化课程中医药学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与中国古代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近年来,一些中医院校在中国传统文化教学方面做出了尝试,如:北京中医药大学针对英语国家留学生开设了“中国传统文化概论”,浙江中医学院设置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医”课程等。在此基础上,充分挖掘中医专业课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重视中医药经典古籍的文化教育,开设与古代文化哲学、中医药文献学相关的选修课程,尝试从中医知识层面培养留学生的整体观思维,有意识地加强留学生对中医文化内涵的理解,构建初步的中医思维模式。#p#分页标题#e#
中国医生论文范文第6篇
时间： 2003-3-18 作者：鞠 曦
一、中医学的哲学问题
中医学是中国传统中宝贵的文化形式，是中国科学的代表形式之一，是中国生命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医学的进步不但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有过不能以其它文化形式可替代的作用，也由于其坚实的本体论基础而持久的影响了中国文化发展的理路，“儒必通医”就是最好的说明。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历程，西方的医学思想和医疗模式也开始输入中国。由于西方医学在治疗技术上的方便性，使之国人在医疗实践中能够接受西医的治疗方式，但是，正是这种实用主义和“全盘西化”的价值承诺形成了对中医学和中国文化的否定思潮。表现在思想形式上，由于自五四以来的“全盘西化”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数典忘祖、思想浅薄、急功近利成为学术思想界的主流之后，中医学也成为被否定的内容之一。为了提供否定中国文化的理性基础，自觉的不自觉的以西方的哲学思想判释中国文化的方法就成为时代的风气，以西方的医学模式判释中医学以比较两者的优劣，成为这个时代中医学研究的重要特点。如果说以西方医学技术上的特点做为可接受的标准还带有实用主义的特点，从而还能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证明理性的必然，那么，以“全盘西化”对中国文化及其对中医学的否定就是对中国文化理性自觉的背叛，而成为厚西薄中的思想方法了。
时至今日，随着对西方科学文化产生的一系列误区的深入认识，中医学在医学实践中的特殊的、基本的疗效被肯定，中医学也日渐受到重视。但是，对中医学的肯定仍然是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远没有在哲学理性上实现自为而自在的统一。尤其对于解决这一已经产生了几千年的中医文化的继续发展的理路问题而言，就更需要哲学的根据和支持。
问题表明，对中医学的正确认识及其发展理路的研究，首先需要中医哲学的研究作为基础。然而，以我们已经熟悉并习以为常运用于思想的西方哲学思维进行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结果的。以西方哲学的模式为坐标系进行中医学的研究，其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正确的方法是，应对中国文化之所以能产生中医学的哲学思想进行发掘，进而研究中医学的科学性，以对中医学的发展方向作出推定。这些是研究中医学发展应解决的基础理论问题，应当成为一切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应投以相当大的精力进行研究的问题。
但是，对于中医学发展方向的困惑而言，面对的问题既是中医哲学带来的也是以哲学对中医学提出的本体论承诺出现的。这表现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医学学科的科学性及其产生的哲学基础与我们所熟知并运用自如的现代科学和哲学对其进行研究而产生的误区，另一方面则要求中医学本身能证明自身的科学性和哲学基础，即中医学的学科性在本体论哲学的支持下表明其科学形式与哲学方式的统一 ──中医学是中国哲学形而中论的自在自为的统一。
就中国哲学的基本原理进行研究，其表明的哲学原理与中医学有怎样的相关性以及中医学表现出怎样的规律，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哲学和中医学的关系，表明了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在与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的统一性中展示出的科学上和文化上的重要意义。如果说由于中国文化的哲学基础生成了中医学的学科形式，从而表明了中国文化的一以贯之的理论特点，那么，中医学就在其内容和形式中展现出的基本规律将代表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基本形式。因此，应当说，进行中国哲学研究──真正想探索中国哲学奥秘、并认为中国哲学是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具有独立的哲学形式，就应在《周易》、《道德经》和《内经》及《论语》等儒家和道学经典的研究上下功夫，这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基本方法，同样，这也是研究中医哲学的基本方法。
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进行的研究，以发现其基本规律，这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问题，这已成为现代以来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全盘西化”、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所以，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和以西方哲学推定中国哲学的研究一样，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进行西化式的推定。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中国文化对哲学的承诺及其原理的推定，应当认为这些推定的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而只是西方哲学和西医学对中医学理论的异化。
如果承认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并且承认中国文化的形式具有独立性──中医学也因此具有完全不同于西方医学的形式，那么，对生成中医学的哲学思维及其基本规律的研究只能是对中国文化研究的自在的哲学反思──哲学的承诺和推定的统一并进行推定的结果。生成文化的历史和逻辑只能是历史和逻辑在文化形式中的统一。所以，对生成文化的哲学基础进行推定，只能是由文化所承诺的哲学──哲学所能推定的文化形式在哲学形式上的统一。哲学在文化母体的自在性，使其被文化所承诺和推定，而不可能以任何外来文化所承诺的哲学进行推定。以西方哲学进行的推定，只是一种比较意义上的诠释，哲学的比较不具有本体论承诺和推定的统一性，本体是自身的逻辑推定。尤其是西方哲学在当代的进展产生了分析哲学和解释学，其理路表明的逻辑和形式对思维的限定，使对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运用产生了严格的限定。西方文化的内在结构──被语言和文字及形式逻辑所限定，就其文化形式内部所进行的历史文本的解释──以其自在的语言系统和思维方式对文本所进行的解释，不可能达到本来的意义。既然对自在的文化的解释呈现出重重困难，使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语言本身所进行的解释都不具备其文本意义，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学原理和学科形式对中国的文化和哲学进行解释呢？真不理解当代中国学界何以能用西体西用的方法论进行中国文化的研究，并自以为是的认为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规律”。当以中国哲学自在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与这些“基本规律”（例如辩证法）进行比较后，就会发现中西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形式，就思维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简单的类比和实现哲学思维方式的统一。因此，就中国哲学的研究而言，只能用承诺推定法进行哲学的外化。承诺推定法表明的哲学思维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任何一种独立的文化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因此, 中国文化的形式和内容只能是自在的中国哲学思维产生的结果。
所以，对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以哲学的承诺和推定法进行的研究。由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只能在中国文化的母体中寻求，所以，这种研究只能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这一研究还必然包括：中医学的哲学究竟是什么形式的？与中国哲学的关系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形成中医学的哲学基础问题。显然，在这一研究进路中，将同时构成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的反思。 我在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中，以《时空统一论》⑴的哲学原理对中国的知识系统进行承诺推定法的研究反思，发现在中国文化的知识形式中，《易经》是中国哲学的基础，而中医学是运用中国哲学思维所产生的成熟的科学形式，也可以这样认为，从中医学中可以反映出中国哲学的本质性，所谓“医易相通”是也。那么，中国哲学的本质性与中医学的统一是以怎样的原理表现出来的？这是研究中医学的哲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的是用哲学的承诺推定法把《易经》的思维方式外化为哲学的形式。我对《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形式的工作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易经》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论⑵的哲学原理进行了对中国哲学的概括，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及思维方式表明，时空对应的认识论原理、对应和中的方法论原理、中和统一的时空本体论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因此，中医学能否反映出这三个基本规律就成为承诺和推定中医哲学的基本工作。
从中医学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维方式并对其进行与中国哲学原理的整合是这一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与《易经》统一，所以历代中医学者对“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解，例如，清代名医章虚谷说:“诗、书、春秋，论世间事迹，褒君子，贬小人，以明治乱之所由， 原非论阴阳之理者。《易》象表阴阳进退消长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乱事之道。……故易为大道之源，医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辞》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概医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体，医书岂真与易书比哉？医经与易经，体同而用异，拙集屡申其义矣。即将先天后天打作两橛，遂有一橛截全体之见，而不识其体用所在也。圣人韦编读易，不闻读医，假年学易，不闻学医，盖以此也。圣人为治世之大道，不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达不敢当。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体一也。其所系之重，犹先于大道，何故？盖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业。保性命者，医道也。其理与《易经》同出阴阳太极之源，故体同而用异也。”（《章虚谷：《医门棒喝·论易理》）显然，章虚谷对《易经》和医经的哲学关系的认识是深刻的。由于中国哲学的外化是当代哲学的研究任务，因此，和所有对“医易相通”有相当深刻认识的? 糯д咭谎庖谎芯渴且浴兑拙纷栽诘恼苎嘉某信岛屯贫ú⒁酝饣男问讲椭幸窖У恼苎嘉摹?/P>
笔者以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所作的概括，就是上述研究方法的结果。既然中医学的哲学基础是形而中论的统一，那么，中医学在形而中论哲学思维中生成的基本规律是怎样的形式、以及这些基本规律对中医学发展的基本意义之所在就成为中医哲学研究的重要的价值论承诺 。
《周易》和《道德经》及《内经》的哲学思维对当代的哲学发展及对中医学的继续进步将有极重要的意义。这已在近年的中国文化热中显见端倪。笔者在对人存在的本质性问题的研究中，结合西方哲学中的问题，以哲学的承诺推定法对《周易》的道器之论之承诺，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 形而中论的哲学认为， 人对存在的认识，是以形作为主体认识、并区分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人的存在形式和主体地位实际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和者也，因此，人是存在的形而中者。人以时空的方式建立起对形的认识，因此，形而中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建立在时空的本体论基础上，并且与中医学的时空观统一。所以，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能很好的解决一系列重大的中医学哲学问题。
二、医易相通
随着世界学术界对《周易》研究的关注， “医易相通”作为中国古代学术史上重要的哲学命题，在当代尤为引起重视。“医易相通”的承诺表明，其不朽的意义和学术魅力发生于对人类生命本体的哲学思考和推定。“医易相通”概括了易学的哲学思维作为中医学理论基础的基本特点，其不但表现出易学的博大精深，同时也说明了中医学理论基础一以贯之的哲学内涵。显然，从内容到形式作出的分析都表明中医学理论基础的易学哲学性质。《周易》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制式，表明其哲学思维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哲学思维。就医学的作用和价值而言，中医和西医这两种不同的医学理论和实践特点表明了其起源于两种不同的哲学思维，从对存在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及其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不同，使其各自承诺不同的价值及推定出不同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对主体存在本质的不同认识，使其对生命形式本体的认同形成不同的医学观念，在此基础上的发展，使我们看到了人类对生命的不同理解并表明在历史形式中和由此产生的现实问题──中医和西医展现在历史中的不同的逻辑理路和学科建构。
然而，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存在而言，就哲学的层次上推定人类的存在形式，不能不认为虽然有西方自然科学近三百年来的主导和促进，但是，人类就基本的存在问题而言，尤其是生命的本质性问题，还是作为一个亘古常新的课题困扰着人们的理性。近现代表现出所谓的人类进步绝大部分是在其表象上，而不是表现在人类生存本质上的进步，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人类是在其自为的异化形式下存在，对人类的理性的理想形式而言，自为的对自在的超越──自为的达到生命的更高的存在形式──实现自为自在的生命存在形式，显然，人类的存在现状表明，人类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一目标。
因此，当西方科学模式对人们所期望解决的终极关怀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又由此产生了严重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时，人们已经显得彷惶不安，尤其是自然科学产生的负面价值引起人们的反思时，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和文化思潮应运而生。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思潮表明的对理性否定的坚决性已经成为困惑西方文化及科学理性的重大问题。一些思想家把力图走出误区的方法寄托于中国文化时，中国的《周易》就不失时机的又一次成为显学。对中医哲学的研究而言，面对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当企图再以西方哲学的制式推定中国文化时，无疑是当头棒喝。在这种形势下，对于中医哲学研究而言，许多学者不约而同的想到了“医易相通”的古老命题。所以“易学热”也把中医哲学带入其中。但是，就其以“医易相通”为命题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却令人倍感失望，因为其产生的结论，无不带有西方哲学的“前见”。问题表明，因为《周易》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中医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性，使之用西方哲学的制式不可能正确的推定中医哲学。中医哲学由《周易》的哲学制式所推定，这是应当首先明确的问题。
显然，后现代主义表现出的西方哲学的多元性及其带来价值取向的多元性对理性的异化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在当代中国，也随处可见西方文化的哲学、科学和宗教以各自的价值承诺带给人们存在方式的异化。以《周易》为基础的中国哲学的一以贯之，不但使“医易相通”，而且使《周易》与中国古代科学相通、《周易》与宗教相通，《周易》因此成为中国文化的基石。可以说，综观人类文明的几大形式，没有任何一个文明能像中国文明那样能够锦延不绝，持续发展并表现出文化的稳定性。西方哲学表明，就哲学问题及其表现出的多元性而言，西方哲学家们在近代和当代由于他们内在哲学传统思维形式的形式化限定使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显得无能为力，最终以据斥形而上学作为西方哲学的终结。然而，问题却没有解决，问题伴随着其造成人类存在的异化在当代使人们终于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优越性。但是，由于中西方哲学思维巨大的差异性，所以尽管《周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但是，由于西方哲学及科学和宗教是对存在形式化的结果，所以，不能将《周易》与西方文化及哲学作简单的类比，例如我们看到的把《周易》比附为科学或者把西方的思想文化的成果认定为在《周易》中早已有之那样。形而中论表明，《周易》的重要贡献是其哲学的本体论思想，在这方面，同样不能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作简单的比附。对西方哲学的形式化而言，《周易》哲学是内化的，因此，把《周易》哲学作为明确的形式外化出来，是一项历史性的任务，《周易》哲学的外化将带来人类哲学及存在形式的空前革命。
《周易》和中医学的学科形式表明，其属于不同的知识形式和结构，之所以称为“医易相通”， 是指其作为共同的哲学本体而言的，具体讲， 《周易》的哲学思维是中医学的基础，易道广大使中医学与《周易》在“道”的层次上相通。因此，对道的理解问题成为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这属于哲学层次的问题，在中国的学术史中被历代学者所重视，在基本方面提高了《周易》群经之首的学术地位，但是，在西学倡兴的当代，则带来了更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以《周易》为首的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关系和相互的哲学承诺，成为人类文化交融中的问题，尤其是人类发现其自身历史的和社会的、群体的和个体的行为方式所引起的价值失衡，使之把自身的本质作为反思的对象时，以《周易》为代表的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就又一次为人类提供了她深沉的思想。
所有人类存在的问题表明，其中最重要的，能引发出其他所有问题的都应归结为一个基本问题──这就是所谓的终极关怀问题，“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表明了其与西方医学和哲学的截然不同的本体观──而西方哲学对终极关怀的无能为力在后现代主义哲学中已经充分的暴露无遗。中医学家、道家及道教学者在对“医易相通”的基础上和以自身的医疗及修炼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生命科学关于人的本质和应达到的存在方式，解决了终极关怀问题。中国的生命科学表明，“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和推定与《周易》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说卦传》）终极关怀的价值论承诺的统一，是“医易相通”的重要表现形式。
关于“医易相通”的基本原理，在中医学的基本理论方面，在中医学的发展过程中，张介宾的论述简要而精到的指出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他说: “宾偿闻之孙真人曰：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每窃疑焉。以为易之为书，在开务成务，知来常往；而医之为道，则调元赞化，起死回生，其义似殊，其用似异。且医有内经，何借于易，舍近求远，奚必其然？而今也年逾不惑，学到知羞，方克渐悟。方知天地之道，以阴阳二气造化万物；人身之理，以阴阳二气而长养百骇。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原者，同此变化也。岂非医易相通，理无二致，可以医而不知易乎？”又说：“神莫神于易，易莫易于医，欲赅医易，理之阴阳。故天下之万声，出于一阖一辟；天下之万数，出于一奇一偶；天下之万理，出于一动一静；天下之万象，出于一方一圆也。方圆也，动静也，奇偶也，阖辟也，总不出乎一与二也”、“予故曰：易具医之理，医得易之用。学医不知易，必谓医学无难，如斯而已也，抑熟知目视者有所不见，耳听者有所不闻，终不免一曲之陋。知易不知医，必谓易理深玄，渺茫难用也，又何异畏寒者得裘不衣，畏饥者得? 皇常上Я舜砉舜松H辉蛞讲豢梢晕抟祝撞豢梢晕抟剑枘芗蚨兄蛞字浠龊跆欤街擞糜珊跷摇！?/P>
上论表明，张介宾非常精练的总结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把医学和易学在天地万物存在的基本层次上统一起来，使之形成易体医用、体用不二的一元论哲学思维，是中国哲学和医学上的重要思想。
中国医生论文范文第7篇
1 中医古籍的学术地位、临床价值及文化内涵
1.1 学术地位
流传至今的中医古籍历史悠久、灿若星河。随着中医理论的形成、发展、完善、成熟和革新,中医古籍在每一个历史阶段,都占据着重要的学术地位。春秋战国至秦汉之际,《黄帝内经》、《黄帝八十一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四大经典诞生,标志着中医学理、法、方、药学术体系建立,涉及中医基本理论、诊断方法、治疗法则、药物理论、辨证原则等,从此建立了中医学一以贯之的学术范式。晋唐时期,中医进入了实用经验的发展阶段,临证方书增多,临证专科着作涌现,《脉经》、《千金方》等中医诊断、炮制、本草、方剂、临证等专科着作的出现,均显示了晋唐时期中医学重视临证实用的特点。宋元时期,随着北宋校正医书局的成立,更大规模地校正出版了中医书籍,此时,以官方形式编写的大型医书以及个人专科着作等,均在晋唐时期实用经验发展的基础上显示出了更多的理论探索和总结的特点。随着理论探讨的深入,各学派逐步形成,金元时期出现了着名的金元四大家,在医学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明清时期,是中医学的传统延续和创新时期。一方面,传统仍在延续,专科理论得到了更大程度的发展;另一方面,在原有传统学术范式的框架内,出现新理论及新方法。随着西方医学的不断传入,中西汇通学派形成,唐容川的《中西汇通医书五种》和张锡纯的《医学衷中参西录》等中西汇通着作相继出现,标志着中西医交汇融合时期的形成。
1.2 临床价值
中医古籍,像一颗颗镶嵌在中医发展历程中的珍珠,蕴藏着千百年医家医学思想、论治经验,至今仍在临床实践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
大凡习医而有所成者,大多重视中医古籍着作的学习和研究,尤其是《内经》、《伤寒》等中医经典着作的研习。后世医家虽然在理论上多有创见,各成一家之说,但就其学术思想的继承性而言,无不发韧于《内经》。而仲景之《伤寒》、《金医》等为临床医学之源泉,仲景书大师掌握了辨证论治之大法,治疗之常变。可见,中医典籍的临床价值,它们是中医学的根基,是临证必备之书。
1.3 文化内涵
中医学是古代多学科知识得以综合运用的体现,其中,除全面总结了养生、防病、治病等医学知识外,还蕴含着哲学、天文、气象、生态等内容,文化信息十分丰富,且主要是通过中医古籍来负载和体现。所以,从文化角度来看,中医古籍既是以理解生命为特点的高深医学着作,又是荟萃我国古代百科知识的灿烂文化精品,是中国文化得以体现的重要载体之一。
2 中医古籍英译历史研究的现代意义
2.1 对世界医学具有启示和推动作用
中医古籍创立了与西方医学迥然异趣的、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其独特的医学思想、医学方法及诊疗技术日益引起全球关注,其中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是中医学区别于西方医学的主要特点。中医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整体,天人合一思想贯穿始终。中国哲学中的“阴阳五行”学说成为其方法论,如脏腑组织官窍之间按照五行规律相生相克,既协同作用,又相互制约,彼此联系成一个整体诊断时,可以根据局部的病变,确定整体的治疗方法,进行动态的、个体的、具体矛盾具体分析。这种独特的理论体系和治疗方法,对于当今的西方医学来说,是个很好的补充和启迪。当西医对抗性疗法日见弊端,药源性疾病日渐增多时,西医的还原论思想却进入瓶颈阶段,中医的自然、和谐、平衡的理念,切实的疗效自然必然吸引着世界各国人士的目光。
因此,中医古籍承担着中医独特理论和治疗方法的载体,它的对外翻译,对于西方人更好地了解和学习中医,对于世界医学的完善和补充,无疑都具有重大意义。据统计,目前英译的中医古籍种类己多达50余种,足见在世界范围内,对中医古籍的重视程度日益增高,人们了解中医的渴望也日益迫切,对中医古籍历史的研究,可为当今中医古籍英译提供鲜活的历史范本,更好地指导中医古籍英译工作,提高英译的质量,从而有力推动中医独特理论和治疗方法的对外传播以及世界医学的共同进步。
2.2 对中医名词术语标准化工作具有借鉴和参考价值
中医古籍文献文字深邃、古奥,所承载中国文化之博大精深,许多人对其望而却步。就是中医名词术语英译的标准化成为翻译者的第一个难题。从中医理论的角度来说,中医名词术语,很多都直接来源于中医古籍;在中文概念上,由于文字的衍变和发展,本身就存在着模糊不清的特点,如何辨析清楚,这是翻译的首要前提;从文化视角来说,很多名词都是中医基本理论和中国文化的外化和体现,具有独一无二的特性,在英语中几乎找不到对应词,如何恰当地翻译出医学思想,保留其文化特色,又是一道难题。
中医术语的规范,是中医药学一项重要的基础性的系统工程。对于中医药知识的传播,国内外医药交流,特别是对中医药现代化、国际化都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中医名词术语标准化工作开展至今,已取得了很多丰硕的成果。但是,很多研究没有对深厚中国文化进行深入地理解和参透,就不能真实地反映中医学的思想和理论精髓, 更不能真切传达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因此,中医古籍英译历史的梳理,可为当今中医名词术语英译标准化工作提供借鉴和参考。
2.3 对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具有促进意义
中国医生论文范文第8篇
中医学是中国传统中宝贵的文化形式，是中国科学的代表形式之一，是中国生命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医学的进步不但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有过不能以其它文化形式可替代的作用，也由于其坚实的本体论基础而持久的影响了中国文化发展的理路，“儒必通医”就是最好的说明。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历程，西方的医学思想和医疗模式也开始输入中国。由于西方医学在治疗技术上的方便性，使之国人在医疗实践中能够接受西医的治疗方式，但是，正是这种实用主义和“全盘西化”的价值承诺形成了对中医学和中国文化的否定思潮。表现在思想形式上，由于自五四以来的“全盘西化”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数典忘祖、思想浅薄、急功近利成为学术思想界的主流之后，中医学也成为被否定的内容之一。为了提供否定中国文化的理性基础，自觉的不自觉的以西方的哲学思想判释中国文化的方法就成为时代的风气，以西方的医学模式判释中医学以比较两者的优劣，成为这个时代中医学研究的重要特点。如果说以西方医学技术上的特点做为可接受的标准还带有实用主义的特点，从而还能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证明理性的必然，那么，以“全盘西化”对中国文化及其对中医学的否定就是对中国文化理性自觉的背叛，而成为厚西薄中的思想方法了。
时至今日，随着对西方科学文化产生的一系列误区的深入认识，中医学在医学实践中的特殊的、基本的疗效被肯定，中医学也日渐受到重视。但是，对中医学的肯定仍然是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远没有在哲学理性上实现自为而自在的统一。尤其对于解决这一已经产生了几千年的中医文化的继续发展的理路问题而言，就更需要哲学的根据和支持。
问题表明，对中医学的正确认识及其发展理路的研究，首先需要中医哲学的研究作为基础。然而，以我们已经熟悉并习以为常运用于思想的西方哲学思维进行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结果的。以西方哲学的模式为坐标系进行中医学的研究，其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正确的方法是，应对中国文化之所以能产生中医学的哲学思想进行发掘，进而研究中医学的科学性，以对中医学的发展方向作出推定。这些是研究中医学发展应解决的基础理论问题，应当成为一切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应投以相当大的精力进行研究的问题。但是，对于中医学发展方向的困惑而言，面对的问题既是中医哲学带来的也是以哲学对中医学提出的本体论承诺出现的。这表现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医学学科的科学性及其产生的哲学基础与我们所熟知并运用自如的现代科学和哲学对其进行研究而产生的误区，另一方面则要求中医学本身能证明自身的科学性和哲学基础，即中医学的学科性在本体论哲学的支持下表明其科学形式与哲学方式的统一──中医学是中国哲学形而中论的自在自为的统一。
就中国哲学的基本原理进行研究，其表明的哲学原理与中医学有怎样的相关性以及中医学表现出怎样的规律，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哲学和中医学的关系，表明了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在与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的统一性中展示出的科学上和文化上的重要意义。如果说由于中国文化的哲学基础生成了中医学的学科形式，从而表明了中国文化的一以贯之的理论特点，那么，中医学就在其内容和形式中展现出的基本规律将代表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基本形式。因此，应当说，进行中国哲学研究──真正想探索中国哲学奥秘、并认为中国哲学是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具有独立的哲学形式，就应在《周易》、《道德经》和《内经》及《论语》等儒家和道学经典的研究上下功夫，这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基本方法，同样，这也是研究中医哲学的基本方法。
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进行的研究，以发现其基本规律，这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问题，这已成为现代以来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全盘西化”、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所以，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和以西方哲学推定中国哲学的研究一样，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进行西化式的推定。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中国文化对哲学的承诺及其原理的推定，应当认为这些推定的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而只是西方哲学和西医学对中医学理论的异化。
如果承认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并且承认中国文化的形式具有独立性──中医学也因此具有完全不同于西方医学的形式，那么，对生成中医学的哲学思维及其基本规律的研究只能是对中国文化研究的自在的哲学反思──哲学的承诺和推定的统一并进行推定的结果。生成文化的历史和逻辑只能是历史和逻辑在文化形式中的统一。所以，对生成文化的哲学基础进行推定，只能是由文化所承诺的哲学──哲学所能推定的文化形式在哲学形式上的统一。哲学在文化母体的自在性，使其被文化所承诺和推定，而不可能以任何外来文化所承诺的哲学进行推定。以西方哲学进行的推定，只是一种比较意义上的诠释，哲学的比较不具有本体论承诺和推定的统一性，本体是自身的逻辑推定。尤其是西方哲学在当代的进展产生了分析哲学和解释学，其理路表明的逻辑和形式对思维的限定，使对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运用产生了严格的限定。西方文化的内在结构──被语言和文字及形式逻辑所限定，就其文化形式内部所进行的历史文本的解释──以其自在的语言系统和思维方式对文本所进行的解释，不可能达到本来的意义。既然对自在的文化的解释呈现出重重困难，使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语言本身所进行的解释都不具备其文本意义，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学原理和学科形式对中国的文化和哲学进行解释呢？真不理解当代中国学界何以能用西体西用的方法论进行中国文化的研究，并自以为是的认为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规律”。当以中国哲学自在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与这些“基本规律”（例如辩证法）进行比较后，就会发现中西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形式，就思维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简单的类比和实现哲学思维方式的统一。因此，就中国哲学的研究而言，只能用承诺推定法进行哲学的外化。承诺推定法表明的哲学思维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任何一种独立的文化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因此,中国文化的形式和内容只能是自在的中国哲学思维产生的结果。
所以，对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以哲学的承诺和推定法进行的研究。由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只能在中国文化的母体中寻求，所以，这种研究只能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这一研究还必然包括：中医学的哲学究竟是什么形式的？与中国哲学的关系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形成中医学的哲学基础问题。显然，在这一研究进路中，将同时构成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的反思。我在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中，以《时空统一论》⑴的哲学原理对中国的知识系统进行承诺推定法的研究反思，发现在中国文化的知识形式中，《易经》是中国哲学的基础，而中医学是运用中国哲学思维所产生的成熟的科学形式，也可以这样认为，从中医学中可以反映出中国哲学的本质性，所谓“医易相通”是也。那么，中国哲学的本质性与中医学的统一是以怎样的原理表现出来的？这是研究中医学的哲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所以，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的是用哲学的承诺推定法把《易经》的思维方式外化为哲学的形式。我对《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形式的工作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易经》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论⑵的哲学原理进行了对中国哲学的概括，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及思维方式表明，时空对应的认识论原理、对应和中的方法论原理、中和统一的时空本体论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因此，中医学能否反映出这三个基本规律就成为承诺和推定中医哲学的基本工作。
从中医学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维方式并对其进行与中国哲学原理的整合是这一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与《易经》统一，所以历代中医学者对“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解，例如，清代名医章虚谷说:“诗、书、春秋，论世间事迹，褒君子，贬小人，以明治乱之所由，原非论阴阳之理者。《易》象表阴阳进退消长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乱事之道。……故易为大道之源，医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辞》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概医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体，医书岂真与易书比哉？医经与易经，体同而用异，拙集屡申其义矣。即将先天后天打作两橛，遂有一橛截全体之见，而不识其体用所在也。圣人韦编读易，不闻读医，假年学易，不闻学医，盖以此也。圣人为治世之大道，不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达不敢当。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体一也。其所系之重，犹先于大道，何故？盖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业。保性命者，医道也。其理与《易经》同出阴阳太极之源，故体同而用异也。”（《章虚谷：《医门棒喝·论易理》）显然，章虚谷对《易经》和医经的哲学关系的认识是深刻的。由于中国哲学的外化是当代哲学的研究任务，因此，和所有对“医易相通”有相当深刻认识的古代学者一样，这一研究是以《易经》自在的哲学思维的承诺和推定并以外化的形式阐释中医学的哲学思维的。
笔者以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所作的概括，就是上述研究方法的结果。既然中医学的哲学基础是形而中论的统一，那么，中医学在形而中论哲学思维中生成的基本规律是怎样的形式、以及这些基本规律对中医学发展的基本意义之所在就成为中医哲学研究的重要的价值论承诺。
《周易》和《道德经》及《内经》的哲学思维对当代的哲学发展及对中医学的继续进步将有极重要的意义。这已在近年的中国文化热中显见端倪。笔者在对人存在的本质性问题的研究中，结合西方哲学中的问题，以哲学的承诺推定法对《周易》的道器之论之承诺，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形而中论的哲学认为，人对存在的认识，是以形作为主体认识、并区分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人的存在形式和主体地位实际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和者也，因此，人是存在的形而中者。人以时空的方式建立起对形的认识，因此，形而中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建立在时空的本体论基础上，并且与中医学的时空观统一。所以，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能很好的解决一系列重大的中医学哲学问题。
二、医易相通
随着世界学术界对《周易》研究的关注，“医易相通”作为中国古代学术史上重要的哲学命题，在当代尤为引起重视。“医易相通”的承诺表明，其不朽的意义和学术魅力发生于对人类生命本体的哲学思考和推定。“医易相通”概括了易学的哲学思维作为中医学理论基础的基本特点，其不但表现出易学的博大精深，同时也说明了中医学理论基础一以贯之的哲学内涵。显然，从内容到形式作出的分析都表明中医学理论基础的易学哲学性质。《周易》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制式，表明其哲学思维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哲学思维。就医学的作用和价值而言，中医和西医这两种不同的医学理论和实践特点表明了其起源于两种不同的哲学思维，从对存在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及其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不同，使其各自承诺不同的价值及推定出不同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对主体存在本质的不同认识，使其对生命形式本体的认同形成不同的医学观念，在此基础上的发展，使我们看到了人类对生命的不同理解并表明在历史形式中和由此产生的现实问题──中医和西医展现在历史中的不同的逻辑理路和学科建构。
然而，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存在而言，就哲学的层次上推定人类的存在形式，不能不认为虽然有西方自然科学近三百年来的主导和促进，但是，人类就基本的存在问题而言，尤其是生命的本质性问题，还是作为一个亘古常新的课题困扰着人们的理性。近现代表现出所谓的人类进步绝大部分是在其表象上，而不是表现在人类生存本质上的进步，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人类是在其自为的异化形式下存在，对人类的理性的理想形式而言，自为的对自在的超越──自为的达到生命的更高的存在形式──实现自为自在的生命存在形式，显然，人类的存在现状表明，人类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一目标。
因此，当西方科学模式对人们所期望解决的终极关怀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又由此产生了严重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时，人们已经显得彷惶不安，尤其是自然科学产生的负面价值引起人们的反思时，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和文化思潮应运而生。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思潮表明的对理性否定的坚决性已经成为困惑西方文化及科学理性的重大问题。一些思想家把力图走出误区的方法寄托于中国文化时，中国的《周易》就不失时机的又一次成为显学。对中医哲学的研究而言，面对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当企图再以西方哲学的制式推定中国文化时，无疑是当头棒喝。在这种形势下，对于中医哲学研究而言，许多学者不约而同的想到了“医易相通”的古老命题。所以“易学热”也把中医哲学带入其中。但是，就其以“医易相通”为命题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却令人倍感失望，因为其产生的结论，无不带有西方哲学的“前见”。问题表明，因为《周易》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中医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性，使之用西方哲学的制式不可能正确的推定中医哲学。中医哲学由《周易》的哲学制式所推定，这是应当首先明确的问题。
显然，后现代主义表现出的西方哲学的多元性及其带来价值取向的多元性对理性的异化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在当代中国，也随处可见西方文化的哲学、科学和宗教以各自的价值承诺带给人们存在方式的异化。以《周易》为基础的中国哲学的一以贯之，不但使“医易相通”，而且使《周易》与中国古代科学相通、《周易》与宗教相通，《周易》因此成为中国文化的基石。可以说，综观人类文明的几大形式，没有任何一个文明能像中国文明那样能够锦延不绝，持续发展并表现出文化的稳定性。西方哲学表明，就哲学问题及其表现出的多元性而言，西方哲学家们在近代和当代由于他们内在哲学传统思维形式的形式化限定使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显得无能为力，最终以据斥形而上学作为西方哲学的终结。然而，问题却没有解决，问题伴随着其造类存在的异化在当代使人们终于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优越性。但是，由于中西方哲学思维巨大的差异性，所以尽管《周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但是，由于西方哲学及科学和宗教是对存在形式化的结果，所以，不能将《周易》与西方文化及哲学作简单的类比，例如我们看到的把《周易》比附为科学或者把西方的思想文化的成果认定为在《周易》中早已有之那样。形而中论表明，《周易》的重要贡献是其哲学的本体论思想，在这方面，同样不能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作简单的比附。对西方哲学的形式化而言，《周易》哲学是内化的，因此，把《周易》哲学作为明确的形式外化出来，是一项历史性的任务，《周易》哲学的外化将带来人类哲学及存在形式的空前革命。
《周易》和中医学的学科形式表明，其属于不同的知识形式和结构，之所以称为“医易相通”，是指其作为共同的哲学本体而言的，具体讲，《周易》的哲学思维是中医学的基础，易道广大使中医学与《周易》在“道”的层次上相通。因此，对道的理解问题成为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这属于哲学层次的问题，在中国的学术史中被历代学者所重视，在基本方面提高了《周易》群经之首的学术地位，但是，在西学倡兴的当代，则带来了更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以《周易》为首的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关系和相互的哲学承诺，成为人类文化交融中的问题，尤其是人类发现其自身历史的和社会的、群体的和个体的行为方式所引起的价值失衡，使之把自身的本质作为反思的对象时，以《周易》为代表的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就又一次为人类提供了她深沉的思想。
所有人类存在的问题表明，其中最重要的，能引发出其他所有问题的都应归结为一个基本问题──这就是所谓的终极关怀问题，“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表明了其与西方医学和哲学的截然不同的本体观──而西方哲学对终极关怀的无能为力在后现代主义哲学中已经充分的暴露无遗。中医学家、道家及道教学者在对“医易相通”的基础上和以自身的医疗及修炼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生命科学关于人的本质和应达到的存在方式，解决了终极关怀问题。中国的生命科学表明，“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和推定与《周易》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说卦传》）终极关怀的价值论承诺的统一，是“医易相通”的重要表现形式。
关于“医易相通”的基本原理，在中医学的基本理论方面，在中医学的发展过程中，张介宾的论述简要而精到的指出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他说:“宾偿闻之孙真人曰：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每窃疑焉。以为易之为书，在开务成务，知来常往；而医之为道，则调元赞化，起死回生，其义似殊，其用似异。且医有内经，何借于易，舍近求远，奚必其然？而今也年逾不惑，学到知羞，方克渐悟。方知天地之道，以阴阳二气造化万物；人身之理，以阴阳二气而长养百骇。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原者，同此变化也。岂非医易相通，理无二致，可以医而不知易乎？”又说：“神莫神于易，易莫易于医，欲赅医易，理之阴阳。故天下之万声，出于一阖一辟；天下之万数，出于一奇一偶；天下之万理，出于一动一静；天下之万象，出于一方一圆也。方圆也，动静也，奇偶也，阖辟也，总不出乎一与二也”、“予故曰：易具医之理，医得易之用。学医不知易，必谓医学无难，如斯而已也，抑熟知目视者有所不见，耳听者有所不闻，终不免一曲之陋。知易不知医，必谓易理深玄，渺茫难用也，又何异畏寒者得裘不衣，畏饥者得羹不食，可惜了错过了此生。然则医不可以无易，易不可以无医，设能简而有之，则易之变化出乎天，医之运用由乎我。”
上论表明，张介宾非常精练的总结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把医学和易学在天地万物存在的基本层次上统一起来，使之形成易体医用、体用不二的一元论哲学思维，是中国哲学和医学上的重要思想。
总结前人在“医易相通”方面的研究，应当认为《周易》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影响是重大的。《周易》是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其具体影响了中医学的脏腑理论、经络理论、阴阳气血理论、病理病机理论、诊断理论、治疗理论、方剂学和本草理论。而在当代具有重要作用的是其在生命科学领域内的具体运用──“气功”理论成功的运用易理，可以作为“医易相通”最好说明。
以当代的哲学观推定“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必然要求从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层次分析《周易》对中医学的影响。《周易》的阴阳之论表明，阴阳之道是时间和空间产生的并由主体承诺和推定的形式，其表明本体是时空的阴阳变化生成的存在。阴阳之道的推定是主体所能发现本体存在之为存在的基本方式。就本体而言，《易传》认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所以，阴阳能对人体的存在发生生命的本质性作用是因为时空的本体性，而这种本体性作用与主体性方式的正确统一，是在主体的形而中的方式性中产生的正确推定。形而中的方式性由“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传》）的命题承诺和推定。人作为一种存在，本身是属于《周易》哲学推定的哪一种形式呢？人是什么呢？这些问题的存在使人的存在方式成为哲学所关心的也必须给预回答的主体论哲学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问题。但在《周易》哲学中，是不作为问题的，因为结论已经内化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承诺之中。所以。对应于西方哲学的主体论承诺而言，《周易》对这一问题没有作出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因此，在研究关于人的主体性的中医学中推定这一与《周易》相关的哲学问题，对今天的人类哲学而言是重要的。我认为，《周易》的哲学模式表明，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承诺的主体论作出的形式推定，说明了人的主体形式既不属于形上之道，也不属于形下之器，而是属于形而中，即形而中者谓之人。所以，主体被形而中所承诺──人是形而中者也。所谓的形而中者，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而言，是指人的存在的时空层次和主体意识时空能力的对应和中，通过主体时空方式所能把握主体自身存在和客体存在的形而中的方式，即通过主体的形而中实现对存在──主在和客在的正确认识。
“医易相通”是中国生命科学中的重要命题。“医易相通”的形而中论哲学推定，使主体的生命存在形式成为中国生命科学研究的内容。形而中者谓之人的主体论形式推定，使人的存在是形而中的方式，主体将通过对时空的形而中的方式性实现主体的价值。主体能够适应时空层次，并通过时空阴阳的形而中的自作而把握存在，从而超越生命的时空形式。这是形而中论哲学承诺的生命科学原理。形而中者谓之卦──形而中者谓之人的统一，从而解决了认识论的主体性问题。形而中论哲学表明的认识论本质是：人没有独立的主体性，客观实在也没有独立的客体性，自为是自在的自为，而自在也是自为的自在，世界的时空统一性要求人类把握的世界要成为人在其中的世界，因此，对客观的存在而言，绝没有独立性可言，人的主观存在也绝没有独立性，因此，在方法论上的建构，《周易》之卦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统一，形而中论推定的人的存在形式，是形而中的方式性的──-而不是西方哲学的形而下的形式性的存在。因此，以形而中的方式性把握世界，是《周易》对人类哲学发展作出的重要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及方法论方面的贡献，其由形而中的主体方式承诺和推定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生命科学将成为人类科学的终极形式。
在“医易相通”中，以阴阳的概念范畴承诺了哲学认识论。《易传》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阴阳的推定成为中国哲学中的基本概念范畴。在中国文化中，阴阳范畴的具体应用，可谓一以贯之。在中医哲学中，阴阳承诺了哲学本体论的逻辑推定和主体论的形式推定。例如“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阳化气，阴成形”、“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中有阴，阳中有阳”（《素问·金匮真言论篇第四》）等等。张介宾认为：“阴不可以无阳，非气无以生形也；阳不可以无阴，非形无以载气也”（《类经附翼·求正录·真阴论》）；石寿棠认为：“阳不能自立，必得阴而后立，故阳以阴为基，而阴为阳之母，阴不能自见，必待阳而后见，故阴以阳为统，而阳为阴为父”（《医源·阴阳互根论》）；吴谦等认为：“一阴一阳者，天地之道；一开一和者，动静之机”（《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卷二·六味地黄丸集注）；郑寿全认为：“人身所恃以立命者，其惟此阳气乎！阳气无伤，百病自然不作，阳气若伤，群阴即起”（《医理真传》卷二·阳虚证问答目录）柯琴认为：“阴阳互为其根，阳中无阴，谓之孤阳；阴中无阳，便是死阴”（《伤寒来苏集·伤寒论注·卷一·伤寒总论》）等等。从上面众多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阴阳概念在中医学中的应用是相当广泛而重要，并且在逻辑上是自恰的。如果阴阳的推定方式对人的生命形式的作用是自律的，那么，形而中论哲学的对应和中的推定方式，将使这一自律由主体的自为而实现。这是“医易相通”承诺的中国生命科学自在性的表现。
三、形而中论与中医学
如果把《周易》作为群经之首，那么，中国的哲学原理就应当被《周易》所包容。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的形式化，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周易》之“卦”的研究而推定为哲学形式的──形而中论是对“卦”的时空本质性研究并以“形而中者谓之卦”的命题产生的哲学原理。关于“形而中者谓之卦”，我已多次进行论证⑴，在这里再简单的作一介绍。“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思维以时空方式生成对存在的认识，中国哲学是以“卦”作为方式的，其中所表明的认识论原理是形而中的方式。这就是说，“卦”是存在与思维的统一方式──存在与思维的对应和中，“卦”是“道”、“器”的对应和中者也。因此，笔者认为“形而中者谓之卦”，这是中国哲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表现形式。就人存在的本质性而言，因“卦”承诺了主体论及其形式推定，所以，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就有形而中者谓之人的推定。形而中者谓之人的哲学推定表明，主体的对应和中是外化并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是由形而中论哲学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及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的统一而实现的。
笔者在关于《周易》的研究方面，从认识论的角度把“卦”的哲学内涵归结为“形而中者谓之卦”，“卦”的形式为阴阳爻表示的“时”和“空”，由此使“卦”无所不包，“卦”作为万物即形而上的方式和形而下的形式的中和性，推定出“卦”之上的形而上，即“道”，已是方式的存在，而不是形式的存在，由此理解《易》的“太极”，才能推定“太极”承诺的本体。把“太极”以“太极图”和“八卦图”统一的推定，都出于形而中论的哲学推定。具体讲，在“卦”之下，即“器”，是“形式”化所把握的与主体对应的存在，“卦”之上的“太极”或“无”是不能与主体的形式对应的因此是用“方式”所能把握的存在，“卦”是“形式”和“方式”的“中”，“卦”是以“中”的方式推定出“形上”和“形下”的主体形式，因此，方式性的把握本体，即本体不能作为形式推定的存在，本体只能以时空进行方式性的即和中的推定，即以“中”的方式推定形上之道。下面简单的讨论形而中论的几个基本问题。超级秘书网
中国医生论文范文第9篇
中医学是中国传统中宝贵的文化形式，是中国科学的代表形式之一，是中国生命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医学的进步不但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有过不能以其它文化形式可替代的作用，也由于其坚实的本体论基础而持久的影响了中国文化发展的理路，“儒必通医”就是最好的说明。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历程，西方的医学思想和医疗模式也开始输入中国。由于西方医学在治疗技术上的方便性，使之国人在医疗实践中能够接受西医的治疗方式，但是，正是这种实用主义和“全盘西化”的价值承诺形成了对中医学和中国文化的否定思潮。表现在思想形式上，由于自五四以来的“全盘西化”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数典忘祖、思想浅薄、急功近利成为学术思想界的主流之后，中医学也成为被否定的内容之一。为了提供否定中国文化的理性基础，自觉的不自觉的以西方的哲学思想判释中国文化的方法就成为时代的风气，以西方的医学模式判释中医学以比较两者的优劣，成为这个时代中医学研究的重要特点。如果说以西方医学技术上的特点做为可接受的标准还带有实用主义的特点，从而还能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证明理性的必然，那么，以“全盘西化”对中国文化及其对中医学的否定就是对中国文化理性自觉的背叛，而成为厚西薄中的思想方法了。
时至今日，随着对西方科学文化产生的一系列误区的深入认识，中医学在医学实践中的特殊的、基本的疗效被肯定，中医学也日渐受到重视。但是，对中医学的肯定仍然是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远没有在哲学理性上实现自为而自在的统一。尤其对于解决这一已经产生了几千年的中医文化的继续发展的理路问题而言，就更需要哲学的根据和支持。
问题表明，对中医学的正确认识及其发展理路的研究，首先需要中医哲学的研究作为基础。然而，以我们已经熟悉并习以为常运用于思想的西方哲学思维进行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结果的。以西方哲学的模式为坐标系进行中医学的研究，其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正确的方法是，应对中国文化之所以能产生中医学的哲学思想进行发掘，进而研究中医学的科学性，以对中医学的发展方向作出推定。这些是研究中医学发展应解决的基础理论问题，应当成为一切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应投以相当大的精力进行研究的问题。但是，对于中医学发展方向的困惑而言，面对的问题既是中医哲学带来的也是以哲学对中医学提出的本体论承诺出现的。这表现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医学学科的科学性及其产生的哲学基础与我们所熟知并运用自如的现代科学和哲学对其进行研究而产生的误区，另一方面则要求中医学本身能证明自身的科学性和哲学基础，即中医学的学科性在本体论哲学的支持下表明其科学形式与哲学方式的统一──中医学是中国哲学形而中论的自在自为的统一。
就中国哲学的基本原理进行研究，其表明的哲学原理与中医学有怎样的相关性以及中医学表现出怎样的规律，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哲学和中医学的关系，表明了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在与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的统一性中展示出的科学上和文化上的重要意义。如果说由于中国文化的哲学基础生成了中医学的学科形式，从而表明了中国文化的一以贯之的理论特点，那么，中医学就在其内容和形式中展现出的基本规律将代表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基本形式。因此，应当说，进行中国哲学研究──真正想探索中国哲学奥秘、并认为中国哲学是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具有独立的哲学形式，就应在《周易》、《道德经》和《内经》及《论语》等儒家和道学经典的研究上下功夫，这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基本方法，同样，这也是研究中医哲学的基本方法。
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进行的研究，以发现其基本规律，这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问题，这已成为现代以来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全盘西化”、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所以，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和以西方哲学推定中国哲学的研究一样，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进行西化式的推定。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中国文化对哲学的承诺及其原理的推定，应当认为这些推定的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而只是西方哲学和西医学对中医学理论的异化。
如果承认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并且承认中国文化的形式具有独立性──中医学也因此具有完全不同于西方医学的形式，那么，对生成中医学的哲学思维及其基本规律的研究只能是对中国文化研究的自在的哲学反思──哲学的承诺和推定的统一并进行推定的结果。生成文化的历史和逻辑只能是历史和逻辑在文化形式中的统一。所以，对生成文化的哲学基础进行推定，只能是由文化所承诺的哲学──哲学所能推定的文化形式在哲学形式上的统一。哲学在文化母体的自在性，使其被文化所承诺和推定，而不可能以任何外来文化所承诺的哲学进行推定。以西方哲学进行的推定，只是一种比较意义上的诠释，哲学的比较不具有本体论承诺和推定的统一性，本体是自身的逻辑推定。尤其是西方哲学在当代的进展产生了分析哲学和解释学，其理路表明的逻辑和形式对思维的限定，使对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运用产生了严格的限定。西方文化的内在结构──被语言和文字及形式逻辑所限定，就其文化形式内部所进行的历史文本的解释──以其自在的语言系统和思维方式对文本所进行的解释，不可能达到本来的意义。既然对自在的文化的解释呈现出重重困难，使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语言本身所进行的解释都不具备其文本意义，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学原理和学科形式对中国的文化和哲学进行解释呢？真不理解当代中国学界何以能用西体西用的方法论进行中国文化的研究，并自以为是的认为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规律”。当以中国哲学自在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与这些“基本规律”（例如辩证法）进行比较后，就会发现中西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形式，就思维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简单的类比和实现哲学思维方式的统一。因此，就中国哲学的研究而言，只能用承诺推定法进行哲学的外化。承诺推定法表明的哲学思维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任何一种独立的文化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因此,中国文化的形式和内容只能是自在的中国哲学思维产生的结果。
所以，对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以哲学的承诺和推定法进行的研究。由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只能在中国文化的母体中寻求，所以，这种研究只能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这一研究还必然包括：中医学的哲学究竟是什么形式的？与中国哲学的关系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形成中医学的哲学基础问题。显然，在这一研究进路中，将同时构成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的反思。我在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中，以《时空统一论》⑴的哲学原理对中国的知识系统进行承诺推定法的研究反思，发现在中国文化的知识形式中，《易经》是中国哲学的基础，而中医学是运用中国哲学思维所产生的成熟的科学形式，也可以这样认为，从中医学中可以反映出中国哲学的本质性，所谓“医易相通”是也。那么，中国哲学的本质性与中医学的统一是以怎样的原理表现出来的？这是研究中医学的哲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所以，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的是用哲学的承诺推定法把《易经》的思维方式外化为哲学的形式。我对《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形式的工作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易经》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论⑵的哲学原理进行了对中国哲学的概括，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及思维方式表明，时空对应的认识论原理、对应和中的方法论原理、中和统一的时空本体论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因此，中医学能否反映出这三个基本规律就成为承诺和推定中医哲学的基本工作。
从中医学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维方式并对其进行与中国哲学原理的整合是这一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与《易经》统一，所以历代中医学者对“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解，例如，清代名医章虚谷说:“诗、书、春秋，论世间事迹，褒君子，贬小人，以明治乱之所由，原非论阴阳之理者。《易》象表阴阳进退消长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乱事之道。……故易为大道之源，医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辞》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概医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体，医书岂真与易书比哉？医经与易经，体同而用异，拙集屡申其义矣。即将先天后天打作两橛，遂有一橛截全体之见，而不识其体用所在也。圣人韦编读易，不闻读医，假年学易，不闻学医，盖以此也。圣人为治世之大道，不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达不敢当。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体一也。其所系之重，犹先于大道，何故？盖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业。保性命者，医道也。其理与《易经》同出阴阳太极之源，故体同而用异也。”（《章虚谷：《医门棒喝·论易理》）显然，章虚谷对《易经》和医经的哲学关系的认识是深刻的。由于中国哲学的外化是当代哲学的研究任务，因此，和所有对“医易相通”有相当深刻认识的古代学者一样，这一研究是以《易经》自在的哲学思维的承诺和推定并以外化的形式阐释中医学的哲学思维的。
笔者以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所作的概括，就是上述研究方法的结果。既然中医学的哲学基础是形而中论的统一，那么，中医学在形而中论哲学思维中生成的基本规律是怎样的形式、以及这些基本规律对中医学发展的基本意义之所在就成为中医哲学研究的重要的价值论承诺。
《周易》和《道德经》及《内经》的哲学思维对当代的哲学发展及对中医学的继续进步将有极重要的意义。这已在近年的中国文化热中显见端倪。笔者在对人存在的本质性问题的研究中，结合西方哲学中的问题，以哲学的承诺推定法对《周易》的道器之论之承诺，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形而中论的哲学认为，人对存在的认识，是以形作为主体认识、并区分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人的存在形式和主体地位实际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和者也，因此，人是存在的形而中者。人以时空的方式建立起对形的认识，因此，形而中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建立在时空的本体论基础上，并且与中医学的时空观统一。所以，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能很好的解决一系列重大的中医学哲学问题。
二、医易相通
随着世界学术界对《周易》研究的关注，“医易相通”作为中国古代学术史上重要的哲学命题，在当代尤为引起重视。“医易相通”的承诺表明，其不朽的意义和学术魅力发生于对人类生命本体的哲学思考和推定。“医易相通”概括了易学的哲学思维作为中医学理论基础的基本特点，其不但表现出易学的博大精深，同时也说明了中医学理论基础一以贯之的哲学内涵。显然，从内容到形式作出的分析都表明中医学理论基础的易学哲学性质。《周易》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制式，表明其哲学思维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哲学思维。就医学的作用和价值而言，中医和西医这两种不同的医学理论和实践特点表明了其起源于两种不同的哲学思维，从对存在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及其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不同，使其各自承诺不同的价值及推定出不同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对主体存在本质的不同认识，使其对生命形式本体的认同形成不同的医学观念，在此基础上的发展，使我们看到了人类对生命的不同理解并表明在历史形式中和由此产生的现实问题──中医和西医展现在历史中的不同的逻辑理路和学科建构。
然而，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存在而言，就哲学的层次上推定人类的存在形式，不能不认为虽然有西方自然科学近三百年来的主导和促进，但是，人类就基本的存在问题而言，尤其是生命的本质性问题，还是作为一个亘古常新的课题困扰着人们的理性。近现代表现出所谓的人类进步绝大部分是在其表象上，而不是表现在人类生存本质上的进步，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人类是在其自为的异化形式下存在，对人类的理性的理想形式而言，自为的对自在的超越──自为的达到生命的更高的存在形式──实现自为自在的生命存在形式，显然，人类的存在现状表明，人类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一目标。
因此，当西方科学模式对人们所期望解决的终极关怀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又由此产生了严重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时，人们已经显得彷惶不安，尤其是自然科学产生的负面价值引起人们的反思时，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和文化思潮应运而生。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思潮表明的对理性否定的坚决性已经成为困惑西方文化及科学理性的重大问题。一些思想家把力图走出误区的方法寄托于中国文化时，中国的《周易》就不失时机的又一次成为显学。对中医哲学的研究而言，面对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当企图再以西方哲学的制式推定中国文化时，无疑是当头棒喝。在这种形势下，对于中医哲学研究而言，许多学者不约而同的想到了“医易相通”的古老命题。所以“易学热”也把中医哲学带入其中。但是，就其以“医易相通”为命题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却令人倍感失望，因为其产生的结论，无不带有西方哲学的“前见”。问题表明，因为《周易》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中医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性，使之用西方哲学的制式不可能正确的推定中医哲学。中医哲学由《周易》的哲学制式所推定，这是应当首先明确的问题。
显然，后现代主义表现出的西方哲学的多元性及其带来价值取向的多元性对理性的异化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在当代中国，也随处可见西方文化的哲学、科学和宗教以各自的价值承诺带给人们存在方式的异化。以《周易》为基础的中国哲学的一以贯之，不但使“医易相通”，而且使《周易》与中国古代科学相通、《周易》与宗教相通，《周易》因此成为中国文化的基石。可以说，综观人类文明的几大形式，没有任何一个文明能像中国文明那样能够锦延不绝，持续发展并表现出文化的稳定性。西方哲学表明，就哲学问题及其表现出的多元性而言，西方哲学家们在近代和当代由于他们内在哲学传统思维形式的形式化限定使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显得无能为力，最终以据斥形而上学作为西方哲学的终结。然而，问题却没有解决，问题伴随着其造类存在的异化在当代使人们终于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优越性。但是，由于中西方哲学思维巨大的差异性，所以尽管《周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但是，由于西方哲学及科学和宗教是对存在形式化的结果，所以，不能将《周易》与西方文化及哲学作简单的类比，例如我们看到的把《周易》比附为科学或者把西方的思想文化的成果认定为在《周易》中早已有之那样。形而中论表明，《周易》的重要贡献是其哲学的本体论思想，在这方面，同样不能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作简单的比附。对西方哲学的形式化而言，《周易》哲学是内化的，因此，把《周易》哲学作为明确的形式外化出来，是一项历史性的任务，《周易》哲学的外化将带来人类哲学及存在形式的空前革命。
《周易》和中医学的学科形式表明，其属于不同的知识形式和结构，之所以称为“医易相通”，是指其作为共同的哲学本体而言的，具体讲，《周易》的哲学思维是中医学的基础，易道广大使中医学与《周易》在“道”的层次上相通。因此，对道的理解问题成为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这属于哲学层次的问题，在中国的学术史中被历代学者所重视，在基本方面提高了《周易》群经之首的学术地位，但是，在西学倡兴的当代，则带来了更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以《周易》为首的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关系和相互的哲学承诺，成为人类文化交融中的问题，尤其是人类发现其自身历史的和社会的、群体的和个体的行为方式所引起的价值失衡，使之把自身的本质作为反思的对象时，以《周易》为代表的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就又一次为人类提供了她深沉的思想。
所有人类存在的问题表明，其中最重要的，能引发出其他所有问题的都应归结为一个基本问题──这就是所谓的终极关怀问题，“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表明了其与西方医学和哲学的截然不同的本体观──而西方哲学对终极关怀的无能为力在后现代主义哲学中已经充分的暴露无遗。中医学家、道家及道教学者在对“医易相通”的基础上和以自身的医疗及修炼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生命科学关于人的本质和应达到的存在方式，解决了终极关怀问题。中国的生命科学表明，“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和推定与《周易》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说卦传》）终极关怀的价值论承诺的统一，是“医易相通”的重要表现形式。
关于“医易相通”的基本原理，在中医学的基本理论方面，在中医学的发展过程中，张介宾的论述简要而精到的指出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他说:“宾偿闻之孙真人曰：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每窃疑焉。以为易之为书，在开务成务，知来常往；而医之为道，则调元赞化，起死回生，其义似殊，其用似异。且医有内经，何借于易，舍近求远，奚必其然？而今也年逾不惑，学到知羞，方克渐悟。方知天地之道，以阴阳二气造化万物；人身之理，以阴阳二气而长养百骇。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原者，同此变化也。岂非医易相通，理无二致，可以医而不知易乎？”又说：“神莫神于易，易莫易于医，欲赅医易，理之阴阳。故天下之万声，出于一阖一辟；天下之万数，出于一奇一偶；天下之万理，出于一动一静；天下之万象，出于一方一圆也。方圆也，动静也，奇偶也，阖辟也，总不出乎一与二也”、“予故曰：易具医之理，医得易之用。学医不知易，必谓医学无难，如斯而已也，抑熟知目视者有所不见，耳听者有所不闻，终不免一曲之陋。知易不知医，必谓易理深玄，渺茫难用也，又何异畏寒者得裘不衣，畏饥者得羹不食，可惜了错过了此生。然则医不可以无易，易不可以无医，设能简而有之，则易之变化出乎天，医之运用由乎我。”
上论表明，张介宾非常精练的总结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把医学和易学在天地万物存在的基本层次上统一起来，使之形成易体医用、体用不二的一元论哲学思维，是中国哲学和医学上的重要思想。
总结前人在“医易相通”方面的研究，应当认为《周易》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影响是重大的。《周易》是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其具体影响了中医学的脏腑理论、经络理论、阴阳气血理论、病理病机理论、诊断理论、治疗理论、方剂学和本草理论。而在当代具有重要作用的是其在生命科学领域内的具体运用──“气功”理论成功的运用易理，可以作为“医易相通”最好说明。
以当代的哲学观推定“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必然要求从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层次分析《周易》对中医学的影响。《周易》的阴阳之论表明，阴阳之道是时间和空间产生的并由主体承诺和推定的形式，其表明本体是时空的阴阳变化生成的存在。阴阳之道的推定是主体所能发现本体存在之为存在的基本方式。就本体而言，《易传》认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所以，阴阳能对人体的存在发生生命的本质性作用是因为时空的本体性，而这种本体性作用与主体性方式的正确统一，是在主体的形而中的方式性中产生的正确推定。形而中的方式性由“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传》）的命题承诺和推定。人作为一种存在，本身是属于《周易》哲学推定的哪一种形式呢？人是什么呢？这些问题的存在使人的存在方式成为哲学所关心的也必须给预回答的主体论哲学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问题。但在《周易》哲学中，是不作为问题的，因为结论已经内化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承诺之中。所以。对应于西方哲学的主体论承诺而言，《周易》对这一问题没有作出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因此，在研究关于人的主体性的中医学中推定这一与《周易》相关的哲学问题，对今天的人类哲学而言是重要的。我认为，《周易》的哲学模式表明，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承诺的主体论作出的形式推定，说明了人的主体形式既不属于形上之道，也不属于形下之器，而是属于形而中，即形而中者谓之人。所以，主体被形而中所承诺──人是形而中者也。所谓的形而中者，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而言，是指人的存在的时空层次和主体意识时空能力的对应和中，通过主体时空方式所能把握主体自身存在和客体存在的形而中的方式，即通过主体的形而中实现对存在──主在和客在的正确认识。
“医易相通”是中国生命科学中的重要命题。“医易相通”的形而中论哲学推定，使主体的生命存在形式成为中国生命科学研究的内容。形而中者谓之人的主体论形式推定，使人的存在是形而中的方式，主体将通过对时空的形而中的方式性实现主体的价值。主体能够适应时空层次，并通过时空阴阳的形而中的自作而把握存在，从而超越生命的时空形式。这是形而中论哲学承诺的生命科学原理。形而中者谓之卦──形而中者谓之人的统一，从而解决了认识论的主体性问题。形而中论哲学表明的认识论本质是：人没有独立的主体性，客观实在也没有独立的客体性，自为是自在的自为，而自在也是自为的自在，世界的时空统一性要求人类把握的世界要成为人在其中的世界，因此，对客观的存在而言，绝没有独立性可言，人的主观存在也绝没有独立性，因此，在方法论上的建构，《周易》之卦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统一，形而中论推定的人的存在形式，是形而中的方式性的──-而不是西方哲学的形而下的形式性的存在。因此，以形而中的方式性把握世界，是《周易》对人类哲学发展作出的重要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及方法论方面的贡献，其由形而中的主体方式承诺和推定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生命科学将成为人类科学的终极形式。
在“医易相通”中，以阴阳的概念范畴承诺了哲学认识论。《易传》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阴阳的推定成为中国哲学中的基本概念范畴。在中国文化中，阴阳范畴的具体应用，可谓一以贯之。在中医哲学中，阴阳承诺了哲学本体论的逻辑推定和主体论的形式推定。例如“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阳化气，阴成形”、“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中有阴，阳中有阳”（《素问·金匮真言论篇第四》）等等。张介宾认为：“阴不可以无阳，非气无以生形也；阳不可以无阴，非形无以载气也”（《类经附翼·求正录·真阴论》）；石寿棠认为：“阳不能自立，必得阴而后立，故阳以阴为基，而阴为阳之母，阴不能自见，必待阳而后见，故阴以阳为统，而阳为阴为父”（《医源·阴阳互根论》）；吴谦等认为：“一阴一阳者，天地之道；一开一和者，动静之机”（《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卷二·六味地黄丸集注）；郑寿全认为：“人身所恃以立命者，其惟此阳气乎！阳气无伤，百病自然不作，阳气若伤，群阴即起”（《医理真传》卷二·阳虚证问答目录）柯琴认为：“阴阳互为其根，阳中无阴，谓之孤阳；阴中无阳，便是死阴”（《伤寒来苏集·伤寒论注·卷一·伤寒总论》）等等。从上面众多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阴阳概念在中医学中的应用是相当广泛而重要，并且在逻辑上是自恰的。如果阴阳的推定方式对人的生命形式的作用是自律的，那么，形而中论哲学的对应和中的推定方式，将使这一自律由主体的自为而实现。这是“医易相通”承诺的中国生命科学自在性的表现。
三、形而中论与中医学
如果把《周易》作为群经之首，那么，中国的哲学原理就应当被《周易》所包容。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的形式化，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周易》之“卦”的研究而推定为哲学形式的──形而中论是对“卦”的时空本质性研究并以“形而中者谓之卦”的命题产生的哲学原理。关于“形而中者谓之卦”，我已多次进行论证⑴，在这里再简单的作一介绍。“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思维以时空方式生成对存在的认识，中国哲学是以“卦”作为方式的，其中所表明的认识论原理是形而中的方式。这就是说，“卦”是存在与思维的统一方式──存在与思维的对应和中，“卦”是“道”、“器”的对应和中者也。因此，笔者认为“形而中者谓之卦”，这是中国哲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表现形式。就人存在的本质性而言，因“卦”承诺了主体论及其形式推定，所以，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就有形而中者谓之人的推定。形而中者谓之人的哲学推定表明，主体的对应和中是外化并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是由形而中论哲学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及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的统一而实现的。
笔者在关于《周易》的研究方面，从认识论的角度把“卦”的哲学内涵归结为“形而中者谓之卦”，“卦”的形式为阴阳爻表示的“时”和“空”，由此使“卦”无所不包，“卦”作为万物即形而上的方式和形而下的形式的中和性，推定出“卦”之上的形而上，即“道”，已是方式的存在，而不是形式的存在，由此理解《易》的“太极”，才能推定“太极”承诺的本体。把“太极”以“太极图”和“八卦图”统一的推定，都出于形而中论的哲学推定。具体讲，在“卦”之下，即“器”，是“形式”化所把握的与主体对应的存在，“卦”之上的“太极”或“无”是不能与主体的形式对应的因此是用“方式”所能把握的存在，“卦”是“形式”和“方式”的“中”，“卦”是以“中”的方式推定出“形上”和“形下”的主体形式，因此，方式性的把握本体，即本体不能作为形式推定的存在，本体只能以时空进行方式性的即和中的推定，即以“中”的方式推定形上之道。下面简单的讨论形而中论的几个基本问题。新晨
中国医生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西方文化术语；科学假说；中医基础理论；科学性
中图分类号：R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32-0258-02
一、引言
历史悠久疗效奇特的中国传统医学，几千年来护佑了中华子民世世代代的健康和幸福。中国医学历史上出现的伟大医学家常常德艺双馨为后人称颂，而不朽的中国医药著作更传承着中国医学的精神。目前，一方面希望通过中医进行保健和治疗的人越来越多，但另一方面有人对中国传统医学持怀疑和贬抑，评价中医不科学，所以中医不可信。中医基础理论作为发源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是几千年来经中国医界人士不断观察、实验、思考而总结提炼出的原始系统论医学理论。今天，这两种迥然不同的现状，形成了十分强烈的反差和貌似复杂的悖论，值得研究。本文拟以西方文化术语“科学假说”作为理论框架，对相关问题进行阐述和分析。
二、西方文化术语“科学假说”内涵
据《中国大百科全书》定义，科学假说指“根据已有的科学知识和新的科学事实对所研究的问题作出的一种猜测性陈述。它是将认识从已知推向未知，进而变未知为已知的思维方法，是科学发展的一种重要形式。”科学假说并非科学认识的目的，而是人们认识自然界事物本质和规律常用的理论思维方法和手段。
任何科学理论确立之前，往往有一个“建立假说”的阶段。人们常常通过大量的观察并积累一定的事实材料，对研究对象的某些现象和规律作出假定性的说明和判断甚至预见。
三、西方文化术语“科学假说”视角下中医基础理论科学性分析
科学假说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一，科学假说是建立在一定实践经验基础上，并经过一定实践验证的理论。二，具有相当推测性。其的基本思想是根据不够完善的科学知识和不够充分的事实材料推想出来的，还不是对研究对象的确切可靠的认识。三，具有明显过渡性。科学假说是科学性与推测性的对立与统一，是真与假的对立与统一。这种对立统一的转化条件在于实践，实践是检验假说的唯一客观标准。中医基础理论在整体上符合科学假说的定义和特点。分析如下：
第一，中医基础理论中的气一元论、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是中医临床诊断治疗的基本理论原则，中国传统医学作为经验医学，由中医药从业医师经过几千年临床实践总结出来。就像剧毒的砒霜在中医里可以入药，但它的用量是由严格限定的，这正是通过实验得出的结论，以大量医案、医方等方式把结论记载留传下来。
第二，中医基础理论中的气一元论、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具有一定推测性。张方，李炜芳指出，中医药传统科学文化中蕴涵着大量现代科学思想，如系统论和演化论思想等。根据其“天人合一”理论，发展了丰富的象思维模型和方法，在人体生理、病理方面掌握了一定事实材料之后，根据以往掌握的确定知识，推测人体生理病理特点，总结病因病机理论，并在诊断治疗中加以验证。但这些认识仍有一些思辨成分，还不是人体生理病理方面完全可靠的确切知识和理论。但是，没有经过实验验证的理论不一定是“错误的”或“迷信”，因为随着人类知识的积累，原先没有经过实验验证的理论可能在未来经过验证成为科学理论；
第三，中医基础理论中的气一元论、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与现代科学概念下的科学理论相比较，在内容和形式上具有差别很大。倪培民指出，中医里面所体现的中国传统哲学与近代西方的理性主义、与近代科学的基本原则、公理和检验知识的标准有很大的不同。郑子新[4]认为，中医药是我国的传统医学， 两千多年来仍有顽强的生命力，正是来自于它的实用性和科学性。包括宇宙观、自然观、整体观、辨证观、论治观和平衡观及其治疗作用顺应人体生理病理规律而不干扰生命活动的自然性。因此，我们相信，随着现代技术在中医理论研究中的不断应用，很多原始形态的理论与现代科学理论发生了接轨和融通，因此中医基础理论具有从假说到科学理论明显的过度性特点。
对于中医基础理论，是中医先师们不断观察、实验、思考而总结提炼出的基本的系统论的理论思想，几千年来从诞生一直到今天还在指导着中医医师进行临床诊症治病的有效的医疗实践。同时，中国传统医学是典型的经验医学，其诊治原理、原则和方法是中医药从业医师几千年来反复经过实践总结出来的，这些数据也是通过实验得出的结论，只不过中医药以经方的方式把最精华的结论记载留传了下来，而把几千年来中医药从业医师亲自尝试各种入药的原料的实验和配伍实验过程和患者服用的效果观察资料遗失了。不能因为这些历史资料的遗失而简单粗暴的认定中国传统医学是没经过实验而总结出来的。所以，不能一概而论“中医基础理论没有经过实验验证”。
中医基础理论中确实存在着假说现象，这和其他任何一门学说并无二致。假说与科学理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科学的理论都是先提出一个假说，然后在经过试验验证，经过试验验证的假说就是科学理论。对于一个科学假说是否能够成为科学理论的问题，我们分两种情况来探讨。第一种情况，在“科学”或说“实验科学”不断发展的时空框架下，肯定有一些假说没有相应的实验条件，那么，我们只能通过理论来检验。这种理论上的检验包括假说的逻辑完备性、假说的逻辑简单性、假说的解释和预见功能。第二种情况，我们既可以理论检验，又可以进行实验验证，包括直接验证和间接验证。实验医学的手段可以完成这样的验证和论证。最终，那些经过理论和实践双重检验的假说，有的直接成为科学理论，有的经过修正、补充发展成为科学理论，有的被淘汰。
科学假说的存在并不是没有意义的，正相反，假说的作用十分重要。论者贺新华、刘奇研究认为，首先，假说是通向科学理论的桥梁，这是不言自明的，因为科学研究就是沿着“假说-理论-新假说-新理论”的路径不断前进发展的。第二，假说是激发思维创造性的媒介。假说体现了人类认识世界的能动性，它在科学思维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第三，不同假说的争鸣有利于学术的繁荣。最后，错误的假说对科学的发展同样起着积极的作用。正如恩格斯所言：“只要自然科学在思维着，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
我们把中医基础理论基石，即气一元论、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都看作假说。到目前为止，这些理论的综合程度现代实验科学还无法验证，这种情况说明，我们所面临的许多未知领域，有待于今后不懈的探索。但是，五千年来中华医学的诊疗实践证明，依据这些理论进而产生的藏象理论、病因病机理论、治则治法理论等在逻辑上的确具有完备性、简单性以及极强的解释和预见功能。而且，这些具体理论目前正在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进行实验研究：在临床上，研究者从整体观念出发进行辨证论治，从“治未病”到“治已病”，诊疗活动都在日益深入开展。在科学研究中，从脏腑经络到器官组织，到细胞水平，到基因分子水平，其中很多都已证明中国传统医学的假说确实是“科学理论”。
事实上，中国传统医学和其他任何一门学科一样，不可能在理论和实践中尽善尽美，她也是需要不断发展前进的。假以时日，中国传统医学将日益朝着更深入更完善的方向发展。如果今天，打着“科学”的旗号对中国传统医学轻易否定或贬疑，那绝对不是科学的态度。
同时，我们还要清醒地认识到，科学理论也不一定是“正确的”或“好的”，即“真”与“善”不是一个概念。对于医学问题，这一点我们尤其需要讨论。十七世纪以后，在西方实验科学框架下，飞速发展起来的以生物医学为核心、以科学实验为手段的现代西方医学，虽然目前全球普遍接受，但她并不是完美无缺的静止状态。因为医学解决的问题是“人”的问题，人作为具有生命活力和主观能动性的生物体，既具有生物学属性，又具有社会学属性。所以西方现代医学的“实验科学”或“还原医学”模式也是无法解决所有问题的。因此，对于医学研究与实践，医学科学和医学人文都必不可少。
中国传统医学，在继承古代医学界的经验与智慧的过程中，应在科学研究和人文研究的立体框架下全面快速发展，更高效更精准地为人类健康服务。因此，言说“中国医学不科学”有其合理成分，因为中国传统医学的所有原理不可能全部认识完成，这个其他任何一门学科的情况是一样的；但是这个传统医学诊疗的有效性，是这门学问值得深入研究的根本原因，我们没有理由放弃对她的发展。而言说“因为中国医学不科学，所以它不可信”的人，则是对二者双重的误读与误解――对中国医学的偏见，同时对“科学”的迷信。
四、结语
中医基础理论中的气一元论、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可能经过现代实验验证。但根据西方文化术语科学假说的内涵，这些理论应该具有学术价值。显然，中国传统医学基础理论已经满足了科学理论在形式上的需要，有自己独特的概念、模型和规律表述，是一种系统化的理论体系。我们可以先将之看成科学假说，再经过不断实验验证，其中一部分理论将成为未来的科学理论，成为由科学概念、命题判断和命题系统组成现代言语体系。当然，这一认识的达成也需要中国人早日建立充分的民族自信心和对世界多元文化的包容态度。作者希望，在中国医学新兴的科学技术和传统优秀文化实现再次腾飞、复兴之前，希望国人包容、自信心态的养成过程早一天完成，对“中国传统医学”与“科学”的关系也能更好地认知。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2013-ZD-105）：中医药文化国际价值及其对外翻译传播研究。作者为项目主持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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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贺新华，刘奇.医学辩证法[M].北京：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2002.
中国医生论文范文第11篇
一、中医学的哲学问题
中医学是中国传统中宝贵的文化形式，是中国科学的代表形式之一，是中国生命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医学的进步不但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有过不能以其它文化形式可替代的作用，也由于其坚实的本体论基础而持久的影响了中国文化发展的理路，“儒必通医”就是最好的说明。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历程，西方的医学思想和医疗模式也开始输入中国。由于西方医学在治疗技术上的方便性，使之国人在医疗实践中能够接受西医的治疗方式，但是，正是这种实用主义和“全盘西化”的价值承诺形成了对中医学和中国文化的否定思潮。表现在思想形式上，由于自五四以来的“全盘西化”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数典忘祖、思想浅薄、急功近利成为学术思想界的主流之后，中医学也成为被否定的内容之一。为了提供否定中国文化的理性基础，自觉的不自觉的以西方的哲学思想判释中国文化的方法就成为时代的风气，以西方的医学模式判释中医学以比较两者的优劣，成为这个时代中医学研究的重要特点。如果说以西方医学技术上的特点做为可接受的标准还带有实用主义的特点，从而还能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证明理性的必然，那么，以“全盘西化”对中国文化及其对中医学的否定就是对中国文化理性自觉的背叛，而成为厚西薄中的思想方法了。
时至今日，随着对西方科学文化产生的一系列误区的深入认识，中医学在医学实践中的特殊的、基本的疗效被肯定，中医学也日渐受到重视。但是，对中医学的肯定仍然是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远没有在哲学理性上实现自为而自在的统一。尤其对于解决这一已经产生了几千年的中医文化的继续发展的理路问题而言，就更需要哲学的根据和支持。
问题表明，对中医学的正确认识及其发展理路的研究，首先需要中医哲学的研究作为基础。然而，以我们已经熟悉并习以为常运用于思想的西方哲学思维进行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结果的。以西方哲学的模式为坐标系进行中医学的研究，其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正确的方法是，应对中国文化之所以能产生中医学的哲学思想进行发掘，进而研究中医学的科学性，以对中医学的发展方向作出推定。这些是研究中医学发展应解决的基础理论问题，应当成为一切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应投以相当大的精力进行研究的问题。
但是，对于中医学发展方向的困惑而言，面对的问题既是中医哲学带来的也是以哲学对中医学提出的本体论承诺出现的。这表现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医学学科的科学性及其产生的哲学基础与我们所熟知并运用自如的现代科学和哲学对其进行研究而产生的误区，另一方面则要求中医学本身能证明自身的科学性和哲学基础，即中医学的学科性在本体论哲学的支持下表明其科学形式与哲学方式的统一──中医学是中国哲学形而中论的自在自为的统一。
就中国哲学的基本原理进行研究，其表明的哲学原理与中医学有怎样的相关性以及中医学表现出怎样的规律，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哲学和中医学的关系，表明了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在与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的统一性中展示出的科学上和文化上的重要意义。如果说由于中国文化的哲学基础生成了中医学的学科形式，从而表明了中国文化的一以贯之的理论特点，那么，中医学就在其内容和形式中展现出的基本规律将代表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基本形式。因此，应当说，进行中国哲学研究──真正想探索中国哲学奥秘、并认为中国哲学是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具有独立的哲学形式，就应在《周易》、《道德经》和《内经》及《论语》等儒家和道学经典的研究上下功夫，这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基本方法，同样，这也是研究中医哲学的基本方法。
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进行的研究，以发现其基本规律，这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问题，这已成为现代以来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全盘西化”、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所以，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和以西方哲学推定中国哲学的研究一样，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进行西化式的推定。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中国文化对哲学的承诺及其原理的推定，应当认为这些推定的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而只是西方哲学和西医学对中医学理论的异化。
中国医生论文范文第12篇
1.中医学的知识本体解析及启示
2.医药认知模式创新与中医学发展
3.气候因素对中医学形成和发展的影响
4.师承教育在中医学发展中的作用探讨
5.论中西医学的差异与中医学的发展
6.中医学在当展的思考
7.浅谈中医学中的全科医学观念
8.病机的主体地位及其构建过程是中医学的核心内涵
9.创新辨证论治 发展现代中医学——对现代中医学辨证论治体系的再思考
10.实施中医学专业认证 推动专业建设与发展
11.中医学相关的道、阴阳、五行学说的共性、进步和局限浅析
12.生存·发展·创新——对20世纪中医学发展道路的反思
13.西医院校护理专业《中医学》教学探讨
14.转化医学在中医学的应用探讨
15.论中医学的优势与特色
16.情景教学在中医学教学中的应用效果
17.中医学与取象比类
18.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优先出
19.试论中医学的构建与发展
20.中医学的科学性与现代化
21.循证医学时代中医学如何发展
22.关于中医学的几点哲学思考——兼与西医学比较
23.明代中医学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概述
24.中医学证候量化诊断研究现状与思考
25.“体质”是系统生物学与中医学的最佳结合点
26.从中医学传统的文化特点探讨中医教育模式
27.PBL教学法在中医学基础课程教学中的应用效果 优
28.论中医学的生态化建构原理
29.建立符合中医学自身发展规律的临床疗效评价体系
30.论中医学的文化内涵及其价值
31.对中医学专业认证实践的认识与体会
32.转化中医学:一种沟通中医基础与临床的研究策略
33.科学基金促进我国中医学事业的发展——近10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中医学项目统计分析
34.浅谈中医学对衰老的认识
35.试论中医学的科学性与当前学科地位
36.论中医学的思维方式
37.中医学视角下城市物质空间的生命要素探析
38.探索中医复杂性之路——浅谈逻辑思维与非逻辑思维在中医学发展中的作用
39.考探中医学导引术的历史内容与现代进展
40.中医学基础理论的继承和创新思路
41.交融渗透 相得益彰——论中医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互动关系
42.关于中医学学科建设的医史学思考
43.中医学“卓越医生”胜任力特征模型的构建
44.中医学的科学定位
45.中医学教育开展PBL教学之短长
46.重构中医学理论体系——中医学二次革命、四次浪潮的先导工程
47.初议中医学是复杂性科学——中医标准化预备研究之二
48.中医学的学科属性与其现代化刍议
49.再论中医学的双重属性
50.从中医思维方式探讨中医学的发展
51.论模糊数学与中医学
52.复杂网络理论及其在中医学研究中的应用
53.我国中医学期刊引用网络分析——基于CMSCI(2004-2012)年度数据
54.中医学的特点、特色和优势
55.中医学为何要现代化——中医学现代化再拷问
56.中医学与复杂性科学
57.试论中医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58.客观唯心思辨是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基石——重新认识中医学的“阴阳五行”
59.从地方性知识的视域看中医学
60.瑜伽与中医学探究
61.学科交叉研究领域知识源流可视化分析——以我国中医学学科交叉领域为例
62.中医学的科学定位——科学、哲学、人、中医、名实
63.Medline发表中医学相关论文的趋势分析
64.量子中医学、中医学、西医学的异同
65.调治亚健康状态是中医学在21世纪对人类的新贡献
66.红外热成像技术在中医学的研究现状及展望
67.中医学理论体系框架结构之研讨
68.人文属性是中医学的最大特色
69.取象比类——中医学隐喻形成的过程与方法
70.专业兴趣与培养潜质在自主招生中的意义研究——以中医学专业为例
71.中医学现代传承的战略思考和建议
72.中医学:健康时代及其顶层设计
73.论中医学是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完美统一
74.我国中医学学科交叉领域研究热点可视化分析
75.论中医学、中医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76.基于CSCD统计的2015年中医学研究述评
77.发展中医学的战略思路
78.本刊对论文中医学伦理学及知情同意的说明
79.浅谈医学论文中医学名词的规范用法
80.中医学学术争鸣论文的审读与修改
81.医学科技论文中医学名词的统一及用语规范
82.护理论文中医学名词的规范使用
83.谈中医学研究生教学改革之思路——我校十年来中医内科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分析与思考
84.医学论文中医学名词的规范使用
85.探讨病案专业论文中医学名词的规范应用
86.中医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全过程管理机制的运行探索
87.谈中医学论文中关于引用古代文献记载问题
88.探讨病案专业论文中医学名词的规范应用
89.重视医学论文中医学术语的规范化
90.中医学五年制本科毕业论文指导体会
91.从管理干预谈中医学博士学位论文质量评价
92.中医学期刊论文语句字数分析
93.中医学期刊论文作者数分析
94.中医学博士学位论文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95.中医学专业研究生学位论文形成过程客观影响因素的探讨
96.中医学博士学位论文质量评价的管理干预研究
97.中医学期刊临床论文的审读评价
98.中医学期刊论文引文分析
中国医生论文范文第13篇
值得研究的是：中国古代医学的辉煌成就， 进入近代是怎样向前发展的？近代医学家通过 什么力量、以何种方法在继承前人成就的基础 上不断前进？我们不能割断历史，近代是连接 古代与现代的桥梁，只有通过近代人的继承与 发展，中医药学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才能在 今天继续为人类健康作出贡献。
从历史学角度看，近代虽然只有短暂的 100多年，但是，在中国历史长河里，这一代人 却走过了极其艰难曲折的道路，他们迈出了历 史上重要的一步，在医学史上也留下了属于那 个时代的重要成就。以往某些医史论著称：近 百年中医药学发展十分缓慢，甚至濒于停滞状 态。现在看来，这一评价并未准确、全面地反 映近代医学发展的真实面貌。随着近代医史研 究的深入，人们发现中国医学发展到近代已经 形成新的格局，产生新的特点，出现新的趋势。 如果将中国近代医学史的研究与近代文化史、 与古代医学史、与东西方医学交流史的研究联 系起来，一定能把近代医史的研究向前推进一 步。无疑这是--个很复杂、涉及多学科综合研 究的新课题。本文试图对此作一次尝试性的探 讨，以此求教于同道。研究近代医史，首先要研究近代历史，特 别要研究近代文化史。从这里出发，才能沿着历史的足迹，探索近代医学发展的轨道。
近代社会与文化
在人们的观念里，一向认为近代中国是落 后的。其实从总体看，中国近代社会具有落后 与进步两重性。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 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文化日益陷入贫 困落后状态。这是近代历史的一面；中国人民 不断觉醒，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努力寻求中 国独立富强之路。则是近代历史的又一面。用 辩证的观点认识近代史这两方面，对于研究近 代文化史和近代医学史都有重要意义。
近代历史是在扭曲中向前发展。伴随这一 趋向，近代文化也在向前发展，与古代文化比 较，近代文化是进步了，尽管局部或个别领域， 它有不如古代文化辉煌之处，但是，它比古代 文化毕竟前进了。近代文化与古代文化的发展道路不同。它 是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在西方文化与中国传 统文化冲突的过程中、相互会通融合而成。其 发展历程有以下特征。
1.近代文化是在继承古代文化的基础上， 被动吸收外来文化，形成的新文化。它与古代 文化相比有质的变化。
中国古代文化，是在中国社会内部发生、发 展的。它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无与伦比的延续 性。成为世界文化史上罕见的不曾终绝过的古 老文化，在一国范围内，文化各门类保存如此 完整连续的形态，也是世界文化史的特例。
中国近代文化的产生，是在列强入侵，西 学东渐之后，当时掌权的封建顽固派拒绝接受 西学，而一般群众也由于西学是随侵略而来对 其反感，一些知识分子对西学也不甚了解。加 之，两种文化的模式绝然不同，必然产生冲突。 但是，经过一个世纪的比较、争论与选择，中 国人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在总体趋势上是承 认和接受的。只是因为近代中国社会激剧变化 的复杂背景和各阶层不同的地位，形成人们对 外来文化的态度有种种不同。文化史专家归纳 为三种：一是盲目拒绝、自我封闭型（或称保 存国粹派）；二是全盘接受、追随模仿型（或称 全盘西化派三是主动选择、自我更新型（或 称调和折衷派）。这三种态度明显的表现在 近代文化的各个领域。医学界自然也不例外。
2. 近代文化以“科学”与“民主”为核心。 对古代文化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中国古代文化有两个最大的缺点，一是，缺 乏实证科学。二是，缺乏民主传统。中国古代 科学，没有发展到近代实证科学。清朝由于封 建专制主义和满清贵族的高压统治，文化专制 和八股取士的禁锢，使思想界、文化界笼罩一 片万马齐喑的气氛。改变这种封闭、僵化、静 止的局面，必须借助科学的力量。西方近代科 学的传入，恰恰适应了这种需要。
19世纪60年代，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近 代西方科学技术与科学著作相继在中国出现。 此期传入的西学，虽无显赫之势，但在民间却 广为传播，影响着社会心理和传统文化的变化， 形成与明清时期迥然不同的流向，改变了前期 西学传播的被动局面，中国人开始独立地翻译 传播西学的历程。
中国古代文化的另一缺点是缺乏民主传 统。在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始终是封建专制主 义。古代多数时期，没有自由辩论的环境，文 人的工作往往限于注经、解经，这自然限制了 人们的独立思考与创新，也妨碍了科学的发展。
在近代历史大变革面前，人们急于找到中 国落后的原因，寻求振兴民族的富强之路，于 是便一面把目光投向一个陌生的世界——西 方；一面开始对传统的旧学体系进行反思，涌 现出一批有见识有勇气的先进人物，他们敢于 正视现实，承认中国文化有不如西方文化之处， 因此，致力于从西方文化中探索富强之术；同 时，对传统文化勇敢地进行批判与更新。这种 寻求与探索、批判与更新，直到“五四”新文 化运动时期达到高潮，响亮的提出：“民主”与 “科学”的口号，成为近代文化的核心。这正是 历史的进步。
3. 近代文化的发展与政治紧密相联。
文化史学者称：中国古代文化以“求治”为 目标的“政治型”文化[3]。这种强烈的政治化倾 向，就其积极性而言，使古代中国的政治学说 丰富而具体，在浓厚的政治斗争氛围中，孕育 了许多富于社会责任感的思想家、教育家、文 学家、科学家。然而它也存在明显的弊端，封 建统治者视科学技术为雕虫小枝、奇技淫巧，未 能为科学文化的发展提供自由的环境。一些科 技成果与科学思想往往由于无人问津而迅速绝 迹。事实上造成的后果还远不止于此。
中国近代文化，是在遭到外国入侵的条件 下发生发展的。一些有见识的中国人努力从西 方文化中寻求救国的办法，提出“科学救国”、 “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口号。尤其是在甲 午战争失败后，瓜分危机迫在眉睫，引起社会 很大震动。戊戍维新运动，便将维资产阶级之 新的政治运动与文化运动密切结合。“五四”新 文化运动，更是从主张政治民主出发，进而反 对文化专制，主张文化民主。因此，文化与政 治的紧密结合，始终是近代文化的一个特点。
4.近代文化没有形成完整的文化体系。
近代文化从认识论讲，是一个不断认识.、接 受新信息，改造、更新旧观念的过程。但是，由 于社会的急剧变化，使每种思潮都未能充分展 开，就让位于新的认识过程，形成思想变化迅 速又都消化不良的后果，使近代文化出现新旧 并存、中西合揉的势态。加之，各地区经济、政 治发展不平衡，影响文化发展也不平衡，使之 难以形成一个成熟完整的文化体系。
总之，近代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承前 启后的作用。它改变了长期以来封建文化（至 少是明代以后）腐朽、僵化、停滞的局面。建 立了开放的、充满生机的新文化，为以后新文 化运动的发展、乃至今天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 打下了基础。然而近代历史的多变，西方文化 的急剧输入，各地区、各民族间文化发展不平 衡等等复杂因素，又使近代文化没能达到应有 的高度。
近代医学的特点
近代医学是在近代中国复杂的社会文化背 景下发展的。历史证明：人们的愿望和活动 “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 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4]”。近代医学做为自然科 学的一门学科，它既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与制 约；又受自身内在一般规律的支配。从医学史 的角度，分析中国医学发展到近代呈现何种势 态，有什么新特点和新趋势，是很有意义的。
中国古代医学，19世纪初已经发展到成熟 阶段，处于相对稳定状态。其主要标志是：① 确立了系统的理论，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前人 以无数次反复的临证实践经验为基础，运用古 代具有朴素唯物论与自发辩证法的阴阳五行学 说，系统地总结了人体生理、病理、诊断、治 疗、预防、养生诸方面的理论，通过理、法、方 药相互配合、全面实施，形成完整、独立的医 学体系，尤以统一整体观、永恒运动观、辨证 施治为指导思想与诊治方法，使中医学成为一 门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古代科学。②中医药学卓 越的疗效，久经检验而不衰。数千年来，中医 药学是中国人民战胜疾病、保持健康、繁衍昌 盛唯一的医疗保健方法。它已深深地扎根在中 国的土壤里。在古代科学成果中，被公认是一 门最有实际效益的学科。③出现一大批著名的 医药学家，留下浩如烟海的医学著作。医学史 上一代又一代杰出的医学人物，用自己丰富的 医疗经验、各有特色的学术思想和重视实践、认 真继承、努力创新的科学精神，铸造了一座辉 煌的古代医学宫殿。④在中外医药交流史上，写 下了一些“世界之最”的记录。我国曾经是世 界上医学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免疫法的先驱 ——“疗淛犬咬人方”和“人痘接种术”、“麻 风病隔离病院”，当时都居于世界医学前列；国 家药典-一《新修本草》、法医学专著——《洗 冤集录》、医疗体操图“导引图”、医学教 学模型——“针灸铜人”以及龋齿病、天花病、 脚气病的记载等，皆为世界医学史最早的记录。 并且传往国外，对世界医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医学当时已经达到很 高水平。当然它不是完美无缺，由于时代的局 限，历史的灰尘不可避免，精华与糟粕并存，保 守与创新同在。但是，瑕不掩五，实践证明：它 是中国古代文化宝库中一颗灿烂的明珠。
进入近代，时间的前进，科学的发展，疾 病谱的改变，西医学的广泛传播，使古老的中 医药学面临着新的挑战。短暂的100年，中医 界思考、比较、探索、论争、选择……历经磨 难，终于取得新的进展。但是，与古代医学相 比，近代医学在发展势态上显得缓慢，在科学 成果上也不如古代辉煌，然而它确实进步了。产 生了新的格局，出现了新的学术论争，总结了 新的经验，吸收了新的知识，采用了新的传授 方法，呈现出新的特点与新的趋势。
1.新的格局。
西方医学广泛传播后，改变了存在数千年、 单一的中医学独立存在的局面，出现了中医与 西医并存的新格局。
在近代西学东渐过程中，医学处于重要的 领先地位。近代西医学的传播与明清时期不同， 那时传入的西医学过于简略、影响很小。近代 西医学传入，通过办医院，建学校、译医书等 新的传播手段，在民间广为流传。到1937年时， 在华英、美基督教会所办医院已有300多所、诊 所600余处。[5]20世纪初，各国在华开办医学 院校20余所、译著西医书200多种。使一部 分人对西医学由逆反心理，逐渐转为顺向心理， 西医的手术、药物等疗效明显，也日益被人们 接受。此后，西医学便比其他西学迅速传播，在 传统中医学之旁，另辟蹊径，展开了对中医学 的挑战。
还需要指出：近代西医学的传播，有一特 殊现象，就是除了与列强入侵有关外；还与传 教士的活动密切相联，不仅医院、学校无一不 是教会所设，而且译著医书也多出自传教士之 手。传教士自称：宗教与科学“相辅而行”。实 际上科学只是手段，传教才是目的。所以，他 们不可能无保留地介绍西方科学的新成果。此 时传入的西医学知识也人为地打上了宗教和炮 舰的印记，在传播中自然会遇到阻力。
如前所述，尽管近代西医学传入有复杂的 背景，但是，作为一门先进的科学技术传入我 国后，还是被医学界和广大群众所接受，井逐 步发展成为一支独立的医疗技术力量。在中国 医学史上第一次出现中、西医学两种医学体系 并存的新格局。
2.新的学术论争。
近代学术论争，背景之复杂，内容之丰富， 论争之激烈，影响之深远，与古代截然不同。古 代曾经有过两次大规模的学术论争。宋金元时 期，刘完素、张元素等著名医学家，在“古今 异轨，古方今病不相能”的革新思想指导下，根 据各自不同的临证经验和对《内经》等古医籍 的不同理解，提出了新的学术主张，通过师徒 传授的形式不断发展，形成不同的学术流派。可 谓第一次学术论争。明清时期，出现第二次学 术论争。一是，金元学术论争的继续。如张景 岳对阴阳学说的阐发，缪希雍、陆九芝对运气 学说的研究等。二是，对某些理论与古代医家 的学说和医疗经验有不同见解，形成不同的学 术流派。如温补学派、反温补学派、温病学派 等等。反映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进一步丰富与 发展。
近代的学术论争，在深度与广度上均与古 代不同。它与近代社会背景，特别是与西医学 的传播以及旧政府实行排斥乃至废止中医的政 策有直接关系。此时的学术论争，总体上以中 西医之争和中西医汇通之争为主线，其它伤寒 与温病之争，经方与时方之争，温补与反温补 之争，皆趋于缓和。
关于中、西医之争。自西医学传入后.医 学界及社会各阶层产生强烈反响，面对如何对 待两种不同的医学体系和旧政府消灭中医的种 种措施，医学界、文化界、商业界乃至一些海 外侨胞都发表许多见解，形成不同的学术派别， 进行了长期的论争。这场论争主要围绕四个问 题：①怎样认识西医学。②中、西医学能否汇 通。③中医学有无存在价值。④中医学怎样向 前发展。这些问题的论争涉及范围很广，大致 可分为三个主要流派：即中西医汇通派。以唐 宗海、张锡纯、朱沛文、挥铁樵等为代表；废 止中医派，以余岩、汪企张为代表；中医科学
化派，以陆渊雷、谭次仲为代表。这场论争经 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从内容到形式不断发展 变化，不同时期论争的内容、形式、代表人物 均有所不同。同时，还有各种有组织的社会活动，其势态虽有起有伏、有断有续、有激战、有 缓解，但总体上则贯穿近代史全过程。这场论 争实质上是中国文化近代化运动在医学领域的 反映，也是中国文化近代化历程中，一个重要 的组成部分。
近代医史证明：中医药界并不拒绝接受外 来的医药学知识。在传统与近代化、现代化之 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传统医学本身 就包含了足以引起变化的内在矛盾与合理内 核。这是它能以接受新东西的基本条件。因此， 在两种医学的接触与交流中，中医学不是简单 的为求生存而吸收新东西，而是其自身就在不 断变化、发展、前进。近代学术论争正是这一 发展的反映。
3.新的经验。
近代由于中医学确有实效，中医学家担负 着繁重的医疗任务，因此，不断积累新经验，主 要有以下几点：①对疾病认识日渐深化。近代 疾病谱的改变，临证经验更加丰富，各科都有 一些专门论治某些病种的著作问世。内科有中 风、肝病、胃病、肺病、霍乱等专著。如张山 雷《中风斟诠》、王旭高《肝症论治》、杨志一 《胃病研究》、秦伯未《痨病指南》等。外科对 疮疡、瘰疠、麻风、梅毒、性病等都有专论，并 出现一批外伤科专家。如马培之、余景和、江 考卿等。妇科对经、带、胎、产诸病的治疗也 有新经验。如潘爵《女科要略》、单南山《胎产 指南》等。儿科对麻疹、痘疮的诊治有进一步 研究，仅介绍种痘之书已有10余种，眼科对常 见病的诊治有系统论述。如陈国笃《眼科六 要》、陈滋《中西眼科汇通》等。喉科由于喉痧 多次流行，对喉痧的研究尤为突出，论治白喉 的专书也较多。如夏春农《疫喉浅论》、丁甘仁 《喉痧症治概要》、李纪方《白喉全生集》等。总 之，呈现出各科深入发展的趋势。②治疗方法 多样化。内科，如费伯雄治疗慢性病强调：“平 淡之极，乃为神奇。”并创制一些治疗肺痨、痰 饮、骨萎等有效方剂。外科，如马培之不仅善 用古方，而且自创新方，《外科传薪集》反映了 他治疗上的多样性与用药的广泛性。尤其是吴 尚先的《理淪骈文》，第一次系统论述外治法， 扩大外治法的适应范围，是一项新成果。喉科， 治疗白喉也运用外治法，如吹药、噙药、贴药、 针刺等辅助疗法。总之，近代临证各科重视整 体观与辨证施治，主张内外兼治，治疗方法多 种多样，并有不少专著问世。
4. 新的知识。
近代中医学发展的主流，虽仍是继承古代 医学理论不断丰富、充实、提高。但是，一些 医学家在探索发展中医学的过程中，吸收了新 的科学知识，向着系统化、专门化、科学化的 方向迈进。如针灸学家吸收解剖学知识，提高 了取穴的速度和准确性，承淡安在《中国针灸 治疗学》中，论述人身度量标准、穴位的解剖 部位，所述经络俞穴.必引证现代解剖。被称 为“针灸善书”。至于在理论、临证、用药等方 面从事中西医汇通的尝试.更是不胜枚举。这 些都反映出中医界努力面向新科学，迎接新挑 战，虽然取得成果不多，但是，它标志着中医 药学正在向着新的目标前进。
近代中医界在吸收西医学与近代科学知识 同时，还受到近代科学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的 影响，尤其是达尔文进化论的传播，给中国带 来新的自然观，也为中医学的发展增加了新内 容。随着近代科学分科日渐明确，各科研究迅 速深化，人们把精力集中在某个专科进行研究， 成为普遍现象，直接促进研究方法的更新。进 入20世纪，西医学已有更多学科分类，各学科 分门别类、深入具体的研究方法，对中医学有 相当影响，有些医学家在进行中西医汇通的探 索时，采用实验方法，如张锡纯被誉为“医学 实验派大师”。恽铁樵也主张“中西医汇通应注 意吸收近代科学知识和方法。”虽然他们的研究 在方法学上还很幼稚，但有进步意义。
5. 新的传授方式。
在近代学校兴起的大潮中，在西学广泛传 播的形势下，更重要的是由于医学自身发展的 要求，产生了近代的医学教育。它与占代的医 学教育相比，教学形式与观念、教学内容与方 法完全不同。近代创建了多种类型的新式医学 院校。大体有三种办学形式；①教会创办的西 医学院校。最早建立的有广州博济医学校（约 1866)、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1880)、杭州 广济医学专门学校（1884)等。20世纪30年代 教会开办西医院校已有20余所。成为传播西医 学的重要基地。②政府开办的西医院校。19世 纪末，清政府开始兴办医学校。20世纪40年 代，已有公办医学院校30多所。这些院校培养 的医生，虽数量有限，但却是我国西医学的重 要人才，成为发展西医学的骨干力量。③私人 或学术团体集资创办的中医学院校。近代中医 界为争取办教育的权利，进行了半个世纪的斗 争，直到1949年，中医教育还未列入囯家教育 系统。留在近代中医教育史上仅有私人或团体 创办的90余所中医学院校。成为保存、传授、 发展中医学的重要阵地。近代还建立一些研究中西医学的团体，出 版一些宣传医学知识的杂志，也是传授医药学 知识的新方式。
近代医学的新趋势
综观近代医学史，可以清晰地看到：近代 医学已经不同于古代医学，呈现出新的趋势。
1.中医学的自我更新。
近代中医学正在由单一的、封闭式的理论 体系向着多元的、开放式的方向发展。虽然其 主流始终表现在：中医学自身实践与理论的丰 富、提高与创新方面；但是，不断吸收外来医 学成果，努力探索新的医学理论体系，也是近 代中医学前进的一条重要轨迹。
2 .西医学的发展壮大。
任何外来文化，都必须经过本土文化的比 较、选择、消化、吸收，才能在新土壤里成长。 近代西医学传入后，经过“抗阻”与“吸收”、 “冲突”与“交融”的历程，已经在我国形成一 支独立的医疗队伍，并且不断发展壮大，成为
我国卫生事业重要的技术力量。
3.探索中西医学汇通之路。
近代在两种医学理论体系并存的形势下， 有些医学家努力探索中西医汇通的道路，他们 从不同角度比较两种理论的异同优劣，从临床 需要出发，中西两法并举，中西药物同用.并 吸取西医学的实验方法，作为发展中医学的… 种手段。虽然限于吋代与个人的局限，没有取 得应有的成果，但是，已经形成一个重要的学 派，在近代医史上起r进步作用。其影响直至 现在。
中国医生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医学人才;医德教育;职业精神;文化自信
一、我国医学人才发展面临的时代特征和趋势
(一)中国达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水平，其世界影响力发生深刻变化
改革开放40年，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领域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政治地位都获得了长足的进步。我国已稳居世界经济总量第二的位置，我国的国际政治地位已在“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和“G20杭州峰会”等国际舞台上充分彰显。当今的世界各国无论大小、贫富、强弱均不可忽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这一切都使我们面临前所未有之机遇，也让我们面对更多更大的竞争与挑战。医学作为世界共通的学科，也在这样的机遇和挑战面前展示着崭新的特征和发展趋势。迎接新时代新变革带来的新要求，医学人才的培养必须勇于创新，树立自信。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功，深刻影响着医学人才的发展
改革开放40年，我国形成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形成了比较鲜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了指导现代化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整个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特色的医疗卫生体制日趋完善，中国特色医疗卫生制度的发展方向日益清晰。因此，在尽量满足人民群众健康需求的现实面前，医学人才的数量、质量、能力、水平都面临着崭新的挑战。只有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培养医学人才、坚定不移地结合中国实际培养医学人才，才能有效解决医学人才不足的问题，才能培养出医学领域中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也才能构筑起具有中国特色的使用中国话语体系的现代医学理论。
(三)“健康中国”的落实对医学人才的需求呈迅速扩张态势
2016年8月召开的“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提出了“健康中国”的理念，引起了医疗卫生领域的大变革;2016年10月出台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为我国卫生健康事业的发展描绘了宏伟蓝图和美丽愿景。报告再次明确提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全面建立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医疗保障制度和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健全现代医院管理制度”［3］。“关注健康”“全民医疗”等理念成为人民群众的共同诉求。这些改革措施和发展目标都对医学人才提出质量和数量上的迫切要求，推动着我国医学人才培养必须实现创新，必须寻找中国特色的医学人才培养路径。
(四)医学发展的国际化和中西医交融互通需要医学人才培养理念的转变
互联网的深度发展，大数据的广泛应用，使医学在世界范围内更广泛的交融。建立在解剖学基础上的西医理论与中国传统的中医理论呈现出越来越多的相互补充和共通共融的局面。这些特点对我国医学人才的培养提出新的要求，打破原有西医院校重西医轻中医的观念，改变原有中医院校重中医轻西医的特点就成为势在必行的选择。
(五)紧张的医患关系引发了对原有医学人才培养模式的思考
近年来，频繁发生的医患冲突成为社会热点问题，引发民众的关注和热议。紧张的医患关系加剧了患者对医生的不信任感，而医生成为了部分人眼中最危险的职业。这些现象一方面暴露出社会改革深层次的矛盾，另一方面也促使医学院校的教育工作者反思原有的医学人才培养模式。探索更符合人民群众健康需求的医学人才的培养路径就成为对医学教育工作者的迫切要求。
二、当前医学人才培养存在的困境
(一)重技术轻医德导致医学人才发展片面化
现代文明的发展使机器越来越多地代替人的劳动，而技术的进步和智能化的出现，使得医学更多地依赖仪器的支撑。于是，医学人才的重心逐渐走向了越来越细化的技术层面，因而也带来了医学人才培养过程中重技术培养、重医疗技能的趋势。然而，随着现代社会中“人学”精神的复苏，医学也开始转向“生物—社会—心理”模式，由此，原有医学人才培养模式中重技术轻医德的理念受到严重挑战。医学教育工作者认为，旧有的医学人才的片面化培养模式是造成其发展困境的重要因素。
(二)重理论轻实践带来医学人才成长周期长
现有的医学教育体系中，普遍存在着重理论轻实践的现象。在五年的本科医学教育时间中，理论学习时间约占总学时的五分之四，且在不断扩招的情况下，仅有的实验实训条件被迫承受更多学生的压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实践效果。但是，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医学生真正成为一名合格的医生光有理论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必须经过一定时间的实践才能胜任岗位需求。于是在进入工作岗位之后相当长时间的实践就成为医学人才成长过程的必经之路，这无形中造成医学人才成长周期延长的现象。
(三)重数量轻质量造成医学人才培养低质化
在我国高等教育由精英化教育转变为大众化教育的过程中，由于教育经费投入的不足和教育理念相对落后，使各教育机构纷纷通过扩招来增加收入，医学院校也不例外。于是在医学人才培养过程中，考量的重心变成了多招学生带来的经费收入。由于医学人才培养中的实践环节所需的条件，如医院、实验室、仪器设备、耗材等都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于是在经费有限的条件下简化培养程序就成为无奈的选择。面对学生人数的激增和实习、实验条件的不足，教育组织者一方面减少能力提升的培训环节和时间，一方面加大分组人数使更多同学共同完成一次实验。因此，医学人才培养的质量就无法保证，结果是走向工作岗位的毕业生能力下滑、水平降低。
(四)重效益轻能力导致医学人才培养功利化
我国高等教育的投入机制不健全，尤其是地方院校在财政投入不足的条件下，为了学校的正常运转和收入的逐渐增长就将办学的关注点从人才培养质量转向办学效益的最大化。于是学校招生人数逐年增加，学生规模日益扩大，大班教学成为了常态，学生能力提升的空间未能有效拓展。正是医学教育中浓厚的功利化色彩，使得医学人才的培养质量呈现下滑态势，一定程度上也是当前医疗事故频发、医患冲突严重局面的根源。
(五)重西医轻中医导致医学人才思想严重西方化
现代医学理论来源于西方，当前领先的医学技术也主要在西方。我国目前学习传承的医学技术、医学理论、医学思想，甚至医学教育的体系都笼罩在西方话语体系之中。于是在学习、传播和思考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形成了西方先进我们落后的观念，也不可避免地在医学生思想上深深翻下了崇尚西方的种子，甚至有小部分学生形成了唯西方论的态度。然而，医学事业在我国的发展必然需要结合我国的国情，需要树立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思想。同时要求教师不断探索新的教学方法，将传授知识与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相结合，提高教学质量。因此，医学人才的培养需要我们树立文化自信，尤其是医学文化领域中的自信。
三、用文化自信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医学人才
(一)将医德教育和医师职业精神教育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中，着力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医学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扎实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要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4］。这就明确表明我国的高等教育必须有明确的办学方向，必须坚定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医学教育也一定要体现这一要求。因此，在医学人才培养过程中将医德教育和医师职业精神教育融入思想政治教育，树立医学人才为人民群众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理念，才能使医学人才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医学事业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医教协同、德医交融”的中国特色医学人才培养模式切实落地
我国医学人才的培养模式与世界其他国家医学人才的培养模式有着根本的区别。为了加快构建标准化、规范化医学人才培养体系，建立中国特色现代临床医学教育制度，我国在2014年出台了《关于医教协同深化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改革的意见》，指出医学人才的培养要调动医学院校、医院、医疗卫生事业管理部门的力量，通过医教协同的方式实现医学人才培养体系的革新，真正建立起中国特色的标准化、规范化医学人才培养模式［5］。这样，一方面可以提高医学人才的培养质量，另一方面可以提升现有卫生计生人才队伍的整体素质，以更好地开展医疗卫生服务，满足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医教协同、德医交融”的医学人才培养模式既符合我国医学教育的现实，又体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要求，是医学人才培养过程中文化自信的集中表现。
(三)深入挖掘中医文化精髓，加大其传播和教育力度
中医是中华民族精神财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集中体现，它不仅蕴含着博大精深的医学思想和技术，而且包含有培养医学人才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和途径。深入挖掘中医文化的精髓，用现代语言和思维方式解读中医文化，并将其贯穿于医学人才培养的全过程，不仅是传承中医文化的需要，也是医学人才培养过程中体现文化自信的需要。同时，将中医文化中“医者仁心”“悬壶济世”“大医精诚”等核心价值观引入医学教育，必将有利于医学人才养成高尚医德和精湛医术相依并存的理念，有利于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医学人才。
(四)加强医学领域中的话语权，用中国思维推进医学的进步和发展
中国医生论文范文第15篇
投资健康成为现代人的一项重要选择。首先，工业文明的快节奏生活和高负荷、高强度工作，使人们的生活压力加大，各种职业病、精神病增多，有调查显示，目前80%的人都处于亚健康状态，特别是一些精英阶层，由于长年积劳成疾和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猝死、早夭的现象频频出现，令人扼腕。面对这种情况，中医的“不治已病治未病”的养生理念恰似一道甘霖很快为现代人们所接受和追捧。养生在《黄帝内经》里叫“摄生”，意思就是把握自己的生命。在一生中，用什么方法把握生命，使自己在各个不同的阶段都处在一种非常和谐而健康的状态，这就是养生最根本的含义。［3］正如《黄帝内经》所云:“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己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4］养生其实是中华民族一个非常古老的课题，不同时代的人们积累了相当多的养生经验。如五禽戏是华佗创造的一种运动养生方法。马王堆出土文物里有关于导引、吐纳的养生方法，即通过调整呼吸来达到养生目的。其次，现代工业文明在更多地创造着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使人们的各种欲望不断增强，更多地把目光向外追寻，很难回归自我，缺少了内心的宁静和平和，出现精神世界的荒芜与贫瘠，由此而产生的亚健康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主要因素。而中医素有“上医治国、中医治人、下医治病”之说，即中医不仅为人们提供健康养生、治病诊病的先进理论，更关注人们的精神健康和内心和谐。《黄帝内经素问》当中就有“恬惔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气从以顺，各从其欲，皆得所愿”、“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高下不相慕，其民故曰朴”等诸多论述，旨在告诫人们应恬淡少欲，回归自然淳朴、简单的生活方式。唐代医家孙思邈曾言:“性既自善，内外百病皆悉不生，祸乱灾害亦无由作，此养性之大经也。”这些看似古老的中医理论都是当代人应当深刻领悟并积极践行的重要人生智慧。
经典理论绽放异彩———浩富的传统经典与当代诸多研究成果为中医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首先，中国传统文化的再度升温与普及唤醒了国人对中国传统医学典籍的再认识和重新评估，形成中国传统中医发展的潜在动力。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支奇葩，作为构成中国传统文化基本架构的阴阳五行理论，也正是中医的理论基础。阴阳理论反映的是平衡，五行学说反映的是整体的相关性，这些都是中国文化最基本的理念，也是宇宙最根本的规律。中医正是运用这样一种求实的精神来构建它的理论体系。有人认为阴阳五行理论是不科学的迷信。而事实上，“阴阳五行本来就不是科学，它是一种文化。它之所以不是科学，也正因为它是一种文化。我们不能因为它不是科学，就置之不理。阴阳五行这个框架，是中国人无法摆脱的。所以，我们把它视作一个文化现象，视作一个了解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切入点。”［5］可以说，阴阳五行理论是贯穿中国传统文化的总纲，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源性典籍，也是中医的理论基础。阴阳五行学说贯穿中医生活、病理、诊断、治疗、药物各方面，若不熟悉其内容规律，则对中医之基本理论，根本无法认识运用。［6］此外，中国传统文化的天干地支、五运六气等理论也是中医的基本理论，它们都是现代西方科技所无法解释和求证的，但却在中医几千年的发展中，实实在在地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整体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影响力的不断增强，尤其是在全球性经济危机的瘟疫蔓延下中国率先走出危机，经济向好，这一切无不凭借其古老而又广博精深的东方智慧，因此中国文化越来越引起世界的关注。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和精神的根源性典籍“三玄”、“四书”、“五经”一时间在全国畅销热卖，甚至许多教育者将其带入幼儿园的课堂，从小诵读经典，启蒙发智。在国外五大洲如雨后春笋般陆续创建的孔子学院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全球掀起了汉语热、中国传统典籍热、中医热。中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然重新走入人们关注的视线，并越来越被世界医家所重视。《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本草纲目》等诸多医学经典再次走进医学的殿堂。其次，近年来一批致力于中医理论研究的当代中医学家，针对目前复杂的医疗环境，探索出了当代中医自我发展的方向和路径，并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成绩，这一切无不是在对前人经典理论的继承、研究和实践的基础上完成的。正如刘力红先生在其著作《思考中医》中所说:“自古医家出经典。”［7］掀开中国中医发展历史，凡是在中医领域有所成就的医家，无不接受经典的训示。扁鹊运用经典理论成为起死回生的一代神医，张仲景因为谙熟经典而最终成为医圣。将太极拳、气功、针灸理疗等结合为一体的当代中医学家白云峰在其著作《中医图话通说》中认为，人体不是孤立的，而是受宇宙大环境综合作用。人体中无处不有无极和太极。无极和太极的有序状态是人体健康生命延续的保证，也是人类社会趋向安定和谐的保证。［8］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西方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中国中医的再度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