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高速发展阶段范文

经济高速发展阶段范文第1篇

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难以持续

1978～2010年，中国GDP年均增长10%，特别是2002年以来更是实现了10.7%的年均增长率。这种大国持续高速增长三十多年的现象在人类历史上并不多见，故被一些人誉为“中国奇迹”。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驱动力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二是要素投入的增加，特别是大规模投资的推动。这种持续高速增长依赖于一系列重要的条件：改革前存在大量被压抑的生产力、制度变革的强力推动、很高的潜在增长率、分享国际分工效益的良好外部环境和强有力的政府驱动等。然而，随着这些条件的变化，中国经济将由“持续高速增长阶段”逐步进入“中速增长阶段”。

中国经济即将进入“中速增长阶段”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研究”课题组预测，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将有很大可能在“十二五”期间放缓，在“十三五”时期明显下一个台阶（与过去高速增长期相比降低30%左右，则GDP增长率降低约3个百分点），也就是说未来一二十年将很可能进入“中速增长阶段”。其原因有：一则随着美国反思经济危机，开始调整“高消费、超前消费、负债消费”的消费模式，中国外需（出口）有一部分永久地消失了；二则内需的扩大受制于一些深层次的制度变革，只能在未来较长时期内逐步释放；三则三五年之后东部乃至部分中部地区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将逐步饱和，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拉动经济高增长的空间相对缩小；四则随着可开发土地越来越少、土地价格上涨空间不如以前以及农民的土地权益将得到更多保障，地方政府通过“土地财政”拉动经济高增长的能力受到限制；五则资源短缺和环境压力加大形成了对经济高增长的制约；六则三大红利趋于减少，“人口红利”随着人口老龄化社会和“刘易斯拐点”的提前到来而减少，“市场化红利”随着改革逐步进入到以公平改革为主阶段而相对减少，“国际化红利”随着中国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二后面临越来越险恶的国际环境而减少。总之，经济潜在增长率趋于下降，迫使中国进入“中速增长阶段”。

“中速增长阶段”将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黄金时期

十多年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之所以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缺乏转变的内在动力和压力。随着“中速增长阶段”的到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将面临强大的压力和动力：首先，“中速增长阶段”带来的一系列挑战将推进改革的深入，而改革正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动力；其次，“中速增长阶段”将不得不从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中寻找新的出路，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正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技术进步和创新则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再次，“中速增长阶段”产生的社会矛盾将成为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大压力，而这正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第四，“中速增长阶段”到来为资源环境带来难得的喘息机会，有利于建设“两型社会”，而这正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同时，“中速增长阶段”到来将地方政府从巨大的GDP增长竞赛压力中部分解脱出来，使之更多地从事社会管理，这也将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中速增长阶段”将迎来一系列挑战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速增长阶段”到来将迎来一系列挑战。原因在于，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对经济高速增长已形成了很大依赖：政府的收入增长和经济职能的履行依赖于经济高速增长，企业的外延式扩张依赖于经济高速增长，金融机构的粗放运行依赖于经济高速增长，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建设依赖于经济高速增长，民众的就业和社会的稳定依赖于经济高速增长。一旦经济增长速度出现持续的明显下降，将很可能引发一系列问题，带来一系列挑战：中小企业开始亏损甚至破产，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盈利能力下降；新增就业岗位减少，社会稳定受到威胁；政府财政收入和土地收入减少，债务负担增加；银行等金融机构坏账上升，金融风险增加等。也要看到，这些问题和挑战并非是持续不变的，随着中国社会逐步适应“中速增长阶段”，其中部分问题和挑战将逐步得到缓解或化解。

积极应对“中速增长阶段”到来的挑战

“中速增长阶段”到来是一种趋势性的现象，抱怨和视而不见都不是可取的态度，逆势而上将付出沉重的代价，顺势而为、积极应对方为上策。为此，有必要采取如下措施：

一是适时调整多年来形成的“增长至上”的赶超发展思想，尊重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不要过多提倡“超常规发展”、“赶超发展”、“跨越发展”、“弯道超车”等。

二是坚决按照国家“十二五”规划要求，尽快将工作重心转到“转方式”和“调结构”上来，扩大内需，自主创新，产业升级，绿色发展，努力培育可持续的竞争力，实现由“粗放增长”向“优质发展”的转变。

三是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推进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全方位改革，继续以改革总揽全局，优化权力配置，保障和维护民权，特别是要推进“教育平权”，实现机会均等，为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四是下决心调整政府与社会的分配关系，降低企业和民众税费负担，降低经济建设支出和政府管理支出比重，提高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支出比重，加大对落后地区转移支付和低收入阶层补贴的力度。

五是下决心全力推进垄断行业的改革，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继续深入推进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大力发展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鼓励民众创业，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努力降温“央企或国企热”、“房地产热”和“投机热”等。

六是加快主体转型，提高各种主体对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承受力，政府加快从“经济增长主导型政府”向“公共服务主导型政府”的转型，企业加快从“速度效益型企业”向“质量效益型企业”的转型，社会加快由“哑铃型社会”向“中产主导型公民社会”的转型。

七是尽快建立风险预警、监测和防范体系，提前防范经济和社会风险，适应信息社会的需要，以“疏”代“堵”，及时化解各种矛盾和问题。

经济高速发展阶段范文第2篇

1郑州市工业化发展阶段研判

目前国内外经济学领域，广泛采用钱纳里-库兹涅兹“标准结构”量化测度地区的经济和工业化发展阶段。钱纳里-库兹涅兹“标准结构”将经济发展阶段划分为前工业化、工业化实现和后工业化三个阶段，其中工业化实现阶段又分为初期、中期、后期三个时期。判断依据包括人均收入水平、三次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城市化水平，如表1所示。2015年，郑州市人均GDP达到10724美元（2005年美元价）；三次产业比重为2.1∶49.6∶48.4；第一产业就业占比为19.6%；城镇化率为69.7%。依据钱纳里-库兹涅兹“标准结构”研判，郑州市当前处于“工业化后期阶段”，尚未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同时，全国处于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过渡阶段，河南仍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如表2所示。从发达国家发展经验看，英国、美国完成工业化的时间分别花了200年、135年，日本、韩国仅分别花了65年、33年，日本、韩国完成工业化并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的时间分别为1973年、1995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进程明显快于发达国家发展历程，综合考虑技术进步等后发优势，预计中国将以较短的时间完成工业化，郑州也将在未来5～10年内进入后工业化阶段。

2郑州市电力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

当前，郑州市经济发展呈现两大特征。一是第三产业成为经济增长新动力。“十二五”期间，郑州市三次产业结构由2010年的3∶54∶43调整为2015年的2∶50∶48，第三产业占比持续上升，且对郑州GDP的贡献率由2005年的38.2%上升为2015年的45.4%。二是工业结构转型升级速度加快。规模以上工业中传统六大高耗能行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由2010年的51.4%下降为2015年的40.2%，而四大战略性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由2010年的36.2%上升为2015年的49.4%，成为郑州工业发展中的主要动力和新的增长点，如表3所示。电力发展方面，郑州用电结构也呈现调整态势。“十二五”期间受国内整体经济放缓和产业结构升级影响，郑州工业尤其是高耗能行业经营形势严峻，全社会用电量年均增速仅为4.1%，较“十一五”年均10.3%的增速下降明显。三次产业和居民用电结构由2010年的2∶72∶14∶12调整为2015年的2∶64∶19∶15，二产用电量仍占据主导地位，但比重逐步下降，居民和三产用电快速增长。同时郑州市度电产值稳步提升，由2010年的9.8元/kWh提高至2015年的14.6元/kWh，领先于全省整体水平，这也表明郑州产业结构更好、工业效率水平更高。郑州电力与经济发展强相关，用电量变动更敏感、更先行。2001—2015年郑州GDP和全社会用电量年均增速分别达到12.9%和10.0%，两者的变动趋势、波动节奏总体一致。郑州电力与经济发展呈现阶段性特征。“十五”期间为上升期，用电量增速大于经济增速，电力弹性系数大于1；“十一五”期间为波动期，电力弹性系数接近1，电量增速波动幅度较经济更明显；“十二五”期间至今为回落期，电力与经济增速同步回落，用电量增速回落幅度更大，电力弹性系数小于1，如图1所示。2010年以来，郑州市GDP基本保持了高速增长的态势，但电力消费增速明显下滑，电力与经济发展呈现出背离的态势。经分析，高耗能行业不景气是导致两种背离的主要原因。郑州市六大高耗能行业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始终高于50%，产值仅占郑州市GDP的24%左右。由于其度电产值明显低于全行业平均水平，高耗能行业发展形势对全社会用电量增速的影响幅度明显高于对GDP的影响。“十二五”以来，剔除高耗能行业后的郑州市GDP和用电量增速均呈波动下行趋势，且二者变动趋势具有较高的一致性，经模型分析，二者增速相关系数达到0.9。剔除高耗能行业影响后，郑州GDP和用电量增速高度相关，背离现象基本消除，如图2所示。

3结语

经济高速发展阶段范文第3篇

经济体由落后贫困逐渐发展到先进富裕的进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前工业化阶段、工业化阶段以及后工业化阶段。将工业化作为合意增长率、红利释放同产业结构优化的主线，主要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第一，国家的工业化是发展经济的关键所在，对于发展中的我国更是如此。国家不断发展落后经济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不断实现工业化的过程。早在上世纪40年代，张培刚作为奠基发展经济学之一的学者，就已明确提出了这一论点。以发展中国家工业化主线作为立足点，将经济发展阶段进行历史与实际的划分。第二，产业结构与工业化紧密相联。将工业化作为主线，能够使其与变化结构相关的经济发展理论形成有效联结，并且能够便于将发达国家的历史进行参照，有效对比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以及产业结构的变化情况。第三，经济发展速度和经济发展阶段相连接的纽带就是工业化。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其经济结构特征也各有差异，经济结构特征的不同，能够从需求与供给两个方面对经济发展的速度造成影响。在农业阶段由于技术较为落后，使得长期需求以及供给能力保持在较低水平，决定了农业阶段的经济发展速度长期缓慢。在工业化阶段，随着时间推移资本日益积累增多，不断提高的生产率以及持续的供给能力，同越来越强的需求相结合，使得经济能够快速发展。可以说，在需求与供给两个方面而言，通过工业化作为主线，能够将经济发展速度、经济结构变化以及经济发展阶段有效的链接起来。在前工业化时期是以第一产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基本特征是经济随自然资源分布、产业结构单一、农业为主导产业、资本积累有限、地区差异较大。在工业化时期则是以第二产业为主导的经济相对快速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基本特征是人们逐渐从事工业活动以获取更高的收入，工业也逐渐由家庭手工作业发展为机器、化工、汽车等重工业。在后工业化时期则是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较为平稳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基本特征是服务业为主导产业，技术水平与生产率得到大幅度提高，城乡差距普遍存在，随着服务业经济结构的调整，区域之间的不平衡依然存在，各类生产要素由传统的国内配置发展为世界范围内最优配置。

我国的合意增长率与结构变化

合意增长率对应着自然增长率与实际增长率，是在产出、资本与储蓄比率已知的情况下，将全部储蓄转变为所需投资增长率，等于是合意资本产出率与合意储蓄率的比值。随着不断进步的计量方式，已经能够在理论层面对合意增长率进行度量。本文主要利用合意增长率对经济结构领域进行理解，认为合意增长率是经济发展速度与经济结构相一致或是对经济结构优化有利。合意增长率就是在经济结构变化较快的时期，其经济发展速度也较快，反之，缓慢变化的经济结构，相对应的合意增长率也会较低。前工业化时期，由于缓慢的经济结构变化，其合意增长率一直无法提高；工业化时期经济结构变化逐渐迅速，合意增长率也逐渐提高；而在后工业化阶段的不同时期，合意增长率的表现也将各有差异。本文主要结合我国从“一五”开始到“十二五”的近60年经济发展，对我国的合意增长率、红利释放及结构变化的规律进行探讨。依据《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可以看出我国从1953年至2012年的劳均GDP增长率、人均GDP以及GDP增长率均出现基本相同的变化趋势及规律。以经济波动及增长速度为主，同时全面考虑到这一期间我国经济的制约条件、因素以及实际情况，对经济发展速度以及经济结构特征进行分段描述。在计划经济时期（1953-1978年），该阶段我国主要发展战略是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战略违背了比较优势原理，由国家强制力作为启动工业化进程的依靠。1953年的人均GDP仅为121元，到了1976年，人均GDP为318元，在24年中，劳均GDP增长率为3.6%，人均GDP增长率为4.2%，GDP的增长率为6.3%。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的工业化情况，按照钱纳里等就业份额与农业产值的标准来看，其水平极低，远远低于起步阶段的人均GDP100美元，到1976年，其人均GDP依然没有超过200美元的水平。但是，我国的工业模式主要由政府主导，重工业投资作为导向驱动，加之城乡日益分离的二元经济结构，以及计划体制中的资源配置，逐渐促进了我国工业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缓慢发展。在转轨时期（1978-2000年），也就是我国进入了由市场经济体制逐渐替代计划经济体制的时期，也可以说是迅速变化的经济结构，转变工业化战略，迅猛发展经济的工业化推进时期。在这一时期，我国逐渐由优先发展重工业，转变为在轻重工业之间，以比较优势原理为基础的发展模式，并在三次产业之间协调发展。在转轨时期逐渐引入市场因素，成为计划与市场并行资源优化配置的方法之一。我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当中，政府投资是核心，忽视了需求、城乡差异过大等许多不协调的经济结构而进行的工业化模式。但在转轨时期，这样的传统模式正逐渐被私人投资与政府投资兼顾，需求与供给并重，逐渐缩小城乡差距，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经济结构优化的工业化模式所替代。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转轨时期的经济结构也随之快速变化，并且符合了经济结构的演变规律，促进了合意增长率。随着转轨时期市场因素的不断作用，逐渐增加的私人投资，促进了农村适度开放，逐渐缩小城乡二元经济差距。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国民收入水平显著提高，逐渐增多了物质文化生活等多样化需求。这样迅速且良性的经济结构优化与经济结构调整，极大程度地推进了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转轨时期的20多年里，劳均GDP增长率为20.1%，人均GDP增长率为14.1%，GDP增长率为15.8%，较计划经济时期的发展当属奇迹。在持续稳定增长期（2001年以后），这也是我国加入WTO以来，进入了全新工业化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我国工业化逐步走入成熟，甚至迈向了高级工业化的持续稳定增长阶段。2000年时，我国人均GDP为7858元，到2012年已经高达38354元，也就是由800美元提高至6000美元。依据钱纳里标准，中级工业化向高级工业化过渡的加速发展时期，也是经济结构巨变的阶段，为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至3000美元。自从我国进入持续稳定增长期，伴随着空前增长的外需，随之而来的是相对不足的内需，由于我国各地逐步开展重型制造业，以及大规模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使得政府投资所扮演的角色更为重要。在持续稳定增长期，由经济增速层面看，我国具有相对较小的经济波动，并且呈现迅速增长且平稳的态势。这一时期的劳均GDP增长率为14.6%，人均GDP增长率为10.1%，GDP增长率为11.7%。人均GDP增长率比转轨时期更高，而GDP增长率则与转轨时期相同，劳均GDP增长率较低于转轨时期。由产业结构层面看，第三产业份额正在不断提高，第二产业份额没有太大变化，而第一产业份额正在不断下降。另外，在持续稳定增长期，我国的第三产业就业份额持续超过第二产业，且首次超过第一产业成为主导型产业。由此可以看出，我国60年的工业化发展进程，符合结构优化，能够促进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在计划经济发展时期，属于政府主导型的前工业化进程起步时期，带着强烈的随意性与主观性的战略计划，在配置资源中发挥着绝对的作用，形成了重视供给轻视需求，重视城市轻视农村，重视投资轻视消费，重视重工业轻视轻工业，重视工业化轻视服务化，重视政府投资轻视私人投资，重视国内市场而轻视国际市场等问题，存在许多非优化经济结构，但这一时期的非优化经济结构，仍旧起到了优化结构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经济增长。在转轨时期，是体制转型及加速推进工业化进程的时期，在配置资源中，计划逐渐被市场所替代，并且起到了主导作用。不断优化城乡结构，轻重工业化结构也逐渐合理。该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旋律是符合工业化发展的普遍规律且迅猛的结构变化，释放出了庞大的结构红利效益，有效推动了国民经济可持续且迅速的提升。在持续稳定增长期，是我国后工业化进程走入成熟与高级阶段的发展时期，强劲的外需与低人力资本有效结合，让全世界关注焦点落在“中国制造”上。在该时期中，经济结构的改变，既体现出优化趋势，同时也存在些许恶化因素，从根本上说，一方面持续推动经济呈现高速增长趋势，另一方面，增速的放缓以及对结构进一步调整又意味着巨大的结构红利还未释放。

红利释放、合意增长率同结构优化

以事后的观点层面来看，若是将合意增长率看作与经济结构优化一致的实际经济发展速度，则可以看出，在前工业化时期，由于缓慢变化的经济结构，其合意增长率也极低，人均GDP增长率基本等于零。在工业化时期，由于整个过程中，如区域结构、城乡结构、产业结构、投资结构以及需求结构等经济结构快速的优化，其结构红利效应由于结构变化的释放极其明显，大幅度增加了合意增长率。在后工业化时期，由于时间较短，所经历的国家也较少，该时期逐渐趋于稳定合理的传统经济结构，在与层次逐渐提高的需求之间，所形成的高供给能力水平与高层次需求相对不足，这样的不断调试以及不匹配的供求关系，极可能降低合意增长率。就我国现阶段来说，以新中国成立为起点，以“一五”计划为开始，我国的工业化进程能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53年到1978年，扭曲的结构变化虽然提高了合意增长率，但是，却对国民经济原有的发展潜力造成了阻碍，降低了红利释放与结构优化的潜力。第二阶段，是从1978年到2000年，该阶段结构优化持续且健康，将结构红利效应充分发挥出来，大幅度的促进了合意增长率提高。第三阶段，是从2001年至今，该阶段的工业化逐渐成熟，并且呈现高级化发展趋势，在不断优化区域结构，产业结构以及城乡结构的同时，却对投资结构与需求结构造成了恶化。一方面促进了合意增长率的提高，有利于红利释放和结构优化。而另一方面又对结构红利效益的有效发挥造成了阻碍。为此，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性建议：首先，应该积极促进劳动力进行跨区域与跨产业的流动，充分促进劳动力将应有的结构红利效应发挥出来。建立起全国一体化、进退自由、规范有序以及鼓励流动的劳动力市场，以促进劳动力由效率低下的第一、二产业，向效率较高的第三产业移动，将劳动力的结构红利效应最大化释放出来。其次，应该引导合理消费，促进我国内需消费逐渐替代外需消费，释放需求结构红利效应。引导合理消费的宗旨在于实体经济的金融创新发展，以提高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效率，同时需要对社会保障系统不断健全完善，引导公民进行适度合理的消费行为，以提升合意资本产出率与合意储蓄率。最后，应该将政府投资规范化，鼓励私人投资，最大限度地激发投资结构的红利效应。政府的投资领域以及规模需要规范化，对民间投资门槛逐步降低，增加民间投资的领域，使市场为主导逐渐替代目前的政府投资为主导，提高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

作者:高玉莲 单位:广州工商学院

参考文献：

1.匡贤明.“改革红利”与社会公平解析[J].学习月刊，2013（4）

2.徐琳.试论改革红利与中国经济的新发展[J].商业时代，2013,7（20）

3.单元媛，罗威.产业融合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实证研究[J].企业经济，2013（8）

经济高速发展阶段范文第4篇

关键词：低碳；高碳；农村

一、引题

低碳经济是一种正在兴起并且迅速发展的经济模式，低碳经济提倡可持续发展，在保持现有水平并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实现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统一协调发展的形态。乡村是经济地域系统的重要组成单元，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大，经济迅速发展，引起农村内需扩大，生产生活资料需求增大，生产活动迅速增加，导致农村的碳排放迅速增加。为了减少农村的碳排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展要符合低碳生产和低碳消费，增碳汇减碳排放，低碳经济在现代农村而言有着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二、相关概念及其内涵解读

低碳乡村的概念是在欧洲1924年提出来的，是一个不断发展的不断变化的概念，是低碳发展模式在乡村地域的主要表现形式，要求保证现在生活质量的前提下，依靠科技进步、科学规划、监督实施，提高农民的低碳意识，在乡村生产和农民生活过程中始终贯穿低碳节能、环保意识，采取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的发展模式，减排增汇，实现农业资源高效、农民增收、农村繁荣、环境友好、食品安全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低碳乡村是低碳经济在农村建设和发展中的具体体现和实现形式。碳汇，是从大气中清除CO2的过程、活动和机制，我们说的碳汇主要包括森林碳汇、草地碳汇、耕地碳汇、海洋碳汇。光合作用就是植物将CO2和H2O在各种光能的作用下转变为氧气和糖分。人类的最基本的物质和能量来源都来自植物的光合作用。植物的光合作用的过程就起到固碳效果，减少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即碳汇。森林是碳汇的主力军，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统计，全球陆地生态系统中储存约25000亿吨碳，储存在森林系统中的碳大约有1.15万亿吨，约占总碳汇量的46%。森林每生长一米生物量，可以吸收1.83吨CO2，碳汇功能很强大，所以森林碳汇是目前最为经济的碳汇手段。农田碳汇、耕地固碳也是是重要的碳汇方式。大气中的CO2被农作物转化为化合物固定下来，耕地生产的粮食每年被消耗，固定的碳又释放到大气中，秸秆的一部分在农村被燃烧，只有作为农业有机肥的将CO2固定到土壤中，所以耕地固碳仅涉及农作物秸秆还田固碳部分。海洋碳汇是指一定时间周期内海洋储碳的能力或容量。海洋储碳的形式包括无机的、有机的、颗粒的、溶解的碳等各种形态。海洋中95%的有机碳是溶解有机碳（DOC），而其中95%又是生物不能利用的惰性溶解有机碳（RDOC），目前世界大洋中RDOC的储碳量大约是6500亿吨，储碳周期约5000年，它们与大气CO2的碳量相当，其数量变动影响到全球气候变化。海洋是地球系统中最大的碳库，海洋碳库是大气的50倍，陆地生态系统的20倍，现在全球大洋每年从大气吸收CO2约20亿吨，占全球每年CO2排放量的1/3左右。草原碳汇是另外一种重要的碳汇方式。依靠广袤的草原吸收大气中的CO2。

三、低碳农村的发展阶段

低碳农村是一个发展的概念，从传统的农村到低碳农村是一个曲折漫长的过程，在《经济成册的阶段》和《政治与增长阶段》两本著作是由美国经济史学家罗斯托所著，在以上两本著作中根据社会政治制度、人的心理因素、产业主导部门、生产技术及组织方式四个方面，将低碳农村发展过程分为六个阶段：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前提的阶段、起飞阶段、向成熟发展的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追求生活质量阶段。根据罗斯托的这个标准和方式，我们选取社会经济基础、基层低碳意识、能源结构、碳排放情况、单位产值碳排放为六个指标，从静态指标和发展趋势两方面入手，均将低碳农村分为六个阶段。

（一）静态指标方面

1.传统农村阶段。在这个阶段传统社会经济结构较为落后；人们不知道低碳概念更没有低碳行为；完全使用生物质能源；碳排放极低；单位产值碳排放很低。

2.低碳认识阶段。在这个阶段社会经济发展开始起步并且使得传统结构受到冲击；部分人知道低碳概念但是并没有低碳行为；能源结构仍然以生物能源为主，但是已经开始少量使用石化能源；碳排放很低；单位产值碳排放也比较低。

3.减排实施阶段。这个阶段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经济结构发生巨大变化，有些结构问题露出端倪；人们熟悉低碳概念但是低碳行为还是较少，人们没有自觉低碳意识；科技发展，能源结构多样化，但是仍以生物能源为主；碳排放逐渐增多，较高；单位产值碳排放较高。

4.低碳起飞阶段。这个阶段社会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发展，政府和人民群众都注意到结构问题严重；人们有了低碳意识，较多低碳行为；生物能源比重降低，石化能源逐渐增多变为主要能源，有少量的清洁能源出现；碳排放空前的高，达到峰值；单位产值碳排放极高。

5.低碳成熟阶段。本阶段社会经济发展增速减缓，经济结构趋向合理优化；低碳行为不断普及，延伸到生活和生产领域；使用石化能源比例不断降低，清洁能源开始占主体地位；碳排放较低；单位产值碳排放仍然较高。6.低碳农村阶段。这个阶段是低碳农村发展的最高阶段，社会经济发展成熟并且结构合理；低碳观念深入人心，低碳行为普及到各个领域，低碳行为无处不在；完全使用清洁能源，低碳环保；碳排放很低；单位产值碳排放较低。

（二）发展趋势方面

1.低碳农村阶段。这个阶段经济发展非常缓慢，基层农民低碳意识没有变化；能源结构也没有变化；碳排放量增速非常缓慢；单位产值碳排放不变。

2.低碳认识阶段。该阶段社会经济发展较为缓慢；基层低碳意识有所增加；生物质能源减少并且石化能源增多；碳排放量增速缓慢；单位产值碳排放不变或者稍有提高。

3.减排实施阶段。本阶段经济开始快速增长；基层低碳意识提高，低碳行为增多；生物质能源减少并且能源出现多样化；碳排放量增速较高；单位产值碳排放提高。

4.低碳起飞阶段。本阶段经济增速最快；人们的低碳行为逐步增多，增速加快；生物质能源慢慢减少，其他能源比重慢慢增加；碳排放增速很快；单位产值碳排放提高。

5.低碳成熟阶段。经济基础增速减缓，结构较合理，趋于优化；基础低碳意识和低碳行为增速很快；生物质能源占主要，清洁能源出现，但比例较低；碳排放量降低；单位产值碳排放降低。

6.低碳农村阶段。本阶段经济增速减缓平稳，结构合理；基层低碳意识和低碳行为完全普及；生物质能源逐渐退出，清洁能源占主体地位；碳排放量连续降低；单位产值碳排放降低。

四、广东省低碳农村发展现状

（一）关键指标情况

从广东农业现代化历程可以看出，广东农业发展基本上走的是“石油农业”的路子，即通过大量投入化肥、农药等石油制品来达到单位面积产量显著增长的目的。农业生产消耗的农药、化肥、农业机械无不与以石油为代表的化石能源有关，据统计（如下表4所示）：广东农业机械总动力从2000年1764万千瓦，到2010年的2253万千瓦，10年间增加27.7%，增至到2013年的2498万千瓦，13年间增加41.6%；农业用电量从2000年405亿千瓦时，到2010年的1044亿千瓦时，10年间增加157.7%，上升至2013年的1235亿千瓦时，13年间增加204.9%；化肥使用量从2000年611吨，到2010年的740万吨，10年间增加21.9%，增加至2013年的776万吨，13年增加27.1%；农药使用量从2000年的8.47万吨，到2010年10万吨，10年增加18.1%，增至2013年的11万吨，13年增加了29.9%。化石能源消耗量增加，预示着石油农业的所占比例增大。这条“石油农业”的路子削弱了生物间有机质循环利用及有益生物的生存系统，造成了资源过度消耗、环境污染严重和生态平衡遭破坏等问题，亟待向低碳经济转型。

（二）低碳乡村发展水平评价得分

根据郝华勇2014年在《我国省域低碳乡村发展水平实证研究》一文中构建的评价体系，从乡村能源结构、乡村生产结构、乡村空间结构、乡村环境结构四个方面经过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广东省低碳乡村发展水平得分是0.2879，在全国31个省市中排名第10，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与排在前6位的浙江、江苏、北京、上海、广西、天津等在总得分分别是0.5654、0.4811、0.4693、0.4502、0.4156、0.4118，从总分方面看，广东低碳水平与这六座城市相差甚远。

（三）Malmquist指数分解法动态评价得分

吴贤荣、张俊彪等于2014年采用Malmquist指数分解法，对中国省域农业碳排放进行动态测算，运用DEAPVersion2.1软件测算2000年、2005年、2011年中国大陆31个省（市、区）的农业碳排放效率指数；在此基础上，利用Malmquist指数分解法，从时间序列维度进一步剖析农业碳排放效率的动态变化，将AMCPI分解为技术效率指数（EFFCH）和技术进步指数(TECHCH),得出的结论说明广东省的农业碳排放排名第15位，居于全国中等水平，综上所述，根据已有研究成果的数据分析可以说明，广东省低碳农村发展正处于实施减排阶段，因此要分析优劣势和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采取有效措施向低碳起飞阶段迈进。

五、对广东发展低碳农村的建议

（一）加强教育指导，让农民全面了解低碳经济，开展低碳生活方式建设低碳农村，与每个农民和农户密切相关。政府可以颁布一些法规政策、举办低碳经济讲座、加派宣传车加强宣传，通过各种途径宣传低碳经济，让农民更全面的了解低碳模式，让他们知道低碳经济与低碳生活是更经济环保、更安全健康、更时尚的生产生活方式。让农民逐渐改变传统的消费观念和消费习惯，接受节能、环保的低碳消费观念，养成节能的生活习惯和消费习惯。积极引导农民过低碳生活，切实解决农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建设生态和谐、环境优美的新农村。

（二）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大力引进低碳生产技术实训农业从粗放型向精细化发展的、实现向可持续农业技术顺利过渡的途径是大力推进农业科技创新。低碳技术可以应用于农业的各个方面，加强节电、节油农业机械和农产品加工设备的生产和使用。要用科技支撑低碳农业发展，把低碳科技引入到农业实践中，加快低碳技术的扩散速度。

（三）加快农村能源建设步伐，适时开发与利用生物质能源农村能源建设关系到广大农村群众的切身利益，大力推广沼气、太阳能、生物质能为主的新型能源，可以实现农村能源结构的优化、农村环境的美化，推进新农村建设有很重要的意义。在适宜地区农村积极推广沼气、秸秆气化、小水电、太阳能、风力发电等能源技术。

（四）地方政府要有目的有步骤的规划，发挥低碳示范区的示范作用地方政根据当地特色制定战略目标，根据当地特色形成可操作、因地制宜的发展模式。加强低碳示范区的建设，比如在发展高效生态农业是，可以根据各村的实际，有重点地发展优势示范产业，在有条件的地区建设低碳实验区，引领和带动低碳农村的全面发展。

作者:顾群 单位:南华工商学院

参考文献：

[1]赵其国,赵海燕.低碳经济与农业发展思考[J].生态环境学报,2009(05).

[2]李友华,续姗姗.建设低碳型社会主义新农村———基于推广应用低碳技术[J].农业经济与管理,2010(01).

[3]杨彬如,韦惠兰．关于低碳乡村内涵与外延的研究[J]．甘肃金融,2013(09).

经济高速发展阶段范文第5篇

关键词：新常态 经济政策 创新 贸易关系

中图分类号：F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7）05-291-02

一、引言

随着世界科技水平的提高，我国经济水平也逐渐居于世界前列。自从我们国家进行了改革开放这项举措，我国的经济就开始飞速发展，这样的发展趋势持续了很久，直到国家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国内经济呈现出了速度缓慢的情况，而且在速度放缓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经济特点。比如在速度放缓的同时，我们国家的经济结构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及在国家经济驱动力的方面也在逐渐改变。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已经出现了新常态，将会进入到一个全新的经济发展状态。

针对于现在的大环境，国家的经济模式为了更好地适应现在经济大环境，应该不断进行创新和发展，找到并摸索出一个适合自身的经济发展新模式，做到国家经济能够创新稳步有效率的进行发展。

二、我国经济在增长中的规律

我国经济的发展态势主要是由前些年的高速增长逐渐转变为了中高速增长。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的经济一直处于快速增长的速度，而且一直增加的都比较稳定。直到21世纪之后，虽然我们国家的经济也处在增长的速度之下，但是增加的速度要比以往的速度要低很多。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我们国家的经济已经从高速发展的模式逐渐转变成了中高速l展的模式。这样的经济模式的转变对于我们国家来说，是否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国内外的专家也进行了激烈的讨论。我们可以把之前的高速增长模式看成是国家经济发展中第一阶段，把后来的中高速经济增长模式看成是第二阶段。那么几乎每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都是由最开始的第一阶段逐渐变成了第二阶段，这种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是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一些发展中国家或者是发达国家都存在着这样的经济发展模式，都是由一开始的经济迅猛发展，经过一段时期的高速发展之后，经济模式逐渐处于变缓的状态。这是我们各个国家经济发展运行中的一种客观规律，不代表任何问题。

现阶段，我们国家的经济正是处于这种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转换期，这是一个经济转型的重要关键时期，我们国家必须认清当下的经济发展形势，不能因为经济放缓就强加经济刺激，这样会对经济造成反向作用力，而应该遵循我们国家的经济政策，保证国家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

三、经济新常态下的新特点

现阶段，我们国家的经济处在关键的转型阶段，一些经济上出现的特点和以往相比将有很大的不同。首先，经济发展的速度将会很快。由于国家在早些年进行了改革开放，调动了国家的经济发展，使经济一直处于高速的发展态势之下，以这样的高速度增长，经济逐渐出现放缓的态势。但是由于近些年一些创新性的思想和创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因子的出现再一次的刺激了我国放缓的经济模式，使我国的经济又一次出现了速度上的增长。其次，我们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驱动力因子强。在经济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转变的过程中，国家采取了积极有效的经济措施，提出了新的政策和改革举措保证了经济有了新的刺激点，不断地推动了国家的经济繁荣发展。最后，国家经济结构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在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国家的经济结构只要是以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为主进行发展，但是在现在新常态下的经济模式之下，我们开始注重第三产业的发展，逐步倾斜于第三产业的政策。因此，综上可以看出，我们国家的经济已经从过去的粗放型传统型的经济模式转变成了高效性集约型的经济模式。

四、保持经济新常态发展的措施

现阶段，我们国家的经济正处于从第一阶段转变成第二阶段的关键时期。在第一阶段时期，我们国家主要注重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发展，但是由于资源有限，经济已经开始逐渐放缓。所以，在经济新常态的形势下，我们国家应该采取创新型改革发展的模式，使国家的经济繁荣富强。

1.资本市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资本市场是一个关键性的角色。资本市场能够给国家经济提供一定的投资途径和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等。资本市场一直处在经济发展的整个过程当中，和国家的经济发展密切重要。我们国家的资本市场现在有着一些小问题，所以我们国家现在应该重新审视资本市场的重要性。

2.科技创新。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必须保证科技的创新，创新就是要给经济注入新鲜的血液，国家应该进行积极创新模式改革的措施，保证我国经济中的创新因子，让更多的科学技术能够在经济产业中稳步前进。我们国家现阶段很多产业都做出了比较大的成绩，但是归根到底，很多产业没有自己的技术产权，缺乏一定的技术创新，所以经济仍然是受到技术创新的束缚。所以，国家应该采取一定的政策措施保证科学技术水平的发展，使科学技术和经济创新改革相结合，保证我们国家的经济能够顺利的发展到一个全新的阶段。

五、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1.带动新兴产业的发展。近年来由于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我们国家在新兴产业的发展态势也逐步加大，比以往的任何时期经济发展的速度都要提高很多。国家为了保证新兴产业的持续发展，提出了完整的方针政策，使经济发展中新兴产业的发展逐渐占领市场。新兴产业的发展是一个具有良好前景的发展事业，国家有效的优化产业的结构，能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国家的经济未来发展走向。

2.增加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自从我们国家经济采取改革开放的手段以来，国家一直采取的都是“走出去”的战略，虽然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一直都很高，但是我国企业在国际经济的竞争中却一直面临很多挑战和问题。在整个国际经济发展的态势下，我们国家的经济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但是，在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模式下，我们国家引进了很多国际经济因子，给企业注入了新的活力，保证了企业在国家经济竞争中的重要地位，提高了我国经济在国际中的竞争力。

3.提供了经济创新驱动力。自从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发展模式之下，我们国家政府相继出台了很多有利的政策措施保证经济的正常发展模式。互联网技术是一项创新性的发展技术，应用到经济发展中前景可观。在我们国家的现阶段，互联网已经不断地被人们所接受，也为企业的未来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经济基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源于计算机的普及，国家经济中的一个创新型的计算机和经济相结合的经济发展模式逐渐占领经济舞台。互联网和经济相结合的创新发展模式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创新驱动力。

结论

现阶段，我们国家经济模式由高速增长模式逐渐转变为中高速增长模式，这既是一个机遇又是一个挑战，国家应该把握好这个机遇，政府适时地出台一些相应的政策措施，保证国家企业经济的发展，不断地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改变国家经济模式的创新，为我国经济未来的繁荣发展提供有力的政策保障。

参考文献：

[1] 李柯.新常态下经济政策与贸易关系研究[J].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01）：64-66

[2] 郭田勇.新常态下的经济政策与金融改革新常态下的经济政策与金融改革[J].甘肃金融，2014，（12）：14-15

[3] 张曼婕.新常态视野下我国政府经济政策对贸易经济增长的影响[J].改革与战略，2015，（10）：14-17

经济高速发展阶段范文第6篇

我们研究的初步结论是：2015年左右，也就是“十二五”末、“十三五”初，我国将进入增长速度回落的时间窗口期，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将可能下一个较大台阶，由近些年的10％以上的增长率下调至7％左右。

一、成功追赶型国家在高速增长期后增长率下台阶是一个规律性现象

在经济增长的国际比较研究中，按何种价格计量是一个重要而学术性较强的问题。可用于国际比较的数据来源较多，其中著名经济史学家麦迪森的世界经济史数据，较好满足了长时间跨度不同国家、不同时期比较的需要，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公认度。麦迪森数据采用购买力平价和国际多边比较方法，以1990年为基准水平，其计量单位简称1990年国际元。

根据麦迪森的各国长期经济增长数据，20世纪以来，除美国、英国等处于全球技术和增长前沿的国家外，其他成功跨入高收入行列的国家，大都经历了一个为时20年或更长的高速增长期。高速增长期结束后，增长率明显下降，并转入一个速度较低的增长平台。这种增长率下台阶的现象在战后高速增长的日本、韩国和德国等国家表现得较为典型，并呈现出一系列重要特性。

第一，经济增长率通常在人均GDP达到11000国际元左右下台阶，从高速增长阶段过渡到中速增长阶段，增长率下降幅度约30～40%。日本在1946～1973年期间GDP年均增长率为9.4%，战后高速增长保持了27年。到1973年，人均GDP达到11434国际元，之后增长率下台阶，1974～1992年期间GDP年均增长率降至3.7%，中速增长维持了18年。1993～2008年期间年均增长率进一步降至1.1%。韩国1946～1995年期间GDP年均增长率为8%，到1995年人均GDP达到11850国际元，此后增长率下台阶，1996～2008年期间GDP年均增长率降为4.6%。德国（当时为联邦德国）1947～1969年期间GDP年均增长率为7.9％。在1969年人均GDP达到10440国际元之后开始下台阶，1970～1979年GDP年均增长速度降至3.1%,进入中低速增长阶段。

第二，在经济增长率下台阶前后，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下台阶以前的高速增长期，工业产出比重持续上升并保持在较高水平；而下台阶后往往伴随着工业产出比重下降，服务业比重则相应上升。日本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二战刚结束时一度降至20%，而后迅速上升，至1970年达到46%的峰值；之后逐步下降，到2007年降至不足30%。韩国二战结束时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不足15%，之后持续上升，到1991年时达到峰值，为42.6%,之后开始回落，2007年降低到37%。德国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1965年左右达到峰值，为53％，之后逐步下降，到2008年回落至30.2%。

第三，在经济增长率下台阶前后，总需求中投资与消费结构也发生显著变动。下台阶之前的高速增长期，投资比重持续上升；下台阶后投资比重随之下降，消费比重相应上升。日本固定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这里给出的是固定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包括存货资本在内的全部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的变化规律，和固定资本比重的趋势基本一致。在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初呈上升趋势，到1973年时达到峰值37.1%，与经济增长率下台阶的时间点大体重合。之后，投资比重逐渐下降，到2007年降至23.4%。韩国的投资比重在经济高速增长期内呈现明显上升势头，从1960年的11.4%升至1991年的38.9%，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投资比重也都保持在37%左右，之后显著下降，到2008年降至29.3%。德国的投资比重转折和GDP增长率下台阶的时间点也基本重合。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投资比重保持在25%左右，到1965年达到二战后的峰值，为28.3%，之后逐步回落，到2008年降至19.2%。

第四，经济增长率下台阶前后，城市化推进速度也会相应变化。经济高速增长伴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而经济增长率下台阶后城市化进程也逐渐放缓。二战后日本的城市化率快速上升，1945～1973年城市化率从27.8%上升到55.4%，年均增长0.98个百分点。1973年之后，城市化进程逐步放缓，2008年达到66.5%，1973～2008年期间城市化率年均增长0.32个百分点。韩国1950～1995年城市化率由20.9%提高到78.2%,年均增长1.30个百分点。1995年之后，城市化进程放缓，2008年城市化率达到81.5%,1995～2008年期间年均增长0.25个百分点。德国城市化水平起点相对较高，在“二战”前就超过了50％。1950～1969年期间德国城市化率从52.9%上升到72.2％，年均增长1.02个百分点，之后城市化水平基本稳定，2008年为73.6％。

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持续高速增长，并在人均收入达到1万国际元左右出现增长率明显下台阶、经济结构显著变化的现象，反映了这些国家能够凭借适宜的制度安排和合理的发展战略，充分发挥技术上的后发优势，在短短几十年的追赶期内，“挤压式”地完成先行国家在一两百年内实现的工业化、城市化任务。当然，这个时候的增长速度下台阶，并不意味着已经全面实现现代化，主要表明以大宗工业产品生产和消耗为主要特征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的基本结束，随后是一个更“精细”增长阶段的到来。

在快速追赶阶段，后发国家可以通过引进与模仿，从先行国家那里获得大量成熟技术；与此同时，后发国家的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等要素成本普遍较低，与已有技术和产出能力相对应的需求处在迅速成长和释放期。只要依托有效的体制和战略形成较强的资源动员和配置能力，就可以出现一个较长的持续高速增长期。而且历史经验显示，似乎时间愈靠后的后发国家，“挤压式”增长的特点愈加明显，完成同样工业化任务的时间愈短一些。当人均GDP达到1万国际元左右的发展阶段后，后发国家的技术水平逐步接近世界技术前沿，引进和模仿空间缩小，要素成本加快上升。另一方面，需求扩张速度减缓，能够引致大量投资的基础设施、住宅和相关产业扩张速度放慢。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变化，使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一组条件难以为继，从而导致后发国家在“挤压式”追赶期的高速增长结束之后，转入中速增长阶段。从现象上看，有的成功追赶型国家经济增速下台阶时，恰好叠加了国际经济环境的重大变化，如日本遇到了石油危机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韩国遇到了亚洲金融危机。国际环境的重大变化可以触发和加剧增长速度的滑落，但不构成增长速度下台阶的根本原因。人们同样可以观察到，尽管资源匮乏程度与日本相近，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石油危机并未打断韩国的追赶进程；而韩国之所以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增长速度下降，主因还是人均GDP超过1万国际元，进入了增长速度下台阶的时间窗口。

成功实现追赶的工业化国家的经验表明，转入中速增长阶段并不仅仅是增长速度的改变，更重要的是反映了经济结构的大幅度变动，即工业主导逐步转为服务业主导；相应地，投资比重下降，消费在需求增长中的份额上升；经济增长逐步进入创新和服务经济为主驱动的轨道。在这个调整过程中，人均GDP仍然保持了较为稳定的增长态势。

二、增长阶段转换对发展方式转型提出了紧迫要求

增长速度回落，我国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这是近期讨论较多的一个问题。我们研究表明，从工业化的历史进程观察，应当区分两种不同类型的增长回落。一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回落，典型的是拉美国家，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也有相似的经历；另一种则是较完整地经过工业化高速增长期后的回落，典型的是上述日本、韩国、德国等二战后的增长经历。形态上看，二者有相似之处，比如都曾经历过时期长短不等的“挤压式”高速增长，继而发生了经济增速的回落。但深入分析后不难发现，这两种类型增长回落的性质、原因与含义大不相同。首先，前者的增长回落大体出现在人均GDP达到4000～7000国际元的发展阶段，而后者则出现在人均GDP达到11000国际元左右的发展阶段。其次，前者的增速下滑是在工业化中期后优势尚未完全释放的前提下发生的，是“非正常回落”，其根本原因是相关国家的工业化基本架构存在重大缺陷，以致工业化进程无法持续，特别是高速增长过程无法顺利完成。而后者的增速下降发生在后发优势基本释放、工业化高速发展阶段基本结束之时，是一种“自然回落”。

正如前面所分析的，以1990年国际元计算，2010年我国人均GDP已经达到7864国际元，超过了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时拉美国家人均GDP 4000国际元和国家人均GDP 6000国际元的水平。按照目前的增长态势，再过3～5年，我国将有很大可能达到成功追赶型国家经济增长“自然回落”时所达到的11000国际元的水平。除非出现重大挫折或反复，我国落入拉美和前国家曾经经历的那种含义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已经很小。我国的增长形态，看起来与成功追赶型经济体更为接近或相似。不同的是，在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回落以及回落后转入新的增长阶段过程中，将会面临特殊的矛盾和问题。

概括地说，在增长阶段转换过程中，我国经济发展将面临防控风险和增长动力转换两方面的严峻挑战。发展方式转型，必须有效应对这两方面的挑战，化挑战为机遇，使中国经济成功地转入速度虽有所降低，但增长质量和稳定性显著提高的新的发展阶段。转型能否成功，将取决于在一系列深层体制性、结构性重要问题上能否取得突破，包括能否在增速下台阶时有效防范和化解高速增长期所积累的财政、金融风险；企业能否适应较低的增长速度环境，逐步改变“速度效益型”的盈利模式；能否随着增速回落而适时适度调整宏观经济调控目标；能否形成充分有效的市场环境，在竞争基础上产生一批创新型大企业和大量的创新型中小企业，培育出具有长期国际竞争力的技术、知识密集型制造业与服务业；能否进一步开放市场，重点是放宽垄断行业和服务业准入限制，为增长提供新的需求和动力；能否在城乡统筹的基础上，加快进城农民成为完整意义上的市民的进程，促进农民承包土地在保障权益的前提下优化配置；能否通过改革开放形成适应创新型社会建设需要的大学和科研体系；能否通过促进就业、创业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使中等收入群体快速成长；能否建成适应新阶段发展和创新需要、有效分散和防范风险的现代金融体系；政府能否由增长主导型向公共服务主导型转变等。

经济高速发展阶段范文第7篇

【关键词】新常态 新动力 中国经济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新常态发展阶段至少可以延伸到2030年

当前，中国经济走向新常态已经成为共识。正如所指出的，“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在新常态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将面临深刻调整，体现在增长速度的适度下调、增长方式的重大转变、增长动力的显著转换。

认识新常态有必要从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视角理解。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增长率大致经历了三个经济增长周期，对应三个主要发展阶段，包括：80年代在计划经济体制框架下的改革；90年代开始的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2000年以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经济发展阶段。这三个经济增长周期对应了三次阶段性经济增长率下调，即：1984-1990年期间下降了11.3个百分点（增长率从15.2%下降到3.9%）；1992-1999年期间下降了6.7个百分点（增长率从14.3%下降到7.6%）；2007-2014年期间下降了6.8个百分点（增长率从14.2%下降到7.4%）。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前的阶段性经济增长速度下调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次。上述数据也表明，只要经历过超高速增长（例如，阶段性增速高点达14%以上），必然要经历阶段性的经济增长下调。这是因为超高速增长必然带来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而随后的增长速度下调就是通过减速换挡解决结构性矛盾，其本质是经济结构调整。因此，对当前的阶段性增长速度下调没有必要悲观，而是要充分认识到阶段性增长下调的必然性、客观性和积极性。

经济结构调整是新常态发展阶段的突出特征和本质要求。首先，从产出结构来看，第三产业将取代第二产业，中国经济逐步进入到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增长形态，预计2030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有望达到60%以上（2014年为48.2%）。其次，从需求结构来看，最终消费需求（包括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将持续提高，预计2030年达到65%左右的水平（2007-2014年期间基本维持在50%左右），逐步实现经济再平衡（1978-2002年之间，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平均值超过60%）。因此，从长期的结构调整来看，新常态发展阶段至少可以延伸到2030年，这也客观地决定了“新常态”中“常”的内涵。

经济增长六大新动力的培育

“新常态”中“新”的内涵在于挖掘和培育增长的新动力，进而引领新常态，实现调结构和稳增长。这对于“十三五”时期乃至到2030年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培育新动力首先需要客观识别影响经济增长的长期性因素。根据经典经济增长理论索罗模型预测，储蓄率和劳动力供给已经不是未来经济增长的促进性因素。例如，总体储蓄率在近年来已经达到50%左右，不会再有上升空间；劳动力供给的增长率也将伴随着老龄化带来的人口结构转变出现负增长，其中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的比重已经从2010年开始下降。此外，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每1%的经济增长率所隐含的资源和环境压力也越来越大，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约束性因素。因此，按照经济增长核算的构成来看，在新常态发展阶段，保持中高增长速度必然要求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增长新动力的培育。总体而言，可以归结为六大动力：创新驱动发展动力、绿色发展动力、新型城镇化动力、区域经济动力、参与经济全球化动力和包容性发展动力。

首先，创新驱动是新常态发展阶段的第一动力，这也是适应我国人口老龄化以及资源环境约束的必然选择。在构建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教育事业的全面发展是基础，人才事业的蓬勃发展是支撑，科技创新能力的不断提高是关键。从国家政策引导来看，国家先后出台了科技、教育和人才发展的三个中长期规划，为实现创新驱动发展设定了制度支持体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现关键在于尊重创新的基本规律，深入落实三大中长期规划，提升教育竞争力，培育一大批创新人才，使教育红利转化为人才红利，进而在世界科技发展的前沿领域取得一批具有重大影响的创新成果。在新常态发展阶段，创新驱动发展作为新动力应当着力实现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大力提升科技能力，由跟踪、模仿的“追赶式”发展向立足于自主创新的“跨越式”发展转变，在若干领域走向世界创新前沿，在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上取得更多的重大突破，在某些领域实现由“跟跑者”变为“并跑者”，甚至是“领跑者”；其二，依托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强科技进步对产业升级和新产业发展的支撑，推动“中国制造”快速向“中国创造”转变；其三，构建和完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体制机制，释放全社会的创新潜能，促进科技、金融和市场的有效融合，推动产业创新、产品创新、业态创新。

其次，绿色发展是突破未来经济增长所面临的资源和环境约束的必然选择。我国已经承诺在2030年前实现绝对减排，这也决定了到2030年左右，单位GDP的减排速度至少要与经济增长率相一致。这在客观上也要求不断提升绿色发展能力，尽早收获“绿色红利”，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既要坚守“底线思维”，即把节能减排和保护环境作为“发展红线”，列入五年规划的约束性指标；也要有“创新思维”，完善自然资源产权制度、生态补偿机制、循环经济发展体系，创新绿色发展动能。此外，作为发展的新动力，绿色发展将催生规模巨大的绿色产业，进而带动大规模的绿色投资，促进经济结构升级和提质增效。

第三，我国仍旧处在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2014年中国城镇化率达54.77%），这个过程预计可以延续到2030年，从而进入到城镇化发展的成熟阶段（70%左右）。未来新型城镇化建设将继续成为产业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城市公用事业投资、第三产业发展的驱动力，有利于促进居民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新常态发展阶段，把新型城镇化建设培育成为新动力的关键是落实《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进而实现高效、包容、可持续的城镇化发展道路。

第四，区域发展是新常态发展阶段的空间动力，将进一步重塑中国经济地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先后经历了东部优先开放（1979-1999年）、区域协调发展（2000年以后）两个主要阶段，区域发展战略的设定总体符合发展阶段的客观要求。近年来，主体功能区战略成为优化国土空间开发的总体战略，提出了以“两横三纵”为主体的城市化战略格局、以“七区二十三带”为主体的农业战略格局、以“两屏三带”为主体的生态安全战略格局，这将继续推动经济发展、人口布局和生态保护的协调发展。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实施还处于开始阶段，必将成为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动力。在新常态发展阶段，中央又进一步提出三大战略，即“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从而进一步重塑国内不同区域板块（指的是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板块）之间以及我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地理，带动国内各区域间以及我国与周边国家间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投资需求，进而推动产业发展、贸易增长和人员交流，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第五，更广泛地参与经济全球化是新常态发展阶段的开放动力。目前，我国正在积极打造对外开放的升级版、新格局，这包括积极推动双边和多边自贸区协定谈判、设定若干个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等，同时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设立、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等。与以往以对外贸易和吸引对外直接投资为主的对外经济开放格局不同的是，在新常态发展阶段，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更加凸显主动性（例如，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立）、战略性（例如，中巴经济走廊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将使新疆直通印度洋），更加体现深化机制建设（例如，推动双边和多边自贸区协定谈判和设立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可以预见，随着中国参与全球经济的全面升级，中国更有能力利用全球资源、全球市场发展国内经济，推动中国经济实现转型升级。

第六，包容性发展动力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本质要求，也是新常态发展阶段通过扩大居民消费需求促进需求结构转变的动力。包容性发展的实质就是发展的成果为全体人民共享。包容性发展有三个重点：其一，切实落实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落实“人的城市化”保障机制，促进城镇化健康、有序发展；其二，进一步促进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民生事业的发展，构筑坚实的社会安全网，促进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促进社会公平、提升人民福祉；其三，补足发展短板，特别是要完善精准扶贫，力争在2020年完成涉及7000多万人口的减贫事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强基石。

释放六大新动力的必要支撑

上述六大发展动力互相促进、相互协调，构成新常态发展阶段的综合发展模式，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增长速度维持在中高速水平目标的实现。然而要实现这种综合发展模式，还需要依靠三大必要支撑。

一是科学规划。当前，各级地方政府正在编制“十三五”规划，“十三五”规划的编制应当充分发挥上述六大新动力，进而引领新常态。此外，由于新常态的长期性，应当考虑在“十三五”规划编制完成之后，基于各项已经实施的面向2020年的中长期规划（教育、人才、科技、新型城镇化等），着手编制面向2030年的中长期远景目标设计。

二是完善的资本市场。经济结构优化和升级最终还是要靠投资结构的转变实现，其关键在于投资效率的显著提升。尽管未来的总体储蓄率会出现一定幅度的下降（近年来大约为50%），但是，预计到2030年仍旧可以保持高达30%以上的总体储蓄率。因此，完善的资本市场是让“高储蓄率”转化为有效投资的必要条件。在新常态发展阶段，资本市场发展的基本目标是建设结构合理、功能完善、规范运作、透明开放、监管有力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完善金融体系的风险防范机制。目前，我国资本市场发展仍旧是新常态发展阶段的薄弱环节，需要花大力气加以解决。

三是稳健的公共财政。释放上述六大动力的一个必要支撑就是充分发挥公共财政的引导。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引导，充分发挥公共投资的引导性作用，利用多种形式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把投资引向创新发展、绿色发展领域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现代化领域，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在新常态发展阶段，财政收入增长基本上会与经济增长同步，但是财政支出有可能以更快的速度增长，这需要不断完善财税体制，保持公共财政支出的稳健性和效率，有效控制政府的债务风险。

【参考文献】

①张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15》，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5年。

责编/杨鹏峰 美编/李祥峰

经济高速发展阶段范文第8篇

关键词：新常态；新动力；中国经济

一、新常态发展阶段至少可以延伸到2030年

当前，中国经济走向新常态已经成为共识。正如所指出的，“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在新常态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将面临深刻调整，体现在增长速度的适度下调、增长方式的重大转变、增长动力的显著转换。

认识新常态有必要从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视角理解。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增长率大致经历了三个经济增长周期，对应三个主要发展阶段，包括：80年代在计划经济体制框架下的改革；90年代开始的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2000年以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经济发展阶段。这三个经济增长周期对应了三次阶段性经济增长率下调，即：1984-1990年期间下降了11.3个百分点（增长率从15.2%下降到3.9%）；1992-1999年期间下降了6.7个百分点（增长率从14.3%下降到7.6%）；2007-2014年期间下降了6.8个百分点（增长率从14.2%下降到7.4%）。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前的阶段性经济增长速度下调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次。上述数据也表明，只要经历过超高速增长（例如，阶段性增速高点达14%以上），必然要经历阶段性的经济增长下调。这是因为超高速增长必然带来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而随后的增长速度下调就是通过减速换挡解决结构性矛盾，其本质是经济结构调整。因此，对当前的阶段性增长速度下调没有必要悲观，而是要充分认识到阶段性增长下调的必然性、客观性和积极性。

经济结构调整是新常态发展阶段的突出特征和本质要求。首先，从产出结构来看，第三产业将取代第二产业，中国经济逐步进入到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增长形态，预计2030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有望达到60%以上（2014年为48.2%）。其次，从需求结构来看，最终消费需求（包括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将持续提高，预计2030年达到65%左右的水平（2007-2014年期间基本维持在50%左右），逐步实现经济再平衡（1978-2002年之间，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平均值超过60%）。因此，从长期的结构调整来看，新常态发展阶段至少可以延伸到2030年，这也客观地决定了“新常态”中“常”的内涵。

二、经济增长六大新动力的培育

“新常态”中“新”的内涵在于挖掘和培育增长的新动力，进而引领新常态，实现调结构和稳增长。这对于“十三五”时期乃至到2030年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培育新动力首先需要客观识别影响经济增长的长期性因素。根据经典经济增长理论索罗模型预测，储蓄率和劳动力供给已经不是未来经济增长的促进性因素。例如，总体储蓄率在近年来已经达到50%左右，不会再有上升空间；劳动力供给的增长率也将伴随着老龄化带来的人口结构转变出现负增长，其中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的比重已经从2010年开始下降。此外，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每1%的经济增长率所隐含的资源和环境压力也越来越大，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约束性因素。因此，按照经济增长核算的构成来看，在新常态发展阶段，保持中高增长速度必然要求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增长新动力的培育。总体而言，可以归结为六大动力：创新驱动发展动力、绿色发展动力、新型城镇化动力、区域经济动力、参与经济全球化动力和包容性发展动力。

首先，创新驱动是新常态发展阶段的第一动力，这也是适应我国人口老龄化以及资源环境约束的必然选择。在构建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教育事业的全面发展是基础，人才事业的蓬勃发展是支撑，科技创新能力的不断提高是关键。从国家政策引导来看，国家先后出台了科技、教育和人才发展的三个中长期规划，为实现创新驱动发展设定了制度支持体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现关键在于尊重创新的基本规律，深入落实三大中长期规划，提升教育竞争力，培育一大批创新人才，使教育红利转化为人才红利，进而在世界科技发展的前沿领域取得一批具有重大影响的创新成果。在新常态发展阶段，创新驱动发展作为新动力应当着力实现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大力提升科技能力，由跟踪、模仿的“追赶式”发展向立足于自主创新的“跨越式”发展转变，在若干领域走向世界创新前沿，在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上取得更多的重大突破，在某些领域实现由“跟跑者”变为“并跑者”，甚至是“领跑者”；其二，依托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强科技进步对产业升级和新产业发展的支撑，推动“中国制造”快速向“中国创造”转变；其三，构建和完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体制机制，释放全社会的创新潜能，促进科技、金融和市场的有效融合，推动产业创新、产品创新、业态创新。

其次，绿色发展是突破未来经济增长所面临的资源和环境约束的必然选择。我国已经承诺在2030年前实现绝对减排，这也决定了到2030年左右，单位GDP的减排速度至少要与经济增长率相一致。这在客观上也要求不断提升绿色发展能力，尽早收获“绿色红利”，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既要坚守“底线思维”，即把节能减排和保护环境作为“发展红线”，列入五年规划的约束性指标；也要有“创新思维”，完善自然资源产权制度、生态补偿机制、循环经济发展体系，创新绿色发展动能。此外，作为发展的新动力，绿色发展将催生规模巨大的绿色产业，进而带动大规模的绿色投资，促进经济结构升级和提质增效。

第三，我国仍旧处在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2014年中国城镇化率达54.77%），这个过程预计可以延续到2030年，从而进入到城镇化发展的成熟阶段（70%左右）。未来新型城镇化建设将继续成为产业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城市公用事业投资、第三产业发展的驱动力，有利于促进居民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新常态发展阶段，把新型城镇化建设培育成为新动力的关键是落实《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进而实现高效、包容、可持续的城镇化发展道路。

第四，区域发展是新常态发展阶段的空间动力，将进一步重塑中国经济地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先后经历了东部优先开放（1979-1999年）、区域协调发展（2000年以后）两个主要阶段，区域发展战略的设定总体符合发展阶段的客观要求。近年来，主体功能区战略成为优化国土空间开发的总体战略，提出了以“两横三纵”为主体的城市化战略格局、以“七区二十三带”为主体的农业战略格局、以“两屏三带”为主体的生态安全战略格局，这将继续推动经济发展、人口布局和生态保护的协调发展。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实施还处于开始阶段，必将成为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动力。在新常态发展阶段，中央又进一步提出三大战略，即“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从而进一步重塑国内不同区域板块（指的是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板块）之间以及我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地理，带动国内各区域间以及我国与周边国家间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投资需求，进而推动产业发展、贸易增长和人员交流，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第五，更广泛地参与经济全球化是新常态发展阶段的开放动力。目前，我国正在积极打造对外开放的升级版、新格局，这包括积极推动双边和多边自贸区协定谈判、设定若干个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等，同时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设立、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等。与以往以对外贸易和吸引对外直接投资为主的对外经济开放格局不同的是，在新常态发展阶段，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更加凸显主动性（例如，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立）、战略性（例如，中巴经济走廊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将使新疆直通印度洋），更加体现深化机制建设（例如，推动双边和多边自贸区协定谈判和设立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可以预见，随着中国参与全球经济的全面升级，中国更有能力利用全球资源、全球市场发展国内经济，推动中国经济实现转型升级。

第六，包容性发展动力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本质要求，也是新常态发展阶段通过扩大居民消费需求促进需求结构转变的动力。包容性发展的实质就是发展的成果为全体人民共享。包容性发展有三个重点：其一，切实落实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落实“人的城市化”保障机制，促进城镇化健康、有序发展；其二，进一步促进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民生事业的发展，构筑坚实的社会安全网，促进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促进社会公平、提升人民福祉；其三，补足发展短板，特别是要完善精准扶贫，力争在2020年完成涉及7000多万人口的减贫事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强基石。

三、释放六大新动力的必要支撑

上述六大发展动力互相促进、相互协调，构成新常态发展阶段的综合发展模式，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增长速度维持在中高速水平目标的实现。然而要实现这种综合发展模式，还需要依靠三大必要支撑。

一是科学规划。当前，各级地方政府正在编制“十三五”规划，“十三五”规划的编制应当充分发挥上述六大新动力，进而引领新常态。此外，由于新常态的长期性，应当考虑在“十三五”规划编制完成之后，基于各项已经实施的面向2020年的中长期规划（教育、人才、科技、新型城镇化等），着手编制面向2030年的中长期远景目标设计。

二是完善的资本市场。经济结构优化和升级最终还是要靠投资结构的转变实现，其关键在于投资效率的显著提升。尽管未来的总体储蓄率会出现一定幅度的下降（近年来大约为50%），但是，预计到2030年仍旧可以保持高达30%以上的总体储蓄率。因此，完善的资本市场是让“高储蓄率”转化为有效投资的必要条件。在新常态发展阶段，资本市场发展的基本目标是建设结构合理、功能完善、规范运作、透明开放、监管有力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完善金融体系的风险防范机制。目前，我国资本市场发展仍旧是新常态发展阶段的薄弱环节，需要花大力气加以解决。

三是稳健的公共财政。释放上述六大动力的一个必要支撑就是充分发挥公共财政的引导。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引导，充分发挥公共投资的引导性作用，利用多种形式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把投资引向创新发展、绿色发展领域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现代化领域，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在新常态发展阶段，财政收入增长基本上会与经济增长同步，但是财政支出有可能以更快的速度增长，这需要不断完善财税体制，保持公共财政支出的稳健性和效率，有效控制政府的债务风险。

参考文献

经济高速发展阶段范文第9篇

1．1模型与数据

1．1．1异速生长模型。人文地理学家根据异速生长理论，认为处于不同维度的城市人口与城区用地面积作为城市发展中的两个重要的发展指标，它们二者增长速度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相对固定的常量，符合异速生长规律。通过建立关于城市人口和城区用地的异速增长模型，能够对城市的动态人地关系进行量化分析，可以用异速生长方程At=aPtb表示。如果把At，Pt同时同放在双对数坐标系中时，两者存在线性关系:lnAt=lna+blnPt。式中:At为某城市在时刻t的城区用地面积;Pt为某城市在时刻t的城市人口;a为比例系数;b为标度因子，即异速生长系数。

1．1．2模型评价标准及含义。在异速生长模型中，每组变量都有其相应的标度因子临界值，取决于模型中两变量维数的商。根据分形研究，城市用地维数的平均值为1．7左右，人口的维数为2，在理论上得到b的临界值为0．85。但是，实际应用中发现b符合实际情况的临界值为1。当b＞1时，城市用地面积的增长速度大于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b=1时，二者速度相等;b＜1时，城市用地面积的增长速度小于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1］(表1)。但是在实践中，异速生长系数对于城市人地关系的反映还需要结合城市化发展的其他指标进一步进行分析。例如异速增长系数＜1时，可能是由于城市经过高速发展之后，受到自身土地资源的约束，城市用地外延扩展减缓，用地产生规模经济效益;也很有可能是城市发展停滞，城区面积扩张缓慢，从而导致人均用地的减少。这说明城市人均建成区面积的变化在城市经济发展的不同发展时期有不同的意义，不能够一概而论。

1．1．3数据选择新疆城市人口与城市用地的数据来源于2000—2011年的《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2011年新疆城市体系中共有2个地级市和20个县级市。其中阿拉尔市、图木舒克市、五家渠市、北屯市由于进入建制市序列的时间较晚，统计期间内统计数据不足，故在样本中剔除。

1．2城市人口与用地异速生长特征

新疆城市人口与用地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2000年至2011年新疆城市人口由358．34万上升为560．32万，增长了56．37%，年均增长4．6%;城市建成区用地面积由473．41km2增加到921．82km2，增长了94．72%，年均增长7．89%。城市用地面积增长速度快于城市人口增长速度，2000年新疆城市人均用地面积为132．11m2，2011年上升为164．52m2，增长了24．53%。将新疆城市人口总数及建成区面积总数作对数处理，绘制双对数坐标图(图1)，可以看出新疆城市人口与城市面积呈直线分布趋势，表明新疆人地关系满足异速生长关系。

利用Eviews软件对新疆2000—2011年城市人口及城市用地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异速生长分析，得到异速生长系数b=1．2923(R2=0．965)，呈现出明显的正异速增长特征。这反映了新疆城区总面积增长速度大于城市总人口增长速度，会导致城市人均用地面积逐年增加，土地利用粗放。利用异速增长模型对新疆各城市人口与用地关系作进一步分析。大多数城市异速生长分析结果的拟合优度高于70%，部分城市分析结果的拟合优度甚至达80%，90%以上，这说明新疆多数城市人口与用地的增长关系符合异速生长规律(表2)。满足异速增长规律的城市异速生长系数差别较大。b＞1的有奎屯、吐鲁番、库尔勒、喀什、克拉玛依、阿勒泰、乌鲁木齐、昌吉、和田和哈密，其中奎屯、吐鲁番、库尔勒、喀什的b＞2，呈现出明显的正异速生长特征，这些城市用地面积增长快于人口增长，这部分城市包括了仅有的两个地级市，城市规模大，对新疆城市人口与用地的整体发展趋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b＜1的有乌苏、阿图什、阜康、塔城、石河子、伊宁和博乐，呈现出明显的负异速生长特征，这部分城市的人口增长速度大于城区面积增长速度，城市用地呈现集约化发展的趋势(表2)。新疆城市体系内只有阿克苏市的分析结果拟合优度较低，人口与用地的增长关系不符合异速生长规律，该城市的建成区面积呈现逐年减少的发展趋势，伴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城市人均建成区面积不断减少，城市用地也呈现集约化发展的趋势。

2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测度

对新疆各城市人口与用地关系进行的实证分析能够对新疆城市人口与用地关系的基本情况进行基本判断，但是为了准确判断其发展趋势，需要结合各城市经济实际发展情况及所处的发展阶段进一步进行分析。从科学性、一致性和可得性的原则出发选取评价指标建立新疆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表3)。使用SPSS软件对2002—2011年新疆城市整体经济发展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其征值大于1的主成分只有一个，且主成分累积贡献率已达88．076%，故选取其为第一主成分。根据软件分析结果计算可得主成分综合模型:K=0．3857X1+0．3841X2+0．3831X3+0．3441X4+0．3800X5+0．3786X6+0．3837X7。通过该模型可以得到各年度新疆城市经济发展主成分得分。加权综合量K值的大小反映出2002—2011年新疆城市整体经济保持持续增长，且有加速的趋势(表4)。结合具体经济指标判断，新疆城市经济发展整体上处于加速阶段。进而利用指标体系对2002—2011年各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评测，求得每一年度内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得分，得分越高越好(表5)。将各城市经济发展速度与全疆整体经济发展速度对比，可将全疆各城市划分为三类。(1)经济发展速度与全疆整体速度基本一致，如克拉玛依、库尔勒、乌鲁木齐、阿勒泰、阿克苏和阿图什。其中克拉玛依、库尔勒的经济发展水平评测得分遥遥领先于其他城市，乌鲁木齐经济发展水平评分一般，其他三个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评分较低。(2)经济发展速度快于全疆整体速度，如哈密、昌吉、奎屯、伊宁、石河子、和田和喀什。其中，哈密、石河子、昌吉经济发展水平评分一般，其他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评分较低。(3)经济发展速度慢于全疆整体速度，如吐鲁番、阜康、塔城、乌苏和博乐。其中阜康经济发展水平评分较高，吐鲁番经济发展水平评分较低，其他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评分较低。

结合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发展速度及各指标特征，对新疆城市经济发展所处阶段进行综合判断。其中克拉玛依处于经济发展的发达阶段，塔城、乌苏、阿克泰、博乐、阿克苏和阿图什处于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其他城市均处于经济发展的加速阶段。

3城市经济发展中人口与用地关系评价

新疆城市人口与用地整体趋向正异速生长，城市用地开始出现粗放化利用的趋势，但是当前新疆整体城市人口与用地正异速生长趋势仍不明显，并且目前新疆城市经济发展处于加速阶段，这一阶段城市用地的合理增加能够有效带动经济发展。新疆城市人口与用地关系总体处于良性发展趋势，只有库尔勒市、奎屯市、喀什市、和田市和阿勒泰市出现了恶性发展的趋势。新疆城市体系内城市人口与用地增长呈现正异速生长特征的有10个城市，其中克拉玛依市处于经济发展的发达阶段，奎屯市、吐鲁番市、库尔勒市、喀什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市、和田市以及哈密市处于经济发展的加速阶段，阿勒泰市处于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呈现负异速生长特征的城市有7个，阜康市、石河子市和伊宁市处于经济发展的加速阶段，乌苏市、阿图什市、塔城市和博乐市处于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阿克苏市人口与用地增长不满足异速生长特征，其经济发展处于起步阶段。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将新疆城市分为6类。

(1)呈现正异速生长特征且经济发展处于发达阶段。这一类城市只有克拉玛依市，从该城市人口与用地异速生长特征值可以看出该城市的土地利用虽然存在一定粗放化的趋势，但是城市经济在较高水平上仍然保持了相当高的发展速度，城市经济与用地扩张进程一致，城市人口与用地关系处于良性发展趋势。(2)呈现正异速生长特征且经济发展处于加速阶段。这一类中共有8个城市，其中奎屯市、喀什市、昌吉市、和田市、哈密市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评分基本保持正向增长，城市经济发展速度高于全疆发展速度;库尔勒市、乌鲁木齐市评分变动不大，与全疆经济发展速度一致。其中昌吉市、和田市、哈密市正异速生长特征值略低于全疆的特征值，土地利用粗放化的趋势不显著，且经济发展速度远高于其他城市，城市人口与用地关系处于良性发展趋势;乌鲁木齐市正异速生长特征值也与全疆一致，虽然经济发展速度近年来出现减慢的趋势，但是城市人口与用地关系处于良性发展趋势;库尔勒市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为全疆第二，且经济发展速度与全疆一致，但是城市人口与用地正异速生长特征值较高，土地利用粗放化趋势明显，城市人口与用地关系处于恶性发展趋势;喀什市、奎屯市城市经济发展速度高于全疆，但是城市人口与用地正异速生长特征值很高，土地利用粗放化趋势明显，城市人口与用地关系处于恶性发展趋势;吐鲁番市城市经济发展速度低于全疆水平，且正异速生长特征值很高，土地粗放化明显，城市人口与用地关系处于恶性发展趋势。(3)呈现正异速生长特征且经济发展处于起步阶段。这一类中只有阿勒泰市，城市经济发展基础较差，经济发展水平评分明显落后于其他城市，城市人口与用地出现正异速生长趋势，且趋势显著，虽然城市经济发展速度略高于全疆速度，但土地的粗放利用没有带动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人口与用地关系处于恶性发展趋势。(4)呈现负异速生长特征且经济发展处于加速阶段。这一类有3个城市，包括阜康市、石河子市和伊宁市，其中阜康市经济发展水平远高于全疆水平，石河子市、伊宁市经济发展速度高于全疆水平。这一类城市人口与用地负异速生长特征显著，且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在全疆排名前列，城市经济发展稳定，城市人口与用地关系处于良性发展趋势。(5)呈现负异速生长特征且经济发展处于起步阶段。这一类有4个城市，包括乌苏市、阿图什市、塔城市和博乐市。这一类城市的经济发展速度缓慢，城市经济发展明显落后于全疆速度，但是城市人口与用地负异速生长特征明显，城市人口与用地关系处于良性发展趋势。(6)不满足异速生长规律且经济发展处于起步阶段。这一类中只有阿克苏市，该城市经济发展速度略慢于全疆，但是经济发展基础差，在统计期间内伴随着人口的逐年递增甚至出现了城市建成区面积递减的趋势，从而导致其不满足城市人口与用地异速生长规律，城市人口与用地关系处于良性发展趋势。

4结论与政策建议

4．1结论对新疆城市人口与用地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并进一步结合新疆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判断了各城市人口与用地关系的发展趋势。研究结果表明:(1)新疆整体及大多数城市的人口与用地关系良好，但是伴随着新疆城市经济的进一步快速发展，新疆城市人口与用地的正异速生长趋势逐渐显著;(2)新疆各城市的实际发展情况差异较大，各城市经济发展所处阶段不同，各城市人口与用地关系现状及发展趋势不同。为了避免日后新疆城市人口与用地关系出现恶化的现象，在新疆未来的城市规划和建设中，必须在整体调控的同时，注意根据各城市的不同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经济高速发展阶段范文第10篇

关键词：企业；大经济周期；应对策略

一、大经济周期环境概述

经济环境一般呈现四个阶段的循环：经济繁荣期、经济衰退期、经济萧条期、经济复苏期等四个阶段。在不同的阶段，有着各种经济环境，企业要认真研究不同阶段时期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政府”、“生产者”、“劳动者”、“消费者”、“投资者”等的经济行为和各种政策、策略，站在本企业可持续增长发展的角度，针对不同时期及时调整相应的发展对策、策略。

二、经济周期中不同阶段主要参与者的经济行为及经济特点简要分析

1.经济复苏阶段。整个经济形势处于日渐上升阶段，CPI和PPI值会逐渐提高，政府作为宏观经济的调控者会逐步收缩战线，防止经济过度发展，力促这个阶段不断延长；投资者和生产者，受到效益日渐好转的鼓励，会积极投资，满负荷生产；劳动者和消费者，在经济好转的大趋势下，劳动价值充分体现，收入增加，刺激了消费欲望，同时逐渐增加的消费需求又刺激了生产，形成良性循环，不断推进经济向繁荣高潮阶段进展。

2.经济繁荣（也称经济过热）阶段。随高潮繁荣阶段的到来，投资者、生产者疯狂需求，占有资源，不断增加产能，CPI和PPI也加速上升。资源类商品，受需求旺盛增加，也会加速涨价速度。最终结果是，物价逐渐上涨，通货膨胀了。政府也会加强加息、加税提高银根等调控力度，控制经济增速发展。经济分配逐步向财政倾斜，减少经济池中的资金涌动。虽消费欲望也在增加，但个人收入的增速远低于CPI上涨速度，这个阶段经济活动表现比较疯狂。

3.经济衰退（也称滞涨）阶段。进入该阶段，经济增速明显放缓，CPI和PPI继续上涨，需求减退，各种商品有价无市，资源类商品处于高价位时期，生产企业多数仍满负荷生产，但产品销售却逐月下滑，不得不通过降价来降成品库存。逐渐被迫减少单位商品利润，甚至在略有负利润的情况下保持最低生产，维系原有客户关系，保持市场占有率。

政府会继续维持经济高潮阶段的紧缩政策，同时研究不能让经济硬着陆的后续政策，往往采取的是中庸之策，处于既要控制增长速度，又怕硬着陆导致经济崩溃的两难选择。不断上涨的物价剥夺了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同时，企业利润空间减少或亏损，也导致身兼消费者的劳动者收入也随之减少，也消弱了消费能力。物价上涨太快企业逐利劳动价值没有同比上涨消费能力下降需求减少企业微利或亏损劳动性收入减少消费能力再往下降市场表现产品供应富足。经济陷入这种恶性循环，经济危机逐步到来。此阶段较漫长。

4.经济萧条阶段。随着漫长的下降通道结束，进入了低潮平台，即经济萧条阶段。这时，物价水平处于最高，产大于需，CPI和PPI增速逐渐下降，持续低迷的经济形势，政府已悄然将维稳策略转变为刺激经济发展的激进政策。如降息、降低存款准备金，提高存贷比，鼓励投资，给予政策优惠等手段来增加经济池中的资金。下降到一定程度，供销逐渐趋向平衡。经济复苏在缓缓招手。这个平台期往往无形，过渡很快。部分企业这时表现对政策不敏感，不能先知先觉，畏手畏脚，不敢开足马力生产。企业在经济低迷中，艰难地熬着，等待新的曙光。

三、经济周期中不同阶段企业的应对策略初探

首先企业要有组织相应的经济研究人员，针对不断变化的大经济环境进行分析，明确判断现大经济环境所处的循环阶段，这样才能有目标的、针对性的制定相关的应对策略。

1.在经济复苏阶段企业的应对策略

确保在本阶段初期完成以前个阶段的项目竣工，并试车成功，确保原有生产装置检修完毕，能够良好运行。保证所有设备满负荷运行，加强企业内部成本控制管理，确保原辅材料低成本购进，产成品销售紧贴市场变化，确保产销平衡，向日渐繁荣的市场要效益，同时，再次对客户筛选和定位，尽快完成市场布局。

2.在经济繁荣（也称经济过热）阶段的应对策略

这阶段企业的技术部门要研究企业的下一阶段发展方向，是选择扩大生产，还是向不同行业转型，做好战略发展调整布局，并就项目选择结果拿出可行性方向，同时获得国家项目批准，是这一阶段技术部门的重心工作。生产部门要保证无事故连续运转，高效满负荷生产，供应部门要确保原辅材料低成本保质保量，销售部门要采取一定营销策略，在满足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同时，总能够以最高价格销售，确保效益能够实现。

3.经济衰退（也称滞涨）阶段的应对策略

在前两个阶段，企业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自有资金，同时，新项目的规划和立项也已经完成，本阶段企业可先使用富足的自有资金对已立项的项目进行前期进展，同时准备向金融企业申请贷款，为进行再次扩张的资金流动性作好准备。应核算销的利润，适当调整生产节奏，维系用户的最低需求，适当减产、停产，平衡供求关系以争取获得最高销售价。

4.经济萧条阶段的应对策略

这阶段要向银行获得贷款，充分利用国家激励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的各项优惠政策，完成前两个时期的项目和新方向扩张目标。

生产部门可根据销的利润状况及企业市场战略目标适当组织生产，同时销售部门为迎接下一阶段经济复苏做好新老产品入市前前期调研准备工作，供应部门应为新项目和新产品方向做好原辅材料采购准备。

综上所述，企业应对策略随经济周期阶段不同而不同，但总的来说应有自己的长远战略规划，并及时随大经济周期变化做出调整，确保企业可持续不断增长和发展。

参考文献：

[1]黄宗德：对目前我国大经济周期内经济发展形势的探讨[J].中国商界.2011.5.

经济高速发展阶段范文第11篇

一、财务战略

财务战略是企业在一定时期内根据宏观经济形势和公司整体发展战略对企业财务活动的发展目标、方向进行全局性、长期性的规划，旨在谋求企业资金安全有效地流动而最终实现企业整体战略。

（一）财务战略的内容

企业财务战略可分为投资战略、融资战略、利润分配战略三部分：

（1）投资战略。投资战略是企业在投资方向和投资规模上的重大筹划。投资战略直接体现了企业的战略目标，是企业财务战略的核心和基础。投资战略所确定的投资方向、规模决定了融资的方式和数量，而投资的时机和进度影响着企业的融资和营运资资本的管理方式，投资的收益目标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企业的股利分配以及财务风险控制。

（2）融资战略。融资战略是企业合理预期财务战略实施对资金的需求量和需求时间，对未来一段时期内的融资规模、融资渠道、融资方式、融资时机等内容做出的合理规划。融资战略为整体财务战略的实施提供资金保障，并以优化企业财务资本结构、降低资金成本与融资风险为目标，既要增强融资渠道的灵活性，保证稳定的资金来源，又要努力降低资金成本，严控融资风险。

（3）利润分配战略。利润分配战略是企业为促进各利益方关系的协调而做出的合理的利润分配规划。利润分配战略要以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为出发点，利润分配政策和形式的选择要围绕保护股东利益、稳定股票价格、促进企业长期发展的目标来进行。利润分配战略既要有利于股东利益又要有利于企业的发展：一方面，企业要在资本市场上塑造良好的财务形象，给投资者以持续稳定的回报，避免股价大幅波动；另一方面，企业要保留一定的利润作为内部资金的来源，扩充企业的资本金，夯实企业实力。

（二）财务战略的分类

财务战略可分为扩张型财务战略、稳健型财务战略、防御收缩型财务战略三种类型。

（1）扩张型财务战略。扩张型财务战略是企业为实现快速发展的总体战略而采取迅速扩大投资规模，全部或大部分留存收益用于投资，大量筹措外部资本的财务战略。选择扩张型财务战略的企业将尽可能地利用外部资本，也尽可能地将经营积累用于扩大生产经营规模，选择扩张型财务战略的企业一般会表现出“高投资、高负债、少分配”的财务特征。

（2）稳健型财务战略。稳健型财务战略是企业为实现稳定增长的发展目标，在长期内保持稳定增长的投资规模，保留部分利润，内部留利与外部筹资相结合的财务战略。选择稳健型财务战略的企业将尽可能优化现有资源的配置和提高现有资源的使用效率及效益，把利润积累的一部分作为实现企业资产规模扩张的基本资金来源，选择稳健型财务战略的企业一般会表现出“适度投资、适度负债、高分配”的财务特征。

（3）防御收缩型财务战略。防御收缩型财务战略是企业维持或缩小现有投资规模，保持或降低现有资产负债率和资本结构水平，减少对外筹资，甚至通过偿债和股份回购归还投资的财务战略。选择防御性财务战略的企业将尽可能减少现金流出和增加现金流入，选择防御收缩型财务战略的企业一般会表现出“低投资、低负债、适度分配”的财务特征。

二、经济周期

经济周期是指经济运行中周期性出现的经济扩张与经济紧缩交替更迭、循环往复的现象。经济周期是国民总产出、总收入和总就业的波动，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包括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四个阶段，每个阶段有不同的特征。

（一）繁荣阶段的特征

繁荣阶段，即经济周期的高峰，经济活动扩张和高涨阶段。繁荣阶段的总体特征是GDP快速增长，CPI持续上涨，当经济周期处于繁荣阶段，社会总需求旺盛，实际GDP增速高于潜在GDP增速，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不断扩张超过了该时期内的最大产出能力，即总需求大于总供给，CPI上涨。通常在繁荣阶段货币当局和政府会采取逆周期的调控政策：为抑制通胀预期，货币当局开始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市场利率进入上升通道；为抑制经济过快增长，政府会采取适度偏紧的财政政策，缩减财政赤字，减少政府支出。

（二）衰退阶段的特征

衰退阶段，即经济由繁荣转向萧条的过渡阶段。衰退阶段的总体特征是GDP增速下降，CPI下降，在经济周期高峰过去后，经济开始滑坡，GDP增速从最高点开始下降，总需求逐渐下降，总供给超过总需求，CPI步入下降通道，并且PPI下降速度快于CPI，导致CPI进一步下降。由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时滞，货币当局在经济繁荣阶段实施的紧缩货币政策和政府在经济繁荣阶段实施的紧缩性财政政策在经济衰退阶段才逐步显现，通常该阶段货币政策保持稳定，财政政策转为中性。

（三）萧条阶段的经济表现

萧条阶段，即经济周期的谷底阶段。萧条阶段的总体特征是经济活动收缩，GDP增速达到最低点，甚至出现负增长，实际GDP增速低于潜在GDP增速，总供给和总需求均处于较低水平，CPI降至最低点，经济面临通缩危险。萧条阶段货币当局开始降准降息，动用存款准备金以及公开市场业务等工具降低利率以刺激经济增长；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以促进经济恢复增长。

（四）复苏阶段的经济表现

复苏阶段，即萧条转向繁荣的过渡阶段。复苏阶段的总体特征是GDP增速开始回升，经过市场产能出清以及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刺激，实际GDP增速慢慢恢复到潜在GDP增速，总需求慢慢回升，CPI也慢慢开始回升，一般而言，CPI回升的速度低于GDP增长速度。为了避免经济再次陷入萧条，复苏阶段货币当局还将继续降准降息，利率仍将处于下降通道，政府仍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三、经济周期四个阶段的企业财务战略分析

（一）繁荣阶段的财务战略分析

从投资战略来看，繁荣阶段初期市场企业供销两旺，产品销售火爆，企业应当抓住有利的时机，充分利用产能，全力生产并大力开展营销筹划，加速资金回笼，但此时资产已经有泡沫成分，企业不应继续新增投资项目。而在繁荣阶段后期，由于泡沫出现及国家紧缩性货币财政政策的出台，投资环境恶化，企业应降低库存，大力加速资金回笼，降低企业财务杠杆，投资以维持性投资为主，保证企业充沛的现金流。

从融资战略来看，经济繁荣阶段初期资本市场表现较好，市盈率也比较高，企业更适合股权融资。考虑到央行的加息预期，企业要有效地控制财务杠杆风险，在风险成本和资金成本之和最小的规模上债务融资，尤其是在繁荣阶段后期企业应对债务融资持谨慎态度，保证财务风险可控。

从利润分配战略来看，经济繁荣阶段企业销售火爆，企业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很充沛，同时资本市场火爆，企业再融资渠道便利，但此时资产价格已经普遍上升，企业没有好的投资标的，采取高分红的利润分配政策是明智的选择。在经济繁荣阶段，企业适度投资，保持合理的资产负债率，给予股东大量的分红，所以此阶段企业选择稳健型财务战略最合适。

（二）衰退阶段的财务战略分析

从投资战略来看，经济衰退阶段经济开始滑坡，企业销售受阻，利润下滑，企业应尽可能减少投资支出，盘活存量资产，建立严格的投资标准，放弃次要的财务利益，集中各种资源加强企业的主营业务，必要时从一些低利润行业退出。

从融资战略来看，经济衰退阶段资本市场表现不好，股权融资会变得很困难，由于处在加息通道，实际利率提高，债务融资成本上升，企业应当尽可能地减少资本支出，降低企业财务杠杆，但经济形势还在持续恶化，企业在合理的资产负债率下债务融资补充运营资本也是必要的。

从利润分配战略来看，经济衰退阶段企业应充分利用留存收益和繁荣阶段的现金流储备过冬，但为了支撑熊市中的股价，企业保持适度的分红也是必要的。

在经济衰退阶段，企业主动收缩投资，降低财务杠杆，适度分红，所以此阶段企业选择防御收缩型财务战略最合适。

（三）萧条阶段的财务战略分析

从投资战略来看，经济萧条阶段是企业经营最困难的阶段，在经济最寒冷的冬天，企业应当压缩投资，削减存货，减少临时性雇员，最大程度上降低财务杠杆，确保企业资金链安全。

从融资战略来看，经济萧条阶段融资战略的主要目的确保企业安全度过经济危机，此时股票市场持续低迷，企业从资本市场再融资基本不可能，银行贷款审批也越发严格，但经济衰退阶段资本市场避险情绪严重，资金偏爱债市，企业发行债券变得相对容易，信誉好的企业可以通过发债补充资本。

从利润分配战略来看，经济萧条阶段企业应主要靠自身现金储备维持运营，但为了支撑持续低迷的股价，避免自己成为收购对象，保持适度的分红也是十分必要的。

在经济萧条阶段，企业大力压减投资，尽可能降低资产负债率，适度分红，所以此阶段企业选择防御收缩型财务战略较为合适。

（四）复苏阶段的财务战略分析

从投资战略来看，经济复苏阶段是企业最有利的投资时间窗口。经济危机后，资产的泡沫基本上都挤掉了，投资标的价格都比较低，降低了企业的投资成本。

从融资战略来看，经济复苏阶段资本市场已经率先回暖，企业再融资被市场看成利好消息，增发也会取得很好的市盈率，股权融资成本降低；经济复苏阶段仍处于降息周期，实际利率持续降低，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比较低，这个阶段企业应该最大限度进行内外部融资，为企业快速发展提供财力支持。

从利润分配战略来看，经济复苏阶段企业应加大对外投资力度，充分利用自身现金储备和经营现金流投资扩大再生产，而且此时资本市场已经复苏，股价持续上涨，企业也无需为了支撑股价保持适度的分红。

在经济复苏阶段，企业加大投资力度，充分利用财务杠杆，减少分红用于投资，所以此阶段企业选择扩张型财务战略最合适。

四、结论

经济高速发展阶段范文第12篇

摘 要：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走过了36个春秋，现在的中国到处呈现一片生机勃勃之气象，早已不似1978年初的满目疮痍之貌。改革初，人们为温饱犯愁，而现在，为温饱犯愁早已经成了过去式，更多的人早就为怎样生活得更好，生活得更丰富而努力。那么，现在我们就需要研究一下我国在改革开放后的经济是呈怎样的趋势发展，造成这种情况的因素又有哪些，找出原因并加以分析，我们可以从中吸取经验教训，能够更好地促进我国经济的繁荣发展。

关键词 ：现代 中国经济 发展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情况概述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经济保持快速增长，年均经济增速高达9.8%，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只有2.8%。我国高速增长期持续的时间和增长速度都超过了经济起飞时期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创造了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新奇迹，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同时，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343.4元到如今的26955.1元以及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的133.6元增加到现在的8895.9元，从这所得到的数据中我们可以知道自1978年改革开放起我国的经济越来越繁荣，居民的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从改革开放初的一片萧条发展到了如今的繁华。在这期间，经济发展速度也呈现不同的形态，我们可以将其分为3个阶段：1978年-1991年的经济体制转型初期阶段、1992年-2002年的全面建立市场经济体制阶段、2003年至今的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阶段。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分层的产生因素

我国经济增长分为三个阶段：1978年-1991年的经济体制转型初期阶段、1992年—2002年的全面建立市场经济体制阶段、2003年至今的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阶段。从我国GDP增长情况图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出3个不同的阶段：1978年-1991年，国内生产总值以及第一、第二、第三产业总体在增长，但总体增长幅度较小，较平缓，其中第二产业比重所占最大，第三产业所占比重最小；1992年-2002年，国内生产总值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增加幅度较第一阶段大，第一产业相对而言上升幅度较小，且比重有下降的趋势。2003年至今，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迅猛提升，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45亿元迅速跃升至2013年的568，845.21亿元，增加了近2陪多。其中，第二、第三产业占了越来越大的比重，第一产业虽然自身在增加，但增加较平缓，其比重相对而言总体下降。三次产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由1978年的28.2∶47.9∶23.9调整为2012年的10.1∶45.3∶44.6。与1978年相比，2012年第一产业比重下降18.1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比重下降2.6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大幅上升20.7个百分点。

1.经济体制转型初期阶段

1978年-1991年期间，在这期间，我们称之为经济体制转型初期阶段。在1978年-1991年期间在体制和制度上，对我1949年以来实行的20年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探索和改革，经济增长初见成效，国民经济有所增长。我国GDP总量由1978年的3645.2亿元上升到1991年的21781.5亿元，GDP增长率为4.9%。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总量小，基础设施落后，对外开放程度低，三大需求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波动较大，需求结构很不稳定，所以相对于现在的国内生产总值来说整体上增长速度比较平缓。

2.全面建立市场经济体制阶段

1992年--2002年是全面建立市场经济体制阶段，在这个阶段刚开始之初，世界上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苏联解体事件，这对我们是否要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提出了挑战。针对人们思想中普遍存在的疑虑，邓小平进行了南方谈话，重申了深化改革、加速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从中国实际出发，站在时代的高度，深刻地总结了十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在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上，提出了新思路，有了新突破，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在这个阶段，我国已初步建立了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为主、政府适当干预为辅的市场经济体制，使得经济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从附件的图中也可看出，此阶段GDP快速增长，GDP增长率为3.47%。1995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0793.7亿元，实现了GDP总量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到2002年GDP达到了120332.7亿元，是1978年的33倍。期间，我国更加注重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使得第二、第三产业比重迅速上升。

3.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阶段

从2003年到至今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新时期、新阶段，这时，我国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我国并顺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以加入WTO为契机，抓住战略机遇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一国的经济不可避免的受到国际经济局势变化的影响。我国GDP经济增长率受2007年底出现的经济危机的困扰从13%下降到2008年的9%，但是国民生产总值仍然增加到300670亿元，较1978年增长了81%。这个阶段的幅度上升最大，特别是第三产业的比重增长很快，总值上在2013年已经略超第二产业了。

三、中国未来经济发展趋势分析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展望未来中国经济走向，我对未来经济保持乐观态度。中国经济在1979年至2011年的33年间保持了年均9.9%的增速，在前30多年里，我国是个制造大国，虽进行了大量的劳动，但是得到的利润很少，现在，中国经济已经到了转型期、换挡期，我国经济政策有度地降低了今后的经济发展增速，维持7%左右，在降低经济发展增速的同时，就业就要成大问题，但是如果我国未来经济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的大幅度提升以及技术性产品的不断开发，我国有政策鼓励创新创业。在中国不断走向世界的同时，人民币在不久的将来将也会快速向世界蔓延。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不断加强，世界格局也在向多极化发展，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对我国来说是个非常好的机遇。马云的阿里巴巴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范例，马云用智慧创造了一个帝国，他没有走中国的老套路，而是另取新路。我国不断鼓励青年学生进行创业发展，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有一批批青年投入到商业中去，为中国经济增姿贴彩。中国经济一旦转型成功，毫无疑问，中国社会将会向前迈一大步。

参考文献：

[1]范智.对我国1978-1994年的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探讨[J].当代财经，1997.

经济高速发展阶段范文第13篇

滇中城市群概况

滇中城市群包括昆明、曲靖、玉溪、楚雄四州市行政辖区范围，半径约150－200公里左右，总规划面积9.6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为1729.3万人，占全省人口比重约为37.4%，2011年该区域生产总值为42670651万元，占全省GDP比重约为59.55%。

滇中城市群发展阶段的评判

一、建立评判因素指标集

评判因素指标集即评判城市群发展阶段的指标体系划，该体系分为三个层次，即目标层、准则层和指标层。目标层是指城市群的发展阶段和水平；准则层分为五个方面：整体发育状况、经济发展状况、基础设施状况、内向联系状况、外向联系状况，这五个方面在指标体系中作为一级指标；准则层共由19个指标构成。一级指标以 表示，二级指标以 表示，由于各指标所处地位不一样，因此需要对各指标进行权重分配，一级指标与二级指标的权重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 ，一级指标的权重以 表示，二级指标的权重以 ，指标体系与权重如图所示：

二、建立评语集

评语集就是评判者对评判对象做出的评判结果的组合，本文将城市群的发展阶段界定为雏形发育阶段、快速发育阶段、趋于成熟阶段、成熟阶段四个阶段，因此，本文的评判模型的评语集为V=（雏形发育阶段、快速发育阶段、趋于成熟阶段、成熟阶段四个阶段）。

三、城市群发展阶段具体指标评判准

本文结合国内外对城市群的评判标准研究，制定出城市群发展阶段的具体指标评判标准并给出具体指标值如表2所示：

四、建立模糊评判矩阵

因素集 到评语集V的模糊评判矩阵为： （i=1，3时，u=4；i=2时，u=5；i=4，5时，u=3），其中， 称为 的隶属度，i=(1，2，3，4，5)时，s=(1，2，3，4)，即 值表示为城市群不同发展阶段的隶属程度。隶属度 是通过构造隶属函数进行测算的，隶属函数的计算公式如写所示：

例如， 就是二级指标城市化率 的在快速发育阶段的隶属度，将滇中城市群的城市化率 代入表中，根据隶属函数的计算公式可以得出 =(46-40)/(60-40)=0.33，即滇中城市群的城市化率 处于快速发育阶段的隶属值为0.33，而 处于雏形发育阶段、趋于成熟阶段、成熟阶段的隶属值都为0，记为 =0， =0， =0。

根据滇中城市群的实测值，可以计算出因素集 到评语集的模糊判断矩阵：

五、综合评判向量的计算

根据上述得到的指标权重以及对应的模糊评判矩阵，先进行指标层相对于准则层的综合评判，即进行二级指标层相对于一级指标层的综合评判。计算公式为：

根据计算公式： ，进行滇中城市群的指标层相对于准则层的综合评判。滇中城市群的综合评判结果如下：

进行准则层相对于目标层的模糊判断矩阵的计算，即一级指标相对于评判目标即城市群发展阶段的模糊判断矩阵的计算。计算公式为：

，其中， 表示评判对象隶属于第i个评语的隶属度，如果 ，则可以得出评判对象属于第 个评语。

进行滇中城市群的准则层相对于目标层的模糊判断矩阵的计算，计算公式为：

滇中城市群的模糊判断矩阵计算结果为：

滇中城市群评判结果分析

根据滇中城市群的评判结果，可知D=（0.1069356，0.334728，0.089869，0），max(d)=0.334728，因此，本文判定滇中城市群已处于快速发育阶段，但隶属于快速发展阶段的隶属度值不高，仅为0.30671，因此判定为滇中城市群处于快速发育阶段。

如表2所示，大部分指标已经处于快速发育阶段，也有一些指标已经处于趋于成熟阶段，例如：滇中城市群的工业产值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67.44%、旅游收入达到403.69亿元、年接待旅游人数所占本地人口比重达到5.2%，因为这几个指标位于趋于成熟阶段的区间值，因此滇中城市群在成熟阶段的隶属度值大于0。但是也有不少指标仍然处于雏形发育阶段，例如：滇中城市群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占云南省国民生产总值比重仅为29.31%、23.33%；邮政业务总量为6.34亿元， 这些指标位于雏形发育阶段的区间值，因此滇中城市群在雏形发育阶段的隶属度值也大于0。由于没有一个指标处于成熟阶段，所以滇中城市群隶属于成熟阶段的隶属度值为0。

以下从整体发育水平、经济发展状况、基础设施状况、内部联系状况、外部联系状况五个方面对滇中城市群评判结果进一步分析：

第一，从整体发育水平的角度来看，滇中城市群的城市化率、城市密度、城镇等级结构、中心城市等级都较高，有着良好的整体发育水平，但滇中城市群在整个云南省区域经济空间结构中，承担着核心作用，在《云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也明确提出将滇中城市群培育成为“全省加快发展的引擎和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支撑点、我国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核心区域和西部区域性经济中心、支撑全国经济的重要增长极。”因此，滇中城市群应以省委省政府所提出的战略高度积极发展，努力提高城市化率、完善城镇等级结构、提高昆明作为中心城市的等级、合理规划滇中城市群的空间结构，进而提高滇中城市群的整体发育水平。

第二，从经济发展状况来看，在这五个指标中，第二、三产业所占云南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仅仅处在雏形发育阶段的水平，因此，滇中城市群需在产业结构上大做文章，完善产业结构，用未来几年时间，实现其达到快速发育阶段的水平。

第三，从基础设施状况来看，滇中城市群的信息化程度，已经处于较高水平，但是滇中城市群的整体公路网密度仍然较低，在城市群发展阶段中也只处于雏形发育阶段的水平。众所周知，一个较为成熟的城市群必须具备完善、发达的交通体系，才有利于提高城市之间通达性、促进城市之间快速融合、加强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进而促进整体城市群整体的发展。因此，滇中城市群需要制定合理的综合交通体系战略规划，进一步完善交通体系规划布局，进而改善整体基础设施状况。

第四，从内部联系状况来看，滇中城市群无论是在城市之间功能互补方面还是在经济密切联系和协调机制方面，都比其它城市群较为成熟。目前，《滇中城市群规划2011—2030年》规划已得到省政府的批复并开始实施，相关政府部门也已经设立“滇中经济区规划建设协调领导小组”和“ 滇中城市群规划管理办公室”这样的机构，但是“滇中经济区规划建设协调领导小组”和“滇中城市群规划管理办公室”与地方政府在规划管理事权、责任上如何划分需要进一步明确，只有建立、健全这样一种更为实体、权力更大的机构，这样城市间功能互补状况、密切联系状况、协调机制状况才得以进一步改善提高，保障滇中城市群协调发展的共同制度才得以进一步推行。

经济高速发展阶段范文第14篇

[关键词]城市；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大连

[中图分类号] F062.9［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09）03－0040－04

本文是大连市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大连市城市定位研究》（08dlsk256）的部分成果。

一、引 言

经济社会发展总表现为一定的阶段性，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往往处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上，对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阶段进行准确定位具有重要意义[1]。经济的发展与产业结构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相互关联与相互制约关系。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决定着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城市的产业结构总体状况，反过来，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又可以为经济的发展注入活力，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效益[2]。依据产业结构的特征判明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对于正确地拟定城市经济的发展目标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战略均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一、二、三产业的结构比例关系及主次序位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及相关的研究理论表明，经济成长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产业和人口经济联系方式，可以通过三次产业的产值比重序位的变化，以及相应的人口就业比重的变化反映出来[2]。因此，我们可以通过经济发展不同阶段所表现出来的产业结构特征反向识别城市所处的发展阶段，结合城市发展阶段的总体趋势， 准确把握城市发展阶段的下一步目标，识别产业结构角度推动城市发展阶段前移的路径。同时，通过产业结构合理化分析及比较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的产业结构转化方向，确定城市发展阶段推进的产业结构障碍，从而准确把握产业结构调整方向，将城市推向更高的发展阶段。

二、大连市当前产业结构特征

1. 三产结构特征

近年来，大连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在2000～2007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一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且近两年加速趋势明显，增长率超过16%（见表1）。自2000年以来，大连对产业结构进行了战略性调整，产业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尽管三次产业每年都在大幅增长，总体上，三产的结构呈第一产业持续下降，第二产业稳中有增，而第三产业基本稳定的趋势。总体而言，大连产业结构正向高级化推进，随着大连市支柱产业装备制造业、石油化工、电子信息工程及软件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大连市第二、三产业的比重将进一步增加，产业结构将不断优化。

2．产业结构合理性分析

根据产业结构合理化原则，合理的产业结构应充分利用区域资源；技术先进适用；实现区域经济协同；具有较强的自主发展能力[3]。

（1）从资源利用情况看，区位、港口、旅游资源、科技人才是大连的突出优势，经过近年来的产业结构调整，大连市的临港产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以口岸经济为主的外向型经济，旅游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也获得了迅速发展，产业结构与资源结构基本吻合，资源优势得到了较好的发挥。

首先，以现代交通运输业为主体的口岸经济保持旺势，国际航运中心核心功能不断提升。2007年，沿海港口货物吞吐量达到2.2亿吨，其中外贸吞吐量0.8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81.3万标箱，港口吞吐量位于全国各港口城市前列[4]。造船、石油、化工、出口加工等临港产业一直是大连市工业中的主要成份。借助区位优势与港口优势，大连的外向型经济得到了很好的发展。2007年GDP增长主要靠出口（贡献度为74%）拉动，对外贸易增势强劲，推动了开放型经济加快发展。

其次，在旅游业方面，大连不仅继续保持了其滨海旅游的特色，更利用了近年来城市建设的成果，结合商贸、会展等新兴产业的发展，丰富了旅游活动的内容，扩大了旅游产业的发展空间，使大连的旅游业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2007年共接待国内游客2,480万人次，海外游客84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325亿元，增长25%。展会规模化、国际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全年举办展会92个，参观人数484.1万人次[4]。

最后，大连市高新技术产业带动经济发展的龙头作用进一步突出，2007年，全市完成高新技术产业产值2,402亿元，比上年增长38.8%，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602亿元，比上年增长 43.3%[4]。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及重大高新技术产业项目进展加快，成为新的亮点，软件产业及大连软件园建设实现跳跃式发展。

（2）从产业的技术结构看，大连市的制造业在全国具有较高的专业化水平，其中机械工业、运输设备、电器设备、电子通讯等在全国地位较高的专业化部门均为技术层次较高的制造业部门，以电子信息、新医药、精细化工、节能环保、新材料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以倍增速度发展，有力地推动了产业结构升级。但大连的支柱产业仍然是传统的重化工业，运用高新技术全面改造传统产业、提升产业技术结构还不够，企业创新能力不强。目前大连市的装备工业如机床、冶金机械、橡胶和塑料加工机械等行业在全国具有一定的优势，但在资金和技术方面还不具备独立地与发达国家大财团和跨国公司竞争的能力[5]。第三产业结构进一步调整优化，金融、会展、旅游、信息、房地产开发等新兴产业蓬勃兴起，成为经济增长的生力军。但是第三产业整体素质仍然有待提高，与现阶段的信息产业及未来的知识经济需求相比较，第三产业增加值构成层次仍然较低，传统的交通运输与餐饮服务业所占比重仍然较大，高层次的知识密集型产业比重不足。

（3）从产业结构的有序性看，大连市既有信息、金融、会展、旅游、房地产等新兴产业，又有石油化工、运输设备、电子通讯、机械等成熟产业和采掘、冶金等衰退产业，三个阶段的产业同时具备，表明产业结构过程有序；同时大连既有机械、电子等主导产业，又有交通运输、房地产等先行产业和石油、化学、食品、服装等基础产业，表明产业结构功能有序；在区际分工中，大连市第三产业发展迅速，金融、商贸、旅游等产业在东北地区具有突出优势，渔业、轻工业及以船舶、机车车辆制造为特色的重工业也与省内及东北其他地区形成了良好的分工协作关系，但在与环渤海主要中心城市的协同上还需进一步努力，以实现更大范围的区域整体利益与空间有序。

（4）自主发展原则要求区域产业结构必须在区域专业化分工的基础上综合发展，有一个相对健全的结构体系。

首先，产业结构要有一定的主导能力，经济综合、自主地全面发展要求拥有自己的主导产业。大连市的主导产业为以船舶、机车车辆制造为主的机械工业和电子工业，具有技术成熟性、市场成熟性、大规模性和大关联性，能够在城市产业结构中起支柱作用，并具有较强的连锁效应（见表2、表3），并且在东北地区与全国具有一定的专业化分工优势。

其次，大连市产业结构相对健全，并拥有较为先进的主导产业，具有较强的整体竞争力，因此对市场和技术等方面变化的适应性较强，在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能够通过内部组织机制的调节，适应环境，排除干扰，结构的转换能力与应变能力较强。但是，大连市的工业结构类型仍为重型结构，还未能形成以消费品生产的发展来带动重工业或生产资料生产的发展，潜力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持续发展的能力还有待提高。最后，大连产业结构的结构性效益较高，结构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

总体上，大连产业结构与资源结构密切结合，产业的技术结构与有序性良好，具有较强的自主发展能力，产业结构合理性良好。但是从产业总体结构比重上分析，仍存在第一产业比重高，重型制造业比重高而新兴服务业比重较低的弊端。

三、大连市城市发展阶段的诊断

城市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城市发展阶段与经济发展阶段紧密相联，而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的结构比例关系及主次序位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同样，经济发展的相关研究理论也表明，经济成长的不同阶段可以通过三次产业的产值比重序位的变化，以及相应的人口就业比重的变化反映出来。以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S.Kuznets）、钱纳里（H.Chenery）等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家，根据三次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构成中的比例序位关系，结合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高低，将经济成长阶段划分为农业时期、工业化时期和后工业化时期三大时期，其中工业化时期又具体分为初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见图1）[2]。

此外，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W.Rostow）在1960年出版的《经济成长阶段论》中提出的经济发展阶段划分方法对经济发展阶段理论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还有赛尔昆、弗里德曼、霍夫曼等许多经济学家都提出了各种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方法[1]。根据这些方法以及我国经济学家提出的判别经济发展阶段的指标体系（见表4）[1]，计算大连市相关指标（见表5），可以看出，大连市目前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过渡的阶段，经济增长速度较快，城乡经济基本协调，产业重心正逐步由重工业向高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转移，资源重心以资本和技术并重，消费水平略显超前，正在迈向工业化成熟阶段。

四、向下一阶段迈进的障碍

大连市在向工业化成熟阶段迈进的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障碍因素，主要包括：

1.制造业科研开发与创新能力不强，生产技术革新慢，缺少名牌企业和名牌产品。制造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只有具有发达的制造业作支撑，服务业等第三产业才能得以迅速且持续的发展。大连市的制造业构成中传统行业仍然占有较大比重，深加工与高附加值产品比重仍然较小，技术水平较高的部门发展不足。究其原因主要是企业的创新能力不强，新技术、新产品更新慢，影响了新兴工业部门的成长与名牌产品、名牌企业的产生。能否像青岛一样，创建出大连自己的名牌企业、名牌产品是大连经济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取得阶段性进展的关键。

2.现代技术与组织方法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不够，农业生产率较低。低水平的农业生产率导致了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较大。尽管同东北地区及国内大多数城市相比，大连市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并不大，但与国内外一些发达城市相比则差距很大（见表6）。与国外城市相比，第一、二产业的比重过高，第三产业的比重较低，就业结构也具有同样的特征。即使与北京、上海相比，大连的第二、三产业的比重略低，而第一产业的比重较高。另外，第一产业的产值比重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也较大，这些既制约了产业结构的升级，同时也成为大连市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3.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县域经济水平有待提高。大连市区经济发展速度较快，许多指标位于我国上游水平，但一旦按照市域经济比较，许多指标就落在了后面。特别是瓦房店、普兰店、庄河三市经济发展滞后不仅限制了市区经济的发展，影响了大连市整体地位的提升，更妨碍了大连市经济发展向下一阶段跃迁。

五、未来发展预测

在对大连市产业结构与当前经济发展阶段诊断的基础上，可以预测，大连市产业结构的发展有如下趋势：

首先，发达的制造业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基础。大连的制造业具有良好的基础与规模效应，在东北地区与全国都具有较强的竞争实力，因而制造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将作为核心产业在大连市的经济发展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制造业的技术水平将不断提高，各个工业部门都将向高度加工阶段过渡。技术进步将推动经济结构的转换与主导产业的变迁，大连正在向工业化后期过渡，以电子工业为主的新兴产业阶段即将到来，进而将进入以微电子技术和信息产业为主的时期，电子、电信、机械等部门将作为核心发展部门，电子产品、船舶、机车则仍是大连制造业的核心产品。

其次，具有高水平的产业技术层次、强大的创新能力、科研与开发能力是提升城市地位与功能的关键，为此，充分利用大连及东北各地在科技、人才、产业、资源等方面的综合优势，把高新技术产业作为大连市未来发展的核心产业就成为提高大连对区域经济的领长功能、产业示范功能与辐射能级的关键。

再次，强大的制造业基础将带来第三产业的繁荣。进入工业化后期，需求与消费的升级将推动基本经济结构的转型，即将进入第三产业加速发展阶段。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将超过第二产业成为主体，并将逐步拉大距离，第三产业就业比例也将随之扩大。发达的现代化大都市都拥有发达的第三产业，大连市作为东北地区的航运中心、商贸、金融、旅游中心要想强化其中心地位，并成为更大范围的区域中心就必然要立足于自身优势，着眼于服务区域经济，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因而商贸、金融、旅游、交通运输与信息业自然就成为其核心产业。

六、结 语

大连市产业结构发展态势良好，从产业结构合理化及三产结构等特征分析，大连市正处于工业社会中期向后期转化阶段。从产业现状与城市发展阶段的产业结构转化趋势来看，为了推动大连市迈向工业化成熟阶段，现有产业结构调整方向应为：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和传统产业高新技术化，加快传统产业的改造；增强轻型结构，注意与第一产业、第三产业的衔接，向产品高加工度化与耐用消费品生产方向调整；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使第三产业比重超过第二产业，重点发展金融、商贸、旅游与信息业，实现第三产业的高级化。

[参考文献]

[1]白雪梅.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8-9.

[2]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城乡建设经济系编.城市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148.

[3]大连市统计局.2007年大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stats.dl.省略/gongbao.asp2008/3/3.

[4]崔功豪，魏清泉，陈宗兴.区域分析与规划[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176-178.

[5]魏世红，谭开明.大连市产业结构调整实证分析与对策研究[J].当代经济,2006,（11）：23-25.

The Identification of City Development Phase Based on the Industry Structure――Take Dalian as an Example

Wang Bin1，2，Han Chunyang2

(1.School of Management,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alian116024, China；2.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 Dalian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 Dalian 116002, China)

经济高速发展阶段范文第15篇

关键词:工业化;货物运输需求;需求特征;运输需求数量;运输需求质量

运输需求问题历来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任何有关运输方面的战略研究都是以对运输需求的分析与预测为起点的。然而,无论是运输需求理论问题研究还是运输需求数量预测,尽管客观上存在着工业化进程对货物运输需求的影响问题,但除北京交通大学荣朝和教授等学者做过相关研究外,很少有人系统探究工业化进程中货物运输需求的阶段性特征及其对于货物运输业发展内在的联动关系。实际上,工业化对货物运输需求影响很大。工业化不同发展阶段,货物运输需求流动实体——“货物”的品类和数量不同,“空间位移”要求不同,货物运输需求的特点和内容亦有所不同。发达国家经历了完整的工业化过程,其工业化不同阶段货物运输需求特征对工业化起步较晚的我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未来的“十二五”乃至以后的一段时期是我国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攻坚时期,对交通运输系统供给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运输需求是运输供给的依据,只有明确了货物运输的需求特征才能提供有效的运输供给。有鉴于此,本文试图通过对工业化进程中货物运输需求变化规律的探求,来揭示未来我国货物运输的需求趋势,以期为政府运输发展政策制定及货物运输企业发展战略选择提供理论支撑,从而解决运输供给与运输需求的结构性失衡问题,做好交通运输“三个服务”,推进我国的工业化进程。

一、工业化的阶段划分及其与货物运输需求的内在关联

工业化泛指一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化以及工业社会自身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产业结构逐渐从以农业为主体转化为以工业为主体,并向第三产业过渡,以制造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产值和就业人数都超过第一产业,制造业增加值占总商品增加值的比重不断上升。

关于工业化发展阶段,存在着不同的标准和划分方法,每种方法都有其相应的优点和局限性。例如:钱纳里等的基于人均收入水平的划分,将工业化划分为3个阶段6个时期,即前工业化阶段、工业化阶段(工业化初期、工业化中期、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化阶段(发达经济初级阶段、发达经济高级阶段);库兹涅茨等按照三次产业结构(包括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化将工业化阶段划分为工业化前期、工业化初期、工业化中期、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化社会;联合国基于制造业增加值占总商品生产增加值比重的划分,把工业化水平分为非工业化、正在工业化、半工业化、工业化等4类。由于依据的理论和标准不同,结论往往不尽一致。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在《中国工业化进程报告——1995—2005年中国省域工业化水平评价与研究》报告中提出了一套综合评价国家或地区工业化水平的指标体系和方法,据此将工业化过程分为前工业化阶段、工业化实现阶段和后工业化阶段,其中工业化实现阶段又分为工业化初期、中期和后期3个阶段,每个时期划分为前半阶段和后半阶段,并确定了不同阶段的标志。见表1。

这种划分方法较为科学,基于这种划分,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工业化的各个不同阶段,货物运输需求客观存在着的变化轨迹。由表1可见,工业化不同阶段,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产业结构历经“一、二、三”到“二、一、三”,再到“二、三、一”最后到“三、二、一”的转变,其间生产力地区布局也会发生一定变化。

工业化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对货物运输需求影响很大。货物运输需求是一种派生性需求,源于社会经济生活对货物空间位移方面的需要。按照运输经济学理论,货物运输需求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有3个:其一,经济发展水平和速度;其二,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变动,特别是第二产业内部结构的变动;其三,生产力地区布局。经济发展水平和生产力地区布局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货物运输需求的数量和质量,而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直接影响货物运输需求结构。在整个工业化发展进程中,货物运输需求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都处于变化之中,这使得货物运输需求也随之发生相应变化。

二、工业化不同阶段的货运需求特征

目前,一些工业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工业化,步入了后工业化社会;一些中等发达国家尚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之中,大多处于工业化中期或后期;发展中国家大都处于工业化前期,少数国家处于工业化中期。实践表明,工业化不同阶段货物运输需求特征不同。见表2。

(一)前工业化阶段货物运输需求特征

各国经济在18世纪60年代工业革命发生之前的漫长历史时期,从原始部落到游牧经济、传统农业社会、手工业和后来的工场手工业阶段,一直处于前工业化阶段。由于游牧业和农业的商品率很低,小手工业原材料多数在当地解决,货物运输需求较少。货物种类除去官僚机构、军队和城市人口所需粮食以及修建工程和其他方面耗用的物资外,很长时间内主要是商业贩运的盐、布匹、茶叶、皮毛、瓷器、铁器和其他金属制品以及香料之类的货物。工场手工业时期,纺织、炼铁等行业的生产规模有所扩大,棉花、木材、生铁等原料、燃料及其产品的运输需求量有所增加。总体来讲,这一时期货物运输需求量较小,运输频率低,对运输服务质量要求不高,运输可靠性较差。

(二)工业化实现阶段货物运输需求特征

工业化实现阶段又分为工业化初期、中期和后期3个时期。每个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不同,货物运输需求特征亦不同。

工业化初期(18世纪60年代-19世纪50年代)以纺织、冶金原材料工业为主,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开始动摇。18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工作机和动力机的发明和使用,纺织业成为工业化的“先导”部门,轻纺工业逐渐取代农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部门。1783年,英国纺织工业在工业结构中的比重达到35.4%。在纺织产业前向联系的带动下,以钢铁工业为主的冶金业、采掘业、早期制造业等产业迅速兴起并得到蓬勃发展。工业及经济社会发展对煤炭、矿石、钢铁产品等大宗、远途、低值、散装货物运输的需求急剧增加。

工业化中期(19世纪60年代~20世纪50年代)是以机械加工及化学工业为主的时期,制造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重化工业取代轻纺工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以英国为例,1783-1924年,按净产值计算,纺织工业在工业结构中的比重由35.4%下降到10.8%;钢铁及机器制造业比重由6.5%上升到12.5%;化学工业的比重由1881年的0.7%上升到1924年的1.1%。货物中石油、天然气、化工原料、多种金属和非金属原材料的比重开始上升,水泥等建筑材料大为增加。货物运输除要求继续扩大运输能力,对运输速度和其他运输质量方面的要求相应提高,运输需求开始多样化,对管道、油轮、罐车、棚车等运输需求量增加,要求发展多种运输方式和工具来满足日益多样化的运输需求。

工业化后期(20世纪60年代~20世纪80年代)是以高度加工工业为主的时期,制造业产品的加工程度进一步深化,工业品价值普遍很高,技术资本含量大,物质含量相对比较低。汽车、飞机、精密仪器、电器电子产品等高加工产品的附加值比初级产品大为提高,经济增长对原料的依赖减少。发达国家的煤炭工业以及石油天然气采掘工业在工业结构中的比重分别由1955年的2.7%和3.3%下降到1974年的0.8%和1.7%,1955-1974年煤炭工业年均增长速度为-1.9%,出现了负增长。这一时期,大宗散装货物运输需求增长速度减缓,加之以电子、信息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对运输需求数量较小,运输量的增加不再是主要方面,对方便、及时、可靠、节约等质量方面的要求更为突出,小批量、特种车、专用车的运输需求增加。

(三)后工业化阶段货物运输需求特征

20世纪90年代开始,部分发达国家步入后工业化社会,经济结构转向高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经济增长转向更多的依赖深度加工、技术和信息。这些变化致使货物运输需求数量基本停止增长,在一些国家甚至出现连续下降的现象,但对运输质量提出了更严格的标准,货物运输融为物流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物品生产方式灵活多变且批量较小,企业追求“零库存”和生产体系全球化,对小批量、集装化运输、特种货物运输和门到门一票到底的国际国内多式联运需求增加,运输速度和频率加快,要求运输服务更加及时、方便、可靠。

综上,在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的整个工业化进程中,货物运输需求数量一直保持增长态势,不同时期增长速度不同,尤以工业化初期增长速度最快,工业化中期次之,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增长速度最慢甚至基本停止增长。对运输服务质量一直追求更高,需求层次越来越高。

三、未来我国货物运输需求趋势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的研究表明,2005年开始我国整体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进入重化工业化发展阶段。重化工业化发展阶段是工业化进程的关键时期。根据国际经验及工业化发展规律,重化工业化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的主导部门将由传统的以纺织、轻工为主的轻工业向汽车、钢铁、化工等重化工业和电子信息等产业转型升级。我国重化工业化发展阶段的主导产业与发达国家相似,但发展环境相差很大,尤其是资源及环境约束加强,对环境承载能力和经济发展方式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相应的,未来我国货物运输需求既具有与发达国家相似的特征又有所区别,突出表现在货物运输需求数量、类型及质量3个方面。

(一)运输需求数量

尽管我国整体已进入工业化中期后半阶段,但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工业化进程差距很大,中西部地区尚处于工业化前期。见表3。

由表3可以看出,全国31个省区市中有8个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前半阶段,14个处于工业化前期甚至前工业化阶段。整体完成重化工业化发展阶段,我国需要更长时间。重化工业发展需要强大的运输支撑,是货物运输需求增长的主要原因。根据2002年投入产出表计算,按产业结构划分,我国货物运输服务使用分配到第一、二、三产业的比重分别为5.4%、71.2%、23.4%,第二产业对货物运输需求影响最大。“十五”以来,我国经济保持持续平稳发展态势,国内生产总值以每年10%的速度稳步递增。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通道”的“爬坡”阶段,即“黄金发展阶段”。工业结构的重型化必将带来重化工业主要产品产量、能源消耗的大幅增长,使得能源、原材料等长途大宗物资运输需求旺盛。此外,经济全球化、产品品牌化使得产品流通范围扩大,产成品运输、外贸运输等远距离运输需求旺盛,货物平均运输距离增大,货物运输周转量增长较快。见图1。

图1显示了近几年我国货物运输量的增长情况。相比货物运输周转量的高速增长,货运量增长速度趋缓。这是因为我国重化工业发展走的是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对电子、医药、仪器仪表等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产成品类物资运输需求增长更快,在总运量中所占比重不断提高。可以预见,未来我国货物运输需求总量将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具体表现为货运量增速趋缓,货物运输周转量增速较快。

(二)运输需求类型

发达国家重化工业时期货物运输需求的增长点主要集中在长距离、大运量、跨区域的能源运输、基础原材料运输以及外贸运输上。我国重化工业化发展阶段晚于发达国家100多年,与发达国家后工业化发展阶段处于同一时期。与发达国家当年的重化工业发展环境相比,我国处于一个生产柔性化、流通高效化、消费多样的时代,货物种类繁多,货物运输需求复杂多样,不像发达国家重化工业阶段时期那样单一。一方面,我国所处重化工业化发展阶段决定了对能源、原材料等大宗物资运输的需求。2007年我国铁路和水运完成的货物周转量占综合运输体系的86.7%,这一比重将会持续较长时间。另一方面,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有“世界工厂”之称,除中西部地区的大宗能源、原材料运输外,东南部地区加工产品的货运需求量也很大,尤其是已步入工业化后期甚至后工业化阶段的长三角、珠三角地区,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数量增多,小批量、多批次货运需求旺盛,零担快运、小件运输、专业运输、特种运输、综合物流服务需求增速加快。

(三)运输需求质量

从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人均GDP在1000~4000美元期间,社会发展对货物运输服务在方便、及时、安全、经济、可靠等方面的质量性要求将大大提高。我国各地资源禀赋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所处工业化发展阶段不同,货物品类不同,对货物运输服务质量要求的侧重点不同,中西部地区对经济性要求要高一些,东部地区则对时效性、安全性、可靠性、方便性等方面的要求更高一些。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推进,社会生产、生活节奏加快,运输频率加快,货物运输需求将越发复杂多样,除在时效性、方便性、可靠性、安全性、经济性等方面的要求不断提高外,对“异质”服务能力和应急保障能力将提出更高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