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近代哲学论文范文

西方近代哲学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 近代西方哲学 现代西方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

一、近现代西方哲学概述

（一）近代西方哲学概述

近代西方哲学是伴随着人类的自由思想的逐渐形成和神学的没落逐渐发展起来的。其发展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5至17世纪初，即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和自然主义是这一阶段研究的中心，并形成了人文主义和自然哲学两股互相联系又有一定区别的思潮。

第二阶段是17世纪初至18世纪末，在这个阶段资本主义获得了了进一步的发展，自然科学着重分门别类的研究，哲学的兴趣则集中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上。以笛卡尔和莱布尼茨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唯理论认为，只有在一个完全清楚明白无可怀疑的公理的基础上，经过理性认识能力进行清楚明白、准确无误的推理，才能得到真正的知识。

第三阶段是18世纪至19世纪。自然科学在这个时期取得了巨大成就，促使西方近代哲学发展到了最高阶段。这一时期，逐渐形成了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唯心派别。德国古典唯心派别认为哲学的任务就是在思维第一性的基础上，力求使存在与思维、主体与客体统一起来。

（二）现代西方哲学的概述

现代西方哲学的特点是新流派众多、思想方式变化深刻、与现代科技与人文众学科的关系密切、与未来哲学的发展息息相关。现代西方哲学的特点：

1．现代西方哲学较近代西哲而言，更为关注语言问题、符号意义和交往问题。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承认语言哲学并不以形而上学或认识论为基础，相反的则是形而上学、认识论和任何其他哲学学科必须以语言哲学为基础，而且只有通过语言的分析和阐明才能够研究、澄清或解决任何哲学问题。

2．现代西方哲学不再像传统哲学家一般崇拜绝对权威或者绝对真道理、规则。在哲学界占有统治地位的不再是一头独大；每一个流派都有自己的追求，或科学或形而上学，现象学与分析哲学可以相互对立，甚至彼此不同。

（三）现代西方哲学对近代西方哲学的超越

1．从排斥、批判形而上学到“回归”形而上学

近现代西哲的区别重要标志之一为对形而上学的态度，现代西方哲学流派绝大多数对形而上学进行了批判甚至是排斥。这种排斥对于现代西方哲学转换思维方式，促进学科发展、进一步解放思想有着积极地作用。但也要看到，现代西方哲学在破旧后并没有立新，在他们简单的批判形而上学后，他们的理论相续陷入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困境，他们的理论、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成为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现代西哲流派提出回归形而上学。德国当代哲学家哈贝马斯指出自康德之后，人类便步入了一个“后形而上学”的时代。在后形而上学时代，哲学必须放弃对整体、大全和作为“这个世界”意义来源的超验本体的寻求①。

2．从抽象思辨转向现实生活

现代西方哲学对近代西方哲学的超越有一部分实现由抽象思辨转向现实生活。许多现代哲学家都将现实生活作为其理论的出发点或归宿。胡塞尔提出哲学回到生活世界，海德格尔强调“在世的在”的意义，维特根斯坦转向日常语言，杜威强调经验就是生活，其用意之一就是为了使哲学转向现实生活。

3．理清哲学与科学的关系

哲学家们重新思考哲学与科学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观点。例如作为生活和行为方法或科学的方法论，作为对意义的澄明和解释，对世界和人本身的超越及人的理想和终极关怀的探究，作为超形而上学的人文研究的文化学或“后哲学文化”，作为对智慧的训练，等等②。

4．关注领域的转变

譬如从反形而上学、反基础主义、反主体主义、转向对向语言的关注，对境域的关注，等等，这些都极其丰富了哲学的内容和开辟哲学领域的新天地。哲学的这些转变，使得哲学与其他新兴学科之间有了一定得交叉和渗透。这些交叉边缘更是建立了一定的边缘学科，例如科学哲学，环境伦理学，医学伦理学等等。

二、马克思哲学对近代西方哲学的超越

（一）马克思哲学对近代西方哲学的超越

1．以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超越了以抽象理性为基础的近代西方哲学

近代西方哲学继承了古希腊哲学的传统，探讨的依旧是抽象本体论，更为关注的是虚无的宇宙或者一些无法求证的抽象概念，并试图寻求世界的本原。这些在文艺复兴打破宗教势力有着积极的作用。在反对宗教神本位的时候，哲学家的使命就是运用理性工具去发现普遍、自明的理性概念和原则，并加之以宣传，使之成为打破神本位的有力武器。在具体的建构过程中，这种抽象的理性就表现为脱离了人们的实际生活和实践活动的形而上学的“实体” ③。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是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意识之所以源于物质，此过程离不开主体的社会历史活动，离不开实践。马克思关注的不是脱离人的实际活动、社会物质条件的抽象理性，而是实践过程中、物质生活得社会。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了崭新的实践观，才有其自然观等其他各种观点。

2．马克思主义实现哲学主题的转换

近代哲学由于其历史局限性使其具有的思辨形而上学和二元对立等缺陷，同时近代西方哲学主张现实的人与其实践相脱离的抽象的自然界和抽象的绝对化的精神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性地实现哲学主题的转换，关注人的价值、自由和解放，并注重于改造世界。“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④”。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创立到成熟，，是一个不断的批判传统西方哲学思辨形而上学和超越近代西方哲学的主客二元分离的过程，最终实现了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

3．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研究对象上的超越

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包括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在内的整个世界的最一般规律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将世界发展的最普遍最一般的规律作为哲学的研究对象，从而正确地解决了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问题；旧哲学将哲学看成是凌驾于各门具体科学之上的“科学之科学”，所以未能正确解决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问题。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自然观与历史观在唯物辩证的基础上的统一；旧哲学为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唯物论与辩证法分离，同时其自然观是唯物的，历史观则是唯心的。第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了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认为哲学不仅仅是要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要改造世界。

4．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立场的超越

马克思叫传统哲学而言更强调抽象思维，主张人们通过感性的实践去理解一切事物。实践思维方式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根本上摆脱了近代哲学的桎梏，宣告了新哲学的诞生。

（二）马克思哲学与近现代哲学的异同

马克思源于近代西方哲学，其思维方式、社会背景均来自西方社会，如何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哲学关系，对于中西学者而言是一个重要的命题。所以，在此笔者将二者做一定的比较：

1．多数现代西方哲学流派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力图超越以主客心物等二分为出发点，以建立关于世界的本源、本质的理论体系为目标，以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等为理论特征的近代哲学，使哲学研究在不同程度上从抽象化的自在的自然界或绝对化的观念世界返回到人的现实生活世界。

马哲学不仅比现代西方哲学更加彻底全面地超越了近代哲学的二元分立、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和思辨形而上学等倾向，而且为西方哲学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现实的道路。这具体表现在马克思不是简单地扬弃一切旧哲学，而是力图彻底打破它们由以出发的前提。他所关注的不是建立关于整个世界的严密完整的理论体系，而是直面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他由此把实践观点当作其哲学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主张通过实践来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促进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马克思正是通过对人的实践的意义的深刻揭示和全面阐释彻底地实现了对近代哲学的超越，实现了哲学上的革命变革。

2．现代西方哲学建立在近代西方哲学的基础上，没有完全脱离。譬如在形而上学，他们一方面批判近代西哲的形而上学理论，但同时又发现自己的理论脱离了形而上学无法得到论据，所以又以新的形态去构造同样具有片面性的某种形而上学。它们揭示了主客、心物等二元分立的种种弊病，特别是使人对象化和物化（异化）的弊病，强调发挥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然而却由此走向了无视客观实际的主观主义。较之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的实践观点，使其跳出了传统的哲学方式。

3．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根本上摆脱了现代西方哲学的阶级基础，更为符合现代社会的前进方向，其以无产阶级为其理论的阶级基础，从而摆脱了现代西方哲学的阶级偏见。较之现代西哲而言，马哲更有革命性，其根本目的即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建立新的政权，即社会主义社会，从而根本解放无产阶级及全世界人民。同时，马哲是一个开放的、在实践中前进并丰富的哲学体系。现代西方哲学的阶级基础还是资本主义，其思维的局限性和偏见始终如一的存在，他们的哲学始终是为了维持资本主义的统治，然而资本主义的总总危机已经显示出了他们的制度的缺陷。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根本上而言是完全符合现代社会的解放和人的解放的哲学，是惟一能克服各种类型的西方近现代哲学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的这种或那种片面性和局限性的哲学⑤。

4．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把生活和实践的观点当作其哲学的基本观点，克服了西方哲学家在转向生活和实践道路上的唯心主义倾向。现代西方哲学并没有脱离唯心。实际上大多数现代西方哲学流派所要求的是超越以追究世界的物质或精神本源为目标、以心物相互独立和主客完全分离为理论前提的传统的哲学思维方式，从而除了反对唯物主义以外，也明确要求反对唯心主义。他们之反对唯物主义，并不是为了宣扬唯心主义，而是使哲学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唯物唯心之争，而转向具有自主个性的人及其所牵涉的世界，转向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这种转向并不意味着笼统地否定外部世界（自然界）自在地存在，而只是认为这个世界如果不与人发生牵涉，就不能成为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所及的对象（客观）世界。

注释：

①闵仕君."形而上学"新解.青海社会科学.2004(5).

②刘放桐.对西方哲学近现代转型的历史与理论分析.学海.2000(05).

③赖海燕，徐春林.略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近代哲学的超越.求实.2002(2).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9(120).

⑤刘放桐.当代哲学走向: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

[2]石元康.当代西方自由主义的理论.上海三联出版社.2000.

[3]侯惠勤.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人文精神.红旗文稿.2006(7).

[4]刘放桐.对西方哲学近现代转型的历史与理论分析(学海).2000(05).

[5]闵仕君."形而上学"新解.青海社会科学.2004(5).

西方近代哲学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 近代西方哲学 现代西方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

一、近现代西方哲学概述

（一）近代西方哲学概述

近代西方哲学是伴随着人类的自由思想的逐渐形成和神学的没落逐渐发展起来的。其发展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5至17世纪初，即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和自然主义是这一阶段研究的中心，并形成了人文主义和自然哲学两股互相联系又有一定区别的思潮。

第二阶段是17世纪初至18世纪末，在这个阶段资本主义获得了了进一步的发展，自然科学着重分门别类的研究，哲学的兴趣则集中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上。以笛卡尔和莱布尼茨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唯理论认为，只有在一个完全清楚明白无可怀疑的公理的基础上，经过理性认识能力进行清楚明白、准确无误的推理，才能得到真正的知识。

第三阶段是18世纪至19世纪。自然科学在这个时期取得了巨大成就，促使西方近代哲学发展到了最高阶段。这一时期，逐渐形成了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唯心派别。德国古典唯心派别认为哲学的任务就是在思维第一性的基础上，力求使存在与思维、主体与客体统一起来。

（二）现代西方哲学的概述

现代西方哲学的特点是新流派众多、思想方式变化深刻、与现代科技与人文众学科的关系密切、与未来哲学的发展息息相关。现代西方哲学的特点：

1．现代西方哲学较近代西哲而言，更为关注语言问题、符号意义和交往问题。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承认语言哲学并不以形而上学或认识论为基础，相反的则是形而上学、认识论和任何其他哲学学科必须以语言哲学为基础，而且只有通过语言的分析和阐明才能够研究、澄清或解决任何哲学问题。

2．现代西方哲学不再像传统哲学家一般崇拜绝对权威或者绝对真道理、规则。在哲学界占有统治地位的不再是一头独大；每一个流派都有自己的追求，或科学或形而上学，现象学与分析哲学可以相互对立，甚至彼此不同。

（三）现代西方哲学对近代西方哲学的超越

1．从排斥、批判形而上学到“回归”形而上学

近现代西哲的区别重要标志之一为对形而上学的态度，现代西方哲学流派绝大多数对形而上学进行了批判甚至是排斥。这种排斥对于现代西方哲学转换思维方式，促进学科发展、进一步解放思想有着积极地作用。但也要看到，现代西方哲学在破旧后并没有立新，在他们简单的批判形而上学后，他们的理论相续陷入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困境，他们的理论、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成为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现代西哲流派提出回归形而上学。德国当代哲学家哈贝马斯指出自康德之后，人类便步入了一个“后形而上学”的时代。在后形而上学时代，哲学必须放弃对整体、大全和作为“这个世界”意义来源的超验本体的寻求①。

2．从抽象思辨转向现实生活

现代西方哲学对近代西方哲学的超越有一部分实现由抽象思辨转向现实生活。许多现代哲学家都将现实生活作为其理论的出发点或归宿。胡塞尔提出哲学回到生活世界，海德格尔强调“在世的在”的意义，维特根斯坦转向日常语言，杜威强调经验就是生活，其用意之一就是为了使哲学转向现实生活。

3．理清哲学与科学的关系

哲学家们重新思考哲学与科学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观点。例如作为生活和行为方法或科学的方法论，作为对意义的澄明和解释，对世界和人本身的超越及人的理想和终极关怀的探究，作为超形而上学的人文研究的文化学或“后哲学文化”，作为对智慧的训练，等等②。

4．关注领域的转变

譬如从反形而上学、反基础主义、反主体主义、转向对向语言的关注，对境域的关注，等等，这些都极其丰富了哲学的内容和开辟哲学领域的新天地。哲学的这些转变，使得哲学与其他新兴学科之间有了一定得交叉和渗透。这些交叉边缘更是建立了一定的边缘学科，例如科学哲学，环境伦理学，医学伦理学等等。

二、马克思哲学对近代西方哲学的超越

（一）马克思哲学对近代西方哲学的超越

1．以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超越了以抽象理性为基础的近代西方哲学

近代西方哲学继承了古希腊哲学的传统，探讨的依旧是抽象本体论，更为关注的是虚无的宇宙或者一些无法求证的抽象概念，并试图寻求世界的本原。这些在文艺复兴打破宗教势力有着积极的作用。在反对宗教神本位的时候，哲学家的使命就是运用理性工具去发现普遍、自明的理性概念和原则，并加之以宣传，使之成为打破神本位的有力武器。在具体的建构过程中，这种抽象的理性就表现为脱离了人们的实际生活和实践活动的形而上学的“实体” ③。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是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意识之所以源于物质，此过程离不开主体的社会历史活动，离不开实践。马克思关注的不是脱离人的实际活动、社会物质条件的抽象理性，而是实践过程中、物质生活得社会。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了崭新的实践观，才有其自然观等其他各种观点。

2．马克思主义实现哲学主题的转换

近代哲学由于其历史局限性使其具有的思辨形而上学和二元对立等缺陷，同时近代西方哲学主张现实的人与其实践相脱离的抽象的自然界和抽象的绝对化的精神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性地实现哲学主题的转换，关注人的价值、自由和解放，并注重于改造世界。“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④”。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创立到成熟，，是一个不断的批判传统西方哲学思辨形而上学和超越近代西方哲学的主客二元分离的过程，最终实现了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

3．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研究对象上的超越

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包括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在内的整个世界的最一般规律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将世界发展的最普遍最一般的规律作为哲学的研究对象，从而正确地解决了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问题；旧哲学将哲学看成是凌驾于各门具体科学之上的“科学之科学”，所以未能正确解决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问题。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自然观与历史观在唯物辩证的基础上的统一；旧哲学为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唯物论与辩证法分离，同时其自然观是唯物的，历史观则是唯心的。第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了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认为哲学不仅仅是要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要改造世界。

4．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立场的超越

马克思叫传统哲学而言更强调抽象思维，主张人们通过感性的实践去理解一切事物。实践思维方式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根本上摆脱了近代哲学的桎梏，宣告了新哲学的诞生。

（二）马克思哲学与近现代哲学的异同

马克思源于近代西方哲学，其思维方式、社会背景均来自西方社会，如何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哲学关系，对于中西学者而言是一个重要的命题。所以，在此笔者将二者做一定的比较：

1．多数现代西方哲学流派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力图超越以主客心物等二分为出发点，以建立关于世界的本源、本质的理论体系为目标，以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等为理论特征的近代哲学，使哲学研究在不同程度上从抽象化的自在的自然界或绝对化的观念世界返回到人的现实生活世界。

马哲学不仅比现代西方哲学更加彻底全面地超越了近代哲学的二元分立、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和思辨形而上学等倾向，而且为西方哲学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现实的道路。这具体表现在马克思不是简单地扬弃一切旧哲学，而是力图彻底打破它们由以出发的前提。他所关注的不是建立关于整个世界的严密完整的理论体系，而是直面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他由此把实践观点当作其哲学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主张通过实践来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促进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马克思正是通过对人的实践的意义的深刻揭示和全面阐释彻底地实现了对近代哲学的超越，实现了哲学上的革命变革。

        2．现代西方哲学建立在近代西方哲学的基础上，没有完全脱离。譬如在形而上学，他们一方面批判近代西哲的形而上学理论，但同时又发现自己的理论脱离了形而上学无法得到论据，所以又以新的形态去构造同样具有片面性的某种形而上学。它们揭示了主客、心物等二元分立的种种弊病，特别是使人对象化和物化（异化）的弊病，强调发挥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然而却由此走向了无视客观实际的主观主义。较之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的实践观点，使其跳出了传统的哲学方式。

3．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根本上摆脱了现代西方哲学的阶级基础，更为符合现代社会的前进方向，其以无产阶级为其理论的阶级基础，从而摆脱了现代西方哲学的阶级偏见。较之现代西哲而言，马哲更有革命性，其根本目的即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建立新的政权，即社会主义社会，从而根本解放无产阶级及全世界人民。同时，马哲是一个开放的、在实践中前进并丰富的哲学体系。现代西方哲学的阶级基础还是资本主义，其思维的局限性和偏见始终如一的存在，他们的哲学始终是为了维持资本主义的统治，然而资本主义的总总危机已经显示出了他们的制度的缺陷。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根本上而言是完全符合现代社会的解放和人的解放的哲学，是惟一能克服各种类型的西方近现代哲学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的这种或那种片面性和局限性的哲学⑤。

4．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把生活和实践的观点当作其哲学的基本观点，克服了西方哲学家在转向生活和实践道路上的唯心主义倾向。现代西方哲学并没有脱离唯心。实际上大多数现代西方哲学流派所要求的是超越以追究世界的物质或精神本源为目标、以心物相互独立和主客完全分离为理论前提的传统的哲学思维方式，从而除了反对唯物主义以外，也明确要求反对唯心主义。他们之反对唯物主义，并不是为了宣扬唯心主义，而是使哲学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唯物唯心之争，而转向具有自主个性的人及其所牵涉的世界，转向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这种转向并不意味着笼统地否定外部世界（自然界）自在地存在，而只是认为这个世界如果不与人发生牵涉，就不能成为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所及的对象（客观）世界。

注释：

①闵仕君."形而上学"新解.青海社会科学.2004(5).

②刘放桐.对西方哲学近现代转型的历史与理论分析.学海.2000(05).

③赖海燕,徐春林.略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近代哲学的超越.求实.2002(2).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9(120).

⑤刘放桐.当代哲学走向: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

[2]石元康.当代西方自由主义的理论.上海三联出版社.2000.

[3]侯惠勤.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人文精神.红旗文稿.2006(7).

[4]刘放桐.对西方哲学近现代转型的历史与理论分析(学海).2000(05).

[5]闵仕君."形而上学"新解.青海社会科学.2004(5).

西方近代哲学论文范文第3篇

黑格尔固然贬低中国哲学，但在其《哲学史讲演录》中仍列有“中国哲学”一节。康德似少谈到中国哲学，但这位被尼采称为“柯尼斯堡的伟大中国人”，在其《纯粹理性批判》中仍强调：“以道德哲学高于理性所有一切其他职务，故古人之所谓哲学家，常特指道德家而言；即在今日，吾人由某种比拟，称以理性自制之人为哲学家，固不问其知识之如何浅狭也。”在康德的哲学家定义下，历史上的儒学大师当然是哲学家。

黑格尔之后，伴随近代西方的强盛兴起，西方文化中心论主导了学者的心灵，一般学者认为，中国形上学传统不强，认识论与逻辑不发达，即使中国有哲学，也偏于政治与伦理。其实，这不仅忽视了中国哲学中的道家传统和佛教传统，而且更反映了近代西方哲学问题意识影响下的局限。近代西方哲学从“认识论的转向”发展到“语言的转向”，出现了消解西方传统形上学的努力，乃至海德格尔以来西方哲学关于“哲学的终结”的断言，彻底改变了现代哲学的问题视界。另一方面，分析哲学对古典哲学的傲慢也越来越失去意义，在当代美国，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越来越成为哲学的关切焦点。不仅如此，美国和欧洲近年来坚持“中国哲学”研究和“比较哲学”研究的学者也日益增多，并取得了一些对欧美哲学界有影响的研究成果。这些都为我们提供了重新认识中国哲学的不同于20世纪前期的新背景。

一、当冯友兰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撰写《中国哲学史》的时候，在他看来，我们有两种选择：一是坚持以西方所谓哲学为标准，较严格地取中国义理学中可与之对应相当者，以此为“中国哲学”，研究之，撰写《中国哲学史》。

一是以中国义理之学本身的体系为完整对象，研究之，而撰写《中国义理学史》。甚或进而以中国义理学为标准，写成西洋义理之学史。冯友兰自然选择前者，因为20世纪的中国学术就是一个与世界，或者说西方“接轨”的世纪。他对第二种选择之不宜，解释说：“就原则上言，此本无不可之处。不过就事实言，则近代学问起于西洋，科学其尤著者。若指中国西洋历史上各种学问之某部分而谓为义理之学，则其在近代学问中之地位，与其与各种近代学问之关系，未易知也。若指为哲学，则无此困难。此所以近来只有中国哲学史之作，而无西洋义理之学史之作也。以此之故，吾人以下即竟用中国哲学及中国哲学家之名词。所谓中国哲学者，即中国之某种学问或某种学问之某部分之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也。所谓中国哲学家者，即中国某种学者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家名之者也。”可见，这里所说的作中国哲学史的问题关联着作为学科的中国哲学的定位与合法性。所以，冯友兰的这个说法表明，是否写“中国哲学史”，涉及是否设立“中国哲学”这一学科，涉及到是否设立“哲学”学科，涉及到是否整个引进近代西方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不仅仅是“中国哲学史”如何写作的问题。如果我们肯定源于近代西方的现代大学建制，肯定大学建制中“哲学”一科的必要性，则必然要肯定从“哲学”的方向对于中国古代思想的研究与教学。

如何处理中国固有的义理之学体系中与西洋所谓哲学不甚相当者呢?冯友兰说：“中国哲学家又以特别重视人事之故，对于宇宙论之研究亦甚简略，故上列哲学中之各部分，西洋哲学于每部皆有极发达之学说，而中国哲学则未能每部皆然也。不过中国哲学家注重内圣之道，故所讲修养之方法，即所谓为学之方，极为详尽。此虽或未可以哲学名之，然在此方面中国实甚有贡献也。”冯友兰一方面承认“此虽或未可以哲学名之”，而另一方面，在他的《中国哲学史》中则对此有不少叙述。就是说，某些中国传统的义理之学的内容虽不见于西洋哲学的讨论，但仍可以作为中国哲学史的内容加以叙述。

可见，由于中国古代义理之学与西方所谓哲学范围并不相同，故完全以西方所谓哲学之范围而切割古代义理之学中之一部或大部而谓之中国哲学，则古代义理之学的固有体系之完整性可能遭到破坏，且其体系中必有部分不能列入所谓中国哲学。这样一来，在事实上，我们在冯友兰给出的两个选择外，还可以有第三个选择，那就是，我们可以把中国义理之学即作为“中国哲学”，而不必按照西洋所谓哲学严格限定之。可以说，自冯友兰以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都是以此种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即一方面在理论上认定以西方哲学的内容为标准，另一方面在实际上以中国义理之学为范围。20世纪的学者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愿望去在理论上充分解决这个问题。

二、30年代后期，张岱年在其《中国哲学大纲》的序论中，也是一开始先讨论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定义。

第一，西方哲学中没有统一的哲学定义，他说：“西洋哲学家所立的哲学界说甚多，几乎一家一说。其实都只是一家哲学之界说，而不是一般哲学之界说。总各家哲学观之，可以说哲学是研讨宇宙人生之究极原理及认识此种原理的方法之学问。”虽然哲学家们的“哲学”理解往往各立一说，但哲学教育家需要一种综合的“哲学”定义，张先生的这个说法是把哲学归结为有关宇宙、人生、认识方法的学问。

第二，中国古代没有与哲学意义相同的总括性名称，他说：“中国古来并无与今所谓哲学意义完全相同的名称。”他同时指出，先秦所谓“学”、汉人所谓“诸子之学”与今所谓哲学大致相当；魏晋时所称玄学，意谓约略相当于今之哲学；宋代以后所谓道学、理学、义理之学，其内容与今所谓哲学甚相近。但是，玄学、道学是各有其界域的，各是某一派哲学或某一类型哲学的名称，“与今所谓哲学之为一般的名称，并非相同。而总括玄学与道学的一般名称，在以前实在没有。”这符合中国古代学术史的实际情形。

第三，在东西文化的视野中，“哲学”应当是一个类称。张岱年提出：“中国先秦的诸子之学、魏晋的玄学、宋明清的道学或义理之学，合起来是不是可以现在所谓哲学称之呢?中国以前的那些关于宇宙人生的思想理论，是不是可以叫做哲学?关于此点要看我们对于哲学一词的看法如何。如所谓哲学专指西方哲学，或认西洋哲学是哲学的唯一范型，与西洋哲学的态度方法有所不同者，即是另外一种学问而非哲学，则因中国思想在根本态度上实与西洋的不同，而中国的学问当然不得叫做哲学了。”他自己并不赞成这种看法，他提出一个很为重要的思想：“我们可以将哲学看作一个类称，而非专指西洋哲学。可以说，有一类学问，其一特例是西洋哲学，这一类学问之总名是哲学。如此，凡与西洋哲学有相似点而可归为此类者，都可叫做哲学。以此意义看哲学，则中国旧日关于宇宙人生的那些思想理论，便非不可名为哲学。中国哲学与西洋哲学在根本态度上未必同，然而在问题及对象上及其在诸学术中的位置上，则与西洋哲学颇为相当。”

张岱年最后说明，哲学又有一般的和特殊的之不同，历史哲学、政治哲学、艺术哲学都属特殊哲学，一般哲学则不包括特殊哲学，专指宇宙论、人生论、知识论。而他在《中国哲学大纲》中所用的“中国哲学”乃是指一般哲学，故不论及中国的各种特殊哲学。事实上，20世纪的中国哲学史家对于有关中国思想的“哲学史”研究的分界，无论在范围上还是内容上，都有明确的自觉，中国哲学史家从来没有企图以哲学史的研究代替整个的古代思想研究。

三、哲学一词是西方文化在近代大量引进后，日本学者西周由Philosophy 翻译而来，而被国人所接受。

“中国哲学”的概念亦因此而产生。但这一概念的建立过程是内在于、并被规定在整个近代中国文化的总进程的。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的总趋向是，在整个国家近代化的总方向及框架规定下，在学术教育上，以西方学术的分类为标准，而全盘承受之，通过建立哲学、文学、史学、法学、政治学等学科概念而形成中国近代化的学术体系，建立这些学科概念的作用，一是本原于西方学术的分途，可以有条理地了解西方学术的内容；二是便于引进西方教育体制，以这些学科概念为支住，建立近代中国大学教育的分科体系；三是与世界文化接轨，使中国现代文化依照这些学科概念的分工加以发展；四是以这些学科概念来分类整理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和学术体系。这是近展的大势。

然而，就人文学科而言，西方近代以来的学术分类难免根据于西方的历史文化经验，如果以之为绝对的标准或普遍的模式，去规范非西方的文化经验时，就难免遇到削足适履的危险。与其他中国近代建立起来的学科概念相比，“中国哲学”似乎略显尴尬。正如以上诸先生所说，最重要的问题并不在于中国古代有无“哲学”一词，而在于中国古代学术体系的分类中，并没有一独立的系统与西洋所谓哲学完全相当。中国古代确有自己的义理之学，这种义理之学是中国古代哲人思考宇宙、社会、人生、人心的理论化体系，而其中所讨论的问题与西方哲学所讨论的问题并不相同，论述的方式亦不相同。象宋明理学中所反复讨论而且极为细致的“已发与未发”、“四端与七情”、“本体与功夫”、甚至“良知与致知”等，都是与西洋哲学不同的哲学问题。在这一点上，前辈学者对此似少注意，如冯友兰认为，哲学的内容确定了，其问题也就确定了，他始终认为，中西的哲学问题是一样的，只是深入和讲述的程度不同。张岱年也认为中国哲学与西洋哲学的态度不同，但哲学的问题及对象相当。其实，中国与西方，虽然都有对宇宙、社会、人生的理论化的思考体系，但用以构成各自体系的问题并不相同。就中国大陆而言，五十年代以后，在当时的学风影响之下，马克思主义关于哲学史有共同的基本问题的观念，对中国哲学研究者更造成了较大的困扰；八十年代以来此种影响虽已渐消失，但学术界并未就东西方哲学史是否有共同的问题进行深入讨论以取得共识。而西方哲学界长期以来拒绝把中国哲学作为哲学，只是作为思想、宗教来研究，正是因为认定中国哲学中没有讨论西方哲学中的问题，或没有以西方的方式来讨论。以西方哲学的问题为“哲学”的问题，或把哲学只理解为论证之学，而判定非西方文化是否有哲学，实质上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表现。

四、上述中国文化的情况。并不是没有解决的方法。正如张岱年所提示的，我们应当把哲学看成文化，换言之，我们应当立基于全部人类文化，把“哲学”看作一共相（并非本体意义的），一个“家族相似”的概念。

是西方关于宇宙、人生的理论思考(西方哲学)、印度关于宇宙、人生的理论思考(印度哲学)、中国关于宇宙、人生的理论思考(中国哲学)，是世界各民族对超越、自然、社会与人之理论思考之总名。在此意义上，西方哲学只是哲学的一个殊相、一个例子，从而西方哲学的问题和讨论方式并不是哲学所以为哲学的标准。因此，“哲学”一名不应当是西方传统的特殊意义上的东西，而应当是世界多元文化的一个富于包容性的普遍概念。

因此中国的义理之学即是中国哲学，虽然其范围与西方哲学有所不同，其问题亦与西方哲学有所不同，这不仅不妨碍其为中国的哲学，恰恰体现了哲学是共相和殊相的统一。所以，非西方的哲学家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发展起一种广义的“哲学”观念，在世界范围内推广，解构在“哲学”这一概念理解上的西方中心立场，才能真正促进跨文化的哲学对话，发展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哲学智慧。如果未来的哲学理解，仍然受制于欧洲传统或更狭小的“英美分析”传统，而哲学的人文智慧和价值导向无法体现，那么二十一世纪人类的前途将不会比二十世纪更好。

另一方面，这种态度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要学习西方哲学。西方哲学是人类智慧中理性分析和建构的精致代表，西方哲学的形态虽然是特殊，但其中不少问题的讨论是具有普遍性的。西方哲学哲学的论述虽然不是哲学所以为哲学的根本规定，但学习西方哲学可以为研究其他哲学提供具有普遍意义的重要方法。特别是西方近代以来的哲学，虽然它仍然内在于西方语言的限制，但伴随着人类的历史走向世界史，其中的讨论地方性局限渐渐减少，与科学与工业文明发展的普遍性之连结越来越多。

五、与前面所说的问题有关联的另一问题是，“儒学是不是宗教”也是中国学者多年讨论未决的论题。

西方近代哲学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西方 人本主义思潮 法兰克福学派 再思考

    文/刘妙英

    现代西方哲学大体可分为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两大思潮。同是对以德国古典哲学为代表的西方传统理性主义的离经叛道,两股思潮的哲学旨趣有着明显的差异。科学主义思潮着重批判近代哲学的形而上学思辨性,要求拒斥形而上学,成为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和认识论。而人本主义思潮却另辟蹊径,它十分注重人的情感、意志、自由和生命体验等非理性主义精神,并要求哲学重新回归到人,恢复人的本真存在。西方人本主义思潮自19世纪末发端至今已有一个多世纪,对其进行再认识和评价,对于重新理解现代西方哲学的可取之处和理论不足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的两大基本特征

    (一)西方人本主义思潮特别重视对人的哲学理解

    “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最突出的特征是以不同方式强调人的研究在哲学研究中的核心地位。”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股思潮的各流派以不同方式把人作为其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他们的哲学才被称作人本主义。值得注意的是,在对人的认识问题上,人本主义思潮一反传统的理性主义,大都强调人的意志、自由、欲望等非理性精神对自我和世界的主宰。笔者以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弗洛伊德、萨特等人的哲学思想为代表来说明人本主义思潮关于人的哲学旨趣。

    叔本华是意志主义的创始人,开创了现代人本主义思潮。他认为人的本质是欲望的盲目冲动,这和把人视为理性动物的传统西方哲学是格格不入的。从生存意志哲学出发,叔本华滑向了“人生是苦难,世界是地狱”的悲观主义。因为在他看来,生存意志就是一种生存的欲望,而欲望本身就是个无底洞,一旦人的欲望得到满足,新的欲望又会来临,人又不得不为新的欲望去奔波,这是个痛苦的过程。因此,叔本华认为,人生说到底就是苦难。

    如果说叔本华对理性主义的批判是诉诸意识本身,那么克尔凯郭尔则引出了人的存在、人的生活。作为存在主义的先驱,克尔凯郭尔把“存在”理解为非理性的主观体验,把人和整个世界都归为精神上的自我。这些非理性的体验包括厌烦、忧虑和绝望,它们使人重新体验到了人生的诗意和痛苦。叔本华和克尔凯郭尔对人的理解是悲观主义,但是这种悲观主义恰恰预示着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到来。

    弗洛伊德对人的哲学理解极具个性。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人格自我分析理论等无疑对心理学和其他人文学科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是,对人的认识上,弗洛伊德最受后人争议的莫过于他的“泛性论”。在他那里,“人类的性动力基本上成了人类生命动力的代名词”。弗洛伊德的“泛性论”夸大了性欲对人类和社会的影响,具有很大的片面性。但是,弗洛伊德这一学说进一步动摇了传统理性主义的大厦,尤其是对主张“禁欲主义”的基督教进行了致命的打击,揭开了基督教信仰束缚人类的最后道德神秘面纱。

    人本主义思潮中,萨特无疑是一位独特而重要的人物。不同于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萨特擅长用小说和戏剧等文学手段来表达和宣扬他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萨特的道德基调除了自由,还是自由。他说:“假如存在确实是先于本质,那么,就无法用一个定型的现成的人性来说明人的行动,换言之,不容有决定论。人是自由的,人就是自由。”换言之,不容有决定论。从“存在先于本质”出发,萨特要求人们对自己的命运进行自我设计,自我选择。但是,我们不能将萨特的自由理解为人为的毫无顾忌,想怎样就怎样。萨特还强调,人必须对自己负责,对他人乃至社会负责。据此,萨特在呼吁人要超越自我和世界的同时,也有着激情下的冷静和理性。

    (二)西方人本主义思潮具有深刻的批判性

    概观整个人本主义思潮,其中不乏对西方文明进行猛烈批判的代表流派及其人物。其中,尼采和法兰克福学派对西方文化、西方社会的批判尤为引人瞩目。

    1.尼采对西方传统理性主义哲学的批判

    19世纪中期,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哲学大厦就已经开始分崩离析。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言:“到了十九世纪中叶,人们开始感到一种终结将要来临,他们所思考的是,哲学是否能继续存在。”尼采对当时哲学的危机有更清醒的认识,也有更惊人的预言。更让后人吃惊的是,尼采看到了哲学的危机也是时代的危机、文化的危机。尼采惊世骇俗地叫喊着:“上帝死了!”并极力主张用哲学的铁锤来摧毁所有旧的道德和信仰。尼采在揭露传统基督教的腐朽、堕落的同时,也撕开了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等道德口号下的虚伪面目。这无疑是对资产阶级利己主义的大曝光。尼采对西方文明的批判的深度和力度令人瞠目结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无疑是西方世界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法兰克福学派尤其强调批判,其创始人霍尔海默尔自诩他的“批判的社会理论”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以此区分正统马克思主义或教条马克思主义。“霍尔海默尔认为,马克思本人的理论的基本精神是批判的。这可以从马克思的许多着作多以‘批判’为标题的事实中看出来,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哥达纲领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等。”可以说,批判的精神贯穿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整个理论。那么,他们批判的对象又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两方面来进行分析。

    第一,对西方发达的科学技术的深刻批判。法兰克福学派一反人类对科技乐观主义的传统,指出由于科技的发展,“现代西方社会使人变成了机器人,它与人性的基本需要和人的发展的要求相违背,是个不健全的社会”。由于科技在社会各方面的渗透,社会的消费过程和人际关系都充满了机器性。科技除了带给人类巨大的物质财富,还能留下些什么呢?工业的污染、生态的破坏、核战争的威胁以及人们精神的空虚等令人悲观的现象,难道我们还感觉不到吗?上帝死了,科技却成了人类崇拜的无所不能的新神。科技究竟是人类的救世主还是恶魔?无疑,法兰克福学派给被科技胜利冲昏了头脑的人们泼了一盆冷水。法兰克福学派大都从科技带来的负面作用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是个富裕的“病态社会”,而不是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弊端去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无疑具有很大的片面性。

    第二,对西方社会严重异化现象的批判。包括法兰克福学派在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十分重视对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现象的批判。我们知道,马克思的早期着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全文公布。在当时就引起了卢卡奇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欢呼和关注。与中国马哲史教科书上那种认为“马克思的《手稿》是不成熟的着作”的观点相左,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尤其重视《手稿》中的异化思想。在他们看来,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一个到处异化了的社会。这种论调,在法兰克福学派思想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马尔库塞的名着《单向度的人》就充分表达这种观点。他认为,当达社会造成了单向度的人。人本来应该既有物质的要求又有精神的要求,但是由于科技的进步和强大,发达社会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加强了对人的控制,人变成了单向度的人。比如,机器把人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但是人却对机器产生了极强的依赖性;机器是人类发明的,但是人反过来又成了机器的奴隶。应该指出,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和危机,意识到了科技所推动的工业化不能解决一切问题,这是颇令人深思的。

    二、西方人本主义思潮是对近代西方哲学的超越

    毫无疑问,人本主义思潮的理论存在种种片面性和错误,它甚至抛弃了近代哲学中的不少积极因素。但是,从总体上看,人本主义思潮是对近代哲学的超越。

    第一,对近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超越。“我们在评价现代西方哲学时,如果把是否归属于近代意义下的唯物主义作为是非的根本标准,那对其评价只能是否定的。”的确,如果固执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争,西方人本主义思潮(包括科学主义思潮)的很多流派很难被归于唯物主义,而是荒谬的唯心主义,但是,笔者认为,人本主义思潮仍然是对近代西方哲学的超越。

    近代哲学发展到德国古典哲学,越来越热衷于建立绝对的终极的哲学体系,并企图将自然科学消融在这个无所不包的体系中,这不能不说是对自然科学发展的重要阻碍。而包括人本主义思潮在内的现代西方哲学,企图排除作为近代认识论基础的二元论倾向。但是,这不是要简单地否定主客、心物之间的差别和联系。不同于科学主义思潮的一些哲学家主张取消哲学的极端做法,人本主义哲学家反对宏大的哲学体系,要求哲学应关注人,回归到人的本真存在,这样的哲学才有其价值和意义。因此,将整个人本主义思潮的理论走向和近代西方哲学作比较,至少发现它在哲学思维上超越了近代西方哲学。

    第二,西方人本主义思潮体现了浓厚的人文主义精神。近代西方哲学是人类思想史上的重大进步,并曾有过像笛卡尔、培根、斯宾诺莎、休谟、卢梭、康德、黑格尔等西方哲学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哲学家。近代西方哲学曾经也很倡导人文主义精神,并具有很强的革命性。但是近代西方哲学发展到后来,对理性的倡导逐步演变成了对理性的迷信,最终导致理性的独断。到了黑格尔那里,理性吞噬了现实的人,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人的自由与尊严都消融在思辨的哲学体系中了。这样,原本倡导摆脱基督教神学束缚、主张思想解放的近代西方哲学,又变得敌视人、放弃人了。总之,近代西方哲学在取得重大进步的同时也隐含了严重的缺陷和危机。这时,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应运而生,并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近代西方哲学。近代西方哲学在理性的攀升中遗忘了“人”,而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恰恰在某种程度上回归到了“人”,从而具有更贴近现代人的生活气息。这就是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能超越近代西方哲学的现实原因所在。

    三、西方人本主义思潮的缺陷和危机

    现代西方哲学尽管是对近代西方哲学的超越,但是其自身也陷入了难以克服的严重缺陷。

西方近代哲学论文范文第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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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哲学;超越;异同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共同点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都是作为对近代西方哲学的扬弃而产生的，它们的流传和发生影响又大致是在同一历史时代，因而二者之间必然有着许多相同点。

1.时代背景相同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产生的时代背景相同,都产生于19 世纪中期。这一时期,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经过了产业革命(第一次科技革命) ,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各国资产阶级成为社会的统治阶级,统治地位得到了巩固。资本主义社会这时也已发展到了自己的成熟期,社会的基本矛盾明显地暴露出来,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不断出现。这一时期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也变得日益激烈,工人运功此起彼伏,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

2.自然科学前提相同

这一时期自然科学的发展,不像近代早期处于分门别类的研究、搜集材料科学阶段,而是已发展到“整理材料科学”阶段。自然科学是以研究客观物质发展过程为特征的科学,有机化学、地质学、动植物学以及生理学、胚胎学等已纷纷建立起来。最重要的是当时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以及达尔文的进化论。wWW.133229.COm这些划时代的自然科学成果为人们超越近代哲学的思维方式和创立现代西方哲学奠定了自然科学前提。正因为如此,新的科学方法和科学实证精神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充分的表现出来。

3.哲学思想来源相同

 西方传统哲学特别是西方近代哲学是它们的哲学理论的直接思想来源。近代英国的经验主义哲学,如培根的实验科学精神及归纳法等,对现代西方的科学主义思潮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们继承了这一传统并在现代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现代的科学主义思潮从孔德实证主义开始贯穿整个现代西方哲学的历史过程之中。欧洲大陆的唯理论的理性主义哲学思想和德国古典哲学中康德对人的主体性的强调,费希特把客观理性主义转向主观的非理性主义等,对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人本主义思潮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而人本主义的非理性主义就是从此发源,从而成为现代西方哲学思想中一支重要的哲学思潮。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有近代英国的经验主义和法国的唯物主义、理性主义,德国古典哲学中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人本主义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理论来源。

4.对待近代西方哲学的态度相同

 批判、继承和超越。作为现代西方哲学的开创者,他们从各自不同的出发点、立场、原则、方法出发来猛烈的批判近代哲学以及西方哲学传统。第一,他们批判了近代西方哲学把世界二元化的形而上学认识论传统。第二,批判近代哲学的哲学观。近代哲学的任务是去建立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以及企图使哲学成为一切科学和知识的基础,成为凌驾于一切“科学之上的科学”。他们要追求绝对普遍的永恒真理、终极存在。恩格斯宣告了这种近代哲学的“终结”,后现代主义则宣布大写的哲学死了。第三,他们批判了近代的先验的形而上学的理性原则和极端理性主义。近代西方哲学的理性是抽象的先验的不证自明的东西,用理性代替了中世纪的上帝,理性成为万能的君主和神明,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近代哲学家们认为一切都是有理性的,都是符合理性的原则,理想的社会应是理性的社会。近代的资产阶级由抽象的理性主义原则,企图在人类历史上建立他们梦想中的理性千年王国,这种极端的理性主义和先验的理性概念以及与人无关的独立自在的唯物主义的物质概念一同被现代哲学所抛弃。

5.哲学理论特征相同

在批判和抛弃了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本体论及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后,强调主客、心物、思有之间的差别和联系，并且要求将它们看着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的过程。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作为主体的人的创造性活动;在抛弃了形而上学的物质概念和先验的不证自明的理性概念后,提出了人与世界的联系和统一,提出了与人相联系的世界相对于人而言才是真实的有价值和意义的;把哲学的目光从形而上学的天国拉回到人间的现实世界之中,哲学向人们生活世界的回归;哲学关注人的生存状况,人的真实处境及人的异化、人的价值、尊严、自由和解放;哲学重视人的实践活动,重视实践活动中人与人结成的社会关系,主张实践高于知识和理论,要求人们积极行动,人应该是行动的人;强调人的能动性、主体性、创造性,强调用人的实际行动或实践活动去改变现实世界;注重人的非理性方面的研究,强调理性的人的精神状况的另一面:情感、意志、本能、潜意识等在人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使对人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与近代西方哲学相比更注重事物的价值和意义,注重人的个性化、社会生活的多元化和审美情趣化。现代西方哲学中占主导的是从近代的认识论转向变为现代的语言转向,语言成为现代西方哲学关注的中心,他们重视语言操作、分析、逻辑的东西。

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区别

 虽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都是在对西方哲学传统,特别是对近代西方哲学的批判和超越,共同开创了现代哲学,并且具有其时代的哲学共同特征和理论特质,但是他们是从各自不同的哲学立场、原则和方法出发开创现代哲学的,因此,他们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是不容忽视的,不能因为其共性而混淆他们之间的原则性界限。

 1.社会阶级基础不同

 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就其理论的社会阶级基础来说，是以作为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理论形态的新哲学来取代作为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理论形态的旧哲学，其根本目的是促进无产阶级推翻旧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革命斗争，由此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彻底解放。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获得解放的思想武器。无产阶级只有把哲学作为精神武器,才能消灭一切剥削和奴役,才能实现自身和一切人的解放放。哲学只有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才能成为改造世界的真正现实的哲学。

 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的革命变革的上述伟大意义，是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由近代到现当代的转型所无法比拟的。后者尽管也属于西方哲学史上具有根本性意义的思维方式转型，但它是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范围内发生的，西方哲学家们推动这次转型的动机并不是为了反对和废除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而是“改进”(改良)资本主义制度，或者说对资本主义制度作一定的自我调整，将其从已经陷入的危机和困境中暂时解脱出来。他们批判和要求取代各种形态的近代哲学的原因 只是由于这种哲学思维方式本身也已陷入了深重的危机和困境，难以起到维护已经陷入危机和困境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作用。同样需要作具有根本性意义的转型。

2.社会影响程度不同

在对待社会现实问题时,作为改造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强调批判的武器,而且更强调武器的批判,把哲学引向感性的物质实践活动,从而使哲学成为真正现实的哲学,是哲学走出了象牙塔。正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理论特质,从它诞生之后,就传播到全世界,成为被压迫民族和阶级获得解放的思想武器。哲学不再只是哲学,而是投身于人们改造世界的物质实践活动之中。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深远影响是其他哲学所望尘莫及的。现代西方哲学虽然也关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问题,但他们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不能触及到社会的根基,也不主张废除资本主义社会来建立新的更理想的社会制度。所以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无论多么激烈尖锐,但却是在资本主义所许可的范围之内。现代西方哲学作为哲学仍是哲学,即他们只是哲学理论而没有把自己的理论变成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没有超出理论的范围变为真正的物质力量。他们也强调实践,但并不是人们改造世界的感性的物质实践活动,而是生物的行为主义实践,正因为这一点,现代西方哲学无法变为彻底的哲学理论,也没有可能成为像马克思主义哲学那样对社会现实产生那么深远影响的哲学理论,所以他们对近代哲学的超越并不彻底,这是二者根本区别的关键之一。

3.对待近代西方哲学的态度不同

 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了以前哲学的“科学之科学”的哲学观、思辨形而上学、传统本体论,但并不是全盘否定西方哲学传统,而是吸收并改造其精华和合理成果,丰富自己的理论,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继承人类优秀成果基础上加以创新。例如：他坚持了唯物主义立场,但吸收并改造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建立了自己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批判思辨理性主义形而上学,又继承了理性主义传统;在吸收人本主义精神实质的前提下,批判了资产阶级抽象的人本主义人性论,把人本主义建立在现实社会生活的基础上,从社会经济结构和人的社会关系去看人、去解放人,从而使人本主义脱胎换骨,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有机成分。

现代西方哲学在批判和超越近代西方哲学的态度上,为了创造现代哲学理论形态,而把自己的哲学与近代西方哲学对立起来,并对其全盘否定,从而使他们的理论导向了反对形而上学，反对理性主义。由于反对无所不包的形而上学的哲学体系,因此他们的哲学具有偏激的唯心主义的非理性主义、相对主义、虚无主义、悲观主义的特征,从而不能真正彻底的完成对近代哲学的批判和超越。

参考文献:

［1］梁景时.论现代西方哲学的特征及对西方传统哲学的扬弃［j］.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10,(01) .

［2］陈明.西方哲学史的历史走势［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3) .

［3］王良铭.马克思对近代西方哲学主体性思想的扬弃［j］.江苏社会科学，2008,(06) .

西方近代哲学论文范文第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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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哲学;超越;异同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共同点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都是作为对近代西方哲学的扬弃而产生的，它们的流传和发生影响又大致是在同一历史时代，因而二者之间必然有着许多相同点。

?1.时代背景相同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产生的时代背景相同,都产生于19 世纪中期。这一时期,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经过了产业革命(第一次科技革命) ,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各国资产阶级成为社会的统治阶级,统治地位得到了巩固。资本主义社会这时也已发展到了自己的成熟期,社会的基本矛盾明显地暴露出来,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不断出现。这一时期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也变得日益激烈,工人运功此起彼伏,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

?2.自然科学前提相同

?这一时期自然科学的发展,不像近代早期处于分门别类的研究、搜集材料科学阶段,而是已发展到“整理材料科学”阶段。自然科学是以研究客观物质发展过程为特征的科学,有机化学、地质学、动植物学以及生理学、胚胎学等已纷纷建立起来。最重要的是当时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以及达尔文的进化论。这些划时代的自然科学成果为人们超越近代哲学的思维方式和创立现代西方哲学奠定了自然科学前提。正因为如此,新的科学方法和科学实证精神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充分的表现出来。

?3.哲学思想来源相同

? 西方传统哲学特别是西方近代哲学是它们的哲学理论的直接思想来源。近代英国的经验主义哲学,如培根的实验科学精神及归纳法等,对现代西方的科学主义思潮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们继承了这一传统并在现代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现代的科学主义思潮从孔德实证主义开始贯穿整个现代西方哲学的历史过程之中。欧洲大陆的唯理论的理性主义哲学思想和德国古典哲学中康德对人的主体性的强调,费希特把客观理性主义转向主观的非理性主义等,对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人本主义思潮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而人本主义的非理性主义就是从此发源,从而成为现代西方哲学思想中一支重要的哲学思潮。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有近代英国的经验主义和法国的唯物主义、理性主义,德国古典哲学中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人本主义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理论来源。

?4.对待近代西方哲学的态度相同

? 批判、继承和超越。作为现代西方哲学的开创者,他们从各自不同的出发点、立场、原则、方法出发来猛烈的批判近代哲学以及西方哲学传统。第一,他们批判了近代西方哲学把世界二元化的形而上学认识论传统。第二,批判近代哲学的哲学观。近代哲学的任务是去建立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以及企图使哲学成为一切科学和知识的基础,成为凌驾于一切“科学之上的科学”。他们要追求绝对普遍的永恒真理、终极存在。恩格斯宣告了这种近代哲学的“终结”,后现代主义则宣布大写的哲学死了。第三,他们批判了近代的先验的形而上学的理性原则和极端理性主义。近代西方哲学的理性是抽象的先验的不证自明的东西,用理性代替了中世纪的上帝,理性成为万能的君主和神明,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近代哲学家们认为一切都是有理性的,都是符合理性的原则,理想的社会应是理性的社会。近代的资产阶级由抽象的理性主义原则,企图在人类历史上建立他们梦想中的理性千年王国,这种极端的理性主义和先验的理性概念以及与人无关的独立自在的唯物主义的物质概念一同被现代哲学所抛弃。

?5.哲学理论特征相同

?在批判和抛弃了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本体论及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后,强调主客、心物、思有之间的差别和联系，并且要求将它们看着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的过程。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作为主体的人的创造性活动;在抛弃了形而上学的物质概念和先验的不证自明的理性概念后,提出了人与世界的联系和统一,提出了与人相联系的世界相对于人而言才是真实的有价值和意义的;把哲学的目光从形而上学的天国拉回到人间的现实世界之中,哲学向人们生活世界的回归;哲学关注人的生存状况,人的真实处境及人的异化、人的价值、尊严、自由和解放;哲学重视人的实践活动,重视实践活动中人与人结成的社会关系,主张实践高于知识和理论,要求人们积极行动,人应该是行动的人;强调人的能动性、主体性、创造性,强调用人的实际行动或实践活动去改变现实世界;注重人的非理性方面的研究,强调理性的人的精神状况的另一面:情感、意志、本能、潜意识等在人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使对人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与近代西方哲学相比更注重事物的价值和意义,注重人的个性化、社会生活的多元化和审美情趣化。现代西方哲学中占主导的是从近代的认识论转向变为现代的语言转向,语言成为现代西方哲学关注的中心,他们重视语言操作、分析、逻辑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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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区别

? 虽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都是在对西方哲学传统,特别是对近代西方哲学的批判和超越,共同开创了现代哲学,并且具有其时代的哲学共同特征和理论特质,但是他们是从各自不同的哲学立场、原则和方法出发开创现代哲学的,因此,他们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是不容忽视的,不能因为其共性而混淆他们之间的原则性界限。

? 1.社会阶级基础不同

? 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就其理论的社会阶级基础来说，是以作为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理论形态的新哲学来取代作为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理论形态的旧哲学，其根本目的是促进无产阶级旧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革命斗争，由此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彻底解放。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获得解放的思想武器。无产阶级只有把哲学作为精神武器,才能消灭一切剥削和奴役,才能实现自身和一切人的解放放。哲学只有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才能成为改造世界的真正现实的哲学。

? 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的革命变革的上述伟大意义，是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由近代到现当代的转型所无法比拟的。后者尽管也属于西方哲学史上具有根本性意义的思维方式转型，但它是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范围内发生的，西方哲学家们推动这次转型的动机并不是为了反对和废除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而是“改进”(改良)资本主义制度，或者说对资本主义制度作一定的自我调整，将其从已经陷入的危机和困境中暂时解脱出来。他们批判和要求取代各种形态的近代哲学的原因 只是由于这种哲学思维方式本身也已陷入了深重的危机和困境，难以起到维护已经陷入危机和困境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作用。同样需要作具有根本性意义的转型。

?2.社会影响程度不同

?在对待社会现实问题时,作为改造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强调批判的武器,而且更强调武器的批判,把哲学引向感性的物质实践活动,从而使哲学成为真正现实的哲学,是哲学走出了象牙塔。正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理论特质,从它诞生之后,就传播到全世界,成为被压迫民族和阶级获得解放的思想武器。哲学不再只是哲学,而是投身于人们改造世界的物质实践活动之中。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深远影响是其他哲学所望尘莫及的。现代西方哲学虽然也关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问题,但他们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不能触及到社会的根基,也不主张废除资本主义社会来建立新的更理想的社会制度。所以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无论多么激烈尖锐,但却是在资本主义所许可的范围之内。现代西方哲学作为哲学仍是哲学,即他们只是哲学理论而没有把自己的理论变成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没有超出理论的范围变为真正的物质力量。他们也强调实践,但并不是人们改造世界的感性的物质实践活动,而是生物的行为主义实践,正因为这一点,现代西方哲学无法变为彻底的哲学理论,也没有可能成为像马克思主义哲学那样对社会现实产生那么深远影响的哲学理论,所以他们对近代哲学的超越并不彻底,这是二者根本区别的关键之一。

?3.对待近代西方哲学的态度不同

? 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了以前哲学的“科学之科学”的哲学观、思辨形而上学、传统本体论,但并不是全盘否定西方哲学传统,而是吸收并改造其精华和合理成果,丰富自己的理论,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继承人类优秀成果基础上加以创新。例如：他坚持了唯物主义立场,但吸收并改造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建立了自己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批判思辨理性主义形而上学,又继承了理性主义传统;在吸收人本主义精神实质的前提下,批判了资产阶级抽象的人本主义人性论,把人本主义建立在现实社会生活的基础上,从社会经济结构和人的社会关系去看人、去解放人,从而使人本主义脱胎换骨,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有机成分。

?现代西方哲学在批判和超越近代西方哲学的态度上,为了创造现代哲学理论形态,而把自己的哲学与近代西方哲学对立起来,并对其全盘否定,从而使他们的理论导向了反对形而上学，反对理性主义。由于反对无所不包的形而上学的哲学体系,因此他们的哲学具有偏激的唯心主义的非理性主义、相对主义、虚无主义、悲观主义的特征,从而不能真正彻底的完成对近代哲学的批判和超越。

参考文献:

?［1］梁景时.论现代西方哲学的特征及对西方传统哲学的扬弃［j］.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10,(01) .

?［2］陈明.西方哲学史的历史走势［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3) .

?［3］王良铭.马克思对近代西方哲学主体性思想的扬弃［j］.江苏社会科学，2008,(06) .

西方近代哲学论文范文第7篇

明治维新了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拉开了日本近代史的帷幕。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明治新政府在建构资产阶级国家体制的同时，在文化战略上提出了文明开化政策。作为文明开化的重要一环，明治初期由一批具有近代思想的知识分子掀起了一场自上而下的思想启蒙运动。此时，西方思想与文化全面涌入日本，哲学作为西方近代人文社科的核心，也被正式导入日本。于是，启蒙思想家们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对传统思想（儒学首当其冲）展开批判，以扫清社会前进的思想障碍；另一方面，启蒙思想家们遇到的首要问题是自己应该如何理解西方哲学的问题。其中，被誉为“近代日本哲学之父”的西周在1856年入“蕃书调所”任教时，从阅读西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著作中得知philosophy这一学科，但由于对该学科理解尚不透彻，他只能以片假名或汉字———“希哲学”（转自卞崇道，2008：98）标记其发音。借用宋儒关于“性理之说”的提法，将其理解为“西洋之性理学”亦即“ヒロソヒ之学”。1862年6月西周在留学之前曾写下《西洋哲学史讲案断片》，他根据希腊语原意解释说：“以ヒロソフル之名述说，其语意是指爱贤德的人，应与所谓希贤之意相同；正是此ヒロソフル才成为希哲学之开基。”（同上）其实，此处“希哲学”的译语源自中国周敦颐的“士希贤”，表示希求贤哲之意，基本接近于“爱智慧”的原意。1870年，西周发表了《开题门》一文，指出：“东土谓之儒，西洲谓之斐卤苏比，皆明天道而立人极，其实一也。”（同上）这里西周仍以汉字音译“philosophy”，同时把它等同于东方的儒学。此后，在《生性发蕴》（执笔于1871～1873）一文中，西周逐渐使用“哲学”“哲学史”“哲学家”等用语。至《百一新论》1874年出版时，经过反复推敲与比较，西周最后择定“哲学”这一译语，正是公布于世。他说：“把论明天道、人道，兼教方法的philosophy译名为哲学。”（同上）综上所述，西周关于“哲学”译语的翻译过程凸显出东西方文化的交汇、融通。可以看出他对东西方思想均有深厚的根基。而且他是在反思自身文化的基础之上，逐渐加深对西方思想的理解，最终以其扎实的汉学功底译定“哲学”用语的。另一方面，我们不难看出，作为明治初期思想启蒙运动的首领，西周在接触、理解、移植西方哲学时，既想超越日本乃至东亚思想，但又不能完全摆脱其束缚。其实，不仅西周这样，明治时期的启蒙思想家无不如此，这一特点几乎就是日本近代哲学形成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

2传统思想的重构———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共存

明治初期的思想启蒙运动大力导入西方近代文化，冲击并批判日本的传统思想，从而成为日本近代化起步的驱动力量。然而，全盘欧化与日本社会现实并不契合，因为作为启蒙思想核心的自由、民主、平等不仅启发了民智，同时也激发了国民要求实行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热情，提出政治要求，掀起自由民权运动，把思想运动引向社会实践，对明治政府构成了威胁，于是，遭到政府的打压。思想界也从此前学习英、法哲学转向吸纳德国哲学，复兴传统思想的潮流之中。其中，更多的是国粹主义者所推崇的传统观念，但仍旧不乏对传统思想加以改造的试行者，例如井上哲次郎（1855～1944）。作为东京大学首位哲学教授，他曾留学德国六年，专门学习哲学。同时，他也熟知东方思想，在东京大学首开“东方哲学史”课程。他从“现象即实在论”的哲学立场出发，把对传统思想的重构提至融合东西思想的阶段。井上对传统思想的重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作为《教育敕语》的解说而写成的《敕语衍义》确立了国家主义教育的立场。其二，对国民道德论的建构。在《国民道德概论》和《武士道的本质》中，井上借用近代西方的哲学、伦理学的一些概念与方法，对日本的固有精神加以解释，建立了国民道德理论。其三，对日本儒学思想史的重释。日本儒学史研究的三部曲《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日本古学派之哲学》《日本朱子学派之哲学》与此前同类研究著作比较，最显著的特点是他的研究是一种哲学研究，并且通过与西方哲学的比较，揭示了日本儒学所包含的现代性。总之，此时伴随着日本社会政治体制的变革，大多数日本思想家已经开始了将东方思想与西方哲学融合共生的尝试。然而他们的尝试几乎都是建立在欲将西方哲学的逻辑与东方思想的精神融为一体的观念之中。因此，可以说，较之此前的思想启蒙时期，他们虽然已经熟悉并掌握了西方哲学中的某些理论及方法，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无法摆脱自幼开始的东方思想的陶冶。也就是说在反思、批判之基础上展开对日本传统思想的重新认知并加以改造仍旧是这一时期的中心主题。

3东西方哲学思想的融合———传统性与现代性的有机统一

那么，在被誉为日本近代哲学集大成者的西田几多郎（1870～1945）的哲学思辨中是否同样存在上述所谓的东西方思想同在的双重性格特征呢？试以西田为自己的著述作序时的论说为依据，分析如下：西田在给《善的研究》中译本作的序中，明确地指出他的哲学是东洋人的哲学，“哲学是学问，学问必须作为是根基于理性的东西，而为谁都不能不承认的真理。于这样的意味，在哲学的真理上是不应该有古、今、东、西之别的。可是哲学是学问，而同时又与艺术、宗教相同必须为根基于我们的性情的我们生命的表现。于这样的意味，可以说是在西洋有西洋的哲学，而东洋有东洋的哲学了。我们东洋人的哲学，必须为我们的生命的表现，必须为几千年来孕育我们祖先而来的东洋文化的发扬光大。哲学的学问形式，我以为不可不学于西洋，而其内容则必须为我们自身的东西”。（西田几多郎，1946：6）可见，西田哲学虽然是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移植以后日本唯心主义哲学中独树一帜的具代表性的哲学，不过这种哲学所具有的基本性格并没有摆脱旧传统思想的范围。正如永田广志在《西田哲学批判》中指出的，“西田哲学仍是帝国主义化的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的哲学；西田哲学尤其是宗教，特别与作为日本封建制意识形态的佛教密切地结合”。（永田广志，1949：389－405）也就是说，传统性和现代性的共存同样也是西田哲学的基本性格之一。只不过，西田哲学并没有像以前那样，仅在表面上简单地将二者混合于一体，而是在对传统思想的具体内容进行了深刻的体验之后，模仿西方哲学的理论建构形式，对传统思想展开分解、剖析和再组合的论理再构的过程。

4总结

可以说，19世纪后半期日本所选择的东西融合的道路，成为了近代日本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在这个规律中我们可以发现，虽然近代日本哲学思想成分十分复杂，但从大体来看，基本可以分为两大类，其中一类是日本古代社会和封建社会传承下来的传统思想，另一类是以移植西方哲学为主的近代思想，此二者的关系由启蒙时期的同在向中期的混在过渡，最后达到融合共生。其实，这个“同在”“混在”“融合”的过程就是近代日本哲学思想的形成轨迹。而在这一轨迹中处处彰显出近代日本哲学思想的双重性格特点。因为，决定此性格的根源就在于近代日本社会本身的性格，即明治维新后建立的日本国家体制既保留了具有浓厚封建主义色彩的天皇制政治体制，又借鉴了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制定了具有近代性质的明治宪法。换言之，近代日本政治体制本身就是充满了封建性与近代性的矛盾体。总之，传统思想与西方哲学由“同在”向“混在”过渡，最后达到“融合共生”的过程就是近代日本哲学思想的形成轨迹。古代日本社会以及封建社会传承下来的传统思想和以移植西方哲学为主的近代思想的共存，即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共存是这一轨迹中始终呈现的基本特征。

参考文献：

［1］卞崇道．论井上哲次郎儒学观［J］．东疆学刊，2004（3）．

［2］卞崇道．融合与共生－东亚视域中的日本哲学－P．67［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3］刘岳兵．明治儒学与近代日本第二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4］西田几多郎．善之研究［M］．東京：开明书店，1929．

［5］西田几多郎全集卷四［M］．東京：岩波书店，1946．

西方近代哲学论文范文第8篇

为了准确表达与把握事物的特征与本质，必须首先将表达概念的名词术语的含义明确化、精准化，含义要界定清楚明白。因为，人类只能在语言中把握与表达作为认识对象的事物。如果不明确界定使用词语的含义，就可能发生表达与沟通上的歧义与误读，产生概念混淆，甚至造成偷换概念的逻辑学错误，最终导致对事物的特征与本质错误的认识与把握。作为表达学科知识体系的专业术语，更应具有必要的学术规范性、学术统一性，才能准确表达专业知识，防范不必要的歧义的发生。因此，法学界对法理学与法哲学关系的不同观点，不仅仅是形式逻辑问题，具有逻辑学属性，更是反映了认识论上的对法理学与法哲学的学科性质、内容体系的观点的不同。二、相关名词术语的词源学考察对法理学与法哲学的学科性质的思考，应当结合人类认识活动的动态进程进行分析与把握。具体地说，关于法理学与法哲学之关系的研究，放在西方近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历史发展，特别是放在中国近现代法学历史发展的背景中进行，才能总结出符合历史又合乎逻辑的结论。应当在哲学、法学的历史发展与互动的动态进程中分析与把握法理学与法哲学的关系。通过对相关名词术语，主要是法学、法理学、法哲学、哲学的词源学考察，有助于对哲学、法学历史发展的概念性认识。现代意义上，中国的哲学与社会科学的许多专业术语，都是在近代通过日本传入的西方学术名词。法学、法理学、法哲学、哲学等今天已经成为极为普通的专业名词，也是如此。作为单个文字，中文“法”“学”“理”“哲”等字在中国古代早已出现，“法学”一词也偶尔出现过，但作为表达近代学术分科意义上的专业名词，法学、法理学、法哲学、哲学是日本学者在翻译近代西方学术时创造的词汇。因此，法学、法理学、法哲学、哲学等术语，在学术意义上不是中国传统文化上所固有的概念的表达，也非日本传统文化所固有，与中国古代传统学术没有历史继承关系。法学、法理学、法哲学、哲学不是中国传统型的概念，而是近代型的、西方型的学术概念［5］。当然进入中国文化之后，这些外来概念也有不断中国化的发展过程，其含义也在慢慢变化。理解与把握法学、法理学、法哲学、哲学等名词的含义与相互关系，应当回到西文的原有含义上，并且考察在中文环境的文化演变。但是，因为西方各国在哲学社会科学的近代历史发展上形成了不同流派，同一西文学术名词本身也有不同的含义，加之翻译者因为学术背景、所在流派与所持观点的不同，对法学、法理学、法哲学、哲学的理解与使用各不相同，只能概观其基本要义。中文的“法学”一词，其西文来源于拉丁语juris－prudentia。拉丁语jurisprudentia一词是由ius和providere合成，前者解释为法律、正义、权利，后者表示先见、知晓、聪明、知识等，两者合成一词，就表示有系统有组织的法律知识、法律学问［6］。近代以来，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与中文“法学”一词相对应的西文发生变更，如英语为science　of　law或者legalscience，翻译为“法律科学”，而源于拉丁语jurispru－dentia的英语jurisprudence，翻译为中文的现代意义上的作为法学基础理论性质的分支学科“法理学”。中文“法学”一词的现代基本含义，主要有三点：（1）在一般的、广义的意义上，法学一词是指“关于法的知识、学问”。法学一词泛指所有的关于法的认识、思考、研究、分析、讨论等活动及成果。古往今来所有对法的认识活动以及成果，都属于法学的范畴，都可为法学一词所囊括、包含。这里的法，也是广义的法，包括法现象、法文化、法观念、法习俗、法历史、法现实等。（2）法学一词是“法科学、法律科学”之简称，是指关于法的科学认识、科学研究。“科学”一词从作为现代哲学范畴的“范式”概念的角度上看，强调了对法的认识活动的实证分析主义、科学主义、经验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的基础。（3）从专业分工、学科分类的角度，法学一词是“法学学科”“法学专业”之简称，法学，也可以称为“法科”。随着社会实践活动的深度拓展，人的认识活动开始不断地分化和深化，导致人的认识活动的不断分工，分工促进专业的形成与发展，进而导致分科、学科的出现，法学作为独立学科的近代出现，是认识活动分化、专业分工的结果。而且，随着社会实践与专业分工的进一步的不断发展，法学内部的学科分工也已出现、发展，形成法学的学科体系。作为中文学术名词的“法理学”一词，源于日文汉字，是日本学者翻译西方学术时创造的词汇，后传入中国，含义也发生变化。1949年之前，“法理学”同时也称为“法学通论”“法学绪论”“法学要论”。1949年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再使用“法理学”一词。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法学界使用了“法学基础理论”一词，作为表达法学体系之中的某一特定的理论性、基础性的分支学科，以对应研究民法、刑法等部门法的应用性分支学科。后来，“法学基础理论”一词被“法理学”一词所取代［7］。在现当代的中国法学语境中，“法理学”的基本含义就是“法学基础理论”，或者“法的一般理论”“法的基础理论”。因此，在这个定义作为前提基础之上，理解法理学属性的前提是把握法学的性质，特别是“法律科学”的性质。中国古代汉语中没有“哲学”一词，“哲学”一词是近代日本学者翻译西文所创造的学术名词。“法哲学”一词也是如此，“法哲学”一词源于近代欧陆（19世纪德国）学者创造的学术名词［8］。康德著有《法的形而上学原理》，黑格尔著有《法哲学原理》。法哲学的内容是随着哲学的历史发展变化而不断变化的，法哲学的属性决定于哲学的性质，因此，理解法哲学属性的前提是把握哲学的性质，以及哲学的历史发展。可见，法理学与法哲学的关系，实际上是决定于法学与哲学的历时性受到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制约的关系。

法学史上几次重大的范式迁跃概括地说，在西方哲学史上，发生了几次重大的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转向，一是从古代哲学到近代西方哲学的“认识论转向”，二是从近代西方哲学到现代西方哲学的“实践转向”和“语言转向”［9］。人类的认识活动的结构大体上包括认识客体、认识方法、认识主体。上述西方哲学史上的重大转向，可以一一对应为从古代希腊哲学的关注认识客体的本体论发展到近代西方哲学的关注认识方法的认识论，再到现代西方哲学的关注认识主体的价值论。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几次重大的历史转向运动中，被转向的或者被转变的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等，可以概括为是“范式”的几个具体表现形式。“范式”是美国学者托马斯•库恩著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的核心概念，范式（paradigm）源自希腊语paradeigma，意指“模范”、或“模型”。作为科学哲学家的库恩提出的范式理论被西方学术界广泛接受，中国法学界近年也普遍使用范式一词。但是，库恩没有给范式概念一个精确具体的定义［10］，导致范式一词在使用上的泛化。不同的学者在各自特定的含义下，使用范式一词。作为哲学范畴的范式一词，应当在西方哲学历史发展中考察其含义，范式应当是指社会特定历史发展阶段上人类认识活动的主要的、共同的思维模式，具有共识性、公理性、前提性，是人类自发形成或者自觉预设的认识活动的思想前提条件、思想基础条件。哲学是人类对其认识活动的反思，哲学不是对特定领域认识活动的具体内容、具体结论反复的思考，而是对具体的认识活动所依据的思维模式、思想前提条件进行质疑，是对思想的反思，在思维上追求思想的合理性、说服力，最终导致思想的创新。在古代希腊，人们对事物的具体认识活动，是以事物存在本体的本体论预设为思想前提，因此，本体论就是一种认识活动的思想前提、思维模式，就是所谓的认识活动的范式。无论古代希腊哲学家认为世界的本体是水、火还是数、理念，都是以本体论作为认识活动范式的，即思维模式、思想前提条件。绝大多数哲学家，争论世界的本体是什么的问题，却不争论世界是否存在本体的问题，因为，当时绝大多数哲学家都是以本体论作为认识活动的范式。近代西方哲学，随着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从本体论转向认识论，是范式的一次重大的转变，是认识活动的深化、迁跃。哲学家反思到本体论范式具有超验性、独断论，缺乏合理性说明，所以转向认识论，以认识方法为哲学关注中心，形成一种新的科学主义范式。科学主义范式具有经验性、实证性。现代西方哲学从认识论转向价值论，是范式的又一次重大转变，价值论关注认识主体的人，具有主体性，追问人的存在意义。总之，人类的认识活动的范式在历史发展的时间维度上，经历了本体论范式、认识论范式、价值论范式三个主要阶段，或者说经历了范式转变或者范式革命。范式转变不是对以前范式的简单否定与放弃，而是扬弃与迁跃。新的范式的出现，深化了人类的认识活动与存在意义。应当指出，哲学意义上的范式理论不是形式逻辑学，作为哲学范畴的范式不是形式逻辑学范畴的演绎推理的大前提，不是某种具体学科理论、学术流派的逻辑出发点。以范式概念作为分析工具，对法的认识活动的历时性考察，西方法学的历史发展可以分为古代希腊罗马时期之本体论范式的法学、近代西方之科学主义范式的法学、现代西方之价值论范式的法学。

本体论范式的法学以自然法学派为代表，科学主义范式的法学以实证法学为代表，现代价值论范式的法学呈现纷繁多样的状态。自然法学派为发源于古希腊的西方历史上最古老的法学流派，虽然经历了古代的自然主义自然法、中世纪的神学主义自然法、近代的理性主义自然法直到现代的复兴自然法几个阶段［11］。但是，作为自然法学派的认识活动范式的本体论预设，基本没有改变，自然法学追求的是经验层面的现实法律制度之上的超验性的本体、本质，自然法学者关于法的本体是什么有不同的观点，但对法存在本体这一思想前提却没有异议。近代兴起的法律科学以科学主义作为对法的认识活动范式，科学主义范式强调实证分析，具体表现为实证分析法学。在近代法学的思维模式上，将法律设定为“经验事物”，即“法律现象”，实证地研究法在经验上“是什么”的事实问题，运用归纳推理进行合理性说明。对于法的本质、本体等等具有超验性的、形而上学的法的问题有意回避、甚至拒斥。现代价值论范式的法学以主体存在意义、主体价值为中心，关注人的自由发展，处在纷繁多样、众说纷纭的丰富发展之中，这里不展开讨论。随着范式转换或者范式革命为特征的近现代西方哲学发展与转向，法学也以不同的面貌呈现，不断发展丰富。近代以来，狭义的“法律科学”概念已经从广义的“法学”概念中分出，现代社会背景下的价值论、主体论促使实证法学开始关注人的生存意义，科学主义范式风光不再主导与显赫。法理学作为构成法学基础理论为内容的法学分支学科，其性质受到特定历史时期的法学范式的决定。在范式理论中，法学的含义，应当是指包括在不同范式的思想背景与前提制约下所有的对法的直接认识活动。法哲学的含义，应当界定为对法学的反思，对法的认识活动的反思，法哲学通过对作为法的认识活动的思想前提，即法学思维范式的思考，从而对包括法理学在内的法学的所有判断、命题及结论给予必要的怀疑和质疑。法理学与法哲学是不同层次的法的认识活动。作为法学基础理论的法理学，对法的认识与其他应用法学分支学科相比，虽然具有一般性、抽象性的特点，但仍然属于对法的直接性的认识活动的范畴。法哲学则通过对法学结论的质疑、思想前提，即范式的反思，从反面促进对法的认识的深化。简单地说，法哲学是法学的哲学反思。讨论法理学与法哲学之关系，并在逻辑思维中自觉区分法理学与法哲学的不同属性，保持法理学与法哲学之间的一定的距离与必要的张力，不仅仅是有利于学科划分、学科体系的建设，更大的意义是通过法哲学的思考，在思想上保持对法学、法理学的所有判断、命题、结论的必要的警惕、怀疑、质疑与反思，进而真正促进法学、法理学的创新性发展。

作者：顾瑞 单位：辽宁师范大学

西方近代哲学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哲学;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

一.何为中国哲学

这一问题的实质内涵是怎样理解中国哲学.从更本原的层面看,如何理解中国哲学之后更普遍的问题,是如何理解哲学。事实上,如何理解哲学与如何理解中国哲学无法截然相分。对哲学作一界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历史地看,无论是中国哲学史上,抑或西方哲学史上,在不同哲学家那里,哲学往往呈现出不同的面目;从关注的问题,到言说的方式,哲学的形态也常常各异。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从最宽泛的层面,对哲学的一般规定加以把握。这里,作为理解的出发点,首先涉及知识与智慧的区分。从否定的意义看,哲学不同于知识。当我们说“知识”的时候,主要是指与特定的学科、具体的经验对象、特定经验领域相联系的认识形态。哲学与一般的学科有所不同,它不以经验领域中的具体事物为对象。从肯定的意义上看,哲学可以视为智慧之思,当然,智慧沉思的具体内容在不同的哲学形态、不同的传统、不同的哲学家之中往往存在种种差异。以中国哲学而言,关于智慧的沉思每每与“性”与“天道”“、成己”与“成物”等问题联系在一起。

海德格尔在《何为物?》(Whatisathing?)一书中,曾将哲学与具体领域区分开来,他认为“:哲学

之中没有领域(field),因为哲学本身不是领域。类似劳动分工一类的东西,在哲学之中是没有意义的。学术之知(scholasticlearning)在某种程度上与哲学无法分离,但它从不构成哲学的本质。”①“哲学不是领域”的具体所指海德格尔虽没有加以解释,但其涵义仍比较清楚,即主要侧重于把哲学与具

体的知识领域区分开来。无独有偶,2007年初笔者在斯坦福时,曾与罗蒂就有关哲学问题作过若干

次交谈。在谈到如何理解哲学时,罗蒂提出了一个更为直截了当的看法:“哲学不是学科(disci2pline)。”学科的特点是涉及具体的知识领域(areaofknowledge),一旦以“学科”来讲哲学,便意味着将哲学等同于各种具体的知识领域。海德格尔有现象学的哲学背景,罗蒂后来虽对分析哲学有种种批评,但又是从分析哲学走出来的,二者的哲学立场、背景有所不同,但从不同的立场与背景出发,却

又不约而同地在“现代”的语境中将哲学与一般知识区分开来。这一现象无疑耐人寻味。就其本来形态而言,哲学作为智慧之思,不同于经验领域的知识。知识主要以分门别类的方式

把握对象,其中蕴含着对存在的某种分离,哲学则要求超越“分”或“别”而求其“通”。从哲学的层面看,所谓“通”,并不仅仅在于哲学的体系或学说本身在逻辑上的融贯性或无矛盾性,它的更深刻的意

义体现在对存在的统一性、具体性的敞开和澄明。不过,在肯定哲学的如上内在规定的同时,我们或许也可以接受一种比较温和的说法,即承认哲学在一定意义上具有某种学科性。这主要是基于如下

事实:近代以来,随着哲学逐渐进入各种形式的教育系统以及与哲学相关的知识传授和衍化体制的

形成,哲学本身在某种程度上也开始被学科化了。学科化对哲学究竟具有何种意义,这当然可以从不同方面加以评说,但它作为某种既成的事实,是无法否认的。在哲学成为教育体制(如大学)知识传授系统的组成部分后,它确乎被赋予了某种学科性,当海德格尔说“学术之知在某种程度上与哲学无法分离”时,他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相应于上述情况,哲学本身似乎也具有了双重性,即既不

是学科,又具有学科性:从本原形态与实质的规定而言,哲学不同于知识系统,不能简单地归属于具

体学科;但是就它在近代以来的演化形态而言,哲学又进入知识传授系统,成为可以教授的东西。具体的学科或知识系统往往具有相对确定的范式、范型,从哲学与具体学科的区别来看,它并没

有类似具体学科的固定范式、范型;事实上,哲学往往没有“一定之法”。“法”是与特定的学科、知识形态联系在一起的,对于不同于具体知识的智慧形态,我们很难对它颁布“一定之法”。中西方哲学在其历史演化中,都曾出现了不同的形态。以西方哲学而言,不仅不同时期(如古希腊、中世纪、近代

等哲学)的哲学往往形态各异,而且同一时期的哲学系统(如海德格尔的哲学与维特根斯坦的哲学)

在关注的问题、言说的方式等方面也常常互不相同,然而,这种形态的差异,并不影响它们同为哲学。所以如此的缘由之一,就在于哲学不像特定的知识领域或学科,可以用“一定之法”来限定。从以上前提看,以所谓“合法性”来讨论哲学,基本上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对哲学而言,本无定法,何来“合”法?但另一方面,如上所述,近代以来,哲学开始进入教育系统,逐渐获得某种知识性的特征,并取得

了某种可以归类的形态。与哲学的以上二重品格相联系,现代意义上的哲学活动事实上也有两种方

式:一是学科或知识层面的,如大学哲学系给学生讲授哲学的各种概念,对这些概念加以界定和解说,介绍历史上哲学家的生平、哲学观点、思想演变,叙述哲学史上不同体系、流派、思潮的形成、兴

衰,等等;其二则表现为智慧的沉思、理论性的探索和思考过程。当然,二者并非截然相分,在其现实

性上,以上二个方面往往更多地呈现互渗互融的形态。上述视域在逻辑上构成了理解中国哲学的前提。作为广义哲学的一种具体形态,现代学术语境

下的中国哲学似乎也呈现学科性与超学科性的二重品格。如果说,对性与天道、成己与成物的无穷追问,赋予中国哲学以不同于具体知识领域的内涵,那么,当这种追问被纳入作为现代知识谱系之一

的哲学史并成为其考察对象时,它同时也被赋予了某种学科的形式。

二.与哲学及中国哲学的以上内涵相联系的,是哲学与历史的关系

海德格尔曾将哲学史理解为“史学认识与哲学认识的合一”,这一看法似乎也注意到了哲学史发展中哲学与历史的联系①。哲学

①参见[德]海德格尔《:现象学之基本问题》,丁耘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27页。

何为中国哲学39

史上曾出现过各种学说、体系,这些学说和体系在哲学史的研究中往往主要被理解为历史的存在。

然而,按其本来意义,它们首先表现为历史中的哲学沉思,是出现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哲学理论或学说。历史上一些重要哲学家所立之说,就是他那个时代的哲学理论,就是说,它们首先是哲学,而后才是哲学史,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我们现在所接触到的那些流传下来的文本,也可以看作是当时的这些哲学理论的载体。不管是先秦、两汉时期还是魏晋、隋唐、宋明时期,哲学家的思想在形成的

时候,都是以那个时代的哲学理论、学说的形式出现;从孔子、老子、庄子、孟子、荀子,到朱熹、王阳明、王夫之,都是如此。随着历史的演化,这些理论、学说才逐渐凝结为历史的形态,成为哲学的历史。从中国哲学的演化来看,每一时代的哲学家总是以已往的哲学系统为前提、背景,并进而通过自己的创造性思考而形成新的哲学观念。相对于已有的、历史中的形态而言,这种新的观念系统首先具有哲学的意义;从两汉到明清,中国哲学家往往以注解已往经典的方式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这种

注释过程同时构成了其哲学思考的过程。另一方面,相对于后起哲学家的思考而言,每一历史时期的哲学系统又构成了哲学的历史。在哲学与哲学史的以上演变与互动中,历史上的哲学系统本身也具有了哲学与哲学史的双重身份。由以上前提出发考察中国哲学,便可注意到,它既表现为在历史演化过程中逐渐凝结的不同哲学系统,是一种可以在历史中加以把握、考察的对象,又是在历史过程之中不断形成、延续的智慧长河;前者使之具有既成性,后者则赋予它以生成性。中国哲学的既成性

意味着它具有相对确定的意义。我们现在所说的先秦哲学、两汉哲学、魏晋哲学,等等,都有着某种确定的内涵。与之相对,中国哲学的生成性则表明它本身是一个开放的、不断延伸和延续的过程,从而,我们不能把中国哲学限定在某一个人物、某一个学派、某一个时期之上,而应将其理解为开放的、不断延伸的过程。这个过程在今天并没有终结,它依然在进一步延续:就中国哲学的生成性而言,我们现在所作的哲学的沉思、所从事的哲学史研究不仅仅是对哲学史对象单纯的“史”的考察,而是同

时渗入于中国哲学新的形态的生成过程。

作为历史中的哲学,作为既成性与生成性的统一,中国哲学的研究相应地也可以由不同的角度切入。这种不同的研究进路与笔者一开始提到的哲学既有学科的性质、又有不同于学科的性质,具有相应性。从中国哲学是“哲学”这一角度来看,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可以按哲学家的方式来展开;就中国哲学是存在于“历史中”的哲学而言,则又可以从历史学家的角度对它加以考察。当然,这里的区分是相对的。所谓“哲学家的方式”并不完全排除历史视域,相反,它同样需要基于历史的文献,面

对历史的实际衍化过程;同样地“,

历史学家的方式”也需要哲学理论的引导,否则这种研究就不是哲

学领域的工作。可以说,历史学家的考察方式中隐含着哲学家的视域,而哲学家的进路中也渗入了历史学家的工作。然而,从已有的中国哲学研究状况来说,确实存在着侧重于哲学与侧重于历史的不同研究方式。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这既源于更广意义上哲学本身具有学科性与超学科性二重性质,也与中国哲学本身是历史中的哲学相关:如果说,历史学家的进路较多地折射了中国哲学的学科性以及历史维度,那么,哲学家的进路则更具体地体现了中国哲学作为哲学的内在规定。

三.步入近代以后,对中国哲学的理解,总难回避中西之学的关系问题

中国与西方哲学的相遇在近代已经成为一个基本的历史现象,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则仍要从中国哲学本身是一个逐渐生成的、不断延续的过程这一角度去理解,唯有如此,才能更具体地把握其意义。现在谈“中西之学”,往往着眼于空间性的观念:中学与西学首先被视为处于不同空间地域(东方和西方)中的文化学术系统。事实上,在这种空间形式的背后,是更具实质意义的时间性、历史性规定。后者与近代更广视域下中西之争和古今之辩的无法分离相一致:空间形式下中西关系的背后,实际上隐含着时间与历史层面的古今关系。时下,人们每每将西方哲学影响下的中国哲学研究称之为“汉话胡说”,这种表述

无疑蕴含着对中国哲学研究现状的不满:20世纪以来,谈的虽是中国哲学“(

汉”话),但所说却是西

40文史哲·2009年第1期

方哲学的话语“(

胡”说)。然而,在这种批评的背后,似乎同时渗入了一种从空间之维理解中西哲学

的趋向。就更实质的意义而言,我们与其将20世纪以来西方哲学影响下的中国哲学视为“汉话胡

说”,不如将其理解为“古话今说”。历史上,不同时代的哲学家都在对哲学作“今说”;可以说“,

今”本

身就是一个具有历史性的概念。汉代有汉代之“今”,魏晋有魏晋之“今”,隋唐有隋唐之“今”,近代有近代之“今”。近代之“今”,同时可以视为中西哲学相遇之后的“今”:从中国哲学的演化看,近代意义上的“今”,便以中西哲学的相互碰撞、交融为其题中之义。就“今说”而言,两汉、魏晋、隋唐、宋明等时期的哲学家们在注释、解说以往经典时,便同时展开了不同时代、不同意义上的“今说”,我们现在从事中国哲学的研究,实质上也是一种“今说”。每一时代都在不断地用他们那个时代的说法去“说”以往的哲学,并在如此“说”的同时使中国哲学本身得到新的延续。同样,我们这个时代也没有离开新晨

这一历史的趋向。当然“,

说”的方式、“说”的具体内涵在不同时代、不同背景、不同个体那里又往往

各有不同,汉儒“说”先秦经典的“说法”和佛教传入后宋明时期理学家“说”这些经典的“说法”往往不一样;宋儒对已往经典、哲学的说法与西方哲学“东渐”(进入中国)之后近代哲学家的“说法”也存在差异,但这不妨碍它们都是一种独特的“今说”,如前所述,这样的“今说”同时也是中国哲学不断生成、延续的历史方式。事实上,从形式层面看,中国哲学的生成过程就是这样一个不断“今说”的过程。

以上述事实为前提,便不难注意到,我们今天以西方哲学为参照系统、运用西方哲学的一些概念系统、理论框架来诠释已往的哲学,这本身也是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今说”中国哲学的一种方式,这种“今说”同时也表现为中国哲学在现代进一步生成、延续的具体形态:在中西哲学两大系统相遇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哲学的延续往往很难与运用西方哲学的某些概念系统、理论框架对自身传统进行重新理解、阐发的过程相分离。从实质层面看,参照、运用西方哲学概念系统、理论框架作为“今说”的

一种历史方式,本身也参与了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哲学生成、延续的过程。事实上,每一时代都需要对已往哲学进行逻辑重构,并由此进而展开创造性的思考,而在中西哲学两大系统相遇的背景之

下,这一过程同时取得了新的历史形式和特点。要而言之,就中西哲学的关系来看,中西之辩并不仅仅是一个空间、地域性的问题,其背后内在地隐含着时间性、历史性的规定;将西方哲学影响下的中国哲学研究称之为“汉话胡说”,未免将时间关系(历史关系)简单地空间化了。对中西哲学的关系,

如果过多地着眼于空间关系,往往会执著于文化和思想的地域性(东方或西方),从而遮掩其背后的实质含义。一般而言,时间性、历史性与绵延、统一相联系,空间关系则往往更多地突出了界限;时间关系空间化所导致的逻辑结果之一,便是抽象地在中西哲学之间划一判然之界。而就中国哲学而言,更有意义的是在时间意识中把握近代西学与中国哲学历史延续或历史绵延的关系。

从具体的方面看,中西哲学的关系涉及现在时常论及的“格义”问题。讲到“格义”,应当注意的

一个重要方面是语言和翻译的问题。中国近代以来所使用的不少所谓西方哲学概念,如主观、客观、主体、客体、经验、理性、唯物、唯心等等,都以日文的翻译为中介,而日本学人在用这些概念翻译他们所理解的兰学、西学时,实际上又是以汉语为表达形式。翻译的过程绝不是单纯的语义互释的问题,其中也包含着观念层面的理解,在理解的过程中,即有“格义”的问题。这样,就历史过程而言,首先是日本学人用汉语去“格”西方的“义”,然后再反过来,这种翻译到中国的东西又构成了我们进一步去理解中国哲学的形式,不难看到,这里包含着一种双向的“格义”,而不仅仅是所谓“反向”格义。同时,从语言的层面来看,所谓“古话今说”在某种意义上与古代汉语到现代汉语的转换、衍化过程呈现同步性。哲学总是涉及言说的方式,而言说的方式离不开语言,事实上,在中国近代,较哲学形态的变迁更具有本原性的变迁,是语言的变迁,后者包括外来语的大量引入。以语言的衍化而言,如果我们把这些外来语从现代汉语当中剔除出去,那么现代汉语也就不复存在。同样,在哲学的层面上,如果将所有西方哲学的观念、表述方式从近代以来的中国哲学中完全加以净化,也就不会再有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从历史的角度看,正如我们不必像当初白话运动的反对者那样,对古代汉语向现

何为中国哲学41

代汉语的转换痛心疾首,我们也不必因西方哲学的概念形式渗入中国哲学的“今说”过程而过分地忧

心忡忡。在警惕简单地以西方哲学去附会中国哲学、避免过度诠释等等的同时,对中西哲学相遇背景下中国哲学的“今说”,应当持理性而开放的立场。

四.如前所述,中西哲学的互动、互融实际上也就是中国哲学本身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生成、延续的过程

中国哲学这一延续的过程与以往(近代以前)的生成、延续存在着深刻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就表现在:中国哲学在近代以来的延续过程,同时也是中国哲学不断参与、融入世界哲学发展的过程。中国哲学在近代以前主要是在相对单一的传统之下发展的,这种发展在近代以后开始以新的形态出现;中国哲学融入世界哲学、参与世界哲学的形成与发展,便是近代以来中国哲学延续、发展的重要特点。历史地看,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哲学的发生,只是在近代以后才成为可能。近代以前,中西两大文明系统基本上是在相互隔绝的状态下发展的,明清之际虽有过短暂的接触,但并没有形成实质性的交流,真正实质性的碰撞是从近代开始的。只有到了近代,各个文明系统才开始彼此相遇,有了实质性的交流,也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世界哲学才获得了可能性。近代以来的哲学衍化,在某种意义上便表现为一个不断走向世界哲学的过程。

中国哲学在近代以来的延续、生成过程,并没有隔绝于以上历史趋向。从经济、文化、政治等宏观背景看,历史已经从前近代的地域性过程进入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界范围,这一特点在今天所面临的全球化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经济的全球化使不同经济体之间愈来愈具有相互依赖的关系,信息化以及通讯手段、交通工具、传播方式的发展,使不同地域的人们不再因空间距离而相互隔绝,而是彼此走近,真正成为同一地球村的居民;文化交流的扩展和深化,则使不同文化系统之间有了更为真切的了解。这些现象,都是以往所无法想象的。

另一方面,从哲学本身的演化来看,以西方而言,从古希腊哲学到现代的分析哲学、现象学,主要是在西方哲学与文化自身相对单一的传统下发生、发展的。中国哲学也是如此,除了佛教传入中国、对中国哲学产生了某种影响之外,基本上也是在一种比较单一的背景下形成的,这两大系统在近代以前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交流。然而,如果今天还拘守某种单一的资源、单向的传统,那就既离开了历

史的趋向,也缺乏理论上的合理性。在这方面,近代以来的中国哲学家似乎呈现了自身的某些优势,后者具体表现在:近代以来中国哲学家了解西方哲学的热诚,以及实质层面上对西方哲学的把握程度,往往超过了西方哲学家对中国哲学的理解意愿和实际把握。这里可以将专家层面的认识与哲学家层面的认识作一区分。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熊十力、梁漱溟等而言,若从专家的角度来看,他们对西方哲学的了解似乎十分有限,康德哲学的前后演化《、纯粹理性批判》不同版本之间的具体差

西方近代哲学论文范文第10篇

论文摘要: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各自不同的哲学本体论决定了他们各自不同的文学本质论。他们的哲学本体论是客体性的,其文学本质论因而也是客体性的。西方哲学和文论的这种客体性起点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文学创作论和批评论都从属于各自的文学本质论,并最终从属于各自的哲学本体论。

西方文论的产生和发展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西方哲学的产生和发展变化。大体而言,西方古代哲学侧重本体论,西方古代文论就侧重本质论,两者的共同特点是客体性;西方近代哲学侧重认识论,西方近代文论就侧重创作论,两者的共同特点是主体性;西方现代哲学侧重方法论,西方现代文论就侧重批评论,两者的共同特点是中介性——主客体之间的中介性,如语言性、文本性等。这正是西方哲学的主客二分核心观念在哲学和文论关系上的合逻辑的发展。

本文只论述西方古代哲学本体论决定西方古代文学本质论这种关系,其余两种关系将另文专论。西方古代哲学着重研究客体对象的本源,这就表现为侧重本体论。西方古代哲学本体论决定着西方古代文学本质论乃至整个西方古代文论。这种决定关系应主要考察古希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两人的哲学与文论的关系,因为他俩的哲学和文论统治了随后的整个古代时期,并对西方近代和现生重大影响。比较而言,柏拉图在哲学上的影响尤为深巨,亚里士多德在文论上的影响最为广远。

早期的古希腊哲学家曾分别提出“水”、“气”、“火”、“种子”、“原子”等具体事物或者设想的物质微粒,来作为世界万物的本源,这是自发的、朴素的唯物主义本体论。基于这样的哲学本体论,文艺便被认为是对由这些本体所构成的自然事物的模仿。如赫拉克利特认为艺术之所以是和谐的,是由于模仿了自然;德谟克里特认为人们从鸟的歌唱学会了唱歌。这种模仿论是古希腊最早的文艺本质论,它还是直观的、朴素的,也是片面的,因为它仅仅从文艺的外在源泉看问题。

古希腊哲学和文论发展到柏拉图时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柏拉图在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的理论和巴门尼德的抽象存在论的影响下,在苏格拉底的伦理学一般概念的影响下,提出由多种多样的理式组成的理式世界是真实的本体,现实世界的万事万物是虚幻的,是对真实的理式世界的模仿和分享,是后者的“影子”和“模本”。柏拉图的理式实际上是关于事物和世界的抽象概念,但是被绝对化、神秘化而作为先于现实世界而独立存在的精神客体。这是客观唯心主义的本体论。柏拉图的这种本体论,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完全摆脱了感性直观的束缚和局限而建立起真正的哲学形而上学。从此,思索和探求隐藏在所谓虚幻的感性世界后面的真实本质或者说存在本体——无论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便成为西方哲学本体论的主流。

柏拉图的文论是在继承前代文艺模仿论的基础上,从上述他的理式论直接推出的,也可以说是他的理式本体论对前代模仿论的改造。他在《理想国》等对话中承认文艺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而现实世界又是对理式世界的模仿,文艺因而是“模仿的模仿”、“影子的影子”,“和真理隔着三层”,它“培养发育人性中低劣的部分,摧残理性的部分”。尽管如此,文艺模仿论却因此而不再是直观的、朴素的了,而是辩证地触及了文艺的本质:文艺在模仿现实事物的同时,应当体现隐蔽在事物表象后的本质(依柏拉图,那本质即真理,亦即理式)。柏拉图还据此把诗分成两类,一类是单纯模仿性的诗,即只是模仿事物的表象以满足人的从而毒害人的理性的诗;另一类则是分享了理式的诗,是颂神和赞美好人的诗。在文艺本质观上,我们与柏拉图的主要不同之处是:依据柏拉图,文艺所体现的本质是先于现实事物而存在并作为后者来源的理式本体;而我们则认为,那本质其实是根源于现实事物的,是对后者深入认识的结果。可知我们对柏拉图文艺本质论的肯定是在颠倒的意义上进行的。

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本体论可以说是对以往不同性质的本体论的综合或者说调和,因而有不一致之处。在《范畴篇》中,他提出个别事物是“第一实体”即本体,一般即事物的“种”和“属”是“第二实体”,两者并不割裂,因为个别事物之外并不存在一般。但在《形而上学》中他却认为,在构成事物的质料和形式这两个因素中,形式先于质料,形式决定某物之为某物,是更为本质的东西,它才是作为本体的实体。这样,亚里士多德的实体本体论最后变成了形式本体论,与柏拉图的理式本体论相似了。

亚里士多德的文论也是对以往文论的综合和改造。在《诗学》中,他认为文艺的本质是模仿现实,这是对古希腊早期模仿论的继承。但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模仿,已从古希腊早期思想家所说的对自然事物的模仿,转移到着重对现实中人的行为的模仿。更重要的是,他认为在这种模仿中,“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可见他强调的是在模仿中体现事物的本质和理想,这显然又是对柏拉图的文艺模仿论的一种继承。不过,他抛弃了柏拉图的“理式—现实—文艺”这种由上而下的体系,认为具有普遍性、必然性的本质和理想并不存在于个别事物之外。这大约是他哲学中的实体本体论思想所发生的作用。这样,亚里士多德的文艺本质论既保留了柏拉图文艺本质论中文艺应当表现(模仿)本质和理想这一深刻思想,又把它合理地置于现实基础上了。至此,西方文艺模仿论臻于成熟,并“雄霸”文论史二千余年。至近代它才受到表现论的强有力的冲击,但是它并未被完全取而代之,而仍然以“模仿”、“再现”、“反映”等名称存活下来,直至今天。

从上述可见,西方古代哲学本体论和文学本质论都有一个合理的发展过程。就哲学本体论看,其本体从单纯的个别事物的概念(古希腊早期某些思想家的本体概念),发展到一般本质的概念(柏拉图的理式本体概念),再发展到包含一般本质于其中的个别事物的概念(亚里士多德的实体本体概念)。与此相应,古希腊的文学本质论也从模仿单纯的个别事物,发展到模仿根源于一般本质(理式)的个别事物,再发展到模仿本来就包含着一般本质于其中的个别的人和事物。

从上还可见出,西方古代无论是哲学本体论还是文艺本质论,研究的对象都是独立于人之外的客体:或者是物质的客体,或者是精神的客体。(在古希腊哲学中,主体和客体的分化才开始萌芽,近代哲学中这对概念的分别才充分明确起来。)所以,我们说西方古代哲学本体论和文学本质论的特点是客体性。

西方哲学的历史发展从侧重客体开始,自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当人类因主客体分化而开始具有自觉意识时,他首先最惊讶和最意欲征服的应当是客体对象,而不是主体自身。西方的这种“客体起点”,也是其自来重视发展科学的文化基础,因为西方文化正是从注重客体对象才发展出科学精神的(从注重主体自身则发展出人文精神)。就哲学自身来说,有此古代客体性本体论的起点,才可能有近代主体性认识论的充分发展,进而也才有现代中介性方法论的充分发展。设若不是这样的起点,上述西方哲学(指纯哲学,不包括道德哲学、政治哲学等)三方面的充分发展也许是不可能的。

西方古代哲学的客体性本体论还有相当的深刻性。这种深刻性,主要不体现在亚里士多德关于包含一般本质于个别实体中的理论上(个别中包含一般是认识论上的某种深刻性),而体现在柏拉图的理式论上。柏拉图设定此超验的“理式”,从而建立起超验形而上学(亚里士多德的形式本体论也有超验形而上学性)。超验形而上学是科学永远不可能达到和取代的领域,因而是哲学真正能够安身立命之处。它是人类智慧对哲学家的独特馈赠:人类智慧对经验事物的追本溯源,总会超越经验事物本身而达其先验和超验的根源。只是形而上地推论起来,柏拉图的超验的精神本体——理式——是不大合理的,后来受他的理式论启发和影响而产生的其他超验的精神本体,如上帝、绝对精神等,也不高明。惟有近代康德为作为其感性现象界外在来源而设定的超验的物质本体——自在之物,则较为合理(康德的自在之物又指三个最高的统一体,即“灵魂”、“世界”和“上帝”,其中也包括精神本体。在这种意义上,康德的本体论是二元论性质的)。这是从超验的精神本体向超验的物质本体的发展。这种发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成是哲学超验形而上学本体论的完成。

西方古代客体性模仿论文艺本质论也有其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也可以认为,正因为有此古代客体性文艺本质论做基础,才可能有近代主体性文学创作论的充分发展,进而也才有现代着重中介性(主要是语言性)的文学批评论的充分发展。设若西方文论不是肇始于客体性文学本质论,它在以上三方面的充分发展大约也是不可能的。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除本体论以外,还有相应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柏拉图的认识论可以叫“回忆”论,认为人的灵魂生前已经认识理式,因而已经具有了知识,人出生后通过感知事物而回忆起那些知识。亚里士多德则认为认识起源于感觉,而作为更高的、具有理性认识功能的灵魂有如蜡块,能留下外界事物的痕迹,这是带有反映论性质的认识论。可见两人的认识论都基于各自的客体性本体论,因而都具有被动性的特点,柏拉图的认识论尤其突出。这不像西方近代认识论,后者具有主体性能动创造的特点,并构成近代哲学的主要内容。

至于哲学方法论,柏拉图运用的主要是先验的理性辩证法,他认为靠它可以不通过感觉而辩证地认识那理式体系。亚里士多德则主要运用逻辑的归纳推理尤其是演绎推理的方法,这是与他的实体本体论和相应的认识论相统一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方法论由于都基于并服从于其客体性本体论和认识论,缺乏独立自主性,不像现代哲学方法论那样,不但往往是该哲学的主体内容,而且往往具有自主性,有的还被赋予本体论或认识论的性质(被赋予本体论性质的如解释学哲学的方法论,被赋予认识论性质的如分析哲学的语言分析方法论)。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文论除客体性本质论外,也有相应的创作论和批评论。柏拉图的创作论主要是灵感论,指模仿和分享理式的诗人是在“迷狂”状态下创作的,即依靠“神力凭附”而“代神说话”,那神就是最高的理式。亚里士多德的创作论更丰富,主要体现在戏剧理论中,包括对情节、性格、典型、有机统一性及虚构等的论述。两人的文学创作论都是根基于相应的客体性文学本质论和哲学本体论的,所以都显出被动性,柏拉图的创作论尤其如此(他的灵感论与近代浪漫主义的主体性的灵感论就有很大的不同)。这不像近代文学创作论那样,后者基于当时的主体性认识论,因而显出很强的主观创造精神,并构成近代文论的主要内容。

西方近代哲学论文范文第11篇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在北京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时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同样在构建哲学社会科学的体系时也要坚持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还指出加强和改善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是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根本保证。北大哲学教授张世英先生在2001年4月上海举行的全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讨论会，也曾阐述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建设的重要指导意义。

 

一、中国近代哲学史就是学习和召唤西方主体性哲学的历史。

 

张世英先生说：“鸦片战争以后，一批先进的思想家认识到，要想富国强兵抵御外侮，不仅要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科学技术，而且要学习与之相联系的西方近代的哲学思想。他们着力介绍西方近代哲学主客二分式(即主—客关系式)和与之相联系的主体性哲学。例如，梁启超就曾以介绍西方近代哲学“初祖”为题，撰文盛赞笛卡尔和康德的主客二分思想和主体性哲学;谭嗣同则强调“我”与“非我”之分，高扬“心”之力亦即主体性;孙中山明确提出精神、物质二元论和“精神胜物质”的主张。从哲学角度看，“五四”运动的民主与科学这两大口号，就是召唤西方近代主——客关系式的主体性哲学：科学就是要发挥人(主体)的主体性以征服自然(客体)，民主就是要发挥人的主体性以推翻封建统治，两者都是强调以主体统一客体。可以说，一部中国近代哲学史，就是学习和召唤西方近代主——客关系的思维模式和主体性哲学的历史。”[1]新中国成立前是如此，新中国成立后也是如此。《上海公报》正式签字前，毛泽东与美国尼克松总统会面时说“我们只谈哲学，哲学谈好了，其他问题就解决了。”，由此可见，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历史上对中国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今，哲学社会科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依然很重要，说“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3]一个国家的强大，不光只是经济的强大，更加需要文化的强大，一个综合实力强大的国家需要拥有一个强大的思想理论作为支撑，从古至今，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一直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二、马克思主义主张现实性，重在改造世界，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张世英先生认为马克思主义相比其他西方哲学更具优越性，他指出西方近代哲学史上注重强调“主体性形而上学”，最典型的两种学说是唯理论和经验论，无论是培根和洛克的经验论还是笛卡尔和斯宾诺莎的唯理论，都讲哲学上升到了远离生活、远离现实的只存于象牙塔内的高深学问，正是因为过于抽象，导致哲学的受众面很小，让人难以理解。直到19世纪中叶，西方开始进入反形而上学的“西方现代”哲学时代，西方哲学才开始重新关注现实性，但是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同时期学说不同，张世英先生说：“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其他西方现代哲学派别仍然停留在用不同的方式说明世界这一旧的窠臼之中，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把自己的任务规定为以革命的方法改造世界。”[1]他还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有主体性原则，又反对主体性哲学的形而上学抽象性因而具有具体性和现实性精神，更进而主张以革命的方法改造世界。我以为，这些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在西方现代其他各种哲学纷呈于中国当时思想界的局面中独占鳌头的原因。”[1]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问题上也着重强调了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开辟一条属于中国自己的哲学道路，说“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不仅难以形成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而且解决不了我国的实际问题。”[3]还讲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了重大成果，但还远未结束。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继续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3]所以张世英先生的观点，与的观点一致，对于中国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问题，他们都认为要坚定不移的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的发展路线，着重的解决好为什么人的问题。对于哲学的态度，张世英先生认为，哲学的本质作用是每个人都能通过修养、陶冶，超越自我(主体)，提高境界，他说到：“……实现这些意愿，意味着对封建传统势力的进一步清除，意味着一系列深刻的文化改革。但我认为只有这样，就个人来说，才有可能拜托封建主义的“樊笼”，回归本己的精神家园;就民族来说，才有可能达到文化创新、民族复兴的光敏前景。”[4]也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性、原则性问题。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为谁著书、为谁立说，是为少数人服务还是为绝大多数人服务，是必须搞清楚的问题。世界上没有纯而又纯的哲学社会科学。世界上伟大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都是在回答和解决人与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创造出来的。”

 

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与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前的研究，张世英先生指出了三个需要面对的问题。第一是只重认识，不重情、意。只关注客观规律，不重视人的情感，他说“一种只重认识、使用而不重情感意欲、不重灵魂深处相见相遇的哲学，必然把人生的意义和空间变得异常贫乏、狭窄和枯寂。”[1]也说到：“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也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3]第二是只重生产，不重生活。张世英先生认为，马克思主义不能仅仅只局限于指导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人类的活动不应该仅限于与自然作斗争的生产活动，还包括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交往的活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以解放全人类为目标，对人类的活动都能起到很好的指导作用。第三是只讲主——客关系而不讲主体性。张世英先生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不应该局限于“主体性哲学”的思维模式。他说：“改革开放以前，我们讲的是阶级出身决定人的命运，一切服从组织安排，以及驯服工具论等等，没有人的主体性科研。我想，也许这就是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讲西方近代哲学的主体性精神的根本原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按其本质和本意来说，应该是包含了近代哲学的主体性精神的，尽管它产生于19世纪中叶西方近代哲学终结以后。”[1]所以，张世英先生将实践性很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人文主义关怀更加突出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横向的比较，力求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与西方传统的主客二分相结合。也指出“中华文明历史悠久，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到隋唐佛学、儒释道合流、宋明理学，经历了数个学术思想繁荣时期。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产生了儒、释、道、墨、名、法、阴阳、农、杂、兵等各家学说，涌现了老子、孔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董仲舒、王充、何晏、王弼、韩愈、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守仁、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鲁迅等一大批思想大家，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化遗产。中国古代大量鸿篇巨制中包含着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治国理政智慧，为古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中华文明提供了重要内容，为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3]客观的肯定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文化价值，并提出了希望，他说：“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对于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特点，提出了三个方面的要求，一是要体现继承性、民族性;二是要依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三是要吸收国外哲学社会科学取得的积极成果。还指出对于中国哲学的发展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融通各种资源，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既向内看、深入研究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又向外看、积极探索关系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既向前看、准确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趋势，又向后看、善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

 

张世英先生的研究成果非常好的印证的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的观点，无论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深入发展，还是对我们进行“两学一做”活动和深刻理解“两学一做”精神都有着积极的参考价值。

西方近代哲学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现代西方哲学；翻译；哲学演变

笔者在阅读现代西方哲学及其相关著作时发现，“现代西方哲学”的名称英译内涵丰富，不能仅凭字面理解，需要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以及在我国传播的历史做认真探究之后方能有正确的结论。“哲学”一词的英文对应词是“philosophy”。毫无疑问，“现代西方”的对应英译为“modern western”，从翻译学的视角看，按照直译原则肯定是没有问题。问题是译成“modern western philosophy”，国内读者的理解会明白无误，但如果同国外的同行或学者进行交流，他们是否会首肯或赞许呢？这里就直接涉及到西方哲学史的发展及时间概念的划分问题。

实际上，西方人所指的modern philosophy 并不等于国内普遍所说的“现代哲学”。modern philosophy 这一类课程的内容涉及的是17至19世纪的哲学，[1]相当于国内表述的西方近代哲学。英语中找不到与“近代”相对应的词，early modern（现代前期）这一词组接近汉语中“近代”含义。我国所说的“现代”大约与英语中“later modern”（现代后期）相近。但是西方学者们不大用“现代后期哲学”这一说法，而更倾向于采用“contemporary philosophy”（当代哲学）作为学科名称。wWw.133229.COm而contemporary philosophy涵盖的内容都是关于20世纪的哲学。这在外国人是很自然的事。英语“contemporary”的原义为“同时代的，当代的”。当代哲学涉及到生活在20世纪至21世纪的哲学家的学术成果。当代哲学即20-21世纪哲学。然而这种时间概念却难以让中国人接受。我们所说的“当代”只是指20世纪的后半叶，“现代”大约指20世纪的全部。“现代”这一时间概念在有的学科里比20世纪稍长一些，在有的学科里稍短一些。

一、现代西方哲学在中国的传播

中国人所研究的现代西方哲学的时间跨度比20世纪长。把西方哲学最早传入中国的最有影响的著作应该说是严复（1845-1921）翻译的《天演论》等，其进化论思想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哲学观念，可以说，他是把西方哲学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功臣。[2]近现代西方哲学的学科研究在20世纪的中国大体经历了四个时期。[2]第一个时期，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这是西方哲学学科研究在中国的创立期，也是中国人对于西方哲学学术研究的起步期。传播者多为社会变革的政治领袖，如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与蔡元培等。“哲学”这个新名词于1920年在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上出现。1914年北京大学将1911年成立的“理学门”更名为“哲学门”。1917年正式改名为“哲学系”。到1919年，北京大学的哲学系还成立了哲学研究所。第二个时期，自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末，即“后五四”时期。这是西方哲学在中国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取得重大进展时期。第三个时期，从1949年至70年代末，这是西方哲学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在中国的曲折时期。第四个时期，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是对西方哲学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的一个再发展并走向全面繁荣时期。现在所说的现代西方哲学开始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之后，即从19世纪后期一直到现在的西方哲学；20世纪西方哲学是其中最长的一段，但不是现代西方哲学的全部。现代西方哲学是19世纪中叶以来主要流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哲学流派的总称。一般指黑格尔之后至今的西方哲学。它的特点是新流派众多、思想方式变化深刻、与现代科技与人文众学科的关系密切、对中国的现实思潮影响巨大，与未来哲学的发展息息相关。

二、黑格尔之后的西方哲学演变

黑格尔哲学是19世纪德国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体系。它集德国古典哲学之大成，创立了一个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具有百科全书式的丰富性，居于整个资产阶级哲学的高峰。但是，在他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中，提出了有价值的辩证法思想，认为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是一个过程，是在不断地运动、变化和发展着的，而其内部矛盾乃是发展的源泉。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创立了唯物辩证法。

自黑格尔之后，出现了唯意志主义、实证主义、新康德主义、直觉主义、分析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实用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新流派。它们带来了西方哲学两千年来最为深刻的思想方式变革：反形而上学、反基础主义、向语言的转向、对境域的关注等，令人耳目一新，极大地丰富了人的哲学思维。这种变化使得现代西方哲学具有了很强的向其他学科渗透、与之交叉的能力以及建立新的次级学科的能力，比如科学哲学、语言哲学等。现代西方哲学与科学技术、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学科和文学艺术实践之间形成了更为密切的互动关系。而且，由于思想方式的转变，相比于传统西方哲学，现代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有了近距离的接触和深入对话的可能。

三、现代西方哲学的几个发展阶段

现代西方哲学是西方传统哲学的继续和发展。古希腊哲学、中世纪的经院哲学、17～18世纪的理性论和经验论以及德国古典哲学等，都对现代西方哲学的不同流派发生了重大影响。传统哲学中的认识论、本体论、伦理学等方面的问题，仍然是现代西方哲学所讨论和研究的重点。现代西方哲学的历史发展和演变，从时间上看，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时期。[3]

1.19世纪40年代到19世纪末

这个时期是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晚期。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出现了许多流派，如唯意志论、生命哲学、实证主义、马赫主义、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等。它们对20世纪西方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2.19世纪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这个时期，西方流行的主要哲学流派有新实在论、实用主义、人格主义、逻辑原子论、逻辑实证主义、现象学和存在主义。

新实在论形成于20世纪初，它在奥地利以f.布伦塔诺（1838～1917）、a.迈农为代表，在英国以g.e.摩尔、罗素、a.n.怀特海、s.亚历山大等人为代表，在美国则以r.b.佩里、w.p.蒙塔古等人为代表。此外，以g.桑塔雅那等人为代表的批判实在论，以r.w.塞拉斯等人为代表的自然主义，在20世纪前40年内相继流行于美国。但这一时期在美国哲学中影响最大的则是实用主义。

实用主义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在美国哲学界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其主要代表是c.s.皮尔士、w.詹姆斯和j.杜威以及英国的f.c.s.席勒。实用主义者的基本特征是把经验当作世界的基础，强调行动和效果，反对真理的符合论。

3.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这个时期，英美国家流行的主要是分析哲学的各个支派，在欧洲大陆国家主要有存在主义、新托马斯主义、结构主义、现象学和解释学。

现代西方哲学的不同流派和不同哲学家，都重视并深入研究知识和真理、自然和人、语言和意义等问题。他们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阐明自己的观点。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叙述也可以看出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新动向。

四、结论

对于中西方学者来说，“当代”或“20世纪”、“21世纪”都只是时间性概念，“现代”则是一个表示社会与文化变迁的理论性概念，它与“传统”相对应。那么，如何确立“传统”与“现代”的界限呢？实际上，它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性的问题，而涉及到文化和思想史的发展分期。西方的现代化进程始于17世纪，因此，他们把17世纪以来的哲学当作现代哲学。而中国人对这种“现代”概念似乎难以接受。中国学者的理解是，17世纪至19世纪前期的哲学（即我们所指近代西方哲学）是一个新的传统。我们所指的西方现代哲学，既与17世纪以前的老传统又与17世纪以后新的哲学传统相分别的哲学。[4]

在《西方哲学简史》一书中，西方哲学的发展在黑格尔哲学中达到巅峰，黑格尔建立了历史上最庞大而全面的哲学体系，包括了哲学史上全部范畴和大部分重要哲学命题，来解释思想、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现象。然而，这一庞大体系在黑格尔去世后不久便崩溃了。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崩溃标志着西方传统哲学的终结。之后，西方哲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即现代哲学阶段。“现代西方哲学”这一概念是相对于“传统哲学”而言，它指的是黑格尔之后的西方哲学。因此“西方现代哲学”的中文含义既不能被翻译成modernwestern philosophy，又不能译为contemporary western philosophy或20th century western philosophy，分析西方哲学发展史的实际情形应译成western philosophy after hegel（黑格尔之后的西方哲学）。

参考文献：

[1]赵敦华.西方哲学的中国式解读[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

[2]黄见德.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西方近代哲学论文范文第13篇

（吉林大学文学院，吉林长春130012）

摘要：“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这是冯友兰先生毕生的学术追求。“阐旧邦以辅新命”出自《诗经》中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一语。“旧邦”，即传统中国；而“新命”，则使传统中国之哲学精髓得以在现代重获新生。冯友兰在近百年的人生岁月中几经时局动荡、社会变幻，但始终不变的，是他时刻保持的高度的研究自觉。在中西方文明交错冲突、此起彼伏的时代，在近代中国自我否定、自我怀疑的时代，冯友兰选择了客观与清醒，将中西方哲学研究方法融会贯通，“西体中用”，为传统哲学赋予新的生命，并为哲学史研究方法的近代化做出了巨大贡献。

关键词 ：冯友兰；“三史”；传统哲学；重建

中图分类号：B2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4）12—0129—03

收稿日期：2014—07—18

作者简介：曹翰林（1993— ），女，吉林长春人。吉林大学文学院2012级文史实验班学生，研究方向：文艺学。

一、中国传统哲学存在之辨

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对东方哲学采用了“附带一提”的方式进行阐述，他眼中的东方哲学是“无论他们文化上的声名如何大、典籍的数量如何多，在进一步的认识之下，就都大为减低了”。［1］此番评价可谓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的一种贬损与误读，并且这只是西方对中国传统哲学曲解的冰山一角。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大量的外来文化涌入中国。然而，在面对西方对中国文化的质疑时，大部分国人却在犹豫中陷入了自我怀疑的困境，中国哲学的“危机说”一时兴起。

西方对中国传统哲学误读的存在是有其必然性的，究其根源乃是千百年来中西方不同的思维方式塑造了中西方这样两种形态上截然不同的哲学体系。西方哲学自古希腊时起，便注重以逻辑、体系为主的哲学形态；而中国人自先秦诸子百家时起，注重的不是著书立说，而是以感悟、体察为主的非体系哲学形态。从从事哲学活动的方式来看，西方注重理论思辨，中国注重知行合一。在呈现形式上，西方出现了明确的概念、范畴，而中国却并未出现独特的“哲学话语体系”，在近代解读传统哲学时，甚至存在对西方哲学话语体系的滥用和盲目崇拜。但我们不能将中国哲学思想的成就抹杀，陷入对于西方一味依赖，却对本土思想一味质疑、丢弃的怪圈中。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之精神》中用大量的篇幅阐释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智慧高明所在，在肯定传统哲学存在性的同时，将中西方哲学从根本上进行了区分。他将哲学分为“出世间底哲学”、“世间底哲学”和“超世间”、“即世间而出世间”哲学。出世间的哲学境界超越人生纷扰，乃“极高明而不道中庸”；世间的哲学注重人伦日用，太过现实、理性，又肤浅，乃“道中庸而不极高明”；唯有中国哲学，超越世间而又出入自然，若即人生而又若离百态，乃“极高明而道中庸”。因此，仅仅将中国哲学解读为出世、入世的为政理论或隐身山水的人生思考都是对中国哲学的肤浅理解。中国传统哲学虽源于对生活的点滴体悟，却早已在生命的层面上形成了理论的自觉。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冯友兰同样提出：“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2］人类的精神生活主要由自然、社会和个人组成，而对这三者的反思是国人对于自己生命概念的回环照应，再将哲学感悟反作用于精神生活中。

西方的逻辑思考只是哲学思维方式中的必备手段，而中国的生命的体察则是哲学最终要触及的目标。因此，对于传统哲学存在性问题的考证，如若像现今大部分讨论那样站在西方哲学平台衡量审视中国哲学或以外在形式判断中西方哲学之优劣，都是不合逻辑的伪命题。因而，笔者认为，真正的中国哲学是脱离了概念、逻辑和体系外衣的、形而上的生命体系，从独特的东方角度与西方哲学进行比较分析才是最为科学的。

二、冯友兰“三史”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正名与重建

为什么我们会对自己的哲学体系提出质疑？仅仅是因为西方思想的冲击而一时兴起吗？蔡元培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序言当中提出，写中国哲学史不得不去“依傍西洋哲学史”。传统中国对逻辑思维的概念较为轻视，导致了近代新儒家重解经学典籍时，不得不对西方的哲学体系有所依赖，不得不对西方哲学概念有所借鉴和参照。无法使用独立的研究方法重构中国哲学史是我们对哲学史发展不自信的一大原因。

对西方范式的引进与应用是重构哲学体系的重要前提。范式（paradigm）一词源于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国哲学史在近代寻求突破的时候便引进了大量的西方范式作为体系重建。对待对中国哲学心存疑虑的人，冯友兰说道：“对于所有那些对中国思想史感兴趣的人来说，很可能会出现三个问题。第一，中国哲学的固有特征是什么，它为世界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第二，人们常说，中国哲学缺乏体系，这种说法对吗？第三，中国哲学的发展这样的事是没有的，这种说法对吗？”［3］冯友兰写作《中国哲学史》时，正处于民国二十年，那是一个学术上相对自由、中西方文化强烈碰撞的年代，如何面对冲击我国本土古典文化的西方学说是各位思想家和学术大师都在思考的问题。在胡适等主流人士都在主张“全盘西化”理论之时，文学批评家钱钟书、思想家熊十力、哲学家梁漱溟等人都站了出来，主张中西融会贯通、“西体中用”，这也逐渐发展为“新儒家学派”的学术主张之一。正因如此，中国哲学在近代终于抛弃了千百年来固有的哲学思考方式，转而以西方的哲学体系范式来重塑本土哲学架构。作为第一批“新儒家学派”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冯友兰也在“三史”的创作当中引进了大量的西方基础理论、学说范式、阐释概念等。

要如何对中国传统哲学进行符合历史潮流的正确解读和体系重构？近代哲学史家如何在文化断层中找到适当的位置？又该如何面对西方对中国传统时空错位的解读？自清朝注重朴学时起，中国哲学思想便呈现出逐渐下滑的趋势，至中国近代，哲学思想已经处在一个濒临停滞的时期。从历史上来看，自秦朝开始，每个时段哲学思想的爆发都是对先秦诸子的“轴心时期”思想的一种重构，或是增添以时代的新内容，或是对“轴心时期”思想的刻意误读或再造。中国近代对千百年来中国哲学的回顾正是对中国哲学的重新审视和思考，是对中国哲学进行重新阐释和理论重建，并整理、保留经典的完整性。

在冯友兰看来，“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3］他主张必须将形式上的体系和真正的体系区别开来：“中国哲学家的哲学，虽无形式上的系统，但如谓中国哲学家的哲学无实质上的系统，则即等于谓中国哲学家之哲学不成东西，中国无哲学。形式上的系统，希腊较古哲学也没有。苏格拉底本来即未著书，柏拉图之著作用时话体，亚里士多德时于各问题皆有条理清楚之论文讨论。按形式上的系统说，亚里士多德之哲学较有系统，但在实质上，柏拉图之哲学亦同样有系统。……中国哲学家之哲学之形式上的系统虽不如西洋哲学家，但实质上的系统则同有也。讲哲学史之一要义即是要在形式上无系统之哲学中找出其实质的系统。”［3］简单地被眼前的理论外壳所蒙蔽，进而将片段式、散落式的哲学理论生硬地融为一体，而忽视了其精神上的内在联系，这是哲学史家对哲学的一种错误继承。

“西体中用”虽有“中用”，却终归是“西体”，如何借鉴“西体”并转化为“中用”，思想家的智慧正体现在这转化的过程中。因此，冯友兰在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重建上，始终以方法论的创新作为重建的核心。成熟的学科体系的形成需要有自己的基本构架、独立的研究方法、系统的理论知识结构和学科研究的自觉性。他在《冯友兰讲哲学》与《怎样研究中国哲学史》中介绍了其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六种方法，即钻研西洋哲学、搜集哲学史料、详密规划迹团、探索时代背景、审查哲人身世和评述哲人哲学，构筑了较为系统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20世纪40年代，冯友兰将理学研究方法延伸到哲学史方法论中，实现了方法论的中国化。他认为，真正的形而上学研究方法主要有两种——“形式主义底方法”和“直觉主义底方法”，即“正底方法”和“负底方法”，将逻辑思考与直觉判断巧妙结合。同样，对于学科独立性的自觉，冯友兰将其体现在“疑古”和“释古”两方面。他说：“信古一派，与其说是一种趋势，毋宁说是一种抱残守缺的人的残余势力，大概不久即要消灭。”［4］在传统中国，经学是所有学术之首，如何摆脱经学对中国哲学思想的束缚是中国哲学独立延续发展的首要任务。虽然近代哲学会产生对于西方哲学思考范式的依附性，但是依旧保持着中国哲学的传统性。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中国哲学的思想精髓并不会因为对西方产生了依附性而发生内容上的转变。

冯友兰的哲学史思想是对中国传统哲学体悟式方法和西方哲学概念化方法的一种融会贯通，实现了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他说：“我生在一个不同文化的矛盾和斗争的时期，怎样理解这个矛盾，怎样处理这个斗争，以及我在这个斗争中何以自处，这一类的问题，是我所正面解决和回答的问题。”［5］“我们现代所关注的，不是用一种文化来批评另一种文化，而是用一种文化来阐明另一种文化，因而就能更好地理解这两种文化。我们现在所注意的是东西文化的相互阐明，而不是它们的相互批评。应该看到这两种文化都说明了人类发展的共同趋势和人性的共同原则，所以东西文化不仅是相互联系的，而且是相互统一的。”［6］冯友兰的工作是“阐旧邦以辅新命”，要让中国哲学在保持旧有的同一性的同时，又不失新鲜的生命力量。这种新生的力量是冯友兰所赋予的，是哲学带给人的精神上和智慧上的力量。他说：“用中国的一句老话说，哲学可以给人一个‘安身立命之地’。就是说，哲学可以给人一种精神境界，人可以在其中‘心安理得’地生活下去。”［7］

三、主流意识形态对冯友兰思想的制约

中国哲学史由最初的固守本土，到后来的一味追求西方，再到新儒家时期的中西结合，直至新中国时期的“以马释中”，其发展几经转折。建国后，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虽成功写就，但机械化和教条化的思维方式却成为冯友兰继续发展的绊脚石。冯友兰将“爱民族、爱国、拥护新社会、拥护共产党”等思想作为学术研究的主旨，将阶级斗争作为理论的出发点，使哲学受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生硬地将哲学的性质与“党性”相连，这可以说是对哲学思想的一种戕害和湮灭。改革开放后，冯友兰也对自己当初的理论体系和写作真实目的提出了质疑并进行反思：“我不知道，这是走群众路线，还是哗众取宠，这中间必定有个界线，但当时我分不清楚……如果是附和一时流行的意见，以求得到吹捧，这就是伪，就是哗众取宠。”［5］

马克思主义化的哲学发展强制要求多元化哲学皈依于“马”姓门派下，使得中国哲学变成了四不像的尴尬事物，没有了古典生命化的哲学体征，同样没有了西方的重逻辑特点。多维度的解释方式有助于多角度地观察和理解中国哲学，从多维度逐渐变成一维度是解释道路的偏转。中国哲学史若想建立自己的理论优势，必须回归到“轴心时期”形而上的生命意识，并借助多方理论范式进行阐释，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实现中国哲学史建构的新的突破。

冯友兰通过“三史”的创作，将中西理论融会贯通，让中国传统哲学得以现代化，使中国哲学体系趋于完整化，同时又推动中国哲学走向世界。后人再无需纠缠于西方理论束缚下的中国哲学，却也无法绕过冯友兰先生之“三史”。这种为传统思想正名、为恢复传统哲学独立性所做的贡献是世代国人都不可磨灭的。

［

参考文献］

［1］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3］冯友兰.中国哲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4］冯友兰.三松堂学术文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

［5］冯友兰.三松堂自序［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西方近代哲学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现代西方哲学；翻译；哲学演变

笔者在阅读现代西方哲学及其相关著作时发现，“现代西方哲学”的名称英译内涵丰富，不能仅凭字面理解，需要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以及在我国传播的历史做认真探究之后方能有正确的结论。“哲学”一词的英文对应词是“philosophy”。毫无疑问，“现代西方”的对应英译为“ModernWestern”，从翻译学的视角看，按照直译原则肯定是没有问题。问题是译成“ModernWesternPhilosophy”，国内读者的理解会明白无误，但如果同国外的同行或学者进行交流，他们是否会首肯或赞许呢？这里就直接涉及到西方哲学史的发展及时间概念的划分问题。

实际上，西方人所指的modernphilosophy并不等于国内普遍所说的“现代哲学”。modernphilosophy这一类课程的内容涉及的是17至19世纪的哲学，[1]相当于国内表述的西方近代哲学。英语中找不到与“近代”相对应的词，earlymodern（现代前期）这一词组接近汉语中“近代”含义。我国所说的“现代”大约与英语中“latermodern”（现代后期）相近。但是西方学者们不大用“现代后期哲学”这一说法，而更倾向于采用“ContemporaryPhilosophy”（当代哲学）作为学科名称。而ContemporaryPhilosophy涵盖的内容都是关于20世纪的哲学。这在外国人是很自然的事。英语“contemporary”的原义为“同时代的，当代的”。当代哲学涉及到生活在20世纪至21世纪的哲学家的学术成果。当代哲学即20-21世纪哲学。然而这种时间概念却难以让中国人接受。我们所说的“当代”只是指20世纪的后半叶，“现代”大约指20世纪的全部。“现代”这一时间概念在有的学科里比20世纪稍长一些，在有的学科里稍短一些。

一、现代西方哲学在中国的传播

中国人所研究的现代西方哲学的时间跨度比20世纪长。把西方哲学最早传入中国的最有影响的著作应该说是严复（1845-1921）翻译的《天演论》等，其进化论思想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哲学观念，可以说，他是把西方哲学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功臣。[2]近现代西方哲学的学科研究在20世纪的中国大体经历了四个时期。[2]第一个时期，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这是西方哲学学科研究在中国的创立期，也是中国人对于西方哲学学术研究的起步期。传播者多为社会变革的政治领袖，如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与蔡元培等。“哲学”这个新名词于1920年在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上出现。1914年北京大学将1911年成立的“理学门”更名为“哲学门”。1917年正式改名为“哲学系”。到1919年，北京大学的哲学系还成立了哲学研究所。第二个时期，自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末，即“后五四”时期。这是西方哲学在中国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取得重大进展时期。第三个时期，从1949年至70年代末，这是西方哲学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在中国的曲折时期。第四个时期，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是对西方哲学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的一个再发展并走向全面繁荣时期。现在所说的现代西方哲学开始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之后，即从19世纪后期一直到现在的西方哲学；20世纪西方哲学是其中最长的一段，但不是现代西方哲学的全部。现代西方哲学是19世纪中叶以来主要流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哲学流派的总称。一般指黑格尔之后至今的西方哲学。它的特点是新流派众多、思想方式变化深刻、与现代科技与人文众学科的关系密切、对中国的现实思潮影响巨大，与未来哲学的发展息息相关。

二、黑格尔之后的西方哲学演变

黑格尔哲学是19世纪德国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体系。它集德国古典哲学之大成，创立了一个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具有百科全书式的丰富性，居于整个资产阶级哲学的高峰。但是，在他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中，提出了有价值的辩证法思想，认为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是一个过程，是在不断地运动、变化和发展着的，而其内部矛盾乃是发展的源泉。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创立了唯物辩证法。

自黑格尔之后，出现了唯意志主义、实证主义、新康德主义、直觉主义、分析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实用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新流派。它们带来了西方哲学两千年来最为深刻的思想方式变革：反形而上学、反基础主义、向语言的转向、对境域的关注等，令人耳目一新，极大地丰富了人的哲学思维。这种变化使得现代西方哲学具有了很强的向其他学科渗透、与之交叉的能力以及建立新的次级学科的能力，比如科学哲学、语言哲学等。现代西方哲学与科学技术、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学科和文学艺术实践之间形成了更为密切的互动关系。而且，由于思想方式的转变，相比于传统西方哲学，现代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有了近距离的接触和深入对话的可能。

三、现代西方哲学的几个发展阶段

现代西方哲学是西方传统哲学的继续和发展。古希腊哲学、中世纪的经院哲学、17～18世纪的理性论和经验论以及德国古典哲学等，都对现代西方哲学的不同流派发生了重大影响。传统哲学中的认识论、本体论、伦理学等方面的问题，仍然是现代西方哲学所讨论和研究的重点。现代西方哲学的历史发展和演变，从时间上看，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时期。

1.19世纪40年代到19世纪末

这个时期是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晚期。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出现了许多流派，如唯意志论、生命哲学、实证主义、马赫主义、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等。它们对20世纪西方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2.19世纪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这个时期，西方流行的主要哲学流派有新实在论、实用主义、人格主义、逻辑原子论、逻辑实证主义、现象学和存在主义。

新实在论形成于20世纪初，它在奥地利以F.布伦塔诺（1838～1917）、A.迈农为代表，在英国以G.E.摩尔、罗素、A.N.怀特海、S.亚历山大等人为代表，在美国则以R.B.佩里、W.P.蒙塔古等人为代表。此外，以G.桑塔雅那等人为代表的批判实在论，以R.W.塞拉斯等人为代表的自然主义，在20世纪前40年内相继流行于美国。但这一时期在美国哲学中影响最大的则是实用主义。

实用主义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在美国哲学界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其主要代表是C.S.皮尔士、W.詹姆斯和J.杜威以及英国的F.C.S.席勒。实用主义者的基本特征是把经验当作世界的基础，强调行动和效果，反对真理的符合论。

3.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这个时期，英美国家流行的主要是分析哲学的各个支派，在欧洲大陆国家主要有存在主义、新托马斯主义、结构主义、现象学和解释学。

现代西方哲学的不同流派和不同哲学家，都重视并深入研究知识和真理、自然和人、语言和意义等问题。他们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阐明自己的观点。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叙述也可以看出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新动向。

四、结论

西方近代哲学论文范文第15篇

人类很快就要进入21世纪。在新的世纪中哲学将朝什么方向发展？将会发生哪些重大变化？这是近年来中国和西方哲学界、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都在热烈讨论的问题。中国哲学存在的条件及其本身状况都不同于西方，它当前存在的问题和今后的走向必有不同于西方的特点。然而当代中国是面向世界的中国，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与整个世界在一定程度上已融为一体。因此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变化与西方哲学也必然有不可分割的联系。除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研究外，中国哲学研究还包含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哲学、学习和借鉴国外哲学等诸多方面，它们都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服务，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融为一体。因而当代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联系最突出地表现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联系，研究当代哲学走向最重要的就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走向。

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具有世界意义，但从社会背景和理论来源来说主要是西方的产物。这一点中外哲学界都很少有争议。分歧较大的是：它与在同一社会背景和理论渊源下产生的现代西方哲学究竟是什么关系？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人们往往把被教条化和僵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形态当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形态，并因它在基本倾向上与现代西方哲学不同而把这两种哲学完全对立起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大都对现代西方哲学全盘否定；西方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总是极端敌视。双方处于对峙局面。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形势剧变，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遇到了重大挫折。许多西方学者就此宣告马克思主义“最终失败”。马克思主义学术界内部也有人在不同程度上动摇了原有的信念。这种情况的出现要求我们既要重新考察和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真实所是、特别是二者的产生在西方哲学史上的真实意义；也要重新考察二者一百多年来在各自的发展中遇到的不同性质的问题和困难，二者是否能够以及怎样去克服它们？二者是否还具有、或在什么条件下还具有生命力？只有对这些问题有符合实际的认识，才能对二者的前途和当代哲学的走向作出较为准确的估计。

二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出现在哲学发展中的意义，我国哲学界过去作了相反的评价：前者是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后者是从进步向反动的转化。这种情况在改革开放后已有很大改变。在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我国理论界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左的教条主义和僵化倾向。对于现代西方哲学，现在很少再有人简单否定。除了专业队伍外，许多专事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士也对之作了大量研究，并在自己的工作中借鉴了有关成果。然而在这方面仍有明显的不足。特别是对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和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转化的真实意义还缺乏深层的探索，而没有这样的探索，既有的成就也是不牢固的，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与以往类似的片面性。

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僵化，现在谁都反对。然而，即使在左的倾向占支配地位的时期，又有谁公开赞成呢？人们往往都是在维护马克思主义的名义、甚至动机下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僵化的。人们是否会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僵化，这既取决于他们的主观愿望，更取决于他们能否以与马克思主义相一致的思维方式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在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条化和僵化的人中，固然有它的反对者，但也有、甚至更多的是它的拥护者，有的甚至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然而，由于他们在某些方面未能越出近代哲学的视野，或受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其他方面的制约和影响，以致不自觉地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核心的实践原则。因此，如果对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理解片面，即使有最好的动机，也会背离马克思主义的

。

对现代西方哲学不能简单否定，现在谁都同意。可是，过去也极少有人直截了当地宣称要对之简单否定。当时人们主要也只是说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之进行分析批判，而这不能说错了。问题在于人们对现代西方哲学的理解远远离开了其实际所是。例如，当时大家都认为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化是从唯物主义向唯心主义转化，现代西方哲学的根本特征是唯心主义泛滥。实际上大多数现代西方哲学流派所要求的是超越以追究世界的物质或精神本源为目标、以心物相互独立和主客完全分离为理论前提的传统的哲学思维方式，从而除了反对唯物主义以外，也明确要求反对唯心主义。他们之反对唯物主义，并不是为了宣扬唯心主义，而是使哲学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唯物唯心之争，而转向具有自主个性的人及其所牵涉的世界，转向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这种转向并不意味着笼统地否定外部世界（自然界）自在地存在，而只是认为这个世界如果不与人发生牵涉，就不能成为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所及的对象（客观）世界。哲学应当成为研究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学问，而不应当成为超越这个界限的形而上学。因此，按照传统观点来批判现代西方哲学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在一定意义上可能是批判了一些它们正好要反对或超越的东西。

究竟怎样理解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和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的转化的真实意义？这是一个涉及面广泛、内容复杂且带有较大敏感性的“系统工程”，需要哲学界共同努力探索。我个人近年来对这方面的问题也曾反复思考，在《西方哲学的近现代转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道路（论纲）》等几篇论文中发表过一些意见。其中包括了如下两点：

第一，现代西方哲学的出现是西方哲学发展史上一次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型，主要表现为多数现代西方哲学流派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力图超越以主客心物等二分为出发点，以建立关于世界的本源、本质的理论体系为目标，以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等为理论特征的近代哲学，使哲学研究在不同程度上从抽象化的自在的自然界或绝对化的观念世界返回到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现代西方哲学家企图以此摆脱近代哲学的困境，为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开辟新的道路。他们的哲学总的说来更能体现这一时期西方社会各个方面发展的状况，因而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西方哲学由近代转向现代标志着西方哲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

第二，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所作的变更是哲学史上最具有进步性和革命性的事件。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比现代西方哲学更加彻底全面地超越了近代哲学的二元分立、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和思辨形而上学等倾向，而且为西方哲学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现实的道路。这具体表现在马克思不是简单地扬弃一切旧哲学，而是力图彻底打破它们由以出发的前提。他所关注的不是建立关于整个世界的严密完整的理论体系，而是直面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他由此把实践观点当作其哲学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主张通过实践来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促进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马克思正是通过对人的实践的意义的深刻揭示和全面阐释彻底地实现了对近代哲学的超越，实现了哲学上的革命变革。

总的说来，从批判和超越以二元分立、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等为特征、并已陷入困境的近代哲学思维方式说，从建立一种以强调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以及人的自主能动性和创造性为特征、以适应现代社会的时代精神的要求的新的哲学思维方式说，现代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存在着重要的类似之处，可谓殊途同归。二者均属于现代哲学思维方式，具有某种程度的同质关系。

三

肯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和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化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把二者相提并论，也不表示这种变更具有永恒意义。二者在社会阶级属性和理论形态上都存在着重要区别。它们在发展中都会遇到各种问题和挑战，都需要进行新的变更。但二者的问题和挑战的性质不同，进行变更的形式和内容也不同。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革命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形态，这一点很少有人直接否定。重要的是要作到具体地、而不是抽象地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种阶级属性与其具体的理论形态之间的联系，否则仍然无法正确地理解和坚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之把实践观点当作其哲学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正是由于他不仅是伟大的哲学家，而且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导师。这二者的统一使他超越了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家无法避免的在

理论与现实之间脱节的局限性，能自觉地把在哲学上的变更与无产阶级的现实的革命要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使他的哲学具有高度的现实性和实践性。马克思在批判和超越西方近代哲学时，其所关注的不是像西方哲学家那样构建新的哲学体系，而是促进现实社会的改造，为其指明方向，提供指导。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最后一条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不仅是《提纲》的结论，也可以看作是他的整个哲学的结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目标就是为无产阶级改造世界服务。因此它不把理论当作教条，而当作行动的指南；它不恪守任何与现实生活和实践相背离的抽象原则，而是把它的原则与现实生活和实践紧密联系起来，既用来指导现实生活和实践，又在现实生活和实践中受到检验；它反对并超越任何封闭、僵固的体系，自然也避免构建易于变得封闭和僵固的那种全面完整的体系，而坚持采取一种能动地面向现实生活和实践、面向未来的开放的思维方式，并由此使自己的理论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产生以来的一百多年中，在所涉足的各个领域都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无论就其理论本身或在它的指导和影响下所进行的各种现实的革命和实践活动，都取得了极其光辉和伟大的成就。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不可能没有曲折。早在马克思在世时就有人以颂扬他的名义而曲解他的理论，以致他为了与这些人划清界限曾不得不宣称“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6页。）。在往后的一百多年中，围绕着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无论在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之间，还是马克思主义者内部，一直都在进行着激烈的争论，马克思的哲学也一再受到曲解。以现代西方哲学各个流派哲学家为主的非马克思主义者由于不能摆脱资产阶级的眼界，自然看不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意义。尽管他们有的也力图超越西方近代哲学，甚至以某种含混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把面向现实生活和实践当作哲学的新的方向。但他们却往往看不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西方近代哲学的超越，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原则的真实意义。他们大都仍然是以近代哲学思维方式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与近代唯物主义等量齐观，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相提并论，把这些哲学存在的问题当作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并由此对之加以批判和攻击。例如，许多（甚至可以说是多数）有代表性的西方哲学家都竭力指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二元论”、“教条主义”。其实，马克思早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早期著作中，就已非常明确地把“实践”、“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当作他的全部哲学的出发点，从而从根本上超越了唯心主义和直观的唯物主义的界限，动摇了产生“二元论”、“教条主义”的基础。

在马克思主义者内部，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往往有不同看法。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所处历史时期和社会背景上的差异都会使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不同的眼界，从而有不同的认识。这种不同大都是正常的现象。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理解本身就需要考虑时期、地点、条件不同等多方面的因素。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曲解或误解来说，情况也是多样的。最常见、也最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人往往按照近代哲学的思维方式来理解它。例如，把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关系主要看作抛弃其人本主义而继承其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把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关系主要看作抛弃其唯心主义而继承其辩证法的“合理内核”。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唯物主义对旧唯物主义的自然主义的一定程度的克服，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自我意识理论对传统的先验主体性原则的超越以及对人的自由、实践性和历史性等的揭示，这些本来都为马克思所肯定和强调，成了他的哲学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然而它们后来被许多人忽视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因而往往带有某种自然主义、纯粹理性主义和非人的色彩，而这些正是马克思所竭力批判和超越的近代哲学固有的倾向。诸如此类对马克思哲学的偏离为各种形式的教条主义和机会主义倾向所进一步发展，后者对马克思主义造成了极大损害，有时使之陷入困境甚至危机。出现这种偏离的原因各有不同，需要具体分析，但脱离现实生活和实践可以说是其共同特点。

显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之遇到困难，出现曲折，不是由于它本身存在内在矛盾或片面性，而是由于人们对它作了教条主义等脱离其实际所是的理解和发挥。既如此，为了克服这些困难和曲折，就不是超越、更不是放弃马克思主义，而是由被曲解或作了片面发挥的马克思主义返回到以现实生活和实践为出发点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以现实生活和实践为出发点，所以它能克服由于背离现实生活和实践而造成的各种偏向和挫折，不断修正、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理论，使之在新的条件下继续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思想克服了种种左右倾机会主义，引导中国革命取得了光辉胜利；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批判和克服了“凡是派”等左的倾向，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紧紧适应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现实和实践，从而克服和纠正了各种背离现实和实践的左的或右的倾向，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总之，马克思在哲学上的变更并未给人们一张包治旧哲学百病的现成药方，而是指示了一条超越旧哲学、建立新哲学的现实道路，也就是使哲学与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紧密相联的道路。人们在这条道路上还会遇到各种险阻，受到各种干扰，甚至出现挫折和失败。但只要能紧紧扣住时代精神的脉搏，就仍然可以及时回到正确道路上来，在新的条件下获得新的发展。

四

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比，现代西方各派哲学对近代哲学的超越都很不彻底，甚至自相矛盾。它们往往以不同形式重犯、甚至发展了近代哲学的某些片面性。例如在激烈抨击其思辨形而上学倾向时，自己又以新的形态去构造同样具有片面性的某种形而上学。它们对近代哲学的理性独断和绝对主义作了可谓淋漓尽致的揭露和批判，却又因忽视或贬低理性的作用而往往走向某种形式的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它们揭示了主客、心物等二元分立的种种弊病，特别是使人对象化和物化（异化）的弊病，强调发挥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然而却由此走向了无视客观实际的主观主义。总的说来，西方现代哲学各个具体流派对近代哲学的超越只是在某些方面或环节上的超越，在其他方面则可能仍然徘徊于传统哲学的框架之中。只有从整个现代西方哲学的长期发展历程的角度来考察，才能谈得上它们对近代哲学的超越。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中叶就已基本实现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现代西方哲学是通过迂回曲折的道路在一个多世纪的漫长历程中在某种程度上实现的。

正因为如此，现代西方哲学在其演化过程中遇到的矛盾和挑战比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严重得多。人们常用“矛盾重重、危机四伏”来形容其境况，也并非毫无根据。过去的偏向在于将其强调过分，仿佛现代西方哲学从来都不能克服其矛盾和困境，从来都不能获得进步。这当然不符合实际。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哲学发生了思维方式转型意义的变更，这种变更正是通过在不同程度上克服各个流派和思潮的矛盾和困境来实现的。不过，就现代西方哲学的各种具体的流派和思潮来说，由于都存在着内在矛盾，因而都不可避免地要陷入其特有的困境和危机。事实上，在现代西方哲学演化的这一百多年中，不断有哲学家惊呼所处时期的哲学陷入困境和危机，他们往往宣称自己的哲学理论的目标就是使西方哲学摆脱这种困境和危机。然而他们同样由于内在矛盾而陷入新的困境和危机，甚至很快就被别的流派和哲学家所否定，几乎没有一个哲学流派或一种哲学理论具有长远的生命力。所以在一定意义上未尝不可以说现代西方哲学是一种处于困境和危机之中的哲学。

这种状况从本世纪60年代以来表现得更为明显。随着英美分析哲学运动之衰落与殴陆现象学存在主义运动之受到挑战，现代西方哲学由于其两种主要思潮都未能摆脱自己的困境而仿佛陷入了全面的危机，西方哲学界也普遍地由此发出了克服危机、为今后哲学的发展寻找新的出路的呼声。各种新的思潮应运而生，它们的共同特征是要求不仅超越近代哲学，也超越现代哲学，特别是上述两种思潮及其对立，使哲学研究完全越出它们的界限。其中最为突出并被广泛炒作的要算所谓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它被一些哲学家渲染为实现了哲学上的新的变更，开辟了西方哲学的新时代，但又受到另一些哲学家的激烈非议，中国哲学界对它的看法也往往大相殊异。哲学上的后现代主义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思潮？它在西方哲学发展中究竟能起何种作用？这是我们研究当代哲学走向时必须回答的问题。笔者的意见已在其他一些地方作了较具体的论述。这里限于篇幅，仅作如下简单说明。

后现代主义哲学除了指本世纪60年代以来流行的特定思潮以外，还可以有其他各种含义。从英语Postmodernism（德法等西语类似）一词的语义说，它可以指现代“之后”或“后期”的哲学。由于“现代”(modern)通常泛指西方“现代化”(modernization)运动开始以来的整个资本主义时代（中文通常译为“近代”），因而后现代哲学实际上就是指从笛卡尔（也可上推到文艺复兴）开始的近代哲学之后或后期（后近代）的哲学。还有一些哲学家提出后现代主义只是表示一种不同于现代主义的思维

方式，而不是时间概念。同一时代的不同哲学理论有的属于现代，有的属于后现代。从西方哲学的实际发展来说，由于从19世纪中期以来先后出现了各种类型的批判和超越近代哲学的思潮，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向，因而具有后现代（后近代）哲学的意义。既然后现代主义的含义不是单一的，就应当按照其不同含义来看待它们的作用。

如果后现代主义被用来泛指19世纪中期以来整个西方以批判和超越近代哲学为特征的哲学，那么对它的评价就与对现代西方哲学的评价大体一致。既然后者在其发展中陷入了困境、甚至危机，那么单纯给予它们一个后现代主义的新名称并不能使它们摆脱这种困境和危机。

如果后现代主义指现代西方哲学之后的哲学，或者说本世纪60年代以后兴起的当代后现代主义，那么是否应当对它们作出不同于现代西方哲学的评价，要看它们在理论上是否超越了现代西方哲学的范围。从一方面说，当代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进行新的反思和变更的需要。他们大都对尼采以来的现代西方哲学家的理论的矛盾和缺陷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并以开辟哲学的新方向为己任。从揭露西方传统和现代哲学的缺陷和矛盾说，他们的工作是有价值的，至少能给人以启迪。他们所提出的反体系哲学和绝对一元论、反二元分立、反人类中心论、反绝对化的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等主张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反映了现代哲学发展的一种趋势。

然而，尽管当代后现代主义者不仅要求超越近代哲学，而且要求超越现代哲学，但他们的哲学并未真正超越后者，在基本哲学思维方式上与前此的现代西方哲学并无实质区别，仍然包含着后者固有的种种矛盾，不仅如此，由于他们对近代和现代哲学的批判（特别是对所谓基础主义、本质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等的批判）比前此的现代西方哲学更加走向极端，具有更为强烈的主观主义、相对主义、虚无主义、非理性主义、甚至神秘主义的倾向，因而往往使现代西方哲学本来存在的矛盾更加激化。因此他们的哲学并不能适应对西方哲学发展进行新的变更的要求，也不能真正体现西方哲学的当代走向。正因为如此，尽管它在本世纪60年代以来在西方哲学界曾轰动一时，近几年来却因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而有冷落之势。西方哲学家们纷纷在讨论如何超越后现代主义，探索摆脱哲学困境的途径。以取代和超越以它为目标的所谓后后现代主义等思潮也由之而起。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1997年11月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举行了一次国际性后后现代主义（AfterPostModernism。简称APM）学术讨论会。会议主题正是针对后现代主义的式微而探索哲学发展的新途径。会议的发起人、芝加哥大学的根德林(Gene.Gendlin)等人会前通过互联网络组织了几个月非常热烈的通讯讨论。人们通过互联网络或电子信箱几乎每天都可收到新的讨论信件。会后这种网络讨论至今仍在继续。参与讨论者的哲学立场互不相同，但大都是对后现代主义的那些极端性理论提出质疑。会议发起人在广泛征求与会者的意见后于1998年2月18日通过网络的关于APM会议的报告显然就体现了这种倾向。例如其中指出：

“‘我们继续批判现代性，但我们要超越某些后现代主义支派所主张的那种任意性。我们怀疑一切确定的基础，但并不意味着什么都不值得一提’。这是在芝加哥举行的APM会议上93位与会者……的座右铭。”

“虽然所有的词都带有不可避免的‘形而上学’。问题显然不可能、也不应当‘解决’。然而，我们能否比……以非中心化、不可确定性、断裂……作得更多一些呢？”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期是破坏逻辑的基本原理及科学的‘客观性’的时期刚刚过去。我们需要一种对科学的力量和限制的重新理解并找到使科学对象重新概念化的道路。借口科学无为并不能改变那些仍然决定着我们的社会政策和制度的那些假定和价值。而后哲学现在是、从来都是直接研究这些假定并探讨它们怎样才能可能的学科。”

“关于‘真理’和‘客观性’的一般陈述一直是含混的。但这并不是说就没有真理和客观性”。“我们不要单纯的多元论，而可以创造出‘多重真理的复合’”。

报告还从科学、文化、历史、伦理、语言等各个方面对后现代主义的相关观点提出了质疑、甚至否定。

上面摘引的这些话语都表明，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为数众多的哲学家已企图在“后后现代主义”等旗号下超越后现代主义，对当代后现代主义者的那些纯粹否定性、主观主义、

相对主义、虚无主义观点提出了质疑和挑战，克服后现代主义者的极端性和片面性，为陷于困境和危机中的西方哲学的发展寻找较为合理和健全的道路。不过他们所提出的理论并没有越出杜威、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等本世纪一些著名西方哲学家早已提出的理论的范围，他们也未对自己的观点作出系统和充分的论证，多数还只是片断之见，他们彼此之间往往存在很大差异。因此，所谓后后现代主义还只是一种开始显露的朦胧的倾向，谈不到已为西方哲学的发展找到了新的道路。但是，这种后后现代主义倾向的出现毕竟可以表明：当代后现代主义者所提出的哲学发展的新道路是一条走不通的路。

总之，包括后现代主义、后后现代主义等在内的现代西方哲学的各种思潮也许在某些方面对近代哲学及它们以前的现代哲学的缺陷有所揭示和克服。但由于它们本身都包含着内在矛盾，脱离了现实生活和实践，必将陷入新的困境并为其他流派所否定。现代西方哲学要超越其困境和矛盾，就必须超越它本身的范围。

五

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上述简单比较可以看出，尽管二者在超越近代哲学上殊途同归，但由于二者无论在阶级属性或理论形态上都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别，其各自的走向也必然表现出不同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