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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发展的启示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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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发展的启示

第1篇

近年来,××区以农村户用沼气建设为切入点,着力建设生态农业。目前,该区发展户用沼气池1.02万户,近三分之一的农户用上了沼气,20__年以来每年以新建1000至1500户的规模推进,建设“猪—沼—果(菜、鱼)”生态农业基地86处,50至300立方米集中治理粪污沼气工程17处。农村沼气建设带来了什么?最近,第15期市青干班31名学员深入××区调研。通过调研,他们感受到沼气建设给××区农村带来的四大变化:革新了农民观念,农业生产更加发展;拓宽了增收渠道,农民生活更加宽裕;改善了卫生条件,农村容貌更加整洁;改进了生活方式,农村乡风更加文明。也从中总结出××区发展农村沼气的基本经验:一是始终保持发展农村沼气的热情和韧劲,一届接着一届干;二是始终坚持农村沼气建设质量标准,务求建设一户、成功一户;三是始终把发挥沼气的综合效益作为重要引擎,做强产业链接,让农民持久得实惠;四是始终坚持“科学规划先行,典型示范引路”的工作路径,逐步全面推开;五是始终坚持构建服务网络,为沼气发展提供“保姆式”服务。[文秘站网文章-找文[文秘站:]章,到文秘站网]

××区农村沼气建设给人们予启示

——农村沼气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以沼气为纽带的“猪—沼—果(菜、鱼)”等生态农业模式,是推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促进农业发展的重要载体;沼气建设带来农业产业规模扩大,生产成本降低,农产品品质改善,是促进农民生活宽裕的有效途径;农村沼气池建设把农村的“三废”(秸秆、粪便、垃圾)变成“三料”(燃料、饲料、肥料),达到了“三净”(家居净、庭院净、饮水净),是农村社会“村容整洁”的有效实现形式。

——农村沼气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新亮点,是发展农村循环经济的大文章。实践已经证明,农村沼气建设推动着结构调整,促进养殖发展;降低生产成本,提供清洁能源;提高产品质量,降低劳动强度;改善农村卫生,提升文明程度;缩小城乡差别,增加农民收入。尤其是由我市首创的“猪—沼—果”生态农业模式,已在全国大范围推广,为建设和谐农村作出了贡献。

——农村大中型沼气工程是切合农村地区实际条件,解决污染加剧问题的有效技术路径。随着一批万头养猪场、千头养牛场、万羽养鸡场的兴起,造成越来越严峻的农村生态环境问题。××区在畜禽养殖场建设的一大批大中型沼气工程,使整个生产系统良性循环,实现了治理污染和综合利用废弃资源“双赢”。建议对新上的集约化养殖场项目,配套建设沼气工程等环保净化设施,解决农村公共卫生和生态环境问题。

第2篇

家庭承包体制开启了农业发展新的篇章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奉化市农业改革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全面推行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新体制。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首先进行农村改革的决定,废除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和生产大呼隆、分配大锅饭的旧体制,广大农民以极大的热情,冲破重重阻力改革创新。到1982年9月冬种之前,奉化4251个生产队有99?郾45%实行大田家庭承包制,并以此为先导,带动山林、水面、滩涂等家庭承包的迅速推进。新体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向农业生产广度、深度进军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随之而来的是粮食大丰收,1984年奉化粮食总产量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

第二阶段: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促进多种经营全面发展。随着粮食生产大丰收,1984年,中央及时作出了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的决定,取消粮食统购派购制度,改为合同定购。提出在确保粮食稳定增产的同时,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全面发展农林牧副渔业,增加农民收入,转移农村富余劳力,繁荣农村经济,推动农业全面进步。奉化农民借助丰富的农业资源,“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发展多种经营,繁荣农村经济。更为可喜的是,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集体积累的资产和农民收入的增加,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打破了长期以来城市搞工业、农村搞农业的“二元结构”。到1998年,奉化农村经济总收入达到106亿元,这在过去是难以想像的。

第三阶段:统筹城乡发展,大力发展高效生态特色农业,推动农业转型升级。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农业现代化已成为一个重大课题。近年来,奉化市委、市政府强调农业不仅是一个产业,也是一种环境,不仅具有生产功能,而且具有不可替代的生态功能;农业占比虽然相应缩小,但它始终是关乎民生的基础产业,丝毫不能削弱。市委、市政府把发展现代农业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适时把握“两个趋向”转换规律,坚持以工业反哺农业,加大投入力度,深化农业经营体制改革,推进适度规模经营,建立生产基地,优化产业布局,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标准化、机械化、信息化建设,培育发展以农产品加工为主的农业龙头企业和农产品流通市场,全力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同时把农业观光旅游、农家乐作为现代农业的重要载体。全市现代高效生态特色农业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先后获得了浙江省首批农业特色优势产业综合强县和宁波市现代农业建设先进县(市)称号。2007年,全市实现农业总收入25?郾7亿元,为1978年农业总收入1?郾13亿元的20多倍,农民人均纯收入9505元,比1978年的136元增加了70倍。

农村改革发展的深刻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奉化市紧紧围绕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以稳定发展粮食生产和提高农民收入为重点,科学制定农业发展规划,大力实施农业结构调整,积极推行科教兴农战略,努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使农业在稳定中发展,在发展中提高。回顾奉化农业30年的发展历程,有以下4点启示:

1.改革创新是根本。农村改革从一开始就以市场为导向,这是群众的创造。对此,邓小平同志给予极高的评价。党中央为指导农业农村改革,从1982年到1986年,从2004年到2008年,先后制定了10个1号文件,尽管在不同年代和不同背景下侧重点各不相同,但主线都是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尊重农民创造、维护农民物质利益、保障农民民利、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这是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变的根本动力。

2.科学发展是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奉化结合实际,上下联动,创新农业发展思路,坚持科学规划先行。20世纪80年代,针对当时粮食紧缺、市场供应偏紧的现状,提出“以发展粮食生产为重点的”思路;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根据中央、省“稳定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的要求,确定“继续发展粮食生产,大力发展水果、水产和花卉等产业,发展农业经济,促进农民增收”的工作思路。进入新世纪,农业发展思路转变到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实施农业科技化、产业化、生态化、特色化的路子上来。2006年,全市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编制出台了《奉化市农业产业布局规划》和现代农业“五个十”工程计划,以增强农业产业竞争力和增加农产品在市场供给为核心,坚定不移地实施“品牌立农、科技兴农、产业强农”战略,推进龙头企业、农产品基地、农业产业带建设,做强做大特色产业,使农业发展走上了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3.政策扶持是动力。维护农民物质利益、保障农民民利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制定农村政策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振兴农业政策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实施农产品提价、放开;二是适时把握“两个趋向”转换规律,加大投入力度。奉化始终把农业生产放在重要地位。一方面,按照中央要求,积极出台惠农政策,对涉农经济主体在注册登记、税收、信贷、用地和用电等方面实行优惠政策,并给与补助和奖励;对农业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予以表彰和扶持;加大对市级农业龙头(苗子型)企业的扶持力度,引导企业加大技改投入,积极鼓励企业开展食品安全认证,提高新产品研发能力,推动现代农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不断加大农业投入,完善投入机制。按照中央“三个高于”和存量适度调整、增量重点倾斜的要求,逐年增加支农预算安排,积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2007年,全市涉农支出实际投入(含省、市级以上财政转移支付及市本级追加支出数)为17101万元。形成以财政投入为导向,信贷资本为依托,企业和农民投入为主体,社会资金和外资投入为补充的多元投入机制,成为农业发展的保障。

第3篇

关键词:农村敬老院;发展历程;五保供养;农村养老;空巢老人

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255(2013)02-0015-05

我国敬老院是在农村实行五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为农村五保供养对象提供供养服务的公益性机构之一,多为五保集中供养之所。然而,其思想的萌芽、敬老院的形成、发展、改革和完善不是一蹴而就、一帆风顺的,其发展历程和中国的变化是分不开的,各个过程也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紧密相连。建国至今,敬老院经历了萌芽、形成、曲折发展、改革、完善等五个过程。梳理我国敬老院的发展历程对于我国敬老院自身发展和农村养老事业的良性发展大有裨益。

一、我国敬老院的发展历程回顾

(一)1949-1955年:敬老院的萌芽阶段

敬老院发展的萌芽思想继承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的社会福利思想。“我们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救济福利事业,应该是在人民政府领导之下,以人民自救自助为基础而进行的人民大众的救济福利事业。”[1]这凸显了政府的领导作用和人民群众的基础作用。这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形成的福利思想。新中国刚刚成立,就面临着各种自然灾害和帝国主义及国内反革命分子的侵扰,戴着假面具的帝国主义寄希望于通过“救济”中国灾民来表达自己的亲民思想,实质却是希望通过攻破人民防线,寻求进入中国的突破口。所以,发展福利事业必须依靠政府

领导,群众内部互助。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关于生产救灾的指示》中明确提出:以“生产自救,节约度荒,群众互助,以工代赈,并辅之以必要的救济”为救灾工作方针;鼓励灾民在自愿互利的原则下自由结合,进行互助生产;必要的可以开展自由借贷。互利合作的思想在《共同纲领》中也以合作社的方式提出,即“鼓励和扶助广大劳动人民根据自愿原则,发展合作事业。”国家内务部于1951年推广河南省唐河县通过自愿联合、安置孤老残幼的办法,开启了敬老院的先河。被安置者将房屋、土地和财产带到安置者家中,生养死葬由安置者全部负责、遗产由安置者继承。这一时期开展的土地革命,则是实现群众互助的物质基础。在1950年提出要“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工作”[2],从而实现补助贫农,恢复农业生产的目标。

新中国经过几年的恢复和发展,积累了一定的物质经济基础,于1954年制定了第一部宪法。《宪法》进一步明确了我国老年人福利事业的指导思想和发展方向,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者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时候,有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举办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群众卫生事业,并且逐步扩大这些设施,以保证劳动者享受这种权利。” 1955年,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对《湘潭县清风乡党支部帮助贫苦社

员解决困难》的按语中更是具体指出,“各省应当在自己的关于合作化问题的决议或者指示里面指出,一切合作社有责任帮助鳏寡孤独缺乏劳动力的

社员(应当吸收他们入社)和虽然有劳动力但是生活上十分困难的社员,解决他们的困难。”[3]自此,在广大农村,“政府领导,群众互助”的社会福利思想基本形成,这也成为敬老院萌芽阶段的基本思想。

(二)1956-1958年:敬老院的形成阶段

随着农村合作社的发展,社会互利合作思想的传播,到1956年,从中央到地方都加强了爱老扶困思想的建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明确提出,“农业生产合作社对于缺乏劳动力或者完全丧失劳动力、生活没有依靠的老、弱、孤、寡、残疾的社员,在生产上和生活上给以适当的安排和照顾,保证他们的吃、穿和柴火的供应,保证年幼的受到教育和年老的死后安葬,使他们生养死葬都有依靠。”自此,农村五保供养第一次以文件的形式被确定。《1956-1967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进一步详细了在农村要实行“五保”,即“农业合作社对于社内缺乏劳动力、生活没有依靠的鳏寡孤独的社员,应当统一筹划,指定生产队或者生产小组在生产上给以适当的安排,使他们能够参加力能胜任的劳动;在生活上给以适当的照顾,做到保吃、保穿、保烧(燃料)、保教(儿童和少年)、保葬,使他们的生养死葬都有指靠”,进一步详细了五保的内容。1956年,黑龙江拜泉县兴华乡建立了新中国第一个敬老院——兴华乡幸福院,1958年,同志视察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敬老院。当年通过的《关于若干问题的决议》,“提出公社适应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创办了大量的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敬老院等集体福利事业……”并特别提出“要办好敬老院,为那些无子女依靠的老年人(“五保户”)提供一个较好的生活场所。”

在“政府领导,群众互助”思想的指导下,1958年,我国敬老院迎来了空前的发展,当年年底统计,全国敬老院兴办了15万所,收养了300余万鳏寡孤独老人,为巩固社会主义政权、抚平战争创伤、稳定社会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标志着以五保供养为基础的敬老院的形成。

(三)1959-1978年:敬老院的曲折发展阶段

新中国百废待新。在第一个国民经济五年计划成功实现后,制定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总路线的指导下,1958年开始。这一时期,各地忽视了自身生产力水平等客观条件,盲目建设敬老院。据统计,1958年底,全国办起敬老院15万所,收养300余万老人。而随之而来的“三年自然灾害”使得很多敬老院的条件变差,甚至没有能力维持敬老院的发展。到1962年底,全国敬老院迅速减至3万所,收养老人仅仅55万人。[4]为了保障和保护农村福利事业的发展及发展成果,各地方遵照《农村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明确了敬老院等五保供养福利单位可以从生产大队的可分配的总收入中扣留的百分之三到五的公益金中得到保障,从而帮助敬老院度过难关。这也表明敬老院进入“公益金时代”。然而,十年,再次严重影响了敬老院的发展。有的地方已经搁置五保工作,甚至存在部分地方基层干部漠视五保工作,对五保对象的困难疾苦毫不关心。1978年底,全国敬老院较1958年缩水95.22%,仅存7175所,供养老人仅10万左右。[4]可以说,在这段时间内,敬老院的发展道路是非常曲折的,甚至可以说一直走下坡路,这也为我们总结经验教训提供了现实材料,为敬老院在新时期取得大步进展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

(四)1979-2001年:敬老院的改革阶段

1978年底,安徽凤阳小岗村18位农民秘密组织农业生产,继而推广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为中国大地带来强大而深远的影响。1980年5月31日,万里和邓小平高瞻远瞩公开支持了这种新型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这也标志着敬老院进入了新时期:村提留乡统筹供养时期。同一时期,中央明确提出要重视农村集体福利事业,指出“随着集体经济的发展,要逐步办好集体福利事业,使老弱、孤寡、残疾社员、残废军人和烈军属的生活得到更好的保障。”“对军烈属、五保户和其他困难户,要有妥善的照顾办法。”要“有一定的公共提留,统一安排烈军属、五保户、困难户的生活,有的还在统一规划下进行农业基本建设。”然而,这一时期,由于全国农村税费改革刚刚起步,一些基层部门出现了乱派款乱搭车收费等增加农民负担的错误行为。也就导致了提留统筹款难收、少收等情况。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敬老院的经费支持,更重要的是影响了群众与敬老院之间的传统感情,群众对敬老院的定位、态度都发生了一些微妙的负向变化。在接下来一段时期,中央和国务院在提留统筹款上进行了进一步严格的规范,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制止向农民乱派款、乱收费的通知》、《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等一系列重要文件,要求“供养五保户等事业的费用,原则上应当以税收或其他法定的收费办法来解决”,明确规定“公益金,用于五保户供养、特别困难户补助、合作医疗保健以及其他集体福利事业。 乡统筹费可以用于五保户供养。五保户供养从乡统筹费中列支的,不得在村提留中重复列支。”从而进一步巩固和完善了敬老院的发展。

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制度的改革,敬老院逐步走向稳定发展的道路,1986年到1998年,乡敬老院覆盖率由33.4%增长到69.6%,年增长率近2.8%。1994年颁布了《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进一步明确了五保供养是农村的集体福利事业,确定了五保对象、五保内容、五保形式、五保对象财产处理和领导监督等各项事宜,这标志着农村五保工作走向正规。而在《条例》颁布实施三年后,民政部于1997年颁布了《农村敬老院管理暂行办法》,确定了敬老院是农村集体福利事业单位的性质和地位,明确了供养对象、经济保障、院务管理、财产管理、生产经营、工作人员等,这标志着以五保供养为基础的敬老院走向正规。

(五)2002年至今:敬老院的完善阶段

“多予、少取、放活”,是党中央对新时期“三农”工作提出的重要方针。从2000年开始,国家推出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程,提出“三取消、两调整、一改革”的具体方针措施。农村五保供养的经费也有原来的依靠“三提五统”,以农村集体经济为主,转变为以国家财政支付转移保障为主,集体经济、土地保障、社会帮扶为辅。2005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指出,要“进一步深化以农村税费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综合改革。2006年,在全国范围取消农业税。”2006年,国务院修改了《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新条例》对资金保障等做出了新的规定,指出“农村五保供养资金,在地方人民政府财政预算中安排。有农村集体经营等收入的地方,可以从农村集体经营等收入中安排资金,用于补助和改善农村五保供养对象的生活。中央财政对财政困难地区的农村五保供养,在资金上给予适当补助。”从此,敬老院也宣告进国家保障时期。

此后,国家出台多部文件,进一步巩固了敬老院的发展,如2006年民政部《关于贯彻落实的通知》督促各地加快五保工作的改革和完善;200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老龄工作的决定》,明确指示:“要进一步完善农村‘五保’供养制度,提高供养水平,扩大敬老院的服务范围。”2010年国务院颁布的《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管理办法》则更进一步的明确了敬老院是为农村五保供养对象提供供养服务的公益性机构。符合条件的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办理事业单位法人登记。从此,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或者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举办的敬老院有了独立法人资格。这为敬老院的自身良性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也更加明确了敬老院自身的法律责任。

二、我国敬老院发展的思路

从我国敬老院发展历程中,可以清晰地发现其发展思路,如敬老院性质的转变、敬老院资金保障的转变、敬老院法律地位的转变、敬老院社会职能的转变等。这些转变,为我国农村五保供养事业的发展起到关键的推动作用,也为我国应对社会老龄化及农村空巢化问题提供了新思路。

(一)敬老院性质的转变:村民互助集体福利事业国家福利事业

敬老院的萌芽催生了新中国的福利思想,即“政府领导,群众互助”。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政治背景下,这一思想得到了广泛而迅速的发展。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和农村合作化事业的推进,群众内部帮扶思想逐渐发展,加之国家这一时期对鳏寡孤独等五保对象的政策照顾,敬老院逐步变成了由生产队或生产大队组织实施集体福利事业,增强了敬老院的养老保障功能。[5]而随着改革开放和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得到快速的发展,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为三农减负已经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国家采取的多予少取放活的政策方针,全面取消了农业税。敬老院也就随之进入了国家保障时期,其性质也由集体福利事业转变为国家福利事业。

(二)敬老院资金保障的转变:公益金三提五统政府预算

敬老院性质的转变,也伴随着其资金保障的转变。阶段,敬老院主要依靠集体公益金运行,有生产队或生产大队组织实施供养。而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试点和推广普及,敬老院保障也随之进入到以村提留和乡统筹为经费来源进行供养阶段。自2002年国家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开始,敬老院的经费保障逐步由国家救助作为五保供养的辅助方式向国家财政供养为主、集体保障为辅转变。从而敬老院也进入到国家福利事业时期,国家采取社会支付转移的方式解决敬老院的发展资金需求问题。[6]

(三)敬老院法律地位的转变:非独立法人独立法人

一直以来,敬老院都是地方政府的一个附属事业单位,没有独立的法人资格。没有法人资格也就不能独立地承担民事责任的资格,没有自己独立支配的财产等。其各项事务的发展和内部的管理等都需要依托政府的指令,极大削弱了敬老院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和院民的主动性。[7]而自2010年起,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或者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举办的敬老院有了独立法人资格,使敬老院可以行使自己的法律权利并承担法律责任,这对推动敬老院的良性发展,增强院务的管理,增强院内管理人员的主动性和责任感,增加院民的归属感,促进管理员和院民团结等起到关键作用。

(四)敬老院社会职能的转变:五保供养社会化养老服务

敬老院是在五保供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福利机构。从敬老院萌发至今,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敬老院法律地位的转变,其社会职能也逐步发生转变。这种转变是在以五保供养为核心不变的基础上发生的转变。这主要体现在敬老院供养对象范围的扩大化等。《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在满足当地农村五保供养对象集中供养需要的基础上,可以开展社会养老服务。”这就表明对养老资源富余的敬老院可以逐步开展社会有偿养老服务,其养老对象包括农村非五保供养对象的老年人。

敬老院的性质、经济保障、法律地位、社会职能的变化,将为解决我国社会老龄化和农村空巢化等问题提供良好的模式,敬老院将在农村养老事业中承担重要角色。

三、我国敬老院发展的启示

从我国敬老院发展的历程和思路来看,国家福利事业的发展深受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影响,每个阶段的发展也因此而受到部分局限。在未来,随着中国政治体制的深化改革、市场经济的不断腾飞、大众文化的普及推广、社会的和谐稳定等,敬老院也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而以往的发展轨迹和思路也给敬老院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即统合综效,提高敬老院供养的保障水平;自下而上,把握敬老院发展的主动权;由内而外,推广敬老院养老的优越性等。

(一)统合综效,提高敬老院供养的保障水平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等部门关于加快实现社会福利社会化意见的通知 》(〔2000〕19号)明确提出推进社会福利社会化的总体要求,即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服务对象公众化、服务方式多样化和服务队伍专业化。而这一切都应该以”保障老人合法权益,使其安度晚年”为中心。这就需要政府、社会和敬老院及院民联合互动,拓展资金来源、提升硬件条件、优化软件服务等。这种保障不仅包括物质生活,还应该在医疗卫生、体育文卫等精神层面。在全面提高敬老院供养保障水平的基础上,真正实现”六个老有”的目标。

(二)上下联动,把握敬老院发展的主动权

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福利事业需要依靠国家的发展。从我国敬老院的发展思路可知,其发展一直以来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模式。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行政责任的保障性等。同时,这种模式也天然的限制了敬老院自身的发展潜能的发挥。当然,敬老院养老是国家福利事业的一部分,完全自下而上的发展,也有其自身的短板。这就需要上下联动,突出国家自上而下体制机制的保障能力,结合敬老院自下而上的自身改革发展能力,真正实现敬老院良性、主动发展。

(三)内外融通,推广敬老院养老的优越性

笔者认为,敬老院在保障五保供养的基础上,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功能,即农村养老模式变革的示范作用。随着中国城市化建设的推进、城乡一体化的逐步实现,农村传统的家庭养老体系将发生根本性的变革,老年人与子女共居一室的愿望将愈发渺茫,在这种背景下,发展多种多样的养老方式势在必行。而老年公寓、社区养老、居家养老、日间照料等多种形式的养老方式也势必走向农村。敬老院和这些养老方式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敬老院应该在保障正常运行的基础上,打开院门,欢迎其他农村老年人进行实地参观、体验。院外老年人也要逐步改变观念,去主动体验敬老院的养老特色。这样,内外人员相互交流沟通,才能真正的推广敬老院养老的优势。

在保障水平不断提升、发展主动权逐步转变、养老优势不断推广的基础上,我国敬老院将迎来新的发展时期。

参考文献:

[1]董必武.中国的救济福利事业[N].人民日报,1950-05-05(1).

[2].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人民日报,1950-06-13(1).

[3].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选[A].文集(第6 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4]崔乃夫.当代中国的民政(下册)[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106-107.

[5]许敏,宋士云.农村五保供养制度的三次模式选择[J].农业经济,2007(12):6-7.

第4篇

关键词:韩国新村运动;农民;统筹城乡;和谐社会

中图分类号:F124.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194{2007)05-0152-03

韩国“新村运动”是20世纪70年代初开展的一项社会性运动。韩国“新村运动”在韩国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在统筹城乡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韩国“新村运动”给我国统筹城乡发展,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启示,其中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

一、韩国“新村运动”的基本情况

韩国政府自1962―1971年实施了两个五年计划,加快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但城乡发展严重失调。例如,两个五年计划中工业发展速度分别为7.8%和10.5%,而农业发展速度仅分别为5.3%和2.5%,前后工农业发展速度之差,从2.5个百分点扩大到8个百分点。又如,农户年平均收入也从1962年是城市居民的71%,下降到1970年61%。由于城乡发展严重失调,城乡居民收入严重不均,导致城乡差距日益扩大,城乡社会矛盾重重。为统筹城乡发展,促进社会和谐,韩国政府自1970年发起了“新村运动”。韩国政府“新村运动”主要措施是:

1.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

1971至1975年间,在全国农村共新架设了65000多座桥梁,修筑宽3.5米的进村公路,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韩国基本构筑起了城乡畅通无阻的公路网;修筑和加固各种大小河流水库及农渠,改进农村的水利设施;大力改进农村电网,到20世纪90年代全国已实现了电气化;政府采取了“政府出大头、地方出中头、农民出小头”的建房政策,向农户贷款帮助建房,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2.增加农民收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水稻新品种,1970-1977年,水稻每公顷单产从3.5吨增加到4.9吨;引导农业结构优化调整,鼓励农户种植经济作物;支持工业化和城市化逐步向农村地区扩散,不断增大农民非农收入比重。

3.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一是韩国大力发展农民协会,20世纪70年代基层农民协会数量发展到1500个,农民协会在保障农民权益,促进农业生产和流通等发挥了积极作用。二是兴建村民会馆,利用会馆举办各种农业技术培训班和交流会,收集了包括农业生产统计资料和农业收入统计资料在内的各种统计资料,展示农村发展计划和蓝图,鼓励农民同心协力、共同改变农村落后面貌。

4.政府出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各项支农政策。自新村运动启动以来,韩国政府制定一系列扶持农业和全面发展农村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的政策措施。仅1994年就制定了有关促进农渔村发展的14项40条政策措施,促使韩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

韩国“新村运动”加快了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增加了农民收入。1970年,韩国城市化率仅为55.3%,2000年却达到90.2%,二十年提高了约35个百分点。1970年,韩国农民收入仅相当于城市居民收入的75%,1980年就提高到95.8%,十年提高了20个百分点。历史证明,韩国“新村运动”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实现社会和谐构建,促使韩国步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

二、韩国新村运动对我国统筹城乡发展的启示

1.韩国开展“新村运动”之初所处的经济社会环境与我国当前城乡基本状况十分相似。一是发展阶段相近。20世纪60年代,韩国实施了两个经济发展5年计划,重点扶持产业发展和扩大出口,依靠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取得了成功,工业化和城市化急速发展,政府有财力支援农业,以缩小城乡、工农,区域之间的差距。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工业化发展已到了中期阶段:人均GDP已经达到了1000美元,城市化水平超过40%,我国已进入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阶段,初步具备了加大力度扶持“三农”的能力和条件。二是政治基础近似。我国和韩国都是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很强。国家和政府可通过国家行为和社会行为,集中物力和人力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城乡和谐。三是“三农问题”状况基本相似。我国与当时韩国同属农业国,农村人口、农业劳动力占多数,小农经济状况严重;人多地少,资源贫乏,人口密度高;农业机械化程度低,农业基础薄弱,农村教育落后,农民素质有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三农”问题严重。四是群众基础相近。当前我国城乡状况与当时韩国一样,工农业发展出现严重失调,城乡之间的差距急剧扩大,城乡社会矛盾突出。因此,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增加农民收入等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决策将得到了广大农民和城镇居民的欢迎。显而易见,两国相似的经济社会环境,说明我国统筹城乡发展的主客观条件已具备。

2.培养新型农民。韩国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得益于新村运动,新村运动的成功得益于通过建立各种会馆,加强对农民进行教育,培养新型农民。我国要高度重视对农民教育,全面提高农民素质,培养新型农民。我国应借鉴韩国培养新型农民的做法。一是建立思想教育阵地,建立各种农民教育基地。农民通过教育基地;举办各种科学技术交流会、思想政治教育讨论会,培养农民勤勉、自强、团结和奉献的使命感,提高农民科学技术素质。二是建立培训机构。韩国中央和地方都设有“研修院”,主要负责培养新村运动的骨干指导员和中坚农民,使他们在建设家乡过程中发挥主导和骨干作用。我国应建立专门农民教育机构,培养在统筹城乡发展中的发挥骨干作用的农民。三是启动了“城市关爱农村”运动,动员全社会力量支持城乡协调发展活动,以保证城乡良性互动可持续发展。

3.让农民成为新农村建设主体。韩国“新村运动”的成功,与突出农民主体地位息息相关。我国要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城乡和谐,重点在于农村,解决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此,必须突出农民主体地位。一是要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尊重农民的意愿,让农民自己说话,从而激发农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在的自信、决心和创造性、主动性。决不强行推行,沿袭过去那种行政推动的强制式、命令式的工作作风。二是培养农民的主体意识。依靠宣传、机制、政策的力量唤醒农民、启发农民、感召农民、激励农民,大力培育农民自力更生的精神,充分调动起广大农民的主观能动性,形成新农村建设的内动力。三是从农民最关心最迫切的 问题人手。韩国新村运动的起点便是改善农民生活条件,发展生产和提高农民收入等入手,让农民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因此,在统筹城乡发展过程中,必须充分了解农民的愿望与迫切需求,了解农民在农村发展中的需求次序;同时需要适当地分类,明晰政府的职能和作用的发挥的边界,确定哪些由农民自己解决,哪些可以合作解决,哪些需要政府解决。四是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让广大农民群众真正享有知情权、参与权、管理权、监督权,让农民自己管理自己,动员和组织广大农民积极投身城乡协调发展建设之中,创造出农村安定祥和、广大农民安居乐业的社会环境。政府主要通过法律、法规来实现对乡村的治理,基层党组织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相信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确保党的方针政策在农村得到贯彻落实。

4.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韩国“新村运动”是由当时韩国政府启动的一场由上而下进行动员的综合性乡村发展运动,政府是启动者、组织者和主要投资者,整个过程并不是完全依赖于农民自发和社会组织,众多积极因素及一系列健康机制的形成,都来自于政府的行政推动。我国统筹城乡发展同样需要政府的力量加以规划、扶持和引导,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1)建立统筹城乡发展的统一指挥运作体系。韩国从中央到地方层层建立了专门机构,负责组织动员工作和协调监督新村建设工作。我们应把城乡统筹发展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通盘筹划部署,加快建立符合科学发展要求的工作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细化发展目标,建立工作协调机制,加强统一领导,明确职责分工,搞好配合协作,真正把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各级领导干部转变工作作风,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找出存在的问题并尽快加以解决,及时总结经验,注意抓好试点,增强工作指导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有效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2)建立全社会支持城乡统筹发展的全民动员机制。韩国政府要求社会各界积极支持新村建设起到了很好的效果,致使“新村运动”由农村扩大到城市、工厂、学校和政府各部门,进而演化成为倡导民族自立、民族自尊、事业报国的国民精神教育运动。统筹城乡发展是全社会的事业,需要凝聚各方面智慧、动员各方面力量广泛参与。各级政府应广泛发动群众,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各界人士以多种方式参与统筹城乡发展,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参与统筹城乡发展的浓厚氛围。(3)建立完善高效的农业服务体系。韩国农业服务机构分三级,中央设立农业振兴厅,各道设立农村振兴院,各市设立农村指导所。这三级农业服务机构集科研、推广和培训于一体。韩国的农业服务体系是一个国家财力支撑、三级机构提供劳务、农户受益的有效机制。如各市郡农业指导所均建有培训楼,农户可免费接受各种培训。因此,在统筹城乡发展过程中,政府要在农业科技研发、科技成果转化、农业技术推广、农民素质培训、生产良种供应等方面建立一体化的服务体系,全面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

第5篇

农村合作医疗保障制度起源于2O世纪40年代陕甘宁边区的医疗合作社,形式属于社区医疗保险的范畴,是采取群众集资的方法来使农民在医药的风险上共同负担。自新中国成立后,可以把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49―1965年,这一阶段称为农村初级卫生保健网初步形成时期。在建国后,随着农村合作社不断发展,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不断推广,初步形成了农村初级卫生保健网,在低收入的农村初步实行了全民医疗保障的机制,使重病群众得到了有效救治。

第二个阶段是1965―1979年,这一阶段称为全面推行农村合作医疗时期。经过3年自然灾害以后,在以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制度为基础的前提下,通过政府强有力的干预,将城市的卫生资源转移给农村,全面的推进了农村合作医疗的发展。至1976年,全国85%的生产大队现在的行政村都办起了合作医疗。当时的合作医疗保障制度由乡、村两级管理,国家给予指导;农村的县、乡、村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建立,为农村居民提供医疗预防保健服务;而基金来源以集体公益金为主,农民个人也缴纳一少部分费用;如果有人得病就医后,其医疗费用可以从合作医疗保障基金中获得一定的补偿,补偿范围和比例按照当地的实际情况来定。这一制度在当时促进了我国农村卫生状况的显著改善和农村人口寿命的显著增加,被世界称为成功的“卫生革命”。

第三个阶段是1970―1990年,这一阶段称为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瓦解时期。到了2O世纪8O年代,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施行,人民公社体制解体,农村集体经济迅速萎缩,合作医疗保健制度失去了集体经济的支撑,导致维持合作医疗正常运转的基金筹集越来越困难。同时由于政府宏观指导思想上发生了偏差,加上合作医疗在兴办过程中存在的管理问题以及人们对合作医疗的错误认识等多种原因,延续了几十年的农村合作医疗保障制度开始走向解体。由于全国大多数社队的合作医疗停止了办公,绝大部分村卫生室(合作医疗站)变成了乡村医生的私人诊所,合作医疗覆盖面大幅下降,由1980年68.8%降到1989年4.8%,这4.8%的地区主要集中在经济相对富裕的苏南、上海和浙江省部分农村,而90%左右的农民成为毫无保障的自费医疗群体。医疗费用再度成为农民的沉重负担,出现了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农村居民主要健康指标的改善幅度明显减缓或停滞,城乡居民的健康差距进一步拉大,农村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络出现“底破线断”的局面,农村医疗保障体系的改革已经是刻不容缓。在这个阶段中,政府也实行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重建工作,但效果并不明显。

第四个阶段是1990年以来,成为称为改革三级保健网时期,即全面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时期。这个时期农民的看病难成为社会一大问题,而且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不断的增多,政府鉴于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又考虑到合作医疗制度曾经的历史价值,和其对政府财政没有依赖性等特点,总是希望能够继续让合作医疗发挥更大的作用,所以90年代以来中央多次发出文件,要求“完善和发展农村医疗合作制度”,并且在几个地方进行了调研和试点研究。从1991年国务院批转了卫生部等部门“关于改革和加强农村医疗卫生工作的请示”的通知,到2003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卫生部等部门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意见》的通知等文件中,我们可以看到政府重建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决心。

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历史沿革的启示

从2003年1月16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国家卫生部等部门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的通知起,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开来,至今已经经过了6个年头。在这6年中,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充分发挥了其应有的功效,在减轻农民医疗负担、缓解因病致贫和返贫状况、保障农民健康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其暴露的问题也是不少的,如筹资渠道单一、水平偏低、农村医疗“载体”――各级卫生机构服务能力很差、缺乏对医疗机构的有效监管、补偿方案亟待完善等等,这些问题都是不容我们忽视的,特别是党的十七大把“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这就更加要求我们去把这些问题进行尽快、合理、有效的解决。

政策目标是正确的,政策实施阶段是明确的,目前情况也是不错的。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该制度以后的发展能够按正轨前进?此时需要我们从以上的历史沿革出发,来分析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制约因素,从中得到有关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可持续发展的启示。

(一)第一、二阶段的启示

由于第二阶段农村医疗保障的体制运行环境与第一个时期相比,并没有多少变化,即说国家补贴卫生院、严格控制药品价格、有效约束医疗机构行为这些政府干预依然存在,而合作医疗正是在第一个时期农村医疗保障探索的基础架构上建立起来的。所以这两个阶段的启示和可以一起概括。

这两个阶段的体系都可看成一个以合作方式投资农村基层医疗保健设施而改善供给的体系。医疗保障体系的建立和维持是以那一时期的农村产权制度为保证的,资金来源则主要是集体经济。这一体系的最大特点是医疗服务的供方和需方的筹资对象都主要是集体。如果,集体经济解体时,依靠集体经济已经不可能,政府则成了农村居民参加合作医疗制度的合理补助和承担最后的责任。由此我们得出,政府应该是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支持主体,是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基础和前提,具有不能推卸的主体的责任。

(二)第三阶段的启示

这一阶段,由于传统的农村合作医疗体制的瓦解,出现的问题日益严重,并且经历了多次“恢复和重建”合作医疗制度的不成功,由此我们得到了“资源投入不足”、“政策执行力度不够”、医疗体制的配套改革等启示。

我们知道一项政策的出台到落实,再到有成效,必须投入足够的资源。这些资源包括人力、物力、财力资源等,最重要的是财力资源的支持。中央政府在举办合作医疗初时主张:合作医疗的资金主要出自农村居民个人,政府提供的资源比较有限。于此同时,农村居民群体由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形成的(下转第52页)

(上接第75页)分散性,对政策制定构成不了太大的压力,所以,政府往往把有限的社会保障资源重点投向了城市而不是农村,造成了对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重建政策的资源支持不足;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合作医疗制度重建和恢复工作经常被看成次要政策,除了农村“五保”等少数制度在政府强力推行下坚持,其他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大部分瓦解。政府这个阶段对农村合作医疗保健制度的关注性严重不足;在医药体制改革方面,由于我国由计划经济向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过渡,集体经济瓦解,没有了经济基础,传统的农村合作医疗不复存在,90%农民自主负担医药费用,而改革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医药费用飞涨,其飞涨的程度远大于农村居民收入的水平,加上其他消费价格的提高,造成了农民“小病撑,大病抗,重病等着见阎王”等现象的出现。所以,政府在坚持医药卫生体制配套改革的同时,应逐年加大对新型农村医疗合作医疗的政策倾斜和转移支付。

(三)第四阶段的启示

自1990年以来,在实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过程中,虽然农村合作医疗的覆盖率和农村居民的健康水平有所提高,但仍存在着问题:

第6篇

架起“小生产”与“大市场”的桥梁

——我市农村专业经济协会发展的实践与启示

培育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是提升农产品市场竞争力,推动小生产与大市场紧密结合,实现农民增收、农业增效,促进农村经济全面发展的有力举措。近年来,我市围绕蔬菜、花木、畜牧、水产四大特色产业,发展农村专业经济协会,将农民的利益与合作组织的发展紧紧地捆在一起,实现了产销两旺,合作组织得到发展壮大,农民收入得到较大提高。截至目前,全市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农村专业经济协会个,备案个,涉及到蔬菜、养殖、科技等各个生产领域;全市家农副产品加工企业中,有近的企业通过“公司协会基地农户”等模式,与农户建立了稳定的产销合同;全市万亩订单中,通过协会发展的订单在万亩左右,有的农副产品通过“协会基地农户”方式进入了市场。各类协会共带动农户万户,占全市农村总户数的,会员人均增收元。

一、主要做法

从我市的实践情况看,主要有以下几类典型性做法:

(一)从基层建设出发,依托“两委”办协会。随着农业税费制度改革的深入,今年我市将全面取消农业税及“两工”,村级集体收入成为无源之水,基层稳定倍受冲击。对此,我市坚持结合当地的主导产业,由村“两委”牵头成立协会,上联龙头企业,下联农户,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和党员的模范带动作用,引导农民发展主导产业。而村“两委”以协会名义收取管理费和检测费,在农民增收的同时,实现村集体增收。张应镇臧家庄村“两委”,充分发挥本村农业资源优势,成立了蔬菜协会,规划实施万亩出口标准蔬菜基地,并引进青岛福生食品有限公司和青岛亚是加食品有限公司作为基地“龙头”企业。由于公司对基地生产的蔬菜按“订单”以普遍高于市场价的价格收购,农户亩均收入达元,高出传统种植倍以上。××年,村民仅通过种菜一项收入就达多万元,人均增收多元,会员户均纯收入元。村集体以协会名义在为公司和会员服务的同时,从中收取管理和检测费用,××年实现村集体收入万元。“两委”牵头办协会的做法实现了单一产业村庄农民致富、农业税费取消后村集体增收双“破题”。目前,全市此类协会已发展到家,占农村专业经济协会总数的。

(二)从典型带动着眼,依托技术能人办协会。要加快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发展,首先要抓好试点,树立样板,让广大农民看见效果,得到实惠,形成自愿加入协会的动力。对此,我市以农村具有种植、养殖专业技术的能人为带头人,发挥推广和应用科学技术的主体作用,一户带十户,十户带一村,一村带一片,一片兴一业,组成经济联合体。洋河奶农协会,会长葛玉钦原为洋河镇畜牧兽医站站长,高级兽医师,他凭借畜牧养殖方面的专业技术,针对洋河镇奶牛养殖业户缺乏技术指导的现状,年牵头成立了洋河镇奶农协会。这种协会的诞生,改变了农村过去科技成果“热在城里、冷在镇里、停在村里、到不了农民手里”的状况,提升了农产品市场竞争力。洋河镇由年的头奶牛,发展到现在的头,带动全镇发展牧草亩、生猪头、羊只、黄牛头,每年增加收入多万元,奶业总收入多万元,实现了农业由二元种植向三元种植结构的转变,畜牧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达。成功的典型促使一大批致富能手、专业大户纷纷加入协会,聚集了“能人”效应。同时,也促使资金、技术、信息合理流转和发挥更大的作用,带动了农民致富,实现了小生产与大市场的对接。目前,全市此类协会已发展到家,占农村专业经济协会总数的。版权所有

(三)从盘活市场入手,依托营销大户办协会。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农产品市场格局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农产品竞争由国内市场转向日趋全球化的国际市场。在这一背景下,为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引导千家万户农民与大市场的有效对接,彻底解决农产品卖难、增产不增收的难题,我市充分发挥农村营销大户和经济人的资金实力和市场开拓能力,牵头建立经济协会,把分散的农户联系起来,达到生产虽然分散,但销售联合的目的,形成闯市场的合力。胶西镇蔬菜协会,最初由位营销大户自发组成,带动农村经济人余人,建立了占地亩的苑戈庄农产品产地批发市场,并利用经济人销路广、业务宽、客户多的优势,建立了与国内同类市场的互通网络,招徕各地客商余户常年在此设摊收购蔬菜。他们与农户签定供销合同,在胶西镇推广种植无公害蔬菜万亩,年交易量达万吨,实现交易额亿元,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基地。里岔镇马铃薯协会依托当地种植马铃薯的优良传统和种植规模大、产量高、经济人活跃的有利条件,于××年月成立了马铃薯协会,并引进上海百事公司吨的订单,采取“公司+协会+农户”方式合作经营,协会收益盈余全部返还会员。仅半年的经营,协会吸收会员人,涉及个村庄、余户,协会净收益万元,返还会员万元。目前,全市此类协会已发展到家,占农村专业经济协会总数的。

(四)从规模特色发力,依托种养大户办协会。面对瞬息万变的大市场,只有依托当地特色产业,扩大生产规模,形成拳头产品,走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之路,才能带动农业结构调整。对此,我市突出规模、特色、效益,由农村种养大户牵头,充分发挥其技术、管理经验及资金、销售网络优势,吸纳农民种养户参与而共同组建的协会。营海镇养猪专业大户郑方玉,通过多年的经验积累,其经营的鑫玉良种场发展到存栏母猪头、年出栏生猪万头的规模。为带动农户共同致富,于××年自发成立了**市养猪协会,通过强化内部信息交流,推广应用新型技术、饲料,提高了养猪效益。目前该协会拥有会员余个,遍布青岛市个区(市)、处乡镇。李哥庄镇鲶鱼养殖大户李树海,充分利用李哥庄镇临近大沽河的地利条件,年起开始鲶鱼养殖,逐步发展为大棚养殖,协会成立后,吸引周围村民入会,协会统一供鱼苗,供饲料,统一技术指导,统一组织销售。目前该协会吸纳养殖户户,共发展大棚多个,年生产总量达万公斤,产鱼苗万尾,年纯利润达多万元。目前,全市此类协会已发展到家,占农村专业经济协会总数的。

(五)从提高质量增效,依托科研项目办协会。当今市场的竞争,也是产品质量、品牌、信息与技术的竞争,谁的产品质量好,谁的信息灵通,谁拥有市场竞争的主动权。我市为提高农产品质量,先后引进多个高新科技项目,在其带动下组建了多家协会。如依托青岛畜牧研究所开发的肉羊科研品种,成立了**市肉羊产业化协会,建立了饲料牧草基地亩、万只规模的核心育肥基地处、可存栏只的村级育肥基地处、年屠宰量达万只的现代化屠宰加工厂处,还将带动全市规模化、标准化养殖小区建设,发展优质肉羊的生产、收购、加工、销售。依托青岛农科院开发的马铃薯新品种,成立了胶莱镇马铃薯协会,给农户提供良种、技术指导及市场销售等服务,带动农户种植马铃薯面积达万亩,占全镇农作物播种总面积的,带动农户人均增收元以上。依托莱阳农学院开发的大椒新品种,成立了**市大椒协会,并利用其高新设备和专业技术人才,选育、改良**大椒品种,为农户、企业提供优质良种。目前该协会共吸纳会员人,主要产品大椒干远销韩国、日本、香港、台湾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年交易额达亿元。目前,全市此类协会已发展到家,占农村专业经济协会总数的。版权所有

二、几点启示

我市因地制宜,根据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实际,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宜村则村,宜镇则镇,不拘一格。农村专业经济协会在类型上既有技术推广型的,也有经营合作型的;既有生产服务型的,也有销售、经营中介型的,充分体现了灵活多样的特点,营造出“发展一个协会、带出一群能人”,“创办一个实体、富裕一方农民”的可喜局面。

启示之一:农村专业经济协会是优化农业结构的有效途径。近年来,我市把培育和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作为提高农民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发展效益农业的突破口来抓,并在实践中对提高农民市场主体地位、完善产业化经营机制、搞活农产品的流通、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等方面发挥了切实有效的推动作用,有力促进了农业结构调整的深化,形成了畜牧、蔬菜、花木、水产四大高效主导产业,构筑起畜牧养殖区、高效种植区、创汇加工区及沿**湾海岸线水产养殖带“三区一带”农业生产区域化布局。因此,必须深刻认识培育和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重要意义和作用,把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作为深化农业结构调整的重要途径和农村经营体制创新的突破口,切实加大培育和扶持力度。

启示之二:农村专业经济协会是拓宽农民增收的重要举措。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农民的小规模、家庭化生产越来越难以获得完整、准确、及时的市场信息以指导生产,使得一家一户的农业生产很难抵御市场风险。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作为农民与市场之间的一个桥梁,集合广大农民的力量来调节产、供、销之间的利益关系,保证各环节正常运转,把农户组织起来,形成一定的规模,共同抵御市场风险,改变了农户在市场中的弱势地位,使他们获得相对较高回报,提高了市场竞争力。因此,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成实现富裕农民目标的重要措施。

第7篇

【关键词】金融支持 农村建设与发展 经验 启示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坚持以发展农村经济为中心,而发展农村经济离不开农村金融的支持。农村金融兴则农业兴,农村金融活则农业活。借鉴国外农村金融支持农村建设与发展的经验,对我国构筑和谐农村金融体制,支

持新农村建设有较大的启示。

一、发展中国家农村金融支持农村建设与发展的经验

在发展农村经济这一问题上,许多发展中国家相继采用了各种金融手段,政府投入大量的补贴资金,设计出各种干预政策,取得了有益的成果。孟加拉国和泰国就是两个相对成功的范例。

1、孟加拉国的农村微型金融组织(GB与MFO)。孟加拉农村地区的金融机构有三种主体:国有银行及金融发展机构、格莱明银行(GB)和各种微型金融非政府组织(MFO)。其中国有银行及金融发展机构是农村地区的正规金融机构, GB和MFO的服务为微型金融,是非正规金融的组成部分,其覆盖率比正规金融要大得多。根据世界银行2006年对孟加拉国的一次调查显示,GB和MFO共为约25%的农村家庭提供了金融服务,而正规金融只服务了5%。

GB是为穷人设立的特殊银行机构,鼓励同一村庄中有相同收入来源的穷人组成小组共同借贷,对参加小组借贷的成员有最高财产限制,其成员基本以女性为主。小组每周开会,规定每人每周必须存入少量资金(相当于2-3美分);贷款发放给小组成员,还款义务由整个小组承担,并根据各组的信贷记录决定今后的信贷额度;整个还款过程在有5-7个小组参加的公开大会上进行,给不能按时归还的人以巨大的社会压力。此外,GB还要求组员将相当于贷款金额5%的资金存入小组基金,每个借款人必须将相当于总利息25%的资金存入由格莱明银行管理的应急基金以备不测。这个基金向成员提供各种保险服务、培训讲座来保证和提高借款人的还款能力。GB的贷款利率不高,必须接受补贴和捐助才能维持正常运营。

MFO是向低收入人群提供包括信贷、存款、保险等金融服务的金融组织。MFO用小组成员之间的相互约束和监督作为还款保证,不要求有抵押物;放贷决策权下放给信贷管理员,借款程序比较简单、方便;还款率很高,在95%以上。据估计,在孟加拉大约有1000多家MFO均提供贷款,其中一些吸纳存款,还有一些提供非金融服务。放款大多采取GB银行的小组贷款方式。MFO提供贷款的利率较高,至少扣除通胀率后实际利率为正,能够弥补所承担的风险。

2、泰国的农业与农村合作组织银行(BAAC)。泰国政府一开始试图利用已有的商业银行体系解决农村金融问题,要求每个银行至少将其总贷款的5%流向农业部门。尽管政府一再放宽限额条件,商业银行仍无法达到要求。1966年,泰国政府成立了农业与农村合作组织银行(BAAC),其是向农户提供贷款的专业化信贷机构,由财政部领导,直接体现政府对中小农户的扶持补贴政策。

BAAC在农村地区的客户以大的农场主和涉农企业为主,而且一直在扩张业务范围,从而既为团体也为个体农民服务,以个体农民为主。BAAC在有限程度上依赖补贴,这主要是政府控制其贷款利率的结果而不是由于自身运行效率低下(BAAC不能提高贷款利率以弥补成本)。根据2006年的一项测算,BAAC只要将贷款利率提高几个百分点,就可以完全独立。

到目前为止,BAAC的服务覆盖了全国90%以上的农户,覆盖率之高使最擅长提供大覆盖率服务的微型金融组织都没有发展空间。BAAC贷款金额占全部农业信贷的一半,其中单笔金额低于1200美元的占了三分之一到一半,小额贷款的单笔平均额为660美元,占人均GDP的24%。

BAAC成功的最主要经验可以归结为坚决抵制来自决策层的压力。财政部对BAAC的领导是帮和指导性的,而不是行政干涉,BAAC在自有项目和政府项目之间设立了一道防火墙,防止风险传递。

二、发达国家农村金融支持农村建设与发展的经验

1、美国的复合信用型农村金融制度。美国是世界上农业最发达的国家,这与其完备的农村金融体制密不可分。在20世纪以前,美国没有专门的农村金融机构,农业信贷资金几乎全部由商业机构和个人提供。随着农业市场化程度的迅速提高,农业发展对信贷的需求越来越强烈,而商业金融机构及个人的贷款由于数量少、成本高,已无法为农业提供充裕的资金。同时,城市工业的迅速发展积累了大量资本,这些资本急于在农村寻求出路,正是在这种宏观背景下,美国开始着手改革原有的农村金融体系。

以1916 年创设联邦土地银行为起点,美国的农村金融体制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1933年建立生产信贷协会,并在12个农业信贷区设立了12个合作社银行。为了发挥国家对农业发展的扶助作用,政府农贷机构也逐步建立起来。1933年成立商品信贷公司,其任务是对农产品进行价格支持或对农业生产给予经济补贴,借以控制生产,稳定农民收入。而为了发展农村电力事业、发展农村通讯、缩小农村和城市的差别,1935年成立农村电气化管理局。1946 年成立了专门为贫困农民提供贷款资金的农民家计局。为了促进、帮助农村小企业的发展,维护小企业的利益,在 1953 年又专门成立了针对小企业提供信贷的小企业管理局。至此,美国完善的农村金融格局基本形成。

总的来看,美国农村金融制度属于一种复合信用型模式,具有如下特点:一是在提供农业信贷资金的机构中,既有专业的农村金融机构也有其他类型的金融机构;二是在金融组织体系上,一般是合作性金融机构、政策性金融机构及商业性金融机构并存。多种金融机构形成了一个分工协作、互相配合的农村金融体系,较好地满足了美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的资本需要,充分体现了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导向和支持作用。

2、日本独具特色的农村合作金融体系。日本的农业发展与中国有许多相似之处,地少人多、自然条件差、具有小农经营的历史传统。二战以后,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积极培育农村金融体系,引导资金流向农村,增加农业积累。

目前日本建立的农村金融体制主要包括合作金融和政府金融两部分,其中民间合作性质的农村金融机构占主体地位,政府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为重要补充。日本农村合作金融组织是农协系统所办的信用事业部,是农协的一个子系统,由基层农协的信用组织、都道府县的信用联合会、中央的农林中央金库和全国信联协会三级构成。

日本农村合作金融经过多年的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合作金融体系。一是农村合作金融组织政府背景深厚,带有一定程度的官方色彩。二是体系内的三级组织之间并无行政隶属关系,上级组织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对下级组织进行指导,整个体系内形成了独立的资金运行系统,保证了合作金融体系的运行效率。三是信用合作体系立足于社区发展,树立为社员服务的理念,金融机构的设立坚持立足基层、方便农户、便于管理的原则。四是为了保证合作金融安全、健康地运行,建立了农村信用保险、临时性资金调剂的相互援助、存款保险以及贷款担保等制度。

日本农村合作金融体制的优势是其将合作金融机构与国家的产业发展和产业政策紧密相连,服务领域相对固定、信息资源较为充分、贷款决策成功率较高,各级信用社独立性较强、经营自较大,同时也易于政府对基础行业的扶植。而缺陷则是业务范围狭窄、资金利润薄、靠政府优惠、财政压力大。

三、对我国农村金融支持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从以上国家的农村金融体制建设可以看出,农业生产的特殊性导致农村金融的交易成本和资金的使用成本都比较高,正规的商业性金融机构一般不愿意涉足农村金融市场,引起市场引导的失效。因此,在农村金融体制构建过程中,政府的适当干预是必要的和有效的。结合各国农村金融体制的发展来看,在农村金融体制构建早期,政府的支持与干预的确起到了十分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政府干预并不是农村金融发展的最终目标。随着农村金融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政府干预只能越来越阻碍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尤其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宏观经济环境的不稳定、部门性政策倾向以及普遍存在的严重的法律和规章等因素,政府干预成为农村金融发展的瓶颈。所以我国要构建和谐农村金融体制,更好地支持新农村建设,必须处理好政府干预的问题。

1、在政府对农村金融的干预中,要把握好直接干预与间接干预。直接干预指运用公共资金直接投入农村金融,间接干预指为农村金融发展创造环境,如宏观经济、产业政策、法规环境等。我国政府应当把直接与间接两种干预方式有机地结合起来,一方面创造一个有利的宏观环境,如审慎的货币与财政政策,贸易自由化,鼓励国内储蓄;同时建立一个适合市场交易的法律框架,如清晰的产权或使用权、农村金融机构监管、合约强制执行机制等。另一方面,对农村金融机构可以适时提供资本或者对农村金融机构进行再融资;所有这些补贴或优惠应该是透明和临时的,一定要尽可能地减少长时间的直接介入。如对合作金融,在农村资金少、储蓄动员又不够成功的情况下,政府可以用再贷款的形式临时向合作金融机构注入资金,但对于合作金融过于强烈的政策干涉可能会挫伤合作会员的合作积极性,影响合作金融的健康发展。

2、政府干预必须注重农村金融的造血机制,尤其是农村资金的储蓄动员。光靠政府资金的长期注入不可能真正解决农村金融的发展问题,直接过长时间的干预也会破坏市场机制,从而导致资金的分配效率低下。要尽力吸引城市资金,至少不能再抽取农村资金,让农村资金尽可能地在农村体系内循环。

3、小额信贷不仅是有效的扶贫方式,更是一种特殊的金融形式。应参照国际经验发展农户自助组织,逐步将其转化为小额信贷机构,允许其在法律监管下自由决定利率,以法律形式保证其金融合法性和规范性,给予明确的政策支持。政府同时应建立小额信贷担保基金,构造以GB模式为基础的农村小额信贷体系。

【参考文献】

[1] 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著,周朔等译: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M].上海三联书店,1990.

[2] 陈雪飞:农村信用社制度:理论与实践[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3] 姚耀军: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状况分析[J].财经研究,2006(4).

[4] 王:与国外农村金融体系的比较及完善我国的农村金融体系的对策[J].金融经济,2006(16).

[5] 李世美:国外农村金融问题研究文献综述[J].经济论坛,2006(7).

第8篇

【关键词】金融支持 农村建设与发展 经验 启示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坚持以发展农村经济为中心,而发展农村经济离不开农村金融的支持。农村金融兴则农业兴,农村金融活则农业活。借鉴国外农村金融支持农村建设与发展的经验,对我国构筑和谐农村金融体制,支

持新农村建设有较大的启示。

一、发展中国家农村金融支持农村建设与发展的经验

在发展农村经济这一问题上,许多发展中国家相继采用了各种金融手段,政府投入大量的补贴资金,设计出各种干预政策,取得了有益的成果。孟加拉国和泰国就是两个相对成功的范例。

1、孟加拉国的农村微型金融组织(gb与mfo)。孟加拉农村地区的金融机构有三种主体:国有银行及金融发展机构、格莱明银行(gb)和各种微型金融非政府组织(mfo)。其中国有银行及金融发展机构是农村地区的正规金融机构, gb和mfo的服务为微型金融,是非正规金融的组成部分,其覆盖率比正规金融要大得多。根据世界银行2006年对孟加拉国的一次调查显示,gb和mfo共为约25%的农村家庭提供了金融服务,而正规金融只服务了5%。

gb是为穷人设立的特殊银行机构,鼓励同一村庄中有相同收入来源的穷人组成小组共同借贷,对参加小组借贷的成员有最高财产限制,其成员基本以女性为主。小组每周开会,规定每人每周必须存入少量资金(相当于2-3美分);贷款发放给小组成员,还款义务由整个小组承担,并根据各组的信贷记录决定今后的信贷额度;整个还款过程在有5-7个小组参加的公开大会上进行,给不能按时归还的人以巨大的社会压力。此外,gb还要求组员将相当于贷款金额5%的资金存入小组基金,每个借款人必须将相当于总利息25%的资金存入由格莱明银行管理的应急基金以备不测。这个基金向成员提供各种保险服务、培训讲座来保证和提高借款人的还款能力。gb的贷款利率不高,必须接受补贴和捐助才能维持正常运营。

mfo是向低收入人群提供包括信贷、存款、保险等金融服务的金融组织。mfo用小组成员之间的相互约束和监督作为还款保证,不要求有抵押物;放贷决策权下放给信贷管理员,借款程序比较简单、方便;还款率很高,在95%以上。据估计,在孟加拉大约有1000多家mfo均提供贷款,其中一些吸纳存款,还有一些提供非金融服务。放款大多采取gb银行的小组贷款方式。mfo提供贷款的利率较高,至少扣除通胀率后实际利率为正,能够弥补所承担的风险。

2、泰国的农业与农村合作组织银行(baac)。泰国政府一开始试图利用已有的商业银行体系解决农村金融问题,要求每个银行至少将其总贷款的5%流向农业部门。尽管政府一再放宽限额条件,商业银行仍无法达到要求。1966年,泰国政府成立了农业与农村合作组织银行(baac),其是向农户提供贷款的专业化信贷机构,由财政部领导,直接体现政府对中小农户的扶持补贴政策。

baac在农村地区的客户以大的农场主和涉农企业为主,而且一直在扩张业务范围,从而既为团体也为个体农民服务,以个体农民为主。baac在有限程度上依赖补贴,这主要是政府控制其贷款利率的结果而不是由于自身运行效率低下(baac不能提高贷款利率以弥补成本)。根据2006年的一项测算,baac只要将贷款利率提高几个百分点,就可以完全独立。

到目前为止,baac的服务覆盖了全国90%以上的农户,覆盖率之高使最擅长提供大覆盖率服务的微型金融组织都没有发展空间。baac贷款金额占全部农业信贷的一半,其中单笔金额低于1200美元的占了三分之一到一半,小额贷款的单笔平均额为660美元,占人均gdp的24%。

baac成功的最主要经验可以归结为坚决抵制来自决策层的压力。财政部对baac的领导是帮助性和指导性的,而不是行政干涉,baac在自有项目和政府项目之间设立了一道防火墙,防止风险传递。

二、发达国家农村金融支持农村建设与发展的经验

1、美国的复合信用型农村金融制度。美国是世界上农业最发达的国家,这与其完备的农村金融体制密不可分。在20世纪以前,美国没有专门的农村金融机构,农业信贷资金几乎全部由商业机构和个人提供。随着农业市场化程度的迅速提高,农业发展对信贷的需求越来越强烈,而商业金融机构及个人的贷款由于数量少、成本高,已无法为农业提供充裕的资金。同时,城市工业的迅速发展积累了大量资本,这些资本急于在农村寻求出路,正是在这种宏观背景下,美国开始着手改革原有的农村金融体系。

以1916 年创设联邦土地银行为起点,美国的农村金融体制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1933年建立生产信贷协会,并在12个农业信贷区设立了12个合作社银行。为了发挥国家对农业发展的扶助作用,政府农贷机构也逐步建立起来。1933年成立商品信贷公司,其任务是对农产品进行价格支持或对农业生产给予经济补贴,借以控制生产,稳定农民收入。而为了发展农村电力事业、发展农村通讯、缩小农村和城市的差别,1935年成立农村电气化管理局。1946 年成立了专门为贫困农民提供贷款资金的农民家计局。为了促进、帮助农村小企业的发展,维护小企业的利益,在 1953 年又专门成立了针对小企业提供信贷的小企业管理局。至此,美国完善的农村金融格局基本形成。

总的来看,美国农村金融制度属于一种复合信用型模式,具有如下特点:一是在提供农业信贷资金的机构中,既有专业的农村金融机构也有其他类型的金融机构;二是在金融组织体系上,一般是合作性金融机构、政策性金融机构及商业性金融机构并存。多种金融机构形成了一个分工协作、互相配合的农村金融体系,较好地满足了美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的资本需要,充分体现了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导向和支持作用。

 

2、日本独具特色的农村合作金融体系。日本的农业发展与中国有许多相似之处,地少人多、自然条件差、具有小农经营的历史传统。二战以后,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积极培育农村金融体系,引导资金流向农村,增加农业积累。

目前日本建立的农村金融体制主要包括合作金融和政府金融两部分,其中民间合作性质的农村金融机构占主体地位,政府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为重要补充。日本农村合作金融组织是农协系统所办的信用事业部,是农协的一个子系统,由基层农协的信用组织、都道府县的信用联合会、中央的农林中央金库和全国信联协会三级构成。

日本农村合作金融经过多年的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合作金融体系。一是农村合作金融组织政府背景深厚,带有一定程度的官方色彩。二是体系内的三级组织之间并无行政隶属关系,上级组织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对下级组织进行指导,整个体系内形成了独立的资金运行系统,保证了合作金融体系的运行效率。三是信用合作体系立足于社区发展,树立为社员服务的理念,金融机构的设立坚持立足基层、方便农户、便于管理的原则。四是为了保证合作金融安全、健康地运行,建立了农村信用保险、临时性资金调剂的相互援助、存款保险以及贷款担保等制度。

日本农村合作金融体制的优势是其将合作金融机构与国家的产业发展和产业政策紧密相连,服务领域相对固定、信息资源较为充分、贷款决策成功率较高,各级信用社独立性较强、经营自主权较大,同时也易于政府对基础行业的扶植。而缺陷则是业务范围狭窄、资金利润薄、靠政府优惠、财政压力大。

三、对我国农村金融支持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从以上国家的农村金融体制建设可以看出,农业生产的特殊性导致农村金融的交易成本和资金的使用成本都比较高,正规的商业性金融机构一般不愿意涉足农村金融市场,引起市场引导的失效。因此,在农村金融体制构建过程中,政府的适当干预是必要的和有效的。结合各国农村金融体制的发展来看,在农村金融体制构建早期,政府的支持与干预的确起到了十分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政府干预并不是农村金融发展的最终目标。随着农村金融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政府干预只能越来越阻碍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尤其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宏观经济环境的不稳定、部门性政策倾向以及普遍存在的严重的法律和规章性障碍等因素,政府干预成为农村金融发展的瓶颈。所以我国要构建和谐农村金融体制,更好地支持新农村建设,必须处理好政府干预的问题。

 1、在政府对农村金融的干预中,要把握好直接干预与间接干预。直接干预指运用公共资金直接投入农村金融,间接干预指为农村金融发展创造环境,如宏观经济、产业政策、法规环境等。我国政府应当把直接与间接两种干预方式有机地结合起来,一方面创造一个有利的宏观环境,如审慎的货币与财政政策,贸易自由化,鼓励国内储蓄;同时建立一个适合市场交易的法律框架,如清晰的产权或使用权、农村金融机构监管、合约强制执行机制等。另一方面,对农村金融机构可以适时提供资本或者对农村金融机构进行再融资;所有这些补贴或优惠应该是透明和临时的,一定要尽可能地减少长时间的直接介入。如对合作金融,在农村资金少、储蓄动员又不够成功的情况下,政府可以用再贷款的形式临时向合作金融机构注入资金,但对于合作金融过于强烈的政策干涉可能会挫伤合作会员的合作积极性,影响合作金融的健康发展。

 2、政府干预必须注重农村金融的造血机制,尤其是农村资金的储蓄动员。光靠政府资金的长期注入不可能真正解决农村金融的发展问题,直接过长时间的干预也会破坏市场机制,从而导致资金的分配效率低下。要尽力吸引城市资金,至少不能再抽取农村资金,让农村资金尽可能地在农村体系内循环。

 3、小额信贷不仅是有效的扶贫方式,更是一种特殊的金融形式。应参照国际经验发展农户自助组织,逐步将其转化为小额信贷机构,允许其在法律监管下自由决定利率,以法律形式保证其金融合法性和规范性,给予明确的政策支持。政府同时应建立小额信贷担保基金,构造以gb模式为基础的农村小额信贷体系。

【参考文献】

[1] 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著,周朔等译: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m].上海三联书店,1990.

[2] 陈雪飞:农村信用社制度:理论与实践[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3] 姚耀军: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状况分析[j].财经研究,2006(4).

[4] 王旸:与国外农村金融体系的比较及完善我国的农村金融体系的对策[j].金融经济,2006(16).

[5] 李世美:国外农村金融问题研究文献综述[j].经济论坛,2006(7).

第9篇

【关键词】金融支持 农村建设与发展 经验 启示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坚持以发展农村经济为中心,而发展农村经济离不开农村金融的支持。农村金融兴则农业兴,农村金融活则农业活。借鉴国外农村金融支持农村建设与发展的经验,对我国构筑和谐农村金融体制,支

持新农村建设有较大的启示。

一、发展中国家农村金融支持农村建设与发展的经验

在发展农村经济这一问题上,许多发展中国家相继采用了各种金融手段,政府投入大量的补贴资金,设计出各种干预政策,取得了有益的成果。孟加拉国和泰国就是两个相对成功的范例。

1、孟加拉国的农村微型金融组织(GB与MFO)。孟加拉农村地区的金融机构有三种主体:国有银行及金融发展机构、格莱明银行(GB)和各种微型金融非政府组织(MFO)。其中国有银行及金融发展机构是农村地区的正规金融机构, GB和MFO的服务为微型金融,是非正规金融的组成部分,其覆盖率比正规金融要大得多。根据世界银行2006年对孟加拉国的一次调查显示,GB和MFO共为约25%的农村家庭提供了金融服务,而正规金融只服务了5%。

GB是为穷人设立的特殊银行机构,鼓励同一村庄中有相同收入来源的穷人组成小组共同借贷,对参加小组借贷的成员有最高财产限制,其成员基本以女性为主。小组每周开会,规定每人每周必须存入少量资金(相当于2-3美分);贷款发放给小组成员,还款义务由整个小组承担,并根据各组的信贷记录决定今后的信贷额度;整个还款过程在有5-7个小组参加的公开大会上进行,给不能按时归还的人以巨大的社会压力。此外,GB还要求组员将相当于贷款金额5%的资金存入小组基金,每个借款人必须将相当于总利息25%的资金存入由格莱明银行管理的应急基金以备不测。这个基金向成员提供各种保险服务、培训讲座来保证和提高借款人的还款能力。GB的贷款利率不高,必须接受补贴和捐助才能维持正常运营。

MFO是向低收入人群提供包括信贷、存款、保险等金融服务的金融组织。MFO用小组成员之间的相互约束和监督作为还款保证,不要求有抵押物;放贷决策权下放给信贷管理员,借款程序比较简单、方便;还款率很高,在95%以上。据估计,在孟加拉大约有1000多家MFO均提供贷款,其中一些吸纳存款,还有一些提供非金融服务。放款大多采取GB银行的小组贷款方式。MFO提供贷款的利率较高,至少扣除通胀率后实际利率为正,能够弥补所承担的风险。

2、泰国的农业与农村合作组织银行(BAAC)。泰国政府一开始试图利用已有的商业银行体系解决农村金融问题,要求每个银行至少将其总贷款的5%流向农业部门。尽管政府一再放宽限额条件,商业银行仍无法达到要求。1966年,泰国政府成立了农业与农村合作组织银行(BAAC),其是向农户提供贷款的专业化信贷机构,由财政部领导,直接体现政府对中小农户的扶持补贴政策。

BAAC在农村地区的客户以大的农场主和涉农企业为主,而且一直在扩张业务范围,从而既为团体也为个体农民服务,以个体农民为主。BAAC在有限程度上依赖补贴,这主要是政府控制其贷款利率的结果而不是由于自身运行效率低下(BAAC不能提高贷款利率以弥补成本)。根据2006年的一项测算,BAAC只要将贷款利率提高几个百分点,就可以完全独立。

到目前为止,BAAC的服务覆盖了全国90%以上的农户,覆盖率之高使最擅长提供大覆盖率服务的微型金融组织都没有发展空间。BAAC贷款金额占全部农业信贷的一半,其中单笔金额低于1200美元的占了三分之一到一半,小额贷款的单笔平均额为660美元,占人均GDP的24%。

BAAC成功的最主要经验可以归结为坚决抵制来自决策层的压力。财政部对BAAC的领导是帮助性和指导性的,而不是行政干涉,BAAC在自有项目和政府项目之间设立了一道防火墙,防止风险传递。

二、发达国家农村金融支持农村建设与发展的经验

1、美国的复合信用型农村金融制度。美国是世界上农业最发达的国家,这与其完备的农村金融体制密不可分。在20世纪以前,美国没有专门的农村金融机构,农业信贷资金几乎全部由商业机构和个人提供。随着农业市场化程度的迅速提高,农业发展对信贷的需求越来越强烈,而商业金融机构及个人的贷款由于数量少、成本高,已无法为农业提供充裕的资金。同时,城市工业的迅速发展积累了大量资本,这些资本急于在农村寻求出路,正是在这种宏观背景下,美国开始着手改革原有的农村金融体系。

以1916 年创设联邦土地银行为起点,美国的农村金融体制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1933年建立生产信贷协会,并在12个农业信贷区设立了12个合作社银行。为了发挥国家对农业发展的扶助作用,政府农贷机构也逐步建立起来。1933年成立商品信贷公司,其任务是对农产品进行价格支持或对农业生产给予经济补贴,借以控制生产,稳定农民收入。而为了发展农村电力事业、发展农村通讯、缩小农村和城市的差别,1935年成立农村电气化管理局。1946 年成立了专门为贫困农民提供贷款资金的农民家计局。为了促进、帮助农村小企业的发展,维护小企业的利益,在 1953 年又专门成立了针对小企业提供信贷的小企业管理局。至此,美国完善的农村金融格局基本形成。

总的来看,美国农村金融制度属于一种复合信用型模式,具有如下特点:一是在提供农业信贷资金的机构中,既有专业的农村金融机构也有其他类型的金融机构;二是在金融组织体系上,一般是合作性金融机构、政策性金融机构及商业性金融机构并存。多种金融机构形成了一个分工协作、互相配合的农村金融体系,较好地满足了美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的资本需要,充分体现了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导向和支持作用。

2、日本独具特色的农村合作金融体系。日本的农业发展与中国有许多相似之处,地少人多、自然条件差、具有小农经营的历史传统。二战以后,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积极培育农村金融体系,引导资金流向农村,增加农业积累。

目前日本建立的农村金融体制主要包括合作金融和政府金融两部分,其中民间合作性质的农村金融机构占主体地位,政府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为重要补充。日本农村合作金融组织是农协系统所办的信用事业部,是农协的一个子系统,由基层农协的信用组织、都道府县的信用联合会、中央的农林中央金库和全国信联协会三级构成。

日本农村合作金融经过多年的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合作金融体系。一是农村合作金融组织政府背景深厚,带有一定程度的官方色彩。二是体系内的三级组织之间并无行政隶属关系,上级组织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对下级组织进行指导,整个体系内形成了独立的资金运行系统,保证了合作金融体系的运行效率。三是信用合作体系立足于社区发展,树立为社员服务的理念,金融机构的设立坚持立足基层、方便农户、便于管理的原则。四是为了保证合作金融安全、健康地运行,建立了农村信用保险、临时性资金调剂的相互援助、存款保险以及贷款担保等制度。

日本农村合作金融体制的优势是其将合作金融机构与国家的产业发展和产业政策紧密相连,服务领域相对固定、信息资源较为充分、贷款决策成功率较高,各级信用社独立性较强、经营自主权较大,同时也易于政府对基础行业的扶植。而缺陷则是业务范围狭窄、资金利润薄、靠政府优惠、财政压力大。

三、对我国农村金融支持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从以上国家的农村金融体制建设可以看出,农业生产的特殊性导致农村金融的交易成本和资金的使用成本都比较高,正规的商业性金融机构一般不愿意涉足农村金融市场,引起市场引导的失效。因此,在农村金融体制构建过程中,政府的适当干预是必要的和有效的。结合各国农村金融体制的发展来看,在农村金融体制构建早期,政府的支持与干预的确起到了十分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政府干预并不是农村金融发展的最终目标。随着农村金融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政府干预只能越来越阻碍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尤其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宏观经济环境的不稳定、部门性政策倾向以及普遍存在的严重的法律和规章性障碍等因素,政府干预成为农村金融发展的瓶颈。所以我国要构建和谐农村金融体制,更好地支持新农村建设,必须处理好政府干预的问题。

第10篇

论文摘要:发达国家在都市圈建设中注重强化区域性农村职业教育,为农民社会角色的转变、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实现短半径就业服务;我国“都市圈”发展背景下的农村职业教育应努力提升农村职业教育的文化内涵,推进农村职业教育社会化,为农村城镇化建设提供人力资源保障,同时还应高度重视农业职业教育,切不可削弱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

    “都市圈”( megalopolis)的生成与发展,是世界上诸多发达国家在其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的共同现象。“都市圈”通常由一个或数个首位度较高的中心城市,连同其辐射到周边的次级城市、城镇和农村等腹地所组成,通过日益强化的经济联系,逐渐形成一体化的具有人力资源优势、产业优势、对外开放的区域范围。都市圈的形成与建设,对于推动地方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我国业已形成或正在发展的有环京津“都市圈”、苏锡常“都市圈”、成渝“都市圈”、武汉“都市圈”等。“都市圈”的发展,对农村职业教育将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借鉴发达国家的相关经验,加快“都市圈”发展与农村职业教育的研究,是为必要。

    一、发达国家的“都市圈”建设与农村职业教育

    (一)农村职业教育为“都市圈”中农村劳动力的就地转移,实现短半径就业服务

    伴随着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发达国家均经历了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不断压缩,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的过程。“都市圈”的形成对农村劳动力的就地转移和推动农村的城镇化建设具有积极作用。美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因城市群的快速形成和有效发展乡镇非农产业,吸纳了大量当地农村剩余劳动力。……纵观发达国家在其现代化进程中,伴随着城市群的崛起或“都市圈”的形成,均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职业教育与培训给予充分的重视,并力求实现其就地转移,为发展当地的农业经济、农村工业和城镇第三产业提供人力资源。

    (二)强化区域性农村职业教育,是发达国家促进“都市圈”建设的有效途径  

  建立以“都市圈”为基础的大区域城乡职业教育体系,提高了区域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使用效益。如美国为使农村职业教育更好地适应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需要,实行学区制职教管理,将农村职业教育与地方政府和企业相结合,“城乡协作”的职教形式有效带动了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受益于“赠地运动”而开办的众多社区学院,更是为培养地方性职业人才发挥了巨大作用。发达国家强化区域性农村职业教育的举措,对促进“都市圈”的经济发展,推动城乡一体化产生过重要作用。

    (三)“都市圈”形成中的农民社会角色转变与农村职业教育

    “都市圈”的形成加快了农村城镇化建设,大批农民告别了传统的农耕生活,进人二、三产业工作,同时第一产业的生产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新的劳动与生活方式改变了以往居住于分散村落的人文道德氛围,同时引发了被称之为“城市文化贫民”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1870年之前的美国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随后而起的工业革命带动了城乡经济的快速发展,东、西部大洋沿岸和中部五大湖周边以及西南部等地所形成的众多城市群和“都市圈”,吸纳了大批农村劳动力进人城市或城镇工作和生活。面对农民社会角色转变过程中产生的不适应现象和问题,美国的农村职业教育高度重视农民的基本素质和就业技能、现代生活能力的教育和培养,并开展生计教育和职业咨询等。众所周知的韩国“新村运动”,对农村劳动者素质的提升和社会角色的改变亦产生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四)农村职业教育内容与“都市圈”发展的需要相适应

    以“都市圈”的建设助推农村城镇化的发展,是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共同特点。从二战后到20世纪80年代,不少发达国家城市聚群(即“都市圈”)的形成,推动了城乡一体化格局的建立,但不同的城市聚群往往具有独具特色的传统产业、支柱产业或新兴产业,形成劳动地域分工的特点。英国的农村职业教育强调以适应当地产业发展为导向的专业与课程设置,在农村职业教育中开设大量与地方产业结构相适应的职业教育内容,而且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类别与等级的获得,重视地方产业工作的适应性和现场操作的考评,这对促进适应地区经济建设人才的培养和职业技能的获得具有重要作用。法、日、韩等国在伴随“都市圈”发展的农村城镇化建设中,也结合地方产业的实际需要,给予当地农村劳动力以各种形式的“转业”培训援助,为其进人非农产业就业创造条件。

    二、我国“都市圈”的发展与农村职业教育的优化

    (一)强化农村职业教育中的非农产业就业培训,为“都市圈”发展背景下的农村城镇化建设提供人力资源保障

    随着我国“都市圈”的逐步形成和发展,势必加快农村城镇化的步伐,促进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非农部门就业人数的增加以及对其知识技能要求的提升。农村职业教育应强化适应区域经济发展需要的,对现有农村劳动力和青少年人口的非农产业就业培训,以改变因其素质不高与职业技能缺失而带来的就业困难,以及有效推进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韩国以汉城(首尔)为中心的“首都圈”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型、由加工业向服务业升级转化的过程中,就十分重视周边农村与乡镇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为“首都圈”的快速发展提供大量合格的新型劳动力,创造了世人皆知的“汉江奇迹”。

    (二)提升农村职业教育的文化内涵,优化农民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

    “都市圈”的发展将加快我国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农村职业教育应重视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避免农民从业人员因人文素养、道德观念、价值取向的贫乏或滞后所带来的精神困扰与行为不适,从而促进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美、英、德等国均曾因城市聚群的快速发展,而大量城市移民的低素质导致城市流民增多、犯罪率高等社会问题。我国农村职业教育应重视提升教育内容的文化内涵,引导农民转变闭关自守、因循守旧、自由散漫的传统观念和生活习惯,增强符合现代社会生活需要的道德与价值观念,增强自尊、自信、自强、自立意识,提高人格品位,使之真正融人时代的潮流。就此,韩国的“乡村教育运动”具有可资借鉴的意义。  

  (三)农村职业教育应实现“离土不离乡”,就地培养适应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所需人才的转变

    目前我国基本处于无序流动的i亿余农民工,在社会保障、子女人学、居住环境、情感生活等方面存在诸多困难,他们作为城市“边缘人”,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经济、政治、文化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由此衍生的留守儿童及妇女、离婚率上升、交通压力增大、农业衰落等一系列问题及社会矛盾与纠纷,必然对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历史上美、日、韩等国曾通过建立“卫星城”“中心村”,促使当地农业融入区域经济大体系中等措施,力求就地、就近消化农村富余劳动力。随着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的缓解和内地及中西部地区“都市圈”的形成,农村职业教育应逐步摒弃劳动力输出型的培训方式,积极为培养适应地方性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所需人才服务。

    (四)进一步推进农村职业教育社会化,充分发挥地方行业和企业在农职教中的作用

    “都市圈”的形成使地方经济具有区域性特征,其行业和企业对从业人员往往会有一定的特殊性需求。大量使用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地方行业和企业应当负起教育和培训所需员工的社会责任。加拿大职业教育的一大特点就是地方行业和企业主动将自身融人职业培训活动中。德国的地方行业协会甚至负有对所招收员工培训的法定“主管”职能。发达国家的企业界普遍参与员工的职前准备教育和职后的继续培训,而非如我国的多数企业只企求招收现成的技术工或熟练工。推进我国农村职业教育社会化,赋予地方行业和企业对当地农村职业教育的责任和义务,应当成为今后深化农村职业教育的重要方面。

第11篇

关键词:农民教育;农村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

中图分类号:G40-059.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156(2012)09-171-04

目前,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正如火如荼,农民教育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彰显。但是,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思考的新现象或新问题。现象一:许多新农村规划得很好,房子建得很漂亮,道路修得很宽,可以缺乏人气,门是锁着的,地是荒着的,农民仍然不愿留在农村。思考:改善农村的环境,减少农民的负担,增加农民的补助,能实现农民长久富裕吗?现象二:各地政府举办农民教育培训班,农民经过教育、培训后,不是留在农村,而是大量涌向城市,将农民教育培训作为通向城市的“敲门砖”。思考:农民教育让农民通向繁华城市是不是农民教育的目的?现象三:尽管各级政府对农民教育培训投入了较大的精力和财力,农民培训基地、培训机构不断发展,但培训效果仍然不佳,原来贫困的农村仍然贫困。思考:农村贫困的根源究竟是农民的观念落后、还是农民的素质偏低,或者是农民的科技技能不够?农民教育的内容究竟应该是什么?基于这些现象和思考,本文试图从农村教育或农民教育的相关理论中找到些许答案,并通过相关理论的解析,以期对新时期农民教育给予一些新的启示。

当代西方国家关于农村教育的理论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有:巴西教育家弗莱雷的农村成人扫盲理论、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的农村人力资本理论、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的农村“和谐教育”理论、英国经济学家舒马赫的农村发展与教育理论。其中舒马赫针对发展中国家农村和农民的实际情况,提出的农村发展与教育理论对中国的农民教育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舒马赫是英籍德国经济学家,对发展中国家农村教育问题的认识比较深刻。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上出现了一股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国发展的新经历,研究当前面临的世界问题,展望未来发展前景,探讨发展道路与发展战略的热潮。舒马赫的著作《小的是美好的》就是本次热潮中探讨发展问题的一部畅销书。舒马赫从教育的角度对发展中国家农村的发展问题进行了阐述,提出了颇有见地的观点。他的农村发展与教育理论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新的历史时期下我国农民教育和农村发展问题。

一、舒马赫关于农村发展与教育的理论

舒马赫关于农村教育与教育的理论可以归纳为四个主要方面:一是农民教育的重要性;二是农民教育的最终目的;三是农民教育的路径;四是农民教育与农村发展之间的关系。

(一)农民教育的重要性

1.人是一切财富的首要和最终的根源

舒马赫首先指出了发展中国家的症结在于农村问题和使农村生活活跃起来的问题。因为这些国家绝大多数人都住在农村地区。世界贫困问题主要是200万个乡村的问题,也就是20亿农村居民的问题。因为在舒马赫看来,人是一切财富的首要和最终的根源。他说:“全部历史以及当前的全部经验说明这样一个事实:最基本的资源是人而不是自然提供的。一切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都是从人的头脑中产生的。”人的问题解决不了,发展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2.农民教育能够帮助最需要帮助的人

在发展中国家,由于资源、环境、地理、教育等因素,农村是最贫困的地方,农民是最贫穷的人,农民也是最需要帮助的人。要对农民进行帮助,就要寻找造成贫困和失业的原因。舒马赫认为,农村贫困的原因在于农村的教育、组织和纪律方面存在缺陷。他说:“我确信,在造成贫穷的各种原因中,诸如自然财富的缺少、资金的缺乏或基础结构的不足等物质因素,完全是第二位的。极端贫穷的主要原因是非物质的,在于教育、组织与纪律存在某些缺陷。”因此,在他看来,发展并非从商品开始,而是从人民以及他们的教育、组织与纪律开始。没有这三者,一切资源将始终是隐藏的、未开发的、潜在的。二战后,许多国家的发展都有力地证明了无形因素的重要性(如日本)。这使舒马赫坚信:“任何国家只要具有高度教育、组织、纪律,不管遭到怎样破坏,都能创造出‘经济奇迹’来。”既然症结在此,解决问题就应从此突破,首先应把发展的重点从商品转移到人,在对全体人民的教育、组织、训练过程中实现农村的发展。

3.农民教育是对农村最好的援助

舒马赫认为:“最好的援助是知识上的援助,是赠与有用的知识。赠与知识比赠与物质不知好多少倍。原因很多。不是在真正努力或者牺牲的基础上获得的任何东西都不会真正变成自己的东西。赠与物质财富,接受者不经努力或牺牲就可得到,因此很少变成‘他们自己的’东西,而且往往当作意外的收获来看待。赠与精神财富、赠与知识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接受者一方如果不付出必要的努力,就等于没有赠与。”在舒马赫看来,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当务之急是加强对农村的智力援助,赠与有用的知识,也即加强发展农村的教育,智力援助比物质援助更重要。同时,舒马赫还进一步阐述了知识赠与的要点,在对农民的援助方面,不仅现成的钱物不可取,就是知识的赠与也应有所取舍,即只有那些既能长人见识,又能增人智慧的知识,才是最应选择的知识。也即不仅要让受赠者知道“是什么”,更要让他们知道“为什么”和“怎么做”。当然,给农民注入的知识既在农民看来是新的知识,但同时也必须要同他们已经在做的工作有某种程度的有机联系。也就是说,授予农民的知识必须既要符合农民的接受特点,又要使他们看到新的希望。

(二)农民教育的最终目的

第12篇

摘要:当前传统的单一家庭养老模式已弊端凸显,集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优势于一身的社区居家养老开始崭露头角。作为浙江省养老服务社会化示范县(市、区),诸暨在试点推行农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上做了许多探索,以诸暨实践作为研究样本,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 :农村;社区居家养老;诸暨

随着社会转型和城镇化进程不断加速,农村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受到巨大冲击。当前人们在改进农村养老模式的必要性上已没有太大争议,但对集传统家庭养老与机构养老之优点的农村社区居家养老模式还比较陌生。加快发展社区居家养老, 对于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实现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诸暨市发展农村社区居家养老的实践探索

诸暨市现有老年人口21 万余人,占总人口比重20%左右,其中16 万多老年人生活在农村社区,占老年人口的近75%。面对农村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种种问题,诸暨市以“银龄互助、邻里守望、助老劳务储蓄”等为手段,探索构建“以家庭照护为主体、社会(社区)服务为依托、志愿服务为补充”的“互助共济”型农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模式。

1.构建城乡一体化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网络

⑴全面实施农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点建设。诸暨市建有市、镇乡(街道)、村(社区)三级联动,分工明确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网络。从2009年开始,诸暨市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依托市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进行市场化运作,建设了生活护理、休闲娱乐、老年爱心食堂、阅览室等大量设施,89008800家庭(养老)服务信息平台,为居家老人安装“一键通”等现代养老方式。在此基础上,2013年起,依托全覆盖农村社区的“星光老年之家”,鼓励符合条件的升级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站),目前已建成80家功能特别完善、覆盖面广的照料中心并投入使用,以照料中心为依托,整合老年协会、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文体、娱乐、医疗、保健等活动。

⑵将养老机构纳入居家养老服务网络。把全市27家镇乡(街道)敬老院转型升级为社会福利中心,整合医疗、体育、文化等资源,全面提升综合实力。一方面直接承载供养、寄养、社区照料和居家养老服务,一方面发挥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的职能,发挥示范辐射作用,并为辖区内家庭养老护理员开展专业技术培训提供支撑,提升其照料、护理能力。2013年已建成8个示范点,三年内实现全面转型。

2.创新农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方式

⑴市场运作模式。2009年底,诸暨市筛选确定市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承担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工作,实施“政府购买服务、公司运作管理、连锁经营服务”的模式,把居家养老服务与现代服务业发展相结合,取得了良好社会效果。不久前,市暨阳美好社区服务中心被枫桥镇引进,成为试水居家养老服务的又一家民非企业,承担居家老人的生活照料、家政服务、康复保健、紧急求助、心理咨询、精神慰问等服务项目,令居家养老服务走上专业化、规范化发展之路。

⑵数字化养老模式。近3年来,诸暨市为社区1368 名居家老人安装“ 一键通”,确保为老人提供24小时贴身保姆式服务。依托这一平台,释放老年人消费需求,只要拨通热线,就能得到相对低廉优质的自费购买服务,既解决老年人不同种类不同层次的养老需求,又使得企业在社会化运作中取得合理回报。

⑶低偿服务模式。在志愿服务的基础上,探索低偿服务模式。如陈宅镇陈宅村有一支由23位村民组成的居家养老服务志愿者,他们为全村失能老人上门护理、理发、洗衣、洗被,收取低廉费用,激发潜在的养老服务需求,也保障了志愿服务的长效性。各社区建成的老年食堂也开始尝试低偿服务,为老人提供午餐。老人可以在照料中心活动一整天,这为许多白天外出工作的子女解除了后顾之忧。

⑷银龄互助模式。诸暨所有农村社区都建有老年协会,依托协会实施银龄互助项目,鼓励健康、年龄相对较低的老年人帮扶空巢、高龄、病残、失能老年人,开展互帮互助、以老助老的志愿服务。比如在王家井镇,可以由老人就近选择已登记的邻居、亲戚进行结对,采取一对一或者一对多的服务模式,结合养老服务评估和补贴制度,不仅解决了老人的日常照护问题,也为大龄农民再就业开辟了道路。

3.营造尊老敬老爱老的良好社会氛围

⑴引导社会慈善聚焦养老。全社会敬老爱老助老氛围日益浓厚,有识之士、爱心人士率先把关爱的眼光投向老年群体。累计已有3000万元捐款投向城乡社区,帮助改善养老服务设施,资助老年人文体社团等,丰富老年人生活。如璜山镇姚王村由太子龙集团出资设立“敬老日”,每年正月初六为全村老年人拜寿、发放红包。再如同山镇西源村一位企业家每年为该村老人每人发放600元慰问金,两年共投入48万元。

⑵壮大志愿帮扶队伍。在完善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功能的同时,进一步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志愿为老服务。积极与慈善机构、志愿者组织、学校和企事业合作,建立为老社会支持系统,探索建立“助老劳务储蓄”保障机制。每个城乡社区都组建了“银龄互助”志愿者帮扶小组,党员干部志愿者帮扶小组,青年、妇女志愿者帮扶小组,“十小”行业志愿者帮扶小组,对需要照料的老人,建立联系卡制度,开展多种形式的“结对上门”、邻里守望服务。目前已建成志愿者服务队伍562支共74407人,受益老人5万余人。

⑶实施老年优待政策。诸暨市从2006年开始实施老年人优待政策。对70周岁以上老年人免收普通门诊挂号费、免费乘坐城市公共汽车、免费游览政府投资主办的旅游景点及各类展馆,其他老年人享受半价优惠并为老年人购买出行保险。老年法制建设不断加强,老年人合法权益得到有效维护,成立了市法律援助中心老年人工作站;老年文化教育体育事业持续较快发展,老年电大教育点已覆盖全市502个村(居),市老年活动中心开始规划建设,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

二、诸暨市农村社区居家养老

模式的启示与思考

1.经济发展:农村社区居家养老的物质基础

中国农民的养老品质差异与当地经济差异水平紧密相连。诸暨是工业强市,强大的财政实力保证了各项养老补贴和老人优待政策的实施。2013年诸暨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及补贴资金列入市级财政预算2000万元。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每人每月100元,80周岁、90周岁以上老年人再分别享受高龄补贴每月30元、50元,在此基础上,向百岁老人发放300元每月的保健补助费;落实资助困难人群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困难老人的个人缴费部分由市镇两级财政各承担50%;对于农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站),给予3~5万元的建设经费补助,每年拨付1~3万元作为运行经费补助。

2.社会参与:农村社区居家养老的不竭源泉

养老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问题,更是全社会的责任。诸暨市充分利用社会力量参与养老事业。一是多方筹措社会资金。诸暨的农村大多拥有驻村企业,企业主基本都是土生土长的当地村民或其后代,普遍具有建设“生活共同体”的意愿。诸暨市鼓励和引导驻村企业共建农村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目前已吸引了3亿多民间资本进入养老服务领域。普通百姓也参与到敬老、爱老的大军中,许多村里的“敬老食堂”都是在村民“几桶油”“几斤米”“几百元钱”的资助下慢慢建设起来的。二是社会组织积极有为。尽管村里有各级财政补贴和社会慈善捐款,但“坐吃山空”不能成为长久之计,为使这笔钱能“生钱”,村老年协会将本金交给村里有实力的企业家使用,每年获得至少10%的收益作为日常使用资金;老年协会还通过举办“贺金婚”“千叟宴”、联欢会等形式多样的活动,丰富农村老人的晚年生活。

3.结合地方优势:农村社区居家养老的特色之路

农村社区居家养老应充分依赖本地资源,突出自己的特色,这不仅有利于集约资源、加强农民居民的向心力,更有利于找到自己的闪光点,在全国范围内脱颖而出。诸暨是书法之乡、体育之乡,在农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中牢牢抓住已有资源,以农村社区文体建设为亮点,走出一条较有特色的养老之路,近些年农村老年文化教育体育事业持续较快发展。一是利用原有的文体设施。农村社区服务中心室内都建有图书馆、棋牌室,有些室内还建有书画室、排练厅、健身房等,室外都普遍有健身路径、篮球场、休闲凉亭等,同时还在原自然村设立服务中心分场所,方便老年人就近参加文体娱乐。二是老年体协、老年书画协会等团体活跃在城乡,镇村体育文化队伍空前繁荣。诸暨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是全国老年体育先进集体,近年来已在全市所有乡镇( 街道)和行政村建立了老年体协组织。老年体协总共有13 种文体活动,每年都会安排8~10次全市性比赛活动,每四年举行一次大型老年人运动会,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

4.文化传承与兼容:农村社区居家养老的精神动力

农村社区居家养老体现了传统养老文化的亲缘关系和现代养老文化的服务关系,在维系中国优秀传统孝文化的同时,积极引入个人积极参与、养老助老社会风尚等现代文化元素,有利于农村养老文化创新。而文化的传承与兼容反过来又成为农村社区居家养老的精神内核,助推农村养老的进步。诸暨市以农村“文化礼堂”为阵地,以“新民讲堂”“道德讲坛”等形式延续乡村文脉,创设受农村群众特别是老人欢迎的道德风尚建设载体。

2013年全市建成27家具有示范意义的文化礼堂,至2017年底,全市农村文化礼堂建设覆盖率将达30%以上。比如安华镇三合村的文化礼堂,它的创建得到了村里老人的大力支持,老人们全程参与“五廊二堂”(五廊指村史廊、民风廊、励志廊、成就廊、才艺廊,二堂指礼堂和讲堂)的资料收集、设计和组织施工,建成后他们也成为了最大的受益者,文化礼堂不仅成为村里的培训室、红白喜事堂,更是老人的休闲集散地。村民在潜移默化中感受村史、感受文化、感受文明。

参考文献

[1]孟庆哲.关于我国养老方式及其发展趋势的思考[J]. 科技和产业,2009,9(4):75-77.

[2]张春艳.居家养老研究综述[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9(1):63.

[3]王萍,李树茁.农村家庭养老的变迁和老年人的健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150-250.

第13篇

【关键词】 集体产权 农村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发展

集体产权(或“集体所有制”)不是一个主流经济学产权概念,它出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应当促进土地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的过渡,让农民自己通过经济的道路来实现这种过渡;但不能采取得罪农民的措施,例如宣布废除继承权或废除农民所有权。”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借鉴了前苏联的集体所有制,在开展合作社和公私合营运动中将其放大到农村和城镇,这样就演变成了我国的农村和城镇集体产权。集体产权对我国农村人力资本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伴随了一个农业大国几乎80%人民几十年的生命历程,而且,它正在并且还将影响着中国乡村社会当代人和下代人的生命周期和轨迹。

一、传统集体产权对农村人力资本发展的贡献

集体所有制在增进农民的现代知识和技能、改善人民的健康状况、人力资源的社会组织,以及培养农民的现代性等方面的基本特征,构成了不同于传统社会的农村人力资本积累方式。集体所有制时期农村人力资本成长最显著的特征,主要由它所属的计划经济体制决定。

1、教育与培训的局面有很大改观

新中国成立前,农村教育处于弥散和弱化状态,劳动人民几乎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农村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几乎是一片空白。新中国,随着计划经济的建立,人力资本生产也逐步走上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轨道,教育事业计划管理体制开始形成,并逐步发展,初步改变了旧中国文化教育极端落后的面貌。从1956年到1966年,我国农村教育发展与改革的基本目标是探索社会主义农村教育的发展道路。这一时期的主要成就有:一是农业中学的创办和发展。1958年,出现了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教育运动。全国各地大量兴办农业中学,到1960年,全国共有农业中学3万多所,学生296万人。二是半农半读教育制度的创立。自1965年,我国农村开始普及小学教育,扩大试办农业中学,积极试办半农半读中等技术学校。三是农村群众性扫盲与业余教育。1949年,全国农村青壮年中,约有文盲16500万,1959年,全国2亿青壮年农民中约有8600万文盲,文盲比例由解放初期80%以上减少到43%左右。至1964年,农民业余教育逐步走上正轨。当时的农村业余教育与农业生产、技术革命和群众的学习要求结合起来,并开始试办农民函授教育,农民接受业余教育的热情空前高涨。

2、农村合作医疗和公共卫生事业成绩显著

改善健康状况是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形式。中国在传统集体产权下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显著改善了人民的健康状况。在政府的推动下,农村合作医疗在全国范围得到了有力的推广。根据长期追踪研究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安徽医科大学卫生管理学院估算,全国行政村(生产大队)举办合作医疗的比例,1958年为10%,1960年为32%,1962年上升到46%。但1962年以后,在国民经济调整中,制度和与之相关的农村医疗卫生体系发生变化。因集体的投入急剧减少,原由公社或生产大队投资举办的医疗机构,相当多地转为医生办,多数社队的合作医疗都陷入了停顿或半停顿状态,到1964年,全国农村只有不到30%的社队还维持合作医疗。此后,媒体的调查报告致使全国又兴起了大办农村合作医疗的高潮,使一度陷入停顿的合作医疗焕发出生机。到1976年,全国实行合作医疗制度的生产大队(行政村)比例高达93%,覆盖了全国农村人口的85%。当时,中国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和可及性在国际上受到高度赞誉,成为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初级卫生服务运动的样板。

二、传统集体产权下农村人力资本发展的障碍

在集体所有制经济强制性制度变迁过程中,国家实现了垄断租金的最大化。国家是制度变迁的唯一主体,农民对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变迁没有制度化的谈判地位,缺乏决策前的发言权和决策后的选择权。因此,集体产权下,农民无法保障自己的利益,导致既否定了农民的财产权,同时也严重地阻碍了农村人力资本的发展。

1、农村人力资本产权的残缺

(1)农村人力资本产权主体错位、缺位。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与生产资料公有制相联系,国家对农村人力资本也进行了集体所有制的制度安排。农村人力资本载体完全依附于国家和集体,只能成为集体的一员。虽然农村人力资本载体也以人力资本的支出生产了人力资本而应当成为人力资本所有者之一,但国家不承认其所有者地位,也无视载体对人力资本天然占有的特性。集体所有制在法权上否认个人拥有人力资本所有权。农民排他性的人力资本控制权受到侵蚀,农村人力资本所有权残缺。农民人力资本的主体地位也就无法得到保证和实现。

(2)农村人力资本收益权残缺。在“一大二公”的制度下,是农村集体财产的唯一主体,农民在名义上是集体经济的主人,但实际上他们与集体财产之间始终没有实质的联系。农民作为共有产权的参与者,虽然在理论上有共享资源和获取利益的权利,但是谁都无法界定哪一部分资源属于自己,公共产权无法对象化于集体成员身上,造成“产权的虚拟”。这样也就直接导致了农民人力资本收益权的虚拟。同时,国家通过集体控制农村,由上而下贯彻执行,也就是说,由国家来决定集体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甚至怎样生产,集体无权在市场上购买生产要素和出售产品。生产所得按先国家后集体再个人制定收入分配政策。上交完国家后,集体才能确定内部分配比例、集体提留数量和生产队成员的工分价值。而集体按工分分配标准简单,既没有考虑个人人力资本存量的多少,又没有考虑个人的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

2、对农村人力资本配置和使用的障碍

从集体所有制农村人力资本的配置来看,“计划模式”导致了僵化的就业结构与大量的隐蔽失业。1953―1978年间,由于当时的经济战略强调优先发展资本密集的重工业,使工业化与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之间的转移关联减弱,再加上城乡分隔的社会管理体制的障碍,农村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被限制,所以,集体所有制时期工业经济部门的发展对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作用不大。另外一方面,当农民人力资本产权的目的性权能――收益权缺失时,农村人力资本产权主体缺少激励,于是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他们的逆向选择,“关闭”或“部分关闭”人力资本输出,以表达他们对公社体制的不满意,同时,偷懒、追求闲暇以求得投入收益的均衡。一个常见的合法形式是减少他们投入集体生产的劳动数量,或者更普遍的,降低劳动质量、人为增加集体劳动的监督费用,于是在制度安排下必然出现“大呼隆”、“磨洋工”的现象。一个普遍的事实是农民在集体中从事劳动的积极性低落,集体的生产效率往往仅及农民小块自留地的1/7至1/5。

三、教训和经验

在农业合作化名义下,国家构造了体现国家意志的集体及此基础上的集体产权,在当时情况下它以集体所有制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除了体现经济和法律意义上的财产权利之外,集体及集体产权还责无旁贷地担当起国家的政治和社会责任。集体产权下的集体给我们的教训和经验是极其深刻的。

1、对农村人力资本积累的分析

农村传统集体产权的社会是一个结构分化程度很低的总体性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国家对经济以及各种社会资源实行全面垄断,国家政权对社会实行全面控制。在此情形下,国家对于农村教育与培训、医疗保障的组织力度非常大,例如,普及小学发展、初中教育、成人扫盲和各种技术培训,防治地方病、各种传染病和流行病的行动,极大地改善了乡村人口素质,这对于我国的农村人力资本的积累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尤其是农村合作医疗,我国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绩。但由于城市与乡村在社会经济和文化上的二元分隔,再加上国家对社会的主导与严密控制,使乡村人口和城市人口在两种不同的资源条件下进行人力资本积累与配置,从而形成不均衡的人力资本成长格局。条件最好的重点中小学校大多数都分布在城镇,高等院校、医疗卫生机构也是大多设在城镇。乡村的教育与卫生设施相对来说极其简陋,师资和医疗卫生专业人员也非常缺乏,使乡村人口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和健康状况长期比城镇人口低一个档次。简单地说,城镇里提供的教育和医疗保健水平总是明显高于乡村。

2、对农村人力资本配置和使用的分析

农村传统集体产权下,由于生产资料和生活产品的按计划配置,再加上严格的户口限制和国家强大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宣传力量等等,农民被定格了;同时,农村人力资本产权的残缺导致农业生产中人力资本配置和使用的僵化、收益低、经济激励机制缺失。这些对农村经济发展产生了深刻的不良影响。据统计,195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73.37元,到1978年增加到133.57元,20年间增加了60.2元,农村有约2.5亿人得不到温饱。

3、结论

总体而言,传统集体产权下农村人力资本是一种畸形发展。农村教育、培训和医疗事业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农村人力资本的存量增加了,而劳动生产率却出现了下降,经济发展出现了停滞和倒退,农村人力资本的积累与经济发展、个人收益之间的联系被割裂开来。综合前面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一是国家对集体财产和社会动员能力极强,是农村人力资本积累得以大幅增加的根本原因。二是人力资本的产权一旦受损,农村人力资本存量在缺乏和有效激励机制的情况下,并不能物化为产品和服务,增加其产出。这是我们以后发展农村人力资本的有益启示。

(注:本文系湖南省教育厅一般项目,项目编号:08C411。)

【参考文献】

[1] 刘金海:从农村合作化运动看国家构造中的集体及集体产权[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

[2] 顾建军:建国以来我国农村教育发展与改革历程的回顾[J].江西教育科研,1990(6).

[3] 杨柳新:人力资本与中国现代化――中国人力资本成长模式研究[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4.

[4] 周其仁:产权与制度变迁――中国改革的经验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第14篇

关键词:陶行知;乡村教育思想;农村社区教育;启示

中国社区教育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虽然其发展历史不长,但它是中国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正规学校教育体系之外进行的有组织、有系统的教育活动。农村社区教育作为新型农民提升自我和发展自我的平台,是推动新农村建设的重要载体。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任务,并指出,新农村建设要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党的十七大后,全国的社区教育全面推进,农村社区教育也进入了一个发展的新阶段。

陶行知一生致力于中国教育的改革,他的乡村教育思想和实践,在当时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今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农村社区教育同样具有启示意义。

一、乡村教育思想的基本内涵

作为中国“五四”以来最有影响力的教育家,陶行知在对当时中国国情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认为“我们中国的根本问题,便是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1]乡村教育思想是陶行知教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乡村教育的性质

陶行知从当时中国实际出发,认识到中国农业生产落后,农村经济萧条,农民生活贫苦,农民文化低下。他呼吁社会各界要重视乡村教育,认为乡村教育的生路就是建设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深信教育是国家万年根本大计。在“以农立国”的中国,他认为“教育没有农业,便成为空洞的教育”,“农业没有教育,就失了促进的媒介”。他提倡“教育与农业携手”,通过乡村教育,“要教人生利,他要叫荒山成林,叫瘠地长五谷”。在他看来,“乡村教育关系三万万六千万人民之幸福,办得好能叫农夫上天堂,办得不好能叫农夫下地狱”。据此,他指出,“乡村教育是远东一种伟大之现象,凡关心世界问题的人们,决不至忽视这种的大问题——无论办得好不好,中国的乡村教育关系全世界1/5的人民。我们要想建设新中国,必须用教育的力量,来唤醒老农民,培养新农民,共同担负这个伟大的责任。”[2]

可见,陶行知认为,中国以农立国,只要农民有出路,中国就有出路。乡村教育直接关系着国家的发展,关系到民族的富强和昌盛。

(二)乡村教育的任务

陶行知认为,“中国的乡村教育走错了路”,要“建设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其使命,是在农业文明上建筑工业文明”。中国虽然在向工业文明过渡,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工业化进展缓慢,大量的农村剩余人口仍然没有出路,所以现代化的根并没有安起来。面对此景,陶行知深怀“教育就是生活的改造”的信条,他主张打破这死的教育,乡村教育“适合乡村实际生活”[3]。这体现了陶行知乡村教育“为农”的特征。

陶行知进一步指出“乡村教育是不能关其门来办的,一定要与城市打成一片”。乡村教育要面向现代化,“与城市打成一片”[3]。这里实际上蕴涵了陶行知乡村教育“离农”的思想。也就是说,乡村教育不仅要面向农村生活,为农业、农村和农民服务,还“要从高远处着想”,为工业和城市服务。

(三)乡村教育的方法

陶行知指出,“活的乡村教育要有活的方法,活的方法就是教学做合一。”所谓“教学做合一”就是教的方法根据学的方法,学的方法根据做的方法,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这就从理论上将实践能力的培养放在了乡村教育的重要位置。

于是,他把乡村生活环境作为乡村教育内容的重要源泉,用与农村生产、生活相联系的内容来培养学生改造乡村的实践能力。他要求学生除了在校受教育外,还要求学生走上社会,参加农业生产,进行科学种田,要求学校、工场、社会打成一片,深入生活实际,让教育走向生活,培养实践能力。

(四)乡村教育的先决条件

陶行知认为,只有“活的教师”才能培养出“活的学生”,故“活的乡村教育要有活的乡村教师”。“培养乡村师资是地方教育之先决问题,也是改造乡村的先决问题……教师得人,则学校活;学校活,则社会活”[4]。由此可见,要建设活的乡村教育,成功地改造乡村社会,其基础在于要有“活的教师”。“活”的乡村教师具备“康健的体魄、农人的身手、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兴味、改造社会的精神”,还具备教师专业的特殊素养,如创造精神,“敢探未发明的新理” 。

对于这种“活的乡村教

[1] [2] [3] 

师”的培养,陶行知认为有两种途径:一是设立乡村师范。他主张师范下乡,建立乡村师范学校体系,因为“在乡村里所设的师范学校,天天所过的是乡村生活,所得的是解决乡村生活的本领,在乡下很有用武之地,自能忍耐乡下之苦,而欣赏乡下之乐”。二是采用艺友制。想做教师的,先和有经验的好教师做朋友,而好教师则“用朋友之道教人学做教师”。“这种办法不但是最有效力的教师培植法,并且是解除乡村教师寂寞及推广普及教育师资之重要途径”。

二、乡村教育思想对发展农村社区教育的启示

中国在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中,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依然是影响并决定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因素。在当前发展农村社区教育中,学习并借鉴陶行知的乡村教育基本思想,仍具有很大现实意义。

(一)重视农村社区教育的开展

陶行知关于乡村教育性质的论述,使我们认识到农村社区教育在构建学习型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社区教育是迈向学习型社会的重要教育形式,农村社区教育将农民终身学习与农村社区发展有机结合,为农村开展继续教育找到了良好的依存环境和最佳的组织形式。

重视并发展农村社区教育,必须要有县、乡镇、行政村各级政府的参与,在组织机构和管理体制上保证农村社区教育的有序进行和健康开展。一是在组织机构方面,建立由行政领导和各方面代表人士组成的社区教育委员会。二是在管理体制上建立起政府、社会和学校三结合的共同管理体制,并制定出推进社区教育的总体目标及政策,政府通过统筹规划,协调各方形成合力,建立起有效的管理体制,使社区教育工作能够顺利开展。除此之外,三级政府要相应出台地方性的法律法规、条例、章程等,对社区教育的目标任务、经费渠道和相关部门的职责等做出具体规定,以确保社区教育发展有序有效运行。

(二)农村社区教育要注重“为农”与“离农”的平衡

在发展农村社区教育的过程中,必须明确农村社区教育仍然要立足农村,面向农村实际生活,为发展现代农业,改善农村面貌,增加农民收入而服务。为此,我们应深入挖掘陶行知“为农”思想的丰富内涵,使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找到生长点。

首先,要学习陶行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走半根草去”的精神,全身心服务并奉献给乡村人民和儿童;学习陶行知“大乡村教育主义”的思想,使农村教育与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充分携手,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基础性的战略作用。其次,要着重对农民进行现代农业生产技术的教育和培训,培养新型农民,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

我们也要看到,自古以来,农村教育均带有一定的“离农”特征,似乎总在为离开农村服务。事实上,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劳动力不断地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因此,农村社区教育也要打破自我封闭,立足农村,面向现代化。农村社区教育是“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从根本上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关键所在;是转移农村富裕劳动力、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将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的重要途径。” 为了更好地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农村社区教育也要注重对农民进行现代公民教育和社会闲暇教育,培养具有现代意识良好德性的新一代农民。

(三)农村社区教育要紧密联系农村实际

农村社区教育必须与农业生产紧密结合,与“农业携手”,建设“科学农业”。只有与农业生产相结合的社区教育才是“活的乡村的教育”。

因此,在指导思想上,农村社区教育要主动靠近农业,大量兴办农职、农技学校,强调农村教育与农业生产相结合。这样,学生毕业后便有一技之长,并成为合格的农业劳动力。在教育内容上,要多体现当地用得上能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农业生产、种植、养殖等知识和农产品加工等科技应用知识。同时让社区农民先学,并以他们为媒介教父母、教邻居等,从而有效提高农业技术在生产中的普及率和成功率。

第15篇

关键词:陶行知;乡村教育思想;农村社区教育;启示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4-0277-02

中国社区教育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虽然其发展历史不长,但它是中国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正规学校教育体系之外进行的有组织、有系统的教育活动。农村社区教育作为新型农民提升自我和发展自我的平台,是推动新农村建设的重要载体。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任务,并指出,新农村建设要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党的十七大后,全国的社区教育全面推进,农村社区教育也进入了一个发展的新阶段。

陶行知一生致力于中国教育的改革,他的乡村教育思想和实践,在当时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今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农村社区教育同样具有启示意义。

一、乡村教育思想的基本内涵

作为中国“五四”以来最有影响力的教育家,陶行知在对当时中国国情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认为“我们中国的根本问题,便是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1]乡村教育思想是陶行知教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乡村教育的性质

陶行知从当时中国实际出发,认识到中国农业生产落后,农村经济萧条,农民生活贫苦,农民文化低下。他呼吁社会各界要重视乡村教育,认为乡村教育的生路就是建设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深信教育是国家万年根本大计。在“以农立国”的中国,他认为“教育没有农业,便成为空洞的教育”,“农业没有教育,就失了促进的媒介”。他提倡“教育与农业携手”,通过乡村教育,“要教人生利,他要叫荒山成林,叫瘠地长五谷”。在他看来,“乡村教育关系三万万六千万人民之幸福,办得好能叫农夫上天堂,办得不好能叫农夫下地狱”。据此,他指出,“乡村教育是远东一种伟大之现象,凡关心世界问题的人们,决不至忽视这种的大问题――无论办得好不好,中国的乡村教育关系全世界1/5的人民。我们要想建设新中国,必须用教育的力量,来唤醒老农民,培养新农民,共同担负这个伟大的责任。”[2]

可见,陶行知认为,中国以农立国,只要农民有出路,中国就有出路。乡村教育直接关系着国家的发展,关系到民族的富强和昌盛。

(二)乡村教育的任务

陶行知认为,“中国的乡村教育走错了路”,要“建设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其使命,是在农业文明上建筑工业文明”。中国虽然在向工业文明过渡,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工业化进展缓慢,大量的农村剩余人口仍然没有出路,所以现代化的根并没有安起来。面对此景,陶行知深怀“教育就是生活的改造”的信条,他主张打破这死的教育,乡村教育“适合乡村实际生活”[3]。这体现了陶行知乡村教育“为农”的特征。

陶行知进一步指出“乡村教育是不能关其门来办的,一定要与城市打成一片”。乡村教育要面向现代化,“与城市打成一片”[3]。这里实际上蕴涵了陶行知乡村教育“离农”的思想。也就是说,乡村教育不仅要面向农村生活,为农业、农村和农民服务,还“要从高远处着想”,为工业和城市服务。

(三)乡村教育的方法

陶行知指出,“活的乡村教育要有活的方法,活的方法就是教学做合一。”所谓“教学做合一”就是教的方法根据学的方法,学的方法根据做的方法,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这就从理论上将实践能力的培养放在了乡村教育的重要位置。

于是,他把乡村生活环境作为乡村教育内容的重要源泉,用与农村生产、生活相联系的内容来培养学生改造乡村的实践能力。他要求学生除了在校受教育外,还要求学生走上社会,参加农业生产,进行科学种田,要求学校、工场、社会打成一片,深入生活实际,让教育走向生活,培养实践能力。

(四)乡村教育的先决条件

陶行知认为,只有“活的教师”才能培养出“活的学生”,故“活的乡村教育要有活的乡村教师”。“培养乡村师资是地方教育之先决问题,也是改造乡村的先决问题……教师得人,则学校活;学校活,则社会活”[4]。由此可见,要建设活的乡村教育,成功地改造乡村社会,其基础在于要有“活的教师”。“活”的乡村教师具备“康健的体魄、农人的身手、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兴味、改造社会的精神”,还具备教师专业的特殊素养,如创造精神,“敢探未发明的新理” 。

对于这种“活的乡村教师”的培养,陶行知认为有两种途径:一是设立乡村师范。他主张师范下乡,建立乡村师范学校体系,因为“在乡村里所设的师范学校,天天所过的是乡村生活,所得的是解决乡村生活的本领,在乡下很有用武之地,自能忍耐乡下之苦,而欣赏乡下之乐”[5]。二是采用艺友制。想做教师的,先和有经验的好教师做朋友,而好教师则“用朋友之道教人学做教师”。“这种办法不但是最有效力的教师培植法,并且是解除乡村教师寂寞及推广普及教育师资之重要途径”。

二、乡村教育思想对发展农村社区教育的启示

中国在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中,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依然是影响并决定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因素。在当前发展农村社区教育中,学习并借鉴陶行知的乡村教育基本思想,仍具有很大现实意义。

(一)重视农村社区教育的开展

陶行知关于乡村教育性质的论述,使我们认识到农村社区教育在构建学习型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社区教育是迈向学习型社会的重要教育形式,农村社区教育将农民终身学习与农村社区发展有机结合,为农村开展继续教育找到了良好的依存环境和最佳的组织形式。

重视并发展农村社区教育,必须要有县、乡镇、行政村各级政府的参与,在组织机构和管理体制上保证农村社区教育的有序进行和健康开展。一是在组织机构方面,建立由行政领导和各方面代表人士组成的社区教育委员会。二是在管理体制上建立起政府、社会和学校三结合的共同管理体制,并制定出推进社区教育的总体目标及政策,政府通过统筹规划,协调各方形成合力,建立起有效的管理体制,使社区教育工作能够顺利开展。除此之外,三级政府要相应出台地方性的法律法规、条例、章程等,对社区教育的目标任务、经费渠道和相关部门的职责等做出具体规定,以确保社区教育发展有序有效运行。

(二)农村社区教育要注重“为农”与“离农”的平衡

在发展农村社区教育的过程中,必须明确农村社区教育仍然要立足农村,面向农村实际生活,为发展现代农业,改善农村面貌,增加农民收入而服务。为此,我们应深入挖掘陶行知“为农”思想的丰富内涵,使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找到生长点。

首先,要学习陶行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走半根草去”的精神,全身心服务并奉献给乡村人民和儿童;学习陶行知“大乡村教育主义”的思想,使农村教育与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充分携手,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基础性的战略作用。其次,要着重对农民进行现代农业生产技术的教育和培训,培养新型农民,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

我们也要看到,自古以来,农村教育均带有一定的“离农”特征,似乎总在为离开农村服务。事实上,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劳动力不断地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因此,农村社区教育也要打破自我封闭,立足农村,面向现代化。农村社区教育是“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从根本上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关键所在;是转移农村富裕劳动力、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将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的重要途径。”[6] 为了更好地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农村社区教育也要注重对农民进行现代公民教育和社会闲暇教育,培养具有现代意识良好德性的新一代农民。

(三)农村社区教育要紧密联系农村实际

农村社区教育必须与农业生产紧密结合,与“农业携手”,建设“科学农业”。只有与农业生产相结合的社区教育才是“活的乡村的教育”。

因此,在指导思想上,农村社区教育要主动靠近农业,大量兴办农职、农技学校,强调农村教育与农业生产相结合。这样,学生毕业后便有一技之长,并成为合格的农业劳动力。在教育内容上,要多体现当地用得上能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农业生产、种植、养殖等知识和农产品加工等科技应用知识。同时让社区农民先学,并以他们为媒介教父母、教邻居等,从而有效提高农业技术在生产中的普及率和成功率。

(四)加强农村社区教育队伍建设

发展农村社区教育必须要有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这样的教师如陶行知所说的,必须具备一定的学历和相应的专业知识,懂得教育规律,熟悉农村社区情况,还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一定的奉献精神。同时,我们认为,发展社区教育还需要一大批志愿者和热习者,建立社区教育人才库,把社区内热心教育的离退休干部、专家、技术人员和先进人物等组织起来,进行归档,组织成农村社区教育队伍。除此之外,农村社区教育作为社会公益事业,要大力倡导志愿者以多种方式参与,形成一支专兼结合“招之即来,来之能战”的教育工作者队伍,对农村社区教育进行参与、评估,并发挥各自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陶行知.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G]//方明.陶行知教育名篇.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85-86.

[2]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陶行知全集:第2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3]陶行知教育文集[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210-496.

[4]陶行知全集编辑委员会.陶行知全集:第3卷[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4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