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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文化产业概论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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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文化产业概论论文

第1篇

本培训工程针对长沙市发展现代农业、推进新农村建设中人才的需求,为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在全市选择120名35岁以下的农民、将他们培养成直接服务当地“三农”,成为“留得住,用得上”的农村科技骨干,担负起支撑和引领全村致富的重任,使之成为农村科技创业、科技示范、科技推广的骨干,继而成为农村科技致富带头人、农业企业家、村级干部的后备人才。

二、培训对象及条件

1、培训对象

在全市行政村中,挑选120名(原则上每村1名)具有思想品德好、综合素质较好、热爱农村工作,在新农村建设一线的农业科技示范户、龙头企业、特色基地、农村村支两委及其返乡创业农民工中的青年农民代表,(优先考虑没有挑选过的行政村)。

2、学员条件

从事农业生产工作3年以上,年龄35岁以下(特别优秀的年龄可适当放宽),身体健康,具有高中(含职高)毕业、中专毕业或同等学历文化程度及以上,(同等条件女性优先)。

三、报批程序

1、第一阶段:本人提出申请,经村委会推荐,乡镇政府初审,县委组织部、科技局审查,3月31日前报长沙市科技局。

2、第二阶段:长沙市委组织部、市科技局、市农村工作办联合审批,确定学员名单。4月15日前完成。

3、第三阶段:湖南农业大学对报考者进行入学资格审核.报省考试院审查注册。4月28日前完成。

4、第四阶段:湖南农业大学成教学院、长沙市科技局、长沙市委组织部寄发录取通知书,考生持录取通知书按规定时间和要求来校报到。5月中旬开学。

四、培训方案

1、培训专业(专业可根据学员报名后再定)

园艺专业:本专业培养具备园艺科学技术方面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专业技术人员,能为从事蔬菜、果树、花卉“三园”方面的设计、栽培技术管理服务。

电子政务:本专业培养具备一定信息技术采集、利用、管理、信息安全方面以及农业电子商务、农村信息化建设方面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技术人员,提高农村基层干部、涉农企业和先进农户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的能力。

食品工艺专业:本专业培养具备食品科学技术方面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技术管理服务,能为从事食品工艺方面工作提供相关的技术管理服务。

2、专业课程(根据学员的要求,另行设定)

园艺专业:必修课程主要开设哲学、邓小平理论、法律基础、农学概论、植物学、普通遗传学、土壤肥料学、农业生态学、农业经济管理、农业政策学(一)、农业气象学、蔬菜栽培学、果树栽培学、花卉学、园艺病虫害防治,增开考查课程生产实践、农业概论、农业经济管理学、农业推广学、市场营销、计算机在农业中的应用等课程。

电子政务专业:主要开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行政法学、行政管理学、政府经济管理概论、公文写作与处理、办公自动化原理及应用、计算机应用技术、公共事业管理、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电子政务概论、管理信息系统。并在英语、社会学概论、工商行政管理学概论、政治学概论、机关管理、数据库及其应用等课程中任选两门选修课程。

食品工艺专业:主要开设哲学、邓小平理论、法律基础、计算机应用基础、基础化学(二)、食品工艺学、食品微生物学、食品生物化学、食品营养与卫生、食品工厂与设备、食品工厂设计、食品卫生微生物检查、食品微生物学(实践)、食品分析与检验、食品化学,增开考查课程生产实践、农业概论、农业经济管理学、农业推广学、市场营销、计算机在农业中的应用等课程。

3、开设有关讲座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标准和技术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方法

农业电子商务技术

农业新技术系列讲座

长沙地区优秀农业企业、示范村、农业基地实践

培训传授农业技术的教学能力和方法

五、学员须知

1、学习形式及要求

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科,学制2年。考生通过每科考试,成绩合格者,由湖南省教育厅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湖南农业大学颁发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科文凭,国家承认学历。

②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实行以自学为主,学校助学为辅相结合的形式;

③学员每学期在校助学辅导时间为2个月,住校学习期间,学员必须服从学校的统一管理。

④2011年5月份开学

2、学费与其他费用标准及说明

第2篇

[关键词]农村 体育生活方式 现代化 建构

[中图分类号]G81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2)07-0136-02

“新农村建设”目标并不是单纯农村生产方式概念,而是农村社会全面进步的概念和更深层次的农村生活方式概念,实现“提高农民收入”和“增加农民生活幸福”。在新农村建设背景下,体育的健身、娱乐、休闲、教育等功能,使农村体育生活方式现代化成为农村社会现代化应有之义。必须指出的是,虽然农村体育生活方式现代化有其存在理论和实践意义,但是我国城乡之间却横亘着一道深深的鸿沟,农村体育生活方式现代化水平还远远落后于城市。如何建构一个适合农村实际情况的体育生活方式?如何促进农村体育生活方式现代化?笔者认为须将农村体育生活方式置身于新农村建设背景下以获得其自身的规定性。

一、本质认识: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对农村体育生活方式现代化内涵的解读

从本质上说,农村体育生活方式现代化是农村体育生活方式自身运动的必然结果,是农村传统体育生活方式的现代化变迁。诚然,农村脆弱的体育基础设施和滞后的体育事业发展,使得建构农村现代化体育生活方式举步维艰,但并不代表农村体育生活方式现代化就是妄谈。新农村建设实质上是农村的现代化建设。从《意见》的指导精神来看,我国政府已经认识到,当前我国三农问题,已经不是纯粹生产方式现代化问题,而更是生活方式现代化问题。在温饱已解决,农业生产劳动强度不大,闲暇时间较多的情况下,农民对健康、文明、科学的生活方式包括体育生活方式提出更高的要求。农村体育生活方式现代化作为其自身运动的必然结果,不仅一直存在,而且还呈现出一种持续的、复杂的、渐进的过程。这种过程由于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外界因素的影响,农村体育生活方式现代化必然表现出不同的发展速度,甚至反复或倒退。在国家大力推动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我国农村体育生活方式现代化进程将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二、现代化思维: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我国农村体育生活方式建构的理念

(一)农村体育生活方式是一种生产/生活型生活方式

过去,典型的农村生产方式是以动植物为对象的农业生产。动植物应“有机界的发展规律”形成了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即“农忙”和“农闲”。持真义体育观的学者旗帜鲜明地指出在探讨体育概念时,必须清理出一种作为真正精神生产创造活动所应具有的理性——知识主体思维结构。这一学派认为,两种体育概念观的争论实际上是东西方两种不同思维方式(直觉思维与逻辑思维)之间产生激烈碰撞的结果。要彻底解决这一学术难题,必须深入到哲学思维层次,从语言与思维角度加以综合分析,并着重从分析材料和语词概念转向转变思维方式。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党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我国农村现代化步伐逐渐加快。农业生产的机械化和科学化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农民传统的休闲方式,增加了休闲时间并且使之趋于均衡化,降低了休闲时间受到自然束缚的程度;农村企业的兴办和农村的城镇化实现了农村人口的集中,为农民能够进行多姿多彩的休闲生活创造了必要条件;现代交通、电子、通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农村和城市的休闲生活方式差距逐渐减少。这些改变不仅实现了农民的增产增收,而且还增加了农民的生活幸福。

(二)农村体育生活方式是一种民族传统/现代型的生活方式

体育生活方式是一种文化范畴现象,是一种文化娱乐的活动过程和活动形式。体育生活方式因其所蕴含的文化差异形成了不同类型的体育生活方式。在农村,很多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作为习俗文化形态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如摔跤、划龙舟、舞龙灯、扭秧歌等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深受农民的喜爱和欢迎,而且这些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具有适应当代农民文化心理、审美情趣的积极特征,至今仍然流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和社会的高速发展,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不断在农村进行冲突和交融,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的文化危机。大量的现代体育文化如篮球、乒乓球、羽毛球、体育舞蹈等都出现在农村。

三、现代化建构过程:我国农村体育生活方式的合理化调控

(一)以村社为基地,组织日常农村体育生活

诸多的研究表明,“体育概念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已成为 Sport大体育观的立论基础。如有学者依据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指出,体育是一个发展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对体育的认识是不同的,体育的内涵也不大一样。还有学者研究指出,确立体育概念,应根据唯物辩证法遵循以下几个原则:1.存在决定思维原则,体育的概念必须反映体育的本质特征;2.对立统一原则,体育的概念必须反映体育本质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社会发展的关系;3.事物的联系与发展原则,体育的概念必须反映体育本质的整体性及发展规律;4.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原则,体育的概念必须反映体育本质与国际相对应,找出其共性部分,同时又要考虑其时空特征及民族的继承性。

虽然,《物权法(草案)》出台初衷是保障农民权利,但却忽视了村社一级是真正代表农民权益,忽视了农民是相对于村社以外力量弱势的问题。

(二)以农村企业为主体,带动农村体育生活的蓬勃开展

两种体育概念观在各自的研究方法上均表现出了严谨、科学的学术作风。也恰恰是他们各自缜密的研究方法的差异,充分证明了基于不同的方法论指导,可能导致迥然不同的研究结果。并且,由于不同理论基础的研究立场不同,往往使得某一理论只能反映某一事物的某一个方面。尽管“真义体育观”与“Sport大体育观”均表现出了一定的合理性,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它们各自的局限性。“真义体育观”的局限性表现为对当前社会发展背景下体育内涵的理解和把握;“Sport大体育观”的局限性则表现为对体育在我国起源与发展时期体育内涵成因的理解和把握。

四、结论

两种体育概念观在各自的研究方法上均表现出了严谨、科学的学术作风。也恰恰是它们各自缜密的研究方法的差异,充分证明了基于不同的方法论指导,可能导致迥然不同的研究结果。并且,由于不同理论基础的研究立场不同,往往使得某一理论只能反映某一事物的某一个方面。尽管“真义体育观”与“Sport大体育观”均表现出了一定的合理性,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它们各自的局限性。“真义体育观”的局限性表现为对当前社会发展背景下体育内涵的理解和把握;“Sport大体育观”的局限性则表现为,对体育在我国起源与发展时期体育内涵成因的理解和把握。两种体育概念观研究的共同缺陷,是均没有能够完整地描绘体育的发展变化历程,并通过探讨体育在不同时空中的变化来把握体育概念内涵的发展和变化。而通过他们各自研究方法的比较使我们明确了,描绘不同时期体育概念之间的有序过渡,阐述体育概念的发展进程及其与具体社会历史背景的关系是今后研究的当务之急。

【参考文献】

[1]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6[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余涛等.基于社会分层对我国农村体育发展的内在机制审视[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8.8.

[3]郭景萍.我国农村闲暇生活方式的合理化调控[J].重庆社会科学,2000.1.

第3篇

1.1休闲农业产业性质界定

“休闲农业”一词源自台湾RecreationalAgri-culture或LeisureAgriculture的概念,引入中国三十多年来,对其准确的概念定义以及内涵的理解学术界和政府部门均没能形成一致的观点.文章参考前人关于概念界定与内涵划分的研究成果,结合休闲农业产生的时代背景、资源利用类型、开展范围以及社会功能属性,在农业多功能性理论的指导,对休闲农业的概念与内涵进行了如下表述:即休闲农业是在农业多功能性理论指导下,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时代背景下,发生在农村地区的,以农业资源为依托,开展以农业观光、农事与文化体验与休闲的新型农业业态.并认为休闲农业与观光农业、观光休闲农业、旅游农业实质相同,而与乡村旅游、农业旅游、都市休闲农业相区别.

1.2休闲农业综合效益内涵

休闲农业产生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背景之下,是依托农业多功能性理论而开展的新型农业形态.地方通过实施休闲农业能够有效缓解农民就业压力、改善农村生活环境、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区域经济发展,为解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三农”问题提供发展思路.所以文章在进行休闲农业综合效益评价指标体系研究时,对休闲农业综合效益概念做了如下界定:休闲农业综合效益即对于农村、农民与农业所产生的表现在经济效益、文化效益、生态效益、环境效益等多维度的综合效果.

1.3休闲农业综合效益支撑理论

农业多功能性理论的产生源于20世纪80年代.日本为保护国内的稻米市场,增加农产品出口贸易中的话语权,在其“稻米文化”中提出了农业多功能性观点,即农业除在传统生产中具有经济效应外,还具备生态、环境、社会等效益.休闲农业作为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过程中,遵照农业多功能性理论演化出一种新型农业形态,即以农村环境为背景,以农耕文化、农业资源为依托,开展以游览观光、参与体验、科普宣教、休闲度假等多种形态的旅游活动.休闲农业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除拥有一般的经济属性外,在促进农村环境改造、吸纳剩余农村劳动力方面也表现出环境、生态等综合效益特征.

1.4休闲农业综合效益作用机理

通过对休闲农业产业性质的界定、内涵和支撑理论的分析。

2休闲农业综合效益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休闲农业作为农业多功能性理论指导下,演化为以农业资源、农事劳作、农业文化为卖点,集游览观光、参与体验、休闲度假等形式于一体的农业与旅游业相结合的新型农业形态.不仅丰富了农业产业形式,而且为当地居民提供了多元化的收入结构,为富有地方特色的农耕文化提供了宣传与交流的平台,为传统农业如何适应现代农业生产模式提供了新的发展路径,为社会主义新农建设中“三农”问题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法.文章基于休闲农业的多种功能属性,从农业、农村与农民的“三农”视角,构建休闲农业综合效益评价指标体系.特别要注意的是,为便于清晰的解读休开展休闲农业活动对于“三农”所产生的效益问题,在秉承科学性与实用性、系统性与全面性、代表性与层次性原则的基础上,将休闲农业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分解为农业经济效益、农村环境效益和农民发展效益三个层次.

2.1编制方法

指标体系主要有三种编制方法,分别是系统法、目标法和归纳法.考虑到休闲农业综合效益指标涉及面较广的问题,文章根据农业经济效益、农村环境效益和农民发展效益三个层次,选用目标法和德尔菲法进行评价指标体系构建.首先,根据文献分析法和实践经验分析构建初级评价指标体系,形成休闲农业综合效益初级指标打分表,向华侨大学、中国农业大学、西北农林大学等高校从事农业研究、旅游研究、经济研究的专家征求意见,请他们从指标设置的科学性、代表性等角度对各指标进行最高分为10,最低分为0的连续性分值评估,并提出补充或修改意见;其次,计算收回的初级指标打分表中每个指标得分,剔除平均分值低于4分的指标,并汇总专家意见以调整现有初级指标;最后,对得分在4分以上但标准差大于均值一半的指标与专家再做沟通和复议,最终构建休闲农业综合效益评价指标体系.

2.2休闲农业综合效益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上述分析得出休闲农业综合效益评价指标体系由目标层为休闲农业社会效益,准则层为农业经济效益、农村环境效益和农民发展效益,指标层为18个评价指标构成。

2.3休闲农业综合效益评价指标阐述

将休闲农业综合效益定义为目标层,它由农业经济效益、农村环境效益和农民发展效益三个准则层组成.以下就各准则层所代表的涵义以及对应的评价指标含义进行解释:

2.3.1农业经济效益农业作为第一产业,以土地资源为生产对象,通过培育动植物生产食品及工业原料,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虽然随着时代格局的改变,农业在三产中的地位下降,但其产业经济效益仍关乎国民经济建设与发展.休闲农业作为传统农业适应现代社会过程中产生的新型农业,通过开展旅游业促进了地方财政增收和地区农业发展,对农村地区产业生产率的提高、产业竞争力、产业发展环境、贫富差距现状、社会就业等问题有深远影响.

2.3.2农村环境效益地方发展休闲农业要注重其核心资源的维护与培育,而其核心资源主要体现在便捷的交通、清晰的空气、安全的人居环境、淳朴的乡土风情和欢乐的农村文化等优秀的农村环境,所以提高农村环境质量既是产业发展的需求又是产业生存的条件.

第4篇

“中国农村派”是在中国社会大变动的时刻,中国理论界(包括马克思主义派与种种非马克思主义派)必须重新认识、界定中国社会性质,并为此几次激烈论战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当2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广泛传播之时,便爆发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首次论战。1920年11月张东荪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的时评【1】,认为中国的救国之道唯在开发实业,“而不是欧美现成的甚么社会主义、甚么国家主义、甚么无政府主义多数派等等,所以我们的努力当在另一个地方。”正这篇短短的时评,触发了关于社会主义、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首次论战。

张文发表后,陈望道、李达、陈独秀、蔡和森等马克思主义者立即对此进行反驳,他们认为张东荪以“发展实业”来反对各种主义其实质是以发展资本主义来反对社会主义。而张东荪、梁启超又发表了多篇文章详论自己的观点。大体说来,张、梁一方认为中国目前根本谈不上资本主义的发展,因而更无从言及社会主义。所以希望在发展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实行以阶级调和、劳资合作为特色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而这,自然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不能同意的,他们认为中国社会与欧美资本主义社会虽有所不同,但中国已有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能够走社会主义之路。但是,他们的论证方式尚极简陋,远谈不上一种“社会学”的方法。如陈独秀这样“论证”:“请问中国无劳动者,先生吃的米、穿的衣、住的房、乘的车船,是何人做出来的?先生所办的报,是何人排印出来的?”【2 】蔡和森则断定“全国人民除极少数的军阀、财阀、资本家以外,其余不是无产阶级,就是小中阶级,而小中阶级就是无产阶级的候补者。”【3】可以看出, 他们的论断还只限于一般性论述,只是套用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论断,根本没有以各种统计数字为基础的实证性分析说明,自然缺乏理论的说服力。对中共来说,中国社会性质是什么仍是一个没有解决但却无法回避的理论问题。

但在1927年以前,中共对此却无明确、统一的看法。有人认为中国资本主义已较为发达,所以国民革命成功后即是资本主义社会,要待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之后再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有的则认为中国资产阶级直接间接都是帝国主义的买办,均属革命对象。1927年4月国共合作破裂,中共遭到巨大失败。那么, 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仅仅是一种策略上的失误还是一种理论指导的错误?新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的性质是什么?中国的社会性质究竟又是什么?“革命实践”把理论推到了必须解决的地步。1928年11月蔡和森在《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一文中写道:“中国革命性质问题是一个旧问题同是时又是一个新问题,因为这一问题还是在中国共产党生长以前摆在我们面前,但在理论上从未获得正确的解决。”“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呢?还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或已转变到无产阶级社会革命?这一根本问题将决定今后革命之一切战术与策略。”【4】1928 年夏中共六大申明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1929年又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对“半封建”作出如下解释:“中国的土地所有制度是资产阶级的方式占优势(土地可以买卖),地主对于农民的剥削关系是封建的方式占优势(如农产物交租和劳役制的残余),所以中国农村经济关系是一种半封建制度。”【5】对此, 已被免除总书记职务的陈独秀,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概括地说,他认为商业资本的发展、帝国主义的侵略及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他的这一观点,在《中国革命与机会主义》一文中作了十分系统的阐发【6】。 这种观点亦成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第二次论战中“托派”的主要论点。

面对这些论点,中共理论家必须作出回答,这就开始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第二次论战。李立三撰写了《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这一长文,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论证“现在社会组织的经济基础是建筑在城市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与乡村封建生产方法上,而封建的剥削关系,仍然是占优势。所以上层的政治组织毫无疑问的是封建势力与资产阶级的统治即豪绅买办资产阶级的联盟。”而陈独秀等“否认封建势力的存在,就是不愿农民的革命的反动理论的根据。”【7 】值得注意的是,李立三对“半封建”的解释与共产国际对这一概念的解释已略有不同,即中国社会既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又有封建主义生产关系;而不是所有制是“资产阶级的方式占优势”而“剥削关系是封建的方式占优势”。后来,中国共产党对“半封建”的解释也大体如此。1929年1月, 李达在《中国产业革命概观》一书中开始运用一些统计资料,力图论证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便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同年11月,共产党在上海创办了《新思潮》杂志,并于翌年4 月出版了“中国经济研究专号”,发表了多篇共产党理论家的文章。这些文章的共同特点之一是不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而且都开始注重以各种数据和材料作为分析的基础,论证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为了反驳中共的理论观点,“托陈派”也组织力量进行反击。其中以严灵峰和任曙的著述最具代表性。尽管他们二人的论点在某些方面亦有不同,甚或互有攻击,但其基本观点却是一致的。概言之:一,帝国主义的扩张“不但不保持封建势力而且更加速殖民地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发展”。他们并引用了更多的数据来论证此时“中国社会经济资本主义化的过程,还是有蒸蒸日上之势”。二,他们根据大量海关统计数字、帝国主义在华投资的增加及民族工业一定程度的发展,认为“我们很可以肯定的结论道: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了;发展到压倒封建经济的程度”。三,他们认为商品化的发展和农机的使用,使“中国农村经济完全不是自然的封建经济而是处于商品经济支配之下”。由此得出“原来自给自足的封建性的生产,便日益崩溃,以至到微不足称的残余地位”。【8 】如果说前此陈独秀的著作尚属一种抽象的泛论,仅提出了一般性的论点,那么任、严的著述则引用了大量的数据以为陈的论据。

这样,中共理论家必须对这些数字与分析方法作出自己的解释,因而提出“死的数目字与活的解释”这一问题。他们认为“托陈派”只是玩弄数字游戏,把“个别”当“一般”,只看到表面而未看到实质。如他们认为海关册上外贸数字表明农产品出口的增加恰说明是“农村破产,生产力降低的结果,而不是资本主义农庄发展,即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而进口的主要是工业品,恰恰表明“中国资本主义的不发展”。对土地的高度集中,他们也认为并不表明是地主拿来用农机雇佣农民,而是仍将其分成小块租给农民,仍是封建剥削关系。【9】根据同样的数据, 双方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

与第一次论战相比,这次论战表明中国的理论界在这短短的几年间无疑有了非常明显的进步,尤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概念开始具有较确切的函意,并开始产生较大的影响。但是,由于中国农村的社会状况极其复杂,而这次战对决定中国社会性质的农村的论述却依然笼统,也就是说对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这一极为宏大的理论概念依然缺乏详细、充份的论证,因此整体的理论建构尚无法完成。这就很自然地要引起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和论战。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这一概念得到了充份的论证和确立,而这一理论工作主要是由“中国农村派”完成的。

农村问题是中国社会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但长期以来却未得到理论界和社会科学界应有的重视,甚至中共中央此时也把工作重点放在城市,尤其注重“无产阶级较为集中”的大中城市,因而对农村的实际和理论的调查研究亦不能说充分。【10】但是,有一批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家几年来却一直作着虽不引人注意、但却深入细致的中国农村研究,并因1933年成立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而被称为“中国农村派”。30年代中期关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使他们的研究工作受到了广泛的注意,而他们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断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意义则更为深远。

在他们的工作中,曾在美、德两国留学的陈翰笙起了重要的作用。陈氏于1915年赴美留学,于1921年以论文《茶叶出口与中国内地商业的发展》获波莫纳大学(Pomona College)硕士学位,毕业后又到哈佛大学进修访问。不久又到德国柏林大学东欧史地研究所任研究员,并于1924年获柏林大学博士学位,同年即应蔡元培之邀回国在北大任教。这些经历,使他对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有着颇为深入的了解和掌握。在北大期间,他因李大钊影响而信仰马克思主义,并于1926年经李大钊和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的介绍加入第三国际。1927年春,他来到莫斯科第三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任研究员,开始了对中国农民运动和农村问题的研究。在此间,他与国际的中国农村问题专家马季亚尔(L。Madjar)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发生争论。马氏认为中国社会性质已是资本主义,而“我认为,中国农业基本上是个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封建社会性质。但是,由于我不了解中国农村的具体情况,因而拿不出更充分的理由、实例来驳倒马季亚尔”,“因而决心返回祖国后,一定要对中国的社会作一番全面的调查研究。”【11】

陈翰笙回国不久便于1929年春被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延至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任副所长,实际主持所务,开展了广泛细致、现代社会学方法的中国农村社会调查。他聘用了王寅生、钱俊瑞、张锡昌、张稼夫、孙冶方、姜君辰、薛暮桥、秦柳方等多人参加调查工作。后来,其中不少成为中共极有影响的经济理论工作者。从1929年开始,他们先后在江苏无锡、河北保定、广东岭南、广西、河南、陕西等地选点进行详细的调查。同时,他们又组织力量去营口、大连、长春、齐齐哈尔等地调查东北难民问题。为了了解国际资本对中国农村的具体影响,他们对与国际资本联系较为密切的烟农状况还作了专门调查。他们的调查结果出版了《亩的差异》《难民的东北流亡》《黑龙江流域的农民和地主》《封建社会的农村生产关系》《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之发轫》《东北的难民与土地问题》等许多专题论文或论著。许多调查报告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因其资料翔实而被纳入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农复会的调查系列。而陈翰笙于1933年发表的英文著作《现今中国的土地问题》(不久即译为中文)和1934年出版的《广东农村生产关系和生产力》都获得了极高的声誉,前者被太平洋国际学会认为是关于中国土地问题的权威之作。陈氏的指导思想是:“一切生产关系的总和,造成社会的基础结构,这是真正社会学的研究的出发点,而在中国,大部分的生产关系是属于农村的。”“农村诸问题的中心在哪里呢?它们是集中在土地之占有与利用,以及其它的农业生产手段上:从这些问题,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农村生产关系,因而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社会组织和社会意识。”对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农村调查,他批评说:“它们都自封于社会现象的一种表列,不会企图去了解社会结构的本身。大多数的调查侧重于生产力而忽视了生产关系。它们无非表现调查人的观察之肤浅和方法之误用罢了。”【12】而这也就是他们调查研究的理论指导。

例如,无锡农村经济调查团成员有45人,在调查前学习了《资本论》的有关章节,并重点研究了马克思的地租理论,力求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说明农村生产关系,社会性质,并依此理论设计调查方案。他们用阶级关系、地位来对农户进行分类,即将农户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用此取代非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分类法,即将农户分为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或分为小农户、较大农家、大农家、更大农家。在1929年7月至10月的三个月中,调查团对无锡县22个自然村的1204 户农家进行了逐户详细调查。同时还对附近55个村庄的概况和8 个农村市镇的工商业作了调查,以对调查对像与周围环境和背景的关系有更深刻的了解。1930年5月至8月对保定清苑农村进行调查,由于清苑各乡地势水利差异大而村户田权尚无较大分化,所以“调查团按农作水利将全县分为4个区。每区选择最普通村庄作分村经济、村户经济、城镇分业和农户,抽样4种调查。第一种注重分配,第二种注重生产,第三种注重交换,第四种注重消费。”共在6个农村市场、78个村庄和11个村的1773个农户进行了详细调查。1933年11月--1934年5 月他们又对岭南农村作了详细调查,首先对中山等16个县作了全面系统调查,然后又集中力量对番禺县10个代表村1209户农家作了具体调查研究。同时又对广东省另50个县的335个村作了通讯调查。【13】这些调查活动其对象典型,组织安排科学,调查手段和技术灵活多样,因地置宜,是历史唯物主义、现代社会学与中国农村社会实际结合得较为成功的一次社会实践。这三个地方的自然条件、社会环境、土地关系及雇佣关系都非常不同,但陈翰笙以大量的调查和精心的设计向人们说明尽管有此种种不同,但农村问题的实质无一例外地都是封建性的土地所有制关系问题。中国的土地问题之所以成为全国性的中心问题,并不仅仅是土地分配不均及高利贷所能解释的。实际上,土地问题所反映出的复杂的社会经济政治关系,即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才是问题的所在。通过对不同地区的“农村经济”的调查研究,说明的却是有关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政治关系的普遍性质,这确是陈翰笙的过人之处,也是他与其他非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区别之所在。【14】

稍后,在陈翰笙等创办的《中国农村》月刊上,陆续发表了一些“怎样做农村调查?”“农村经济的调查和统计”等有关调查统计方法的文章,引导人们从这样的角度和目的来作农村调查:“我们的调查,首先要研究帝国主义怎样侵略中国农村,妨碍农业生产的发展。其次要研究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的分配,地主豪绅的各种榨取方式,以及他们同帝国主义和都市资本之间的联系。第三要研究各类农民的经济地位,他们的生产方式和农村劳动大众所受到的各种榨取。最后更要研究各种复兴政策的意义和效果,暴露各种改良主义的本质,并替农村劳动大众指示一条正确的出路。”强调“所得答案要有很明确的社会意义”,“在我们把一大堆的调查材料着手统计之前,首先就要考虑到分类问题”。在按量和按社会性质这两种分类法中,又强调按社会性质、“根据着土地关系和雇佣关系”将农民分成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这五个阶层,“这是最科学的分类方法”。由此出发,调查设计就要注重土地分配情况,租佃关系,雇佣关系,借贷关系,田赋、税捐、摊派、勒索、劳役,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同乡公所的关系,帝国主义、买办资本同地主豪绅间的联系,帝国主义、买办资本怎样操纵农产品价格或用其他方式剥削农民。在这种理论构架和方法的引导下,结论是很明显的【15】。

第5篇

【关键词】 近三十年;农村教育问题;著作;论文;研究综述

一、有关农村教育研究的著作综述

通过对有关农村教育著作梳理归类,从农村教育著作研究层次进行划分,发现农村教育研究著作主要涵盖农村教育整体概论、农村教育改革与发展概论以及农村教育典型案例选编等内容。

1、关于农村教育整体概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党中央对农村改革不断推进实施,农村教育日益受到重视,翻阅中国共产党历次文献汇编可以发现有许多相关文章开始对农村教育进行关注和研判,只不过是以农村教育命名书籍很少。后来,关于农村教育详述的有李少元著的《农村教育论》(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李少元著的《农村教育论(新世纪版)》(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余永德主编的《农村教育论》(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农民权益保护法律政策读本编委会编著的《农村教育》(中国林业出版社,2005年),段振榜著的《中国现代农村教育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以上主要是对于农村教育较为详细概述,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需要而产生、出现和不断变化的,与党和政府政策对农村教育的重视是分不开的。

2、关于农村教育改革与发展概论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不断推进以及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农村教育也开启改革探索之旅,主要著作有:吴畏、李少元主编的《农村教育整体改革研究》(山西教育出版社1990年),国家教委、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遍的《当代国际农村教育发展和改革大趋势――农村教育国际研讨论文集 (上、下册)》(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年),藤纯主编的《中国农村教育的战略抉择》(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进入新世纪,农村教育研究也步入快车道,不同的是研究层次和深度有所提高,主要著作有庞守兴著的《困惑与超越:新中国农村教育忧思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廖其发主编的《中国农村教育问题研究》(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教育出版社2006年),项蕾著的《论农村教育与“三农”问题》(贵州教育出版社2007年),张锦华、吴方卫著的《中国农村教育平等问题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关于农村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书籍一般都是立足农村教育现状或者是农村教育未来发展道路以及城乡农村教育差异化增加的视角对农村教育问题提出来改革的路径。

3、关于农村教育典型案例

囿于区域发展快慢和资源富乏现状,农村教育也不可能取得“共同富裕”,当然本着“先富带动后富”思想,农村教育还是出现一些发展典型,对之研究的著作主要有:中国教育学会体育研究会汇编的《学校体育改革与研究――全国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县体育研习班讲稿汇编》(中国教育学会体育研究会1990年),何东昌主编的《中国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的伟大实践:农村教育综合改革案例选编》(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年)。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较多是处于试验,而新千年以来却是更为深入研究,从中央到地方的重视,以及从地方到中央的反映,一些先进农村教育发展典型不断涌现,对之研究的书籍更是如雨后春笋,主要著作有陈乃林主编的《小康后苏南农村教育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李少元主编的《新世纪小康农村教育建设的范例与蓝图》(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雷万鹏著的《中国农村教育焦点问题实证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7年),尚立富著的《隐痛与希望:解读中国西部农村教育》(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年),柯玲著的《农村教育共同体构建:基于成都郫县的探索与实践》(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

二、有关农村教育研究的论文综述

依据中国知网(CNKI)对题名“农村教育”进行搜索,可得有关“农村教育”研究的学术论文总共有约22500篇(检索时间截止为2016年9月1日)。研究年份上以2005年、2006年(1102篇)、2006年(1552)、2007年(1785篇)最为集中;研究层次上以基础性研究为主,最为集中的是基础研究(社科)(13878篇,占比约为62%)、行业指导(社科)(2602篇,占比约为11.56%)、政策研究(社科)(1444篇,占比约为6%)这前三个学科;研究学科结构上以理论管理层面研究居多(6654篇,占比约为29.57%),其次为成人教育与特殊教育(4235篇,占比约为18.82%)和中等教育(3104篇,占比约为13%);研究机构上总体(39所)上以师范类(26所)和农业类(8所)院校为重,其中师范类院校研究排在前三的是东北师范大学(265篇)、西北师范大学(250篇)、西南大学(原西南师范大学(224篇)。

同时,本文又通过在中国知网(CNKI)以题名“农村教育研究”进行检索,选取了被引排列前且每篇文章、论文被引次数皆大于等于200次。这其中包括赵耀辉的《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及教育在其中的作用――以四川省为基础的研究》(1997);周宗奎等人的《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发展与教育问题》(2005);范先佐的《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面临的问题及对策》(2005);谈松华的《农村教育:现状、困难与对策》(2003);周逸先、崔玉平的《农村劳动力受教育与就业及家庭收入的相关分析》(2001);庞丽娟、韩小雨的《我国农村义务教育教师队伍建设:问题及其破解》(2006);陈敬朴的《农村教育概念的探讨》(1999);蒋平的《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基本缺失的问题及对策》(2005)等以及一些近年来被引用较多的,如的《一定要把农村教育办得更好》(2011);郭晓霞的《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缺失的社会学思考》(2012);刘晓红的《我国农村学前教育发展中的问题、困难及其发展路向》(2012);范先佐的《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与农村教育难点问题的破解》(2013);段成荣等人的《城市化背景下农村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2014)等一系列对农村教育研究较为深入的文章。

三、小结

综上对农村教育研究层次、学科、机构的分析得出:一是农村教育研究较为集中于“十一五”期间,2007年达到了“抛物线”顶点,对农村教育研究较多集中于基础和职业层次上,对成人教育研究较少,尽管农村教育从内涵上是包涵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等内涵,仔细分析梳理发现其中也存在着对具体内涵理解和把握不清、概念模糊,“在对农村家庭教育现状及存在问题研究时,存在对现状和存在问题及其原因三者概念的界定不清,有的文章论述现状,等同于论述存在问题”;[1]二是关于农村教育管理体制机制探索成为研究重点领域,农村教育研究主要以师范院校和农业院校推动为主,县域具有实践话语权的一线中小学教师研究成果较少;三是对于农村教育研究较多立足于典型的或者说是广为人知的区域进行分析探索,真正结合各个地区的全面研究依然没有全面呈现,必须“突破束缚转变观念深入解读研究对象”,[2]地域特色研究不突出;四是对农村教育资金问题和发展对策研究较为集中,农村社区教育有所涉及但不多;五是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研究调查研究实效性有待加强。要想取得政策对地区发展的实效性作用,就必须对相关政策有针对性结合实际进行分析解读、对具体问题给予解答,“应加强调查研究和比较研究”。[3]

【参考文献】

[1] 杨文静.近三年来农村家庭教育研究综述[J].安康学院学报,2013(4).

[2] 于金翠,乔仁洁.近十年我国农村成人教育研究综述[J].湖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7(4).

[3] 李志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成人教育研究综述[J].成人教育,2008(9).

第6篇

“中国农村派”是在中国社会大变动的时刻,中国理论界(包括马克思主义派与种种非马克思主义派)必须重新认识、界定中国社会性质,并为此几次激烈论战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当2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广泛传播之时,便爆发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首次论战。1920年11月张东荪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的时评【1】,认为中国的救国之道唯在开发实业,“而不是欧美现成的甚么社会主义、甚么国家主义、甚么无政府主义多数派等等,所以我们的努力当在另一个地方。”正这篇短短的时评,触发了关于社会主义、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首次论战。

张文发表后,陈望道、李达、陈独秀、蔡和森等马克思主义者立即对此进行反驳,他们认为张东荪以“发展实业”来反对各种主义其实质是以发展资本主义来反对社会主义。而张东荪、梁启超又发表了多篇文章详论自己的观点。大体说来,张、梁一方认为中国目前根本谈不上资本主义的发展,因而更无从言及社会主义。所以希望在发展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实行以阶级调和、劳资合作为特色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而这,自然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不能同意的,他们认为中国社会与欧美资本主义社会虽有所不同,但中国已有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能够走社会主义之路。但是,他们的论证方式尚极简陋,远谈不上一种“社会学”的方法。如陈独秀这样“论证”:“请问中国无劳动者,先生吃的米、穿的衣、住的房、乘的车船,是何人做出来的?先生所办的报,是何人排印出来的?”【2 】蔡和森则断定“全国人民除极少数的军阀、财阀、资本家以外,其余不是无产阶级,就是小中阶级,而小中阶级就是无产阶级的候补者。”【3】可以看出, 他们的论断还只限于一般性论述,只是套用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论断,根本没有以各种统计数字为基础的实证性分析说明,自然缺乏理论的说服力。对中共来说,中国社会性质是什么仍是一个没有解决但却无法回避的理论问题。

但在1927年以前,中共对此却无明确、统一的看法。有人认为中国资本主义已较为发达,所以国民革命成功后即是资本主义社会,要待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之后再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有的则认为中国资产阶级直接间接都是帝国主义的买办,均属革命对象。1927年4月国共合作破裂,中共遭到巨大失败。那么, 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仅仅是一种策略上的失误还是一种理论指导的错误?新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的性质是什么?中国的社会性质究竟又是什么?“革命实践”把理论推到了必须解决的地步。1928年11月蔡和森在《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一文中写道:“中国革命性质问题是一个旧问题同是时又是一个新问题,因为这一问题还是在中国共产党生长以前摆在我们面前,但在理论上从未获得正确的解决。”“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呢?还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或已转变到无产阶级社会革命?这一根本问题将决定今后革命之一切战术与策略。”【4】1928 年夏中共六大申明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1929年又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对“半封建”作出如下解释:“中国的土地所有制度是资产阶级的方式占优势(土地可以买卖),地主对于农民的剥削关系是封建的方式占优势(如农产物交租和劳役制的残余),所以中国农村经济关系是一种半封建制度。”【5】对此, 已被免除总书记职务的陈独秀,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概括地说,他认为商业资本的发展、帝国主义的侵略及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他的这一观点,在《中国革命与机会主义》一文中作了十分系统的阐发【6】。 这种观点亦成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第二次论战中“托派”的主要论点。

面对这些论点,中共理论家必须作出回答,这就开始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第二次论战。李立三撰写了《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这一长文,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论证“现在社会组织的经济基础是建筑在城市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与乡村封建生产方法上,而封建的剥削关系,仍然是占优势。所以上层的政治组织毫无疑问的是封建势力与资产阶级的统治即豪绅买办资产阶级的联盟。”而陈独秀等“否认封建势力的存在,就是不愿农民的革命的反动理论的根据。”【7 】值得注意的是,李立三对“半封建”的解释与共产国际对这一概念的解释已略有不同,即中国社会既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又有封建主义生产关系;而不是所有制是“资产阶级的方式占优势”而“剥削关系是封建的方式占优势”。后来,中国共产党对“半封建”的解释也大体如此。1929年1月, 李达在《中国产业革命概观》一书中开始运用一些统计资料,力图论证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便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同年11月,共产党在上海创办了《新思潮》杂志,并于翌年4 月出版了“中国经济研究专号”,发表了多篇共产党理论家的文章。这些文章的共同特点之一是不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而且都开始注重以各种数据和材料作为分析的基础,论证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为了反驳中共的理论观点,“托陈派”也组织力量进行反击。其中以严灵峰和任曙的著述最具代表性。尽管他们二人的论点在某些方面亦有不同,甚或互有攻击,但其基本观点却是一致的。概言之:一,帝国主义的扩张“不但不保持封建势力而且更加速殖民地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发展”。他们并引用了更多的数据来论证此时“中国社会经济资本主义化的过程,还是有蒸蒸日上之势”。二,他们根据大量海关统计数字、帝国主义在华投资的增加及民族工业一定程度的发展,认为“我们很可以肯定的结论道: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了;发展到压倒封建经济的程度”。三,他们认为商品化的发展和农机的使用,使“中国农村经济完全不是自然的封建经济而是处于商品经济支配之下”。由此得出“原来自给自足的封建性的生产,便日益崩溃,以至到微不足称的残余地位”。【8 】如果说前此陈独秀的著作尚属一种抽象的泛论,仅提出了一般性的论点,那么任、严的著述则引用了大量的数据以为陈的论据。

这样,中共理论家必须对这些数字与分析方法作出自己的解释,因而提出“死的数目字与活的解释”这一问题。他们认为“托陈派”只是玩弄数字游戏,把“个别”当“一般”,只看到表面而未看到实质。如他们认为海关册上外贸数字表明农产品出口的增加恰说明是“农村破产,生产力降低的结果,而不是资本主义农庄发展,即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而进口的主要是工业品,恰恰表明“中国资本主义的不发展”。对土地的高度集中,他们也认为并不表明是地主拿来用农机雇佣农民,而是仍将其分成小块租给农民,仍是封建剥削关系。【9】根据同样的数据, 双方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

与第一次论战相比,这次论战表明中国的理论界在这短短的几年间无疑有了非常明显的进步,尤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概念开始具有较确切的函意,并开始产生较大的影响。但是,由于中国农村的社会状况极其复杂,而这次战对决定中国社会性质的农村的论述却依然笼统,也就是说对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这一极为宏大的理论概念依然缺乏详细、充份的论证,因此整体的理论建构尚无法完成。这就很自然地要引起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和论战。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这一概念得到了充份的论证和确立,而这一理论工作主要是由“中国农村派”完成的。

农村问题是中国社会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但长期以来却未得到理论界和社会科学界应有的重视,甚至中共中央此时也把工作重点放在城市,尤其注重“无产阶级较为集中”的大中城市,因而对农村的实际和理论的调查研究亦不能说充分。【10】但是,有一批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家几年来却一直作着虽不引人注意、但却深入细致的中国农村研究,并因1933年成立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而被称为“中国农村派”。30年代中期关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使他们的研究工作受到了广泛的注意,而他们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断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意义则更为深远。

在他们的工作中,曾在美、德两国留学的陈翰笙起了重要的作用。陈氏于1915年赴美留学,于1921年以论文《茶叶出口与中国内地商业的发展》获波莫纳大学(Pomona College)硕士学位,毕业后又到哈佛大学进修访问。不久又到德国柏林大学东欧史地研究所任研究员,并于1924年获柏林大学博士学位,同年即应蔡元培之邀回国在北大任教。这些经历,使他对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有着颇为深入的了解和掌握。在北大期间,他因李大钊影响而信仰马克思主义,并于1926年经李大钊和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的介绍加入第三国际。1927年春,他来到莫斯科第三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任研究员,开始了对中国农民运动和农村问题的研究。在此间,他与国际的中国农村问题专家马季亚尔(L。Madjar)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发生争论。马氏认为中国社会性质已是资本主义,而“我认为,中国农业基本上是个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封建社会性质。但是,由于我不了解中国农村的具体情况,因而拿不出更充分的理由、实例来驳倒马季亚尔”,“因而决心返回祖国后,一定要对中国的社会作一番全面的调查研究。”【11】

陈翰笙回国不久便于1929年春被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延至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任副所长,实际主持所务,开展了广泛细致、现代社会学方法的中国农村社会调查。他聘用了王寅生、钱俊瑞、张锡昌、张稼夫、孙冶方、姜君辰、薛暮桥、秦柳方等多人参加调查工作。后来,其中不少成为中共极有影响的经济理论工作者。从1929年开始,他们先后在江苏无锡、河北保定、广东岭南、广西、河南、陕西等地选点进行详细的调查。同时,他们又组织力量去营口、大连、长春、齐齐哈尔等地调查东北难民问题。为了了解国际资本对中国农村的具体影响,他们对与国际资本联系较为密切的烟农状况还作了专门调查。他们的调查结果出版了《亩的差异》《难民的东北流亡》《黑龙江流域的农民和地主》《封建社会的农村生产关系》《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之发轫》《东北的难民与土地问题》等许多专题论文或论著。许多调查报告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因其资料翔实而被纳入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农复会的调查系列。而陈翰笙于1933年发表的英文著作《现今中国的土地问题》(不久即译为中文)和1934年出版的《广东农村生产关系和生产力》都获得了极高的声誉,前者被太平洋国际学会认为是关于中国土地问题的权威之作。陈氏的指导思想是:“一切生产关系的总和,造成社会的基础结构,这是真正社会学的研究的出发点,而在中国,大部分的生产关系是属于农村的。”“农村诸问题的中心在哪里呢?它们是集中在土地之占有与利用,以及其它的农业生产手段上:从这些问题,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农村生产关系,因而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社会组织和社会意识。”对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农村调查,他批评说:“它们都自封于社会现象的一种表列,不会企图去了解社会结构的本身。大多数的调查侧重于生产力而忽视了生产关系。它们无非表现调查人的观察之肤浅和方法之误用罢了。”【12】而这也就是他们调查研究的理论指导。

例如,无锡农村经济调查团成员有45人,在调查前学习了《资本论》的有关章节,并重点研究了马克思的地租理论,力求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说明农村生产关系,社会性质,并依此理论设计调查方案。他们用阶级关系、地位来对农户进行分类,即将农户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用此取代非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分类法,即将农户分为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或分为小农户、较大农家、大农家、更大农家。在1929年7月至10月的三个月中,调查团对无锡县22个自然村的1204 户农家进行了逐户详细调查。同时还对附近55个村庄的概况和8 个农村市镇的工商业作了调查,以对调查对像与周围环境和背景的关系有更深刻的了解。1930年5月至8月对保定清苑农村进行调查,由于清苑各乡地势水利差异大而村户田权尚无较大分化,所以“调查团按农作水利将全县分为4个区。每区选择最普通村庄作分村经济、村户经济、城镇分业和农户,抽样4种调查。第一种注重分配,第二种注重生产,第三种注重交换,第四种注重消费。”共在6个农村市场、78个村庄和11个村的1773个农户进行了详细调查。1933年11月--1934年5 月他们又对岭南农村作了详细调查,首先对中山等16个县作了全面系统调查,然后又集中力量对番禺县10个代表村1209户农家作了具体调查研究。同时又对广东省另50个县的335个村作了通讯调查。【13】这些调查活动其对象典型,组织安排科学,调查手段和技术灵活多样,因地置宜,是历史唯物主义、现代社会学与中国农村社会实际结合得较为成功的一次社会实践。这三个地方的自然条件、社会环境、土地关系及雇佣关系都非常不同,但陈翰笙以大量的调查和精心的设计向人们说明尽管有此种种不同,但农村问题的实质无一例外地都是封建性的土地所有制关系问题。中国的土地问题之所以成为全国性的中心问题,并不仅仅是土地分配不均及高利贷所能解释的。实际上,土地问题所反映出的复杂的社会经济政治关系,即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才是问题的所在。通过对不同地区的“农村经济”的调查研究,说明的却是有关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政治关系的普遍性质,这确是陈翰笙的过人之处,也是他与其他非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区别之所在。【14】

稍后,在陈翰笙等创办的《中国农村》月刊上,陆续发表了一些“怎样做农村调查?”“农村经济的调查和统计”等有关调查统计方法的文章,引导人们从这样的角度和目的来作农村调查:“我们的调查,首先要研究帝国主义怎样侵略中国农村,妨碍农业生产的发展。其次要研究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的分配,地主豪绅的各种榨取方式,以及他们同帝国主义和都市资本之间的联系。第三要研究各类农民的经济地位,他们的生产方式和农村劳动大众所受到的各种榨取。最后更要研究各种复兴政策的意义和效果,暴露各种改良主义的本质,并替农村劳动大众指示一条正确的出路。”强调“所得答案要有很明确的社会意义”,“在我们把一大堆的调查材料着手统计之前,首先就要考虑到分类问题”。在按量和按社会性质这两种分类法中,又强调按社会性质、“根据着土地关系和雇佣关系”将农民分成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这五个阶层,“这是最科学的分类方法”。由此出发,调查设计就要注重土地分配情况,租佃关系,雇佣关系,借贷关系,田赋、税捐、摊派、勒索、劳役,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同乡公所的关系,帝国主义、买办资本同地主豪绅间的联系,帝国主义、买办资本怎样操纵农产品价格或用其他方式剥削农民。在这种理论构架和方法的引导下,结论是很明显的【15】。

第7篇

关键词:社会主义新农村 三农 农联

当前,在讨论“三农”问题时,往往是就“三农”谈“三农”,极少有学者在探析“三农”出路时论及邓小平早在1990年就提出的关于中国农村改革“两个飞跃”的设想。同样,十六届五中全会虽然首次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但通篇没有“两个飞跃”的字样。由此,可以定论“新农村”绝对“新”不到哪里去,必然会沦为过去所提的“三农”问题的翻版。不过唯一区别在于“三农”侧重指问题,是一个问题性概念,而“新农村”则是个目标性命题。

(一)“三农顽症”告诉我们什么

在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解读上,笔者发现虽然参与解读的学者很多,但都是整齐划一的认识。极少有从“新农村”这个概念提出的背景中掘出“新意”来。就其原因来说,大概中央对“新农村”概念的提出本身就是以往“三农”改革的继续,本无新意,当然,也就嚼不出新味道。倘若真如此,恐怕“十一五”后,当我们在盘点五年来的成果时,“三农”处境不比现在更进一步恶化已是大幸。尽管凭心而论无论政界还是学界可能在这五年中就所谓的“新农村”这个“宏伟目标”花了不少心血,但五年后的现实并不会为我们的“劳苦”而有所改善。这样没招“十二五”还得痛定思痛再抛出个“建设社会主义新新农村”的概念来,然后焦头烂额再五年。

多年来笔者一直在呼吁重新审视“三农”的根本矛盾和政策。早在五年前,当在武汉目睹了李昌平声泪俱下写给朱?基总理的“万言书”后,曾花了近两个多月时间到四川、湖北、新疆等省实地考察。在考察后,提出了系统的农村改革设想,即“农联”模式化的初步构想,同时预言如果中国的农村不迅速渐趋式向“农联”模式迈进,任何改革措施只会使“三农”问题积重难返,政府陷入“三农”发展的泥潭只会越来越深。五年过去了,“三农”依旧是焦点,唯一变的是李昌平换成了吴春桃夫妇,而原来的李昌平也过上了甚是体面的生活。李昌平走了,吴春桃夫妇来了又去了,五年后又会是谁呢?“三农”问题为何成了“顽症”?根本原因何在?其实笔者之一在《经济学消息报》(总第672期)中已就此问题作过专题论述,并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的“三农”问题核心不在农民问题,而在农村问题,也即农村的长远发展问题,而不是我们“年年提、月月提、日日提”的“如何提高农民收入的问题”。这是个很严重的本质问题把握上的偏差。如果不针对主要矛盾即“小生产与大市场”矛盾的解决去改去革,而仅仅“为增加收入而改革”那么再动听的宏伟大计也必然无济于事。

(二)权威专家对“新农村”运动的解读

如今,十六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命题,这无疑是一个实质性解决“三农”问题的良好契机。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概念的提出并不意味着实现“第二个飞跃”已提上议事日程,关键得看这是个什么样的“新农村”。

就“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解读,怎样才是正解呢?应该说来,最能代表学界、政界对“社会主义新农村”权威解读的无疑是林毅夫、张红宇、丁力等学界和政界名流在《21世纪经济报道》《社会主义新农村之路》专题中的系列阐释。从文中对嘉宾的介绍可知,林毅夫是以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张红宇以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巡视员、丁力以农业部农垦局副局长、农业产业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的身份参与了“新农村”的解读。应该说来凭资历和阅历这三位对“三农”都是极具话语权的,他们对“新农村”或“三农”的理解无疑最具代表性和权威性。关于“新农村”的形成背景林毅夫教授从“三农”存在的现实问题进行分析,他认为提出“新农村”是城乡差距的扩大以及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现实要求。张红宇和丁力二位则从农村的发展要求来阐释“新农村”的意义。就如何实现和建设“新农村”,林毅夫认为,“要真正缩小城乡差距,最重要的,最持续的就是必须减少农民,将农村里大量劳动力转移出来”。但笔者认为,减少农民是必然的,而最关键的是如何减少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而不是泛化概念下的“农民”。当然这不仅仅是缩小城乡差距的需要,更是农村社会长远发展的必然。在就如何构建新农村这个问题时林毅夫认为,政府应当增加对农村基础建设项目的投入,认为这是“把钱用到能产生‘四两拨千斤’的地方,因为这样建设能够创造许多就业机会,增加农民收入”。张红宇的认识也如出一辙,认为要启动农村市场核心是提高农民的收入,并指出提高农民收入的两条道路:“一是农业内部收入,二是非农业收入,要求政策上要多予少取。比如,拓展补贴范围和增加新的补贴等”。丁力认为,新农村下农民要转变为新型农民,生活方式生活环境等都得有新的转变。颇有新意的是,丁力指出建设新农村实际上是农村“就地城市化”。丁力的认识无疑已经接近基于“两个飞跃”设想下新农村的真正内涵。尽管三位“三农”专家解读“社会主义新农村之路”在许多方面都具有相当的远见卓识。但从总体上看“三位”专家对新农村的把握,更多地仍着眼于现实中“三农”问题的解决,对“新农村运动”的认识仍然还停留在“三农”改革的修补之上,并没有更多的新意和重大突破。但却能代表了当前相当多政学界人士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观点。由此可见,正如笔者所担心的,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并没有着眼于邓小平“两个飞跃”的设想。

(三)“新农村”的意义应该何在

笔者认为:“新农村”必须实施新的农村发展战略才能谓之“新”,应该是对以往“三农”改革的重新审视和再定位而不是当前“三农”改革的继续。“新农村”概念的提出应该是一场农村的革命,一场基于邓小平所提出的“两个飞跃”设想的革命式改革。只有从这个意义上理解的“新农村运动”才具有真正的历史意义,才能切中“三农顽症”的要害。否则,任何意义上的“新农村”都将是以往“三农”提法的继续,而“社会主义新农村”则会沦为“表决心”的漂亮口号,从而失去任何实质性意义。

在改革中,无论政界还是学界似乎都存在一种心理偏好,即总喜欢将一项政策措施的意义夸大,并将其与历史上某次重大的变革作“战略意义”上的等量齐观。比如,不少学者将“费税改革”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继、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之后农村的“第三次重大变革”。可实际上“费税改革”在解决“三农”问题上作用极为有限,即便全部免除农业税并不断地再给农民补助,它的作用也仅仅只能停留在“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上。要不“费税改革”已经被“深化”了这么多次,“三农”问题却反而越来越突出了呢?故解决“三农”问题不是“千方百计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这么简单。“三农”的结症在于长期以来“小生产和大市场”的矛盾。当前最广大的农村仍然无法摆脱“个体家户生产”的小农经济模式,这样的“小生产”是无法应对越来越开放有序的“大市场”的。如果不走真正?“产销一体化”并尽快实现专业化大生产,那么“农户经济”必然会走向没落,“费税改革”是挽救不了“小农经济”的。

如前文分析,当前对“新农村”的解读文献中除了一些套话和官话外,大多没有深入到“新农村”的实质,认识的层次不深。目前看来“新农村”的提出仅仅是基于当前“三农”问题的日益尖锐,党中央对“三农”问题的再度重视而已。其意义顶多只能同在西部发展严重不平衡后提出“西部大开发”,在东北老工业基地深陷发展的泥潭后提出“振兴东北”一样。所以在“三农”问题处境日益恶化后提出“新农村”,在逻辑上是不难理解的。这样的解读中“新农村运动”只能与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等国家的宏观战略调整相并列。当然,仅停留在这个层次上的解读绝对是不够的。

按照笔者的理解,如果真要纳入“三次重大变革”?比较的话,那么土地革命、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无疑是两次重大变革,第三次重大变革是什么呢?这就是邓小平“两次飞跃”所设想的第二次飞跃,即“集体经济”。当然,这里的“集体经济”绝不应该是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实施以前的那个“集体经济”,而是具有现代公司制特征的有广泛农民参与的“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产销一体化”组织,也就是后文所提出的“农联”。此次十六大五中全会所提出的“新农村”建设虽然没有提到“两个飞跃”的思想,但仍可视为实现“第二次飞跃”的一个重要契机。如果新农村的意义是为了实现“第二次飞跃”的话,无疑“十一五”就是“第三次重大变革”的历史时期。

(四)如何将“两个飞跃”的设想融入“新农村运动”

1990年邓小平首次系统提出中国农业改革与发展需要有“两个飞跃”的思想,第一个飞跃, 是废除,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 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 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发展集体经济。邓小平关于农业“两个飞跃”的重要论断是其农业发展战略的高度概括和总结。二十多年的改革实践证明,要解决历史积累的“三农”问题,不可能再拘泥目前这种常规办法,小搞小闹,否则是难以实现“第二次飞跃”!必须施以大手笔、出手非凡,才能振奋人心,才能彻底改变农村发展的旧观念,才能尽快改善“三农”形势和城乡关系,收到事半功倍之效。为此探寻和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展模式就必须有新的纬度:

第一,把发展农村和农业生产力尤其是农业生产力作为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农民问题可以通过民工输出等多种方式来解决,但农村问题却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发展农村生产力尤其是农业生产力。没有农业生产力的真正提高一切改革都将是事倍功半、收效甚微。提高农业生产力的一个具体要求就是要实现农业生产的专业化、机械化、自动化和具有规模经济的大生产。这是我们“新农村”建设必须首先要考虑的问题,那种认为我国农村劳动力众多、人均耕地少,没有必要实现农业专业化、机械化、自动化和规模化的大生产是极端错误的。这种认识只会把农村引向死胡同。

第二,必须按照市场经济原则办事,而不是一味的帮扶。市场原则的重要方面主要体现在尊重市场主体的自,还农民自己决定如何发展自己的权利,让农民自主自愿自发走向专业合作组织。要强调合理引导下的农民自治和自由组织,不能靠行政手段强迫农民实行生产和销售的联合。再就是必须遵循平等原则,包括市场主体即农民地位身份的平等和产品、服务交换的平等。为此要彻底废除“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不公平、不公正的户籍制度,还农民国民待遇,同时实现农业产品的商品化避免农产品和工业产品的“剪刀差”现象,实行等价交换。

第三,必须坚持走集体化、公司制的道路。走集体化的道路是实现农业产业化、机械化、自动化和规模经济以及有效解决农村中“小生产与大市场”矛盾的必由之路;而公司制的组织方式是实现农业生产现代化管理的保证也是建立现代化农村的必然要求。让农民自主自愿组织成立农村联合经营有限公司(简称“农联”)使之成为在性质和职能上区别于当前乡镇企业、中介组织、农业协会以及各种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等的农村集体组织。农民可以通过土地、资产、技术、资金、劳动力以及农产品等入股“农联”,成为“农联”股东或固定员工并享受获利分红的权利。需要强调一点:“农联”是一个具有独立的法人财产权的生产型经济实体,是联系分散农户、逐步实现土地集中、生产环节的统一生产经营以及流通环节的一体化管理等职能于一身的集体组织。

第四,必须以积极而稳妥的土地政策制度创新为依托。这是农村改革与发展新模式成功与否的关键一着。没有土地使用权的集中就不会有农业产业化,更不可能实现农业生产的机械化、自动化,也就不可能实现最大程度的规模经济。而土地使用权的集中关键在于土地流转的真正实现。为此要在家庭联产责任制下在保证农户原始承包关系不变的情况下积极探索有效的土地流转和集中方式。让农户拥有完全的租赁权、入股权、抵押权和继承权,使土地不仅仅成为“温饱”的保障,更要成为农民长期收益的保障。由于我国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差,所以在土地流转中要强调确保土地给农民带来长期收益权,要积极探索实践用土地买社会保险,以土地作资产入股分红、拿土地使用权换工作岗位等方式来保证农民的长期利益,避免简单的一次性现金补偿。

第五,充分发挥外部力量的引导、规范和约束作用。农业要实现产业化、农村要城市化、农民要变为市民、小生产要变成社会化的大生产,在当前必须要强调政府的引导和规范作用。“政府搭台,农民唱戏”是农村改革与发展新型模式的必然要求。鉴于国有企业的改革教训新型的农村改革与发展模式(也即“农联”模式)下政府部门要转变观念,尤其是乡一级政府的行政职能要淡化,或考虑取消部分地方乡政府的行政设置,只设立区县政府各职能部门在乡的驻点或办事处,并且要突出强调其科技服务和经济引导的功能,充分发挥规范市场、维护农民权益的作用。另外要多途径、多渠道地实现农联与城市企业、乡镇企业、个体、私营、三资企业等其它经济实体的业务合作,共同融入乡村城市化建设,实现各经济实体相互竞争、相互补充、相互合作、彼此服务,从而全面繁荣农村经济,达到真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效果和目的。

实现“两个飞跃”的构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即坚持走“农联”模式化的改革道路无疑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新农村的理论探索。它的目的在于长远着手通过解决农村中“小生产和大市场”矛盾,实现中国特色的农村产业化、工业化、城镇化和农村现代化。为此,只有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新农村”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新农村”。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苗长虹·中国农村工业化的若干理论问题[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

[3]苗长虹·中国乡村可持续发展:理论分析与制度选择[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9

[4]张新华等·城镇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改造初探—以佛山市为例[j]·南方农村,2004,(3)

第8篇

关键词:农村金融;农村金融发展;交易视角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7217(2007)02-0008-06

一、引言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认为“概念在其展开的过程中就表现为理论,对术语的不断加细的定义过程就是概念的展开过程”[1](P57)。Martin Heidegger则指出学科“基本问题”根本就是不可能解决,研究者只是不断地理解这些问题,不断地重新提出这些问题,从而不断深化对整个理论的领悟[2](P3)。黄达在界定“金融”概念时指出:“一门学科,其最高理论成就往往就凝结在对于本学科的核心范畴如何界定、定义之中”[3](P113)。“农村金融”与“农村金融发展”是农村金融学科两个最基本的概念和核心范畴。正确分析和准确定义“农村金融”与“农村金融发展”,不仅是农村金融理论研究首要的基础性工作,而且也是当前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加快农村金融发展必须首先解决的基本问题。

下面,依据“概念是反映客观现实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和“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哲学观点,试图在分析当前农村金融理论和实践中,既有“农村金融”与“农村金融发展”定义的缺陷及其成因与影响的基础上,运用新制度经济学方法,从交易视角重构功能意义的“农村金融”与“农村金融发展”概念内涵,深化对“农村金融”与“农村金融发展”的认识,为农村金融可持续发展建立概念基础。

二、既有“农村金融”定义的缺陷

准确定义“农村金融”是研究和解决农村金融发展问题的首要前提。文献分析发现,虽然农村金融在我国历史悠久,但“‘农村金融’作为一个概念被广泛运用,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事”[4]。长期以来,在“金融,即货币资金的融通”的主流金融观①基础上,“农村金融”的内涵似乎只要给“金融”冠以“农村”就能自然地被定义出来。事实上,我国既有“农村金融”概念就是这样生成的②,即“农村金融就是农村的金融”[4]。这种看似简单明了,实际却是望文生义、同意反复的定义,不仅掩盖了农村金融的自身特性,使之失去了作为独立范畴存在的逻辑基础,而且存在两个明显问题。一是“农村的”指向不明。是为农村经济发展服务的,还是存在于农村地理空间的,从属于农村经济主体的,冠以“农”字招牌的,在农村从事业务活动以及其他兼而有之,等等,其内涵含糊不清。二是对“金融”的理解流于形式。不仅忽视了“对金融的定义,传统金融理论和现代金融理论是有区别的”[5],“存在从不同视角对‘金融'所进行的规范性的论证”[3],其表述林林种种,各不相同,“直到今天……尚无普遍被接受的统一的理论界定”[3]的事实。而且沿袭了主流金融观“金融,即货币资金的融通”,只是概括了金融活动的外表,却将其本质隐藏起来的形式化定义,“有‘望文生义’之嫌”[6],没有深刻地认识到:“金融的实质其实并不是资金的借贷”,而是“财产(Property)的借贷或财产的跨时(Intertemporal)交易活动”[7],“‘金融’就是信用转让”[8]的金融本质属性。显然,仅依此形式化的定义,难以把握“农村金融”的内涵,更难以进一步透视出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本质和农村金融可持续发展的要义。概念是反映客观现实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农村金融”的本质蕴藏于农村金融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之中,其定义实际上是不同历史背景下的农村金融现实在人们观念上的反映。依据这一认识,联系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实际,深入分析可以发现,导致上述缺陷的原因在于:1978年开始的中国农村改革,是在没有触动整体经济和金融体制背景下自发进行的,农村改革取得成功后,改革的重心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便在政府主导下转向了城市和工业。虽然伴随经济、金融体制改革,我国农村金融改革也从未停止,但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偏好的强烈驱使,农村金融改革始终没有摆脱计划经济时期工业和城市倾斜发展战略下的农村金融外生于农村经济的被动局面,改革的目标只是暂缓工业化、城市化与农村经济矛盾。研究和认识“农村金融”的范式始终没有跳出计划经济和城乡“二元”金财经理论与实践(双月刊)2007年第2期2007年第2期(总第146期)熊德平:农村金融与农村金融发展:基于交易视角的概念重构融背景下基于传统货币银行理论形成的以“农业”为对象、以信贷为特征、以人为认定身份、依靠行政手段赋予职能为标准、以地理意义上的农村金融机构为载体的机构范式(Institutional paradigm),从而直接导致了“既有文献,对于农村金融问题的关注,特别是对农村金融服务供给不足问题的分析,大多着眼于农村金融机构视角",认为“农村金融服务供给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村金融机构的不足”[9],农村金融功能的发挥必须在现有机构框架下赋予其功能,进而通过其行为绩效判断其功能实现的效应,即遵循“机构―功能―行为绩效”的分析范式。然而,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和教训以及建国以来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重构的不懈努力,并没有解决农村金融供给不足问题,反而导致了金融机构大量退出,这些都表明机构范式的“农村金融”难以成为求解中国农村金融问题的逻辑支点。而且这种分析范式的偏差、似是而非的定义,导致了将农村金融等同于农业金融,农村经济中的其它金融需求被忽视,农村金融理论和政策变成了单一的农业金融理论和政策。导致了将农村金融等同于农村金融机构,农村金融功能和农村金融机构相互混淆,把农村金融发展等同于单纯的农村金融机构增加,“并从构建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角度试图对农村金融服务供给不足问题进行具体求解”[9]。同时,导致了将农村金融机构的界定等同于农村身份的人为认定,致使那些只有“农村”之名而无“农村”之实、甚至有悖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金融机构,也被认定为农村金融,致使农村金融政策缺乏有效的实施和传导载体,农村金融功能无法具体落实。此外,还人为地加剧了城乡金融分割的“二元”结构,农村金融职能被人为地限制在只有“农村”身份,而不一定具有相应意愿和能力的金融机构范围内,致使农村金融资源配置画地为牢,金融机构间的市场竞争有失公平。结果是农村金融机构和政府之间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和“机会主义”,农村金融市场出现“逆向选择”,农村金融机构非农化倾向和农村金融资源外流严重,农村金融功能被弱化。可以说当前我国农村金融理论和实际工作的一系列问题,都与“农村金融”缺乏科学界定有关。因此,选择恰当的视角和范式,科学界定其内涵十分必要和迫切。

三、交易视角的农村金融内涵

概念作为客观现实在人们观念上的反映,是不同视角下的思维写照。选择交易③视角定义“农村金融”,是基于我国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关系现实与经典理论相悖的事实④。在交易视角下,依据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遵循下列逻辑层次定义“农村金融”:(1)农村金融是一种交易,是分工和交换的产物。不同产权主体是其存在的前提,所有权的分散性与生产集中性的矛盾,风险能力和经营能力分布的不对称性,以及资源的所有和所需,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不对称分布是其存在的基础。(2)农村金融交易规模是农村经济活动规模的函数,农村金融交易具有显著的规模经济效应。而决定金融交易成本的主要因素并不是交易规模,而是交易次数以及交易双方的信息对称性程度。农村经济“规模收益”的存在和产权主体对“规模收益”的追求是农村金融存在和展开的内在动力。(3)在制度约束下,以信息为前提,建立在心理上的信任和安全感基础上的信用交易是农村金融的本质特征。农村金融交易实质上是交易主体通过对交易对象“合理性”的判断,即可能获得的收益与风险损失和交易成本的权衡,进行选择从而实现收益最大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仅重复交易和反复博弈形成的信誉,对信息披露和心理上的信任与安全感建立具有促进和放大作用,进而可以极大地减少风险损失和节约交易成本,推动农村金融这种信用交易的扩张。而且,交易双方的信息能力、风险能力、谈判能力等资源禀赋状况、最优化目标以及所受约束的有效性和外部不确定因素的冲击,直接决定了农村金融交易的缔约过程和结果,进而决定农村金融发展。(4)全靠信用维系的农村金融交易,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断使农村经济货币化金融化信用化,使信用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农村金融成为现代农村经济的核心。(5)农村金融交易的表现形式和组织方式只是农村金融的外在特征。农村金融机构是专业化的农村金融供给主体,其出现和发展是社会分工合乎逻辑的结果,而社会分工的演进又以市场范围的扩展为依据,农村金融机构作为依靠专门化知识、能力和信誉,提供“专家”型的中介服务组织,只有在农村经济发展对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需求随市场扩大达到一定水平时才会变为现实。换句话说,只要真正具备农村金融交易的条件,并且这些条件能确保农村金融交易达到一定的规模,市场自然会诱导出相应的农村金融机构。相反,如果忽视农村金融交易的条件,人为地向农村经济系统强行输入某种新的农村金融机构,不仅不会带来农村金融交易规模的扩大,反而可能使这种农村金融机构陷入运转困境。由此可见,农村金融组织规模是农村经济活动规模的函数,农村金融机构作为农村金融交易的专业化供给主体,其本身数量的多少、规模的大小,现代化程度的高低并不必然与农村金融发展相对应,也就是说,农村金融机构存在的价值在于其农村金融功能的发挥,而不在于其数量的多少、规模的大小、现代化程度的高低,以及表现形式和组织方式的先进与落后。因此,“农村资金融通”只是农村金融外在形式的概括,而非农村金融本质属性。“农村金融”不论其数量、规模、现代化程度以及表现形式和组织方式如何,其本质都是信用关系制度化的产物,是不同产权主体基于信息、信任、信誉和制度约束基础上的信用交易活动,它通过信用工具将分散资金集中有偿使用,以实现“规模经济”,并通过组织这些活动的制度安排构成经济系统及其运动形式。农村金融系统是由资金的流出和流入方,连接二者的农村金融中介机构和农村金融市场,以及对其进行管理的中央银行和其它农村金融监管机构及其运行制度和机制共同构成的。它可以通过融通资金、传递信息、提供流动性支持等提高农村资源配置效率;还可以通过提供专业化服务和套期保值来有效地分散和降低风险。

可见,当前我国农村金融供给不足的问题,实质是农村金融交易不足的问题[9](P314),更进一步讲,是农村金融交易条件不足的问题。因此,农村金融发展的关键问题不仅“并不在于机构的简单增设,当着眼于交易水平的提高”[9]。因为“机构作为一种特殊的交易主体,其本身数目的多少并不必然与交易的规模相对应”[10],而且针对农村金融交易特点的农村金融交易条件创造,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所在。基于交易视角,农村金融形态的变迁应该“内生”于农村经济发展,只是其功能的实现形式。因此,农村金融的概念内涵在功能意义上表现为:(1)农村金融是具有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功能的金融。农村金融作为“农村的”“金融”,在功能范式的认知框架下,是指与“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需求相对应、具有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功能的“金融”,而不是被人为认定“农村”身份,或只为农业生产提供信贷服务的农业金融,或仅在农业和农村领域为自身需要而开展业务活动的地理意义上的农村金融机构及其组织体系。只有那些为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交易需求,在分工和交换体系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组织体系才属于农村金融的范畴,即农村金融的交易功能决定了农村金融机构和组织体系的形态,而不是相反。农村金融的有效性不在于其机构的多少、规模的大小和现代化程度的高低,而在于其功能的发挥程度。换句话说,“只要能承担相应的金融功能,具体的金融机构形式则是无关紧要的”,“只有通过某种形式提供农村居民所需的金融服务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9]。(2)农村金融是农村经济与整体金融的交叉系统。农村金融从属于农村经济系统,研究农村经济问题应包括农村金融,研究农村金融问题,要考虑农村经济的影响;同时,农村金融又属于金融范畴,是整体金融系统中的一个单元,研究金融问题不能回避农村金融。同样,研究农村金融问题,不能不考虑整体金融的影响,农村金融系统运动既是金融系统运动的一部分,又是农村经济系统的一部分;既具有金融的一般特征,又具有与农村经济需求相一致的独特形态,是宏观经济环境下农村经济与整体金融双重作用的结果。(3)农村金融是内部功能和结构复杂多样的系统,农村金融的内涵既要从理论层面上根据整体金融状况和农村经济发展目标来理解,又要从现实层面上根据农村金融的现实状态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来理解。在理论上,农村金融应当包含一系列内涵丰富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如储蓄、信贷、结算、保险、投资、理财、信托等,以及与之相对应的金融组织体系,或者说和整体金融应该是保持一致的组织体系。在现实上,农村金融则是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需求,具有自身特点的不断演化的动态结构。

四、农村金融发展的制度解释

“农村金融发展”在逻辑上既是“金融发展”在“农村金融”领域的延伸,也是“经济发展”⑤在“农村金融”上的体现。但简单地将“农村金融发展”定义为“农村的金融发展”或“农村金融的发展”无助于深入领会其本质含义。研究发现,和“农村金融”定义一样,我国既有"农村金融发展"也是在Raymond.W.Goldsmith“金融发展”⑥上冠以“农村”的简单定义。无疑,Raymond.W.Goldsmith范式的方法论意义是极为深刻的,这一定义侧重反映的是金融发展的数量方面,是基于传统发展经济学理论对“金融发展”外在表现的反映⑦,没有真正揭示金融发展背后的制度因素,与Von Mises和Hayck“发展就是分工和交换的扩张”以及Douglass.C.North“发展就是制度变迁”的新制度经济学观点并不一致。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还只是“增长”意义上的“农村金融发展”。

把握“农村金融发展”内涵,不仅要借助Raymond.W.Goldsmith范式,把握其“量”的方面,而且“金融发展应力求解说金融机制、金融制度总体如何发生变化,金融结构应包含金融制度、金融交易模式或交易机制”[12]。因此,还必须从交易视角深入到制度层面把握其“质”的方面。这样,可以在定义“农村金融”概念内涵基础上进一步定义,“农村金融发展”是农村金融交易的扩张,农村金融交易扩张不仅表现为交易量和交易活动范围或空间领域的扩大,以及交易手段农村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而且表现为农村金融交易主体对交易的“规模收益”与风险损失权衡后的选择。在农村金融交易通过“规模经济”获得的收益大于交易的风险损失和用于减少不确定性、降低交易风险的交易成本之和,即农村金融交易的规模净收益为正时,农村金融交易就扩张。换句话说,农村金融发展是以规模净收益的存在为前提的,当农村金融交易的规模净收益为零时,农村金融发展停滞。因此,“规模经济”是农村金融发展的原动力,风险损失和交易成本是对农村金融发展的根本限制。促进农村金融发展的关键在于提高“规模经济”的收益和降低风险损失与交易成本。

农村金融交易的每一次扩张,都使得交易双方信息的不对称程度、交易的不确定性或风险随之加大,进而使交易的“信任程度”难以得到确认和保证,判断农村金融风险和收益的难度增加,农村金融交易成本增加。为降低交易成本,农村金融交易中的信任关系从交易双方发展到对交易对象农村金融工具的信任,从而推动了农村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而对不断出现的农村金融工具的“合理性”及其风险的判断,需要依靠具有专门化知识和能力的“专家”――农村金融中介机构来提供服务。这样,对农村金融工具的信任转化为对农村金融中介――“专家”的声誉和其专业化知识和能力的信任,农村金融交易中的委托―关系产生。信任程度越高,委托―效率越高,交易成本越低,农村金融的“规模效益”越好,农村金融规模净收益又进一步促进农村金融交易发展和扩张。为了持续维持这种发展和扩张,就必须监督和强化委托―中的信任关系,这种监督无非是“自我监督”、“双向监督”、“第三方监督”。这样,农村金融监管以及相应的规则――农村金融制度以及实施制度的专业化农村金融监管机构便产生了。农村金融便从原始意义上的农村金融活动,发展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农村金融体系――依靠制度增进信任,促进农村金融交易活动不断扩张,追求规模净收益最大化的资金集中、流动、分配和再分配系统。

分析农村金融发展过程可以发现,农村金融发展是由“特殊主义信用”⑧向“普遍主义信用”⑨的发展,实体经济中规模经济的存在和经济主体对规模收益的追求是农村金融发展的前提;信息以及建立在信息基础上的信任、由信任产生的信用、持续信用形成的信誉是农村金融发展的根本;减少农村金融交易的不确定性,降低农村金融交易风险和农村金融交易成本的制度,是农村金融发展的保证。农村金融发展归根到底是农村金融制度的完善。

同样,在把握“农村金融发展”制度属性的基础上,还必须结合农村金融的功能、特征和所处的外部环境,从功能范式意义上理解“农村金融发展”。(1)农村金融发展的目标在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金融作为促进资本形成的重要方式,农村金融发展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农村金融发展就是要通过减少农业生产者的借贷成本,提供足够资金,改善其生产和生活条件;通过为其使用现代化技术提供资金支持,以刺激农业生产的发展;通过为其分散存在于生产和经营等过程中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以增进其农村经济活动的可预见性,促进农村经济发展。(2)农村金融发展必须和农村经济发展保持适应。发展中国家的农村金融发展,尤其是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主要面对的是大量的分散小农和农村中、小企业,不仅交易规模小、次数频繁、缺少担保或抵押,难以获得建立信用所必须的信息,而且农民的文化素质和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等特点,还要求金融服务简便、灵活、及时,加上农村经济尤其是农业投资周期长、收益低、不稳定、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并存、比较利益低下等特征,使农村金融的交易成本、资金使用成本和交易风险高,而收益又比较低。现代化的、有组织的正规商业性金融,不仅不愿意涉足农村金融市场,而且在追求规模经济过程中,形成的一整套有效规避风险的制度和方法,还阻碍甚至禁止农村金融交易。因此,农村金融发展并不表现为金融机构、工具和制度的现代化,而是表现为与农村经济的适应性。(3)农村金融发展必须以政府行为的有效性为前提。农村金融需求往往因正规金融供给短缺和非正规金融成本过高而难以满足,农村金融交易的自我扩张动力不足,农村金融发展的市场机制失灵。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条件下,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金融发展将处于低水平的均衡,进而进入相互抑制的恶性循环。因此,政府必须介入农村金融发展,使之超出“金融交易的扩张”的一般内涵。无疑,政府干预对早期的农村金融发展,尤其是重建并迅速发展农村金融组织十分有效。但金融展开其自身的内在逻辑,以及政府的“有限理性”和“看不见的脚”,必然使政府对金融发展的要求不断提高,出现对金融发展的过度干预,进而越来越阻碍着农村金融发展,使农村金融发展因缺少有效的市场制度而停滞。因此,农村金融发展必须以政府行为的有效性为前提。(4)农村金融发展受到宏观制度环境的影响和冲击。“农村金融发展”尽管有其自身逻辑,但无法超越经济发展战略和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安排。而经济发展战略及其制度安排,取决于经济发展目标、资源禀赋和外部环境。在工业化的初期,工业化所需资金只能来自以农业和农民为主体的农村经济,农村金融发展必须服从工业化战略。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区别,只是手段不同而已,前者是国家对金融实施控制的强制过程,后者是以金融自由化为特征的市场自发过程。从这一意义上讲,工业化过程中农村金融发展外生于农村经济发展。但经济发展对农村经济发展,尤其是农业发展具有基础性的依赖,农村金融发展的上述过程并不能持续,农村金融发展必须保证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这样,内生于农村经济的农村金融也必然客观地存在,“二元金融结构”就变得十分自然。内生于工业化战略的农村正规金融发展,因其和农村经济发展目标不一致,就会不断要求政府压制农村经济内生出来的非正规金融,进而在城乡金融呈现“二元”结构的同时,农村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也表现出“二元”特征。除此以外,政府对金融发展的审慎态度和外部金融发展后果的影响,也通过政府的金融制度安排影响着农村金融发展。我国建国后的重工业和城市倾斜发展战略,以及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步伐,尤其是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后,政府在农村金融发展上的现实表现,都是理解“农村金融发展”内涵的最好的例证。

注释:

①王绍仪(2002,P114):“金融就是货币资金的融通,指通过货币流通和信用渠道以融通资金的经济活动”;《辞源》(1915版):“今谓金钱之融通曰金融,旧称银根”;《辞海》(1936版):“monetary circulation谓资金融通之形态也,旧称银根。”《辞海》(1979版):“货币资金的融通,一般指与货币流通与银行信用有关的一切活动”;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1986)也把相当于我国金融的“FINANCE”定义为:“The system that includes the circulation of money,the granting of credit,the making of investments,and the provision of banking facilities”。

②农村金融“就是农村的货币资金融通”(巩泽昌,1984:P4-20;张琳,1984:P1-10);“是一切与农村货币流通和信用活动有关的各种经济活动”(丁文详等,1988:P47);“是货币、信用、金融与农村经济组成的‘融合体’”(舒子塘,1989:P10);“是农村货币资金运动中的信用关系”(王世英,1992:P1);“是以信用手段筹集、分配和管理农村货币资金的活动”(李树生,1999:P29);“是指农村货币资金的融通”(王绍仪,2002:P115)等等。

③本研究中的“交易”是新制度经济学意义的“交易”,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交互行为,是制度分析的基本单位,本研究中交易可以理解为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主体之间的交互行为。

④根据经典经济学理论,市场需求可以诱导出相应的市场供给。而长期以来中国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关系的基本事实,一直是农村金融供给不足,“一直没能由农村经济系统成功地内生出相应的金融服务机构和相关制度安排”,“决策层可以允许个体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发展,而不能容忍个体金融和民营金融的发展”,内生的农村金融不仅一直没有很好成长起来,而且“其发展的不规范与过度失序为其后的严厉管制与取缔提供了口实”(张杰,2003:P311)。

⑤发展经济学认为经济发展是指伴随着经济、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等全方位变革的经济增长,不仅意味着产出的增加,而且意味着随产出增加而出现的产出与收入结构以及政治、文化等制度因素的变化。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以往对经济发展原因的研究都集中在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及专业化与劳动分工等方面,而这些因素与其说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倒不如说是经济增长本身。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是制度的变迁,一种能提供适当的个人刺激的有效产权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Douglass C.North,1990)。奥地利学派的Von Mises和Hayck等自由主义者认为经济发展就是分工和交换的扩张,即哈耶克称之为“合作秩序”的市场制度扩展或演进过程。在当代,“经济发展”又赋予了“追求生活质量、可持续性、公平分配和民主参与”的内涵,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人文发展”的概念。

⑥Raymond.W.Goldsmith(1969)在《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中将金融现象归结为金融工具、金融机构和金融结构。认为金融结构是一国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的形式、性质及其相对规模的综合,金融发展就是金融结构的变化,研究金融发展必须研究金融结构,并尽可能从数量关系上描述,而不是满足于对金融与经济关系的描述性说明。

⑦R・I・Mckinnon和Edward.S.Shaw(1973)则将Raymond.W.Goldsmith的“金融发展”称之为“金融增长”。彭兴韵(2003:P181)把金融发展界定为“金融的功能不断得以完善、扩充并进而促进金融效率提高和经济增长的一个动态过程”。

⑧指建立在对特定交易者或交易物人格化信任基础上的信用,由于建立信任的前提信息,一般是通过血缘、亲缘、情缘、地缘、业缘等特定关系获得的,所以,这种信用基础上的农村金融通常只发生在某一特定的狭小范围,可以主要依靠伦理道德等非正式制度来保障。

⑨指独立于交易者或交易物身份特殊关系的,建立在对非特定交易者或交易物信任基础上的信用,由于建立信任的前提信息,一般是在外在力量有效的监督、强制与激励约束下获得的。所以,这种信用通常可以在一个较广泛的范围发生,其范围大小受制于外在力量监督、强制和激励约束的有效性,必须主要依靠法律规章和政策等正式制度来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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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巩泽昌.农村财政与金融[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84.

[15]张琳.农村金融学[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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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彭兴韵.金融学原理[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3.

Rural Finance and Its Development: Definitions Reconstruction

at the Angle of Trade XIONG Deping

第9篇

关键词:农村中等职业教育;三农;新型职业农民;现代农业;城镇化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14)12-0026-03

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开始提倡发展职业教育并强调职业教育的重要作用和意义。同时,政府针对农村中等职业教育了一系列指导性文件。例如,1983年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革农村学校教育若干问题的通知》明确指出:“改革农村中等教育结构,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是振兴农村经济,加速农业现代化建设的一项战略措施。”这是笔者能够查阅到的最早的倡导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文献。随后,针对“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的研究拉开了序幕。三十多年来,该研究领域有着丰硕的学术科研成果。然而,通过研读该领域的众多文献,笔者发现学界对“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的理解和定义不甚相同。例如,有学者将其界定为在农村地区举办的中职教育,也有学者将其理解成以农村户籍的人为培养对象的中职教育,还有学者认为农村中等职业教育是以农业技术为主要教学内容的中职教育。“农村中等职业教育”概念的模糊不清将阻碍有关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理论的发展,也会对其理论研究的顺利推进造成负面影响,甚至会阻碍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相关政策的落实。因此,对“农村中等职业教育”这一概念进行辨析,并对此概念进行界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办学地域需含城市地区,不限于农村地区

许多学者将“农村中等职业教育”这一概念中的“农村”理解为办学地域。例如,谢革新在研究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问题与对策时,将“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理解为在农村地区进行的中等职业教育。再如学者赵艳红把“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界定为在农村地区举办的中等职业教育,指出农村中等职业教育是县、镇、乡、村等地区农村中职学校提供的各类中等职业教育。此外,还有一些以“农村中等职业教育”为主题的文章疏忽于对该概念进行界定,但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在文中间接地表达出“农村中等职业教育”是指农村地区举办的中等职业教育。如孙连勇在研究河北省农村的中等职业教育基本现状时,指出目前河北省农村(含县和县以下)各类中等职业学校有279所。可见,他将河北省的“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定义为河北省农村(含县和县以下)中的各类中等职业学校的教育。

然而,当读到研究者薛路花所著的题为《农村中等职业教育涉农专业办学模式改革研究――以邢台市农业学校为例》的文章时,笔者感到十分困惑。因为邢台是一个地级市,下辖4区、15县、代管2县级市,这说明这篇文章研究城市地区的农村中等职业教育。而这一论点与前文中农村中等职业教育是指农村(含县以及县以下)地区举办的观点产生矛盾。这一矛盾产生的起因就是按办学地域的方式来界定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的涵义。同时,如果“农村中等职业教育”中的“农村”理解为地域概念,那么其外延将难以包含城市中实际存在的涉农专业的中等职业教育和农村学生所接受的发生在城市的中等职业教育。而通过研究可以发现,“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的外延必然包含城市中涉农专业的中职教育和农村学生在城市接受的中职教育。原因主要有如下两点:一是很多中职学校是创办于市级城市之中,而且这些中职学校招收的学生大量来自农村;二是市级城市中的中职学校有一部分是招收涉农专业学生的。以上两点之所以可以成立的缘由是:我国现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决定了我国的农村中等职业教育既要培养来自农村的学生,又要培养涉农专业的人才。

因此,将“农村中等职业教育”中的“农村”理解为办学地域是不妥的,而理解为培养服务于“农村、农业、农民”人才的中等职业教育才是正解。在城市和农村地区都存在“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因此,不能将“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狭义地解释为在农村地区举办的中职教育,而应明确“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的举办是没有地域限制的。在这里,先要探讨“农村中等职业教育”服务于农村的寓意(对于培养服务于“农民”、“农业”人才的部分将在后文概念辨析过程中逐一说明)。首先,传统意义上的“农村”指的是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劳动者(农民)聚居地。然而,在理解“农村中等职业教育”中的“农村”时,需要将“农村”看作是一个动态的农村。由于不同时期的农村呈现出不同形态,因此“农村”的内涵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其次,传统农村没有乡镇企业、没有农村休闲产业等二、三产业。但是,未来农村更多发展的是乡镇企业、各类休闲产业以及农业产业等。因此,在探析“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培养的是服务于农村的人才时,必须将“农村”理解为动态的农村,着眼于未来的农村发展,才能真正培养出服务于农村的人才。

培养对象需含新型职业农民,不限于农村户籍的人

有研究者把“农村中等职业教育”间接地界定为培养对象是来自农村的学生、农民工或者传统农民的中职教育。例如,学者董天鹅把所有东、中、西部农村户籍的学生在中等职业院校中接受的教育划归为农村中等职业教育。换句话说,农村中等职业教育被认为是针对乡村学生的中等职业教育。只要学生是农村户籍,他们接受的中等职业教育就属于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又如,黎瑛指出江西省是个农业大省、农村人口比例较大,解决好农村适龄青年的发展问题需要大力发展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可见,研究者们惯于将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的培养对象理解为拥有农村户籍的人。

虽然上述两位学者对“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的概念都没有作出明确的界定,但是他们对“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的理解却有比较一致的地方,即认为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的培养对象是拥有农村户籍的人。此种认识其实对概念内涵把握不够严密,因而缩小了“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的外延。理由如下: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确实培养服务于农业的人才,并通过资助涉农专业来达到这一目的,但农村中职学校涉农专业的学生并不一定都是农村户籍,有一部分很可能是城镇户籍,而这些城镇户籍涉农专业的毕业生最可能成为新型职业农民。此处的新型职业农民是相对传统农民来讲的,主要指从事大、中、小型现代农业的从业者。现代农业的发展需要的人才不仅仅是传统农民了,而是各类大、中、小型现代农业的从业者。因此,农村中等职业教育要培养涉农方面的人才,就不该根据是农村户籍还是城市户籍来确定培养对象,否则将导致概念的外延被缩小。

所以,将“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理解为培养“农村户籍的人”的中职教育不免有点牵强,而理解为培养服务于“三农”人才的中职教育将会更加合理。理由是: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的培养对象事实上必然包括新型职业农民,而这些新型职业农民并不一定都来自农村,通常也有部分来自城市,他们往往因为热爱从事现代农业而投身于农村工作。首先,随着农村的主体农民的老龄化以及大量“80后”、“90后”的农村青年外出务工,农村的发展面临着诸多问题,尤其是农业发展。为此,为了促进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加快培养有利于农村经济发展的传统及新型职业农民成为时代的必然要求。其次,从宏观的国家政策层面看,2008年《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加快发展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并逐步实行免费”。接着,2009年秋季学期开始,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实施免学费政策。其中,免费对象是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涉农专业学生(含农村与城镇户籍学生)。可见,在国家政策文件中,“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强调加强对农村户籍的学生和城镇户籍的涉农专业学生的培养,其主要目的都是为了培养一批未来服务于“现代农业”的人才。因此,无论是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培养农村户籍的人,还是城镇户籍的人,只要有利于农村地区的发展,有利于现代农业的发展,有利于农民素质的提升,都应该得到认可。为此,农村中等职业教育不仅要培养农村户籍的传统农民(包含其子女),且要培养城镇户籍中那些能够服务“新农村”建设的新型职业农民,从而实现为新农村建设发展提供人力资源的目的。

教学内容需含经营管理等

非农业技术,不限于农业技术

从教学内容的角度来看,有研究指出,农村中等职业教育是高中阶段进行的并且教学内容中农业技术占主要组成部分的职业教育。此定义相当于把“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直接理解为“农业中职教育”。无独有偶,皮江红认为农村职业教育(包含农村中等职业教育)要把普及性培训作为主要方式,以农业实用技术为主要内容,以农业人才需求为导向等。可见,“农村中等职业教育”被界定为以农业技术为主要教学内容的中职教育。

显然,以上两种定义都认为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的教学内容应该以农业技术为主,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虽然我国农业发展水平相对来说还比较薄弱,并且长期缺乏农业技术人才,为此提倡通过农村中等职业教育来培养紧缺的农业技术人才有其内在道理。然而,绝不能因为农业方面紧缺人才这一原因,就认为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的教学内容必须以农业技术为主。农村之所以发展缓慢,并不是简单地因为农业技术人才队伍的薄弱,还由于农村的经营管理等非农业技术方面人才的稀缺。此外,现代农业的发展也急需懂得经营管理技术的人才,并且农业产业化同样依赖营销方面、食品加工方面的技术人才。

为此,“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的概念能否理解为教学内容以农业技术为主的中职教育有待商榷。首先,从价值层面分析,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具有服务于农业的功能毋庸置疑,但是,也必须看到其同时服务于“农村、农民”。其次,现代农业的发展仅依赖于农业技术是远远不够的,换句话说,发展现代农业不仅需要农业技术人员,更需要管理、经济、财会、信息技术等多个专业的人才。所以说,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的教学内容需要包含经营管理、市场营销等非农业技术,而不能局限于农业技术。

“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的定义

综上所述,理论界对“农村中等职业教育”概念的理解存在模糊不清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农村中等职业教育”中的“农村”被理解为办学地域,导致难以解释城市地区也存在“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其次,“农村中等职业教育”被限定为服务于农村户籍的人,导致概念的外延被缩小;再次,“农村中等职业教育”教学内容被误认为主要是农业技术,从而忽视了同样重要的非农业技术。针对这些问题,笔者尝试将“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定义为:培养服务于农村、农业、农民的人才的中等职业教育。该定义主要包含以下寓意:服务于动态发展的农村、服务于传统及新型职业农民、服务于现代农业。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的本质是培养服务于“三农”的各类人才,从而实现新型职业农民素质技能的提升、促进现代农业的发展,最终推进农村城镇化。

参考文献:

[1]谢革新.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问题与对策[J].教育与职业,2013(20):1-2.

[2]赵艳红.邯郸市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研究[D].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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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薛路花.农村中等职业教育涉农专业办学模式改革研究――以邢台市农业学校为例[J].职教论坛,2013(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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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篇

关键词:学科 “三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思想政治理论课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建立

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主渠道,因此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便成为高校的一项重要任务。这一任务随着国家经济社会和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日益显得重要。为此,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应运而生。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建立不仅会优化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这一主渠道,而且会有助于更好地完成这项重要任务。诚然,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简单地等同于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但也不能囿于学科建设是从事理论研究,而忽视理论教育所从事的理论普及工作。学科建设固然是着力于理论上的提升,但理论工作本身的特性、特点和发展的规律性要求我们,紧密结合理论教育的实际,为理论教育服务,不仅不会影响理论品位的提高,而且是促进理论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途径。因此,理论要真正发挥作用,就需要重视理论教育和理论普及,这是理论的本性使然,是理论发展的规律使然。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级学科来建设,使其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形成了更为紧密的关系。这一紧密关系的形成,是一个相互受益并获得双赢的过程。在这种紧密关系中,思想政治理论课将不断得到学科建设的有力支撑,同时,学科建设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的过程,又会有力地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身的发展。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既不会影响和限制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发展,也不会降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建设的水平。恰恰相反,密切关注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需要,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提供研究成果和适用的人才,将会进一步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建设的内容,优化人才培养模式,拓宽用人渠道,夯实学科建设的基础;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效果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建设成就和水平的重要体现。总之,通过双向对接,二者会相互促进 、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和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得以更好更快地发展。

二、“三农”问题的提出

“三农”指农村、农业和农民;而“三农”问题则特指中国大陆的农村问题、农业问题和农民问题所引发的社会问题,包括贫富悬殊及流动人口等。

农民问题:是“三农”的核心问题,表现为农民收入低,增收难,城乡居民贫富差距大,实质就是农民的权利得不到保障。

农村问题:集中表现为农村面貌落后,经济不发达。

农业问题:集中表现为农民种田不赚钱,产业化程度低。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实行的是统分结合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由此开始推动农村产业化的进程。然而,第一产业的发展却始终远不及第二与第三产业。农民种田没有足够的收入,便开始出现农民进城打工的现象,由于城市不能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从而形成了大量集聚在城市却无工可做的农民工群体。随之而来的是农民生产积极性持续下降,农业投入开始减少,导致更多的农民进城“找工作”,形成恶性循环。因为农业发展的优劣直接影响国民经济,而且农村人口占中国总人口的3/4,其生活状况成为中国人总体生活状况的最主要反映,农村能否尽快发展便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三农”问题也就成为当前中国社会的突出问题。

对于“三农”问题的研究和学习需要循着这样一个逻辑框架:

从时代背景着眼认识“三农”问题,全面解决“三农'问题,需要大视野和大手笔,“三农”问题的解决是一个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这一发展循着“(1)城镇化—(2)工业化—(3)现代化”的基本行程,其中“城镇化”是这一发展转变的原动力。要将这三个层面与“三农”问题放在一起思考。首先要了解传统农业社会。从内容来看,要认识两点:传统农村和传统农民。

中国作为一个以农立国的发展中大国,传统农村社会的乡土特点十分突出,乡是农民世代栖息的地方,土(即生产资料)是农民谋生的基本手段和方式。经济活动的相对固定性决定了农民祖辈落脚于乡村,拓荒耕地。生于土地,长于土地,世代繁衍,终老于土地。传统农村的社区性质和农业生产方式紧密相连。为此,了解中国传统农村社区,就需要从传统社会的农业开始。这可成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史”与“论”结合的切入点。

三、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三农”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重在研究和阐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和扎根、结果的历史条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与时俱进的历史进程,以及在这一进程中形成的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

现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四门课程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修养”均可涉及“三农”问题。首先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有关于农民问题的论述。尽管有人说,作为一本教科书不必须有相关内容,但笔者认为,既然“三农”问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来说非常重要,还是可以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中的“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社会主义”两部分的内容中有所反映的。如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系统阐述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时,特别强调工农联盟在国家政权中的极端重要性;列宁制定新经济政策解决农民问题开创了苏联社会主义初期的建设道路;斯大林没有解决好农民问题,是苏联模式最终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等内容完全可以写进教材或教案。这其中,《法德农民问题》是恩格斯晚年长期研究农民问题的卓越成果。这部著作,对指导当时农民运动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为今天的无产阶级政党正确解决农民问题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 正如恩格斯所说,资产阶级的和反动的政党,对目前社会主义者突然到处都把农民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感到非常惊奇。按理说,我们倒应该对这件事情没有早已发生而感到惊奇。从爱尔兰到西西里,从安达卢西亚到俄罗斯和保加利亚,农民到处都是人口、生产和政治力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

对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来说, 尽管毛泽东本人没有明确提出建设新农村的概念,但从他的有关论述、文稿及在他指导下形成的一系列文件和指示中,仍大体勾勒出了他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思想。毛泽东一生关注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为此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探索,这是我们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必须加以阐释的宝贵精神财富。要注意研究和引用、介绍毛泽东当年开辟中国农业合作化道路的基本经验,讲明农业生产资料的所有制问题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意义。毛泽东特别强调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支援农村建设。这些可贵的探索与设想,都可以成为我们在授课时引用的精粹。此外,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志对“三农”问题的大量讲话、指示和文章也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的应有内容。如邓小平同志立足于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经济比较落后,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实际国情,深刻指出,中国的稳定与发展,首先取决于农村,我们制定政策规划蓝图,必须考虑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江泽民同志则指出要始终明确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就是要巩固和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胡锦涛同志多次对“三农”问题进行深入调研并对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各级领导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放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首要位置。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关于“三农”问题的论述都是我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讲授“三农“问题的“纲”和“灵魂”,是需要写进“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之中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可以从中国近现代的农民革命和农民战争上入手来阐释中国“三农”问题的由来和发展。有人说,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修养”的教学中很难讲“三农”问题,实际上并不尽然。如第一章“追求远大理想坚定崇高信念”旨在帮助大学生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如何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坚持个人理想与社会理想的统一,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化理想为现实。立足于国情谈理想就是从现实出发,这个国情和现实便是“一穷二白”的农业大国。再如,“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课作为一门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大学生成长成才的课程,在教学大纲的设计以及教育教学过程中,既要向大学生进行系统的理论教育,强调知识的系统性、理论的科学性和完整性,又要强调在理论逻辑中凸显问题意识,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要紧紧围绕大学生成长成才过程中所出现的重大问题,重点解决当代大学生的价值取向、理想信念、爱国主义、诚实守信、社会责任感、艰苦奋斗、团结协作和心理健康等问题,强调切合大学生的思想实际,切实解决大学生所面临的实际问题,真正体现“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课教育教学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三贴近”当然离不开贴近“三农”问题。

总之,现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四门课程都与“三农”问题有着不解之缘,都需要对“三农”问题从自身的课程特点出发加以阐述。但在讲授中要注意:1要处理好现行教材与教案的关系,处理好教材中有“三农”内容的和教材中无“三农”内容的课程间的关系,教材中有“三农”内容的 ,是要写进教案展开阐释的,并要注意其它教材中的“三农”问题是从何种角度讲的,要体现本课程的层面;教材中没有涉及“三农”内容的要讲,也可写进教案,但需注意入手与着眼点,切忌重复其它教材的内容。2、要贯彻“论从史出”的原则。结合自身的课程特点,从事实(史)中讲道理(论)。从四门课程的总体来看,“三农”的发展“史”主要由“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来体现。 3、四门课中关于“三农”的内容要有逻辑递进关系:既可以时间在先为序,也可以逻辑在先为序;各门课程中的“三农”内容要有所侧重。实践表明:万丈高楼需从平地起,通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不断充实和完善,是一定会大大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建设和发展的。

主要参考文献:

1、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 2000

2、《毛泽东思想基本著作选读》 人民出版社 2001

3、何萍、李维武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讨. 人民出版社,2002.

4、丁俊萍.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

第11篇

【关键词】反哺农业;法律概念;内涵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36X(2012)05-0105-04

反哺农业是世界各国在工业化中期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工业化国家大都通过相关立法实现“以农补工”向“以工补农”的政策转向。如1933年美国农业调整法案、1947年英国农业法、1953年德国农业结构改革规划和1961年日本农业基本法,均标志着这些国家进入大规模反哺农业期。我国反哺农业问题是总书记在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关于“两个趋向”论述中首次提出:“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当前我国总体上已进入反哺农业期,全国各地均在理论和实践上积极探索反哺农业的途径与机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第6、7章虽就“反哺农业”的内容有所涉及,但究竟什么是“反哺农业”,其定义与内涵却是模糊的,至少“反哺农业”作为一个法律概念,尚未呈现于我国的立法文本之中。因此,有必要就其法律概念予以界定,方能就我国正逐步推进的大规模反哺农业活动予以统一规范化指引。

一、反哺农业概念各种观点之比较

“反哺”是一个仿生概念,最早出自《初学记·鸟赋》中的“雏既壮而能飞兮,乃衔食而反哺”。借用于“反哺农业”这样的公共政策表述中则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即表明在长期接受农业哺育后,工业、城市已然“长成”,应该回报农业。“费孝通先生1986年考察苏州、无锡等地后首次提出了工业对农业的‘反哺’理论——工业的兴起,靠的是农业的积累,但工业一旦初步成长起来以后,就会对农业不断地支援,就要‘补农’、‘建农’,从而促进农业、农村的持续发展。”它是“农业哺育工业”、“农村哺育城市”的阶段性转向,“‘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时所面临的一次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国外存在着反哺农业的理论、制度与实践但并无对应语词来予以表述,“反哺农业”是独具中国特色的政策性概念。学界就反哺农业概念的界定众说纷纭,大致可分为三类:广义政策方向说、中义政策措施说和狭义农业补贴说。

(一)广义政策方向说

反哺农业实质指在工业化中后期工业对农业的支持,以促进工农业协调发展。“‘反哺’是原来农业‘哺育’工业的转化,指工业在长期接受农业的哺育之后对农业的感恩或者回报。”“工业反哺农业是相对于过去的‘农业哺育工业’而言的,它并非简单地资金回流,也不是对农户‘恩赐’,而是指按市场经济要求,在国家农业政策要求,通过直接和间接投资,引入家庭农场制经营方式,将农业改造成营利部门的政策。”“工业对农业的反哺以及城市对农村的支持;是农业与国民经济关系的一个根本性战略调整。而实施这个新战略即对农业的反哺,意味着农业到工业、农村到城市这样的资源流动方向的逆转。”“我国现阶段工业反哺农业应该是广义的工业反哺农业。广义的工业反哺农业是指非农产业和城市对农业和农村的反哺。就是要充分利用城市经济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拓宽农民的收入渠道,变农民为城市(镇)居民,并在农民绝对数量不断减少的情况下,实现农业生产的规模化、现代化,夯实农业发展的基础,确保我国的农产品供给。”

这种观点将反哺农业界定为一种农业政策方向,与哺育工业一样并列为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农业政策表述,是对新时期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的一种统称。“反哺”来自农业以外的各行各业、来自农村以外的城市,“农业”则涵盖“三农”问题中的农村、农业和农民,反哺农业为解决农民增收、农业增长、农村稳定问题而服务。其切合了“农业哺育工业”、“农村哺育城市”阶段性转向的政策要求,堪称就总书记“两个趋向”论述的直接展开。属于典型的政策理论化表达方式,但若以之为反哺农业法律概念而上升至立法层面,则在具体内涵界定上相对模糊,缺乏可操作性。因此,有必要在广义政策方向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探寻反哺农业的具体内涵。

第12篇

【内容提要】乡村地理学在我国人文地理学分支学科中发展比较薄弱,一些基本概念的模糊、理论体系的欠缺最为突出。本文试图从多重角度(职业的、生态的、社会文化的)对乡村这一概念进行系统的剖析,认为乡村界定的困难在于乡村本身的动态性、不整合性及相对性,以及城乡连续体这一背景,最后,笔者提出了以乡村性定义乡村的设想。

【英文摘要】Rural Geography is a weak branch of Human Geography in China,especially with regard to its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and somebasic concepts.First of all,this paper analyses rural definit-ions systematically from a multi-dimention point of view (occupational、ecological、socio-cul-tural).As an occupational de-finition,"rural"means an area where farming is the main mode ofproduction.As far as ecological definitions are concerned,it means a settlement whose population scale is smaller,outside urban area,with rural landscapes showing unmistakable signs of being dominated by extensive use of land,and with discrete s-patial units isolated from the outside world.Socio-cultural definitions are in terms of clear differences in behavior and attitude between people in rural and urban area,such as ways of life,spatial behavior and aspirations.

The author thinks that all the definitions are lack of delimitations of rural totally and essentially.Rural can not be summarized by a simple definition,because it is a complicated and indistinct conception.Difficulties of defining rural lie in dynamic evolution of the whole rural,unconformity among rural elements,relativity between rural and urban,and relevant rural-urban continuum,which makes the boundary between rural and urban more indefinite.To a certain extent rural is regarded as areas differing from urban greatly and the difference can be compared in many aspects such as production activities,ways of life,etc.The close extent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presents different stages of rural development.

The author suggests rurality should take place of rural definition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urbanization in the world of today.Rurality refers to the manifestation of rural characters which take urban as criteria of reference within a specified area.The author draws his conclusions.First,every region can be looked on as a unity of urbanity and rurality.The more urbanity a region is,the less rurality it will have.Urban and rural are continuous and there is not any broken locality between them.Second,the size of rurality index takes urban as unit of reference.Using different urban criteria can reflect difference of rurality and stages of its development.Finally,rurality is concerned with scale,index and method which are used in our research.

We can weaken some r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improve regi-onal urbanity in practice such as village-town planning and regional planning by estimating rurality index of different aresa.In order to be favourable to urban-rural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we also need to put forward rural countermeasures concerned correctly.

【关 键 词】乡村/城乡连续体/乡村性rural urban-rural continuum rurality

【 正 文】

乡村具有区别于城市地域的诸多特征,在当今城市化潮流下,乡村的功能不断发生变化,对乡村这个概念的认识似乎清楚但不明晰,人们往往理解不一致,致使乡村问题的理论研究受到影响,也困扰着乡村政策的制定,虽然在有关文献资料中已有大量的关于城乡划分标准的看法,但仍然缺乏一个足以说明乡村的总体性、本质性的概念。本文尝试从多重侧面剖析乡村这一综合性概念,以期对乡村地理学的理论研究有所裨益。

1 乡村概念的多重侧面

1.1 职业的定义与功能属性

乡村作为一个职业概念是与这个词在历史上的用法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农村,指的是以农业生产为主体的地域,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就是农民,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劳动人民聚居的场所就是农村聚落。这一定义的出发点是把农业产业作为农村赖以存在、发展的前提,没有农业的存在,农村就不成其为农村,农民就不成其为农民。从界定农村的角度分析,这一定义的内涵和外延都缺乏严密性。

首先,以农业生产为主体,是以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来决定,还是以农业生产在整个经济中的地位,或者是以农业生产用地在整个土地利用结构中的比重来确立呢?这个主体的含义是模糊的,没有明确说明以什么为主体。不管是以人,还是以经济、用地来确立主体都难以正确地把握当今的农村与非农村。

其次,对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农民而言,农业人口=农民=农村人,也许在单一从事农业生产的地方,这个等式是存在的,但农业人口兼业化的发展,使这一性质日趋复杂,他们既从事农业生产又从事非农活动,这些农户可以根据其兼业的行业分为一兼农户(主要就业于农业,其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经营)、二兼农户(主要就业于非农产业,收入主要来源于非农业经营),还不包括农业内部的兼业活动,或者已经有固定的非农就业岗位的农户。

第三,从场所和地域的角度来看,农村聚落往往是农业活动与非农业活动并存,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混杂。而且在某些非农业发达的农村地区,不管是从非农化水平还是从总量上看,都超过了中心城区,出现了所谓的“农村包围城市”现象,这样就更难以对该地方或地域进行归类。

1.2 生态的定义

乡村作为生态的概念加以认识存在着不同的视点,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1)用来指人口在空间上的分布状况,指的是单个聚落人口规模较小的地方,这些聚落之间则是较大的开敞地带。该定义抓住了乡村与城市之间人口集聚规模差异这一特征,最为接近于人们对乡村的理解,而且便于操作,许多国家都把乡村与城市的分界线以聚落人口规模加以确定。

(2)乡村用来指一种地域的概念。乡村指的是城市以外的一切地域,严格地讲是城市建成区以外的地区,这样,乡村是一个空间地域系统,与作为一个产业部门的农业有本质的差异。

(3)用来表示某种特殊的土地利用类型,也就是乡村型的景观。维伯莱(G.P.Wibberley)认为:“乡村这个词指的是一个国家的那些地区,它们显示出目前或最近的过去中为土地的粗放利用所支配的清楚迹象。”[1]

(4)从生态构成上看,乡村不但用来指居民少的地方,而且也指与人口多的地方来往较少的隔离开的定居区。在当代社会里,绝对的隔离很少见到,但只要联系上不方便、交通上成本较高这种情况还存在,那么相对隔离还是存在的。也就是说,乡村就是受城市影响较小的地方。从城乡相互作用的角度来看待乡村,考察乡村的相对隔离程度,牵涉到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看待隔离,是用物理性距离、交通费大小,还是有无交通工具、时间等来说明[2]。二是在确定是否易于接近时应该用哪一个人口中心作为参考点。如英国诺福克郡规划局(Norfolk County Planning Dept)就采用了距离2万人口城镇8.045km和距离10万人口城镇16.09km这一指标。

乡村的生态学定义建立的假设是:社会形态(Social form)可看作是人类文化适应环境特征的产物,并为人类的适应所修正。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人口分布、景观、土地利用特征、相对隔离程度等生态环境背景具有重要的社会影响,是引起城乡差异性发展的重要因素。采用生态定义乡村,避开了经济职能上专门化的问题,尽管粗放的土地利用、开敞的乡村、小规模的聚落、人口密度较低等特征隐含着以第一产业为主的特性,但更多的是从城市的影响程度来考虑的,具有重要的社会学内涵。

以生态环境状况来定义乡村地域,虽然是当今最为广泛采用的标准,但许多研究人员发现,这一定义的最大的不足就是分级界限的相对性、可变性,不同国家采用的标准不一样,国际可比性较差;其次,从人口密度较小来理解乡村,由于人口密度只是一个静态的、容易产生误解的统计指标,它大多依赖于计算密度单元的大小;第三,社会学者对生态定义的质疑是:城乡之间最本质的差异是社会的结构与功能方面,社会经济的特征与乡村的问题更为相关,如高女性比例,较低的收入,更多的家庭生活在贫困状态,劳动力中妇女就业率低,受教育的人口少,年长者受到过多的重视等。尽管人口分布状况对这些因素有一定的影响,但两者之间并不是相对应的。

1.3 社会-文化的定义

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从社会文化构成这一角度来定义乡村,着眼于城乡居民之间行为与态度上的差异性。主要特征有:

(1)乡村社会生活中,社会接触多为直接的、面对面的关系,人与人之间关系密切。

(2)乡村社会行为的标准比较单一,风俗、道德的习惯势力较大。

(3)乡村社会生活以家庭为中心,家庭观念、血缘观念要比城市为重,居民以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为主要谋生手段,经济活动简单。

(4)乡村地域辽阔,人口数量少、密度低、变动慢,因而人们具有保守心理。

(5)乡村的物质文化设施较城市差,乡村居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一般较城市低。

(6)从政治标准上看,农民在国家中处于从属的地位,要服从有权阶级的法令和要求。

乡村的社会化定义抓住了乡村居民、乡村社会的最本质属性,而且在它与城市的比较中理解其相对性。但问题在于:

首先,用极端化的方式来定义乡村,大量的过渡型、中间型地区就是不确定的。随着城乡关系的演变,不仅大量的乡村人口源源不断地流入城市,还有一些城市居民出于各种不同的动机迁往乡村,乡村本身的产业结构、人口结构和劳动结构也在发生着变化,人类社会严格地划分为乡村社区和城市社区的时代最终将为城乡结合或城乡融合发展所代替。

其次,认定乡村地区是同质的,这是值得怀疑的。从个人角度上看,大多数人都不能划分为纯粹的某种文化类型(如乡村人或城市人),传统的农民逐渐从封闭、半封闭、半自给性的小生产者向开放性、经营性的商品生产者转变,由质朴、纯厚的传统型向开拓进取的新型农民转化,农民内部发生着阶层、职业的社会分化。米勒(Miller)等人在考察美国人时,认为88%的美国人都可归入乡城混合类型[1]。弗林(Flinn)也把乡村地区的价值体系分成三种类型,即小城镇理想(Small-Town Ideology)、平均地权论(agrarianism)和乡村主义(ruralism)[3]。可见从乡村社会角度看,乡村并不是单一化的。

第三,用生活方式、空间行为、抱负等来定义乡村,在实际应用于具体的空间地域划分时非常困难。在城乡隔绝发展的态势下,也许乡村的社会文化特征与地理分布是相一致的或相近似的,而在城乡作用日益加强的当代社会里,城市里包含着诸多的乡村特性,乡村里也纳入了诸多的城市特征,城市与乡村之间具有一系列共同的经济、社会问题,而且绝大多数的聚落都可归入乡城、城乡混合体之中。

2 乡村界定的困难

从多重角度对乡村进行剖析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可见乡村不是一个简单的定义所能涵盖的,它是复杂而又模糊的概念。界定乡村的困难在于乡村整体发展的动态性演变、乡村各组成要素的不整合性、乡村与城市之间的相对性,以及由于这三大特性形成的城乡连续体。

2.1 动态性

乡村人口以各种方式向农业以外的其它产业部门转移,乡村地域向综合化方向发展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现代化的基本目标。历史上的乡村与当代的乡村有很大的差异,不同地域的乡村演化过程也不一样,城乡之间的关系是动态发展的过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乡村居民单纯从事农业生产的格局、乡村严重落后于城市的不合理状况将发生根本性变化。

除了城乡之间地理景观的明显差异外(景观界限随着城市的蔓延而不断变化)无论是经济职能还是社会文化上,当代的乡村社会经济转型明显加快,正在日趋向城市靠拢。因此,乡村的概念与内涵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我们不能以传统的农民、农村来定义当代的农民、乡村。动态性特征使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分界日趋模糊,农民与非农民之间的二分法也日趋不适应。

2.2 不整合性

传统格局下城乡界限非常明晰,乡村的职业、生态和社会文化特征相吻合,农民未走向分化,乡村的单一性、同质性显著。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对乡村的影响日益加强,乡村本身的社会经济结构急剧变动,职业、生态与社会文化特征之间不相吻合了,农业、农村、农民三者相等的格局愈加不相适应了。

从农业中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在非农部门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从而成为工人、商人、教师等,从职业角度讲,他们已不再是农业劳动者或农民。有一些劳动力并未实现就业的完全转移,出现了亦工亦农、亦商亦农、半工半农等形式。有的人实现了地域的转移,进了城市,一些人采取了外出打工(季节性或常年性)的形式,还有一些人则在本地实现了职业的转化。这样,城市里有了乡村的人、乡村的社会文化特征,乡村里也有了越来越多的城市生产活动、生活方式,甚至于城市的居民居住在乡村等。这种社会文化特征、经济特征、生态特征三者之间在城乡的相互重叠,带来了复杂的不整合性。

2.3 相对性

城和乡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乡村是与城市相比较而存在,也只有在与城市的比较中才能正确地理解与把握,因此,所谓的乡村从某种程度上看是指与城市之间差异较大的地区。这种差异可以从生产、生活方式等多种要素进行比较,城市与乡村之间接近程度的高低代表了乡村发展的不同阶段。

乡村的相对性还体现在不同的人研究尺度的差异上。我们可以从个体的角度着眼,研究农民的行为和抱负、个体参与社会活动的能力大小,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发挥什么样的功能等考察个人的社会化程度。也可以从不同的聚落来加以研究,从小的村落到小城镇到大城市等不同的乡村特性表现程度。也可以从一个小的区域到较大的区域进行不同层次的解剖。

乡村定义的相对性是依据选择的指标而有差异的,以人口密度差异、职业的不同、距城远近等相关指标来描述定义乡村,或者以复合的综合性指标来对乡村属性加以概括,更可以反映出乡村类型的多样化。

2.4 城乡连续体

我们通常用两分法把人类聚落划分为城市与乡村,从乡村的动态性、不整合性和相对性来分析,不论是聚落还是文化、经济活动,城乡都是一个连续体,在这个连续体中,区分两个极端是很容易的,而众多的中间类型则是难以确定其断裂点的。

2.4.1 聚落连续体 从聚落的规模来看,从巨大的城市集聚体到小的聚落甚至分散的住宅,其间没有明显的断裂点,城市消失的地方就是乡村的开始点,聚落连续体是沿着一条线从极点的一端——农村向另一端逐渐演变,因此城乡聚落的规模划分必然是人为的。

事实上,从聚落的职能上也存在着连续性,从纯粹的单一化农业村落、农副业村落、兼业性村落一直到非农业聚落,都代表着城乡职能上的差异性。

2.4.2 乡村—城市连续体 与地理学者对聚落连续体的关注不同,社会学者从社区、文化角度进一步分析这种连续体现象。在当代现实社会中,社区类型既不是完全的乡村也非完全的城市,可以从典型乡村到典型城市排成一个连续谱,乡村与城市的差异只不过是某种程度上的问题,许多城市郊区和城乡交错区就处于这个连续体中间的位置。特定社区在这个连续体中的位置取决于:社区人口多少、社区人口密度及社区内乡村与城市之间规范的强度。社会学研究还揭示出,即使在高度城市化的地区仍然存在着乡村的文化。

3 乡村性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城市化的不断推进,传统乡村特征逐渐在转化,表现在经济上从农业向非农业转型,社会构成上农民的分化(农民—非农民或新式农民),聚落从乡村型向城镇型转化,乡村文化的转型等,这些要素的变动带动了地域的转型,出现了介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乡城地区,这种经济、社会、文化、地域的演变代表着人类文明的进步,是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如何在城乡连续体的现实态势下构建乡村概念的新思维?大多数研究人员尝试着在城乡之间划分一个过渡区,如在城市聚落与乡村聚落之间再分出一个似城聚落类型,在城市地域与周围乡村地域之间的交接地带划出一个城市边缘区,甚至从更大的地域范围着眼,划分出乡村城镇化区域。对处于转型阶段的地域作为城乡之间的过渡地带来加以研究,部分地解决了城乡界限日趋模糊的问题,但就象区划中划分过渡区出现的问题一样,过渡区本身,城市、乡村与过渡区之间也存在着过渡现象,因此就出现了乡村、准乡村、准城市区、城市化地区等多种多样的过渡类型。

乡村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特大系统,它包含着生态、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极其丰富的内容,在每一个侧面又包括着各种不同的层次和诸多的因素。因此从单个方面来定义乡村不会得到广泛的接受,寻求综合方面的界定更为人们响应。而且,什么是城市、什么是乡村,我们不应受某种概念的束缚。用极端化的传统乡村作为参照来套用当今的实际,这种理念支配下的归一法陷入困境是必然的。

笔者认为,在当今世界城市化的大背景下,乡村的定义应让位于乡村性这一概念,在一定地域内考察乡村性质的强弱(从对立面来看,就是城市性的弱强),比起不断划分过渡地带的做法更可操作,更具有可比性。确定一个地区的乡村性:

首先,每个地区都可以看作是城市性与乡村性的统一体(乡村性与城市性合计为1),城市性强的地区就是乡村性弱的地区,城市性弱的地区就是乡村性强的地区,乡村性强的地区就是乡村地域,城市性强的地区就是城市地域,两者之间不存在断裂点,城乡之间是连续的。

其次,乡村性指标的高低应以城市为参照单元,用城市的标准(如市区、市域、不同规模的城市)来衡量乡村性的高低,可以在统一的框架下反映其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异,不同地域之间具有可比性。也许会出现有的我们认为是乡村的地域(行政上的),其乡村性指数低于有些城市地域,这样我们对城乡的认识会有新的本质性理解。采用不同的城市实体为标准,可以反映城市性、乡村性的质量差异。

第三,乡村性除了与选择的参照标准有关,还与研究的尺度大小(如个人、单个聚落到不同大小的地域单元)、选择的指标与采用的方法有关,社会学家可以从社会发展指标来定义乡村性,经济学者可以从经济结构状况来分析,地理学者可以综合社会、经济、地理特征加以选择,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进行调整。

第四,由于乡村性概念是以区域为基础的定义,依据的是更为广泛的地理类型,而不是专门化的单一聚落特征,体现了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思想。因此,某些与土地面积广大相关的密度指标很难与城市同步发展,但某些人均指标、结构指标则有可能超过城市,如人均GDP、非农产业比重等等,对此应区别对待,合理安排。不能一刀切,各项指标均要求与城市同样考虑。

据此,乡村性指数可以用下式粗略计算:

式中:RI[st]表示t年份s区域的乡村性指数;UI[st]表示t年份s区域的城市性指数;R[st,i]表示t年份s区域城市性的第i个特征比值,可以用下式计算:

式中:E[ot,i]表示第i个反映t年份城镇特征的标准值(i=1,2,…,n);E[st,i]表示反映t年份s区域城镇特性的第i个指标值[4](i=1,2,…,n)。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只是从理论上初步探讨了乡村性这一概念,作为推论,笔者认为可以在实践中(如村镇规划、区域规划等)通过削弱某些乡村特征,提高区域的城市性。在城乡规划和管理、政策制定过程中,应贯彻城乡一体化的思想,在当今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要保证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更要贯彻这一理念,提高城市性与削弱乡村性并举,进一步推动空间地域城市质量的提高。

[参考文献]

1 Guy M.Robinson.Conflict and Change in the Countryside.USA:Belhavan press,1990.

2 Edited by Rodefield R D et al.Translated by An Ziping,Chen Shuhua et al.Change in Rural America—Causes,Consequences,and alternatives.Beijing:Agricultural Press,1978.(In Chinese)[罗德菲尔德等编。安子平,陈淑华等译。美国的农业与农村。北京:农业出版社,1983.]

第13篇

摘要:运用文献资料法,在多元主义理论、系统论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对我国农村体育政策评估体系进行建构研究,研究结果有:评估主体建构以混合评估主体为佳、评估标准建构以综合评估标准为佳、评估目标建构以多元评估目标为佳、评估方法建构混合评估方法为佳。

关键词:“精准扶贫”;农村;政策评估;建构

1前言

2013年11月,到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作出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1]的重要指示,“精准扶贫”一词进入公众视野。2017年3月8日两会期间,参加四川代表团审议时再次强调“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是我们党立下的军令状。脱贫攻坚越往后,难度越大,越要压实责任、精准施策、过细工作。现在扶贫关键是要精准发力,向基层聚焦、聚力”[2]。毋需讳言,“精准扶贫”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但是,其落实时所面临的现实困境,亦是阻碍复兴伟大“中国梦”的沉疴与顽疾。农村,作为扶贫攻坚战的主战场,所需帮扶之“贫”不仅仅是农村层面上经济的“贫”,更是农民层面上精神的、身体的“贫”,欲要实现农村真正意义上“脱贫”,亟待以农村体育工作为抓手,推动落实“精准扶贫”战略。遗憾的是,农村体育政策评估作为农村体育这一抓手不可或缺的要素,在当前我国学术界研究甚少,鲜有成果,而其体系构建,更是无人问津。因此,本文旨在对农村体育政策评估概念进行厘定,在理论模型下对其体系进行建构,将有利于精准扶贫政策的推广与实施。

2农村体育政策评估概念界定

欲要建构农村体育政策评估体系,必先厘定农村体育政策评估概念,因概念是个人对于某种事物的基本理解与诠释,概念的模糊,必然造成实践的混乱。农村体育政策评估的概念,须依据其上位概念“农村体育”与“政策评估”进行界定。我国学者卢元镇教授认为农村体育是“在县及县以下广大农村开展的,以农民为主要参与对象,以增强体质,丰富社会文化生活,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为主要目的的群众性体育活动”[3]。而虞重干教授将农村体育界定为“县及县以下广大农村所开展的体育活动,其活动主体是广大的农民”[4]。根据上述概念即可达成一个共识,农村体育是以农村地区为活动范围,以农村居民为活动对象,以增强体质,丰富社会文化生活,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为目的的群众性体育活动。在厘清了农村体育的概念后,政策评估的概念又成为我们必须考虑的问题。政策评估作为政策科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在20世纪随着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和现代科学方法的发展成熟及其在政策研究中的广泛运用而首先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诞生和发展起来的。当前,我国专家学者对政策评估的概念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学者谢明在对政策评估一词进行研究后认为“政策评估,就是依据一定的价值标准和事实标准,通过一定的程序和步骤,对政策实施中的价值因素和事实因素进行分析,目的在于利用这些政策相关信息,对政策结果和政策未来走向作出基本的判断”[5]。而陶学荣等学者则将政策评估界定为“政策评估主体依照一定的标准,运用特定的方法,对政策的科学性、可行性及实施后的效果、效益与效率进行的分析、比较与综合后所做出的一种价值判断”[6]。基于上述学者的观点,结合公共政策的现实理念,笔者认为,农村体育政策评估是指农村体育政策评估主体依据特定的价值标准与事实标准,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农村体育政策的效果及效益进行分析,提出问题并制定解决问题的措施,达到改善政策结果,预测政策未来走向,从而增强农村居民体质,丰富其精神文化生活目的的价值判断。依据政策评估的过程划分方式,可将农村体育政策评估划分为事前评估、过程评估及事后评估。

3农村体育政策评估理论模型

实现对农村体育政策评估的良性反馈,核心在于构建一个良性的评估机制体系,而本文将运用两个模型对其进行架构。

3.1多元主义理论模型

依据政策学多元主义模型,从整体上将农村体育政策评估体系划分为评估主体、评估标准、评估目标、评估方法几个模块,筛选出混合评估主体、综合评估标准、多元评估目标、混合评估方法的评估方式(如图1),力图突出多元主义模型的核心概念———政治权力高度分化。

3.2系统论模型

依托系统论中“输入—转换—输出—反馈—再输入”程序反馈基本原理,基于农村体育政策的演化过程构建出“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施行效果—政策返回及修正”的农村体育政策评估理论模型(如图2)。农村体育政策评估理论模型是政策评估系统的运行平台,其系统中的每一个过程反馈均会重新作用于政策的返回及修正,以便政策的更新与完善。如政策施行效果过程,其作用机制是通过“施行效果—与预期效果对比—找出偏差—修正偏差再制定”来运行。

4农村体育政策评估的体系建构

迄今为止,我国农村体育政策评估体系还未形成。纵观政策评估领域,主体多为政府部门,即政策的制定者就是政策的评估者,或称为自评估。评估标准、评估目标、评估方法也多是由政府部门主导进行制定。此种评估方式虽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办事效率较高,速度较快,但缺乏科学有效的指导,对于基层居民的需求了解较浅,容易形成“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现象,未能全方位、高精准地对政策进行评估,从而达到政策评估的预期效果。由此,本文欲对多种评估方式进行利弊分析,力求在评估主体、评估标准、评估目标、评估方法几大模块的基础上构建我国农村体育政策评估体系。

4.1评估主体建构

4.1.1高校专家评估

主体高校专家评估主体是指由我国高校的相关学科专家、学者、研究生等高级知识分子所组成的对我国农村体育政策进行评估的主体,高校尤其是体育类院校对于体育方面的知识掌握较多,具有独立性、专业性、权威性的特点,对农村体育政策的评估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全面性。

4.1.2农村基层管理者评估

主体农村基层管理者评估主体是指由我国生活在农村地区的基层管理者所组成的对我国农村体育政策进行评估的主体,此类主体的组成人员皆为农村基层人员,长期于农村一线工作,具有本土性、基层性、普遍性的特征,对于农村体育现实情况较为熟悉,能够充分把握和反映农村居民的体育需求。同时,基层管理者作为管理人员,便于督促国家政府制定具备特殊性和针对性的农村体育政策。但此种主体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专业基础较差,容易对农村体育政策的客观性、权威性造成影响,实施较为困难。

4.1.3商业性评估

主体商业性评估主体是指由商业公司、企业运用市场化方式对我国农村体育政策进行评估的主体。此种主体顺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化的时代需求,可以有效地协调政府与农村居民之间的沟通,合理地配置政策资源,使国家、农村居民利益最大化。但囿于商业团体追逐利益化的诟病,可能会造成缺乏公平、利益失衡和其它市场性问题。

4.1.4混合性评估主体

混合性评估主体是指由政府组织、高校专家、农村居民、商业公司和企业等构成的对我国农村体育政策进行评估的主体。此种评估主体符合多元主义核心理念,兼具政府部门的集中性、公平性,高校专家的权威性、专业性、独立性,农村居民的基层性、亲民性,商业公司、企业的市场性、高效性等特点,能够充分发挥各主体的优势,对农村体育政策进行全方位、高精准的评估,不失为我国农村体育政策评估体系建构的不二评估主体。

4.2评估标准

建构标准,据其字面意思理解为“标榜、准则”,而较为深层的理解是衡量某一事物发展是否正确的范式、榜样。由此,标准的确立对于事物发展正确与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农村体育政策评估工作应采取何种标准,便成为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瑞典学者Vedung在其专著PublicPolicyandProgramEvalu-ation中针对政策评估标准问题,归纳出了3大模块———效果模型、经济模型与专业模型。本文依据我国农村地区体育的现实状况,将选取效果模型中的综合评估模型、用户导向模型与经济模型中的效率模型3种可行性较大的评估模型进行分析,而第3类专业模型(专家参与指导)因专业性要求较高,由此仅在农村体育政策评估中提供参考意见。

4.2.1综合评估模型

一项政策的落地,犹如一件商品须经过投入—实施—产出的工作流程,而一项政策的评估,如果仅从实施的效果来进行探究未免有失偏颇,缺乏针对性,应有的理路是将各个阶段的实施全部纳入评估的体系当中,形成综合评估模型。与其它评估模型相比,综合评估模型具有的优势在于:1)将政策的制定与落实全部纳入评估体系,具有公正性,全面性;2)对于政策实施效果不佳的原因分析较为透彻,具有针对性,便于对症下药;3)切合多元主义理论核心理念,能够将权力高度分化,乃是构建我国农村体育政策评估体系的最佳评估标准。

4.2.2用户导向模型

用户导向模型与综合评估模型相比较具有显著的差异性,综合评估模型是基于政府的角度所制定的标准模型,而用户导向模型是站在农村居民的立场所提出的标准模型,旨在表达农村居民的需求,关注点等。此种模型所具有的优势在于:1)能够较大范围的涉猎农村居民对于体育政策的需求,具有普遍性;2)能使农村居民最大限度地理解和参与农村体育政策评估工作,具有亲民性。但是,此种模型立意角度较狭小,未能充分发挥政府—农民之间有效的“上下”联动作用,局限性较为明显。

4.2.3效率模型

农村体育政策的效率,基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便是政策的投入与产出比值,即某项农村体育政策的制定、实施所消耗的人力、物力、财力等投入与该政策所产出的效果的比较。该种标准模型有助于得出统计数据,实现理性分析,能够顺应当今时代体育市场化的发展趋势,较为直观地展示出政策的有效指数,具有客观性。然而,此类模型重效率、轻公平的弊病一览无遗,一味地追求高效率、高回报,忽视了人类的主体性。因此,不完全适用于我国农村体育政策评估体系。

4.3评估目标建构

评估目标,是评估主体采用评估方法等措施进行评估后想要达到的境地或得到的结果,即一种追求的理想状态或价值目标。囿于“强健筋骨”,“休养生息”的传统体育观念,当前我国的体育评估目标被框制局限于单一的强身健体价值目标,缺乏全面的、长期的、富有时代性和创新性的目标,未能有效地推动我国体育工作朝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方向发展。据学者调查,我国城镇居民对体育的作用与价值的排序为:强身健体>娱乐休闲>欣赏>发展经济>教育>旅游>其它[8]。由此表明,囿于政策评估目标的单一性,我国城镇居民对体育活动的主要关注点多在于强身健体,价值目标取向单一,并逐渐造就我国“精准扶贫”战略掣肘。在“精准扶贫”的时代背景下,单一评估目标必然是无法满足农村居民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而为有效实现农村体育政策科学化、全面化发展,应然的理路是将体育评估目标与经济发展、政治改革、文化活动等围绕在农村居民身边的要素综合起来形成一个利益相关体,实现评估目标的多元化、综合化,从而促使农村体育发展成为农村地区发展的强力抓手,农村地区发展作为农村体育发展的有力支撑点。

4.4评估方法建构

在进行了评估主体、评估标准、评估目标的建构选择后,评估方法的选取也成为一个需要考虑的核心问题。评估方法贯穿于评估工作的整个流程当中,对评估工作具有支柱作用,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在理论研究中,我们可以将评估方法归纳为以下几种:

4.4.1定量评估方法

当前,常用的定量评估方法有文献计量、专利数据统计分析、经济计量学方法、投入—产出分析,动力学模型分析等。此类方法通常采用大数据分析,指标易精确量化,能够简单、直观地看到农村体育政策本质,得出结论。但此类方法由于对质的区分较为困难,因此遇到某些特殊案例时难以使用。

4.4.2定性评估方法

在我国学术界,较为普遍的定性评估方法有同行评价、问卷调查、当面访谈、电话采访、案例研究等。此类方法的优势在于能够深入案例之中,处理多面概念问题,反映农村体育政策的复杂性、特殊性、抽象性。但此种方法未能大批次地处理普遍数据,带有局限性。

4.4.3混合评估方法

混合评估方法,即定量评估方法与定性评估方法的混合使用。此类方法契合多元主义理论模型,能够有效弥补定量评估方法与定性评估方法单一使用时的不足,有利于充分发挥两类评估方法的优势,乃是我国农村体育政策评估方法的应然理路,从而推进我国农村体育政策评估科学化、全面化发展。

5结束语

新中国成立60余年,扶贫工作在各个方面均取得了一定成就,尤其是提出“精准扶贫”战略后,再一次为农村地区发展注入一股新的动力和活力。但是,“精准扶贫”战略在落实时亦面临众多现实问题。为解决这些棘手问题,厘清农村体育政策评估概念,构建农村体育政策评估体系,不失为促进农村发展的理性选择。仅有立足政策评估模型,结合农村地区现实状况,科学地、全面地对农村体育政策评估体系进行建构,才能少走弯路,有的放矢地打赢“精准扶贫”攻坚战。参考文献:

[1]人民网.扶贫新论断: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和精准扶贫[EB/OL].

[2]中国网.解读两会重要讲话:精准扶贫永远在路上[EB/OL].

[3]卢元镇.社会体育导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143.

[4]虞重干.体育———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纽带[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06,30(1):39-40.

[5]谢明.公共政策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336.

[6]陶学荣,崔运武.公共政策分析[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8:295.

第14篇

关键词:集体经济组织;联产承包责任制;合作社

有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规定在现行《宪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中多有涉及,其性质、地位及职能也是相对清晰和明确的。作为农村统分结合双重经营体制中“统”的功能的承担者以及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代行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整个农村法制体系中格外重要。但这种表面上的“风光无限”并不能掩盖其实质的“极度虚无”,翻遍现行《宪法》和所有相关法律,我们都不能找到关于到底什么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答案。而在现实层面,我们看到的是,农村其他基层组织(如村委会或村党支部)似乎代行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该承载的所有功能,这种替代的结果是村委会或村党支部由原来的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或党的基层组织)蜕变成了一个集政治、经济、文化、社区服务等功能于一身的机构。这种制度层面的规范缺失以及现实层面的功能紊乱使得我们在观察“三农”问题时犹如雾里看花,分析和解决这些问题时举步维艰。本文试图运用历史考察的方法,从集体经济组织的历史演变着手,找出其问题根源,以期为完善集体经济组织立法提供理论参考。

一、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历史分析

“为了用科学的眼光观察这个问题,最可靠、最必须、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1],集体经济组织在法律构造上诸多缺陷的形成以及由此导致的现实混乱有其独特的历史原因,“如果抛开历史的联系”,我们对此就“不可能得到正确的理解和把握”。

1、1949年至初级合作社时期——集体经济组织的虚无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变迁与我国历次农村土地政策和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农村土地政策实行的是土地私有制。当时的话语体系中并没有“集体经济组织”一词。分析其原因,主要是集体经济组织的存在是以生产资料(在农村主要指土地)的集体所有制为前提的,在土地私有制下,集体经济组织显然缺乏赖以生存的土壤条件。之后,为了克服小农分散经营的弊端以及出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需要,农业开始走合作化道路。一般认为这一充满激情而富有革命色彩的合作化运动经历了互助组、初级社以及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三个阶段。互助组和初级社都还属于私有制经济的范畴,基于前述同样的理由,这个阶段也不存在集体经济组织。

2.高级合作社至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前的集体经济组织——存在于政策层面

1955年开始,农业合作化运动进入高潮,高级合作社在全国各地普遍建立起来。按照1956年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以下简称《示范章程》)的规定,高级合作社是土地及其他农业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的前提下,农民参加集体劳动、实行按劳分配的集体经济组高级合作社包括了乡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从逻辑上我们不难得出乡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其实都是当时的集体经济组织的结论。总结这一时期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笔者认为有以下特点:(1)对集体经济组织的概念并没有正面界定。《示范章程》中虽然提及了集体经济组织,但是我们发现这仅仅是出于对高级合作社规定的需要,而非出于政策制订者的自觉。(2)集体经济组织的范围应仅包括乡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虽然依据《示范章程》对高级合作社的规定,我们不能必然得出上述结论,但是结合当时现实情况(即乡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其实包揽了当时农村所有的农业生产功能,不存在任何其他承担这一职能的组织),这样的推断应该是能够成立的。(3)集体经济组织的概念属于政策层面的用语,而非法律层面。正因为如此,集体经济组织虽然作为一级主体存在,却没有严格的概念界定和明确的外延列举——当然,这不仅仅是集体经济组织这一概念的问题,也是当时政策层面涉及的所有主体的通病。(4)集体经济组织功能上的纯粹性。这一时期的乡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等都只具有农业生产的经济功能,而不承担政治、文化、教育等功能。

集体经济组织概念的以上特点不久就被随之而来的化运动所颠覆。“1958年后,由于受‘左’倾思想的影响,在我国掀起了化运动,高级合作社很快演变为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功能于一身的组织体系,它兼具基层行政管理和社会生产管理的双重功能。”[2]这时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此前相比明显不同。首先,集体经济组织概念在官方文件中难觅其踪影。其次,虽然集体经济组织还是包括乡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但很明显后者已经不再是纯粹的经济组织,而被赋予更多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功能。

3.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的集体经济组织——存在于法律层面

20世纪80年代,我国农村开始进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内容的农业生产方式改革。这种经济基础的大变革必然要求上层政治体制做出相应调整。如果说“大一统”的制度还能勉强适应当时的农业生产需要的话,那么,到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则已无能为力。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制度迅速瓦解。但的解体并不意味着其原有职能的消失,相反,需要有相应的主体作为替代者来承担它原来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诸方面的功能,以避免权力真空导致的农村无秩序状态。在新旧秩序交替过程中,原有的乡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等组织体逐步走向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乡镇政府、村民委员会的出现。从主体的性质和职能角度来看,乡镇政府承担了原有的政治功能,成为纯粹的政府机构,行使行政权力;村委会承担了原有的文化和社会管理功能,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从事社区公共事业、文化事业的自治性管理。经济功能方面,在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下,可以将其分为两个部分:农户进行每家每户的分散经营,集体经济组织则承担“统”的职能,为农户提前、产中和产后服务。随后出现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供销合作社就是为了承担“统”的职能而建立的,所以在性质上他们都属于集体经济组织。

这个时期的集体经济组织与高级合作社时期相比有着自己鲜明的特征:(1)集体经济组织概念属性的法律化。集体经济组织作为法律概念开始出现在1982年《宪法》及随后的《土地承包法》和《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规当中。(2)集体经济组织职能的法定化。按照相关法律的规定,集体经济组织主要担当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中“统”方的角色,为农户提供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3)集体经济组织职能的纯粹性。依据前文对解体过程的分析,这个时期集体经济组织已经不再承担政治、社会管理等功能。

二、现行规范层面集体经济组织存在的缺陷

1.集体经济组织的外延不明确

虽然《宪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土地管理法》和《物权法》等法律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都做了相应的规定,但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究竟是哪个机构或组织(或者哪类机构或组织)呢?我们无从知晓,法律似乎也对此保持了缄默。如果斗胆揣测的话,是不是可以作这样的试问:指的是乡镇府?村委会?抑或是村民小组?但是当提出这一系列假设时,我们又会发现困惑摆在了面前。因为这些组织“无论从内在的资产属性及组织功能上说,还是从组织机构、组织制度上看,都更类似于行政或公益性组织而不具备‘经济组织的属性’。”[2]我们在现存法律制度中能搜寻到的相关答案只剩下了农村信用合作社及供销合作社。设立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初衷是便于农民合作融资,因为“在经济生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广大农村劳动群众难以从正规的商业性金融机构那里获得信用,因此广大农村劳动群众就按照合作原则组织自己的金融机构,或通过合作组织取得信用进行融资,解决社员对于资金的需要”。但是,实际上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性质不再是农村的集体金融机构(或集体经济组织),而异化成为我国商业银行体系的一部分。供销合作社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原来由农民入股,为农业生产提前、产中、产后服务的集体经济组织蜕变成了一个与公司无异的市场主体,完全偏离了原有宗旨,难以称其为集体经济组织。

2.集体经济组织的内涵无法确定

从逻辑上讲,这是其外延不明确的必然结果。而这种逻辑上的必然性又导致了任何试图在现行法律制度中去找到一个明确的关于集体经济组织概念的尝试最终都是徒劳的。

3.集体经济组织作为法律主体在性质认定上的困难以及事实上的主体缺位

在民法(或私法)范围内考量,集体经济组织并不在《民法通则》规定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这三种民事主体之列。首先,它不是法人。因为至今没有一部法律像《公司法》规定公司的名称、组织机构、财产、责任、登记规则、登记程序等内容一样规定集体经济组织——而如果集体经济组织是法人,那么这一系列规定是必要的。其次,它也不属于“其他组织”。“其他组织”一般包括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合伙组织、法人分支机构等,其中并不当然包括集体经济组织——这种基于经验的判断应该是可靠的。更有说服力的理由是,非法人组织的设立、解散、变更都由法律明文规定,而且登记是必备要件和必经程序,而反观集体经济组织,我们却找不到任何规则可以遵循。这种法律性质认定上的困难以及关于集体经济组织一系列法律规范的缺失(主要是关于集体经济组织设立、变更、终止、机构等方面的实体规范以及其他程序性规范),注定了像通过注册登记成立公司一样成立一个集体经济组织的美好愿望是无法实现的。相应的,在现实中我们看不到“挂了牌”的“某市某镇某集体经济组织”,对此笔者称之为集体经济组织事实上的“主体缺位”。

4.主体缺位导致农村基层组织之间的职能错位

依据《民法通则》《物权法》《土地管理法》以及《农村承包经营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集体经济组织在法律上主要被赋予了两大职能:一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中“统”的职能;二是代表农民集体行使集体土地所有权。这两大职能的重要性显然是无可置疑的,而规范和现实层面的主体缺位却与之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种主体缺位导致的恶果是村民委员会、村党支部及乡镇政府等对其职能的僭越,进而引发农村基层组织权力分配在事实层面的混乱,而这种混乱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三农”问题形成和存在的制度原因。如前文所述,供销合作社及信用合作社等原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性质的机构已经无法承担“统”的职能,这使得农村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变得残缺不全,形成了“分而不统”的局面。

纯粹的分散经营使得农民直接暴露在市场面前,而农民显然无法适应这种突如其来的巨大的信息流,所以农业生产资料的采购、农产品的销售等环节就出现了诸多问题,农业的增产、农民的增收面临着艰难的局面。另外,“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虚置,其结果使得集体成员对其土地从人人都有份而又人人无权过问,实际上成了乡、村干部的小团体所有,有的甚至成为个别乡村干部所得。”这种村党支部和村委会权力异化和混乱的最终表现形式是村党支部权力一体化。

三、缺陷的成因分析

面对集体经济组织在法律规范上存在的诸多问题我们不禁要问:是何种原因造成的?如果假设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之前有理性的制度设计,那么以上缺陷和由此引发的相关问题肯定不是当初的制度设计者所愿意看到的。

1.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本身的不彻底性——基于改革成本的分析

现行法律规定的集体经济组织是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的结果。设想一下,如果在制度改革过程中走的是另外一条道路即农业的完全私有化——土地私有及分散经营,那么就不可能在制度层面出现“集体经济组织”的概念。但是走完全私有化的道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政治背景下是明显违背理性的选择,因为从改革成本角度分析,私有化的政治成本是极其高昂的。农业的私有化就意味着全盘否定农业的集体所有制性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在当时无异于离经叛道。所以,在自下而上的改革中,农民基于理性的成本考量选择土地集体所有而进行分散经营的相对保守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显得顺理成章。但是,“因家庭承包制来势凶猛,扩展迅速,无论在思想上、理论上,还是在组织上都缺乏充分的准备,从而家庭承包制这一制度安排本身来说也不可避免带有某种不足和缺陷。”[5]主要表现在对“统”的功能缺乏制度上的安排。按照作者的理解,农民在改革过程中,保留或强调“统”的功能(或集体经济组织)其实并非出于对公社制度或高级合作社在感情上的留恋,而是出于避免改革所带来的强大政治风险的需要。基于这样的原因,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规则设置中,农民对家庭分散经营显得特别重视,而对集体经济组织却漠不关心,从而注定了整个制度在一开始就存在先天性的缺陷。

2.制度知识的缺乏导致理性制度设计的不可能

一方面,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是自下而上进行的,其对原有制度的颠覆预先并没有得到官方的认可,原本就是“偷偷摸摸”开展的,属于“非法”活动,所以,作为改革者的农民自然不可能从容不迫、大张旗鼓地进行改革方案的事先论证,之后再予以实施。集体经济组织制度的缺陷与当时的历史和政治环境有关。

另一方面,1982年中共中央1号文件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正名后,改革就由“制度”外转入“制度”内。1982年《宪法》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规定,使其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同时,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相关联的“集体经济组织”、“村委会”等也都由随后颁布的《民法通则》《土地管理法》《土地承包法》以及最新的《物权法》加以规定。集体经济组织概念的出现最初是在中央文件而非1982年《宪法》中,而政策中的概念与法律概念属于不同的规范体系,两者在确定性、规范性、严密性等方面都存在差异。我们在法律中直接援用政策规范中的概念时缺乏相应的制度论证和设计,从而导致在政策层面使用时不会出现的问题在法律层面引发解释上的困难。

3.行政化法律制度文化的影响

其实,集体经济组织在主体上的事实缺位和法律制度上的不完善并不会必然导致农村基层组织体之间的职能错位,究其原因与我国行政权力的强大和行政化法制传统有关。按照《村委会组织法》的规定,村民委员会属于村民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的自治性机构,不属于乡镇政府的下属机构,性质上不是行政机关,不行使行政权力。

但是,因为各种因素的影响,村民委员会事实上承担着乡镇政府机构诸多的行政功能,俨然成了“行政机关”。这种行政化的倾向使得村委会具有将“行政权力”行使程度最大化的可能性。因为“行政权力”本身具有的强烈的侵略性和腐蚀性,其无孔不入,在遇到任何可能的场合时它都会主动出击,影响和侵蚀对方。我国的法律文化传统历来被认为具有浓厚的行政化倾向,结合行政权力的以上特点,推而广之,在村民委员会具有了行政机构色彩的情况下,这种行政权力对集体经济组织权利的侵蚀就成为必然。同时,在现阶段村党支部与村委会权力混同、不分彼此的情况下,党支部又在事实上取代了村委会的地位,最终形成了农村基层组织体系的混乱局面。

四、关于出路的初步思考

现行制度框架下的集体经济组织因为诸多因素的影响导致其存在着先天性的缺陷,如果用民法或商法的组织体理论去考察,必然会得出集体经济组织根本就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法律主体的结论。而与此同时,在《宪法》《民法通则》《物权法》以及《土地管理法》等现行法律规范中却明确规定了“集体经济组织”并赋予其重要职能。作者认为,要走出困境,有以下几种思路可供参考。一是将“集体经济组织”进行彻底的改造,使其具备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条件,成为名副其实的法律主体。但正如前所述,在政策性话语体系下生成的这一概念与法律概念有着天然的隔阂,这一鸿沟基本上是无法逾越的。二是将“集体经济组织”这一概念从法律话语体系中剔除,彻底杜绝因为这一概念的模糊性带来的诸多问题,但一般也会被认为改革的制度和非制度成本都过高。三是在宪法层面以宣示的规范加以规定,而在具体法律规范(如民法、商法等法律部门)中加以剔除。首先,《宪法》作为一般性法律规范,规定了集体经济组织,可以保证集体所有制性质的不变,不会引来太多政治上的非难。其次,通过建立各类新型的合作社,如专业性的经济合作社、金融合作社、医疗合作社,《宪法》中规定的集体经济组织“统”的职能就能得到真正的落实。而集体经济组织作为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代表其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则完全可以留待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来解决。所以,第三种思路应该是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和合理性的,当然,其具体的制度论证和方案的细节设计都有待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1]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50.

[2]刘水林.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制度创新的法学思考[M]∥杨紫垣.经济法研究:第4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54.

[3]冯果.深化我国农村合作金融制度改革的若干法律思考[M]∥杨紫垣.经济法研究:第4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71.

第15篇

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然而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历来是一个两难选择问题,特别是对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发展需求旺盛的农村地区而言,更是如此。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不断发展,环境问题日益成为国内外政界、学界关注的热点,农村环境及其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也日益活跃起来。目前,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理论研究取得了积极进展,但大多针对城市、区域或工业,而专门针对农村经济与环境协同研究的相对较少。本文通过综述国内外该方面的研究现状,进一步梳理相关理论问题,为推进农村经济与环境协同发展的实践奠定基础。 一、国外研究进展 就农村经济和环境的协同研究而言,国外首先从关注农村环境保护问题开始,继而深入到注重农村经济与环境协同发展。 1.农村环境保护问题的研究 从农村环境保护问题来看,在全球范围内,农业面源污染正在成为水体污染的主要原因,对其控制不但逐步成为水污染治理的重中之重,也逐步成为现代农业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课题。发达国家在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上主要通过源头控制,对农田面源、畜禽场面源进行分类控制。其核心特征为在扎实的试验研究基础上,发展环境友好的农业生产技术替代原有技术,在各主要水域和水源保护区制定限定性农业生产技术标准。通过技术层面与政策层面的结合,在全流域范围内广泛推行农田最佳养分管理,限制水源保护区农田作物类型、轮作类型、施肥量、施肥时期、肥料品种和施肥方式,实行全流域氮、磷总量控制,削减农业面源污染排放量[1][2]。国际上,在农村环境问题及其可持续发展对策的综合研究上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对农村环境问题的研究方面关注面比较广泛,在对农业和农村环境问题现状研究的基础上,关注农业荒废产生的环境问题和政策反映。有学者从具体的技术解决措施和农村环保方案展开研究,也有从农业环境政策出发,提出农村环境管理模式转变问题而进行研究的[3][4]。 2.农村经济与环境协同研究进展 关于农村经济与环境二者之间的协同研究,国外起步早,基础理论成熟,主要从以下几个视角进行研究: (1)传统农业改造视角。以舒尔茨(TheodoreW.Schul-tz)为代表,他认为传统农业是一种生产方式长期没有发生变化,基本维持简单再生产的、长期停滞的小农经济。他提出的“高收益投入模型”,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生产要得到较快增长,不能靠现有资源配置,而要为农民提供新的更有生产性的高收益生产要素,这就需要改造传统农业,引进现代生产要素,建立利于农业转型的制度,增加现代农业要素投资和农民的人力资本投资,加强农业科学技术研究[5]。其核心思想是如何把弱小的传统农业改造成为一个高生产率的经济部门。 (2)可持续发展视角。雷切尔•卡逊(RachelCarson)的《寂静的春天》,指控了农业化学化的弊端[6];《我们共同的未来》提出了“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登博斯宣言》(DenBosonDeclara-tion)明确指出将可持续农业和农村发展有机结合,提出了可持续农业与农村发展(SARD)的概念;《21世纪议程》把农业和农村的可持续发展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和优先领域。从可持续发展来看农村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协同发展,其重点是强调一种发展理念和导向。 (3)生态经济视角。以罗伯特•科斯坦扎(RobertCost-anza)和赫尔曼•戴利(HermanDaly)为代表的西方生态经济学主流学派,在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平台上研究了该问题[7][8]。就农业和农村地区发展而言,国外首先提出了“生态农业”和“有机农业”的概念。生态农业这个概念首先由美国土壤学家W.Albreche于1970年提出,1981年英国农业学家M.Worthington将生态农业明确定义为“生态上能自我维持,低输入,经济上有生命力,在环境、伦理和审美方面可接受的小型农业”。同时,由于化肥、农药等的过量使用,形成了典型的石油农业,并对环境产生了污染,在此背景下诞生了有机农业。有机农业的理论最初是由美国学者罗德尔(Rodale)提出的,他从土壤生物学的肥力概念出发,论证了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的害处和有机肥在培养地力上的优越性能。 (4)循环经济视角。循环经济(CircularEconomy)思想萌芽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K.E.Bould-ing)提出的“宇宙飞船理论”是其早期代表[9]。1990年英国环境经济学家珀斯和特纳(D.PearceandR.K.Turner)首次正式使用了循环经济的概念。结合农业和农村地区,循环经济主要涉及到循环农业。世界各国都曾经在这方面做过积极探索,并产生了一系列循环农业的发展模式,如日本爱东町地区循环农业模式、日本菱镇的循环农业、德国的“绿色能源”农业、美国的精准农业以及英国的“永久农业”等[10]。 (5)平衡发展视角。主要以罗森斯坦•罗坦(Resenstein-Rodan)、罗格纳•纳克斯(RagnarNurkse)等人为代表,主张在区域间或区域内部均衡部署生产力,实现产业和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与打破低水平恶性循环的平衡增长理论,实质是强调在一个强大的外力推动下,使区域内部各产业间能够形成相互需求的一种局面,让国民经济各部门都获得经济增长,从而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总之,从平衡视角来看,农村地域的经济发展目标就是要实现农村地域内部生产力的平衡布局以及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 二、国内研究进展 国内对农村经济和环境二者协同关系也是首先从关注农村环境保护问题开始的,然后才逐渐过渡到农村经济和环境协同的研究领域,近期主要是关于新农村建设中的协同问题。 1.农村环境保护问题的研究 国内农村环境保护方面的研究内容比较宽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有的学者把农村环境问题和“三农”问题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认为农村环境问题是“三农”问题的重要内涵[11];②也有的学者从农村能源利用和农村能源结构角度,研究我国农村环境的现状、问题及对策;③研究农村环境管理制度的改革与发展;④研究农村生态系统管理的科学技术支持;⑤研究优化农村环境管理的环境公共政策;⑥研究生态补偿机制;⑦研究国外农村环境保护经验借鉴等。近几年,结合新农村建设的一些文献不断涌现:探讨新农村建设与农业、农村环境保护关系,一些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内容也不断拓展,如新农村量化评价、探讨生态农业和新农村建设关系、农村清洁生产与循环经济等[12]。#p#分页标题#e# 2.农村经济与环境协同研究现状 与国外相比,国内对农村经济与环境的协同研究起步较晚,尚处于探索阶段,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研究: (1)生态经济视角。石山(1986)在国内较早论述新农村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问题,根据对黄土高原种草种树的实践调研和经验总结,指出要用生态经济思想、生态农业思想的理论来指导新农村建设[13];马艺芳(2004)通过对广西恭城瑶族自治县的案例分析,指出生态农业与农业生态旅游的结合是新农村经济增长的亮点[14];乐其顺、雷海章(2007)对广西恭城县立足生态农业建设新农村的做法和经验作了具体分析[15];冯刚(2008)在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的理论基础上,根据新农村的具体类型,设计出工业型新农村、特色型新农村、畜牧养殖型新农村、休闲型新农村、商贸流通型新农村和旅游型新农村建设等六种与生态农业建设相协调的模式,然后提出了保障协调模式发展和实施的经济、环境、社会、资源和法律对策[16]。从国内生态经济的研究视角看,目前还停留在发展生态产业层面。 (2)循环经济视角。发展循环经济是新农村建设中经济和环境协同的重要途径和纽带。邱爽(2007)认为,发展循环经济是建设新农村的具体实践,其目的就是通过改变农业增长方式,提高农业生产综合效益,增加农民收入,以打造出富裕、生态、和谐的新农村[17];方杰等(2009)从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角度,重点探讨了基于农业循环经济的新农村生态环境建设的基本路径[18];高慧荣(2009)认为,目前我国农村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现象较为严重,只有用循环经济的理论和相应的技术进行指导,才能保证新农村建设目标的实现[19]。陈诗波(2009)依据协同理论对循环农业各参与主体进行了重新界定,并针对农业循环经济活动中农户、涉农企业、政府、农村中介组织各自的职能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政府引导、农户参与、企业主导、中介组织助力”“四位一体”的角色定位,并认为这是建立我国循环农业长效发展机制的关键所在[20]。 (3)生态文明视角。农村经济和环境协同是农村生态文明的具体体现,也是未来新农村建设的方向。王朝全(1996)指出,从本质上看,农村建设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关系,因此新农村建设的基本目标应该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的良好统一[21];黄振中(2006)对生态文明进行了全面阐释,并认为良好生态是幸福指数的标志,生态是农村致富的最直接途径,生态文明将加速改变农村面貌[22];胡浩民、马步广(2009)提出,应该把生态文明作为建设新农村的新路径,在生态文明的视角下,从职责异构和生态农业等方面层层递进地全面推进新农村建设[23];宋祎、胡木春(2009)从海南省域视角出发,对以生态文明理念引领新农村发展生态经济、培育生态文化、优化生态环境、构筑和谐新农村进行了有益探索[24];刘雪艳、孟祥德(2011)指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是构建和谐新农村的必然选择,也是能否实现全社会和谐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25]。 (4)人居环境视角。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许景伟、胡丁猛等(2010)通过对山东农村绿化现状的调查和分析,归纳总结出了经济林木用于人居环境绿化的诸多优势,指出经济林木是农村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26];周鑫(2011)根据北京市房山区青龙湖镇庙耳岗村和长阳镇保合庄村的实际,从农村居民的角度出发设计了问卷调查并实地考察了农村居民对居住环境的满意度,在此基础上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归纳影响村民满意度评价的主要因子[27];周侃、蔺雪芹、申玉铭等(2011)通过对北京市首批市级新农村规划建设试点村的问卷调查,结合多元统计分析,探讨新农村建设以来京郊农村人居环境质量的要素特征、影响因素和发展水平[28],从人居环境的视角研究农村经济和环境协同,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三、研究述评和展望 国内对农村经济与环境协同研究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1)一般意义上的农村经济与环境关系研究不断深入。国内学术界在借鉴国外理论的基础上,进行了本土化的探索,从最初意识到农村发展与环保协调的重要性,到注意到二者的相互作用,再到有意识地引入循环经济、生态文明、生态产业等新的概念和模式,研究逐渐走向深入,实践也不断创新。 (2)一些新颖的研究视角不断涌现。近几年,探讨农村建设与农业、农村环保关系的研究成果不断出现,对生态农业、有机农业、可持续农业、循环农业研究的重视,对新农村量化评价、探讨生态农业和新农村建设关系、农村循环经济与清洁生产、农业生态工程的实践和研究,对农村区域可持续发展理论及其指标体系构建的量化研究等也取得了一定进展。 (3)区域和行业层面上的经济与环境系统的协调研究取得积极进展。在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度研究上,当前主要是通过衡量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的相关方法,包括能值分析、生态足迹分析、物质流分析、指标体系评价等,研究区域主要为森林、流域、干旱区等单类型区和单个城市[29],针对农村区域,特别是结合新农村建设的经济与环境系统的协调度研究颇显不足。 总体而言,目前学界从不同视角开展了农村经济与环境协同研究,并取得了积极的进展,但对农村经济与环境协同的系统研究和综合研究比较薄弱。因此,运用系统学、环境经济学等多学科的知识,深入分析经济与环境子系统之间协同的要素和关键技术因素,进行协调度的定量分析,并设计提出因地制宜的协同模式,就成为当前及未来需要解决的科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