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经济范文

国有企业经济范文第1篇

1.给定社会和经济结构，什么是政府不能采用的经济政策。

2.政府可选的经济政策工具实现经济目标的时滞和逼近程度的分布。

3.作发展中经济里，国有企业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工具，它对国有经济控制力的作用如何。

这三个方面的内在联系如下：首先要确定与经济系统和政府目标不相容的政策工具，只有在确定了政策工具的可行集后才能讨论政策的效果。讨论不可行的政策的效果是无意义的。由于国有经济控制力大小是由政策工具实现政策目标的程度和时滞来衡量的，因此研究政策工具的“威力”和“等待时间”就是理所当然的。国有经济作为发展中国家普遍采用的经济政策工具，它的重要性一直是有争议的。它的存在会对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力有什么样的影响是决定国有经济前途的主要考虑因素。

从这三个方面的内容来看，第一个是最具思辩色彩的，第二个则完全是实证的问题，第三个则要通过演绎提出一些将由实证分析来证伪的假说，因而本文只分析第一、三两个方面，提出一些分析，由后续研究来作实证研究。

第一节国有经济控制力的定义及实现控制的可行集

现代政府都被认为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经济职能：维持经济增长和稳定、实现物价平稳和充分就业、推进收入公平分配。为了实现这些经济职能，政府被赋予一些控制经济的权力和实施这些权力的条件。控制在这里的含义是完全技术性的。它是指给定社会和经济结构，政府根据其效用函数，确定政策目标，即要经济系统要达到的状态变量。通过改变控制变量的值来改变经济系统的状态，从而实现其政策目标。因而控制力就是指政府通过改变控制变量来改变状态变量从而达到政策目标时的时滞和实际逼近程度。当政府采用一些政策使某些目标很快很好的实现时，可以将之定义为控制力大，反之则小。当然这里的快慢和逼近程度是由政府的效用函数来提供判别准则的，比如一个民选政府希望在大选前实施的经济扩张计划能在大选前奏效，从而为在选举中获胜创造条件。于是政府自然有对经济控制力的标准。但这不在本研究范围内。本文假定这些判别标准是外生的。

很显然，不同的经济系统中政府的可选政策工具箱是不同的。这是因为不同的经济系统对政策变量的响应是不同的。首先要对经济系统的不同作出说明。经济系统的分类是极其多样的，可以说只受到研究者想象力的限制。本研究遵循发展经济学的传统，将经济系统分为发达的工业化经济系统和二元经济系统。发达工业化经济系统中市场机制发达而且广泛。一项政策对经济的冲击将以市场的方式，在难以计数的经济实体之间，以极其复杂的方式被经济系统所吸收，产生一些后果。研究者需要极其复杂的工具才能粗略地判别一项政策与其效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实际上在复杂的经济系统中，因为各种储能单元的存在，如库存、情绪对人们的判断的影响、信息收集与处理的局限性等，对一个经济冲击的响应是如此复杂，以至于人们有时会作出错误的判断，尤其是当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因此政策的后果往往是难以预料的。当一个经济系统处于平稳运作的，对政策的后果的判定相对要容易一些。

在许多国家，政府曾经或正在使用国有企业作为实现其经济目标的手段。由国有企业代替市场机制来实现同样的目标一方面要求政策制定者准确地知道在市场环境下一项政策的结果。如果不知道后果，通过国有企业来实现同样的目标就无从谈起。另一方面要求政策制定者能准确地控制国有企业来实现同样的结果。但是，发达市场经济的特征就是高度的复杂性。到目前为止，人们只能用一些高度综合的指标来粗略地评估经济的运行情况，比如利率、通货膨胀率、国民收入增长率等。在这样的情况下，要用国有企业来实现政府的经济目标，则国有企业的相对规模必须很大才有可能影响到这些指标。这只是必要条件。这里，国有企业的相对规模指相对于它们所供应的市场而言。首先，如果单个国有企业的规模很小，显然是市场的接受者而不是领导者。如果大量的小型国有企业处于相互替代的市场上，那么除非禁止竞争，否则，国有企业也只能是市场的接受者。如果国有企业规模小，但处于生产的不同阶段，那么，它们实质上是一个巨型国有企业的生产车间而已。因此，要想通过国有企业来控制经济，国有企业首先要有很大的市场权力，即相对市场的规模要很大。国有企业处于垄断地位时，市场权力最大。但是，市场权力不等于经济控制力。 

在发达经济中，经济实体之间的关系通过难以计数的市场之间的互动来实现。如果政府不是通过采用一些依赖市场机制的政策，而是通过创造国有企业来实现经济目标，那么就首先必须对整个经济实行国有化。比如实现充分就业的目标就只可能在政府雇用全部劳动力条件下实现。给定一个经济中有非自愿失业者，政府通过创造一些国有企业来吸收这些劳动力，显然这些国有企业的劳动效率要低于整个经济的平均水平，否则这些劳动力早被私人企业所吸收了。而国有企业也不可能拥有特殊的高效率生产技术。假设政府垄断了这样的技术，因为政府开发这些技术的经费来源于税收或发行国债，但却不向社会公开这样的技术，那么这是违公平的。当然，这不包括国防技术。不过没有政府会吸收街头的失业者去生产核武器或激光制导炸弹来减少失业。那么这将使为生产同样多的产出而需要更多的投入。从而资源价格上升。这将迫使一些处于边际上的企业破产，将所雇佣的劳动力抛向失业队伍，这样政府又必须创造另外一些国有企业来吸收这些劳动力。很显然，这些劳动力的劳动效率是要低于新的平均水平的。这又将导致对资源的争夺。最后只剩下这两种情况：要么是全部经济被国有化，要么只剩下少数十分有效率的私有企业，使之可以在资源被如此浪费的情况下仍能生存。当然后面这种假设只在规模报酬递减情况和效率分布函数是不连续的情况下存在。

首先，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在一个很大的规模区间中，没有显著的规模经济或不经济[1]。其次，效率分布函数是几乎处处连续的。这里的效率指投入产出的效率。尽管经济学家对资本和利率的定义争吵不休，但在现实中，财务状况决定了企业的存亡。因此可以用资本收益率或多个类似的指标的加权平均值来测度企业的效率。显然融资成本、原材料价格、税收、产品市场等都会使企业的这个指标变动，而且经济环境决定了一个企业的最低生存效率。当企业的效率指标长期低于这个最低生存效率指标时，企业就会由于耗尽自有资源而死亡。效率指标的分布是一个随机过程。它的样本函数显然是非负的，单调增的，而且在有界闭区间上取有限值。单调增的性质很容易理解。效率指标越高，低于这个指标的企业的数目越大。因此，效率分布函数是有界变差函数。那么，这个函数除了在一个黎贝格零测集外导函数存在而且黎贝格可积。于是分布密度函数几乎处处连续而且有限。换句话说，效率分布函数只有至多可数个不连续点。事实上，由前面的推理，国有企业吸收的是效率低于平均水平的劳动力，而且国有企业劳动力没有被解雇的压力，劳动效率更低，因此，国有企业无法以市场方式与私有企业竞争。政府必须增加税收或通过发行国债来为国?衅笠悼魉鹑谧省7裨蚬衅笠到蛭木∽杂凶试炊劳觥U庋黾恿俗试吹某杀尽＝⒐衅笠档贾伦畹蜕嫘手副瓴欢仙仙筒欢嫌兴接衅笠灯撇略鍪б怠W詈蟮慕峁牵衅笠蹈涣怂腥ǎ鄹袼酱蟠筇岣吡耍鱿陆盗恕?nbsp;

全部经济实现国有化以后，就出现两个问题：一是必须取消国有企业之间的竞争，否则竞争必然会导致一些企业失败破产，解雇劳动力。这就违背了充分就业的初衷（充分就业不是完全就业）。而一旦取消竞争，就必须实现完备的中央计划，否则就会出现未出清的市场。只要不严禁私人企业，那么就会有在国有化条件下自愿失业的劳动力组建私人企业满足市场出清的要求。这就会在私人与国有企业之间形成竞争。只要这种私人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的竞争存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差异，那么生产可替代产品的国有企业之间就会存在差异。因此，要么通过在国有企业之间转移支付来抹杀这种差异，要么就得面对这种差异所导致的国有企业之间的竞争。前一种选择就是让发达的市场经济转向苏联模式，这是难以想象的，而后一种选择将彻底瓦解以国有企业来解决市场经济中经济问题的努力。

同样的推理可以同于创造国有企业以实现经济增长的情况。因此，在发达市场经济中是不能用国有企业来解决经济问题的。因而国有企业不是发达市场经济的可选政策工具。

在二元经济系统中，经济由占比例较低的现代工业化经济和占统治地位的传统经济部门所组成。实际上，这是二元经济的特征定义。二元经济的绝对规模较小。在其中经济活动的复杂程度较低。在现代经济部门和传统经济部门之间的联系是很简单的，仅仅是传统部门提供给现代部门品种很少的一些初级产品，换回维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同时现代部门与国外的联系也局限于进口中间品进行加工后在国内销售或出口。制造品的品种也很少。除了在与原宗主国有密切联系的领域，与大规模复杂工业生产相伴随的商业、金融、保险、法律等制度很幼稚。而且这些活动大部分集中在少数大城市中，广大农村尚处于近似于自给自足的传统经济中。在这样的条件下，政府的经济政策很难以市场机制的方式作用到整个经济中。针对现代部门的经济政策很难通过现代经济与传统经济之间的边界。而除了通过那些直接影响传统经济赖以存在的初级产品，政府对传统经济的作用也是很小的，更何况是国际市场而不是这些国家的政府在决定这些初级产品的价格和需求数量。

在二元经济中，市场机制就很难成为政府政策的工具了。二元经济的政府还有另外的难题。它们必须发展本国经济以维持政权，但极度缺乏资本、技术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力资源。国内几乎不存在能动员人们的储蓄并将之用于生产性投资的机制（实际上二元经济的一个特征就是储蓄率低），能动用的资本中一大部分是靠出口初级产品换回的外汇，除去进口必需的资本品和消费品，便所剩无几。更困难的是，除了在少数大城市，二元经济缺乏基本的生产和生活基础设施。于是在这样条件下，政府就必须承担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的作用，把极其有限的资源分配到经济发展的重点上去。当然，为了实现同样的目的，可以有两种模式：一是由政府设立国有企业，二是由政府指定受偏爱的私人企业去发展这些项目。政府通过授予垄断权、优惠贷款等方式予以支持，并获得相应的政治支持。前一种是拉美模式，后一种是东亚模式。

的确，在经济还处于幼稚阶段时，通过创立国有企业，政府可以直接命令企业生产，尽管产出不一定合意。这使政府有一种安全感和自主感，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政府认为国家急需的产品的供给。当基本生存需求得到满足后，对国有企业和政府实施经济职能的方式的态度就有了变化。拉美模式坚持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限制和打击私人资本的发育，搞进口替代，这使得市场机制发育十分缓慢。政府所承担的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职能迟迟不能得到转移，反而在国内政治斗争中，成为各派争夺的肥肉。这进一步导致了经济中寻租现象的盛行，反过来又进一步阻碍了市场机制的发育。这样的结果就是资源浪费严重，劳动效率低，通胀严重。

而东亚模式则采取了鼓励私人资本发育的态度。本文不探讨这种模式背后的文化、政治根源。尽管私人资本也要通过非市场方式来争抢有限的资源，但是它们之间的竞争更多是市场性的，是培育市场机制的行动，而且政府支持的贷款是一个硬约束，迫使私人资本提高效率。这与拉美模式通过滥印钞票来为国有企业创设与生存融资所形成的预算软约束有本质的不同。更重要的是东亚模式采取了出口导向，把企业拉到国际市场上去锻炼，这进一步刺激了国内市场机制的发育。拉美和东亚的经济发展成果有很大的差异。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不同的经济系统决定政府的政策可选集不同。如果是发达市场经济，那么政府的政策工具就必须是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而绝不可能是国有企业。如果是二元经济，在度过了最初求生存的阶段后，政府或者选择依赖国有企业，或者选择鼓励私人资本和市场机制发育。在经济复杂程度不高时，直接控制国有企业的确可以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可以说国有企业在实现政府经济目标方面有很上乘的表现。这时政府通过国有企业的经济控制力最强。但随着经济复杂程度的增加，政府要通晓的经济关系越复杂，而且链越长，成本越高。即使每个国有企业都实现了分配的具体目标，但是最终产品可能得不到市场的欢迎（除非所有产品都实行分配，取消货币），那么产值这个目标达到了，而别的指标却达不到。这在苏联经济史上司空见惯[2]。因而实际上政府的通过国有企业的经济控制力大大降低了。反过来，如果政府更多地依靠市场机制和私人资本，虽然政府不能直接决定经济指标，但是在政府创造稳定的环境的条件下，政府所希望的目标可能会得到更好的实现。

对于上述论点，还可以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作一解释。由于经济复杂程度的提高，产品质量的维度也在增加，那么这增加了政府对国有企业经营考核的难度。比如说，对钢产量的度量就已经超出了原苏联中央计划部门的计算能力。钢种类上千。每种钢的化学成分物理性质，外形等等都不同。对于一个综合钢铁企业，它生产上百种钢。要是按所有的维度来考核其经理，这是最理想的，但是却不可能实现。那么就只能以“吨”作为其绩效的衡量标准。于是经理就会注重产量而非质量。这也先解释了为何前苏联产品质量低劣。而大多数拉美国家国有企业的产品和服务质量差强人意，也就可以理解了。即使按考核标准，政府的经济目标都达到了，那么是否就可以说政府的经济控制力就大了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否则苏联现在还会生龙活虎，拉美各国也不会大刀阔斧地私有化其国有企业。

第二节国有企业作为经济政策工具对经济控制力的影响

上一节已经明确定义了国有经济控制力是政府使用政策变量实现政策目标时的时滞和逼近问题。对于发展中经济而言，国有企业是一项可选政策工具。它对于发展中经济政府控制力的影响是必须深入研究的。

对国有企业这种影响力的研究首先要回答五个方面的问题：

1、为什么政府要设立国有企业？

2、为达到同样的目标，政府是否还有别的选择？

3、在什么条件下必须由政府创立国有企业来达到既定目标？

4、政府控制国有企业的方式和效果如何？

5、政府通过国有企业控制经济效果如何？

政府设立国有企业的目的和动机是复杂的，往往是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综合作用结果。本文不能过多分析设立国有企业的政治动机和利益，只指出，公共支出是无须偿还的，因而是各派政治利益集团争夺的对象。在特定的政治传统下，设立国有企业是分配预算收入的一种方式。下面主要分析政府设立国有企业的规范性经济动机。

正如前一节所分析的，在经济初建之时，国民经济所能动员的资源是极其有限的，这些资源首先要用于维持国民的生存。而在这种经济系统中，市场机制要么被毁坏殆尽，要么从未存在过，那么政府就必须作为资源的分配者，来实现上述生存目标。这在二战后的德、日和遭受战争蹂躏的国家是普遍的做法。在非洲新独立的原殖民地也都采取了这种做法。也就是说，在市场机制不存在时，政府分配资源的方式在满足人类最基本生存需要方面在这时是最有效率的，因而政府的经济控制力也最大。

在战后的西欧，也曾盛行过国有化的做法。比如具有社会民主传统的法国在本世纪有三次重大的国有化运动，七十年代后期的国有化运动登峰造极。法国政府在密特朗执政期间，通过国有化运动控制了工业企业营业额的40%，出口的34.6%，投资额的23%，在历经多次私有化运动以后，法国国有企业仍雇佣了全部非农业劳动力的23%，创造了28%的增加值，40%的投资，30%的出口，连具有自由主义传统的英国也分别在40年代末和70年代两次掀起国有化高潮。

法国大规模国有化的根源一方面有社会民主传统和中央集权的传统，另一方面和自由主义的英国一样：国内资本市场运作与政府经济目标背离。法国在二战中作为主要战场，英国也遭受纳粹的狂轰滥炸，基础设施破坏严重，因而不约而同地在战后马歇尔计划实行时，大规模地建设国有企业，而且都集中在基础设施方面。其经济学上的理由已经分析过了。在七十年代，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开始，原来的基础设施已经不再适应经济的需要。在当时固定利率和固定汇率的约束下，私人资本认为投资到基础设施中去所承担的巨大风险无法得到补偿，于是私人资本对基础设施不感兴趣，纷纷进入欧洲资本市场或进入当时的拉美国家以获取高额回报。因此，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缺陷，英法两国在提高经济竞争力的基础设施方面由市场引致的投资不足。私人资本的利益与政府自认所代表的国家利益产生了矛盾。实际上这是一个公共产品融资的问题。很显然这可以由政府来为之融资。但是由于在欧洲资本市场上的收益率与投入到基础设施中的经风险调整的预期收益率的差别是如此之大，即使加上政府补贴，也不能说服足够多的私人资本进入基础设施投资。于是只能由政府亲自出马，设立国有企业。

当然政府在基础设施方面设立国有企业的原因不完全是由于私人资本回避这些领域，尽管这是政府在此领域设立国有企业的充分条件。从维持和提高经济竞争力的角度，基础设施领域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应该是在满足一定标准后价格尽量低的。但是在这些领域，由于技术上的特性，企业具有自然垄断的特征。私人资本一旦进入了，就会利用这种优势，来取得高额利润。也就是说，政府对这些领域必须进行管制的事实使这些行业的风险调整后的预期收收益很低。这才是私人资本回避的主要原因。进一步分析为什么政府要管制这些领域。形成垄断并不是政府进行干预的充分条件。全世界的邮政都是垄断，在美国和欧盟，民用飞机制造现在也是这样，而政府并不动用反垄断法去攻击这些现象。究其原因是因为基础设施和高技术领域对经济作用不一样。比如电力、煤气、自来水、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如果听任它们充分发挥其垄断优势，那么社会生产的一个很大的份额将落入这些领域。但这些领域的产品和服务是无收入弹性的，而且本身也不会有太大的发展。其产品和服务品种单一，质量标准稳定。实际上，在西方，煤气、供水、电力标准在过去一百多年没有太大的变化。把社会增加值一个很大的份额交给这种没有发展前景的产业，从经济的持续发展来看显然不是有效率的。因此政府必须管制使之只能刚刚能够提供符合标准的产品和服务。当一国资本丰富时，在政府给予适当的优惠时，私人资本也可能愿意进入这些领域。比如美国，资本丰富，利率较低，因而私人资本在这些领域也占有很大的比例（一般超过60%）。相对而言资本稀缺的国家，如欧洲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往往由政府设立国有企业来提品和服务。邮政服务由政府提供是同样的道理。一封信函的运输价值是无法与其所承载的社会和个人价值相比的，家书抵万金，谁能说清这些关系呢？正是如此，按商业运作的企业会发现将一件信函送到其目的地的费用却无法通过商业途径回收时，它便会退出这个市场。的确，最初的通信就是按商业规则来进行的。但社会的发展表明，政府必须促进人们之间的交流。通信是一种不可缺少的公共产品，因而政府必须提供之。因此，大家看到信函的运输是政府垄断的，因为没有别的企业会进入这个领域，而包裹的运输却是竞争性的。

即使是在上述情况下，如果信息是对称的，那么政府也可以通过向私人资本提供足够的补贴来引诱之进入这些领域。然而我们却看到这是很难做到的。要提供足够的补贴，那么政府必须就企业所提供的服务（产品）的边际成本、质量和数量进行量化。考虑到这些企业行为的外部性，那么这种计算将更复杂。这样政府很难准确地估计出应支付给企业的补贴。在信息经济学中，委托—问题研究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使人说真话，但这仅是问题的一方面。考虑到这些领域的投资是专用性的，那一旦投资形成，便成为沉淀成本，投资者要撤出只能蒙受巨大损失。那么在私人资本和政府之间就形成一个二阶段动态博弈。第一阶段私人资本根据政府所承诺的优惠条件和所提出的要求作出投资决策，第二阶段政府根据私人资本的绩效作出对承诺的全部或部分兑现。已如博弈论告知的，在这种博弈中双方的行为将是动态不一致的。比如，给定投资者决定投资，那么由于许多与绩效评估和补贴估计相关的衡量指标难以被第三方所认知，那么政府就有动机通过宣布私人资本绩效不合格而削减对私人资本的补贴。只要补贴加上运营收入能抵消变动成本，私人资本就不得不继续生产。预期到这样的结果，私人资本就不会进入。因此，在诱使私人资本进入沉淀成本巨大的领域时，这种博弈的唯一均衡只能是私人资本不进入和政府不提供补贴，尽管投资者进入和政府提供补贴是帕累托最优的。

由于国有企业在何种条件下必须由政府设立来实现政府的经济目标是如此的重要，我们必须提出一个命题：

国有企业合理存在性命题：只有在提供政府重复采购的某种商品所需的投资具有高度资产专用性，而且约束当事人各方的合同是不完备时，才会由政府设立国有企业。即高资产专用性，不完备合同和重复采购是国有企业合理存在的必要条件。但是不满足这三个条件并不是说国有企业不能存在，而是说它的存在是不合乎经济学的效率原理的。

为了从经济学意义上理解这个引理，首先要把政府理解为一个提供公共产品的企业。它是否决定在某个领域建立国有企业就可以理解为政府这个企业是否向这个领域纵向一体化或多角化。

首先资产专用性这个概念不同于专用设备，一台加工螺旋浆的设备是专用设备，但它不一定具有很高的资产专用性。一般来讲，资产专用性是指资产所有者的投资只能通过特定交易所产生的租金回收的这种性质[3]。比如一套被设计专门处理某个矿山的矿石的设备就具有很高的资产专用性。反过来，一台通用型机床就无乎没有资产专用性。一旦具有很高的资产专用性，那么投资者只能期望与这投资相关的特定交易能持续下去。因为他从其他交易中的收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部份差异就是经济学中的租金。准确地讲，这就是可掠夺的租金，因为交易另一方可以通过威胁中止交易来迫使投资方接受一个刚够弥补变动成本的价格来获取租金的绝大部分。

合同的不完备性是由于四种交易成本所造成的，一是签约双方不能预见未来的全部情况。二是无法用精确的方式规定未来各方的权责。三是监督契约执行成本很高。四是强制执行契约的成本很高。这是因为由于所涉及问题极复杂的，局外人要花费很大的精力和金钱来了解各方的立场和实际情况，并作出判断：重复购买的含义是自明的。

我们只需证明不满足这三个条件的国有企业的存在是不合乎经济学效率原理的，即此时政府可以采用市场方式来更有效地实现同样的目标。

实际上前面我们已经多角度来论述了这个命题。现在只须从定义之间的内在联系加以说明。根据资产专用性的定义，当投资不是资产专用性的，投资者可以从其他交易中获益并收回投资。因而该交易存在竞争易，那么存在着一个竞争性市场。那么显然政府作为某项产品或服务的购买者将面临相互竞争的供给方，因而除非政府具有特殊的技术使它能以更低的成本、更好的质量自行生产此项服务或产品，否则政府应该从市场上采购。然而如果政府有更好的技术，那么它不向社会提供此项产品或服务，就是损害了社会福利。假设政府拥有这样的技术，那么政府应该纵向一体化。那么除非是规模效益递减的，提供此项服务或产品的国有企业将或者垄断市场，或者与私人资本竞争。如果是垄断，那么政府应该动用反垄断法来该国有企业。如果是国有企业和私人资本并存，只向国有企业采购则违反不正当竞争法，同样应受到制裁。如果政府同时向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采购，说明即使完全由私有企业来供应也不会形成供方垄断。因此，只要不存在资产专用性，就没有国有企业合理存在的必要性。

如果不存在不完备合同，那么私人资本的所作所为都是可以合理地测度的，那么政府可以准确计算出应给予的补贴，政府因而也无正当理由必须设立国有企业来提供此项产品。

如果不存在重复购买，那么显然更没有正当理由设立国有企业来一次性生产这种产品。

必须注意的是，这三个条件仅仅是必要条件，即使满足了这三个条件也不一定就必须设立国有企业。美国军火工业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满足这三个条件，但美国政府采用的是长期契约而不是纵向一体化来提供这种产品，这并没有影响到美国国防。

至此我们已经研究了三个问题：

1、为什么政府要设立国有企业？

2、为达到同样的目的，政府是否有其他途径？

3、在什么条件下，政府必须创立国有企业来到达既定目标？

既然在一定条件下国有企业是政府控制经济的工具，那么就必须回答两个问题：

1、政府如何才能控制国有企业？

2、通过国有企业控制经济的效果如何？

对这两个问题的研究应分成两种情况，一种是在国有企业按前面所定义的合理方式存在时；另一种是国有企业被过多地设置时。如果国有企业合理地存在，那么按定义，政府要实现的目标只能由国有企业来实现，因而就无从谈起控制效果的好坏。这时的判别准则只能是政府提出绝对的标准。这就是说在讨论通过国有企业控制经济的效果好坏时，是在各选择中进行比较的结果，因而只有在国有企业被过多设立时方能有意义。可以清楚地看到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控制和通过国有企业对经济控制的效果之间是密切相关的，因此对这两个问题的分析是相互联系的。为此，从过多国有企业设立的经济后果开始分析。

国有企业的设立首先是融资问题。从资金来源看只有两种，一是由财政拨款，或发行国债筹资。二是由政府直接贷款或是由政府担保国有企业组建机构获得贷款。即使由财政拨款建立的国有企业在进入营运后，也要依靠银行贷款作为周转资金。因此一旦开始建设新的国有企业，那么一方面公共支出增加，另一方面银行信贷也增加。根据内生货币和外生货币理论，以财政拨款或国债融资建立的国有企业，它的融资是以政府的征税权力为抵押的，只不过是收入在不同阶层和不同时间的重新分配。这种国有企业因而可以被称作内生的。根据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这时存在“李嘉图等价”，对经济的冲击将是微小的。这就是说，如果政府建立内生型国有企业，而且这些国有企业具有平均水平的效率，那么对经济的冲击在储蓄率、利率和产出方面是很微小的。显然，如果政府设立这种国有企业，它对经济的控制不会比市场做得更好。当然如果国有企业具有更高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效率，那么的确会提升经济的增长。但只有在市场很不完善时才能做到这一点，否则没有理由私人资本为什么不采用同样先进的技术和管理。这也指出了国有企业合理的分布。即在私人资本无法从事的大规模、高技术领域。比如政府认为为它需要一座年产40万吨乙烯的化工企业。但是就大陆当前的实际情况，私人资本是无力提供的，于是只能由政府来提供。这样政府就可以提升经济增长。但问题是政府应该努力培育私人资本，使之在复杂的经济建设方面越来越有能力自主，而不是采取压制私人资本，以保持自己的独尊地位。对于经济建设，这种武大郎心态是不行的。

更多的国有企业是靠贷款或增发货币来建成的。那么这种做法就是将资源从那些不能相应提高自己资源价格的弱势集团掠夺过来，比如那些依靠养老金生活的人们。通过这种方式建立的国有企业我们称之为外生性的。显然外生性国有企业是通胀性的。首先外生型国有企业的规模只受信贷规模，最终只受中央银行贷币供给限制。而大力发展国有企业的都是发展中经济，其银行体系是国有的，或受政府直接控制的，因而创立国有企业的冲动往往导致政治压力膨胀，使中央银行贷币政策松动。其次贷款建国有企业有群动效应。一旦政府开始使用贷款兴建国有企业，那么各方面都会努力证明自己项目的重要性，纷纷抢夺信贷资源。大量的项目同时开工，必然对经济造成通胀压力，尤其是通胀的预期压力攀升更快，从而增加经济的不稳定性。

下面分析在外生型国有企业丛生的环境中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效果。按定义，外生型国有企业的负债率高于平均水平。即使外生型国有企业的负债中很大比例是长期贷款，但它们总是要偿本付息的。一旦政府被迫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比如出现了恶性的通货膨胀或国际收支赤字），那么国有企业的短期融资成本显然上升。这一方面减少了营业收入中可以用来偿还长期负债本金和利息的部分。这是因为企业需要短期融资来提供周转资金；另一方面，紧缩的货币政策将从总体上减少支出，这将导致国有企业营业收入的增幅下降，甚至使之绝对下降。显然，除非政府对外生型国有企业注入资本，那么外生型国有企业的负债率将在紧缩的货币政策下上升。如果政府因为政治原因不允许国有企业破产，那么它就必须为外生型国有企业的亏损融资。但是政府之所以建立外生型国有企业，是因为它缺少足够的财政收入来为之融资，因而对国有企业的这种补贴显然也不可能主要由财政支出来融资。因而政府要么利用国债融资，要么放弃紧缩的货币政策，用通货膨胀来融资。在用国债融资的情况下，政府必须用更高的利率（紧缩的货币政策意味着更高的利率）来发行国债，这样将进一步减少私人资本的投资愿望。即使购买国债的居民有正的财富效应，私人支出也要下降。注意到政府的任何一种为国有企业亏损融资的方式都是收入再分配，即政府把不小于亏损的那部分收入分配给了与国有企业亏损直接相关的群体。事实表明国有企业的亏损是导致少数居民富裕的原因之一，那么采用补贴亏损的方式显然将违背政府实现收入公平分配的目标，除非它宣布它是为少数人谋利的。如果这部份人用获得的补贴来购买政府国债，那么他们将有正的财富效应，这是因为首先这部份人所用来购买国债的正是所分到的国有企业亏损。其次，日后这些国债的偿还将由全社会的纳税人来支付，因此这部份人将更富裕。相应地另外的人将更贫穷。这部分人所占人口的比例低，而且从一个社会角度来看，其支出占社会总支出的比例也不应该超过其它人的，否则这个社会就是在制造和维护两极分化而且是毫不掩饰，那么建立国有企业就是为实现这种目标。但是我们不认为讨论这种政府的经济控制力是有意义的。如果我们将讨论限制在一个受其公民支持的民主政府上，那么外生型国有企业显然将在紧缩的货币政策下背离其原先的目标。在膨胀性的货币政策下，将有更多的外生型国有企业被设立，从而要求更猛烈的膨胀性货币政策，显然这是不可选的。因此，货币政策在丛生的外生型国有企业是失控的。

通过财政政策的控制力在这种情况下也将大大削弱，给定外生型国有企业丛生的条件，政府的公共支出的自由空间会很少。这是因为，如果政府可以自由地增加其支出，那么在上述分析的结果下，政府没有理由不增加对国有企业的资本注入。假设政府突然有能力增加其支出，可能性有二：一是政府获得国外援助。二是政府增强了税收征管，使在名义税率不变情况下，税收可大大增加，而且还假设政府并不将新增收入注入外生型国有企业以增加其资本。

对于政府加强税收这一种情况下，显然实际税率将上升。一般而言，这将使那些无法再逃避税收而且处于边际的企业退出，这当然会包括一些外生型国有企业。如果政府不允许这些企业破产，那么就必须对这些亏损企业进行补贴。这自然会降低公开支出增加的刺激作用。若政府允许这些国有企业破产，情况则比致复杂。首先，公共支出增加是由于实际税收增加，那么私人的可支配收入下降，从而使消费减少，进而使投资减少。即使消费者消费惯性使消费不变，那么可支配收入的下降必然使储蓄下降，同样也会使投资减少。公共支出增加无非会有两个后果，一是政府规模扩大，雇佣更多的劳动力，这将增加消费支出。另一方面增加投资，创造更多的国有企业。一方面一部份企业由于实际税率的增加而破产，使产出下降，另一方面消费加投资增加，将提高现有生产能力的利用率。假设总产出增加。这时中央银行面临两难选择：如果不放松银根，那么生产的扩大对流动资金的需求增量将推高利率，这将使那些以借款为基础的外生型企业陷入破产从而使经济陷入衰退。另一方面，如果放松银根，则将进一步扩大投资和消费需求，从而使经济进入通胀螺旋中。如果税收的增加导致总产出下降，这更说明财政政策失效。当然，在实践中会存在一个恰到好处的方法，但是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钢丝杂技。

突如其来的经济援助不太现实，因而本文不再分析其后果。

至于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有效控制问题，实质是建立每个人对自己行为负责的制度问题（Account—ability）。从结构的表面来看，政府拥有国有企业和市场经济中机构投资者拥有企业的股份一样。机构投资者对最终投资者只有达不到最终投资者的要求就走人的权利，但是由于政府拥有合法的暴力，如果没有形成社会契约，政府不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国有企业就可能成为自在之物，或者只是政府的企业。

[1]G·J·施蒂格勒《规模经济、产业组织和政府管制》潘振民译P38—P67上海三联书店（1996）。

国有企业经济范文第2篇

一、企业效率的经济理论基础

在西方微观经济学中，关于企业的理论集中在“厂商理论”部分。所谓厂商是指能做出独立生产决策的单位，主要包括个人企业、合伙企业和公司制企业。在研究生产者行为时，一般的理论假定是，企业都是具有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其生产目的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即在既定的产量下实现成本最小，或者在既定的成本下达到产量最大。厂商理论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生产理论。主要研究投入的生产要素与产量之间的关系，即如何配置资源，使生产要素既定时产量最大，或者说使产量既定时投入的生产要素最少。（2）成本理论。主要研究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关系，厂商只有在扣除成本后，才能谈得上利润的最大化。（3）市场理论。市场有不同的结构，即竞争与垄断的程度不同。它研究的是当厂商面对不同的市场时，应该如何确定自己产品的产量和价格。企业只有处理好以上三方面问题，才能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

厂商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是传统的微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假设。实际上，现代经济学家的进一步分析认为，厂商的目标是多元化的。例如美国经济学家W·鲍莫尔分析了厂商以销售量最大化为目标的行为；美国制度学派经济学家K·加尔布雷斯则把稳定与增长作为大公司这样的厂商的目标，它们追求的是适度利润。但是，在一般的微观经济理论中，仍以利润最大化为基本假设，本文的分析也不例外。

在研究企业问题时，国内普遍使用的“效益”概念，在西方经济学中并没有对应的理论。西方经济学中，一般使用的是“效率”概念。虽然生产理论、成本理论和市场理论等主要关注的是实物量，但关注的不是总量，而是比率（ration）以及比率的变化率。例如，关注的不是总产量，而是边际产量和平均产量；关注的不是总收益，而是边际收益和平均收益；关注的不是总成本，而是边际成本和平均成本；关注的不是总劳动量，而是劳动生产率等。因此，研究企业状况时使用“效率”作为指标顺理成章。

在生产理论中，假定技术水平不变，那么，影响企业效率的因素主要有劳动、资本、土地、企业家才能。以Q代表总产量，L、K、N、E分别代表劳动、资本、土地和企业家才能，则生产函数可以表述为：

Q=f(L、K、N、E)

一般把土地作为固定的，企业家才能难以估算，因此，生产函数可以简化为：Q=f(L、K)

著名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则进一步表述为：Q=ALαKβ

在生产函数中，各生产要素的配合比例称作技术系数。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的技术系数是各不相同的。一般的分析中假定技术系数不变，如果技术系数可以变动，则生产要素的最适组合的原则是：应该使所购买的各种生产要素的边际产量与价格的比例相等，即要使每一单位货币无论购买何种生产要素都能得到相等的边际产量，达到生产者均衡状态。

生产理论分析了影响企业效率的各种要素及其配置比例，主要考察的是企业的技术效率。但技术效率并不等于经济效率，技术效率反映的是企业的投入产出组合，而经济效率则是在考虑价格因素情况下的最低成本组合，它要求投入价格与产出价格的比率等于生产边界的斜率。因此，要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企业还要考虑收益与成本的关系，这就涉及到成本理论。

成本函数可以表述成下列公式：

C=f(Y、W、T)

其中，C为企业的总成本，Y为企业的产出变量，W是企业的投入价格向量，T为企业的制度结构。通常T被定义成“虚拟变量”。从该成本函数看，在对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率进行评估时，人们所选择的指标主要不是通过工程成本研究来给定的一个绝对效率值，而是一种制度性的相对效率。因此，这一方法所考察的是技术效率和经济效率共同作用的结果。例如，国有企业生产成本比私有企业低，这可能是由于前者技术效率比后者高，但经济效率并不一定高。

当然，现实的市场结构由于竞争与垄断程度不同而是不同的。在不同的市场条件下，企业收益与成本变动的规律也不相同，因而，企业对最大利润的追求要受到相应的市场环境的制约，只有面对不同的市场采取不同的决策，才可能提高效率。

二、中国国有企业效率的决定因素及其影响程度分析

微观经济分析中所涉及到的效率主要是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前者主要是投入产出效率，后者则为资源配置效率。技术效率是把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加以综合的生产率指标，它能够较好地反映出企业的综合效率水平。测定技术效率的方法通常采用生产函数，主要是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然后运用OLS方法（普通最小二乘法）和随机前沿模型进行分析。本文主要从技术效率的角度研究中国国有企业的效率。

Groves、Hay和Gordon等人对中国国有企业进行了抽样调查数据分析，认为改革以来国有企业的效率的确取得了一定的增长，增长主要来自于奖金的激励、人力素质和教育程度的改善。

刘小玄、郑京海（1998）在此基础上对1985~1994年中国国有企业的状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认为影响国有企业效率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留利。即企业在完成既定的基数利润后留给自己的部分，由于上交的基数利润是既定的，因而留利是一个变量。留利对产出效率的作用表现为，边际利润或留利的增长，会使边际产出也相应增长。他们认为，企业真正追求的是留利或剩余的最大化，而不是利润。

（2）浮动工资。浮动工资由奖金构成，来源于留利，以浮动工资占总工资的比例来测定。浮动工资是直接对职工的激励，因而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产出效率。

（3）经理（或厂长）的工资。这是对经营者的激励因素，而经营者对企业的发展和效率的提高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在中国的企业中，在缺乏资本的真正所有者、企业主要依靠企业家才能来推动和发展的情形下，经理（或厂长）的工资对企业效率的提高作用重大。

（4）企业年龄。一些研究生产率的经济学文献都证实了企业年龄对于企业的效率具有显著作用，然而，究竟是年轻的企业有效率还是年老的企业有效率，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和不同条件下往往是不同的。据Pitt和Lee（1981）的研究，年轻的企业比年老的企业更有效率。而另外的看法则是，年老的企业更有经验，在其市场经营和组织管理和工人的技术操作方面积累了较多的信息，具有相应的信息和人力资本的优势。在国有企业中，企业年龄对企业效率究竟是什么关系需要研究。

（5）教育程度。这是一个标志企业人力资本质量的变量，以企业的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职工占全部职工的比重来测定。通常认为，企业的教育程度对企业的效率有着积极的正效应。在Gordon和Li（1995）看来，在80年代中期，中国的国有企业的生产率的增长中大约有一半得益于劳动力教育程度的改善。虽有高估的可能，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育和人力资本对效率的重要作用。

（6）其它的解释变量。如开工率、决策权、市场竞争程度、预算约束、时间、地区、规模和产业等都对企业的效率有不同侧面和程度的影响，可以作为“虚拟变量”进行分析。

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了如下的超越对数生产函数：

㏑Y=α+β1㏑L+β2㏑K+β3(㏑L)(㏑L)+β4(㏑K)(㏑K)+β5(㏑K)(㏑L)+βiXi

其中，α为残差，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效率的近似值，并可以为各种政策变量、制度变量、企业特征变量所解释；K和L分别代表资本和劳动投入要素；Xi为添加的各种解释变量。这里主要关注的是由Xi所代表的各种解释变量与企业效率的关系。

对于上述生产函数，分别运用OLS方法和随机前沿模型的极大似然方法（过程复杂，这里略去介绍）进行了分析，得出的结论是：

留利对企业效率有着积极的正效果。在OLS分析中，留利大约可以解释产出增长的10%；在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分析中，留利对产出增长的解释大约8%；在残差模型中，留利每增长一个单位可使效率增长约5%。看来，留利是企业发展和提高效率的源泉之一，也就是说，剩余权对于企业有着积极的意义。

浮动工资比例也对企业效率有着显著的正效果。在OLS分析中，该变量大约可以解释产出增长的8%；在另外两个模型中，效率约可增长5-6%。

企业年龄变量对企业产出增长的作用也是积极的和显著的，其解释程度达到12%；即使排除了随机误差项干扰的其他模型中，效率的相应增长也达到7-9%。

经理（厂长）工资变量对企业效率也有着积极的正效应，但这种效应似乎不太大，在前沿生产模型和残差模型中其解释程度分别为3-5%。

教育程度变量对于企业的产出增长率的作用相当稳定，其在OLS和前沿生产模型分析中都能保持在10%的正效应水平上，而在残差模型中其解释程度也不低于9%的水平。

在其他变量中，除开工率外其他变量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决策权、市场竞争程度、预算约束、产业变量等虽然都对企业的效率有不同侧面和程度的影响，但效应有的不明显，有的不清楚。

国有企业经济范文第3篇

论文关键词：订单粮食粮食产业化经营体系“桥头堡”企业“龙头”企业

论文摘要：国有粮食部门发展粮食产业化经营的当务之急是，应当着力打造订单粮食经营体系，包括构建粮食产业化经营微观基础，培育龙头企业；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风险规避机制；结合粮食储备，导入金融机制，搞好订单粮食生产；培育大型企业集团，推进订单粮食国际化营销以及强化政府导向与监督管理。

一、制度创新、重构国有粮食企业微观经营点基础

(一)发挥传统优势、营造粮食产业化经营桥头堡

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应当利用网点设施、库场、码头等传统优势，对适销对路、市场看好的粮食品种，包括优质小杂粮、小杂豆，实行订单收购。并有计划、有步骤地从中筛选出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叫得响的品种，对其进行重点收购、优选种籽、精心保管，与农技部门合作搞好种籽的提纯复壮工作。再通过推介出售良种，趁热打铁落实订单粮食。这对于每一个基层国有粮食购销企业而言都应当是能够胜任的，都应当能够成为粮食产业化经营的桥头堡。关键在于要因地因时制宜，选好适销对路的当家品种，以销定产、落实订单粮食生产。并通过对订单粮食产前、产中、产后全过程的优质服务，确保订单合约顺利兑现，订单粮食能够保质保量如期收购、适时销售。这是粮食产业化经营的前沿阵地和基础环节，也是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最具有优势的区位所在：这样的“桥头堡”虽然还不能算是粮食产业化经营的龙头企业，但却是生成龙头企业的始发

(二)当仁不让，争当龙头企业

由桥头堡而龙头是一个质的飞跃。上述桥头堡还只是一个能够基本适应粮食购销市场化潮流的购销企业。而领衔粮食产业化经营的龙头企业，却必须更上一层楼，连接加工转化、产品升值。由此积极参与国内、国际大分工，更大规模地占领市场份额。不仅要尽可能多地占领本地及周围市场，还应尽可能地把各个层次的粮油产品及其副产品，综合加工产品，特别是科技含量高的优质、新型高档绿色产品、有机食品、以粮食为原料的医药和有机化工产品等扩大销售到全国性市场乃至国际市场。由此可见，粮食产业化经营的龙头企业并不是非国有粮食企业莫属。但国有粮食企业领衔粮食产业化经营确实也具有得天独厚的传统优势和经营优势。一是基层国有粮食购销企业与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二是基层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在经营网点、仓场设施方面的传统优势还相当可观；三是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和国有粮油加工企业具有内在的“亲缘”关系，只要引导得当、工商结合，形成产供销的中坚环节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因此，对国有粮食企业而言，当好粮食产业化经营的桥头堡乃是理所当然的。粮食产业化经营大势所趋，机遇在即。国有粮食企业在当好桥头堡的同时，不遗余力地争当龙头企业，努力做大做强龙头企业实在是深化改革中当仁不让的头等大事。当然，龙头企业也是在粮食产业化经营实践中脱颖而出的。每一个基层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均可以成为龙头企业，但也并非一定要或一定会成为龙头企业。这是要结合企业所在的客观经济环境和企业内部的经营状况而定的。一般而言，国有粮食企业中所处客观经济环境、政策环境较好，实力较强，企业管理水平较高的，形成龙头企业的可能性也较大。龙头企业也可以突破行政区划的限制，跨区划、跨行业形成与发展。因为粮食产业化经营的目标无非是要实现预期的经济效益，包括实现农民增收为主的社会经济效益。在市场经济的框架内，经济效益的实现必然离不开市场化运作。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一大特点就是不受区划与行业的限制，而只服从于价值规律作用的客观要求。总而言之，国有粮食企业与粮食产业化经营有着天然的联系。国有粮食企业与农民建立以利益共享预期和风险合理分担相统一的经济共同体，从根本上有利于提高粮食市场交易组织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其具体组织形式可在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进程中，本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精神和考虑到粮食市场体系的完善程度以及市场交易组织的效率择优而从。一般而言，通过与农民签订具有导向性的“订单粮食生产协议”，籍以推广和发展优质粮食商品生产，并形成国有粮食购销企业与粮农之间互利互惠的经济协作体。进而在条件具备时，也可形成渐趋紧密的贸工农一体化经济共同体。

国有粮食企业无论作为桥头堡还是作为龙头企业，均可在处于不同发展层次上的粮食产业化经营的利益共同体内发挥特殊重要的积极作用。这是国有粮食企业的历史使命。从根本上而言，我国中西部经济发展程度相对较为薄弱的发展态势，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中、西部地区非农化步伐相对于东部地区要小得多。从而粮食产业化经营必将呈现面广量多，但单体经营规模和经营实力在相当一个时期内还难以有较大幅度的扩张和增强。从而形成覆盖面广、带动力强的龙头企业的发展步伐也相应地要慢得多。因此，在优化粮食品种结构，发展以销定产、以质促销为内涵的订单粮食生产方面，在近期应当呈现为全面开花、蓬勃发展的势头，形成一大批布局合理、富有竞争活力的“桥头堡”。其中实力相对较强、组织管理水平相对较高的“桥头堡”，必然会在竞争过程中脱颖而出，通过拉长产业链、扩大市场覆盖面，形成名副其实的粮食产业化经营龙头企业。与此同时，热衷于粮食产业化经营的也不独粮食部门一家。例如农业部门对粮食产业化经营的热情比之粮食部门毫不逊色。大家都搞粮食产业化经营自然会有竞争，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完全正常的。竞争有利于促进科技进步，促进管理水平的提高，从而有利于从根本上提高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当然，这就需要政府规范市场秩序，保障公平竞争。实际上，无论农业部门，还是粮食部门或其他部门，在粮食产业化经营中，往往既有竞争、也有协作。关键在于要在竞争中合作、合作中竞争。从根本上而言，这恰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国有粮食部门应当与农业或其他相关部门联手合作。事实上，传统分工的不同。导致不同部门在开展粮食产业化经营时的切入点也往往有所不同。例如，农业部门往往基于传统优势，直接从粮食生产人手，向粮食流通、消费延长产业链而实施粮食产业化经营。粮食部f-l~lJ主要从流通流域发挥传统优势，分别向生产与消费双向延伸产业链，营造粮食产业化经营网络，又往往特别侧重于向消费领域延长粮食产业链。这种基于各自传统优势而导致粮食产业化经营有差别的发展路径，在客观上赋予了相互之间既竞争又合作的现实可能性。国有粮食部门、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基层粮食购销企业，应当在领略这一基本态势的前提下，扬长避短，抢抓发展机遇。

东部地区、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稳居全国前列。

因此，东部地区国有粮食企业实施粮食产业化经营更应当立足粮食深加工、精加工，提升粮食产业化经营层次。实践证明，粮油产品加工发展的深度和广度是无止境的。还可以向医药、化工乃至大豆蛋白纤维纺织等产业延伸。这当然需要在依托东部地区经济相对发达的同时，具备相对雄厚的经济实力。一个比较现实的途径是国有粮食工商企业紧密结合，形成以现代企业制度维系着的企业集团，充分利用点多面广的流通网络，发挥结合优势，多头延伸，强化对市场的渗透力度，把粮食产业化经营推向以市场为先导，以科技持续投入为动力，扩展产业链，提高产业质量水平的轨道上来。在强手如林的市场上，国有粮食部门采取集团化经营是至关重要的。此外在经济发达地区，粮食产业化经营也更可突破从当地粮食生产、收购、加工、销售等形成的正向进行模式。还可以在组织、引导农民从事农副产品加工、花卉苗木、各类经济作物、养殖乃至其他工副业生产的同时，通过向农民供应粮食、饲料以及农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而形成跨地域粮食产业化经营的反向展开模式。即打破区划限制，扩大订单粮食生产领域，把米袋子放到中西部地区的粮食主产区，按照绿色生产或有机生产要求订购在经济发达区域市场上适销对路的优质粮食品种和绿色粮食，有机粮食，满足绿色时尚和有机时尚需求。以上二种模式均可视实际状况采取与农民实际生产经营水平与经营要求相宜的经济结合形式，包括各种形式的股份合作制。

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风险规避机制

从现行订单粮食生产实践来看，最令人担忧的问题是履约率低。其原因固然非常复杂，但核心却只在于一个“钱”字。经济上的原因是最根本的原因，因而政府对订单粮食生产的扶持和推动，必须落实于经济保障。对订单粮食生产这样一种带有约定性或者叫契约性的市场化购销形式而言，由于粮食生产是农业生产这一弱质产业中的弱质部份，又处于一个异常复杂、尚未臻完善的市场环境中，自然风险、技术风险、市场风险都相当之大。这些都从根本上决定了“粮食订单”的脆弱性，经不起动荡和波折。由此决定了建立风险规避机制的必要性。也唯其如此，政府才能有效扶持一大批能够引导粮农按市场需求种好粮，能够切实维护粮农经济利益，并能够通过制度创新、技术创新，使粮农增收致富的粮食产业化经营组织。为此应由政府出面成立屏障粮食产业化经营风险的经济担保机构。由财政提供垫底资本并承担相关贷款的贴息。经济担保机构应引入保险机制，具体业务可在经济担保机构监管下由保险公司。在粮食产业化经营组织，包括桥头堡企业和龙头企业，在与农民签订粮食生产“协议”时，由经济担保机构出面进行鉴证与担保。如因人力不可抗的自然因素或其他原因，而非经营企业的原因，所形成的经济风险由经济担保机构承担。如产生经营不善的风险则应由粮食产业化经营企业承担。订单粮食如不符合协议规定的品种规格和质量要求，则由生产者承担相应的经济责任。这是在粮食购销市场化条件下，推行订单粮食的一项重要保障措施。也是深化对粮食的财政补贴机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原本用于粮食流通的一部份财政补贴，可由此通过经济担保机构，适当移用于保障粮食生产者的利益。三、结合粮食储备。搞好订单粮食生产

事实上，国有粮食部门在粮食仓储、库容、设施方面仍然占有绝对优势地位。因此，从中央到地方，均应充分利用这一优势阵容，发挥在订单粮食生产殊重要的积极作用。首先，为了确保储备粮食轮换更新的顺利进行，优化储备粮品种结构必须以适销对路为主要依据。由此决定了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储备库均应满腔热诚地投身于搞好订单粮食生产，促进粮食产业化经营的改革大潮之中。储备库本着优化储备结构为目的，从优化粮食生产品种结构人手，对市场走销、需求潜力旺盛的优质粮食品种，包括符合绿色消费时尚的绿色和有机粮食生产的种植要求、操作规程、方式方法等通过与农民签订具有导向和规范性的“订单粮食生产”协议，引进、推广和发展与库存结构优化对路的优质粮食商品生产，包括绿色和有机粮食生产。并进而与粮油食品、饲料等加工企业在协作的基础上形成贸工农、产供销一体化的粮食产业化经营格局。那些实力较强、管理水平较高的储备库就完全有可能成为事实上的粮食产业化经营龙头企业。那些实力较弱、经营管理水平相对不强的储备库与基层国有粮食购销企业，也能由此而成为周边粮食商品再生产过程中事实上的“桥头堡”，成为发展订单粮食生产重要的前沿阵地。其次，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储备库，特别是中央储备粮垂直管理系统的储备库和省属储备库，经济实力相对雄厚，管理水平一般也较高。完全可以结合粮食储备业务，导入金融机制，增加“粮食银行”业务。既增辟为农服务新途径，也为自身发展培育了新经济增长点。所谓“粮食银行”，无非是借鉴银行融资业务而实行的以粮食实物形态融通而间接实现资金融通的一种粮食储备创新形式。也即粮库开展为民储粮的服务。农民可以把余粮存入国有粮库，包括基层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存粮农民凭存粮卡可随时取用。存粮者如需用钱，可随行就市卖给粮库。但如出售时市价低于存入时价格，则按存入时价格结算、以实现为农民保值的目的。这一融通过程的关键，是应把握好存粮规格与品质。一句话，存入的粮食品种、质量应符合储备库存质量要求。只要对存入粮食把好质量关，在经济上完全可以做到既不收取存储费用，又能实现存粮保值的目的。这是因为符合质量要求、适销对路的粮食是可以进入加工、流通领域而实现增值目的的。自然也可作为储备粮源之一。还有一点是，在周而复始代农民储存粮食的过程中，同样会产生与银行最低存款余额一样的存粮最低余额，只要代民储粮一直继续下去，则最低存粮余额完全可以为粮库所用而不影响正常的周转用粮之需。而且代民存粮规模越大，最低存粮余额也相应越大，粮库能够用以生财的资源也越大。因此，只要把握住入库存粮的质量，就完全可以在“粮食银行”业务上实现存粮农民与粮库之间互利互惠的双赢格局。

国有企业经济范文第4篇

关键词：国有企业；市场经济；社会责任。

一、引言。

国有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对经济发展发挥着不可或缺的指导作用。在全面建设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全社会对国有经济功能又有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求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经济功能的履行，更期望其注重相关社会功能的实现。作为国有经济主要组织形式的国有企业，直接肩负着这一重要使命，在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的双重要求之下，国有企业需要履行的社会责任变得更加复杂且任重道远。如何正确认识国有企业肩负的功能，以及处理好国有企业各种社会责任目标之间的关系，使其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一直是政府相关部门关注的以及国内学者讨论的热点问题。

对于国有企业属性和功能的研究，周冰和郭凌晨（2009）抓住了国有企业增进全民福利的本质要求，认为国有企业功能的发挥必须在这个本质属性基础之上；毕志强（2006）认为国有企业同时具有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是经济和社会功能的双重耦合。对国有企业社会功能的分类归纳，一直是学者们的研究热点，如曲卫彬（1997）、张连成（2004）、毕志强（2006）、乔明哲和刘福成（2010）等人，对国有企业经济功能的论述很少有成型的文献。

近几年，对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成为了焦点。学者们主要将目光集中在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维度的研究上，对其进行细致的划分和归纳，如王昶（2008）列出了经济责任、法律责任、环境责任等9项共有责任，并指出了产业报国、引领经济发展、国际化发展和服务创新型国家建设4个特殊责任；沈志渔等（2008）将社会责任分为对员工、消费者、供应商、债权人、政府等8个方面，并认为根据国有企业规模的不同，应承担不同要求的基本责任和延伸责任。此外，学者们还从其他不同角度出发深人研究国企的社会责任，黄速建和余菁（2006）从国有企业的性质和目标出发对其社会责任进行分类，并强调了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经济目标和非经济目标的划分；乔明哲和刘福成（2010）从功能人手提出了国有企业社会责任模型；龙新（2008）从归纳国有企业利益相关主体出发，探讨了这些主体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等等。

本文从对国有经济性质和功能的探讨人手，将国有企业需承担的社会责任进行细致的归纳，并在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的指导下对这些社会责任进行经济目标和非经济目标的划分，进而讨论这两类目标之间的关系，以期找出不同类型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时的着眼点。

二、我国国有经济的性质和功能。

（一）我国国有企业的定义和性质。

国有经济是由国家政权（或政府行政机构）拥有、掌握并控制的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有企业是国有经济运行的主要形式，国际上通常将其定义为：政府（或政府部门）拥有或控制的、从产品和服务的销售中创造主要收入的经济实体。①我国于1993年八届人大修改宪法时，正式采用了国有企业的名称，并将其定义为最终产权归全体人民共同所有，由国家（或政府）出资建立的企业，包括国家独资企业和国家控股企业。国有企业虽然表现为一种企业实体，但是由于其公有或者国有的属性，通常被视为政府代表公众利益对市场失效问题加以控制和解决的政策手段，因此，国有企业与政府影响经济的其他政策手段是同质的制度安排。

尽管对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国有企业和发达市场经济下的国有企业的性质的认识有所分歧，但是国内主流观点均认为二者是有所区别的，不能混为一谈。对于我国国有企业性质的论述，一些学者从现象出发，总结归纳了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功能；也有一些学者从理论角度研究了国有企业的性质，力图对国有企业性质提出一种框架式的较为精准的定义；也有学者从产权角度出发深入分析国有企业性质。本文比较认同第三种研究方式，张春敏和刘文纪（2007）两位学者在其论文中着重强调了我国国有企业生产资料和劳动所有权归全体劳动者所有、归国家占有的本质，认为国有企业最终应归全体劳动者所有。周冰和郭晓晨（2009）认为国有企业是公有制经济的一种，而公有制经济的本质要求是增进全民福利，企业活动必须以此为一切活动出发点，为全民利益服务。乔明哲和刘福成（2010）在其论文中也有相似观点。本文认为，论述国有企业的性质，必须从其全民所有的产权属性出发，在讨论其功能和制度建设时，必须抓住这一本质问题，否则会偏离事物的本质。由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有企业不仅是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还是政府参与经济的重要手段，这种参与是全方位的，在其自身作为市场主体的同时，也起着培育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就业岗位、调节收入分配、维护市场秩序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而国有企业发挥这些作用的出发点，正是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而服务，使社会总体福利达到最大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国有企业归全体人民所有的本质属性，也使得其与为政府调节市场而服务的一些发达国家国有企业有着根本的区别。

（二）我国国有企业的功能。

由于国有企业的本质要求是使得社会福利最大化，其必然承担着经济方面、社会方面的相应职能和义务。

1.经济人的本能决定了国有企业具有区别于政府的经济功能。

作为一个企业，无论其产权属性是何种性质，其首要的目的必然是取得盈利，使企业有充足的资本得以长久的存续和发展。国有企业虽然是国家政策调控的工具，但归根到底，它是作为一个经济组织而不是行政组织而存在的，它必然具有追求营利的属性。这一点与国有企业的本质要求也不相违背，因为国有企业最终是属于全体人民的，作为一个经济主体在运营中保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这本身也是保障人民利益的需要；同时，一些垄断性国企的收入直接进入财政税收，这在基础建设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国有企业的特殊性，决定了其不能将利润最大化作为自己的唯一目标，利润最大化在很多时候与社会整体福利的提高是相悖的，如会造成环境问题的产生、经济布局和产业发展的不合理等全社会长久利益的牺牲。综上，国有企业在具有规模经济带来的低成本生产的前提下，尽量克服低效率的缺点，保证一定的盈利性，使得企业能够正常维持和运转，保证其他功能的实现，这是其作为经济人的企业必须履行的职能和义务。

2.作为政府调控的手段。国有企业承担着区别于一般企业的社会功能。

作为政府参与经济的重要手段，在保持一定的营利功能的基础上，国有企业承担着远大于一般企业的社会功能。虽然在当今社会，企业社会功能的履行作为提升企业价值和影响力的一部分，已成为所有企业所关注的焦点，但是国有企业在很多方面都有着区别于一般企业的特殊功能，国有企业社会功能是否发挥，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市场经济能否健康发展。关于我国国有企业社会功能的讨论，一直是学者们研究的热点。曲卫彬（1997）、张连成（2004）、毕志强（2006）、乔明哲和刘福成（2010）都分别在文章中归纳列举了国有企业应具有的社会功能；周冰和郭晓晨（2009）结合我国实际，探讨了国企履行社会责任的现状，认为我国虽然将国有企业本质功能定义为增进全民福利，但是在实际中，国有企业功能已被扭曲为控制国民经济命脉，这造成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的产生。

发达经济体中的国有企业本质上是作为弥补市场缺陷的政策工具而存在的，在克服市场“外部性”、提供公共产品、控制企业垄断以及解决两极分化等问题上起着重要的作用。而如前所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国有企业的本质属性是增加全民福利，由此，本文对国有企业社会功能做如下总结：

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国有企业最本质的功能是优化全社会资源配置，使社会福利最大化，维护人民根本利益，推动社会和谐发展。

其次，作为政府调节经济手段的国有企业，应该着眼于一些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如促进技术进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对有利于经济持续发展的高风险低收人行业进行扶植；促进各地区经济平衡发展、减小地方差异、实现经济合理布局；保障就业、调节收入分配、消除两极分化；维持市场秩序、维护市场公平、不断加强对市场经济的培育等等。

再次，国有企业在基础设施的建设、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塑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上应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些方面的功能主要包括：介入高成本、收益期限长但能保障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基础设施建设，为经济发展提供基础性服务；加大环保设施的投入，在保护环境上起好带头作用；有限度地介入慈善事业，建设良好的社会风气。

最后，在涉及国民经济命脉的和其他重要领域，应发挥国民经济的控制作用。

在这些领域国有企业有必要处在垄断的地位，保障国家经济、政治和军事安全。

3.我国国有企业是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的双重统一体。

根据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出，国有企业一方面作为一种经济实体，有和一般企业相似的营利性和维持长期生存发展的需求，遵循市场规律的调节，这表现为国有企业的经济功能；而另一方面，具有公有性质的国有企业作为政府政策调控的一部分，在经济中又肩负着远大于一般企业的社会功能，这就使得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在国有企业中实现了双重耦合。而这两个功能目标很多时候是相互排斥的，如何使二者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并且使企业很好地完成诸多错综复杂、甚至相互矛盾的社会责任，一直是广泛被讨论的问题，本文将在后文提出自己的观点。

三、功能决定下的我国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

（一）我国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分类。

本质上为全民所有的我国国有企业，同时履行着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并且这些功能都是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根本出发点的。讨论我国国有企业肩负着何种社会责任，必须从经济和社会两个方向出发，合。学者们在讨论国有企业社会责任时，并且要考虑到两类目标的相互促进和耦大都采取列举的形式列明各项责任，并没有对责任的具体目标和相互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层次的讨论，如王昶（2008）、沈志渔等人（2008）的研究；黄速建和余菁（2006）在其论文中提到了国企社会责任经济目标和非经济目标的概念，但是并没有具体对各个责任进行归类。本文借鉴乔明哲和刘福成（2010）在论文中提出的框架，并对国有企业社会责任进行更加细化的分类，进一步讨论不同类型企业下履行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的层次和关系。

本文所要讨论的社会责任的经济目标主要是指在经济功能指导下的维持企业的生存和健康发展、以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为财政创造收入等行为。由于国有企业的全民所有制属性，其生存和发展关系到国计民生，这些责任必然属于社会责任的范畴之中，是具有经济目标的社会责任。而社会责任的非经济目标则是在前述社会功能指导下的国有企业作为政府的有机组成部分需要履行的职责。一些观点认为，国有企业追求利润的经济行为与其承担的社会责任有所区别，不应将其划分到企业的社会责任中，本文认为这些观点没有抓住国有企业全民所有的本质属性，认识到这一点，将国有企业维持其自身发展的合理的营利行为视为社会责任的一部分也就合情合理了。

根据相关文献，本文将我国国有企业社会责任①总结归纳如表1所示：

表1中将保护股东和债权人权益、客户权益、员工权益归为企业的经济责任，原因是根据利益相关者模型，这些主体在企业中是拥有直接权益的，对国有企业的成功运作起着直接影响作用的主要社会利益相关者②，是一个企业经营和运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企业承担经济责任的本质即是保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所以将这些企业运行的有机组成部分纳入企业的经济责任中进行考察是具有理论依据的。

 

 

 

国有企业具体的各项社会责任可以被归纳为经济目标和非经济目标，而有些责任的完成会在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同时，履行了一定的社会功能，即这些责任实现了双重目标。从表1的归纳可以看出，国有企业在履行经济责任的时候，主要实现的是保证企业发展存续和国有资产保值的经济功能，由于国企的规模和地位，其在保证企业自身发展的同时，会非常注重企业形象、员工发展、技术创新和品牌建设等等一系列使企业在更高层次更快发展的方面，由此出现了一些社会功能的实现，即实现了双重目标。国有企业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法律责任在本文中主要被视为经济目标，因为守法经营是每个企业必须遵循的准则，违反了法律法规的企业必将受到制裁，这会直接影响到企业经济功能的实现，损害企业经济利益；同时，国有企业对国家财政税收的贡献是非常巨大的，构成财政收人的主要来源，因其公有制属性，依法纳税支持公共基础建设是其不可逃避的经济使命。环境责任、道德责任和政治责任在本文中主要被归纳为国有企业的非经济目标，这些责任主要实现的是社会功能，是有可能与经济功能相悖或者冲突的，通常一般企业并不必须履行这些责任，而这些却是国有企业必须完成的使命。在这些责任中，不排除会有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情况出现，如慈善事业的履行提升了企业形象带来经济利益等，但这些责任本质却是为了实现国有企业社会功能而存在的，所以本文还是将其归纳为非经济目标而进行讨论。根据乔明哲和刘福成提出的国有企业社会责任框架，分类讨论了能为国有企业带来利益和不能带来利益的道德行为，具体分析本文也将在后边的部分涉及。

（二）国企社会责任中经济目标和非经济目标二者的关系。

我国国有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经历了几个时代的变迁，并且其内涵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政府一直是决定企业承担何种社会责任、的唯一因素，由于当时高度一元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国有企业不是独立、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而是政府的基层单位，其经营发展的决策权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这就造成了当时“企业办社会”情况的出现。国有企业承担着许多本来应该由社会承担的福利功能，如办学校、办医院、办社区、承担医疗养老责任等等，企业被员工形象地称为“铁饭碗”，企业的非经济目标完全凌驾于经济目标之上，这样沉重的社会负担使得当时的国有企业成本不断增加，效率极为低下，极大地削弱了企业的竞争力和创造力。可见，国有企业存在的形式首先应该是一种经济实体，必须保证自身的运作和效率才能去履行其他责任，因此，国企所承担的社会功能应该适度，认为国有企业仅仅是为了履行社会功能而存在的观点是不符合经济运行规律的。

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左右，我国开始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开始渐渐认识到了应该保持国有企业的经济实体，不应让其承担过多的社会责任。为了增强国有企业活力，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家在这一阶段实行了“政企分开”的国有企业改革。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控制和扶持被削弱，各企业渐渐认识到了盈利和控制成本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前提。但是在这一阶段，国有企业过分追求盈利和资本积累，而忽视了其全民所有的本质属性和理应承担的社会功能，经济目标占据了主导，纷纷把利润装进腰包；而将非经济目标的社会责任像包袱一样丢给社会，让社会去承担。此时很多国企凭借其竞争优势和垄断地位发展壮大，却在企业利润提高的同时降低了社会总福利，这与国企全民所有的本质是完全相悖的，也没有发挥作为政府调控手段之一应有的作用。可见，国有企业不能将经济目标作为唯一追求，必须重视其社会责任中非经济目标的履行，发挥其应有的功能。

经过以上两个发展阶段，国家和政府逐渐认识到了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经济目标和非经济目标二者必须同时兼顾，任何有失偏颇的行为都会与其经济功能或者社会功能的双重要求相悖，甚至会危及全体人民的利益，使社会总福利降低。近几年来，社会对国有企业过分注重经济目标，而非经济目标的社会责任履行不到位集聚了很多不满。针对国企获取丰厚垄断利润的同时，社会职能履行缺失的现状，国家启动了一系列改革，一些竞争性领域国有资本相继退出，自然垄断行业继续发挥国企的主导作用；在尚未具备完全退出条件的竞争性行业，尽量形成多家国企竞争格局，发挥竞争机制对企业效率提高的作用，而从长远来看竞争性行业国有资本退出必然会成为趋势。

本文认为，改革国有企业社会责任今后的发展，应注重经济目标和非经济目标的相互协调，以及在不同类型的企业中加以区别对待。首先在竞争性国企中，经济目标（包括能够带来经济利益的非经济目标）的实现应作为基础，竞争性国企本身不能获得稳定的利润，需要自身的合理经营才能保证企业健康的生存和发展，而企业能够健康存续即是对全体人民负责。但是，虽然作为一种经济实体，竞争性国企也是政府政策调控的重要工具，并且受到政府财政的扶持。竞争性国企在实现了经济目标的基础上，必须同时兼顾适度的非经济目标社会责任，受到环境、道德等的约束，完成大企业应有的社会功能，带动行业和国家的发展。总而言之，在竞争性国有企业中，经济目标的实现一般优先于非经济目标，且经济目标会为非经济目标的实现提供保证；对非经济目标的要求必然高于一般企业，竞争性国有企业需肩负适度的社会职能。

而对于垄断性国企来说，由于其身处于自然垄断行业，掌握着国民经济命脉，加之政府扶持，其利润的获得能够得到保证，由此，履行非经济目标是这种类型国企的首要责任。垄断性国企在履行了基础建设、资源开发利用、军工等保障国计民生的社会责任的同时，也保证了本企业利润的获取，衍生了经济目标的实现；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获取利润保证企业良好运营的目的又是为了更好地实现非经济目标，从而服务于人民。可见，垄断性国企不用去考虑自身的生存发展问题，而必须着眼于社会功能的实现，在实现的过程中，伴随着两类不同目标的相互促进和融合。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注意，一是垄断性国企在实现社会功能的同时，也要注意适度的问题，否则又会导致企业办社会的情况出‘现；二是对于那些能够带来经济利益的非经济目标，垄断性国企应谨慎对待，因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特殊企业形式，非经济目标的实现是其首要使命，若这些目标的实现能够带来经济利益，很可能会导致企业过分注重营利，从而导致寻租行为的发生，损害社会整体福利。综上，垄断性国企非经济目标社会责任的实现是其肩负的主要使命，其获得的利润在保证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上，应全部投入到非经济目标社会责任的履行上，保护人民的根本利益。

四、完善我国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制度框架建设。

（一）建立完善的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制度化体系。

1.明确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具体内容。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08年1月4日了《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从八个方面概括了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主要内容。

这个指导意见对中央企业肩负的社会责任有了概括性的总结，对地方性国企也有着借鉴意义。虽然学者们在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具体内容上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是中央和地方政府仍缺乏相关的法律法规出台，这使得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没有相关约束和参考，很多时候仅靠政府指导和企业管理者自身道德的约束，这容易造成相关责任履行过度或者缺失。可见，明确责任的内容是建设社会责任体系建设的第一步，是国有企业适度高效的履行责任的前提。

2.国有企业必须重视其区别于一般企业的非经济目标社会责任的履行。

在这个竞争愈发激烈的时代，很多非国有大型企业都开始注重其社会责任的履行，在环境保护、慈善事业上投人很大精力和财力。但是，一般企业大都是从塑造品牌形象，提高企业竞争力等经济利益出发去承担相关社会责任的，其本质是由利益驱动着的。而国有企业非经济目标社会责任的履行却是其天然的、必须完成的使命。由于全民所有的属性，国企履行社会责任的动力是使得社会福利最大化，国有企业管理者必须建立起责任意识和使命感，而相关政府部门需要在出台政策时，有区别地对待这两种类型的企业，增强国有企业承担相关社会责任的主动性。

3.有针对地对竞争性国企和垄断性国企的社会责任履行层次加以区分。

根据前文的讨论可以看出，竞争性国企和垄断性国企在经济目标和非经济目标的实现层次上有很大区别，但是相关部门的政策立法中并没有指明。在实际中，垄断性国企不将非经济目标作为首要责任，而在经营中通过自己的垄断地位获取超额利润，导致社会福利下降，群众不满，甚至损害国家人民利益的事件时有发生。可见，有必要通过相关途径对这两类企业的责任目标加以区别，以保证其社会责任的正确履行。

（二）有必要加强全社会对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监督。

1.加快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相关立法，建立起法律法规的约束体系。

如前所述，关于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具体内容的相关立法并不完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具有很强的随意性。同时，由于缺乏对不履行社会责任的国有企业进行惩处的法律依据，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极大地被弱化了。加强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立法工作和规章制度建设，是当前加强社会对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监督的首要任务。

2.建立健全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目标评价体系。

构建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目标评价体系，主要依赖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制度的实施，而其主要载体即为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披露。近年来，许多大型国企如国家电网公司、一汽集团、中国人寿保险等，都披露了企业社会责任年报，增强了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透明度。但是企业责任年报的披露仍不普遍和不规范，有关部门应加快确定责任报告披露的制度和形式，并指定各项评价指标的具体内容，完善评价体系。

3.加强国有企业相关利益者的监管责任和维权意识

    政府应以公众利益代表和企业管理者的身份主动承担起对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监督，并建立起有效的惩罚约束体系；企业员工应树立起主人翁意识，对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不积极或者侵害社会利益的情况主动加以制止；而社会公众尤其应该关注国有企业非经济目标的履行，如是否破坏了环境、是否遵守商业道德守法诚信、是否适当地履行慈善责任等。

参考文献。

1.毕志强：《国有企业的双重属性与国企改革》，载《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2.黄速建、余菁：《国有企业的性质、目标-9社会责任》，载《中国工业经济》2006年第2期。

3.刘玲：《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以“企业一政府～社会”关系为框架》，载《理论界》2007年第9期。

4.刘建平：《关于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思考》，载《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08年第2期。

5.龙新：《论利益相关者理论视角下的国有企业社会责任》，载《东华理工大学学报》2008年第9期。

6.曲卫彬：《国有企业的功能》，载《财经问题研究》1997年第8期。

7.乔明哲、刘福成：《基于性质与功能的我国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研究》，载《华东经济管理》2010年第3期。

8.沈志渔、刘兴国和周小虎：《基于社会责任的国有企业改革研究》，载《中国工业经济》2008年第9期。

9.王昶：《和谐社会下国有企业社会责任概念范畴的归纳性分析》，第三届中国管理学年会论文集2008年版。

10.徐尚昆、杨汝岱：《企业社会责任概念范畴的归纳性分析》，载《中国工业经济》2007年第5期。

11.张春敏、刘文纪：《从国有企业的性质看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载《前沿》2007年第12期。

12.张连城：《论国有企业的性质、制度性矛盾与法人地位》，载《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国有企业经济范文第5篇

改革以来，我们在体制上有一个重大变化，就是所有制改革使我们的所有制形式和所有制结构有了重大变化。经过20年改革，我国形成了四种比较典型的所有制模式。第一种是以东北几省为代表的国有经济模式，国有经济的地位还没有动摇；第二种是以广东的前期和上海的后期为代表的外资经济模式；第三种是以江苏为代表的集体经济模式；第四种是以浙江为代表的混和经济模式。这四种模式特征清楚，对比鲜明。其中对比最鲜明的是东北的国有经济模式和浙江的混合经济模式。东北的国有经济模式在我国历史上作出过重要贡献，但是改革开放后，由于国有企业的体制和机制弊端造成国有企业产权不明晰，历史负担沉重，所以东北地区近几年的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还面临着许多困难，存在许多问题，如生产效率低，下岗人员多。与此同时，浙江则不同，浙江发展很快，这与它的混合经济模式有很大关系。以温州为代表的混合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曾受到过激烈的抨击，说它存在三个问题，一是私有经济泛滥，二是商业道德沦丧，三是公益事业无人关心。20年后的今天，事实完全不是这样了，温州不但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而且公益事业也取得长足进展，如大家集资修建公共设施，大家一致打假。从这些情况看来，国有企业多的地方，社会问题就多；相反，多种所有制经济同时发展的地方，就比较稳定。所以，所有制结构不调整，一切无从谈起。加快改革我国的所有制结构，调整国有经济的战略布局，收缩国有经济战线，既有利于坚持公有制，又有利于政府从面大线长的国有经济困境中解脱出来，真正转变职能。因此，中央下决心调整国有企业的战略布局，让国有资本从有些领域坚决退出来。

关于如何科学地进行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本文主要谈以下四个问题：

（一）国有经济战略调整的目标。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国有经济应控制国民经济的命脉，国有经济要控制的行业有：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骨干产业。我将其归为两类，一类是政府不投资，则没有人愿意投资的行业；另一类是别人想投资但国家不让投资的行业。除此两类，其他行业都可以鼓励非国有资本进入。换句话说，除此两类，在其他行业国有资本都可以退出。应该强调的是，国有资本的退出只能是“适当退出”而不是“全部退出”。前一阶段流行国有资本全部退出竞争领域的说法，这是不正确的。因为政府要通过国有资本在产权市场的自由流动来实现一些特殊目标，如产业结构的调整，社会保障资金的筹措，等等。另外，即使在以上所说的两类行业中，国有资本也不一定要处于垄断地位，引进非国有资本也是必要的。

（二）国有经济要占优势这个理论要发展。在我看来，国有经济的调整不要有比重限制。以前我们的全民经济比重很大，我们没有发展起来，我们的社会主义还差点被搞垮了；现在我们的非公有经济发展起来了，我们的国有经济减少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在前进。

（三）国有经济调整的主体是各级政府。国有资产全民所有，到底由谁来代表？由国务院代表，但国务院是个很大的概念，也管不过来，还得由各级政府来代表。但是，各级政府不能随意调整处置国有资产，必须公开、有偿。

（四）国有资产的调整要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结合起来。有种说法是，借国有资产调整的机会建立经营者持大股。这要视实际情况而定。要使经营者持大股，就必须把握以下几点：一是经营者的定位不一定是原有的经营者；二是不能一股独大（当然卖给私有企业主就不要管一股独大）；三是持大股不是无偿持股；四是持大股的经营者不能享有不同于职工的非市场优惠，要优惠就一定要有根有据。

总之，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将朝着两方面的目标进行，一是大量的国有资本从漫无边际的战线和领域退出；二是形成国家控制、多元化的控股格局。

其中，对于垄断性和公益性极强的行业要注意两点。第一，国家控股就可以了；第二，个别垄断的行业国家完全控制，那些带有竞争色彩的还可以进行切割，可以放开。

二、关于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

我们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搞得很早，但现在进展并不理想，搞起来的也不规范。有人前不久做过一个调查，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十分规范地实行现代企业制度的国有企业，这也许有点片面。今后，我国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要在规范上做文章，主要是四个方面的规范：

（一）要建立规范的出资人制度。现在很多国有企业，董事长、总经理没有权，几乎企业所有干部都由政府部门来任命，董事长不能制约总经理，总经理不能制约副总经理。建立规范的出资人制度，应把握三点：一要明晰企业内的国有资产出资人代表，这个代表在一个企业一定要是自然人，而且必须通过招聘产生，必须赋予它相应的权力；二是出资人代表要按规范程序给予董事会行使国有资产投资人职能；三要建立严格、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使出资人代表为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尽职尽责。

（二）要建立规范的产权组织形式。我们不能仅仅从政治意识形态角度考虑，要从经济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资本主义最初的产权形态叫业主制，跟我们现在的雇主制差不多，一个人是老板，其他人是雇员，产权制度很清楚。但是这种业主制有个问题解决不了，就是资本有限，不能赚更多的钱，这样就引入了股份制，扩大了资本。形象地说，如果业主制是一个人的资本主义， 那么股份制就是几个人的资本主义。 到20世纪50年代末又有了发展，为了进一步放大资本，资本家把一部分股权以有偿、优惠的形式给了劳动者，使股权进一步分散，又形成了所谓的“人民资本主义”。到后来，资本经营者觉得还不够，要使企业获得更大利润，股权结构还应改善，让有才华的专家学者进入董事会，成为非资产董事，即非资本董事决策企业事务。这说明资本主义的股权逐步向多元化发展。这一点值得我们借鉴。我们的国企改革就是要在明晰产权的基础上尽量形成多元化的产权结构。国企改制在产权组织形式方面应把握三个原则。一是尽量不搞独资，如果必须搞独资的话，也要搞多个国有部门的联合独资，以避免形成垄断；二是尝试国家控股的多种股权设置。绝对控股尽量少，要相对控股，特别是搞“黄金股”的控制形式。黄金股这个概念来自于英国，就是通过法律规定使企业中的极少量资本，拥有特殊的权利，在重大问题上可以一票否决。这种制度的好处是：吃小亏、占大便宜；四两拨千斤；船小好调头。如果企业经营不下去了，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的处置它，卖不出去就搭配着送出去。三要科学设置和有效发挥独立董事的作用。政府要给国有企业选派至少两名独立董事，以保持决策的科学性和公正性。但这方面产生了误区。一些人认为，要激励独立董事，就得给独立董事股权，因此，好多独立董事在企业持有股份。这种董事就不能叫独立董事。独立董事不能在所在企业持股。那么，怎样激励独立董事呢？现在正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有一种办法是按上市公司的交易量提出一定比例的资金，设立独立董事基金，独立董事的薪金奖金从此基金中发放。这个钱还是出自这个企业。如果要搞独立董事必须把握两点，这个人一要独立，二要“懂事”。

（三）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当 前我国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十分混乱，传统的东西和现代的东西混在一起，使法人治理结构很不规范。西方的法人治理有三层，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班子，关系非常清楚。我国是八架马车，老三会，新三会，再加一个经理班子，一个外部监事会，关系十分复杂和混乱。各方面的关系，特别是党委和厂长的关系很难协调。有些企业即使建立了所谓的现代企业制度，各管理层也基本上由上级任命，各层之间无法进行有效的领导、制约，最终使企业无法有效运作。近几年进行了一些探索，但还没有一套合适的办法。在目前的情况下，主要是理顺党委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四者关系。其中一个主要问题就是要体现中国特色，把党管干部与市场机制有效结合起来。这又是一个新课题。不管谁管干部，优秀的管理者必须通过市场机制选出。这有两方面好处：一是可以选到真正有才华的人；二是入选的人必须努力工作，否则有下岗的压力。但是我们的国情是党管干部，怎么把党管干部与市场机制结合？我们经过研究已经提出了一个方案，就是先党委提条件并公布，再由有关部门在社会上招聘，经过筛选，剩5个或3个人时，由党委来确定。这个方案才开始试点。 要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必须走出几个误区，一是走出国有企业的董事长或董事由国家部门指定的误区，通过市场招聘产生董事长和董事；二是走出企业的资产出资人是一个机构、一个班子的误区，变出资人为自然人；三是走出董事长比总经理大的误区，两者是不同责任的主体；四是走出照搬西方模式的误区，要把西方的东西研究清楚，结合我国国情加以应用；五是走出副总经理由董事会决定的误区，还总经理应有的权利。在建立国有企业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方面，任务非常重，如果把这些都搞好了，国有企业是有出路的。

（四）建立规范的激励和约束机制。第一，激励和约束机制的建立必须与企业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相结合。搞好激励和约束机制的前提是经营管理者职业化和经营管理者的选择市场化。只有职业化和市场化才能解决薪金的合理定价问题和“红眼病”问题，才能使权力与责任对等。所以，激励和约束机制的建立必须和企业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相结合，使人才选拔市场化。第二，激励与约束并举，在激励的基础上，强化约束力，不能只讲激励，不讲约束。给予激励的同时，应规定工作的目标，如果达不到目标就得处罚。处罚的方式可以考虑以现有的资产进行赔偿，由于非经营因素产生的，还要负法律责任；而最重要的是要建立一个企业家档案，把企业搞坏的人，要逐出企业家行列，而不是换个企业或调到行政部门当官。我曾经对一些企业家说过，中国的企业家是辛苦的企业家，辛苦在于既要办企业，还要办社会，而且还不能自主办；同时，中国的企业家也是最幸福的企业家，他把一个企业搞垮了不仅不去负责任，而且还可以去当官。这都是我们的体制的弊病，我们必须对此进行改革，使激励和约束对等，尤其是道德约束、逐出和禁入制度非常重要。第三，激励要考虑国情。一是形式上可以多样化，如采取股权激励，实行年薪制等等；二是差别不要过大，不要动辄就跟美国去比较，我们没有美国的经济实力，也还没达到美国的发展水平，要着眼国情，跟自己的老百姓比。要体现差别，但不能分化得太厉害；三是应同时考虑对非经营管理者不同形式的激励，对技术贡献者，对特别的劳动奉献者，也要进行激励，因此，激励不仅仅是对企业家，还包括企业的优秀员工。总之，建立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重要的不在于把财产分给个人，而在于通过财产关系和利益关系，建立一种激励与约束机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一种责任机制，建立为企业发展竭尽全力的责任主体。这才是我们的关键。

三、关于建立国有资产管理运营体系的问题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是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个大问题，我们已进行了大量探索，但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探索出一条既适合国情，又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国有资产管理模式。国有资产运营体系改革的难点在于既要保持国家对资产的所有权，又要使国有资产的运营充满活力。下一步国有资产的运营管理要朝下面四个方面努力。

（一）要解决目前国有资产多头管理，又无人负责的状况。目前国有资产多头管理，财政部门管理，企业工委管理，还有其他部门的管理，非常多。多头管理、集体管理却无人负责，致使国有企业不同程度都存在经济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除企业家个人道德素质原因外，主要还是体制问题。而且这些问题查起来非常困难，问题背后涉及到方方面面，盘根错节。如果不从制度上根本解决，这些问题很难解决。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使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统一的管理机构，使责任和权利集中，避免多头管理却无人真正负责的现象。

（二）要授予各级政府国有资产处置职能，使各级政府对辖区的国有资产除特殊情况外有高度的处置权。

国有企业经济范文第6篇

改革以来，我们在体制上有一个重大变化，就是所有制改革使我们的所有制形式和所有制结构有了重大变化。经过20年改革，我国形成了四种比较典型的所有制模式。第一种是以东北几省为代表的国有经济模式，国有经济的地位还没有动摇；第二种是以广东的前期和上海的后期为代表的外资经济模式；第三种是以江苏为代表的集体经济模式；第四种是以浙江为代表的混和经济模式。这四种模式特征清楚，对比鲜明。其中对比最鲜明的是东北的国有经济模式和浙江的混合经济模式。东北的国有经济模式在我国历史上作出过重要贡献，但是改革开放后，由于国有企业的体制和机制弊端造成国有企业产权不明晰，历史负担沉重，所以东北地区近几年的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还面临着许多困难，存在许多问题，如生产效率低，下岗人员多。与此同时，浙江则不同，浙江发展很快，这与它的混合经济模式有很大关系。以温州为代表的混合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曾受到过激烈的抨击，说它存在三个问题，一是私有经济泛滥，二是商业道德沦丧，三是公益事业无人关心。20年后的今天，事实完全不是这样了，温州不但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而且公益事业也取得长足进展，如大家集资修建公共设施，大家一致打假。从这些情况看来，国有企业多的地方，社会问题就多；相反，多种所有制经济同时发展的地方，就比较稳定。所以，所有制结构不调整，一切无从谈起。加快改革我国的所有制结构，调整国有经济的战略布局，收缩国有经济战线，既有利于坚持公有制，又有利于政府从面大线长的国有经济困境中解脱出来，真正转变职能。因此，中央下决心调整国有企业的战略布局，让国有资本从有些领域坚决退出来。

关于如何科学地进行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本文主要谈以下四个问题：

（一）国有经济战略调整的目标。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国有经济应控制国民经济的命脉，国有经济要控制的行业有：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骨干产业。我将其归为两类，一类是政府不投资，则没有人愿意投资的行业；另一类是别人想投资但国家不让投资的行业。除此两类，其他行业都可以鼓励非国有资本进入。换句话说，除此两类，在其他行业国有资本都可以退出。应该强调的是，国有资本的退出只能是“适当退出”而不是“全部退出”。前一阶段流行国有资本全部退出竞争领域的说法，这是不正确的。因为政府要通过国有资本在产权市场的自由流动来实现一些特殊目标，如产业结构的调整，社会保障资金的筹措，等等。另外，即使在以上所说的两类行业中，国有资本也不一定要处于垄断地位，引进非国有资本也是必要的。

（二）国有经济要占优势这个理论要发展。在我看来，国有经济的调整不要有比重限制。以前我们的全民经济比重很大，我们没有发展起来，我们的社会主义还差点被搞垮了；现在我们的非公有经济发展起来了，我们的国有经济减少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在前进。

（三）国有经济调整的主体是各级政府。国有资产全民所有，到底由谁来代表？由国务院代表，但国务院是个很大的概念，也管不过来，还得由各级政府来代表。但是，各级政府不能随意调整处置国有资产，必须公开、有偿。

（四）国有资产的调整要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结合起来。有种说法是，借国有资产调整的机会建立经营者持大股。这要视实际情况而定。要使经营者持大股，就必须把握以下几点：一是经营者的定位不一定是原有的经营者；二是不能一股独大（当然卖给私有企业主就不要管一股独大）；三是持大股不是无偿持股；四是持大股的经营者不能享有不同于职工的非市场优惠，要优惠就一定要有根有据。

总之，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将朝着两方面的目标进行，一是大量的国有资本从漫无边际的战线和领域退出；二是形成国家控制、多元化的控股格局。

其中，对于垄断性和公益性极强的行业要注意两点。第一，国家控股就可以了；第二，个别垄断的行业国家完全控制，那些带有竞争色彩的还可以进行切割，可以放开。

  二、关于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

我们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搞得很早，但现在进展并不理想，搞起来的也不规范。有人前不久做过一个调查，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十分规范地实行现代企业制度的国有企业，这也许有点片面。今后，我国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要在规范上做文章，主要是四个方面的规范：

（一）要建立规范的出资人制度。现在很多国有企业，董事长、总经理没有权，几乎企业所有干部都由政府部门来任命，董事长不能制约总经理，总经理不能制约副总经理。建立规范的出资人制度，应把握三点：一要明晰企业内的国有资产出资人代表，这个代表在一个企业一定要是自然人，而且必须通过招聘产生，必须赋予它相应的权力；二是出资人代表要按规范程序给予董事会行使国有资产投资人职能；三要建立严格、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使出资人代表为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尽职尽责。

（二）要建立规范的产权组织形式。我们不能仅仅从政治意识形态角度考虑，要从经济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资本主义最初的产权形态叫业主制，跟我们现在的雇主制差不多，一个人是老板，其他人是雇员，产权制度很清楚。但是这种业主制有个问题解决不了，就是资本有限，不能赚更多的钱，这样就引入了股份制，扩大了资本。形象地说，如果业主制是一个人的资本主义，  那么股份制就是几个人的资本主义。  到20世纪50年代末又有了发展，为了进一步放大资本，资本家把一部分股权以有偿、优惠的形式给了劳动者，使股权进一步分散，又形成了所谓的“人民资本主义”。到后来，资本经营者觉得还不够，要使企业获得更大利润，股权结构还应改善，让有才华的专家学者进入董事会，成为非资产董事，即非资本董事决策企业事务。这说明资本主义的股权逐步向多元化发展。这一点值得我们借鉴。我们的国企改革就是要在明晰产权的基础上尽量形成多元化的产权结构。国企改制在产权组织形式方面应把握三个原则。一是尽量不搞独资，如果必须搞独资的话，也要搞多个国有部门的联合独资，以避免形成垄断；二是尝试国家控股的多种股权设置。绝对控股尽量少，要相对控股，特别是搞“黄金股”的控制形式。黄金股这个概念来自于英国，就是通过法律规定使企业中的极少量资本，拥有特殊的权利，在重大问题上可以一票否决。这种制度的好处是：吃小亏、占大便宜；四两拨千斤；船小好调头。如果企业经营不下去了，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的处置它，卖不出去就搭配着送出去。三要科学设置和有效发挥独立董事的作用。政府要给国有企业选派至少两名独立董事，以保持决策的科学性和公正性。但这方面产生了误区。一些人认为，要激励独立董事，就得给独立董事股权，因此，好多独立董事在企业持有股份。这种董事就不能叫独立董事。独立董事不能在所在企业持股。那么，怎样激励独立董事呢？现在正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有一种办法是按上市公司的交易量提出一定比例的资金，设立独立董事基金，独立董事的薪金奖金从此基金中发放。这个钱还是出自这个企业。如果要搞独立董事必须把握两点，这个人一要独立，二要“懂事”。

（三）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当前我国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十分混乱，传统的东西和现代的东西混在一起，使法人治理结构很不规范。西方的法人治理有三层，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班子，关系非常清楚。我国是八架马车，老三会，新三会，再加一个经理班子，一个外部监事会，关系十分复杂和混乱。各方面的关系，特别是党委和厂长的关系很难协调。有些企业即使建立了所谓的现代企业制度，各管理层也基本上由上级任命，各层之间无法进行有效的领导、制约，最终使企业无法有效运作。近几年进行了一些探索，但还没有一套合适的办法。在目前的情况下，主要是理顺党委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四者关系。其中一个主要问题就是要体现中国特色，把党管干部与市场机制有效结合起来。这又是一个新课题。不管谁管干部，优秀的管理者必须通过市场机制选出。这有两方面好处：一是可以选到真正有才华的人；二是入选的人必须努力工作，否则有下岗的压力。但是我们的国情是党管干部，怎么把党管干部与市场机制结合？我们经过研究已经提出了一个方案，就是先党委提条件并公布，再由有关部门在社会上招聘，经过筛选，剩5个或3个人时，由党委来确定。这个方案才开始试点。  要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必须走出几个误区，一是走出国有企业的董事长或董事由国家部门指定的误区，通过市场招聘产生董事长和董事；二是走出企业的资产出资人是一个机构、一个班子的误区，变出资人为自然人；三是走出董事长比总经理大的误区，两者是不同责任的主体；四是走出照搬西方模式的误区，要把西方的东西研究清楚，结合我国国情加以应用；五是走出副总经理由董事会决定的误区，还总经理应有的权利。在建立国有企业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方面，任务非常重，如果把这些都搞好了，国有企业是有出路的。

（四）建立规范的激励和约束机制。第一，激励和约束机制的建立必须与企业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相结合。搞好激励和约束机制的前提是经营管理者职业化和经营管理者的选择市场化。只有职业化和市场化才能解决薪金的合理定价问题和“红眼病”问题，才能使权力与责任对等。所以，激励和约束机制的建立必须和企业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相结合，使人才选拔市场化。第二，激励与约束并举，在激励的基础上，强化约束力，不能只讲激励，不讲约束。给予激励的同时，应规定工作的目标，如果达不到目标就得处罚。处罚的方式可以考虑以现有的资产进行赔偿，由于非经营因素产生的，还要负法律责任；而最重要的是要建立一个企业家档案，把企业搞坏的人，要逐出企业家行列，而不是换个企业或调到行政部门当官。我曾经对一些企业家说过，中国的企业家是辛苦的企业家，辛苦在于既要办企业，还要办社会，而且还不能自主办；同时，中国的企业家也是最幸福的企业家，他把一个企业搞垮了不仅不去负责任，而且还可以去当官。这都是我们的体制的弊病，我们必须对此进行改革，使激励和约束对等，尤其是道德约束、逐出和禁入制度非常重要。第三，激励要考虑国情。一是形式上可以多样化，如采取股权激励，实行年薪制等等；二是差别不要过大，不要动辄就跟美国去比较，我们没有美国的经济实力，也还没达到美国的发展水平，要着眼国情，跟自己的老百姓比。要体现差别，但不能分化得太厉害；三是应同时考虑对非经营管理者不同形式的激励，对技术贡献者，对特别的劳动奉献者，也要进行激励，因此，激励不仅仅是对企业家，还包括企业的优秀员工。总之，建立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重要的不在于把财产分给个人，而在于通过财产关系和利益关系，建立一种激励与约束机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一种责任机制，建立为企业发展竭尽全力的责任主体。这才是我们的关键。

  三、关于建立国有资产管理运营体系的问题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是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个大问题，我们已进行了大量探索，但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探索出一条既适合国情，又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国有资产管理模式。国有资产运营体系改革的难点在于既要保持国家对资产的所有权，又要使国有资产的运营充满活力。下一步国有资产的运营管理要朝下面四个方面努力。

（一）要解决目前国有资产多头管理，又无人负责的状况。目前国有资产多头管理，财政部门管理，企业工委管理，还有其他部门的管理，非常多。多头管理、集体管理却无人负责，致使国有企业不同程度都存在经济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除企业家个人道德素质原因外，主要还是体制问题。而且这些问题查起来非常困难，问题背后涉及到方方面面，盘根错节。如果不从制度上根本解决，这些问题很难解决。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使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统一的管理机构，使责任和权利集中，避免多头管理却无人真正负责的现象。

（二）要授予各级政府国有资产处置职能，使各级政府对辖区的国有资产除特殊情况外有高度的处置权。

国有企业经济范文第7篇

一、中国国有企发展的状况及其影响

1.国企和民营企业对社会贡献的比较正是因为计划经济缺乏效率,所以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营经济在国有企业当初没有发挥作用的产业日益发挥着作用,充分地拓展了中国的市场。民营经济一方面开拓市场,同时大量吸收就业,而且为国家创造税收的份额也越来越大。

然而,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对社会的贡献就相对小了很多。在吸收就业上,国有企业吸收就业的水平日趋下降,并呈现出不吸收就业甚至产生负就业现象,而私营企业在拓宽就业领域、创造就业机会、吸纳城镇下岗人员和农村过剩劳动力、分流城镇就业压力方面表现出了特有的优势,为社会稳定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对税收的贡献上,虽然国有企业在生产总值上具有比重优势,每年税收额也有一定的增长,但是其税收增长率总体上小于国家的税收增长率,抑制了税收的增长;私营企业具有更好的盈利能力和创造税收的能力,其税收的增长率高于国家的税收增长率,带动了税收的增长(见图1)。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国有企业不管是在经济效益、盈利水平上,还是对社会的贡献上,都小于其他性质的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改革开放前只有国有企业的经济结构比较单一,不能真正满足市场需要,多元化的市场经济能更好的调动社会的积极性,为社会经济带来活力。唐国华在《我国国有工业企业与私营工业企业经济效率的对比分析》一文中对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的经济效率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私营企业在百元创税和资金周转速度等方面都比国有企业效率高,特别是在固定资产百元创利税的比例上,私营企业是国有企业的两倍[1]。刘华、李刚等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中小企业的投入产出效益高于国有企业[2]。这也是我国经济结构的特点。

一个成熟的经济市场,其最理想的状态是达到帕累托最优,即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不会使得社会效益再有更多提高的状态。如果一个社会中某个经济体获得资源增加,可以使得这个社会的效益进一步提高,那么,我们说这个社会存在帕累托改进。我们可以通过对资源的重新分配来提高社会的效益。因此,对于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不如其他性质企业经济效益的现象,在纯粹的优胜劣汰的市场经济下,其市场结构变化趋势理应是国有企业的份额逐渐变小,中小企业获得更多的资源,其市场份额不断增大。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

2•中国国有企业沉浮与经济政策自1998年以来,随着对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造,国有企业的市场份额不断呈现出上升的趋势,截止2007年,国有企业生产总值在GDP中依然占据将近一半的份额。关键的是,国有企业不仅越来越大,并且越来越具有垄断性,且垄断性越来越集中化[3]。1978年我国实行经济改革以来,随着多种经济成份的并存与发展。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开始下降,但同时又随着我国经济政策的调整不断起伏。(见图2):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1978年到1997年,我国国有企业占GDP的比重总体上是逐年下降的,到1997年,国有企业占GDP的比重由1978年的86•1%下降到了约40%。这一时期是我国对国企实行重大改造的时期。国企从一些竞争性弱的、非国家资源控制的产业中退出。所以这一时期是国企大幅下降的时期。但是1998-2007年,国有企业又开始变得强大起来,其所占GDP的比重又呈现出上升的趋势,2007年国有企业占GDP比重已经上升到近50%。详细分析可以看到,在这一时期上升的国有企业,已经几乎形成了产业巨头,甚至垄断了中国经济的能源、信息等重要的产业。

3•国有企业对民营企业的影响国企的效率比民营企业等其他性质的企业效率低,其比重的加大必然使得社会资源的利用缺乏效率,而国企的壮大又会对其他企业产生一系列影响,这与我国对国企的保护政策有关。国有企业在市场上占有很大的比重,特别是近十年来国有企业的市场份额居高不下,很大程度的制约了民营企业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说,我国的国有企业是垄断性的企业,但这种垄断又与国外的垄断有所不同。

国外的垄断主要是指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一个企业由小做大,最终市场占有率超过了一定标准或者控制了整个行业的过程,是技术进步和市场机制综合作用的结果。而我国国有企业的垄断,主要表现为行政垄断,政府有选择性地控制一些企业,通过在企业内注入资金、政策的倾斜、制定市场的准入壁垒,甚至明文规定使单个或几个企业占有大部分市场,以达到企业垄断的目的。

国有企业的非市场行为的垄断实际上干扰了其他经济成份的发展,特别是民营企业的发展。首先,国有企业影响了资本的流向。由于享受资源和市场垄断的权利,国有企业在资源和资本密集型产业有比较优势,因此可以持续发展下去。但是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间接地抑制了私营企业的发展。资本本来是经济活动中最活跃的因素,自由市场的资本总是由盈利低的行业流向盈利高的行业。但是,政策上的倾斜,使得本来可以流向私企的资金流向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所具有的行政垄断性降低了资本流向国有企业的风险,在国家行政支持的条件下,国有企业无需自负盈亏,资本报酬在某种程度上是确定的,这就提高了资本收益期望,因此吸引更多的资本流向国有企业。私营企业由于规模较小,应对经济活动的能力较弱,虽然其组织经济活动的效率明显高于国有企业,比如其资金周转速度相对国有企业要快,但是其收益上更大的不确定性使得资本望而却步。金融危机后,尽管有国家政策的指导,但中小企业融资仍然困难的现象就是很好的说明,金融业在做出选择时更倾向于受行政保护的国有企业而非中小企业。其次,国有企业影响劳动力资源配置。国有企业的劳动力收入平均水平高于一般的中小企业劳动力的收入。一方面是由于国有企业在税收方面享受优惠政策,国有企业的利润较高,相应的劳动者收入水平较高;另外,国有企业的劳动力还享受国家其他的福利和津贴,这一点是中小企业无法比拟的。因此劳动力在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前提下会优先考虑进入国有企业工作。

在选择工作企业的性质时,劳动力又进行了一次分化,竞争力较强的劳动力优先进入国有企业,而劳动力素质较低的则进入中小企业。这种劳动力的分化产生两种后果,一是由于国有企业的竞争相对较弱,之前高素质的劳动力进入国有企业之后不再有创新的竞争氛围,使得社会经济活动损失了一批有创造力的劳动力,这可以通过创新指标看出。二是私营企业的劳动力素质决定了其只能从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而不能有效的进入技术密集型产业。再次,国有企业对资源行业的垄断,阻断了新兴经济力量的发展。我国国有企业在资源方面具有明显的垄断优势,如石油、电力、煤炭等行业,国有企业完全有影响此类资源价格的能力。在资源密集型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内部管理人员和企业外的经济人形成了“内部人”和“外部人”的关系,国有企业内部为了实现其自身的最大利益不惜牺牲外部人的经济福利,这导致中小企业的经营成本上升,也因此增加了中小企业经营难度。

二、相关对策研究

国有企业在我国经济的渗透不仅仅体现在某一个行业,而是渗透在整个经济活动过程中。国有企业对经济活动的一些方面有着不利的影响,不仅是国有企业体制本身会抑制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而且还会通过影响中小企业经济活动的各个因素来降低中小企业的竞争性。处理好国有企业和其他性质企业的问题,关键是如何定位国有企业,即如何在让国有企业在市场中发挥最大作用,同时又不影响到其他性质经济的发展。这里可以把国有企业所发挥的最大作用时的状态称为国有企业的最大张力。

(一)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将企业划分为国有企业和其它性质企业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西方国家也有国有企业。让国有企业在不妨碍效率的前提下,尽量发挥最强功效,保持其最大张力,也是西方国家长期研究的课题。欧美国家在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合理安排实践上有着比较丰富的经验。虽然中国和欧美有不一样的政治体制,但随着经济全球化,欧美对国有企业的管理方式可以为我们的发展提供借鉴。

1.西方国家对国有企业的管理国外发达国家对国有企业的管理历史,主要可以归纳为“非国有化”和“结构管理”两个层面。“非国有化”掀起于20世纪80年代初,主要的方式是出售国有企业,它包括将国有企业资产的全部或部分出售给私有企业,其结果是“国有企业私有化”;另一种方式是将国有企业的经营权出让,即“国有企业民营化”。发达国家政府推行“非国有化”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国有企业受体制和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运营效率普遍低下,亏损严重。作为一个企业,国有企业应当以盈利为目的,通过自身的资本积累或集聚扩大企业规模和盈利范围。然而国有企业又受国家政策和体制的影响,使得盈利不是其最主要目的,企业的盈利功能无法正常发挥。受体制和政策约束而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导致国有企业经营状况恶化,造成国家对国企的补贴支出过大,财政负担沉重,促使这些国家对国有企业进行相应调整。“非国有化”使得国有经济的份额全面降低,有关资料显示,发达国家在这场“非国有化”中,国有经济占GDP的比重分别由80年代初的8%下降到90年代中期的5%左右。[5]第二层面的“结构管理”,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调节和引导国有企业,使其既保持自主经营的独立性,又使其行为符合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总体要求,不会因国企的无限扩张抑制了其它经济成分的发展。归纳来说,大部分发达国家将国有企业按竞争性部门和非竞争性部门进行分类,分别实行不同的管理模式。

非竞争性部门,主要指那些关系国家经济命脉,能比较直接的影响国家的经济、政治和国家实力的部门,如能源、国防。这类国有企业的存在并不在于它能带来高经济效益,而在于它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对于非竞争性部门,国家一般采取控制程度极强的独资经营方式,其目标是多重的,而盈利不是主要目的。竞争性部门,指那些受国家资本控制(一般是国家以股东身份参与控股),与社会中其他性质企业进行自由竞争,主要是为了国家带来收益而不承担其他国家职能的部门。对于这类部门,企业经营目的主要是为了盈利,因此必须把竞争能力、经营效率放在第一位。

2.西方国家的反垄断经验西方对垄断的定义大致经历了结构主义与行为主义两个阶段。早先,判断垄断与否,就是根据企业规模和产品在相关市场上的份额来判断的:如果一个企业规模很大,产品在全国市场上占有的份额很大(如80%以上),从而影响其它经济体进入,那么就很可能被判定为妨碍竞争和贸易的垄断企业。这种根据企业的市场占有份额来判断一个企业的垄断程度,具体研究市场结构对市场行为、市场绩效的影响就是结构主义。结构主义主要体现在美国在1890年制定的第一部反垄断法《谢尔曼法》中。

结构主义主要依赖于垄断系数,如贝恩、植草益指数和穆勒指数,考察企业的绝对集中度来判断一个企业的垄断程度。20世纪80年代之后,反垄断的标准不再仅仅以企业的市场占有率为依据,更多的是开始关注企业的行为。考察已经占有一定市场份额的企业是否有意识垄断整个行业、是否滥用其支配力、排斥其他企业进入等。这个时期的反垄断标准因此被称为行为主义。行为主义的判定标准主要体现在后来颁布的《克莱顿法》中。由此可以看出,反垄断的标准是随着垄断形式的变化而变化的。在西方国家,在自然垄断、市场垄断、行政垄断的分类中,西方国家的垄断主要是自然垄断和市场垄断。垄断的形成因素主要是技术进步、规模经济等。

目前西方国家判定垄断的标准有所放松,除了考虑企业的市场份额外,更重要的是考虑企业的市场行为。一个企业的市场份额很大,只要是通过合法竞争获得的,则未必被认为是垄断,但是如果该企业利用其优势以不正当方式排挤其他企业的市场份额或占据其他行业的市场,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微软公司的案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微软的操作系统市场份额达到了90%左右,从结构上看微软处于垄断市场的状态,但是美国司法部调查微软不是其在操作系统上的垄断地位,而是其在销售浏览器和附属软件上的不正当行为。主要原因是微软将浏览器及一些软件捆绑在操作系统上销售,挤压了浏览器和软件开发商的市场。

中国国有企业通过国家资金支持、政策倾斜等获得的垄断地位,又与自由市场经济下的通过合法竞争获得的垄断地位不同。因此,在确定垄断标准的时候除了借鉴西方国家的反垄断经验,还应该在反垄断标准中考虑到中国特有的因素。而且,由于我国对国有企业的改造是从1996年开始的,到2007年才获得较大的发展。从国家来说,国企在这一历史时期中,还是属于发展阶段,是需要扶持的时期。所以对国有企业的限制和制约显然没有摆上议事日程。随着国有企业的壮大和发展,国家必然开始关注国有企业的发展方向和管理模式,开始关注国企的无边扩张对社会经济秩序的不良影响。

(二)制定相应的标准以规范国有企业的扩张既然国有企业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而国有企业的无限扩张又会对社会经济造成负面影响,那么我们就应该合理地控制国有企业的发展。

外国在市场经济下对国有企业的管理早于中国,积累了比较多的经验,其在管理国有企业经验上有一定的可取之处,对于好的方面,我们应该借鉴。例如,我国也可以学习国外把国有企业按在国民经济中的不同性质和地位,对其实行分类管理和监督。对一部分国有经济进行绝对的控制,而对于另外的一些国有企业,应该让它们融入市场经济中,充分让其与其它性质的企业进行公平的竞争。要保持国有企业的最大张力,仅仅对市场进行分类管理是不够的,我们还应该界定市场中各种类型企业的市场份额。为此,我们可以用反垄断的标准来确定国有企业的最大张力。

虽然我国国有企业的垄断主要表现为行政垄断,经济垄断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毕竟,国有企业的规模很大,很容易利用对市场的占有量来进行不正当的竞争。同时,从经济学角度上说,我们可以把行政垄断进行量化处理,把行政垄断作为反垄断标准中的一个影响变量加以考虑。以往的学者研究我国国有企业的垄断程度时是使用西方国家的标准,鉴于中国国有企业的特殊性,西方国家的垄断判定系数在中国并不适用,应该对它进行改进。对此,我们应当找到一个新制衡点。这个制衡点指的是一个度,也就是在我国特殊国情下,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比例达到什么程度时,社会的经济能得到最快的发展,即国有企业对民营企业的抑制作用最小。

这个制衡点我们可以理解为国有企业在中国达到垄断的基准点,亦可以理解为在某些人为力量干预情况下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最佳比例。在此作者以判断垄断的标准为基准,讨论这个制衡点的确定应该考虑的因素:首先,判定一个普通企业的垄断要考虑其市场垄断标准,这是一个普遍的标准。在国外的《反垄断法》用垄断系数,如贝恩、植草益指数、穆勒指数、赫芬德尔-赫希曼指数(HHI,美国于1982年引用于企业并购),考察企业的绝对集中度来判断一个企业的垄断程度。

国有企业经济范文第8篇

一、经济全球化以及对中国国有企业的冲击

“经济全球化”的定义有很多，按照国际学者比较公认的解释，所谓经济全球化(Globaliza-tlon)，是指商品、服务、信息、生产要素等的跨国界流动的规模与形式不断增加，通过国际分工，在世界范围内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从而使各国间经济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加深的趋势。简言之，经济全球化是指生产要素跨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各国、各地区相互融合成整体的历史过程。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潮流，是不可逆转的，任何国家都无法回避。其终极是世界经济的高度一体化。届时，世界各国和地区的生产、金融、科技等经济领域将融合成为一个整体，形成完整统一的世界市场，并实现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的相对合理配置。而经济全球化是一把 “双刃剑”。它在推动全球生产力大发展，加速世界经济增长，为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的同时，也加剧了国际竞争，增加了国际风险，并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民族工业造成了严重冲击。

经济全球化背后的根本经济逻辑是，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按照比较优势原则进行配置。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激烈的国际竞争和经济一体化，将促进我国顺应比较优势的原则来发展经济，提高竞争力，提升我国的要素禀赋结构，进而提高产业、技术结构。但因为我国既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也是一个正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而尚未完全具备市场条件的国家。在国内市场不完善的条件下而又必须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加入经济全球化，这就势必面临着来势凶猛的国际市场竞争的压力，而最终承受经济全球化冲击的是产业、企业。显然，其中受冲击最大的是国有企业，因为从目前来讲他是我国各种所有制企业中最不适应市场经济竞争的一类。其根本原因：一是国有企业的产业定位与产权结构不适应；二是国有企业的规模、资金技术不适应；三是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不适应。为此，我们必须顺应经济全球化的要求，并以此为契机针对国有企业存在的根本性问题，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进行国有企业的制度创新。

二、顺应经济全球化的要求，调整国有企业的产业定位与产权结构

国有企业的产业定位，先要历史地考察国有企业的地位和作用。西方发达国家的国有企业起源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16世纪西欧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为对外扩张，首先建立了早期的军事工业和航运业。从18世纪开始，新兴的英、法等国和随后崛起的德、美等国又以掠夺和积累的国家财力发展起近代工业、交通、通信、金融、公用事业和专卖事业。19世纪70年代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为加强中央集权和军事力量建立起近代军事工业。20世纪，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有了很大发展。二战后，一些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国有企业相继得以产生和发展，形成国有化的高潮。各国政府普遍信奉凯恩斯主义，在管理手段上偏重于直接的财政干预，在战略任务的实施上主要依靠政府的直接投资。多数国家的政府和企业都相信，国有企业是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政府为了有效实施其经济政策和发展战略，应该控制金融部门、干预工业生产、赋予国有企业种种使命和任务。客观上在建设周期长、投资数额大、经济效益差、社会效益好以及关系国计民生的一些重要领域，国有企业的确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然而，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为什么又出现了国有企业的大改革调整，甚至私有化的浪潮呢?其根本原因还是国有企业的地位作用及功能发生了变化。一是随着凯恩斯主义因为／0年代的经济滞胀失去统治地位，自由主义、货币学派开始兴起，各国政府开始更多地采用金融、税收、利率以及产业政策等间接调控方法，而且能奏效；二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国民经济的命脉已不在重工业而正在向科技、教育与高科技部门转移和延伸；三是随着股份制的发展和民间资本的壮大，为巨额投资提供了可能。当然，还有一个大家都公认的国有企业盈利性差而给政府带来财政负担的因素。如果不用政府直接投资，就可以达到宏观经济调控的目的，国民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巨额投资有社会资本进入，国有企业的功能自然就减弱了，其产业领域也就可以大大缩小。中国国有企业的产生与发展，无疑与发展战略、理论信仰、苏联效应等因素相关，但根本的一条还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通过没收官僚资本、改造民族资本和大规模经济建设，国有经济迅速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力量，发挥着主导作用，成为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与运转的微观基础。但随着国民经济建设规模的扩大和国民经济活动的日趋复杂化，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及其在这一体制下所形成的国有企业制度的弊端日益明显地显露出来。从而有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变革，有了国有企业的改革，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始终作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经历了20多年的改革历程，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仍处在攻坚阶段，进展十分艰难。至使不少人认为国有企业的根本问题是产权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应象已经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改造的国家一样。笔者认为：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既不能照抄照搬前苏联、东欧的模式，也不能照抄照搬英、美、法、德、日等国的模式，当然这里不否定借鉴。既然国有企业是世界各国的共同产物，其产生发展规律必然有其共性的条件，但这些条件的变化在各国的不同发展阶段是千差万别的。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显然如前段所述的发达国家那样撤退国有企业的条件是不具备的，但调整产业定位是必须的。

国有企业的产业定位既要考虑国际惯例，更重要的是从中国的国情和实际需要出发。按照国际惯例(实际上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国有企业主要定位于非竞争性(或弱竞争性)、非盈利性(或低盈利性)、高风险性、高外部性的产业。承担这些市场不愿意涉足的或经营不好的部分和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起到弥补市场缺陷的作用。对这一点大多数学者都能接受。问题是在竞争性领域，按照国际惯例该领域是让位于市场，不少人认为国有企业应从该领域退出。笔者认为还是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对已形成规模、经济实力强、有竞争力、经济效益好的国有企业为何要放弃呢?当然，现有的国有企业规模过大、领域过宽、参与度过高的局面是必须改变的，对那些没有前途，增加政府财政负担的国有企业不放弃又有何用。所以，对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要从国有经济控制力着眼，调整布局，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完善结合起来，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抓好大的放活小的。抓大要推进国有企业战略性重组，实行股份制改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着力培育实力雄厚、竞争力强的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有的可以成为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和跨国经营的大企业集团，使之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和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力量，使强者更强。放小当然可以卖，但也不光是一卖了之，可以采取多种经营方式，就是卖也得先把他救活再卖，否则，要不就是根本卖不出去，要不就卖不出好价钱。包括一些没有前途的中型国有企业都属于可放之列，先帮他激活再卖，不但可以为国家争取更多的资金，还可以解决企业职工的就业问题。总之，在竞争性领域保留的国有企业必须是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

通过以上分析，国有企业的产业定位就清晰了，紧接着的是产权结构的调整问题。为什么要进行国有企业的产权结构的调整呢?主要是现行改制的国有企业的产权结构过分单一。“公司的组织形式的选择是国有企业实行公司制改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一个关键问题。”(姜绍华，2001)现实中可供国有企业改制选择的主要形式有三种：一是股份有限公司；二是多元投资主体的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三是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从宏观政策的选择、改制的要求和参与国际竞争的实际需要来看，应该更多地选择多元投资主体的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现情况却相反，80%选择了国有独资公司的形式。也不是说国有独资公司就不需要，确实需要国有独资的那就国有独资，但显然是不需要这么宽的面。因为现行的国有独资公司与政府的关系、融资渠道、公司治理结构等方面，与传统意义上的国有企业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因而造成了“翻牌公司”的印象。这种单一的产权结构，最大的弊端是难以形成制衡机制。相比之下，多元股东持股的股份公司形式更优，他有利于形成各个所有者之间的制衡关系；有利于依靠股东利益对政府行为进行制衡，实现政企分开；有利于企业多渠道筹集资金；有利于促进公司的规范化运作；有利于与国际经济接轨和增强国际竞争力等。所以，国有企业产权结构调整的关键是突破一元股东持股的国有独资公司形式，实行投资主体的多元化。 三、顺应经济全球化的要求，选择国有企业的产业区段和技术结构

现实中的国际经济冲突表明，如果一个国家拥有几个大型企业或集团，它就能在世界经济秩序中保持一定的市场份额，并能占据一个稳固的地位。例如，美国就依靠了通用汽车公司、波音公司、杜邦公司以及其它一批跨国公司。 日本依靠6家大型企业集团，而韩国则依靠了10家大型商业企业集团。发达国家先进的企业大多是规模大、资本技术密集，而我国的国有企业总体上是数量多而规模小，劳动人数多而技术落后。相形之下，我们应如何做出战略选择呢，／学者们众说纷纭，但有两种意见颇具代表性。一种意见是尽快扩大企业规模、加速技术结构升级；另一种意见是选择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区段和相应的技术结构来发展。笔者认为以上两种意见不能只执其一端，必须统筹兼顾。

尽快扩大企业规模、加速技术结构升级是必要的。这一点本文已经在产业定位中讲到，我们要借用国家力量通过市场运作，培训实力雄厚、竞争力强的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使之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和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力量。但是，尽管持此种意见的人很多，如果只强调扩大企业规模，而不注意产业区段的选择，势必会带来不良的后果。因为技术升级并不是建立在企业规模的简单相加基础上的，其主要原因可以在第二种意见中得到佐证。

选择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区段和相应的技术结构来发展是理智的选择。因为企业的竞争力，一方面取决于其成本水平；另一方面取决于其比较优势的产业和技术结构。在竞争性的市场中企业的“自生能力”如何，光靠规模显然是不够的，这已经被无数事例所证实。所以，要正确选择产业区段和技术结构。 “为了应对WT0带来的冲击，国有企业改革的正确路径是朝着符合比较优势的方向进行产业和技术结构的重组，在各种产业中，选择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区段来发展。唯其如此，中国的国企才能够和其他企业一道，提升竞争能力，在国际经济一体化中占有一席之地。”(林毅夫、刘培林：2001)因为产业按其平均的资本有机构成可分为资本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等。我国的国情是资本、自然资源相对短缺，劳动力丰富。 自然在国际竞争中，资本、自然资源过度密集区段的产业处于劣势地位，而劳动密集区段的产业具有优势。具有优势的产业区段就是具有自生能力的产业区段，他可以在不靠垄断、不靠政府扶持下，只要正常经营就能在竞争条件下获得市场中为投资者所能接受的利润水平，如经理层管理水平高、创新能力强则可以获得超额利

润。所以在劳动密集的产业区段要做好文章，不要贪大求洋，一个发展中国家按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比较切合实际，将能最快地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总体技术水平的差距。好比一个智能较差或个子较小的人，取胜的对策必然要选择“笨鸟先飞”或小步快跑。扬优避劣，发挥比较优势是参与国际竞争的常理。虽然持此种意见的人不多，但确实是我们必须认识清楚的一个事买。当然，如果持此种意见的人完全否定前一种意见，那也是不可取的，没有资金的大规模集中，仅靠其自身积累对技术升级的支持是有限的。

综上所述，扩大企业规模和选择产业区段要统一而不是对立，根据不同产业、企业的实际情况可各有侧重。总的来说，一是技术水平要和要素结构吻合；二是要在市场规律之上，由企业自主按照价格信号和经营需要来决策。因此，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创新就成了至关重要的问题。

四、顺应经济全球化的要求，创新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

公司治理结构其要旨是明确划分股东、董事会和经理人员的权力、责任和利益，从而形成三者之间的制衡关系。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是公司制企业按照市场经济规则进行运营的重要保证，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而从现实的国有企业改制的情况来看，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公司治理结构严重扭曲，在占大比例的国有独资公司中尤为严重。出现政府部门继续操作着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和党委书记“三位一体”，新三会和老三会理不清以及“内部人控制”等现象。甚至为谁是企业“一把手”争论不休，认识上的混乱导致公司治理结构制衡机制功能的变形。

公司治理结构是一组委托的制衡机制制度安排。在这个制度安排下，责任和权力是受到约束的，决策的范围和过程是有规则和程序的。因而，股东、董事会和经理班子相互之间不是一个纵向的等级关系，而是一组授权关系。每一方的权力和责任都受到规则的保护和约束，也就是说各方都有相对独立的权力运用空间和对应的责任，任何一方都不能越过边界，违反程序，滥用权力。要达到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要求，首要的是在“规范”上下功夫，又不能照搬外国的模式，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积极创新。其基本点：一是规范股东会、董事会、总经理之间的权责关系；二是规范经营者激励和约束机制；三是规范监事会的监督等。要使这几个基本点真正落到实处。

1、规范股东会、董事会、总经理之间的权责关系

股东大会、董事会、总经理是现代公司企业的三大机构，即权力机构、决策机构、执行机构。股东会是由公司的投资者形成的，股东大会或股东代表大会以一定程序和条件产生董事会和董事长，董事长主持董事会的工作，由董事会向社会公开招聘总经理。董事长要在董事会范围内行使职权，主持董事会会议，由会议投票对公司的重大问题做出决策，不能以产权代表和一把手自居。总经理要贯彻董事会的决议和授权，对公司进行经营和管理。

2、规范经营者激励和约束机制

董事会是代表股东利益的，股东的利益能否得到实现，一是取决于董事会的决策；二是取决于总经理的经营。如何提高经营者的积极性为企业创造最大的利润，使其个人利益最大化建立在企业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使经营者的利益和所有者的利益一致，是企业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为此，必须改革现行的等级工资制，设计一套企业高层经理人员收入报酬同经营绩效相联系的利益激励机制。具体作法可根据其行业、企业的实际情况和经理市场的价格信号，按企业利润的一定比例核定总经理的年薪，副总经理取其半。为达到长期激励的效果，可将上层经理人员年薪的一半转为企业股票，参与分红。

当然，按企业利润的一定比例核定上层经理人员年薪的办法，就必须要有较充分的约束条件，避免其短期行为和作假帐。为此，董事会要为总经理设计一套科学的经营目标的指标体系，详细载明奖励和处罚条款，以此作为考核依据，以强化企业内部的约束机制，使企业朝着健康的轨道发展。同时可发挥外部约束机制的作用，如股票市场、经理市场、金融机构、中介机构、法律等的约束。

3、规范监事会的监督

监事会是代表股东的利益对董事会和总经理的行为进行监督的重要机构，现国有企业的监事会基本形同虚设。一是设了监事会的不具独立性；成员大多数是董事会任命；工作上大多数是在董事会的领导下；利益上同董事会和总经理是一致的。二是不少的国有独资公司根本就没有设立监事会，由纪委书记或工会主席兼任监事，纪委书记和工会主席都是在同级党委的领导下开展工作，而党委书记与董事长多为一人兼任，又如何监督。要规范和强化监事会的监督作用。首先是必须保证监事会具有足够的独立性。监事会成员的任免、收入、福利以及执行监督的费用应由股东大会来决定， 同时尽快引进外部监事的机制，逐步过渡到以外部监事为主。再是要规范监事产生的程序、监事的基本素质、监事会的职权。监事必须按公司法的要求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监事必须具有足够的专业素养，有能够及时、准确地发现董事及经理人员在决策、经营管理过程的失误行为的能力；监事会必须严格按照公司法的规定行使监督的职权。

国有企业经济范文第9篇

一、企业效率的经济理论基础

在西方微观经济学中，关于企业的理论集中在“厂商理论”部分。所谓厂商是指能做出独立生产决策的单位，主要包括个人企业、合伙企业和公司制企业。在研究生产者行为时，一般的理论假定是，企业都是具有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其生产目的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即在既定的产量下实现成本最小，或者在既定的成本下达到产量最大。厂商理论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生产理论。主要研究投入的生产要素与产量之间的关系，即如何配置资源，使生产要素既定时产量最大，或者说使产量既定时投入的生产要素最少。（2）成本理论。主要研究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关系，厂商只有在扣除成本后，才能谈得上利润的最大化。（3）市场理论。市场有不同的结构，即竞争与垄断的程度不同。它研究的是当厂商面对不同的市场时，应该如何确定自己产品的产量和价格。企业只有处理好以上三方面问题，才能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

厂商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是传统的微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假设。实际上，现代经济学家的进一步分析认为，厂商的目标是多元化的。例如美国经济学家W·鲍莫尔分析了厂商以销售量最大化为目标的行为；美国制度学派经济学家K·加尔布雷斯则把稳定与增长作为大公司这样的厂商的目标，它们追求的是适度利润。但是，在一般的微观经济理论中，仍以利润最大化为基本假设，本文的分析也不例外。

在研究企业问题时，国内普遍使用的“效益”概念，在西方经济学中并没有对应的理论。西方经济学中，一般使用的是“效率”概念。虽然生产理论、成本理论和市场理论等主要关注的是实物量，但关注的不是总量，而是比率（ration）以及比率的变化率。例如，关注的不是总产量，而是边际产量和平均产量；关注的不是总收益，而是边际收益和平均收益；关注的不是总成本，而是边际成本和平均成本；关注的不是总劳动量，而是劳动生产率等。因此，研究企业状况时使用“效率”作为指标顺理成章。

在生产理论中，假定技术水平不变，那么，影响企业效率的因素主要有劳动、资本、土地、企业家才能。以Q代表总产量，L、K、N、E分别代表劳动、资本、土地和企业家才能，则生产函数可以表述为：

Q=f(L、K、N、E)

一般把土地作为固定的，企业家才能难以估算，因此，生产函数可以简化为：Q=f(L、K)

著名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则进一步表述为：Q=ALα　 Kβ

在生产函数中，各生产要素的配合比例称作技术系数。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的技术系数是各不相同的。一般的分析中假定技术系数不变，如果技术系数可以变动，则生产要素的最适组合的原则是：应该使所购买的各种生产要素的边际产量与价格的比例相等，即要使每一单位货币无论购买何种生产要素都能得到相等的边际产量，达到生产者均衡状态。

生产理论分析了影响企业效率的各种要素及其配置比例，主要考察的是企业的技术效率。但技术效率并不等于经济效率，技术效率反映的是企业的投入产出组合，而经济效率则是在考虑价格因素情况下的最低成本组合，它要求投入价格与产出价格的比率等于生产边界的斜率。因此，要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企业还要考虑收益与成本的关系，这就涉及到成本理论。

成本函数可以表述成下列公式：

C=f(Y、W、T)

其中，C为企业的总成本，Y为企业的产出变量，W是企业的投入价格向量，T为企业的制度结构。通常T被定义成“虚拟变量”。从该成本函数看，在对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率进行评估时，人们所选择的指标主要不是通过工程成本研究来给定的一个绝对效率值，而是一种制度性的相对效率。因此，这一方法所考察的是技术效率和经济效率共同作用的结果。例如，国有企业生产成本比私有企业低，这可能是由于前者技术效率比后者高，但经济效率并不一定高。

当然，现实的市场结构由于竞争与垄断程度不同而是不同的。在不同的市场条件下，企业收益与成本变动的规律也不相同，因而，企业对最大利润的追求要受到相应的市场环境的制约，只有面对不同的市场采取不同的决策，才可能提高效率。

二、中国国有企业效率的决定因素及其影响程度分析

微观经济分析中所涉及到的效率主要是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前者主要是投入产出效率，后者则为资源配置效率。技术效率是把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加以综合的生产率指标，它能够较好地反映出企业的综合效率水平。测定技术效率的方法通常采用生产函数，主要是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然后运用OLS方法（普通最小二乘法）和随机前沿模型进行分析。本文主要从技术效率的角度研究中国国有企业的效率。

Groves、Hay和Gordon等人对中国国有企业进行了抽样调查数据分析，认为改革以来国有企业的效率的确取得了一定的增长，增长主要来自于奖金的激励、人力素质和教育程度的改善。

刘小玄、郑京海（1998）在此基础上对1985~1994年中国国有企业的状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认为影响国有企业效率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留利。即企业在完成既定的基数利润后留给自己的部分，由于上交的基数利润是既定的，因而留利是一个变量。留利对产出效率的作用表现为，边际利润或留利的增长，会使边际产出也相应增长。他们认为，企业真正追求的是留利或剩余的最大化，而不是利润。

（2）浮动工资。浮动工资由奖金构成，来源于留利，以浮动工资占总工资的比例来测定。浮动工资是直接对职工的激励，因而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产出效率。

（3）经理（或厂长）的工资。这是对经营者的激励因素，而经营者对企业的发展和效率的提高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在中国的企业中，在缺乏资本的真正所有者、企业主要依靠企业家才能来推动和发展的情形下，经理（或厂长）的工资对企业效率的提高作用重大。

（4）企业年龄。一些研究生产率的经济学文献都证实了企业年龄对于企业的效率具有显著作用，然而，究竟是年轻的企业有效率还是年老的企业有效率，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和不同条件下往往是不同的。据Pitt和Lee（1981）的研究，年轻的企业比年老的企业更有效率。而另外的看法则是，年老的企业更有经验，在其市场经营和组织管理和工人的技术操作方面积累了较多的信息，具有相应的信息和人力资本的优势。在国有企业中，企业年龄对企业效率究竟是什么关系需要研究。

（5）教育程度。这是一个标志企业人力资本质量的变量，以企业的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职工占全部职工的比重来测定。通常认为，企业的教育程度对企业的效率有着积极的正效应。在Gordon和Li（1995）看来，在80年代中期，中国的国有企业的生产率的增长中大约有一半得益于劳动力教育程度的改善。虽有高估的可能，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育和人力资本对效率的重要作用。

（6）其它的解释变量。如开工率、决策权、市场竞争程度、预算约束、时间、地区、规模和产业等都对企业的效率有不同侧面和程度的影响，可以作为“虚拟变量”进行分析。

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了如下的超越对数生产函数 ：

?Y=α+β1?L+β2?K+β3(?L)(?L)+β4(?K)(?K)+β5(?K)(?L)+ βiXi

其中，α为残差，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效率的近似值，并可以为各种政策变量、制度变量、企业特征变量所解释；K和L分别代表资本和劳动投入要素；Xi为添加的各种解释变量。这里主要关注的是由Xi所代表的各种解释变量与企业效率的关系。

对于上述生产函数，分别运用OLS方法和随机前沿模型的极大似然方法（过程复杂，这里略去介绍）进行了分析，得出的结论是：

留利对企业效率有着积极的正效果。在OLS分析中，留利大约可以解释产出增长的10%；在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分析中，留利对产出增长的解释大约8%；在残差模型中，留利每增长一个单位可使效率增长约5%。看来，留利是企业发展和提高效率的源泉之一，也就是说，剩余权对于企业有着积极的意义。

浮动工资比例也对企业效率有着显著的正效果。在OLS分析中，该变量大约可以解释产出增长的8%；在另外两个模型中，效率约可增长5-6%。

企业年龄变量对企业产出增长的作用也是积极的和显著的，其解释程度达到12%；即使排除了随机误差项干扰的其他模型中，效率的相应增长也达到7-9%。

经理（厂长）工资变量对企业效率也有着积极的正效应，但这种效应似乎不太大，在前沿生产模型和残差模型中其解释程度分别为3-5%。

教育程度变量对于企业的产出增长率的作用相当稳定，其在OLS和前沿生产模型分析中都能保持在10%的正效应水平上，而在残差模型中其解释程度也不低于9%的水平。

在其他变量中，除开工率外其他变量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决策权、市场竞争程度、预算约束、产业变量等虽然都对企业的效率有不同侧面和程度的影响，但效应有的不明显，有的不清楚。

另外，运用前沿随机生产函数模型还对国有企业的平均效率进行了测定，它大约在0.5左右。这表明国有企业的效率普遍不高，只能达到生产可能性的一半的水平。

上述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在中国企业改革过程中，生产率增长的决定因素除了规模、资本装备率等由技术性规定的因素外，最主要的因素是产权（决定留利，进而决定经理和职工的工资）、人力资本（如教育程度）和市场竞争。虽然市场竞争因素在上述模型中效应不明显，但这说明国有企业之间的竞争效率很低，与乡镇企业、合资企业等相比有很大的差距，这也恰恰提醒我们要进一步加大国有企业的放开程度。

三、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效率比较

为了更全面地透视和把握国有企业的整体效率，有必要在以上对国有企业本身效率分析的基础上，通过与非国有企业效率的比较来做进一步的研究。对此，刘小玄（2000）从所有制结构和企业隶属等级制的角度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姚洋（1998）则对非国有经济成分对工业企业技术效率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刘小玄以1995年全国工业普查的数据为基础，从全部75万家企业中选择了20余个产业，共计大约17 万家具有竞争性特点的企业进行了效率测定。分析方法主要采用了生产函数模型和OLS计量方法，分别对普查数据中提供的所有制变量和企业隶属等级制变量对于企业效率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和比较，得出的结论主要是：

就所有制变量的影响看，国有企业在全部测定的行业中效率最低，这个结论相当稳定，并且在所有测定的行业中表现得完全一致。同样，另一个十分稳定的结论是，私营个体企业的平均效率最高。具体来说：以国有企业为参照系来比较，私营个体企业的平均效率最高，大约为国有企业平均效率的2-5倍左右；其次为三资企业，平均效率约为国有企业的2倍左右；再次为股份制企业和集体企业，其平均效率约为国有企业的1-2倍。

这一结果表明，企业产权关系对企业效率有直接的影响。国有企业效率最低是由于产权结构单一，难以形成所有者激励；令人关注的股份制企业效率不高，是由于其是人为的捏合和行政力量推动的结果，初步形成的产权结构还不够稳定，尚处于未定型的产权状态；而私营和个体企业的良好业绩则完全来自于明晰的产权关系，这种产权关系不仅十分稳定，而且是在市场经济中自发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同样，三资企业良好的绩效主要得益于其相对明晰和稳定的产权关系。

对于企业隶属等级制变量，模型分析的结果表明：在所有的行业中，村级企业的效率最高，而且十分稳定和一致。其次，在大部分行业中，乡、镇、村或街道这一层次的企业平均效率明显高于县级以上的企业。这表明，处于比较低的等级层次的、均为计划外的民营企业，往往比那些较高等级层次的、主要是计划内的传统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具有较高的效率。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这实际上是与所有制因素相联系的。因为等级越低的企业往往是由民营或私有企业组成的，这些企业的产权模式实质上是古典式的；而中央或省地级控制下的企业几乎是清一色的国有企业。这与上述所有制因素对企业效率的影响的结论是一致的。这也说明，企业的效率高低不在于行政隶属等级的高低，而且二者恰恰表现为反方向的关系。

可见，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并存的转轨状态下，越是远离计划控制链条的企业发展得越快，效率也越高，而且这种效率通过市场竞争关系逐渐“辐射”开来。这是市场经济发展必然导致的结论。

姚洋（1998）分析了非国有经济成分对工业企业技术效率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非国有经济成分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也对国有企业的整体效率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其作用之一便是提高我国工业企业的技术效率，这种提高可能来自两个方面：其一，非国有企业改变了国有企业的运行机制，变无人负责为有人负责，从而达到节约投入、提高效率的效果。其二，非国有成分的增加还可能对全体企业从两方面产生正的外部性：（一）非国有企业的增加加剧了市场竞争，从而迫使所有的企业包括国有企业提高效率，以便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这种效应称为内部效应；（二）外资的进入可能同时带入先进的生产和管理技术，并扩散到其它企业中去，这种效应可以称为外部效应。

姚洋利用1995年工业普查资料，抽取了12个大类行业中的14670个企业作为样本，首先采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估计这12个大类行业的生产函数，然后在此基础上计算各个企业的技术效率，并对之进行回归分析。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与国有企业相比，集体企业的技术效率高22%，私营企业高57%，国外三资企业高39%，港澳台三资企业高33%。可见，非国有企业比国有企业具有更高的效率，同时，这些统计结果也充分地证明了非国有成分对提高中国工业企业技术水平的内部效应。

那么，非国有经济成分对国有企业的外部效应如何呢？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行业中集体企业和国外三资企业的数量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每个企业的技术效率分别提高0.2%和1.1%；但是行业中私营企业和港、澳、台三资企业同等数量的增加却使得每个企业的技术效率分别降低0.7%和2.8%。前者的正外部效应说明，集体企业和国外三资企业在提高自身效率的同时，也对本行业的生产和管理技术的传播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后者的负外部效应说明，尽管私营企业和港、澳、台三资企业自身的效率比国有企业高，它们的增加却对行业内其它企业技术效率的提高起到了显著的抑制作用。对后一结果的一个解释是，私营企业和港、澳、台三资企业导致行业内部的过度竞争，造成产品的积压，因而减低了效率。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私营企业和港、澳、台三资企业封闭性较强，不轻易转让自己的技术和管理经验。

四、结论

通过以上粗线条的介绍和综述可以看出，微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对中国国有企业的效率有很强的解释力，为我们分析中国的国有企业效率问题提供了有用的工具。对国有企业效率的研究不仅需要理论上的分析，更需要严肃的实证分析，以为国有企业的改革提供全面的决策参考。

改革以来国有企业的效率的确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这说明市场化的改革方向是正确的。国有企业效率增长的决定因素除了规模、资本装备率等由技术性规定的因素外，最主要的因素是产权（决定留利，进而决定经理和职工的工资）、人力资本（如教育程度）和市场竞争。

其它因素中，产业因素对企业效率的影响表明我国市场经济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垄断性特征，由此形成一定的垄断性的效率来源。地区因素表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具有明显的生产率优势，这可能得益于该地区的开放程度、市场发育程度以及人力资源素质较高等因素。当然还有其它未提到的因素可能对国有企业效率的增长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还需要从新的角度进行挖掘。

国有企业的效率虽然有所提高，但与其它非国有企业相比都要低，这与国外关于企业效率的实证研究的结论是完全一致的。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一方面与国有企业自身的性质、所有制结构、行政隶属等先天因素有关；另一方面，也预示了国有企业有进一步改善效率的巨大空间，这也许通过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成熟的管理经验的引进得以实现。

国有企业先天效率的低下以及非国有企业对整个企业效率提高的积极作用，也向我们提供了一条有益的启示，这就是政府应尽量减少国有企业的数量，鼓励其它非国有经济成分的生长，把政府可管可不管的事情尽量交给市场去完成，使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结构达到自然的均衡状态，这也许是中国国有企业进一步改革和前进的方向。

参考文献

刘小玄、郑京海，1998：《国有企业效率的决定因素：1985-1994》，《经济研究》第1期。

刘小玄，2000：《中国工业企业的所有制结构对效率差异的影响》，《经济研究》第2期。

姚洋，1998：《非国有经济成分对我国工业企业技术效率的影响》，《经济研究》第12期。

张军，1998：《需求、规模效应与中国国有工业的亏损：一个产业组织的方法》，《经济研究》第6期。

华民，1994：《世界主要国家国有企业概览》，上海译文出版社。

国有企业经济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国有经济控制力　量化指标　比较研究

一、国有经济控制力的内涵

国有经济控制力，简单地说是指国有经济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支配、引导和支撑能力；具体说来，国有经济的控制力是指国有经济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部门、关键领域和战略产业中处于支配地位，规定、主宰和支配它们的运行秩序与发展方向，进而主宰和支配国民经济运行的方向、秩序、速度、规模的实力与能力。在这个多元经济所构筑的经济体系中，国有经济已不再充当过去“一统天下”的垄断者角色，而是逐步转变成为经济发展中的控制性力量。这不仅体现在国有经济在数量和比重上的必要保证，而且体现在国有经济的合理分布与竞争力上。没有国有经济在分布上的优化和质量上的提高，仅仅靠数量、比重的优势，其支配地位和控制力是不可靠的。

二、各行业国有经济控制力的评价与比较

我们选取5个能够反映工业企业总体状况以及经济效益的指标：工业增加值、资产总计、所有者权益、主营业务收入、利润总额。相对应的5个用来评价国有经济控制力的指标为：国有经济单位工业增加值在行业中的贡献度X1、国有经济单位资产总计在行业中的比重X2、国有经济单位所有者权益在行业中的比重X3、国有经济单位主营业务收入在行业中的比重X4、国有经济单位利润总额在行业中的比重X5，其中，国有经济单位所用数据包括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行业数据包括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对上述5个指标采用等权重法计算。各行业国有经济的控制力为：

Yi＝(xli+X2i+X3i+X4i+X5i)/5

按上式对下表中涉及的39个工业行业进行国有经济控制力的评价，所得结果如下：

国有经济控制力大于0.5，说明国有经济处于绝对控制地位，非国有经济处于从属地位；反之，则说明该行业国有经济控制力不足。由表所得数据可得出如下结论：

(一)全国总体国有经济控制力约为41.11％。并未达到50％，但41.11％也基本可以保证国有经济成分的控制力大于其他各种单一类型的非国有经济的控制力，所以说也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数据，但仍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二)国有经济控制力大于50％的行业有9个，他们是：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烟草制品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其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烟草制品业更是达到了99％的绝对控制，基本完全垄断了这两个行业。

除烟草制品业以外，我国国有经济控制力高的行业主要集中在自然垄断行业和高新技术行业，这些行业都关系到国家经济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国有经济必须在这些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处于支配地位。如自来水、煤气、电力等行业，进入壁垒较高，投资大但回报也很稳定，而且与人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所以必须由国有经济垄断或控股经营，以维护社会安定，保障人民利益。烟草制品业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行业，该行业与人民生活和生命健康关系密切，同时也是国家重要的税收来源，应主要由国有经济控制经营。

(三)国有经济控制力小于50％的行业有30个，主要集中于食品、餐饮、家具制造、纺织、服装、化工、机械等一般性竞争行业。国有经济在一般竞争性行业的分布特点是单位数量较多、分布面广、效益与其它非国有中小企业相比较差，一般竞争性行业大多数对资金、技术等的要求不高，进入壁垒较低，规模优势不明显。企业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但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影响并不很大，因而更适合中小型的非国有经济经营，这些行业并不需要国有经济的过多介入，国有经济控制力也理应相对较低，像饮料制造业的国有经济控制力达到了30.85％，这个数字还是有些偏高，有待进一步调整。

另外，矿产资源采选业的国有经济控制力低于50％是不合理的，有待进一步加强国有经济控制力，尤其是珍稀自然资源采掘业，如贵重稀有金属和非金属，以及具有放射性和剧毒等的矿产资源开采业。这些行业或因资源非常稀缺因而对经济和科技发展有重要影响，或对人民生命和自然环境极具危险性，应主要由国有经济控制经营。

国有企业经济范文第11篇

关键词：国有企业性质 国有经济布局 国有企业活力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4）08-025-02

一、前言

国有企业具有一般企业的共性，可以节约市场交易费用，是市场的替代物，因此，国有企业存在于不同体制的国家中。但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有着不同的存在前提。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国有企业主要是弥补市场失灵，即当出现自然垄断、外部性和公共产品等现象时，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这时需要政府通过组建国有企业的形式进行干预。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是不涉及竞争性行业，不追求盈利的，只是民营经济的补充；而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了我国国有企业可以作为公有制实现形式而存在，因此，国有企业既要承担一定的公共目标，如提供公共产品，弥补市场缺陷等，还要追求一定的经济发展目标如促进资本形成、发展战略性民族产业、落实国家产业政策、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与增值以及国家税收的增加等。国有企业受政府行政权力的影响，为政府实现政治、经济或社会目标服务，由此可以节约政府的交易费用。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和政治上主张公有制，决定了我国国有企业不可或缺。同时，我国行政权力高度集中，人们法律意识不是很强，政府采取政治权力达到目的的成本较高，效果也不明显；而且，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腐败现象存在，政府投资非国有企业的政治风险较高，即政府权利成本较高，提高了政府投资国有企业的概率（程承坪，2013）。因此，我国国有企业的存在具有其合理性。

二、我国国有经济布局现状及其合理性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由此再次触及国有经济合理布局的命题。早在十五届四中全会，我国就提出了国有经济要分布于国家安全、自然垄断、公共用品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领域，奠定了我国国有经济的布局基础。目前，我国国有企业大体分布在三个领域：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领域、基础性和支柱产业领域、其他行业和领域。

第一，垄断性行业。垄断性行业主要涉及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领域，包括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航空运输、航运等行业。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基于政府不与民争利的理念，上述有较大垄断性收益的行业大都由非国有企业去经营，政府加以规制，当然巨额垄断收益可能为少数企业家所有。而在我国，上述行业大都由国有企业去经营，这一领域目前有40多家中央企业，国有资产占82%，利润占79%。意识形态的倾向对此类高额垄断利润行业归属国有还是私有着较大的影响。在社会主义国家，高额垄断利润收归国有，通过转移支付可以使更多的百姓收益，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同时也有利于减轻竞争性行业的税收负担。当然，这类行业的经营需要对政府进行有效的监管，以避免丰富的利润会成为腐败的温床。

至于上述行业中涉及的所谓自然垄断行业，包括电网电力、电信，加上公共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从规模经济效应和弥补市场失灵的角度也应由国有经营。尤其在我国，如果采取非国有企业经营的方式，那么由于现阶段非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较为淡薄，又由于政府规制能力不强，政府与非国有企业的交易成本会很高。因此，国有企业完成政府的社会目标具有优势。水电煤气等公用事业还存在地域权（easement）的问题，即它们的供应和安置，要通过很多不同用途的土地以及不同业主的楼宇，只要两三处不同意就难以成事，通过政府的行政权力处理，就成本很低地解决这一问题（张五常，2012）。

第二，基础性和支柱产业。基础性和支柱产业领域包括装备制造、汽车、电子信息、建筑、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勘察设计、科技等行业。目前我国在这一领域有70家左右中央企业，国有资产占12%，利润占5%。这类产业有较大的发展前景，对整个国民经济具有较强的带动作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非常明显，这些产业大都处于竞争性领域，其竞争对手大都来源于国外。而来自国外的强大竞争对手，如果不在竞争中取胜，就会在竞争中淘汰，会危及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甚至会危机民族产业的根本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国家政府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就会直接资助国有企业。国家对此类行业实施行政权力可以实现：第一，通过研发投入和承担研发风险，加快企业的技术创新，提升企业的竞争力；第二，通过研发成果外溢效应，实现产业带动作用。如果这些企业是非国有企业，尽管可以得到政府的科研资助，但科研成果产权却不能给与国家，科研成果向相关领域的外溢就会受到一定程度限制。因此，经济效益大，社会效益高的企业，如果国有化能够有效地降低经济权力成本中的国有企业运营成本，那么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其对社会福利的增进作用会具有更高的比较优势。

总之，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又是发展中的大国，其国家性质和国情实际决定了我国必须发展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效益的国有企业。国有经济尤其是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国有经济必须占有一席之地。至于那些社会效益不明显的纯竞争性行业，如商贸流通、投资、医药、电子、建材、农产品等，则可交由非国有企业经营。

三、增强国有企业活力的几点建议

国有企业既然在我国必不可少，民营化就不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唯一出路，必须根据我国具体国情，从以下几方面的措施来改革国有企业，提高国有企业效率，增强国有企业活力，为国有经济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第一，要防止滥用行政权力，加强行业自律。行业自律是一个行业自我规范、自我协调的行为机制，同时也是维护市场秩序、保持公平竞争、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维护行业利益的重要措施。一些国有企业利用政府的特殊关系，可以低成本地获取与本行业无关的稀缺经济资源，但又不能低成本地使用这些资源，导致了稀缺资源生产效率的损失。还有一些国有企业通过政府或者法律、法规赋予的特殊权力，排斥限制竞争对手，迫使非国有企业退出相关领域，从而谋取垄断地位，谋取相关福利。因此，必须在制度上防止滥用行政权力，加强国有企业行业自律，一方面是国有企业要在相关行业内遵守和贯彻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另一方面要在行业内制定行规行约制约自己的行为。

第二，改进经理人选择和激励机制，防止经营者腐败。腐败是国有企业效益损失的重要原因。新加坡国有企业的成功实践证明，国企经营者的清正廉洁是国有企业成长的重要因素。在我国，由于国有企业的经营者由政府任命，而且国有企业因目标的多元化使经营者考核的有效性受到影响，从而使得政府对国有企业经营者的选拔和监管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加上激励机制不到位，很容易造成国有企业经理人的腐败行为。为此，一是要改变政府任命国有企业经营者的形式，由市场选择经理人，解决逆向选择问题；二是强化经营者激励，加大股票期权实施力度，解决经理人道德风险问题。

第三，培养合格的企业家。对国有企业而言，合格企业家指的是既懂经营管理，又具有较高社会责任的企业家，他们的存在是国有企业尤其是竞争性国有企业成功的必要条件。可供政府选择的国有企业合格的企业家人数越多，政府行政权力成本就会不断降低，从而有可能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合格的企业家首先必须具备政治素质，即不仅要通晓国家法律法规，而且还需要掌握政府的政策导向和社会民众对国有企业的诉求；其次要具备道德素质，即他不能是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而应该是超越个人利益和企业局部利益以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强互惠人”；第三必须具备业务素质，即具备为本企业效益服务的企业家能力，包括对不确定性的容忍能力、开发探索技术机会的能力以及对组织灵活协调的能力。

参考文献：

[1] 邵传林.国有企业性质的比较制度分析[J].经济学动态，2011（9）

[2] 程承坪.国有企业性质新论：基于交易费用的视角[J].社会科学辑刊，2013（1）

[3] 徐炜.美国国有企业监管体制研究――以美国联邦政府公司为例[J].比较管理，2012（2）

[4] Ronald Coase.The Nature of the Firm.Economics，1937 （4）

[5] Ronald Coase.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Journal of Law Economics，1960（3）

[6] 寇垠.国有经济改革的文献综述[J].经济研究导刊，2013（10）

国有企业经济范文第12篇

关键词：市场经济；国有企业；经济管理模式

改革开放后，我国开始实行市场经济，由于市场经济的优势，我国国民经济随之得到了巨大发展。随着市场经济下我国经济的发展，各种有利于其他经济发展的政策相继出台，大量私有企业和外资企业逐渐地在我国经济成分中占据越来越多的部分，这给占据主导地位的国有企业带来了一定冲击。国有企业有其特有的管理模式，在计划经济时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下越来越不适宜自身发展，严重制约了经济效益的提升。为了提高国企经济效益，对其现有的管理模式进行一定的改革是必需的，特别是经济管理模式。只有根据现在的经济环境，结合企业自身问题和发展规划，通过对经济管理模式的改革，才能逐步解决现存的问题，释放企业活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一、国有企业经济管理模式的现状分析

在当前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的国有企业经济管理模式在机构设置、人员管理及项目创收和监管方面存在着以下问题。

1.在计划经济时代背景下，我国国有企业的机构设置较适宜企业运行，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实行，这种管理模式存在的弊端逐渐显露出来。在中小型国企中，因机构设置落后导致的问题尤为突出。如楚林绿化中心，行政机构设置仍按照之前的方式，采取直线管理的机构管理模式，设办公室统一协调工作，其下分设后勤处和绿化队等具体负责部门，这种机构设置在计划时代十分实用，但在当前的市场经济下，显得有些落后了，无法很好的完成自己的职责。

2.国有企业经济管理模式中对人员管理和项目创收的创新性不足。国有企业因其特殊性和历史遗留问题，在人力管理方面有很多遗留问题，较为关键的是薪酬制度不完善。因历史因素和自身原因，大部分中小型国企现在仍然实行工资制，没有建立相关的创新奖励措施，没有有效的激励员工，也就无法调动员工积极性，无法提高生产效率。另外，国企大多缺乏创新意识，也未建立专门的机构来负责管理创新创收方面的事项，即使有的企业建立了，但大多只是有名无实，起不到相应的作用。

3.国有企业经济管理模式中审核监管体系不完善。在计划经济时代，生产是按照计划进行的，企业管理中并不需要太过重视监管审核，但市场经济下，企业生产是根据市场来变化的，相关的监管体系就要得到一定的完善。目前，我国国企在经济管理中审核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执行力不够。因为之前并不需要太过严格的监管，因此，部分企业对这方面并不重视，执行时也大多只是走走形式。起不到应有的监管审核的作用。导致现在也并不重视。（2）监管部门的人员素质水平需提高。同样是因为历史问题，企业不重视这方面，大多数监管人员也并不具备专业的能力，处理问题时力不从心，在意识和工作水平方面都有很大进步空间。（3）体系不完善。大多数企业的监管条例只是一两条规章制度，对如何兼管，审核时间方式等细节都没有一个细节，体系不完整，执行起来也就无法可依，效果也大打折扣。

二、对国有企业现有经济管理模式进行改革的途径分析

针对以上国企经济管理模式中存在的问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找到解决的途径。

1.借鉴其他经济形式对国企现有管理模式中的机构进行优化。私人企业和外资企业因其自身的灵活性，采用了适合自身发展的管理模式，但国有企业因各种原因，在管理方面仍然采用以前的模式，直线化，官僚化。这种陈旧的管理模式并不适合当下企业的发展，甚至会阻碍企业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应借鉴一下私企和外企的管理方式，对比自身，取其精华，改革自身管理。同样是以楚林绿化中心为例，企业应虚心向其他企业求教，同时，根据自身的当前状况和对未来的规划情况，设置合理的管理模式，同时在实际运营中，结合公司实际，不断做出完善，促进公司发展，高效配置人力物力和财力，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增加企业盈利效益，实现长久发展。

2.将绩效考核制度引入到国企经济管理模式中并不断完善。在目前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大部分的私企和外企通过管理实际经验，都发现了实行员工绩效考核对提高员工生产积极性进而提高生产效率的重要性，因而在管理中十分注重对员工绩效的考核及奖励制度。但在国企中，这种绩效考核制度还并未完全普及。目前有些大型国企，已经将绩效考核和基本工资结合在一起，正在不断地摸索，探究适合自身的模式。但占大多数的中小型国企却大多并未建立这类制度，仍然采用计划经济时代下的基本工资制度。随着市场逐渐在资源配置中占据重要作用，这些不思变革的企业会越来越不适应经济的发展。绩效考核制度，是企业公平对待员工劳动的体现，具有公开公正的特点，可极大地提高员工的生产积极性。企业在引入初期，可先简单尝试这种方法，之后，在根据企业自身的情况不断完善。工人工资发放采用基本工资加奖金的形式，既添加了绩效的成分，与之前的分配方式又差别不大，利于工人接受。关于如何评定奖金，要建立一项专门的规定，与员工个人的生产，对企业的贡献挂钩，针对不同的岗位，采取不同的计算标准。量化计算，确保公开公正。

3.国企经济管理模式中要重视企业自我创收能力的培养。以楚林绿化中心为例，作为中小型国企，在目前国家逐步减少对其扶持力度的情况下，一定要找到新出路，从自身找到突破口，打开创收新途径.这样才能在将要到来的经济浪潮中稳步发展并逐步做大做强。增强创收能力，可以从以下这几个方面入手：（1）企业要建立一个长期的规划，根据国家经济政策，经济形势，同时要结合企业自身特点及市场发展规律，确定发展目标，为企业发展确立方向。（2）将目标细化。仅有整体发展目标是不够的，这并不能对企业具体的生产产生太大影响。要根据企业目前的经营状况及盈利情况，分别为各部门确立不同的小目标，目标要有挑战性，但也不能好高骛远。保证技能激发员工积极性，又在可实现的范围内。具体目标要细致研究，设立合理。才能达到目的。（3）人才方面，人才是各个企业发展都绝对不可或缺的，企业在发展中，一定要注意人才引进工作，在管理方面引进有丰富经验的管理人员，他们做出的贡献之不可估量的。注入新鲜血液，也可以增强企业对外界发展的敏感，有助于企业把握经济形势，适时发展。（4）为了保障创收的正常发展，可以设立专门的部门，由企业高层直接管理，从高校招收，或是从其他企业引进有创新精神的人员，开拓发展新的项目，增加公司盈利项目，提高公司效益。

4.建立和健全国企经济管理模式中的审核监管体系。目前我国国有企业的通病中，相当严重的一点就是在监管中执行力不够。为改善这一情况，可以采取以下措施。（1）将监督和执行部门分开，各自只负责相应的任务，监督部门将情况分别反馈给生产部门和执行部门，由执行部门来进行生产的改进。（2）提高人员素质。监管部门要配备高素质的人员，选拔要严格，同时要建立考核制度，保证监督人员的专业能力和责任意识。（3）在十分敏感的财务审核中，要对常规离任、年度审计、项目审计、非定期审计以及公司的债权收益的管理监督工作做得充分的监督审计和有效的实施。（4）要建立对生产管理人员的监督制度，对其有所约束，防止其做出有损公司利益的事。

三、结束语

在市场经济下，我国国有企业表现出了在机构设置，人员管理，创收和监督审核方面的不足。为了得到长久的发展，企业应跟随发展潮流，对上述存在的问题进行改革，优化管理。合理设置机构，管理人员，提高创收能力，加强监督。这样，才能顺应市场，使企业获得长足发展。参考文献：[1]邵旭威.新形势下中小型国有企业管理模式的思考[J].经营管理者，2011(8):114-115.

[2]刘亚伟.浅议现代企业管理模式的创新[J].企业研究，2013(24):38-39.

[3]廖锦章.浅谈现代企业经济管理模式的规范化[J].中国商界，2016（06）.

[4]胡增丰.对现代企业经济管理模式的探究[J].商，2016（03）.

国有企业经济范文第13篇

关键词：煤炭企业；经济管理；经济效益

在新的发展形势下，要想保障国有煤炭企业的稳步发展，国有煤炭企业要不断创新和变革，以此不断提高经济管理水平。煤炭企业相比于别的企业来说，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尤其是管理方面尤为繁琐，从而也就导致国有煤炭企业很难有一套完整的经济管理方式，进而在经济管理方面显露出一些问题，不但对国有煤炭企业的健康发展造成一定的威胁，而且不利于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

一、国有煤炭企业经济管理概述

严格以国家有关政策以及法律为准则，对经济活动进行的组织、引导、调节、监督管理的总称。如，企业的资金的筹办、资金的分配等活动叫做国有煤炭企业的经济管理。主要用以调整煤炭企业的日常分配活动以及经济管理，从而大大地的提升企业内部财务监督和管理强度，以及有效提升经济管控力度，进而促进国有煤炭企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此外，国有煤炭企业要始终坚持“节俭、公正”的准则开展一系列经济管理活动，以期促进国有煤炭企业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协同发展。所以，国有煤炭企业的经济管理活动充分展现出企业对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

二、国有煤炭企业提升管理水平的重要意义

1.有助于提升国有煤炭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新的发展形势下，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逐步推进，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飞速发展，无形之中使煤炭企业的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并且国家相继出台了一些政策，如，集约化经营方针政策、大企业兼并小煤炭企业等，尤其是对国有煤炭企业来说，为了在市场竞争中保持可持续发展，应采取有效的措施提升国有煤炭企业的经济管理水平，以此不断提升国有煤炭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地位。

2.有助于提升国有煤炭企业的形象

在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的背景下，推动了国有煤炭企业的发展，因此要创新管理理念以及创新经营方式，使国有煤炭企业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并且要不断提升国有企业经济管理水平，形成符合企业实际发展的管理模式。从而不断提升国有煤炭企业的整体形象，使国有煤炭企业向着现代化、科学化方向逐步迈进。3.有助于国有煤炭企业转变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煤炭资源是我国经济得以发展的重要支柱资源，关乎到国家的命脉，煤炭企业在作业过程中对当地的地形等会造成不同范围的损坏，因此煤炭行业造成的环境污染日益显著，所以，要改变以往的煤炭企业经济管理方式，促进国有煤炭企业的健康稳步发展，就需要提升国有企业经济管理水平。

三、国有煤炭企业提升经济管理水平的具体路径

1.改变国有煤炭企业经济管理观念

国有煤炭企业以往的经济管理观念不能满足现代化社会发展的脚步，不能跟上市场经济发展的步伐，不利于国有煤炭企业稳步发展，并且阻碍国有煤炭企业产业结构的改变。因此，煤炭企业要简政放权，国有煤炭企业领导层要改变以往的经济管理方式，结合企业实际发展情况，把握好发展的方向，适当地将权力下放给下级单位，在组织、引导、调节等经济活动方面下功夫。最大程度地规避重复管理情况的发生，并且在先进的煤炭企业要开展“模拟职业经理人”管理方式，从而激发领导层的主观能动性和活力，进而创新经济管理方式，使管理方式越来越细化，不断提升国有煤炭企业经济管理水平。此外，国有煤炭企业还要进一步加强财务管理力度，参考最先进的市场营销手段，对国有煤炭企业职工定期进行相关的教育和培训，不提升国有煤炭企业职工的职业素养，利用契约化管理手段，充分调动职工的积极性，提升职工的创新观念，从而不断提升国有煤炭企业的经济管理水平，促进国有煤炭企业的稳步发展。

2.构建高素质的煤炭经济管理团队

国有煤炭企业要想保持稳步发展，人才是企业的基础保障，因此国有煤炭企业必须要培养高素质、高专业水平的经济管理团队，尤其在煤炭供求关系不均衡情况下，通过高素质的经济管理团队，给国有煤炭企业注入新鲜的血液，能够有效地改变国有煤炭企业产业结构，促进供给侧改革的稳步推进。只有具备高素质的经济管理人才，才能保证国有煤炭企业高效率地作业，最大程度地规避安全事故的发生。此外，国有煤炭企业要定期对职工开展培训活动，可以到先进单位进行学习，也可以聘请专业授课人员来企业开展培训，从而不断提升国有煤炭企业职工的知识储备以及专业技术水平。与此同时，国有煤炭企业要构建完善的激励奖惩制度，职工各方面表现突出的，要进行相应的奖励，并且要和职工的晋升结合起来，从而不断激发职工的主动性，站在企业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从而不断提升国有企业经济管理水平。并且充分考虑煤炭企业经济管理方式，构建完善的薪酬管理机制，即“依据劳动进行分配”的机制，对于员工的考核兑现以及奖励要依据契约化管理方式，创造干事创业的和谐环境。采用“一企一策”等手段，使其更加的严谨、细致，制定有效的化亏转盈的措施，进而最大程度地规避亏损。

3.提高国有煤炭企业的经营动态管理和控制

第一，国有煤炭企业要结合企业经营实际状况，创新和完善经营管理制度。此外，国有煤炭企业要充分结合国家政策方针，完善企业内部的具体政策，调整企业产业结构，最大程度降低企业经营成本，促进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和谐发展；第二，构建健全、统一的经济管理监督体系。把国有煤炭企业的腐败风险和企业实际的经营风险融合在一起，充分将国有企业内部的财务管理以及预算管理等结合在一起，构建健全的内部控制体系制度，从而保障国有企业更加合理、规范地经营，最大程度地避免资产坏账以及防止资产流失情况发生；第三，构建完善的国有煤炭企业成本管控机制。强化经营管控，对于成本控制要保证全过程周期、对全员开展，构建健全的一体化体系，如：考核、市场结算等，使成本管理和控制局面为“经营者是全体员工，利润源来自于每个岗位”。强化成本对标工作，构建完善的对标管理体系，在立标、对标过程中要全方位地统筹考虑，有效地控制成本。

4.建立合理化的经济管理方式

国有煤炭企业要想提高经济管理水平，有必要构建合理化、科学化的经济管理方式。具体可以从四个方面着手去做。第一，要开展深层次的调查和研究，对国有煤炭企业生产经营相关数据进行收集，从专业角度去考虑，结合企业实际情况查找出阻碍企业经济发展的因素，从而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处理，进而构建合理化的经济管理方式。如：积极推进市场化选聘和契约化管理，同步推行任期制，实行与业绩贡献相匹配的结构化薪酬；第二，在国有企业实际的经济管理中使工作人员有章可循，严格按照相关制度规定落实到位，并查找制度漏洞，加以完善，从而最大程度地提高国有煤炭企业经济管理水平；第三，国有煤炭企业经济管理要进一步的精细化。因此要改变传统的经营管理模式，实现企业的“精细化+互联网”管理，符合现代化煤炭企业发展形势。所以，国有煤炭企业要结合互联网平台以多思维、广角度去考虑构建完善的管理制度，包括工作人员配置、矿山作业方法等，并且要严格监督和控制煤炭生产的整个过程，使国有煤炭企业经济管理有序开展；第四，国有煤炭企业经济管理中要进一步深化企业内部市场化改革。全面建立企业管理人员分级、分类公开招聘、竞争上岗等制度，规范建立以合同管理为核心、以岗位管理为基础的市场化用工制度。加快工资总额管理制度改革，真正做到管理人员级别以能定岗、能上能下，劳动用工优胜劣汰、能进能出，员工的薪酬由市场调节、能增能减；第五，国有煤炭企业合理化经济管理方式的持续推进，不断打破员工传统的思维方式，提升员工的工作理念，从而不断提高经济管理水平，为国有煤炭企业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

四、总结

总体来说，在新的发展形势下，国有煤炭企业必须要不断提升经济管理水平，以保证国有煤炭企业的健康发展。国有煤炭企业要改变国有煤炭企业经济管理的旧有观念、构建高素质的经济管理团队、提高国有煤炭企业的经营动态管理和控制、建立合理化的经济管理方式等，不断提升国有企业在市场的竞争能力，促进煤炭企业早日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要多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以及经验，不断完善的自身发展，不断提升国有煤炭企业的经济管理水平，促进煤炭行业的绿色、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张艳红.经济新常态下国有煤炭企业经济管理的创新研讨[J].现代经济信息，2019，（10）：76.

国有企业经济范文第14篇

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国有企业一直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加大国有企业的发展对我国国民经济有着积极的非凡的意义。在国有企业发展过程中，经济管理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经济管理的好坏不仅关系到国有企业自身的发展，同时也关系到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面对这个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环境，国有企业要想获得更好地发展，就必须重视经济管理工作，不断提高自身的竞争实力，进而为企业自身带来更好的经济效益。

二、新形势下加强国有企业经济管理的重要性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国有企业的重视度也越来越高，国有企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中的中流砥柱，国有企业发展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国有企业当中，企业经济管理的目的就是以最小的成本投入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然而就当前国有企业经济管理工作而言，企业经济管理理念还比较落后，现有的经济管理制度存在一定的滞后性，难以满足国有企业发展的需要。为此，国有企业必须加大经济管理改革，不断提高经济管理水平和效率。经济管理作为国有企业在这个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环境下生存的保障，国有企业只有重视经济管理工作，结合企业发展需要，不断加强经济管理，才能有效地控制企业经济成本，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为企业带来更好的经济效益。

三、新形势下国有企业经济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管理理念落后

受计划经济的影响，我国国有企业在经济管理工作中依然采用传统的管理理念，重“效益”，轻“质量”，而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在这种陈旧观念影响下国有企业的经济管理逐渐暴露出它的问题，影响到企业的发展。另外，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政府对国有企业进行了过大的干预，制约了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主体地位的发挥，不利于企业的发展。

（二）专业管理人才不足

经济管理是一项专业性较强的工作，对专业的人才需求非常严格，然而就当前国有企业经济管理工作来看，专业的经济管理人员还比较匮乏，业务知识单一，综合水平不高，在实际工作中缺乏责任心，马虎大意，敷衍了事。另外，对经济管理工作而言，它关系到企业资金安全，而国有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一部分，企业的经济管理存在一定的风险，而就当前国有企业经济管理人员而言，他们缺乏相应的风险意识，在实际工作中都是按照以往的工作经验来执行，进而影响到经济管理水平，威胁到国有企业的发展。

（三）经济管理体制不完善

就当前国有企业经济管理工作而言，国有企业各部分之间各自为政的现象较为严重，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产生的信息不能得到有效的利用。同时，企业经济管理相关体制还不够完善，一些不正当的行为屡见不鲜，许多问题都是在发现后才进行相应的管理，影响到企业的经济效益。

（四）信息化水平较低

在这个经济快速发展的社会里，国有企业的发展重点偏向于经济效益，而国有企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信息，而国有企业目前还没有建立统一的管理系统，以至于信息流通不畅，影响到经济管理效率。

四、新形势下国有企业经济管理对策

（一）转变管理理念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国有企业经济管理要求也越来越高，那种传统的经济管理理念很显然已经难以满足现代国有企业发展的需要。为此，我国国有企业必须积极的转变管理理念，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在保证效益的同时，重视服务，将“经济效益性的理念”向着“服务性理念”转变[1]。另外，政府必须放宽权限，加大宏观调控，增强国有企业的自主管理，进而促进国有企业的更好发展。

（二）加强专业人才的培养

面对这个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里，专业的人才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谁掌握了专业的技术人才，谁就能够在这个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下更好的生存。在国有企业经济管理中，企业要想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就必须重视专业人才的培养与任用。首先，企业必须加强现有工作人员的教育，不断提高他们的专业水平和管理能力，同时，还必须强化经济管理人员风险意识，提高他们在经济管理中对经济管理风险的认识；其次，企业必须对外引进专业、有工作经验的经济管理人才，进而为企业经济管理提供保障。另外，企业还必须加强对外联系，学习他人一些先进的经济管理经验，有条件的可以安排经济管理人员出国深造，进而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保障。

（三）完善经济管理制度

制度是一切工作执行的标准和依据，只有健全、完善的管理制度，才能更好地提供工作效率，为企业带来更好的效益。在国有企业经济管理中，企业要想为企业创造更好的经济效益，就必须健全经济相关管理制度。首先，企业必须加强企业各部门之间的联系，建立统一的管理机制；其次，企业必须建立监督机制，企业要对资金进行集中管理，对企业要购买的设备要实行上报制，得到允许后且符合企业发展需要方可购买，同时要进行市场采访，全面了解市场信息，进而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为了防止内部出现问题，在经济管理工作中，可安设多名财务管理工作人员互相监督，进而保障财务信息的真实性、合理性。再者，企业必须全面落实责任制，将经济管理的责任落实到管理人员的身上，进而不断提高他们的工作责任心和责任意识[2]。另外，企业还必须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在企业内容形成一种竞争，进而不断提高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四）加大信息技术的应用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计算机技术已经得到了普及，在国有企业经济管理中，企业要充分认识到信息技术的优越性，加大信息技术的应用，利用信息技术，建立统一的信息化管理系统，进而实现信息的贡献。同时，利用信息技术，可以对企业经济管理进行全方面的监控，确保企业经济管理效率和水平。

（五）提高经济管理的风险认识

经济管理直接影响到了企业的经济水平，而在国有企业经济管理中，风险是不可不免的，一旦企业经济管理出现风险，势必就会影响到企业自身的经济效益。为此，我国国有企业要想在这个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下稳步发展，就必须加强风险管理，提高风险管理的认识，建立风险评估体制。在经济管理中，要不断增强员工的风险意识，严格落实企业各项决策和部署，从而确保企业经济管理质量。在风险管理的时候，要立足以市场，加强风险预测及评估，确保现代企业经济管理活动安全，保证经济管理质量和效率[3]。

（六）加强预算

在国有企业经济管理工作中，预算是企业财务管理工作的基础，只有加强预算管理，才能更好地开展财务管理工作。首先，企业必须针对企业各项工作进行评估，并纳入到财务管理工作中，进而明确企业各部门的财务经费状况。其次，要结合企业发展形势，制定科学的预算编制方法，加强预算控制，制定科学、合理的经济方案，进而更好地为企业的经济决策服务。

国有企业经济范文第15篇

关键词：新形势；国有企业；经济管理；对策

一、引言

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国有企业一直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加大国有企业的发展对我国国民经济有着积极的非凡的意义。在国有企业发展过程中，经济管理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经济管理的好坏不仅关系到国有企业自身的发展，同时也关系到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面对这个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环境，国有企业要想获得更好地发展，就必须重视经济管理工作，不断提高自身的竞争实力，进而为企业自身带来更好的经济效益。

二、新形势下加强国有企业经济管理的重要性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国有企业的重视度也越来越高，国有企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中的中流砥柱，国有企业发展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国有企业当中，企业经济管理的目的就是以最小的成本投入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然而就当前国有企业经济管理工作而言，企业经济管理理念还比较落后，现有的经济管理制度存在一定的滞后性，难以满足国有企业发展的需要。为此，国有企业必须加大经济管理改革，不断提高经济管理水平和效率。经济管理作为国有企业在这个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环境下生存的保障，国有企业只有重视经济管理工作，结合企业发展需要，不断加强经济管理，才能有效地控制企业经济成本，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为企业带来更好的经济效益。

三、新形势下国有企业经济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管理理念落后

受计划经济的影响，我国国有企业在经济管理工作中依然采用传统的管理理念，重“效益”，轻“质量”，而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在这种陈旧观念影响下国有企业的经济管理逐渐暴露出它的问题，影响到企业的发展。另外，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政府对国有企业进行了过大的干预，制约了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主体地位的发挥，不利于企业的发展。

（二）专业管理人才不足

经济管理是一项专业性较强的工作，对专业的人才需求非常严格，然而就当前国有企业经济管理工作来看，专业的经济管理人员还比较匮乏，业务知识单一，综合水平不高，在实际工作中缺乏责任心，马虎大意，敷衍了事。另外，对经济管理工作而言，它关系到企业资金安全，而国有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一部分，企业的经济管理存在一定的风险，而就当前国有企业经济管理人员而言，他们缺乏相应的风险意识，在实际工作中都是按照以往的工作经验来执行，进而影响到经济管理水平，威胁到国有企业的发展。

（三）经济管理体制不完善

就当前国有企业经济管理工作而言，国有企业各部分之间各自为政的现象较为严重，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产生的信息不能得到有效的利用。同时，企业经济管理相关体制还不够完善，一些不正当的行为屡见不鲜，许多问题都是在发现后才进行相应的管理，影响到企业的经济效益。

（四）信息化水平较低

在这个经济快速发展的社会里，国有企业的发展重点偏向于经济效益，而国有企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信息，而国有企业目前还没有建立统一的管理系统，以至于信息流通不畅，影响到经济管理效率。

四、新形势下国有企业经济管理对策

（一）转变管理理念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国有企业经济管理要求也越来越高，那种传统的经济管理理念很显然已经难以满足现代国有企业发展的需要。为此，我国国有企业必须积极的转变管理理念，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在保证效益的同时，重视服务，将“经济效益性的理念”向着“服务性理念”转变[1]。另外，政府必须放宽权限，加大宏观调控，增强国有企业的自主管理，进而促进国有企业的更好发展。

（二）加强专业人才的培养

面对这个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里，专业的人才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谁掌握了专业的技术人才，谁就能够在这个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下更好的生存。在国有企业经济管理中，企业要想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就必须重视专业人才的培养与任用。首先，企业必须加强现有工作人员的教育，不断提高他们的专业水平和管理能力，同时，还必须强化经济管理人员风险意识，提高他们在经济管理中对经济管理风险的认识；其次，企业必须对外引进专业、有工作经验的经济管理人才，进而为企业经济管理提供保障。另外，企业还必须加强对外联系，学习他人一些先进的经济管理经验，有条件的可以安排经济管理人员出国深造，进而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保障。

（三）完善经济管理制度

制度是一切工作执行的标准和依据，只有健全、完善的管理制度，才能更好地提供工作效率，为企业带来更好的效益。在国有企业经济管理中，企业要想为企业创造更好的经济效益，就必须健全经济相关管理制度。首先，企业必须加强企业各部门之间的联系，建立统一的管理机制；其次，企业必须建立监督机制，企业要对资金进行集中管理，对企业要购买的设备要实行上报制，得到允许后且符合企业发展需要方可购买，同时要进行市场采访，全面了解市场信息，进而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为了防止内部出现问题，在经济管理工作中，可安设多名财务管理工作人员互相监督，进而保障财务信息的真实性、合理性。再者，企业必须全面落实责任制，将经济管理的责任落实到管理人员的身上，进而不断提高他们的工作责任心和责任意识[2]。另外，企业还必须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在企业内容形成一种竞争，进而不断提高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四）加大信息技术的应用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计算机技术已经得到了普及，在国有企业经济管理中，企业要充分认识到信息技术的优越性，加大信息技术的应用，利用信息技术，建立统一的信息化管理系统，进而实现信息的贡献。同时，利用信息技术，可以对企业经济管理进行全方面的监控，确保企业经济管理效率和水平。

（五）提高经济管理的风险认识

经济管理直接影响到了企业的经济水平，而在国有企业经济管理中，风险是不可不免的，一旦企业经济管理出现风险，势必就会影响到企业自身的经济效益。为此，我国国有企业要想在这个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下稳步发展，就必须加强风险管理，提高风险管理的认识，建立风险评估体制。在经济管理中，要不断增强员工的风险意识，严格落实企业各项决策和部署，从而确保企业经济管理质量。在风险管理的时候，要立足以市场，加强风险预测及评估，确保现代企业经济管理活动安全，保证经济管理质量和效率[3]。

（六）加强预算

在国有企业经济管理工作中，预算是企业财务管理工作的基础，只有加强预算管理，才能更好地开展财务管理工作。首先，企业必须针对企业各项工作进行评估，并纳入到财务管理工作中，进而明确企业各部门的财务经费状况。其次，要结合企业发展形势，制定科学的预算编制方法，加强预算控制，制定科学、合理的经济方案，进而更好地为企业的经济决策服务。

五、结语

新形势下，对国有企业经济管理要求也越来越高，经济管理是企业提高自身市场竞争实力的重要手段，国有企业经济管理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了企业自身的发展。面对这个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环境，国有企业只有不断加强企业经济管理，才能更好地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在国有企业经济管理中，企业必须积极的转变管理理念，完善经济管理体制，强化风险管理，加大专业管理人员的培养，加大信息化技术的应用，进而促进国有企业经济管理步入良好的发展轨道，进而推动企业的更好发展。

参考文献：

[1]白秀梅.新形势下国有企业财务管理存在问题及对策探究[J].中国外资，2012，04：114-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