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动力范文

经济增长的动力范文第1篇

在这轮经济增速回落的过程中，对中国经济前景持不乐观的恐怕居多数，不乐观的其中一个理由是政府似乎不会像2009年那样推出大规模的投资计划来刺激经济。这确实有一定道理，因为2009年实施的一大批投资项目，已经覆盖了不少未来发展需求，也就是把原本是未来该投资的项目提前去投资了。况且地方政府也为此增加了不少债务，同时土地出让金收入又大幅减少，使得其今后的财政能力受到约束。

在中国经济增长因素中，投资是主要推力，但投资不仅是靠政府，更要靠民间投资。以去年为例，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达33万亿元，直接来自财政的预算内资金仅为1.4万亿。此外，全国土地转让金收入为3.1万亿。假设其中30%用于固定资产投资，则来自于地方政府的投资资金来源占比仅为12%，可见，政府资金对投资的贡献非常小。而从今年上半年看，国家预算内资金仅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4%左右，但民间投资总额要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62%，远远超过政府投资和国企投资部分。因此，如果说中国经济今后还需要靠投资拉动，那么，这个投资也主要靠民间投资而非政府投资或国企投资。

这轮中国经济增速的下行，对民营企业的负面冲击也是非常之大。内部冲击来自房地产的调控政策以及铁公基项目投资增速的大幅下降；外部冲击则来自欧美及其他经济体的不景气，导致外需不足，出口增速下降。而民营企业主要集中在房地产业和制造业两大行业，同时又占出口加工业的绝大部分比重。在民营企业较为集中的东部沿海，受到的冲击程度更大，除了内需和外需下降因素外，企业过多使用资金杠杆导致负债率的上升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当然，这几年用工成本的大幅上升也压缩了企业的盈利空间。

因此，要让中国经济实现稳中求进，关键是要让中国的民企恢复活力，让民间投资保持较高增速。从目前我国宏观层面已经采取的政策措施看，对民企的帮助已经非常全面了：如在降低融资成本方面，一是采取了两次降息的货币政策，主要是降贷款基准利率，二是降低企业债发行门槛和条件，三是给部分小微企业优惠贷款；在降低税负方面，采取结构性减税政策；在增加民企投资机会方面，鼓励民间投资的新36条实施细则已经出台，包括电信、银行等一些长期处于行政垄断的行业，也向民间资本开放。但是，就目前看，在政策的操作和执行层面还存在一定的不足，民企的生存环境仍未得到根本改观。如两次降息之后，民企的实际融资成本并未明显下降，原因众多，值得反思。再如，为小微企业提供的财政、信贷支持额度，能否真正落实好，也存在疑问。而在新36条实施细则方面，开放度还是略显不足。

为了让民企恢复活力，今后应该在降低税负和开放投资领域方面的力度更大，使得民企的发展环境、税负水平和可投资领域与国际惯例一致。从长远看，中国民企的发展空间还非常大，尤其在金融、电信、石油开采等一些民企比重极低的行业，若这些行业的开放步伐加快，则一方面政府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另一方面民企则可增加投资，一举两得。

从短期看，实体经济的去库存已到末期，今年三季度起经济将出现回升，但回升的力度可能不大，今后两年经济增速还是在8%上下，呈现L型走势。就长期而言，城市化进程是中国内需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人口的流动和民企的发展都是民间力量推动经济增长的体现。

经济增长的动力范文第2篇

为什么一些国家和社会越来越富有，而其它国家和社会却始终处于财富的底层呢?这是经济学悬而未决的重大问题之一。有许多基于地理、气候、文化或历史差异等方面的假设。而我却有另外一种解释：不安全感。它源自于一种担忧：即如果你停止辛勤工作，一些人或一些事会随之而来、并夺走你所获得的东西。

比如美国，它始终在为其经济和军事霸权所面临的威胁烦恼，有时甚至有些歇斯底里。与丧失领导地位有关的每一种新的担忧都会引起民族自省的发作，并带来衰落即将临近的预言。这种烦恼会导致下意识的保护主义。更多的情况是，这刺激美国人取得了新的成就，使其经济不断进行自我更新。许多产生激励作用的事件被迅速遗忘，证明在一个民族自我复兴的天赋中，短暂的集体记忆并不重要。上世纪80年代末的时候，曾有人担心日本将如何“买下”美国，而今，又有多少美国人还记得当时的苦恼呢?

在亚洲，焦虑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对于缺乏自然资源，以及在地理、文化方面被孤立的担忧起到了为日本经济崛起提供动力的作用。在上世纪80年代初访问日本的时候，我曾一次次地被打动：在许多日本人看来，日本的成功是多么不稳定；而在他们的国家已经成为富国之后，为了实现工业进步的神圣使命，日本人又是那么长期而无私地牺牲着个人的生活质量。经过多年之后，三年前我重返日本，问日本朋友，在经济度过了最糟糕的时期后，当下重要的国家目标是什么。他们当时说不出来什么，但表示，他们自己的目标就是更好地享受生活。我当时意识到，这个经济体正趋于成熟。

普遍深入的不安全感，以及对外国人明显不信任(在国防领域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也推动了韩国的工业化进程。尽管1997年至1998年的经济危机使其遭受重挫，但民族多疑症以抵制外国人的方式延续了下来，这些外国人在韩国经济跌至谷底时在那里投资，从韩国的不幸中获益。

在中国，另一种担忧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起到了作用：其领导人在政治上的合法性，靠的是人民生活水平能否迅速提高。对于他们来说，导致民众普遍不满的经济突然低迷，简直是一场噩梦，这种担忧并非大国所独有。新加坡对于新增长来源和就业的狂热追求，也反映出了类似的担忧。

诚然，并非所有在经济方面成功的国家，都被焦虑所困扰。澳大利亚实现了繁荣，尽管它是个“无忧无虑”的国家。长期以来，丰富的自然资源也缓解了对其经济弱点的担忧――尽管生活无疑比以往压力更大。印度正沉迷于迅速的增长及其经济可以在国际上竞争的发现。但另一方面，因为印度在经济方面的成功太过异常，以至于它依然习惯于忧虑。

在亚洲多数地区，国家在不安全感方面的疑虑扩大到了个人身上。微薄或根本不存在的社会保障，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该地区高储蓄率的原因所在，而这也为该地区经济增长提供了资金。即便身为亚洲最富有的经济体，香港和新加坡仍然没有提供失业保险计划，而它们的信念就是强制人们自食其力，驱策人们努力工作，只要所有人都有自我牺牲精神，并且真的有自我改善的机会，这就是可以容忍的。

从北京到新加坡，对于亚洲各国政府而言，一个日益突出的挑战，就是这种社会契约正处于极大的压力之下。增长不再解决所有的问题，高技能工作获得的回报越来越多，加剧了城市内部和城乡地区之间的收入不平等，许多亚洲国家因这些趋势而萌生的政治忧虑能否再次带来解决方案，我们不得而知。

经济增长的动力范文第3篇

作者简介：周天勇（1958-），男，河南南阳人，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 要：目前中国经济发展产能过剩、投资与消费失衡，增长速度失去消费需求的拉动力，其症结在于政府-居民消费结构中居民消费乏力，原发展模式下的经济高增长已走到尽头。中国经济新增长点是鼓励创业和发展小微企业、增加就业，从政府主导的经济动力转向调动全体人民微创业和充分就业的活力和动力；由增加中等收入人群、降低失业率、减少贫困人口比例、改善居民占国民收入分配的比例、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平衡投资与消费的关系转向消费主导拉动的经济增长；以改善国内出口供给结构、质量和水平的思路，通过自由贸易区和国际市场，培育国民经济增长的出口和投资等支撑能力；人民币国际化是避免巨额损失、争取全球利益的手段，形成抵御经济衰退和支撑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把上述新的增长动力点看准和把握好，中国经济未来再以8%左右的速度增长15年到20年完全有科学、客观和雄厚的推动和拉动力量。

关键词：传统经济模式；经济增长；中小企业创业；新型城市化；人民币国际化

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3）06-0083-08

从1978年到2012年中国GDP保持了年均9.8%的高增长速度。但从2012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长出现了下行态势，到2013年二季度增长速度同比下滑至7.5%。刘世锦等学者认为，7%左右及其以下的增长速度将成为今后中国经济增长的常态[1]。然而，中国真正的城市化水平至多有35%，而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处在35%到65%的城市化水平推进阶段中，国民经济均呈高速增长状态，中国大陆没有也不应过早进入低速增长阶段。林毅夫等学者确信，中国8%的速度还可以增长20年左右，他近期提出的政策建议是加大绿色产业和基础设施等投资[1]。一方面，在真实的城市化水平只有35%的国家里，如果增长速度降到7%甚至6%以下，从中国现在的经济成长来看，无论是城镇化进程应当推动的潜力还是发展的需要乃至平衡财政和吸纳就业都是难以接受的；另一方面，通过政府主导、加大投资、地方竞赛等方式拉动增长速度的模式还应持续吗？否则，新的增长动力点在哪里？

一、传统经济模式的增长困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均GDP从155美元提高到6094美元，这是世界发展史上中国模式的奇迹，应当承认这种增长模式的有效性[2]。因此，中国的发展不论是在增长速度下行的当前，还是在保持长期高速增长的未来，仍然要重视政府主导、地方竞赛和投资拉动的套路。现在的问题是：这种传统增长模式还应持续吗？

（一）传统增长模式描述

30多年来，我们以低成本要素、高投入和生态环境为代价形成了高速增长的生产能力。从供给方面描述，大量成本较低的剩余劳动力从农村和农业向城市和东部制造业形成转移型增长；便宜的土地和其他矿产及能源等资源进入生产和建设领域推动了经济增长；境外直接投资和技术的进入扩大和增强了国内制造业的生产能力；几乎无节制地消耗生态环境实际是透支下一代人的福利，并且将成本转嫁给下一代人而形成今天的利润和GDP；政府在发展过程中各地攀比招商引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大企业、大投资、大资本和大项目推动，通过大规模征地拆迁形成土地资源和土地财政投入，配之以借债融资进行生产能力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建设。

从30多年增长的需求侧看，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需求拉动。（1）出口拉动的贡献较大。1978年中国GDP对进出口贸易的依存度只有9.74%，2001年到2010年则平均在50%左右，2006年高达6517%。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土地、能源、矿产资源以及没有社会成本的生态环境条件形成的制造业出口能力，被欧美和其他地区的进口需求所吸收，强劲拉动了中国经济增长速度。（2）在经济增长的动态过程特别是出现增速下行时，投资需求是速度的主要拉动力量。1981年到1990年平均固定资产投资率为35.5%，1991年到2000年为38.5%，后来则从2000年的35.3%上升到2011年的48.3%。从动态数据看，2008年出口增速下滑后，GDP增长对投资需求拉动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3）消费需求对增长的拉动力越来越弱。GDP投资率的上升意味着消费率的下降。中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在20世纪80年代超过62%；而在2000年～2011年期间消费需求对GDP的贡献率由65.1%降至55.5%。2010年到2013年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名义增长速度分别为18.3%、17.1%、14.3%、12.9%，其中9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名义增长13.3%，总体增长幅度逐年降低。

（二）供给侧推动增长的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

一个国家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劳动、资本和其他资源等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逐步下降的，这是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揭示的规律。从中国的实践可以看出，制造业和小微企业劳动和资本投入的利润率越来越薄；新就业大学生的工资水平相对下降，与其人力资本投资形成成本收益倒挂；农民工在城市中收入的增长速度慢于物价、房租和房价的上涨幅度。这说明中国也不可能违背这个长期的经济规律。从经济增长供给侧的要素投入成本看，劳动力报酬上升，地租、地价和厂房价格及租金也在上涨，人民币升值，因而投资的成本越来越高；土地稀缺使东部项目落地的空间越来越狭小；淡水等资源供给和生态环境的约束和压力加大；居民对产权利益的觉醒和环境意识的增强，使征地拆迁和一些影响环境的项目建设阻力和难度越来越大。

（三）需求拉动增长的难度越来越大

从目前和未来经济增长的需求拉动看，出口、投资和消费这三个传统模式都显得乏力。

1.出口需求拉动经济增长趋于衰势。虽然2013年前三季度出口增长8%，但9月出口1.15万亿元，下降0.3%。过去出口需求拉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辉煌可能不会再现。一是欧洲经济要从债务危机中恢复过来将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美国的财政开支平衡机制对其经济和进口需求形成影响，日本的经济增长也并没有真正从长期低迷中走出，而且中日贸易由于政治因素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发达经济体的进口需求在一个长时期中并不会旺盛。二是欧美实施再工业化，利用危机形成的劳动力价格相对便宜的机会重振制造业，特别是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从2008年的9%上升到目前的接近12%，这对进口产品将形成挤出效应。三是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和关税惩罚连连发生，贸易摩擦不断；生态、安全和劳工权利等非关税贸易壁垒也日益增多。四是美国也正布局新的世界贸易新战略，弱化WTO体系、稳固充实北美自由贸易区、推动建设TPP且与欧洲形成直接的自由投资贸易协定机制，谋求美国掌握主动权和话语权的世界贸易格局是其主要诉求。作为世界货物出口规模第一的中国，如果没有相应开展多边和双边自由贸易区谈判和建设的战略予以应对，势必将挤压和影响中国在全球的贸易空间。五是发达经济体推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滥发货币，一方面由于美元等是世界货币，不仅获得铸币税利益，还将贬值转嫁给其他经济体，增加国内的流动性来刺激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货币贬值增强其出口竞争力，并倒逼人民币升值提高中国产品的出口成本。

2.投资需求继续拉动经济增长的制约和衍生问题。如果再单纯用2009年加大投资的办法拉起经济增长速度，只能使投资与消费的比例越来越失衡，并且重蹈物价房价猛烈上涨的覆辙。一些学者还是将重新拉起高增长的希望放在政府主导和地方政府竞赛的投资上，而且在反驳投资主导增长模式应当转向消费主导增长模式的建议时，举证日本、韩国、台湾地区在其发展阶段区别于增长缓慢的拉美的一个特征，就是高储蓄和高投资率。然而，在中国传统的投资主导型增长模式中，与日本、韩国、台湾地区的最大区别是政府主导和地方政府竞赛，热衷大资本、大企业、大项目、大基础设施，但由于资本的有机构成高，其相对就业吸收能力弱，且大资本和大企业对中小企业创业的挤压形成的利益大都流入和集中到了政府、央企和其他所有制的大型企业，而没有持续不断地将大部分比例收益形成居民理想的收入，进而变成居民消费的支出能力。这就是为何日本、韩国、台湾地区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居民相应富裕起来，而中国在快速发展时期政府、国企和国有银行集中了大量的收入，居民收入却相对增长不快的深层次原因。

3.消费增长拉动经济增长的艰难和复杂性。迟福林等学者提出，要将投资和出口需求拉动的增长模式转向消费需求主导的增长模式[3]。在传统拉动增长的办法中，当出口受限与投资负作用大的情况下，这一模式转型无疑是正确的选择。但是，模式转型的关键是国民经济供给侧“调控转型刺激创业扩张就业提高居民收入扩大居民消费平衡生产能力”的逻辑链条。

首先，消费增长乏力，民间消费不能替代和填补公款消费的萎缩。从2013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情况看，1月到9月为12.9%。特别在1月到2月因元旦和春节因素属于消费增长率较高的月份，增长率只有12.3%。中央严格限制公款消费的禁令使2013年前9个月政府、军队、国企、银行等消费部分萎缩，这是导致总消费增长幅度下降的重要原因。而居民消费的增长不能补齐这一萎缩。

其次，从收入流程的走向和集中点看，60%流入和集中在政府金融国企及非公有制企业中，居民所得比例很低。全额计算，政府在2012年集中了18万亿左右的预算内外收入，占GDP的35%左右；国企职工2000万人左右，工资奖金总额1万亿左右，职工年平均收入5万元左右，而国企总利润2.2万亿，折旧1万亿左右，国企收入占GDP的8%左右；金融业从业者505万人，工资奖金总额估计5000亿左右，职工年平均8万元左右，全行业折旧2000亿左右，银行保险证券利润总和在1.5万亿左右，其收入占GDP的4.2%。政府、国有企业和金融业集中的收入占GDP的472%。非公有制工商企业利润2012年大约在3万亿左右，折旧大约也在1.5万亿左右，占GDP的8.6%。考虑国民收入的汇出和其他环节漏出等，非政府国企金融部门外95.4%的劳动力、92%的居民只分配到了GDP的40%，即20.8万亿左右，其中农村居民5万亿，城镇非政府、国企及银行就业家庭居民15.8万亿左右。这与1988年居民收入达到GDP的70%、居民间收入差距不大的情形相去甚远，也与其他国家居民收入占GDP的60%到80%比例相去甚远。

2013年前三季度城镇居民收入增长6.8%，低于GDP增速。居民收入比例占GDP比例过低，且高收入者边际消费率不高，而低收入人群虽然边际消费率高但低收入决定了其支付能力有限，这是中国消费需求难以拉动经济快速增长以及无法从出口和投资为重点拉动增长模式向消费为主拉动型增长模式转型的根本原因。在这种格局下，即使用财政补贴的方式扩大家电下乡和城镇居民家电更新等政策，包括扩大消费信贷以及用加大社会保障的方式来减少消费的后顾之忧等都似少源之水，会收效甚微、不可持续。

净出口、投资和消费这三个方面是凯恩斯框架下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这一部分的分析实际上也反映了凯式框架的宏观经济政策目前在中国操作余地已非常有限，传统增长模式已经不再具备有力和可持续的动力点；如果继续在传统模式下谋求出路，未来长时期中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滑是必然的趋势。

二、中国经济新的增长动力点在哪里？ （一）鼓励创业，形成小企业带动就业的微观动力

微观社会主体创业和就业的活力是人民富裕和消费需求旺盛的基础。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前中期比，中国目前的经济环境微观社会主体的活力大大下降。其主要原因是改革开放前期法律法规较少、审批项目还不繁杂、政府行政和行政事业性机构较少、政府收费项目不多等，因而创业较为容易进入，环境较为宽松。90年代后期以来，各部门主导制定的法律法规越来越多、越来越细，审批和准入规定越来越多，收费项目越来越繁杂、规模越来越大，行政和行政事业性机构及人员越来越多、越来越庞大，普通居民的创业和小微企业的经营也越来越难；许多城市现代化建设中的大规模拆迁以及市容和市貌整顿，又使大量创业和就业型的小商小铺消亡；地方政府从做大GDP规模和增加财政税收两个目标出发，发展战略的重点还是放在大投资、大资本、大企业和大项目上，重点还是与跨国公司、国企和大型私企联姻，这种发展方式形成的国民收入分配流程是向政府财政和大企业利润集中较多，而收入流入劳动者和居民手中的比例较小，甚至很小。在初次分配中，大资本所有者较多，中小创业者较少，中等收入者就更少。这就是为什么20世纪80年代我国居民收入占GDP比例较高而今天很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与国际指标比，中国目前创业和就业的活力严重不足。证明中国微观创业就业没有活力和动力的两个重要指标为：一是每千人企业平均拥有数量，二是大学生毕业后创业率。以中国2012年的数据为例，如将每 5个个体户折成一个企业①，再加上注册登记的其他企业，中国每千人企业拥有数量平均仅16个；而发达国家在金融危机前每千人平均50个，金融危机后在40个～45个之间，发展中国家数量也在30个左右。由于在企业数量中中小企业一般占98%左右，中国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小企业发展特别不足。发达国家大学生毕业三年内自己独立创业的比率达20%；而中国目前不到2%，绝大部分毕业生都强烈希望到党政事业单位、国企、银行、外资或大型私企等工作，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毕业生微创业动力只是其十分之一。

与日本、韩国、台湾地区高速增长期的人民富裕和消费旺盛情形相比，我们缺乏的是微观的创业活力和动力以及广大人民创造财富和分配财富的流程。没有微创业，哪来的大规模中等收入人群和阶层？没有创业形成的小企业，哪来的大规模就业需求量？没有大量的中等收入人口和充分就业形成的居民收入，哪来的居民消费能力？我们总讲收入分配不合理，总抱怨消费需求不足，一些学者还提出从调整现有GDP分配入手，如用财政向居民特别是向低收入居民多分一些、向高收入者多收一些的办法来缩小差距和扩大消费需求。我认为，这方面的工作需要适当做一些，但最主要的是鼓励广大人民通过创造财富来分配财富。韩国和台湾地区从20世纪50年代的每千人口只拥有5个企业左右，到70年代～80年代上升到每千人50个左右。日本在80年代～90年代每千人拥有企业数量也是50个左右。日本、韩国、台湾地区在其高速增长时期，虽然地理人口密度比中国还大，失业率却很低，一般在2%左右，甚至还存在劳动力短缺，需要从国外引进来平衡；他们也有高投资率，但与中国30多年高速增长时期不同，他们这一时期的基尼系数很低、收入分配较公平，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并没有导致居民收入水平下降和消费需求萎缩，反而带来了居民与国家的同步富裕、投资与消费的良性互动。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创业活跃，中小老板数量大，形成了中产阶级；中小企业很多，从而对劳动力需求大，失业率很低，收入提高与经济增长同步，因失业而贫困的人数较少。日本当时提出要以中小企业立国，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中小企业发展战略，而台湾地区也以中小企业立岛。这说明，大规模的微创业、特别多的中小企业是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是解决就业、人民富裕、消除收入差距并带来投资和消费良性互动的最高战略。

从2013年9月的情况看，虽然大中型企业的销售因投资刺激有所好转，但小企业的经营状况继续恶化。2013年9月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1.1%，比8月上升0.1个百分点；大型企业PMI指数52.1%，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其景气度回升仍然是拉动PMI回升的主因；中型企业PMI指数为497%，上升0.1个百分点；小型企业PMI指数488%，回落0.4个百分点，且都低于临界点[4]。

中国正面临就业困局。目前大量的就业分布在党政事业机构中，在维稳和其他政府事务的合同编、协编及临编中，在不可持续稳定就业的政府和大型企业的建设项目工地上，在过去出口形成的对（低水平）劳动力的需求中。随着出口的困难，中小企业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劣，创业和就业容纳投资者和劳动力的能力越来越弱。有关研究显示，2012年6月中国城镇失业率为8.05%，较2011年上升了0.5个百分点，其中受大学教育程度的青年劳动者失业率高达16.4%，二线城市失业率显著上升，由2011年的6.4%升至87%[5]。这样一个就业格局，难以形成中等收入群体，就业也不稳固，新劳动力寻找工作困难，整个社会没有稳定的基础。

我国推动发展的思路、战略、体制和政策有很大的片面性。为什么不把鼓励人民大规模创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的发展作为减少工人失业、推动人民富裕、缩小分配差距、回归投资与消费平衡、促进经济健康增长的立国之本？为什么非要在一些不治本的路径上花大力气，而在鼓励创业和发展小微企业上不形成共识、不立为最高战略、不花大力气除去体制障碍、不出台管用有效的政策？这说明我们的思维惯性还是在大投入、大资本、大企业、大项目推动上，还是在政府主导解决就业和民生问题上，还倚重在GDP增长和政府财政收入增加上，而实际的思路、战略、体制和政策重点还没有放在人民就业、富裕和调动全体人民创业的活力和动力上。

这里就微观创业和就业对经济增长带来的强大活力和动力进行匡算。如果中小企业的数量达到发展中国家一般的每千人30个的水平，企业的数量就会达到4100万个左右②，比目前的2200万个多出1900万个；按单位企业从业10人计，如果年平均收入为36000元，交社保10000元，劳动报酬就为46万元，业主利润年30万元，投入折旧20万元，即便是国家免除一切税费，其形成的GDP也在每年100万元规模。以此而计，目前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因中小企业发展不足形成的GDP潜在损失在19万亿左右。如果我们中小企业数量达到每千人40个，中小企业数量就要比目前多出3200万个，按照这一水平，我们失去的GDP就有32万亿元。当然，在我们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可能每千人30个中小企业与发展水平较相适应。如果创业和中小企业发展正常，2012年大投资、大资本、大企业和大项目所形成的GDP的一部分就应由中小企业形成的GDP替代，GDP中的一部分水分就会被去除和坐实，GDP总量还会增加一些；在GDP的分配结构中，劳动力和居民收入分配的比例将大幅上升。

这样一个为世界上许多国家所经历并可依靠的全体人民创业发展中小微企业能实现的近20万亿规模的GDP，正是我们未来最有前途、规模最大、新的增长动力。

（二）创新是未来发展越来越强劲的增长动力

从发展经济学总结的规律看，越是经济不发达的时候经济增长越需要依靠投入特别是资本投入的推动；而经济越发达，知识和技术对增长的贡献率就越高。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我国经济发展已经从资本资源投入为主推动的阶段向知识技术深化和产业创新为主推动的阶段转变。后发国家由于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知识技术的全球传播和交流，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应比过去的发达国家在阶段上来得更早些、动力更大些，这也是后发国家后发优势的来源之一。

我们有着科技创新的优越条件，对创新驱动战略要充满自信。从每年大陆港台中学生参加全球数理化竞赛的成绩看，中华民族勤劳并且富有智慧。中国每年工程类应届毕业大学生200万左右，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数量、从国外留学回国的学生和人才等逐年增加；全国人力资本的总规模估计在200万亿到300万亿元之巨。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研发投入的能力大大增强，其投入规模已接近GDP的2%，占全球研发投入总额的14%左右，而且正处在快速增长时期。我国科研装备条件今非昔比，形成了越来越完善的有强大研发能力的国家创新体系。我国积累了大量的科研储备项目，同时具有世界规模最大、增长最快的市场需求，为技术转化为产品和相关产业发展提供了最好的市场条件。中国许多领域掌握的科学技术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

中国科技创新推动增长也存在一个低成本研发、应用和产业化的战略机遇期。中国在科技进步方面有后发优势，憋足劲，弯道超车，实施赶超战略，实现建成世界科技大国和强国目标，有着非常重大的战略意义。在前30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我们抓住了劳动力相对便宜这个低成本制造和竞争的机遇期，取得了发展的奇迹。从现在看，由于我国科学技术人员报酬等比发达国家相对较低，加上一些自己研发的科研装备价格也比发达国家便宜，我们存在着低成本研发、创造和产业化的优势，存在着一个低成本创新的战略机遇期。

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在几次经济衰退时期，科技创新振兴经济是其最成功的途径。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企业间科技结盟的数量平均每年增长10%以上。这期间，美国高技术贸易在制造业进出口中所占的比例翻了近一番，超过20%。美国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持续高速增长，其科学技术的进展是最重要动力[6]。21世纪以来，信息技术的深化发展、页岩油气能源技术革命也是美国经济衰退的缓冲力量，并为其再工业化和振兴制造业蓄积了力量，经济呈现复苏势头。2013年8月，美国失业率下降到7.3%，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从2008年的11%提升到目前的近13%。中国应重视和借鉴美国科技振兴经济的经验，将创新驱动视为推动经济增长新的动力源。

需要看到的是，全球第三次工业革命和欧美的再工业化势必对中国产业发展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形成影响和挑战：（1）21世纪将是人类技术进步日益重要和绿色发展主导的100年，中国如果在此方面无所作为，将会形成竞争力较弱的二流甚至三流国家；（2）从技术装备和市场方面看，中国如果没有引进再创新和自主技术创新，将成为世界低层次技术、装备的销售市场和其他国家旧技术成本的消化者，并且承担新旧技术替代形成的生产能力淘汰损失；（3）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更新，生产和消费的生态化、消费方式的转变、传统产业过剩可能从一个行业向许多行业、从局部向整体蔓延；（4）国民经济的出口拉动、技术推动力相对越来越弱，增长失去开放和创新动力，速度下行。

创新是经济持续增长源源不断的新动力。如果我们将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目前50%左右的水平每年提高1.5个百分点，那么2013年由创新形成的增量GDP规模将达近10000亿元左右，经济增长速度也将提高1.8个百分点，并且使经济增长有持续的后劲。如果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推动的作用，并切实将创新驱动战略落到实处，国民经济每年将多获得2个左右百分点甚至更多的增长速度。

（三）积极推进新型城市化进程

中国目前真正和全面意义上的城市化水平可能只有30%，至多35%左右。发展经济学家们测算，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结构转型即从农村和农业经济向城市和非农业经济转变，大量人口从经济收益低的农村地域向收益高的城市地域迁移配置，导致大量工商企业兴办，住房兴建、学校和医院等服务提供，生活方式改变和消费增加，加上城市交通投资建设，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30%～40%之间。中国仍处于城市化的中期阶段，推进城镇化来保持经济增长高速度是一个重要的动力来源。

传统推进城市化的模式是大规模建设，存在一系列问题。一是土地面积的城市化，地面上的城市化发展水平接近于日本，但地下基础设施水平与日本相差几十年。二是建筑物的城市化，没有真正市民化。农民进城后没有城市户口，公共教育服务不向他们提供，其子女不能正常上学；相当多人不能进入城镇医疗保险，也享受不到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虽然统计有3亿多人进城，但绝大部分没有自己的房子，住在城市地下室、公棚和城郊的城中村，居住条件恶劣。统计的城镇7亿多人里，有3亿多不是完全的市民。三是城市化和工业化没有协同发展。大格局的工业化就是农业产业化，特别是工业和服务业比例不断提高。有些城市发展起来了，但产业没发展起来，这是土地上建设型城市化的单兵突进，人的城市化与物的城市化之间的不平衡，创业就业与将人口简单集中在城市的不平衡，产业城市化与空间和面积城市化不平衡。我们现在需要一种新型和协调的城市化。

日本、韩国、台湾地区在城市化过程中，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并不大，投资和消费良性互动；而且其城市化水平达到30%～60%多时正是经济高速增长的阶段。中国在城市化过程中的城乡差距为什么这样大，居民为什么没有富裕起来？经济增长为什么突然没有了动力？除上述中国创业不足和就业困难原因外，很重要的区别是，日本、韩国、台湾农民向城市转移时耕地林地宅基地可以买卖，政府也从中收税，但有一大部分留给了他们，用于创业投资小微企业，用于到城市中购买住宅。台湾20世纪80年代时城市化水平达到60%，85%的城市居民在城市有自己的住房。对于在土地交易中获利过多的，通过累进交易税和所得税进行调节，防止因卖地而一夜暴富。中国的体制不允许农村土地直接进入建设交易市场，政府从农民手中很便宜地征用土地，土地资产及其绝大部分收益变成城市高楼、马路和工厂等，而农民包括进城的农民没有得到土地资产在城市化过程中衍生的利益，只能居住望楼兴叹、子女望校兴叹、生病望医兴叹、就业望业兴叹、生计望富兴叹。居民没有富裕起来，缺乏国内居民消费需求的强有力拉动，这是中国经济突然在出口受阻和不敢再大规模投资状态下速度下滑的最重要原因。

以人为本的城市化首要的是形成人民创业就业推动的有活力的城市化。推进城市化是中国未来增长的一个重要动力。但头等重要的是要形成人民创业和中小微企业发展能动的城镇化。在此基础上，还需要一个居者有其屋、提供均等公共服务和享受平等社会保障的城市化。如果没有创业带动就业与城镇化的积极互动，如果不改革土地和房屋征用体制，未来将在城镇中积累大规模失业人口、贫富差距、租客与房东两个阶级等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整个城市会失去活力和动力，更需要政府背负越来越沉重的福利包袱。因此，增长要获得城市化持续的动力，需要在改革体制中推进城市化。

（四）通过更高层次对外开放获得新的增长动力

从目前对外开放的环境看，一方面，WTO形成的全球贸易规则和秩序并没有规范住一些国家的双反调查和肆意开征惩罚性关税这样的滥用其条款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过度生态和安全及劳工权利等非关税贸易壁垒日益兴盛；各大国之间也展开货币战逼迫对方货币升值，以此弱化其贸易竞争力，并使其外币和以美元计价的债券和股票等资产遭受贬值损失。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和地区增长低迷，对外需求增长缓慢甚至下降；中国由于劳动力报酬上升、人民币升值和生态环境标准提高，其传统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减弱，正在逐步被东南亚等其他地区的出口所替代。在这种局面下，未来中国通过出口需求拉动经济增长是不是没有新的增长点了？回答是否定的。

首先，中国出口要在单边、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新机制的环境中开拓空间，使经济增长在进出口方面获得新的动力。目前，中国正在与28个国家和地区谈判建设15个自贸区，其中已签署10个自贸协定。比如，根据日本三菱综合研究的分析，在东北亚范围内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正收益比任何双边自贸区都大，中日韩三国GDP将分别增长1.63%、0.23%和1.84%[7]。媒体报道的其他预测更加乐观，中日韩自贸区建成后中国的GDP将获益增长1.1%到2.9%，日本增长01%到0.5%，韩国增长2.5%到3.1%[8]。我们应积极开展多边和双边自由贸易区谈判，包括与美国谈判双边自由投资协定，并与更多国家和地区形成自由贸易格局，在新的对外贸易投资格局和环境中寻求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

我国也单边启动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其内容是取消资本项目管制，实现人民币可兑换，并对深化国际贸易结算中心试点，拓展专用账户服务贸易跨境收付、非贸付汇和融资功能，对区内符合条件、从事离岸业务为主的企业给予政策支持，企业可自主决定开展跨境人民币业务。提出将探索设立股票国际板市场[9]。

在上海单边建立自由贸易区对中国未来改革、开放和发展的推动作用不亚于1990年上海浦东向全世界开放。这一举措将加快中国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形成经济增长中的人民币国际货币效应；对中国国内投资、市场准入、外汇货币管理、人员往来、海关口岸、服务业监管等形成改革的倒逼机制，与全球市场经济体制接轨；将上海发展成国际金融和贸易等重要的经济中心，形成中国经济更高层次的增长极；使中国在吸引国际资金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促进进出口，发展现代服务业，节约参与全球化的货币和体制成本，从而获得巨大的国家利益。中国单边、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区战略新格局将形成经济增长新的推动力，至少会给中国未来的经济每年贡献一到两个百分点的增长动力。

其次，出口转型升级和更高层次的“走出去”是中国对外开放中的另一个新的增长动力。从出口升级看，一是建立自己的技术品牌销售体系。中国制造需要有自己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培育中国制造的全球知名品牌；各门类产品生产和出口销售，应当建立行业协会，形成出口价格协调机制，遏制多头竞争；要建立全球批发、出口和各地区甚至零售等上下游一体的商业网络，掌握销售的主动权，控制销售环节的利益漏损流失。二是促进大规模和集成的高技术产品出口。在严格知识产权和技术保密约定、防止核不扩散的契约保证等前提下，应推动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集成技术的高铁、卫星、AP1400核电、移动通信、大飞机、卫星定位、大型计算机系统、大型水火电站等技术密集、销售额大、附加值高的项目出口，并且使设计、技术、工程建设、培训、后续服务等成套和连续化。三是鼓励中国投资走出去，既要让中小微投资者走出国门，投资和开办餐饮、加油站、超市、旅店等，更要培育和促进企业走出去、做大做强，发展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特别是不受国际规则限制的民营大型和特大型跨国公司。在全球视野和格局中，变过去的最终产品出口为部分中间产品出口，在生产地组装并销售，从而消化国内产能，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调整和提升中国的产业结构，并在全球经济空间与吸收投资国的合作共赢中，通过国外制造服务、贸易和资金的国际流动，获得国民收入的净流入利益。出口升级的战略意义在于，减少中国资源和环境的消耗，弱化劳动力成本提高和人民币升值对出口的影响，以出口质量换取出口数量，以技术品牌、商业网络的高出口竞争力替换低端制造产品规模出口的弱竞争力，以出口和走出去方式的转型获得中国经济增长抗衰退力量和新的拉动力。

第三，从人民币国际化中寻求增长的新动力。关于是否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争论很激烈。中国宏观经济学会会长认为，当前国际经济环境不稳定，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面临很多风险[10]。我认为，在中国贸易量和内外直接投资量规模巨大的情况下，用外币支付、结算、标价、储备等交易成本极高，汇率波动形成的损失也很大，使中国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和经济大国的地位不相称。人民币防守型格局经济损失远大于稳妥推进型。

在目前的世界经济货币体系格局里，人民币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处境中，而且承受着各国家国际货币竞争造成的国家利益的巨大损失。一是铸币收益和结算等损失。2012年中国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38670亿美元，少于美国仅150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服务进出口总额4710亿美元，是全球服务贸易第三大国。2012中国实际吸收使用外资金额1117亿美元，规模仅次于美国，排全球第二位，而中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达772亿美元，排全球第三位。在这样一个贸易和投资规模中，假定需要10%的流通货币周转，其中如果有一半以人民币形式结算和支付，则人民币铸币利益就在2263亿美元，折现价人民币近14000亿之巨，考虑人民币升值因素，规模就更大。二是在货币战中，人民币处在被动挨打的境地，损失巨大。由于美元、日元、欧元和英镑是国际货币，通过向全世界滥发货币不仅获得了向全球发行的铸币收益，而且为了平衡贸易、增强其出口竞争力，在其经济不景气时向全球货币体系注水，从而在自己较低物价水平格局下将通货膨胀压力转嫁给其他如中国在内的非国际货币和货币国际化程度低的国家，转移和获取这些国家的财富。从1994年汇率改革到2012年人民币升值，我国外汇储备资产贬值损失就高达25000亿人民币左右。三是向世界发行货币的国家在向世界资金市场借债时，由于具备本币直接结算和发行权融资成本很低，而且这些国家可以用向世界货币体系注水的办法合理地赖去对中国等债权国的部分债务，变成本国的国家净利益。由于人民币是非国际性货币，中国没有这种低成本融资优势，也抵御和抗衡不了其他国际性货币的这种注水性蚕食。四是世界货币发行国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往往左右中国等非国际货币国家的经济形势及其财政和货币政策。比如，美国为了拉动增长，可以将量化宽松发行货币的负作用转嫁给全世界特别是贸易和投资额很大的中国；而中国为了保增长，量化宽松导致国内被动发行的货币就只能在本国经济体系内运行，通胀后果只能转嫁给国内，使得消费物价和房价暴涨，在包括中美在关于协调货币政策的谈判中还有苦说不出。

因此，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方面是将其弊和风险看得很重还是比较人民币非国际化和慢国际化的巨大损失？到底守势和慢势合算还是较为积极的进势符合国家整体和长远利益？我认为在估计和设计防范人民币国际化各类风险的进程中，需要允许一些小的可承受的风险和代价而换取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巨大利益，避免人民币国际化采取守势和慢势造成更大的损失。需要指出的是，支撑美国经济动力和抗衡经济衰退的三大要素：一是高科技，二是有活力的体制，三是向全世界发行其具有国际结算支付储备地位的美元。如果人民币国际化，由于发行利益、结算交易融资等成本降低、抗衡贬值损失、宏观经济政策话语主动等，带来的国民经济支撑增长和托起衰退的速度在一个百分点左右。

寻求经济新增长点的着眼点在于：从微观供给创造层面，鼓励创业和发展小微企业，增加就业，从政府主导的经济动力转向调动全体人民普遍地微创业和充分就业的活力和动力；从改善微观供给的方式，增加中等收入人群，降低失业率，减少因失业而贫困的人口比例，在促进人民富裕的基础上积极改善居民占国民收入分配的比例，良性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平衡投资与消费的关系，真正转向消费主导拉动的经济增长；对外开放方面，仍以改善国内出口供给结构、质量和水平的思路，通过自由贸易区战略格局的形成，去适应和竞争国际市场，培育国民经济增长的出口和投资等支撑能力；在国际货币领域，应将人民币国际化看成是避免巨额损失、争取全球利益的手段，使之形成抵御经济衰退和支撑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如果将上述四个方面新的增长动力点看准和把握好，则中国经济未来再以8%左右的速度增长15到20年，完全有科学、客观和雄厚的推动和拉动力量。

注释：

①国际上小企业的平均从业者为10人左右，中国个体经营户平均从业者2人左右，5 个个体经营户的从业者相加，相当于一个小企业的平均从业人数。

②目前许多新闻、讲话和文件中所说的中国有4000多万个中小企业是不科学的，原因是将每户只有两个从业者的个体户也算成一个企业。类似一个人推一个冷冻车卖冰棍这样的个体户不能看成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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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徐菁菁.中日韩自贸区：一场超越经济的博弈[J].三联生活周刊，2012，（43）.

[8]耿雁冰.中日韩自贸区将使中国GDP多增1-3个点[N].21世纪经济报道，2013-06-20.

经济增长的动力范文第4篇

关键词：消费力；经济增长；动力源

中图分类号：F01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7)10-0061-05

消费力直接影响一个国家的消费大盘，对于推动经济增长有着最重要的影响力。在市场经济、买方市场的条件下，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生产力，而是消费力。只有有效提升消费力，才能促进生产力发展。

一、消费力的涵义

消费力是消费者为满足自身物质和精神需要而从事消费的能力，作为一个社会经济范畴，它在本质上是社会消费力，是在一定的分配关系基础上产生的，是社会生产力在消费领域的反映。人的消费力是当作需要由生产创造出来的，消费力一经创造出来，又成为消费的条件和首要手段。消费力与生产力是正相关的关系，提高消费能力，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生产力又能创造更多的物质、精神财富，从而推动消费力的发展。从消费力的构成要素考察，现实的消费力作为存在于消费过程的物质力量，包括三个要素：(1)消费者。消费者是指实行消费的人，人在消费力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在消费过程中，人不仅仅作出本能的反应，而重要的是作为主动者、主宰者出现的。人能根据自身的需求，在一定的认识能力和科学技术条件下，采取尽可能完美的消费工具，有目的地去同化和享受消费对象，进而发展和完善自己。因此，消费者是消费力的主体和首要的因素。(2)消费资料。消费资料也叫消费手段，是人们用来传导自己的消费活动到消费对象上去以影响和改变其物质形态的物或物的综合体，可称之为传导物或媒介物，其中最主要的是消费工具。消费工具是人消费和享受消费对象、实现消费行为的必要手段，是一种物化的智力，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文明的进化而不断发展的。消费工具对于提高人的消费力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是构成消费活动的重要因素。(3)消费对象。消费对象是消费的物质承担者，即人的消费活动加于其上并形成适合人的消费需要的具有消费价值的物质条件。在市场经济中，它表现为各种商品，它是构成消费力要素所必备的条件，没有一定的消费对象，也就无从进行消费。

二、消费力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1.消费力本质上就是一种生产力

现展经济学的研究告诉我们，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对应着不同的消费力、不同的消费结构和不同的消费方式。在过去虽然皇帝有着极强的消费力，但也无法得到今天普通老百姓的物质精神享受:乘坐飞机周游世界、收看各种精彩的电视节目、进入互联网得到各种信息和知识等。这是因为任何消费对象都是生产的结果，生产力决定着消费力。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导言》中论述了生产与消费的直接同一性著名原理，提出“生产是消费，消费是生产”，生产和消费“每一方都以对方为媒介”、“相互依存”、“互不可缺”，但“又各自处于对方之外”。这里，“生产为消费创造作为外在对象的材料；消费为生产创造作为内在对象、作为目的的需要。”因而，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

虽然生产出消费，但这并不意味着有多高的生产力，就肯定有多高的消费力，两者始终是平衡的。因为生产力决定消费力，只能从总体和趋势上去理解，而不能忽视其中存在着的一些中间环节和复杂因素。这些环节和因素会导致消费力对生产力保持一定的相对独立性。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消费力对生产力有积极的反作用，消费力创造着生产力，推动着生产力的发展：(1)消费为生产过程提供了生产者主体，没有消费就没有活劳动；没有活劳动这个生产的主体，再生产就无法进行。(2)消费是生产的目的，没有消费这个目的，生产就没有对象，也就是盲目的。(3)没有消费，生产就不能得到最终的实现，再生产就没有良性的运行。而在一般消费过程中，消费者是消费力主体，消费对象是消费力客体。消费力主体是具有主动支配和影响作用并且是最活跃的要素，居于主导地位，并控制着消费效率和方向，对消费对象具有选择权和支配权。因为人的智力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杠杆。人的需求和欲望发展变化又是无止境的，随着消费力主体认识能力的提高和价值取向的合理化，对生产力不断进行挑战，由此决定了生产力和消费力的矛盾运动，消费力的发展和变化，理所当然地会影响生产力。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消费力实质上就是一种生产力，或者最终要转化为生产力。

2.消费力对社会再生产过程具有导向作用

消费力的导向作用是由消费者在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决定的。生产者生产的产品只有能满足消费者的各种需要，生产者才能实现价值增值的目的。因此，产品的质量、品种、价格等能否被消费者接受，是生产者悠关生死的大事。由于消费者消费的主动性，他可以按照本人的意愿和个体偏好，到市场上自由选择自己所需要的消费对象或商品，并通过市场这个中间环节把自己的意愿和偏好导向(传递)给生产者；生产者获得这些信息后，为了保护和实现自己的利益，便调整生产规模或产品结构，尽可能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因此，消费者的消费支出就起到了一种对企业生产导向的突出作用。

3.消费力是经济整体增长的最终动力

我国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别指出：“要进一步扩大国内需求，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这实际是对客观经济规律的精确反应和科学运用。众所周知，投资、消费、外贸都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源，被称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我国外贸已进入高成本时期，出口率已拉升至35％的上限，由于外贸顺差的不断扩大，使得外贸摩擦日益凸显，并引发了人民币汇率不够稳定的国际压力。因此，要想继续通过扩展外贸出口来对经济增长产生大的拉动作用已很难奏效。从投资来看，毫无疑问，投资是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有效手段，但在较长的时间周期中，如果没有消费发挥导向和支持作用，投资结构和投资规模就难以优化，经济效益就得不到保障和提高，资源配置就不可能有效率。所以从中长期来看，只有把投资建立在消费市场的有效需求之上，才能有效拉动内需扩大、促进经济增长。事实上，从历史逻辑看，消费力主体自身的需要，首先是生存的需要，它强制着人以生产劳动为手段向自然索取，满足自己谋生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料的需求。这样，满足生存需要的低级消费力就成为人类从事生产劳动的最初动力。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消费力的主体不断提出享受和促使自身体力和脑力全面发展的新需求，为生产力的发展不断创造着新的动力。人类消费能力不断提高的历史，就是一部为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创造动力的历史。所以，从根本上说，消费的需求效应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最终和最关键的动力源。我国的建设与发展实践也充分证明，消费力历来就是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消费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以拉动GDP增长0.6％个百分点。

总之，消费是经济循环与社会和谐的起点与归宿，消费力与生产力同等重要。研究经济增长的视域需要从生产转向消费，因为消费是经济的原动力，消费者是真正的投资者。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1/4，但消费总量却只占世界的4%，13多亿人口的整体消费动能尚未崛起，所以在以消费力拉动经济增长方面有着很大的潜力。

三、提升消费力的主要对策

1.加速富民步伐，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首先，要正确处理GDP增长与居民收入增加的关系，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提高居民的收入。要改变原来那种“GDP像胡子一样疯长，居民收入像眉毛一样不长”的局面。

其次，要努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一般来说，高收入者的消费层次最高，但消费倾向低。低收入者的消费倾向高，但消费层次低，消费能力有限。而中等收入者无论消费倾向还是消费层次，都有相当大的空间。因此，尽快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人口比例，不但可以有效增加消费品的消费总量，更是提高消费档次、实现消费升级的有效途径。根据国家城市调查局收入标准界定，我国城市中等收入群体的家庭年收入应该在6-50万元之间。2006年全国只有不到8%的家庭属于城市中等收入群体，这与国外一般40-50%(阿根廷、巴西等拉美国家为35%左右，美国高达80%)的比重存在很大的差距；且中等收入群体家庭户主所在的就业单位主要分布在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单位，他们占全部城市中等收入群体样本家庭户主人数的56.1%，其中行政机关人员占13.9%、事业单位人员占22.7%、国有单位人员占18.5%。中等收入群体的比例低、分布不合理明显不利于促进消费升级。因此，要千方百计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应该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1)促使储蓄变为为有效投资。关键的问题是政府如何让民众的储蓄成为投资，并使民众的投资成为市场的有效投入和产出，以鼓励民众从投机转向投资，使市场真正成为民众的财富培育所。我国虽然在创业等方面已有法律法规保障所有者的权益，并且降低了一些行业的准入门槛，但这还很不够，行政权力在财富分配上的短期投机行为比比皆是，如对于股市印花税、红利税忽增忽减，忽收忽除，都是明证。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使中等收入群体惶恐不安，还败坏了所有人的投资胃口，使社会整体走向投机。因此，政府应该从税收等各方面为创业资本、私人投资所得等减去束缚。(2)发挥税收制度对做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导向与促进作用。税收制度对做大中等收入群体的作用原理是“限高，促中，提低”。据世界经合组织估算，中国的个人所得税完税率只有50％左右，而在一些发达国家，如瑞典、德国等国完税率接近100％。在个人税收方面，应提高个人所得税门槛，完善个人所得税法并加强征缴，开征遗产税，将过高的收入调下来。目前全国个人所得税中，80％来自工薪阶层，占有40％以上社会财富的富人们，多年来逃税、漏税等早已成不争的事实。所以，现有所得税项目的征管是要重点加强的环节，要严肃税收法制，通过增大对偷税漏税者的惩罚力度，加大对富人的征税力度，充分发挥税收对做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导向与促进作用。(3)继续全面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在促进市场的发育完善、人才和劳动力的充分竞争以及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过程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继续打破平均主义，规范收入分配关系，形成收入分配“中间大，两头小”的合理格局。在初次分配环节，应尽量避免违背经济规律的人为因素和行政、计划手段的介入。实践证明，违背规律的做法，效果往往适得其反。比如工效挂钩的做法已经过时，要通过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初次分配要打破平均主义，再分配要加大调节力度。政府对于收入分配的宏观调控主要在再分配领域。(4)在企业内部，应该鼓励工人向雇主索取剩余价值。要通过政府、工会、雇主协会三方协商机制，实现雇主和雇员的社会伙伴关系，从而以有效的机制促使相当一部分职工成为中等收入群体。要让集体合同成为推进中等收入阶层形成的重要协调机制。

2.增强居民消费信心，鼓励当前消费

要把扩大内需的重点从投资转向消费，将巨大的消费需求潜力转化为现实购买力，就必须调整消费政策，转变管理观念。

一是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发展社会公共事业，增强居民的消费安全感。当前，就业竞争的激烈，住房价格的快速上涨，子女教育费用的刚性，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等等，增强了居民的支出预期，弱化了居民的收入预期，从而降低了居民的消费意愿。这对于城乡中低收入家庭的影响更大。以江苏为例，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江苏城乡居民消费倾向总体上呈下降趋势。2004年，全省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边际消费倾向分别比1995年下降0.115和0.298；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边际消费倾向也分别下降0.151和0.065。因此，今后要在增加居民收入的同时重点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发展社会公共事业促使居民敢于消费，尤其要促使他们转变消费观念。加强财富转移支付、逐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不仅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而且有利于巩固中等收入群体的持久性。英国统计局的一份研究报告《社会动态(1985)》曾经指出：根据英国政府机构1982年对1486户最低收入者和1486户最高收入者调查的结果证明，在经过税收、社会保障收入的调整以后，前者每户的年平均收入由原来的150英镑增加为3220英镑，收入增长率为2146.66％，后者每户年平均收入则由17390英镑减少为12260英镑，收入降幅只有29.50％但是收入差距明显缩小。在未进行税收和社会保障收入的调整之前，1486户最高收入者和1486户最低收入者收入之比为115.93∶1；在进行税收和社会保障收入的调整之后，这1486户最高收入者和1486户最低收入者收入之比降低为3.81∶1，一下子缩小了30.43倍，其作用应该说是非常显著的。由此可见，实行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完善的社会救助制度，无论对于调节国民收入再分配还是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改善居民收入的分布形态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二是及时清理并取消限制消费的各种政策和行为，加大消费政策的调整力度，鼓励发展新的消费热点和消费方式，清理限制性的消费政策，大力促进消费结构的升级活动。比如采取鼓励个人汽车消费、住房消费、教育消费、假日消费、家政服务消费的政策等，简化居民购车、买房的手续等等。这是我国内需稳定增长的最大内在动力。对农村来说，改善农村消费环境应作为各级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除加快农村电网建设外，还有广播电视网建设，邮政通讯及信息网络建设，农村公路网络改造和建设，农村医疗卫生网点建设等等，这些都直接关系到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满足与消费质量的提高。

三是继续整顿市场经济秩序，改善消费环境。影响消费需求增长的因素很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消费环境存在障碍。消费环境不尽人意在我国农村地区表现得尤其突出。长期以来，一些地方由于电力设施落后，用电收费管理混乱，造成电价偏高，比城市要高好几倍，而且电压不稳定；有些地方缺水、缺电、道路条件差；有的地方没有电视播转台或电视发射信号不好，有线电视网的覆盖面还很有限；大部分农村市场的商品售后服务比较差，维修体系几乎没有。上述种种障碍客观上限制了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实现，造成洗衣机、电视机、VCD、电冰箱等家电和一部分农用机械的销售和使用受到很大影响，从而给开拓农村市场带来困难。城市居民消费环境也存在不少问题。比如商品房开发的各种收费过多，住房二级市场运行机制不健全，影响了不同层次住房需求的实现；消费信贷手续的办理过于繁琐，条件要求过于苛刻，使大多数人望而却步；邮电通讯价格过高，造成市场前景看好的手机、电脑网络消费热不起来等等。这些问题主要是消费的政策环境不宽松，抑制了城市居民的消费欲望。因此，必须十分重视整顿市场经济秩序，改善消费环境。

3.规范金融体系，推动消费信贷全面普及

消费信贷，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市场经济越发展，消费需求的导向作用和拉动作用越大，消费信贷的作用也越大。很多发达国家，信贷消费在消费中所占比重很大。据统计，当前国际上的个人信贷性消费已经占人们整个消费的40％左右，有的甚至达70％以上，而我国这一比例与世界水平相距甚远，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现在我们面临的是以私人住房、私人小轿车、私人现代通讯设施为特征的消费升级，购买这些大宗消费品所需要的货币数额比较大，人们一般不可能仅靠现有收入而实现，往往需要借助于借贷手段来实现。因此，居民消费要达到全面升级，还应借助消费信贷的快速发展。规范和建立信用体系，才能促进储蓄转化为消费，使居民消费快速升级。特别是要针对居民不熟悉贷款程序等问题，大力发展代办贷款机构，以减少消费者的“鞍马劳顿”之苦，促进居民储蓄向消费转化，有效缩短居民消费升级的时间。

4.重点拉动农民的消费

在中国，占人口大多数的仍然是农民，扩大内需的潜力来自于他们，市场要靠这些人拉动。农民属于消费倾向高、消费潜力大的群体，一旦收入大幅增长，消费必然快速增长。近些年，尽管农民消费已出现加速增长的迹象，但长期的“二元经济结构”使农民低收入、低消费的状况仍十分严重。当前，农民收入水平比城市居民收入水平落后10年，消费水平落后于城市居民消费水平15年左右，这些差距要靠我们以一系列新的利农措施来改变。要通过一定时间的努力，改变有碍人们正常消费意识形成的医疗体制与政策、教育收费政策等公共政策，使农民不会再担忧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使城乡差距缩小，农民收入会大幅度提高，使农民真正免除后顾之忧，敢于适度消费，提高生活质量。

当前，首先要使公共财政政策更多地指向农村。政府应该动用财政力量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一场以实现农村自来水化、电气化、道路网为核心的“新农村运动”。要通过发起这么一场“运动”，不仅改变农村面貌，为农民提供更大的生活方便，也有效地促进农村的经济发展，实现扩展农民的消费途径和能力的目标。

其次是要通过改造传统文化来扩大农民消费的阻力。几千年来，中国的农民就以勤劳节约闻名，自奉甚俭，不到必需决不去消费。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的生活从来就没有多少可靠的保障，一直有一种弱者的心理定势，所以“常将有日思无日”就成为了格言和行为准则。因而，扩大农村居民消费，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文化任务―-要从根本上改变农民的这种心理定势，让他们能够真正意识到自身权利的充盈，意识到发展机会的可靠，从而树立起对未来的信心。只有这样，才可能使他们的消费扩大。

再次是要将横亘于农民脚下的一系列“特设门槛”都拆掉，并为农民提供各项更好的服务。只有农民富裕后，所谓“扩大农民消费”才不是侈谈。而要富裕农民，首先就要给农民创造充分的创业与发展机会，这就需要为农村地区提供更好且廉价的教育，让农民可以享有及时、充分的法律和政策支持和金融、信息等服务。

参考文献：

[1]高翠娟、赵劲松、翟英韬.再论消费力[J].商场现代化，2005，28.

[2]温燕萍.必须重视发展消费力[J].岭南学刊，1998，4.

[3]易然.谈谈消费力范畴[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4.

[4]陈利萍.消费力分析及其现实意义[J].江西社会科学，2002，6.

经济增长的动力范文第5篇

靠发育劳动力市场增加就业

目前，解决中国就业问题的唯一可能出路是加快劳动力市场的发育。

随着50年代资本密集型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格局确定下来，一系列相关的制度安排把资本和劳动力的配置，按照地域、产业、所有制等分类人为地画地为牢，计划之外的生产要素流动成为不合法的现象。其中把城乡人口和劳动力分隔开的户籍制度，以及与其配套的城市劳动就业制度、基本消费品供应的票证制度、排他性的城市福利体制等，严重地阻碍了劳动力这种生产要素在部门间、地域间和所有制之间的流动。

在80年代改革以前，我国不存在劳动力市场。原因有两个方面：首先，城乡之间劳动力配置的分割，即统购统销政策、制度和户籍制度这一传统体制的三套马车，把城乡劳动力人为地分割开，城乡之间的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几乎从不发生。在这期间，中国的工业化特别是重工业化的速度虽然较快，但没有以相应的速度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第二个原因是城市就业的刚性特征。为了保持社会稳定，城市居民的就业在传统体制下得到充分的保障，由劳动部门或人事部门按照整体经济计划和资源配置优先顺序安排就业和岗位。一旦这种就业被安置妥当，一个职工几乎就不再有机会改变就业单位，也没有被解雇和失业之虑。因此，寻求就业者并不面对一个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只需要具有城市户口，就会自然而然的得到就业安置。

为此，改革以前的城市就业机制有两个特点：第一，就业者面对的机会是均等的，就业的过程大同小异，因而劳动力配置在城市内部是一个一元化的过程；第二，这种就业机会是绝对排他性的，即只要一个人没有本地的户口，无论其人力资本如何，无论企业有何等迫切的需要，只要不是在计划安排之内，雇佣关系就不会发生。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城乡劳动力市场应该说有所发育。农村实行家庭承包制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经历了离土不离乡的阶段之后，开始大规模地向城市部门转移。由于户籍制度尚未彻底改革，这些劳动力形成了一种流动人口。据估计，这种流动中的劳动力的人数大约在7000万左右。经过了大约20年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村经济增长、结构变化以及城乡劳动力市场发育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具体来说产生了三种效果。

第一，居住在农村的劳动力不再局限于从事农业劳动，而其就业已经广泛地分布在城乡各种行业中。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超过20%的农村劳动力已经转移出农业，在工业、建筑业和第三产业等部门就业，其中超过一半转移到本乡以外。按照这个比例，目前农村劳动力的行业和地域分布大致是：农村劳动力总数约5亿人，大约1亿人转移到非农产业，其中约7000万人转移到本乡以外包括城镇地区的非农产业就业。虽然根据我国经济结构转变的要求，这种农村劳动力转移仍然是不充分的，但与改革以前的情况相比，我国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第二，城市职工现在不仅不再享受传统就业体制的"铁饭碗"，而且面临着与外地劳动力的竞争。国有企业劳动制度的第一轮改革开始于1987年。当时针对的是固定工的雇用政策改革，第一次动摇了存在了几十年的终身雇用制度，即"铁饭碗"。同时，从80年代后期开始，农村劳动力中的一部分转移到城市，参与了城市就业机会的竞争。虽然这些外地劳动力大多从事那些城市居民不愿意接受的工作，但潜在的工作竞争毕竟已经出现，劳动力市场开始发挥其职能。

第三，国有经济不再是劳动者就业的唯一渠道，国有经济吸纳劳动力的比重大大下降。随着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对劳动力需求越来越大，吸收了大量城市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就业者和农村转移劳动力。而随着国有经济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趋于下降，其就业比重也相应下降。例如，在1978~2000年期间，国有企业雇用劳动力比重从占城市全部就业的78.4%下降到38.1%；城市集体经济就业比重从21.6%下降到7.0%；其他城镇非国有经济的就业比重则从无到有，2000年达到54.9%。正是在国有经济和传统集体经济就业比重下降这个背景之下，城乡劳动力市场开始形成。

政府还要发挥积极作用

当前，要想真正发挥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功能，必须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解决失业问题，归根结底需要依靠社会总需求的扩大，而农村市场的开拓，对于启动总需求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目前中国农村人口占全国的7成左右，而其实现的社会零售商品总额却不到一半。原因没有别的，只因为农民收入水平提高缓慢，导致农民这一庞大消费群体的需求严重不足。而且，农民收入中相当大一部分来自于外出打工收入，一旦这个收入来源被断流，我们不难预期我国的消费总需求的进一步萎缩。

第二，解决失业问题，还要靠劳动力市场本身的调节功能。我们需要问一问，在城市存在失业现象的情况下，为什么外地劳动力反而比本地职工更具有竞争力？原因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外地劳动力愿意接受相对低的工资，而符合雇主降低劳动成本的意愿。靠人为的保护，无异于提高了劳动力价格。如果与增加劳动相比，提高企业的资本构成更为合算，谁又能阻挡得住企业家这样做？结果是事与愿违，劳动力市场上的总需求反而因就业保护而降低了。

经济增长的动力范文第6篇

【关键词】经济增长 技术进步 资本积累

一 、引言

过去的三十年间，中国历了堪称奇迹的长期高速经济增长。从1980到2010这一段时期，中国经过购买力平价调整的经济总量年均真实增长率超过了12%，人均gdp年均增长也超过了8.3%。而同时期内除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经购买力评价调整的经济总量增长率只有约6.1%，人均增长率更是只有1.53%。这一经济奇迹惠泽了几代中国人，让数以亿计的人脱离了贫困，开始享受前辈人所难以想象的物质财富。

正是由于经济增长对提高群众物质财富和生活水平的决定性作用，弄清经济增长奇迹背后的驱动因素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这些驱动因素同样指引着未来的持续增长和人们的福利水平。有些让人遗憾的是关于我国经济增长奇迹背后的驱动因素依然众说纷纭，还没有一个让人信服的统一理论。我们常常能够从财经媒体或者一些经济观察家口中听到诸如“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类的说法，但事实上这种说法更准确的说是描述了经济在短期（例如一年）内的均衡，而非长期的增长。一些学者和政府官员认为投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这种“投资驱动”的观点更加强调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推动作用，而且与中国一直以来的高投资率相适应。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增长奇迹来自于技术等要素使用效率的进步，而这些效率进步来源于我国这一时期内所进行的例如市场化和城市化等制度改革。

这些不同观点不但对过去几十年高速增长的解释存在分歧，这些分歧还体现在对当前中国经济状况和未来持续增长的政策上面。如果我国经济增长主要源自投资――即要素积累，那么以中国目前已经非常高的投资率以及资本边际效用递减，我国的经济增长将是不可持续的；而且随着资本存量的增加资本折旧同样会加速，如果投资总量必须加速才能保持经济增长速度，而我国目前的投资率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很难再有所提高，因此依照“投资驱动”的观点目前中国经济并不稳定，存在经济长期严重下滑的可能性。比起“投资驱动”的观点，“技术进步”解释对我国经济状况和未来持续增长的预期相对更加乐观。比资本积累技术进步更加稳健，更难出现倒退，很难以想象掌握了现代技术的人们再回到刀耕火种的年代，因此如果过去的经济增长主要源于技术进步那么我们的经济形势就会更加稳健。此外，如果“技术进步”解释正确，那么我们未来持续增长的关键在于鼓励持续的效率提高，相关的政策包括了知识产权保护、教育和建立更加高效的金融体系等。最后考虑到我国目前的劳动生产率与发达国家还有着相当大的差距，技术进步还有相当大的空间，因此“技术进步”观点对未来的经济增长预期也更加乐观，我们需要做的是建立合适的制度保证生产效率不断提高。

可见，找到驱动我国经济增长真正的源泉不但对理解这一本身就堪称奇迹的过程至关重要，而且对于认清我过经济现状和制定合适的政策以保证我国经济在未来的持续增长更加不可或缺。本文的第二部分我们利用经济增长研究的宾夕法尼亚大学世界表（Penn World Table）数据根据增长核算理论对我国1950～2010这一段时期内经济增长进行了核算，量化了要素积累和技术进步各自对这一时期经济增长的贡献，测算结果支持了“技术进步”的观点。

二、数据与方法

本节的分析中我们采用了宾夕法尼亚大学世界表（Penn World Table 7.1）的数据，这一数据库是目前经济增长研究采用最广也最为权威的数据库，由宾夕法尼亚大学的Heston、 Summers和Bettina三位教授搜集整理。我们采用的是他们最新的7.1版，发表时间2012年11月，这一数据集包括了1950-2010年的经济数据，所有经济数据都经过了购买力平价和通货膨胀调整因此是可比的。

由于技术进步并不能直接观察到，我们采用了由索洛（Solow 1957）等发展起来的经济增长核算方法，用经济增长减去要素增长所占的部分，剩余部分即索洛剩余为广义的技术进步。然后在样本时期内对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分别求和，然后用后者除以前者就测算出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

假设一国总量生产函数为GDPt=AF（Kt，Lt），其中A为生产技术水平，K为资本存量，L为劳动数量，将这一生产函数略作变形可以得到：

相当多经济增长的文献讲TFP成为技术进步，事实上这一测量值代表了资本和劳动这样的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从广义上来讲这一测量值代表了除要素积累以外的其他因素，因此并不只是我们通常认为狭义的科学技术等还包括了组织效率这样的因素。

资本存量通常也是不能直接观测到的，我们往往只能得到每年投资额的数据，因此还需要进行一些换算来得到资本存量，在本文的测算中，我们采用了永续盘存法进行了资本存量核算，用初始年份（1952年）的投资作为核算基准，用1952～1972这20年的年均增长率和相应折旧率之和作为分母换算出每年的资本存量，具体方法见Caselli（2005）。这一方法会受到基期投资选择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在20期以后已经非常微弱，因此对改革开放以后增长奇迹（此时距离基期已经约30年）的核算不会带来影响。

核算等式（2）表明核算结果对资本份额和年折旧率敏感，对这两个参数的不同选择可能导致不同的结果。资本份额选择方面经济增长研究的往往选择了左右，这是因为发达国家的核算数据表明产出的约1/3归属于了资本，约2/3归属于了劳动，因此选择这一数据是合适的。但我国归属于资本的比例更高，根据Pwt7的数据这一比率约为40～45%，因此在核算中我们选择了0.4。经济研究文献中年折旧率往往选择约4-6%，但这种情况可能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我国的经济制度导致投资效率并不像发达国家那么高，投资本身很大部分被挥霍或者是进行了无效投资重复建设，资本存量的积累就会低于账面数值，造成了资本积累的高估，出于核算考虑这可以看作是折旧率被低估，即账面投资的折旧太大降低最终的资本积累，一些研究（如白崇恩谢长泰等2006）往往采用10%的折旧率。在本文中，为了避免这种折旧率影响，我们选择了不同的折旧率（分别选择了5% 10% 15%）来对照分析，以检验结果的稳健型。

从表一可以看出，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增长主要得益于技术进步，这一部分的贡献超过了人口和资本累计的总和，因此总体来说这段时间的增长相当稳健。但改革开放以前的情况并非如此，1953-1982期间经济增长只有五分之一左右源自技术进步，这一时期经济增长主要源于人口的爆炸式增长和国家的强制资本积累。

比起经济总量来，人均增长具有更加重要的福利意义，这一指标才真正体现了居民的福利提升，而且这一指标滤掉了因为劳动人口增加而引起的总量增长，更加明白的表现出了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分别作用。因此我们也对人均gdp的增长进行分解，方法与上面一致，结果见表二。

测算结果表明比起总量来，人均量的增长更加依赖于技术进步，几乎三分之二的人均增长是由于技术进步引起的，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人均增长提出了人口增长的因素，因此只是局限于资本积累和使用效率的提高，这样技术进步所占比率自然增大。

三、结论

我们的测算（表一和表二）表明，过去三十年间我国经济增长的源泉是效率提高而非简单的资本积累，资本积累在这一过程中的贡献远远逊色于技术进步。而在这之前的三十年，即从建国以后到改革开放这一段时间内，我国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要素积累。

比起要素积累来，技术进步支撑的经济增长显然更加稳健，这一观点已经被东南亚经济体在上世纪90年代所经历的动荡所证实（Young？ 1995）。因此，我们的测量结果表明我国经济的现状远比一些评论家所认为的更加稳健，不会出现经济崩溃那样的巨大危机。

另一方面，增长的历史也为未来我国经济政策制定提供了参考，既然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效率提升，那么未来维持我国经济高速稳定增长的政策应该专注一提高技术水平而非投资。这要求我国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打破市场垄断以及建立高效的金融体系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

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我们仅仅测算了经济增长中效率提升所占的贡献而没有探究推动这些技术进步背后的动力，这些动力包括了制度革新、城镇化和工业化等。这是本文的主要缺陷，也是以后研究的目标。

参考文献：

[1]白重恩，谢长泰.钱颖一中国的资本回报率[J].比较， 2007.

[2]Barro， R. J.， and X. Sala-i-Martin. （2004）. Economic Growth. The MIT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England.

经济增长的动力范文第7篇

【关键词】经济增长 改革 结构优化 新经济增长点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改革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最为根本的原因就是不断地深化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的各项改革，不断释放市场主体的活力。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特点就是“放”。农村改革实质就是把传统的集体所有、集体经营的土地转变为集体所有、农民自己经营，农民种什么自己说了算，赚了赔了都是自己的事，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从而激发了亿万农民的积极性。国有企业改革实质就是把原本属于企业的权利放归企业，由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怎么生产由企业说了算，其结果是调动了企业的积极性。所有制改革实质是放手发展民营企业，经过30多年的发展，民营经济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此等等。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全面深化改革拉开序幕，本轮经济体制改革的突出特点就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就是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归根结底就是要简政放权，无论是对政府的正面清单还是对企业的负面清单，无论是下放和取消行政权力还是工商注册制度便利化等等，目的都是要为已有的企业松绑，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便利条件。从改革的结果来看，2014年我国新注册企业同比增长45.88%，2015年上半年我国新登记市场主体达到685.1万户，日均3.8万户，市场活力得到了释放。

要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还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打破垄断，引入竞争。引入竞争，不仅仅可以增加市场主体，更重要的是对原有的企业形成外部压力，促进企业提高经营效率，提高服务质量。

改革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最为根本的原因就是不断地深化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的各项改革，不断释放市场主体的活力。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拉开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序幕，本轮经济体制改革的突出特点就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就是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归根结底就是要简政放权，无论是对政府的正面清单还是对企业的负面清单，无论是下放和取消行政权力还是工商注册制度便利化等，目的都是要为已有的企业松绑，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便利条件。从改革的结果来看，2014年我国新注册企业同比增长45.88%，2015年上半年我国新登记市场主体达到685.1万户，日均3.8万户，市场活力得到了释放。

结构优化和调整成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

经济结构既是经济增长的结果，也是衡量经济运行质量的重要标志，合理的经济结构可以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增长，反之则阻碍经济健康增长。通过经济结构变动可以看出经济增长动力的变化。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产业的比重不断下降，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呈现不断上升趋势。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5年上半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到49.5%，比上年同期提高2.1个百分点，高于第二产业5.8个百分点。从增速来看，第一产业增长3.5%，第二产业增长6.1%，第三产业增长8.4%，由此，意味着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加大，经济增长的动力由过去的以第二产业拉动为主向第三产业拉动为主转变。产业结构的升级和高度化，意味着能源、资源消耗强度进一步降低，因为与第二产业相比，第三产业单位GDP能耗和资源消耗要低得多。近年来，不仅生活型服务业在快速发展，生产型服务业也在快速发展，农业服务业和工业服务业呈现良好发展势头。从产业内部来看，无论是农业、工业还是服务业技术水平都有大幅度提高。

从需求结构来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明显提高。我国的消费率已经由2010年的49.1%提高到2014年的51.2%，年均提高0.5个百分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5年上半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为60.0%，比上年同期提高5.7个百分点。当然，消费率不是越高越好，投资率和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不是越低越好，但是长期过低的消费率显然是不正常的。随着消费率的提高，拉动经济增长的需求动力逐渐走向平衡，形成三驾马车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格局。

从区域结构来看，西部地区总体上快于东部地区。由于我国国土面积十分广大，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一直比较突出，长期以来形成了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四大板块。经济增长速度也基本上呈现东高西低的态势。随着我国采取一系列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举措，区域经济不平衡的状况正在得到初步扭转，近年，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开始超过东部地区。2015年上半年，GDP增速位居全国前五位的分别是重庆、贵州、天津、、江西，均达到9%以上。其中重庆、贵州、均为西部地区，由此可以看出，西部地区特别是西南地区经济增长动力比较充足。而传统的依赖资源型的省区如辽宁、山西、黑龙江、吉林和河北则位居经济增速后五位，表明传统依靠资源、能源带动经济增长的地区依然面临着较大的转型压力。

从企业组织结构来看，大企业经济实力强，小企业数量多的格局已经形成。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大企业的实力进一步增强。根据最新的世界500强企业名单，中国大陆已经有94家入围，入围企业数量位居世界第二。从小企业来看，随着改革的深化，近两年我国企业注册数量呈现出井喷式增长。

新经济增长点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新的经济增长点是指在国民经济增长过程中能够带动整个国民经济上一个新台阶的新兴产业或行业，一般具有较强的市场需求。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会涌现出不同的经济增长点，原有的经济增长点逐渐消失，新的经济增长点不断涌现。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出现，既有供给的因素，也有需求的因素。改革开放以来，家用电器、汽车、房地产等都曾经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传统的经济增长点依然存在，但是技术水平大大提高。同样是彩电，今天的数字彩电与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的黑白电视机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同样是汽车，今天的全自动汽车与20年前的手动汽车技术水平也不可同日而语。这就是在传统的经济增长点中孕育出同一个产品的升级换代。与此同时，伴随着生产力发展、科学技术进步和城乡居民收入提高，不断衍生出新的产业、新的商业模式或制造出新的产品。近年，我国涌现出了一大批新的增长点，由过去的单个“点”，而转变为由许多点而形成的“簇”。节能环保、旅游休闲、体育、健康保健、养老婴幼、文化等产业都呈现出强劲增长态势。伴随着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新增长点的涌现，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进一步提高，单位GDP能耗和资源消耗进一步降低，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据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数据，2015年上半年全国单位GDP能耗同比下降5.9%，碳排放进一步降低。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虽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不断孕育新的动力，但是动力的转换有一个过程，甚至需要较长的时期。我们不能将国民经济这辆车停下来换发动机，而是需要在不停地运行过程中升级旧的发动机和安装新的发动机。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结构调整和优化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培育也是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新的增长动力与原有的动力既有相同点，也有新的特点。我们需要适应和引领新常态，不断培育新动力，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注释】

*文中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相关统计数据公报。

经济增长的动力范文第8篇

关键词:改革开放;经济增长;体制改革;国际资源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2-0008-03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综合实力居世界前列,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城市化进程加快,人民生活水平发生巨大的变化。按照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的数据,2007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4 6619亿元,比上年增长11.4%。即便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负面冲击下,2008年1至3季度GDP增长率仍然在9.9%(具体数据参见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月报》2008年第12期)。与其他经济体相比较而言,这已经是最成功的经济增长。通过政府近期连续出台力度非常大的刺激经济计划,国内外学者普遍预期2009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可以维持在8%以上。

虽然一些学者怀疑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真实性,但大多数学者还是认同,即便考虑到统计方法以及统计口径中存在的某些误差,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仍然保持着经济持续高增长的事实。对这些巨大成就进行总结,对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

影响一国或地区经济增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从体制改革释放出来的国内发展潜力和对外开放利用国际资源潜力,这两种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两方面来论述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

(一)体制改革释放出来的国内发展潜力

体制改革是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因素,是我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重要源泉。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体制创新和变革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自改革开放以来,每一次重大制度的创新,如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乡镇企业的兴办、经济特区的成功等都给我国注入了新的活力,从而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其中,最重要的是1978年在农村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1992年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也对我国经济的迅速增长产生了深远影响。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大大提高了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经济组织的效率,释放了资本、劳动力、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的巨大潜力,促进了资源的合理配置,加快了我国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的步伐,增强了我国产品的竞争力,促使我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

随着充满效率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释放出了国内的发展潜力,使我国资本高速积累、劳动力不断加强、技术不断进步,从而促使改革三十年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1978-2007年,由于我国的高储蓄率和我国吸引了大量的外资,使我国的投资率平均高达37.3%,世界上很少有国家长期能保持这么高的投资率。三十年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平均高达4.1%。我国的劳动力供给不断增加,每年约有1.9亿的农民工在城市就业,为我国经济的充分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同时,我国的教育事业也蓬勃发展,高校毕业生大幅增加,劳动力素质明显提高,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了人才保障。改革30年来,我国投入经费不断增加,企业技术水平显著提升。每年的专利申请数大幅增加,1998年专利申请数只有2.3万件,而到了2006年增加到了26.8万件。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初,商品、资金、技术的短缺严重制约着我国的经济增长,我国经济增长是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实现的。由此可见,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必将推动我国经济进入持续、稳定、快速增长的新阶段。

(二)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国际资源潜力

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国际资源潜力,是实现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动力因素。中国加入WTO后,同世界经济发展的联系更加密切,中国经济已成为全球化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了实现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从多方面入手,运用发展进出口贸易、建立互信机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援助等方式,逐步确立自己的世界经济大国地位。其中,以进出口贸易为主导的需求结构的变化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增长不仅取决于该国或该地区的生产要素的供给及产品的生产,还取决于该国或该地区的需求情况。对我国来说,20世纪90年代后,短缺时代已经过去,大部分产品都是供过于求。需求的扩大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我国进出口贸易增长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2007年我国对外进出口贸易总额已超过2.17万亿美元,从世界第六位上升到世界第三位[1]。我国出口贸易的迅速发展促进了资本积累速度,提高了我国专业化水平、优势资源效益和技术创新。另外,进口贸易也推动我国经济的增长,我国进口的主要是资本货物,使我国取得了国际分工利益,提升我国工业技术水平,推动我国经济增长。2007年出口额为12 180亿元,是1978年的125倍,年平均增长率为18.8%。自1994年起我国的出口额一直大于进口额。2008年,中国外汇储备已达到1.946万亿美元[2],继续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我国外资企业的出口额占全国出口额的比重一直持续增长,此比重在1993年超过1/3,2001年超过1/2,2006年接近60%。这标志着我国充分利用外资潜力和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战略取得巨大的成功。

二、未来我国经济仍将持续高速增长的原因

改革开放30年间,中国经济以年均9.85%的速度高速增长,使中国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之一,这在世界经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现在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波及全球的金融海啸还远未结束,中国经济也深受国际经济危机的影响而放慢了持续增长的步伐。因此,中国经济在未来二三十年内能否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成为许多人关注的问题。笔者认为,中国经济在未来二三十年内,能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

(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将进一步完善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机制创新、制度创新将在我国各领域不断展开,体制改革的成效会在进一步的改革开放中逐渐释放。中国经济从单一制发展为公有制为主、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新型体制,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根本的变化。经济体制的变化使得中国各种经济成分的竞争越来越活跃,资本使用效率越来越高,非政府投资成为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给中国经济带来新的、长久的活力。但是,我国目前体制上还存在一些问题:国家金融机构还不够完善;法制基础比较薄弱;用于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用于提供职能组织与个人收入流之间的制度;用于影响生成要素所有者之间配置风险的制度;用于确定公共品和服务的生产与分配的框架的制度等。随着户籍制度、用工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收入分配制度、法律制度等的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经济市场化程度将进一步提高,资源配置和利用方面的效率也将不断提升。形成有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机制。

(二)我国的科技水平不断提升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不仅仅通过技术创新获得技术进步而且通过向其他国家学习、模仿甚至购买先进技术已实现本国的技术进步。更重要的是我国的人口素质大大提升,人力资本取得巨大的成就。我国每年高等院校的毕业生和留学生的数量迅速增加,造就了大量的高学历、高素质的科技人才。他们具有较强的技术吸引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为我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提供技术保障。

(三)我国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期

各国的经济发展历史表明,经济的成长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经济发展早期阶段、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经济发达阶段。我国正处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随着工业和服务业的成长,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渐减弱。在此阶段早期,工业比服务业增长更快,整个经济表现为以工业增长为主导的高速增长。在此阶段,需求结构效益引发产业结构变动,促使资本和劳动力等资源从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的部门流向生产率相对较高的部门,从而带动经济增长。

在世界各国的发展进程中,伴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城市化亦随工业化的发展而发展,这是一种伴生关系。城市化和工业化相互促进,同步提高。无论是城市化还是工业化都是生产要素向非农领域转移的过程,人口、资金、土地以及各种生产资料都向城市和工业转移,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城市化能节约土地、提高资源利用率、产生规模经济效益和聚集效益,有利于技术进步和扩散,因此,城市化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据测算,城市化增长1个百分点,将推动经济增长率提高1～2个百分点。我国1978年城市人口只占17.9%,2006年城市人口占43.9%,年平均增长0.93个百分点。我国城市化水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按目前的城市化进程计算,我国达到70%的城市化水平,还要29年。因此,城市化是促进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

(四)我国具有低成本优势

资源的供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国的竞争力以及一国经济是否能持续发展,资源也是决定一国比较优势的重要原因。我国人口众多,各层次的劳动力资源丰富,中国大量的农村人口意味着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然具有劳动力的比较优势[3]。近年来,中国产品出口的主要竞争手段就是“低价跑量”。虽然最近两年来,在国内政策和产业成熟度提升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劳动力成本有所提高,但中国劳动力的平均工资水平至今仍然不足美国的10%,所以,成本优势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然是中国制造的优势之一,当然也就是支撑中国经济在未来持续增长的优势之一。

(五)庞大的市场规模是支撑未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

现代经济中由于技术和资本的比重越来越高,市场规模越来越重要。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一定的规模,成本就会很高,发展就会出现困难。我国人口众多、资源丰富,我国每年新生儿有1 400多万,这相当于欧洲一个中等国家的全国人口。按照现在的生活水平,原有人口生活水平保持不变的话,仅仅满足这些新生儿的生活条件,中国GDP每年就要增长4%。[4]中国国内市场的需求潜力巨大,中国改革30年的发展主要以外向经济拉动为主,中国未来20年拉动经济的主要力量将是国内的市场,因此,我们将比韩国和日本等国有更长的高速增长期。

(六)产业结构的升级

我国目前在整个国民经济当中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三产业只占到国民产业结构的40.1%,而发达国家达到70%。因此,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由市场来调节,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劳动力转移将主要向第三产业移动,这就解决了部分劳动力就业问题。同时,第二产业结构的上升,促消费需求扩大,消费需求的扩大反过来又促进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我国的整体经济实力就会有一个较大幅度的提高。我国地区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各地区资源优势互补性很强,产业发展可实现梯度转移,从而延长了经济发展时间。我国具有形成较大市场规模的条件,这有助于专业化分工、形成规模经济效应,抵抗外部对经济增长的冲击。

(七)我国具有的后发优势在短期内不会改变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的经济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仍然很大。我们应该利用后发优势,通过学习、借鉴、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制度和管理经验,降低成本和风险、缩短时间,提高生产效率。因此,我国要充分发挥后发优势,促进我国经济保持较长时间增长。

参考文献:

[1] .政府工作报告[N].北京:人民日报,2008-03-20(1).

[2] 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国外汇储备―2008[EB/OL].safe.省略/model_safe/tjsj/tjsj_detail.jsp?ID=110400000000000000,

19&id=5.

[3] 海闻.中国有可能创造持续50年经济增长的奇迹[J].现代商业银行,2008,(3):17.

[4] 杨静.中国经济增长能持续多少年――访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伟教授[J].国际融资,2008,(3):33.

To Analyze the Factors Sustaining China Economy Increase Constantly

ZHANG Zhi-ming

(School Of ManagementGuizhou University , Guiyang 550025,China)

经济增长的动力范文第9篇

0引言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实现了举世瞩目的高速增长，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研究表明，在引致经济增长的各种生产要素中，一方面，资本投入的增加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从总体上看，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而言，资本形成是引擎，资本的效率则是关键。改革开放初期，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资本稀缺是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最主要障碍，改革开放政策不仅动员了国内储蓄，激活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资本形成机制，提高了微观层面的资本效率；而且通过廉价的土地供给和优惠的税收政策，吸引外国资本与国内廉价的劳动力资源相结合，促进了外向型经济发展，提高了经济增长的速度。可以说，国内资本的加速形成和国外资本的大规模流入，加上资本效率一定程度的提高，是30多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我国经济增长与资本形成表现出非均衡性；另一方面，在短期内，就业增长与中国经济之间表现出非一致性，而这似乎背离了传统经济理论带给人们的一贯认识：“就业增长意味着经济增长。”那么究竟就业与经济增长是何种关系？本文通过计量实证分析发现就业增长与经济增长在短期内并不存在必然的一致性，主要表现在劳动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低，相反在长期均衡时间内却保持了一致性，经常保持在1：2的要素贡献率，继而提出政府不能把劳动力要素的投入当作是使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最后提出目前我国政府在宏观经济政策上应该实现从就业带动增长到就业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的转变，来促进经济增长的对策建议。因此，分析资本形成、就业人员人数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关系，解释经济增长的资本因素和劳动力因素，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1文献回顾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经有一些研究对于生产两要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考察。林毅夫（2001）以1981―2010年GDP增长率、资本效率等统计数据，通过国民收入恒等式考察了资本形成和就业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他通过深入探讨资本形成和就业人数两个变量的性质，使用多种联立方程估计方法，包括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似不相关估计（SUR）、有限信息普通最小二乘法（LIML）和完全信息普通最小二乘法（FIML），以根据不同估计方法估计结果所提供的信息来判断最佳的估计方法。根据林毅夫的估计结果，在上世纪90年代国内生产总值对两要素的弹性数值大致在0.5左右。该弹性数值在上世纪80年代则相对较低，可能主要是因为两要素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随着时间的变化有增长的趋势。两要素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的增加必然增加两要素变动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程度。陈东平（2001）通过使用中国1980―1998年的国民收入、资本存量、劳动力总数、进出口总额等数据，用实证分析的方法探讨了进口、出口以及劳动和资本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得出了进口、出口以及劳动和资本的边际产出，通过实证分析得出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远远大于就业人数。

本文根据1981―2013年中国的经济数据，通过使用协整模型对两生产要素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分析中国进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在存在协整关系的情况下，使用误差修正模型来分析资本投入与劳动投入对产出的长、短期弹性，从而判别哪种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解释能力更强。

2实证分析

本文分析所使用的样本取自1981―2013年的年度数据，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用从业人员（L/万人）、资本形成（K总额/亿元）来反映生产要素的投入；使用宏观经济总量指标国内生产总值（GDP/亿元）反映经济增长。我国GDP、从业人员、出口总额（EX）与资本形成如表1所示。

对因变量和自变量取对数，考察lnGDP，lnK，lnL即经济增长率、资本形成总额的增长率，从业人员增长率之间的协整关系，首先利用EViews软件输入样本数据GDP、L和K，生成新序列lnGDP、lnK和lnL，然后依次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

表11981―2013年我国GDP、资本形成总额K

t-StatisticProb.*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 statistic-1.423358 0.5576Test critical values：1% level-3.6701705% level-2.96397210% level-2.621007GDPt-1系数的τ值为-1.4234，这个值在绝对值上甚至远低于显著性水平为10%的临界值τ-26210，从而表明，即便考虑了误差项中可能出现的自相关，lnGDP序列仍是非平稳的。

其次，对lnGDP的二阶段差分做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见表3。

表3单位根检验结果

t-Statistic Prob.*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 statistic-5.269919 0.0002Test critical values：1% level-3.6793225% level-2.96776710% level-2.622989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可见d（lnGDP）是平稳的，因此lnGDP是二阶段单整的。

（2）对lnK进行单位根检验，首先我们用lnK的两个滞后差分对lnK序列估计，使用上述数据估计结果如下：

ΔlnKt=0.1376-0.0043lnKt-1+0.4633ΔlnKt-1

Eviews运行结果如表4所示。

表4Eviews运行结果

t-Statistic Prob.*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 statistic-0.442211 0.8895Test critical values：1% level-3.6616615% level-2.96041110% level-2.619160lnKt-1系数的τ值为-0.4422，这个值在绝对值上甚至远低于显著性水平为10%的临界值τ-26192，从而表明，即便考虑了误差项中可能出现的自相关，lnK序列仍是非平稳的。

其次，对lnK的二阶段差分做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见表5。

表5单位根检验结果

t-Statistic Prob.*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 statistic-5.979837 0.0000Test critical values：1% level-3.6701705% level-2.96397210% level-2.621007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可见d（lnK）是平稳的，因此lnK是二阶段单整的。

（3）对lnL进行单位根检验，首先我们用lnL的两个滞后差分对lnL序列估计，使用上述数据估计结果如下：

ΔlnLt=0.8054-0.0710lnLt-1

Eviews运行结果见表6。

表6Eviews运行结果

t-Statistic Prob.*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 statistic-3.053459 0.0406Test critical values：1% level-3.6537305% level-2.95711010% level-2.617434lnLt-1系数的值为-3.0535，这个值在绝对值上甚至远低于显著性水平为1%的临界值τ-3.6537，从而表明，即便考虑了误差项中可能出现的自相关，lnL序列仍是非平稳的。

其次，对lnL的二阶段差分做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见表7。

表7单位根检验结果

t-Statistic Prob.*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 statistic-6.409917 0.0000Test critical values：1% level-3.6793225% level-2.96776710% level-2.622989检验结果如表7所示，可见d（lnL）是平稳的，因此lnL是二阶段单整的。

（4）综上可见，lnGDP与lnK、lnL都是二阶单整的，可能存在协整关系，做lnGDP关于lnK、lnL的OLS回归，消除自相关性后得回归结果如表8所示。

表8消除自相关性后得回归结果

CoefficientStd.Errort-StatisticProb. LNK0.5977950.0758227.8841530.0000LNL0.5430350.1334764.0683970.0004AR（1）1.1272080.1938525.8147800.0000AR（2）-0.1566530.192565-0.8135060.4230根据输出结果，可得lnGDP与lnK、lnL的长期平均均衡表达式：

lnGDPt=0.5978lnKt+0.5430lnLt

（7.8842）（4.0684）

从表8回归结果看，回归系数全部通过t检验，不存在自相关。

（5）根据表8的回归结果计算残差序列e，对其进行ADF检验，得表9残差序列检验结果。

表9残差序列检验结果

t-Statistic Prob.*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 statistic-5.451514 0.0001Test critical values：1% level-3.6701705% level-2.96397210% level-2.621007从回归结果可知残差项是平稳的。因此，可得出lnGDP与lnK、lnL存在协整关系。基于上述协整分析我们可以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对两生产要素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因果关系，根据格兰杰表述定理：若两种变量（Xt和Yt）是协整的并且每个都是非平稳的时间序列，那么，要么Xt一定是Yt格兰杰原因，要么Yt一定是Xt的格兰杰原因。在本文中，至少能说明两种生产要素的投入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所在。表2-表8回归结果也表明，本期从业人员每增长1%时，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将平均增长0.543%；资本形成总额每增长1%时，国内生产总值将平均增长0.598%。

（6）接下来分析短期两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利用EViews软件建立lnGDP关于lnK、lnL的误差修正模型ECM。以滞后一期残差项作为误差修正项，可建立如表10所示的误差修正模型。

表10误差修正模型

R2=0.6920d=1.7727F=17.2895

模拟拟合优度较高，方程通过F检验、DW检验，各回归系数符合经济意义，其中，d（lnK）、d（lnGDP（-1））在1%水平上显著，d（lnL）、RESID（-1）不显著，其中变量的符号与长期均衡关系的符号一致。结果表明，本期lnK、lnL和上一期lnGDP在短期内每增长1%，GDP将依次增长0.0493%、0.3716%和04986%。误差修正项系数为负，符合反向修正机制，它表明lnGDP与长期均衡值得偏差中的27.21%被修正。此ECM模型反映了lnGDP受lnK、lnL影响的短期波动规律。根据估计结果可知，资本投入与劳动投入对产出的长期弹性分别为0.598和0.543，短期弹性分别为0.372和0.050。

3结论

经济增长的动力范文第10篇

乐观来看，即便既有增长模式不变，至少在未来两三年里，中国依然可以做到在世界排名前六的主要经济体中保持经济增速的绝对领先地位。但是，所有明白中国经济深层次矛盾所在的人都很清楚，这种以牺牲经济转型时间、拖延深层次改革，并导致系统性经济风险上升为显性特征的经济发展思维，最终将使本就沉疴难除的中国经济肌体健康情况恶化。

从全球经济增长历史以及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周期来看，中国尽管有迥异于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特殊国情，亦逐步摸索出了基于本国资源禀赋的经济增长路径，但作为已经连续高速增长30余年、GDP已迈上6万亿美元台阶的超级新兴经济体，中国不可能总是游离于一般意义的经济周期之外。有人就搬出“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理论”，认为它同样适用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如果依据那样的推论，则中国本轮平均每年9%以上的经济增速还可以持续二三十年。更乐观的估计还有：中国仅凭政策操作空间至少可以保持每年平均8%的经济增速至2030年。果真如此，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底基的宏观经济学将会发生彻底的范式革命。

只是，如今连最高决策层也承认，中国既有经济模式到了必须大规模升级的“时间窗口”。如果说，过去30多年里，中国依靠政府主导的投资，加上对出口偏好的坚持，结合经济体制改革提供的增长动力，在不断释放的人口红利，以及 “入世”红利和承接国际制造业转移等三大红利驱动下得以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在既有资源禀赋下的一种较优的增长路径，那么，当上述支撑经济增长的要素陆续减退，或者由于负效应的不断影响而再难保持原有增长轨道时，中国还能拿出什么样的增长动力组合？

假如增长模式无法实现质的跨越，简单追求GDP增幅不仅没有太多的福利效应，还会导致既有增长模式弊病的进一步恶化；另一方面，倘若中国经济真的像某些经济学家所说的早在几年前就跨过了“刘易斯拐点”，则中国经济有可能会迎来痛苦的爬坡期。新近关于人口红利的研究表明：中国人口红利的转变节点将会在2015年出现，也就是说，即便是比较乐观的估计，中国可以享受的人口红利期也就剩下未来两三年了，而且真实世界有时候还未必兑现这种静态假定。

至于“入世”红利与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红利，也由于中国在这方面吸收过猛而面临透支的危险。换句话说，中国未来依靠国外市场的扩大而实现出口的持续稳定增长将越来越不现实，发达经济体日渐明显的“再工业化”与产业回流现象也在压缩中国经济的成长空间。另一方面，假如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就面临局部性断档危险的判断比较靠谱，那么防止由此引发经济较长时期的衰退，显然是中国未来一个时期面临的迫切难题。

中国经济在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入世”红利和承接国际制造业转移的红利逐步递减之后，未来十年的增长动力将面临较以往更多的不确定性。在这种大环境下，国人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增长，取决于金融体制改革与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所共同释放的内生性制度红利与市场主体营商禀赋的激发，进而在充分挖掘国内价值洼地潜能的基础上，结合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增长，构建中国经济增长的立体化动力格局。

首先，我们要抓紧整固已有，但所剩不多的要素红利。一方面继续保持较高的资本积累，提高劳动资源的使用效率，特别要注意提高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另一方面，要充分挖掘国内价值洼地的潜能，实现制造业区域布局的梯度转移，力争在中西部地区打造出能够比肩东部经济技术水准的产业集群，将中西部地区的后发优势切实发挥出来。

其次，以金融体制改革与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为突破口，尽快释放内生性制度红利，并给市场主体的营商禀赋以新的发挥空间。这要求政府在破除关键领域市场垄断的同时，扩大竞争性领域的投资，切实降低民营资本参与上述行业的准入门槛。这是一条不可逆的改革路径，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提高投资效率，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并最终孕育出一批真正适应市场竞争的超级企业。

经济增长的动力范文第11篇

以构建消费大国为发展目标推进转型与改革

正因为如此，2007年十七大报告提出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的增长格局，以消费为拉动经济发展之首、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可以说，我国将构建消费大国作为重要发展目标，并将加快推进以此为目标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与改革。消费对经济发展的直接和间接拉动作用将更加显现。在后危机时代，如何寻求长期刺激消费需求的办法，实现消费增长，以最终拉动经济增长，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从1999年开始，陆续有学者提出加快推进城市化是拉动消费的重要有效途径和主要动力。201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把居民消费的扩大作为重点，并为解决刺激消费增长的长期动力指明了方向――以稳步推进城镇化为依托。如何发挥新型城市化对消费增长的推动作用，消费增长对新型城市化发展的影响力和拉动力作用，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以真正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目前尚处于探索阶段。应探寻适合中国消费国情的新型城市化路径，建立与消费增长相适应的新型城市化的动力机制；注重消费对新型城市路径与发展模式的影响；新型城市化的速度、规模的确定、以及水平的衡量，应与消费结构、消费数量和质量、消费水平等相匹配；新型城市化中的城市建设和规划也应考虑消费因素；尽量发挥城市的消费功能，鼓励发展消费型城市、构建消费型社会；利用新型城市化背景，引导居民消费行为的变化、促进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树立城市可持续再生理念，以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多层次消费需求。

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

收入是制约居民消费的首要因素，应尽量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调整收入分配格局、转变居民收入构成，以便“藏富于民’。居民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最主要来源就是职工工资，但近几年来，其占GDP的比重却趋于下降。因此，在宏观收入分配领域，必须协调政府、企业、居民三者的分配关系，适当提高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地位，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为此，有人提出借鉴日本经验，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有关专家也认为我国具备了国民收入5年内翻倍的条件。但以何速度、以何规模、在何范围实现国民收入的增加，以便防止通货膨胀的出现、防止中低收入居民并未真正得到国民收入增加的实惠，反而落入富人的腰包，是必须考虑的问题。居民收入一般由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构成。我国居民经营性收入、尤其是财产性收入占总收入比重较低，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如果只靠股市、尤其是房市来拉动财产性收入，容易产生泡沫经济。因此，在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的同时，应拓宽就业渠道，尽量引导择业观念的改变，鼓励失业人，员再就业；拓宽投资渠道，金融机构适当进行金融工具创新、为百姓提供多种可投资产品，如鼓励多种债券的发行，允许居民境外直接投资，调整储蓄率，遏制股市“消息市”和“政策市”的影响、促进股市健康发展；培养人们的投资理念、增加对投资品的认识以及投资方面的知识；积极发展地方特色农业、生态农业经济；加强对农民的非农就业技能培训，帮助农民到城镇和二、三产业就业，以增加农民的现金收入；推进农村土地制度创新，积极探索“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宅基地和住房市场化流转”等方式，增加农民资产性收入；继续降低农民税费负担，减少农业生产和经营成本，增加农民的财政收入，等等，努力使城乡居民收入构成多元化。

发展公共消费，以确保居民有效消费需求的增加。公共消费是居民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经验表明，政府在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公共住房、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方面支出的增加，既可部分转化为居民在这方面的消费，间接增加居民收入，还会减少居民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心，进而增加其他消费。因此，政府应在注重提高公共消费的支出的同时，应坚持与落实公共消费的普惠性原则、保证人人享有公共消费品时的平等性，防止公共消费品因权力滥用而被任意使用或过度使用；要将为弱势群体提供公共消费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各级政府应明确对不同公共消费品投入的财权与事权，保证责权利的明晰；还应鼓励各种社会力量对公共消费的投入。

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须依靠社会各界力量

经济增长的动力范文第12篇

一、从体制创新角度看，科技型民营企业是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动力源

部分专家认为，江苏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最具决定性的还是体制创新。从江苏改革开放以来的历程看，20世纪70―80年代，常州经济发展最快，原因是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标志是大中型国有企业的集聚；80年代，无锡经济发展最快，原因是集体经济体制的突破，标志是乡镇企业的崛起；90年代，苏州经济发展最快，原因是“三资”企业组织制度的创新，标志是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将三个不同时期经济发展现象归结起来看，每一次飞跃性大发展都是所有制形式的变革和创新使然。专家认为，江苏新一轮经济发展中最具潜力的应该是民营企业，但不是一般的民营企业，而是科技型的、有外资融入的、有政府政策支持的民营企业群。

这一轮组织创新的特点应该是知识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结合，这类企业创设将以拥有自主技术创新、自有知识产权为知识资本的科技人才，对市场信息有充分认知、对企业组织管理有丰富经验的企业家人才和具有战略眼光、拥有雄厚资金实力的风险投资人才共同拥有股份的形式实现。无锡尚德海外成功上市具有典型意义。江苏拥有众多的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科技人才和科研成果的实力居全国前列，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三资”企业均有大发展，职业经理人队伍也有一定的基础，相对薄弱的是风险投资和风险投资人才。因此，政府在鼓励本地风险投资创设、吸引海内外风险投资基金进入方面，应制定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并在促使科技人才、企业家和风险投资三者结合上下功夫，搭建平台，沟通信息，用活政策，完善法规。

二、从经济拉动的角度看，富民优先、扩大消费是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动力源

从江苏乃至全国来看，投资拉动是从计划经济时期一直到今天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拉动力。长期的高积累、低消费，集中财力办大事的增长模式，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但这种模式已难以为继。一方面高积累、高投入导致投资品价格上涨，能源、交通、原材料全面紧张，经济增长的成本大大提高；另一方面，低收入、低消费导致有效需求不足，产能过剩，产成品价格下降，企业生存空间狭小。外贸净出口拉动作为江苏经济增长的重要拉动力量也面临许多问题。江苏经济的外贸依存度很高，增长空间有限，而且，净出口增大，贸易顺差扩大，与主要贸易国的磨擦也必然增多，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竞争也会越来越激烈。

据此，部分专家认为，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动力源，必然是消费需求拉动。想方设法地增加农民和城镇居民的收入，引导和促进消费，扩大内需，对江苏经济增长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拉动消费的前提必须是城乡居民有一定的消费能力和合理的消费预期，从这个意义上讲，富民优先就不仅仅是收入分配政策问题，而且是经济增长的动力问题。因此，政府应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要从促进和保障经济增长的角度，重新认识和高度重视各项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只有健全合理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才能改变人们对未来收入和支出的预期，只有合理的预期才能有适度的消费。二是各级地方政府要把扩大就业作为一项主要职能，围绕就业制定各项政策。无论是新农村建设、产业结构调整、区域经济发展，还是鼓励民营经济、发展高科技、吸引外商外资，都是为了发展地方经济，增加创业就业，提高城乡居民收入。三是大力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保障合法收入和合法财产，鼓励正当、适度的消费。

三、从增长契机的角度来看，新农村建设是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动力源

新农村建设是党中央在“十一五”规划中提出的一个重要战略决策，目前关于新农村建设问题存在着不同的认识，有的认为新农村建设主要是党中央为了调整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建设和谐社会制定的重要的政治策略；有的认为新农村建设主要是经济发展新的阶段刺激经济增长、繁荣农村市场的经济策略；有的认为新农村建设主要是新形势下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村生活、防止社会阶层分化的社会策略。尽管认识理解角度不同，但党中央明确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村容整洁、乡风文明、管理民主”的新农村建设的总体目标和方针，对于江苏经济增长来说，都是极大的契机，关键是如何落实和谁来推动新农村建设。

专家认为，在新农村建设中，不论是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还是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各级政府都有相应的职责，有的本来就是政府应该和可能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因此，政府应该抓住新农村建设的契机，促进经济增长：一是加大政府对农村基础设施和农村社会事业的财政投入和转移支付；二是加大城乡统筹的力度，切实建立“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长效机制；三是制定有力的导向政策，带动民间资本的跟进，引导民间资本投向农业产业化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吸引民间资本参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鼓励民间资本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形成新一轮增长的新动力。

四、从产业结构的角度来看，服务业发展是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动力源

江苏的产业结构总体上呈231结构，二次产业比重较大，这与江苏确立的制造业高地战略定位是相适应的，三次产业有很大发展，但比重仍然偏低。原因一方面是江苏制造业发展迅速，增速超过三产增速，另一方面是与制造业相匹配的生产业发展不充分。制造业内部分工和分化不充分，大量可以社会化的生产业固化在二次产业中，增大了二次产业的比重，降低了生产效率，增加了制造业的成本。因此，江苏要优先发展生产业。同时，江苏还要高度重视生活业的发展，特别是文化教育、医疗保健、休闲旅游等，这方面江苏有丰富的资源和牢固的基础。江苏是全国的文化大省、教育大省，有丰厚的文化积淀和教育传统，文化产业、教育产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江苏经济发达、人民相对富裕，有保健休闲需求，市场潜力很大。专家认为，优先发展生产业，大力促进新兴服务业，积极提高传统服务业，不仅可以提高三次产业的GDP比重，而且可以增加三次产业的就业比重，反过来增加城乡居民的收入，增强国内市场需求，有力地拉动经济增长，因而是江苏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动力源。

为此，政府一是要在促进生产业的发展上，采取更多的措施，降低生产企业的成本，形成有竞争力的服务产品价格，引导制造企业剥离服务业。二是要鼓励各类服务业企业、事业机构的发展，不仅在财税、金融政策上给予扶持，而且尽可能创造宽松、宽容的发展环境。三是要保护和鼓励传统服务业发展，扩大自主就业、创业，积极引导传统服务业向规范化、信息化、现代化转变。

五、从区域经济的角度来看，苏北崛起是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动力源

江苏经济发展的区域特征比较明显，经济发展水平表现出由南到北、由高到低的梯度分布。专家认为，近几年，苏中的崛起，为江苏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在实现新一轮经济增长中，苏北经济的发展和崛起具有很大的上升空间。而在大力发展苏北经济中强力推进产业集聚又是一个关键。

经济增长的动力范文第13篇

地区结构调整、城乡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收入结构调整顺利进行，须先进行思想结构调整，破除GDP增长的迷信。过去60年，中国从制度结构上实现了土地公有制度和土地公有制度下的经济改革，实现了经济增长。这种经济增长是建立在投资与出口为导向的模式上的，其增长动力在金融危机之后国际上反自由贸易的汹涌暗潮下，已不可持续或者无法高效率持续。因此，通过让利于民、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为核心的社会体制改革，已成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社会体制改革的方向是公平，通过在公平制度下提高居民消费能力，从而激发出新的经济增长动力。

中国社会体制改革，主要以建立覆盖全民的社保医保为特色，这一改革正在启动，有可能激发出特别高效的经济效益。富士康事件是中国制造业工人收入增长的历史性事件，也可能是新的劳动法规落到实处的历史性事件。中国低层收入者的工薪收入如果出现可控而可持续增长，如果经济保持适度增长但失业率不升的话，加上正在建立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体系，将改变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因为在上述条件下，居民的资产负债表将改变，原来资产可能因为工资收入的增长而改善，原来的或然负债(支出)可能因为失业救济、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而减轻。这种资产负债迅速改善，对于年收入3―6万元的中低收入居民消费的边际效应比高收入者更大，因此，中国将出现由中低收入者推动消费扩容的现象，特别是如果再提高征税起点的话，百姓就会更乐于消费。如果建立社会保障、减税和提高工资三者齐头并进，居民的消费激情就可能出现井喷。如果细分中高档收入者对于享受、尊严、自我教育与自我实现的消费需要的话，中国有可能在消费扩容的同时实现消费升级，新品牌、新消费、新行业将会持续出现。

当然，要真正启动以农民工为基础的低收入者的消费，不仅要改善他们的收入支出结构，改变他们的资产负债表，还得设法改善他们的社会地位、社会身份，让他们也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农民工们能否获得与城镇居民同样的社会福利，将是社会体制改革是否成功的标志。当前，农民工仍然承担着相当的上学、就业、医疗等社会负债巨额成本，农民的手脚因此被捆住。由此，笔者以为，户口制度改革的核心，就是政府能否补助农民，让农民享受与城镇居民同样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障、失业保障等，以换取农民消费乘数的扩大，由消费扩大而推动经济增长，由经济增长而保障税收增长，政府再通过税收增长弥补国库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

与户口对称的是农村土地，如果农民享受了政府补贴下的城镇居民的福利，就得交换出或者失去原来的农村土地承包权。土地承包权转移到城镇并由城市统一调配资源，是当前土地流转过程中的难点，但这可以弥补地方政府对于农民工转变成居民的巨额成本，如果相关的农村建设用地改变性质用作工业或者商业用地，政府就可以获得巨额的土地增值收益。如果地方政府不能交换到农业用地实现土地增值的补偿，那就得另想办法。由于农民工是在全国范围内流动，无法与具体城市作固化对称的统计，而一个城市也无法承担“无量”农民工的福利。一个城市承担了农民工就业，支付了相关福利，国家在税收上就得有相应的减免，吸纳农民工就业越多，承担和支付的福利越多，对称减免的税收或者地方留成越大。

经济增长的动力范文第14篇

支撑经济转型的“巨型发动机”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中国经济的“巨型发动机”。2015年上半年中国经济保持7%的中高速增长，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个新引擎起了重要作用。首先，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对稳增长、促就业作用显著。2015年上半年我国新注册企业增长19.4%，城镇新增就业718万人，完成全年目标的71.8%。第三产业每增长1个百分点能创造约100万个就业岗位，比工业多一倍。也就是说，大众创业促进着经济结构朝着服务业为主的方向转变。2015年上半年，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1.2%，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在促进高技术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上具有重要作用。没有大众创业，“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以及大数据等新一代技术产业就缺乏市场基础，平台型技术产业更是离不开小企业“铺天盖地”、大企业“顶天立地”的发展格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使新产业、新业态、新产品快速成长。从新产业看，2015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增加值仍然保持两位数的增长，战略性新兴产业27个重点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收入和利润同比分别增长10.3%和17.8%；从新业态看，网上零售额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2015年上半年增长速度将近40%；从新产品看，像机器人、新能源汽车、铁路机车增长速度有的在翻倍，有的是在50%以上。

政府“有形的手”要更好发挥作用

为新引擎加油助力，让它的动力更加澎湃，需要同时用好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

“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依赖于政府简政放权力度，政策的放宽、市场的放开、主体的放活，是创业创新巨大动能释放的重要前提。一方面，将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作为政府简政放权的边界，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另一方面，将市场不能发挥作用的领域作为政府的补位边界，为社会创业创新提供制度保障。依托“有形的手”简政放权，放宽民间资本行业进入门槛，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大众创业才能增加更多市场主体、激发市场活力，万众创新才能最大限度地释放社会创新动能。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也离不开政府的扶持政策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政策刺激方面，政府要建立和完善创业投资引导机制和渠道，不仅扩大社会资本参与新兴产业创业投资，而且鼓励国有资本参与新兴产业创业投资，以及推动创业投资“引进来”与“走出去”。在基础设施建设上，除了打造创业创新共性技术平台和区域性技术创新平台，还要建立科技基础设施、大型科研仪器和专利信息资源向全社会开放的长效机制。此外，政府需增加服务于创业创新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完善服务模式，实现创新要素的跨地区、跨行业自由流动，推动创新资源共享以及部门之间、部门与地方之间政策协调联动。

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既依赖于体制改革又将倒逼改革的深化，尤其是深化市场化改革。在促进“万众”的创新用于“大众”的创业上，不仅要求政府消除对创新转化的限制，而且要通过市场实现创新与创业之间的对接。一项创新技术是否有创业价值，取决于企业家的发现和技术产业化的规模。作为经济内生增长发动机的创业与创新，其核心是促进新兴科技产业兴起，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新兴科技产业发展趋势的把握与资源的优化配置，归根到底取决于市场“无形的手”。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企业才是创业和创新的主体。无论是实施重大项目，还是制定和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都要依赖于微观企业主体运用市场机制配置各类创新要素。

经济增长的动力范文第15篇

【关键词】贡献 进口强国 最大投资者

根据世界银行在2005年的数据，在1985～2005年间，中国进出口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为13%。我国持续稳定提高的贡献率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年均接近10%的GDP增长速度。我国经济的增长得益于以出口为主的贸易政策和实践经验，这是开放经济和经济增长最有力的支撑。但近年来，我国主要出口市场的需求增速减缓甚至萎缩，从而导致中国经济面临巨大困难。

与中国遇到同样问题的还有世界其他几大经济体。美国国会在2013年元旦通过法案，对富人增税并减少政府支出，但由此引发的财政悬崖必定会影响消费者和投资者的信心，进而影响对美国经济回暖的预期；日本的国内债务危机在2012年冲破了历史记录，同时，日本国内不稳定的经济状况存在引发金融危机的危险；在饱受经济危机折磨的欧盟内部，希腊、西班牙和意大利处于国家破产的边缘，而德国必须承担拯救欧元区和欧盟盟友的重大责任，不能全力以赴发展自己的经济。总之，在过去的几年中，几乎所有的市场都呈现经济下行的趋势，至今也没有全面复苏的迹象。

目前，全球经济迫切需要一个强力引擎，刺激全球生产和消费，以促进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后的经济复苏，保证持续稳定的全球经济增长。

中国有能力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

根据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定义，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是国际贸易，这个引擎主要由发达经济体的工业增长提供动力，但如果发达国家增长速度减缓，替代的是发展中国家的增长。作为发展中的大国，中国应积极参与国际贸易活动促进全球经济增长。

中国的需求一直处于旺盛的趋势。据统计，“从1983年到2012年，中国的进口总额总体保持上升状态。平均进口额为0.36万亿美元，2012年底达到历史新高，为1.8万亿美元。”此外，中国还是最大的消费品进口国。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并未影响中国消费者的信心。中国的GDP总量从2000年的4万亿美元快速增长到2012年的8.3万亿美元，支撑着中国消费者良好的购买欲望。中国的中产阶级消费者数量一直保持快速的增长。上海瑞士中心的分析专家穆西认为，中国年均可支配收入在1.6万～3.4万美元之间的城镇居民比例将从2000年的6%增长到2020年的51%。在此时期，还将新增数亿城镇人口。毫无疑问，GDP的增长和中产阶级数量的增加使中国成为全球最具吸引力的消费市场。以购买力计算，中国在2010年就已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中国有能力长期保持这一领先位置。

另一方面，中国具备强劲的生产供应能力。“从1983年至今，中国年均出口额为0.4万亿美元，2012年达到2万亿美元。”③金融危机后，中国总体的出口情况受到严重影响，但优于全球其他发展中国家，比如泰国，越南，墨西哥，巴基斯坦等。和它们相比，中国的出口供应能力稳定。根据国外学者的调查，对中国加工产品的需求要比上述其他国家高出0.8%～1.6%。近年来，全球对此类高科技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2012年增加29%。另一个利好因素是，中国持续扩大的制造产业培养了大批掌握一定技术的熟练工人，这些工人可以满足高科技产品生产的技术要求。

加快提高贡献率的途径

成为进口强国。2010年，中国商务部研究机构依据《全球贸易便利指数》和《2009～2010全球竞争力报告》中的指标提出“贸易强国”概念。该报告称，中国要想成为贸易强国，可以分成两步走：一是在2020年前，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要达到5.3万亿美元，包括贸易总额为4.3万亿美元，服务贸易总额应为1万亿美元；其中，货物出口总额应为2.4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货物进口总额应为1.9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服务贸易进出口均为0.5万亿美元，应为世界第二位服务贸易进出口国。二是到2030年，初步实现贸易强国的目标。除报告中提到的总额和排名外，笔者认为，中国的贸易强国地位还应体现在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和主要商品的定价方面，使中国拥有一定的话语权。

为了完成商务部提出的贸易强国目标，中国应优化进口商品结构。首先，在货物贸易方面，应加大资本类货物的进口比例，比如依靠中国自己的力量，不能在短期内生产的机械设备和科技含量高的机械设备的主要零配件，可以从较为发达的国家进口。中国的进口可以刺激国外供应商的创新能力和热情。以前，中国的零配件加工企业只能赚取少量加工费。要改变这种状况，中国的机械制造商可以根据生产需要，从其他发展中国家进口一般零配件，在中国加工装配完成，再销往全球市场，这样能够带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加工、生产企业。而且中国的生产制造企业在与发达国家同类企业的互动中能够提升自己的研发能力，掌握更多核心技术，能够独立完成全球领先的产品的设计、制造。

其次，服务贸易方面，中国同样应开放市场，引入资本与知识密集型的服务行业，包括金融服务、保险、教育等。中国的服务贸易处于初级阶段，需要政府的引导和政策支持。在中国高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上述领域没有跟上经济发展的速度，经济的快速发展又掩盖了这些领域存在的问题。目前，我国服务行业从业人员普遍缺乏服务意识，相当比例的从业人员在必要的服务技能上也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大部分服务行业缺乏质量控制和监管体系。而随着经济的发展、物质水平的提高、中产收入水平消费者人群的扩大，对服务内容和质量的要求迅速提高。为此，应借助市场需求的增加，引入境外高水平服务供应商，在满足消费需要的同时，也可以扩大服务贸易进口额，完成成为贸易强国的目标。高质量的货物和服务产品的进口可以有效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同时积累必要的生产要素，满足长期发展的需要。

成为全球最大的投资者。根据中国商务部数据，2010年，中国境外投资最多的前五个行业依次是农业、建筑、文化、教育和金融，信息技术和加工制造分列第六位和第八位。关于投资区域，亚太和拉美地区一直是中国境外投资的热点；2010年在欧洲的投资比2009年同期增长一倍；北美和非洲地区则较为平稳。以上数据虽然成果显著、令人鼓舞，但中国仍应加大境外投资的力度和对相关产业投资的深度。中国的投资可以为东道国提供必要的生产资金，同时还可以提供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以上两个途径能够在短期内为贸易伙伴提供经济增长的动力。在此过程中，先进技术的广泛应用能够带动中国生产体系的整体升级，进入更为良性的循环，以便为世界经济增长做出持续的贡献。

使中国及相关国家均可受益。旺盛的进口需求和强大的生产要素供给，是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可量化的贡献。在此过程中，所有的贸易伙伴，包括出口商、东道国以及中国自身，都能获得相应的利润。许多专家和学者都曾经论证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推动作用。然而事实上进口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大于出口，进口可以加速产业升级，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提出劳动密集型产业，重新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产品系列和产品组合。

中国对其他国家和经济体的投资并非捐赠和慈善。从2005年中国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以来，人民币兑美元已经升值35%。截至2012年底，我国的外汇储备为3.31万亿美元，其中约65%为美元。美元的相对贬值意味着购买力的下降，中国外汇储备的总值也会随之缩水。在找到另一硬通货替代美元前，比较明智的选择是将价格不断波动的货币变成价值相对稳定的资产。在其他国家的投资，则可以采用股权投资的方式。这种境外投资的好处是获得高新技术，缩短我国企业自己研发的时间，早日有能力争取更大的市场份额。

对于欠发达地区而言，中国的进口和投资则是兴奋剂，能够提供关键性的生产要素。在促进东道国的生产体系后，东道国将融合于全球生产体系，提高生产效率，获得利润。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中国的进口创造了需求。这种需求为他们的产品提供了广阔市场，又延长了他们所拥有的生产技术和服务经验的生命周期，从而使其可以赚取更多的利润，有能力继续进行研发和生产。此外，中国的投资可以提供时间，给予主要经济体喘息和修补的机会。

结论

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全球所有的国家都处在这个生产和供应体系当中，每一个经济体的发展状况都会影响它上下游的伙伴。同时，每一个经济体经济与贸易政策的选择都受限于它所在的发展阶段，都按照自己的节奏发展、前进。

当前，中国已跨过初级产品出口为主的阶段，已做好向下一阶段升级的准备。中国将把初级产品供应商的位置让给其他发展中国家，为发达国家提供技术含量更好的制成品，发达国家则需要放松对中国的戒备，向中国转移先进的生产制造技术，更重要的是高水平的服务技能和经验。在全球供应链中，在每一个特定的阶段，每一个经济体都有自己特定的位置。只有所有经济体共同努力，才可以创造一个和谐的全球生产供应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