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研究综述范文

古代文学研究综述范文第1篇

关键词 传统文化 文化史 历史教学

中图分类号：G4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s.2017.03.049

0 引言

在新课改的实施背景下，重视和加强学生的思想教育、素质教育，更复苏了传统文化的地位。然而在具体的一线教学中，课堂却并未实现新课改的追求。没有学科特色，没有传统文化品位，学生的思想水平得不到提升，素质得不到加强。如何在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重塑和提升学生自身的文化底蕴、历史思维，把纸上的铅字转换成自身的理解，让文化的墨香同自身徜徉，完成应试目标的同时又能提升综合素质，是当前高中历史教学中具有挑战性的课题。

1 文献综述

笔者在查阅文献的过程中，发现就中国古代文化史方面而言，学术性的文章屡见不鲜，而教育性的文章却乏人问津。从时效性的角度，笔者以中国古代文化史进入历史学科教学的发展过程，由过去、现在、未来三个时间段，对不同时期诸多学者和一线教师的探索和研究加以总结。

1.1 过去的经验

中国古代文化史的教学并不是近代才有的，史从先秦，孩提启蒙的读物便大多是前人之事，然而这些时期的历史教学并不专业也不独立，并没有学科的独立性，R荡邮吕史研究的学者也没有专门学习历史的教材。近代历史学科有了教材，专门的历史教育才被提上日程。近代臧荣先生的《文化史教育的回顾与展望》一文中，正是从教材的角度切入，通过文化史教材沿革的变化论述了文化史教育发展沿革。文章回顾了中国古代文化史并入学科中的开设，论述了中国建国前后教学情况的变化，肯定了中国古代文化史在历史教育中的作用。同时，也给出了当时类如 “加大文化史在教材中的比重”，“改变文化史教学一些观点陈旧过时”等方面问题的解决办法和建议。

然而这些研究和总结大多都是从某一个或是某几个角度去探索中国古代文化史教学，真正系统和深入地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史教学的文献则是顾林的《谈谈中学中国古代文化史的教学》一文。文章比较全面地概括了九十年代中学阶段所用历史教材中文化史部分的特点和教学当中需要解决的一系列问题。包括文化史内容上的广泛性、零散性、叙述上的高度概括和精练、文化史当中蕴含着广泛深刻的教育因素等特点。就此，文章提出了一些具有实践性和可行性的教学方法，类如图表的使用，史料的补充，加强重点内容的横向纵向联系，以及从情感上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而这其中的很多方面直至今日依旧有着借鉴意义。

1.2 现行的状况

新课改的展开，秉承着全新的课程理念。尤为重要的是对情感态度的要求和重视，即“热爱和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激发对祖国历史与文化的自豪感”，并且至今在国家和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开展“弘扬民族精神”“继承优秀文化传统”等观念的认识和学习。故而在高中历史学科中，中国古代史，尤其是中国古代文化史，相比于具体知识内容的理解，更注重对学生思想觉悟的引领和提升。刘军《对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性质和基本理念的认识》一文认为新课程对于史实的解读，不仅仅是停留在史册上具体的事件和相应出土的文物，而是要学生能够总结出它们的情感价值和社会价值。引导学生能够正确地学习历史，把和谐、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等社会价值贯彻到历史中去，进而形成自己的理解。

所以，在文化史的呈现方式上，新课改要求学生要有自己的看法，教材中应弱化本身所呈现的好恶高低。比如在何成刚与高思超合写的《努力提升历史教科书编写的史学水平新版高中历史教科书读后的一点感想》一文中，就尖锐地指出了新版教材中存在着过去观念的残留。比如就“新文化运动”这点，反对改革就一律被冠以“顽固派”的帽子，这可能会使学生曲解新文化运动的史实，认为当时的反对派“尊孔复古”，顽固守旧，拖累中国的进步和解放，将反对派予以丑化。然而所谓的“顽固派”，并非完全反对新文化运动，而是反对其中的某一方面或是某几方面。所谓的“尊孔复古”也并非是完全的愚昧崇拜。而文化观念的问题，尤以中国古代文化史的层面为甚，对这方面的改革也在逐步进行。比如新版教科书的改版中，就慢慢弱化了对封建礼教的描述，不再呈现夸张和极端的手法。就此而言，随着时间的发展，文化观念上的冲突，会更多地由学生自身去建立和塑造。

同时，专题式的教材编纂将中西历史混编。因此，尽管弱化了文化观念的呈现，中西价值观念的差异依旧凸显。而受众大多为未成年人的历史教育，塑造正向的人生价值和本民族民族意识是最基本也是最根本的理念追求。然而，针对新版教科书和历史课程的研究和分析，姚锦祥认为，必修课本一二三册中，不管是政治还是经济、文化，三个层面中中西古今进程和过渡的差异都太过突出。尤以中国古代文化史，古代儒家思想的学习主线与近代新思想引入发生碰撞之后的劣根性凸显，结合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中国近代所受到的屈辱和压迫，很难使学生对本民族传统文化、尤其是儒文化形成正确的认识。对于本民族自身民族特色，自身民族精神的建立需要相应的侧重和加强。

在理论研究上，虽然有不少的文献能够对中国古代文化史教学提供不小的帮助和启发。但是，大多文献却以文学界和历史界为主，教育界中就中国古代文化史教学的研究和探索，依旧需要更多学科一线教师和学者的研究和重视。与此同时，广泛的维度和繁难的内容得不到教师的有效展开，应试教育也使得中国古代文化史所追求的思想和价值的重塑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最直观的现象即是科技史课程与艺术史课程同等于诵记课程。教师不能或是不能很好地将课程展开，学生只能将多姿多彩的戏曲、文学、绘画、音乐等等都还原成脑海中的铅字。如何杜绝这样的现象，如何在这类课程中增添历史学科的理性和厚重，如何激发学生对这方面的兴趣，需要的不仅仅是个别一线教师试探的改善，更需要专业学者的探索和研究，也需要专业和科学的理论指导。

1.3 未来的发展

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一直是国内整个教育界所关注的问题。顾明远先生在《中国教育的文化基础》一书中谈到：“从教育本身的价值角度来说，中国教育最根本的就是中国文化的教育，是一切教育的核心和基础。”通过教育，中国文化得到了传承和延续；通过文化，教育也有了它应有的主旨。所以，未来的教育，尤其是中国古代文化史的教育，我将优秀传统文化去粗取精，而通过文化，更好地改革教育以适应教育的主旨和目的。

而就此，赵亚夫旗帜鲜明地指出当前的新课改理念和实施存在着巨大的脱节，以及形式和内涵的不统一。十年左右的新课改，传统文化的教育和新课改所追求的理念依旧存在着不小的危机。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结构的变化日新月异。而随着网络空间的开拓，批判主义和炒作的现代行为标签，特别是屡见不鲜一码成名的网络红人，使得现如今的人们更愿意接受“历史的暴动”的提法，而这些受众中，有不少涉世未深的学生。所以，很多在历史学科教育特别是中国古代文化史教学中，学生会将网络中的一些或捏造或粉饰、或夸张或极端的说法同教材中的说法相对比，而受制于三观的不稳定和不成熟，学生会对教材产生质疑，甚至自觉不自觉地认为历史教育是对一些“真相”的掩盖和粉饰。那么面对这样的现状，我们除了要共同建设和谐的社会环境，更要加强教育对国家，对历史，对民族正向的解读、认识、理解，形成正确的三观。

那么，除了新课改中实施方面出现的问题，就课程设计者和引领者的新课标以至于其衍生的教材，乃至新教科书，是否能够明确体现自己所追求的教育目标和教育追求呢？

古代文学研究综述范文第2篇

论文关键词：古代汉语，教学发展，研究，综述

 

“古代汉语”是高等师范院校中文系的必修课之一，从建立初始到现今已有六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其教学经历了多个发展时期。

一、 萌芽时期（1952—1960）

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师范院校及综合性大学的相关专业相继设置古代汉语这一课程以来一直到1960年相关古代汉语教材出版，这一时期是古代汉语教学的萌芽时期。

这时期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内容不确定，不统一。课程没有教纲、没有教材，教学内容由教师而定。并且在不同的高等学校中，在不同的时期内，其教学内容也不同。

创立初始，教学目的和教学要求也不一致。因此，1956年国家高等教育部颁发了《古代汉语教学大纲》。《大纲》对古代汉语教学的基本问题作了比较详尽、具体的规定，确定了古代汉语的教学对象、教学目的、教学要求和教学方法。这样，就使古代汉语教学趋于规范化和标准化迈出了重要一步。《大纲》也成为了50年代古代汉语教学研究最重要的标志性成果。此后语文教学论文，1957年至1958年进行了一系列教学改革，对古代汉语教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经过一段时期的探索，古代汉语教学目标逐渐明确，即以培养阅读古书能力为教学目的，改进了古代汉语的教学。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1959年，北京大学进行了古代汉语教学的改革，把文选、常用词、古代汉语通论三部分结合起来，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此外，许多高等学校都以培养阅读古书能力作为目的，改进了古代汉语的教学。

这一时期的教学方法也是单一化，由教师讲授为主，采用“满堂灌”的教学模式。

学科建立之初，没有教材，学生主要听教师教授，教师一般把教案当作讲义，因此教学内容得不到统一。1959—1960年期间，古代汉语讲义印制及相关古代汉语教材相继出版面世杂志网。1959年，朱星先生主编的《古汉语概论》出版，由于内容复杂繁多，教材并没有推广出去。但作为第一部正式出版的古汉语教材，在古代汉语教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1960年，马汉麟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读本》出版，虽然内容过于简单，但却是古代汉语新、旧教学观念的一次转变。总体来说，虽然这两部教材存在许多缺陷语文教学论文，但它们开创了古代汉语教材的先河，为后来多种版本的古代汉语教材的出版，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 发展时期（1961—1965）

60年代初，北京大学根据《古代汉语教学大纲》，探求新的教学途径，并取得了宝贵的经验。这一时期，有了统一的教材，即王力版的《古代汉语》出版。

1961年，古代汉语教材编写小组以北京大学的古代汉语讲义为基础，并参考各校古代汉语教材进行改写，制定一部统一的古代汉语教科书。1964年，由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出版。这本书包括三个内容：文选、常用词、古汉语通论。这三个内容不是完全分离，互不相关的三个部分，而是以文选为纲，其他两个部分与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王力先生创设的“三结合”教学体系对各高校的古代汉语教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部教材的出版成为中国古代语文教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代表了那一时期全国古代汉语教学的新水平。同时对古代汉语课堂教学具有指导作用，对以后古代汉语教学的发展意义重大。直至今日，王力版的《古代汉语》教材也是最权威，使用最广泛的教材。现今大多数高等院校仍然使用。并且，国内的古代汉语课程都是按照王力先生创立的“三结合”教学体系来进行的。

这一时期教学方法上仍然采用以教师教授为主，课堂提问方式为辅的课堂教学模式。

三、停滞时期（1966—70年代末）

文革时期，古代汉语初具规模的教学体系遭到破坏，教学无法正常进行。因此，古代汉语教学进入停滞时期。

四、成熟时期（80年代—90年代末）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各学科进入恢复发展时期，古代汉语教学又逐渐恢复。80—90年代末语文教学论文，古代汉语下属的各门学科，如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研究也逐渐逐渐增多。古代汉语教学研究范围越来越广，涉及问题越来越全面。教材建设、教学理论探讨、教学语法体系研究构成了古代汉语教学研究的基础框架。如：

在教材建设方面，从创立之初到90年代，据粗略统计古代汉语教材有40多种不同版本的教材。例如：王力本和郭锡良本采用文选、常用词、古代汉语通论三结合体例；许嘉璐本采用通论、文选、教学参考合编型；张世禄本采用文选、通论结合型。其中文选、通论、练习结合型被认为是最富有创建性的新形式。其中文选的选材范围也较以往有所扩大，向前推至商周，向后延至明清。教材版本的多样化也为古代汉语课堂教学向着多样化发展提供了可能和前提。

在理论探讨方面，认为教学对象与五十年代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认为八十年代的大学生在入学前已经具备了较好的古文阅读基础，所以高校古代汉语教学应该与中学生的文言文教学相互区别开来。同时，一些学者提出了研制古代汉语计算机教学辅助系统软件，将现代科技引入古代汉语教学中。这一观点对现今现代教育技术应用到古代汉语课堂教学中提供了前提与可能。

在教学安排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课时逐渐减少。因为教学对象在入学之前相比八十年代以前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已经具备了较好的古文阅读基础；另一方面，古代汉语下属的各门学科，如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古代汉语的分支学科的细分化也使古代汉语的知识范围有所减少。

总之，九十年代以后，古代汉语教学进入了全面发展新时期杂志网。古代汉语教学研究取得了较大成绩：课程目的、课程性质、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等理论问题得到深入研究和探讨；古代汉语教材版本多样化；教学语法体系也得到进一步深化等。

五、完善时期（新世纪—至今）

进入新世纪之后，古代汉语的研究依旧沿着王力的研究思路发展，但却是在不断系统化，趋于完善。

教育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单纯的知识积累转变为在知识积累的基础上更加强调学生的自主学习和能力的培养。因此教学方法也相应的发生了变化。教师的讲授侧重于基础知识和研究方法的介绍、重点难点的分析；强调学生对古代汉语特点和规律的把握。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自学、练习，并通过适当的课堂讨论活动加深对古代汉语知识的理解和记忆。

在教学安排上，尽管课时减少，但课程的性质不能改变，课程的质量不能降低语文教学论文，做到课时减少而教学效果不降低。因此，教学内容也相应地有所变化。“文选”分为精读和泛读两部分，精读部分为课堂教学部分，泛读部分为学生课外自主学习部分。将知识传授与实践教学结合起来，在课堂教学的基础上通过做作业、学期论文等方式让学生在实践中进一步理解、掌握知识。

由于对古代汉语教学研究的深入，也大大提高了古代汉语教材的知识新颖性和先进性。许多高校也逐步组织课题组编纂古代汉语丛书，古代汉语教材更趋于多样化。

随着科技的发展，一些现代化的教学手段逐渐进入古代汉语的教学课堂。教学手段上实现了革新，传统教学手段与现代多媒体技术相结合，实现了教学手段的多样化和立体化，使古代汉语课堂教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课堂多媒体教学丰富了教学内容，增强了教学的直观性、生动性和多样性，改变了以往课堂枯燥、乏味的局面，使课堂教学更加生动、有趣。

综上所述，古代汉语教学经过五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独立的学科体系并逐渐趋于完善。我们的对古代汉语教学的研究随着它的发展而不断深入。未来的古代汉语是要向交叉性、边缘性方向发展。只有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互为取长补短才能促进学科的发展、完善。

参考文献：

[1]吕志.古代汉语教学研究综述[J].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

[2]李玉洁.改革古代汉语教学的探讨[J].高等研究与实践，1995.

[3]王力.古代汉语[M].中华书局，1999.

[4]李彦.古代汉语教学模式转变的探索[J].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5]余霞.多媒体在古代汉语教学中的运用[J].高等教育研究，2005.

古代文学研究综述范文第3篇

论文关键词：古代汉语，教学发展，研究，综述

 

“古代汉语”是高等师范院校中文系的必修课之一，从建立初始到现今已有六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其教学经历了多个发展时期。

一、 萌芽时期（1952—1960）

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师范院校及综合性大学的相关专业相继设置古代汉语这一课程以来一直到1960年相关古代汉语教材出版，这一时期是古代汉语教学的萌芽时期。

这时期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内容不确定，不统一。课程没有教纲、没有教材，教学内容由教师而定。并且在不同的高等学校中，在不同的时期内，其教学内容也不同。

创立初始，教学目的和教学要求也不一致。因此，1956年国家高等教育部颁发了《古代汉语教学大纲》。《大纲》对古代汉语教学的基本问题作了比较详尽、具体的规定，确定了古代汉语的教学对象、教学目的、教学要求和教学方法。这样，就使古代汉语教学趋于规范化和标准化迈出了重要一步。《大纲》也成为了50年代古代汉语教学研究最重要的标志性成果。此后语文教学论文，1957年至1958年进行了一系列教学改革，对古代汉语教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经过一段时期的探索，古代汉语教学目标逐渐明确，即以培养阅读古书能力为教学目的，改进了古代汉语的教学。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1959年，北京大学进行了古代汉语教学的改革，把文选、常用词、古代汉语通论三部分结合起来，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此外，许多高等学校都以培养阅读古书能力作为目的，改进了古代汉语的教学。

这一时期的教学方法也是单一化，由教师讲授为主，采用“满堂灌”的教学模式。

学科建立之初，没有教材，学生主要听教师教授，教师一般把教案当作讲义，因此教学内容得不到统一。1959—1960年期间，古代汉语讲义印制及相关古代汉语教材相继出版面世杂志网。1959年，朱星先生主编的《古汉语概论》出版，由于内容复杂繁多，教材并没有推广出去。但作为第一部正式出版的古汉语教材，在古代汉语教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1960年，马汉麟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读本》出版，虽然内容过于简单，但却是古代汉语新、旧教学观念的一次转变。总体来说，虽然这两部教材存在许多缺陷语文教学论文，但它们开创了古代汉语教材的先河，为后来多种版本的古代汉语教材的出版，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 发展时期（1961—1965）

60年代初，北京大学根据《古代汉语教学大纲》，探求新的教学途径，并取得了宝贵的经验。这一时期，有了统一的教材，即王力版的《古代汉语》出版。

1961年，古代汉语教材编写小组以北京大学的古代汉语讲义为基础，并参考各校古代汉语教材进行改写，制定一部统一的古代汉语教科书。1964年，由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出版。这本书包括三个内容：文选、常用词、古汉语通论。这三个内容不是完全分离，互不相关的三个部分，而是以文选为纲，其他两个部分与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王力先生创设的“三结合”教学体系对各高校的古代汉语教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部教材的出版成为中国古代语文教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代表了那一时期全国古代汉语教学的新水平。同时对古代汉语课堂教学具有指导作用，对以后古代汉语教学的发展意义重大。直至今日，王力版的《古代汉语》教材也是最权威，使用最广泛的教材。现今大多数高等院校仍然使用。并且，国内的古代汉语课程都是按照王力先生创立的“三结合”教学体系来进行的。

这一时期教学方法上仍然采用以教师教授为主，课堂提问方式为辅的课堂教学模式。

三、停滞时期（1966—70年代末）

文革时期，古代汉语初具规模的教学体系遭到破坏，教学无法正常进行。因此，古代汉语教学进入停滞时期。

四、成熟时期（80年代—90年代末）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各学科进入恢复发展时期，古代汉语教学又逐渐恢复。80—90年代末语文教学论文，古代汉语下属的各门学科，如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研究也逐渐逐渐增多。古代汉语教学研究范围越来越广，涉及问题越来越全面。教材建设、教学理论探讨、教学语法体系研究构成了古代汉语教学研究的基础框架。如：

在教材建设方面，从创立之初到90年代，据粗略统计古代汉语教材有40多种不同版本的教材。例如：王力本和郭锡良本采用文选、常用词、古代汉语通论三结合体例；许嘉璐本采用通论、文选、教学参考合编型；张世禄本采用文选、通论结合型。其中文选、通论、练习结合型被认为是最富有创建性的新形式。其中文选的选材范围也较以往有所扩大，向前推至商周，向后延至明清。教材版本的多样化也为古代汉语课堂教学向着多样化发展提供了可能和前提。

在理论探讨方面，认为教学对象与五十年代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认为八十年代的大学生在入学前已经具备了较好的古文阅读基础，所以高校古代汉语教学应该与中学生的文言文教学相互区别开来。同时，一些学者提出了研制古代汉语计算机教学辅助系统软件，将现代科技引入古代汉语教学中。这一观点对现今现代教育技术应用到古代汉语课堂教学中提供了前提与可能。

在教学安排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课时逐渐减少。因为教学对象在入学之前相比八十年代以前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已经具备了较好的古文阅读基础；另一方面，古代汉语下属的各门学科，如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古代汉语的分支学科的细分化也使古代汉语的知识范围有所减少。

总之，九十年代以后，古代汉语教学进入了全面发展新时期杂志网。古代汉语教学研究取得了较大成绩：课程目的、课程性质、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等理论问题得到深入研究和探讨；古代汉语教材版本多样化；教学语法体系也得到进一步深化等。

五、完善时期（新世纪—至今）

进入新世纪之后，古代汉语的研究依旧沿着王力的研究思路发展，但却是在不断系统化，趋于完善。

教育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单纯的知识积累转变为在知识积累的基础上更加强调学生的自主学习和能力的培养。因此教学方法也相应的发生了变化。教师的讲授侧重于基础知识和研究方法的介绍、重点难点的分析；强调学生对古代汉语特点和规律的把握。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自学、练习，并通过适当的课堂讨论活动加深对古代汉语知识的理解和记忆。

在教学安排上，尽管课时减少，但课程的性质不能改变，课程的质量不能降低语文教学论文，做到课时减少而教学效果不降低。因此，教学内容也相应地有所变化。“文选”分为精读和泛读两部分，精读部分为课堂教学部分，泛读部分为学生课外自主学习部分。将知识传授与实践教学结合起来，在课堂教学的基础上通过做作业、学期论文等方式让学生在实践中进一步理解、掌握知识。

由于对古代汉语教学研究的深入，也大大提高了古代汉语教材的知识新颖性和先进性。许多高校也逐步组织课题组编纂古代汉语丛书，古代汉语教材更趋于多样化。

随着科技的发展，一些现代化的教学手段逐渐进入古代汉语的教学课堂。教学手段上实现了革新，传统教学手段与现代多媒体技术相结合，实现了教学手段的多样化和立体化，使古代汉语课堂教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课堂多媒体教学丰富了教学内容，增强了教学的直观性、生动性和多样性，改变了以往课堂枯燥、乏味的局面，使课堂教学更加生动、有趣。

综上所述，古代汉语教学经过五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独立的学科体系并逐渐趋于完善。我们的对古代汉语教学的研究随着它的发展而不断深入。未来的古代汉语是要向交叉性、边缘性方向发展。只有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互为取长补短才能促进学科的发展、完善。

参考文献：

[1]吕志.古代汉语教学研究综述[J].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

[2]李玉洁.改革古代汉语教学的探讨[J].高等研究与实践，1995.

[3]王力.古代汉语[M].中华书局，1999.

[4]李彦.古代汉语教学模式转变的探索[J].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5]余霞.多媒体在古代汉语教学中的运用[J].高等教育研究，2005.

古代文学研究综述范文第4篇

关键词:地方文献 福建 古代

自宋迄明,闽、蜀、浙并称中国图书出版三大中心。在三大书市中,蜀本最早,浙本最精,而闽本最多、名声最巨。福建地方文献是考察福建文学、史学、哲学不同流派发展脉络和创作特色的重要史料。何谓地方文献?顾名思义,凡是用文字记载下来的有关某地区的自然情况和社会情况(包括历史和现状)都属于地方文献的范畴。就自然情况说,举凡地质、土壤、水文、山脉、水系、资源、气象、灾害等等文字记载的资料都在收集之列。就社会情况说,则社会生活的各个部门,如经济、政治、文化、军事乃至于知名人物的交往活动等等都是应该注意收集的。[1]而福建地方文献就是指用文字记载下来的有关福建古代自然情况和社会情况的文献,这里的文献如果从人物的角度来研究可以分为两部分,其一,不管作者是哪里人,只要写的是有关福建的,都属于福建地方文献;其二,福建人的所有著作,不管其内容是关于哪方面的,都可以称为福建地方文献。

1. 福建古代地方文献的研究范围

福建古代地方文献研究的范围很广,主要是哲学、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语言文学、艺术、历史、地理、自然科学与技术方面的内容。[2]其中,哲学又可分为先秦哲学研究、汉至清代哲学研究、论理学与宗教方面;历史除了通代史、断代史外,还包括一些人物传记、族谱及一些风俗习惯等;地理则包括综录,方志、类志、名胜至、游览(纪行)、舆图等。可以说福建古代地方文献囊括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福建古代地方文献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不仅全面反映了闽古代地方史志,而且考察了文、史、哲各不同流派的发展脉络及创作的特色,反映了各个朝代文学与文化发明的轨迹。唐代,中国文学特别是诗歌散文蓬勃发展,呈现了一派前所未有的兴盛气象,而福建地方文学刚刚透露出霞光,和全国文学的形势相比,不能不承认落后了一大截。到两宋期间,福建地方文学的发展以超迈之势,一跃而赶上了全国的步伐。这个时期,闽地不仅人材辈出,涌现出不少可以在全国竞争一番的作家、诗人、词人和文学批评家,而且在某些领域,例如文学批评,大有咄咄逼人,骎骎欲为先导之势。而到元代,闽中作家和诗人不多,没有形成特色。明代作家多、作品多,出现了复古学派,出现了一批猛烈抨击传统文学思想、具有强烈变革精神的文学家,如李贽。到清代,闽地对各种文学形式的研究也进一步深入,可以说这一时期可称为福建地方文学的总结提高时期。[3]

福建古代地方文献种类繁多,具体包括:

1.1 福建地方志。地方志,素有“地方百科全书”之美称。地方志详细记载当地的历史、地理、人口、赋税、物产、名胜、人物、艺文以及大事记等,对于资治当代,通鉴后世都是很难得的文献。福建地方志是以一定的体例记载福建地区自然和社会的各个方面或某个方面的历史与现状的著述。依照方志记载的内容范围不同,又可分为综合志、专志、部门志、杂志等。综合志是记载福建某一地方各方面情况的综合性志书,又包括一统志、省志、府志、厅志、县志、乡镇志、边关志、卫所志、土司志、岛屿志、乡土志等多种类型。专志是以某一特定的自然、社会现象为记叙对象的方志,例如物产志、水利志、气象志、矿产志、食物志、轻工业志、书院志、人物志、经籍志等,现代志书还有商业志、教育志、军事志、司法志、交通志等。部门志是记述福建地方某一行业部门情况的方志,。杂志多是私人的撰述,不以官府修志的通用名目命名。但它们所记述的,都是有关一地的舆地、政治、经济、文化等种种现象,而没有像通志那样完备、系统。地方性、连续性、广泛性、资料性、可靠性是地方志的主要特征。

1.2 碑刻资料。碑是历代最为普遍的石刻,人们往往于碑上镌刻文字,以记述功德、欲传后世,包括刻石、碑碣、摩崖、墓志、石阙、石经、造像记以及一些杂刻题记等。碑刻资料带有实物资料的二重性。由于我国有记事刻石的优良传统,各地都有为数不少的碑石,流传下来的碑刻文字,既不易被人破坏,又不易被篡改,上边的文字记述了当地的人、事、物,有其独特的价值。

1.3 家谱祖谱。家谱和族谱统称为谱牒。谱牒是以封建氏族制度为基础,以家族为范围,记载一家一族兴衰迁居,世代流传,人口繁衍、家规伦理,以及族人的田庄田产、生死嫁娶,功名业绩等情况的家族史。家谱,是一种以表谱形式记载一个以血缘关系为主体的家族世系繁衍及重要人物事迹的特殊图书形态。它产生于上古时期,完善于封建时代。近四千年来,家谱在不同时代显现出不同的形态,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从古至今,我们的先民们编制了难以数计的各类家谱,虽经岁月浸蚀,流传至今的至少仍有三万多种,内容丰富,价值珍贵,是值得研究人员重视的珍贵资料。

1.4 福建相邦人士的私人籍。福建相邦人士的私人籍主要指福建友谊之邦的人士写关于福建地方各个方面的著作,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描述福建的状况,较客观地反映了福建的地方面貌。

1.5 福建地区的科技与经济的史料。福建地区的科技与经济的史料主要记述福建地区某一地方的社会发展过程的史书。又可分为综合性和专门性两类。综合形的史料一般记载某一地区科技经济等方面的发展概况;专门形的史料记载科技经济领域某一方面的发展情况。

1.6 福建地方人士的学术著作。福建地方人士的学术著作主要指福建地方人士文集、笔记、日记、信札,这是研究某一地方有影响的人物的重要资料,往往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可补其它地方文献资料信息之不足。

2. 福建古代地方文献的现状

我国现存地方志有8000多种,约占现存古籍的10%,清编地方志约占现存总数的80%,起码有6000种。福建的地方志现存约350种,其中清代地方志就有151种。福建省现存的三种宋代方志中,二部为泉州人编纂的,即梁克家的《三山志》和黄岩孙的《仙溪志》,另一种为赵与沐的《临汀志》(原书已佚)。梁的《三山志》是福建现存最早的、最好的福建地方志。全省各府、州、县、镇的各种志书基本具备。值得一提的是,我省收集最多的莆田方志,高达七种版本。此外,还有杂记、山水志、寺庙志、名胜志、水利志等各种专门志书近百种。宋代开始,随着全国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福建在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异军突起。据《福建地方文献及闽人著述综录》统计,现存就有千余种清代以前的闽人文学作品,从中可以体现古代福建区域文学的发展脉络和创作概貌。

家谱族谱是福建古代社会基层组织和宗教文化的折射,对研究闽历史名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福建民间纂修家谱之风盛于宋元明清时期,是为了维系宗族制度,巩固宗族团结,扩大宗族活动而为。《美国家谱学会中国族谱目录》一书著录了中国27个省区的家谱共2811种,其中福建省75种,居全国第9位。实际上,现存的福建家谱的种数则远远超过此数。通过对《福建地方文献及闽人著述综录》进行统计,发现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族谱就有46种(其中有四种缺页)。福建省图书馆现收藏有1500种5000多册各姓族谱文献,涵盖120多种姓氏。但其收集的范围不仅仅包括福建地区,还扩展到台湾、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斯里兰卡等国家。[2]从文献的可靠性上来分析,基本认为唐以前的家谱史料基本不可信,唐至宋元的可信可疑,明清至今的基本可信。

3. 福建古代地方文献的今后研究的方向

福建古代地方文献今后研究的方向应该从一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应加大人才培养力度,提高研究人员的知识层面。在今后研究古代地方文献的过程中,人才的作用绝对不可忽略。由于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是属于文献学的范畴,文献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从事福建古代地方文献整理与研究工作的综合性特征是十分明显的,不可能是任何单一学科、单一学者所能单独完成的,必须依靠学术团队的力量,充分重视并加快学科人才队伍的培养与建设,并在实际中摸索一套实用的培养方案;加强对实际工作者的业务教育和进修再教育,使之制度化。同时,要大力加强福建地方文献理论研究者和业务队伍的交流,共同推动学科发展。

其次,筹集经费,多方位开展古籍文献,重视福建地方文献的采集工作。采集文献是研究工作的前提,应该多方位多渠道地开展古籍文献的采集工作。研究显示,相当数量珍贵的孤本文献流落在外,尚未被研究者发掘,有些是私人所有,有些是单位收藏,还有甚者是飘洋过海了。如果找到这些遗失的珍宝,是我们更好地开展古代文献研究值得思考的课题之一。

再次,建立福建地方文献网和数据库。在组建福建地方文献网的过程中,要争取各地方政府的理解和支持,成立福建地方文献工作协调委员会,邀请各级公共图书馆、地方档案、社科情报以及相关的政府机构职能中的图书资料单位参加,并制定协调的范围和方法,对协调各方的责、权、利明确规定,形成一个“既有分工又有协作的、有机联系的、真正统一的”福建地方文献工作网。

参考文献:

[1]王赓唐,收集地方文献资料,编制地方文献综目.江苏图书馆工作,1983,(4).

[2]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组编.福建地方文献及闽人著述综,1986.

[3]陈庆元,福建古代地方文学鸟瞰,福建学刊,1991.2:42-50.

[4]汪俊,略论谱牒学在文史研究中的意义,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7(3).

古代文学研究综述范文第5篇

关键词:地方文献 福建 古代

自宋迄明,闽、蜀、浙并称中国图书出版三大中心。在三大书市中,蜀本最早,浙本最精,而闽本最多、名声最巨。福建地方文献是考察福建文学、史学、哲学不同流派发展脉络和创作特色的重要史料。何谓地方文献?顾名思义,凡是用文字记载下来的有关某地区的自然情况和社会情况(包括历史和现状)都属于地方文献的范畴。就自然情况说,举凡地质、土壤、水文、山脉、水系、资源、气象、灾害等等文字记载的资料都在收集之列。就社会情况说,则社会生活的各个部门,如经济、政治、文化、军事乃至于知名人物的交往活动等等都是应该注意收集的。[1]而福建地方文献就是指用文字记载下来的有关福建古代自然情况和社会情况的文献,这里的文献如果从人物的角度来研究可以分为两部分,其一,不管作者是哪里人,只要写的是有关福建的,都属于福建地方文献;其二,福建人的所有著作,不管其内容是关于哪方面的,都可以称为福建地方文献。

1. 福建古代地方文献的研究范围

福建古代地方文献研究的范围很广,主要是哲学、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语言文学、艺术、历史、地理、自然科学与技术方面的内容。[2]其中,哲学又可分为先秦哲学研究、汉至清代哲学研究、论理学与宗教方面;历史除了通代史、断代史外,还包括一些人物传记、族谱及一些风俗习惯等;地理则包括综录,方志、类志、名胜至、游览(纪行)、舆图等。可以说福建古代地方文献囊括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福建古代地方文献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不仅全面反映了闽古代地方史志,而且考察了文、史、哲各不同流派的发展脉络及创作的特色,反映了各个朝代文学与文化发明的轨迹。唐代,中国文学特别是诗歌散文蓬勃发展,呈现了一派前所未有的兴盛气象,而福建地方文学刚刚透露出霞光,和全国文学的形势相比,不能不承认落后了一大截。到两宋期间,福建地方文学的发展以超迈之势,一跃而赶上了全国的步伐。这个时期,闽地不仅人材辈出,涌现出不少可以在全国竞争一番的作家、诗人、词人和文学批评家,而且在某些领域,例如文学批评,大有咄咄逼人,??欲为先导之势。而到元代,闽中作家和诗人不多,没有形成特色。明代作家多、作品多,出现了复古学派,出现了一批猛烈抨击传统文学思想、具有强烈变革精神的文学家,如李贽。到清代,闽地对各种文学形式的研究也进一步深入,可以说这一时期可称为福建地方文学的总结提高时期。[3]

福建古代地方文献种类繁多,具体包括:

1.1 福建地方志。地方志,素有“地方百科全书”之美称。地方志详细记载当地的历史、地理、人口、赋税、物产、名胜、人物、艺文以及大事记等,对于资治当代,通鉴后世都是很难得的文献。福建地方志是以一定的体例记载福建地区自然和社会的各个方面或某个方面的历史与现状的著述。依照方志记载的内容范围不同,又可分为综合志、专志、部门志、杂志等。综合志是记载福建某一地方各方面情况的综合性志书,又包括一统志、省志、府志、厅志、县志、乡镇志、边关志、卫所志、土司志、岛屿志、乡土志等多种类型。专志是以某一特定的自然、社会现象为记叙对象的方志,例如物产志、水利志、气象志、矿产志、食物志、轻工业志、书院志、人物志、经籍志等,现代志书还有商业志、教育志、军事志、司法志、交通志等。部门志是记述福建地方某一行业部门情况的方志,。杂志多是私人的撰述,不以官府修志的通用名目命名。但它们所记述的,都是有关一地的舆地、政治、经济、文化等种种现象,而没有像通志那样完备、系统。地方性、连续性、广泛性、资料性、可靠性是地方志的主要特征。

1.2 碑刻资料。碑是历代最为普遍的石刻,人们往往于碑上镌刻文字,以记述功德、欲传后世,包括刻石、碑碣、摩崖、墓志、石阙、石经、造像记以及一些杂刻题记等。碑刻资料带有实物资料的二重性。由于我国有记事刻石的优良传统,各地都有为数不少的碑石,流传下来的碑刻文字,既不易被人破坏,又不易被篡改,上边的文字记述了当地的人、事、物,有其独特的价值。

1.3 家谱祖谱。家谱和族谱统称为谱牒。谱牒是以封建氏族制度为基础,以家族为范围,记载一家一族兴衰迁居,世代流传,人口繁衍、家规伦理,以及族人的田庄田产、生死嫁娶,功名业绩等情况的家族史。家谱,是一种以表谱形式记载一个以血缘关系为主体的家族世系繁衍及重要人物事迹的特殊图书形态。它产生于上古时期,完善于封建时代。近四千年来,家谱在不同时代显现出不同的形态,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从古至今,我们的先民们编制了难以数计的各类家谱,虽经岁月浸蚀,流传至今的至少仍有三万多种,内容丰富,价值珍贵,是值得研究人员重视的珍贵资料。

1.4 福建相邦人士的私人籍。福建相邦人士的私人籍主要指福建友谊之邦的人士写关于福建地方各个方面的著作,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描述福建的状况,较客观地反映了福建的地方面貌。

1.5 福建地区的科技与经济的史料。福建地区的科技与经济的史料主要记述福建地区某一地方的社会发展过程的史书。又可分为综合性和专门性两类。综合形的史料一般记载某一地区科技经济等方面的发展概况;专门形的史料记载科技经济领域某一方面的发展情况。

1.6 福建地方人士的学术著作。福建地方人士的学术著作主要指福建地方人士文集、笔记、日记、信札,这是研究某一地方有影响的人物的重要资料,往往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可补其它地方文献资料信息之不足。

2. 福建古代地方文献的现状

我国现存地方志有8000多种,约占现存古籍的10%,清编地方志约占现存总数的80%,起码有6000种。福建的地方志现存约350种,其中清代地方志就有151种。福建省现存的三种宋代方志中,二部为泉州人编纂的,即梁克家的《三山志》和黄岩孙的《仙溪志》,另一种为赵与沐的《临汀志》(原书已佚)。梁的《三山志》是福建现存最早的、最好的福建地方志。全省各府、州、县、镇的各种志书基本具备。值得一提的是,我省收集最多的莆田方志,高达七种版本。此外,还有杂记、山水志、寺庙志、名胜志、水利志等各种专门志书近百种。宋代开始,随着全国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福建在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异军突起。据《福建地方文献及闽人著述综录》统计,现存就有千余种清代以前的闽人文学作品,从中可以体现古代福建区域文学的发展脉络和创作概貌。

家谱族谱是福建古代社会基层组织和宗教文化的折射,对研究闽历史名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福建民间纂修家谱之风盛于宋元明清时期,是为了维系宗族制度,巩固宗族团结,扩大宗族活动而为。《美国家谱学会中国族谱目录》一书著录了中国27个省区的家谱共2811种,其中福建省75种,居全国第9位。实际上,现存的福建家谱的种数则远远超过此数。通过对《福建地方文献及闽人著述综录》进行统计,发现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族谱就有46种(其中有四种缺页)。福建省图书馆现收藏有1500种5000多册各姓族谱文献,涵盖120多种姓氏。但其收集的范围不仅仅包括福建地区,还扩展到台湾、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斯里兰卡等国家。[2]从文献的可靠性上来分析,基本认为唐以前的家谱史料基本不可信,唐至宋元的可信可疑,明清至今的基本可信。

3. 福建古代地方文献的今后研究的方向

福建古代地方文献今后研究的方向应该从一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应加大人才培养力度,提高研究人员的知识层面。在今后研究古代地方文献的过程中,人才的作用绝对不可忽略。由于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是属于文献学的范畴,文献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从事福建古代地方文献整理与研究工作的综合性特征是十分明显的,不可能是任何单一学科、单一学者所能单独完成的,必须依靠学术团队的力量,充分重视并加快学科人才队伍的培养与建设,并在实际中摸索一套实用的培养方案;加强对实际工作者的业务教育和进修再教育,使之制度化。同时,要大力加强福建地方文献理论研究者和业务队伍的交流,共同推动学科发展。

其次,筹集经费,多方位开展古籍文献,重视福建地方文献的采集工作。采集文献是研究工作的前提,应该多方位多渠道地开展古籍文献的采集工作。研究显示,相当数量珍贵的孤本文献流落在外,尚未被研究者发掘,有些是私人所有,有些是单位收藏,还有甚者是飘洋过海了。如果找到这些遗失的珍宝,是我们更好地开展古代文献研究值得思考的课题之一。

再次,建立福建地方文献网和数据库。在组建福建地方文献网的过程中,要争取各地方政府的理解和支持,成立福建地方文献工作协调委员会,邀请各级公共图书馆、地方档案、社科情报以及相关的政府机构职能中的图书资料单位参加,并制定协调的范围和方法,对协调各方的责、权、利明确规定,形成一个“既有分工又有协作的、有机联系的、真正统一的”福建地方文献工作网。

参考文献:

[1]王赓唐,收集地方文献资料,编制地方文献综目.江苏图书馆工作,1983,(4).

[2]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组编.福建地方文献及闽人著述综,1986.

[3]陈庆元,福建古代地方文学鸟瞰,福建学刊,1991.2:42-50.

[4]汪俊,略论谱牒学在文史研究中的意义,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7(3).

古代文学研究综述范文第6篇

一、 中国考古学阶段划分的范式特色

首先，在中国历史学和考古学中，构成约定俗成的分类系列的几个概念本身就不是同类项。这形成了历史与考古研究的“中国特色”，同时也带来了诸多的尴尬。

作为开篇的“史前时代”，采用的是史前（Pre-history）、原史（Proto-history）和历史（History）的分期话语体系（2）。这一时代划分方法立足于各个时期在研究材料和方法上的差别，着重考察文字与文献的演进及其作用。陈星灿归纳了各国学者关于“史前”与“原史”的解释，认为“几种说法尽管不同，但都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即史前史应该是研究没有文字时代的历史，而原史则是研究文字最初产生时期或文字不起关键作用时期的历史”（3）。显然，夏商周三代至少有一部分时段是属于“原史时代”的（4）。但长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摒弃这一概念不用，认为“从实际意义来说，原史考古学的重要性不如前两者（指史前考古学和历史考古学――引者注）”（5）。

史前时代，从人类物质文化发展阶段的角度看，主要属于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概念，也被广泛使用。这里采用的又是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分期话语体系（6）。但这一话语体系也没有被中国考古学界彻底贯彻。由于进入王朝阶段就有清晰的朝代传承记录，所以只有“石器时代”被借用，其后的阶段划分就直接利用传世文献的话语体系了。

1952年，中央文化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联合举办了全国第一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当时由考古所的郭宝钧讲授“殷周”一段考古。1953年至1955年，郭宝钧在北京大学任教，开始编写《殷周考古》的正式讲义（1954年油印本）。1956年始，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殷周考古”课更名为“商周考古”，1956年编成《商周考古》讲义，截至春秋时期（油印本）。在1958年出版的中科院考古所业务学习教材《考古学基础》（7）中，断代考古被分为石器时代考古、商周考古、秦汉考古、魏晋南北朝至宋元考古四个大的部分。此后的1960年，北京大学正式铅印了系列教材《中国考古学》第三编《商周――青铜时代》（8）。

将“商周”和“青铜时代”并用，显现了当时社会风潮的影响。郭宝钧在其1963年出版的《中国青铜器时代》一书的“绪论”中，述及“本书依据这些地下资料，参以先秦文献和文字的写实，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指导下，拟分门别类，通商殷两周的史迹发展，作如下的综述”。在书中，作者分章概述了青铜器时代人们的生产、生活、社会组织和精神文化。现在看来，也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此后，中国大陆再没有出版过一本综述整个中国青铜时代的专著了。关于后来对“青铜时代”概念的弃用，上世纪70年代出版的《商周考古》中有专门的说明：“考古学的分期法，是根据制造工具和武器的材料，把属于原始社会范围内的历史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这种分期法正确地反映了人类征服自然界的历史过程，曾经得到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的赞许而被普遍采用。但是，自从人类进入了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就成为‘阶级斗争的历史’（《共产党宣言》），考古学三时代的分期法已经不足以代表其时代的特征而失去了意义。夏、商、西周已是奴隶制时代，春秋已开始向封建制过渡，因此，我们一般地不采用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分期法”（9）。

代之而起成为潮流的，是以文献所载王朝为线索的“以复原王统历史为目的的研究”（10）。至此，史前时代（石器时代）+王朝分期，成为中国考古学阶段划分的一种权威范式。

二、 三代考古：模糊的时间上限

回到“三代”，可知上述物质文化和王朝断代的“嫁接”，在其衔接之处，却不是没有问题的。这与三代（至少是其早期）尚处于前述“文字最初产生时期或文字不起关键作用时期”也即“原史时期”是有着直接的关系的。但由于中国考古学界长期以来弃用“原史时代”的概念，在“史前时代”和“历史时代”两分法的框架下，夏商周三代多被简单地划入历史时期。如“作为历史时期考古学，夏、商考古必须参照文献记载，并倚重于地下出土的当时文字记录，以期对相关遗存做出符合历史实际的科学解释”（11）。事实上，这是一个到目前为止都搞不清时间上限的研究领域。单就此点而言，它并不符合“历史时期”最基本的条件――存在丰富而可靠的文献记录。

对传说中的“夏”的处理，最能说明问题。在上世纪50年代的“殷周考古”或“商周考古”讲义中，编著者认为由于“有比较可靠的文字记载，从商殷开始”，而“史记夏本纪所提到的夏代，也应该存在的，将来要靠发掘来证实”（12），所以对“夏”存而不论，由石器时代考古径直转入“商周考古”。

1961年出版的《新中国的考古收获》，则在“奴隶社会”一章下设“商殷”和“西周春秋”二节，“封建社会”一章下设“战国”一节。在“商殷”一节中，已开始探讨可能的夏文化了，但囿于材料，编著者仅提出“（河南龙山文化和洛达庙类型文化遗存）两种文化在探索夏文化中是值得注意的”（13）。

1979年出版的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教材《商周考古》，对“商周考古”的定义是“指夏、商、西周、春秋这一历史阶段的考古”，且在“商代”一章之前专辟一章“二里头文化”，虽书名和章节题目上未言明“夏”，但正文中已认为“二里头文化大体相当于历史上的夏代”（第6页），是“一种介于龙山文化和早商文化之间的古代文化”（第14页）（14）。这已将龙山文化排除在夏文化之外，而将二里头文化排除在商文化之外，从而确指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了。翌年，邹衡的《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15）出版，该书特辟专章论述二里头文化即夏文化，这也是首部在考古学上肯定夏文化存在的重量级学术专著。显然，邹衡在执笔《商周考古》教材时，已为其学术观点打下了伏笔。在集体编写的公共教材《商周考古》中，具有极强的个人风格的“夏”学说已呼之欲出。

1984年，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全所之力编撰而成的《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出版（16）。该书为夏鼐总负责，持论审慎平和。在“新石器时代”一章后仍沿袭成例，列“商周时代”专章，而综述三代。“商殷时期”一节下设“关于夏代文化的探索”专题，紧接其后的是“偃师二里头的早商遗址”，显然仍持二里头文化晚期属于商文化的观点。

《中国考古学年鉴（1984）》“考古学研究”综述一栏，在“新石器时代考古”下列“商周考古”一文，同时附专文《夏文化探索和早商文化研究》综述此前多年该领域的研究状况。两个年度的“商周考古”综述文，都是由考古所的学者撰写的。到了《中国考古学年鉴（1986）》，由北京大学李伯谦教授撰写的该时段的综述，正式冠名为“夏商周时期考古”（17），延续至今。

此后，各校的“商周考古”课不约而同地改为“夏商周考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商周考古研究室也改为夏商周考古研究室。随后，“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这应该和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的学术标杆作用和其研究方法、学术观点日益深入人心有关？抑或与上世纪80年代偃师商城的发现导致更多的人倾向于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有关？无论如何，在没有决定性证据出现的情况下，由知名学者论断的影响和新的考古发现导致主流观点的变化，即可以使确认一个传说中的朝代的存在成为学界共识，这是颇具意味的事。

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出版的《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仍在“二里头文化”一章前设专章介绍“夏文化探索”（18）;2013年吉林大学三代考古教材《夏商周考古学》，鉴于“目前考古上尚未发现可标志夏代开始的确切遗存”，“只能暂将（早于二里头文化的――引者注）‘新砦期’遗存的起始年代作为夏商周考古研究的时代上限”（19）。可见，尽管相关教材专著经历了从书名无“夏”到明确有“夏”的变化，研究方向由“商周考古”改为“夏商周考古”，但夏王朝遗存的不确定性，却一直延续了下来。国际学界通行的阶段划分之“青铜时代考古”，并未被采用和强调，这反映了中国考古学界的研究取向。

三、 三代考古：模糊的空间外延

在上世纪50年代，“商周考古”的课程和教材内容还基本上是以中原王朝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为限的（20）。这当然是受限于当时考古工作和认识的结果，但不能不说那时的概念界定是名实相符的。

1960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铅印了系列教材《中国考古学》第三编《商周――青铜时代》，开始增加了“商周时期的边区青铜时代”部分。到1979年出版的《商周考古》，就分别在“商代”部分增加了“北方和南方地区商代其他青铜文化”一节，在“西周至东周初”部分，增加了“北方和西北地区的其他青铜文化”，在“春秋中叶至春秋战国之际”一节，增加了“华南、东南地区的青铜文化”一节（21）。

在1984年出版的《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中，“商周时代”一章中的最后一节，是“殷周时代边远地区诸文化”。2003、2004年出版的《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考古学・两周卷》分别设专章介绍“周边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新近出版的《夏商周考古学》也有“周边地区的青铜时代文化”一章。

与史前时代（石器时代）概念的普世性，秦汉至明清时代以帝国为主的政治与文化“疆域”的大体稳定形成鲜明对比，三代王朝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内涵和外延都处于剧烈的变化中的。在广袤的东亚大陆上，它们是最早的一批广域王权国家。在其还分布着众多与其有交流、受其影响或完全未发生关系的其他青铜文化，甚至石器时代文化实体。这些文化实体，是无法用三代或夏商周的概念来涵盖的。张光直的《古代中国考古学》在这一问题的处理上，就将“最早的文明：夏、商、周三代”和“‘三代’以外的最早文明”以两个并列的专章区分开来（22）。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考古学界的三代考古或夏商周考古，已成为一个时段的考古学的概念。

那么，其空间外延，如果不限于三代王朝，又如何界定呢？

《中国考古学・夏商卷》对周边地区考古学文化的介绍，不仅包括黄淮下游、长江上中下游、关中与晋陕高原、内蒙中南部、甘青、燕山南北地区，还囊括东北及闽粤桂地区，甚至新疆天山南北也原本在其收录范围之内（23）。《夏商周考古学》更开宗明义，指出“从地域范围看，本课程研究对象不仅包括中原地区的……文化，而且也包括周边地区同时期诸考古学文化”（24）。其收录周边地区的同时期的考古学文化，远较《中国考古学・夏商卷》更为“齐全”。上述处理原则，已有学者一言以蔽之：“夏商周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现今中国境内夏商周时期的人类文化遗存”（25）。“现今中国境内”这一当代行政和政治区划范围，成为考古学一个研究领域的空间界定指标。

关于这些问题，我们还心存困惑：

三代文明=夏商周王朝文化=夏商周时代的文化=公元前2千纪至前1千纪前半段、现中国境内所有文化遗存，这一等式及研究上的处理方式是否成立？

我们这个栏目定名为“三代文明”，今后将征集相关宏文，所有在“现中国境内”的三代时期的文明，都属于三代文明的研究范畴，都可纳入本栏目吗？

三星堆、吴城、马桥、夏家店下层、朱开沟、齐家、四坝，甚至新疆地区的青铜文化……它们都属于三代文明吗？

所有年代上在“夏商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都属于“青铜时代文化”吗？

与此同时，《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考古学・两周卷》、《夏商周考古学》中三代王朝周边地区诸文化的介绍部分，分别约占其总篇幅的33.3%、11.4%和26.4%。由此可知，首先，三代王朝本体的内容，占了三分之二甚至五分之四以上，处于绝对优势;其次，与夏商相比，两周时期华夏核心文化的范围有了大幅度的扩展，强力“挤压”了所谓“周边地区”文化的生存空间。因此，上述统计数字也显现了三代文明不断扩展的动态过程。

至此，可以说，由邹衡等前辈奠基的三代考古或曰夏商周考古臻于大成。如果说邹衡是夏商周考古研究一个时代的代表，而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仍然生活在邹衡的时代”（26），那么，这个时代的特色是什么？其定鼎之作《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7篇长文，分别论证了考古学上的（先）商文化、夏文化和先周文化。用邹先生自己的话，他的工作就是“把某些考古学上的问题引向夏、商历史问题的研究”（27）。罗泰的归纳也许更切中其实质：“这几篇论文系统论证了邹衡关于夏、商、周三个朝代的考古学特征，商、周两个朝代的起源以及重要遗址的历史定位等重大学术问题的观点”（28）。这是否也就是“以复原王统历史为目的的研究”？或者说，其最大的特色已蕴含于这个时段考古学的定名――“三代考古（夏商周考古）”中，或可称为“王统的考古学”？

如果“王统的考古学”对于此前“王统的文献史学”是一场材料和方法上的革命的话，那么今后我们应做的是什么？大概就是超越三代王统考古学的、对东亚大陆青铜文化宏观体系的建构。

如前所述，以三代作为中国考古学阶段划分标尺而淡化青铜时代概念的不足，是可以显见的。有学者甚至认为，“由狭义史学观影响，考古发掘热衷于寻找与王统有关的遗迹和遗物”，“以复原王统历史为目的的研究造成了古代遗迹遗物作为科研资源的重大浪费”（29）。鉴于此，李伯谦早在1980年代即有构建中国青铜文化发展阶段与分区系统的思考（30），希望能“着力探讨中国青铜文化的起源、发展以及不同谱系文化之间的影响、碰撞、融合等问题，使读者对中国青铜文化有一个鸟瞰式的全面、系统的认识”。他指出，“我之所以对中国青铜文化的结构体系课题情有独钟，是因为我很早以前就形成了一种认识。我认为，中国幅员辽阔，古代文化错综复杂，过去由于历史的原因，大家将中国青铜文化的研究重心放在中原地区的夏、商、周文化固然无可厚非，但随着中原以外各地大量青铜文化遗存的不断涌现，对之仍然不加重视，很可能就要犯‘以点带面’、‘以偏概全’的错误了”（31）。李先生在上引其文集的《前言》中述及本想按着这一思路撰就一部专著，但一直未能如愿，这是颇为遗憾的事。

值得欣慰的是，仍有学者对此做了进一步的思考。孙华指出，“由于中国幅员辽阔，青铜文化体系繁复，要从总体上全面梳理中国青铜文化的材料，阐述中国青铜文化的概况，解释青铜文化存在的问题，理解青铜文化反映的社会历史背景，其困难是显而易见的。因此，目前虽然有不少研究者已经对一些具体的青铜文化做了文化这个层面的分析，但还缺乏对某一传统的若干青铜文化从起源到消亡的全过程考察，至于从中国青铜文化体系这个层面进行研究的学者则更是寥寥无几”（32）。他的长篇论文《中国青铜文化体系的几个问题》，对中国各青铜文化区的材料作了系统的整理，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青铜文化的出现和消亡，以及中国青铜文化的发展历程等问题做了宏观的考察和分析，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但诚如作者所言，迄今为止，仍缺乏全面论述中国青铜文化的论著问世。学界翘首以待。

四、 青铜文化视角的若干问题

预计具有中国特色的“王统的考古学”研究还将持续下去，我们的栏目也将陆续刊出这方面的佳作。与此同时，在前述学术背景下，若干问题或许是我们在中国青铜时代考古探索中最需要加以思考并尽力解决的;作为本栏目的主持人，当然也最希望能看到并刊出这方面的论著。这些问题可归纳如下：

（一） 中国青铜文化的发生及其动因。

（二）欧亚大陆青铜文化格局下的中国青铜时代文化研究。

（三）深入系统的分期和分区研究。把握中国青铜文化发展的动态过程，关注各青铜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梳理出其消长脉络。

（四）中国青铜时代的终结，青铜时代与铁器时代的更替。

（五）三代政治文明与中国青铜文化的关系。

其中最重要的是，是构建考古学本位的关于中国青铜时代研究的话语体系。今天，当中国考古学学科的主要着眼点逐渐从建构分期与谱系框架的所谓文化史的研究移向以社会考古为主的研究，我们需要加深对作为考古学基础作业的“考古学文化”深度与广度的认知和把握（33）。预计从“聚落本位”的精细化的微观背景关系，到诸区域“文化”的态势及互动关系，到诸如各类城址、建筑、青铜礼乐器、各类兵器、空三足器、金器、卜骨、权杖、铜鼓、大石墓―石棚、石棺墓、土墩墓等重要遗存“圈”存在状态的探究，都会有长足的进展，研究方法也将随着整个中国考古学学科的转型而得到提升。类似于《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34）这样的研究，应当得到提倡，增扩其深度与广度。作为一级学科的考古学，应当搭建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对话的平台，以其独特的学科视角与能力，贡献于哲学社会科学一般法则的建构。

有理由相信，中国青铜时代考古，将在这一洪流中大有可为。

注释：

（1） 何平：《文化与文明史比较研究》，第1页，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

（2） Christopher Hawkes， Archaeological Theory and Method： Some Suggestions from the Old World.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56 （1954）： 155-168. Glyn Daniel， A Short History of Archaeology. Thames and Hudson， Ltd. London， 1981， p.48.

（3） 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第4页，三联书店，1997年。

（4） 许宏：《商文明――中国“原史”与“历史”时代的分界点》，《东方考古》（第4集），科学出版社，2008年。

（5） 夏鼐、王仲殊：《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6） 丹尼尔著，黄其煦译：《考古学一百五十年》，第77页，文物出版社，1987年。

（7）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考古学基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业务学习教材》，科学出版社，1958年。

（8）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编写说明”，文物出版社，1979年。

（9）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第4页，文物出版社，1979年。

（10） 唐际根：《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国际化趋势》，《中国文物报》1998年6月17日。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第1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12）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考古学基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业务学习教材》，第60页，科学出版社，1958年。

（13）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收获》，第43～45页，文物出版社，1961年。

（14）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年。

（15） 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1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

（17） 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1984～1986），文物出版社，1984、1985、1988年。

（1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19） 井中伟、王立新编著：《夏商周考古学》，第1～2页，科学出版社，2013年。

（20）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考古学基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业务学习教材》，第60～114页，科学出版社，1958年。

（21）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年。

（22） K. C. Chang， 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1986 （Fourth Edition）. 张光直著，印群译：《古代中国考古学》，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

（2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后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24） 井中伟、王立新编著：《夏商周考古学》，第2页，科学出版社，2013年。

（25） 王巍、杜金鹏：《夏商周考古学论要》，《三代考古》（二），科学出版社，2006年。

（26） 许宏：《从〈商周考古〉到〈夏商周考古学〉――由两本考古教材串联起的学术史》，《中国文物报》2013年9月13日。

（27） 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写在前面”，文物出版社，1980年。

（28） Lothar von Falkenhausen， “Zou Heng （1926～2005）”. Artibus Asiae 66 （2006）：181～194.

（29） 唐际根：《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国际化趋势》，《中国文物报》1998年6月17日。

（30） 李伯谦：《中国青铜文化的发展阶段与分区系统》，《华夏考古》1990年第2期。

（31） 李伯谦：《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前言），科学出版社，1998年。

（32） 孙华：《中国青铜文化体系的几个问题》，《考古学研究》（五），科学出版社，2003年。

古代文学研究综述范文第7篇

音乐考古学的六个课题的研究综述

一、出土乐器测音研究

对出土乐器进行测音研究,是音乐考古学的核心工作,也是音乐考古学区别于一般考古学的最为重要的方面。目前的测音研究,在技术、方法和软硬件设施上都有新的进展,但普遍侧重于乐器音高的测定分析,而对于乐器音色的测试研究则较为欠缺。

笔者觉得,对于出土乐器进行音高测定,当然是必须从事的音乐考古工作,但测音研究不能仅限于此,还应该包括对出土乐器音响品质的测定。出土乐器由于长久埋藏地下,本身会产生一定的物理、化学变化,其音响品质也必然会发生一定的改变。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出土乐器的音高和音色均非当时原有。但是,这些变化的范围应是有限的,我们仍然可以通过音响测试,从一定程度上来了解古代乐器的音色,以及乐器的音列或音阶结构。

实际上,每种古代乐器在设计制造时都会考虑到音响品质,并会产生阶段性的变化。比如石磬,从早期的单件特磬,到商周时代的编磬,期间随着选材、制造技术和工艺的发展,音色也一定会随之发生改变,总体上表现出古人对石磬良好音色的历时性追求。对不同历史时期石磬的音色加以测试,能够得出具体的声谱和相关的音响参数,由此再进行主、客观结合的音响评价,可以探索石磬制造中音色发展变化的历史特点和规律。由此看来,一些零散或单件出土的乐器,虽然不能研究其音列或音阶结构,但却可以用于音色研究,因此它们均有音响测试的必要和价值。出土乐器的音色,既有个体差异,也有时代、地区和民族的差异。因此,需要积累更多资料和数据,方可对出土乐器的音色进行定量分析。

二、出土乐器复原研究

对于出土乐器而言,通过复原研究,有助于了解乐器的设计制造、音响性能、安置和演奏方式等。笔者理解的乐器复原大体包括两方面涵义:一是对出土乐器形态的复原,二是对出土乐器音列或音阶组合的复原。

对出土乐器形态的复原,可以是出土乐器原器的复原,也可依据出土乐器原器,进行复制或仿制,还可参照乐器图像进行仿制。需要指出的是,参照乐器图像进行的复原,只能局限于仿制的层面,其真实性自然要弱于依据乐器实物进行的复制或仿制实验。

出土乐器原器的复原,指的是对出土乐器残品的修复。由于有些出土乐器已经断裂残损,所以需要利用文物修复技术对原器进行复原。经过复原之后,有些乐器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不失其音响。如陕西韩城梁带村芮国墓葬西周晚期编磬、山东章丘洛庄汉墓编磬,出土后均有一些残断,经过拼复粘合,绝大多数能够击奏发音,并且保持其在原有组合中的相对音高,为我们研究编磬的音阶组合提供了条件。过去由于缺乏经验,对残断编磬一般未予测音,芮国编磬和洛庄汉墓编磬的修复工作,为现存大量残断编磬的复原研究带来了新的契机。

依据出土乐器原器进行复制,从制作材料、尺寸、重量、工艺和音响等方面,都要求与原器保持高度一致。乐器的仿制则不同,它在这些方面并无十分严格的要求,有时可能仅达到形似。前者如学术界对曾侯乙编钟的复制研究,后者如对敦煌壁画古乐器的仿制。

目前中国学者在出土乐器复原探索方面所做工作尚不普遍,而西方学者比较重视出土乐器的复原研究,他们通常在从事乐器形制研究的同时,制造出乐器的复制或仿制品,并对其进行演奏实践的探索。2010年,在天津音乐学院承办的第七届国际音乐考古学学术研讨会上,不少西方学者带来了他们制作的出土乐器复制和仿制品,并在专场音乐会中演奏了骨笛、陶哨、陶号、口弦、鼓等乐器,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三、流散古乐器研究

有不少中国出土的古代乐器,历史上由于种种原因,流散于中国大陆不同省份、港台地区以及欧美亚澳一些国家,并分别有公、私收藏。在流散古乐器当中,尤以青铜钟类乐器为最。这里试举我接触过的实例略做介绍:

一例是速钟。1985年出土于陕西眉县马家镇杨家村西周青铜器窖藏,当时共出青铜编钟和编镩18件,后来有5件编钟被盗并流失。国内现存13件,其中包括速钟4件、无铭编钟6件以及编镩3件,均藏陕西眉县博物馆。后来获知,速钟在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收藏1件,美国纽约范季融收藏1件,还有1件现存香港私人藏家。经过形制、纹饰、铭文和测音结果比对,可知克利夫兰所藏逨钟应为8件组合编钟的第一件,纽约范氏所藏速钟为全套8件之第七钟。目前第五、第六钟尚未现身,惟盼来日能够珠联璧合。

另一例是虢叔旅钟。早年出土于陕西长安河蠕之中,清代学者业已着录,后流藏于国内和日本。据今所知,虢叔旅钟现存5件,分别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山东省博物馆、日本东京书道博物馆和京都泉屋博古馆。通过形制、纹饰、铭文和测音结果比对,可知虢叔旅钟全套应为8件,现存5件分别属于第一、第二、第四、第六和第七钟,目前尚有3件下落不明。

有些流散乐器形制独特,目前在国内藏品中尚无同例,因而殊为珍贵。有些流散乐器原本属于编组乐器的一部分,有些属于同一人所作器,但现在却分藏世界各地,不知其音阶组合。当然,对于流散乐器的寻访考察,并非仅限于对失群乐器组合的探讨,还可将流散乐器与现有的科学发掘品加以比较,以判断流散乐器的出土地点或范围,乃至其族属和考古学文化。希望今后能够通过各方协作,对流散乐器进行全面考察,为中国古代乐器研究做出贡献。

四、古乐器辨伪研究

目前国内外收藏的古乐器,尤其是一些传世品,真伪糅杂,需要加以辨别。如大家熟悉的太室埙和韶埙,常被一些古代音乐史着述所称引。这些陶埙现分别收藏于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和山东省博物馆,均系个人捐赠,来历不明。经过实物观测,我认为它们十分可疑,不能作为实用乐器。如太室埙,其吹孔为两面对开的V形凹口,这种形制的吹孔根本无法吹响。埙的制作较为粗陋,埙体按孔排列也非同寻常。不仅如此,其铭文中的“太室埙”三字,在字的构形上也有疑点。综合看来,这些埙恐属伪作。

青铜乐器的作伪更为常见。以收藏于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的“虢叔旅钟”为例,这件钟为甬钟,舞饰变形夔纹,篆饰斜角双头兽纹,鼓饰顾夔纹,右侧鼓饰小鸟纹,钟体内壁有隧,属于中原地区西周晚期编钟常见的形制。编钟的钲间和左鼓有铭文20字,其中有“虢叔旅”字样。以此钟与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虢叔旅钟比较,纹饰有明显差异。弗利尔钟的铭文,内容仿自传世虢叔旅钟,但从字体和语例看均有疑点。经过综合考察,可知弗利尔所藏这件“虢叔旅钟”的铭文乃后刻,应是器真铭伪。

再如现藏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的“宗周钟”,铭文乃仿自传世宗周钟。旧金山这件钟的铭文,钲间、左鼓部分与传世宗周钟相同,但转接至右鼓即露出作伪马脚;传世宗周钟铭文由左鼓接至背面右鼓,与旧金山钟显异。传世宗周钟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从形制、纹饰和铭文看属于西周晚期作品,作器者为周厉王,已成学界共识。而旧金山钟从形制和纹饰看应属春秋时期制品,铭文显系后刻,因此这件“宗周钟”也属于器真铭伪。

五、有关出土文献研究

考古发现的古文字资料,如甲骨文、金文以及简帛书籍等,目前学术界统称为“出土文献”。这些资料当中,包含有古代音乐理论、音乐事物和音乐史事等记述,对于研究当时的音乐文化具有重要价值。

近年来出土文献资料较多,其中以楚简和秦简的发现最为引人注目。如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楚墓发现的战国中期竹简,书写内容属于儒道典籍,其中包含先秦时期的乐教思想,有些方面可以与《乐记》进行比较研究,从而对《乐记》的成书年代加以重新审视。

又如1994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购回的战国楚简,目前已经陆续出版齐全,其中也包含一些音乐方面的内容。如上博简第四册所收定名为《采风曲目》的部分,涉及一些乐律文字,有些与曾侯乙编钟乐律铭文相同,有些文字目前还难以确认,需要做进一步研究。

再如2008年入藏清华大学的战国楚简,现在已经有部分资料结集出版。清华简的内容,有些涉及周初饮至典礼中的仪式音乐活动,如《耆夜》讲周武王和周公饮酒作诗,其中周武王致毕公诗中有“作歌一终,曰《乐乐旨酒》”,周公致武王诗有“作祝诵一终,曰《明明上帝》”。清华简尚未完全公布,我们应关注有关资料的发表和研究。

秦简方面的资料,可以举1986年甘肃天水放马滩所出为例,其中涉及乐律的文字,包含五音、十二律以及有关的律数和大数等,整理者定名为《律书》。放马滩简《律书》的生律法,与《吕氏春秋》属于同一理论体系。从简文透露的信息看,六十律的理论探索可能在战国晚期已经萌生。放马滩简还有乐律与五行、时辰、术数、占卜等关系的记述,均需做深入探讨。

涉及音乐方面的出土文献资料,其特点是较为零散,需要从事专门的收集、梳理和分析。以往研究者大多来自于古文字学界、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音乐考古学者较少参与。我们应注意学习和吸纳新的成果,积极参与有关出土文献资料的研究。

六、民族志类比研究

对于考古材料的认识和理解,有时需要借助民族志资料加以类比。这方面的专门研究,属于民族考古学学科范畴。音乐考古学的研究,可以借鉴民族考古学民族志类比的方法。目前音乐民族志资料主要由民族音乐学者通过田野考察来获取和建立,音乐考古学者应该依靠和利用这些资料,同时还应积极从事实地考察,收集有关的民族志资料。

试以出土的先秦和汉代笛类乐器为例,来说明民族志类比方法的应用。战国早期曾侯乙墓竹篪,马王堆三号汉墓竹笛,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竹笛,甘肃居延汉代遗址竹笛,其按孔的开设都是先将竹面削平,然后再在上面开孔。这种做法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有所存在,如景颇族之“比笋”、门巴族之“里令”等。如 音乐考古学的六个课题的研究综述 音乐考古学的六个课题的研究综述 ：小学音乐论文：音乐课堂教学过程 我国民族音乐的形成与特点 音乐鉴赏教学中的创造性思维培养

音乐考古学的六个课题的研究综述

古代文学研究综述范文第8篇

李学勤先生多次指出:“现代的战国文字研究是从楚国开始的。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八年安徽寿县李三孤堆出土的楚国铜器,一九四二年湖南长沙子弹库发现的楚国帛书,不象玺印、货币、陶文等文字简略,没有上下文可推。”(注:李学勤《〈郭店楚简文字编〉序》,载《郭店楚简文字编》第5页。文物出版社,2000年5月第一版。相类的主张又见于《〈包山楚简文字编〉序》。一九九七年,在吉林大学古籍所主持博士论文答辩的发言中,李先生也申述了这一主张。又,为了行文方便,下文提到的各位师长,一律省去“先生”称谓,敬请见谅。)随着楚文字材料不断有惊人发现,楚文字不仅一直占据着战国文字的主体地位,而且也成为古文字研究的热点,尤其是近几年来,几批战国楚简竹书的公布,掀起了自甲骨文问世以来,出土文献研究的第二个高潮。这些楚简竹书为文字学、历史学、哲学、文献学、古典文学都提供了丰富的新材料,许多都是汉代人也未能见到的佚籍,它吸引了各个学科大量的专家学者。近两年来,对出土楚文献的研究用“日新月异”,来形容已不为过。涌现出大量优质论着,从文字、文献、思想、文化各个方面展开深入研究。本文只就七十年来出土楚文献中的文字方面的研究做一扼要综述。限于篇幅和作者见识,挂一漏万,在所难免,敬请见谅。下面就从楚铜器铭文研究,楚帛书文字研究,楚简文字研究,楚玺印,货币及其它文字研究,楚文字综合研究等五个方面进行概述。

一楚铜器铭文研究综述

我们现在见到年代最早的楚文字是西周晚期的楚公家钟和楚公逆钟,最早见于着录的楚文字是宋代吕大临的《考古图》、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贴》中的相关铜器铭文。楚国铜器铭文自西周末期到战国晚期—直绵延不断,是探讨不同时期楚文字特点和楚文字流变的重要依据。

从宋代算起,一直到民国初年,见于着录的有铭楚器也只有十几件,郭沫若最早把春秋战国楚器铭文汇集一处,得十二器(注: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1932。)。

楚铜器铭文的第一次重大发现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安徽寿县李三孤堆楚王墓出土的。这些独具特色的文字当时就引起人们的重视,胡光炜连撰《寿春所出楚王鼎考释》(1934)(注:《国风》第4卷第3期,1934。又载《胡小石论文集三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10。)、《安徽省立图书馆新得寿春出土楚铊鼎铭释》(1934)(注:《国风》第5卷8、9合期。又载《胡小石论文集三编》。)等考释文章;唐兰着有《寿县出土铜器考略》(注:《国学季刊》第4卷第1期,1934。又载《唐兰先生金文论集》,紫禁城出版社,1995年10月。)。刘节的《楚器图释》(1935)(注:北京图书馆考古专集(第二种),1935。)是第一部专门研究楚国器物和铭文的专书。但由于这批铜器系盗掘出土,收藏分散,铭文都较简短及当时可资比较的战国楚文字极少等原因,虽然取得一些成绩,但一些疑难问题一直没能解决。新中国成立后,熙(注:《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又载《熙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5。)、刘节(注:《古史存考》1958。)、王仁聪(注:《考古》1972年第6期。)、郝本性(注:《古文字研究》第10辑。中华书局,1983。)、陈秉新(注:《楚文化研究论集》第一辑。荆楚书社1987。)、何琳仪(注:《江汉考古》1991年第3期。[！])、李家浩(注:《语言学论丛》第22辑。商务印书馆1999。)学者续有考释。其中熙《寿县出土楚铜器铭文研究》(1954)等文多有创获,“集”字之释,“王后”之说均为不易之论。

古代文学研究综述范文第9篇

关键词：契丹学概论；评介；契丹史；辽史

中图分类号：K2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01-0166-03

契丹是中国古代少数民族之一，自378年见诸于朝鲜汉文典籍《三国史记》记载①后，经过古八部、大贺氏和遥辇氏部落联盟，907年迭剌部贵族耶律阿保机在北迁汉人的帮助下取代遥辇氏建国，1125年辽末代皇帝天祚帝被金兵俘获，辽朝灭亡。至元末明初，契丹作为一个民族在历史上融合消失。关于契丹人及其所建立辽朝历史的研究，国内外均很重视，过去学术界主要是在两个领域内进行：一是古代史领域，辽朝是中国古代所谓的正统王朝之一，辽史是中国古代历史的重要一环，可具体分为中国通史中的辽史和断代史的辽史；二是民族史领域，也可分为中国民族通史中的契丹族和具体的契丹族史。众所周知，由于资料匮乏，导致在上述两个领域中的相关研究一直很难深入。但是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考古资料的发现，关于契丹人及其所建辽朝的历史、文献、政治、经济、军事、教育、语言、艺术、宗教、墓葬、天文历法、城池建筑以及契丹人后裔等方面的研究新成果不断涌现，不同层次的学术团体不断建立，国内外学术交流也日益频繁，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已经远远超出了史学的范围，呈现出较为繁荣的景象。这种研究的发展趋势，要求对契丹人进行综合性研究，在理论上有所突破，可以说《契丹学概论》一书就是适应这一需要而出版的。

该书作为内蒙古赤峰学院国家特色专业建设项目，由杨福瑞教授率领契丹辽文化研究院的孙永刚、张少珊、吕富华等8位学者共同撰写，2015年12月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由前言、正文、参考文献和后记4个部分组成，约25万字。在“前言”中，杨福瑞教授简明扼要地介绍了该书撰写的背景、动机和原则及愿望，还有参加撰写者的分工；“正文”由6章构成：第一章“契丹学学科体系的确立”，主要论述了三个问题，一是契丹学形成、发展的历程，二是契丹学研究的对象、范围和意义，三是契丹学学科体系结构及其特点。第二章“契丹学的理论和方法”，主要阐述四个问题：一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契丹学的指导意义，二是契丹学的历史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三是契丹学是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四是契丹学的比较研究方法。第三章“契丹学史料与史料学研究”，对契丹学史料与史料学研究进行评述和介绍，分为五个问题，一是关于契丹史料与史料学的研究评述，其它四个问题分别是关于契丹学的“汉文史料”、“文物考古资料”、“契丹文资料”和“外文文献”的介绍。第四章“契丹历史学研究”，分“史学史研究”、“综合研究”、“若干问题研究争鸣”和“专题研究”四个部分进行u述。第五章“契丹考古学研究”，分“考古综述”和“州城考古”、“墓葬考古”、“建筑考古”、“手工业考古”五个部分进行评述。第六章“契丹语言文字学研究”，分析了契丹语言的系属和特征，对契丹文字研究现状进行评述。其中，第一章和第二章从新学科设立的角度对“契丹学”的确立、研究理论和方法进行了系统阐述和论证。第三章至第六章分别对“史料与史料学”、“历史学”、“考古学”和“语言文字学”领域的契丹学研究现状进行评述。“参考文献”择要列举了73种，其中有中国古代典籍及研究著作18种，现代国内外研究著作、论文集、考古发掘和调查报告和辞典55种。在“后记”中，主编杨福瑞教授介绍了最初提出设立“契丹学”新学科设想的缘起、该书写作酝酿的过程和相关学术争论以及致谢。

认真拜读全书，我有如下感想：

一、出版恰逢其时

众所周知，由于在二十四史中，元代编修的《辽史》被视为是讹误最多、疏漏最甚的，加之辽代距今时间久远，而且留下来的典籍甚少，所以契丹辽史的研究相对于中国古代其他朝代和民族历史而言一直很薄弱。宋德金先生在1998年总结20世纪中国辽金史研究时认为“虽然辽金史研究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是同有些断代史研究相比仍显薄弱。……辽金史中还有不少领域有待开拓和深入研究，辽金史研究还有不少事情要做”。②但是，进入21世纪以后契丹辽史研究局面已经有了很大改观：首先，新的研究成果丰硕，很多领域的研究取得了突破，这在《契丹学概论》一书中有详细地统计。③其次，新的研究团体和机构不断成立，如辽宁、内蒙古、吉林、河北、黑龙江等省区相继成立了包括研究契丹辽史在内的学术团体，在研究机构方面有两个机构特别引人注目：一是内蒙古赤峰学院成立了自治区级研究基地“契丹辽文化研究院”；二是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县成立了“中国契丹文化研究中心”，把“契丹始祖传说”列入第三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第三，层次和主题不同的学术研讨会不断召开，除了辽金契丹女真史学会定期召开的年会，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敖汉旗、河北省平泉县、吉林省白城市等地还先后召开了主题鲜明的学术研讨会，出版了论文集。第四，各地有一批耐得住寂寞、矢志不移的研究人员，年轻学者不断成长，形成了结构合理的老中青三级研究梯队。总之，进入新世纪以后，契丹辽史的研究不论是从深度上，还是广度上，都迫切需要进行整体的系统研究，以促进研究上一个新台阶。因此，从这一角度来说，“契丹学”概念的提出是水到渠成，《契丹学概论》一书的出版恰逢其时，适应了研究的需要。

二、该书论证充分，逻辑严密，目标的明确

一门新学科的设立，不仅需要几代人辛苦卓绝的努力，还需要研究者对新学科从理论上进行论证，构建学科体系，对研究的对象、范围和意义进行阐述，明确研究方法，确定研究目标等。通读该书发现，作者从理论上对设立“契丹学”学科进行了充分地论证，逻辑严密，所构建的学科体系完整、合理，具有科学性，所确定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明晰准确，研究方法可行，目标明确，具有可操作性。

三、该书语言平实流畅，通俗易懂

作为一部理论性研究著作，该书并没有给人感觉义理深奥，语言艰涩，堆砌时髦新词，令人难以卒读。不论是前两章的学科体系构建的论证和分析，还是后面四章的学术研究现状评述，均是用平实流畅的语言进行论证，展开分析。通篇给人感觉通俗易懂，却不失庄重典雅。就像一位学者在做学术讲座，用平实流畅的言语，把高深莫测的哲理娓娓道来，非常接地气，有助于契丹学的推广和普及。

四、对研究现状把握的较为全面，所做的评述准确

一门新学科的设立，除了构建学科体系外，对于过去相关研究的把握和现状评述必不可少。该书从四个方面详细地对契丹人的历史研究现状进行了介绍和评述，可以说这是目前最为全面而且详细的，评述的也非常准确到位。

五、任重道远

已故的刘浦江先生在1998年为自己论文集《辽金史论》所做的“自序”中认为：“据我看来，直到今天，我国辽金史研究的总体水平还没有超过战前日本学者曾经达到的那种高度（尽管有人不肯承认这一点），辽金史研究至今仍未走出萧条。”④正如前面所述，我想在进入21世纪以来，契丹辽史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在一定程度上证明我国的辽金史研究已经开始逐渐走出了刘先生所说的研究困境，“契丹学”的提出和学科体系的构建就是其中的标志之一。《契丹学概论》的出版，在理论上为“契丹学”的发展和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尽管“契丹学”作为一门新的学科已经正式提出，并开始构建了学科体系，但“契丹学”发展的道路还很漫长，前进的道路上充满了困难，要切实地做好规划设计，明确阶段性任务和目标，尤其要在大学里搞好学科建设，培B研究人才，使“契丹学”尽快成熟、成长、壮大，因此对于研究者来说是任重而道远。

最后，作为论证和阐述设立一门新兴学科的著作，尽管《契丹学概论》的出版已经解决了设立“契丹学”学科所面临的一些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但是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补充和完善，如其与“蒙古学”之间的区别和联系，相关领域（如军事、宗教、艺术等领域）的研究以及海外学者尤其是日本学者最新的研究成果（如2015年法藏馆出版的藤田崇人著《契丹佛教史的研究》）介绍与评述等，期待将来再版时能得到完善。

内蒙古赤峰学院作为国内著名的研究契丹辽史的重镇，地处契丹故地，从事契丹辽史研究条件得天独厚，从20世纪80年代的苏赫、韩永年、苗泼等老一辈专家学者开始，筚路蓝缕，从最初“北方民族文化研究所”到“契丹辽文化研究院”，经过几代人的拼搏和努力，已经取得了突出成绩，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年轻有为的学者，活跃在辽金契丹女真史学界。因此，由赤峰学院的学者们牵头正式提出和构建“契丹学”学科体系，可谓实至名归。乘着“契丹学”设立的东风，期待赤峰学院的契丹辽文化研究踏上一个新的台阶！

――――――――――

注 释：

①金富轼.三国史记：卷十八[M].汉城：奎章阁版.

②宋德金.二十世纪中国辽金史研究[J].辽金论稿[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382.

古代文学研究综述范文第10篇

Abstract： Ancient Chinese is an important major course and an instrument as well for the Chinese majo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hile in the present teaching practice, the phenomena such as poor teaching effect, students’ fear of the difficulty and dislike of studying are very common. The problems that lead to this phenomenon include the students themselves, teaching material and the teaching method, the overall quality of the teacher, the social reality, and so on.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 of Ancient Chinese and achieve the expected teaching aims, the only way is to unfold the fundamental reasons and present the necessary solutions.

关键词： 古代汉语；教学；问题；简论

Key words： Ancient Chinese；teaching；problems；brief discussion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0）32-0209-02

0引言

高校古代汉语课程是为中文系汉语言文学、语文教育等专业学生开设的一门主干专业基础课和工具课，一直受到各开课部门的重视。但是有人认为古代汉语教学从上世纪末以来，始终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这种观点是否公允，作为古代汉语教学者不做辩解。但是提出这种观点至少说明近一二十年来的古代汉语教学起色不大，个别高校的古代汉语教学甚至陷入了窘境。作为主干基础课程之一的古代汉语教学面临这种境况，不得不引起每一位古代汉语教师的深思。结合多年的思考、研究和古代汉语教学经历，发现目前古代汉语教学中确实存在很多问题：这其中有学生方面的问题；也有教学内容、教师的教学方法、教师的古代汉语综合素养方面的问题；还有社会现实方面的问题。要真正改变目前古代汉语的教学现状，必须从根本上揭示导致这种局面的症结所在，并对症下药地予以诊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提高古代汉语的教学效果，达到预期的教学目的。

1学生古代汉语基础下滑，心存畏难情绪，缺乏学习的动力

学生是教学活动的主体，是决定教学活动成败的重要因素之一。随着社会进入信息时代，学生的古代汉语知识基础、学习心态也在不断地变化，这势必影响到古代汉语教学。

1.1 高校扩大招生数量以来，各类高校学生对学科基础知识的掌握有明显的下滑，尤其是对传统学科基础的掌握在整体上明显不如扩招以前的整体水平。我国大学扩招以来，招生人数比扩招前翻了几番。我们假定中学教学质量不变，只看扩招，通过简单的分析就会发现，扩招是把原本录取不上的学生录取上了。比如原来每门课平均分达到80分才能达到录取分数线，现在可能降低到50分，这样势必造成大学入学的部分学生的综合素质的下降。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学生获取知识的渠道比过去宽泛了，对外界的了解也比过去多了，但是这却分散了对专业课程的学习，尤其是对与现代生活联系不十分密切的传统课程的学习影响最大。这造成了当代中国青年一代对传统文化知识的普遍性薄弱、甚至缺失，特别是对中国古代语言文字的极端生疏。以上两方面的因素都给古代汉语教学带来了极大的难度。

1.2 学生对古代汉语学习心存畏难情绪很多学生和教师都认为古代汉语课程是中文系所开设的课程中最难学、最枯燥乏味的一门课。古代汉语课程包含的内容多、涉及的知识面广，它所涉及的字、词、句、语音、语法、修辞与现代汉语差距很大，所以古代汉语学起来枯燥乏味，读起来诘屈聱牙，有时感觉是在读天书。即使经过刻苦学习，古代汉语综合素养也很难在短期内取得大幅度提高。这样，很多学生必然产生畏难情绪。

导致学生对古代汉语学习产生畏难情绪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原因：一是目前配合中学语文教材的文言文翻译参考书越来越多，学生贪图简单，只读译文，不读经典原文，导致学生接触古代经典原文的机会越来越少，文言文感悟能力也就越来越差，学起来也就越来越困难；二是古人行文简略，省略较多，有时失之过简，造成文意的跳跃，甚至脱节，理解起来不连贯，要真正读懂古代经典原文，必须反复推敲上下文，费时费力；三是古代汉语距今年代久远，其语言所传递的社会生活、文化信息与今天差异太大，要读懂古代文献，还必须具备一定的古代天文、地理、历法、礼仪、习俗、典章制度等方面的背景知识。如果不了解这些背景知识，阅读古文往往茫然不知所云，这势必挫伤阅读的兴趣。学生心理上存在畏难情绪，这给古代汉语教学造成了巨大的障碍。

1.3 学生对古代汉语课程的重要性理解不够，缺乏学习的兴趣。学习古代汉语不仅仅是阅读古代文献、了解一些古代词语、句式的用法，培养继承我国古代优秀文化遗产的人才，学习古代汉语还可以帮助提高理解、使用现代汉语的能力，提高人的综合素养，同时也是学习研究古代文学、历史、哲学、文化、医学等学科的必备利器，是一门实用性极强的课程。但是很多学生对古代汉语的重要性认识不够，以为古代汉语在时间上距离我们非常遥远，很多知识在现实生活中又用不上，以为只要以后不接触古籍，就没有必要学习古代汉语。

另外，要学好古代汉语，要求学习者必须静下心来，具有坐冷板凳的精神，一字一句细心地、慢慢地品味、咀嚼。而目前社会心理浮躁、急功近利思想倾向普遍，古代汉语又不是技术性很强的学科，不可能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虽然古代汉语可以提高理解语言和应用语言的能力，提高人的综合素养，但是这些效果的取得需要循序渐进、长期积累才能凑效，这也势必挫伤学生学习的兴趣，甚至打消学习古代汉语的想法。

2一些古代汉语教师的古代汉语综合素养存在问题

作为教学活动主导的教师，其专业素养、教学态度、教学方法等方面的因素都直接影响着教学效果，而教师这个群体的综合素养也是参差不齐，部分古代汉语教师在以上这些方面或多或少存在一些缺陷。

2.1 一些教师本身的古代汉语综合素养方面有欠缺古代汉语是一门具有复杂知识体系和深厚文化底蕴的课程，知识繁多、内容复杂。要讲好古代汉语，对教师的综合素养要求是非常高的：首先要有较强的语言方面的综合素养，对古代字、词、句、语音、语法、修辞的特点、古今差异以及发展演变规律必须烂熟于心。其次要真正讲好古代语言，必须把古代语言放在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大背景下进行，否则很多问题只能停留在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甚至连知其所以然的程度都达不到。因此古代汉语教师在有较强的语言素养的基础上，还必须熟悉古代的天文、地理、历法、礼仪、习俗、典章制度等方面的综合知识背景。除了具备上述两方面素养，古代汉语教师还必须具有一名优秀教师具备的一般素养，这也就是有的古代汉语教学者所说的古代汉语教师必须具备的六个方面的素质：对古代汉语有浓厚的兴趣，有驾驭教材的能力，有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能力，激发学生试讲的能力。笔者认为除上述素质以外，古代汉语教师还必须具有较强的教研科研能力。只有具有较强的教研和科研能力的古代汉语教师，才能把握学科发展的最新动向和研究成果，并创造性地进行教学，增强古代汉语课堂的教学内涵，培养学生的创造力。要求同时具备上述综合素养，谈何容易，没有多年的刻苦磨砺是不能达到的。一些古代汉语教师缺乏这种综合素养，课堂上就不能左右逢源，古今贯通，举一反三，讲授内容枯燥乏味，这必然影响到古代汉语的教学效果。

2.2 教学方式、方法不够灵活，死板单一有些古代汉语教师在教学中缺乏主动性和创造性，敷衍应付，在教学中不能主动地去探索教学方法，不能主观能动地驾驭教材、主宰教材，不能根据学生实际情况去改进教学方法和调整教学内容，上课照本宣科、做教材的传声筒，知识对号入座，一个萝卜一个坑，条条框框地罗列知识。因此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创造性和求知欲，学生也只能被动地接收知识，死记硬背，没有余暇去思维想象。这样导致的结果是学生也变成了教材的附庸，学得枯燥乏味。

教师教学方法不灵活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除了上述教师缺乏教学主观能动性、创造性以外，教师的古代汉语综合知识素养有缺陷也会影响到教学方式、方法的灵活运用。同时，还有两方面原因也是不可忽视的：一是目前高校教师普遍有重视科学研究、轻视教学研究的倾向。有些教师认为教学研究属于雕虫小技，不屑于在这方面花费时间和精力。从2000年以来，古代汉语方面的科研成果硕果累累，但是教研方面的成果不多，尤其是高质量的具有指导意义的教研成果非常匮乏，甚至有些古代汉语教师基本不进行教学研究。有些古代汉语教师自身专业素养非常深厚，但是不进行教学研究，没有灵活、生动、有效的教学方式、方法，不能成功地把自身的知识传授给学生，这种现象并不少见。二是古代汉语教师跟不上时展的步伐，不能把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应用于古代汉语教学之中。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多媒体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能极大地增强教学的直观性，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提高教学效果。但是有些古代汉语教师无视这些变化，仍然坚持单一陈旧、越来越跟不上时代步伐的传统教学方式，造成的局面是教师在讲台上津津乐道、口若悬河，学生在下面疲惫不堪，昏昏欲睡。

2.3 只讲不练习或缺少练习在全国普通高校普遍压缩专业课时的大背景下，很多教师都感觉到学时不够，教学内容讲不完，于是就剥夺学生练习的机会，采用多讲少练甚至基本不练的教学方式，试图在较短的时间内尽可能传授给学生更多的知识，这种做法的出发点是好的，结果事与愿违，欲速则不达，违背了教学基本原则。在教学过程中，学生的练习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学生把课堂上所学到的知识、理论用于解决实际问题，这样一方面可以巩固知识，发现问题，更重要的是学生运用所学到的知识顺利解决实际问题，可以给学生带来学习的成就感，激发新的学习动力和自信心。如果只讲不练，学生疲于接收知识，没有吸收、消化的机会，这样带来的结果必然是学习疲劳，挫伤学习的动力和自信心，自然很难收到理想的教学效果。

3古代汉语教学内容不适应目前的教学要求

目前，我们古代汉语教学内容基本上还是上世纪60年代王力先生所确立的文选、通论、常用词三者结合的教学模式（常用词属于通论内容，其实质是文选、通论两结合的教学模式），古代汉语教材编写也基本沿袭王力先生《古代汉语》的编写体例，没有多少实质性创新，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王力先生关于古代汉语教学的思想对古代汉语教学确实发挥了历史性作用，笔者也没有挑战王力先生所确立的古代汉语教学模式权威性的意图。然而古代汉语教学内容经过这么多年没有多大调整，这本身就说明其中存在问题。上世纪60年代教学目的、教学对象、社会环境等方面因素与目前存在很大差异，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我们的古代汉语教学似乎没有因为这些差异而调整教学内容。文选与通论相结合的古代汉语教学模式其宗旨是正确的，关键在于我们古代汉语教学应该随着教学各方面因素的变化对教学内容适时进行内部调整。尤其是上世纪60年代古代汉语教学的主要目的是培养研究型人才，而目前的主要教学目的是培养应用型人才，加之目前大学生古代汉语基础较上世纪60年代有明显的下滑，面对这些变化，我们古代汉语教学内容应该做些什么样的调整，目前尚缺乏实证研究。面对学生古代汉语基础普遍下滑，传统的面面俱到的教学方式必须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在教学内容调整方面，必须把强化学生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放在首位，但是在这方面目前还没有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案和成功的教学范例。正是因为教学内容不能适应目前的教学要求，影响到了古代汉语教学效果。

总之，导致目前古代汉语教学效果不理想的原因是多方面问题引起的，我们首先必须正确地揭示、面对和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古代汉语教学才有可能焕发新的生机。至于如何解决上述问题，另撰专文论述，此处不再赘述。

参考文献：

[1]王力.古代汉语[M].中华书局，1995.

[2]郭锡良等.古代汉语[M].天津教育出版社，1998.

古代文学研究综述范文第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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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研究综述范文第12篇

我国古代的农业历史源远流长，留下了卷帙浩繁、内容丰富的古代农业文献，是极为宝贵的农业文化遗产。古代农业文献是指古代论述农业生产及与农业生产有直接关系的知识著作，据统计，从春秋战国至清末，官私撰著的农书500多种，现存者尚有300 多种[1]，属古代大宗科技文献之一。

一、古代农业文献

根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记载：古代农业文献包括子部农家类中的历代古农书，以及散见于经史子集四大部类之中记载有关农业生产经验、技术和知识的专书、专篇与资料，具有宝贵的文献收藏价值、学术史料价值与科学使用价值。

二、不同时期的古代农业文献

1.春秋战国时期

中国现存最早的有关农学的文献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吕氏春秋》，《吕氏春秋》第二十六卷《士容论》中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四篇讲的是农业，《上农》篇主要介绍农业生产的重要性，以及鼓励农桑的政策和措施，强调精耕细作技术。《任地》、《辩土》、《审时》等 3 篇论述了从耕地、播种、定苗、中耕除草、收获以及农时等一整套具体的农业技术和原则，内容十分丰富。在此时期一些有远见卓识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也先后提出了重农思想和重农政策。

2.秦汉时期

秦汉时期先后出现了一批总结和推广生产经验的农书，大部分已经失传，其中有《?锸ぶ?书》的辑佚本为代表，《?锸ぶ?书》是后世的通称，“是汉成帝时期?锸ぶ?所纂一部重要农学著作，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农书。该书是他对西汉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经验和操作技术的总结，主要内容包括耕作的基本原则、播种日期的选择、种子处理、个别作物的栽培、收获、留种和贮藏技术?p区种法等”[2]。

3.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齐民要术》为代表作品，《齐民要术》是北魏时期的中国杰出农学家贾思勰所著的一部综合性农学著作，也是世界农学史上最早的专著之一，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完整的农书。全书10卷92篇，系统地总结了 6 世纪以前黄河中下游地区农牧业生产经验、食品的加工与贮藏、野生植物的利用等，是世界农学史上最早的专著之一，也是中国现存的最完整的农书，对中国古代农学的发展产生有重大影响。

4.隋唐两宋时期

在这一时期，经济重心南移，随之出现了专门以南方水田农业为对象的农书，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经济的繁荣，以花、果、茶为中心的专业性农书也明显增多，且有不少是开创性著作，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比较典型的作品有《橘录》，又名《永嘉橘录》、《橘谱》。这是宋朝韩彦直所纂世界上第一部柑橘类专著，对柑、橘、橙、柚等芸香科常绿乔木作了科学的分类，它也是一部有重大科学价值的学术著作。

5.元朝时期

这一时期的农业文献官修的较多，很多农书都是中央和地方官吏直接参与编写的，且大多通俗易懂。如：《农桑辑要》、《王祯农书》。《农桑辑要》是元代初年司农司编纂的综合性农书，共7 卷，6 万字，反映我国北方农业科技的综合性农书，主要是辑录古代农书中农业技术部分，故名“辑要”。该书分典训、耕垦、播种、载桑、养蚕、瓜菜、果实、竹木、药草、孳育 10 个部分。《王祯农书》是元朝王祯所纂一部我国综合性农书，是一部从全国范围内对整个农业进行系统研究的巨著，在中国古代农学遗产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兼论北方汉族农业技术和南方汉族农业技术，本书在前人著作基础上，第一次对所谓的广义农业生产知识作了较全面系统的论述，提出中国农学的传统体系。全书正文共计37集，371目，约13万字。分《农桑通诀》《百谷谱》和《农器图谱》三大部分，最后所附《杂录》包括了两篇与农业生产关系不大的"法制长生屋"和"造活字印书法"。

6.明清时期

这一时期，农业文献数量急剧增多，官撰和私人著述大型综合性农书和地方性小农书数量均有增多，且实用性更强。如《农政全书》、《钦定授时通考》。《农政全书》是明朝万历年间徐光启所著，全书分为12目，共60卷，50余万字。12目中包括：农本3卷；田制2卷；农事6卷；水利9卷；农器4卷；树艺6卷；蚕桑4卷；蚕桑广类2卷；种植4卷；牧养1卷；制造1卷；荒政18卷。基本上囊括了中国明代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书中汇集了有关农作物的种植方法，各种农具制造以及水利工程等农业技术和农学理论知识，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还有贯穿始终的治国治民的“农政”思想。这本著作也是在对前人的农书和有关农业的文献进行系统摘编译述的基础上，加上徐光启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心得体会撰写而成的，是名副其实的农业百科全书。《钦定授时通考》是清代官修的文献汇编式的大型综合性农书，汇辑前人关于农业方面的著述，搜集古代经、史、子、集中有关农事的记载达427种之多，并配插图512幅。共分8门：“天时”，论述农家四季活计；“土宜”，讲辨方、物土、田制、水利等内容；“谷种”，记载各种农作物的性质；“功作”，记述从垦耕到收藏各生产环节所需工具和操作方法；“劝课”，是有关历朝重农的政令；“蓄聚”，论述备荒的各种制度；“农余”，记述大田以外的蔬菜、果木、畜牧等种种副业；“蚕桑”，记载养蚕缫丝等各项事宜。全书结构严谨，征引周详，涉及范围之广、内容之丰富前所未见，堪称是一部古代农学的百科全书。此书不但对清代农林牧副渔各业生产的发展起到了指导和促进作用，且对国内外农业生产和农业科学的研究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三、古代农业文献的分类

在国家的大力倡导和支持下，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图书馆界和科技界合作，对古代农业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整理研究和编辑出版，也是我国古籍整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古代农业文献的分类和整理，真正做到古为今用，为科学研究事业服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文献分类是以特定的分类法为工具，根据文献的学科知识内容及其它显著特征，分门别类地系统组织与揭示文献的一种方法。文献分类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让人们更好地利用文献资料，因此分类时一般以学科知识内容作为主要的分类依据，并辅以其它显著特征。”[3]

根据分类标准选择目标的不同，分类类型主要有：实用分类、现象分类、本质分类。

根据所记载内容的范围，中国农书可分为综合性农书和专业性农书两大类。

1.综合性农书，内容包括农、林、牧、副、渔等多方面。按其涉及地域范围的大小和编写体例的不同，又可分为全国性农书、地方性农书和月令类农书三类。

古代文学研究综述范文第13篇

关键词：乐府诗；初盛唐；李白；新变

乐府诗历经汉魏六朝，其发展先后出现了不同的方向和趋势，从文学角度而言，两汉时期，乐府诗主要反映社会问题，风格质朴；曹魏时期，乐府趋于个人主义，注重“以旧曲，翻新调”；到了南北朝时期，与社会脱节，走向浪漫主义；唐代，新乐府的出现，与汉代“缘事而发”相合，表现出复古的倾向，为乐府的写实主义。上述的分法以萧涤非等人为代表，忽略了乐府诗的音乐研究。

近十余年来，有很多人对唐代乐府诗进行了研究，也取得了些许成就，但总的来看，唐代乐府诗的研究较汉魏六朝乐府诗研究仍是滞后的。关于唐代乐府，扬州大学古代文学2004届毕业生王立增指出其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

1、初唐从承袭走向高潮。初唐大体上是沿袭了齐梁陈隋乐府诗，武后时期，开始律化、歌行化和绝句化，逐渐形成“乐府备诸体”的局面，转入盛唐，乐府诗在表现手法上由客观变为主观。此时期对旧题乐府的全面拟写，意味着旧题乐府诗达到高潮。

2、中唐新题乐府诗走向繁荣。中唐乐府诗的繁荣包括了新题讽谕诗以及其他题材和风格的新题乐府诗。

3、晚唐是乐府诗衰落的阶段。艳体乐府诗在晚唐复兴，成就以李商隐为最，多采用咏史讽世的手法，与梁陈艳体乐府诗有着本质的区别。

他的这一说法，比较中肯。在初盛唐乐府的承袭与新变研究中，李白不可逾越，故有人认为李白是盛唐期间推动乐府诗体式嬗变的重要诗人。初盛唐诗坛上，李白创作乐府的数量最多。葛晓音《论李白乐府的复与变》中，统计《乐府诗集》所录，初盛唐诗人创作的全部乐府诗（郊庙歌辞和燕射歌辞不计在内）计四百五十首左右，李白作一百四十九首，占三分之一。除去近代曲辞和新乐府辞，初盛唐所作汉魏六朝古题乐府计四百首左右，李白作一百二十首，占百分之三十。李白大量创作古题乐府，不仅因为他天性豪放、不喜为声律束缚，亦是他有“将复古道，非我而谁”的强烈使命感。

清代薛雪《一瓢诗话》云：“唐人乐府，首推李、杜。”二十世纪以前对李白乐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注解和评论方面。之后，李白乐府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尤其是80年代以来。这期间，重要的著作有傅如一《李白乐府论》、魏晓虹《李白乐府论》等，其中乔象钟的《李白乐府诗的创造性成就》和王锡久的《论李白七言古诗的艺术成就》对李白乐府诗的创新意义做了有益的论述。关于李白乐府诗内容和表现艺术所体现的复古与变革的关系，葛晓音分为三种类型：一、体制、内容及艺术方面恢复古意；二、综合并深化某一题目在发展过程中衍生的全部内容，或在艺术上融合汉魏、齐梁风味再加以提高；三、沿用古题而在兴寄及表现形式方面发挥最大的创造性。李白乐府有意复古，首先表现在反律化的倾向上，其次，一些在发展过程中渐渐失去本义的汉魏古题，亦多在李白手中恢复了原意。李白拟古题一般尽量承袭古辞原意，或在原辞的基础上发挥，在艺术表现上也尽量接近古诗风味。古题乐府虽然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主题的继承性，但不同时代的文人在拟作时仍有不同的寄托，因而同一题目会衍生不同的内容。李白的乐府与此相应，既能最大程度地总结前代的内容，又能精加选择，深自寄托。周勋初《李白研究》认为：李白不但能综合古题原辞及后人拟作来言志抒怀，而且善于融合汉魏南北朝乐府的表现艺术，创造含蕴深厚的意境，使古题升华到更富有概括力的高度。我想这便是李白古题乐府在承袭中的新变吧。综合前人同题乐府的内容，并赋予深刻寄托，使其精神境界升华；融会众作之长而加之以丰富的想象，提炼更优美纯净的诗意，正是盛唐诗人学习和改造汉乐府的重要成就。

李白另一重要的诗体创作是“歌行”，日本松原郎的《盛唐时期歌行的发展――以李白的第一人称的歌行为中心》把李白的歌行体和乐府体进行明确的区分，这在以前没有过尝试。现在普遍认为歌行多第一人称，场景和主体相联系；乐府则是第三人称，场面客观化；歌行注重层次变化。马承五《唐诗论集》在“李白歌行特征论”中认为歌行是魏晋六朝七言古诗和乐府不断嬗变的结果，真正意义上的“歌行体”，自初唐而始，至盛唐而兴，从而确立了这种新的诗体的文学地位。“歌行”这一概念，至今仍没有定论，而李白的歌行和乐府之间的关系，在表现的内容和技巧上，也有待进一步的探索。但是，我们从李白大量的乐府和歌行创作中可以意识到他的乐府诗对其歌行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乐府诗创作可能促进了歌行体的成熟。而歌行体的发展是否也与乐府诗的新变有关呢？

盛唐以后，由杜甫至中唐的元白诗派，新乐府的创作达到高潮，李白在新乐府的创作上也不乏其篇章，如《江夏行》、《扶风豪士歌》、《长相思》等。吴相洲老师在《唐代歌诗与诗歌》中提出元白新乐府的创作也是一种歌诗，所谓新乐府，过去人们一直认为就是元稹所说的“新题乐府”，以区别“旧题乐府”，“新乐府”一名是白居易正式提出，指的是一种用新题写实事的乐府式的诗。吴老师认为新乐府是能歌的，尽管他承认新乐府不是近体。新旧乐府是有前后相承性的，李白应当被公选为初盛唐时期乐府诗新变的过渡人物。但在此，我们也要提出，新乐府的评判标准问题，需要我们先对新乐府的概念有明确的认识。同时，我们还要进一步研究唐代乐府诗自身的音乐性以及和配乐演唱的歌诗还有五古、七古之间的联系。

综观前辈学者的研究，我们可以了解李白作为中国诗史的杰出代表，对乐府诗在唐代的新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这其中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我们去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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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吴相洲《唐代歌诗与诗歌――论歌诗传唱在唐诗创作中的地位和作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5] 周勋初《李白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6] 马承五《唐诗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7] 余颖《近三十年新乐府研究综述》，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11年10月第5期

古代文学研究综述范文第14篇

【关键词】敦煌壁画 古代体育 文化

敦煌壁画中有众多关于中国古代体育的图像，它们是对中国古代体育盛况的真实反映。通过对敦煌壁画的体育研究，我们不仅能够了解当代竞技体育项目的历史渊源，而且可以领略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的丰富内涵。

研究方法与研究资料

研究方法。敦煌壁画的核心研究方法包括图像研究和文献研究，具体而言，可分为以下三种情况：第一，只包含图像研究。此类研究着眼于敦煌壁画中人物的形体特征及表现，并由此探寻古代体育的历史痕迹。第二，只包含文献研究。此类研究侧重于参考文献资料的描述，印证敦煌壁画中所体现出的古代体育项目。第三，既包含图像研究，又包含文献研究。此类研究是将图像研究和文献研究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

研究资料。从资料来源来看，首先是研究的核心载体—敦煌壁画；其次是为研究提供真实依据的史书记载和敦煌出土文献。除此之外，其他文献资料，如儒家学说、宗教经典、诗词歌赋等，都为研究提供了有益的佐证。

敦煌壁画。从十六国和北魏时期，到西魏、北周时期，再到唐代、五代及北宋时期，敦煌壁画刻画了众多朝代的历史足迹。在绘画面积超过五万平方米的巨幅画卷上，人们展开了对中国古代体育研究。在具体的研究中，有的添加了壁画中的图像，例如，谢生保在描述敦煌飞天形体姿态时，就展示了仰游式飞天等多幅飞天图像，还对其进行了细致的讲解和说明；还有的直接描述图像，没有附加壁画中的图像，例如，李金梅在研究古代博弈文化时，对六博、围棋、象棋等进行了详细的文字描述，而没有添加任何插图。

史书记载。各个朝代的史书记载，是对当时盛行的体育运动和重大的体育活动的真实记录。研究中所引用的史书，基本上都出自于正史，即二十四史，如《史记》、《汉书》、《宋史》等。

敦煌出土文献。敦煌出土文献是对敦煌历史的真实见证，包括各个朝代的经卷、文书以及简牍等。这些文献为研究中国古代体育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对推动中国古代体育研究做出了无比巨大的贡献。

其他文献资料。中国古代体育中，融入了众多儒家思想，还带有一定的宗教色彩，如佛教、道教等。因而，在研究中引用的儒家学说和宗教经典也占有一定的比例。除此之外，诗词歌赋等内容在研究中亦有体现。

对中国古代体育项目的研究

通过对敦煌壁画中人物的外在表现的综合研究，学者们描述了武术、百戏等众多古代体育项目，为我们展现了丰富多彩的中国古代体育历史。

武术：在敦煌壁画中，有大量体现武术特征的图像，如徒手格斗、武舞和剑术等。其中，徒手格斗经历了搏斗运动到套路运动的过程，并衍生出角抵、手搏、和击剑等竞技体育项目；武舞是武术与舞蹈的有机结合，敦煌壁画中的飞天、歌舞和百戏，都属于武舞，其表现形式有单练、对练和集体练三种；剑术则是由击、刺、点和崩等剑法组成的套路练习。

百戏与角抵戏：敦煌壁画中关于百戏与角抵戏的图像，数量众多，主要分为杂耍和乐舞两大类。杂耍包括橦技、角抵、筋斗等；乐舞大致包括“天宫伎乐、飞天、伎乐天、菩萨、药叉的舞蹈”，以及“礼佛、娱佛的舞蹈场面，尤其是各类经变画中”。其中，角抵是现代摔跤和相扑的前身；舞马，即马戏，经过历代变迁，逐渐演变为现代的马术；乐舞中的许多表现技巧，为现代体操所继承，如双飞燕等。

骑马和射箭：骑马最初是应狩猎和军事活动的需要而产生的，后来才有与骑马相关的体育项目的诞生，如马球和马伎。马球比赛时，球门两旁插有记分用的旗子，场地上还专门设有空架，供插旗记分使用。这与篮球比赛和排球比赛中使用的记分牌相似。马伎即马术，与现代马术运动极其相似。

与骑马一样，射箭也与狩猎和军事活动密切相关。由射箭衍生出的是射术和射礼：射术强调力度和准度，讲究“稳、准、狠”。射礼出现于西周时期，是以射箭为形式的礼典。根据性质的不同，射礼分为军事仪式、祭祀仪式和集体娱乐仪式三种。

骑射是骑马与射箭的结合。它具有骑马与射箭的综合特征。骑射的出现，不仅代表着骑马与射箭的有机融合，更代表着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

举重、投掷和倒立：举重，古称翘关、扛鼎等，在我国已开展了数千年。它包括举象、举钟、举铁排、举铁槊等竞技形式，具有极强的力量型特点。投掷，源于远古时代，与狩猎、军事紧密相联。它以投象、掷枪、投壶等运动为表现形式，与现代田径运动中的投掷类项目，应该存在渊源关系。倒立，历代有多种称呼，如倒植、掷倒、竖蜻蜓、拿大鼎等，一般认为是由西域传入中国。倒立在中国出现后，被融入百戏和武术之中。现代运动中的竞技体操、跳台跳水等，都透射出倒立技艺的身影。

儿童游戏：儿童游戏，简称童戏，在敦煌壁画中具有一定程度的体现。其中与体育项目相关的有：倒立、叠罗汉、骑竹马、步打球、聚沙、舞蹈等。但当时这些游戏都被纳入“艺”的范畴，与教化相结合，因而走向伦理化、艺术化的道路，越来越偏离竞技体育的方向。

总体来看，现有对古代体育项目的研究，涉及面较大，却有轻有重。一般是敦煌壁画中体现较多的，研究较多，如武术等；反之，敦煌壁画中体现较少的，则研究较少，如举重儿童游戏等。

对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的研究

中国古代体育文化是与中国古代体育相伴而生的，其产生背景和独特之处与中国古代体育息息相关。现有研究主要对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的背景和特点进行了分析，同时也涉及到了一些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现象。

古代文学研究综述范文第1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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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贡献说明：

姚 远：调研并收集资料，撰写与修改论文；

李 莎：调研并收集资料；

沈东婧：拟定文章框架，修订论文。

Research Progress in Open Access of Ancient Books in China and Abroad

Yao Yuan， Li Sha， Shen Dongjing

Shanghai Information Center for Life Science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Shanghai 200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