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与艺术论文范文

古代文学与艺术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 题】百家文论

【摘要】re is a tradition about caring for politics in Chinese literature.The writers' caring for politics in their works has become a psychological tendency.The writers' political ideal is not inferior to the politicians'.So was in xinyue fu.A lot of scholars who engaged in political work try their best to s-how their literary talent in official documents because they are far from literature.The civil officials in ancient times owned rather high cultural level and it was an important reas-on that the official documents were of unusual literary talent.

【关 键 词】文人/文学/公文/政治化/化

scholar/literature/official documents/political/artistic

【 正 文】

一、诗言志与文人关心政治的传统

中国古老的文学传统早已规定了“诗言志”的准则。这个“志”，见仁见智。从抒情主体方面考察，这个“志”，当指“情志”，即一般意义上的思想感情。从中国文化中的儒家理想人格来看，其“志”则应是儒家的思想伦理道德。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精神的中国文人，他们在诗中要表达的“志”，无疑首先是儒家的政治思想。

写不写政治诗，有意写还是无意写，往往是衡量一个诗人是否具有思想高度的重要标志。我们通观文学史，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那些伟大、深沉、感人的作品，大多与政治紧密联系。政治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在文学中，它表现为诗人的政治理想，对政局的看法及关注，对国计民生的关怀。而这些，往往超出作者一己或作者所属阶层利益的。正因如此，这类作品既能于当世，又能感动于后人。方回曾云：“有仁心者，必为世道计，故不能自默于斯焉。”[1]这是十分明确的要求知识分子关心政治担当道义的表述。中国古代大多数文人常常不能自己地要在文学作品中议政，正是传统文化下形成的心理定势。

诗人们的远大理想与做官的愿望常常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古代知识分子大都积极入世，渴望有从政的机会。这是知识分子出路一元化的体制所决定的。官本位的封建社会，使文人在谋求仕进时将低层次的需求（生存需求）和高层次的需求（自我实现）合而为一，也使文人在宦游过程中很少产生为生计奔波层次太低的尴尬。从政的理想一旦实现，二者的关系便发生变化：谋生的层次淡化，实现理想的机会到来。

在一个官本位的社会，只有做官才意味着个人的价值有可能实现。“修齐治平”的理想，只有通过从政，凭借统治阶级的支持，才能最终实现。“达则兼善天下”，明白地告诉士人：只有做官——“达”，才能有所作为。除非走上仕途，跻身统治阶级，否则，一切宏伟蓝图、远大理想都无从谈起。做官，是关心政治的必然，但不是最终追求。反映在作品中，便是中国古代文学中抒写政治理想与抱负的大量篇什。

对政治关怀的心态对读者的影响也是很明显的。人们在评价古代诗人时，自觉不自觉地总要看他是否具有相当的政治关怀。一系列伟大诗人的排列就是这样产生的。这种选择，并非偏颇，因为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不是世外桃源，我们的欢乐和痛苦与政治制度、社会斗争联系密切。谁反映了这些情感和情绪，读者就感谢他们，就在各种文学史中留给他们或高或低的位置。

二、文人的政治理想与从政的矛盾

关心政治成为大多数文人的共同倾向。重要的是，他们对政治的态度是认真的，个个都以政治家自居。其理想和抱负，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堪称远大，都与一个政治家别无二致。但在从政过程中，少有成功的例子。究其原因，还是文人的性格与政治生活的不相适应造成的。唐代的三个重要诗人陈子昂、李白、杜甫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陈子昂“立言描意，在王霸大略而已”[2]，他在诗中写道：“圣人不利己，忧济在元元”[3]（卷83，感遇其十九，p892），在对君王理想化的同时，批判的是现实生活中君王的无道。至于自己的抱负，则是“达兼济天下，穷独善其时”[3]（卷83，同宋参军之问梦赵六赠卢陈二子之作，p900），不出儒家范围。真正能体现他远大理想的作品，则是他抒写怀才不遇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是大抱负无从实现的悲吟。其抱负之大，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

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特质与他政治上的理想主义分不开。在政治上，李白有极远大的目标。“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一身……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4]（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p1512）这种理想，与诗人的不世之才有关。举世公认的天才，使李白产生了“全才”的自我认定。他评估自己的才华：“至于清谈浩歌，雄笔丽藻……余实不愧于古人也。”[4]（暮春江送张祖监丞之东都序，p1555）“必若接之以高宴，纵之以清谈，请日试万言，倚马可待。”[4]（与韩荆州书，p1540）“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4]（古风，p91）同时也较高地评价了自己的政治才干：“抚剑夜吟啸，雄心日千里。誓欲斩鲸鲵，澄清洛阳水。”[4]（赠张相镐其二，p762）他羡慕诸葛亮的有所作为，感叹“余亦草间人，颇怀拯物情”[4]（读诸葛武侯传书怀，p622）。他用大鹏自喻：“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4]（上李邕，p660）当安史之乱爆发，他认为自己的才能必有发挥之日：“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4]（永王东巡歌之二，p547）

李白是一位特立独行之士。他对自己的政治才干和政治前途充满信心：“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4]（将进酒，p225）“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4]（行路难其一，p239）“秉烛唯须饮，投竿也未迟。如逢渭水猎，犹可帝王师。”[4]（赠钱征君少阳，p803）李白的感染力正在于他对自己建功立业的自信与乐观。在唐代以科举取士的制度下，他不屑于按部就班，让考官来决定自己的命运，而企望以布衣干明主。这种理想有着现实的基础，唐代毕竟是仕出多门，李白终于如愿以偿，他因名动京师而应诏入京，得知此消息时的李白是何等狂欢，又何等天真：“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4]（南陵别儿童入京，p947）但谁也没有想到，李白的进京并不是他希望的“知遇”，严格地讲，或许是一场误会。他仰天大笑走进宫廷，以为从此进入政治核心，可以大展宏图；皇帝也极为恭敬：“降辇步迎，如见绮、皓。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谓曰：‘卿是布衣，名为朕知，非素蓄道义何以及此？’置于金銮殿，出入翰林中，问以国政。”[4]（李阳冰《草堂集序》，p1789）玄宗的征召和礼遇，是冲着“素蓄道义”的谪仙人来的，“问以国政”不过做做样子而已。这种误会加上诗人恃才傲物的个性必然导致李白仕途的受阻和理想的破灭，结果很，天才的诗人被玄宗赐金放还，逐出政治中心。

李白从来就不迷恋官场，为了理想不得不入仕。功成身退才是他政治理想的完美境界，“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4]（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p625），“苟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终与安社稷，功成去五湖”[4]（赠韦秘书子春，p615），“功成拂衣去，摇曳沧洲傍”[4]（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p612）。可是，被动的斥逐代替了主动的身退，李白的理想只能永远是理想。

有真正实现了自己政治理想的诗人吗？回答是否定的。仕途上一帆风顺的官员很难写出激动人心和感动世人的作品。“诗穷而后工”，这是一个正确而深刻的命题。

李白的朋友杜甫也是一个政治情结极浓的诗人，在政治理想和自许上一点不比李白逊色。“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5]（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p74）与李白的从政途径不同，杜甫和大多数士人一样，选择了科举之路。这条路十分艰险，他跋涉多年，未能叩开仕进之门，最后靠献赋给皇帝，靠各方奔走干谒，才获得了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职务。在安史叛乱的时候，他投奔新即位的肃宗，被任命为左拾遗，官位不高，但“天颜有喜近臣知”[5]（紫宸殿退朝口号，p437），出入宫掖，随时可为皇帝“拾遗补阙”。对一个有志于治国平天下的人来说，不失为施展才干的机会。然而，杜甫究竟是正派的书生，他为房guǎn＠①罢相而直言疏救，却触怒肃宗，险些送命，旋即丢官。官场失意，并未使杜甫放弃理想。他对国事、政治的关心从未减退过。他最感人的地方也正在于此，“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5]（宿江边阁，p1469）道出的正是广大不得志的士人关心现实的执着精神。而“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居然成＠②落，白首甘契阔。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5]（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p265），则又在自许中有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剧精神，这使杜甫的政治关怀充满悲剧性。

古代文学与艺术论文范文第2篇

LIU Ming-hua

(Department of Chinese，Southwe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Chongqing 400715，China)

【提要】文学有着关心的传统，文学家在文学作品中表达对政治的关心成为心理定势。古代文人的政治理想不亚于政治家的理想。新乐府更是明确地以关心政治、反映时事为己任。大量从政的文人，因为远离文学创作，尽量在公文中表现出文学才华。古代文官系统中的主要从业者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是古代公文文采斐然的一个重要原因。

【摘 要 题】百家文论

【英文摘要】re is a tradition about caring for politics in Chinese literature.The writers caring for politics in their works has become a psychological tendency.The writers political ideal is not inferior to the politicians.So was in xinyue fu.A lot of scholars who engaged in political work try their best to s-how their literary talent in official documents because they are far from literature.The civil officials in ancient times owned rather high cultural level and it was an important reas-on that the official documents were of unusual literary talent.

【关 键 词】文人/文学/公文/政治化/化

scholar/literature/official documents/political/artistic

【 正 文】

中图分类号：I209.42 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77(2002)03-0144-04

一、诗言志与文人关心政治的传统

中国古老的文学传统早已规定了“诗言志”的准则。这个“志”，见仁见智。从抒情主体方面考察，这个“志”，当指“情志”，即一般意义上的思想感情。从中国文化中的儒家理想人格来看，其“志”则应是儒家的思想伦理道德。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精神的中国文人，他们在诗中要表达的“志”，无疑首先是儒家的政治思想。

写不写政治诗，有意写还是无意写，往往是衡量一个诗人是否具有思想高度的重要标志。我们通观文学史，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那些伟大、深沉、感人的作品，大多与政治紧密联系。政治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在文学中，它表现为诗人的政治理想，对政局的看法及关注，对国计民生的关怀。而这些，往往超出作者一己或作者所属阶层利益的。正因如此，这类作品既能于当世，又能感动于后人。方回曾云：“有仁心者，必为世道计，故不能自默于斯焉。”[1]这是十分明确的要求知识分子关心政治担当道义的表述。中国古代大多数文人常常不能自己地要在文学作品中议政，正是传统文化下形成的心理定势。

诗人们的远大理想与做官的愿望常常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古代知识分子大都积极入世，渴望有从政的机会。这是知识分子出路一元化的体制所决定的。官本位的封建社会，使文人在谋求仕进时将低层次的需求（生存需求）和高层次的需求（自我实现）合而为一，也使文人在宦游过程中很少产生为生计奔波层次太低的尴尬。从政的理想一旦实现，二者的关系便发生变化：谋生的层次淡化，实现理想的机会到来。

在一个官本位的社会，只有做官才意味着个人的价值有可能实现。“修齐治平”的理想，只有通过从政，凭借统治阶级的支持，才能最终实现。“达则兼善天下”，明白地告诉士人：只有做官——“达”，才能有所作为。除非走上仕途，跻身统治阶级，否则，一切宏伟蓝图、远大理想都无从谈起。做官，是关心政治的必然，但不是最终追求。反映在作品中，便是中国古代文学中抒写政治理想与抱负的大量篇什。

对政治关怀的心态对读者的影响也是很明显的。人们在评价古代诗人时，自觉不自觉地总要看他是否具有相当的政治关怀。一系列伟大诗人的排列就是这样产生的。这种选择，并非偏颇，因为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不是世外桃源，我们的欢乐和痛苦与政治制度、社会斗争联系密切。谁反映了这些情感和情绪，读者就感谢他们，就在各种文学史中留给他们或高或低的位置。

二、文人的政治理想与从政的矛盾

关心政治成为大多数文人的共同倾向。重要的是，他们对政治的态度是认真的，个个都以政治家自居。其理想和抱负，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堪称远大，都与一个政治家别无二致。但在从政过程中，少有成功的例子。究其原因，还是文人的性格与政治生活的不相适应造成的。唐代的三个重要诗人陈子昂、李白、杜甫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陈子昂“立言描意，在王霸大略而已”[2]，他在诗中写道：“圣人不利己，忧济在元元”[3]（卷83，感遇其十九，p892），在对君王理想化的同时，批判的是现实生活中君王的无道。至于自己的抱负，则是“达兼济天下，穷独善其时”[3]（卷83，同宋参军之问梦赵六赠卢陈二子之作，p900），不出儒家范围。真正能体现他远大理想的作品，则是他抒写怀才不遇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是大抱负无从实现的悲吟。其抱负之大，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

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特质与他政治上的理想主义分不开。在政治上，李白有极远大的目标。“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一身……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4]（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p1512）这种理想，与诗人的不世之才有关。举世公认的天才，使李白产生了“全才”的自我认定。他评估自己的才华：“至于清谈浩歌，雄笔丽藻……余实不愧于古人也。”[4]（暮春江送张祖监丞之东都序，p1555）“必若接之以高宴，纵之以清谈，请日试万言，倚马可待。”[4]（与韩荆州书，p1540）“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4]（古风，p91）同时也较高地评价了自己的政治才干：“抚剑夜吟啸，雄心日千里。誓欲斩鲸鲵，澄清洛阳水。”[4]（赠张相镐其二，p762）他羡慕诸葛亮的有所作为，感叹“余亦草间人，颇怀拯物情”[4]（读诸葛武侯传书怀，p622）。他用大鹏自喻：“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4]（上李邕，p660）当安史之乱爆发，他认为自己的才能必有发挥之日：“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4]（永王东巡歌之二，p547）

李白是一位特立独行之士。他对自己的政治才干和政治前途充满信心：“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4]（将进酒，p225）“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4]（行路难其一，p239）“秉烛唯须饮，投竿也未迟。如逢渭水猎，犹可帝王师。”[4]（赠钱征君少阳，p803）李白的感染力正在于他对自己建功立业的自信与乐观。在唐代以科举取士的制度下，他不屑于按部就班，让考官来决定自己的命运，而企望以布衣干明主。这种理想有着现实的基础，唐代毕竟是仕出多门，李白终于如愿以偿，他因名动京师而应诏入京，得知此消息时的李白是何等狂欢，又何等天真：“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4]（南陵别儿童入京，p947）但谁也没有想到，李白的进京并不是他希望的“知遇”，严格地讲，或许是一场误会。他仰天大笑走进宫廷，以为从此进入政治核心，可以大展宏图；皇帝也极为恭敬：“降辇步迎，如见绮、皓。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谓曰：‘卿是布衣，名为朕知，非素蓄道义何以及此？’置于金銮殿，出入翰林中，问以国政。”[4]（李阳冰《草堂集序》，p1789）玄宗的征召和礼遇，是冲着“素蓄道义”的谪仙人来的，“问以国政”不过做做样子而已。这种误会加上诗人恃才傲物的个性必然导致李白仕途的受阻和理想的破灭，结果很，天才的诗人被玄宗赐金放还，逐出政治中心。

李白从来就不迷恋官场，为了理想不得不入仕。功成身退才是他政治理想的完美境界，“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4]（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p625），“苟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终与安社稷，功成去五湖”[4]（赠韦秘书子春，p615），“功成拂衣去，摇曳沧洲傍”[4]（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p612）。可是，被动的斥逐代替了主动的身退，李白的理想只能永远是理想。

有真正实现了自己政治理想的诗人吗？回答是否定的。仕途上一帆风顺的官员很难写出激动人心和感动世人的作品。“诗穷而后工”，这是一个正确而深刻的命题。

李白的朋友杜甫也是一个政治情结极浓的诗人，在政治理想和自许上一点不比李白逊色。“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5]（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p74）与李白的从政途径不同，杜甫和大多数士人一样，选择了科举之路。这条路十分艰险，他跋涉多年，未能叩开仕进之门，最后靠献赋给皇帝，靠各方奔走干谒，才获得了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职务。在安史叛乱的时候，他投奔新即位的肃宗，被任命为左拾遗，官位不高，但“天颜有喜近臣知”[5]（紫宸殿退朝口号，p437），出入宫掖，随时可为皇帝“拾遗补阙”。对一个有志于治国平天下的人来说，不失为施展才干的机会。然而，杜甫究竟是正派的书生，他为房guǎn＠①罢相而直言疏救，却触怒肃宗，险些送命，旋即丢官。官场失意，并未使杜甫放弃理想。他对国事、政治的关心从未减退过。他最感人的地方也正在于此，“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5]（宿江边阁，p1469）道出的正是广大不得志的士人关心现实的执着精神。而“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居然成＠②落，白首甘契阔。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5]（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p265），则又在自许中有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剧精神，这使杜甫的政治关怀充满悲剧性。

古代文学与艺术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艺术学理论；艺术学；中华国学；艺术文献；学科建设

中图分类号：JO 文献标识码：A

一、艺术学与美学

艺术学的研究对象是艺术，美学研究的对象是美感与审美，这是艺术学学科得以独立的根本原因。西方艺术学源于西方美学，从美学之中分离出来，但是又不同于传统的西方美学。中国美学的学科概念来自于西方美学的传人，而中国艺术图书门类目录的建立远远地早于西方美学概念的传入。

西方美学研究具有千年以上的历史，而西方现代艺术学是20世纪之初诞生的一个新学科名称。现代艺术学概念是德国心理学家、美学家马克斯·德索（Max Dessoir）在1906年出版的《美学与一般艺术学》第一卷首次提出，至今仅有百年历史。1920年，欧洲留学归来的宗白华先生在《时事新报·学灯》发表了《美学与艺术略谈》，介绍美学研究六门，其中第五门是谈：

艺术天才底特性及创造艺术底过程。研究古来大艺术家底生平，从他生活史或自传中考察他创造艺术时的心理作用及技艺的运用手段。

宗白华先生从艺术创作、艺术家生平、艺术心理、艺术创作技法四个方面讨论艺术的问题。对艺术的定义是：“人类底一种创造的技能，创造出一种具体的客观的感觉的对象，这个对象能够引起我们精神界的快乐，并且有悠久的价值。”192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两江师范学堂毕业、留学日本回国的俞寄凡翻译日本艺术理论家黑田鹏信《艺术学概论》，对美学与艺术学的界定问题明确指出：

所谓艺术学，是把艺术做主要的对象的，所以比较把美做对象的范围来的狭小。但是把艺术彻底研究起来，还是离开美学。叫做艺术学的为是。

黑田鹏信如此简洁的一句话，从研究对象的角度厘清了艺术学与美学之间纠缠不清的关系。当然，对于艺术学的具体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还有许多需要探讨的问题，需要拿出具体的研究方法。1925年至1949年宗白华先生在国立东南大学、中央大学讲授《美学》、《艺术学》课程，将艺术学研究的主要方向与课题归纳为：1，什么是艺术学；2，艺术的范围与其他aesthetic活动；3，艺术的起源与进化；4，艺术形式与内涵问题；5，艺术的风格论；6，艺术鉴赏论；7，艺术的范畴；8，艺术的分类问题；9，艺术系统（各种艺术）；10，艺术的相互阐明；11，艺术的功用（Function）。a，人类精神生活的，b，人类社会上的；c，人类伦理上的。宗白华先生从艺术的范畴论、起源论、形式论、风格论、鉴赏论、审美论、分类论、系统论、关系论、功用论十个方面论述艺术学的基本问题，构建了艺术学研究的基本框架。提出的十个论题具有普遍性，至今对中国艺术学研究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根据宗白华先生提出的艺术学研究方向，艺术学的研究是具体的关于艺术问题的研究，而不是关于美感与什么是美的定义的问题研究。或者说美学是基于哲学思辨的形而上的研究，而艺术学是关于艺术、艺术创作、艺术作品与艺术家具体的形而下的问题研究。

二、我国宋代即有艺术其学

说起来不免有数典忘祖之嫌，中华民族是具有艺术气质的民族，在历史上中国艺术是久有其书，久有其学。中国历史上的礼乐制度，形成了中国艺术的特殊位置，乐舞诗歌从属于儒家的经学。南朝皇帝雅好丹青艺术，至隋唐中原艺术与胡人乐舞的艺术交融，两宋艺术走向文人化、市俗化，由于宋代皇帝对艺术的欣赏，设立皇家画院，编辑《宣和书谱》、《宣和画谱》，艺术图书得到重视，宋代艺术在图书分类的目录中得到独立。依据有三：

其一，宋代李淑，邯郸人，在馆阁中为官，曾经参加《崇文总目》的编目工作，编《邯郸图书十志》，将家藏图书分为五十七类，厘为十志。有经、史、子、集、艺术、道书、书、画八类。艺术与经、史、子、集并列。

其二，南宋史学家、目录学家郑樵《通志·艺文略》，将古今书籍分为十二大类：经类第一，礼类第二，乐类第三，小学类第四，史类第五，诸子类第六，天文类第七，五行类第八，艺术类第九，医方类第十，类书类第十一，文类第十二。

其三，南宋郑樵的族孙郑寅@撰《郑氏书目》七卷，分图书曰经、曰史、曰子、曰艺、曰方技、曰文、曰类共七类。将艺术、方技、文学、类书与经、史、子并列。

以上宋代三家依据具体图书目录情况创新，不守四部分类，将艺术独立为门类。根据中国学术思想“有其书即有其学”，所以说艺术在中国宋代就已经成为学科门类。

两宋时期完善了皇家画院体制，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书画制度，各种艺术形式普及到市井民间。至元代艺术的地位一落千丈，江南文人没有出路与歌妓同等，将其才华用于了元曲与书画创作。至清代，清统治者崇尚汉学的同时，又例行严酷的文字狱，文人唯以考据学为营生。清代《四库全书》依例将乐属于经学，建筑、园林、工艺见于考工。古琴、书画、篆刻、杂技作为艺术纳入子部，子部艺术有古琴曲谱、书画、篆刻、杂技。南北曲归于集部。

尽管艺术学学科的概念在20世纪上半叶就已经传人我国，但是艺术学科在中国独立成为门类的道路还很漫长。其中主要的原因是中国历史上礼乐一体的传统与重道轻技的认识误区，导致了将礼用于节制人的欲望，以“乐”达到和的效果，艺术成为从属于政治的工具。新中国建立以后，艺术长期属于文学，以文学艺术并称，艺术隶属于文学。改革开放以后，经专家呼吁，哪于2012年艺术学成为独立学科，与文史哲等学科并列。这是一次合乎中国特色的学科门类目录修订，尊重了艺术的本质特征与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

三、中国艺术学与中华国学

“国学”是中国学的简称，以研究中国传统学术。国学不仅仅是经学。经学主要是儒家经典著作，以六艺为主。史部是史学，子部包括诸子、兵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艺术、以及道释典籍，集部是文学。四部分类法之中，子部文献最杂，突出了经、史、集的地位，形成了现代文史哲正统学术地位，忽视了自然科学、艺术、技术的独立学科地位，这是四部分类法的重大缺陷，文史哲文献编著以四部分类为主，艺术学文献如果按照四部分类，则艺术不能独立成学科门类。章炳麟先生说：

夫国学者，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持国学固不足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

中华国学有尚书学、史记学、春秋学、通鉴学、谱牒学、堪舆学、方志学、甲骨学、简牍学、金石学、考据学、辨伪学、文献学、敦煌学、郦学、徐学、徽州学等，这些学科都与艺术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中国艺术学的任务是“做中国学术上一小部分彻底研究功夫”的学问。中国艺术学要彻底了解中国艺术文献的源流与传统典籍，了解中国艺术体系与理论体系，了解中外艺术交流的历史，建立中国艺术风格与气派的信心。早在20世纪上半叶，胡朴安《研究国学之方法》就已经将国学研究分为六类：

一、哲理类；二、礼教类；三、史地类；四、语言文字类；五、文章类；六、艺术类。

国学中甲骨学、简牍学、经学、文字学、汉画学、金石学、敦煌学等学科都包含有艺术学研究的内容。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约四五万件，时间上起三国两晋下至北宋历经千余年，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宗教、哲学、天文、地理、民族、文学、艺术等，英国人称其为“中国文献遗存的大宝库”。敦煌以莫高窟为主体的石窟多达550多个，壁画约5万多平方米，壁画、彩塑与经卷、佛画、乐谱等丰富的文献资料构成了世界著名的敦煌学，法国人称敦煌壁画是“墙壁上的图书馆”，段文杰先生说，“敦煌学实际上就是中国学”。中国学包括敦煌学，包括中国艺术学，中国艺术学是系统地整理研究中国艺术的发生、发展、流派、体系、特征的科学。

四、东西方艺术是不同的艺术体系

中国艺术学理论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门类与艺术理论体系，东西方艺术的具体内容与涵义有很大的不同，这是建立中国艺术学即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学的基本原因。西方艺术主要是指建筑、雕塑、绘画，以视觉艺术为主。西方艺术一词含义是美的事物的创造或表现，源于拉丁文Art，原意是指相对于自然造化的人工技艺，泛指各种手工制作的艺术品以及文学、戏剧、音乐等，广义的艺术还包括拳术、魔术、医学。现代西方艺术尤其是指视觉艺术如绘画、雕刻等。西方艺术史是建筑、雕塑、绘画的造型艺术史，不包涵音乐、舞蹈、戏剧，更没有东方的书法篆刻艺术，内涵不同体系相异。

西方文艺复兴后的西方艺术接近于自然科学，涉及到透视学、解剖学、数学、色彩学、地形学、建筑学、植物学等自然科学学科。西方研究中国的学问为Sinology，一般译为汉学。中国古代艺术以礼乐一体为特征，强调艺术的社会属性，重视艺术家内心的表现，艺术门类包含建筑、园林、绘画、雕塑、音乐、舞蹈、书法、篆刻、工艺、戏剧、曲艺、杂技等，中国文人士大夫艺术有琴、棋、书、画的传统，有诗、书、画、印合一的倾向。中国古代建筑与雕塑艺术的成就非常高，属于匠作与百工的范畴。现代中国教育体系将建筑隶属于工学院，工科建筑的理念削弱了现代中国建筑的艺术品质。由于宫廷艺术与文人艺术的特殊性，中国古代音乐、书画、古琴、戏剧方面的文献著录非常丰富，自立于世界艺术之林。

中国艺术学学科是建立在中国艺术实践与史料基础上的学科，中国艺术文献是中国艺术学理论研究的基础。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对象是中国历代艺术作品、艺术家、艺术流派与艺术风格，研究艺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各门类艺术相互之间的关系，研究艺术的起源、艺术的作用与功能、艺术的历史、艺术的批评和艺术的理论，研究艺术创作的规律与艺术作品的欣赏、艺术作品的评论与历代艺术管理制度。

中国艺术学以研究中国各民族的艺术为己任，比较中国艺术与外国艺术的异同，是肩负创建“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艺术学科。艺术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创造不同风格的艺术。中国艺术与西方艺术创作风格与理论有不同的流派与体系，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理论文献。西方造型艺术注重形体光影色彩的塑造，中国造型艺术注重线条、气韵和神采的表现。西方的绘画讲求立体的表现，中国的绘画较多是平面的表现。从艺术的门类说，西方没有书法、篆刻、古琴艺术门类，中国杂技、中国音乐、中国书法、中国篆刻、中国绘画、中国武术、中国舞蹈、中国建筑、中国园林、中国工艺形成了中国气派、中国气韵、中国艺术风格的艺术形式。中国特色艺术与各民族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艺术，共同构成了独立于世界民族艺术之林的中国艺术体系，形成了汗牛充栋的艺术文献。整理研究中国艺术文献，建立中国艺术学是20世纪中国艺术理论界的学科共识。

五、中国艺术学文献的特征与研究方法

近现代以来西学东渐，法国艺术、前苏联艺术、西方现代艺术广为传播，中国传统的建筑、绘画、雕塑、音乐、民间艺术逐渐被肢解为“中国符号”与“中国元素”，中国传统艺术体系面临着碎片化和被解构的危险。建立中国艺术学理论学科研究中国艺术史，研究中国艺术批评体系与管理体系，整理中国艺术文献史料，寻找中华民族艺术之根，塑造中国艺术之魂，保护民族艺术的独特性与多样性的工作迫在眉睫。

《礼记·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艺术学文献整理工作即是中国艺术学的修道工作。修道工作要在艺术学、以及艺术学文献的教学中展开。中国的玉器艺术、青铜器艺术、漆器艺术、建筑艺术、绘画雕塑艺术、陶瓷艺术、书法篆刻艺术、宗教艺术、民族音乐艺术、舞蹈杂技艺术、武术、戏曲艺术、评话相声艺术、民族服饰艺术、民俗艺术、古琴、书法、篆刻、京剧以及丰富多彩的地方戏剧是中国艺术特有的艺术门类。以气韵论、一画论、写意论、传神论、笔墨论、一体论、品评论等艺术理论形成了中国艺术的独特体系。中国古代艺术本来是一个整体，相互之间有密切的联系。石涛说：

书画图章本一体，老丑精雄贵传神，秦汉相形新出古，今人作意古从新。灵幻只教逼造化，急就草创留天真。非云事迹代不精，收藏鉴赏谁其人。只有黄金不变色。磊盘珠玉生埃尘。

由于现代社会分工的细化，在艺术方面产生了舞台表演的“舞者不歌”，书法艺术的“书者不画”，艺术理论工作者不从事艺术创作实践的现象。中国艺术学关注艺术创作现象整体的研究，中国古代文人往往能够兼诗词、书法、绘画、篆刻、古琴、棋艺诸艺于一身，在文学、书法、绘画、戏剧、音乐诸领域均有涉足。音乐、舞蹈、武术，诗词、书法、印章、国画构成中国艺术的有机整体。顾恺之有“三绝”之誉，王羲之长于书画，王维诗中有画，坡长于诗词、书法、绘画，徐渭在戏剧、绘画、书法、诗词诸方面均有建树，‘郑板桥以诗书画称绝，兼诸艺于一身的文化传统一直延续到近现代，李叔同长于绘画、音乐、戏剧，闻一多长于绘画、书法、篆刻、诗词创作与研究，齐白石长于雕刻、诗词、书法、绘画、印章，丰子恺以漫画、美术史、散文、书法、翻译见长，许幸之涉足诗歌、电影、绘画、艺术理论诸多领域，王朝闻由雕塑创作到艺术理论研究。由于学习前苏联培养单一学科的工具型人才培养模式，艺术的通才大师人物无法出现，艺术理论与艺术实践的分离，使中国艺术进入了缺少艺术通才、缺少艺术大师的特殊时期。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说：“明清之交各大师，大率都重视史学——或广义的史学，即文献学。”中国古代的“文”不仅指文字。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里的文是指周代的制度文化。刘勰《文心雕龙》所说的“文”具有图案、形象、文饰等诸多涵义。玉器的图纹造型、彩陶的图纹、青铜器族徽的含义需要多学科的解读与破译。明清的木雕、石雕寓意纹饰都具有广义的艺术文献意义。西南少数民族苗族的服饰图案有“穿在身上的历史”的称誉，其纹饰是图腾崇拜的历史遗存。中国艺术学理论的文献研究，不仅仅是古籍文献的研究，还要关注艺术史料、文物、纹饰、艺术品、艺术家、艺术流派的研究，这些都是艺术学研究的对象，也是艺术学研究与文学、历史学、哲学研究对象的不同之处。

中国艺术学理论研究的对象是艺术作品、艺术创作、艺术流派、艺术家，研究艺术的一般规律。恩格斯说：

旧的研究和思维方法，黑格尔称之为“形而上学的”方法，主要是把事物当做一成不变的东西去研究，它的残余还牢牢地盘踞在人们的头脑中，……事实上，直到上一世纪末，自然科学主要是收集材料的科学，关于既成事物的科学，但是在本世纪，自然科学本质上是整理材料的科学。

同样收集材料与整理材料是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脱离中国艺术创作实践的艺术学研究，脱离中国艺术文献的艺术学研究，模仿西方美学的艺术学研究，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艺术学研究。文献是指一切历史性的资料，是朴实学风，收集、整理学科文献与运用文献的方法与途径。中国“文献”一词的出典之处，最早见于儒家经典《论语》。据《论语·八佾》记载，孔子说：

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古籍文献是进行史学研究的先决条件，是学术研究能否进行的首要因素。研究学术要“征文考献”，一方面取证于书本记载，另一方面要拜访贤才，了解当事人的见闻言论，将文字书面知识与社会调查相映证。古代文献的含义，一是指历史资料、典籍档案等文字文献；二是指熟悉历史、掌故的人。前者是已经固化了的“死资料”。后者是存储在人脑中的“活资料”。“文献”一词的含义有典籍与耆旧两个方面。典籍是古代的文本书籍，耆旧是知道历史典故的才俊人物。

三国魏人何晏《论语集解》引东汉经学大师郑玄注曰：“献，犹贤也。我不以礼成之者，以此二国之君，文章贤才不足故也。”郑玄以文章贤才的不足来解释文献不足，“文献”一词具有文章、贤才两层含义。南宋经学家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说得更加明确：“文，典籍也。献，贤也。言二代之礼，我能言之，而二国不足取以为证，以其文献不足故也。”东汉郑玄与南宋朱熹都认为“献”字具有贤才和耆旧的含意。贤才和耆旧是指有道德有才干的贤人和富有历史知识的老人。文献作为专有名词，在金元时期曾将“文献”一词作为谥号和书名。元代尚书右丞耶律履的谥号是“文献”，其文集为《文献公集》。元代黄晋的谥号“文献”。艺术史与艺术作品是艺术家创作的，艺术文献应该包括艺术家与了解艺术史的人，文献与人的关系密切，艺术创作、艺术史、艺术评论都是有人书写的，典籍也是由人书写传授的。

“文献”一词的出典之处与古代祭祀礼仪的舞蹈，艺术有关。八佾是夏代天子祭祀礼仪所用的舞蹈，佾的含义是舞蹈的行列，天子的祭祀礼仪舞蹈是纵横队形舞蹈者八队，每队八个人，共六十四个人。《谷梁传·隐公五年》：“夏舞，天子八佾，诸公六佾，诸侯四佾。”《左传·隐公五年》：“天子用八，诸侯用六，大夫用四，士二。”即天子祭拜祖先的舞蹈是八佾，由六十四人列队表演舞蹈；诸公祭祀祖先观舞是六佾，由三十六人列队表演舞蹈；诸侯祭祀祖先观舞是四佾，由十六人演出舞蹈；士大夫祭祀祖先观舞是二佾，由四人演出舞蹈。季氏是大夫，按礼仪应该用四个人舞蹈祭神，却用了天子八佾之礼，即六十四人跳舞祭祀祖先神灵，僭越了古代礼制规定。《论语·八佾》说：“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季氏作为大夫，竟然用周天子的祭祀礼仪等级，如果这样的事情都可以忍受，那么天下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够容忍呢？作为祭祀礼仪的舞蹈要符合君臣等级的伦理次序，祭祀舞蹈的规定人数体现了社会的等级，这是古代艺术等级管理制度。

典籍是文献的载体，人是典籍的创造者。《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孔子见老子时老子对孔子说：“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人生年寿有限，文献典籍记录了古人的语言可以跨越时空，生也有涯，艺也无涯，典籍文献可以将前人的思想代代相传。秦始皇焚书以后，孔府墙壁藏书保存了先秦典籍，由伏生授经，口传相授，使文化传承不灭。中国知识分子有“史书丧，犹有舌”的文化传承精神。在日寇侵华战争中，日军轰炸商务印书馆，在南京大量掠夺中国图书文献和艺术珍品。西南联大的师生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不畏艰难，弦歌不止，传承和弘扬了民族文化。

古代“文献”一词的含义，有经史为文，论事为献的解释。宋末元初著名学者马端临用“文献”二字命名书名。写了一部贯通历代典章制度的著作取名《文献通考》，在《文献通考》序言中对文献的含义作了阐述，将文献分为“叙事”与“论事”两类，《文献通考·序》曰：

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在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

前者是经典著作的文字资料，后者是议论风生，是对经典著作的微言大义作阐发，是对经典文献的贡献。文献有叙事、会要、传记、评论、记、录等文体。古代经典著作谓之“文”。唐宋以来诸臣奏疏，诸儒议论谓之“献”，故名《文献通考》。在文体书写格式方面，经史为文，要顶格书写，名流论事为献，则降一格书写。

至明代时“献为贤才”的含义逐渐淡化，“文献”一词的含义几乎是图书典籍的别称。明成祖朱棣组织编篡《永乐大典》，初名为《文献大成》。至清代，“文献”一词成为通用语汇。现代词语中“文献”的含义成了图书典籍的代名词。

现代中国艺术学力求对中国艺术进行整体的研究，艺术学学科的中国化历程要回顾中国艺术发展的历史，了解中国古代艺术文献的发展的规律、文献的出处和门类艺术之间的关系。艺术学理论由艺术原理、艺术史、艺术批评、艺术管理构成基本框架。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字的艺术文献内容异常丰富，是中国艺术理论研究的宝库，中国艺术学文献的文献研究范围包括中国各民族艺术文献。艺术文献的资料整理工作可谓是上穷碧落下黄泉，时空跨度非常之大，未开辟的领域非常之多，各民族的艺术文献非常之丰富，中国艺术文献工作将为艺术学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六、文物的艺术文献价值

文献一词的含义包括文物在内的广义文献概念和狭义的书面文字。广义文献概念的定义是专指“具有历史价值的图书文物资料”。这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图书与出土文物、传世文物均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中国汉字的“献”字具有“祭献”的含义。祭祀礼仪的祭词乐舞、祭祀礼器、随葬冥器均为献祭仪式的必需物品。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吴小如考证说“献”是会意兼形声字，其繁体是“獻”，獻字是由“鬲”和“犬”组成，鬲是古代装盛祭品用于祭祀的礼器。献的含义是将犬作为牺牲盛放于鬲中以祭祀祖先神灵。所以说中国古代陶器的刻画符号、陶塑人像、装饰图形具有祭祀文献的含义；青铜器的铭文是古代祭祀、征伐等重大历史事件的文献记录。吴小如对古代文献中“献”为贤人的注释提出质疑。认为杞、宋去夏、殷已久，即使有高年耆宿，也不可能够活到几百岁以上。文字记载和前代器物可以用“足”与“不足”去形容。而贤人则不能像军队一样，有规定的人数名额，似乎不宜以“足”与“不足”去形容，而今天考古学界所用的“文物”，正与“文献”的初义相近。艺术文献可以依据时间分为史前史料、古代艺术文献和现代艺术文献三大部分。中国古代艺术文献研究仅仅依靠文字资料文献是不够的，还要关注艺术作品和文物。《胡适之文存》第二集《国学季刊发刊词》中说：

清朝学者好古的风气不限于古书一项，风气所被，遂使古物的发现、记载、收藏、都成了时髦的奢好。鼎彝、帛币、碑版、壁画、雕塑、古陶器之类，虽缺乏系统的整理，材料却是不少了。最近三十年来，甲骨文字的发现，竟使殷商一代的历史，有了地下的证明。并且给文字学添了无数的最古资料。最近辽阳、河南等处石器时代的文化发现，也是一件极重要的事情。

作为艺术品的出土文物、传世文物均可以纳入艺术学研究的范畴之中。随着考古发现和大规模的建设出土文物非常丰富。出土了大量的文物，有陶器刻画文字符号、彩陶文字符号、商周殷墟甲骨文文献，金石文献等等。从人类文明的发展时空来说，中国艺术学文献研究仅仅依靠有史以来的文字记载文献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只有三到五千年，而艺术发生、发展的历史动辄数五千年至一万年以上。发现的人类史前遗址有数百万年之久，如果艺术学仅仅研究文字记载的三到五千年的文字史部分，大量的史前艺术遗址就会丢失，艺术学关于艺术起源的研究就无从谈起。

中国考古界广泛使用的“文物”二字，可以理解为文化的遗存物，或者是“文献的证物”，具有文献证物的特性。传世文物与出土文物是中国艺术学文献研究的重要对象。《辞海》文献条对文献定义为：“今专指具有历史价值的图书文物资料。”这条定义可以理解为：一是有历史价值的图书，二是有历史价值的文物，三是有历史价值的资料。值得补充的是，仅仅具有历史价值还是不够的，文物具有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一节文物保护法概述文物的概念和文物的范围是：

文物，指人类历史遗留下来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物质文化遗物。例如建筑、碑刻、工具、武器、生活器皿和各种艺术品等。文物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有埋藏于地下的，也有袒露于天地之间的，有国家精心收藏的，也有私藏于民间百姓之中的。古遗址、古建筑、古墓葬归于不动文物，精美的古代瓷器、字画、陶俑、钱币等归于可移动文物。

具有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的文物，应该具有了文献价值。如果仅仅是以文字记载的古籍文献为艺术文献，那么中国艺术学研究将失去99%的史料，中国艺术学文献将失去艺术所具有的形象性、直观性、可视性、欣赏性和艺术性的特征。文物属于艺术文献的重要研究对象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早在宋代即有研究古代金石器物的金石学，宋代赵明成著有《金石录》。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说：

治经之外，则金石一学，几以附庸蔚为大国。郡国往往于山川得鼎彝，虽真赝间杂，然搜讨之勤，亦足多也。西人治史者，皆以此为一重要之补助学科。前辈致力于此，为将来传国史者储材，致可感谢矣。如最近发见龟甲文字。可为我民族与巴比伦同祖之一证，孰谓其丧志也耶？成、同间好之者遍天下。

从金石学、古器物学发展到现代的考古学，文物研究与历史学、艺术学的结合，丰富了学术研究的资料物证。中国自古就有收藏艺术品、收藏文物的传统，艺术史研究注意文物实物的发现，中国艺术学理论研究要注重文物和艺术品实物的研究，否则艺术学理论研究将失去研究的对象，走到哲学的形而上的思辨道路上去。20世纪初中国开始有以发掘为基础的近现代考古学。比较《文物法》界定的文物内容与艺术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艺术品与文物的历史性、物质性、形象性特征。我国境内受法律保护的文物范围，主要包括以下几项：

1 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和石刻；

2 与重大历史事件、改名运动和著名人物有关的，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和史料价值的建筑、遗址、纪念物；

3 历史上各时代珍贵的艺术品、工艺美术品；

4 重要的革命文献资料以及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手稿、古旧图书资料等；

5 反映历史上各时代、各民族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代表性实物。

古代建筑、墓葬、石窟、遗址可以视为艺术遗存，与手稿、古籍图书资料同样重要。以上五条可以看出文物与艺术有密切的关系，文献与文物的概念有相近之处，只是研究的对象、研究的角度、表述的方式方法不同。现代文献的概念是专指书籍文字文献。艺术作品具有原生文献的意义。上海辞书出版社《辞海》“文献”条目界定文献的定义是：

原指典籍与宿贤。……朱熹注曰：“文，典籍也，献，贤也。”今专指具有历史价值的图书文物资料。如历史文献，亦指与某一学科有关的重要图书资料，如医学文献，

据此，可以说古代文献的含义是典籍与贤人；现代文献的含义是：1，图书典籍；2，文物；3，资料。艺术文献属于专门学科文献，艺术文献与其他学科的专门文献不同，具有艺术文献自身的特点。前苏联科学家伊林说，我们有了很多用文字写成的书搁在图书馆，还有一本用石头和其他东西写成的大书埋在地下，等待我们去阅读。金克木《古籍整理小议》提出文献与文物对应，他说：

现代世界上，尤其是中国，文献已经不是古代知识的独一无二来源；但中国古文献独多，而古文物又极其丰富，正如车之两轮。近些年来我国考古发掘成果极大，今后还会大大增长，研究发表的不过若干分之一。国际学术界对此艳羡之至，而我们似乎都委之于人数不多的考古学者。

考古工作者的田野发掘工作特点，难以担当大量文物的后期案头书斋实验室研究工作。鲁迅、郑振铎、向达、陈梦家、沈从文等学者早已注意到文物的文献作用。金克木先生编制《文物与文献的对应目录》将典籍文字与传统文物相对应，冲破文字的屏障。艺术学研究不能够仅仅限于已有的文字文献的阅读与研究，沈从文先生早年就认识到传统的“以书注书”研究方法的局限性，发表《文史研究必须结合文物》的长文，提出文史研究“从实物出发，倒比较省事”的观点。沈从文先生建议当时的高教部和文化部考虑全国每一所大学或师范学院，要有成立一个文物馆或资料室的准备，用它和图书馆相辅助，才能解决明天研究和教学上的种种问题。遗憾的是沈从文1954年10月3日在《光明日报》发表的建议，已经半个多世纪过去，建立文物馆、博物馆的大学据笔者所知仅仅有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河南大学、山东工艺美术学院等为数不多的大学，许多重点大学都没有文物馆与博物馆，这是中国大学与欧美大学的显著差距。

古代文学与艺术论文范文第4篇

二、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及其范围简单地说，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古代艺术品。古代艺术品的来源不外乎两大类，一类是历代流传下来的传世品；另一类是经过科学的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得到的艺术品。传世艺术品往往是中国古代艺术发展史研究的主要材料。然而，传世艺术品有两个致命的缺陷，一个是其确切的时代难以认证，给研究工作增加了难度；另一个更突出的问题是，对古代艺术品出于各种不同目的的仿制甚至作伪。许多前代的青铜器、玉器、书画等艺术品都或多或少地被后人所仿制。因此，传世艺术品不能成为艺术考古学的主要研究对象。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植根于考古学，是运用科学的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的手段得来的。它只是数量、品种众多的考古学研究对象的一小部分。以此为前提，我们可以通过对已有定论的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分析，逐渐剥离出非艺术性的物质产品，较为合理地勾画出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面貌。作为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其首要条件必须是人类运用自己的双手劳动创造的产物，这样就从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中排除了与古代人类活动有关的“未经人类加工的自然物”，如“各种农作物、家畜、及渔猎或采集所获得的动植物的遗存等”；同样，从艺术品所具有的审美和情感性出发，考古学研究对象中的灰坑、窖藏、矿井、水渠、壕沟等遗迹，虽然都是人工创造物，但仅具实用功能，或服务于生产生活，或用于战争的防御，很难激起人的审美感受，因此，也不能成为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至于古代人类以艺术手法加工制作的陶瓷器、玉器、青铜器、漆器、金银器和各类装饰品等工艺美术品，以及岩画、壁画、画像石、画像砖、雕塑等艺术作品，无疑是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然而，考古发掘出土的各种生产工具、日用器具，以及石刻、封泥、墓志、买地券，甲骨、简牍、纺织品、钱币、度量衡器等，都具有了作为艺术品的首要条件，即人工创造性的特征，但这些物品却决非都是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以古代钱币为例，作为流通使用的方孔圆形的五铢钱和通宝钱，主要是用作在社会流通领域进行等价交换的媒介物，而专为辟邪、祝寿铸造的压胜钱或称“花钱”，却缺失了使用价值，突出了审美艺术价值。因此，从纷繁复杂的考古学研究对象中划分出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远远不能如此简单地量化。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一般说来，中国考古学的年代下限定在明朝的灭亡（公元1644年）[4](P.2)。中国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年代下限受考古学年代范围的制约，也应该在明朝末年。由于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范围仅限于古代，这样，一方面，体现现代科技和艺术成就的电影、电视、摄影艺术以及设计艺术中的工业艺术设计、视觉媒介设计、环境艺术设计等艺术门类便被排除在研究对象之外，另一方面，时间性、时空性和表现听觉的艺术门类如音乐、舞蹈、戏剧、戏曲、曲艺、杂技也由于事过境迁，逐渐丢失了各自的艺术语言。但是这些动态的时间性艺术形式，却被作为造型艺术的表现题材，静态地展示出来，在古代绘画、雕塑和传统工艺品中，留下了昔日辉煌的痕迹。

三、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分类由于艺术考古学是考古学的一个特殊分支，是一门在艺术学和考古学蓬勃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交叉科学，其研究对象既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艺术学科研究古代艺术产生、发展、演变规律的重要资料，因此，对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分类，要以考古学的分类方法为主线，同时参照艺术分类法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资料，其中，最主要的是古代人类劳动创造的物质性遗存，一般分成遗物和遗迹两大类。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则是考古学研究对象中人类精神文化创造的遗存，同样也可以分为艺术遗迹和艺术遗物两大类。艺术遗迹是指经过古代劳动人民艺术性创造的历史遗留，是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重要组成部分。艺术遗迹主要是古代的建筑遗存，在中国可以分成地上建筑和地下建筑两大类。中国古代的地上建筑大多利用各种木料，以斗拱、榫卯结构建造。由于自然的和人为的种种因素的毁坏，保存在地面上的早期（唐代以前）木结构建筑物几乎绝迹，仅存部分建筑物的残缺构件，唐代以后的古建筑遗迹也只有寺观、塔、石阙、石窟寺、桥梁等几类。中国古代的地下建筑是皇室贵族建造的坟墓，以砖、石为材料，大多模拟当时地上建筑的风貌，但趋于简率。相比较而言，考古调查和发掘出土的有关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实物资料并不丰富，但作为建筑附属装饰的壁画和雕塑却独树一帜，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艺术遗迹的分类便以壁画和雕塑为主。中国壁画的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便已出现，远远早于后来的帛画、绢画、卷轴画等绘画种类。一般来说，在天然岩壁面上制作的壁画有一个专门的称谓——岩画。在人工壁面上制作的壁画，则多装饰于建筑物和墓葬，可以分成地上建筑壁画和地下墓室壁画两部分。建筑壁画是中国古代建筑中一门重要的附属艺术，一般图画于神庙、宫殿、寺院、庭苑和石窟寺等较大规模的纪念性建筑内，具有装饰、美化居室环境，宣扬礼义教化和传播宗教教义的特征。墓室壁画的盛衰与中国古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和丧葬礼俗观念有着密切关系。作为艺术遗迹的中国古代雕塑大多是留存于地面上的古代艺术品，通常是经过考古调查得到的。昔日辉煌的雕塑艺术品因长期暴露在地面上，直接经受着天灾人祸的摧残，渐渐变得残缺不全、伤痕累累，只有那些创作题材上服务于封建统治和宗教思想的雕塑艺术品才被妥善保管、得以幸存。艺术考古学的雕塑遗迹一般可以分成宗教性建筑的雕塑遗留和皇室贵族陵墓前的雕刻遗留两大类。中国古代宗教雕塑艺术的巨大成就，集中体现在开山凿窟造像的石窟寺艺术方面，此外，寺庙、道观中也普遍有雕塑神像，一般有石雕、木雕、铜铸、彩塑等，以彩塑多见。中国古代陵墓制度是在封建社会等级观念影响下，按照儒家“礼”仪规范建立起来的。自西汉时期开始，皇室贵族的陵墓前，均摆放着按一定的规范布局的石雕艺术品。艺术遗物主要是指那些经过艺术加工创造的绘画、雕塑、碑刻书法作品以及实用和审美相结合的工艺美术品，其中工艺美术品无论在数量、种类，还是在艺术题材和艺术成就上都远远超过前者。艺术遗物中的绘画艺术品，主要有帛画与绢画、木版画与木简画、卷轴画等几类。艺术遗物中的雕塑艺术品，主要有墓葬和遗址出土的陶塑、瓷塑、木雕等几类。书法是文字的书写艺术，从最初刻划在陶器上的符号到商周的甲骨文、金文，战国秦汉的货币文字、印章文字、石刻文字、封泥文字、瓦当文字、铜镜文字、简帛文字等，都是成熟的书法艺术出现的基础和源泉。中国古代的工艺美术品，按质地和装饰手法可以细分为陶器艺术品、玉器艺术品、铜器艺术品、漆器艺术品、瓷器艺术品、丝织艺术品、金银艺术品和骨雕、牙雕艺术品等。中国古代艺术品的种类纷繁复杂，除了上述绘画、雕塑、碑刻书法和工艺美术品之外，还包括音乐、舞蹈、乐舞百戏、瓦当、剪纸、面塑等其它艺术品。四、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特征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相比传世的艺术品和现代艺术品具有自身显著的特点。首先，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具有科学性。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是经过科学的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后得到的艺术遗迹和艺术遗物。对它们的年代确定，得益于田野考古学中地层学、类型学方法论，以及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和古代历史文献资料的运用，使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有了科学的相对年代或绝对年代的界定。此外，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大多是从墓葬或遗址中挖掘出来的，往往并非是单独的个体，不但出土的古代艺术品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就是与之同出的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也与它有关，甚至古代艺术品在墓葬或遗址中摆放位置的不同，也对理解它所隐含的创作意图、审美特征和在墓葬或遗址中所担任的角色是一个重要的启示。其次，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体现了艺术创作的丰富多样性。这些研究对象既有以不同物质材料为载体的绘画、雕塑、建筑、工艺美术和书法等造型艺术品，又在这些造型艺术品的装饰题材和表现内容里，包含了许多古代音乐、舞蹈、戏剧等艺术形式，这是非常可信、稀有和宝贵的实物资料。第三，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具有功利性。在人类物质文化史的发展序列中，实用是先于审美的。史前彩陶使人类在使用这些生活用具的同时得到美的享受。但这井未改变彩陶器作为原始人类日常生活用具的性质。史前的玉雕艺术品，最早是作为人类装扮、美化自身的人体装饰艺术品的面目出现的，而后逐渐远离了实用性，演变为礼器或图腾崇拜物，将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寓于其中。奴隶社会以青铜器的铸造和使用为标志，但青铜却没有被普遍地用作农业生产工具，而广泛铸造成青铜容器、武器，应证了《左传》关于商周时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记载。中国古代俑像雕塑艺术品，其功利性的目的更加明显。它们都是专门用来陪葬的模型明器，主要为了满足“事死如事生”的厚葬风俗。中国古代壁画艺术的功利性目的也很强，在建筑壁画方面，绘画是“恶以诫世，善以示后[5](P.10)、“成教化，助人伦”的工具[5](P.27)。在陵墓壁画方面，仅是充当陪葬人和物品的角色，是为了满足厚葬风俗的需要。第四，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来源于田野考古的墓葬发掘。这些反映古代人类精神文化的产品，不仅体现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更具有意识形态的丰富内涵。因此，考古发掘出土物品数量的多寡、艺术价值的高低、所包含文化内涵的深厚与否，都与各个时代的埋葬习俗有着密切的联系。最后，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实用与审美相结合的工艺美术品。工艺美术品是为了满足人们的衣、食、住、行、用等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生产的，它体现了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科技发展水平、经济思想和美学观念。工艺美术品的创造，不仅仅是一种精神文化的创造，更是以满足人类物质生活需要为前提的，因此，它与社会经济的繁荣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基本同步。

四、艺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艺术考古学是一门建立在考古学和艺术学基础上的新兴的交叉或边缘学科，因此，凡是考古学和艺术学的研究方法都能在艺术考古学的研究中得到运用和借鉴。目前，对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尚未衍生出一套科学的方法论体系，但卓有成效的研究方法却随着考古发掘出土的古代艺术品的日益增多而逐渐露出端倪。一般来说，艺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来源于对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文化人类学、图像学等研究成果或研究方法的借鉴，以及对中国古代历史文献资料的运用。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是研究资料重要的分类排比方法。正像历史学家从一页页古代文献记录中寻找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轨迹一样，考古学家也正是从这一层层的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文化堆积层中，艰难地复原古代社会的面貌，使它们成为科学的研究资料。考古地层学给古代艺术品贴上了时代的标签，恢复了历史的真实。考古类型学是考古学研究中整理分析资料的一个重要方法。考古类型学在艺术考古学上的应用，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通过对古代艺术品形态和装饰题材的分析研究解决年代学的问题，从而使考古资料有更严密的科学性。另一方面，通过对大量材料的分析、排比后，归纳出古代艺术品的内容题材和装饰手法的种类，整理出一套完整的、系统的研究资料。文化人类学是解决原始艺术问题的一把钥匙。如何尽可能准确地解释史前艺术品，就需要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和方法。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是多方面的，既有对史前原始艺术、有史时期野蛮民族和现存少数民族艺术创造的研究成果，又有与古代艺术创造有密切关系的人类生活状况、伦理道德观念、等物质文化和人类意识形态方面研究的成就。前者是艺术考古学研究的直接内容和参考，史前原始艺术品和古代具有少数民族特色的艺术品，既是文化人类学研究对象的一部分，同样也是艺术考古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后者则为正确释读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背景资料。研究现存原始民族的艺术创作动机、目的和艺术产品的用途，可以为部分地复原史前原始艺术品创造过程、正确释读它们所包含的内在意义做出非常重要的贡献。艺术图像学是释读古代艺术品的必由之路。图像学的研究方法对中国古代宗教艺术品的阐释行之有效。宗教艺术品是宗教借用艺术的形式宣传宗教教义的物质化的体现，所表现的内容，一方面是为了传播宗教教义或在宗教仪式中专用，另一方面又受到要表现的宗教教义和宗教仪式的制约，这样，就使得宗教艺术品具有程式化的相对一致性的特征，也正是这独一无二的规定性，使宗教艺术品与宗教教义和仪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图像学的研究方法对汉画像石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由于“汉画像石实际上是汉代地下墓室、墓地祠堂、墓阙和庙阙等建筑上雕刻画像的建筑构石。其所属建筑，绝大多数为丧葬礼制性建筑，因此，在本质意义上汉画像石是一种祭祀性丧葬艺术”[6](P.4)，因此，它不是一种自由创作的艺术，而是紧紧围绕着当时社会的丧葬礼制，表现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宗教和宇宙观念等内容，对它们的图像学解释的要旨也尽在于此。中国古代文献是研究古代艺术品的重要参考资料。这些文献资料详细记录了古代中国人的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科学技术以及风土人情、和思维观念等方面的内容，是一笔极为宝贵的古代文化财富。古代艺术品的创造是各个历史时期人类生产力发展状况、生活方式和习俗、审美情感、等方面的外化，是古代人类意识形态精神文化的载体，与历史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凡是中国古代文献都能成为解释古代艺术品的背景资料。尽管这些古代文献资料由于历代的传抄，其间有较多的后人附会误传，可能存在着不少不真实的成分，但对解释古代艺术品的文化含义却具有不可替代的参考价值。中国古代文献资料在艺术考古学研究中的重要参考作用，主要体现在神话传说、礼义制度和埋葬习俗、以及古代工艺等几个方面。

五、艺术考古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是由田野考古学提供的，是各个历史时期的人类从事艺术创造的结果。它们的创造者不仅分属于不同的民族，而且受到当时意识形态中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的制约，使古代艺术品同时具有政治思想性和宗教色彩。对它们的研究自然就离不开考古学、古代艺术史、民族学、宗教学、民艺学等学科的积极参与。艺术考古学与这些学科构成了密切的联系。考古学为艺术考古学提供科学的研究对象。考古学研究的成果，为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提供了强有力的时代背景、工艺技术背景和文化背景资料，反过来，艺术考古学研究推动考古学向前发展。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创造的精神产品，古人用绘画、雕塑等艺术手法美化自己的生活，让情感凝聚、铭刻在某些特殊的器物上。这些古代艺术品由于其造型、装饰图案和主题等内容包含了较多的文化信息，不但具有鲜明的时代风格，而且具有与众不同的文化性质方面的特征，可以作为区分考古学文化或文化分期的标志、判断考古遗迹和器物年代的重要依据。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弥补了艺术史研究对象的不足。在近代考古学被引入中国以前，艺术史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文人创作的绘画、书法艺术品，以及创作者的创作动机、生活环境、人生遭遇、师承关系等方面。与传世的书画艺术品不同，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很少与某一个有名有姓的艺术家联系起来；艺术种类多为金属、陶瓷、玉石质地的雕塑艺术品和工艺美术品；纸、帛、绢质地的绘画、书法艺术品因在地下不易保存，考古发掘中十分罕见。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这些特征，恰好是艺术史研究对象的必要补充。此外，艺术考古学也为艺术史研究对象提供鉴定方法和断代依据。艺术考古学为民族学研究提供丰富的实物资料。史前人类创造的文化，由于缺乏文字记载，主要是由田野考古发掘的各类遗存提供的，分布于不同的时代和地区，具有风格各异的文化特征，往往对应着各不相同的氏族、部落和部族。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代表了各不相同的史前民族共同体，但对于具体属于历史上那一个民族的确定，却是相当困难的。然而，考古学文化的民族特色又是一个确然无疑的客观存在，不同考古学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史前艺术品，具有各自独立的民族艺术特征。每一个民族因为其所处的自然环境、从事的生产方式、继承的文化传统等因素的不同而形成了各自独特的民族心理，以至于造成在情感活动和审美取向方面的差别。不同的民族心理造就了不同民族艺术家独特的情感和创造力，从而创造出了独特的民族艺术，形成艺术的民族特点。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有许多是民族艺术家情感和审美的创造物，体现着这个民族的审美心理、文化习俗和等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观念，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同样，民族学资料又为艺术考古学研究提供借鉴。民族学对现存民族的实地观察、访问或直接参与各种活动后得到的资料，如古老的婚姻制度、家族制度、宗教和巫术等，以及对这些材料的科学研究成果，必将在艺术考古学研究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艺术考古学为探索中国古代宗教的起源和发展规律提供科学的研究资料。在原始社会，人类的意识形态是一种混合的形式，艺术、宗教、哲学、科学、伦理等等都还未分化出来。原始艺术，无论是歌舞还是岩画、雕塑，绝不是单纯的艺术活动，它还是巫术或宗教活动，是对世界的一种认识活动，一种传授知识的教育活动，一种交流信息的交际活动，甚至还可能是一种生产活动。此外，中国古代宗教文献是解释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重要参考资料。张光直先生正是运用东晋葛洪的《抱朴子》和《道藏》中的《太上登真三矫灵应经》有关道士使用龙、虎、鹿三juē＠①与天神沟通的记载，从解释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墓葬出土的蚌塑龙、虎、鹿图像入手，阐述中国古代美术上的母题的[7](P.320)。中国当代著名的艺术理论家、民艺学的积极倡导者张道一先生，在阐述民艺学的学科性质时，明确提出了民艺学与艺术学、考古学的密切关系：“严格意义上的民艺学是一门社会科学，而带有边缘学科的性质。在它的周围，必然与社会学、民俗学、艺术学、美学和历史学、考古学、心理学等相联系，相渗透。反过来说，研究民艺学必须具备以上各学科的基本知识”[8](P.291～292)。艺术考古学作为一门在考古学和艺术学科领域成长起来的新兴学科，其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横跨考古学和艺术学两大学科，自然而然地与民艺学结下了深厚的渊源关系。首先，艺术考古学为民艺学研究民艺发展史提供真实可信的研究对象。民艺学的研究主要包括民艺的历史、民艺的理论和民艺的采风三个方面。对民艺历史的研究，只能借助于田野考古发掘出土的实物资料。其次，中国民艺学的理论对艺术考古学研究有指导意义。民艺学对本元文化和宫廷艺术、文人士大夫艺术、宗教艺术、民间艺术等艺术形态和层次的划分，对其相互关系之间的研究，为系统研究古代艺术品的文化内涵提供了方便。有了这样的分类以后，对研究属于不同层次的古代艺术品，就可以有的放矢，运用与之相适应的背景资料做参考，从而开拓研究者的思路。最后，艺术考古学的研究丰富了民艺学的理论。通过对考古调查和发掘出土的古代陶瓷艺术品的分析，从中可以找到民间艺术与其它艺术的相互关系。超级秘书网

六、艺术考古学研究的目的与意义布鲁斯•坎格尔在《时间与传统》一书中精辟地指出，考古学有三个目的：“重建文化史；重建史前文化形态；解释文化过程”[9](P.36)。其最终目标“在于阐明存在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规律”[4](P.3)。艺术考古学作为考古学的一个特殊分支，其研究的目的和意义不应该局限于对艺术遗迹和遗物的描述、分类及断代，而是需要透过古代艺术品所表现的各种艺术形式，分析它们所表达的艺术题材，探究隐含在古代艺术品造型与装饰图案中的丰富的文化内涵，寻觅隐含在题材中的古代人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找出推动中国古代人类精神文化创造的发展规律。同样，艺术考古学又作为艺术学的一门交叉学科，对研究中国古代艺术的起源和造物艺术的发展规律以及对中国古代艺术史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首先，艺术考古学研究是中国古代精神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的精神文化主要包括政治、哲学、文学、艺术、宗教、道德等意识形态诸方面，有关社会政治结构、伦理道德观念、阴阳五行宇宙观、天人合一思想、巫术神话和道教、佛教信仰等精神文化的内容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有丰富详实的记载，同样，这些内容也是古代艺术家进行艺术创作的重要题材。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历史文献和日渐丰富的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把中国古代的精神文化通过著作或艺术品的形式固定下来，远播四海、传之后世。艺术考古学是考古学的一个特殊分支，其研究对象是经过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得到的艺术遗迹和遗物，史前彩陶和玉器、商周青铜器、楚汉漆器、秦汉兵马俑、汉代壁画、画像石和画像砖、六朝青瓷、唐墓壁画、宋元瓷器，以及绵延千余年的石窟寺艺术等等，都是中国艺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实物资料，其间虽然具有物质文化方面有关工艺技术的因素，但更多的却是体现了古代人类的政治思想、审美观念、道德标准、风俗习惯、等精神文化方面的内容。艺术考古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超出了纯粹图像意义的阐释，而进入人类观念和思想的领域，成为中国古代精神文化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涵盖了整个人类精神文化的各个方面。其次，艺术考古学研究是中国古代艺术起源和造物艺术发展规律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追溯艺术的起源，不能局限于距今一万年左右的比较成熟的艺术形式，而更应该溯源至人类的远古时期。艺术考古学恰恰能够为这样的探索活动提供确实无误的资料，昭示史前艺术由萌芽、成形乃至发展、成熟的历史轨迹。如对称形和圆形的造物艺术规律，萌芽于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虽然当时人类打制的石器很难与古代艺术品联系起来，但它们却已经部分地具备了作为艺术品造型艺术的美的形式，艺术起源的探索不能忘却这些看似粗糙的器物所隐含的美和艺术的因素。同样，艺术考古学研究对造物艺术发展规律的探索也具有重要意义。以新石器时代实用性很强的陶质尖底瓶为例，它原是一件用作汲水的容器。这种器物的造型主要是适应了原始人类的生活环境，因此在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遗址内有较大数量的出土。然而，当人类的居住环境发生改变，如对居住地的表面加以夯平，尖底瓶就需要配备相应的托座，在日常生活中就显得不怎么方便，于是，当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尖底瓶的实用地位便下降了，相反，由于其独特的造型和令人着迷的汲水特点，被礼制所采纳、放大，作为人的行为规范的象征，依样铸成青铜器，置于座右，被称为“欹器”——宥坐之器。表明人类的造物由最初的强调汲水功用，发展到经过彩绘装饰的集实用与审美于一体的彩陶工艺品，最后，由于奴隶主贵族礼制的推动，演变为丧失了实用性的纯粹观赏艺术品，造物艺术的发展史从艺术考古学的研究中找到了规律：即实用先于审美，先有满足人们衣食住行的物质创造，再有实用与审美相结合的工艺美术品，最后派生出纯粹鉴赏性的艺术品。这就是通过对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分析研究后，得出的一条造物艺术发展的重要规律。最后，艺术考古学研究是中国古代艺术发展史研究的必要补充。艺术考古学研究弥补了艺术史研究资料的缺陷，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和陶塑、泥塑、木雕、牙雕、骨雕、玉雕等都是中国古代的原始艺术品，是完整的中国古代艺术发展史的最重要的研究资料，这已经被当代的艺术史家所肯定；曾经被忽略的壁画、雕塑、建筑和各种质地的工艺美术品，开始得到重视。考古发现的古代艺术作品弥补了艺术史研究资料的片面性和不确定性，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具有科学性、丰富多样性、物质资料性的特征。它们恰恰是以往中国古代艺术史研究对象所缺乏的。同时，艺术考古学研究为艺术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在以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为特征的近代科学考古学被引入中国史学研究以前，中国古代艺术史的编写仅仅依据古代历史文献记载的引用，主要在绘画和书法上取得了较大成就，其上限只是到夏商周三代或者是三皇五帝的传说时期。这一现象要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国策以后才有了根本性的改变。考古学家开始开辟研究古代艺术品的新领域，并且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文献记载，追寻古代人类的精神文化创造。中国艺术考古学是一个大题目，学术研究中都忌讳“大题小作”；艺术考古学研究的基础是考古学提供的研究对象和理论方法，而考古学的主要特征是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其结果必然是新资料不断涌现，新问题也层出不穷；艺术考古学又是一门横跨考古学与艺术学科的交叉或边缘科学，但目前对艺术的研究，无论从艺术的概念定义、起源动因，还是发展演化的规律性诸问题，尚未有令人信服的解释。本文仅就艺术考古学理论和艺术考古实践中必然碰到的若干问题，做探索性研究，以抛砖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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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与艺术论文范文第5篇

一、‘舞、巫同源”艺术起源的实证性考察

艺术起源问题是艺术理论研究的根本问题，20世纪学界曾就此引发诸多争议，对于艺术的根源，学界看法不一，这一问题一直被视为‘‘斯芬克斯之谜”。在艺术起源的多种假说中，常任侠比较认同艺术起源于劳动的唯物主义观点，但与其他学者不同的是，常任侠没有仅从理论上进行演绎和推测，他对艺术起源于劳动的观点进行了考古学论证。首先他对甲骨文中的‘‘艺术”的‘‘艺”字进行考证，在甲骨文中，“艺”字是一个人进行劳作的形象，常任侠指出，甲骨文的“艺”字最初所描绘的是劳动人民正在种植的姿态，随着文字的不断演化，农人把自己熟练种植的方法，描绘出来，便是‘‘艺术”了。常任侠从艺术考古学的视角为“艺术起源于劳动”这一观念提供了现实佐证，他指出，艺术与劳动的紧密关联有着相当可靠的实证材料，他以北京周口店远古人类遗存为例，指出：“从周口店山顶洞人的猿人遗物中，已有了穿孔的装饰品；刻划的兽骨和矿质的颜色，可知原始人类在劳动过程中，观察体验，发现了美的诸韵律，以形体、线条、色彩，开拓了最初的艺术领域。”1011尽管艺术起源于劳动并非常氏首创，但他从艺术考古的角度来论证这一理论确是常任侠的贡献。

常任侠看待艺术起源论的视角是客观的、冷静的，他没有拘泥于“劳动论”的单一观念，而是运用辩证的思维管窥艺术起源的艰深命题。在他看来，艺术起源问题是相当复杂的，劳动在艺术起源进程中的作用是主流的、明显的，但并非惟一的，原始的巫术活动对艺术的起源也起到直接或间接的推动作用。在常任侠看来，原始人类的艺术经常藏身洞穴的深处，其目的并非为了展示其它实用功能，而是为了满足某些具有神秘色彩的巫术礼仪活动的需要，例如西班牙阿尔塔米拉洞窟壁画，场景壮观，形象生动，令人惊奇。经艺术考古的考证发现，这些“饱经沧桑”的“艺术作品”显然不是为了供人欣赏而制作的，而是出于一种与审美无关的实用动机，即巫术的动机，这种巫术活动和原始图腾的符号逐渐演化，演变成远古先民们的精神家园，成为他们曰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崇敬而又神秘的乐土。为此他对巫术进行了文字考证：“奴隶社会时期开始有了专门祀神的舞人，它的名称叫‘巫'‘巫’字的原来形象如夾或爽，像人持牛尾或鸟羽的样子。‘舞’的初文是‘巫'在甲骨文中，‘舞’‘巫’两字都写作夾或爽，因此可以断言‘舞’与‘巫’原系同一个字。”0321在此基础上常任侠提出了‘‘舞’“巫”同源论。在常任侠看来，原始舞蹈的产生，其本身就是与原始的宗教信仰有关联，是远古人类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情感的重要表达形式。在常任侠看来，因为敬神的巫善于歌舞，歌舞成为他们的职业，所以舞就与巫产生必然的联系。原始舞蹈是宗教祭典的主要组成部分，原始宗教活动，特别是敬神、娱神的图腾崇拜活动，因伴有歌唱和舞蹈，对歌舞艺术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常任侠通过考古学不仅蠡测原始歌舞与巫术之间的紧密联系，而且推及其它艺术形态与巫术之间的多维关联。在常任侠看来，远古人类在进行巫术活动时，有时还需为巫术活动进行一些专门的‘‘创作”，如在洞穴中绘制壁画、建造一些特殊的建筑样式等，这些都是早期人类进行各种巫术活动的图腾遗留。通过载歌载舞的巫术图腾，远古人类创作了大量的原始文化符号，而在这些图腾活动中又提高了远古人类的群体观念、生存智慧乃至审美意识，换句话说，远古人类的审美意识的萌芽是巫术图腾活动的必然衍生物。

至今看来，常任侠对艺术起源于巫术这一理论观念不无道理，至少巫术在人类艺术形态的发展进程中发挥过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成为艺术发展过程中的直接动力。艺术与巫术之间神秘关联的纽带则是远古人类在巫术活动中到某种巫术仪式中的宗教情感，这种情感常表现出对神秘力量的崇拜、敬畏和拥戴，这种对原始巫术投入的情感在历史的不断演化中最后固定为进行巫术活动创造形态的实体物身上，换句话说，就是本用于巫术活动的艺术创作成为聚集那种神秘宗教情感的载体，对巫术活动的膜拜变成为对远古艺术的膜拜，这就是今天看来，艺术审美情感和宗教情感趋同性的原因所在。

诚然，常任侠提出的艺术起源于巫术以及艺术与宗教之间的密切关联从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立足的，至少艺术在其发展进程中与远古的巫术活动产生过较为显性的互动，在20世纪中国美学界对美本质的探讨中，常任侠基于艺术考古学的实证考察，摈弃了人云亦云的主流观念，提出了艺术起源的新颖理论并加以多重阐释，为艺术起源论提供了本土化的另一种视野，况且，至今以来的艺术研究也确实表明，艺术与远古的宗教关联的亲密，这再次说明常氏理论创造的价值所在。

二、艺术考古的画学操行：中国美术史论的再阐释

在常任侠艺术理论体系的建构进程中，对艺术史尤其是中国美术史的梳理成为其自身学术研究致力的重要方向，诚然他并非只是就中国艺术史作出一种理论性的再阐释，而是立足艺术考古学的方法，结合艺术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得到的艺术遗迹和遗物来重新审视艺术发展的奥秘。在常任侠的眼里，史前时期的陶器、商周的青铜器、汉代的漆器、壁画以及画像石和画像砖、六朝时期的青瓷、唐时的唐三彩和壁画、宋元瓷器以及隋唐以来的石窟艺术等都是艺术考古学重要的研究资料，在常任侠看来，这些艺术留存体现了中国古人的政治理念、审美思想、伦理价值、风俗习惯以及宗教信仰等，以艺术考古学的研究方式来重新审视中国古代艺术的多元形态是对艺术研究模式的一种变革，是人类艺术观念史和思想史领域的一大进步。

在对中国美术史的梳理中，汉代绘画艺术是常任侠关注的一个重点。在常任侠看来，汉代绘画以其雄浑的气魄、飞扬的线条、精美的构图展现出汉代独特的风俗人情和审美观念，为中国美学的发展奠定了一个较为显性的审美基调。汉代绘画艺术不仅有壁画、漆画还有画像石、画像砖等多种表现形态，这些绘画艺术多以生活场景为表现主题，通过绘刻结合、绘雕结合的方式呈现出既有现实元素又有浪漫情怀的艺术作品。对于汉代绘画，常任侠从意境塑造和表现技巧两个层面加以剖析。意境说是中国绘画艺术的典范理论，魏晋时期通常被视为意境说的肇始期，在常任侠看来，重意境、显神韵是中国传统绘画的重要特征，早在汉代绘画中就有鲜明的体现，汉代的艺术家在艺术创作中大胆描绘、尽情挥洒，既以自然状态为创作之根本，又不拘泥于单纯的客观再现，将自身对客观景物的观照与个性感悟有机结合，进而形成情景交融、意境和谐的绘画作品，他指出：‘汉画所绘线条快速劲锐，甚多变化，尤其对于物象的研究，工具的运用，技术的掌握都能达到一定的高度，所以婉转自如，毫无涩滞之感。汉画造型既不呆板，身体的姿势，面部的表情都能显出个性，而且前线与后线运动结合，极其调谐。”m262常任侠没有局限于对汉代绘画作纯粹理论的阐释和提炼，而是运用艺术考古学来为自己的理论提供事实支撑，他以成都羊子山一号墓出土的汉代画像砖《收获弋射》为例来详细阐述汉代绘画的意境构建，这幅图上半部分绘制出一大片荷塘边闲坐两位猎人，手持弋射弓箭，头顶一排东去的大雁，其中一只大雁正倒栽下来，作品的下半部分描绘出几位农夫田间割穗的场景，这幅带有简易山水画特征的汉代画像反映出生动形象的生活意象，常任侠分析道，画面上的树干粗大，枝繁叶茂，与树下两人张弓欲射的情景相互辉映，下半部荷塘水纹的刻画，水中鱼儿的悠闲自得，鸭子的水中嬉戏以及荷塘中盛开的荷花相互交映，形成了一幅颇富审美意境的村居画面。

在常任侠看来，汉代绘画之所以在中国美术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其原因就在于汉代绘画构思大胆，线条构图伸屈自如，汉代石刻画像的构图多倾向于写实，这种写实手法是对日常生活场景的观照和描摹，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和风貌，但即使是风俗人情的形态描绘也没有限制创作者想象力的扩散，汉代的石刻画像充满了大量想象和幻想，不仅有现实世俗生活场景的描绘，更有神灵海怪等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场景，这些意象多为艺术家凭借想象创造出来的诗意图像，就中国雕刻艺术发展史看，尽管汉代石刻画像不如唐代雕刻之细腻、生动和典型，但它表现出的那种“深沉雄大”的古拙之美，却显示了汉代艺术的宏大气魄和生命精神。

常任侠认为汉代绘画另一典范特征是表现技巧。汉代绘画多以画像石、画像砖的形式出现，这与通常形态的绘画样式不同，它将绘画与雕塑集于一体，结构严谨，构图自然。常任侠指出，汉画的构图所用的多为散点透视，后世绘画中常用的俯瞰透视法在汉画中业已创作完成。诚然，就中国美术的发展历程而言，中国画散点透视法则的成熟时代多以隋唐为界，现代最早的一幅山水画作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就体现了散点透视的大成法则，而常任侠没有局限于传统艺术的定性思维，运用艺术考古的手法对汉代石刻画像展开研究，将中国画的散点透视特征成熟时间推进到汉代，这不能不说是一次大胆的理论创新。常任侠认为，汉代石刻画像艺术把之前业已形成的各种透视法则集中于画面的构图中，如《收获弋射》所刻画的山石均用平涂的方式表现，用笔简练、粗犷，利用荷塘巧妙地将画面分为两个独立的场景加以刻画，表现出弋射、收获这两个形式不同、意义相近的生活景象，这为之后中国画的绘制技法提供了一个颇为典范的蓝本。汉画表现技巧的第二个特征是以线造型的大量运用。与西方绘画不同，中国画从某种程度上是线的艺术，线条的勾勒不仅体现画面的构图、布景、质感，而且还蕴含画面的节奏、韵律，汉代石刻画像就以成熟的线条艺术确立了其在中国传统绘画史上的地位，对此，常任侠深有感触，他指出：“不仅用墨或用色彩的汉代绘画，其技法以线条为主，即使汉代用模型印制的彩画砖上，也显示出线条的成熟发展。”01258在常氏看来，汉代绘画造型能力不是很高，但画面表现的内容却极为丰富，在有限的空间中，人物的动作、动物的形态、自然景观的刻画都颇为生动，颇具运动感和方向感，其关键就是对线条运用的娴熟和自觉，正是对线条在画面构图中的准确定位，才创造了形象生动的汉代绘画艺术。

三、表情艺术的审美透视：对东方音乐、舞蹈艺术理论的拓展与提炼

20世纪的艺术理论研究中，多数学者的研究视域倾向于造型艺术，对音乐、舞蹈等表情艺术的理论拓展较少关注，常任侠是20世纪为数不多的将音乐舞蹈理论加以提炼、深化的学者之一，其建构的音乐美学和舞蹈美学思想不仅成为其艺术理论体系建构中的重要环节，对20世纪中国音乐和舞蹈美学理论的研究也产生深远的推动作用。

对于音乐艺术理论的拓展，常任侠没有拘泥于中国古代乐论的影响，而是从音乐的起源这一基本问题展开论证的。在他看来，原始音乐源于远古人类在战争胜利、狩猎收获等曰常生活中，用歌舞表达他的喜悦，进行情感释放的生活行为。常任侠认为，歌源于人类劳动时的呼声，乐源于起于与呼声并起的有规则的音响，如中国古代相传的“筑城相杵”之歌，就是以劳作之人“邪许”的劳动呼声作为歌曲基调的。诚然，劳动创造了人类世界，自然也推动了包含音乐在内的诸多艺术形态的生成与发展，远古社会的生产力极为低下，集体劳作是维持生存的最好方式，在集体劳作过程中为了相互协作的需要，所出现有节奏的劳作呼声，这成为原始音乐的起源。因而常任侠指出：“在人类最初所作的一个简单声音，一个简单举动都是与现实生活有关的，都是与劳动有关。”0286值得一提的是，常任侠还从艺术考古学的视角来佐证远古音乐存在的真实，他对‘‘磬”和‘‘钟”这两类乐器进行了考察，认为古磬中的特磬应该是新石器时代的产物，从考古发现可以看出，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古磬就是特磬。而到了商代以后，古磬中出现了另一种形式编磬，从特磬发展到编磬，这是音乐发展进程中的重大进步，只有学会审辨音律，才能达到这一发展阶段，因而常任侠指出：“从特磬到编磬，由特钟到编钟，是中华人民从新石器时代经过金石并用时代进至青铜时代，在这一个悠久的时期中对于音乐的伟大贡献。这期间，不仅创造了打击乐器，而且逐步从打击乐器中发现音阶，由于伴奏的金石乐器存在，我们可以推断在新石器时代歌舞的存在。

对于舞蹈艺术，常任侠除了探讨舞蹈的起源，提出著名的“舞’“巫”同源说外，常氏还对舞蹈艺术的审美特征进行了考察，在他看来，舞蹈主要是通过舞者的动作姿态、节奏旋律、场景设置来模拟生活，表达情感，常氏以朝鲜舞蹈《白铃舞》为例，指出这一舞蹈形式是对织铃动作的一种提炼和加工，而不是简单的模拟过程。在常任侠看来，抒发感情的舞蹈依然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是人的曰常生活的艺术提炼，但这种反映和提炼不是一种机械的模拟生活，而是通过有节奏、有韵律的连串动作来达到对现实生活的艺术化描写，因而具备了超越生活的情感意识和审美特征。对于舞蹈，常任侠认为其表现形式离不开一定的感情寄托和意蕴表达，换句话说，舞蹈是人类一定情感寓意的形式表现，常任侠通过艺术考古学的方法引入东南亚少数民族舞蹈《泼寒胡舞》加以例证，他指出：“（泼寒胡舞）这种游戏盛行于东南亚各地，它有洗涤污秽、万象更新的意义，并且迎接雨水的来临，作为一年丰收的祝愿。在常任侠看来，舞蹈是情感的外在展现，这种情感并非直接的抒发，而是隐含于各种舞蹈的形体动作、舞蹈意境的创造、音乐背景的配置进而创设的审美意象的呈现。当然，舞蹈的各种动作并非现实生活的照搬，它体现出极强的虚拟象征意义。在常任侠看来，舞蹈最重要的不是其形态动作本身，而是它所蕴含的主题思想，这种思想又和舞蹈形式的起源密切相关，他以东南亚原始《大傩舞》为例，指出：“《大傩舞》原是一种人与兽相争的舞蹈，它发展为驱逐瘟疫，追赶恶鬼的民俗舞，在封建制成立的两汉以来，常在春节时举行。

四、筚路蓝缕：常任侠艺术思想的东方视域与理性定位

作为20世纪为数不多的致力东方艺术研究的艺术理论家，常任侠选择了东方艺术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这是对当时国内学界一边倒的‘‘西学情结”的纠偏，为20世纪中国艺术理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难得的理论范式。诚然，尽管常任侠以东方艺术作为自身终生治学之方向，其作为艺术理论开拓者本身，对东方国家的艺术形态乃至艺术理论的涉猎自然也成为不可忽视的思想体系的组成部分，然而与20世纪其他诸多美学家和艺术理论家不同的是，在常任侠颇为丰富的艺术理论著作的遗存中实难捕捉其借鉴其它国度艺术思想影响的踪迹，至少他没有大篇目地谈及、引用以及借鉴其它国度的艺术思想，换句话说，常任侠对外来文化的吸收是内在的、潜性的，更多的是方法论的借鉴与参照而不是艺术理论本身的引入与加工，其终生学术研究的主要方法论亦即艺术考古学即为外来艺术研究方法的重要体现。[4在今天看来，对中外艺术交流史的研究是一个涉及众多学科知识的宽泛领域，在这一领域想有所作为颇为艰难，一般的历史学者虽长于文献解读和文化考察，但因缺少艺术理论以及审美体验，很难进行专业的理论解读；而对于一般的艺术家而言，虽能够做到精通艺术，富有艺术的审美体验和考察激情，却往往缺乏历史学的文化视野和系统的考古学知识。作为20世纪的艺术理论大师，常任侠却在艺术学和历史学之间进行了有效贯通，既具备历史学家的文化视野和文献功底，又富有艺术家的审美体验和探索激情，因而其投入艺术交流史的研究就具备了优势的研究条件。

在常任侠致力的东方艺术交流史的研究中，他关注的东方国家众多，南亚、东亚以及东南亚诸国的艺术文化都成为其关注的对象，在诸多的艺术交流脉络中，中国与印度的艺术文化交流则又成为其重点关注的方向。在常任侠看来，佛教以及佛教艺术正是自印度传入中国进而对中国古代的绘画和雕刻艺术产生了重大影响。常任侠指出，在印度佛教未传入国内之前，中国的绘画自有其独特风格，当受到印度佛教艺术影响后，中国的绘画风格发生了重大转变，不仅绘画的题材融入了诸多佛教内容，而且绘画的形式也产生了嬗变，佛教壁画成为中国绘画的重要形态。南北朝时期，佛教艺术又给中国的雕刻艺术形成新的剌激，促进中国雕刻艺术进入新的境界，雕刻内容融入诸多佛教题材，而且佛像雕塑也成为中国古代雕塑的重要系列。从甘肃河西走廊的石窟造像，到大同云冈、洛阳龙门、太原天龙山、辽宁万佛堂等大小石窟造像，这些气象万千的造像艺术都是印度佛教东传产生的文化成果。到了隋唐时期，南北合流，造就了丰富灿烂的佛教画风，从而在中国艺术史上展现出中古时期的艺术辉煌，例如北朝时期的敦煌壁画以及其它的洞窟壁画等，形态各异、色彩绚烂，这些都是佛教如净土宗变相影响的结果，正是佛教影响的深入造成了中国艺术发展变革的联动效应，从而使艺术的形式和内容都不断革新、不断丰富。

古代文学与艺术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艺术教育　诗教、乐教　艺术精神　传统　经典

古今时域差异所体现出来的各类文学艺术的提纲统领者可谓艺术之精神，它成为贯串各类文艺的主旋律。对这类文艺主旋律――艺术精神的把握，也正是大学艺术教育所追求的目的。

大学艺术教育的范畴较广，其含涉音乐、美术、文学等多科领域。通常认为艺术教育内容应指音乐、舞蹈、曲艺、戏剧、杂技和绘画、建筑、雕塑、织造这类表演艺术和造型艺术，却忽视文学这类含有更广泛更深层含意的艺术教育。表面上，音乐、美术类艺术教育似乎多呈现于技术层面的教育特性，事实上，艺术教育并非仅是一种技术的培训，也是一种美育和德育范畴的人文素质教育。音乐、美术教育本身也含有对作品的鉴赏能力培养等美育教育目标。文学既同样具有这类美育教育目标，也具有德育教育的义务。在对文学作品进行鉴赏教育的同时，也必须有对技术层面的教育培养。没有对文体技术层面的认识，也就不可能有准确而恰当地对文本的深层艺术精神的领略。而且，最高的艺术创造，必须通过精神与技巧的修养而始能达到。从这一点来讲，文学艺术教育与音乐、美术等艺术教育便具有某种共通性：一是都具有美育德育的双重目标：二是都具有技术与艺术层面相结合的双层面功效：三是都具有一种相通共融的艺术精神。但这种“艺术精神”从艺术教育的角度观照，文学艺术较其它艺术更为显性直观。这种感性直观的语言能够在技术层面上直接传达哲学的意味(艺术精神)，而且文学(诗歌)艺术既有其他艺术所具有的空灵性，也有其他艺术所不具有的言说性，又加之能有语言余留的空间作为思维联想的系带，以把握藏在语言文字后面的真精神，这恰如“轮扁斫轮”的喻意。人文素质教育课程(或通识教育)作为当代大学艺术教育的主阵地，必须重视和深掘文学教育的内涵。作为艺术教育重要内容的文学，历来论美论道多标举古典，其古典传统诗学兼有其艺术性和哲学性，但文学艺术教育的内涵也并非仅此而已，其文学艺术和古典诗学中超越于技术层面。由技而进乎道的理论，是对艺术哲理的深刻揭示。孔子所谓的“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庄子《达生》)，也是对艺术欣赏和艺术精神把握中自证、自觉过程等深刻的哲理分析。从文学发展的时域和文学自身演进的规律看，论美论道的精品也不乏其代。所以，在大学艺术教育行为中，我们必须贯通古典与当今、传统与现代、经典与流行的关系，真正把握其艺术精神之所在。

艺术教育，既要从时域上通观古今，也要从流派和对艺术精神的把握中去体认传统与现代，传统的艺术流派和艺术精神会随着人类对文学、艺术、科技，乃至自然的认知的不断进步而有所差别。所以随着文学观念的演变、艺术精神的不断超越，经典与流行也必定贯注着各自时代的文艺精神。“流行”的艺术应是当下文化体系中的大众化的文艺形式，但经典可能是曾经的大众的流行的文艺形式或文本，也可能随着时代的演进而成为“阳春白雪”式的“雅”文化艺术代表。往往这类经典具有超越时代时尚，其优越性为大众所公认，故《尔雅・释言》谓：“典，经也。”而“经”也涵盖典范的意义，故刘勰《文心雕龙》称：“经正而后纬成。”显然这些经典之作应有引领时尚的意味，而且应是作为大众的通常的典范，正因为经典的流行性和大众性，在一定程度上通过艺术教育的途径在当下完全可以复原其流行的品质，即还原经典的文化内涵和经典的流行性和时尚性，又将其融入时代的精神特质，为当代文化注入新的血液。此亦有助于艺术精神的把握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

从中国传统的古典文学艺术来看。诗教、乐教的艺术理论地位颠扑不破。正如前文所说，艺术既有技术层面的内涵，也更应升华到哲学或精神层面的品质。古代社会礼乐活动的主要形式是歌，而“歌的主要内容可能即是诗。诗在当时是与乐不分的。”故《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从而《诗》、《书》、《礼》、《乐》成为公认的古代儒家教典。所以诗教、乐教也成为艺术教育所不可缺失的内容。尽管后来艺术的分类派别逐渐齐全，有文学、音乐、舞蹈、曲艺、戏剧、杂技等，但古典的诗教、乐教理论可以说已经涵盖万象，成为后来表演艺术和造型艺术，以及其它艺术形式的理论源泉。文学作为一门综合的艺术形式，从艺术表现的特性上看，可以说既具有表演艺术的特性。也具有造型艺术的特性，如对情节、抒情、叙事方式精心安排、语言的铺陈夸张、典型人物事件的塑造和描写。无不体现出其综合的艺术特性。从中国古代较早的诗教、乐教文艺理论中也可窥出其综合的艺术理论特质，可以说从中是绝对可以找到后来音乐、美术、建筑、戏曲等艺术形式的理论来源的。

传统诗学理论一开始就将生活、艺术与精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艺术是“在人们精神的发现中才存在”的，因而古代艺术与当代艺术也便存在其共通性，这种共通性便是艺术作品所具有的艺术精神。在大学艺术教育任务中，除开诗、词、歌、赋、画具体作品的鉴赏形式外，对艺术精神的把握理应成为艺术教育的本质和重心所归。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代，艺术教育皆应追求艺术精神的崇尚，这种艺术精神的反映，正是通过潜移默化的教育活动，从而达到美育、德育的体认、融合和实践。对艺术精神追求的绝佳效果便是达到“物我合一”、“物我两忘”的艺术的境界，即心灵受文本的启迪和触发，其心智得以完美的融入和升华。要达到这种艺术的境界，美育和德育的目标皆可同时实现，故艺术境界与道德境界往往是可融和的。朱子在《论语集注》中以道德精神的最高境界，来解释曾点在当时所呈现的艺术的人生境界。而且孔子为“大乐与天地同和”的这种艺术境界深致喟叹，实际正是感动于这种艺术境界。这种艺术境界不是纯然的艺术境界，而是包涵政治社会理想的道德境界，从而成为将美(艺术)善(道德)结合的艺术的人生境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这也成为文艺作品中所反映的艺术精神的最本质的内核。大学艺术教育的任务，最重要的也应是对这种本质内核的揭示，对古今艺术作品中对艺术的人生境界的宣扬和对艺术精神的追求，并从而实现大学美育和德育的双重教育目标。

在古代的诗教、乐教理论中，便曾积极的主张美善结合。《论语》上有“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八佾》)，可见，“美”“善”的统一，是孔子由对音乐的体验而得出的对音乐、对艺术的基本规定和要求。“美”属于艺术的范畴，“善” 属于道德的范畴。艺术作品本身要求达到“美”“善”统一，而在古典文艺作品中所反映的艺术的人生境界也同样要求达到“美善合一”。在古代诗教、乐教的文艺理论中，实际是通过对文艺创作者的“美善合一”的要求。来达到对文艺作品受众的“美善合一”的影响。从而艺术作品归源其社会性。成为艺术教育的范本，艺术教育也就通过艺术的方式，来达到教育和人格修为培养的目的。如传统儒家和儒家经典中以音乐(诗歌)为中心的“为人生而艺术”的性格，对古今知识分子的个人修养而言，其功用都较为明显，而且这类理论在整个古代文艺理论中也是特别突出和明显，如：

“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礼记》卷三十七《乐记》)

“君子日，礼乐不可斯须去身。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谅之心生，则乐。乐则安，安则久。久则天，天则神。天则不言而信，神则不怒而威。致乐以治心者也。”(同上)

“故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乐极和。礼极顺……”(同上)

这种理论主张对个人修为的要求，也是艺术教育所追求的结果。此结果是一种“融情于我”、“融我于物”的心灵震动和感触。当今大学艺术教育所追求的实质也便是这样一种积极、乐观、振奋和正影响的艺术精神释解效果。对艺术精神的充分而精当的释解，可以合理建构和达到艺术教育的最佳效果，故徐复观称：“我们可以把一切的艺术追溯到艺术精神的冲动上去。”

当然，只有对艺术精神脉络的清晰把握，对艺术作品“物我两忘”的感知，才可能达到真正艺术教育的目的和最佳效果。然而“物我两忘”感知实效的难于产生。也是众多艺术教育媒介流于形式和肤浅化亟待摆脱的困境之一。

此外，对艺术流派渊源发展的认识，以及对艺术精神脉络的清晰把握和体认，也要求我们必须认知和借鉴“古典”，有足够的艺术素养。“物我两忘”的艺术感知实效之难与对此实效的不断追求似乎是一种窘难。显然。这种窘难只有靠艺术(乃至科技)自身才能解决，艺术授人以“物”(知识、思想、精神等)，而人又反以“物”观照艺术。所以艺术在传承中同艺术创作主体和艺术受众一样重要，往往呈现出循环复杂的关系。这种传承链关系，使艺术在艺术教育中又理所当然被分离为两个层面，一是作为认知形式层面的素质阅读，二是作为精神感悟层面的艺术精神境界享受。只有在第一层面的素质无限累积和丰富的时候，才能无限近地接近或达到第二个层面。

对艺术感悟的自觉、自证过程，自然也离不开艺术创造主体或艺术感悟主体的素质积聚和涵养。文化、艺术本身是一个历史的系统，既具共时性亦具历时性，无疑更需要我们阅读传统和古典、现代和流行。“古典诗学”传统对人文素质教育的作用显然又是可见而有效的。更应倡之于首位。有学者便认为要化解当今大学教育惫机非“古典诗学”莫属，西方教育的源头是《荷马史诗》，其教育开端是诗歌而不是哲学。我国古代教育的基本内容以诗、艺为主，其中诗是教育基础。经学四教，以《诗》为宗。孔子先作《诗》，故《诗》统群经。读诗可以培养人的心性，提升眼界，让我们看到更美好的幸福与更深切的不幸。显然，这种被受众阅读的幸福和不幸，即是艺术精神或对人性人文关怀的浮现，也便是“为人生而艺术”的性格品质的折射或反映。甚至有学者说“学习古典诗学是一种生命行为，其当下性可近可远……”便透过艺术精神，将艺术、诗学与政治接上了关系。

不过，在处理古典与当代、传统与流行的关系中，必须明确：首先，传统并不局限于古代，它尽管有地域的差别，但并不完全受时间的限制，“传统是在世代相传渗透在思想文化、艺术道德等各方面的东西，不仅是古代，还有近现代”。中外就有各自体系的文化传统，这种表面所呈现的地域性差别，实际主要是因受了各自文化体系、社会形态和意识、以及社会生活习俗的影响所形成的，因为承载这种文化体系和文化传统的社会人又是以各自较大或较小的地域结成“显”层结构上的联盟的，而真正的文化体系、传统、意识形态等，却是其“隐”层结构上的真正联盟的关键所在。在对经典与流行、古典与当代的把握中，从大学艺术教育的宗旨出发，也不应排斥外来优秀文化传统。而力争融汇中西，取长补短，因为人文、艺术、科学之类人文素质教育的最终目的不应仅仅停留于认知，而更应是发展。

其次，受西方实学特别是西方哲学的影响。一些追求实利性的学科对我们的教育制度产生了冲击，较早的苏格拉底就认为，哲学败坏教育。有学者便承此认为一味追求现代化，主张实利性学科，便是教育之败坏，恐怕这只是揭示的表象。传统与现代是可以融通的，现代中也有精品艺术，现代除开实利性追求外，也涵有人性化人文情怀内涵，其艺术精神绝非实利性所涵盖。此外，一些讲求现代性的实利性学科，从本质上来看，也是出于对人文、社会的关怀而讲求实利，只不过将实利性主张和追求大文化。而掩盖了人性关怀的艺术精神或艺术哲学内涵。并且实利性学科也有其自身学科特点的哲理内涵，哲理是能使人的精神新生的原理或概念。既然具有哲理内涵，就理应是一种精神的诉求。

古代文学与艺术论文范文第7篇

论文摘要：文艺美学作为一门学科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产生，除政治、文化及学术方面的原因外，还与我国学术界美学研究、文艺学研究自觉的民族性追求有关，与我国传统美学、文艺学遗产的特性及我国传统美学、文艺学现代性转化的诉求有关。在一定的意义上，也可以说文艺美学学科的建立，是我国传统美学、文艺学现代性转化的一个必然结果，是20世纪以来我国学术界几代学人美学研究、文艺学研究自觉的民族性追求的一个必然结果。

文艺美学作为一门学科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产生，除政治、文化及学术方面的原因外，还与我国学术界美学研究、文艺学研究自觉的民族性追求有关，与我国传统美学、文艺学遗产的特性以及我国传统美学、文艺学现代性转化的诉求有关。在一定的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文艺美学学科的建立，是我国传统美学、文艺学现代性转化的一个必然结果，是20世纪以来我国学术界几代学人美学研究、文艺学研究自觉的民族性追求的一个必然结果。

一、学术的民族性追求与文艺美学学科的建立

民族性是一个比较性的概念，是在世界文化的总体构成的视域之内，在与其他民族的彼此对比、相互参照中产生的。文化、学术的民族性问题其核心是在全球化或世界性的语境当中，民族文化建设、学术研究自我身份的认同问题。所谓身份认同，是指在世界性或全球性的语境当中，民族文化或学术身份的确立、定位，是对文化学术民族的独特性、存在的合法性的论证、认可与尊崇。民族性决定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在世界文化格局中所展示出的形象及其应有的地位，并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世界文化格局的形成。”所以，近现代以来，随着世界性语境的形成，人们从事文化建设、开展学术研究，民族性追求就成为了人们的一种自觉意识。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文化建设、学术研究的最高境界是对普世性价值的追求、是能够向全人类说话。但是，脱离了民族性空泛地、抽象地进行文化建设、学术研究毕竟难以获得成功。我们考察中外文化史可以发现，任何有价值的对世界文化、学术研究有所贡献的文化成果，都是富有民族特色的，美学研究、文艺学研究也不例外。通观古今美学、文艺学的发展历程，真正有价值的世界性美学、文艺学话语，如古希腊美学、德国古典美学、法国实证主义自然主义文论、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美学、俄国形式主义、现代欧洲的存在主义美学、英美的分析美学、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文论等等，无不带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和烙印。就此而言，民族性追求与世界性眼光与胸怀并不矛盾。只有首先是民族的，而后才有望提升为世界的。而那些企图抹去民族性的印记和痕迹，一味追求所谓的“世界性”的学术活动，通常是没有什么学术生命力的。所以，以全球化的视野做本土化的学术，就成为了近现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学人一种自觉的治学原则。

我国文化界、学术界民族性意识的产生与我国外缘性、后发性的现代性追求有着密切的关系。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天朝帝国国门洞开，英法联军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等相继发生。打一次仗割一次地赔一次款丧一次权辱一次国，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内，中华民族陷入了一种亡国灭种的危难境地。为了拯民族于危亡，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向西方学习，以西方文化学术救民族危亡于万一，建立现代化的国家、建设现代性的文化，逐渐成为了中国近现代思想家们的共识与共举。所以，对于中国而言，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也就是救亡的过程，同时也是向西方学习的过程。而中国文化界、学术界的民族性意识的觉醒也就与这一过程相伴而生。具体到美学、文艺学研究，其情况也是这样。

随着现代性进程的启动，世界性眼光的形成，中国学术界的美学研究、文艺学研究也开始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与中国整个现代性进程相一致，中国学术界美学研究、文艺学研究的变革与创新也是以对西方美学思想、文艺学思想的引入与介绍、学习和借鉴为契机的。回眸百多年来中国美学研究、文艺学研究的现展进程，我们可以发现，在已经过去的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内，我国美学研究、文艺学研究几乎每一次变革都少不了有对西方理论的借鉴或者干脆就是对西方理论的移植。梁启超以西方政治文艺学作为理论参照倡导“三界革命”，王国维在康德、叔本华、尼采美学的影响下展开文艺评论，胡适改造美国意象派理论倡导文学改良，陈独秀运用进化论发动文学革命；五四以后，西方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唯美主义理论，建国后，以几个斯基为代表的俄苏文论等都先后被拿来奉为圣典。在全面“拿来”的文化策略下，中国的美学研究、文艺学研究发生了向西方文化的全方位移动。以至于百年中国几乎成了西方文化、西方学术的一个角逐场。与中国美学、文艺学的这一现代性进程相伴随，在西方美学理论、文艺学理论的强力压迫下，文化界、学术界还萌生了另一种文化焦虑、学术焦虑：那就是滋生于西方社会文化与文艺现实的美学理论、文艺理论是否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我们的引进借用是否可以不必考虑中国社会文化与文艺实践的特殊语境?我们大规模地引进借用西方理论，以西方理论作为自己的理论，那么，我们文化、学术的民族身份何在?我还是我吗?我是谁?我何以是我?背离自我的传统规定性的这个我还是真正的我吗?未来应该向什么样的方向生成?所有这些问题一直与中国美学、文艺学的现展进程相伴随，并构成了中国学术界近现代以来几代学人们的一个根本性的困惑。这也就是民族性问题的困惑。问题的核心是，在引进借鉴西方美学、文艺学思想创生新理论的过程当中，我们如何才能确保新创生的美学理论、文艺学理论的民族文化归属、民族文化身份。围绕着这一问题，我国学术界进行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探索，并一再发生西化、传统、本位、体用之争。五四时期，学衡派力主中华本位调和中西以发展中国文艺；30年代，以左翼为核心发起了的民族形式的大讨论；抗战时期，毛泽东提出了中国化的命题，倡导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建国以后，国外新儒家又提出了中西互为体用的发展模式。经过一个多世纪的论争、探索，尽管在许多方面还难以形成共识，但是也获得了一个大致一致的认识，那就是，我们引进西方理论，并不是为了代替我们的创造，而是为了“中用”、为了借鉴。我们的现代性美学建设、文艺学建设必须要立足于中国当下文化的需要、社会现实的需要。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实行改革开放。随着国门的又一次打开，新启蒙运动的广泛开展，我国社会文化领域又一次涌现了西化的大潮。各种各样西方新老美学理论、文艺理论以一种潮水般的气势涌人中国，与五四时期相比，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存在主义、象征主义、意识流、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等纷纷登陆。在这样一种西方美学、文艺学理论强力压迫的文化语境下，中国美学、文艺学研究的民族身份问题再一次以一种非常激烈的方式凸显了出来。中国学术界应该何去何从?是认同西方理论的普适性而顺着西方说、跟着西方说，还是立足于本国文化实际与文艺实际“别立新宗”进行本土化的创造?这一问题一时成为了我国文化界、学术界所必须面对的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构成了当时乃至整个新时期文化界、学术界一个“基本焦虑”。前有中国现当代美学、文艺理论发展史上的得失、我国几代学人所进行的学术民族化探索的经验可供参照；外有西方美学、文艺学理论的强力压迫；还有西方美学史、文艺理论史上的大量史实及一些规律性的经验可供镜鉴，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文化背景之下，任何一个拥有一定学术敏锐知觉的中国学者，其选择都是没有任何疑问的。我们带着这样一种眼光审视20世纪70、8O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所倡导建立的文艺美学学科，其文化史、学术史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建立文艺美学学科的倡议一经提出，便立刻获得了广大学者的赞同、响应，并且其文化史、学术史意义也一再为广大的学者所论证。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教授谭好哲有一次在谈到这一问题曾深情地指出，“中国现代的文学观念以至文艺研究学科和流派，一般都是由西方移植过来的，其学术上的根子和渊源也在西方，而文艺美学是个不多见的例外。它是在现代美学和文艺学交叉融合的基础上，纯由我国学者自己开拓和命名并不断发展起来的一个新兴文艺研究学科。这一新的研究学科的诞生和目前良好的发展态势，表明我国的文艺理论研究已走出了以往单向移入与摹仿的传统路数和思维定势，而步人了自主自主创造的新境界，标志着中国几代学人一直在追求着的文艺理论学科建设的民族化或中国特色终于有了切实的收获。”当然，也有不少学者立足于西方美学、文艺学学科谱系的角度，对文艺美学学科建立的合理性、科学性一再进行质疑。但是，倘若我们从中外文化史、美学史、文论史发展规律的角度，从文化、学术世界性与民族性关系的角度来加以审视，他们的言论是没有什么理论依据的。

二、传统美学、文艺学学术资源与文艺美学的建立

文艺美学作为一个学科，之所以在中国产生，而不是在西方，这与中国传统美学、文艺学思想的历史形态有关。“它的出现实际上是文艺美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深厚的文化无意识底蕴的促动，这种促动呼唤着我们回到中国文艺美学悠久的、深厚的学术传统上去。”

由于历史背景和文化精神差异的原因，美学与文艺学在中国与西方分别有着不同的呈现形态。如果说西方美学更多地偏重于对于美与审美问题的哲学沉思，美学与文艺学的边界较为清晰的话，那么，中国美学与文艺学则更多地偏重于对于文艺实践经验的概括与总结，呈现出美学与文艺学相互融合的状态。由于受实用理性精神的影响，中国古人谈美、论艺，一般很少去刻意探讨什么“本质”，也很少从某一假设出发进行抽象的条分缕析，他们更为关切的是文艺的实践问题。他们往往是在文艺创作或阅读的基础上，将审美直觉中的神来之兴捕捉住，记下来，三言两语，却往往如沙中之金，闪闪生辉。也就是说，中同传统美学、文艺学关注的重心是“怎么样”、“如何做”的问题，而不是文艺与美“是什么”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翻阅中国传统美学、文艺学文献，看到的内容基本上都是对如何进行文艺创作、如何进行文艺欣赏的感悟与说明，是对文艺存在样态及品格的感觉与描述。什么“立主脑”、“密针线”、“简头绪”，“心斋”、“虚静”，“原道”、“宗经”、“征圣”、“神思”、“夸饰”、“附会”、“熔裁”，“用事”、“取境”；“风骨”、“韵味”、“境界”、“豪放”、“雄浑”、“自然”、“婉约”、“典雅”、“飘逸”、“高古”等等这样一些话题或概念，可以说构成了中国传统美学、文艺学的主体。正因为中国传统美学、文艺学对于文艺实践、文艺状态品格的高度关注，以至于中国传统美学、文艺学很少能够脱离具体的文艺门类在抽象、种属的层面上谈美论艺。在浩瀚的中国传统美学、文艺学文献当中，我们看到基本上的是《诗品》、《六一诗话》、《石林诗话》、《沧浪诗话》、《诗薮》、《原诗》、《姜斋诗话》、《渔洋诗话》、《人间词话》等这样的诗话词话，是《毛诗序》、《昭明文选序》、《河岳英灵集序》、《古文约选序》等这样的选家序跋，是《画山水序》、《叙画》、《古画品录》、《历代名画记》、《林泉高致》、《画语录》等这样的画论画品，是《草书势》、《笔赋》、《古今书评》、《书品》、《书谱》《艺舟双楫》等这样的书论书品，是《乐记》、《乐论》、《声无哀乐论》等这样的乐论乐评，是曲话、赋论、文论、剧说、小说评点等这样的一些具体艺术门类的美学、理论，而基本上没有西方意义上的那种具有很强涵盖性、抽象性意义上的美学、文艺学。非常明显，在西方，美学在更多情况下是与哲学相互伴生在一起的，而在我国，传统美学则更多地与文艺学相互伴生在一起。当然，我们也不能说中国传统美学就仅仅存在于历代诗人、画家、戏剧家、书法家……所留下的各种各样的“论”、“品”、“序”、“话”之中，中国历代的哲学家就不谈论美的问题。实际上，我国古代的哲学家也常常谈美论艺，在他们的哲学著作比如《论语》、《庄子》、《论衡》、《抱朴子》等当巾也都包含有很多的美学、文艺学思想。经史子集也是我国古代美学、文艺学的一种主要存在形态。但是，与西方美学、文艺学不同，中国哲人也一般很少脱离具体的文艺实践在抽象的层面上或从某一假设出发谈论美与艺术的问题。比如，孔子对于美的谈论就是这样：“《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螂“《韶》尽美矣，又尽善矣。《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昧”如此等等。总之，在古代的中国，人们对于美的思索与把握大都是在具体的文艺活动中进行的。美学成果也大都是对文艺实践经验的概括与总结。所以，相对于西方美学来说，中国的传统美学准确地说更应该属于文艺美学的范畴。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学术的发展离不开本民族的文化、学术土壤，离不开本民族文化、学术传统的滋养。当然，也不存在不变的历史与传统，但是，也不可能存在发展链条完全断裂的历史传统。中华文化绵延数千年，在这数千年中，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美学、文艺学学术资源，形成了源远流长的文艺美学传统。这种资源与传统可以说为我们从事新的美学、文艺学建设提供了丰厚的前提与基础。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事美学与文艺学建设不可能脱离这种传统的影响来进行。文艺美学作为一个以文艺实践为研究重心、研究旨趣的学科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同产生，应该说与中国传统美学、文艺学所积累的学术资源、所形成的学术传统不无直接的因果性关系。

三、中国传统美学、文艺学现代转化的学术诉求与文艺美学学科的建立

文艺美学学科的产生与发展，是中国传统美学、文艺学在新时期发扬光大的需要，“也是中国学者长期思考如何总结中国古典美学经验，并将其运用于现代并介绍到世界的一项重要成果。”

建设立足于中国当下文化需要、社会需要、具有现代性、世界性品格的美学、文艺学，这是我国近现当代以来几代学人的努力方向。但是，现代性、世界性与民族性并不矛盾，传统与创新也不矛盾。现代性、世界性不可能脱离民族性而存在，创新也不可能在脱离传统的条件下进行。传统是创新的基础和前提，创新是对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美学、文艺学建设，必须在继承传统美学、文艺学遗产的基础上进行。只有继承传统，才能确保我国美学、文艺学建设的健康进行，才能确保我国美学、文艺学建设的民族性文化身份。但是，近现代以来，在西学东渐的历史形势下，由于中国文化建设在总体上采取了“西化”的策略，而中国传统美学、文艺学与西方美学又有着完全不同的存在形态与意义模式，从而致使传统美学、文艺学在现代性美学、文艺学建设中没能很好地发挥作用。近现代以来乃至当下，我国美学与文艺学研究中所运用的美学、文艺学概念和话语主要来自西方。这种状况是不健康的，这种发展也是不能持久的。怎么样才能继承传统、激活传统，怎么样才能够把本民族有价值的美学传统和文论传统同现代性的美学、文艺学建设结合起来，于是就成为了中国几代学人苦苦寻求的世纪性理想，并为此做出了艰难的尝试和不懈的努力。

王国维是中国近百年来自觉尝试进行古代美学、文艺学现代转化的第一位伟大的学者。在《人间词话》里，他把西方美学理论与我国传统美学、传统文论相结合，创造性地建构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论体系。宗白华是中国现代美学与文艺学的开拓者与奠基者之一，也是继王国维之后进行传统美学、传统文论现代转化的一位重要的探索者。宗白华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美学遗产拥有许多值得发扬继承的东西。在此思想指导之下，宗白华在进行现代美学的建设过程中，十分重视吸取古代作家艺术家的美学见解，善于总结他们的艺术实践经验，并常常把古代美学、文艺学中的有关术语，如理趣、意味、神韵、风骨、飞动、空灵等运用于现代文艺批评，进而将中国传统的美学、文艺学理论的术语带进现代批评领域。与王国维、宗白华相呼应或相承续，还有朱光潜、钱钟书的美学与文论实践。朱光潜以中西文论相互结合的方式撰写出版了《诗论》，钱钟书则以评点感悟的传统模式撰写了《谈艺录》和《管锥篇》。

古代文学与艺术论文范文第8篇

文艺美学作为一门学科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产生,除政治、文化及学术方面的原因外,还与我国学术界美学研究、文艺学研究自觉的民族性追求有关,与我国传统美学、文艺学遗产的特性以及我国传统美学、文艺学现代性转化的诉求有关。在一定的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文艺美学学科的建立,是我国传统美学、文艺学现代性转化的一个必然结果,是20世纪以来我国学术界几代学人美学研究、文艺学研究自觉的民族性追求的一个必然结果。

一、学术的民族性追求与文艺美学学科的建立

民族性是一个比较性的概念,是在世界文化的总体构成的视域之内,在与其他民族的彼此对比、相互参照中产生的。文化、学术的民族性问题其核心是在全球化或世界性的语境当中,民族文化建设、学术研究自我身份的认同问题。所谓身份认同,是指在世界性或全球性的语境当中,民族文化或学术身份的确立、定位,是对文化学术民族的独特性、存在的合法性的论证、认可与尊崇。民族性决定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在世界文化格局中所展示出的形象及其应有的地位,并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世界文化格局的形成。”所以,近现代以来,随着世界性语境的形成,人们从事文化建设、开展学术研究,民族性追求就成为了人们的一种自觉意识。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文化建设、学术研究的最高境界是对普世性价值的追求、是能够向全人类说话。但是,脱离了民族性空泛地、抽象地进行文化建设、学术研究毕竟难以获得成功。我们考察中外文化史可以发现,任何有价值的对世界文化、学术研究有所贡献的文化成果,都是富有民族特色的,美学研究、文艺学研究也不例外。通观古今美学、文艺学的发展历程,真正有价值的世界性美学、文艺学话语,如古希腊美学、德国古典美学、法国实证主义自然主义文论、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美学、俄国形式主义、现代欧洲的存在主义美学、英美的分析美学、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文论等等,无不带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和烙印。就此而言,民族性追求与世界性眼光与胸怀并不矛盾。只有首先是民族的,而后才有望提升为世界的。而那些企图抹去民族性的印记和痕迹,一味追求所谓的“世界性”的学术活动,通常是没有什么学术生命力的。所以,以全球化的视野做本土化的学术,就成为了近现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学人一种自觉的治学原则。

我国文化界、学术界民族性意识的产生与我国外缘性、后发性的现代性追求有着密切的关系。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天朝帝国国门洞开,英法联军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等相继发生。打一次仗割一次地赔一次款丧一次权辱一次国,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内,中华民族陷入了一种亡国灭种的危难境地。为了拯民族于危亡,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向西方学习,以西方文化学术救民族危亡于万一,建立现代化的国家、建设现代性的文化,逐渐成为了中国近现代思想家们的共识与共举。所以,对于中国而言,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也就是救亡的过程,同时也是向西方学习的过程。而中国文化界、学术界的民族性意识的觉醒也就与这一过程相伴而生。具体到美学、文艺学研究,其情况也是这样。 随着现代性进程的启动,世界性眼光的形成,中国学术界的美学研究、文艺学研究也开始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与中国整个现代性进程相一致,中国学术界美学研究、文艺学研究的变革与创新也是以对西方美学思想、文艺学思想的引入与介绍、学习和借鉴为契机的。回眸百多年来中国美学研究、文艺学研究的现展进程,我们可以发现,在已经过去的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内,我国美学研究、文艺学研究几乎每一次变革都少不了有对西方理论的借鉴或者干脆就是对西方理论的移植。梁启超以西方政治文艺学作为理论参照倡导“三界革命”,王国维在康德、叔本华、尼采美学的影响下展开文艺评论,胡适改造美国意象派理论倡导文学改良,陈独秀运用进化论发动文学革命;五四以后,西方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唯美主义理论,建国后,以几个斯基为代表的俄苏文论等都先后被拿来奉为圣典。在全面“拿来”的文化策略下,中国的美学研究、文艺学研究发生了向西方文化的全方位移动。以至于百年中国几乎成了西方文化、西方学术的一个角逐场。与中国美学、文艺学的这一现代性进程相伴随,在西方美学理论、文艺学理论的强力压迫下,文化界、学术界还萌生了另一种文化焦虑、学术焦虑:那就是滋生于西方社会文化与文艺现实的美学理论、文艺理论是否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我们的引进借用是否可以不必考虑中国社会文化与文艺实践的特殊语境?我们大规模地引进借用西方理论,以西方理论作为自己的理论,那么,我们文化、学术的民族身份何在?我还是我吗?我是谁?我何以是我?背离自我的传统规定性的这个我还是真正的我吗?未来应该向什么样的方向生成?所有这些问题一直与中国美学、文艺学的现展进程相伴随,并构成了中国学术界近现代以来几代学人们的一个根本性的困惑。这也就是民族性问题的困惑。问题的核心是,在引进借鉴西方美学、文艺学思想创生新理论的过程当中,我们如何才能确保新创生的美学理论、文艺学理论的民族文化归属、民族文化身份。围绕着这一问题,我国学术界进行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探索,并一再发生西化、传统、本位、体用之争。五四时期,学衡派力主中华本位调和中西以发展中国文艺;30年代,以左翼为核心发起了的民族形式的大讨论;抗战时期,提出了中国化的命题,倡导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建国以后,国外新儒家又提出了中西互为体用的发展模式。经过一个多世纪的论争、探索,尽管在许多方面还难以形成共识,但是也获得了一个大致一致的认识,那就是,我们引进西方理论,并不是为了代替我们的创造,而是为了“中用”、为了借鉴。我们的现代性美学建设、文艺学建设必须要立足于中国当下文化的需要、社会现实的需要。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实行改革开放。随着国门的又一次打开,新启蒙运动的广泛开展,我国社会文化领域又一次涌现了西化的大潮。各种各样西方新老美学理论、文艺理论以一种潮水般的气势涌人中国,与五四时期相比,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存在主义、象征主义、意识流、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等纷纷登陆。在这样一种西方美学、文艺学理论强力压迫的文化语境下,中国美学、文艺学研究的民族身份问题再一次以一种非常激烈的方式凸显了出来。中国学术界应该何去何从?是认同西方理论的普适性而顺着西方说、跟着西方说,还是立足于本国文化实际与文艺实际“别立新宗”进行本土化的创造?这一问题一时成为了我国文化界、学术界所必须面对的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构成了当时乃至整个新时期文化界、学术界一个“基本焦虑”。前有中国现当代美学、文艺理论发展史上的得失、我国几代学人所进行的学术民族化探索的经验可供参照;外有西方美学、文艺学理论的强力压迫;还有西方美学史、文艺理论史上的大量史实及一些规律性的经验可供镜鉴,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文化背景之下,任何一个拥有一定学术敏锐知觉的中国学者,其选择都是没有任何疑问的。我们带着这样一种眼光审视20世纪70、8O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所倡导建立的文艺美学学科,其文化史、学术史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建立文艺美学学科的倡议一经提出,便立刻获得了广

大学者的赞同、响应,并且其文化史、学术史意义也一再为广大的学者所论证。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教授谭好哲有一次在谈到这一问题曾深情地指出,“中国现代的文学观念以至文艺研究学科和流派,一般都是由西方移植过来的,其学术上的根子和渊源也在西方,而文艺美学是个不多见的例外。它是在现代美学和文艺学交叉融合的基础上,纯由我国学者自己开拓和命名并不断发展起来的一个新兴文艺研究学科。这一新的研究学科的诞生和目前良好的发展态势,表明我国的文艺理论研究已走出了以往单向移入与摹仿的传统路数和思维定势,而步人了自主自主创造的新境界,标志着中国几代学人一直在追求着的文艺理论学科建设的民族化或中国特色终于有了切实的收获。”当然,也有不少学者立足于西方美学、文艺学学科谱系的角度,对文艺美学学科建立的合理性、科学性一再进行质疑。但是,倘若我们从中外文化史、美学史、文论史发展规律的角度,从文化、学术世界性与民族性关系的角度来加以审视,他们的言论是没有什么理论依据的。 二、传统美学、文艺学学术资源与文艺美学的建立

文艺美学作为一个学科,之所以在中国产生,而不是在西方,这与中国传统美学、文艺学思想的历史形态有关。“它的出现实际上是文艺美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深厚的文化无意识底蕴的促动,这种促动呼唤着我们回到中国文艺美学悠久的、深厚的学术传统上去。” 由于历史背景和文化精神差异的原因,美学与文艺学在中国与西方分别有着不同的呈现形态。如果说西方美学更多地偏重于对于美与审美问题的哲学沉思,美学与文艺学的边界较为清晰的话,那么,中国美学与文艺学则更多地偏重于对于文艺实践经验的概括与总结,呈现出美学与文艺学相互融合的状态。由于受实用理性精神的影响,中国古人谈美、论艺,一般很少去刻意探讨什么“本质”,也很少从某一假设出发进行抽象的条分缕析,他们更为关切的是文艺的实践问题。他们往往是在文艺创作或阅读的基础上,将审美直觉中的神来之兴捕捉住,记下来,三言两语,却往往如沙中之金,闪闪生辉。也就是说,中同传统美学、文艺学关注的重心是“怎么样”、“如何做”的问题,而不是文艺与美“是什么”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翻阅中国传统美学、文艺学文献,看到的内容基本上都是对如何进行文艺创作、如何进行文艺欣赏的感悟与说明,是对文艺存在样态及品格的感觉与描述。什么“立主脑”、“密针线”、“简头绪”,“心斋”、“虚静”,“原道”、“宗经”、“征圣”、“神思”、“夸饰”、“附会”、“熔裁”,“用事”、“取境”;“风骨”、“韵味”、“境界”、“豪放”、“雄浑”、“自然”、“婉约”、“典雅”、“飘逸”、“高古”等等这样一些话题或概念,可以说构成了中国传统美学、文艺学的主体。正因为中国传统美学、文艺学对于文艺实践、文艺状态品格的高度关注,以至于中国传统美学、文艺学很少能够脱离具体的文艺门类在抽象、种属的层面上谈美论艺。在浩瀚的中国传统美学、文艺学文献当中,我们看到基本上的是《诗品》、《六一诗话》、《石林诗话》、《沧浪诗话》、《诗薮》、《原诗》、《姜斋诗话》、《渔洋诗话》、《人间词话》等这样的诗话词话,是《毛诗序》、《昭明文选序》、《河岳英灵集序》、《古文约选序》等这样的选家序跋,是《画山水序》、《叙画》、《古画品录》、《历代名画记》、《林泉高致》、《画语录》等这样的画论画品,是《草书势》、《笔赋》、《古今书评》、《书品》、《书谱》《艺舟双楫》等这样的书论书品,是《乐记》、《乐论》、《声无哀乐论》等这样的乐论乐评,是曲话、赋论、文论、剧说、小说评点等这样的一些具体艺术门类的美学、理论,而基本上没有西方意义上的那种具有很强涵盖性、抽象性意义上的美学、文艺学。非常明显,在西方,美学在更多情况下是与哲学相互伴生在一起的,而在我国,传统美学则更多地与文艺学相互伴生在一起。当然,我们也不能说中国传统美学就仅仅存在于历代诗人、画家、戏剧家、书法家……所留下的各种各样的“论”、“品”、“序”、“话”之中,中国历代的哲学家就不谈论美的问题。实际上,我国古代的哲学家也常常谈美论艺,在他们的哲学着作比如《论语》、《庄子》、《论衡》、《抱朴子》等当巾也都包含有很多的美学、文艺学思想。经史子集也是我国古代美学、文艺学的一种主要存在形态。但是,与西方美学、文艺学不同,中国哲人也一般很少脱离具体的文艺实践在抽象的层面上或从某一假设出发谈论美与艺术的问题。比如,孔子对于美的谈论就是这样:“《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螂“《韶》尽美矣,又尽善矣。《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昧”如此等等。总之,在古代的中国,人们对于美的思索与把握大都是在具体的文艺活动中进行的。美学成果也大都是对文艺实践经验的概括与总结。所以,相对于西方美学来说,中国的传统美学准确地说更应该属于文艺美学的范畴。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学术的发展离不开本民族的文化、学术土壤,离不开本民族文化、学术传统的滋养。当然,也不存在不变的历史与传统,但是,也不可能存在发展链条完全断裂的历史传统。中华文化绵延数千年,在这数千年中,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美学、文艺学学术资源,形成了源远流长的文艺美学传统。这种资源与传统可以说为我们从事新的美学、文艺学建设提供了丰厚的前提与基础。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事美学与文艺学建设不可能脱离这种传统的影响来进行。文艺美学作为一个以文艺实践为研究重心、研究旨趣的学科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同产生,应该说与中国传统美学、文艺学所积累的学术资源、所形成的学术传统不无直接的因果性关系。

三、中国传统美学、文艺学现代转化的学术诉求与文艺美学学科的建立

文艺美学学科的产生与发展,是中国传统美学、文艺学在新时期发扬光大的需要,“也是中国学者长期思考如何总结中国古典美学经验,并将其运用于现代并介绍到世界的一项重要成果。” 建设立足于中国当下文化需要、社会需要、具有现代性、世界性品格的美学、文艺学,这是我国近现当代以来几代学人的努力方向。但是,现代性、世界性与民族性并不矛盾,传统与创新也不矛盾。现代性、世界性不可能脱离民族性而存在,创新也不可能在脱离传统的条件下进行。传统是创新的基础和前提,创新是对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美学、文艺学建设,必须在继承传统美学、文艺学遗产的基础上进行。只有继承传统,才能确保我国美学、文艺学建设的健康进行,才能确保我国美学、文艺学建设的民族性文化身份。但是,近现代以来,在西学东渐的历史形势下,由于中国文化建设在总体上采取了“西化”的策略,而中国传统美学、文艺学与西方美学又有着完全不同的存在形态与意义模式,从而致使传统美学、文艺学在现代性美学、文艺学建设中没能很好地发挥作用。近现代以来乃至当下,我国美学与文艺学研究中所运用的美学、文艺学概念和话语主要来自西方。这种状况是不健康的,这种发展也是不能持久的。怎么样才能继承传统、激活传统,怎么样才能够把本民族有价值的美学传统和文论传统同现代性的美学、文艺学建设结合起来,于是就成为了中国几代学人苦苦寻求的世纪性理想,并为此做出了艰难的尝试和不懈的努力。

王国维是中国近百年来自觉尝试进行古代美学、文艺学现代转化的第一位伟大的学者。在《人间词话》里,他把西方美学理论与我国传统美学、传统文论相结合,创造性地建构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论体系。宗白华是中国现代美学与文艺学的开拓者与奠基者之一,也是继王国维之后进行传统美学、传统文论现代转化的一位重要的探索者。宗白华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美学遗产拥有许多值得发扬继承的东西。在此思想指导之下,宗白华在进行现代美学的建设过程中,十分重视吸取古代作家艺术家的美学见解,善于总结他们的艺术实践经验,并常常把古代美学、文艺学中的有关术语,如理趣、意味、神韵、风骨、飞动、空灵等运用于现代文艺批评,进而将中国传统的美学、文艺学理论的术语带进现代批评领域。与王国维、宗白华相呼应或相承续,还有朱光潜、钱钟书的美学与文论实践。朱光潜以中西文论相互结合的方式撰写出版了《诗论》,钱钟书则以评点感悟的传统模式撰

古代文学与艺术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徽派艺术；篆刻；美学思想

篆刻艺术是由古代印章艺术发展而来的。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出现了印章，即古玺印；秦汉时期印章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成为中国篆刻艺术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唐宋时期印章的使用范围更为广泛，书画收藏印、斋馆印、别号印、词句印等相继产生。元代玩赏金石篆刻之风渐兴，且印章与书法、绘画紧密结合，印谱、印论等相继出现。明清时期是中国篆刻艺术的大发展时期，其中徽派篆刻艺术因其美学思想与特点非常鲜明而在中国篆刻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学界对徽派篆刻艺术尚未进行系统研究，尤其对明清徽派篆刻艺术美学思想的研究较为薄弱。鉴于此，本文拟对明清徽派篆刻的艺术思想、美学主张、文化品格和艺术精神等进行论述，以期为繁荣当代中国篆刻艺术的理论与实践提供借鉴。

一、崇古、求变是明清徽派篆刻艺术的重要思想基础

崇古与求变的思想是明清徽派篆刻艺术创作的思想基础，这从明代的何震、清初的程邃等人的印学理论与艺术作品中，可见一斑。明代的何震既是徽派篆刻艺术的开宗人物，也是徽派篆刻艺术崇古思想的典型代表。他力求古趣，用涩刀刻石仿汉，注重借鉴秦汉印的艺术传统，从而以其深厚的文字、训诂学问和精湛的书写技法，拓展、丰富了篆刻艺术。理论上，他明确指出：“学篆须博古，鼎彝、碉戈、带钩、权律，其款中字，神气敦朴，可想六书未变之笔，知此作篆书，始有意趣”。实践上，其篆刻艺术作品以挺劲清健、猛利爽快的冲刀法表现了刀与石独特的意趣，古意盎然，酣畅淋漓，给人以强烈的震撼力。如作品“笑谈间气吐霓虹”（见图1），取法秦汉印的宽博、雄强，并继承宋元印的圆融和畅的特点，形成了端正简朴，气势恢宏，“刀笔相因”的新面貌。不仅格调高古，遒劲苍润，刀法锋芒毕露，猛利厚重，而且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突出地表现了其精湛的篆刻技艺。因此，清代书画、印学家李流芳在题《菌阁藏印》中说：“印文不传以摹古为贵，难于变化合道耳。三桥、雪渔其佳处正不在规规秦汉，然而有秦汉之意矣。”何震以崇古、求变作为篆刻艺术的基本思想要求，强化了篆刻艺术创作的自觉意识。他以猛利、遒劲、端庄、古朴、典雅的艺术创作风格，实践了“刀笔相因”的篆刻艺术主张，创立了“去繁缛求简洁，去板滞求空灵，去芜杂求纯正的清新面目”，为后来的徽派篆刻学研究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清初徽州地区涌现了程邃、巴慰祖、胡长庚、汪肇隆等一批优秀的篆刻艺术家。譬如生于歙县的程邃，其诗、书、画、印艺术均有很大成就、很高建树。其白文印师法汉印，厚重凝练；朱文印以大篆入印，欹正错落，作品于刀法生动中饶有韵致，将清隽、雄强熔于一炉。虽然其篆刻艺术取法何震，但却能在篆法、刀法、章法等方面加以创新，自成一格。譬如他能参酌古文籀体，“力变文（彭）、何（震）旧习”，博采众长。尤其以严谨的章法、奇古的笔意、厚实的刀功，形成了凝重遒劲、古秀苍逸、浑厚含蓄的风格，充满了浓郁的文人气息。其篆刻艺术不仅在明清徽派篆刻史上起到了承先启后的作用，而且极大地提升了徽派篆刻艺术力追秦汉的美学境界。巴慰祖刻印师承秦汉，严谨稳重，温厚典雅。胡长庚、汪肇隆两人治印，则以深厚的金石文字学功底，将青铜器铭文引入印文，与巴慰祖一脉相承，婉约清丽，底蕴厚重。由于程邃、巴慰祖、胡长庚、汪肇隆都是徽州人，又都直接和间接地以何震为宗师，其篆刻艺术创作风格有着明显的继承性、地域性，在篆刻艺术发展史上，他们的篆刻艺术影响深远，其篆刻艺术实践与理论鲜明地体现了徽派篆刻艺术崇古、求变的美学思想与特征。

明清时期以何震、程邃为代表的徽派篆刻艺术家，强调超越宋元、直追秦汉，在理论和艺术实践中形成了崇古、求变、“刀笔相因”的美学思想。他们“以文字训诂学问，力矫时俗印章篆文的舛误不经”，将篆与刻紧密结合，以刀，实践着“笔法、刀法，往往相因”的审美主张，再现了秦汉印中的镂、铸、凿、琢之美，古雅朴厚，气韵流畅，开创了明清篆刻艺术的新潮流。

二、以艺载道是明清徽派篆刻艺术的重要文化品格

何震在《续学古编》中说篆刻艺术“拨蜡为款，凸出；镂字为识，凹进。故印之阴阳文为款识体”，明确指出了篆刻艺术要具有阴阳和谐之美。林乾良在《中国印》中也说篆刻艺术的“线条美，如从阴阳来论，也不外两途：从体势论，直线属阳，曲线属阴；从外观论，毛糙属阳，光洁属阴。阴阳两美，各有其妙。”因此，在篆刻艺术章法中，朱文为阳，白文为阴，阴阳分布，相依相生，方成佳作。可见，篆刻艺术鲜明地体现出了“阴阳之道”的美学思想。以“艺”进“道”，“艺”、“道”相通，成为篆刻艺术的最高审美追求。徽派篆刻艺术家在艺术创作中注重“篆法”、“书法”、“章法”的印外求印的艺术修养，突破了前代工匠治印重“刻”的技术窠臼。譬如何震率先提出了“法由法出，不由我出”，“笔画之外，得微妙法”，既强调了主客观的高度统一，也注重了学养品格的价值取向。其在艺术创作中实现了刀法、书法、章法的和谐相融，内容与风格的完美统一。这在他的“云中白鹤”等篆刻艺术作品中都得到了鲜明的表现。“云中白鹤”（见图2）在镌刻中为了寄予情感，赋予线条以遒劲猛利的动势，在刀笔的驰骋间，锋芒毕露而不失典雅的韵致；章法表现虚实相生，优雅自在，体现了他对大自然之“道”的感受，营造出舞鹤游天的自由境界。也因此李流芳评其为“新安何长卿，始集诸家之长而自为一家，其体无所不备，而各有所本，复能标韵于刀笔之外，称卓然矣”。徽派篆刻家依据对自然之“道”的理解、提炼，通过篆刻艺术将“艺”与“道”和谐统一起来，“复能标韵于刀笔之外”，“虽从迹入，性自神解”，从而使徽派篆刻艺术达到了很高的审美境界。

明清徽派篆刻艺术的以“艺”进“道”，“艺”、“道”相通的审美品格，有着深厚的儒家思想基础。徽派篆刻艺术家们始终秉承着“崇文重教、尚礼仗义、诚信理性”等文化精神，以印信的品格，规范自己的言行，并依此自勉自比，借物言志。特别是随着徽派文人篆刻家群体意识的不断增强与篆刻审美认识的不断深化，徽派篆刻艺术家们在创作中既重视儒学传统与教化功能，又高度重视篆刻艺术的主体精神与抒情达意的审美趣味。譬如进人清朝以后，随着程邃、巴慰祖、胡长庚、汪肇隆等徽派文人篆刻艺术家的崛起，徽派篆刻艺术的文化品格与审美价值越来越清晰，从崇古到出新，无不彰显出了徽派篆刻艺术家们“崇文重教、尚礼仗义、诚信理性”，崇尚自然、关爱生命的审美特质。明清徽派篆刻艺术家们在篆刻艺术理论与创作实践中，努力把情与理、心与物、道与器、文与质等融合在一起，主张篆刻艺术与人们的文化生活相结合，在篆刻艺术创作实践中追求生命价值，实现人生的审美理想，从而使徽派篆刻艺术升华到“道合乾坤”的境界，开启了后世“印外求印”之先河。

三、文质统一是徽派篆刻艺术的重要人文精神

文与质的统一是中国传统美学理论中一个重要命题。在篆刻艺术中，“文”是指篆刻艺术的形式美，“质”是篆刻艺术的一种审美意境的追求，如神韵、境界、格调等超然物外的审美内涵、精神等。“文”与“质”的和谐统一对徽派篆刻艺术家的审美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明清徽派篆刻艺术在学术思想上体现着“文”与“质”的和谐统一。明代沈野在《印谈》中说：“印章兴废，绝类与诗”，“印虽小技，须是静坐读书。凡百技艺，未有不静坐读书而能人室者”。又说：“古人云：画中有诗。今吾观古人印章，不只有诗而已，抑且有禅理，第心独知之，口不能言”。他以诗的创作规律来谈篆刻艺术创作，强调学养品格，以诗入印，以禅论印，把篆刻作为“抒情寓意”的手段，这种开宗明义的深刻见解，也是对徽派篆刻艺术“言有尽，意无穷”、“文”与“质”统一思想的最好诠释。

明清徽派篆刻艺术家大都具有深厚的古文字学基础。首先，明清徽派篆刻艺术家文化修养广博，在治印中考虑较多的是以艺载道、文与质统一的自由情思，把篆刻艺术作为抒感的载体。譬如明代徽州篆刻艺术家朱简在《印经》中写道：“工人之印以法论，章字毕具，方入能品。文人之印以趣胜，天趣流动，超然上乘”。其次，何震作为徽派开宗人物，提出了学篆、识篆的要求，“六书不精义入神，而能驱刀如笔，吾不信也”，对徽派篆刻艺术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明清徽派篆刻艺术在内容上多以词句入印，抒怀，彰显了文与质统一的审美意蕴。

古代文学与艺术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艺术跨界；古琴音乐；摇滚音乐；艺术社会学

在两百多年前的京城，徽剧、秦腔、昆曲、汉调以及其他民间音乐艺术的跨界融合，形成了如今的国粹——京剧艺术；六百多年前缘起昆山的“百戏之母”昆曲艺术，也是唐代大曲、宋代唱赚、诸宫调、民间百戏艺术等等的跨界产物。传统艺术的跨界现象与成功范例古来有之，而在如今现代社会条件下，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古琴艺术，也是能够与其他音乐艺术进行跨界实验的。其中最具前卫性、实验性的便是古琴与摇滚的跨界尝试。2004年起，青年古琴艺术家巫娜便已开始与摇滚歌手崔健、许巍合作，为他们的摇滚音乐专辑录制古琴即兴声部；2005年，著名摇滚乐手窦唯与巫娜又正式创作出版了以古琴即兴演奏为主体、摇滚乐队为烘托的纯器乐专辑《暮良文王——山豆几石页》；同年，中国后摇艺术代表乐队“沼泽”的主唱海亮也开始接触古琴，随后为自己的摇滚乐队打造专门的“电古琴”，以古琴旋律代替人声，发表专辑《沧浪星》、《琴晚》；张萌萌、不可撤销乐队也逐渐在自己音乐中加入以古琴音乐为代表的民族传统音乐元素。

一、古琴与摇滚跨界的原因

根据阿诺德•豪泽尔的艺术社会学理论，艺术和社会处于一种连锁反应般的相互依赖的关系之中，这不仅表示它们总是互相影响着，而且意味着一方的任何变化都与另一方的变化相互关联着，并向自己提出进一步变化的要求。可以说，古琴与摇滚音乐的跨界也是随时代、社会的变化因缘和合而成的艺术现象。（一）传承困难，寻找出路。古琴跨界是古琴为适合当代社会条件寻求发展出路的一种尝试，其根本原因还是古琴艺术本身在不断地衰落。当前时代艺术领域之中，对传统精英艺术冲击最大的莫过于大众通俗艺术势不可挡的崛起。“通俗艺术的接受对象在迅速增加。增加的原因有二：一是原先对艺术不感兴趣的人现在也加入了艺术消费者的行列；二是原来的精英队伍的部分衰退和市民欣赏趣味的下降。”1.士风不复，古道邈远古琴的历史悠远，主要代表着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审美趣味。古琴向来是有道之器，寄托着古代文人们的情操、思想、志趣，弹奏古琴并非是为了娱人耳目。即使历朝历代都不断有新乐俗乐产生，也不论新乐器、外邦胡乐的音响多么震撼人心，古琴也始终扮演着文人雅士赏心有侣、咏志有知的良朋角色，不曾在急管繁弦的冲击下丧失雅乐地位。而“”之后，中国传统思想与艺术渐渐遭到冷遇，古琴作为古老的传统艺术在传承中不免因重视不足而遭遇艰难。经过近代连年战乱，以及建国后一系列政治运动，失去了文士阶层的赏识与保护，古琴艺术也难以独善其身，不免随着中国传统文化、风雅精神一同衰落。成公亮先生在严晓星《近世古琴逸话》的书序中写道：“古人弹琴至近人弹琴，他们的弹琴目的、审美已经有所不同……而差距过大，必然丢失传统艺术中原初的精神、基本的内在的质地和德性。在当今可谓‘热火朝天’的古琴潮中，显现的名利追求和种种商业化政治化怪现象，种种庸俗不堪的‘丑闻’，并非‘趣闻逸事’。”因此，古琴艺术要重新恢复活力，注定了要另寻发展出路。而与其他艺术形式的跨界尝试，无疑是一种与时代相适应的尝试与选择。2.消费时代，俗风大炽工业革命之后，物质文明、商品经济的空前发展迎来了文化艺术商品化、产业化的消费主义时代。艺术市场下，作品的交换价值不再取决于它的美学质量或作者的艺术地位，而且决定于特定艺术家、艺术风格或种类在艺术市场上的经济价值。古琴的艺术传统与大众音乐艺术追求经济市场效益、大批量推广复制的追求与作为背道而驰。而时展至今，音乐界的各种通俗化大众化的艺术形式层出不穷，已经使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还可以静下心来去品味古琴音乐的人少之又少。追求经济效益的艺术产品制造者、推广者，大多务于人喜闻乐见的大众文化产品，从而身为高雅艺术的古琴似乎已注定了“有行无市”。而在简单庸俗的市场经济法则下，古琴音乐亦不能幸免于产品化、市场化。如今人们对于文化艺术享受的要求不断增加，随着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心的回归，不少人的目光再度投向传统，不再满足于浅显通俗的大众文化，从而附庸风雅、慕古怀古也成了一种潮流，使得古琴音乐拥有了不小的市场空间。这一商机被文化产品投资者、策划者抓住之后，古琴艺术也便无可避免地被冠上“弘扬传统、推广文化”的帽子走上迎合大众之途。于是，各种形式的“古琴跨界”实验与演出层出不穷且日益花样翻新，而古琴与摇滚的跨界只是其中的一种尝试。（二）以今撞古，褪故焕新。艺术社会学关注艺术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艺术创造方面，认为社会对艺术起着重要的影响与塑造作用，但另一方面，也承认艺术创造有其内在的自发因素。1.从“守旧”转向“实验”、从“拘古”转向“先锋”的观念创新“古琴跨界”是历史悠久的古琴艺术发展至今出现的新意识、新方向，是传统艺术对自身进行了反思之后，与现代碰撞并走向融合的选择。古琴在艺术传承上的窘境让不少有担当意识的琴人琴家对古琴艺术本身进行反思。对于“古琴是否已成古董？”“琴乐是否应当发展？”“古琴艺术如何与现代人的审美趣味相接通？”等等问题的讨论始终未曾中断。近年来，一些年轻一代的琴家越来越意识到古琴传承本身的问题，即如今的古琴在如今的时代下已经不可能沿着传统的路子得到复兴了，而将古琴与古典西乐结合、用西方音乐语法进行琴曲创作或是与西方乐人协作进行即兴演出，都没有获得大众预期的反响，从而以巫娜为代表的琴人便转向更为激进的古琴创新，将古琴引入实验音乐，用最现代、最前卫的电子音乐技术、摇滚理念与古琴音乐进行碰撞，将日渐僵化的“古董”音乐推到时代最前端，以今撞古，在最为激烈的古今碰撞中以求惊喜。古琴与摇滚的结合、碰撞，体现的是琴人在琴乐传承中，从“守旧泥古”到“实验前卫”的观念转变，可谓剑走偏锋，大胆出新，颇令人期待。2.古琴与摇滚艺术内在灵魂和精神追求的共通古琴与摇滚的跨界还是两方艺术家基于对各自艺术特质、精神的充分了解之后进行的借鉴与融合，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创造新的艺术形式适应新的艺术时代。古琴与摇滚在音乐风格、器乐特质、声音效果、审美追求等方面都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之所以能够进行跨界，是因为二者存在深层的精神共通之处。古琴本身体现的是一种孤芳自赏、抚琴咏志的文人传统，即使“古声淡无味，不称今人情”，也还是平淡自守，保持自己的审美追求与艺术特质，几千年来在基本形制、技法、音色上都没有太大的变化；摇滚亦是追求个性的音乐，是张扬的，是叛逆的，与时代大潮是相悖，坚持自我，拒绝平庸。因此古琴与摇滚虽然古今判然，但却有着共同的境界追求——自说自话，不取悦听众。它们都是内省的音乐，注重自然情感的流淌，追求“真”，有着深刻的思想，不随大流。这种对艺术本身、对生命真情的尊重，不媚俗、不庸俗的追求，使得古琴与摇滚在“一切向钱看”的大众消费时代相互吸引，因内在丰富的思想底蕴与艺术追求的不谋而合而互通灵犀，这才在古今碰撞中得以绽放令人惊异的光彩。

二、对古琴与摇滚跨界艺术的评价

古琴与摇滚音乐的跨界不仅是现代社会条件下艺术观念、形式的创新，更是让传统文化焕发活力的大胆尝试，并且能够潜移默化地促进群众的艺术审美能力，有助于营造更好的社会文化氛围。（一）古琴与摇滚的跨界产生了新的音乐艺术风格。古琴与摇滚古今差异明显，在审美趣味上又分属士庶两极，从而两者间的融合与碰撞更具冲击与张力，使古琴音乐形成了介于传统与前卫、抽象与具象、古典与摇滚的新的音乐艺术语言与风格。古琴与摇滚的跨界音乐，不论是沼泽乐队的后摇乐曲，还是窦唯的即兴式纯摇滚器乐，都已大大改变了传统古琴的演奏方法、音色特质，早已不再是那几千年来一脉相承的传统音乐语法。这些新琴乐，让人惊叹古琴所能营造出的奇丽、梦幻的音乐效果与艺术氛围，让人感慨发掘古琴音响所具有的无穷可能性。这种拓宽琴乐边界的实验性音乐已经不“古”了，可将其定义为区别于传统琴乐的“新世纪古琴音乐”。这种跨界也丰富了摇滚音乐的风格类型。古琴与生俱来的沉思性、哲学性，以及那种深邃幽寂、自甘寂寥的气质，都让日益失去个性的中国摇滚艺术重新找回思想性、反叛性，乃至那种对抗世俗的正义感与崇高感，不再沦为喧嚣浮躁、迷失于西方风格的“伪摇滚”，而体现出本土摇滚奇丽梦幻的东方底蕴与传统元素，进而拥有深刻的意味、独立的个性。（二）古琴与摇滚的跨界有益于古琴传承。从古琴的传承角度来看，在传统琴乐不断衰落的状况下，选择从完全相反的音乐道路去探索、用最为前卫、叛逆的实验手段去刺激日渐僵化的古老艺术，为古琴的传承发展打开了新的视野。虽然这种尝试目前还褒贬不一、良莠不齐，但这种忧患意识、反思态度、创新观念，还是为琴乐的传承贡献着积极力量。古琴与摇滚的跨界实践，依旧以艺术本身为终极追求。作为一种亚文化，进行古琴摇滚跨界尝试的艺术家们如巫娜、沼泽、窦唯，都将自己的音乐定位为小众的艺术，坚持自我，不向潮流低头，保持从艺者的个性与底线，维护艺术的尊严与神圣，这些与传统的琴道殊途同归。古琴与摇滚的跨界满足了当代以普通大众为主体的音乐欣赏者对传统艺术与现代艺术之间对话交流的需求。跨界音乐表演提升了公众的参与度，拥有更大的音乐市场和影响力。古琴与摇滚的跨界具有吸引人眼球的新奇性、前卫性、实验性，因此能让更多的人愿意接触、了解古琴艺术，扩大了古琴接受的范围，促进古琴的传承。

三、古琴与摇滚的跨界对传统艺术传承的启示

在大众文化盛行的消费时代下，传统文化被日渐边缘，许多古老的艺术甚至最终走向衰亡。然而在崇尚快餐文化的消费时代，许多即将消逝的传统艺术有着不可忽视的艺术文化价值。古琴与摇滚的跨界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有着重要的启发，即大胆创新和坚持自我。（一）更新观念，大胆尝试。时代的变化对文化艺术具有决定性的影响。随着历史的车轮不断向前转动，任何一种文化艺术都不可能在这样的巨变下保留“原汁原味”。因此面对传统的衰落，亦要保存一份平常心，认识到这是历史文化演变规律的正常现象，存精去芜的自然过程。与其他任何艺术一样，原本就丰富多彩音乐艺术会随着时代的演进日趋多元。作为传统文化艺术的传承者，倘若有心在庸俗文化浪潮之中挽回传统衰亡的颓势，便应该摒弃一味固守传统的执着，需要打开胸怀拓宽眼界，接受当前时代浩瀚而又多元新的元素、新的理念，勇于尝试，大胆创新，不断滋养传统艺术的灵魂，不惮为古老的艺术注入新的血液。而对于大众文化、大众传媒，也不需要一味地抵制，可以吸取其中优秀的艺术形式拓宽自己的边界，在交流中焕发生机。总之，传统文化艺术要在新时代的大众文化潮流中稳而不倒，激流勇进，便不能画地为牢固步自封，要勇于吸纳新的历史条件下有益于自身发展的新事物、新思想，海纳百川，与时俱进。（二）坚守底线，保持灵魂。另一方面，由于“跨界”一词最初是唱片公司出自商业目的而作出的音乐分类，本身即带有广告性、商业性，因此难免受到大众文化产业化、市场化的影响，从而也会有以“跨界”为包装、噱头的功利现象。传统文化在与时代融合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开放包容地接纳新事物新观念，另一方面也要警惕刻意迎合市场、制造卖点却戕害艺术的过度包装，依旧要保留传统艺术的灵魂。如吴蛮先生所说：“我们身处世界音乐市场中，应当清楚自己要突出的因素和独到是哪些。我们都知道中国音乐有一种‘韵味’……这种‘韵’有地方特色，也有乐器本身的语言特质。”传统艺术传承至今，最根本的还在于其内在独有的特质与底蕴，这种深层的最能体现其艺术价值的蕴涵，是不可能与追求娱乐性、上座率、畅销性的文化市场价值评判标准相妥协的。古琴与摇滚艺术的跨界正是既大胆实验又坚守艺术底线的很好典范。在大众文化时代，传统文化的发展创新还是要有正确的定位，要以艺术本体为核心，警惕消费市场、商业传媒的过度介入，不以迎合大众口味为目的，坚持底线，保持灵魂，才可以经受住历史时光的考验。要始终相信，只有诚意才能做出纯美的音乐，而真正美好的东西，往往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四、结语

古琴与摇滚的艺术跨界尝试是在大众文化盛行，传播技术发展，审美趣味转变的当代社会背景下应运而生的。用包容开放的心态看待音乐艺术中古今、中西、雅俗之间的对话，用先锋前卫的观念发掘传统艺术焕发生机的无限可能，在大众文化盛行的艺术商品消费时代不迷失自我，保持独有的艺术灵魂与精神传统，这是古琴与摇滚艺术跨界中体现出的关于传统艺术传承发展的重要启示。

作者:刘天怡 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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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与艺术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温克尔曼 艺术史观 古典意识

一、古典意识的建构与发展

（一）以“纯粹”为立足点

从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德国仍旧处在一种四分五裂的状态中：经济上，尽管整个欧洲大环境上资本主义经济处于蓬勃的上升趋势，但德国仍没有统一的关税及自由劳动力市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缓慢；政治上，国家分散，领地繁多，多达三百多个领土严重阻碍着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建立；宗教方面，如火如荼的宗教改革与势力强大的反宗教改革相互倾轧，矛盾重重。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德国的启蒙运动肩负着特殊的历史任务：建立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心理。再将视野拓展至整个欧洲，此时，随着庞贝古城的开掘，人们又对古希腊这样一个主体自由的时代产生浓厚兴趣，学术界又将讨论的重点转移到了对古希腊造型艺术的论争上，这无疑对当时迎合贵族上层趣味的“伪古典主义”巴洛克艺术产生冲击。由于现实世界并没有给当时的德国的文艺创作带来可供参考的经验，在于模仿中创立新路的过程中，德国艺术家们将目光转向对古典的追寻。温克尔曼就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以《古代艺术史》作为他古典意识思想的集大成的著作，他用古典意识探寻古希腊的艺术遗存，用古希腊“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的理想美，去弥补现实生活的自由的缺失。在《古代艺术史》中，他明确的谈到了古希腊和古罗马艺术的区别性，他认为，古希腊的艺术具有一种原生的典范性，而古罗马艺术则是派生的、是模仿的，因此，古希腊的造型艺术才不同于古罗马的派生出来的诗或文学，具有“纯粹”的美感。就是这种向古希腊艺术的“纯粹”性回归的过程，为建立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心理奠定了基础。

温克尔曼提出的古典意识，既不同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那种缺乏系统理论而以实践为基础的古典回归，也不同于英法新古典主义的那种向王权靠拢的古典主义，德国的古典意识更为的纯粹，越过带有复制与模仿色彩的古罗马，直指古典文化的黄金时代古希腊，目的性也更加明确：摆脱英法长久以来的文化影响与控制，走上独特的、带有德意志文化标签的本民族的文化建设上来。

首先，莱布尼茨以“单子论”学说，奠定了德国在文学与哲学学科上的理性主义的基调，对文学与艺术的研究也将理性主义作为判定的标准，温克尔曼的思想自然也深受莱布尼茨的影响，他认为，古希腊的造型艺术正是由于以理性为创造内核，才使得其造型艺术具有纯粹、高贵、静穆与节制等特点，才使得古希腊的艺术具有理想美的特征。其次，美学之父鲍姆加登正是在莱布尼茨“单子论”学说的基础之上将其理论哲学化、系统化，才第一次真正将美学学科独立的展示在大众面前。受鲍姆加登的影响，温克尔曼在对造型艺术的解读中重视感觉与表现，强调将个体美与理想美相结合，由此开创了以艺术风格的分期及解读作为研究的中心，以发展史、风格史带动整个艺术领域创作的研究。

二、古典意识的审美诉求：基于启蒙视角的艺术论争

希腊诗人西摩尼德斯的一句“画是无声的诗，诗是有声的画”开启了考察诗画关系的历史。于十六世纪发现的拉奥孔的雕像群堪称是古希腊雕刻艺术的杰作。在启蒙时代，温克尔曼开启了德国古典意识的研究先河，并发表了《关于在绘画和雕刻中模仿希腊作品的一些意见》及《对〈关于在绘画和雕刻中模仿希腊作品的一些意见〉的解释》，在这两篇论文中，温克尔曼表示了他的关于诗画关系的看法。在对拉奥孔的解读中他认为，尽管拉奥孔被巨蟒缠住痛苦万分，可在雕像中并没有表现出拉奥孔的极端痛苦和强烈的感情，所展现出来的只是微微叹息的表情，就像大海表面偶有风浪，可在深海之处却是平静如水。如此，温克尔曼认为，古典艺术正是以“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为最高追求的理想之美，由于以节制、静穆为美，他提出能代表这种最高的美的，就是神，而自然存在着的人只能不断的接近这种美，而不可能达到神之美。此外，温克尔曼还将这种静穆之美赋予了道德的内涵，认为希腊诸神正是在以坚忍之态面对困难，面对痛苦仍保持心态的平和静穆，这即是人性的最高的完善，那些稍纵即逝的激情并不长久，而表现出这种感情的狂热的作品也是平庸的。温克尔曼将诗画理论更进一步的理论化，而莱辛则是在温克尔曼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探讨了美与真的联系。在他所发表的《拉奥孔，或称论画与诗的界限》一文中，提出了不同于温克尔曼的“道德决定论”的“艺术决定论”。莱辛认为，尽管表现出英雄的软弱，可这并不影响英雄履行自己的职责，具有英雄般的行为，却也有普通人应该有的喜怒哀乐，这才是一个真正有人气的英雄。雕刻成的形象只是停留在了哀痛到达顶点时的一刻，而哀伤只会破坏美感。在莱辛看来，具有人同样的激情与喜怒哀乐才更有个性、更有创造力。这更代表了一种进步的观点――不以抽象的圣人标准将所有人物套上道德的外衣，而是更加注重个性与创造性、改革性，对个性化的特征更加包容，这更加是一种回归古典、回归希腊的精神。

在《古代艺术史》中，温克尔曼将古希腊的艺术发展分为四个时期：前古典期、古典时期、古典后期以及希腊化罗马期，与此相对应的产生出了四种风格：远古风格、崇高风格、优美风格、模仿风格。在对古希腊造型艺术的深入研究中形成了系统的风格理论。

第一阶段远古风格主要是指菲迪亚斯之前的艺术风格，对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古钱币形成，温克尔曼认为，这一时期在古希腊整个艺术史上持续的时间最长，且认为这一时期的风格刚毅有余但优美不够；第二阶段崇高风格是从菲迪亚斯至留西波斯这一时期，这一时期是古希腊艺术的鼎盛时期，风格从刚烈逐渐转向柔和，真正表现了古希腊“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的特征。第三阶段是在亚历山大大帝统治时期，在阿匹列斯到达繁荣，优美风格时期较前两个时期更令人感到愉悦。第四阶段是希腊化罗马时期，这一时期主要以模仿为主，而艺术的衰落也由模仿开始，但是，由于这一时期的模仿仍是以古典主义的创作原则为主，因此，这一时期仍旧保持着古典主义的艺术风格。温克尔曼用发展的眼光划分了古希腊的艺术风格分期，而这种发展的、历史的观点在赫尔德那里进一步的系统化。

受维柯思想的影响，赫尔德也将历史看做是由理性导向的、不断趋向完美人性的的过程，这一过程由诗的时代、散文的时代、哲学的时代逐渐演变。在《没落的审美趣味在不同民族那里繁荣的原因》这一著作中，赫尔德并不赞同温克尔曼将古希腊的艺术看做是人类艺术的最高峰，他更加客观的分析了各个阶段的艺术风格与艺术成果。在对从古希腊至近代艺术成果的分析中，赫尔德得出，审美趣味的变化是由历史、地理等多种因素而形成的。正是具有了良好的审美趣味，才使得古希腊艺术开出美丽之花，而这样的审美趣味也会如植物一样经历成长到衰败的过程，也就是会出现希腊化罗马时期的模仿之风。赫尔德还认为，一个时代的审美趣味是不可能会重新出现的，随着时代变化会出现新的审美趣味。其次，赫尔德认为，通过教育能够培养出天才，而天才则是新的审美趣味形成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他用这样的理论，反对德国机械、僵化的一味模仿法国新古典主义的种种教条陈规，将审美趣味放在社会历史发展中去考察，探讨艺术自生的发展过程，将艺术的历史观的方法传播开来，使得启蒙主义在德国有了更具民族化的发展，并由此开启了影响深远的狂飙突进运动。

三、古典意识的文化影响

青年时期的歌德就读于莱比锡大学，在那里接受了最新的启蒙思想，他以一种难得的热情，醉心于造型艺术特别是建筑的研究当中。不同于其他哲学家们的抽象的理论建构，歌德更加注重从对艺术的切身体验中获得结论。温克尔曼、莱辛等人开启德意志民族的独立之旅，歌德也同样肩负历史重任，企图用艺术与文化使德国走上民族独立发展之路，并与席勒一起将德国古典美学的发展推向高峰。歌德的整个艺术研究，是以“特征说”为基础。他认为，那种能显示出特征性的艺术才称得上是真正的艺术，而特征则与个体的情感密切相关，由此丰富了温克尔曼的艺术理论。在《论德意志建筑》中，歌德关注的焦点转向以斯特拉斯堡教堂为代表的哥特式建筑，并阐释了自己独特的关于造型艺术的理论。歌德提出，巴赫的斯特拉斯堡教堂可称得上是伟大的天才的杰作，并在这篇著作中体现了歌德古典意识，他提出比例和谐的重要性，在建筑中表现出来的各部分的完美的比例，合乎古典主义的自然法则，歌德认为，依照美的比例建造的建筑能使人产生美感，而以斯特拉斯堡教堂为代表的哥特式建筑完美的比例则体现出了最完美的真与美的关系。歌德以对哥特式建筑的赞美抨击了中世纪以来的日益僵化的艺术模式和萎靡迎合贵族的巴洛克艺术，目的则在于唤醒独立的德意志的民族精神，使德国冲破桎梏，走上民族发展的独立之路。

从温克尔曼开始，德国的古典美学就开启着反对巴洛克艺术的传统。同样受温克尔曼的影响，黑格尔的美学体系深深打上了历史主义的烙印。他所提出的绝对精神具体化就产生了人类历史，而绝对精神是感性因素与理性因素的统一。黑格尔认为，绝对精神即理念，存在于艺术、宗教和哲学三个阶段，而由于艺术所表达的是理念的感性的一面，因此，艺术存在于绝对精神的最低一层。温克尔曼将历史发展与艺术变化相结合，将艺术看做一种有机的整体，将时间顺序与空间逻辑相结合，这无疑是温克尔曼的一大贡献，到了黑格尔这里，他同样继承了温克尔曼的分期方法。黑格尔根据在艺术内容中表现理念的不同方式，将艺术分为象征型、古典型、浪漫型。作为艺术发展的第一个阶段，象征型艺术中的理性尚在抽象阶段，仅仅是随意的表现出形象而理念与感性形象并未分离，这一类型的艺术多与建筑相对应；古典型艺术比象征型艺术更多的将理念与感性内容结合起来，多出现于雕刻艺术当中，古典型艺术将精神性的理念更多的融合在外在的表现形式之中，使自然的东西在这种形式中统一的理想化，从而达到了艺术的顶峰；浪漫型艺术将古典型艺术的那种理念与精神的统一破坏，精神返回到内心生活，更加注重内在心灵的自由，外在的形式无法捕捉精神的丰富性与无限性，这种类型的艺术多体现在绘画和诗歌领域。黑格尔将美学进一步哲学化，在他的美学体系中，艺术之美就体现在了对理念的感性显现，是内在与外在、内容和形式相统一的过程，而美与艺术的本质就是感性形式与内在绝对精神的统一，黑格尔向我们展现了更为清晰的艺术史的演变轨迹。

（基金项目：黑龙江大学研究生创新科研重点项目资金资助“古典主义在二十世纪的现代回声――以叶芝、艾略特、奥登为中心”[项目号：YJSCX2016-044HLJU]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邵大箴译，温克尔曼.论古代艺术[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2]杨自伍译，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3]丁世中译，斯达尔夫人.德国的文学与艺术[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4]童庆炳.文化与诗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古代文学与艺术论文范文第12篇

考察中国古代致力于提升文人修养的美术教育，对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美术课程开发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选择魏晋、宋元文人为主要考察对象，认为古代文人普遍学习的内容是书法和绘画（文人画）。其中，书法的历史更为悠久，其作用与意义尤其突出。书法的主要学习方法有师父的言传身教、临师经典以及以笔会的形式讨论、交流。

关键词：

文人；书法；文人画；美术教育

美术教育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作为专业发展的美术教育；二是作为素养提升的美术教育。文章对古代文人美术教育的考察，仅限定在致力于提升文人修养的美术教育范畴。首先，在历史研究的方法论上，笔者追随这样的观点：任何历史人物或事件，只有将之还原于当时的历史环境中进行研究，才能称得上是历史学的研究。基于这样的观点，探究古代文人的美术教育，第一步必须了解古代文人所说的“美术”指的是什么，第二步则是在第一步的基础上，了解古代文人对不同美术种类的态度和学习情况。

一、中国古代文人眼中的美术

对于古代文人眼中的美术，学术界已有一些研究成果，在方法上也有多种选择，可以从语言学的角度，考察古代文人对哪些事物给予了较高的审美评价；也可以从社会学的角度，考察创作者的社会地位与身份等。德国学者雷德侯是一位态度严谨的中国美术研究者，他对中国美术的研究更为审慎，他的文章让中国学者读起来常常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感慨。这位德国学者通过考察中国18世纪的一部类书《古今图书集成》，以及历代皇家、贵族的艺术收藏，置身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将中国古人的审美活动与其他功利活动相区别，解读“中国古人以什么为艺术”这一命题。雷德侯回答这一命题的角度与考察方式恰恰是笔者所需要的，笔者非常庆幸能及时看到他的相关论述。在对《古今图书集成》各部类进行梳理之后，雷德侯得出这样的结论：“18世纪中国的大百科全书内没有相应于现代艺术的概念。今日所称的中国艺术，在当时或列于价值较低的‘考工’‘神异’类，或划归地位较高的‘字学’‘艺术’类。书法居于最高的地位，是因为其与文献的联系，而绘画有着紧随其次的地位，是因为其与书法的联系：两种媒介最接近于艺术的现代定义。制造业的成品只有具备‘文献’价值，才能获得进入更高级别的资格，铸有铭文的青铜器即是一个最好不过的例证。”在考证了与美术现代定义相近的中国古代书法与绘画（文人画）的地位后，雷德侯又对中国古代帝王、贵族的艺术收藏进行了考察。这一工作帮助他进一步求证，书法与绘画（文人画）不仅与文献相关，而且在类书典籍中拥有一定的地位，同时受到上流社会的追捧。书法最早作为艺术品被收藏始于4世纪，紧随其后的是绘画作品，而绘画作品直到清代被人们收藏的主要是“具有长篇题跋的宗教画、水墨画、名家之作——简而言之，有文学意味的画作”，很明显，历史上作为艺术品收藏的绘画作品基本上就是人们常说的文人画。青铜器在这里再次被提及，排在绘画之后。不过，青铜器被纳入收藏品的时间是宋代，与前者相隔久远，而且明显与文人修身养性联系不够紧密，因而这里不作议论。书法和文人画是受古代文人推崇的两种美术形式，其中书法尤甚。这一结论对于中国学者来说算不得新鲜，但雷德侯教授的严谨论证使之更为有理有据、令人信服。

二、书法和文人画在文人修养教化中的意义

这一部分要考察的内容是，古代文人以为的艺术——书法和文人画，在文人修养教化中的意义，主要选择了中国古代的三个时期：魏晋、唐、宋元。之所以选择这三个时期，是因为这三个时期无论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中，还是在中国传统美术发展的历程中，都具有十分独特的意义。魏晋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名士群体，穿越数千年的沧海桑田而光芒不减。我们能明晰地感受到魏晋之风对后世文人的影响，在那时建构的文人心态、核心的价值观、人生观、审美意趣，经历千年而不曾更改。中国美术在魏晋时期也呈现出多彩的面貌，独立的美术作品、专业画家、专门的画论都出现在这个时期，书法最早作为艺术品被人们收藏也是在这个时期。唐代是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中国美术发展的盛世。隋唐开科取士之后，形成了强有力的士大夫文人阶层。唐代之后，五代宋元艺术格外繁荣。文人画在宋元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产生了文同、苏轼、黄公望、倪瓒等一大批文人画家。文章探讨中国古代文人美术教育，希望通过论述更好地明晰美术与文化传统的关系。笔者相信这有助于开发出更优秀的课程，从而在学校美术课堂上进行传统文化的传承。

作者：曾瑜 单位：湖南美术出版社

参考文献：

古代文学与艺术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犍陀罗艺术 研究 印度 巴基斯坦

犍陀罗艺术研究，迄今已逾170年。1833-1834年，杰拉德（J.G.Gerard）博士在今阿富汗喀布尔河畔附近考古，发掘出一块刻有佛陀冥想像的圆形石雕，引起学术界，尤其是西方考古界的极大兴趣。在随后的近两百年里，古代犍陀罗地区的考古活动连续不断，东西方学者以各种方法研究犍陀罗艺术，构建犍陀罗学。印度和巴基斯坦是犍陀罗艺术的发源地，然而，由于长期受西方殖民统治，考古和艺术研究的话语权在很大程度上为西方学者所控制。印巴两国学者对犍陀罗艺术的研究起步较晚，其研究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1947年以前，西方学者话语权主导下的“失语期”；印巴独立初期的“萌动期”和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繁盛期”。

一、失语期：西方考古学视野下的犍陀罗艺术研究

犍陀罗艺术文物出土之后不久，1849年，旁遮普沦为英国殖民地，犍陀罗地区处于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杰拉德发现的这一块圆形石雕，为西方学者，尤其是英国考古学家在犍陀罗地区进行大范围考古打开了一扇大门。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是犍陀罗艺术研究空前发展的时期，大量的出土文物和随之而来的考古报告，为后世的犍陀罗艺术研究奠定了厚实的资料基础。这个时期的主要特点是：西方学者掌控了犍陀罗地区的考古和研究；犍陀罗艺术研究依赖于考古发现，考古发现不断拓展犍陀罗艺术研究的新维度。研究者几乎都是西方学者。印巴学者在殖民主义话语权的笼罩下，处于相对“失语”的状态。

早在18世纪末期，马森（C.Masson）、霍尼希贝格尔（Honigberger）、文图拉（Ventura）、考特（court）和考特利（P.T.Cautley）等西方学者和探险者便开始活跃在北印度，进行小规模的考古发掘。真正受到政府资助、有计划、有组织的考古活动始自19世纪中叶。1861年，被誉为“印度艺术研究奠基人”的英国考古学家亚历山大·坎宁安（Alexander Cunningham，于1861～1885年任印度考古局局长）向当时的英属印度总督坎宁勋爵（Lord Canning）递交了一份设立印度考古局（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的计划书。坎宁勋爵批准设立印度考古局，并任命坎宁安为首任局长。在长达50年的考古生涯中，坎宁安考古和研究的重点落在北印度的佛教遗址。他沿着玄奘《大唐西域记》所记载的路线进行考古，走遍北印度的各个角落，主持了塔克西拉、克什米尔、旁遮普等地的佛教遗址发掘工作。尽管坎宁安无法实现自己的愿望——建构犍陀罗艺术研究体系，“他的考古报告中也常常因出现不恰当的图像解读，而为国内外学者们所诟病，但他对旁遮普和犍陀罗地区的佛教研究的贡献功不可没。”他致力于以科学的方法建构印度佛教艺术的研究体系的决心和雄心，以及自1861年至1885年间发表的一系列考古报告，为印巴的犍陀罗艺术研究揭开了宏伟的序幕。

从1861年至1947年的近百年间，印度考古局共任命11位考古局局长，有9位是英国人，他们及所属考古团队在不同程度上涉足犍陀罗艺术研究，掌握了大部分的考古话语权。除坎宁安外，对构建犍陀罗艺术体系贡献较大的学者还包括詹姆斯·伯吉斯（Jalnes Burgess，1886～1899年任印度考古局局长）、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1901～1928年任印度考古局局长）和莫蒂默·惠勒（Mortimer Wheeler，1944～1947年任印度考古局局长）。伯吉斯数十年如一日在印度西北地区进行佛教建筑考古。1899年，他在伦敦的《印度工艺业》杂志上《犍陀罗雕刻》，及时总结了自1884年至1899年这15年间的犍陀罗艺术研究状况，评价了坎宁安、威尔逊（H.H.Wilson）、弗格森（James Fergusson）、辛普森（W.Simpson）、史密斯（V.A.Smith）、塞纳尔（M.Senart）和格伦威德尔（A.Grtinwedel）等早期犍陀罗艺术研究者的观点。伯吉斯的这篇论文，颇有西方中心主义之意味，尽管如此，从构建犍陀罗艺术研究史的角度看，仍有其特殊的学术价值。近百年后，印度婆罗多出版社（Bhgratiya Publishing House）于1978年以单行本的方式出版该文。

如果说坎宁安为犍陀罗艺术研究揭开序幕的话，那么，在英国殖民时期，犍陀罗艺术研究的主角是约翰·马歇尔。他以毕生年华，实现了坎宁安的学术抱负——建构犍陀罗艺术研究体系。1902年，英属印度总督任命这位年轻的雅典英国学校毕业生为考古局局长。在随后的30年里，马歇尔对犍陀罗进行深度考古，拥有大量的一手资料，独占南亚犍陀罗艺术研究之鳌头数十年。他曾写道：“我把生命中最好的年华都献给了塔克西拉……如今还在世的考古学家中，恐怕没有几个像我这样，对一个遗址的发掘投入这么多时间了。我是1913年春天开始在那儿工作的……一直干到1934年。在这22年间，我获得众多的发现。”他用22年进行考古，再用近20年进行资料梳理、考证和构建体系。1951年和1960年，相继出版了《1913～1934年塔克西拉考古发掘插图报告》和《犍陀罗佛教艺术：早期流派的起源、发展和衰落》。这两部经典著作成为后世犍陀罗艺术研究者的必读书。著作资料之翔实，体系之完备，前无古人。

接任马歇尔在塔克西拉考古的是莫蒂默·惠勒。作为印巴分治前的最后一任印度考古局局长，惠勒的学术成就依然是在北印度的考古研究。他是犍陀罗艺术罗马起源说的中坚力量，《罗马式佛教艺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Romano-Buddhist Art：An Old Problem Restated）和《犍陀罗艺术：当前情况释要》（Candhara An：A Note on de Present Position）二文，论证勉强，然态度坚决。从坎宁安，或追溯到更早的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和普林塞普（James Prinsep），至惠勒，英国学者以得天独厚的优势，占据了殖民时期犍陀罗艺术研究的半壁江山，把持犍陀罗考古话语权近百年。除上述考古学家外，犍陀罗艺术研究颇有建树的还包括苏格兰学者弗格森、辛普森、英国艺术史学家史密斯、哈韦尔（E.B.Havell），法国考古学家富歇（Alfred Foucher），德国考古学家格伦威德尔，等等。

印度学者在相对“失语”的殖民时代，研究犍陀罗艺术者要么涉足不深，要么人云亦云。独立前的11位印度考古局长中，只有萨尼（Daya Ram Sahni）和迪克西特（K.N.Dikshit）是印度人，他们的研究领域重点在中印度佛教遗址，对犍陀罗艺术的研究建树不多。迪克西特的助手马宗达（N.G.Majumdar）于1936年出版《犍陀罗希腊佛教学派》，囿于加尔各答印度博物馆馆藏资料整理和图像解说，对犍陀罗艺术的文化因素和艺术风格等问题的看法，不逾西方学者之圭臬。另一位印度学者库马拉斯瓦米（A.K.Coomaraswamy），是殖民时代印度佛教艺术研究的佼佼者。他受西方影响颇深，在犍陀罗艺术的文化根源问题上，观点游移不定。1908年，在《希腊对印度艺术的影响》一文中，他支持格伦威德尔的观点，认为犍陀罗艺术源于地中海；1913年，在《印度和锡兰的工艺品》一书中写道：“希腊-佛教艺术（犍陀罗艺术）不是印度艺术，而是中亚艺术，是一种受希腊罗马艺术影响的杂交艺术。”1926年，他发表《佛像的起源》，否定前者的犍陀罗艺术希腊起源论，认为“犍陀罗佛像与秣菟罗佛像是……同时产生的。”

殖民时期的犍陀罗艺术研究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西方”的犍陀罗艺术研究体系，大部分西方学者对犍陀罗艺术的研究带着固有的文化偏见，往往以西方古典主义、罗马和早期基督教的艺术标准来研究犍陀罗艺术，割裂其与印度本土艺术的文化联系。西方学者的文化偏见首先“反映在犍陀罗艺术的命名上，如印度-希腊化（Indo-Hellenic），古希腊式的（Grecian）、希腊-佛教（Graeco-Buddhist）、印度-希腊式（Indo-Grecian）、古典的（Classical），等等。”这些命名，皆过分强调犍陀罗艺术的西方因素，反映殖民时期西方学者共同的学术心态。

围绕着犍陀罗艺术的西方起源和西方风格，殖民时期的犍陀罗艺术研究大致分成两派：一是认为犍陀罗艺术源于希腊艺术，或主要受到希腊艺术影响的“希腊派”；一是认为犍陀罗艺术直接或间接受罗马文化影响的“罗马派”。坎宁安、伯吉斯、格伦威德尔、富歇和约翰-马歇尔等希腊派学者认为，从阿契美尼德王朝开始，希腊文化持续影响南亚次大陆，随着希腊贵族和希腊艺术家的到来，希腊的艺术理念渗透到犍陀罗地区。犍陀罗艺术是根据希腊古典艺术审美准则进行创造的。坎宁安在1872-1873年的考古报告中写道：“我坚信，西北印度长期以来沿袭希腊雕刻的样式……那些宏伟的科林斯式叶状柱头，无疑源于希腊。”格伦威德尔在1893年出版的专著《印度佛教艺术》（Buddhistische Kunst in India）中得出结论：“希腊的影响，存在于阿育王时代以降的艺术……实际上，现存的大部分犍陀罗雕刻，是那些完全遵循希腊创作法则的艺术样式的复制品”。富歇创造了“希腊-佛教”和“印度-希腊”（Indo-Greek）这些词，来指称犍陀罗艺术，认为犍陀罗佛教艺术与基督教艺术同源，“都是希腊艺术在弥留之际留给古老世界的遗产”；马歇尔以大量的出土文物，论证犍陀罗艺术的创作灵感来自安息时代希腊艺术的复兴，犍陀罗艺术的萌芽期、青春期和成熟期，皆受希腊古典艺术的影响。在富歇和马歇尔之前，早在1875年，沃克斯（W.Vaux）就认为罗马文化对犍陀罗艺术影响大于希腊文化的影响。他的观点很快被辛普森、史密斯和弗格森等人所拥护。罗马派的学者大部分是以希腊派的观点为参照进行立论，如辛普森认为“西方”对犍陀罗的影响，这“‘西方’纯粹是指罗马，而不是希腊”。罗马派的最大支持者史密斯于1889年在《孟加拉亚洲学会学刊》发表长文《希腊罗马对古代印度文明之影响》，从文化、历史、美学、建筑、商业和军事等维度考察了希腊罗马文化对古印度的影响，认为“犍陀罗艺术主要受罗马的影响，而非直接受希腊艺术末流的影响”，犍陀罗艺术应命名为“罗马佛教艺术”（Romano Buddhist art）或“印度-罗马艺术”（Indo-Roman art）。

希腊派和罗马派的笔战从未停歇过。西方学者如布克塔尔（H.Buchthal）、本杰明·罗兰（Benjamin Rowland）、索珀（Alexander C.Soper）、塔代伊（M.Taddei）等人仍热衷于探究犍陀罗艺术的西方因素。殖民时期，也有一些热衷研究印度文化的西方学者，如哈韦尔，他认为犍陀罗艺术源于印度本土文化，但这种“印度本土论”的声音与煊赫的罗马希腊论相比黯然失色。本土学者在犍陀罗艺术研究上真正发出“印度的声音”是在摆脱殖民统治若干年后的事情。

二、萌动期：印巴独立初期的犍陀罗艺术研究

1947年，印度分治，巴基斯坦诞生。犍陀罗艺术研究不可避免受到新政治格局的影响。一方面，犍陀罗地区成为巴基斯坦的一部分。尽管近百年的殖民统治使大量的艺术品流失海外，但大部分巴基斯坦学者仍坚信犍陀罗有“考古、探索和研究的价值”。另一方面，独立后的印度学者，由于印巴冲突等原因，少有机会在犍陀罗地区进行考古，只能依靠独立前西方学者发掘的博物馆馆藏的犍陀罗艺术品，结合本国深厚的历史文献优势，致力于研究犍陀罗艺术的历史背景和犍陀罗艺术研究史。

独立后的前30年里，印巴的犍陀罗艺术研究面临着转型和挑战。印巴政治格局的变化，改变了犍陀罗考古英国“一家独大”的局面，但这个时期，活跃在犍陀罗地区的研究者不是巴基斯坦本国学者，而是来自意大利、日本、德国和英国的学者。其中，意大利和日本的考古和研究成果斐然。意大利自1956年开始在巴基斯坦的斯瓦特地区进行考古，专注于斯瓦特地区乌德格兰（Udegram）、布特卡拉1号（Butkara I）、班尔（Pant）等地的佛教遗址的发掘、整理和解读。1958年后，意大利的考古报告陆续刊登于MAO（Istituto italiano per iI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意大利非洲和东方研究所）所创办的季刊《东方与西方》（East and West）和《报告与回忆》（Reports and Memoirs）。1980年，意大利考古队出版了六卷本的《巴基斯坦斯瓦特布特卡拉一号佛教遗址考古报告（1956～1962）》（Butkara，：Swat，Pakistan，1956-1962）。意大利学者的研究颇有新气象，他们从更开阔的视角，从人种学、民间故事、工艺品等角度构建犍陀罗艺术研究体系，如夸利奥蒂（Anna Maria Quagliotti），尝试解读犍陀罗雕刻画面所蕴含的佛教主题。意大利在犍陀罗地区将近40年的考古，成就了布萨格里（Bussagli）、多梅尼科（Faccenna Domenico）、朱塞佩（Tueei Giuseppe）、塔代伊、西莫内塔（A.Simonetta）、松陀罗（A.Sontoro）、卡利埃里（Pierfrancesco Callieri）、韦拉尔蒂（Giovanni Verardi）等一批印度艺术专家。

早在20世纪初，日本学界便开始关注犍陀罗艺术研究。1959～1966年间，日本学者在犍陀罗地区进行考古。以京都大学学术调查队水野清一和栖口隆康为核心的考古队，重点发掘了查纳卡代里（Chanaka Dheri）、梅卡桑达（Mekha Sanda）和塔雷里（Thareli）等地的佛教遗址，随后陆续发表了考古报告。1962年，水野清一出版《阿富汗巴基斯坦石窟寺院1960年考古调查报告》。1969年，水野清一和西川幸治分别出版《梅卡桑达：巴基斯坦佛教寺院1962～1967年调查报告》和《犍陀罗佛教寺院的形成与发展：从大夏到印度》。1970年，樋口隆康出版了《犍陀罗艺术起源的考古发掘》。1971年，西川幸治出版《城市建筑：犍陀罗佛教遗址》。1978年，水野清一和樋口隆康共同编写出版《代里：犍陀罗佛教寺庙1963～1967年发掘报告》。1980年，樋口隆康出版《通往犍陀罗之道：丝绸之路调查纪行》。除此之外，还有其他零散的考古团队在犍陀罗地区进行小规模的发掘。60年代，日本在犍陀罗地区的深度考古和调查，获得大量的一手研究资料和藏品。这一斐然的考古成绩，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日本学界80年代以后的犍陀罗艺术研究。日本结合本国保存的大量中国佛经资料和佛教文献，从图像学和文献的角度解读犍陀罗佛教艺术。

政治的独立使巴基斯坦拥有考古优先权，然而与外国频仍的考古活动和丰硕的研究成果相比，巴基斯坦的考古与研究显得逊色。这个时期的考古和研究，皆处于“萌动状态”。一是独立性不强，多借助国外力量。一些后来成为犍陀罗艺术研究大家的学者，如达尼（A.H.Dani）和达尔（S.R.Dar），在建国初期都曾加入外国的考古项目。达尼、汗（F.A.Khan）和·奥尔欣（Muhammad Ishfiaq Allchin）曾参与英国考古队的项目，发掘喀布尔河畔的恰萨达（旧称布色羯罗伐底，PushkMavmi）遗址；达尼后来又与德国考古队合作，沿着喀喇昆仑公路进行考察，发现了犍陀罗艺术的诸多遗址；达尔曾参与日本考古队1963年至1965年在犍陀罗地区的考古项目。二是本国学者发掘的项目规模不大，可提供的一手研究资料不多。达尼是首位发掘犍陀罗遗址的巴基斯坦学者，他于1963年发掘谢汗代里（shmkhan Dhefi）之后，于1968年至1969年发掘了犍陀罗的三个遗址：安丹代里（Andan Dhefi）、恰特帕特（chatpat）和丹科特（Damkot），为巴基斯坦的犍陀罗艺术研究奠定了基础。达尔和古尔扎尔·（Gulzar Muhammad）于1967年在拉瓦尔品第地区发掘佛教遗址，并发表考古报告。除此之外，还有（R.M.Muhammad）、拉赫曼（Inayatur Rehman）、纳齐尔·艾哈迈德·汗（Nazir Ahmad Khan）在斯瓦特的尼莫村（Nimogram）进行考古，但至今仍没有发表相关报告。三是研究成果不多，以馆藏整理为主，如沙库尔（M.A.Shakur）于1954年和1963年整理出版的《白沙瓦博物馆指南》（A Guide to the PeshwarMuseum）和《巴基斯坦犍陀罗雕刻》（Gandhdra Sculpture in Pakistan）；巴基斯坦考古局于1956年出版的《巴基斯坦国家博物馆馆藏犍陀罗雕刻》（Gandhara Sculpture in the National Museum of Pakistan），赛拉伊（Sehrai）于1978年出版的《白沙瓦博物馆的佛陀故事》（The Buddha Story in Peshawar Museum），印度学者夏尔马（R.C.Sharma）编撰的《勒克瑙国家博物馆馆藏犍陀罗雕刻目录》（Catalogue of Gandhara Sculptares in the State Museum，Lucknow），等等。

独立后，印巴学者的历史责任感日益增强。尤其是巴基斯坦，将犍陀罗艺术视为“国宝”，将相关研究视为“国学”的意识日渐增强。与此同时，一些学者呼吁并尝试以新视角、新方法、新思维研究犍陀罗。达尼教授是强调犍陀罗艺术研究重要性的第一人。他在《巴基斯坦犍陀罗艺术》（Gandhara Art of Pakistan）一书的前言中批判当时流行的观点：“由于缺乏对犍陀罗地区历史上存在的社会结构的认识，各国学者对犍陀罗艺术的研究角度迥异。割裂社会生活的要素，艺术只不过是一些雇佣工匠以特殊工艺制造出来的呆板的产品。欧美的艺术史学者以西方古典主义艺术为评价尺度来衡量犍陀罗艺术，常常以这种观点来阐释犍陀罗艺术。然而，犍陀罗艺术自身蕴含有更深的含义——雕像中的一群群人物叙说着当时真实的生活”。他认为，“是数个外来民族与当地人民共同创造了犍陀罗艺术和文化。”达尼教授的呼吁在70年代得到达尔、·瓦利乌拉·汗、安扎德·胡赛因·米安（Amzad Hussain Mian）等学者的响应，他们力图从更广阔的视野研究犍陀罗艺术及犍陀罗文明，但成果不多。这个时期，达尔发表的论文《犍陀罗艺术和希腊影响：钱币研究》、《犍陀罗地区的装饰盘》和·谢里夫（Muhammad Shafif）于1974年完成的博士论文《犍陀罗珠宝中的希腊因素》堪称代表。他们从钱币、珠宝、装饰盘等新的角度研究犍陀罗艺术，但在论及犍陀罗艺术影响说时，仍无法独辟蹊径。80年代之后，印巴犍陀罗艺术研究才真正兴起和发展，印巴学者才开始以“自己的语言”研究犍陀罗艺术。

三、繁盛期：80年代以来的犍陀罗艺术研究

印巴学者在60年代就认识到犍陀罗艺术的学术价值，但“直到80年代，学者们才高度重视犍陀罗艺术研究”。越来越多的印巴学者以独立的姿态加入到犍陀罗艺术研究的队伍中，以新视角和新思路研究新出土的艺术品。学者们研究的兴趣点不再是犍陀罗艺术的希腊起源论或是罗马起源论，所有那些曾“被称为希腊-佛教艺术或罗马-佛教艺术的犍陀罗地区出土的艺术品，都被统称为犍陀罗艺术”。犍陀罗艺术自身的深刻性和辐射力，犍陀罗本地文化对犍陀罗艺术的影响，犍陀罗艺术在印度艺术史上的地位，犍陀罗艺术与犍陀罗文明的关系，大夏、安息、贵霜和萨珊等王朝在犍陀罗艺术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等，这些昔日西方学者不太关注而又亟待解决的问题被提到日程上来。殖民地时期西方学者近百年的大量发掘和独立后前30年外国考古队频繁的考古活动，使保存完好的犍陀罗佛教遗址和犍陀罗艺术品所剩无多。尽管如此，80年代以来，巴基斯坦考古学家不断有新发现，印巴的犍陀罗艺术研究迎来了自己的春天。专业机构设立，人才辈出，成果涌现，有百家争鸣之景象。

立足于本土文化，摆脱西方的学术窠臼，以印度文化视角研究犍陀罗艺术，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之一。印巴学者意识到，“西方学者所书写的印度艺术史是‘东方化’的印度艺术史”，只有去“东方主义”，去殖民主义，回归本土艺术，才能达到新的研究高度。“关注犍陀罗，不应仅局限于亚历山大时期。作为印度的一部分，犍陀罗在亚历山大入侵的前后皆受印度文化的滋养。亚历山大时期只不过是犍陀罗的一个历史时期。过度强调这段入侵史将会夸大希腊人的能力和亚历山大大帝的个人英雄主义，导致扭曲犍陀罗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地理和历史因素是重新建构犍陀罗艺术特征极为重要的因素”。于是，大多数学者不再断章取义式地研究犍陀罗艺术，而是努力将犍陀罗艺术置于一个更大的文明框架中，借助古典文献进行全方位的研究。这种“泛文明式”的研究在70年代后期已露端倪，如达尔于1977年出版的旁遮普语论著《塔克西拉：古代城市》和穆尔蒂（K.Krishna Murthy）同年出版的《犍陀罗雕刻：文化考察》（The GandMtra Sculpture：A Cultural Survey）。前者从塔克西拉出土的各种考古文物，考证塔克西拉作为东西方文明的要冲，与希腊化世界的文明联系。后者以极为细腻的手法解读犍陀罗雕刻图像，从物质文化的各个维度构建古代犍陀罗社会，其前提条件是“犍陀罗雕刻艺术中所描绘的丰富的物质文化，形象地再现了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四五世纪间犍陀罗人的生活模式。1979年贾亚·戈斯瓦米（Jaya Goswami）出版的论著《古代印度文化史：卡皮萨与犍陀罗的社会经济和宗教文化考察》（Culrural History of AncientIndia：A Socio-Economic and Religio-Cultural Survey of Kapiga and Gandhara）以社会经济和宗教艺术为维度，研究公元3～5世纪时卡皮萨和犍陀罗的社会状况。

80年代后，更多的学者以多维视角，从历史文化角度解读犍陀罗艺术或以犍陀罗艺术解读古代文化，涌现出不少优秀论著，如达尼教授于1984年出版的英文著作《历史之城塔克西拉》、瓦利乌拉于1988年出版的乌尔都语著作《犍陀罗》和森·古普塔·尼里姆于1984年出版的英文著作《卡皮萨和犍陀罗文化史》，皆结合古代文献和考古发现，在特定的历史人文地理语境中，研究犍陀罗艺术与犍陀罗文明的关系。洛丽塔·尼赫鲁（Lol-ita Nehru）于1989年出版的《犍陀罗风格的起源》（Origins of the Gandhara Style），在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中，爬梳犍陀罗艺术自身所包含的各种文化要素，从历史之维度重新评估希腊罗马文化、大夏文化、安息文化和印度本土文化对犍陀罗艺术形成的影响。此外，艾哈迈德·纳比·汗（Ahmed Nabi Khan）于1994年出版的《犍陀罗：巴基斯坦佛教艺术和文化的魅力之地》（Gandhara：The Enchanting Land of Buddhist Art and Culture in Pakistan），伊赫桑·纳迪姆（Ihsan H.Nadiem）于2003年出版的《佛教犍陀罗：历史、艺术和建筑》（Buuddhist Gandhara：History，Art and Architecture），斯瓦提··法鲁克（Swatl Muhammad Farooq）于1996年完成的博士论文《斯瓦特河谷的犍陀罗艺术》（Gandhara Art in Swat Valley），·阿什拉夫·汗（Muhammad Ashraf Khan）于2004年发表的论文《犍陀罗佛教艺术中的无遮大会表演》（The Performanee of the Pancavarsika：Evidences from Buddhist Art of Gandhara），等等，皆致力于回归本土文化语境，更贴近史实地研究犍陀罗艺术。

古代文学与艺术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陶瓷古彩；现代陶艺；创新性运用；价值

将陶瓷古彩装饰的材料、绘画技法和其所追求的意境与现代陶艺的表现方式、内涵有机融合，所表现出来的视觉上的美感，以及这种形式美感所引发的深层的内涵美、意境美恰恰符合国人的审美心理。艺术形式只有被民族多数人所认同，这种艺术形式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将陶瓷古彩的艺术韵味与现代陶艺的艺术趣味性相结合，这样的艺术作品才有更强的生命力，无论是陶瓷古彩还是其他形式的艺术都应朝着多元化、自由化、个性化的方向发展。现代陶艺与陶瓷古彩装饰的结合，融传统民俗和当代表现形式于一体，倡导与发扬现代审美意识，展示了中国审美文化精神，开拓了陶瓷艺术新风尚。

1陶瓷古彩与现代陶艺概述

陶瓷古彩属于陶瓷釉上彩的一种，是从“大明五彩”的基础上发展而来，至清康熙时期发展成熟并取得了突出成就。陶瓷古彩拥有强烈的民间艺术风格和奇丽的艺术语言，至今仍独具魅力。传统陶瓷古彩从器型到装饰，均强调四平八稳，圆满而规范，具有显著的程式化特征。然而艺术的生命活力在于创新，当代陶瓷古彩艺术家在技法、材料、构图、形态、色彩、线条等各方面尝试进行创新和变革，以期突破传统。有的将变形装饰画法引入陶瓷古彩；有的将陶艺造型装饰手法引入陶瓷古彩；有的将大明填彩装饰手法引入陶瓷古彩；有的将腐蚀金彩装饰手法引入陶瓷古彩然而，仅仅是这样的小变革很难使陶瓷古彩真正突破传统，依旧给人无甚新意的印象。要想使陶瓷古彩继承传统并突破传统，还需探究一条新的发展之路。现代陶艺应是从属于现代陶瓷艺术文明的一支，但其更多的是在精神领域的开拓与表达。现代陶艺是一种融当代个体审美及人文观念，并借助现代技术的陶瓷艺术。现代陶艺不限于陶质材料，也包括瓷器和炻器，以及与其他金属、木、麻、塑料等材料结合而成。现代陶艺作品主要以欣赏陈设为主，也有部分作品兼有实用的功能。它既要传承传统，更要强调创造性的发挥，突出个性和风格，有主题、有思想，充分表现材料的特质。然而，什么样的现代陶艺作品才能顺应时展，符合现代审美，如何制作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陶艺作品等相关问题成为我国现代陶艺家热议的话题。毫无疑问，运用中国传统装饰技法进行装饰的现代陶艺作品更能体现传统文化的魅力。历史与新时代的融合能产生另一种美感，这是一种从内容到本质都富有民族性质的美，这或许就是现代陶艺创新的突破点。

2陶瓷古彩艺术审美特色在现代陶艺中的运用

陶瓷古彩是景德镇优秀的传统名瓷之一，又称为釉上五彩，陶瓷古彩吸收了唐三彩、宋代红绿彩的设色方式，甚至借鉴了民间年画、木版画的纹饰，经过不断地发展才逐渐拥有独特的，具有丰富民族特色的艺术审美效果。陶瓷古彩装饰不论从其材料还是表现形式上都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和民族性，拥有独一无二的浓厚的民族美。而中国传统艺术的发展离不开创新，当代艺术的发展离不开传统文化的积淀。陶瓷古彩装饰手法赋予现代陶艺的是深厚悠扬的文化之美，这样的美与中国的审美趣味是相符的。陶瓷古彩装饰精妙的工艺之美体现在其用色、线条勾勒、材质等形式语言的熟练精准的表达上，正是这种绝妙的工艺美感烘托出其深厚的文化之美。陶瓷古彩装饰中富有民族情感的人物、花鸟、山水形态正是陶瓷古彩装饰艺术的精髓所在，这也是中国现代陶艺应该具备的神韵与内涵。现代陶艺如果用陶瓷古彩进行装饰，要注意作品想表现的主题，如果只是将陶瓷古彩装饰机械地拼凑与堆砌到现代陶艺作品中，那毫无意义可言，要做到造型、肌理、纹样等表现手法与作品内涵相统一。陶瓷古彩装饰与现代陶艺结合要符合时代的审美情趣，让人们自然地接受传统与现代的碰撞，这一点和广博的中华文化是相通的，所谓博采众长、海纳百川。陶瓷古彩等中国传统文化都是经过时间与实践的沉淀才得以呈现在世人眼前，中国传统的造物精神让许多艺术形式成为可能，致敬传统，就是向这种造物精神致敬。当代陶瓷艺术家应当抱着对传统文化的敬畏之心进行创作，取其精华。正是源于继承传统，才使得现代陶艺具有了民族性，也正是由于创新，才使作品具有了时代感，也就是紧随时代的步伐。可以说，民族性与时代感是发展我国当代陶瓷艺术的关键。我们的祖先已经为世界文明创造了精彩绝伦的中华文化，新一代陶瓷艺术家应该运用祖先的文化智慧使陶瓷艺术进一步获得世界的尊重与认可。

3对陶瓷古彩与现代陶艺融合运用的价值思考

在建党35周年庆祝大会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我们有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已成为拥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多的国家。那么作为陶瓷工作者，把“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句口号付诸行动，用正确的理论基础指导创作思维方式，创作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陶瓷艺术作品是当代陶艺家不可推卸的责任。陶瓷古彩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它的价值首先体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在价值。即陶瓷古彩从民间艺术走向民族艺术，是对人民群众长年累月积淀的智慧文化的集中体现，陶瓷古彩的技法、元素和现代陶艺进行碰撞、融合，为陶瓷古彩既有传统性又具有当代性的创新性发展指明了道路。其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在价值。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现代化进程加快的今天，抢救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当代艺术，对推动我国的先进文化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通过对高艺术水准的优秀民族文化的大力宣传，梳理陶瓷绘画学术方向，建立语言陶瓷理论支撑，陶瓷古彩与现代陶艺的结合既传播中国观念，又坚守艺术理想，真正做到了思想上、艺术性、观赏性的完美统一。

作者:张博 单位:景德镇学院

参考文献：

［1］郑君洁.古彩瓷的传统美学思想研究［D］.景德镇陶瓷学院，2014.

古代文学与艺术论文范文第15篇

中国艺术考古学是建立在中国近代田野考古学理论和实践发展基础上的。20世纪50年代至今,考古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考古学家不仅重视对考古发掘出土的人工制品作准确的地层比较、断代和器物类型的划分等研究,而且开始强调研究制造这些人工制品的人类的意识形态方面。正如俞伟超先生对中国考古学研究工作所走过的历程的分析:“在考古学研究的总体中,第一步自然应先作好年代学的研究。谁都知道,在我们面前的一大堆不会说话的实物资料,如果连早晚都分不清楚,任何史的研究都将无从下手。第二步似乎应该理清不同考古学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就是要整理出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谱系。但所有这一些,基本上还是直观性质的研究,主要还是说明人类的具体行动的。我想,第三步就应该透过那些最最具体的考古材料,进而探索人们的社会关系,乃至意识形态”[1](P.120)。在中国考古学研究取得了第一步和第二步重大成就的今天,第三步的探索工作,逐渐被考古学家提上了议事日程,古代艺术品作为人类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自然倍受关注。以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为主要特征的近代考古学的形成和发展,为艺术考古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艺术考古学又是建立在中国艺术学科的确立和发展基础上的。艺术学作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分支的建立,在中国是相当晚近的事。20世纪初期,从德国学成归来的宗白华先生在东南大学(后称中央大学)开设关于艺术学的课程,首次把西方艺术学引入中国。但当时的艺术教育仅仅是为了培养从事艺术实践的人才。对艺术学的真正重视则要到80年代末,张道一先生提出的应该建立“艺术学”的口号和在东南大学创建艺术学系的实践,已经为艺术学在中国的学科领域占据一席之地树立了一面鲜明的旗帜,受到北京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的响应,建立艺术学系已成为综合性大学学科建设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艺术字理论和实践的探讨、艺术学框架的构建开始受到普遍关注,有关艺术学理论研究的论着、论文陆续出版发表,艺术学研究在中国终于有了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和良好的开端。艺术考古学作为一门研究艺术起源、艺术发展史和古代艺术特征的交叉学科,在考古学家和艺术理论家之间达到共识,考古学家从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的艺术遗物和艺术遗迹出发,阐明了建立美术考古学的可能性;艺术理论家则从研究艺术起源、艺术发展历史和规律的需要出发,阐述了建立艺术考古学的必要性。

中国艺术考古学理沦又是在艺术考古实践的不断丰富,取得越来越大成就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来的。中国艺术考古学的实践活动姗姗来迟。近代科学考古学在中国的形成,迄今不过七八十年,由于战乱和经济条件的制约,中国考古学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在新中国建立之前,考古学的发展比较缓慢。1949年以后,中国的考古学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连外国人也不禁大发感叹:“在未来的几个十年内,对于中国重要性的新认识将是考古学中一个关键性的发展”[2](P.3)。这一时期,考古学的研究重点依然是重建古代的物质文化史,即根据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特别强调生产力中生产工具的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剩余财富的增加对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而忽视了生产力发展过程中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巨大反作用。因此,反映古代人类意识形态的宗教、艺术、民俗等领域的研究,一直被冷落、被忽略。

从20世纪80年代起,考古学家的目光开始在重建物质文化史建构方面,转向与古代人类关系更为密切的精神文化创造,时代向考古学家发出了“在田野工作中要贯穿研究精神”、“应具备更广泛的知识修养”的召唤[3],需要培养和造就一大批既能从事田野考古发掘工作,又能进行古代艺术品研究的考古工作者。艺术考古实践活动开始蓬勃兴起。在古代艺术研究领域,改变了单纯由艺术史学者包办的格局,考古学家、艺术史学家开始共同合作,积极参与对考古出土的彩陶、汉画像石、汉唐壁画、陶俑等艺术品的研究。正是有了日渐深厚的艺术考古实践基础,艺术考古学的理论探讨才逐渐被提上议事日程。《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考古卷、美术卷使美术考古学先后占了一席之地。稍后出版的美术卷,对美术考古学有了比较详细的解释,包括美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目的、以及与美术史的关系等。山东大学的刘风君先生所着的《美术考古学导论》和《考古学与雕塑艺术史研究》,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杨泓先生编写的《美术考古半世纪》,是对美术考古学理论的初步探讨。

从目前中国艺术考古实践活动的现状和有关艺术考古学理论的不同观点来看,完整的艺术考古学理论体系的确立还有待于将来艺术理论的成熟和艺术考古实践取得的更大成就。然而,不可否认,艺术考古学是一个值得探索的课题,尤其是中国的艺术考古学,它既有各种不同质地、不同艺术形式、数量众多的考古艺术品可以研究,又拥有世所难匹的浩瀚的历史文献和传世的艺术品可供参考,两者交相辉映,使艺术考古学的研究有了坚实的基础。

二、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及其范围

简单地说,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古代艺术品。古代艺术品的来源不外乎两大类,一类是历代流传下来的传世品;另一类是经过科学的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得到的艺术品。传世艺术品往往是中国古代艺术发展史研究的主要材料。然而,传世艺术品有两个致命的缺陷,一个是其确切的时代难以认证,给研究工作增加了难度;另一个更突出的问题是,对古代艺术品出于各种不同目的的仿制甚至作伪。许多前代的青铜器、玉器、书画等艺术品都或多或少地被后人所仿制。因此,传世艺术品不能成为艺术考古学的主要研究对象。

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植根于考古学,是运用科学的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的手段得来的。它只是数量、品种众多的考古学研究对象的一小部分。以此为前提,我们可以通过对已有定论的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分析,逐渐剥离出非艺术性的物质产品,较为合理地勾画出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面貌。作为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其首要条件必须是人类运用自己的双手劳动创造的产物,这样就从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中排除了与古代人类活动有关的“未经人类加工的自然物”,如“各种农作物、家畜、及渔猎或采集所获得的动植物的遗存等”;同样,从艺术品所具有的审美和情感性出发,考古学研究对象中的灰坑、窖藏、矿井、水渠、壕沟等遗迹,虽然都是人工创造物,但仅具实用功能,或服务于生产 生活,或用于战争的防御,很难激起人的审美感受,因此,也不能成为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至于古代人类以艺术手法加工制作的陶瓷器、玉器、青铜器、漆器、金银器和各类装饰品等工艺美术品,以及岩画、壁画、画像石、画像砖、雕塑等艺术作品,无疑是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然而,考古发掘出土的各种生产工具、日用器具,以及石刻、封泥、墓志、买地券,甲骨、简牍、纺织品、钱币、度量衡器等,都具有了作为艺术品的首要条件,即人工创造性的特征,但这些物品却决非都是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以古代钱币为例,作为流通使用的方孔圆形的五铢钱和通宝钱,主要是用作在社会流通领域进行等价交换的媒介物,而专为辟邪、祝寿铸造的压胜钱或称“花钱”,却缺失了使用价值,突出了审美艺术价值。因此,从纷繁复杂的考古学研究对象中划分出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远远不能如此简单地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