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投资风险论文范文

国际投资风险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国际投资汇率波动外汇风险管理

1国际投资的概述

1.1国际投资的定义

国际投资（InternationalInvestment）,又称对外投资（ForeignInvestment）或海外投资（OverseasInvestment），是指跨国公司等国际投资主体，将其拥有的货币资本或产业资本，通过跨国界流动和营运，以实现价值增值的经济行为。

1.2国际投资的内涵

国际投资的内涵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参与国际投资活动的资本形式是多样化的。它既有以实物资本形式表现的资本，如机器设备、商品等，也有以无形资产形式表现的资本，如商标、专利、管理技术、情报信息、生产诀窍等；还有以金融资产形式表现的资本，如债券、股票、衍生证券等。

2、参与国际投资活动的主体是多元化的。投资主体是指独立行使对外投资活动决策权力并承担相应责任的法人或自然人，包括官方和非官方机构、跨国公司、跨国金融机构及居民个人投资者。而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是其中的主体。

3、国际投资活动是对资本的跨国经营运活动。这一点既与国际贸易相区别，也与单纯的国际信贷活动相区别。国际贸易主要是商品的国际流通与交换，实现商品的价值；国际信贷主要是货币的贷方与回收，虽然其目的也是为了实现资本的价值增值，但在资本的具体营运过程中，资本的所有人对其并无控制权；而国际投资活动，则是各种资本运营的结合，是在经营中实现资本的增值。

2外汇风险概述

2.1外汇风险定义

外汇风险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外汇风险是指由于汇率、利率变化以及交易者到期违约和外国政府实行外汇管制给外汇交易者可能带来的经济损失或经济收益,包括一切以外币计价的经济活动中产生的信用风险、结算风险、国家风险、交易员作弊风险、流动性风险和汇率风险。狭义的外汇风险是指在国际经济贸易、金融活动中,以外币调价的收付款项、资产与负债因汇率变动而蒙受损失或获得意外收益,又称汇率风险。

2.2外汇风险的类型

根据外汇风险的作用对象及表现形式，外汇风险可以划分为交易风险、会计风险（折算风险）①和经济风险三类。

1.交易风险：交易风险指一个经济实体在其以外币计价的跨国交易中,由于签约日和履约日之间汇率导致的应收资产或应付债务的价值变动的风险,是汇率变动对将来现金流量的直接影响而引起外汇损失的可能性。

2.会计风险：从会计角度出发,外汇风险主要指汇率变动对企业资产负债表的影响,这类风险基于账面价值,主要反映汇率波动带来的实际损失和会计处理中出现的账面损失。②

3．经济风险：经济风险是指意料之外的汇率变化对公司未来国际经营的盈利能力和现金流量产生影响的一种潜在风险。

3国际投资的外汇风险管理

3.1进行国际投资外汇风险管理的原因

从事国际投资通常在国际范围内收付大量外汇或拥有以外币表示的债权债务，或以外币标示其资产与负债的价值。各国使用的货币不同，加上国际间汇率频繁波动，给外汇持有者或使用外汇者带来不确定性，即带来外汇风险。③而正因为存在利率的波动所造成的外汇风险，有可能导致国际投资的的失败，并影响企业的信用等级，因此在国际投资中进行外汇风险管理是非常必要的。

进行外汇风险管理的方法

3.2.1交易风险：

在企业管理中，交易风险管理方法通常有一下两种：

（1）识别净交易风险暴露与货币保值。识别各种货币的净交易风险暴露,是跨国公司做出任何有关保值决策的首要条件。只有在此基础上,跨国公司才能在整体上预测和掌握在未来的确定时期内每种货币预期的净头寸。但跨国公司所采取的整个保值措施,旨在消除子公司间的头寸地位,从而减少甚至抵消交易风险,因此不需要对单个子公司的资金投村进行保值。

（2）消除交易风险暴露的保值措施。跨国公司采取的任何可以完全或部分消除外汇风险的技术都为保值措施。外汇市场上各种形式的风险管理工具为跨国公司的交易风险暴露提供了现成的技术,包括:远期合同法、期货合同法、货币市场保值、货币期权保值、货币互换、提前与滞后策略、交叉保值、转移定价调整、计价支付货币的调整选择、搭配和配对以及货币多样化组合等。其中,前五类为消除交易风险的保值措施,后几类为减少交易风险的保值措施。

3.2.2折算风险（会计风险）：④

在企业管理中,折算风险暴露的方法通常有三种:

(1)调整现金流量。资金调整包括改变母公司或子公司预期现金流量的数量币种,以减少企业当地货币换算风险。在预期当地货币贬值时,直接的资金调整方法有出口用硬币定价,进口用当地货币定价,投资硬币证券,用当地货币贷款替代硬币借款。间接的方法包括调整子公司间货物销售的专一价格,加速股利、服务费、使用费等支付。

(2)进行远期外汇交易。

(3)风险对冲。风险对冲主要用于有一种以上外币资金头寸或需用同种货币冲销原先头寸的情况,一般要求跨国公司进行多种货币风险的对冲。通常对冲的方法包括:用一种货币的空头抵消同种货币的多头;对两种有高度正相关的货币,用一种货币的空头抵消另一种货币的多头;对两种负相关的货币,以他们的空头或多头进行相互抵消。

3.2.3经济风险

相对于前文所述的折算风险与交易风险对跨国公司的经营果和现金流量产生的短期的、一次性的风险来说,经济风险可谓“实际发生的深度风险”,对跨国经营所产生的影响也最大。不仅要考虑汇率波动带来的一时得失,更重要的是要考察汇率变动对企业经营的长期动态效应。从长期来看,经济风险对跨国公司的竞争力产生直接影响,这些风险足可以使跨国公司陷入某种困境。假设一企业面临较高的经济风险,它未来的净现金流量因此变得非常不稳定,影响到公司的真实偿债能力,使公司的商业信用受损,客户和供应商也可能因此转向公司的竞争者,公司的供应和销售链体系遭到破坏,无法保证持续稳定的生产经营。

能否避免经济风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的预测能力。因经济风险强调的是意料之外汇率波动所造成的损失，而意料之中的汇率波动是不会给企业带来经济风险的，因此预料的准确程度将直接影响企业在生产、销售和融资等方面的战略决策。经济风险对企业的影响比交易风险和会计风险大，不但影响公司在国内的经济行为与效益，还直接影响公司的涉外经营效益和投资效益。⑤

管理方法：

（1）调整经营战略与营销战略⑥

针对汇率的长期性改变,跨国公司可以采取调整经营战略与营销策略,通过改变产品市场结构等途径来维持其竞争力。汇率变化对市场份额的影响是通过影响成本和价格实施的。在国际市场上,子公司所在地货币贬值,会使子公司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相对下降,使子公司在定价策略上有较大的灵活性和在出口市场上有较强的竞争实力。

（2）调整生产管理战略

针对暂时性的汇率失衡,一方面,跨国公司可以调整原材料、零部件和制成品的采购渠道,当本国货币贬值时,公司应根据比较价格和替代可能性来寻找用国内投入替代进口投入的途径,从而维持其生产成本稳定在原有水平上。

（3）全球经营多元化战略

<1>经营地域的多元化在国际经营中,要避免使企业的海外商务活动过分的集中于某一国家或地区,使经营活动不断向其他国家或地区拓展,使海外生产点的产销活动尽量本土化等。

<2>产品结构的多元化实行产品结构的多元化,可以避免由于企业的生产经营过分依赖于某种或某类产品,减少由于该产品的市场竞争突然加剧或市场突然萎缩带来的不利影响。

<3>投融资结构的多元化包括积极开展国际证券的融投资、保持资金的来源及其投放在币种、期限上相互匹配并形成合理的结构等方面。

参考文献：

①⑥《跨国公司外汇风险管理及控制》王月永张旭

②《企业外汇风险管理战略探讨》梅光增(华东交通大学,江西南昌330013)

国际投资风险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政治风险风险评估处理策略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度提高，国际企业间的竞争越演越烈，双边、多边和区域层次的国际协调进一步加强，全球的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都在发生着新的深刻的变化。在这种进程中，跨国公司发挥了经济全球化的原动力和加速器的关键作用。

跨国公司为追逐最大利润，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生产资源的最佳配置，通过国际投资建立起庞大的一体化国际生产网络，把一个国家的生产和众多国家的生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时，一体化的国际生产也带动了贸易、资本、科技及其他领域的国际化。

跨国公司在跨越国界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必然受到三方面的约束：既要迎合母国的需要，又要兼顾东道国的利益，还要遵照国际惯例。跨国公司是在这样的前提约束下追求企业利益最大化，而不是母国和东道国利益最大化。由此可见，跨国公司和国家是两种不同的利益主体，由于追求目标的差异而导致两者之间利益上的矛盾，乃至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由此也引发了跨国公司的政治风险。

跨国公司的政治风险是指投资者因东道国政局结构与演变因素和政府控制与管理因素的影响，而遭受经济损失的可能性。当一国政府、政党、劳工团体或者激进团体的政策、行动，威胁到外国公司就会发生政治风险。跨国公司可能因当地国政府动荡、社会不安,造成公司营运上的威胁，更为严重时可能被东道国征收或者因东道国局势恶化而无法进行货币的汇兑等等。

政治风险主要分为国际政治环境、区域政治环境和国家政治环境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基本囊括了可能引发政治风险产生的主要原因。这些可能引发政治风险的因素并不是孤立地发挥作用的，它们可以互相影响，甚至总是相互影响着发挥作用的，一国政治波动的产生往往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合力的结果。比如国际压力的加大可以导致国内政局不稳，二者的联合作用可以使得政治风险迅速升高。

所以，在政治风险的处理过程中，首先要做的就是对政治风险作出评估。

1政治风险评估

所谓评估就是针对政治变动可能性，对经济机会进行预测和评估。政治风险可能对于投资造成重大损害，跨国企业因海外投资金额与分布点遍及各地，在运作上对政治风险考量格外注重，经常由专家小组进行风险分析，并找出避险方案以为因应。国际上也有许多研究机构与顾问公司，针对政治风险进行评估，并将评估结果出售。目前，国际上的研究机构提出的对政治风险的评估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1预警系统评估法

该方法是根据积累的历史资料,对其中易诱发政治风险激化的诸因素加以量化,测定风险程度。例如，用偿债比率、负债比率、债务对出口比率等指标来测定资源国所面临的外债危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该国经济的稳定性。

1.2定级评估法

该方法是将资源国政治因素、基本经济因素、对外金融因素、政治的安定性等可能对项目产生影响的风险因素的大小分别打分量化,然后,将各种风险因素得分汇总起来确定一国的风险等级,最后进行国家之间的风险比较。

对国际投资风险进行国别比较可参照国际上较有影响的国际投资风险指数。富兰德指数(FL),该指数是由英国“商业环境风险情报所”每年定期提供；国家风险国际指南综合指数(CPFER),该指数是由设在美国纽约的国际报告集团编制,每月发表一次；国家风险等级则是由日本“公司债研究所”、《欧洲货币》和《机构投资家》每年定期在“国家等级表”中公布对各国的国际投资风险程度分析的结果。

1.3分类评估法

根据伦敦的控制风险集团(CRG)的做法,政治风险按照规模有4种分类,即可忽略的风险、低风险、中等风险和高风险。

(1)可忽略的风险。适应于政局稳定的政府。

(2)低政治风险。往往孕育在那些政治制度完善、政府的任何变化通过宪法程序产生、缺乏政治持续性、政治分歧可能导致领导人的突然更迭的国家。

(3)中等政治风险。往往会发生在那些政府权威有保障、但政治机构仍然在演化的国家,或者存在军事干预风险的国家。

(4)高政治风险国家。则是那些政治机构极不稳定、政府有可能被驱逐出境的国家。

即使用了上面这些方法，对政治风险的评估仍然不能做到十分精确。政治风险之所以为风险，就是源于它的不确定性，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政治风险发生的时间不确定。例如，通过使用上面这些评估方法可以预计会有什么样类型的政治风险发生，却不知道具体会在什么时间发生，或者会不会发生。所以，在对政治风险进行评估之后，就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来避免在未来可能发生的政治风险。

2政治风险的处理策略

2.1防御性策略

(1)风险规避。风险规避是企业遇到政治风险时经常采用的一种风险防范措施。当遇到政治风险时，企业可以通过停止经营活动或者撤回投资来避免企业遭到人员和资产上的损失。

(2)第三方合作。选择东道国以外的合作伙伴建立合资企业。由于涉及来自多个不同国家的合作伙伴，东道国政府可能不愿因为干涉某个具体企业而去冒犯多国政府。

(3)建立灵活的生产系统。为了防范风险，便于海外分支机构能根据组织的演变而调整区域业务整合，也为了灵活迎合市场需求周期变化。为此，企业在海外各地工厂设计中，可合理配置和组合最低单位成本工厂，灵活的多产品工厂，季节性工厂以及囤储工厂。通过对不同工厂确定不同的任务目标与生产安排，来进一步提高本公司维持稳定生产和抗风险的能力。

(4)控制市场销售。企业要严格控制产品在非东道国市场的销售。如果东道国征用投资，必然会因此失去广阔的世界市场。事实已证明，这对于从事开采业的跨国公司尤为有效。

(5)购买保险。把被保险人的政治风险转移给保险人，从而减小损失。随着产品市场和单个国家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发展，要求提供减少政治风险机制的需求日益增强，一些国际组织，单个国家政府以及私营保险公司现在都可以提供政治风险的承保业务。例如，“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就是具备在其成员国间达成协议和实现风险分散化的国际组织。

2.2一体化策略

(1)风险转移。风险转移是将风险转移到企业外部或将风险外部化，企业可以通过合营，许可贸易，分包，租赁等方法，让更多的本土企业参与到企业的经营活动中来，不仅可以在发生政治风险时将风险转移，而且有助于减小来自于经济民族主义方面的风险。

(2)公关。公关即公共关系的简称。公关包含了政府公关，媒体公关和危机公关这三点。政府公关的目的是尽可能的获得东道国政府的理解和支持，根据政府扮演角色的不同可能表现为简化批准手续、获得准入资格、赢得政府采购、影响法规制定等等；而媒体公关除了在营销方面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外，在防范政治风险上也可以起不小的作用，它可以影响政治和左右民意，获得民意的广泛认同而减小政治风险。

(3)本地融资。在东道国内寻求股票和债务融资渠道。这样做既可以使东道国的相关部门受益，又使东道国政府不情愿作出对公司不利的行为，因为东道国对外国公司的干预将会使东道国政府或其金融机构遭受经济上的损失。

(4）员工本土化。每一个国家和地区都有自己的文化特性，善用当地的员工并提升当地员工为管理人员可以更好的使公司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融入当地的社会生活。而当企业遭到政治风险时，很有可能造成当地的员工失去工作机会，这会迫使当地的劳工组织同政府交涉，让当地政府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政策。

虽然中国政府目前倡导“走出去”战略，但企业在具体实践中，忽视了政治风险这样一个重要问题。显然，世界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但在和平贸易环境中，政治风险仍然是当今中国企业跨国经营面临的主要风险。联想的并购和中海油的收购失败已经证实了这一风险仍然存在。采取何种措施尽量减少政治风险对企业跨国经营活动的影响，仍然是想走出国门的企业需要注意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陈琦伟.公司金融[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

社，2003

2张建.国际投资政治风险评估方法分析[J].

科技创业月刊，2004（8）

3张贵洪，蒋晓燕.跨国公司面对的政治风险

[J].国际观察，2002（3）

国际投资风险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金融市场；投资；风险



1信贷紧缩仍未解决，金融市场恐慌依旧

像万圣节前夜狂欢的年轻人攫取所有的糖果一样，投资者花费几年功夫以高收益债券和贷款的方式来获得最大利润。这场狂欢随着八月的信贷紧缩震撼收场了，与此同时投资者顿悟这些高收益的乐事并非他们所认为的那样物有所值。然而两个月以来，信贷市场仍旧表现得明显疲弱。

10月24日，美林公司公布由于该投资银行84亿美元的巨额资产冲减，使其出现了六年来的首次季度亏损。对更多此种损失的担忧已令多个市场如履薄冰。在本周一次会议上，前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阿兰格林斯潘表示：“目前我们处在恐惧当中。”

在投资者消化他们过度获利的同时，最大的问题在于是否目前的恐慌情绪只是暂时的，还是这种萎靡状态将会更加持续不振。这主要依据美国房地产市场崩溃的结局如何。如同里面有蛆虫的太妃糖苹果，债券市场受到与其相关联的美国次级房贷危机的传染。那些给虚假借款人的贷款已经被打包胡乱塞进称之为结构性产品的热门融资工具里，要甄别他们证明是十分困难的。

但也很明显，金融体系并非其看上去那样健全。传统观念认为把债务分解成为若干结构产品的方法可以分散风险从而降低风险，特别是对银行业。结果银行从前门化解走的风险又从后门潜入。这是因为结构性资产的新所有者不是银行的大客户就是已经向银行借过款。

此外，结构性融资对杠杆作用和非流动资产的依赖使其有危机倾向。被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一家基金管理集团)的保尔麦考利称之为“影子银行系统”的一些新载体，比如对冲基金和一些管路，它们高度依赖借入资金或杠杆作用。同时这些载体也被那些提供巨大回报的非流动资产所吸引。但当多个市场发生转变时，这些载体就像被挂在了一个钩子上，它们被迫清还借债但是发现很难售出资产。如果它们接受最低的价格，他们也许会破产。这就是为什么看似是资产流动性的问题结果或许是偿付能力中的某一难题。

在许多方面，结构化债务萎靡不振源自一些机构的杰作，尤其是中央银行。他们关于温和的通货膨胀，趋于缓和的经济衰退以及随时拯救金融危机威胁的报告鼓励了投资者去冒险，特别是鼓励他们向信誉不佳的借贷者放贷和对非流动资产投资。这种趋势能够自我增强。当高风险的借款人发现很容易获得贷款时，他们不太可能破产，这使得借贷者显得风险不大。当众多的投资者购买非流动性资产时，贸易量增加了，又使得这些资产似乎更具流动性。

借贷去投资于高收益或高风险的资产是“套利交易”的一种形式。这是通常称为结构性投资载体(SIVs)和管路的匿名机构所采取的策略。他们短期借贷，转而将高收益处的盈利时常投资在与大量贷款相关联的复合产品中。借贷与投资间的差额就是他们的利润。这种资产向投资者提供了额外收益，以弥补其非流动性造成的损失。

高收益和非流动性资产也吸引了资金管理领域正在崛起的对冲基金。由于他们收取高额的费用，所以对冲基金需要赚取大笔总收益来分配给客户体面的净收益。

金融市场的史学家心里将非常清楚结构性投资载体和一些对冲基金所做的实际上是行业内最老套的策略：短借长贷。这种策略有赖于投资者拥有持续融资或售出资产（以体面的价格）的能力。当平衡的一方出现问题，另一方就会出错。一般而言，如果投资者没有能力获得资金那么将几乎没有买家愿意购买资产。

一切问题在八月份适时地发生了。信贷和货币市场都被冻结了，此时在股票市场，已经运行数年的计算机驱动交易模式突然失灵了。同时，清晰地表露出现代金融系统对风险的化解远非人们认为的那样成功。

许多可疑的资产的确被对冲基金所持有。但多数对冲基金从银行获得资金并且其中60%的资产由三家主要的经纪人所把持(他们都是大的投资银行)。另外,对冲基金拥有和银行交易柜台同样的资产。这就意味着当对冲基金被迫售出资产时,交易柜台很可能有资金损失。2厌食模型

难道银行和对冲基金没有雇用数学天才开发高尖端的模型来控制这些风险吗？他们做了,但是他们有项艰巨的任务。风险管理的标准统计方法是基于“钟型曲线”或正态分布的,其中绝大部分结果位于中间而极少位于两极端。当投资者谈到“九个标准偏差事件”时，他们所指的正是钟型曲线。但是金融史充满了泡沫及其破灭，证明那些极端事件或所谓的“肥尾”现象出现的频率远比钟型曲线预测的要多得多。

在肥尾现象中很难监控所承受的风险大小。众多银行使用一种“风险价值法”，它以测度以往波动为基础，用来说明一项投资组合也许要面临的每日最大损失。这需要交易者在波动率上涨时斩仓。但如果所有的交易者都试图照做,那么波动率将会上升得甚至更高，完全超过模型所表明的界限。

投资者也会面临同样的困惑，他们要依据每日的市场成交量来控制仓位。理想的情况是交易量很大，这样他们就无需转移不利价格而出售资产。时机不错时成交量通常很高,但时机不好时,成交量就不存在了。

这就表明模型应当建立在流动性会一夜消失的假设基础上。但除了涉及复杂的数学计算外,那也可能产生另一个困难。在短期，那些使用传统模型的机构可能会承受更大的风险，为客户赚取更高的利润。而持谨慎态度的公司可能会失去业务，眼看着明星员工被别家能够支付更多红利的公司诱惑走。直到危机出现,持谨慎态度的公司被证明是对的,但一切都太晚了。

全世界仍在收拾这个烂摊子。本周，苏格兰皇家银行参与了同Cheyne资本管理公司就其步履维艰的结构性投资载体的专门会谈，该公司运营的结构性投资载体资产达66亿美元，此次会谈可能会导致再次融资。

在更大范围内，计划设立1000亿美元的救市基金，称其为超级结构性投资载体。有四家美国银行支撑的超级结构性投资载体计划从那些没有银行背景被称为“孤儿结构性投资载体”手中收购资产。假如突然间被迫甩卖所有资产，这些孤儿结构性投资载体就会引起价格暴跌。那将迫使其他投资者资产负债表估值缩水,从而使危机加剧。

无论发生何种情况，这一策略将能否解决问题还不清楚。特别地，希望超级结构性投资载体将能够通过确定基金资产的市场价格来提升信心。然而,超级结构性投资载体旨在从其他结构性投资载体手中仅购买最优质的票据，对其余被婉称为“有毒垃圾”的资产绝不染指。此外,超级结构性投资载体似乎包含了矛盾。

那引起结构性投资载体和管路到底是否应该存在的疑问。CQS的一名对冲基金经理MarkBenson说:“还不清楚结构性投资载体和银行管道的这种商业模式在目前的结构形式下是否可以幸存。”

由于前景不明朗,投资者仍将持续紧张不安。在10月19日这一天，高收益债券违约的保险损失增长到自七月末以来的最高数额。而那些高收益借贷者所支付的差额（额外利率）仅比紧缩高峰时期低大约0.5%。

3保持清醒，理性投资

美林公司第三季度的惨重损失暗示以后或许有更多麻烦。与其他那些早先做出了报告的华尔街银行不同，它的报告结果包含九月份的一个困难时期。这就表明那些银行的第四季度报表数字也会很糟糕。许多涉及被评定为3A“顶级”证券的资产减值暗示即便最优质的结构性产品也不是很好。

国际投资风险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国际金融危机；国际化风险；企业资源优势；加拿大跨国公司；FDI

中图分类号：F7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11)03-0055-06　收稿日期：2010-11-01

作为重要的新兴市场国家之一，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受到了众多国外企业的青睐，中国不仅成为了发达国家国际贸易的目标市场，而且成为了国际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目标国。在众多的中国贸易伙伴中，加拿大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和直接投资颇为引人瞩目。自1970年两国经贸关系正常化后，双边贸易不断增长，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双边贸易速度不断加快。中国目前是加拿大第二大贸易伙伴，2008年，加拿大对华投资增加了37％。然而，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使得加拿大和中国的经济发展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由于对美国经济依赖性较强，加拿大经济受到金融危机冲击尤其明显。2009年3月31日，经合组织(OECD)预测说，加拿大衰退程度超过预期，而反弹更加微弱。加拿大总理哈珀2009年12月就认为加拿大经济目前依然脆弱，面临来自“境外的风险”(赵青，2009)。这些“境外风险”将如何影响加拿大跨国公司(MNEs)在华的对外直接投资?加拿大MNEs如何根据对风险的感知和企业自身资源优势调整在华的对外直接投资?加拿大MNEs在华对外直接投资发生了哪些变化?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不仅有助于了解加拿大MNEs在华对外直接投资的变化轨迹，更有助于两国更好地采取政策措施，促进相互之间持续稳定的发展。

一、文献回顾

(一)　国际化风险感知及其维度一般而言，企业在国际市场中开展商务活动以及进行直接投资时通常比国内的企业面临更大的风险(Ghoshal，1987；Miller andBromiley，1990)。有关企业国际化风险的研究也日趋受到研究者的关注，然而，已有的绝大部分研究对国际化风险中的某一个或某几个方面进行了研究，比如：国家风险及政治风险(Esther Sanchez-Peinado et a1.，2007)、汇率风险(Luehrman，1990)、产品及市场需求风险(Frank Bradley and Michael Gannon，2000)、距离导致的风险(Ellis，2008：H・kanson and Ambos，2007；Sousa and Bradley，2006)、文化风险(Choi and Geisffeld.2004；Esther Sanchez-Peinado et a1.，2007)等等。鉴于企业国际扩张中所面临环境的复杂性和多维性，Brouthers(1995)、Miller(1993)、Shan(1991)等学者开始了构建多维国际化风险模型的研究，在此基础上，Miller(1993)提出了一体化国际风险感知的概念模型。Werner，L.E.Brouthers and K.D.Brouthers(1996)通过实证研究，对Miller提出的概念模型的维度进行了实证检验，修正并最终确定了一体化国际风险感知模型的模型及其维度，该模型包含宏观环境风险、行业环境风险、企业内部风险三个维度。其中，宏观环境风险包括：政治风险、政府政策风险、宏观经济风险、人文风险；行业环境风险包括：竞争风险、产品市场风险、原材料市场风险、行业技术风险；企业内部风险包括：经营决策风险、营运风险、社会责任风险、人力资源风险、筹资风险、投资风险、股利分配风险。本文认为，一体化国际风险感知模型全面而系统地反映了管理者在企业国际扩张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风险类型。对于跨国公司FDI而言，企业决策者必须在国际化风险感知的基础上，权衡企业的资源优势、成长性及收益等因素，从而最终做出是否在某一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

(二)　企业资源基础观概述从思想渊源来看，Penrose(1959)的《企业成长论》毫无疑问是企业资源基础观的基础。在该书中Penrose认为，企业经济收益的基础是企业所拥有的资源和能力，企业间绩效及竞争地位的差异也受到企业资源禀赋的重要影响。正是基于Penrose的论断，Wernerfeh(1 984)在其论文《企业资源基础论》中对该观点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认为企业在自身内部积累的组织能力、资源和知识等资源对于企业获得超额收益和维持持续竞争优势至关重要。承接着Wernerfeh的观点，Barney(1991)认为“持续”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时间期限，而是取决于竞争对手对本企业所获得的竞争优势复制的可能性，只要竞争对手无法复制竞争优势，企业所获得的竞争优势就可以认为是持续的竞争优势。为了使企业的竞争优势不可复制，企业所掌握的资源必须是有价值的、稀缺的、不可模仿也不可替代的，前两项构成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企业拥有了具备这四项特征的资源才能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

二、基于国际化风险感知与资源基础观的企业FDI概念模型构建

伴随着二战后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也应运而生，而FDII~JX是伴随着跨国公司的海外扩张才有了飞速的增长。与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前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发展相对应，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研究也不断繁荣，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得以丰富和完善。然而遗憾的是，绝大部分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均诞生于宏观经济环境相对比较平稳的情景之下，部分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也直接或间接地强调风险和企业资源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影响，比如Hymer(1960)提出的垄断优势理论就认为，跨国企业在东道国投资需要付出比东道国企业更高的代价，要冒更多的风险，如汇率风险、政治风险等，但是只要跨国企业拥有显著的垄断优势，如技术优势、资金优势、管理优势等，他们就可以在与东道国企业的竞争中获胜，并能获得高于东道国企业所获得的利润。Dunning(1977)提出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也强调了企业通过自身所具有的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和内部化优势抵御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由于市场失灵带来的风险从而获取企业的竞争优势。毫无疑问，企业所拥有的资源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积极影响在绝大部分对外投资理论中得到了凸显，但是国际化风险

在这些理论中依然是一个尚未打开的黑箱，而且这些理论也并未对突发性风险(诸如国际金融危机)会引发跨国公司对外投资中的哪些风险，这些风险进而对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等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

鉴于以上分析和本文前述的文献回顾，我们认为：(1)国际化风险是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必然面临的问题，一些突发性的风险甚至会引发跨国公司面临的一系列风险，导致这些风险在企业内部传导和扩散，跨国公司管理者对国际化风险的感知将对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产生重要的影响；(2)根据企业资源基础观理论并结合已有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我们认为企业所拥有的资源是形成企业优势的源泉，而企业的对外投资决策又基于企业所具备的优势，归根结底，企业的资源是企业对外投资决策的内部基础；(3)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决策取决于管理者对国际化风险感知和企业资源相互作用，三者构成一个互动的系统，国际化风险感知对于系统的运转提供反向作用力，而企业的资源基础为系统的运转提供正向作用力，当正向作用力大于反向作用力时，企业将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反之则反是。基于此，我们提出本文的概念模型(见图1)。

三、金融危机引发的跨国公司国际化风险及其传导与扩散

如前所述，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中必然面临各种国际化风险的考验，对于跨国公司而言，其所面临的国际化风险并非一个有形的独立存在体，它仅仅是由于某种因素的变化导致企业内部系统的失衡，而且这种不平衡状态还可能通过不同的风险载体在企业内部传导、扩散。根据已有的企业风险研究的文献，企业风险传导可以看成是由于某种不确定性而导致的风险在企业中经由某种路径或渠道，依附于风险载体在企业内部甚至企业之间各利益相关功能节点或流程之间传导和扩散，致使整个企业系统风险状态得以扩张从而导致企业陷于失衡状态的过程。因此，由某种不确定性引发的跨国公司面临的风险必然影响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甚至企业的对外投资决策。据此我们认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作为跨国公司面临的突发不确定性，引致了跨国公司所面临的国际化风险的全面爆发，甚至导致了风险之间的传导和扩散，使得跨国公司的处境急剧恶化，从而对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造成了重大冲击。从国际金融危机可能引发的跨国公司所面临的宏观环境风险来看，首当其冲的是宏观经济风险得以凸显，各国的宏观经济走势急剧下滑，宏观经济发展的颓势在金融危机下表现极为明显，也正是由于宏观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各国调整政府政策措施，因而又可能引发政府政策风险(比如一些国家调整关税、贸易政策等等)。从行业环境风险层面来看，在国际金融危机下，受宏观环境风险的影响，消费急剧萎缩从而导致企业之间的竞争加剧，竞争风险和产品市场迅速扩大，与此同时，金融危机使得部分原材料供应商陷入危机，原材料风险随之而来，这些风险使得跨国公司面临的行业环境也不容乐观。由于行业技术的变化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因此，金融危机引发行业技术风险的可能性较小。在企业内部风险层面，由于受宏观环境风险和行业环境风险的双重影响，金融危机下企业的日常营运将首先受到风险的冲击，而企业经营的不景气，使裁员增效成为了企业常用的手段，人力资源风险也相继产生，外部的不景气和内部风险的扩散使得企业处于内外交困的状况中，企业的筹资也必然受到牵连，在各种风险的影响下，管理层的投资和经营决策以及股利分配也毫无疑问会面临新的挑战，投资风险、经营决策风险和股利分配风险也相伴而生。同样，由于企业的社会责任涉及企业在长期经营过程中对承担社会责任所做出的承诺，短时间内不可能发生较大的变化，因而金融危机引发社会责任风险的可能性较小。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突发性的金融危机作为一种外在的不确定性，它会引发企业各个层面的风险，甚至使得企业面临的风险相互影响、传导、扩散，从而对企业的决策甚至生存产生重大影响。鉴于以上分析，本文构建金融危机下跨国公司国际化风险及其传导概念模型(见图2)。

四、基于齿轮互动模型的FDI变化轨迹：加拿大MNEs对华FDI数据的实证分析

面对金融危机的肆虐，加拿大MNEs面临的风险也不断加大，加拿大多家著名企业如历史最悠久百货公司哈德逊海湾公司、最大啤酒厂商莫森公司以及加拿大钢铁公司Stelco先后被外国公司收购。一些实力强大的加拿大跨国公司也同样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尽管这些跨国公司拥有着比一般企业更丰富的优势资源，但在金融危机下，管理者感知的国际化风险产生的反向作用力将逐渐增大；受各个层面风险的影响，企业的资源优势产生的正向作用力将有所减少，从而导致加拿大MNEs对外直接投资产生波动。正是基于本文提出的齿轮互动模型，我们以加拿大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的数据探寻并验证互动模型的内在机理。

(一)　金融危机前后加拿大跨国公司对华FDI变化情况作为重要的新兴市场国家，中国的国家特定优势对于加拿大MNEs的投资行为是“有意义的”，而且是“至关重要的”(许晖、张军，2007)，再加之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众多加拿大MNEs纷纷登陆中国市场，据我国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2007年底以各种形式在中国运营的加拿大MNEs达到了3355家，注册资金总额达903,091 367S美元。但是，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跨国公司风险必然给加拿大MNEs带来不利影响，从而可能进一步影响加拿大MNEs对华直接投资。为此，我们收集了2005年1月至2009年6月有关加拿大MNEs对华FDI的项目数、项目投资金额，并在此基础上计算出平均项目投资金额，通过项目数和平均项目投资金额两个指标的数据(见表1)对国际融危机前后加拿大MNEs对华FDI的变化情况进行探讨。

1.金融危机前后加拿大MNEs对华FDI投资项目数变化轨迹。跨国公司投资项目数的多少一方面可以反映在华直接投资的加拿大MNEs数量的多少，另一方面可以反映这些跨国企业参与投资项目的积极性。如果投资项目数多，不仅说明在华直接投资的跨国公司数量可能比较大，而且其投资项目数量也比较可观。2005年1月至2009年6月加拿大MNEs在华FDI的项目数变动情况见图3。从图3我们可以看出，以黑色线条为分界线，金融危机爆发之前(2005年1月至2007年12月)，加拿大MNEs各月对华FDI的项目数均高于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之后(2008年1月至2009年6月)。

2.金融危机前后加拿大MNEs对华FDI项目平均投资金额变化轨迹。我们进一步分析金融危机前后加拿大MNEs对华FDI各月项目的平均投资金额的变化情况。各月项目的平均投资金额高低可以反映出加拿大MNEs在投资项目上资金投入的变化，如果项目平均投资金额较高，有可能是资源优势较高、资金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进行直接投资的力度较大，而且投资项目

本身也需要大量的投资资金的支持；反之，如果项目平均投资金额较低，说明很多资源和实力一般的跨国公司也加入到对外投资的大潮中，将资金投入到一些投资资金需求不太高的投资项目。2005年1月至2009年6月加拿大MNEs在华FDI的项目平均投资金额变动情况见图4。图4显示，同样以黑色线条为分界线，与图3中金融危机前后加拿大MNEs对华FDI项目数的变化趋势相反，金融危机后加拿大MNEs对华FDI的项目平均投资金额高于国际金融危机之前。

(二)　国际融危机前后加拿大MNEs对华FDI差异性检验由于PJ,Jk分析仅仅是对金融危机前后加拿大MNEs对华FDI有关数据变化轨迹的图示检验，通过图示可以初步判断金融危机前后加拿大MNEs对华FDI确实存在一定的变化，但单凭以上图示的变化轨迹我们不能判定加拿大MNEs对华FDI在金融危机前后的变化存在本质差异，因而我们更不能基于此对金融危机对加拿大MNEs在华FDI的内在影响机理做出深入的分析。因此，我们进一步对金融危机前后加拿大MNEs对华FDI的项目投资数和平均项目投资金额进行实证检验，以确定这两个指标在金融危机前后是否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其差异是否具有统计意义，而这也是问题的关键之所在。因此，本文将对采用两组独立样本的T检验法，检验国际金融危机前后加拿大MNEs对华FDI的项目数和项目平均投资金额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差异是否具有统计意义。

国际投资风险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对外投资；现状；风险；趋势；中国企业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3-0190-02

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及趋势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和企业实力的增强，中国企业跨国投资蓬勃发展，成为主动参与全球化的重要力量。进入后危机时代中国企业加快了“走出去”步伐，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扩大，由单一的新建投资办厂为主转向并购投资与新建投资并存的格局，国有大型企业替代民营企业成为对外投资的主力军。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的《2010年世界投资报告》，2009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FDI）流出量约480亿美元，世界排名第六。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世界排名跃升至第五位，成为名副其实的资本输出大国。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11年底，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在全球178个国家（地区）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1.8万家，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3 220亿美元，年末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1万亿美元。

伴随中国企业境外投资和海外并购的快速增长，中国企业也进入国际风险高发期，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国企业应对国际风险的经验不足，抗风险能力薄弱。其结果出现中国企业并购成功率低、投资亏损率高的困境（亏损率高达67%）。因此，研究当前中国企业境外投资风险问题及应对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课题。

二、中国企业境外投资面对的国际风险分析

1.政治风险。政治风险是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最大、最不可预期的风险。跨国企业所面临的政治环境的风险是多种多样的，当生战争、、军事冲突、民族骚乱、恐怖主义等极端政治风险的几率在下降，而来自东道国的政府干预和工会罢工等形式的政治风险在上升。

近年来中国企业频频遭受国际政治风险的威胁和干扰，诸如海外员工遭到绑架和袭击的恶性事件频频发生，也给迈向国际化征程的中国企业敲响了警钟。2001年15名中国援外建筑工人在斯里兰卡遭毒打和绑架，2004年中国援助阿富汗工程项目的工人遭到不明身份的武装分子袭击，导致11名中国工人丧生。2007年中国石化集团在埃塞俄比亚的石油工作人员遭到非法武装的袭击和枪杀造成9人遇难，7名工人被绑架。2004年9月发生在西班牙埃尔市的一场大火烧掉了价值800多万元的中国鞋，致使中国商人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2.投资进入方式的决策风险。投资进入方式决策的正确与否往往决定企业的跨国经营目标能否实现。中国公司开展跨国经营活动时，选择和确定国际市场进入模式（出口、契约和直接投资）是一种系统性安排。其中，跨国公司对进入模式选择与决策是国家风险评估与防范的重要因素之一，因为不同的国际市场进入类型，企业所面临的国际风险也有很大的不同。其中，在三大模式中，由于投资区位、资金投入的原因，直接投资面临的国家风险最高，出口居中，契约最低 。因此，对不同模式下的国家风险评估与比较就显得尤为重要。中国境外投资企业是在对于投资进入方式缺乏科学论证和评估的情况下做出的。

3.海外融资风险。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普遍存在资金短缺问题，也面临着:一是金融障碍，即中国国内银行提供的跨国服务基本上局限于传统的常规银行业务，难以满足企业海外并购所需巨额融资要求。由于受传统体制的束缚，中国的各大银行还不能对中国跨国公司的海外融资起到足够的支持作用。而跨国银行的海外分支机构难以支持或满足中国海外企业的融资需求。二是企业对国际融资环境的研究和重视不足，对国际融资环境还不熟悉，利用国际融资的能力不强。中国企业难以从国际市场获得金融支持。

4.跨文化风险。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经营时，将面临新的文化环境，语言、习惯、价值观等文化差异使其外部的经营环境更加复杂，企业在东道国面临的除竞争对手和社会公众外，消费者、供应商、雇员等文化差异均会对跨国公司构成挑战，源于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文化差异会导致观念差异和文化冲突，跨国公司在经营中若不了解这些差异，就会导致经营的失败。对外投资企业如果不重视多元文化的差异，将会增大投资风险。中国企业在实施跨国并购后由于缺乏跨文化管理的经验，而屡屡发生文化冲突的风险，最终导致失败，应引起管理者的高度重视和警觉。TCL并购法国阿尔卡特公司、德国汤姆逊电子失败，其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国企业没有处理好并购后的管理整合和中法跨文化沟通问题。

5.投资资源国的国家风险。中国资源能源类企业海外投资除了上述一般政治风险外，还面临其他一些特殊的政治风险。因为石油或矿产资源作为一个国家重要的战略性资源，具有极高的政治敏感度，受到世界许多国家的高度重视。还由于中国资源能源类企业都是大型中央企业，其跨国投资活动也就带往往被资源国视为有政府支撑或带有更多的政治色彩。近年来，一些西方国家制造和散布“中国”，将国际矿产资源价格和油价飙升归因于中国增加进口，蓄意将中国资源进口问题过分“政治化”，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更是将资源能源作为遏制中国的重要战略手段。

三、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风险的防范对策

针对各种国际风险，中国跨国企业可以采取有效措施来对政治风险进行规避和防范，可以将风险损失降低到最低程度。

1.选择正确的跨国经营进入方式。对于投资进人方式进行可行性研究和科学论证，就跨国经营进入的出口、契约和直接投资等方式进行科学决策，以做出系统性安排。就跨国经营的是否直接投资或并购进入的方式以及是否采取独资企业、合资企业、合作经营的哪种投资形式进行科学论证。就规避风险而言，合资、合作形式明显优于独资，中国企业通过与东道国企业合资有助于缓解民族主义对外国企业的敌视，还可减少政府进行政治干预的可能性，因此企业可更多采用合资经营方式。另外，还可以根据跨国投资行为的不同时期和不同程度，采取不同的风险管理对策。例如，在投资前期，侧重于投资的可行性研究，分析风险来源和因素，做出投资评估和决策。在投资中期，可以根据经营过程中的不利因素，对照经营绩效，随时调整投资方式和性质，如采取投资分散化、共同投资以及经营方式当地化等等，取得预期的最终的投资目标。

2.高度重视国际政治风险的评估研究，风险的有效识别和评估，提高企业风险防范能力。面对复杂多变的经营环境和政治风险，企业应高度重视并加强国际政治风险和东道国政治风险的研究。做好东道国政治风险的评估，不仅要立足现在，更要预测未来中长期走势，还要从宏观层面加以把握和防范。在制度设计上，企业应设立风险防范部门，赋予其相应管理职能，使风险管理机制的运作规范化，通过风险识别、监控和评估，有效地预控、规避、减少和转移政治风险，以提高中国企业的国际风险防范与预警管理水平。针对东道国风险评级、影响程度和评价结果，制定和采取风险防范对策。

3.实施“本土化战略”，以降低东道国政治风险度，增强企业环境适应能力。面对各种政治风险，中国企业应该主动出击，采取“本土化战略”，入乡随俗，以提高中资企业在东道国环境适应能力。本地化战略的最大好处是，大大降低进入东道国市场的门槛和政治风险，并有可能享受该国国民待遇，免受非关税贸易制裁，还可以较快地融入当地社会文化，有利于树立企业良好形象，降低政治敏感度。实施“本地化战略”，尽可能利用东道国的原料、资本、技术和人才，在东道国制造产品和研制技术，在本土销售。首先要学习和遵守东道国法律、法规，聘请当地的法律人才，他们熟悉本土法律法规，而且通过寻求“本土化”法律保障，可大大降低政治风险。

4.利用海外投资保险制度，转移和分散政治风险。作为规避风险的一种重要方式，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由来已久，它是母国对于本国海外投资者在国外遇到的政治风险等所提供的保证或保险的制度。投保海外投资政治险是一种积极的预防性策略，针对海外投资存在的各种政治风险，企业可以有选择地对海外资产进行投保，将政治风险转嫁给保险机构。发达国家许多跨国公司向保险公司投保战争险和罢工险等方式，以转移国际政治风险，保护本企业在国外的投资安全。跨国公司可以利用投保方式来转嫁政治风险，尽可能避免东道国政治风险可能造成的重大损失。

5.熟悉和掌握东道国相关的政治法律与社会制度。中国企业在海外遇到的法律问题很繁杂，应该熟悉和掌握东道国相关的政治法律与社会制度。学会利用东道国法律武器保护自己，诸如商标、商业秘密和技术等知识产权。无论在哪个国家投资，从控制法律风险及限制和减少经济责任看，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律形式无疑是最佳的方式。另外，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建立也有利于众多海外投资企业分散风险。

6.加快培育国际化经营人才。海外投资是一项复杂的跨国经营活动，不仅要求经营者通晓国际投资、金融、贸易等必要的专业知识，熟悉国际惯例环境和国际市场，还要求对东道国的历史、文化背景、政治环境、法律制度、经济情况有一定的了解，并具备较强的管理技能。因此，长远看来，中国培养人才战略，加强培养一批高素质的跨文化交流能力的高端人才，从而增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竞争力。

参考文献：

[1] 洪银兴，赵曙明.国际企业:风险管理[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 寇江华.海外投资的风险与防范[J].山西财税，2009，(8).

国际投资风险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外汇储备 投资组合 汇率风险 收益

外汇储备（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是一国货币当局持有的国际储备货币。目前，能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而被其他国家持有的主要是发达国家各自的本国货币，比如美元、欧元、日元、英镑等。

我国外汇储备汇率风险现状

截止2005年底，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为8189亿美元，如果再加上香港的1243亿美元，实际上我国已经以9432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位居世界榜首。

在我国80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美元资产所占比重大约在60%-80%。在这样一种“美元独大”的币种结构下，美元汇率的变动成为我国外汇储备面临的最主要汇率风险。从2002年到2004年，美元相对于其他主要货币的名义有效汇率已下跌了25%左右。由于美国严重的财政与贸易双赤字局面短期内无法改善，很多国际专家认为美元贬值的局面目前仍难以扭转。美国经济学家罗高夫和奥伯斯特菲尔德认为，美国要消除巨大的经常项目逆差，至少需要贬值20%-30%，对我国外汇储备造成的损失可能高达1000亿-1500亿美元，这大约相当于我国GDP的10%，如此之高的损失对于我国是很难承受的。如何有效地防范与管理我国外汇储备的汇率风险已经成为我国外汇储备管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本文尝试通过在外汇储备管理中运用现资组合理论来化解我国外汇储备的汇率风险，以1999年-2005年我国外汇市场的实际汇率为依据，进行均值-方差分析，实证检验了进行不同储备货币的投资组合，可以大大降低我国外汇储备面临的汇率风险。

防范汇率风险的投资组合实证研究

样本币种和样本指标选择

本文主要选取了美元、日元、欧元、英镑、澳元、瑞士法郎和加拿大元这七种主要的世界货币，研究的指标是美元与其他六种货币之间的实际外汇汇率。本文选择这七种货币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第一，根据投资组合理论，一个投资组合中选取的风险资产越多，投资组合的风险则越小。因此，在这里选择了七种世界主要货币进行投资组合，可以在提高投资收益的情况下，降低投资组合的汇率风险。第二，本文选择的七种货币是在国际贸易中占有重要比重的主要发达国家货币，具有很强的代表性，这七种货币之间的相互变动基本上能够反映世界经济的实际情况和变动趋势。第三，所选择的货币也主要是我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国家的货币，选择这些国家货币进行适当的投资组合，有利于提高我国国际贸易的效率和质量，完善我国外汇管理体制，提高我国外汇管理水平。

本文选择的样本是七种货币在外汇交易市场实际的季度收盘价，选择的期间从1999年12月31日至2005年6月30日，数据来源是中国工商银行外汇交易系统。选取季度数据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是基于以下认识：

第一，我国的外汇储备管理不是以追求和赚取短期价格波动收益为目的，而是强调外汇储备的安全性和稳定性，以便更好的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因此不宜参与外汇市场的投机炒作，以季度数据为研究对象，可以更好地反映汇率变化的长期趋势，为国家进行外汇储备的管理提供依据。第二，在选择数据时，更强调外汇汇率的最新变化，即欧元的启动。因此选择的起点是从1999年年底为起点，如果选择的数据时间过早，虽然可以反映汇率之间的长期变化特征，但不能很好地描述外汇市场的最新变化。同时，选择的时期过早也会降低投资组合对现实情况的指导作用，因为按照投资组合理论，投资组合的有效边界是对投资组合起点的反映，而不是对投资组合终点的反映。第三，本文选择季度数据而不是年度数据，一方面是因为年度数据量过小，不能反映出外汇汇率的实际情况，另一方面是因为目前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外汇市场的波动增大，年度数据不能很好地反映外汇汇率变动的真正趋势。此外，年度数据时效性较差，国家根据年度数据进行外汇储备的阶段性调整，容易跟不上外汇市场变化的趋势而增加调整风险。

汇率风险防范的投资组合分析

计算平均收益 本文在计算外汇收益率时，采用的是连续收益率的计算公式，即：ri=ln(Pt/Pt-1)，存款投资风险我们用标准差来表示。通过对1999年12月31日至2005年6月30日的季度数据进行计算，可得以下结果（见表1）。从表1中可以看出：

第一，在计算不同货币的收益时加入了不同货币的存款收益，存款收益是中国工商银行的外汇存款利率表中三个月的存款利率。这主要是因为不同币种的存款收益对不同币种的总收益影响较大，同时也基于投资组合可以进行季度调整的考虑，如果进行调整可以获得适当的存款收益，如果不进行调整则可以进行自动转存而收益不变。

第二，外汇收益风险情况基本上反映了最近几年世界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美国经济长期低迷，经济增长缓慢，投资者对美元的信心开始下降，美元出现了大幅度的贬值现象，美元的平均收益率降低，仅为-0.3809%，欧洲经济出现全面复苏，经济实力不断提高。投资者对欧元、英镑和瑞郎的信心逐渐增强，导致这三种货币的汇率出现了大幅度的上升，平均收益均比较高。此外，澳元和加元也表现良好，平均收益较高，其中澳元的收益是所有币种中最高的，达到了1.2681%。

第三，外汇市场汇率波动幅度增大，市场风险增加。虽然澳元的平均收益最高，但其汇率风险也最大，其平均收益的标准差最高为6.4472%。同时，近段时间，美国经济出现了复苏的趋势，美元的汇率也出现了一定幅度的上涨，导致美元收益一定程度的上涨，这也说明外汇市场汇率波动更加频繁，需要及时关注和防范，通过对投资组合进行适当的调整来规避风险。

第四，从整体上看，英镑和加元成为良好的避险货币。英镑和加元的平均收益都比较高，而其风险水平相对较低，季均标准差分别为3.6795%和3.6913%，是所有七种货币中最低的两种货币，这也反映出这两国的经济比较平稳受市场波动的影响较少，其风险与收益的匹配比较好。

第五，单一投资美元汇率风险巨大，需要进行投资组合化解汇率风险。通过投资组合可以防范非系统风险而不能化解系统风险，因为外汇市场不存在系统风险，所以通过不同币种的投资组合可以分散资产的非系统风险，从理论上讲只要组合中包括所有的币种就可以完全化解非系统风险，但在实际操作中因为非系统风险只存在于少数几种主要储备货币上，因此通过适当的投资组合是可以化解单一币种的汇率风险。

计算协方差矩阵 协方差是度量两种资产收益之间线性关联程度的统计指标，正协方差表示资产收益同向变动；负协方差表示资产收益反向变动。本文根据1999年12月31日至2005年6月30日的季度数据进行计算，得出四种货币的协方差矩阵（见表2、表3）。

从表2和表3中可以看出：

第一，美元与其他六种货币存在负相关。这是由计算公式所决定的，因为美元的升值（贬值）则意味着其他货币的贬值（升值），美元与欧元的相关程度最高，相关系数为-0.99，与加元的相关程度最低，相关系数为-0.58。美元与欧洲区的三种货币相关程度高于其他地区，与瑞郎和英镑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4和-0.87。

第二，其他六种货币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正相关。欧元与瑞郎和英镑的相关程度较高，相关系数分别为0.95和0.82，这也反映了三种欧洲货币的一致性，也反映出欧洲经济发展相当程度的一致性。

第三，按照投资组合理论，在风险资产中加入与资产负相关的资产可以降低组合的风险，其中负相关越大，降低风险的程度越高。因此，在美元资产中加入上述六种货币的资产都会降低资产组合的风险，而其中应该加大欧元在组合中的投资比例。

计算有卖空限制下的投资组合有效前沿 根据投资组合理论的均值-方差模型计算出七种货币进行组合的有效前沿（见图1），从图1中可以得出：

第一，通过进行不同货币的投资组合，可以大大降低外汇市场中存在的汇率风险。如果不进行投资组合而单一的持有美元，则平均收益将为-0.3809%，投资风险为4.7046%，通过进行投资组合后，在相同投资风险4.7046%的情况下，平均收益将达到1.1737%，远远高于单一持有美元的投资收益。

第二，从投资组合的有效前沿中可以发现日元在组合中的比例极低，在风险为0.2044%和收益为0.3983%前，日元的投资比例一直为0。这说明日元在投资组合中，在降低风险和提高收益的作用有限。这与日元投资收益低风险有一定的关系，日元的平均收益为-0.3618%，投资风险为4.9854%。

第三，从投资组合的有效前沿中可以发现欧元在组合中的比例很低，在风险为0.3067%和收益为0.4409%前，欧元的投资比例一直为0。欧元与美元的负相关系数最高几乎是完全负相关，应该能够充分的分散风险和提高收益，原因主要是欧元的风险程度比较高，其风险为5.6370%，仅次于澳元，导致了欧元在投资组合中的比例较低，而与其风险和收益相近的瑞郎在投资组合比例中则较高。

第四，从投资组合的有效前沿中可以发现要想获得较高的投资收益并能承受较高的投资风险时，组合中所需的澳元投资比重则较高，而当要求的投资收益和风险较低时，则组合中的澳元的投资比重为0，即当投资收益和风险低于1.0754%和3.2378%时，投资比重为0，这与澳元投资收益高和风险高相关，澳元的投资收益和风险分别为1.2681%和6.4472%，是组合中投资收益和风险最高的一种货币。

第五，从投资组合的有效前沿中可以发现英镑和加元在组合中的比例一直较高，成为投资组合中主要的货币。这主要是因为这两种货币的风险与收益的匹配比较合理，在降低投资组合风险的同时，提高了投资组合的收益。

外汇储备资产属于风险资产，可以针对各种储备资产的不同风险收益情况进行投资组合，这样在降低风险的同时获得稳定的投资收益。这种做法符合我国外汇储备结构管理中坚持流动性、安全性和盈利性的原则。我国是一个拥有巨额外汇储备的国家，在外汇储备资金运用管理上应该有长期的战略性的规划和创新。

本文实证证明，单一币种的外汇储备风险相当大。因此，多币种的外汇储备组合将是外汇储备结构管理的一个创新选择。

在运用投资组合理论时，本文认为不仅需要对不同货币的汇率变化的历史数据给予充分重视，更重要的是要对外汇市场变化作出合理的市场预期，只有这样才能有效的使用投资组合理论，为我国的外汇储备管理服务。

参考文献：

国际投资风险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文化距离；跨国企业；走出去；经营风险

中图分类号：F114.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4-0180-02

一、发展方式转变下中国企业“走出去”风险

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的政策诉求下，中国外向型经济面临着三重压力：其一，产能过剩导致的结构调整压力；其二，资源和环境约束导致的产业再转移压力；其三，贸易保护主义以及人民币升值导致的利润空间收窄导致的“走出去”压力。在此背景下，“走出去”可能是中国企业的较优选择。因为“走出去”不仅可以解决内部结构调整问题，而且还可以跨越贸易壁垒形成的障碍。可以大胆的推断，未来十年中国将会有更多的企业跨国经营。目前，中国企业“走出去”存在着这样特点：投资主体是国有企业，投资领域主要是能源。从长远来看，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应该是多元化的，投资的领域也应该是多元化的，因此，未来中国中小企业也将会成为“走出去”的重要组成部分，投资的领域也将会多元化。由此产生的结果是企业跨国经营的风险管理将是未来理论研究的重点，因为在经营范围多元化情况下，“走出去”的中小企业抵御风险能力较弱，这就要求政府从宏观层面给中小企业“走出去”提供帮助。目前要做的理论工作是风险研究和政策储备。

目前学界、业界对中国“走出去”的微辞较多，2008年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浪潮不仅遭到了发达国家的指责，同样也引起周边国家的不安与恐慌。而从实际结果来看，中国“走出去”的企业不仅利润水平较低，且倒闭、亏损企业较多，因此“走出去”风险较高。然而，企业“走出去”（对外直接投资）是中国崛起必须要迈出的步伐，这不仅表征了中国经济国际化水平，也是解决中国诸多经济问题的必要措施。政治、文化等非经济因素是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主要风险，关键问题是这些风险难以用经济方式化解。其中的文化差距对企业“走出去”造成的风险更为复杂和更难以消融。

二、跨国经营风险特征以及风险管理

（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跨国经营风险比较

1.发达国家低风险的跨国经营。经典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中的产品周期理论（Raymond Vernon，1966），垄断优势理论（S. H. Hymer ，1976）和国际生产折衷理论（John H. Dunning，1977、1981）都是以低风险企业跨国经营作为假定前提。如产品周期理论把国家依次分成创新国（最发达国家）、一般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过程中，风险就已经能够规避了。垄断优势理论更是如此，该理论认为跨国公司之所以对外直接投资，是因为跨国公司具有特有的优势, 如专有技术、管理经验、融资渠道和销售能力等，可以排斥东道国企业的竞争, 维持较高的垄断价格和利润, 导致不完全竞争或寡占局面。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主要观点是一个企业从事国际直接投资，主要是由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三个基本因素（优势要素）决定的。

后续研究往往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经典的对外投资理论进一步延伸，这些理论不过多关注风险的原因是，在市场不完善条件下，绝对优势可以确保对外投资企业的利润。这些理论对于当前的大型跨国企业的解释力依然是充分的。然而对于新兴市场国家，这些理论的解释力明显存在不足。如，关于企业必须拥有所有权优势就无法解释新兴经济体资源寻求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国际生产折衷论忽视了交易价值的创造和网络模式所提供的发展新优势机会，这就不能很好解释新兴经济体企业在对外投资中重视外部网络合作，如建立战略联盟等进入模式以及加速国际化的现象。国际生产折衷论没有考虑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和内部化优势这三个核心概念之间的相互联系及动态变化。

国际投资风险论文范文第8篇

近年来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可谓风起云涌，据统计，200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达到559.1亿美元。截至2008年底，中国8500多家境内投资者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1839.7亿美元，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1万亿美元。然而国际投资环境纷繁复杂，对于“走出去”尚处于起步阶段、经验匮乏的中国企业来说，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不得不面对来自政策法规、文化差异、管理整合、金融资产等多方面的风险。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践来看，从2005年8月“中海油”退出收购美国石油公司优尼科，到TCL并购汤姆逊和阿尔卡特之初的经营困境；从“中航油”新加坡公司因投机石油期权引起5.54亿美元的巨额亏损，到2009年6月中国铝业在收购力拓集团的临界点上遭到毁约，海外投资风险可见一斑。据商务部统计资料显示，2008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金额达到205亿美元，但2008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损失也多达2000亿元人民币左右，海外并购损失甚至已经超过了新增的并购规模。同时，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经营绩效来看，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显示，中资企业境外投资不盈利甚至亏损的比例高达67%之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对外直接投资的高风险性。特别是2009年6月四川腾中重工宣布竞购美国通用悍马一案不仅一度成为媒体讨论的热门话题，而且使得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的风险问题再次成为企业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相关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也存在不足。例如，由于不同学者对企业境外投资风险类型的划分角度不同、标准不一，不同企业对各种风险的感知又会随着企业所属行业以及国际化战略的差异而有所不同，这样就容易导致对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研究可能会因为过于分散而缺乏系统性和适用性。此外，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作，其涉及的风险因素众多，客观条件限制了对每项风险因素都进行详尽分析的可能性；由于投资方式、目标企业、东道国环境不同，不同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所面临的风险因素也不同，而防范风险是有成本的，企业在制定风险防范措施时也不可能面面俱到。鉴于上述原因，本文以中国企业整体作为研究的出发点，紧密结合中国企业自身特点和对外直接投资实际，借鉴和吸收国内外相关研究方法，旨在识别出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共性的，对投资成败、战略选择、企业经营绩效起着关键影响的关键风险，以期对中国企业有效地识别出潜在的重大风险因素、制定相应的风险防范措施、节约企业运营成本等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分类

目前学术界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分类上还没有一个权威性定论，也没有形成明确统一的风险划分标准。国内外很多学者大都从不同的角度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进行分类，例如按照风险的来源和表现形式进行分类，可将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分为政治风险、社会风险、经济风险等；按照企业的风险控制能力分为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按照风险的影响程度分为关键风险和一般风险；甚至直接以国家名称命名特定的国家风险，如墨西哥风险、新西兰风险、印度风险等。

国际上具有代表性也是被引用较多的分类办法是Miller（1992）提出的国际风险一体化分析框架，他首次将企业进入国际市场面临的不确定性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分类。Miller提出了一个由三部分变量构成的、完整的国际风险模式，这三部分是：一般环境的不确定性；行业的不确定性；特定企业的不确定性。由此将风险分为宏观环境风险（社会一般环境）、中观环境风险（行业竞争环境）和微观环境风险（企业内在环境）。

国内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风险的研究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如石中心（1994）将风险分为管理风险、竞争风险、资金风险和政治风险。其中将管理风险又分为政府管理风险和企业管理风险。聂名华（1994）将对外投资活动中因东道国或国际政治、经济因素影响而造成的投资经济损失的可能性归为国家风险。宣国良、杨建

一、郝葆华（1995）将企业对外投资面临的国家风险分为社会政治风险和经济风险两大类。

随着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不断发展，国内学者对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研究也逐渐深入，有的学者认为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可以分为政治风险和外汇风险（陈建棵，1995；宋常，1998），近期一般学者都将经营风险包括在内（余国杰、刘伟，2000；林晓言，2001；陈蔚，2005）。吴声功（2001）将企业对外投资风险划分为商业风险、政治风险和文化风险，在国内学术界较早提出文化风险也是对外投资的主要风险之一。周郁鹏（2004）则从企业内部控制的角度提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从风险来源上可以分为内部风险和外部风险；从企业控制能力方面可以分为系统性风险和财务风险等。此外，熊小奇（2004）针对中国境外投资企业自身的一些特点，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类型划分为管理制度风险、国有资产体制风险等七个部分。而目前国内被引用较多的则是赵曙明（1998）的分类办法，即根据风险的内容及表现形式将企业国际风险划分为政治风险、外汇风险、经营风险、管理风险、财务风险和技术风险六大类。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看出，由于风险分类的角度不同、标准不一，国内对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相关研究可能因为过于分散而缺乏系统性，会对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关键风险概念的提出与特征分析

（一）关键风险的概念

虽然学术界对于关键风险还没有明确的定义，但在保险学、企业风险管理、金融投资风险、项目风险管理等研究领域很多学者已经常引入关键风险或关键风险因素的概念，通常是指在影响某一事物众多的风险因素中起着重要或关键作用的风险因素。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关键风险则指的是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选择、经营绩效等方面起重要影响的风险因素。

（二）关键风险的特征

客观性。关键风险因素必须是实际存在的，在很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实践中都能找到其踪迹。

重要性。在众多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因素中，关键风险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成败、经营绩效有着至关重要影响。

针对性。关键风险有别于企业国内经营所面临的一般性风险，即关键风险因素往往只是在对外直接投资特定的环境和条件才可能涉及到的风险因素。比如生产风险、技术风险等风险因素，即使对于不从事对外投资的企业也可能会涉及到。因此，对于此类风险因素本文将不再列为关键风险。

关键风险的识别过程

（一）逻辑框架和识别路径

本文依据关键风险客观性、重要性和针对性的三个特征来识别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关键风险，其逻辑框架和识别路径（见图1）。首先，通过对风险系统分类来构造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全面的风险因子集，再结合关键风险特征的描述将显著不符合关键风险特征的部分风险因子剔除，初步筛选出符合关键风险特征的风险因子集。鉴于客观条件所限，本文选择以风险因子在国内相关文献中研究的集中程度来反映不同风险因子的重要程度，从而识别出关键风险因子。

（二）实证分析

从前文对关键风险三个特征的描述和分析来看，风险的客观性、针对性的表征较为明显，能够通过直观判断来剔除显著不符合这两个特征的风险因素。而对于关键风险的一个突出特征—重要性来说，评价和测度风险因素的重要性比较困难，也很难做到客观。因此，为尽量避免主观因素带来的影响，本文在识别对外直接投资关键风险的过程中引入实证分析。

1.指标解释。通常对风险因素重要性的评分办法是通过邀请相关专家来对风险因素进行打分赋值，而本文选择以风险因子在相关文献中研究的集中程度来反映不同风险因子的重要程度，并以某种风险因子在国内相关文献中（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出现的次数为一元指标来测度该风险因子研究的集中度。这样做的原因在于：在以往的相关研究中也不可能做到对每种风险因素的分析都十分详尽，也必然会对复杂的风险因素有所取舍。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很多专家学者往往选择其主观上认为的“主要风险”来加以重点研究，而所谓的“主要风险”实际上就是作者认为在对外投资风险中相对重要的风险因素。这样，若某种风险因素在相关研究的文献中作为“主要风险”出现的次数越多，相关研究越集中，则可以表明越多的专家学者认为此种风险因素相对重要，从而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代替专家打分来测度风险因素的重要性。

2.数据选取。本文搜集以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为主题的国内研究文献，基本涵盖了国内相关领域在不同时期的研究成果，其中论文69篇，专著12本，时间跨度从1994年至2008年。本文以邵予工、郭晓、杨乃定（2008）根据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从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区位优势的角度出发，建立对外直接投资项目投资风险分类框架的27个风险因素作为风险因子集，在剔除显著不符合关键风险针对性的特征后，共获得19个风险因子。这19个风险因子（代号A-S）及其在上述文献中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而出现的次数统计表（见表1）。

3.聚类分析。所谓聚类分析就是根据样品或指标的“相似”特征进行分类的一种多元统计分析方法，这里的类就是“相似”元素的集合。本文对风险因子（样品）进行Q型聚类，将在相关研究文献中（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出现次数相对较多的风险因子聚为一类，而将出现次数较少的风险因子聚为另一类。本文使用SAS多元统计分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聚类分析，其聚类结果（见图2）。

关键风险识别结果分析与不足之处

（一）关键风险识别的不足之处

本文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关键风险识别的过程中存在以下不足之处：本文构造的风险因子集不够全面，还有一些风险因素没有包括在内；在测度风险因素重要性的指标选择上，应以相关风险因素出现的概率和损失程度两个维度来构建指标，但由于中国企业还处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初级阶段，样本空间和相关数据还十分有限，客观条件决定了本文对相关指标的选择不够理想，关键风险的识别过程还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不过，从关键风险的识别结果来看还是比较符合现实情况的，相关风险因素基本上都能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践过程已遭遇的风险中得到验证，故本文选择采用上述关键识别的结果。

国际投资风险论文范文第9篇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和企业实力的增强，中国企业跨国投资蓬勃发展，成为主动参与全球化的重要力量。进入后危机时代中国企业加快了“走出去”步伐，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扩大，由单一的新建投资办厂为主转向并购投资与新建投资并存的格局，国有大型企业替代民营企业成为对外投资的主力军。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的《2010年世界投资报告》，2009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FDI）流出量约480亿美元，世界排名第六。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世界排名跃升至第五位，成为名副其实的资本输出大国。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11年底，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在全球178个国家（地区）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1.8万家，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3220亿美元，年末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1万亿美元。伴随中国企业境外投资和海外并购的快速增长，中国企业也进入国际风险高发期，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国企业应对国际风险的经验不足，抗风险能力薄弱。其结果出现中国企业并购成功率低、投资亏损率高的困境（亏损率高达67%）。因此，研究当前中国企业境外投资风险问题及应对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课题。

二、中国企业境外投资面对的国际风险分析

1.政治风险。政治风险是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最大、最不可预期的风险。跨国企业所面临的政治环境的风险是多种多样的，当生战争、、军事冲突、民族骚乱、恐怖主义等极端政治风险的几率在下降，而来自东道国的政府干预和工会罢工等形式的政治风险在上升。近年来中国企业频频遭受国际政治风险的威胁和干扰，诸如海外员工遭到绑架和袭击的恶性事件频频发生，也给迈向国际化征程的中国企业敲响了警钟。2001年15名中国援外建筑工人在斯里兰卡遭毒打和绑架，2004年中国援助阿富汗工程项目的工人遭到不明身份的武装分子袭击，导致11名中国工人丧生。2007年中国石化集团在埃塞俄比亚的石油工作人员遭到非法武装的袭击和枪杀造成9人遇难，7名工人被绑架。2004年9月发生在西班牙埃尔市的一场大火烧掉了价值800多万元的中国鞋，致使中国商人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2.投资进入方式的决策风险。投资进入方式决策的正确与否往往决定企业的跨国经营目标能否实现。中国公司开展跨国经营活动时，选择和确定国际市场进入模式（出口、契约和直接投资）是一种系统性安排。其中，跨国公司对进入模式选择与决策是国家风险评估与防范的重要因素之一，因为不同的国际市场进入类型，企业所面临的国际风险也有很大的不同。其中，在三大模式中，由于投资区位、资金投入的原因，直接投资面临的国家风险最高，出口居中，契约最低。因此，对不同模式下的国家风险评估与比较就显得尤为重要。中国境外投资企业是在对于投资进入方式缺乏科学论证和评估的情况下做出的。

3.海外融资风险。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普遍存在资金短缺问题，也面临着:一是金融障碍，即中国国内银行提供的跨国服务基本上局限于传统的常规银行业务，难以满足企业海外并购所需巨额融资要求。由于受传统体制的束缚，中国的各大银行还不能对中国跨国公司的海外融资起到足够的支持作用。而跨国银行的海外分支机构难以支持或满足中国海外企业的融资需求。二是企业对国际融资环境的研究和重视不足，对国际融资环境还不熟悉，利用国际融资的能力不强。中国企业难以从国际市场获得金融支持。

4.跨文化风险。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经营时，将面临新的文化环境，语言、习惯、价值观等文化差异使其外部的经营环境更加复杂，企业在东道国面临的除竞争对手和社会公众外，消费者、供应商、雇员等文化差异均会对跨国公司构成挑战，源于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文化差异会导致观念差异和文化冲突，跨国公司在经营中若不了解这些差异，就会导致经营的失败。对外投资企业如果不重视多元文化的差异，将会增大投资风险。中国企业在实施跨国并购后由于缺乏跨文化管理的经验，而屡屡发生文化冲突的风险，最终导致失败，应引起管理者的高度重视和警觉。TCL并购法国阿尔卡特公司、德国汤姆逊电子失败，其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国企业没有处理好并购后的管理整合和中法跨文化沟通问题。

5.投资资源国的国家风险。中国资源能源类企业海外投资除了上述一般政治风险外，还面临其他一些特殊的政治风险。因为石油或矿产资源作为一个国家重要的战略性资源，具有极高的政治敏感度，受到世界许多国家的高度重视。还由于中国资源能源类企业都是大型中央企业，其跨国投资活动也就带往往被资源国视为有政府支撑或带有更多的政治色彩。近年来，一些西方国家制造和散布“中国”，将国际矿产资源价格和油价飙升归因于中国增加进口，蓄意将中国资源进口问题过分“政治化”，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更是将资源能源作为遏制中国的重要战略手段。

三、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风险的防范对策

针对各种国际风险，中国跨国企业可以采取有效措施来对政治风险进行规避和防范，可以将风险损失降低到最低程度。

1.选择正确的跨国经营进入方式。对于投资进人方式进行可行性研究和科学论证，就跨国经营进入的出口、契约和直接投资等方式进行科学决策，以做出系统性安排。就跨国经营的是否直接投资或并购进入的方式以及是否采取独资企业、合资企业、合作经营的哪种投资形式进行科学论证。就规避风险而言，合资、合作形式明显优于独资，中国企业通过与东道国企业合资有助于缓解民族主义对外国企业的敌视，还可减少政府进行政治干预的可能性，因此企业可更多采用合资经营方式。另外，还可以根据跨国投资行为的不同时期和不同程度，采取不同的风险管理对策。例如，在投资前期，侧重于投资的可行性研究，分析风险来源和因素，做出投资评估和决策。在投资中期，可以根据经营过程中的不利因素，对照经营绩效，随时调整投资方式和性质，如采取投资分散化、共同投资以及经营方式当地化等等，取得预期的最终的投资目标。

2.高度重视国际政治风险的评估研究，风险的有效识别和评估，提高企业风险防范能力。面对复杂多变的经营环境和政治风险，企业应高度重视并加强国际政治风险和东道国政治风险的研究。做好东道国政治风险的评估，不仅要立足现在，更要预测未来中长期走势，还要从宏观层面加以把握和防范。在制度设计上，企业应设立风险防范部门，赋予其相应管理职能，使风险管理机制的运作规范化，通过风险识别、监控和评估，有效地预控、规避、减少和转移政治风险，以提高中国企业的国际风险防范与预警管理水平。针对东道国风险评级、影响程度和评价结果，制定和采取风险防范对策。

3.实施“本土化战略”，以降低东道国政治风险度，增强企业环境适应能力。面对各种政治风险，中国企业应该主动出击，采取“本土化战略”，入乡随俗，以提高中资企业在东道国环境适应能力。本地化战略的最大好处是，大大降低进入东道国市场的门槛和政治风险，并有可能享受该国国民待遇，免受非关税贸易制裁，还可以较快地融入当地社会文化，有利于树立企业良好形象，降低政治敏感度。实施“本地化战略”，尽可能利用东道国的原料、资本、技术和人才，在东道国制造产品和研制技术，在本土销售。首先要学习和遵守东道国法律、法规，聘请当地的法律人才，他们熟悉本土法律法规，而且通过寻求“本土化”法律保障，可大大降低政治风险。

4.利用海外投资保险制度，转移和分散政治风险。作为规避风险的一种重要方式，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由来已久，它是母国对于本国海外投资者在国外遇到的政治风险等所提供的保证或保险的制度。投保海外投资政治险是一种积极的预防性策略，针对海外投资存在的各种政治风险，企业可以有选择地对海外资产进行投保，将政治风险转嫁给保险机构。发达国家许多跨国公司向保险公司投保战争险和罢工险等方式，以转移国际政治风险，保护本企业在国外的投资安全。跨国公司可以利用投保方式来转嫁政治风险，尽可能避免东道国政治风险可能造成的重大损失。

国际投资风险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国际短期资本；套利动机；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8)09-0030-04

一、问题的提出和概念的界定

(一)问题提出的背景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后的国际货币体系下，美国可以自由输出美元，无需承担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兑换黄金的最终职能，这使得美国可以通过大量输出美元货币资产获得铸币税以调节本国的逆差。大量输出的美元是当今全球流动性过剩的本质原因，在此背景下，国际资本市场上积累了大量的短期资本，他们频繁地出入一国，希望通过短期的投机来获取巨额的利润，与此同时，宏观上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成为国际资本关注的焦点；微观层面，中国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行情高涨；国际上对人民币存在着一致的升值预期；加之中国的货币政策也正随势进入加息的紧缩周期。中国与美国的利差也在逐渐缩小。中国经济的宏观与微观层面都表明：以人民币和人民币标价的资产短期内具备升值的潜力。中国已经成为国际短期资本的主要目标，流入中国的国际短期资本正在不断增加。

(二)短期资本概念的界定

1　以期限界定：一年以下为短期资本。学术界有一个公认的划分标准，即借贷或投资期限在一年以下的为短期资本，一年以上的为长期资本。

2　以意图界定：著名经济史学家查尔斯・P・金德伯格首次提出，应当按照投资者的意图来区分国际长期资本与短期资本，所谓国际短期资本流动，是指投资者的意图旨在短时间内改变或扭转其在国际间流动的方向。即使这一时刻目前尚未确定，但在未来时机适宜时仍会如此。

3　国内学者的概念界定：国内学者在研究短期资本时基于期限和意图两种分类相互借鉴，结合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具体项目进行了更加详细的完善和规定：短期资本指借贷期限在一年以内的资本和随时可能改变方向的资本(曲风杰2006)，即BOP表内借贷期限一年以内的其他投资，证券投资的货币市场工具，以及BOP表外隐性和非法的资本流动。李杰(2007)认为，将BOP表内直接投资和长期借款排除在外是无可争议的，但证券投资虽然到期期限无穷大却拥有发达的二级市场，变现比较容易，应视为短期资本。另外许多隐性和非法的资本不一定都在BOP外，它们可能混入正常的资本项目或借助其他项目流入境内，可能反映在BOP表上。因而对曲风杰的定义略作了修正，短期资本指投资者的意图旨在短时间内改变或扭转其在国际间流动方向的资本，在统计上，将其分为正常合法和隐性非法流入两部分，反映在BOP表金融项目中(除直接投资和长期借款的各项目)，后者指受制于资本管制通过各种隐蔽和非法渠道进入的资本。笔者对国际短期资本概念的界定基本参照国内学者的观点。

二、国际短期资本流入中国的规模

关于对短期资本的测算，王世华(2007)认为，由于用国际收支平衡表可得的数据最小频率一般是半年度数据，目前使用较多的是基于海关数据计算短期资本流动时，常用的算法是用非贸易及FDI资本流动(也有人称之为非FDI资本流动)表示短期国际资本的净流入，其计算公式为：非贸易及FDI资本净流入=国际储备增加额－净出口额－净FDI资本流入。

根据此测算方法，我们将2001～2007年的月度统计数据经过计算得到国际短期资本流入量绘制成柱状图1如下：

根据图1我们可以发现，短期资本的流入在2003年初后短期资本有一个急剧增加的趋势，到2007年流入量增加幅度大增，达到316.69亿美元，这与2003年以后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不断增强以及中国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不断走高即以人民币标价的资产收益率不断走高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我们预测，短期资本在2003年以后大量流入主要是想套取人民币升值和人民币标价的资产收益率增加的双重收益。

三、套利动机影响国际短期资本流入中国的理论分析

关于套利动机影响国际短期资本的流动理论主要是国际短期资本的存量理论，该理论的实质即为资产组合理论。它将风险因素引入了资本流动问题之中，认为资产的收益和风险相对称，理性的投资者将通过分散化的投资来实现既定收益下的风险最小化。资产组合理论从市场有效和投资者风险规避者的角度出发，衡量了投资的预期收益和风险，并以此勾勒出资产组合的有效边界，同时与投资者的预期效用无差异曲线相结合得出最佳资产组合模型(见图2)。

在图2中，横轴表示方差，即投资者面临的风险；纵轴表示均值。是投资者的资产组合为其带来的收益，这里假定投资者所持的资产组合仅包括货币与债券。投资者最佳无差异曲线RM与资产组合曲线ON相切于点M，则点M成为投资者最佳资产组合点。投资者会选择财产中的M部分投资于债券，其余财富以货币形式持有。而当债券收益率下降时，资产组合线从ON降至ON＇，无差异曲线Ru也降至RM＇，二者相切于点M＇，这也说明，当有价证券预期收益率降低时，投资者会减少其持有量。转而增加无风险资产的持有。

因此，投资者对某项资产的需求就具有如下特征：首先，这一需求与该资产的预期收益正相关，与该资产的风险负相关，其次，这一需求与投资者财富总量正相关。当投资者资产总量增加时，对各种资产的需求也随之上升。最后，该资产的收益率与其他资产收益率之间的负相关程度越高，对该资产的需求也就越大。因此，资产组合理论的核心观点就是投资者的投资愿望主要是追求预期收益，同时承担尽可能小的风险，投资者的目的是实行风险和收益的最佳组合，这就很好地解释了短期资本的国际间流动。

由资产组合理论可知，当两种风险资产之间的相关性为零或负相关时，将大大降低它们同时遭受风险的可能性，此时组合资产的风险必将低于单一资产的风险，由于不同国家之间经济发展的不一致和各国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其经济波动周期不一以及它们在经济结构和宏观政策、投资环境方面的差异，使得不同国别的金融资产收益的相关性要远远低于同一国家内部不同资产的相关性。因此，在国际范围内配置资产较之仅投资于一国国内资产，既能基本消除投资中的非系统风险，又能获得相对较高的收益。

四、套利动机影响国际短期资本流入中国的实证分析

为了检验理论解释国际短期资本流入中国的现实情况，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我们以中国的资本市场收益率替代中国的资产收益率，依据套利动

机影响短期资本流人的存量理论，比较国内外资本市场的收益和非系统性风险，通过收集和计算2000-2007年世界26个主要国家的年度收益率，依据田素华(2001)的研究方法，首先计算出这些国家的资本市场收益率在这8年之间的波动方差和均值。其中波动方差我们可以将其近似看为该国的资本市场的非系统性风险值σ，将2000～2007年这8年的平均收益率和波动方差相比得到，世界26个主要国家的单位风险收益的值θ=R/σ，而这个θ是国际短期资本决定进入一个国家套利所依据的指标，这个值越高表明一国的资本市场的单位风险收益率越高，国际短期资本就越希望流入该国资产市场套取利润。

通过表2可以看出，2000～2007年中国的资本市场的单位风险收益率在亚太地区与日本并列位居第三，在世界26个国家中位居第七，处于前列，并且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另外，投资者在进行国际投资组合时，除了考虑一国的收益与非系统风险的比值即单位风险收益率之外，往往还要考虑不同的国家证券市场相对世界整体投资收益率变化的程度，即系统风险的大小。根据田素华(2001)的方法。我们测算出上述世界26个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系统性风险B系数的大小(见表3)。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略作改变，求解反映各国证券市场系统性风险的B值，修正后的CAPM如下式：

ri(t)-Rf=αi+βi[rw(t)-Rf]+u(t)

ri(t)：t年第i国年度投资平均投资收益率

Rf：世界无风险利率水平，我们取4％作为无风险利率进行回归计算

rw(t)：t年世界年度平均投资收益率

αi：大于0表示i国证券市场收益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反之则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βi：表示i国证券市场系统风险，绝对值大于1表明该国(地区)大于世界平均水平，对世界范围内的投资扰动因素反应较为敏感，反之则表示该国(地区)投资风险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对世界范围内的投资扰动较不敏感。

结果显示：中国证券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小于1，未能通过t检验。由此可以认为，中国证券市场受世界整体投资活动的系统性比较小，内生化倾向明显。

由此可见，中国资本市场单位风险收益率较高，另外受国际市场影响较小，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在当今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普遍存在共振性的情况下，中国资本市场自然会成为国际短期资本的避险和套利港湾。

国际投资风险论文范文第11篇

若井弥一（2015）认为海外企业的危机管理的内容应该包括海外企业保健、海外企业环境管理、海外企业安全企业管理和安全管理、海外企业事故责任等。Grayson（2016）, Kadison 和 Di Geronimo（2014）认为海外投资企业辅导中心在实践过程中不仅要格外重视企业中严重的政治风险、财务风险事件，而且应还承担起对突发事件介入、控制和善后工作；同时，Grayson（2016）还强调，从企业角度来看，海外投资企业应将阻止当地政治冲突和政治风险，避免引起直接冲突。Studer, Baker 等（2018）通过研究发现，大部分海外投资企业管理者认为企业辅导员在突发事件的各个环节都应承担着主要角色。>>更多管理学博士论文

国外学者认为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有政治风险、金融风险等，特别是目前经济形势不稳定，越来越多的国际学者研究海外投资风险。目前国际上关于很多关于企业海外投资风险管理的理论研究较多，国外的建筑企业风险管理机构重点关注建筑企业风险管理出去之后的盈利，即通过建筑企业运营、资本运动等盈利方式控制风险。

加拿大著名学者Peter（2016）在《Housing Markets and Risk Adjustments in Monetary Union》一文中通过对美国建筑企业产业海外投资风险的周期研究，探讨了不动产投资对策。伯特兰（2017）分析了形成风险的国际因素和国内因素，认为国际资本流动、各国资本市场自由化、金融管制的放松、扭曲的财政政策和服务业鼓励政策是全球建筑企业风险波动的主要因素。由于建筑企业风险管理不能直接带来利润，同时容易被同行效仿，国外建筑企业风险管理就不断探寻新的方式，比如使用中期控制方法和理论进入资本市场拓宽资金渠道。在战略管理高度发达的欧美等地方，建筑企业战略管理也是一种重要的融资方式，在美国现在有80%左右的建筑企业战略管理进行资产证券化。

之所以有如此规模的迅速发展，主要得益于两个巨大好处，一是发起人通过分析之后将报告向投资人申请获得资金并且获取服务费，同时也将资产与负债的结构调整的更为合理；二是经过战略分析之后，投资人的汇报时间快，并且收益相对稳定也较高。。2011年以来，英国、印度、巴西等国家联合签约了企业发展战略开放声明，对全球范围内的企业发展战略合作和开放共享进行了商讨，随后，在2014年，加拿大也颁布了开放企业发展战略宪章，规定加国企业发展战略开放政策的具体实施方案。这些不同国家的法律法规都为企业发展战略开放提供了保障和明确的规定，明确了相应主体的责任。

国际投资风险论文范文第12篇

【摘要】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面临更为广泛和更为直接的国际竞争,实施“走出去”战略既是企业的微观投资行为也是政府的宏观管理行为。推动有比较优势的国内产业开拓国际市场、扩大利用国际资源,成为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必然选择。但是海外投资比境内投资面临的风险更大,因此中国企业要在政府的配合下努力加强海外投资风险的识别和防范。

【关键词】海外投资风险防范

海外投资当然有许多成功的事例,然而正如上面的数据显示,在降低成本、追求利润和布局网点的过程中,由于中国企业对海外投资的投资环境和法律风险没有充足的认识,而存在诸多风险,企业损失惨重。

一、海外投资的主要风险

1.政治风险

在资源丰富的非洲和拉美等国家,政局往往很不稳定。在政权更迭之后,对外资政策也会相应发生重大变化,特别是一些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掌握政权之后,他们往往对于外国投资者采取敌视政策。撕毁前任政府的正式承诺甚至书面合同,通过强制性方式剥夺外国投资者的权益的现象经常发生,令外国投资者损失惨重。也有一些国家政府的外资政策朝令夕改,令外国投资者投诉无门。

2.投资决策风险

决策的正确与否往往决定企业的目标能否实现。境外企业是在不同的国家和社会环境下活动,必须充分了解东道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习俗等各方面的情况,才能在此基础上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

3.海外融资风险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普遍存在资金短缺问题,原因如下:一是金融障碍,即中国银行提供的跨国服务基本上局限于传统的常规银行业务,自身投资参股于工商企业活动的很少。由于受传统体制的束缚,中国银行还不能对中国跨国公司的海外融资起到足够的支持作用。而跨国银行的海外分支机构一般不愿支持中国海外企业的融资,担心中国企业规模小、收益低、风险大,会给银行带来损失;二是企业对国际融资环境的研究和重视不足,对国际融资环境还不熟悉,利用国际融资的能力不强。

4.政府管理及服务风险

一方面,由于中国对境外投资缺乏统一的导向、协调,各部门各地区之间以及企业之间各自为政,在有关国外一般性商务信息和政策法规的情报搜集和传递方面,还未建立一个有效的渠道,因此对外投资随意性大,造成海外重复投资、恶性竞争,影响中国境外投资的整体效益;另一方面,保护本国企业投资者境外投资利益的制度还很不完善,没有境外投资法,境外投资保险覆盖面窄,支持力度小,投资保护协定签订工作滞后。

二、海外投资风险的有效防范措施

根据商务部研究所的一项数据表明,中国在海外投资的企业65%是亏损的。吴田平认为,企业到海外投资应当建立在科学的、对目标市场全面分析论证的基础之上,特别是在选择合作伙伴和咨询机构时要保持谨慎。

1.投资前做好可行性研究

细究中国一些企业在海外投资失败的原因,常常是因为没有对项目和当地情况进行认真地考察,没有做出一个符合实际的项目可行性研究,致使项目先天不足。因此,中国企业一方面要舍得付出成本对当地实际情况进行调查研究,争取拿到各方面的数据,这是做出投资决策的前提;另一方面,要有科学的项目可行性分析程序。做可行性研究要循其规律进行,按照人们对事物的认识过程进行探询,领导者的主观臆断常常是投资失败的重要原因。

2.强化行业协会和政府的服务功能

行业协会要发挥指导作用。行业协会要教会企业如何规避风险、如何寻找合适的合作方式、如何选择投资方向、如何避免恶性竞争等。协会应该就企业拟投资国家的基本情况提供咨询和指导,有条件地,对企业海外投资过程中碰到的问题进行主动协调。

大多数发达国家设立特别金融机构,对本国投资者在海外的投资活动,用贷款或出资的方式加以支持,如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此外,加强对境外投资的指导和加快相关立法的建设、加强对境外投资的信息服务及对涉外企业的税收优惠保护等都是政府宏观服务的体现。

3.了解相关的法律及保险制度

中国企业在海外遇到的法律问题很繁杂。如江苏昆山一家生产童车、玩具的企业,在进入欧美市场的同时,就申请了专利和商标等知识产权的保护,但东道国市场的其他竞争者仿冒其技术,侵犯了企业的知识产权,由于缺少资金和法律援助,企业一直无力提讼。

投资的组织形式应该属于投资所在国的管辖范围,应依照该国关于投资的法律规定办理。但是,无论在哪个国家投资,从控制法律风险及限制和减少经济责任看,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律形式无疑是最佳的方式。另外,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建立也有利于众多海外投资企业分散风险。

4.做好海外投资的结构性安排

如果投资目标国是美国、加拿大、欧盟等发达国家,可以限于股权、债权、服务合同等方面的常规性考虑;如果投资目标是法治欠缺的发展中国家,以股权形式投资会面临财产被当地合法侵蚀的风险。就投资的行业而言,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海外扩张,为了保证制造品质量和品牌价值,对海外企业进行内部控制是有必要的;而资源性企业的产出并不是与大众市场打交道的消费品,持股反而增加企业的海外产权风险,不妨以保证资源供给为首要目标,采取无股权但有长期服务合同的形式。

另外,通过购买跨国公司股份的形式介入海外经营也是值得考虑的。依照公司法律,美国和欧盟对外国投资者的持股基本没有限制。中国公司可以通过公开购买股份,成为占较大股份的股东,进入董事会参与跨国经营。这样,外国公司在第三国获利以后,中国也能够分得一部分,这比自己去直接投资更安全。

5.加快培育国际化经营人才

海外投资是一项复杂的跨国经营活动,不仅要求经营者通晓国际投资、金融、贸易等必要的专业知识,熟悉国际惯例环境和国际市场,还要求对东道国的历史、文化背景、政治环境、法律制度、经济情况有一定的了解,幷具备较强的管理技能。因此,长远看来,中国要制订出培养人才战略,加强培养一批高素质的外向型经济人才,从而增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竞争力。

综上所述,欲进行海外投资的企业应借助各方力量共防风险。这样才能尽量将风险控制在可以接受的合理水平内,降低因某一笔投资失误而导致企业承受灭顶之灾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国际投资风险论文范文第13篇

DOI：10.14088/j.cnki.issn0439-8114.2017.11.046

Abstract： By taking the integrity and dynamics of the direct investment environment in foreign countries into account， the risk assessment index system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projects for China's agricultural enterprises was established. The risk of some representative projects was assessed by combining the methods of AHP and entropy coefficien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risk factors including international agricultural market risk， host country's political and legal risk， domestic institutional barriers as well as enterprise's own technical limitations were relatively prominent. In order to prevent and mitigate these risks， the government should provide more political supports such as establishing specific organization for foreign investment service. The companies should establish an effective risk assessment mechanisms and focus on the development and promotion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Key words： agriculture；direct investment；risk assessment；integrated environment；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近些年中??出台多项措施支持农业“走出去”，对外农业投资增速很快。“一带一路”对外经济发展模式为农业发展提供了广阔新空间，是中国加快农业企业对外投资、维护全球农业市场稳定的有利契机。现在中国对外农业投资已经遍及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投资覆盖率达33%。2010-2014年中国农业企业海外并购额高达185亿美元。然而从净额看，2014年农林牧渔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仅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总量的1.65%[1]。农业是中国对外投资的弱势领域，这与农业海外投资项目风险大、企业抗风险能力不足等息息相关。

海外直接投资环境是产生农业海外投资风险的根源。海外直接投资环境是指围绕并影响农业海外投资项目发展的各种环境因素的总和，可以分为外部的国际环境、东道国环境、投资国环境以及内部的企业环境[2]。由于投资环境复杂多变，相关企业风险管理意识和水平较弱，农业海外投资项目频频受阻。如重庆粮食集团在巴西的一项高达170多亿元的粮食种植投资计划，由于未获得当地政府的批文和环境许可证，2014年已经基本陷入停顿状态。

因此，对中国农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项目进行风险防范至关重要。风险识别与评价是进行风险防范的首要前提和必要条件。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东道国投资风险的分析，大多是进行单一的风险分类，措施建议也是基于东道国投资风险的分析结果，忽视海外直接投资环境的整体性和动态性。在此背景下，本研究从国际环境、东道国环境、投资国环境和企业内部环境四个维度出发，构建农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项目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并通过实证研究，验证评价模型在农业海外投资风险评价中的有效性，为防范农业海外投资风险提供借鉴。

1 文献综述

在企业对外投资风险研究方面，国外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风险进行分类，主要有Beamish等[3]根据东道国的风险水平，将风险划分为情景风险和交易风险两类。Kent等[4]根据海外投资的环境、行业和特定企业的不确定性，做出三部分变量的风险衡量模式，将风险划分为宏观环境风险（社会一般环境）、中观环境风险（行业竞争环境）和微观环境风险（企业内在环境）。Keith等[5]则根据企业战略管理理论将风险划分为管理控制风险和市场复杂性风险。

国内研究方面，刘锡良等[6]据关注的焦点内容与各类风险的重要性，将风险分为政治风险（含政策法律风险）与经济风险（宏观经济风险、经营风险、市场风险、竞争风险和人力资源风险等）两大类。施淑蓉等[7]将海外投资宏观环境风险划分为政治风险、宏观经济风险、文化风险和法律风险，运用人工神经网络方法构建海外投资宏观环境风险预警模型，对中国海外投资宏观环境风险进行评级和预警。国家风险评级课题组[8]从中国企业和主权财富的海外投资视角出发，构建了经济基础、偿债能力、社会弹性、政治风险和对华关系五大指标。对于定量指标采取标准化的处理方法，对定性指标的处理采用其他机构的量化结果或者由评审委员打分，再进行标准化。

在农业海外投资风险研究方面，陈伟等[9]将中国农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国家风险，划分为政治政策类风险、经济政策类风险、国家法律风险、国家债务危机风险和非传统风险，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国家风险评估和预测的机构和方法，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国家风险防范措施。古广东等[10]对中国农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进行了分析，认为风险包含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农业项目决策风险、自然灾害风险、农业技术及人力资源风险等几类。梅世文等[11]认为农业海外投资面临国外投资环境多变、东道国的抵触和误解、融资难度较大以及农业跨国管理人才匮乏等问题，投资风险较大。陈燕娟等[12]分析了中国种子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政治法律风险、自然风险、市场风险、管理风险等战略风险，进而提出中国种子企业“走出去”战略风险的防范措施。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对农业“走出去”的风险分析不再局限于东道国层面。王永春等[13]认为中国农业对外投资面临企业自身条件限制、国内体制障碍及东道国环境制约等风险因素，并提出了应对措施。但目前研究领域尚未建立起权威的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研究有待继续推进和深化。

2 农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项目风险分析

国际环境风险方面，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始终伴随着“中国威胁论”和“新殖民主义”的指责声。包括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内的很多国际组织都认为中国农业“走出去”是为了占有国外的农业土地资源。这些言论一定程度上增大了农业项目的投资风险。此外，农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及供需变化也给农业企业带来潜在风险，近年来的棉花、大豆等农作物就是典型的例子。

东道国环境风险主要包括政治风险、经济风险、自然风险和社会风险四个方面。政治风险是农业企业海外投资必须考虑的首要风险。目前全球经济形势不稳，一旦东道国发生金融危机或者债务危机，海外投资项目就会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基于农业自身特点，投资项目往往存在自然风险。农业投资可能会遇到洪涝、干旱等常见的自然灾害。从社会环境来看，发达经济体对环境保护的要求不断提高，劳工保护法律也趋于完善。文化与宗教冲突风险、劳动力市场管制风险和环境保护风险都需要企业重点关注。

投资国环境方面，中国国家政策和融资支持力度不够，国内市场需求波动使投资风险增大。企业内部环境风险主要体现在财务风险和企业竞争战略风险等方面。丰富的农业科技资产和良好的科技人才储备有利于增强企业的抗风险能力。

3 农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项目风险评价体系

3.1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在现有指标体系基础上，结合中国商务部《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2015版）》[14]、农业部《中国对外农业投资合作报告（2014年度）》[15]，借鉴海外投资研究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如陈立泰[2]对海外投资项目评估指标的设计原则，构建出农业企业对外投资项目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力求动态、全面地评估投资项目现存风险，帮助企业明确优劣势，及时调整自身经营战略，防范投资风险。指标设置的具体情况见表1。

本研究所构建的指标特色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现有指标的选取兼顾投资环境的整体性和动态性，从国际环境、东道国环境、投资国环境和企业内部环境四个维度出发，考察内容更全面；二是结合当下农业的发展，引入对农业科技指标的评估。2016年中央1号文件特别提出：“加大创新驱动力度，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注重农业科技创新、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农业科技人才和企业自身的农业科技资产是农业海外投资项目良好运行的重要保证。

3.2 评价指标得分计算

财务指标的得分参考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督与考核评价局制定的《企业绩效评价标准值2014》[16]中有关农林牧渔业大型企业各项财务指标的标准值，并采用内插值法进行处理。非财务指标则采用专家打分法进行处理。选择对多位专家调查，这些专家包括农业海外投资方面的研究学者、有农业海外投资经验的企业经理等。

3.3 指标权重的确定

3.3.1 层次分析法确定非财务指标的权重 采用直接赋权的方法?_定准则层指标权重。美国、英国、荷兰、日本和韩国等国家风险投资公司认为企业管理团队是主要项目评价指标；国内研究主要参考世界银行、原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定量衡量投资环境的指标体系，以及社会科学院等研究机构评价投资环境的指标体系，认为东道国环境是对外投资风险评价考虑的主要方面，国际环境和投资国环境也不容忽视[17]。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多位专家意见，赋予国际环境、东道国环境、投资国环境和企业内部环境的权重分别为0.2、0.3、0.2、0.3。

非财务指标通常难以量化，或者虽然可以量化但难以获得相关数据。为充分利用专家的知识和经验，本研究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子准则层指标以及指标层中非财务指标的权重。下面以国际环境指标权重的赋予为例，说明层次分析法计算指标权重的过程。通过多位专家对指标重要度两两比较，得到国际环境指标判别矩阵A如下：

A=1 1/3 1/4 1/23 1 1 24 2 1 32 1/2 1/3 1

计算可得国际环境指标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比率为0.011 6

3.3.2 熵权系数法确定财务指标的权重 指标层的8个财务指标数据精确可得，故采用客观赋权法中的熵权系数法确定权重，基本步骤如下。

1）数据标准化处理：

Yij=■+1

（1）

式中，i=1，2，…，n；j=1，2，…，m。i和j分别表示n个评价对象、m个指标。如果待处理的数据都为正数，则可以省略这一步骤。

2）计算第j项指标下第i个体的值在此指标中所占的比重：

Pij=■ （2）

式中，i=1，2，…，n；j=1，2，…m。

3）计算指标信息熵ej：

ej=-k∑PijlnPij （3）

式中，j=1，2，…，m；k>0且k=■。

4）计算信息熵冗余度gj：

gj=1-ej （4）

5）计算指标权重wj：

wj=■ （5）

式中，j=1，2，…，m；从而得到权重向量w=（w1，w2，…，wm）[18]。

3.4 风险级别评价等级的确定

从风险的角度，将农业企业海外投资风险划分为优秀、正常、关注、风险和高风险五个评价等级。分数越高，代表企业风险越小，市场竞争力越强；分数越低则反之。风险级别划分见表2。

4 中国农业企业海外投资项目风险评价

4.1 样本选取

为了验证本研究构建的农业海外投资风险评价模型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对中国农业企业海外投资项目进行实证研究。基于可操作性和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5家上市企业的投资项目作为研究对象，这些企业中既有国有企业也有民营企业，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投资项目分别为：2013年9月双汇集团以总价约71亿美元收购美国最大猪肉及生猪生产商史密斯菲尔德已发行的全部股份；2013年12月新希望集团收购澳大利亚第四大牛肉加工商KILCOY畜牧业公司；2014年3月中粮集团收购荷兰知名农产品及大宗商品贸易集团尼德拉51%的股权；2015年8月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定增收购以色列最大食品公司特鲁瓦76.73%的股权；2015年11月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法国蜜合花农业公司90%股权。

4.2 农业企业海外投资风险测算

4.2.1 财务指标得分计算 涉及的5家上市企业2014年度的财务数据均来源于巨潮资讯网。中国农业大型上市公司的原始数据比较复杂，各项指标的取值单位也不统一，为便于计算，对原始财务数据采用内插值法预先处理。内插值法主要是寻找替代值，即在两个数值间插入一个数值，利用线性函数的特点计算得到一个有着同等效果的替代数值。把总区间设定为0～100，分为优、良、中、低、差五档，每个等级分别代表0～20、20～40、40～60、60～80、80～100这5个分段[18]。对5家企业原始财务数据采用内插法预处理后的转换值见表3。

4.2.2 非财务指标得分计算 对非财务指标采用专家打分法，指标得分由15位专家的调查问卷统计得到，计分标准见表2。专家根据具体投资项目的相关信息进行指标打分，即可得出该项目的风险评价总分，其分值可供投资企业参考。每项指标最终得分为15位专家打分总数的平均数。

4.2.3 投资风险综合评价结果 根据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的得分结果以及各指标的权重，计算得到各项指标的加权分值，最后得出5家上市农业企业海外投资项目风险评价综合得分。以双汇美国投资项目为例，具体介绍综合得分计算过程（表4）。

5家农业企业对外投资项目风险综合评价得分见表5。得分均位于60～80，风险评估为正常。

4.3 结果与分析

国际环境方面，新希望澳大利亚投资项目的A12指标得分最高，双汇美国投资项目次之。原因在于2015年新签订的中澳自由贸易协定为其带来巨大的政策优惠，中美双边投资协定也即将达成。随着国际粮食市场的不确定性因素日益增多，市场波动增大，中粮荷兰投资项目易受到影响。

东道国环境方面，样本项目的法律风险均较大。由于各国法律制度不尽相同，如若不慎，极易违反当地法律，阻碍投资项目的顺利进行。此外，由于以色列受各种国际国内因素影响，政治形势并不稳定，因此光明乳业以色列投资项目有一定的战乱风险。经济环境方面，农业企业对东道国农业科技资源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更加看重投资项目的科技含量。样本项目均具有较大的农业科技和资源优势。但目前全球经济较为低迷，欧洲经济复苏乏力，中粮荷兰投资项目、张裕法国投资?目较易受到影响。自然环境方面，美国是飓风等自然灾害的高发区，双汇美国投资项目存在自然灾害风险。在社会环境方面，双汇和新希望保留本土管理团队和员工的做法成功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管制和环境保护的风险。

企业内部环境方面，Hymer[19]的垄断优势理论认为技术优势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时利用的垄断优势之一。农业企业对外投资更加看重东道国丰富的科技资源，但一味依赖外界不利于企业发展，拥有核心生产技术才是确保投资收益的前提。相较于其他样本企业，光明乳业的科技和人才优势明显，自身农业科技资源丰富。此外，农业海外投资项目投入资金大，回收周期长，对企业的竞争战略部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粮集团业绩下滑，盈利能力下降，面临企业整合困境，竞争战略有待优化。

国际投资风险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委托理论  风险投资  启示 

    一、委托理论的发展和主要观点 

    （一）国外的研究状况 

    美国等由于发展风险投资历史较长，效果显著，即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又对风险投资中的委托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形成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凯伯和谢恩（cable and shane,1997）曾提出了一个风险企业与风险投资企业关系的合作博弈模型，但在模型中未考虑到风险企业与风险投资企业之间的分工属性问题。l.吉本斯在《博弈论基础》中对以知识和创新能力为基础的风险企业与风险投资企业之间的合作博弈模型从信号博弈方面进行了模型构建和分析[13]。gompers（1993）在其博士论文《理论、结构和风险投资模式》中认为：一方面，风险企业经营团队的能力和努力对风险企业的成功至关重要，设计合理的机制可以使风险企业经营团队的回报主要取决于风险企业上市或被兼并收购时的股票价值，从而将风险企业经营团队（风险企业）的利益与风险投资企业的利益紧紧地“绑”在一起；另一方面，风险企业经营团队在运营企业过程中可能会为了获得更多的个人好处而采取机会主义行为，这将严重损害风险投资企业的利益，因此有必要在合同中将一部分控制权配置给风险投资企业（且与所有权配置无关）以提高投资效率，即通过设计合适的金融工具作为筛选和激励的有效手段。[14] 另外，萨尔曼（sahlman,w.a,1990）、勒纳(lerner ,1994)、j．lerner 和rodney clark等也对风险投资中的委托关系进行了实证性研究。 

    （二）国内研究状况 

    国内学者已开始吸收委托理论的成果并已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姚佐文（2001）在《风险资本家与风险企业家之间的控制权分配和转移》中指出，风险投资中的控制权分配直接影响企业的价值以及风险投资企业与风险企业经营团队的个人利益，并通过模型分析了风险投资合同中控制权的分配和转移，认为控制权尤其是剩余控制权是一种“状态依存权”，并且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是可分离的，且不必完全对应。[15] 黄美龙（2001）在《美国风险投资治理机制及借鉴-基于委托理论的分析》中，详细地分析了风险投资中的有限合伙制和风险企业的治理机制，并比较分析了股份公司、有限合伙制和风险企业治理机制的异同。认为政府作为我国风险投资主体，极容易导致逆向选择问题和道德风险问题，要促进我国风险投资健康发展，必须改变我国风险投资主体为民间机构或个人，并建立一套完整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16]张帏和姜彦福（2003）在《风险企业中的所有权和控制权配置研究》中指出，“所有权必须与控制权相匹配”的原则并不能很好地解释风险企业中的实际现象。基于风险投资的特点和风险企业经营团队人力资本特性，利用tirole（2001）模型分析了风险企业常常难以获得风险投资的原因，并引入连续控制权变量，对此模型进行拓展，导出风险企业为了获得风险投资所必须放弃的控制权的均衡解，在此基础上分析了风险企业融资时经营团队所拥有的非人力资产数量、运营企业时的个人非货币收益大小、经营团队声誉好坏等重要因素对风险企业中控制权配置的影响，认为：从静态来看，风险企业经营团队控制权随所拥有的非人力资产的增加而递增、随运营企业的个人非货币收益增加而递减；从动态角度分析，随着风险企业经营团队人力资本逐步转化为企业的实际资产，其必须放弃的控制权将相应减少。同时，进一步分析了风险企业中所有权与控制权配置特征及其原因，提出风险投资中采取的治理机制应当是特殊的相机治理机制，即根据风险企业的实际发展绩效和运营状况以及风险企业经营团队的能力是否适应企业的发展要求而配置控制权。[17][18] 田增瑞（2001）在《创业资本在不对称信息下博弈的委托分析》中提出，在投资者和风险投资企业之间，风险投资企业应承担无限责任，并应建立信誉机制，风险投资企业和企业之间应签订可转换优先股的契约，以转移风险。[19]南立新和倪正东（2002）在《中国风险投资企业与创业者之间的委托问题及解决方案》中，通过对大量的实际考察，认为委托的主要问题表现为：签约前隐藏信息和约后隐藏行动，提出的具体解决办法是：进行尽职调查；投资协议制约；分阶段投资等。[20] 另外，俞以平和张东生等人对风险的控制和激励也进行了研究。 

   二、一些启示

    根据委托理论的发展，结合国内外风险投资的委托关系研究现状，本文认为对风险投资的研究如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则更好地分析风险投资委托关系的特点：

    （一）从风险和分担的角度来研究风险投资的委托关系

    国内外研究主要是借鉴委托理论关于在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下的委托关系，从人的风险控制及激励机制等方面进行研究，内容集中于风险投资企业与风险企业之间的委托关系，局限于所有权和控制权的配置、人（风险企业）的激励约束机制和如何通过投资前的尽职调查来消除和减少信息不对称问题等方面，却忽视了风险投资高风险特性下的委托关系形成和维系机理，缺乏对风险投资整体运作模式的系统分析，特别是对风险投资的整个委托关系中的风险问题这根主线的作用，这样，对风险投资中委托关系的研究不能区别于一般产业投资过程中的委托关系，对实践缺乏相应的指导作用，因此，从风险投资的风险和分担角度出发，有助于将风险投资委托关系形成的前提即对高风险的逐级和分担，与利益主体在关系过程中风险控制与激励相结合，较为完整和系统的解释风险投资的委托关系特点对风险投资运行效率的作用，抓住了风险投资委托关系的实质，明确了各利益主体的角色定位问题。

    （二）研究的范围和对象

    从风险和分担角度研究风险投资的委托关系问题，应看到风险的逐级转移和释放是一个完整的链式结构，因而，研究的范围应将投资者到风险企业的风险过程纳入研究，侧重于a级和b级各自的关系特点，以及与整个关系链条的关系的研究，以阐述风险投资委托关系的特点。从研究对象上而言，为适应风险、分担及提高投资效率的需要，各利益主体所采取的不同组织结构形式及相互作用关系来适应风险的转移和分担的过程，说明了对风险效率的改善和提高具有不同的作用机理。所以，研究的范围和对象应是投资者、风险投资企业到风险企业的完整关系链，个体对象是投资者、风险投资企业和风险企业，这样，为风险投资的委托关系提供了明晰的研究载体。

    （三）研究方法

    国内外学者们对风险投资的委托关系的研究已取得一定的成果，但由于国外的发展环境与我国有较大的差异，国内发展风险投资事业也远晚于国外发达国家，涉及风险投资的相关资料数据较难以获得，因而，国外纯理论的研究不一定完全适应我国的具体制度环境，实践的经验通过运作比较的方式给予我们启发，所以，在系统对风险投资的委托关系研究中，可考虑在借鉴前人成果的基础上，通过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定性与定量想结合的方式，采用一定的调查、统计等方法，并结合作者自身的风险投资实践，在研究风险投资委托关系的共性下，运用案例研究的方法来说明我国风险投资中的委托关系特征及关系的行为过程。

    （四）研究内容的扩展

    1、在考虑风险条件下，将投资者、风险投资企业和风险企业这三个“黑箱”打开，对风险的效率传递机制问题及各种委托关系路径下的激励约束机制等问题进行深入而系统的研究。

    2、研究风险投资效率与委托的风险效率相关性。委托理论在风险投资中的运用和研究，是企业内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条件的拓展，应层级委托关系的效率对风险投资投资效率的影响因素，以及不同委托关系路径下效率问题。

    3、对委托人和多人进行探索性研究。我国风险投资市场的政府主导型风险投资企业也可能出现“委托人缺位”、“激励机制缺位”等问题，对风险分担的影响将决定风险效率的传递机制问题。多人可能是在一定区域内的关联产业内企业，或是具有产业链关系企业，或是企业内部治理过程中团队成员的分别选择问题，其相互作用机理，关系效率及相互监督成本等系列问题，及可能存在的“人缺位”问题等，有着积极的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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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黄美龙 《美国风险投资治理机制及借鉴-基于委托理论的分析》硕士论文（2001）

[17] 张帏和姜彦福《风险企业中的所有权和控制权配置研究》清华大学中国创业研究中心2003、3 

[18] 张帏《基于创业企业家人力资本特性的创业投资制度安排研究》2001博士学位论文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国际投资风险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委托理论 风险投资 启示

一、委托理论的发展和主要观点

（一）国外的研究状况

美国等由于发展风险投资历史较长，效果显著，即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又对风险投资中的委托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形成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凯伯和谢恩（Cable and Shane,1997）曾提出了一个风险企业与风险投资企业关系的合作博弈模型，但在模型中未考虑到风险企业与风险投资企业之间的分工属性问题。L.吉本斯在《博弈论基础》中对以知识和创新能力为基础的风险企业与风险投资企业之间的合作博弈模型从信号博弈方面进行了模型构建和分析[13]。Gompers（1993）在其博士论文《理论、结构和风险投资模式》中认为：一方面，风险企业经营团队的能力和努力对风险企业的成功至关重要，设计合理的机制可以使风险企业经营团队的回报主要取决于风险企业上市或被兼并收购时的股票价值，从而将风险企业经营团队（风险企业）的利益与风险投资企业的利益紧紧地“绑”在一起；另一方面，风险企业经营团队在运营企业过程中可能会为了获得更多的个人好处而采取机会主义行为，这将严重损害风险投资企业的利益，因此有必要在合同中将一部分控制权配置给风险投资企业（且与所有权配置无关）以提高投资效率，即通过设计合适的金融工具作为筛选和激励的有效手段。[14] 另外，萨尔曼（Sahlman,W.A,1990）、勒纳(lerner ,1994)、J．lerner 和Rodney Clark等也对风险投资中的委托关系进行了实证性研究。

（二）国内研究状况

国内学者已开始吸收委托理论的成果并已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姚佐文（2001）在《风险资本家与风险企业家之间的控制权分配和转移》中指出，风险投资中的控制权分配直接影响企业的价值以及风险投资企业与风险企业经营团队的个人利益，并通过模型分析了风险投资合同中控制权的分配和转移，认为控制权尤其是剩余控制权是一种“状态依存权”，并且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是可分离的，且不必完全对应。[15] 黄美龙（2001）在《美国风险投资治理机制及借鉴-基于委托理论的分析》中，详细地分析了风险投资中的有限合伙制和风险企业的治理机制，并比较分析了股份公司、有限合伙制和风险企业治理机制的异同。认为政府作为我国风险投资主体，极容易导致逆向选择问题和道德风险问题，要促进我国风险投资健康发展，必须改变我国风险投资主体为民间机构或个人，并建立一套完整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16]张帏和姜彦福（2003）在《风险企业中的所有权和控制权配置研究》中指出，“所有权必须与控制权相匹配”的原则并不能很好地解释风险企业中的实际现象。基于风险投资的特点和风险企业经营团队人力资本特性，利用Tirole（2001）模型分析了风险企业常常难以获得风险投资的原因，并引入连续控制权变量，对此模型进行拓展，导出风险企业为了获得风险投资所必须放弃的控制权的均衡解，在此基础上分析了风险企业融资时经营团队所拥有的非人力资产数量、运营企业时的个人非货币收益大小、经营团队声誉好坏等重要因素对风险企业中控制权配置的影响，认为：从静态来看，风险企业经营团队控制权随所拥有的非人力资产的增加而递增、随运营企业的个人非货币收益增加而递减；从动态角度分析，随着风险企业经营团队人力资本逐步转化为企业的实际资产，其必须放弃的控制权将相应减少。同时，进一步分析了风险企业中所有权与控制权配置特征及其原因，提出风险投资中采取的治理机制应当是特殊的相机治理机制，即根据风险企业的实际发展绩效和运营状况以及风险企业经营团队的能力是否适应企业的发展要求而配置控制权。[17][18] 田增瑞（2001）在《创业资本在不对称信息下博弈的委托分析》中提出，在投资者和风险投资企业之间，风险投资企业应承担无限责任，并应建立信誉机制，风险投资企业和企业之间应签订可转换优先股的契约，以转移风险。[19]南立新和倪正东（2002）在《中国风险投资企业与创业者之间的委托问题及解决方案》中，通过对大量的实际考察，认为委托的主要问题表现为：签约前隐藏信息和约后隐藏行动，提出的具体解决办法是：进行尽职调查；投资协议制约；分阶段投资等。[20] 另外，俞以平和张东生等人对风险的控制和激励也进行了研究。 二、一些启示

根据委托理论的发展，结合国内外风险投资的委托关系研究现状，本文认为对风险投资的研究如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则更好地分析风险投资委托关系的特点：

（一）从风险和分担的角度来研究风险投资的委托关系

国内外研究主要是借鉴委托理论关于在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下的委托关系，从人的风险控制及激励机制等方面进行研究，内容集中于风险投资企业与风险企业之间的委托关系，局限于所有权和控制权的配置、人（风险企业）的激励约束机制和如何通过投资前的尽职调查来消除和减少信息不对称问题等方面，却忽视了风险投资高风险特性下的委托关系形成和维系机理，缺乏对风险投资整体运作模式的系统分析，特别是对风险投资的整个委托关系中的风险问题这根主线的作用，这样，对风险投资中委托关系的研究不能区别于一般产业投资过程中的委托关系，对实践缺乏相应的指导作用，因此，从风险投资的风险和分担角度出发，有助于将风险投资委托关系形成的前提即对高风险的逐级和分担，与利益主体在关系过程中风险控制与激励相结合，较为完整和系统的解释风险投资的委托关系特点对风险投资运行效率的作用，抓住了风险投资委托关系的实质，明确了各利益主体的角色定位问题。

（二）研究的范围和对象

从风险和分担角度研究风险投资的委托关系问题，应看到风险的逐级转移和释放是一个完整的链式结构，因而，研究的范围应将投资者到风险企业的风险过程纳入研究，侧重于A级和B级各自的关系特点，以及与整个关系链条的关系的研究，以阐述风险投资委托关系的特点。从研究对象上而言，为适应风险、分担及提高投资效率的需要，各利益主体所采取的不同组织结构形式及相互作用关系来适应风险的转移和分担的过程，说明了对风险效率的改善和提高具有不同的作用机理。所以，研究的范围和对象应是投资者、风险投资企业到风险企业的完整关系链，个体对象是投资者、风险投资企业和风险企业，这样，为风险投资的委托关系提供了明晰的研究载体。

（三）研究方法

国内外学者们对风险投资的委托关系的研究已取得一定的成果，但由于国外的发展环境与我国有较大的差异，国内发展风险投资事业也远晚于国外发达国家，涉及风险投资的相关资料数据较难以获得，因而，国外纯理论的研究不一定完全适应我国的具体制度环境，实践的经验通过运作比较的方式给予我们启发，所以，在系统对风险投资的委托关系研究中，可考虑在借鉴前人成果的基础上，通过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定性与定量想结合的方式，采用一定的调查、统计等方法，并结合作者自身的风险投资实践，在研究风险投资委托关系的共性下，运用案例研究的方法来说明我国风险投资中的委托关系特征及关系的行为过程。

（四）研究内容的扩展

1、在考虑风险条件下，将投资者、风险投资企业和风险企业这三个“黑箱”打开，对风险的效率传递机制问题及各种委托关系路径下的激励约束机制等问题进行深入而系统的研究。

2、研究风险投资效率与委托的风险效率相关性。委托理论在风险投资中的运用和研究，是企业内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条件的拓展，应层级委托关系的效率对风险投资投资效率的影响因素，以及不同委托关系路径下效率问题。

3、对委托人和多人进行探索性研究。我国风险投资市场的政府主导型风险投资企业也可能出现“委托人缺位”、“激励机制缺位”等问题，对风险分担的影响将决定风险效率的传递机制问题。多人可能是在一定区域内的关联产业内企业，或是具有产业链关系企业，或是企业内部治理过程中团队成员的分别选择问题，其相互作用机理，关系效率及相互监督成本等系列问题，及可能存在的“人缺位”问题等，有着积极的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1] Holmstorm ·Bengt,1998. The firm as a Subeconomy. MIT working paper.

[2] [3] [4] [5] 均译载自《企业的经济性质》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6] 李春琦和石磊《国外企业激励理论述评》 《经济学动态》2001、6

[7] [8] [9]均译载埃瑞克·G·菲吕博顿 鲁道夫·瑞切特编 孙经纬《新制度经济学》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10] 张维迎《所有制、治理结构及委托关系―兼评崔之元和周其仁的一些观点》《经济研究》1996、9

[11] 徐新 邱菀华（1998）《委托—理论中自然状态的不确定性对最优契约影响的研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管理学院

[12] 高程德《现代公司理论》P167-204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3] [美] L·吉本斯《博弈论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年版

[14] Gompers, 1993 《理论、结构和风险投资模式》译自“The Theory, Structure, and Performance of Venture Capital (Funding), Ph.D. thesis, Harvard University.”

[15] 姚佐文《风险资本家与风险企业家之间的控制权分配和转移》《预测》2002.1

[16] 黄美龙 《美国风险投资治理机制及借鉴-基于委托理论的分析》硕士论文（2001）

[17] 张帏和姜彦福《风险企业中的所有权和控制权配置研究》清华大学中国创业研究中心2003、3

[18] 张帏《基于创业企业家人力资本特性的创业投资制度安排研究》2001博士学位论文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