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劳动教育的重要性范文

家庭劳动教育的重要性范文第1篇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让我们教育界、社会、家庭念念不忘的劳动教育，它究竟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应该是以一种怎样的应然状态呈现在世人面前呢？孩子出生在一个家庭，在家庭中成长壮大，与父母朝夕相处。因此，我们在讨论劳动教育时最不应该忌讳与回避以及绕行的就是家长。

那么，劳动教育在家庭背景下应生成什么呢？我们要本着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与立场，即通过现象看本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透过纷繁复杂、光怪陆离的各种家庭教育背景下的劳动教育变式，我们就会发现在家庭教育背景下的劳动教育其实就是培养孩子受用一生的劳动习惯。这些劳动习惯应该包括：高大上的劳动意识;历久弥新的劳动兴趣;自我服务的劳动习惯;劳动中难能可贵的合作精神。前两者是构建孩子劳动习惯的前提与基础，后两者是家庭教育背景下培养孩子劳动习惯的应然结果。

劳动教育在家庭背景下的生成应注意什么呢？

一是对孩子劳动意识的养成要及时、及早。现下的孩子大多是独生子女，都比较金贵，是父母的掌上明珠，于是在家中凡事都被父母包揽，唯恐孩子在劳作中受伤害和受委屈，家长头脑中固有的“树大自然直”的思想就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被越来越放大。呈现在家庭情境中是不断上演的不让孩子在家庭中干活，孩子只管吃好、穿好、玩好就行的肥皂剧。岂不知家长的这种行为，严重影响了孩子的健康成长。不让孩子干家务会使孩子缺少必要的最起码的初级劳动锻炼，天长日久就助长了娇气与颓废之气，固化、定型了懒惰的坏习惯，甚至影响到日后上学读书的行为习惯，以至于波及学校教师对孩子管理以及家长自身对孩子的教养。因此，针对家庭背景中劳动教育的这一现实情况，首先要做的就是及时及早培养孩子的劳动意识。索尼公司创始人、日本教育家深大曾说：“早期获得的信息会像血肉一样长在脑内，长期发挥作用。”意大利教育家蒙特梭利也从儿童发展心理学角度作过精辟的论述：“儿童出生后头3年的发展，在其程度和重要性上，超过儿童整个一生中的任何阶段……如果从生命的变化、生命的适应性和对外界的征服以及所取得的成就来看，人的功能在0～3岁这一阶段实际上比3岁以后直到死亡的各个阶段的总和还要长，从这一点上来讲，我们可以把这3年看作是人的一生。”

二是对孩子的劳动兴趣的养成要警钟长鸣，不可懈怠。爱因斯坦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高尔基也重复过这句话。美国心理学家布鲁纳在《教育过程》一书中也曾说：“学习最好的激励是对所学材料的兴趣。有了某种兴趣，就会对该事物或活动表现积极肯定的情绪。”基于此，这就警示我们父母在家庭背景下对孩子的劳动兴趣的养成金钟长鸣，不可懈怠。家长要懂得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不同，家庭教育的不同往往表现在教育内容的生活化，教育方式的情感化，教育方式的多样化三个方面。因此，家庭中劳动兴趣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的。究其主要原因是家庭对孩子劳动兴趣的养成既无计划性也无组织性，是贯穿在日常生活中、在亲情感召下、在没有剧本的前提下自然而然地演绎的。这种家庭劳动教育的环境极容易造成家长对孩子劳动兴趣养成上或掉以轻心，或放任自流，或野蛮生长。为此家长必须培养孩子热爱劳动的兴趣;教育孩子对自己的劳动学会欣赏;发现劳动中蕴藏的一切机会，用激将法激活孩子沉睡已久的劳动欲望，盘活孩子的劳动冲动;创设情境，让孩子把家庭劳动的感受及时用有效地方式（如口头的、书面的、音像的、电子的等）表达出来;让孩子发现家庭劳动的特殊意义与价值。

三是把自我服务的劳动习惯的养成当作家庭劳动教育的主要抓手。我国教育家陈鹤琴先生指出：“凡是孩子自己能做的事，让他自己去做。”这为我们家长在家庭中对孩子实施自我服务的劳动习惯的养成指明了方向。自我服务劳动简而言之就是指照料自己的生活，保持环境整洁的劳动。它包括在家庭中的生活自理、学习自理以及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卫生习惯。家庭教育的实践表明，家庭中自我服务劳动应该以养成教育为主。如生活自理方面的盛饭、洗筷子、洗茶杯、穿脱衣服、钉扣子、叠被子、整理床铺等;学习自理方面的削铅笔、订本子、包书皮等;卫生自理方面的洗手、洗脸、刷牙、剪指甲、洗头、洗脚、梳头、洗澡、洗手帕、洗袜子、洗小件衣服等。由此可见，上述的三方面的劳动没有一样不是镶嵌在家庭的日常生活中的。因此自我服务劳动习惯的养成就是要生活化、常规化，从家庭生活的一点一滴开始，在家庭生活的一分一秒中铸就，在家庭生活的日复一日中一路前行。家长要把劳动习惯在家庭背景下养成要坚持由简到繁的教育策略;劳动习惯的养成尽量不要脱离家庭日常生活，由于生活化、常规化是孩子好的劳动习惯养成的源头活水。劳动内容在一定时期要相对固定，要有可持续性;自我服务劳动与家务劳动要相结合，不仅要强调“自己的事情自己干”，还要强调“家里的事情主动干”的家庭劳动精神。

家庭劳动教育的重要性范文第2篇

关键词：素质教育　家庭教育　社会实践 

 

落实素质教育从本质上讲就是要坚持教育政策的整体性，坚持教育内容的全面性和坚持教育途径的多样性。教育的整体性是指面向全体学生；教育内容的全面性是指促使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主动、和谐地发展；教育途径的多样性是指教育不能单靠课堂书本教学，还要让学生到实践中去。针对教育途径的多样性，江泽民同志曾深刻指出：“如果只是让学生关起门来读书，不接触社会实践是不利于他们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的”。 

基于上述认识，我校的教育教学目标，不仅仅是让学生掌握必需的文化基础知识、科学文化素养，更重要的是让学生掌握比较熟练的职业技能，具有继续学习的能力和适应职业变化的能力，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立业创业能力。而要达到这一系列的目标就必然需要加强学生的社会实践教育。但是，纵观职校现状：在当今社会生活急剧变化的大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青少年，尤其是职校学生，他们聪明活泼，见多识广，但对社会缺乏本质的认识和真实的了解，缺乏坚忍不拔的意志和顽强进取的毅力；他们不愁吃穿，生活优裕，但缺乏艰苦奋斗和吃苦耐劳的精神，独立能力差。这些个性行为上的缺失导致了社会实践教育难以顺利开展。究其个性行为发展至此的原因，有社会环境的负面影响，有学校本身存在的教育缺陷……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家庭教育的失败，家庭教育是社会实践教育的根源，家庭教育走进误区，将直接影响社会实践教育的质量。 

所谓社会实践是以“学会生存、学会学习”为目标，以学习者的兴趣与关心等内部动机为基轴，在课题学习中不受学科分科的束缚，通过实地调查、亲身体验、信息技术应用等过程，综合地运用各个学科的知识和技能开展活动。 

按照传统观念，家庭教育是在家庭生活中，由家长(其中首先是父母)对其子女实施的教育。而按照现代观念，家庭教育既包括：一、生活中家庭成员(包括父母和子女等)之间相互的影响和教育；二、专门从事家庭教育的教师对子女的教育。 

家庭教育是社会实践教育实效的有力保障。社会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农村学生和城市学生到同一工厂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从整体情况来看，农村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能力水平明显高于城市学生。这根源就在于农村、城市两种家庭教育的方式、方法不同。城市的孩子，生活条件好，衣食无忧。家长以“包办代替”包揽孩子衣、食、住、行，怕孩子脏着、累着而不让他们沾家务劳动的边，所有的一切，家里人都会为他安排好，只希望孩子能读好书，但往往小皇帝、小公主们沉迷玩乐，不争气，习惯于“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而农村的孩子，家长从小就开始培养、教导他为家庭分担家务，“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很多事情都是靠自己努力解决，因此他们的独立能力和实践能力得到不断提高，这就保障了农村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实效性。 

家庭教育是社会实践教育的基础。众所周知，西方国家的青少年在社会实践活动中，能吃苦耐劳，遇事镇定沉着，能与周围人们和谐相处，有作为社会成员而独立存在的信心和勇气，有克服困难的毅力。与此相反，中国的青少年乃至大学生，虽然学业上不亚于西方，但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却表现出独立生活能力差，缺乏自立意识，依赖性强，做事被动，胆怯等等。究其原因，在于家庭教育观念的不同。西方国家家庭教育的着眼点在于引导孩子打扎坚实基础，培养孩子成为具有适应各种环境和独立生存能力的社会人。基于这种观念，西方国家的很多家庭都十分重视孩子从小的自身锻炼。他们普遍认为，孩子的成长必须靠自身的力量，因此，要从小就形成自立的意识和独立生活的能力。锻炼包含着多方面的内容，诸如劳动锻炼、坚强意志的锻炼、忍耐力和吃苦精神的锻炼等等。但最重要的是适应各种艰苦环境和劳动能力的锻炼。通过参加劳动，让孩子从小就形成独立的劳动意识、劳动技能和爱劳动的习惯；学会在劳动和艰苦的环境中去克服困难，磨炼意志，发展各自的才能和特长，增长才智，并形成刻苦、节俭等品质。就是在这种潜移默化的过程中，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促其成为具有独立生存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公民，为今后走向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家庭教育

观有很大不同。中国的家庭教育往往着眼于孩子将来有出息、有个好职业、一生能在顺境中度过。基于这种期盼，多数家长认为，父母对孩子的责任就是让他们生活得好，除了学习，什么都不让孩子干，能给他们多少幸福就给他们多少幸福。一句话，若能给孩子创造最优越的生活条件，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至于孩子的独立生活能力、对未来社会的适应能力则很少考虑，有的甚至不考虑。 

家庭教育是社会实践教育创优的前提。事实证明，日本的孩子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屡创佳绩，而中国的孩子却表现出独立生存能力差，面对困难无所适从，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两种不同的家庭教育。日本孩子自我管理出色，拉练中集体动手准备野餐，有的孩子带病坚持拉练，个个都能吃苦耐劳，意志坚强。这并非一日之功，而是平时吃苦锻炼的结果，也是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密切配合的结果。欧美等国的儿童、少年，从小就从事送报、打工等劳动，这本身就是一种吃苦精神的磨炼。在寒冷的冬天，当中国的同龄孩子可能还在热被窝里熟睡时，他们早已起来挨家挨户去送报了。这对娇惯子女的中国家长是难以接受的，甚至可能有人认为这是“残忍”的。这些都充分证明了家庭教育是社会实践教育的前提，家庭教育做得好，社会实践教育必然屡创佳绩。 

基于上述情况，家庭和学校应如何做好家庭教育和社会实践教育工作，使两者能和谐发展呢? 

一、家庭教育 

 

(一)家长要重视对孩子的劳动教育 

劳动是中华民族的美德，现代中国人的劳动意识淡漠，劳动能力、自理能力差。生活中有许多本该由孩子自己承担的责任，被家长包办代替了，使得孩子在这个年龄阶段应当具备的劳动能力减弱或丧失。这是因为我们的家长没有意识到劳动是孩子应尽的义务，家庭是由家庭成员组成的，每个家庭成员在享有家庭权利的同时，也应承担家庭责任，孩子即使年幼或者未成年，他也是家庭成员，他也应该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儿，因为这是他应尽的义务之一。从另一角度来说，劳动是儿童生活的基本权利，因为孩子在劳动中学到知识，获得乐趣，因此，父母不要剥夺孩子参加劳动的权利。劳动教育是家庭教育的重要部分，对孩子今后的成长大有好处。 

 

(二)注重与孩子的思想、情感交流，鼓励孩子参加实践 

父母是孩子的启蒙者，家庭是学生生活、学习的主要场所，经济上的联系，生活上的依赖，使孩子和家长形成了极为密切的关系，极易接受家庭的教育和影响。家长鼓励孩子参加社会实践，对孩子进行思想上的动员和引导，使学生产生积极的参与态度，这是孩子参加社会实践取得良好效果的关键点。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是父母与孩子互动的过程。孩子在参加社会实践之后，父母一定要倾听孩子的感受，与孩子进行思想、情感的交流，帮助孩子总结和提高。父母对孩子进行教育，一定要注意与孩子建立良性的积极的双向沟通关系，这样才能有利于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使教育活动能在父母、子女之间顺利进行。 

 

二、学校教育 

 

(一)学校教育要创造更多的实践机会 

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学校起主导作用，实践活动在学校教育中不是没有得到开展，而是存在形式单一、内容不广、影响不深的缺陷。这源于社会支持不够、学校改革力度不够、家庭渴求愿望不够。因此学校在办学思想上应重视社会实践，在活动组织上做到求实创新，做到排除万难，坚定信心，开拓新颖、简单可行的实践方式，才能争取到社会、家庭更多的信任，把培养学生的任务扎扎实实落到实处。 

 

(二)充分发挥学校在指导家庭教育中的作用 

教育专家指出，学校指导家庭教育能弥补以往教育中存在的空白，它针对家庭教育出现的问题提出了要加大宣传家庭教育的重要性的力度和大力推广现代家庭教育的新观念、新方法。绝大多数家庭的家长之所以不能教育好孩子，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意识到家庭环境对孩子成长的重要性和应该采取怎样的方法教育孩子，因此，我们工作的首要任务就是采取多种形式宣传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和加大现代家庭教育的新观念、新方法的宣传力度，从而改变家长的教育观念，提高家长家庭教育的意识，引导家长做好家庭教育工作，从根本上改变家庭教育问题。 

家庭劳动教育的重要性范文第3篇

关键词：素质教育　家庭教育　社会实践 

 

落实素质教育从本质上讲就是要坚持教育政策的整体性，坚持教育内容的全面性和坚持教育途径的多样性。教育的整体性是指面向全体学生；教育内容的全面性是指促使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主动、和谐地发展；教育途径的多样性是指教育不能单靠课堂书本教学，还要让学生到实践中去。针对教育途径的多样性，江泽民同志曾深刻指出：“如果只是让学生关起门来读书，不接触社会实践是不利于他们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的”。 

基于上述认识，我校的教育教学目标，不仅仅是让学生掌握必需的文化基础知识、科学文化素养，更重要的是让学生掌握比较熟练的职业技能，具有继续学习的能力和适应职业变化的能力，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立业创业能力。而要达到这一系列的目标就必然需要加强学生的社会实践教育。但是，纵观职校现状：在当今社会生活急剧变化的大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青少年，尤其是职校学生，他们聪明活泼，见多识广，但对社会缺乏本质的认识和真实的了解，缺乏坚忍不拔的意志和顽强进取的毅力；他们不愁吃穿，生活优裕，但缺乏艰苦奋斗和吃苦耐劳的精神，独立能力差。这些个性行为上的缺失导致了社会实践教育难以顺利开展。究其个性行为发展至此的原因，有社会环境的负面影响，有学校本身存在的教育缺陷……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家庭教育的失败，家庭教育是社会实践教育的根源，家庭教育走进误区，将直接影响社会实践教育的质量。 

所谓社会实践是以“学会生存、学会学习”为目标，以学习者的兴趣与关心等内部动机为基轴，在课题学习中不受学科分科的束缚，通过实地调查、亲身体验、信息技术应用等过程，综合地运用各个学科的知识和技能开展活动。 

按照传统观念，家庭教育是在家庭生活中，由家长(其中首先是父母)对其子女实施的教育。而按照现代观念，家庭教育既包括：一、生活中家庭成员(包括父母和子女等)之间相互的影响和教育；二、专门从事家庭教育的教师对子女的教育。 

家庭教育是社会实践教育实效的有力保障。社会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农村学生和城市学生到同一工厂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从整体情况来看，农村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能力水平明显高于城市学生。这根源就在于农村、城市两种家庭教育的方式、方法不同。城市的孩子，生活条件好，衣食无忧。家长以“包办代替”包揽孩子衣、食、住、行，怕孩子脏着、累着而不让他们沾家务劳动的边，所有的一切，家里人都会为他安排好，只希望孩子能读好书，但往往小皇帝、小公主们沉迷玩乐，不争气，习惯于“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而农村的孩子，家长从小就开始培养、教导他为家庭分担家务，“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很多事情都是靠自己努力解决，因此他们的独立能力和实践能力得到不断提高，这就保障了农村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实效性。 

家庭教育是社会实践教育的基础。众所周知，西方国家的青少年在社会实践活动中，能吃苦耐劳，遇事镇定沉着，能与周围人们和谐相处，有作为社会成员而独立存在的信心和勇气，有克服困难的毅力。与此相反，中国的青少年乃至大学生，虽然学业上不亚于西方，但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却表现出独立生活能力差，缺乏自立意识，依赖性强，做事被动，胆怯等等。究其原因，在于家庭教育观念的不同。西方国家家庭教育的着眼点在于引导孩子打扎坚实基础，培养孩子成为具有适应各种环境和独立生存能力的社会人。基于这种观念，西方国家的很多家庭都十分重视孩子从小的自身锻炼。他们普遍认为，孩子的成长必须靠自身的力量，因此，要从小就形成自立的意识和独立生活的能力。锻炼包含着多方面的内容，诸如劳动锻炼、坚强意志的锻炼、忍耐力和吃苦精神的锻炼等等。但最重要的是适应各种艰苦环境和劳动能力的锻炼。通过参加劳动，让孩子从小就形成独立的劳动意识、劳动技能和爱劳动的习惯；学会在劳动和艰苦的环境中去克服困难，磨炼意志，发展各自的才能和特长，增长才智，并形成刻苦、节俭等品质。就是在这种潜移默化的过程中，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促其成为具有独立生存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公民，为今后走向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家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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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有很大不同。中国的家庭教育往往着眼于孩子将来有出息、有个好职业、一生能在顺境中度过。基于这种期盼，多数家长认为，父母对孩子的责任就是让他们生活得好，除了学习，什么都不让孩子干，能给他们多少幸福就给他们多少幸福。一句话，若能给孩子创造最优越的生活条件，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至于孩子的独立生活能力、对未来社会的适应能力则很少考虑，有的甚至不考虑。 

家庭教育是社会实践教育创优的前提。事实证明，日本的孩子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屡创佳绩，而中国的孩子却表现出独立生存能力差，面对困难无所适从，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两种不同的家庭教育。日本孩子自我管理出色，拉练中集体动手准备野餐，有的孩子带病坚持拉练，个个都能吃苦耐劳，意志坚强。这并非一日之功，而是平时吃苦锻炼的结果，也是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密切配合的结果。欧美等国的儿童、少年，从小就从事送报、打工等劳动，这本身就是一种吃苦精神的磨炼。在寒冷的冬天，当中国的同龄孩子可能还在热被窝里熟睡时，他们早已起来挨家挨户去送报了。这对娇惯子女的中国家长是难以接受的，甚至可能有人认为这是“残忍”的。这些都充分证明了家庭教育是社会实践教育的前提，家庭教育做得好，社会实践教育必然屡创佳绩。 

基于上述情况，家庭和学校应如何做好家庭教育和社会实践教育工作，使两者能和谐发展呢? 

一、家庭教育 

 

(一)家长要重视对孩子的劳动教育 

劳动是中华民族的美德，现代中国人的劳动意识淡漠，劳动能力、自理能力差。生活中有许多本该由孩子自己承担的责任，被家长包办代替了，使得孩子在这个年龄阶段应当具备的劳动能力减弱或丧失。这是因为我们的家长没有意识到劳动是孩子应尽的义务，家庭是由家庭成员组成的，每个家庭成员在享有家庭权利的同时，也应承担家庭责任，孩子即使年幼或者未成年，他也是家庭成员，他也应该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儿，因为这是他应尽的义务之一。从另一角度来说，劳动是儿童生活的基本权利，因为孩子在劳动中学到知识，获得乐趣，因此，父母不要剥夺孩子参加劳动的权利。劳动教育是家庭教育的重要部分，对孩子今后的成长大有好处。 

 

(二)注重与孩子的思想、情感交流，鼓励孩子参加实践 

父母是孩子的启蒙者，家庭是学生生活、学习的主要场所，经济上的联系，生活上的依赖，使孩子和家长形成了极为密切的关系，极易接受家庭的教育和影响。家长鼓励孩子参加社会实践，对孩子进行思想上的动员和引导，使学生产生积极的参与态度，这是孩子参加社会实践取得良好效果的关键点。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是父母与孩子互动的过程。孩子在参加社会实践之后，父母一定要倾听孩子的感受，与孩子进行思想、情感的交流，帮助孩子总结和提高。父母对孩子进行教育，一定要注意与孩子建立良性的积极的双向沟通关系，这样才能有利于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使教育活动能在父母、子女之间顺利进行。 

 

二、学校教育 

 

(一)学校教育要创造更多的实践机会 

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学校起主导作用，实践活动在学校教育中不是没有得到开展，而是存在形式单一、内容不广、影响不深的缺陷。这源于社会支持不够、学校改革力度不够、家庭渴求愿望不够。因此学校在办学思想上应重视社会实践，在活动组织上做到求实创新，做到排除万难，坚定信心，开拓新颖、简单可行的实践方式，才能争取到社会、家庭更多的信任，把培养学生的任务扎扎实实落到实处。 

 

(二)充分发挥学校在指导家庭教育中的作用 

教育专家指出，学校指导家庭教育能弥补以往教育中存在的空白，它针对家庭教育出现的问题提出了要加大宣传家庭教育的重要性的力度和大力推广现代家庭教育的新观念、新方法。绝大多数家庭的家长之所以不能教育好孩子，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意识到家庭环境对孩子成长的重要性和应该采取怎样的方法教育孩子，因此，我们工作的首要任务就是采取多种形式宣传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和加大现代家庭教育的新观念、新方法的宣传力度，从而改变家长的教育观念，提高家长家庭教育的意识，引导家长做好家庭教育工作，从根本上改变家庭教育问题。 

社会实践活动为学生施展才能提供了条件，社会实践活动的开展需要学校的精心组织，家庭的积极配合。家庭教育是社会实践教育的根源、基础，家庭教育对社会实践教育起到促进作用，家庭教育的顺利开展将促进社会实践教育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

家庭劳动教育的重要性范文第4篇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转移；家庭劳动力；文化状况；贵州省

中图分类号：F2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9-0077-03

贵州省是一个欠发达的西部地方，劳动力资源丰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贵州省农村劳动力大量地向沿海及中心城市转移。根据贵州省第二次农业普查数据，2006年贵州农村外出从业人员达到441.74 万人，为1996 年的3.7 倍，2008 年继续增长到586.72 万人。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由低收益部门向高收益部门转移，不但促进了社会生产力要素的重新配置，也增加了外出农村劳动力的收入。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数据显示，家庭经营收入一直都是贵州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首要构成部分，但是其所占百分比却呈下降趋势，从2000年的74.91%，减少为2009年的51.16%。相反，工资性收入虽然为第二构成比例，但是其却呈上升趋势，从2000年的20%，增加为2009年的35.75%，这说明农村居民外出工资性收入正逐步成为农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

2006年的抽样调查数据显示，贵州省转移劳动力的文化素质远高于农村劳动力的平均水平，以具有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为主，分别占转移人数的29.7%和53.7%，高中及以上占16.6%[1]。李崇慧[2]等的研究结果也表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比例与文化程度呈正比，学历越高，转移的比例越大；目前贵州省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水平高于未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季勤等[3]通过对贵州省第二次农业普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具备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外流劳动力增长到 65.9%。这说明目前留守在农村的劳动力素质普遍较低。

针对贵州省农村居民外出工资性收入正逐步成为农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而目前留守在农村的劳动力素质普遍较低的这一现象，贵州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收入对家庭劳动力文化状况的影响是什么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笔者试图通过分析贵州省农村居民外出从业工资性收入对家庭劳动力文化状况的影响，探寻利用贵州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改善家庭人力资本的途径，以促进贵州省农村经济的发展。

一、贵州省农村居民外出从业工资性收入与家庭劳动力文化状况

贵州省农村居民外出从业工资性收入呈逐年增加的趋势。下页表1显示，2000年贵州省人均农村居民外出从业工资性收入为117.51元/人，逐年都在增加，2009年达424.2元/人。同时，农村家庭劳动力文化状况也在逐年提高，其中初中文化受教育程度2000年为34.01%，到2009年增长为42.6%。高中文化受教育文化程度由2000年的3.28%增长为2009年的6%，而中专和大专及大专以上受教育文化程度分别由2000年的1.36%和0.21%，上升为2009年的1.8%和0.8%。这说明从2000—2009年，贵州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收入增加的同时，家庭劳动力的受教育文化状况也在提高。

但是，农村劳动力转移所得对家庭劳动力初中、高中、中专和大专及大专以上受教育程度的影响是不同的。将以人均农村居民外出从业工资性收入为自变量，记为X，以各受教育程度为因变量，记为Y，运用一元线性回归的方法，分析之间的影响程度。

二、贵州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家庭劳动力文化程度的影响

三、结论与分析

将以上方程（1）、（2）、（3）、（4）画图进行分析，其中Y1、Y2、Y3和Y4分别表示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初中、高中、中专和大专及大专以上受教育程度，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当地农村居民外出从业工资性现金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初中、高中、中专、 大专及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即随着劳动力外出收入的增加，农村家庭劳动力的文化水平也随之提高。

2.农村居民外出从业工资性现金收入对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促进作用大小依次为初中、高中、中专、大专及大专以上。考虑到中国九年义务教育政策提高初中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因素，农村居民外出从业工资性现金收入对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高中受教育程度的影响最大。劳动力转移所得收入可以促进更多的家庭劳动力获得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农村家庭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提高了贵州农业现代化建设所必需的农村劳动力素质。

3.根据图1所示，可以预测随着农村居民外出从业工资性现金收入的不断增加，当其达到1 400元/人时，其对大专及大专以上受教育水平的影响将大于对中专受教育水平的影响。由于农村居民外出工资性收入正逐步成为农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那么可以预测劳动力转移所得收入对农村人力资本的影响将越来越大。

四、政策建议

1.重视农村劳动力转移所得提高家庭劳动力人力资本的影响。虽然目前对于贵州省农村居民家庭来说，家庭经营所得仍是其主要收入来源，但是其在家庭收入构成所占的比例却呈下降趋势，而外出从业所得在家庭收入构成中呈上升趋势，这说明农村居民外出工资性收入正逐步成为农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那么可以预测劳动力转移所得收入对农村人力资本的影响将越来越大，因此，必须重视农村劳动力转移对提高农民人力资本的影响。

2.合理引导农村居民家庭将外出打工收入用于对家庭劳动力进行人力资本投资。韩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经验告诉我们，农业现代化的关键是农民的现代化，没有高素质的现代农民，是无法完成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换。贵州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家庭劳动力文化状况的影响程度不同，因此，可以根据贵州省发展现代农业对农民文化水平的需要，合理引导农村居民家庭将外出打工收入用于对家庭劳动力进行人力资本投资。

3.不断提高农村居民家庭外出从业收入，充分利用农村劳动力转移收入对高中及高中以上文化受教育程度的投资。2009年贵州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文化状况为12.9%为不识字或识字很少，35.9%为小学程度，42.6%为初中程度，6%为高中程度，1.8%为中专程度，只有0.8%为大专及大专以上受教育程度。发达国家实现农业现代化时，农村劳动力文盲率为3%，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1.7年。2011年贵州省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07年。因此，与发达国家相比，贵州省农村劳动力的素质还有很大差距，相差4.63年，这不利于贵州现代农业的发展。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贵州省农村居民家庭外出从业收入对家庭劳动力高中受教育程度影响最明显，当农村居民外出从业工资性现金收入达到1 400元/人时，其对大专及大专以上受教育水平的影响将大于对中专受教育水平的影响，因此，提高贵州省农民受教育程度的措施之一是不断提高农村居民家庭外出从业所得，并制定相关政策，充分利用其所得加大对高中及高中以上文化受教育程度的投资，促进贵州省农业现代化的顺利实现。

参考文献：

[1] 许碧.贵州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现状及对策研究[D].贵阳：贵州大学硕士论文，2008.

[2] 李崇慧，王永平.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现代农业发展的影响：基于贵州长顺县凯佐乡调查实例[J].贵州农业科学，2011，（4）：208-211.

[3] 季勤，赵子铱.贵州农村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J].贵州农业科学，2010，（5）：219-223.

家庭劳动教育的重要性范文第5篇

关键词 马卡连柯 劳动教育 现实意义

安・谢・马卡连柯（1888―1939）是苏联早期的教育家和作家，他积极投身于教育实践的同时，还勤于著述，撰写了许多教育著作，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教育思想体系，其中劳动教育思想是其教育思想体系的主要内容之一。本文通过分析马卡连柯的劳动教育思想，以期对现代儿童劳动教育有所启示。

1马卡连柯劳动教育的意义和作用

在马卡连柯关于劳动教育的论述中，他按照社会主义社会对人的基本要求来讨论劳动的教育意义，其教育著作《儿童教育讲座》中就提出了劳动教育的价值：“正确的苏维埃教育如果不是劳动的教育，那是不能想象的。劳动永远是人类生活的基础，是创造人类生活和文明幸福的基础。”劳动教育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劳动教育能使儿童了解劳动的必要性，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养成劳动的习惯。在参与劳动的过程中，儿童会养成劳动的牢固习惯，产生对劳动的兴趣，会把劳动当作表现其人格和才能的主要形式，形成劳动最光荣的价值观，养成儿童热爱劳动的情绪情感。

（2）劳动不仅可以促进儿童的健康发展，提高儿童的劳动能力，还可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劳动可以使儿童手脑并用，锻炼身体的同时也促进智力的发展，在劳动的过程中，儿童能感受到我能帮助别人，但也需要别人的帮助，形成初步合作的意识，发展和谐的人际关系。

（3）劳动教育的最大价值体现在儿童道德上和精神上的发展。儿童在劳动的过程中，通过为自己或者为他人的服务，或是体验参与他人劳动的境况，有助于儿童获得自我存在的价值，培养责任感，增强自信心，从而进行自我肯定，自我发展。对儿童开展适宜的劳动教育，还能培养儿童珍惜劳动成果，养成勤俭节约的良好品质。

2集体劳动是劳动教育的重要形式

马卡连柯认为学校是开展劳动教育的主要场所，在所有的教育实践中，马卡连柯把劳动教育和集体教育紧密联系起来。他把“通过集体” 、“ 在集体中” 和“为了集体”而教育的思想广泛地运用到劳动教育之中，因为他认为，组织一个良好的集体是劳动教育的重要途径。正是在集体组织中进行分工和协作，把劳动教育与集体教育结合起来，才能使每个成员都能做到热爱劳动，关爱集体和他人，发现集体力量的伟大，体验个人的价值存在，养成珍惜个人和他人劳动成果的习惯。反之，如果没有集体，就没有劳动过程中的分工与协作，儿童也不能更好地感受个人价值和集体存在的意义。

如果说劳动教育的主要场所是学校，那么劳动教育的重要辅助则是家庭。马卡连柯十分重视儿童的家庭劳动教育。他曾指出：“在教育自己儿童的工作中，父母永远不应该忘记劳动的原则……正是家庭的劳动锻炼，对于人们未来的熟练技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家庭里获得了正确劳动教育的儿童，以后就会很顺利地完成自己的专门教育。”马卡连柯认为家庭劳动教育与儿童未来的工作技术有密切关系，即能否进行合理的劳动教育会影响儿童未来熟练技术的获得。因此在家庭里获得了正确劳动教育经验的儿童，在未来生活中就能很顺利地完成自己的专门教育。如果儿童期在家庭里没有接受任何劳动经验的儿童，虽然以后他会接受相应的教育机构的教育，但他也不会获得很好的熟练技术，还可能会面临各种失败，可能会成为不合格的工作者。所以家庭是儿童劳动教育的重要辅助场所，对儿童劳动教育观念的形成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3马卡连柯劳动教育思想对儿童劳动教育的启示

3.1一日活动中贯穿劳动教育

儿童的一日活动中有专门的教育活动、游戏活动和生活活动。在教育活动中，我们可以有计划有目的地开展劳动教育，比如在相关的语言领域、社会领域，我们可以直接提出相应的劳动态度和劳动技能的培养目标，更有针对性和系统性地对儿童进行劳动教育。在游戏活动中，可以采取游戏的方式开展劳动教育，寓教于乐；儿童还可以参与环境创设体验劳动的乐趣。在生活的各个环节，都充满了劳动教育的契机，在日常生活中，贯穿劳动教育，能提高儿童的自我服务能力，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还能体会到为他人服务的价值感，形成良好的同伴关系。

3.2重视家庭中的劳动教育

目前，因为独生子女家庭较多，家长较重视儿童早期智能教育，身体健康教育，但却普遍忽视了儿童的劳动教育。儿童时期是劳动习惯养成的关键阶段，家长的劳动行为可潜移默化地影响儿童形成爱劳动的习惯。家长可借鉴马卡连柯的思想，正确认识劳动教育的意义，合理利用家庭教育的优势对儿童进行劳动教育，让儿童做力所能及的事，使家庭成为劳动教育的重要场所。

3.3注意劳动教育与品德教育相结合

马卡连柯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特别强调在对儿童开展劳动教育时应当进行相应的劳动观念、劳动态度和劳动习惯的教育，让儿童通过劳动感受对错、美丑、善恶，促进儿童精神的成长，从而体现儿童劳动所蕴含的教育性，发挥劳动的教化作用。比如，在语言领域活动中，可以通过讲故事让儿童了解劳动创造了人类并推动人类进步，对待劳动要诚实，有社会责任感，不管事大事小，都要认真对待；在音乐活动中，可学唱《劳动最光荣》，理解劳动的光荣与伟大；鼓励儿童自己的事自己做，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

参考文献

家庭劳动教育的重要性范文第6篇

关键词：教育；消费；收入；劳动力；分析

中图分类号：F08；G40-0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096(2002)06-0018-04

一、教育与教育消费

教育是为了满足一定的社会要求和提高人类的知识与技能，通过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 培训，培养社会所需要的劳动者的社会活动。教育最早起源于生产劳动，最早期的教育也就 是老一代劳动者通过向新一代劳动者传授生产经验与生活经验实现的。可见，教育最初就是 具有生产属性的，后来随着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逐步分工，教育与生产劳动逐渐分离，出 现了专职从事教育的机构与场所。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教育呈现出越来越强的生产力属 性。

对于教育的生产力属性，西方早期的经济学家如威廉・配第、亚当・斯密、李嘉图与马歇尔等作过论述。马克思更认为，教育是提高劳动力再生产的基本途径和手段，是使劳动者获得全面自由发展的必要过程和必经手段。在现代社会，教育的生产力属性更加明显。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的生产、积累、更新、进步等都直接依赖于教育的发展，教育不仅是知识生产力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具有直接的生产力含义。

正是由于教育的生产力属性，教育消费才有了消费与投资的双重属性。所谓教育消费，是指为获取知识与技能，教育者本人或家庭用于教育方面的各种货币支出。教育消费既是消费，也由于其形成人力资本的作用同时也是投资，或者说教育消费是投资性消费。所谓投资性消费，就是既能满足人们目前需要又能形成未来生产能力的消费。教育消费通过影响劳动者的未来消费能力即获取收入的能力与消费偏好为其提供长期消费收益，同时，教育支出能提高劳动者的未来生产率和相应的更高劳动收入为其提供长期资本收益。

二、教育消费与收入分配

教育消费与收入分配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收入分配状况决定了可能达到的教育消费水平。从宏观角度上讲，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收入分配状况决定了这个国家或地区可能达到的教育消费水平。从微观角度上讲，一个家庭对教育消费可能作出的支出，受到这个家庭收入水平的影响。如果以教育消费的货币支出额来计量教育消费水平，那么在收入分配水平与教育消费水平间就存在一定的函数关系，即教育消费函数。

如果以Y表示教育消费水平，x表示收入，则教育消费函数可以表示为

Y＝F(x)，其中x＞0，dY／dx＞0，d2Y／dx2≤0

教育消费函数是一个拟凸函数，其一阶导数大于0，二阶导数小于等于0。教育消费函数的这种性质有着明确的经济含义，即教育消费水平随着收入水平的增长而增长，教育消费水平增长的速度大于收入水平增长的速度，但是这种增长的速度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而递减，即家庭教育消费水平增长的幅度随家庭收入水平增长幅度的进一步增加而降低，也就是说，收入水平越高，教育消费水平的增长幅度越低。而且，家庭教育消费支出负担率与收入水平呈反比，即家庭收入水平越低，家庭教育消费支出占家庭全部消费支出的比例就越高；家庭收入水平越高，家庭教育消费支出占家庭全部消费支出的比例就越低。

具体而言，教育消费水平与收入分配水平间存在以下关系：

1教育消费水平随收入水平的增长而增长

教育消费水平随收入水平的增长而增长，表现为教育消费水平对收入水平的边际倾向大于0。教育消费水平对收入水平的边际倾向dY／dx，表示后者增加l单位引起前者增加的单位数，即收入增加额中教育消费水平增长的比例。dY／dx>0，说明家庭教育消费水平随家庭收入水平的增长而增长。

2教育消费水平随收入增长而超前增长

教育消费水平随收入增长而超前增长，集中体现为教育消费水平的收入弹性大于1。教育消 费水平的收入弹性，指当收入增加1％时，教育消费水平提高的百分数。即教育消费水平的 收入弹性：

E=dlnY/dlnx

=xdY/Ydx

当我们把教育消费函数设为一次齐次线性函数时，可以具体估计出教育消费水平收入弹性的数值。假设Y=bO+b1x,其中bO0.bO=

那么

E=dlnY/dlnx

=xdY/Ydx

=1-bo/Y①

因为b01

经过计算得出教育消费水平的收入弹性大于l。这表明当收入增长一个百分点时，教育消费水平的增长超过一个百分点，即教育消费水平的增长速度大于收入水平的增长速度。由此可以得出一般结论，教育消费水平总是超前于收入水平的增长而增长，这符合我们的通常的看法，这也说明，教育消费一般要保持适度的超前增长。推而广之，就一个国家或地区而言，教育消费水平的增长也将随收入水平的增长而增长，而且教育消费水平的增长速度超过收入水平的增长速度，但是在不同的地区或在地区内部，教育消费水平随收入水平增长而增长的程度是不一样的。这是因为教育消费水平的收入弹性受b0与x的影响，而在不同地区之间、地区内部及城乡之间由于bo与x的不同，教育消费水平的收入弹性也不同。也就是说，在不同的地区和城乡之间，由于收入增长而带来的教育消费水平的的增长也不一样。

3教育消费水平的弹性系数随家庭收入水平增加而递减。

教育消费水平的弹性系数随年人均家庭收入增加而递减是因为

dE/dx=bOb1/Y2②

这表明教育消费水平随收入水平的增长而增长，但是增长幅度随着收入水平的进一步增长而递减，即收入水平越高，教育消费水平增长幅度越低，这也符合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一般规律。同时这也说明，教育消费水平越低的家庭，其用于教育消费支出的货币占家庭全部收入的比例，低收入家庭将高于高收入家庭，家庭收入水平越低，家庭用于教育消费方面的支出在家庭全部消费支出中的比例就越高。即低收入家庭教育消费支出的负担要比高收入家庭教育消费支出的负担要重，而且收入越低，负担越重。

除教育消费水平随收入水平的增长而增长外，教育消费水平与接受教育消费者的教育程度呈正相关关系，而且教育消费水平增长的幅度呈跳跃式发展。此外，父母的行业、职业与教育程度不同教育消费水平也不同，而且不同地区间教育消费水平存在明显差异。

教育消费水平与恩格尔系数也存在一定的关系，不同地区的恩格尔系数与家庭教育支出负担率基本呈正向变化关系，即恩格尔越高的省份，家庭教育支出负担率也越高。但是，北京的情况相反，即北京的恩格尔系数较低，但教育消费支出较高，这可能与北京地处首都，特别重视教育有关。

研究表明，食物消费支出所占比例与家庭教育消费支出所占比例之间显著正相关，即一个国家家庭消费中用于食物的消费比例越低，则国民家庭消费支出中用于教育消费的支出的比例也越低；而一个国家用于食物的消费比例越高，则国民家庭消费支出中用于教育消费的支出比例就越高。并且，教育消费支出比例对食物消费支出比例呈弱弹性，即食物消费比例每降低一个百分点，家庭教育消费水平只提高0.72个百分点。

教育程度越高，家庭教育消费支出负担率越大。就全国平均而言，大学本科及大学本科以上的基本教育消费支出负担率为18．97％，而小学的基本教育消费支出负担率仅为4.45％。各省市间的教育消费水平是不同的，教育层次越高，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省市，其教育消费水平也越高。我国城镇居民家庭的基本教育消费负担率为7.38％，总教育消费负担率为9.62％。一般而言，经济发展水平高的省市，其家庭教育消费负担率低，这是与教育消费占收入的比例随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但增加的幅度低于收入增长的幅度相一致的。

对一般教育消费者来说，来自家庭的资助在教育消费的资金来源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对那些贫困家庭的教育消费者来说，来自家庭的资助可能不足以支付教育消费的各种支出，那么来自亲友的资助，以及贷学金、助学金与勤工俭学等方式，就在教育消费的资金来源中占有重要地位。尤其对特别贫困的家庭来说，更是如此。由于教育消费中有些项目是固定的，如高等院校的学杂费、住宿费等，用于这些方面的支出不以教育消费个人的支付能力为转移。而对其他教育消费支出，如饮食、衣服、交通、书籍等方面，会因教育消费者家庭收入水平不同而不同，家庭贫困者一般会尽可能压缩在非必需项目的支出。来自家庭外资助的平均水平，家庭年总收入水平在10000元以下的学生明显高于家庭年总收入在10000元以上的学生，家庭居住在农村的学生获得家庭外资助的平均水平比城镇学生高。

三、教育消费与劳动力市场

如果说收入分配对教育消费的影响，是从教育消费的起点来影响教育消费的话，那么劳动力市场对教育消费的影响，则是从教育消费的终点来影响教育消费，即接受教育消费者完成教育消费后，必须到劳动力市场寻找工作获取收入，劳动力市场本身的完善与竞争状况，既影响到接受教育消费者可能获取的收入，也影响到未完成教育消费者与潜在的教育消费者做出的教育消费的决策。

教育消费与劳动力市场的关系，主要是通过教育消费为劳动力市场提供不同教育层次与专业的劳动力实现的。一方面，教育消费提供劳动力的结构是否适应劳动力市场的需要，既影响到接受教育消费者寻找工作的难易与满意程度，与可能获得的工资，也影响到潜在的教育消费者与完成教育消费者对未来教育消费的决策；另一方面，教育消费扩张到劳动力市场上不同层次劳动力的就业情况产生影响，既影响到劳动力市场上工资的变动，也影响到劳动力市场本身的发展。

在教育消费与劳动力市场之间，劳动力市场对教育消费的影响也是主要的，教育消费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是次要的。首先，劳动力市场的完善程度影响着教育消费的数量与质量。如果劳动力市场是完善的，教育消费较高的劳动力就会找到收入较高的工作，就会促进教育消费的发展。反之，则不利于教育消费的发展。其次，教育消费的发展规模与水平，影响劳动力的结构、层次与整体素质。如果教育消费提供的劳动力能满足劳动力市场的需要，那么在教育消费、劳动力市场与经济发展间就会存在一个良性循环。否则既不利于教育消费的发展与劳动力市场的发育，也将影响到经济的发展。再次，教育消费对人口质量与劳动力资源有重要影响。这主要是通过代际效应实现的，即父母的教育消费影响到子女的教育消费。通过代际效应的传递机制，教育消费的发展将大大提高人口质量与优化劳动力资源。

教育消费与劳动力市场的相互影响，要求优化教育消费结构，以培养出符合劳动力市场需要的劳动者。教育消费结构的优化，要求教育消费结构与劳动力需求结构基本一致。但是，现实中两者却经常存在矛盾。这首先是因为教育消费微观决策与宏观决策不一定会保持一致，对个人来说其教育消费决策是理性的，但这并不等于宏观决策的最优化。其次是因为国民经济发展本身具有一定的无序性，劳动力市场总是处于变化之中，是难以准确预测的。第三，教育本身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也不可能完全协调一致，教育与经济的动态适应总是存在一定的时滞。总之，教育消费结构并不总能与对劳动力的需要结构一致，要实现二者的一致，必须经过一定的途径。

优化教育消费结构，实现教育消费结构与劳动力需要结构间的基本平衡，一般采用功能应对模式。这种模式的主要思想是，教育消费结构与劳动力需求结构间是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两个方面，所以，只要教育消费结构提供的劳动力符合社会与经济发展的需要，教育消费就完成了向劳动力市场提供劳动力的责任。这种模式特别强调教育消费为社会提供具有强大的就业适应能力与综合素质的劳动力，在功能上满足社会与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要求，而不强求教育消费结构与劳动力需求结构间的一一对应。由于这种模式强调功能上的和谐与吻合，而并不是结构与运行方面上的对应，而且通过提高教育消费者的通用专业能力，使教育消费结构与劳动力需求结构间总能保持相对的平衡。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教育消费的决策和劳动力的职业选择日渐成为一种微观层面的自主行为，也就是说市场机制已成为其中起主要作用的资源配置手段。因此，要使教育消费和劳动力市场协调发展，必须充分重视市场机制的作用，当前突出的是要大力发展民营教育，推动教育供给的市场化，使居民多样化的教育消费需求由于教育供给的短缺只能得到有限满足的局面，使教育消费和劳动力市场之间的不协调和结构偏差进一步恶化的局面逐步得到扭转。

四、发展教育消费的政策建议

要发展教育消费，必须从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的角度来认识教育消费，从经济发展与资源配置的高度来认识教育消费，要着眼于教育消费的长远发展。我国的教育消费虽有了一定的发展，但目前教育消费的状况还不能满足社会与经济发展的要求。

1.要改变观念，摒弃那种发展教育消费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短视观念，而要把发展教育消费的作用着眼于经济的长期发展。

2.要改革教育管理体制，优化教育供给，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在促进义务教育和中等教育发展的基础上，加快高等教育发展。

3.要加快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改善收入分配状况，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尤其要加大力量提高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为教育消费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4.要切实深化劳动力市场改革，加快劳动力市场改革步伐，扩大劳动力市场职位的供给，消除劳动力市场中的政策性分割因素，尽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5.要确保教育消费保持一定的适度超前发展，进一步加大对教育的投入，提高教育经费 在GDP中的比重，为教育消费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参考文献：

［1］刘方木或九十年代中国 市场消费战略［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2］袁连生教育成本计量探讨［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3］傅维利劳动力市场与教育的自主调节问题［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 995

［4］刘方木或，刘社建教育 消费应当大力启动和超前增长--对教育消费的几点经 济学分析［J］上海商业，2001，(8)

［5］刘社建中国存在"过度教育"吗［N］经济学消息报，2001-09-21

［6］刘社建，李振明扩大教育消费与优化劳动力市场［N］光明日报，2001-10 -23

［7］刘方木或，刘社建防止 收入差距过分扩大［N］人民日报，2002-02-26

①具体计算如下：

E=dlnY/dlnX=(dY/Y)/(dX/X)=xdY/Ydx=xd(bO+b1x)/(bO+b1X)dx=xb1dx/(bO+b1x)dX=b1/(bO+b1X)=1-bO/(bO+b1X)=1-bO/Y

②具体计算如下：

dE/dx=d(1-bO/Y)/dx=-bOd(1/Y)/dx=-bO[(-b1dx)/Y2]/dx=bOb1/Y2

An Economic Analysis on Education Consumption

LIU She-jian

(Research Center of Employment and Social Securites, Fudan Univer sity, Shanghai 200043, China)

Abstract: Education consumption is mainly affected by income di stribution and la bor market. Income distribution affects education consumption from its beginning , and labor market affects education consumption form its ends. In order to meet the demand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we have to take effective measures to boost the level of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improve labor market.

Key words: education consumption; income; labor; analysis.

家庭劳动教育的重要性范文第7篇

论文摘要:对河南省农村成人教育水平的调查分析表明，目前农村成人教育基础薄弱，农民整体素质低下，受教育水平不高。因此必须采取相应措施，将继续教育纳入终身教育体系，切实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这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

《河南省新农村建设中新农民继续教育现状调查》课题组在河南省17个地市有关部门的协助下，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等方法对河南省农民接受继续教育现状进行了描述性研究和定量分析，旨在调查清楚河南省新农村建设中农民接受继续教育的现状，探讨出对农民继续教育的新模式，为河南省有关部门领导为新农村建设决策提供第一手原始材料。

一、数据整理和分析

（一）农村劳动力教育现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本次调查采取了多阶段抽样调查。第一阶段抽取地市中17个县市；第二阶段抽取17个行政村；第三阶段在抽取的行政村中，实行等距随机抽样，共抽取有效样本698个，构成了这次调查分析的主体。调查数据显示：我省农民整体受教育的水平不高。在接受调查的460户家庭中， 27.3%的家庭中的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最高为小学，55.2%的家庭为初中，14.7%的家庭为高中，2.1%的家庭为中专，0.6%的家庭为大专。家庭人口平均数为4.19人，由此可以推断出每个家庭中劳动力一般在2人或2人以上，而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一般来说比较低。

1.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对家庭职业选择的影响

调查数据显示，随着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农村家庭的职业选择机会增加，从事的职业明显呈现多样化。在问卷中我们列出了10个职业，包括种植业、家庭加工业、养殖业、社会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建筑业、餐饮业、交通运输业、工业、其他职业等。劳动力最高受教育水平为初中以下家庭，从事的职业分布在种植业、养殖业、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初中水平的家庭从事的职业有8个；高中及高中以上的家庭从事的职业有10个。这表明随着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其知识和能力都得到了相应的提高，而且为职业的重新选择提供了可能。同时，随着家庭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从事种植业的比例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

2．对经济收入来源的影响

通过建立受教育水平与主要经济来源的交互分类统计数据显示，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的现状影响着农村

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在小学和小学以下的家庭，主要经济来源比较单一，随着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农村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呈现多样化趋势，并且主要经济来源分布相对比较均匀。同时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种植业收入所占的比重呈明显下降的趋势。劳动力最高受教育水平为小学和小学以下的、以种植业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家庭占到57.8%，最高受教育水平为初中的家庭以种植业收入为主要经济来源的为37.6%，高中及以上的家庭以种植业为主要经济来源的为22.4%。以企业的工资收入、养殖业收入和其他收入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家庭随着其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呈现明显上升的趋势。

3．对家庭收入和支出的影响

通过对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与人均年收入、月支出作Eta系数的相关分析，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与家庭的人均年收入、月支出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通过了F检验，说明家庭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越高，人均年收入就越高，人均月支出也就越高，家庭的整体生活状况良好。

4．对家庭生活状况的影响

对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与该家庭在本村的生活状况作Gamma系数分析，呈现显著的强相关关系，并通过0.05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劳动力受教育水平越高，家庭在本村的生活状况就越好。

（二）农村成人教育的现状

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对农村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主要得益于农村劳动力在进入农村工作和生活前所接受的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或高等教育。实际上他们一旦进入农村工作和生活，这种教育就基本上与他们脱离，而离开了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或高等教育的农村劳动力的再教育，主要是通过农村成人教育来完成的。

目前农村成人教育的现状如何？在问及“村里有没有对农民进行文化教育和技术教育”时，在被访问460户家庭中，8.3%的家庭认为“经常搞，主要是文化教育”，6.6%的家庭认为“经常搞，主要是技术教育”，两者合计共有14.9%的家庭认为村里经常对农民进行文化或技术教育；20.6%的家庭认为村里针对农民的文化教育和技术教育“很少搞”；32.6%的家庭认为对农民的文化教育和技术教育是“做样子”；32.2%的家庭认为对农民的文化教育和技术教育“从未搞过”。这表明基层组织对农民的教育不够重视，没有认识到教育对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没有将这项工作作为日常工作来抓。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第六条规定，村民委员会应当发展文化教育，普及科技知识。而这项工作的开展显然不到位。

另外对村民委员会的调查表明，农村缺乏专门负责对村民进行教育的机构和组织，在村级基层组织一般只有这样一个职务——农业技术人员。然而在问及“村里有没有农业技术人员”时，在被访问的460户家庭中44.1%的家庭认为“没有”，有11.2%的家庭认为“不知道”，只有44.7%的家庭认为“有”。这说明农技员在农村并未真正起到推广农业技术的作用，因而导致其影响不大。从农村访谈中我们发现，农技员并没有什么实际工作。这一点在对知道有农技员的家庭调查中可以得到反映：35.9%家庭认为，农技员“从来没有向他们推广过农业技术”，另有18.6%的家庭认为“有，只不过是做样子”，有26.8%的家庭认为“有，但不多”，只有18.7%的家庭认为“有，很多”。对于农技员推广农业技术的问题，在对农村家庭了解农业知识主要途径的调查中也可以得到较好的回答。只有21.2%的家庭认为农业技术来自于“农技员的推广”。村级基层组织未能履行好自己对村民的教育职能，导致对村民进行教育的途径产生断裂，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农村的发展。

最后在问及有没有必要进行这些教育时，村民给予了非常肯定的回答。在被访问的460户家庭中，88.6%的家庭认为“非常必要”或“有必要。农民非常渴望能够接受多种形式的教育，也非常希望有关部门与单位送科技下乡，传授农民急需的农业科技知识。

二、农村成人教育与农村社会变迁

国际成人教育协会秘书长罗杰斯指出，成人教育是现在教育面临世界性危机的一部分。而对于我省的农村成人教育而言，占全省人口70%强的农村教育以及对潜在和现实的农村劳动者教育的实施和保障等方面的“危机”和“忧虑”，并没有融入现有的、主流的教育危机与忧患意识之中。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市场成为引导农村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就业模式的改变，以及生活方式的变化，技术的进步，都大大加速了农村社会变迁的进程。每个人都必须有意识地创造性地参与社会，参与社会的全面服务。在复杂多变的现代社会里，农村成人教育在农村社会变迁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将直接推动着农民这个主体素质的全面提高。促使乡村社会变迁的重要因素是传播和教育。社会变迁有三个阶段：发明、传播、取得成果。发明是指新思想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传播是把新思想传送给社会广大成员的过程；取得成果是指采用或者拒绝这种成果，从而引发的社会系统的变迁。

农村成人教育的实现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社会的推动，社会提供可供选择的教育途径；二是农民必须有较强的受教育意识；三是对教育的投资。教育的投资是前两者实现结合的关键。西方学者一般用恩格尔系数来测定人们的教育投资需求，当恩格尔系数低于40%时，受教育者才有强烈的要求进行教育投资，而2006年，我省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48.6%，这说明大部分农民并没有较强的教育投资意愿。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基层组织应将对农民的教育放在推动乡村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来认识，切实转变作风，实现村民自治所规定的内容。切实将对农民的教育与传播实用技术结合起来，力求获得实效，不走过场，使之对贫困人群产生吸引力，再逐步过渡到对农民的全面教育，使乡村社会成为农村实施终身教育的重要场所。

参考文献

[1]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就河南怎样就怎样建设新农村答记者问 GOV.cn，2006.3.5

家庭劳动教育的重要性范文第8篇

摘要：家庭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基础，是孩子人生的第一课堂，自古以来就受到人们的关注。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需要更高素质的人才，父母对孩子的期望值也日趋增高，使家庭教育的地位越发显得重要。本文根据家庭教育活动规律，从家庭教育的作用、特点及方法的教育问题逐一阐述，为孩子走向成功提供了最佳的教育方案。 关键词：家庭教育 人才 走向成功 家庭是孩子成长的摇篮，良好的家庭教育是孩子走向成功的重要条件和前提。如果孩子从小没有接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将会对其一生产生不可弥补的损失。当今独生子女家庭教育问题的不断凸现，存在不同程度的家庭教育方式的误区，已逐渐引起社会、学校、家庭的高度重视。因此作为家庭教育主体的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承担了对孩子的生理上的精心照料、智慧的正确诱导、行为习惯的养成与塑造的责任。 1.家庭教育对人才培养的作用 孩子从出生到正式步入社会，是在一个特定的家庭环境中成长着，家庭对孩子的成长和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家庭教育的目标应是：在孩子进入社会之前，培养孩子身心健康地发展，为孩子打开走向成功之门。 1.1“学会做人”，是家庭教育的起点和基点 教子做人，是家庭教育的主要的和根本的任务。教子做人，就是要重视子女思想品德的教育，以培养孩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因为，孩子从无意识到有意识，从不懂事到懂事，从不能分辨到能够分辨事物的好坏对错，都是在家长的行为中获得的。引导孩子通过自己的努力纠正不良习惯，形成好的习惯，就有利于孩子道德认识的形成和道德行为的健康发展。如果做父母的由于对孩子的溺爱，对孩子犯下的错不及时地给予纠正，有的甚至袒护，影响了孩子道德的认识和道德行为的发展。因此，提高孩子鉴别能力，针对问题及时指导，提高孩子德分辨的能力，并以此规范自己的行为是做人的关键。 1.2“学会求知”，是家庭教育培养子女智慧开发的前提 教育子女“学会求知”，这是家庭教育子女智慧开发的前提。在知识经济发展的今天，重知识、重能力、重创造、重发展是人才的重要标志。家庭教育在子女的智力开发和文化知识学习上，培养子女良好的学习习惯和学习能力是重要内容，孩子一旦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将为他今后的学业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没有好的学习习惯，再聪明的孩子在困难面前也会半途而废。好习惯的养成是孩子自主发展的动力。没有动力，孩子的可持续发展就会受到限制，甚至会影响到孩子潜力的开发。学习能力指不仅具有知识运用的能力，还具有把握知识并提出符合客观规律要求的标新立异的主张和想法。在“求知”上机械照搬、因循守旧，在人生的道路上是不会成功的。 1.3“学会劳动”，是家庭教育培养子女综合能力的关键 “学会劳动”，就是重视教育子女从小参加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及社会公益劳动等。如果父母培养子女的自理能力及劳动习惯，子女从小学会劳动，将终生受益。调查表明，目前有许多家庭，“劳动”已成为家庭教育中被忽视的角落。据统计，基本不做家务劳动的初中生和高中生占一般以上。专家指出，当代中国少年儿童突出的道德缺陷是懒惰、懦弱和自私，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与家庭教育有直接关系。勤劳、勇敢、奉献是良好品德的基础，安排好子女参加家务劳动，引导参加社会公益劳动，既是家庭教育的必修课和基础课，也是培养子女综合能力提高的关键。 2.把握家庭教育的特性，才能更好实施教育方法 家庭教育就是父母、长辈对未成年孩子所实施的综合性教育。家庭教育特点归纳为三个方面。 2.1家庭教育的早期性 我国古谚有：“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启蒙之师，如果孩子从小在家庭的怀抱里接受父母良好的教育，将是孩子早期智力发展的关键，对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不可轻视的。从人的身心发展的重要时期看，幼儿期的孩子是进行早期智力开发的最佳时期，也是智力发展最迅速的时期。因为人的许多基本能力是这个年龄阶段形成的，如语言表达、基本动作、习惯、性格等，因此家庭教育的早期性，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早期教育。 2.2家庭教育的连续性 孩子从小到大，几乎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家庭之中，都在接受着家长的教育。这种教育是在有意和无意、计划和无计划、自觉和不自觉之中进行，甚至可以说家长以一种连续不断地、随时随地的自身言行潜移默化地教育影响着子女，中国传统家教注重“身教重于言教”。 父慈子才孝，兄友弟则恭。父母的言行举止，犹如一本没有文字的教科书，会潜移化地对孩子产生终生影响，甚至具有强烈的暗示和感染的力量，这种教育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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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生活习惯、道德品行、谈吐举止等都在不停地给予影响和示范，其作用相当大，甚至伴随着人的一生。 .家庭教育的及时性 常言道：知子莫若父，知女莫若母。家长与孩子朝夕相处，对他们的情况可以说是了如指掌，父母通过孩子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能及时掌握此时此刻他们的心理状态，发现孩子身上存在的问题。家庭教育的及时性就是对孩子的不良行为习惯及时教育，及时纠偏，使其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因此，家长对孩子进行正确的家庭教育应根据孩子特性和个性，采取不同形式和不同方法的教育形式，对孩子因材施教，为孩子走向社会奠定成功的起点。 .家庭教育方法是塑造成功人才的关键 教育不是一件只凭本能就可以做好的事情，它必须遵循教育的客观规律性，既要面对客观条件和教育对象千差万别，又要在实施教育中必须具有随机性和创造性。作为父母，教子必须掌握科学的教育方法。方法的选择至关重要，如果方法错误，孩子的潜能与才干不但无法被发现，反而会被误导，影响孩子的一生。 .目前家庭教育存在的问题 目前部分家长对孩子的家庭教育中存在许多问题。具体表现为：一是重智轻德。以分数衡量孩子的成功，只看重孩子的学习成绩，对孩子的品德个性、行为习惯、情绪情感、思想志向、兴趣爱好不闻不问，完全忽视对孩子的思想品德培养。有些家长生怕一些非智力因素影响到孩子的学业。二是重“金”投资。许多独生子女的家长们认为自己只要舍得投资，就会有收获，不惜耗费重金和精力，然而结果却适得其反。三是对孩子.娇宠溺爱，提供过多关心和帮助。家长们对孩子包办过多，替孩子做他们能做的一切。结果养成了孩子的依赖性，孩子的意志力、坚韧性得不到锻炼，自立自理能力较弱。父母的教育的误区使许多孩子缺少对他人和社会的关心，缺乏良好的道德观念和道德修养，身心得不到健康发展；缺少丰富的个性和创造性，缺少创造性思维和活动，独立思考能力和动手的实践能力较差。过弱的文化熏陶，使学生的人文素质不高；过窄的专业教育，使学生的学术视野不宽，学术基础不牢；过重的功利主义导向，全面素质培养与基础训练不够。对孩子的“轻德”、“重金”、“溺爱”只能导致未来社会人才的“淹没”。现代对人才的要求是知识水平、适应能力、合作能力、竞争能力、创新能力等诸多方面的要求，这些家长要高度重视。 .现代家庭教育的内容 培养、提高孩子的综合素质为出发点，教导孩子学会做人、学会学习、学会创新、学会合作、学会做事；具有基本生活技能、社会规范、理想志趣等方面全面发展是现代家庭教育的主要目标。因此现代家庭教育的内容：一是人才品质的全面发展，即德、智、体、劳、美五个方面的发展。德是做人的前提条件，智是智能开发关键，体是人才发展的保障，劳是技能和习惯养成的途径，美是鉴赏能力和创造能力条件，它们每一个环节都是相互联系和相互补充的。二是身心健康素质的提高。科学的头脑和科学的生活方式，积极的人生观和良好的心理状态，是人的全面发展所不可少的。三是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能力培养不仅是智力上的发展，更需要生活能力和解决事情的能力的培养和锻炼。家庭教育对创造力的开发，应贯穿于整个生活环境、整个身心发展、整个日常行为之中。因此，作为家长要为孩子提供有利于创造力发展的人文环境，使环境成为孩子创造力发展的课堂，引导孩子质疑、探究和发现，引导孩子主动、富有个性地学习，引导他们走出课本、体验生活、善于思考、勤于动手、勇于实践，引导他们多方面的兴趣，发展他们的智慧优势，从而拓展孩子学习知识的渠道，拓展孩子发展的空间。 .现代家庭教育的方法 每一个孩子都不同于任何其他孩子，每一个孩子未来智力与才能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不相同的，父母必须根据孩子性格和能力发展不同特点实施教育：一是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就是根据孩子的年龄特征、个性差异及身心发展水平，确定教育内容和要求，使孩子按照德、智、体、心理全面而健康的发展。二是循序渐进的教育方法。循序渐进是根据孩子不同时期发展特点进行教育。通过由浅入深、由表入里的教育过程。现代心理学已证明，人的思维发展有一定的层次性和阶段性，应依据不同层次和阶段特点实施教育。教育是两个独立主体之间的事情，父母要保持正确的心态与沟通的方法，对孩子要有信心和耐心，目的是重视孩子、理解孩子、尊重孩子，这样才能获取孩子信赖、实行无障碍交流奠定基础。三是隐性教育的方式。隐性教育主要指家庭教育环境，家庭环境对人的一生发展会产生重大的影响，特别是早年形成的人格结构会在以后的心理发展中打下深深的烙印。良好的家庭环境与氛围是孩子个性发展的重要场所。在家庭生活中很多事情都影响着子女的认知、思想、性格、特点、兴趣等。优良的环境

     

家庭劳动教育的重要性范文第9篇

关键词:农民；继续教育；提高；经济发展

《河南省新农村建设中新农民继续教育现状调查》课题组在河南省17个地市有关部门的协助下，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等方法对河南省农民接受继续教育现状进行了描述性研究和定量分析，旨在调查清楚河南省新农村建设中农民接受继续教育的现状，探讨出对农民继续教育的新模式，为河南省有关部门领导为新农村建设决策提供第一手原始材料。

一、数据整理和分析

（一）农村劳动力教育现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本次调查采取了多阶段抽样调查。第一阶段抽取地市中17个县市；第二阶段抽取17个行政村；第三阶段在抽取的行政村中，实行等距随机抽样，共抽取有效样本698个，构成了这次调查分析的主体。调查数据显示：我省农民整体受教育的水平不高。在接受调查的460户家庭中， 27.3%的家庭中的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最高为小学，55.2%的家庭为初中，14.7%的家庭为高中，2.1%的家庭为中专，0.6%的家庭为大专。家庭人口平均数为4.19人，由此可以推断出每个家庭中劳动力一般在2人或2人以上，而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一般来说比较低。

1.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对家庭职业选择的影响

调查数据显示，随着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农村家庭的职业选择机会增加，从事的职业明显呈现多样化。在问卷中我们列出了10个职业，包括种植业、家庭加工业、养殖业、社会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建筑业、餐饮业、交通运输业、工业、其他职业等。劳动力最高受教育水平为初中以下家庭，从事的职业分布在种植业、养殖业、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初中水平的家庭从事的职业有8个；高中及高中以上的家庭从事的职业有10个。这表明随着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其知识和能力都得到了相应的提高，而且为职业的重新选择提供了可能。同时，随着家庭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从事种植业的比例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

2．对经济收入来源的影响

通过建立受教育水平与主要经济来源的交互分类统计数据显示，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的现状影响着农村

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在小学和小学以下的家庭，主要经济来源比较单一，随着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农村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呈现多样化趋势，并且主要经济来源分布相对比较均匀。同时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种植业收入所占的比重呈明显下降的趋势。劳动力最高受教育水平为小学和小学以下的、以种植业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家庭占到57.8%，最高受教育水平为初中的家庭以种植业收入为主要经济来源的为37.6%，高中及以上的家庭以种植业为主要经济来源的为22.4%。以企业的工资收入、养殖业收入和其他收入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家庭随着其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呈现明显上升的趋势。

3．对家庭收入和支出的影响

通过对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与人均年收入、月支出作Eta系数的相关分析，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与家庭的人均年收入、月支出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通过了F检验，说明家庭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越高，人均年收入就越高，人均月支出也就越高，家庭的整体生活状况良好。

4．对家庭生活状况的影响

对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与该家庭在本村的生活状况作Gamma系数分析，呈现显著的强相关关系，并通过0.05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劳动力受教育水平越高，家庭在本村的生活状况就越好。

（二）农村成人教育的现状

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对农村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主要得益于农村劳动力在进入农村工作和生活前所接受的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或高等教育。实际上他们一旦进入农村工作和生活，这种教育就基本上与他们脱离，而离开了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或高等教育的农村劳动力的再教育，主要是通过农村成人教育来完成的。

目前农村成人教育的现状如何？在问及“村里有没有对农民进行文化教育和技术教育”时，在被访问460户家庭中，8.3%的家庭认为“经常搞，主要是文化教育”，6.6%的家庭认为“经常搞，主要是技术教育”，两者合计共有14.9%的家庭认为村里经常对农民进行文化或技术教育；20.6%的家庭认为村里针对农民的文化教育和技术教育“很少搞”；32.6%的家庭认为对农民的文化教育和技术教育是“做样子”；32.2%的家庭认为对农民的文化教育和技术教育“从未搞过”。这表明基层组织对农民的教育不够重视，没有认识到教育对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没有将这项工作作为日常工作来抓。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第六条规定，村民委员会应当发展文化教育，普及科技知识。而这项工作的开展显然不到位。

另外对村民委员会的调查表明，农村缺乏专门负责对村民进行教育的机构和组织，在村级基层组织一般只有这样一个职务――农业技术人员。然而在问及“村里有没有农业技术人员”时，在被访问的460户家庭中44.1%的家庭认为“没有”，有11.2%的家庭认为“不知道”，只有44.7%的家庭认为“有”。这说明农技员在农村并未真正起到推广农业技术的作用，因而导致其影响不大。从农村访谈中我们发现，农技员并没有什么实际工作。这一点在对知道有农技员的家庭调查中可以得到反映：35.9%家庭认为，农技员“从来没有向他们推广过农业技术”，另有18.6%的家庭认为“有，只不过是做样子”，有26.8%的家庭认为“有，但不多”，只有18.7%的家庭认为“有，很多”。对于农技员推广农业技术的问题，在对农村家庭了解农业知识主要途径的调查中也可以得到较好的回答。只有21.2%的家庭认为农业技术来自于“农技员的推广”。村级基层组织未能履行好自己对村民的教育职能，导致对村民进行教育的途径产生断裂，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农村的发展。

最后在问及有没有必要进行这些教育时，村民给予了非常肯定的回答。在被访问的460户家庭中，88.6%的家庭认为“非常必要”或“有必要。农民非常渴望能够接受多种形式的教育，也非常希望有关部门与单位送科技下乡，传授农民急需的农业科技知识。

二、农村成人教育与农村社会变迁

国际成人教育协会秘书长罗杰斯指出，成人教育是现在教育面临世界性危机的一部分。而对于我省的农村成人教育而言，占全省人口70%强的农村教育以及对潜在和现实的农村劳动者教育的实施和保障等方面的“危机”和“忧虑”，并没有融入现有的、主流的教育危机与忧患意识之中。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市场成为引导农村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就业模式的改变，以及生活方式的变化，技术的进步，都大大加速了农村社会变迁的进程。每个人都必须有意识地创造性地参与社会，参与社会的全面服务。在复杂多变的现代社会里，农村成人教育在农村社会变迁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将直接推动着农民这个主体素质的全面提高。促使乡村社会变迁的重要因素是传播和教育。社会变迁有三个阶段：发明、传播、取得成果。发明是指新思想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传播是把新思想传送给社会广大成员的过程；取得成果是指采用或者拒绝这种成果，从而引发的社会系统的变迁。

农村成人教育的实现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社会的推动，社会提供可供选择的教育途径；二是农民必须有较强的受教育意识；三是对教育的投资。教育的投资是前两者实现结合的关键。西方学者一般用恩格尔系数来测定人们的教育投资需求，当恩格尔系数低于40%时，受教育者才有强烈的要求进行教育投资，而2006年，我省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48.6%，这说明大部分农民并没有较强的教育投资意愿。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基层组织应将对农民的教育放在推动乡村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来认识，切实转变作风，实现村民自治所规定的内容。切实将对农民的教育与传播实用技术结合起来，力求获得实效，不走过场，使之对贫困人群产生吸引力，再逐步过渡到对农民的全面教育，使乡村社会成为农村实施终身教育的重要场所。

参考文献：

[1]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就河南怎样就怎样建设新农村答记者问 省略，2006.3.5

家庭劳动教育的重要性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子女教育；丈夫收入；已婚女性；劳动供给

中图分类号：F24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14）01-0088-11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回顾

近年来，韩国的低生育率与老龄化现象对家庭、社会和国家发展开始产生一系列冲击。而研究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是缓解韩国社会低生育率和老龄化问题的重要议题。当前，韩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表现出停滞状态。25～35岁未婚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达到68.2%，而25～55岁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却仍停留在50.4%的水平。

一般而言，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相比其他劳动群体具有特殊性。未婚女性和男性的劳动供给主要受到劳动力需求的影响，而已婚女性受到家庭收入、生育、子女抚养等家庭相关因素的影响。关于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问题有不少研究，但主要限定在对生育、抚养婴儿和学龄前儿童的分析。根据文献，已婚女性的工作经历、收入与学历、育儿费用等都是影响劳动供给的原因。法兰西克尼（Francesconi）认为，比起工作的成就感，已婚女性更加注重对劳动的补偿，而且高收入的已婚女性对生育的偏好比低工资已婚女性低。克内里（Connelly）则认为育儿费用增加将降低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尤其是学龄前儿童人数的增加将有效降低妇女的劳动供给。

崔（Choi）以韩国大城市30～40岁的女性为研究对象，分析子女教育对妇女劳动供给的影响。结果发现，中上收入阶层校外教育费用支出的增加带来妇女劳动供给相对大幅降低。黄等人（Whang）虽然未把重点放在高年级子女教育的效应上，但他们在研究影响已婚女性的劳动市场参与度与工作时间的因素时发现，对未满8岁的子女的抚养会增加已婚女性的保留薪资，成为抑制劳动力供给的决定性因素。

除了已婚女性自身的因素以外，丈夫的收入与就业情况也对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产生影响。韩国统计数据显示，父亲学历为大学以上时，其对子女的校外教育费用支出是初中以下学历父亲的4.4倍；而且，高学历父母的子女校外教育参与率达到88%，初中以下学历父母的子女的校外教育参与率达到36.6%，显示出随着父母学历的提高，校外教育费用与校外教育参与率上升的现象。

金（Kim）利用第五次韩国劳动调查资料，分析对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产生影响的因素。结果显示，36岁以后已婚女性的劳动市场参与度下降，丈夫的劳动收入和其他家庭成员的收入对已婚女性的就业产生负的影响，而且家庭生活费用支出越高，已婚女性的就业概率就越高。朴（Park）在研究丈夫学历对已婚女性就业选择的影响时发现，一般情况下，丈夫的学历高或处在就业状态时，妻子的学历也较高，且处在就业状态，而且未满6岁的子女数将降低已婚女性的就业率。

综合以上的相关文献进行分析，我们会发现以上女性劳动相关文献有以下局限性：第一，大多数研究将焦点放在学龄前婴幼儿的抚养负担上，而未考虑到高年级有升学压力子女的教育问题。第二，研究的已婚女性的年龄范围较窄，有些将女性的年龄限定在20岁中期至30岁后期或者40岁后期。由于样本的限制，无法研究已婚女性在各年龄阶段的劳动供给选择，也无法观测相应对子女教育的影响。第三，借强调高学历来说明已婚妇女的劳动供给与某些现实不符。如前所述，由于已婚女性的学历与丈夫的收入对已婚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各不相同，所以当同时考虑已婚女性的学历与丈夫的收入情况时，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存在不确定性。因此，本文既要考虑丈夫的收入情况，也要根据已婚女性的学历程度，结合其他家庭信息，针对高年级学龄子女的校外教育支出对30～55岁的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的影响进行分析。

二、已婚女性的劳动市场参与率与子女教育费用

从韩国女性劳动参与率角度看，韩国女性就业具有明显特征，在各年龄阶段女性劳动参与率呈M型形态。据韩国统计厅进行的2006年经济活动人口调查数据显示，女性劳动参与率在26岁时为72.6%，达到最高值，之后呈下降趋势，在34岁时降到47.2%的最低点。35岁时劳动参与率又开始持续上升，并在40岁初期达到65%的另一峰值，之后再次下降。这种特征反映了已婚女性在30岁初期完成生育和育儿之后，回归职场的现实。另外，劳动参与率的最高值出现在生育前，这表明一些女性在完成生育和育儿之后，不再回归经济活动，并且除了生育和育儿之后存在其他阻碍女性参与劳动的因素。

表1反映了丈夫收入差异对已婚女性经济活动的影响。表1中，将丈夫收入等级由低到高，按40%、50%、10%的比例分为三组，分别代表低、中、高收入。2003年丈夫收入属于低、中、高收入时，已婚女性的就业率为51.1%、42.8%和34.3%，这表明丈夫收入越高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越少。2006年的情形也呈现类似现象，但2006年的已婚女性就业率比2003年高出3.5%，这可以归因于中等收入已婚女性的就业率比2003年上升6.4%。

这一结果表明丈夫收入属于高收入的已婚女性的保留薪资水平较高，劳动供给的诱因较小，而丈夫收入属低收入的已婚女性则显示出较高的就业率。就业率相对较低的中等收入已婚女性对劳动力市场变化最为敏感。而且观察丈夫属中等收入的女性中，大学学历的女性就业率低于初中学历女性。正如前所述，高学历女性更倾向于留在家庭专注于子女教育。

丈夫收入影响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可以从不同年龄阶段已婚女性的就业率进一步分析。图1为不同丈夫收入分类下，已婚女性不同年龄阶段就业率。

图1显示，当丈夫收人属于低收入时，韩国已婚女性的各年龄阶段就业率随年龄急剧上升，在40～44岁年龄段达到70%的最高值，而该值在三种收入组女性中最高。这表明丈夫属低收入的已婚女性在30岁初期完成生育后快速回到职场。丈夫属中等收入的已婚女性的就业率与低收入女性情况类似。丈夫收入属于高收入的已婚女性的就业率从30～34岁阶段以后开始上升，而从35岁（子女开始上小学）至40～49岁（子女上初高中）阶段就业率停留在40%左右。这一结果表明丈夫属高收入的已婚女性为了子女教育不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非常大。

对于丈夫属于高收入的已婚女性而言，子女教育问题制约劳动供给的可能性较大。韩国历来是重视教育的国家。在大企业和政坛盛行学历主义的背景下，父母千方百计地送子女进入名牌大学读书，而近年更是以送子女上特殊目的高中（special high school）的方式来提前做准备。在这种氛围下，韩国教育开发院2005年的调查显示小学生中有87%的学生，初中生中有75%的学生，高中生中有59%的学生在接受校外教育。而且在升学过程中，父母的作用，尤其是母亲的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母亲为帮助子女上名牌高校，通过参加升学说明会搜集信息、向专家咨询、督导子女的学习、照料子女健康等方式来最大限度地提高子女的升学机会。在经济约束方面，丈夫属高收入的女性比丈夫属低收入的女性受到的制约更少，进而放弃劳动，用更多的精力专注子女教育。

实际上，已婚女性对子女教育的热情从对子女教育的支出中也可判断。韩国统计厅进行的2006年全国家庭调查资料中，针对拥有上学子女的家庭进行调查的结果是，每个家庭教育费用为483183韩元/月，占整个家庭总支出的15.4%，占家庭消费性支出的18.4%。而且抚养上学子女的家庭中，有81.7%的家庭在支付除学校教育以外的额外教育支出。而且在支付额外教育支出的家庭中，有47.2%的家庭在支付校外教育费（升学辅导或补习班费用）。特长技能培养费用高达到314351韩元/月，占总教育费用支出的65.1%，校外教育费用达到146822韩元/月，占总教育费用的30.4%。校外教育费用高于学校教育费用，成为韩国家庭不小的负担。

为了分析子女教育对已婚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本文使用韩国统计厅的2006年全国家庭调查数据进行研究，该调查包括全国8700个样本户。全国家庭调查为了把握家庭经济状况及生活水平的变化而将家庭收入和家庭支出按照各项类别进行调查。本文主要以30～55岁已婚有配偶女性为分析对象，小于30岁的已婚女性没有学龄子女的可能性很高，而55岁以后的已婚女性仍有未上大学的子女的可能性较低，同时该年龄属于退休年龄阶段，因而被排除。而且离婚、分居等原因承担家庭生计的女性因受到经济约束，缺乏凭子女教育决定劳动供给的能力，因而只把已婚且有配偶的女性作为分析对象。

这种教育投资因丈夫收人差异而不同。表2列出了不同丈夫收人下子女各学习阶段每人特长技能培养费的数额。为得到表2的结果，使用了如下的计算式。

其中，Xh代表家庭h的总特长技能培养费，Nhk代表家庭h的k学习阶段子女数。将（1）式仅对有上学子女的家庭进行回归，得到的札估计值视为k学习阶段子女每人的平均特长技能培养费用。

表2中可以看出，随着丈夫收入由低到高，子女的特长技能培养费用明显增加。家庭有小学生子女时，低收入与高收入群体该项花费的差异达到2.6倍，家庭有初中生子女时，其差异达到2.3倍，有高中生子女时该差异高达3.2倍。校外教育费用在家庭中有初中生子女情形下最高，这表明学生的初中学校上课时间比高中少，利于接受课外辅导。

校外教育费用可以成为父母对子女教育热情程度的变量。校外教育费用与母亲的劳动供给之间可能存在正负两种关系。父母对子女有教育热情，增加课外辅导支出，并退出劳动市场时，两者之间存在负向关系，这大体上主要对应于有高收入丈夫的已婚女性。相反，为了增加校外教育费用的投入，需要额外的收入，而母亲为此参与劳动市场时，二者存在正向关系。这主要对应于丈夫为低收入的已婚女性。但是定义课外辅导与母亲劳动供给之间的关系有一定困难。因为教育热情无法观测，并且具有两种关系。而且诱发母亲劳动供给的因素是课外辅导支出，是一种单位费用。但实际数据中被观测的不是单位费用，而是实际支出额。因此，很难精确定义教育支出额与母亲的劳动供给之间的因果关系，即母亲就业增加收入导致校外教育费用支出增加，还是校外教育费用高导致母亲就业存在内生性问题。

因此，本文用如下方法分析校外教育费用与母亲劳动供给之间的关系。首先，在校外教育决定式中，估计丈夫收入、妻子收入和妻子就业效应，判断已婚女性对劳动供给的决定。即如果不存在已婚女性为校外教育费用而增加劳动供给的效应，女性的收入不会有明显作用，但如果女性就业是为了负担校外教育费用，那么校外教育费用就会因女性收人而敏感地变化。其次，在已婚女性劳动供给决定式中，用校外教育支出作为解释变量。

表3给出了有上学子女的家庭校外教育费用支出决定式的估计结果。夫妇的学历、丈夫的收入、妻子是否就业、妻子的劳动收入等作为解释变量，并且用各学习阶段的子女数作为控制变量。分析结果显示，夫妇的学历越高，校外教育费用支出越多。尤其在丈夫收入相同的家庭中，大专以上学历的女性对子女的校外教育费用支出更多。这可以解释为高学历父母比低学历父母更重视孩子的教育。

在丈夫收入对课外辅导支出的影响方面，丈夫收入每增加100万韩元，校外教育费用支出增加18400韩元。观察女性的就业对校外教育费用支出的影响，丈夫收入为低收入时，就业的已婚女性比未就业的已婚女性多支出19400韩元校外教育费用。这表明低收入丈夫的女性更愿意参与劳动。有高收入丈夫的已婚女性中，未就业已婚女性的课外辅导支出比就业的女性更高.这表明高收入阶层的未就业女性的教育热情更高，受到的经济约束更少，更有可能专注于子女教育。相反，高收入阶层的就业女性虽然收入高，其课外辅导支出却比未就业女性低，说明与其是为了子女教育而参与劳动，更不如说是为了对其他因素，如对工作的追求等而参与劳动。

通过以上分析结果得知，教育热情高可能导致有高收入丈夫的女性降低劳动供给。具体原因如下：首先是从高收入已婚女性的各年龄段就业情况来看，该群体在子女上初高中的年龄段上就业率明显低；其次是控制丈夫收入后，未就业的高收入已婚女性与就业的高收入女性相比，前者校外教育费用支出更高；最后是高收入已婚女性的就业收入未用于课外辅导支出。

下面通过进一步的实证分析来验证上述结论。

三、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的决定因素

下面将通过加入控制变量，估计已婚女性参与劳动的决定式，并探讨考虑丈夫收入的差异时子女教育对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的影响。表4为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本文所考察的已婚女性就业问题，结果只有两种，就业或不就业。根据模型特点。本文采用二元logit模型。将已婚女性选择“就业”时，取值为1，“不就业”时，取值为0。被解释变量为已婚女性的就业情况，解释变量为初中以下（wmld）、高中（wsenhs）、大专及以上（wcollg）的女性学历、年龄（age）、是否有婴幼儿（infant）、幼儿园（kidgd）、小学（elmts）、初中（midds）、高中（senhs）及大学以上（collg）学历的子女、丈夫高中（husbsenhs）和大专以上学历（husbcollg）、丈夫中等收入（husbmidd）和丈夫高收入（husbhigh）等。一般受教育程度越高，劳动市场中可获得的潜在工资越高，并且劳动市场参与机会也提高，因此，学历将对女性劳动供给产生正的影响。年龄可以控制因年龄差异出现的劳动需求与供给差异。丈夫收入定义为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之和，它与幼小子女一样对女性劳动供给产生负的影响。

已婚女性劳动供给的最基本的估计式为：

其中，p为已婚女性劳动供给概率，pi/（1-pi）为参与劳动和不参与劳动的概率之比，是女性劳动供给的机会比率。β0为截距项，β1，β2、…、βn是解释变量的影响系数，εi为随机误差项。

表5中反映了已婚女性就业的决定因素。模型1为基本模型，在参与劳动市场决定式中，包含了女性学历、年龄、丈夫收入、丈夫学历以及子女类型虚拟变量。模型1中，家庭中有婴幼儿或幼儿园子女时，已婚女性的就业率大幅下降，而在家庭中有小学生子女的情形下却不显著。而且随着子女进入初高中时，已婚女性的就业率随之增加。这体现了已婚女性完成育儿之后回归劳动力市场的现象。丈夫的收入越高，已婚女性劳动供给越低，很好地为此前所述的假设提供了依据。女性学历为大专以上时，有增加就业的效应，而丈夫的学历越高，女性就业率越低。年龄对就业的影响以二次项形式体现（即包含平方项），以40岁为峰值。

模型2为了观察在丈夫收入变化的情况下子女教育对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增加了丈夫收入虚拟变量和有无子女的交叉项。结果显示，当丈夫收入为低收入时，已婚女性若有婴幼儿和幼儿园子女，则降低劳动供给，而当子女上小学后开始增加劳动供给。这种结果可以解释为低收入阶层女性在度过子女婴幼儿抚养期后，为生计或子女教育支出而参与劳动。相反，丈夫收入为中等和高收入时，小学生以上子女会降低女性的劳动供给。尤其丈夫属于高收入阶层的已婚女性在子女进入高中阶段后，其就业率急剧下降，可以看出子女大学升学对已婚女性就业具有重要影响。中等和高收人阶层的已婚女性会在子女婴幼期增加劳动供给。这可以解释由于这两个阶层已婚女性所在的家庭收入高，所以她们可通过家政服务抚养婴幼儿与低龄子女。

模型3控制了劳动供给的年龄函数在不同学历的差异。通过该模型可以分析各年龄阶段女性劳动供给在不同学历下的差异。结果显示，子女效应虽然有所下降，但女性的就业增减符号仍与之前的模型相同。丈夫收入为低收入时，已婚女性的就业率从子女进入小学开始上升。当丈夫属中等收入时，子女从进入小学至高中为止，已婚女性就业率一直下降。在估计女性各年龄段学历函数时，发现高学历女性的系数最高，这反映了劳动市场对高学历女性的劳动需求。而且初中、高中、大专以上学历的女性的就业率分别以42岁、41岁、38岁为最高点，之后下降，可以看出高学历女性最先从劳动市场退出，这表明高学历女性为子女教育而较快回归家庭。

为了分析丈夫收入的作用，模型4增加了校外教育费支出和丈夫收入虚拟变量的交叉项。结果显示，丈夫收入属低收入时，校外教育费用支出有提高已婚女性就业率的效应，而丈夫属高收入时，校外教育费用支出降低已婚女性的就业率，这与表3的结果一致。低收入阶层女性为了子女的课外辅导支出更倾向于参与劳动市场，而高收入阶层女性此倾向较小。高收入阶层女性的教育热情相对更高，更愿意留在家庭中专注子女的教育。

前面的分析显示，校外教育费用支出会影响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这是通过教育热情这一无法观测到的变量为媒介的。为了更准确地进行分析，现将利用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估计。通过它控制教育热情，缓解与校外教育费用相关的内生性问题。这里采用的工具变量参考安格尔斯特（Angrit）等人和金（kim）的研究，采用子女性别比例。表6和表7分别显示了一阶段校外教育费用和二阶段Logit估计结果。

一阶段校外教育费用估计中，不包含女性的就业变量，采用子女中儿子的比重作为工具变量。结果显示，儿子的比重有着增加校外教育费支出的效应，而其他变量与表3无大的差别。此校外教育费的估计值是只考虑子女数和性别（未包含交叉项）等基本变量估计的基础值，若超过此支出，可视为相对教育热情高并对子女教育超额支出。若达不到，则认为是教育热情低，导致对子女教育支出低。即校外教育费决定式的残差可以反映父母对子女的教育费支出程度。

表7的二阶段模型的第一个估计式中包含所估计的校外教育费支出估计值和丈夫收入虚拟变量的交叉项。第二个估计式在第一个估计式的基础上增加了残差和丈夫收入虚拟变量的交叉项。结果显示，两种情形下子女虚拟变量都与表5的模型4的估计结果大体相似。尤其是丈夫收入属于中高收入的已婚女性家庭中有高中生子女时，该情况具有降低就业的效果。

包含校外教育费估计值与丈夫虚拟变量的交叉项的估计式中，丈夫属低收入时，就业率增加效应比其他阶层更大，由此表明，低收入阶层女性通过参加劳动市场的方式缓解校外教育费用支出需求的增加。第二个估计式中，低收入已婚女性的估计系数为正数，高收入阶层已婚女性的系数为负数。这可以解释为由于教育热情导致的校外教育费过度支出提高了低收入阶层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而高收入阶层女性则经济负担较少，更愿意为子女教育付出时间。

四、对中国的启示

本文通过韩国统计厅2006年的全国家庭调查资料，分析了丈夫收入差异下子女教育对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的影响。其分析结果如下。第一，有婴幼儿或幼儿园子女时，已婚女性的就业率大幅下降，而子女进入初高中时，已婚女性的就业率会上升。第二，丈夫属于中高收入时，从子女上小学开始，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降低，尤其高收入女性在子女进入高中后，就业率急剧下降。这可以被认为是已婚女性考虑子女的大学升学而减少劳动供给。第三，丈夫收入属低收入时，已婚女性的校外教育支出越增加，就业率越会上升，而高收入阶层已婚女性则在子女的校外教育费用支出上升时减少就业。这可以判断为低收入阶层已婚妇女为子女的校外教育而参加工作，而高收入阶层已婚妇女则经济条件宽裕，更愿意留在家庭中专注子女教育。

正如韩国一样，中国也正在进入低生育率和人口红利减少的时代。1990年代以来，我国劳动参与率一直持续下降，从1990年的80%下降至2008年的73.8%，劳动力市场压力加大。尤其是45～54岁年龄组的女性就业率在五大城市中已经下降到40%左右。而且我国城市女性劳动参与率总体水平明显低于农村女性劳动参与率。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城镇女性劳动参与率为55.0%，而农村女性劳动参与率为72.2%，而且城镇女性劳动参与率与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有较明显的下降。这种现象与韩国中高收入家庭妇女劳动参与率较低，而低收入家庭妇女劳动参与率较高的现象非常相似。

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为提高我国妇女劳动参与率提供有益启示。

第一，劳动参与率与社会保障系统有密切联系。正如文中所示，由于婴幼儿等学龄前子女成为抑制已婚女性劳动供给的重要因素，因此，合理科学的妇女劳动保护制度有利于提高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率。目前，我国已婚女性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在事业单位的享受程度明显高于其他类型单位，而个体、私营和农村集体所有制单位提供的社会保障最低。根据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公布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实施情况2002年抽样调查报告》显示，我国40.1%的已婚女性在孕期没有受到劳动保护，25.6%的妇女在哺乳期没有受到保护。加强对孕期和哺乳期妇女的劳动保护，并在各种形式的就业中，为已婚妇女建立卫生室、孕妇休息室、哺乳室、托儿所等设施，都会促进已婚妇女劳动参与率的提高。针对妇女的社会保障系统如医疗保险、产假制度、育儿休假制度等也有必要进一步完善。

第二，可以适当放宽已婚女性的就业选择权利。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子女教育是女性退出劳动市场的重要原因。而在现今制度下，妇女工作年龄往往是一刀切，比男性退休早5年。较早的退休年龄使妇女在愿意就业时往往受到限制。适当放宽女性工作年龄的限制，给女性自主选择的权利将有助于因养育子女而过早退出劳动市场的妇女重新回到就业岗位。

家庭劳动教育的重要性范文第11篇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流动；缓解贫困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8）01－0015-06

农村劳动力以外出打工形式向城市的流动已经成为中国农村地区的普遍现象。这一现象也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并且形成了很多研究文献。劳动力迁移对于农村经济的重要意义不仅表现在农村劳动力资源配置数量的结构性改变，而且对农户的收入结构变化也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中国的大多数农村地区，劳动力迁移所带来的收入已成为农户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组织的农村住户劳动力抽样调查，2000年外出半年以上的劳动力的人均收入转移为4 522元（蔡等，2002）。就贫困地区而言，农村劳动力流动成为改善和缓解农村人口贫困的重要途径（吴国宝，2001）。

为深入研究劳动力流动在缓解贫困中的地位和作用，本课题组于2006年底、2007年初对甘肃六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村（见表1）作了深入的社会调查。调查的村庄属于黄土高原干旱和半干旱地区，这些地区的共同特征是自然条件差、基础设施建设薄弱、文化教育落后、社会发育程度低。农民不仅收入水平低下，而且在教育、医疗和政治权利等方面相对“缺乏”。

本次调查共收集到有效样本348个（1户为1个样本），其中有劳动力流动的农户为296户，没有劳动力流动的农户为52户。调查涉及总人口1 818人，其中有16岁~64岁劳动力949人，其中有外出劳动力453人，占总劳动力数的47.73%。调查地区农民人均收入为1 529.45元，比2006年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低694.55元。在348个样本中，有78户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国家贫困线标准，涉及总人口415人，贫困发生率为22.83%（见表2）。调查村庄人民收入水平低，劳动力流动数量大，劳动力外出最明显的是增加家庭收入。

一、样本农户贫困的原因

关于贫困产生的原因，理论研究比较多，不同的学者对其有不同的认识。经济学家纳克斯（1953）“贫困恶性循环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长期贫困的原因是“资本缺乏”，舒尔茨（1960）认为贫困的主要根源就在于人力资本投资的不足，阿玛蒂亚・森（1976）认为贫困是因为基本能力的剥夺和机会的丧失，刘易斯（1959）提出贫困表现为自我维持的一种文化体系，这种亚文化保守落后，并在代际之间传递。世界银行（2001）在千年发展报告中提出产生贫困的原因是某些个体或社会群体脆弱性高，即面临某些风险的可能性大，而且在遭遇风险时极易导致财富损失或生活质量下降到某一社会认可的水平之下。通过对调查样本的具体分析，发现样本村贫困的原因既有自然和生态这种原发性因素，又是人力资本水平、社会文化落后和制度缺失等综合因素作用形成的恶性循环。

1. 自然条件恶劣是贫困人口形成的基础性因素。从耕地资源状况来看，甘肃省川口村和涧沟村没有可灌溉的水地，只有少量平地，其余均是山地。会宁村、团结村、韩赵家村和钱家坝村人均水地面积分别只有0.010672hm2、0.001334hm2、0.017342hm2、0.000667hm2（0.16亩、0.02亩、0.26亩、0.01亩），远远低于全省平均水平。样本村年降雨量极少，平均年降雨量仅为200毫米~400毫米，农业用水和生活用水极度缺乏。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地质条件，这些地区自然灾害频繁，不仅面临严重的干旱，而且面临风灾、霜冻、冰雹、洪灾和病虫害等自然灾害。

2. 教育文化水平落后是贫困长期存在的主要原因。人口的教育水平是人力资本的主要方面，思想观念的塑造和知识技能的获得都要靠教育来实现。在调查的农户中，348个户主（98%是男性）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仅占5.75%，初中文化程度占24.14%，小学文化程度占46.84%，而文盲半文盲人口高达16.38%。由于农村长期重男轻女思想的存在，使得妇女的受教育情况远远比这个水平差。由于受教育水平低，劳动力素质低下，不仅使农业生产技术水平长期停滞不前，而且使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对其他非农职业的竞争力和对外界环境的适应力极低，从而进一步强化了贫困地区农业生产结构单一和土地产出率低的格局，萎缩了贫困农户对经济机会的选择能力，强化了人口对土地的依赖，加剧了人们对生态的掠夺。

3. 传统社会文化是贫困长期延续的重要因素。美国学者刘易斯就认为，贫困与其所拥有的脱离主流的“亚文化”有关。贫困地区既有的地理位置，使得贫困人口居住偏远，与外界联系很少，人们思想保守、封闭、不开放，对新技术新事物的感知能力和接受能力十分缺乏，使得教育这种通过科学文化知识传播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有效手段难以取得预期效果。调查数据显示，有83.5%的被访者表示近年来农产品品种没有变化，80.98%表示农业技术没有变化；在问到怎样决定种植什么作物时，选择根据“倒茬的老传统或是吃什么就种什么”这两项的农户占77.03%。传统文化固化了农民的思想，形成了一个文化与贫困的恶性怪圈：贫困―思想观念落后―不重视教育―文化素质更低―更加贫困。

4. 制度因素是样本村贫困人口存在的根源之一。这里主要指以中国城乡分置的二元体制为主的实体制度所造成的农民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社会保障权利的缺失。农民缺乏参与政治决策和维护自身利益的权利，也没有享受到属于公共产品的道路交通、供水供电、灌溉等基础设施服务，并且农民教育权、就业权、社会保障权等社会权益的缺失更加严重。在被调查的川口村等6个样本村，历史上已经形成了很多基础公共产品欠账的问题，虽然已纳入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地区，但这些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农民在面临自然灾害、疾病、市场风险和其他突发事件时，由于缺乏必要的经济和社会保障，很容易受到这些因素冲击的影响而陷入生活困境，遭受贫困的折磨。

总体来看，收入水平的低下只是贫困的表象特征，贫困的内涵和原因是多元性的。样本村在自然因素、教育水平、文化观念和制度因素的互相作用下，与贫困之间形成了多个互相作用的恶性循环怪圈，在没有足够强大的外部力量介入的情况下，这种循环难以被打破，使得贫困在代际之间进行传递，贫困“生产”贫困。样本村农民面临着极大的自然风险，受自身能力的限制抵抗风险的能力较差，又缺乏健全的社会保障机制，农民“脆弱性高”，很容易遭遇贫困。

二、劳动力流动与缓解贫困的实证分析

1. 劳动力流动对农户收入水平和结构的影响。贫困地区的农民面临的一个首要困境就是收入水平低下，以致其难以维持正常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其首要动机就是增加家庭收入。根据表2中数据，有劳动力外出的家庭人均总收入普遍高于没有劳动力外出的家庭，前者平均高于后者680.98元①。在有劳动力流动的家庭中，打工收入占总收入的64.31%，外出打工改变了有劳动力流动农户的收入结构，打工成为总收入的主要支持力量。在没有劳动力流动的家庭中，本地非农产业和其他收入占总收入的63.13%，在有劳动力流动农户中仅占10.94%。这表明外出打工是对本地非农产业的一种替代，是劳动力不愿或不能在本地就业时的一种积极选择。

表3中详细列出了不同收入水平层次人口的收入结构，总收入水平越高，打工收入和非农收入的绝对增长量越快，而且在总收入中的比重也越高。在收入最高的C组中，有劳动力流动农户打工收入平均为1 049.68元，占总收入的66.76%，没有劳动力流动的农户非农业收入高达1 436.63元，占总收入的71.42%，其农业收入所占比重较小。在收入水平最低的A组农户，有外出和没有外出户主要以农业收入为主要来源，农业收入占到总收入的一半以上。农民对农业生产和农业收入的依赖越强，收入水平越低，越容易陷入贫困。

2. 劳动力流动对农户消费水平的影响。劳动力外出打工随身带回或汇款寄回家的钱，是作为家庭收入的一部分统筹使用的，很难区分这部分钱是怎样使用的，只能从总体上看其对农户消费的影响。从表4来看，没有劳动力流动农户的人均总消费高于有劳动力流动户，主要差别在于两者在子女教育和医疗保健方面的消费不同。

对于食品消费，表4反映出有劳动力流动家庭和没有劳动力流动家庭人均消费几乎没有差异。但是如果考虑流动出去的劳动力不再消费家庭食品，有劳动力外出家庭的平均食品支出应该是419.55元。不过，劳动力并没有完全迁移出去，他还有一部分时间在家里消费，所以，有劳动力流动家庭的平均食品支出应该在298.34元~419.55元之间，取其平均数为358.95元。那么，有劳动力流动家庭用于食品的支出高于没有劳动力流动的家庭，相比而言没有劳动力流动的家庭在食物消费方面仍然比较缺乏。

在子女教育消费上，没有劳动力流动的农户比有劳动力流动的农户高约2.7倍，前者人均支出是130.88元，后者是356.08元。教育支出的高低与家庭所供养的学生数成正比。从表5对户均供养的学生数的统计可以看出，由于当前农村义务教育的基本普及，学生数尤其是高中生和大学生数目直接决定教育费用的多少。有劳动力流动户户均学生数为0.99人，而没有劳动力流动户户均学生数为1.60人，而且高中生和大学生数后者比前者分别都高0.06人。在医疗费用上，没有劳动力流动的农户比有劳动力流动的农户也要高，大约平均相差50元。没有劳动力流动户的平均医疗费高达256.04元，几乎是总支出的1/3，医疗费用过高成为没有劳动力流动家庭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总之，没有劳动力流动的农户教育和医疗负担相当繁重，成为其今后摆脱贫困的主要制约因素。另外，有劳动力流动农户和没有劳动力流动农户相比，前者收入高而支出低，后者收入较低而支出相对高。那么为什么这部分家庭收入低支出多，却没有劳动力外出打工？通过对有劳动力流动家庭和没有劳动力流动家庭特征分析发现，有劳动力流动户在劳动力数量和土地资源上具有可以外出的优势：耕地面积相对少，家庭规模大，劳动力资源多。劳动力数量差异的主要原因是16岁~24岁的青年人在流动家庭中作为劳动力参与了流动，占到流动人口的17.66%，而在没有劳动力流动农户中作为正在就读的学生，没有计入劳动力（见表5、表6）。

3. 劳动力流动对农村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劳动者人力资本主要是通过教育和培训、人力迁移以及营养与健康投入而获得②。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在此主要分析劳动力流动对外出者本人和家庭学生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研究外出者知识技能、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变化和家庭学生受教育情况。

农民到比较发达的城市打工，在“边学边干”中总体素质发生了质的飞跃，思想解放、观念更新、增长了技术和才干，适应冲击的能力和心理适应能力提高。在453名外出者中，换过2次或2次以上工作的占39.93%，工作的变换提高了劳动者的适应能力。对于打工后自身的变化，有32.53%的外出者表示“思想观念更加开放”，有27.40%认为“增长了见识”，有4.11%选择“学到了新的知识和技术”，这三项合计高达64.04%，反映出流动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的改善和提高。贫困人口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缓解了“人文贫困”，贫困人口在知识水平、营养、疾病预防、健康长寿等方面的能力都有提高，并积累了一定的自我发展能力。

劳动力流动对家庭子女教育的影响主要体现在：（1）外出者寄回家的钱除用于家庭日常开支外，列第二位的就是用于孩子上学，占总数17.12%；（2）有劳动力流动的农户对子女教育期望高于没有劳动力流动农户，“愿意让孩子上好的学校”、“学更多知识”的前者占78.11%，后者占69.38%。但是从前面得到的结论，外出者中年龄在16岁-24岁的占17.66%，外出者低龄化趋势直接导致对高中和大学教育的替代。劳动力流动的低龄化对农村贫困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年轻劳动力的适应性就业在短期内迅速地改善了家庭贫困状况，另一方面，从长期来看，随着年龄的增加，这部分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减弱，其获得收入的机会和能力将远远小于同龄的劳动者，其后代很容易又因父代在就业市场中的不利而得不到较好的基础能力培养，从而引发贫困的“代际传递”。

4. 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农村劳动力外出流动，缓解了贫困地区的收入贫困，提高了劳动者自身的人力资本水平。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从事农业的实际人口减少，直接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对流出地的农村经济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首先表现在土地的耕种上，有劳动力流动户中由父母耕种的占54.73%，没有劳动力流动户只有11.54%；由夫妻（有劳动力流动户中夫妻一人）耕种的前者占40.20%，后者占76.92%。这就是说，在劳动力配置方面，有劳动力外出的农户，家中土地主要由家中父母来耕种，而没有劳动力外出的农户家中土地主要由夫妻两人耕作。这与笔者对劳动力流动特征的分析相吻合，外出劳动力中年龄在30岁以下的占到了54.39%，流动户多是年轻劳动力外出，父母在家种地务农。

其次，家庭中主要劳动力外出后，农民对农业机械的需求提高。比较两类农户农业机械（以摩托车③、拖拉机和农用三轮车为代表）的拥有量，有劳动力农户分别平均每6.17户、19.73户和22.77户有1辆摩托车、托拉机和三轮车而没有劳动力流动的农户每5.78户有1辆摩托车，基本上不拥有拖拉机和三轮车价值较高的农机。再者，近年来一些节劳型小型农具（玉米脱粒机、耕地机、打麦机、农药喷雾机等）由于劳动力外出流动而得到广泛应用，大大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还有3.04%在缺劳动力时“雇佣别人”，这就是说劳动力外出后能给留下的农村劳动力创造直接的就业机会。

最后，对于农产品品种和农业技术的引进，与是否有劳动力没有必然联系，80%以上农户认为近年农产品品种和农业技术没有变化。在农业种植品种和结构的安排上，没有流动户选择“吃什么种什么”和“什么好卖种什么”的都高于有劳动力流动户，没有劳动力流动户解决口粮和增加收入都依赖于农业。反映在种田目的上，没有劳动力外出的家庭认为“吃饭挣钱都要靠种地”的占19.61%，而有劳动力流动的农户只有11.82%选择了此项。但是有劳动力流动户中有83.78%“种地为了吃饭”，高于没有劳动力流动户9.27%。这就是说，有劳动力流动的农户对农业和打工分别有分工，农业解决吃饭问题，打工提供收入来源。有劳动力流动户对农产品的商品化意识比较强，有6.14%选择“什么好卖种什么”，没有劳动力流动户只有3.92%有此认识，不过由于农业生产的特殊性和长期传统，倒茬也是决定农业种植产品和结构的重要因素（见表7）。

在实地访谈中，笔者也了解到，劳动力流动在优化农村资源配置和提高劳动效率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不利影响。家中主要劳动力外出后，有劳动力流动家庭对土地的耕作有粗放化的趋势，他们会因为缺少劳动力多种一些易于管理的粮食作物，比如玉米、小麦和土豆等。尽管如此，劳动力流动对农村经济发展具有正向作用，表现在：（1）对农药、化肥、种子等的农业投入，有劳动力流动户平均为143.69元，没有劳动力流动户平均为121.88元，这种资本对劳动的替代是农业生产的一个进步；（2）在土地耕种面积基本没变的情况下，有劳动力流动户人均农业收入为395.89元，没有劳动力流动户为347.4元。很明显，有劳动力流动户对农业投入比没有流动户高，其从农业中所获得的平均收益也高于没有力流动户，劳动力流动对于农民家庭收入是一种补充，有利于贫困人口经济状况的改善。

5. 农村劳动力流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劳动力流动首先是对自身生存环境的一种新的选择，当赖以生存的土地和自然资源无法承受超负荷的人口压力，人们不能与生态和谐相处时，通过迁移的方式摆脱原有生态约束成为他们的惟一选择。劳动力流动后，新的工作形态和新的收入来源，减轻了人口对自然与生态的依赖性，对由于生态导致的贫困起到缓解作用。土地是贫困地区农民最重要的财产资源，是他们最有力的生存保障。有劳动力流动户和没有劳动力流动户，人均耕地面积分别为0.094047hm2（1.41）和0.097382hm2（1.46亩）。对于有劳动力流动的这部分家庭，如果仅以实际务农的人口来计，这类家庭人均耕地面积从原来平均的0.094047hm2（1.41亩）增加到平均0.132733hm2（1.99亩），平均增加了0.038686hm2（0.58亩）。劳动力外出减轻了对土地的压力，能从一定程度上缓和人多地少的矛盾状况。

对于退耕还林，有劳动力外出户表现得更加积极，参与退耕的比例高于没有劳动力外出户，前者为8.11%，后者为7.84%。另外，访谈中了解到，外出打工后，在钱家坝村、韩赵家村和团结村存在的许多农民挖虫草、挖野生药材的现象减少了，农民开始有了自觉保护生态的意识。有劳动力外出与没有劳动力外出户耕种土地的数量基本没有变化，但是没有劳动力外出农户中有3.92%的农户除了种植自家的土地外，还租种了别人家的土地，有外出劳动力流动农户只有2.03%租种了别人的土地。劳动力外出打工加快了农村土地的流转，有利于土地规模化经营的实现。

三、结论

1. 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流动是为了摆脱生存环境的一种选择，与其他农村劳动力一样，农村的普遍贫困和农民的生存理性是农民外出的主要原因。④在有劳动力流动的家庭中，打工收入占总收入的64.31%，成为家庭总收入的主要来源。劳动力外出降低了农村人口的绝对贫困发生率，有劳动力流动的农户贫困发生率为17.22%，没有劳动力流动的农户贫困发生率为58%。

2. 劳动力流动对生态环境、流动者本人的人力资本水平、文化观念和制度因素都有一定的正面影响，并且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促进了资本对劳动的替代，有利于农业机械和农业技术的推广使用。劳动力外出弱化了二元结构制度对农村人口的制约，也对城市建立适应流动人口的各项新制度提出了要求。

3. 总体来看，样本村农户在教育和医疗方面的消费较高，一方面反映出农民对教育和健康保健的重视意识增强，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农民的教育、医疗负担过重的现实。尤其对于没有劳动力流动农户，“因教致贫”、“因病致贫”现象相当严重，这对建立适应农村贫困人口的中高等教育体制和农村医疗保险提出了迫切要求。在流动劳动力中，16岁~24岁的青年人占17.66%，他们的外出是对中高等教育的替代，这种替代在短期内增加了农户家庭收入，但是他们上学的意愿很强烈，这一选择对他们是“痛苦”的。而且这种情况很容易导致贫困―教育投入缺乏―人力资本水平得不到提高―收入更低―更加贫困的恶性循环。因此，教育扶贫要特别重视这部分群体的需要，切实改善他们的福利状况。

注释：

①据作者根据实际调查情况来看，没有劳动力流动农户收入水平有低报的情况，因为他们在心里上更希望让别人知道的艰难处境以获得外界的帮助。

②西奥多・W・舒尔茨著、吴珠华等译：《人力资本投资》，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

③在相对落后的山区，摩托车不仅是重要的交通工具，也是重要的农业机械，承担运送化肥、农药、粮种等任务。

④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外出动因与行为选择》，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3期。

参考文献：

［1］世界银行．2000/2001世界银行发展报告［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

［2］叶普万．贫困经济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3］西奥多・W・舒尔茨著.人力资本投资［M］．吴珠华，等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

［4］阿玛蒂亚・森著.贫困饥荒［M］．王宇，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5］都阳，朴之水．劳动力迁移收入转移与贫困变化［J］．中国农村观察，2003，（5）.

［6］刘纯阳，蔡铨．贫困含义的演进及贫困研究的层次性［J］．经济问题，2004，（10）.

家庭劳动教育的重要性范文第12篇

[关键词]家庭结构；实物资产；住房

[中图分类号]F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3）08-0050-07

一、引 言

住房是家庭实物资产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居民资产尤其是实物资产中占了很大的比重。我国住房制度改革以来，房地产业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住房投资在家庭再生产中发挥着重要功能。影响住房市场供给和需求的因素主要包括社会经济因素、家庭因素、住房政策等。而住房的选择和消费是以家庭为单位做出决策的，家庭的类型和结构影响了住房的选择。在中国社会经济大变革的背景下，中国家庭结构正在经历从传统向现代，从复合向核心的历史性转变，必然对家庭住房的面积，住房价格乃至住房市场供求的走势产生深刻影响。深入分析家庭结构在不同维度的具体变迁现状和走势，剖析其对影响住房需求和住房供给变化的传导机制和途径，对于更好的理解我国住房市场的宏观走势以及家庭结构的特殊作用有重要意义。

家庭结构是指具有血缘、姻缘及收养关系的成员共居和生活在一起所形成的各种家庭类型（王跃生，2008）[1]。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家庭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平均家庭户规模从解放以前5.5人下降到2010年底的3.10人（马侠，1984）[2]①，家庭户类型也由联合家庭为主转变为以核心家庭为主。实物资产是居民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住房、耐用消费品、奢侈品和生产性固定资产等，与金融资产共同构成了居民资产。

影响家庭实物资产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不同国家、不同家庭结构对实物资产的影响程度不同。在美国，家庭所拥有的财富越多，平均年龄越长的家庭，其越偏好于风险性资产；英国家庭中，户主的性别、年龄和财富总额对家庭经济资产的分配有显著影响（Shorrocks，1982）[3]；在中国，随着我国20世纪90年代股票市场的兴起，基金、债券等金融产品相继发展起来，居民家庭的投资种类越来越丰富多样，家庭结构对居民家庭投资行为的影响越来越大。家庭结构与居民资产中的实物资产住房的关系紧密，2000年人口普查分析报告显示家庭人口数与住房间数的相关系数为0.309，与住房面积的相关系数为0.274。拥有医疗保险和商业保障的居民投资概率高；居民健康状况和风险规避程度对投资行为没有影响（何兴强等，2009）[4]。家庭收入、资产的价格水平、家庭的消费结构、消费观念是影响居民家庭实物资产选择的主要因素（邢大伟，2009）[5]。家庭性别结构对居民资产有显著影响，男性居多的家庭为了在婚姻市场上更具竞争力，会比女性有更强的资产积累意愿和行为，从而具有更高的储蓄率和更多的居民资产（Shang-Jin Wei & Xiaobo Zhang，2009）[6]。户主学历影响居民家庭的资产选择，户主学历越低，持有住房等实物资产越少，而是更多的投资于金融资产以弥补收入的不稳定（史代敏等，2005）[7]。党员所拥有的财产水平高于非党员群体（梁运文，2010）[8]。核心家庭和年轻家庭租赁住房的相对较多（Clark et al，1994）[9]，而家庭收入结构也是决定一个家庭是否拥有住房的先决条件，当家庭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就会购买住房（Rosenthal，1989）[10]，家庭户规模扩大、户主年龄增加、家庭劳动力增加等都会提高住房的消费需求。当然，宏观经济周期和房地产市场发展水平也是影响住房需求的重要因素，并且对不同家庭结构的家庭影响程度不同（Rudel，1987）[11]。

以往对家庭结构与实物资产的分析集中在家庭成员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等，仅仅研究家庭中成员的个人特征与实物资产的关系，而将人口学意义上的家庭结构例如家庭户规模、家庭类型等与实物资产结合起来分析的很少。文章从家庭户的角度深入分析了家庭人口结构、家庭户结构对实物资产的影响。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一）数据来源

文章使用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和上海大学、中山大学共同组织实施的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该项目主要调查个体、家庭和社区3个层次的数据，反映了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教育、健康、人口、居民生活等各方面的现状和历史变迁，为学者研究中国各层次、各方面的状况提供了高质量的第一手数据，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措施提供了很好的决策依据。2008年5月至8月，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与上海大学上海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合作在北京市、上海市和广东省3地通过PPS抽样方法对24个区（县）的95个居（村）的2 375户家庭就社会、经济、教育、健康等方面进行了入户调查，获得了95份村居问卷数据、2 375份家庭问卷数据、1 120份16岁以下少儿问卷数据、6 094份16岁和以上成人问卷数据，总计620多万个数据点。2009年的调查是在2008年调查的基础上进行的追踪调查，文章使用2009年的追踪数据。

（二）变量选取

1. 家庭结构变量

①家庭年龄结构。从户主的结婚时间算起，婚龄在10年以下的为年轻型， 11年～20年的为中年型， 21年～30年的为中老年型，31年以上的为老年型。②家庭性别结构。即一个家庭中男性人口数占家庭总人口数的比例，具体分为女性为主家庭、性别平衡家庭和男性为主家庭。③家庭教育结构。按照问卷分为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大本、研究生及以上等7个等级。④家庭规模结构。以家庭问卷中的家庭总人口数作为家庭户规模的变量，2人以下的为小规模家庭；3人的为中等规模家庭；4人以上的为大规模家庭。⑤家庭流动结构。家庭中流动人口数量与家庭总人口数之比，该比例大于等于0%，小于等于100%的为流动家庭，没有流动人口的家庭为稳定家庭。⑥家庭收入结构。把家庭收入分为1.2万、4万、9万、14万等4个级别。⑦家庭劳动结构。用家庭中15岁～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来代表家庭的劳动结构，以家庭中劳动年龄人口占家庭总人口的50%为界，分为生产型家庭和消费型家庭，该比例大于等于50%为生产型家庭，小于50%的为消费型家庭。⑧其他变量。

2. 住房结构变量

①住房来源。采用2008年对住房的相关调查数据，并将2008年的住房部分数据与2009年其他家庭变量进行合并。把住房来源分为不租住和租住两个类别。②住房面积。以“您家现在居住房的建筑面积有多少平方米”作为住房面积的衡量指标。③住房价值。以“您居住房子现在的市值约为多少（万元）”作为住房价值的衡量指标。

三、家庭结构影响住房的描述性分析

家庭结构影响住房来源、住房面积和住房价值，下面分别从家庭规模结构、家庭年龄结构、家庭劳动结构、家庭教育结构、家庭性别结构和家庭收入结构等方面来探讨其与住房的关系（见表1）。

平均户规模越大的家庭租房住的比例越小，大规模家庭平均住房面积为120 m2，高于小规模家庭，但是住房价值却低于小规模家庭，因为农村地区的家庭规模大于城市家庭，而其住房价值却远远小于城市地区，中等规模家庭和小规模家庭是城市家庭比较普遍的家庭规模结构。家庭年龄结构中，年轻型家庭租房的比例为17.92%，稍高于其他年龄结构家庭，中老年型家庭租房比例最低，因为刚组建的年轻型家庭虽然对住房的需求比较大，但是受到收入、房价、职业稳定性等各方面的制约，只能选择租房居住；而随着家庭组建时间的延长和收入的增长，家庭对购买商品房的承受能力逐渐增强，因此中年型家庭租房的比例下降；中老年型家庭的住房面积大于其他类型家庭，老年型家庭住房面积较小，年轻型家庭受租房的影响，其住房价值较低。

家庭劳动结构也影响家庭住房状况，消费型家庭租房的比例为14.26%，略高于生产型家庭，但是住房面积却小于生产型家庭，住房价值反而略高。因为生产型家庭平均来看大多是劳动力富足的农村家庭，其住房面积大于城市住房，但住房价值却较低。家庭教育结构中除了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外（样本量限制），总体来看，家庭教育程度越高租房的比例越小。受到家庭城乡背景不同的影响，初中教育程度家庭的住房面积最大，并且学历与住房价值呈正相关。家庭性别结构中男性为主家庭的租房比例较高，女性为主家庭的住房面积较大，住房价值较高。年收入最高和最低的家庭租房的比例较低，家庭收入越高，平均住房面积越大，住房价值越高。

四、 家庭结构对家庭住房影响的回归分析

（一）家庭结构对家庭是否拥有住房的影响

住房作为家庭的一项重要资产，前提是该家庭拥有住房的产权，即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拥有产权的住房和租赁住房最大的差别是该家庭是否能够以住房为资产进行投资和扩大再生产。不同的家庭结构意味着不同的住房需求，因此需要更加关注家庭结构变化对住房需求的影响。下面从农业生产和非农业生产家庭角度分别来看家庭结构对家庭是否拥有住房（租房为1，不租房为0）的影响。

模型一全部家庭的样本中，家庭年龄结构、家庭劳动结构、家庭教育结构、家庭规模结构、家庭距公交站距离、房价等对家庭是否拥有住房有显著影响；而家庭性别结构、家庭收入结构、家庭流动结构、被访者职业的影响不显著（见表2）。

首先，从家庭平均年龄来看，即平均年龄越大的家庭，租房（即不拥有住房）的可能性越小，家庭平均年龄每增加一岁，家庭租房的风险发生比减小0.08倍。因为从家庭生命周期角度来看，新组建的年轻家庭经济基础薄弱，大多数家庭首先选择租房居住。随着家庭平均年龄的增长，家庭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逐渐巩固，家庭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家庭人数增多导致的客观需求都增加了家庭对具有权属特性住房的需求，因此，更多的家庭购买或自建住房，家庭租房的比例逐渐下降。随着家庭渡过中间时期，进入到父母与子女共居期或者家庭空巢期后，对住房会有新的需求。

家庭劳动结构也显著影响家庭是否拥有住房。家庭劳动人口比例越高，租房的可能性越大。因为劳动人口比例越高，意味着该家庭是相对比较年轻的成人家庭，处于生命周期中的创业期，租房对他们来说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哈里·S·登特（2005）[12]的研究也显示，买房比较集中的时期是30岁～40岁，在此之前该家庭主要以租房为主。家庭平均受教育年限越高，租房的可能性越小，家庭平均受教育年限每提高一年，家庭租房的风险发生比下降14%。家庭户规模越大，租房的可能性越小。主要原因是受城乡户规模差异的影响。前面的分析也显示，农村地区家庭主要以自建房为主，租房的比例很低。

家庭距公交站的距离和房价也显著影响了家庭拥有住房的可能性。家庭流动率越高，家庭租房的可能性越大，原因在于受流动人口家庭化的影响，进城打工流动人口的租房行为是导致租房发生比提高的主要原因，但是在模型中不显著。

模型二是只针对农业生产家庭进行的分析。家庭平均年龄越大，平均受教育年限越长，家庭租房的可能性越小。教育对个人、家庭、尤其是农业生产家庭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它对改变人生命运，改善家庭状况都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房价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家庭拥有住房的概率。除此之外，家庭性别比越高，即家庭男性人口数越多，家庭劳动人口数越多，租房的可能性越大；家庭年收入越高，户规模越大，租房的可能性越小。但是这些在统计上都不显著。

从只针对非农业生产家庭的模型三可以看出，家庭平均年龄越大、平均受教育年限越高、户规模越大、租房的可能性越小；家庭劳动人口比例越高、家庭流动率越高租房的可能性越大。而家庭性别结构、家庭年收入、被访者职业则对家庭是否拥有住房的影响不显著。

（二）家庭结构对家庭住房面积的影响

家庭结构除了对家庭是否拥有住房的权属有影响外，还影响家庭住房的面积。从模型一全部家庭样本来看，家庭年龄结构、收入结构、劳动结构、流动结构、户规模、农业被访者对家庭住房面积有显著影响。

家庭平均年龄每增加1岁，家庭住房面积增大51.2%。家庭收入结构对家庭住房面积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年收入越高，越有能力和意愿支付购买住房的花费，家庭住房的面积越大。家庭劳动人口比例越高，家庭中的抚养比越小，越有利于家庭实物资产的积累，家庭住房面积越大。家庭流动结构与家庭住房面积呈反向相关关系，流动性越强的家庭，其租房的可能性越大，即使不租房，受家庭收入等方面的限制，购买住房的面积也较小。户规模越大，家庭住房面积越大。农业生产家庭的住房面积大于从事其他产业的家庭（见表3）。

从模型二农业生产家庭的分析来看，家庭平均年龄越大，即家庭组建时间越长，家庭住房面积越大。家庭平均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住房面积增大2.23倍。与全部家庭样本分析的一致，家庭流动率越高，农业生产家庭的住房面积越小。户规模对家庭住房面积的影响在农村非常显著，且显著程度超过城市。在人均住房面积一定的情况下，户规模越大，就意味着该家庭需要更大的住房空间。家庭住房主要来源于在本村本户宅基地上自建，而宅基地的面积基本靠人均分配获得，因此户规模越大，住房面积越大。家庭距公交站距离越远，家庭住房面积越小。房价对农业生产家庭住房面积的影响不显著，因为在农村，住房不在市场上交易，住房面积也不受市场上住房价格的影响。

针对非农业生产家庭的模型三显示，家庭平均年龄、家庭平均受教育年限、家庭收入情况、家庭劳动结构、户规模、房价对农业生产家庭的住房面积有显著影响，而家庭性别结构、家庭流动结构、家庭距公交站距离对农业生产家庭的住房面积没有显著影响。

（三）家庭结构对家庭住房价值的影响

住房价值是家庭实物资产的重要方面，因此家庭结构对家庭住房的影响还表现在住房价值上。从全部家庭来看，家庭平均年龄、家庭性别结构、家庭平均受教育年限、家庭年收入、家庭劳动人口比例、家庭住房类型都显著影响住房价值。

家庭平均年龄越大，住房价值越高。男性占家庭人口的比例越高，家庭住房价值越低。家庭平均受教育年限越长，家庭住房价值越高。因为教育水平是人力资本的关键指标，家庭平均教育水平越高，表示该家庭人力资本越强，人力资本转化为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的能力就越强，体现为家庭住房价值越高。同时家庭年收入越高，家庭住房价值越高。家庭劳动结构对住房价值的影响中，劳动人口所占比例越大，家庭住房价值越小。因为根据前面的分析可知，家庭劳动人口比例越大，家庭结构越年轻，家庭租房的可能性越大，则家庭住房的价值越小。在住房类型对住房价值的影响中，自建住房家庭的住房价值较低，而购买住房的家庭相对于其他家庭来说住房价值较大，这在统计上都很显著。

从农业生产家庭来看，只有家庭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家庭年收入对农业生产家庭的住房价值有正向影响。主要原因在于，农村地区家庭住房不能在市场上自由买卖，只有居住权，没有处置权，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家庭住房的价值。而对于非农业生产家庭来说，家庭年龄结构、家庭性别结构、家庭教育结构、家庭年收入、家庭劳动人口比例、家庭住房类型都显著影响住房价值（见表4）。

五、结论与建议

家庭结构各维度对以住房为代表的家庭实物资产的影响程度和方向不同，并且这些特征在城乡间、不同家庭结构的住户之间和家庭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都有所不同。新组建的家庭对租房的需求较大，随着家庭进入成熟期，对具有权属特性住房的需求增强，住房面积逐渐增大，住房价值不断提高；家庭平均受教育年限越高，家庭租房的可能性越小；家庭教育结构、家庭收入结构与住房面积和住房价值正相关，家庭收入往往成为决定住房面积尤其是城市家庭住房面积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家庭劳动人口比例越高、户规模越大，住房面积越大；家庭性别结构、流动结构与住房价值负相关。房价也是居民家庭是否租房主要考虑的因素之一。综合以上研究发现，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加强公租房、保障房建设，完善住房市场

针对刚组建的年轻型家庭对租房的需求，政府应该进一步加强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出台针对特殊人群的优惠政策，继续加大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建设的投入，形成通畅的住房市场过滤机制，为不同阶段、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提供多元化、多层次的住房供应体系。

（二）提高教育水平

家庭的教育水平决定了家庭资产的种类和数量，不断提高居民的受教育程度对于改善家庭资产配置、提高居民资产选择能力有重要意义。应该提高对教育的投入，不断提高教育程度和质量，尤其要改善农村地区的教育状况，培养高素质的农村劳动力。

（三）增加家庭收入

家庭收入状况是决定居民家庭实物资产的主要因素之一，是促进资产财富效应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促进居民家庭实物资产合理配置、提高居民家庭资产选择的可能性需要进一步增加居民家庭尤其是农村家庭的收入。通过多渠道转移农民就业，逐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中等收入家庭比重。

（四）提高就业率

完善就业市场，建立健全劳动力就业培训制度，提高劳动者的就业能力。实行严格的失业登记制度，提高就业服务质量，同时创造平等的就业环境，确保农村流动劳动力享有平等的就业机会，享受同等的就业待遇。

[注 释]

① 资料来源：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1-04-28。

[参考文献]

[1]王跃生. 家庭结构转化和变动的理论分析——以中国农村的历史和现实经验为基础[J].中国社会科学， 2008（7） .

[2] 马侠. 中国家庭户规模和家庭结构分析[J].人口研究，1984（3）.

[3] A. F. Shorrocks. Inequality Decomposition by Factor Components[J]. Econometrica，1982，50（1）：193-211.

[4] 何兴强，史卫，周开国.背景风险与居民风险金融资产投资[J].经济研究，2009（12）.

[5]邢大伟. 城镇居民家庭资产选择结构的实证研究——来自江苏省扬州市的调查[J]. 华东经济管理，2009（1）.

[6] Shang-Jin Wei， Xiaobo Zhang .Sex Ratios and Savings Rates： Evidence from "Excess Men" in China[R].NBER Working Papers，2009.

[7] 史代敏，宋艳. 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实证研究[J]. 统计研究，2005（10）.

[8] 梁运文，霍震，刘凯. 中国城乡居民财产分布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2010（10）.

[9] Clark W. A. V， Deurloo M. C & Dieleman F. M. Tenure Changes in the Context of Micro - level Family and Macro- level Economic Shifts[J]. Urban Studies，1994，31（1）： 131-154.

[10] Rosenthal L.. Income and Price Elasticity of Demand for Owner-occupied Housing in the UK[Z].1989.

[11] Rudel， T. K.. Housing Price Inflation， Family Growth and the Move from Rented to Owner Occupied Housing[J].Urban Studies， 1987，24：258-267.

[12] 哈里·S·登特.下一个大泡泡[M]. 阮一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The Impact of Family Structures on Family Physical Assets

——Taking Housing as an Example

Guo Lin1，2

（1. Center for Health Policy and Management，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020，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of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家庭劳动教育的重要性范文第13篇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本地非农经营活动 ；Probit模型

中图分类号：F323.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9)01-0093-04

1.引言

农村劳动力参与非农活动主要有三种途径：外出打工、本地打工及在本地参与非农生产经营活动（自主创业）等。综观众多文献，对劳动力参与非农活动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前两种非农活动上，即集中在外地打工和本地打工的劳务经济上，并且取得了相当多的研究成果，但是，对劳动力参与本地非农生产经营活动决定因素的研究似乎重视不够，论述较少。这种情况出现当然有实践依据，因为在过去，我国大部分地区农村劳动力参与非农活动最重要形式（甚至是唯一形式）就是靠打工。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步伐加快，农村劳动力接受教育的水平和可支配收入的逐渐提高，特别是受最近全球性金融海啸的影响，大批在城市务工的劳动力返乡回流，所有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必将在农村相当范围内掀起自主性的非农生产经营活动高潮。因此，深入探讨农村劳动力参与本地非农生产经营活动的决定因素，就显得越来越重要，本文试图在这方面做一些分析研究。

2.影响劳动力非农生产经营因素的统计描述――基于193份样本数据

本文认为，劳动力参与本地非农生产经营活动是劳动力本人和家庭的共同决策行为，参与的关键是劳动力本人及其家庭参与机会和参与能力。因此，本文首先基于193①份样本数据，统计性描述劳动力参与本地非农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因素。

2.1 劳动力个体因素

2.1.1 参与非农经营的劳动力素质相对较高。

由表1可以看出：参与非农经营活动的劳动力和从事纯农业生产的劳动力相比：非农活动劳动力更年轻，男性所占比例更大，接受正规教育的年限更长，有技能的比例更是大得多，但已婚的比例小于从事纯农业活动的劳动力。劳动力个体属性的比较显示，从整体来看，参与非农经营劳动力个体典型特征是：人力资本明显高于从事纯农业活动的劳动力，这是劳动力参与非农活动的素质基础。

2.1.2 非农经营的劳动力参与动机和参与能力相对较强。

对农产品补贴评价能够反映劳动力参与非农经营活动动机的强烈程度，评价越低，劳动力参与非农生产经营的动机越强烈；向农信社或民间借贷难易程度能够反映劳动力本人或家庭的社会关系及活动能力，这些对劳动力参与非农经营活动至关重要。从表2可以看出，对农产品补贴的评价，从事纯农业生产的劳动力选择“满意”和“较满意”比例共计70.6%，而参与非农经营活动的劳动力比例共计42.5%；向农信社借贷，参与非农经营劳动力选择“一般”和“较容易”比例共计24.1%，而纯农业生产劳动力比例共计9.4%；民间借贷难易程度评价，参与非农经营劳动力选择“一般”和“较容易”比例共计77.8%，而纯农业生产劳动力比例共计35.3%。以上特征比较显示：从整体来看，参与非农经营活动的劳动力参与动机比较强烈，社会关系及活动能力也更强。

表2 劳动力对农产品补贴及借贷难易程度的评价 （ %）

参与非农活动劳动力人数（%）纯农业劳动力人数（%）

农产品

补贴评价满意较满意一般不满意满意较满意一般不满意

19.423.130.626.931.838.814.115.3

农信社借贷

难易程度评价很难较难一般较容易很难较难一般较容易

50.025.918.55.651.838.87.12.3

民间借贷

难易程度评价很难较难一般较容易很难较难一般较容易

10.212.030.647.238.825.921.214.1

2.2 劳动力家庭因素

由表2可以看出：参与非农经营活动的劳动力家庭和从事纯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家庭相比：家庭的人均耕地及家庭劳动力人数没有明显差别，但是参与非农经营活动劳动力家庭到城镇的平均距离比从事纯农业劳动的劳动力家庭要近得多，家庭农业收入比纯农业劳动力家庭要高。家庭属性比较显示，从整体来看，非农经营活动参与者家庭的典型特征是：家庭地理位置更优越，家庭经济更富有，从而使得劳动力更有机会、有能力参与非农活动。

3.计量经济学实证分析

3.1 变量引入及其影响方向预测

根据上文的分析，可以预计劳动力参与本地非农经营活动与劳动力个体特征及家庭特征都有一定的联系，为了更清楚确定各因素究竟有何影响及影响方向，故引入以下变量，从计量经济学角度加以分析讨论。

劳动力人口特征变量包括劳动力的年龄X1、年龄的平方X2、性别X3（虚拟变量，男性=1，女性=0）、婚姻X4（虚拟变量，已婚=1，未婚=0）共计4个变量，是否有影响及影响方向待定。

劳动力人力资本变量包括正规教育年限X5、技能X6（虚拟变量，有技能=1，没有技能=0）、劳动力对农产品补贴的评价X7（虚拟变量，满意=4，较满意=3，一般=2，不满意=1，）、劳动力对农信社借贷难易程度的评价X8(虚拟变量，很难=1，较难=2，一般=3，较容易=4)、劳动力对民间借贷难易程度的评价X9(虚拟变量，很难=1，较难=2，一般=3，较容易=4)共计5个变量。预计较长的正规教育年限及技能对劳动力参与本地非农经营有正向作用，劳动力对农产品补贴的评价越高，劳动力参与非农经营的可能性越小；劳动力向农信社或民间借贷越容易，劳动力参与非农经营的可能性越大。

家庭变量包括家庭劳动力人数X10、家庭耕地X11、家庭农业收入X12、家庭到附近城镇的最近距离X13共计4个变量。预计家庭劳动力人数越多、家庭的农业收入越高及家庭到邻近城镇的距离越近，对劳动力参与非农经营的正向作用越大；家庭耕地是否有影响及影响方向待定。

3.2 计量模型的构建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农村劳动力是否参与本地非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农村劳动力是否参与本地非农生产经营活动有非此即彼的特点。研究的目的是试图解释清楚是哪些因素导致劳动力作出参与或不参与的选择。因此，根据本文的研究特点及要完成的任务，可以采用Probit模型进行研究，模型构建形式如下：

Y=α+β1X1+β2X2+β3X3+β4X4+β5X5+β6X6+β7X7+β8X8+β9X9+β10X10+β11X11+β12X12+β13X13+μi

上式中各变量的含义：Y是被解释变量，代表劳动力是否参与本地非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参与取1，没有参与取0；X1～X13是解释变量，分别和前面设置变量相对应；μi为随机误差项。相对于农村劳动力参与本地非农活动而言，模型中各解释变量显然是外生变量，不存在内生性问题，因此用上面的模型进行估计是可行的。

3.3 数据来源：参见尾注。

3.4 回归结果分析

基于调研的193份有效问卷的数据，利用Eviews6.0软件对模型进行估计，鉴于年龄和婚姻、耕地和农业收入之间观察到多重共线性，所以分成两个估计式进行回归分析，估计结果见表3。

注：被解释变量：参与本地非农生产经营活动=1，不参与=0；“*”、“**”和“*** 分别表示结果在10%、5%和1%的水平上统计显著。

回归结果分析：本文根据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影响的显著程度大小，逐一分析说明。

3.4.1 技能在1%的水平上统计显著，系数符号为正，显示技能对劳动力参与本地非农经营活动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此解释是：首先，技能或特长始终是劳动力参与本地非农经营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因为绝大多数非农生产经营活动，包括农产品加工制造、交通运输及各种服务业等，往往需要劳动力有一定的技术和特长；其次，劳动力只有拥有技能或特长，才敢走进非农活动的劳动力市场参与竞争，最大限度地降低所从事的非农生产经营活动的风险。

3.4.2 家庭到邻近城镇的最近距离在1%的水平上统计显著，系数符号为负，显示劳动力家庭到城镇距离越近，劳动力参与本地非农活动可能性越大。对此解释是：首先，农户家庭到城镇距离的越近，劳动力受到城镇辐射影响越大；其次，家庭到邻近城镇距离越近，劳动力在参与本地非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时，可以兼顾家庭的农业生产。

3.4.3 劳动力向农信社或民间借贷难易程度评价均在1%的水平上统计显著，系数为正，显示劳动力对这两项指标的评价越高，参与非农活动的可能性越大。向农信社或民间借贷越容易，不仅说明劳动力创业的资金瓶颈问题容易解决，也说明劳动力在本地的社会关系及活动能力较强。

3.4.4 劳动力年龄在5%的水平上统计显著，系数为正，年龄的平方项在5%的水平上统计显著，系数为负，显示劳动力参与本地非农业活动的可能性与劳动力年龄呈倒U型的关系，开始随年龄增长，劳动力参与本地非农活动的可能性增加，超过一定年龄，这种可能性反而下降。对此解释是：非农活动技术的掌握、非农活动所需资金的积累或市场及人脉关系的建立都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一开始随着年龄的增长，劳动力参与本地非农活动的可能性增加，但是如果劳动力年龄过大，从事传统农业生产时间过长，劳动力对农业生产会产生黏性和依赖性，由传统农业向非农生产经营转移的困难增大。

3.4.5 正规教育的年限在5%的水平上统计显著，系数符号为正，显示劳动力接受正规教育年限越长，劳动力参与本地非农经营的可能性越大。说明正规教育对人长期发展的重要性，必要正规教育有利于劳动力受新思想、新观念，有利于劳动力掌握新技术、规避风险、把握机会。

3.4.6 家庭劳动力数量在5%的水平上统计显著，系数符号为正，显示家庭劳动力数量越多，家庭成员参与本地非农活动可能性越大。对此解释是：家庭劳动力数量较多，家庭内成员转向非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时，既可以缓解家庭紧张的人地关系，又可以预防或减轻农业生产收入的不确定性，提高家庭总收入。

3.4.7 家庭农业收入在5%的水平上统计显著，系数符号为正，显示劳动力家庭农业收入越高，劳动力参与本地非农业生产经营的可能性越大。对此解释是：首先，大部分非农业生产经营活动需要必要的资金投入，因此，家庭农业收入越高，劳动力参与非农经营的可能性越大；其次，家庭农业收入越高，承担风险能力越强，这有助于劳动力从事非农业生产经营活动。

3.4.8 性别在5%水平上统计显著，系数符号为正，这显示男性参与本地非农生产经营的可能性比女性大。对此解释是：一方面传统的观念对男性要求较高，成年男性要有养家糊口的本领；另一方面，在农村地区尤其是小城镇上，有些非农活动更适合男性去做，譬如个体运输、各种电器及车辆的修理、建筑装潢、厨师等。

3.4.9 农产品补贴在10%水平上统计显著，系数为负，显示对农产品评价越高，劳动力参与非农活动可能性越小。原因较简单，无需赘述。

3.4.10 家庭耕地在统计上不显著，这显示劳动力本人是否参与本地非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和家庭耕地面积没有明显关系。对此解释是：一是劳动力在本地进行非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可以兼顾家庭农业生产，因而家庭耕地不会对劳动力参与非农活动有明显影响；二是由于调研地区人口密度大，家庭耕地面积较小，调研数据差别不大；三是正常家庭一般都有剩余劳动力，所以当家庭某成员从事非农业生产经营活动，通常不担心家庭耕地撂荒，退一步说，由于种田耕地的收入非常有限且不稳定，劳动力为了获得非农收入，有时宁愿放弃种田耕地。

3.4.11 婚姻在统计上不显著，这显示劳动力是否结婚对劳动力参与本地非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没有明显影响，显然是因为劳动力参与本地非农活动几乎不影响家庭的正常生活。

4.启示与建议

由劳动力参与本地非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决定因素可知，要促使更多劳动力参与本地非农经营活动，重点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从技能对劳动力参与本地非农经营活动的显著性看，政府应该加大对农村地区职业教育的资金投入力度，根据劳动力市场需求，结合劳动力本人的兴趣爱好，在县城或中心镇开展各种形式的技术及技能培训。

（2） 从正规教育对劳动力参与本地非农经营活动的显著性看，政府应该继续加大对农村地区基础教育的资金投入力度，把教育立国的国策真正落到实处。

（3） 从家庭到邻近城镇最近距离对劳动力非农经营的显著性看，劳动力非农经营活动离不开城镇。因此，首先应该加大对小城镇（或县城）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及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力度，增加小城镇（或县城）对周边农村的辐射力和吸引力；其次，重点加快自然村的道路交通、电信等基础设施建设，拉近农村到小城镇（或县城）的时空距离。

（4） 从劳动力对借贷难易程度的评价及家庭收入对劳动力非农经营活动的显著性看，资金瓶颈问题是劳动力非农生产经营的最大难题之一。因此，应该加大对农村劳动力参与本地非农经营的融资支持力度，加快农村地区金融组织创新、金融产品创新及贷款担保方式创新，扩大有效担保品范围，最大程度地帮助劳动力解决非农经营活动中所遇到的资金瓶颈问题。

注 释：

①2008年暑期，笔者在家人及亲友的协助下，在安徽省庐江县白湖镇街道、泥河镇街道及其辖区内的8个自然村进行问卷调研。调研对象是除去打工以外年满18周岁以上农民。本次调研共发放220份问卷，回收到有效问卷193份，有效率87.7%。在193份有效回卷中，有108位劳动力参与（或完全从事）本地非农业生产经营活动， 85位劳动力从事纯农业生产劳动。

参考文献：

［1］ LEWIS GH.Human migration ［M］.London:Groom HelmLtd,1982.1-18.

［2］Zhou Q.(1994),Rural Reforms and Devlepment in China,Hong ko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程名望，史清华.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动因与障碍的一种解释［J］.经济研究，2006（4）：70-77.

［4］朱农，钟水映.农村家庭参与非农业活动的推力与拉力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07（3）：11-20.

［5］陈宗盛、周云波等：影响农村三种非农就业途径的主要因素研究［J］.财经研究，2006（5）：32-47.

［6］赵耀辉.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及教育在其中的作用［J］.经济研究，1997（2）：37-42.

［7］严善平.地区间人口流动的年龄模型及选择性［J］.中国人口科学，2004（3）：30-39.

［作者简介］刘俊威（1969―），男，南开大学博士生，研究方向：农业与农村经济。

家庭劳动教育的重要性范文第14篇

关键词：幼儿；自我服务能力；家庭劳动

一、幼儿的自我服务能力

1.幼儿的自我服务能力现状

调查结果显示，幼儿在生理需要方面的自我服务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提高，中、大班的孩子在以上几个方面基本能独立完成。如，自己吃饭，中、大班分别有66%、75%的幼儿能独立完成；自己喝水，中、大班分别有65%、79%的幼儿能独立完成；独立上床睡觉方面，中、大班分别有41%、52%的幼儿能独立完成。而幼儿在生活方面处于低级水平，如收拾餐具方面，中、大班分别有37%、38%的幼儿能独立完成，大多数幼儿都不能独立完成。从中可以看出孩子们在生活方面的自我服务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地提高。

2.培养幼儿自我服务能力途径

（1）父母以身作则，为孩子做出榜样。父母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要用自己的行为去影响、带动并教育孩子。教育孩子本身就是件复杂的事情，家长应该抽出更多的时间来与孩子进行积极有效的沟通，对孩子的自我服务能力循序渐进地进行培养。家长可以在日常生活细节方面教育孩子，如自己穿衣、自己吃饭等。

（2）教师要学会增强幼儿自信心 。教师要组织幼儿开展多种形式的自我服务竞赛活动，可以让会做的孩子去教不会做的孩子，孩子教孩子效果会更好，这样也会把不会做的孩子带动起来。幼儿在互相学习的过程中，自我服务能力得到了培养，学会了一些简单的事情，继而他们的自信心会得到增强。

（3）家长和老师共同努力。家长和老师是幼儿学习的重要影响源，家长和老师的言行举止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幼儿的行为举止，家长要促使幼儿巩固和发展在幼儿园获得的学习经验；同时，老师也要使幼儿在家庭获得的经验能够在幼儿园的学习活动中得到及时有效地应用。家长要和老师定期沟通，及时进行教育培养方面的计划调整。

二、幼儿参与家庭劳动

1.幼儿参与家庭劳动的现状

（1）幼儿方面。调查结果表明， 29%的幼儿会主动参与家庭劳动。例如，一些幼儿可以自己穿鞋，穿衣服，自己主动做一些简单的家务。60%的幼儿会在家长的协同下参与家庭劳动。例如， 一些幼儿跟随爸爸妈妈一起扫地、擦桌子及收拾餐具等。

（2）家长方面。调查结果显示，仅有12%的家长会对幼儿进行家庭劳动教育，会主动教幼儿做一些简单的家务。家长在日常生活中通过语言传授、亲身示范等手段对幼儿进行家庭劳动教育。有73.5%的家长不愿意让孩子参与家庭劳动，在他们看来，幼儿参与家庭劳动不仅会给自己添麻烦，还具有危险性，甚至还有家长认为幼儿参与家庭劳动会弄脏衣服。

2.培养幼儿参与家庭劳动习惯的建议

（1）家长要树立正确的家庭劳动教育观念。调查结果显示，有的家长很少让孩子参加家务劳动，甚至从不让孩子参与劳动。动手操作是孩子认识世界非常重要的手段，所以家长应该给予孩子充分的自由，满足孩子的好奇心和兴趣，使孩子在劳动过程中获得对自身价值的认识，体验愉快与成就感，从而逐步建立自信。

（2）家长要正确地运用教育方式方法。第一，家长要对幼儿的劳动行为进行及时的表扬。幼儿劳动的目的性不强，有时难免会对家务劳动产生厌烦情绪，不愿意参与家庭劳动。在这个时候，家长就要想尽一切可行且有效的办法来激发孩子参与家庭劳动的积极性。

第二，家长要以身作则，做好榜样。幼儿经常有意无意地模仿成人的生活，通过模仿成人行为的方式来探索未知的世界。家长应该利用幼儿善于并喜欢模仿的本能，抓住示范的机会，当好幼儿的第一位老师。

家长应该充分重视幼儿的自我服务能力和劳动教育，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运用正确的教育方式方法，通过灵活多样的形式吸引幼儿参与其中，并乐在其中。

参考文献：

[1]蒋东云.培养中班幼儿自我服务能力的策略[J].广西教育，2014（5）.

家庭劳动教育的重要性范文第15篇

关键词：农村女性劳动力 转移滞后 原因 对策

一、我国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滞后的现状

近年来，随着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的加大，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人数也不断增加。据统计，2002年我国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人数为2806万，到2004年和2005年分别为3550和3691万人，2006年年底已达到4747万人。不仅如此，我国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人数占转移总人数的比例也在不断上升。2002年，我国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人数占总转移人数的29.89%，2004年达到34.6%，到2006年，我国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比例已达到36%。但我们仍应看到，虽然自2002年以来，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的人数和比例有所增加，但其转移规模仍然远远落后于男性劳动力，劳动力转移的主体仍然是农村男性劳动力，女性劳动力只占总人数的1/3。

二、我国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滞后的原因分析

（一）受教育程度低

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许多有女孩的父母，特别是农村父母认为，对女孩的教育或者技能培养是不明智的投资。在这些父母的认知中，女孩将来要嫁人，对女孩的投资是很少甚至是没有回报的，因此多数家庭很少对女孩进行教育方面的投资。很多农村女性劳动力没有受到足够的教育，而辍学之后大量不够就业年龄的农村女性劳动力过早地加入劳动力队伍，由此带来的短期经济利益又刺激更多的家庭放弃对女孩的教育，由此导致大多数农村女孩受教育程度偏低，文化素质整体落后于男性劳动力。因此，她们的视野不够开阔，外出就业的观念就比较淡薄，就算有外出务工的打算，可供她们选择的职业也会因为自身技能和素质有限而受到限制，进入城市从事的也大多是一些底层的职业。

（二）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

一方面，由于农业生产中存在着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两种相互交织的过程，所以农业生产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自然灾害和市场失灵的问题。当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并不健全，没有完善的保险和信贷体系，在农业生产遭遇自然灾害和市场失灵问题时，农村家庭无法从社会保障体系中得到帮助，所以很多家庭为分散风险，会安排部分家庭成员外出打工；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也同样存在一定程度的风险，绝大部分农村劳动力是无法加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的，一旦没有获得收入或者遇到挫折，则只能以家庭所获得的农业收入作为支撑。所以，农村家庭出于分散和规避风险的考虑，会安排部分家庭成员外出打工，部分家庭成员留守从事农业生产活动。

家庭成员的性别和年龄不一样，技能和素质也不一样，应根据不同家庭成员的比较或相对优势将家庭内部资源分配到各种活动中。任何在市场上具有某种比较优势的家庭成员应该完全参与市场，而在家庭中具有比较优势的家庭成员则留在家中从事家务劳动。由于男性劳动力和女性劳动力生理上的差异，使得男性劳动力具有从事户外劳动的比较优势，而女性劳动力则具有从事以养育子女为主的家务劳动方面的比较优势。所以，从家庭福利最大化角度出发，家庭中比较容易找到工作的农村男性劳动力会选择外出打工来增加收入，而农村女性劳动力则选择留守在家里从事农业生产、照顾老人和养育子女等工作。

（三）劳动力市场的歧视

首先，我国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不平衡， 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 农村劳动力被排斥到了一个与城市居民不同的劳动力市场上， 只能进入那种收入低、工作环境差、待遇差、福利低劣的次属劳动力市场。

其次，在劳动力市场中，在某种程度上“重男轻女”是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性导致的，社会观念和习俗的影响很少有企业能够超脱。比如，在对待两性劳动力的态度和评价方面，几乎所有企业都会认为男性劳动力的生产劳动率水平要高于女性劳动力，且女性劳动力在到达一定年龄之后就面临着结婚生子以及照顾家庭的责任。因此，一般情况下多数企业会选择直接倾向于男性劳动力。虽然两性劳动力的生理及心理差别影响了他们生产力水平的发挥程度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更加不可否认的是，重男轻女的观念甚至是性别歧视的行为在企业中是普遍存在的。

可想而知，作为女性与农民两个身份的叠加的农村女性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中更难获得就业机会。

三、推动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的对策建议

（一） 努力提高农村女性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

首先，政府和社会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保证义务教育的贯彻实施，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依法保证其按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特别要注意的是要防止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导致女生辍学的现象，防止女性文盲的出现，全面提高农村女性劳动的受教育程度。

其次，在保证农村女性劳动力接受基础教育的基础上，还要加强对农村女性劳动力的职业技术教育。大部分农村女性劳动力在转移过程中之所以存在就业难的现象是因为她们往往没有一技之长。因此，政府和社会应针对农村女性劳动力自身特点和市场需求，通过开展各种职业技术培训，提高农村女性劳动力自身素质，增强其市场竞争力。

（二） 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免除进城农村劳动力的后顾之忧

在我国当前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土地是农村家庭的惟一失业保障和养老保险。农村社会保障问题一日不解决，农村家庭与土地的紧密依存关系必然存在，导致农村劳动力不能实现整体的、彻底的转移，进而造成农村女性劳动力的转移难度加大。

（三）消除就业歧视，促进男女平等就业

受传统观念以及我国当前社会进步程度的影响，男尊女卑的腐朽观念依然残存在社会生活中。因此，必须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努力建立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型伦理道德规范，通过开展社会性别平等意识培训等多种形式增强全社会的性别平等意识，消除对农村女性劳动力的偏见和歧视。建立健全保护女性劳动力权益的法律法规，保护女性劳动力的各种权利，在法律层面上消除劳动用工中的性别歧视，加强对劳动力市场的监管，建立城乡统一、性别平等的劳动力市场。

参考文献：

[1]刘霞.城市化进程中的山东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问题[J].理论学刊，200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