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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作业论文范文

家庭作业论文

家庭作业论文范文第1篇

最近,教育主管部门对学校布置家庭作业的量和时间进行调查,并且做出了具体的规定:初中学生(包括城市学生和农村学生)做家庭作业的时间不应超过1小时。但是,经调查:农村学校中有许多学生完成作业的平均时间远超过1小时。经分析主要原因如下:其一,学校布置的家庭作业是针对全体学生的,而每个班级的学生存在明显的个体差异,导致学生完成作业时间明显不同:对于一些学习好的学生,他们完成家庭作业的时间根本不要1小时,甚至有的学生在学校里就能轻松完成,他们所花的时间只有30分钟,但是对于学困生,他们完成作业的时间就要超过1小时、2小时,或者根本无法当天完成。于是农村学生完成作业的平均时间会偏高。其二,部分农村学校布置的数学家庭作业,只重视理论知识的考察的题目,而缺乏贴近学生生活实际的、富有情境的题目,使学生对家庭作业产生厌倦感,为了交差而完成作业,缺乏内在动力。于是,拖拖拉拉的完成作业,延误了完成作业的时间,甚至出现抄袭作业的情况。其三,教师课堂教学效率低下,只能靠布置大量的家庭作业来巩固当天的知识内容,让学生苦战于“题海之中”。

针对上述的情况,笔者结合“分层教学”的原理,尝试着对农村学生数学家庭作业进行分层布置。采取了设置家庭作业的“梯度”、提高家庭作业的“趣味”、控制家庭作业量等方法,吸引不同层次的学生乐于完成家庭作业,减少学生完成作业的时间,还给学生能够自由把握课余时间的权利。

“分层教学”是一种对传统教学的改造。它通过改变教学策略来提高教学的内在品质,使教学既能适应学生个别差异又能促进学生共同提高的教学组织方式。而家庭作业分层,是切实考虑到农村各层次学生的可接受性,遵循“量力而行,共同提高”的原则,针对不同层次的农村学生布置不同的作业。

一、数学家庭作业分层,可以提高学习有困难学生的完成作业的积极性。

数学家庭作业分层,允许在学习上有困难的学生,根据他们自己的学习情况“自主”地选择适合自己的作业。这样做既减轻这一部分学生家庭作业的过重负担,增添了他们完成家庭作业的积极性,为他们自主完成作业增加了信心和乐趣,提高了作业质量;同时也可以减少或避免学生抄袭其他同学家庭作业的现象。虽然对学习有困难学生进行分层次安排家庭作业,由于不用顾忌优秀学生吃不饱,所以降低难度,学生能做多少就布置多少,表面上学生作业量的少了、浅了,但却能比较系统地掌握巩固课堂教学内容。

比如我在《2.1有理数的加法(一)》的作业中,删掉了配套作业本上的综合运用部分的内容,而改成如下的内容:

和式和的符号和的绝对值和表达式

(+5)+(+8)(+5)+(+8)=

(-15)+(+8)(-15)+(+8)=

(-12)+(-7)(-12)+(-7)=

(+10)+(-20)(+10)+(-20)=

(-30)+(+30)(-30)+(+30)=

由于在布置家庭作业时进行了分层原理,而对这一部分学生实行“低起点、低难度”的家庭作业要求,自然就调动了他们独立完成家庭作业的积极性,从而改变他们自卑、落后的心理状态。而且老师选择作业时自始至终是关注着这一部分学生,这种“待遇”是他们在传统状态下所享受不到的,这也激发了学习有困难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真正实现这一部分学生提高学习成绩并向优秀学生转化创造了条件。随着家庭作业层难度的由低到高的发展和作业层次的不断提高,学生做家庭作业的能力和学习的探究能力也相应得到了提高。

二、数学家庭作业分层,可以提高学习比较轻松学生的完成作业的创新性。

数学家庭作业分层,允许教师对学习比较轻松的学生设置一些具有开放性和创新性的家庭作业,而不用担心作业难度的适中性。从而使教师可以更专心的设计一些数学问题。可以在家庭作业中渗透与其他学科“整合”、或其他知识体系的“综合”思想。用联系的、整体的眼光重新审视家庭作业的内涵,这样的家庭作业肯定会加深优秀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更培养了他们的学习兴趣和应用数学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并能有效的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真正体现:“数学是人们生活、劳动和学习必不可少的工具”。

比如:在《认识不等式的解》一节中,针对学习有余力的学生补充一些有创意的作业,意在培养学生的数学分类思想与分类讨论能力。作业设计如下:

小明说:3a>4a,聪明的你认为呢?

又如:在《一元一次方程的应用》中设计了如下问题:

某班有23位同学去郊游,他们有两种租车方式:出租车和人力三轮车,已知,出租车每辆最多乘4人,三轮车最多坐2人。

(1)请你设计他们的可行的租车方案(5种以上)。

(2)如果出租车每辆每次10元,三轮车每辆每次7元,请你设计最节省的租车方案。

数学能够帮助人们进行数据处理、帮助人们进行合理计算、帮助从们进行演绎推理。通过对数学模型理解,使他们能够有效地描述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并用数学工具为其他学科提供了思想和方法。这无论是对培养优秀学生数学思想,还是为完善他们数学方法,还是发展他们应用能力,都起到很好的辅助作用。正是家庭作业的分层,才可以使学习轻松的学生有这样的机回,培养他们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三、数学家庭作业分层,可以提高厌学学生完成家庭作业的可能性。

数学家庭作业分层,对纪律差、厌学学生完成家庭作业创造了可能。纪律差、厌学学生,他们不是做作业的时间太多,而是不肯做家庭作业,他们要么抄袭其他同学的家庭作业,要么就干脆不做家庭作业。造成这样的问题主要原因是他们学习态度不好,对数学学习没有兴趣、没有积极性。课堂上根本不听,而且自由散漫现象严重,他们不仅自己不学,还严重地影响他人的学习。对于这些学生,我们布置的家庭作业可以是与传统的作业有差别的:我们根据中学生好奇、求胜欲强、学习从兴趣出发的特点,结合数学本身独具的内容丰富、趣味性强等特点,努力挖掘各种内在因素,创设情境,诱发激励学生完成家庭作业的兴趣,因此,教师要设计的家庭作业应该是比较容易完成的。

比如,进行一些简单的社会调查,收集数学数据等等。使他们由被动的“要我做”转变为主动的“我要做”,从而引起他们做作业的兴趣,并从中获得成功的喜悦。比如在讲到《数据的收集》这一节时我设计了如下的作业题:

据了解,区教育局要求初中学生做家庭作业的平均时间,不应超过1小时,请你设计调查表,调查全班同学每天做作业的平均时间,并检验是否符合规定?并向数学老师提出你的建议。

实践证明,这样的作业能激发学生做家庭作业的兴趣,充分调动学生独立完成家庭作业,而且学生们提出了许多的建议,使学生们充分到参与到问题中。必要时,教师可以参与到这一部分学生的家庭作业之中,帮助他们设计调查表,为他们作示范,鼓励他们独立完成家庭作业。这样就可以提高厌学学生完成家庭作业的可能性。

初中数学家庭作业的分层布置尊重每个学生的年龄特点,重视学生的心理特征及个性差异,为不同层次的学生提供了施展才能机会,并能体验到成功的喜悦,为数学教师提供了面向全体学生的教学平台。尝试工作还正在继续进行中……

参考文献:

家庭作业论文范文第2篇

于是农村学生完成作业的平均时间会偏高。其二,部分农村学校布置的数学家庭作业,只重视理论知识的考察的题目,而缺乏贴近学生生活实际的、富有情境的题目,使学生对家庭作业产生厌倦感,为了交差而完成作业,缺乏内在动力。于是,拖拖拉拉的完成作业,延误了完成作业的时间,甚至出现抄袭作业的情况。其三,教师课堂教学效率低下,只能靠布置大量的家庭作业来巩固当天的知识内容,让学生苦战于“题海之中”。

针对上述的情况,笔者结合“分层教学”的原理,尝试着对农村学生数学家庭作业进行分层布置。采取了设置家庭作业的“梯度”、提高家庭作业的“趣味”、控制家庭作业量等方法,吸引不同层次的学生乐于完成家庭作业,减少学生完成作业的时间,还给学生能够自由把握课余时间的权利。

“分层教学”是一种对传统教学的改造。它通过改变教学策略来提高教学的内在品质,使教学既能适应学生个别差异又能促进学生共同提高的教学组织方式。而家庭作业分层,是切实考虑到农村各层次学生的可接受性,遵循“量力而行,共同提高”的原则,针对不同层次的农村学生布置不同的作业。

一、数学家庭作业分层,可以提高学习有困难学生的完成作业的积极性。

数学家庭作业分层,允许在学习上有困难的学生,根据他们自己的学习情况“自主”地选择适合自己的作业。这样做既减轻这一部分学生家庭作业的过重负担,增添了他们完成家庭作业的积极性,为他们自主完成作业增加了信心和乐趣,提高了作业质量;同时也可以减少或避免学生抄袭其他同学家庭作业的现象。虽然对学习有困难学生进行分层次安排家庭作业,由于不用顾忌优秀学生吃不饱,所以降低难度,学生能做多少就布置多少,表面上学生作业量的少了、浅了,但却能比较系统地掌握巩固课堂教学内容。

比如我在《2.1有理数的加法(一)》的作业中,删掉了配套作业本上的综合运用部分的内容,而改成如下的内容:

和式和的符号和的绝对值和表达式

(+5)+(+8)(+5)+(+8)=

(-15)+(+8)(-15)+(+8)=

(-12)+(-7)(-12)+(-7)=

(+10)+(-20)(+10)+(-20)=

(-30)+(+30)(-30)+(+30)=

由于在布置家庭作业时进行了分层原理,而对这一部分学生实行“低起点、低难度”的家庭作业要求,自然就调动了他们独立完成家庭作业的积极性,从而改变他们自卑、落后的心理状态。而且老师选择作业时自始至终是关注着这一部分学生,这种“待遇”是他们在传统状态下所享受不到的,这也激发了学习有困难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真正实现这一部分学生提高学习成绩并向优秀学生转化创造了条件。随着家庭作业层难度的由低到高的发展和作业层次的不断提高,学生做家庭作业的能力和学习的探究能力也相应得到了提高。

二、数学家庭作业分层,可以提高学习比较轻松学生的完成作业的创新性。

数学家庭作业分层,允许教师对学习比较轻松的学生设置一些具有开放性和创新性的家庭作业,而不用担心作业难度的适中性。从而使教师可以更专心的设计一些数学问题。可以在家庭作业中渗透与其他学科“整合”、或其他知识体系的“综合”思想。用联系的、整体的眼光重新审视家庭作业的内涵,这样的家庭作业肯定会加深优秀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更培养了他们的学习兴趣和应用数学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并能有效的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真正体现:“数学是人们生活、劳动和学习必不可少的工具”。

比如:在《认识不等式的解》一节中,针对学习有余力的学生补充一些有创意的作业,意在培养学生的数学分类思想与分类讨论能力。作业设计如下:

小明说:3a>4a,聪明的你认为呢?

又如:在《一元一次方程的应用》中设计了如下问题:

某班有23位同学去郊游,他们有两种租车方式:出租车和人力三轮车,已知,出租车每辆最多乘4人,三轮车最多坐2人。

(1)请你设计他们的可行的租车方案(5种以上)。

(2)如果出租车每辆每次10元,三轮车每辆每次7元,请你设计最节省的租车方案。

数学能够帮助人们进行数据处理、帮助人们进行合理计算、帮助从们进行演绎推理。通过对数学模型理解,使他们能够有效地描述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并用数学工具为其他学科提供了思想和方法。这无论是对培养优秀学生数学思想,还是为完善他们数学方法,还是发展他们应用能力,都起到很好的辅助作用。正是家庭作业的分层,才可以使学习轻松的学生有这样的机回,培养他们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三、数学家庭作业分层,可以提高厌学学生完成家庭作业的可能性。

数学家庭作业分层,对纪律差、厌学学生完成家庭作业创造了可能。纪律差、厌学学生,他们不是做作业的时间太多,而是不肯做家庭作业,他们要么抄袭其他同学的家庭作业,要么就干脆不做家庭作业。造成这样的问题主要原因是他们学习态度不好,对数学学习没有兴趣、没有积极性。课堂上根本不听,而且自由散漫现象严重,他们不仅自己不学,还严重地影响他人的学习。对于这些学生,我们布置的家庭作业可以是与传统的作业有差别的:我们根据中学生好奇、求胜欲强、学习从兴趣出发的特点,结合数学本身独具的内容丰富、趣味性强等特点,努力挖掘各种内在因素,创设情境,诱发激励学生完成家庭作业的兴趣,因此,教师要设计的家庭作业应该是比较容易完成的。

比如,进行一些简单的社会调查,收集数学数据等等。使他们由被动的“要我做”转变为主动的“我要做”,从而引起他们做作业的兴趣,并从中获得成功的喜悦。比如在讲到《数据的收集》这一节时我设计了如下的作业题:

据了解,区教育局要求初中学生做家庭作业的平均时间,不应超过1小时,请你设计调查表,调查全班同学每天做作业的平均时间,并检验是否符合规定?并向数学老师提出你的建议。

实践证明,这样的作业能激发学生做家庭作业的兴趣,充分调动学生独立完成家庭作业,而且学生们提出了许多的建议,使学生们充分到参与到问题中。必要时,教师可以参与到这一部分学生的家庭作业之中,帮助他们设计调查表,为他们作示范,鼓励他们独立完成家庭作业。这样就可以提高厌学学生完成家庭作业的可能性。

初中数学家庭作业的分层布置尊重每个学生的年龄特点,重视学生的心理特征及个性差异,为不同层次的学生提供了施展才能机会,并能体验到成功的喜悦,为数学教师提供了面向全体学生的教学平台。尝试工作还正在继续进行中……

参考文献:

家庭作业论文范文第3篇

培养学生健康的人格和生活的智慧,锻炼和培养学生道德生成的自觉性、习惯性,构建德育教育的有效环境,我校始终把“崇德尚学,有声人生”作为自己的办学理念,充分利用墙壁文化在实施素质教育的过程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爱科学”的四有新人,引导学生从小养成文明、礼貌、互助合作、尊老爱幼、团结友善,热爱劳动、热爱生活,使学生在欣赏图画的过程中受到教育,挖掘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走廊文化设置《弟子规》《三字经》便于学生诵读;名人故事时刻感染和熏陶着幼小的心灵,激发学生学习先贤憧憬未来;在班级文化建设中,充分发挥班主任教师的智慧设置文化园地、生活园地、图书角、展示台等活动板块。留给学生自由发展展示自我的舞台。让学生像小鸟一样在环境优美、温馨和谐的校园生活中,汲取营养,自由飞翔、快乐成长。

二、小学德育教育方法的探讨

2010年开始,我校就开始探究小学生道德养成教育的方法,坚持以人为本,德育教育优先,全面发展的基本原则,针对学生年龄的特点,采取布置“家庭生活作业”为基本内容的探求方法。家庭生活作业不同于家庭作业,重在生活与实践。在不增加学生课业负担的同时,让学生在生活实践中得到教育。它的基本特征具有导向性、针对性、教育性、长期性、实践性和可操控性。各年龄段身体发展、心理发展、认知水平不同,所以我们要求“家庭生活作业”一定要适合每个学龄段分层布置。我们为学生设置了《课外生活作业记录卡》,卡中内容体现在六个方面:1.生活作业的内容;2.完成时段;3.生活作业完成的过程;4.我的收获;5.家长评价;6.教师评价。一、二年级教师布置,学生完成,通过定期召开班级生活会,邀请家长参加的方式让学生汇报自己在实践中收获的快乐。三至六年级学生按照教师布置的生活作业内容自己填写记录卡。另外,学校给教师配发《家庭生活作业记录本》,让教师记录填写每次布置作业的时间、内容、目标、学生完成的时限,教师检查跟踪记录,阶段性总结。教师要及时收集学生《课外生活作业记录卡》,归档整理,载入学生成长记录袋,再在总结反思过程撰写德育教育论文。学校对“家庭生活作业”落实情况进行督促检查,期中、期末进行总结,并对教师学生事迹突出的给予表彰奖励,学生奖设金卡、银卡、铜卡三个奖项。几年来的探索和实践,让我们的学生收获了很多。在完成“家庭生活作业”的过程中,通过给爸爸妈妈洗脚,给爷爷奶奶端饭、倒水,学生学会了感恩;通过洗手绢、叠被子、洗碗活动,学会了生活自理,自己能做的事自己动手完成;通过捡纸屑、清理街头小广告活动,树立了保护环境意识;通过洗脸、刷牙,学生知道了讲究卫生的重要性;公交车上主动给老、幼、病、残、孕乘客让座,培养学生尊老爱幼的高尚品德,唤起了人与人的友善;学种花、学种菜、饲养一种小动物活动,学生学到了种植和养殖的知识;通过开展公益实践活动,学生主动为灾区的小朋友捐出纸和笔,礼物虽小可彰显了学生的爱心;读一本好书、看一部电影,给同学讲一个故事和童话,培养学生渴求知识,明辨是非的能力;参观革命圣地、祭扫革命烈士陵墓,点燃了学生爱国的激情,诸多事例证明了我们布置“家庭生活作业”的有效性。

三、结语

家庭作业论文范文第4篇

小学教师的教学方式对于学生的学习,具有重要意义。布置家庭作业,是教师教学活动中的重要部分。学生完成家庭作业,能够对课堂知识起到一个巩固的作用,因此,教师如何布置家庭作业,一方面,影响着学生的学习情况,也影响着教师教学效果。语文是门和生活息息相关的学科,因此,教师在布置家庭作业时,要注重生活化的实践,提高学生语文学科的实际应用能力,提高自身的教学质量。

【关键词】

小学语文 家庭作业 生活化 实践

我国传统的小学家庭作业,教师大多采用的是机械式的对汉字、词语的重复抄写的方式。这种家庭作业的布置方式,不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也不利于学生提高语文成绩。多数学生为了“应付差事”,都存在手在写字,而大脑完全空白的“走神”状态,极大的影响了学生的学习效果。随着新课标的不断改革和深化,教育部门对小学语文教学也提出了新的要求,要将家庭作业布置的丰富多彩,并且从学生的实际生活出发,做到真正意义上,帮助学生进行语文学习。

一、小学语文家庭作业生活化的概念

小学语文家庭作业生活化,主要指的是,小学语文教师布置的家庭作业和学生的实际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通过这种新颖的作业形式,能够让学生在生活实践中,更好的收获语文知识,并且提高自己的语文应用能力[1]。同时,小学教师在布置家庭作业时,要以学生为中心,丰富家庭作业的内容和布置形式,将学生语文课程中的知识和学生的实际生活相结合,让学生在实践生活中,熟悉自己所学的语文知识,加深语文知识的记忆力,提高学生的语文知识水平和语文学习能力。

二、小学语文家庭作业的生活化实践探讨

(一)布置家庭作业要以学生为出发点

首先,教师应该将小学语文课程知识和学生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并且根据两者之间的联系,来设计整个家庭作业要布置的内容,布置的形式。其次,教师应该掌握学生的语文学习情况,以提高学生的语文成绩为出发点,在布置家庭作业的时候,要注重提高学生的积累能力和记忆力。第三是,教师可以布置不同类型的家庭作业,让学生自由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作业来做,提高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同时布置语文作业时,要有针对性,能够满足全体学生学习语文的需求。最后是,教师要坚持创新式家庭作业的布置,长此以往,提高学生的语文应用能力,进而提高学生的语文成绩。

(二)布置家庭作业时,要注重语文知识在生活中的实践

语文是门在生活中被广泛应用的学科,包括我们日常的说话,看书,写作,等等日常生活方面。教师在布置家庭作用时,要注重语文知识在生活中的实践,帮助学生对所学知识的巩固和掌握。比如在教师节的时候,语文教师可以布置给教师“写信”的家庭作业,通过“写信”的形式能够增进师生感情,也能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再比如我们在学完老舍先生的《猫》时,教师可以布置让学生观察自己生活附近的“猫”的家庭作业,同时要求学生回忆老舍先生在写《猫》这篇文章时,用到了哪些形容猫的词语[2],并在第二天课堂时,了解学生的作业完成情况。教师通过布置和生活密切相关的家庭作业,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也能提高学生的语文知识水平。

(三)布置家庭作业时,要丰富作业的形

我国传统的语文家庭作业形式,往往是单一的抄写汉字、组词或者做语文试卷这些比较乏味的家庭作业形式,不利于提高学生的语文学习兴趣。因此教师在布置家庭作业时,可以根据语文教学目标布置家庭作业,比如教师在学习成语的时候,教师可以布置做游戏的家庭作业,要求学生回家之后,和周边的小朋友组织在一起进行“成语接龙”的游戏,同时在第二天课堂时,对学生的“游戏”情况进行了解,并对一些比较难的成语适当解释,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语文知识水平。再比如语文教师在进行作文训练时,可以让学生听爸爸妈妈讲故事,然后将听到的故事作为此次作文的内容。学生通过将从爸爸妈妈处听来的的故事记录下来,也能够提高写作水平。

(四)完善评价体系

学生在完成语文教师布置家庭作业时,付出了自己的耐心、智慧和精力,因此,教师应该注重对学生科学、合理的评价。比如在进行”讲故事“等学生家庭作业的考评时,教师可以对完成此项家庭作业比较优秀的同学,给予“小红花”或者“奖状”等形式的鼓励、同时在进行考评时[3],要注重考评的全面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语文学习水平。

【结 语】

小学语文家庭作业的“生活化实践”,对于学生的语文学习具有促进意义,能够极大的提高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也能够提高学生的语文学习能力。小学语文教师要从学生的生活为出发点,丰富家庭作业内容,丰富家庭作业布置的形式,注重对学生的有效考评,真正的提高学生的语文运用能力,进而提高小学语文教师的教学质量。因此,在语文教师未来的家庭作业设计时,要注重将作业和学生的日常生活相联系,综合起来,提高学生的语文知识水平和语文应用能力。

【参考文献】

【1】朱晓凤.接近生活,精彩语文――小学语文家庭作业的生活化的实践【J】.作文成功之路(中旬),2014(10)

家庭作业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家庭;职业生涯规划;家庭工作关系;家庭因素

20 世纪60 年代,职业生涯管理学开始在欧美国家兴起,传入中国的时期为20 世纪90年代中期。职业生涯管理学是组织帮助员工制定职业生涯规划并帮助其进行职业生涯发展的一系列活动,是组织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职业生涯管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满足了员工、管理者、组织三者的需要。对于组织来说,也是一个进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手段。职业生涯管理开始被所重视和应用, 并得到员工和组织的普遍欢迎。

现在存在着激烈的竞争,所以组织为了提高组织的整体竞争力,开始管理雇员的职业生涯。而个人也开始注意到这方面以提高自己的职业竞争力,现在中国逐渐兴起的职业生涯规划市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职业生涯是指一个人从最初开始进入职业劳动到最后完全退出职业劳动的历程。职业生涯管理就是管理这一历程,过去大都是组织来发起和进行,它是还可以通过个人进行。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自我职业生涯管理的重要性,而且观念和内容都相比于过去在不断地变化,比如职业生涯管理的主体,职业生涯发展从组织管理转变为由个人管理(Hall,1998)。自我职业生涯管理对个人是非常重要的,关系到个人的生存和发展;对组织也是一样,关系到员工竞争力的保持。两个目的促使组织心理学家关心职业生涯发展:首先,培养或储备组织发展所需要的人才;其次,员工的发展需要被满足了,员工就更有可能会为组织做出自己的努力。

除了对工作方面的发展的追求,现在的员工同时也在寻求家庭方面的稳定和发展。在传统的组织观念中,家庭与工作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系统,认为组织的目标是首要的,并且不会去了解组织目标对个人或家庭造成的损失。很明显,传统的观念已经不适应现在的发展需要了,组织也不得不重新思考工作与家庭的关系。而家庭对职业生涯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因为职业生涯与家庭因素息息相关,或协调或冲突。

一、工作家庭冲突方面的研究现状

(一)国外工作家庭关系研究

工作与家庭关系的研究在国外开始于70年代,研究者认为冲突的形式是工作与家庭之间的一般体现。很多文献阐述了雇员个体水平的工作家庭冲突、工作回报等问题。研究结果表明,作为一种压力来源,家庭冲突会带来很多消极的影响,尤其是有子女的员工会产生很多生理心理上的不适症状,如较低的工作效率、工作倦怠、缺勤或离职、精神健康以及生活质量下降等。

1.有关双职工家庭的研究

有关双职家庭的研究在国外开始于20世纪60、70年代,是女权主义运动的产物。这方面的研究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研究,其重点在女性身上。随着地位的变化,女性开始承担多重角色。女性成为家庭的经济收入来源,并开始有了自己的职业追求。但是,女性还是要履行家务、抚养子女等传统意义的家庭义务。所以,研究的开始阶段主要集中于探讨女性承担多重角色的影响,以及由此给整个家庭带来的变化。

现阶段,发现为了使家庭生活的和谐运行,单靠夫妻的努力并不足够,社会规范、政策等与家庭生活密切联系的社会方面关注的研究认为,家庭幸福还需要社会政策等宏观条件,比如具有弹性的工作时间,抚养孩子的优惠政策等。

大部分学者只是把研究集中在一小部分的双职家庭上,也就是那些最成功和最杰出的双职夫妻,却忽略了那些由于信念或经济原因而注重家庭生活胜于工作的家庭,所以可以说这些研究有着一定的局限性,

2.溢出理论与补偿理论

“溢出理论”认为,假定工作与家庭之间是暂时分离的,然而在一个范畴的行为和感情可能会被带到另一个范畴。“补偿理论”补充了 “溢出理论”,认为假定工作与家庭之间是一种相反的关系,在一个方面的丧失会由另一个方面的投入获得补偿。这些研究和理论都有一个重要的理念:工作和家庭生活之间是相互影响的。

有研究发现溢出和补偿可以同时发生在个体身上,这就给解释个体选择某种反应是原因提供了难题。而且,这些理论认为个体是反应性的,而不是具有主观能动性、可以塑造环境的。

3.工作家庭冲突理论及研究成果

工作家庭冲突是指当来自工作和家庭两方面压力在某些方面出现难以调和的矛盾时产生的一种角色交互冲突。即,因为工作需要或者工作任务使得个体不能够尽到对家庭的责任和义务,或者反过来因为家庭负担影响到了工作任务的完成(Linda & Christopher)。Greehau等(1985)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两个概念,其具有指向性,即:因为工作方面的原因而产生的工作家庭冲突是“工作家庭冲突”;因为家庭方面的原因而产生的工作家庭冲突是“家庭工作冲突”。因为这些冲突各自的角色期望不同,故而在时间、压力和行为方面是不相容的。

4.工作――家庭边界理论

美国学者克拉克(2000)在对以往的工作家庭关系理论进行了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工作家庭边界理论。这个理论提出“工作”和“家庭”属于两个不一样的范畴,不同的规则联系着在其中的个人。边界界定了工作或家庭的范围,是与范围相关的起始点。边界一般分为物理的、世俗的和心理的这三种形式。边界跨越者是频繁在工作和家庭之间转移的那些个体,并很有转变为中心参与者,即具有内在化的范围文化、被证明有能力胜任某项责任、与核心人员保持联系、有范围责任识别的个体。监督人是工作中的普通边界维持者,而夫妻是家庭中的普通边界维持者。其他范围成员对定义范围和边界有影响力但对边界跨越者却没有权力。

(二)国内工作家庭关系研究

国内对工作家庭关系的研究还仅仅是局限在少量实证研究和综述性研究。李淼、陆佳芳、时勘通过对相关的文献进行综述,探讨了工作家庭冲突的中介变量并提出了相应干预策略。陈兴华、凌文辁以及方俐洛对工作-家庭冲突提出了平衡的策略。

《工作家庭冲突的初步研究》(陆佳芳、时勘等)通过科研单位、金融行业和高新技术行业的 195 个有效样本,发现员工更加能够知觉到工作-家庭冲突而更少知觉到家庭-工作冲突;在工作压力受到工作-家庭冲突的影响程度方面,女性员工与男性员工相比更加地严重。李晔在《工作家庭冲突的影响因素研究》的研究中,对文教卫生系统的员工进行了调查,取得了448个有效样本,结果表明包括工作卷入、组织支持、加班轮班、工作时间等(照顾老幼除外)与工作直接相联系的影响的因素会工作家庭关系;而包括家庭支持和家庭卷入等(工作时间除外)主要与家庭有直接关系的因素会影响家庭-工作冲突;缓解工作-家庭冲突主要来自单位和家庭的社会支持。郭翔认为职业生涯的每一阶段都与家庭因素高度相关,可能是相互协调或者相互冲突,所以他重点分析了家庭生命周期对职业生涯阶段的影响,并得出家庭对职业生涯各阶段的影响具有不一样的特征。最后,在个人、组织以及国家这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平衡措施。

工作家庭冲突的实证性研究,促使组织的管理者更加地关注工作与家庭的冲突问题,并能够制定一些相关的措施来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但是,还是需要更加进一步进行可操作性研究。

二、家庭(父母)因素的对职业生涯规划的影响变量

组织中的员工除了在过职业生活同时还在经历着家庭生活。家庭对员工本人有重大意义, 也会给职业生活带来许多影响。以往对家庭因素的研究主要包括结构变量和过程变量两类。前者有父母工作状态、家庭经济地位和受教育水平等;后者涉及父母支持、父母教养方式、亲子依恋等。这两个方面的影响是相互的,在员工职业生涯的规划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前因变量

家庭经济地位:家庭经济地位可看作是职业选择和探索的预测源(Phillips等,2002)。员工如果具有较高的家庭经济地位,则会有较高的职业预期和职业抱负、并会追求更加有威望的职业。有研究认为,原因主要是在于具有较高家庭经济地位的父母会给员工提供工具支持(如工作引导和职业信息)及情感支持,而来自于得父母支持,并由此经历更多的困扰。一项研究验证了这一观点,即中产阶级的父母会有意识的参与到其子女的职业发展之中,为其提供兴趣和能力发展的活动场所,教给其子女更多与职业相关的知识。所以,这些员工更有机会了解到自己的工作能力、兴趣以及职业选择。而相反的是,工人阶级的父母会认为其子女的职业发展是一种自然的过程,从而较少地对其进行兴趣发展和能力发展的引导。研究者认为,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同是这其中最主要的差异(Hill等,2004)。

父母工作状态:父母的工作条件、工作经历以及雇佣状态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员工的职业生涯规划和发展。研究发现,低收入家庭中的母亲失业会影响到员工的职业抱负、成就。父母失业会影响到员工的工作安全感以及其对自己未来职业的成功预期。通过对于员工活动的参与及学业的指导,父母工作状态也会间接的影响其未来的职业发展。

父母受教育水平:家庭资本理论认为,父母受教育水平包括了父母所受的教育程度以及相应的能力和技能,这些都会融入到父母教养方式之中引发自我效能信念等,并影响员工掌握其未来职业成功所需求的技能(Ketterson等, 1997)。Hill等(2004)的研究显示,父母的受教育水平会影响员工的教育抱负,可能是因为具有较高教育水平的父母有较的高子女发展期望,这种期望会内化到父母的教养方式中去,所以父母会主动参与到其学业活动中,并最终促进其职业的发展。

三、过程变量

亲子依恋:根据依恋理论,父母是员工在幼儿早期的“安全基地”,这种内部工作模式是幼年时期获得的,所以具有一定的情境稳定性和跨时间稳定性。在职业的社会情境中,在童年时期就形成了安全依恋的员工会更有胜任力和信心,并会具有职业生涯探索活动的主动性中(Blustein等,1991)。但是,依恋水平的高低并不意味着其职业生涯探索发展水平的高低(Vignoli等,2005)。Lee 和Hughey(2001)的研究显示,心理分离和母子依恋的中等水平会促进员工的职业生涯探索水平的增高。不过,两者关系更多是通过职业生涯探索行为的角度进行的探讨,对其工作态度、动机与方面的了解还是较少。

父母教养行为:父母教养行为是个体成长的一个重要变量,研究者非常重视其对职业生涯的影响。Bryant等2006)通过对员工的职业发展的论述,指出父母教养行为会促进员工发展职业兴趣和选择能力,其中父母的应对方式会直接影响职业生涯探索的过程,并进而间接作用于工作效能感和职业满意度。Kracke(1997)认为,父母对子女职业准备的支持、父母的开放性以及权威型教养行为可以正向预测员工的职业生涯探索水平。而Vignoli等(2005)研究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忽视型方式会抑制员工环境探索的频率和广度,而权威型方式则与探索活动无关。由此可以看出,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其结论并不一致,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父母支持:作为员工社会支持的主要提供者,父母对于员工职业生涯规划的关注和支持与员工的职业生涯规划相关显著,父母支持正向预测子女的职业生涯规划(Ketterson等, 1997)。此外,员工感知到的父母支持与其坚持性以及职业自我效能感有关,Turner 等(2002)发现,员工在父母的支持下,能够坚持自己解决问题,具有更好的适应能力,感知到的员工支持是职业自我效能感的重要预测源。

工作与家庭之间的潜在冲突以及家庭的父母因素对职业生活的影响有时甚至会超过个人发展目标对职业的影响。职业生涯管理作为组织人力资源的一个组成部分已经证明了它的价值,但是对于雇员的另一半――家庭考虑的不是很多。家庭与工作的冲突,以及家庭的各个因素对员工的职业生涯规划的影响确实是很大的,现在国内外对这方面的研究还是很缺乏的,所以学者们可以从这方面进行更加广泛和深入的探索。

参考文献:

[1]郭翔.论家庭对职业生涯的影响及平衡措施.广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5.

[2]李晔.工作―家庭冲突的影响因素研究. 人类工效学,2003,9(4):14-17.

[3]张再生.工作―家庭关系理论与工作家庭平衡计划.南开管理评论,2002,(4):55-59.

家庭作业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家庭治疗;本土化;整合模式;家庭治疗观

中图分类号:C913.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21-0048-02

家庭治疗是将家庭作为整体,从系统的、动态视角看待家庭成员的心理问题,通过改变家庭成员围绕症状所展现出来的交往方式,从而达到治疗症状的一种治疗理论和治疗方式[1]。随着我国社会结构转型和城市化进程加快,中国家庭在结构、功能、观念及家庭关系等方面与传统观念激烈碰撞,由家庭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这些问题对个人、家庭和社会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已引起整个社会的广泛关注,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各种家庭治疗模式引进、应用和研究都得到了实质性地进展,并取得了良好效果。

一、家庭治疗理论在国内的发展

(一)家庭治疗理论的引进与吸收

家庭治疗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国内学者在研究各种家庭治疗模式的同时,也关注到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家庭治疗理论的质疑与挑战,综合起来,家庭治疗出现的新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从家庭所处的社会背景出发看待家庭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起,通过不断对治疗中的文化问题进行反思,家庭治疗师意识到每个家庭都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拥有属于家庭内部的特有文化。开始尝试运用多元文化心理学理论,将家庭文化与社会变迁、时代演进相统一,关注民族、宗教、教育水平和社会阶层及性取向等更为广泛的文化背景对家庭成员行为影响,着重解决家庭治疗实践中遇到的文化差异性问题。

二是重新审视家庭性别角色造成的刻板思维。家庭治疗创立之初是以欧美白人男性的视角了解和处理问题的,女性主义认为这忽视了社会因素对家庭中角色预期影响,在性别角色社会化过程中,男性与女性存在差异与权力不平等,以性别定义的家庭功能蓝图是对女性的一种潜意识偏见。女性主义提出应遏制“谴责母亲”现象的扩大[2],家庭治疗师不应带着其预期的性别角色刻板印象进入家庭,主张用社会性别的视角看待家庭问题,提倡把赋予权力和平等作为治疗目标。

三是从家庭内部寻找改变的力量。社会建构主义强调建构者的经验、主观结构对知识的理解和解释。此理论认为家庭治疗师所找到的“症状”背后本质的原因实际上是其自身的一种心理建构,同时对治疗师以“专家”身份进入家庭,指导家庭改变的理念提出质疑。建构主义下的家庭治疗应该是合作形式的,治疗师要帮助来访者了解其内在信念的起源,引导其重新构建自身的问题,而不应强迫来访者做出改变,只有通过双方分享意见和彼此尊重对方的观点,治疗任务才能顺利完成。

四是家庭治疗理论与实践趋向整合式发展。20世纪90年代后,西方家庭治疗各流派间的界限逐渐被打破,家庭治疗师逐渐意识到没有任何一种方法可以保证在所有的临床治疗中都是有效的,所以整合模式成为家庭治疗发展的新趋势。家庭治疗的整合包括三个层次:(1)对整合性理论的构建;(2)技巧层次上的整合;(3)对促成疗效的共同因素的综合[3]。整合模式具有综合性和灵活性,治疗过程中治疗师能够提高对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的洞察力,在治疗的理论和方法上也更具有广阔的选择空间。

(二)家庭治疗理论本土化探索

家庭治疗理论引入中国后,国内学者对家庭治疗的跨文化适应性进行了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中国在家庭概念、结构、沟通等特征及常出现的家庭问题与西方社会存在着很大差异,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以社会为取向、以家庭为本位、以仁爱为核心,这一文化精神使中国传统家庭普遍具有家族自豪感、孝亲意识、鼓励大家庭、敬奉祖宗等特点[4]。目前,家庭治疗理论在中国本土化工作面临三方面困难。

一是介入问题家庭困难。中国家庭普遍不欢迎外人介入家庭事务和家庭生活,即使看到家庭成员表现出病症,一般认为只需要对患病者本人施治即可,家庭中的其他成员不必参与其中。但基于系统观的家庭治疗需要将一起生活的子女、配偶、兄弟姐妹、父母、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等家庭成员都纳入到治疗范围内,因此,既要尊重又要打破患者家庭的传统与习惯,让家庭成员积极参与到治疗活动中,这是家庭治疗时介入到问题家庭要面对的难题。

二是获取有价值信息困难。全面准确及时获取来访者家庭信息是开展家庭治疗的基础,中国家庭普遍认为“家丑不可外扬”,在自我保护的潜意识影响下,不愿意将家庭内部的事情暴露在陌生人面前,面对治疗师想要深入了解家庭状况的做法持有强烈的排斥心理,另一方面,暴露家庭中的隐私,可能会使问题变得更复杂,家庭成员出于担心,一般都缄默其口,因此,获取来访家庭的有效信息对于治疗师来讲是一项挑战。

三是开展积极治疗活动困难。与西方强调个人独立,重视个人感受的文化不同,中国家庭更多体现出集体主义思想,权威观念更重,家长会把自身的价值观强加于晚辈,家庭成员之间并不是以相互独立的关系存在,即使家庭成员成年,甚至有了后代,家庭成员间依然保持紧密。同时,在个人成长过程中,习惯了忽视和压抑个人感受,不主动表达,而治疗活动需要案主以更为自我的方式说明事实,同时说出包括负面的一些感受,这不仅会与其自身的价值观相矛盾,也会使其他家庭成员感到危机,因而对开展治疗活动形成阻力,影响治疗效果。

总之,家庭治疗本土化是一个漫长、复杂的过程,在临床实践中需要不断总结,找到本土化立足点,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断吸取国人能够广泛接受的文化思想并将其与家庭治疗进行有机结合,这会是家庭治疗中国化的重要途径。

(三)家庭治疗理论的实践应用

20世纪80年代末,中德第一期家庭治疗培训班在昆明举办,主要开展了系统式家庭治疗模式的理论和技术培训,其理念对中国传统的精神病学界产生了强烈冲击。随后更加深入的培训和更加广泛的国际交流陆续展开,这些培训与交流培养出了中国最早的一批家庭治疗师,他们陆续在医院、学校和精神卫生机构中大力推广和实践着所学的理论和技术。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国内家庭治疗培训不断完善,不仅注重专业师资培训内容的宏观性与通识性,也开办了一些强调临床务实能力的精深性培训课程,从而不断提升治疗师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提升了专业教师的实务及督导水平,促进了国内家庭治疗业的发展。

二、国内家庭治疗的务实

当前,结合我国在家庭治疗理论和实践方面存在的问题,可以从以下三方面促进家庭治疗在中国的发展。

(一)家庭治疗模式的整合发展

目前,整合不同的家庭治疗模式已经成为西方家庭治疗界的一种普遍趋势,这一观点也得到国内学者的一致认同。结构式家庭治疗关注整个家庭的结构,家庭成员是否扮演适合自身的角色与地位,保持良好的沟通、相互支持与配合,共同维持一个家庭模式的正常运转。这些思想同样符合中国人对和谐家庭生活的诉求。因此,建立以结构式家庭治疗模式为主,其他模式为辅的整合式家庭治疗模式是发展的趋势。

一是治疗理念的整合。在家庭治疗过程中,咨询者要时刻以来访家庭为重,以问题呈现的现象为先,以家庭特点为主,避免将自身的理论背景放在第一位,禁锢于某一种家庭治疗理论和技术框架。针对中国家庭的代际间界限不明显的特点,对模糊不清的界限进行澄清或打破家庭已僵化的界限,同时也可以加入萨提亚家庭治疗理念,发挥家庭自身的能量,促使家庭内部结构发生转变,这既符合中国家庭中的集体主义观念,又避免打破“家人一体”信念系统,形成治疗阻抗。

二是治疗技术的整合。在充分运用加入、实际演出、建立界限、隐喻、空间改变和矛盾处置等结构式家庭治疗技术基础上,适当采用系统式家庭治疗中的循环提问,萨提亚的家庭雕塑、家庭重建等技术,将结构式家庭治疗和个体心理治疗进行有机整合,弥补家庭治疗只关注家庭整体结构,而对个体内心世界、情感变化缺乏了解的不足,可采用个体心理治疗的技术,如精神分析、行为主义和人本主义等疗法,重点解决问题或症状比较严重的个体,进而促进整个家庭问题或症状的解决和消除。

三是治疗师角色的整合。家庭治疗师在治疗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在治疗过程中要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转换自身的态度,既要融入家庭中,又要与家庭成员保持一定的距离。中国家庭注重隐私,不习惯在外人面前暴露家庭问题,治疗师应以协助者的姿态介入家庭,通过观察了解来访家庭的结构、特点和问题。针对中国家庭信任权威的特点,治疗师以专家的身份澄清家庭问题的症结所在,制定治疗方案,在某个家庭成员产生情绪抗拒时,给予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避免不良情绪在整个家庭中蔓延,保证整个治疗计划顺利进行。

(二)结合国情,建立本土化家庭治疗观

从文化观讲,家庭治疗是帮助家庭在变化的文化环境中寻求可以遵循的方向,以促进全部家庭成员得到最好的适应与和谐。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开展家庭治疗,不仅要整合西方各种家庭治疗模式,更要深入挖掘它们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契合点,建立适合中国文化、家庭特点和价值观念的“中国”家庭治疗模式是家庭治疗本土化工作的当务之急。中医文化与家庭治疗之间在追求个人与家庭和谐、统一方面存在比较显著的相似之处,因此,可以以中医文化为基础建立中国本土化的家庭治疗观,将传统中医文化融入家庭治疗实践中。

一是以“整体观”思想促使来访家庭配合治疗。中医学将人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个体不但要保持其内部的协调,更要保持其与外界环境的统一。家庭能够帮助个体完成最初社会化,是影响其达到内外协调统一的重要场所。治疗师可以利用“整体观”思想向来访家庭说明个人与家庭是相对独立又紧密相连的两个有机整体,家庭成员之间的良好互动是保证个体与家庭健康发展的前提,将这种思想贯穿整个治疗过程,不但可以消除家庭成员将责任归咎于他人的想法,还可以促使来访家庭积极配合完成治疗。

二是以“阴阳平衡”思想厘清家庭内部成员关系。厘清错综复杂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开展家庭治疗的第一步。中医用阴阳学说阐释人体的组织结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归纳药性,用以指导临床辨证论治,并将“阴阳平衡”视为人体健康的标志。家庭治疗师可采用“阴阳学说理论”对家庭成员进行划分,如将家庭中性格较为开朗,处于家庭支配地位的人称为“阳”,反之为“阴”,厘清来访家庭内部成员之间阴阳关系和互动倾向,促使他们协调关系,达到“阴阳平衡”,恢复家庭正常功能目的。

中医药文化博大精深,中国家庭治疗界要深入挖掘中医药文化精髓,将以人为本、医乃仁术、调和致中及五行生克等中医理念与西方家庭治疗理论与技术融合,促进家庭治疗本土化发展。

(三)开展家庭治疗培训,扩大应用范围

当前,家庭治疗已成为国内心理治疗领域一个研究热点,各种模式的家庭治疗培训班陆续开设,培养了一大批教学、科研和临床理论与实践工作者。结合当前我国家庭治疗发展,建议家庭治疗培训应从以下四个方面开展和完善。

一是开展后现代主义整合式家庭治疗综合培训。在培训中融入后现代主义思想和理念,在系统讲解一种家庭治疗模式同时,结合我国国情和中国传统文化特点和家庭问题发展趋势,介绍其他家庭治疗模式的特点,综合共同点,辨证施治,合力公关,学科、思想与方法整合,有利于心理服务工作者结合中国实际掌握家庭治疗最新成果,解决实际问题。

二是开展符合中国国情的家庭治疗培训。在社会转型,传统家庭发生剧烈变化的时代,家庭及成员出现的各种各样问题表现在家庭,根源在社会,实质受中国文化影响,因此,国外理论引入中国必须进行本土化改造,不然就会水土不服或事与愿违。要了解家庭治疗理论学术精华和产生的时代背景,了解中国家庭问题的文化根源,才能更好地理解和运用家庭治疗理论,洋为中用,中为实用。

三是开展与专业督导相结合的培训。专业督导是保证家庭治疗培训质量的前提和基础,是开展家庭治疗工作专业化、科学化和规范化的必要条件,将治疗师在实践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作为培训内容和案例要点,有助于治疗师掌握专业技能和适合本土化的理论应用,结合理论与实际,专业督导才会收到实效。

三、结语

国内关于家庭治疗的研究与应用刚刚起步,但已经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活力,如何有效运用家庭治疗方法介入中国传统文化下形形的家庭,促进家庭和谐,社会安定和百姓幸福是现阶段家庭治疗工作者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家庭治疗工作不仅需要学习西方的先进理论与技术,还应对其进行本土化研究和实用改造,以期创建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家庭治疗理论体系和操作模式。可以说,建设具有中国文化底色的家庭治疗模式是我国家庭治疗工作者奋斗的目标和前行的动力。

参考文献:

[1]李彩娜,赵然.家庭治疗[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9:17-22.

[2]汪新建.西方女性主义思潮对家庭治疗的冲击和影响[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79-83.

家庭作业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家庭资本;就业意愿;社会资本

中图分类号:F2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096(2012)06-0042-06

一、问题的提出

在当今日益艰难的大学生就业市场中,由于机会不均、聘用标准不一、薪酬不等,大学生尤其是女大学生的求职之路仍然倍感艰辛。对于导致大学生求职难的原因已经有不少学者在探讨,这些学者大多是从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视角来分析。然而,也有学者则从家庭因素的视角来探讨这类问题。例如,李黎明等[1]通过2006年西部三所高校(西安交通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兰州大学)大学生的就业行为调查数据发现,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父母职业、地位、学历)对子女职业获得具有显著影响作用。此外,郑洁[2]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大学毕业生更有可能选择继续学习深造以推迟就业,且求职更有信心,初次就业落实单位的概率高。在家庭因素对就业意愿的影响问题上,高耀等[3]发现家庭的经济状况和母亲职业对大学生到西部、基层及艰苦地区就业意愿没有显著影响,而父亲职业对此则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具体而言,父亲职业等级越高,其子女越不愿意到西部、基层及艰苦地区就业。

从理论层面来分析,家庭因素对大学生就业意愿的影响状况可用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思想观点来解释。 一方面,“以‘己’为中心形成的社会关系,一圈一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4]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就是这种以差序方式建构的社会关系,离自己这个圆心越近,道德性和工具性责任越重。基于中国人“差序格局”的人际关系社会结构,反映出中国人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中国人普遍认为“子女的幸福就是自己的幸福”。因此,在残酷的就业竞争中,当机会和资源短缺时,中国的传统文化一定会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中国人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来解决就业这样牵动亿万家庭幸福的重大问题。目前,中国社会里的人是以自己的血缘关系来考虑就业资源配置的人。因此,中国人只会为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的命运而忙碌。另一方面,在机会和资源短缺的社会环境背景下,从代际流动是否能够向上流动的视角来分析,家庭的内部条件即父母的职业、受教育程度都会对代际流动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这不是以子女的意志为转移的。父母把稀缺的社会资源传递给子女的“努力最大化”行为,成为代际流动能够向上流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在供不应求的就业市场中,家庭因素能成为获得体面工作这一稀缺资源的决定性因素。

然而,以往的研究并没有关注到以下问题:不同类型、不同性别的高校大学生的就业意愿与其家庭因素之间有何关系?不同类型高校的女大学生和男大学生受家庭因素影响的差异表现何在?这些是本文需要论述的问题。在中国日益严峻的大学生就业市场中,从大学生家庭因素的视角分析其就业意愿,对于分析他们的就业意愿和发展等问题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研究设计

本文通过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并从代际传递效应在“差序格局”中以血缘作为纽带的理论观点,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成因及相关政策研究”东北财经大学课题组实地调研的2 079份第一手有效数据,主要运用独立样本t检验的方法来检验假设,从而得出家庭因素的差异会影响不同类型的高校大学生,尤其是女大学生的就业意愿的结论。

本文把大学生的家庭因素作为影响大学生就业意愿的自变量,大学生就业意愿则为因变量。其中考察的自变量包括家庭人口构成、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职位状况、家庭年收入水平、亲属的社会地位。通过数据解释这些主要的家庭因素指标与大学生就业意愿之间的关系。

数据源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成因及相关政策研究”东北财经大学课题组于2011年4—5月在辽宁省大连市各高校中,随机抽取四所不同类型的高校进行的“大连地区本科生状况进行的问卷调查”。被调查的高校分别为大连理工大学、东北财经大学、辽宁师范大学和大连大学。其问卷内容包括个人基本情况、所学专业、学习成绩、社团活动参与状况、父母的职业、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家庭的年收入状况、亲属的社会资源拥有状况等。学生年级分布以大三学生为主。调查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2 200份,实际收回问卷2 158份。经过逻辑检验和缺失数据处理,实际用于分析的有效样本为2 079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6.3%。

本文运用SPSS16.0进行相关计量分析,主要使用独立样本t检验的方法来检验假设。具体来说,分别以被调查者是否为独生子女、父母的职位、父母的学历、家庭年收入、亲属担任处级或经理级以上职位作为分组变量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这些家庭资本与大学生就业意愿之间的相关性。由于实证研究的数据调查显示,大连市四所高校的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意愿集中在考研和出国深造这两种选择中,因此,本文所有表格都是针对这两种选择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此外,本文还运用这种方法来分析独生子女的身份是否会对大学生就业意愿产生影响。

本文把家庭因素分为家庭人口结构、父母的职位状况、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家庭经济状况、亲属的社会地位五类,通过对辽宁省大连市四所高校进行问卷调查,探讨不同类型高校大学生的就业意愿与其家庭因素之间的关系。本文总体研究假设是家庭因素对不同性别、不同类型的高校大学生的就业意愿有显著影响,具体分为五个小假设。

假设1:独生子女对不同类型的高校大学生就业意愿有显著影响。

假设2:父母的职位对不同类型的高校大学生就业意愿有显著影响。

假设3: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对不同类型的高校大学生就业意愿有显著影响。

假设4:家庭经济状况对不同类型的高校大学生就业意愿有显著影响。

假设5:亲属的社会地位对不同类型的高校大学生就业意愿有显著影响。

三、实证检验为了节省篇幅,本文的实证检验结果中均删减了group statistics 表格,读者如感兴趣可与作者联系。

家庭作业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家庭农场;运作绩效;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 F32515 文献标识码:A

近几年,上海松江、湖北武汉、吉林延边、浙江宁波等地积极培育家庭农场,在促进现代农业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据统计,农业部确定的33个农村土地流转规范化管理和服务试点地区,已有家庭农场6 670多个,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但从试点区的调查来看,家庭农场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暴露出发展水平不高、质量参差不齐、运作效率偏低等一系列问题。那么,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家庭农场的运作绩效?家庭农场的运作绩效应如何评价?从理论上探明和回答这些问题对于引导和促进家庭农场的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概念界定及文献回顾

家庭农场是指:“以家庭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业部经管司,2013)”。从以上定义可以看出,家庭农场必须具备以下几个特征:(1)经营者应具有农村户籍。(2)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即无长年雇工或常年雇工数量不超过家庭务农人员数量。(3)以农业收入为主,农业净收入占总收益的80%以上。(4)经营规模达到一定标准并相对稳定:从事粮食作物的,租期或承包期在5年以上的土地经营面积达到50亩(一年两熟制地区)或100亩(一年一熟制地区)以上;从事经济作物、养殖业或种养结合的,应达到当地县级以上农业部门确定的规模标准①。这些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把家庭农场与农民合作社、专业大户区分开来。

胡书东(1996)认为,家庭农场既兼有集体农场及小农经济的优势,又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二者的缺陷。首先,家庭农场的产权结构较为简单,农场主及家庭成员作为主要的劳动力提供者,其收入直接取决于农场经营的好坏,一般不存在产权激励不足的问题,即便是雇佣少量劳动力,劳动的监督成本也较低,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集体农场的缺点;其次,家庭农场以盈利为目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生产经营具有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化特征,产品的商品化程度更高,与小农经济有很大的不同;再次,家庭农场必须不断的改进生产设备,强化管理理念,采纳先进的农业科技成果,规划投入及产出,形成最佳的经营规模;最后,家庭农场拥有生产经营自,可以根据市场变化随时改变经营安排。因此,家庭农场的组织结构既延续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农户为基本单位的特征,又是新时期对家庭经营制度的完善和创新。

目前笔者尚未发现有关家庭农场运作绩效的研究文献,但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由于家庭农场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均为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有关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的研究结论可以为分析家庭农场运作绩效提供借鉴和参考。对于合作社绩效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分析合作社内在的影响因素,如张晓山(2004)认为农户的经营规模对合作社的发展影响很大,专业大户是合作社发展的基础条件;Pulfer等(2008)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社员对社长的信任度、人力资源状况及成员结构是影响合作社绩效的重要因素。二是从外部环境入手探讨合作社绩效的影响因素,如Egerstrom (2004)基于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全面分析了影响合作社绩效的外部环境因素,认为合作社除了受到同业竞争、原材料供应者及产品购买者的市场力量、潜在替代者的影响外,还受到政治、文化、公众等多方面环境因素的影响;孔祥智等(2005)认为影响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关键因素是法律及社会发展环境因素。三是结合内部资源及外部环境分析合作社绩效的影响因素,如韩俊等(2006)认为,合作社的内部资源和客观条件会影响合作社的健康成长;Zuhui Huang等(2013)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影响合作社绩效的主要因素为当地经济发展状况、社长能力、社员人力资本。

在研究合作社绩效影响因素的同时,有学者对合作社绩效的评价指标进行了深入分析,从最开始的一元评价主体过渡到多元评价主体,从最初考察单一绩效过渡到综合考察综合绩效。如刘滨等(2009)在此基础上,设计出内部治理机制、社员收益、组织收益、发展潜力及社会影响5个一级指标和18个二级指标,作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度量的依据,并通过实证分析进行了检验;徐旭初等(2009; 2010)则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可以通过行为绩效和产出绩效两个方面来衡量,并利用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样本验证了指标体系的有效性,其中,行为绩效主要反映在组织建设和运营活动上,产出绩效可以通过社员收益、组织发展及社会影响来测量;赵佳荣(2010) 在此基础上提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评价指标除了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以外,还应包括生态绩效。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尽管在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评价及影响因素的研究上取得了许多有实践意义的成果,但鉴于家庭农场在经营主体、成员构成、治理机制等方面的特殊性,农民专业合作社评价指标及影响因素的研究结论虽可以借鉴,但不能照搬。

二、假设提出及模型构建

在本研究中,对于家庭农场运作绩效的测量,参考徐旭初等(2009)及赵佳荣(2010)在测量农民合作社绩效时所用的指标体系,并结合家庭农场的特点进行相应改编,从经济绩效、社会绩效及生态绩效三个方面测量。经济绩效主要包括:年总产值、盈亏情况、产品品牌度;社会绩效的指标主要有:区域影响力、表彰次数、示范效应;生态绩效指标主要包括:绿色产品产量、环保投入、周边居民满意度。

由于影响家庭农场运作绩效的因素有诸多方面,本研究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资源基础理论及社会资本理论,结合家庭农场的特点,从内部特征和外部资源入手综合考察家庭农场运作绩效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及社会资本三个方面。

1.物质资本。物质资本主要是指家庭农场所拥有的各种物质资源,是其开展各项活动的基础条件。本研究结合郭红东等(2009)的研究,从注册资金、土地面积、年均投资量、品牌建设等来衡量。在合作社的研究中发现,合作社拥有的物质资本资源越丰富,越有利于各项工作的开展,合作社的绩效越高(郭红东等, 2009);郭云涛(2009)也认为,家庭农场的物质资本会直接影响其经济及社会效益,但没有通过实证研究进行检验。故我们可以认为,当家庭农场具有较高的物质资本时,其运营绩效的各项指标也会表现得更好,由此得到假设1、2、3:

假设1:家庭农场的物质资本对其经济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2:家庭农场的物质资本对其社会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3:家庭农场的物质资本对其生态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人力资本。家庭农场的人力资本主要包括农场主及家庭主要成员的年龄、知识、经验、判断等,是家庭农场开展各项活动的重要前提条件。由于目前我国家庭农场的规模普遍偏小,农场主在家庭农场的发展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故本研究用家庭成员数、农场主教育年限、农场主年龄、创办年数等指标来测量。家庭农场主要由家庭成员组成,与一般性经济组织相比,家庭成员间具有一定程度的利他主义倾向,有利于降低组织中的交易费用,进而提高组织绩效(陈纪平, 2008);黄延廷(2010)也认为家庭农场易于制定、执行较为严密的生产经营计划,有助于提升农业生产效率。故我们得到假设3、4、5:

假设3:家庭农场的人力资本对其经济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4:家庭农场的人力资本对其社会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5:家庭农场的人力资本对其生态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3.社会资本。家庭农场的社会资本主要包括市场资源和社会资源。市场资源主要指与供应商、经销商的关系,社会资源主要指与政府相关部门、社区公众之间的关系。家庭农场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决定了其经营水平和获取外部资源的能力,会对其绩效产生深刻影响。本研究借鉴黄岩和陈泽华(2011)的研究成果,从政府支持力度、资金借贷难度、经销商关系紧密度、供应商关系紧密度及公众关系紧密度来测量。在合作社的研究中,郭红东等(2009)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合作社的社会资本对其经营绩效的影响仅次于物质资本,合作社社会资本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能决定合作社的成长水平;郭云涛(2009)以广西为例分析我国家庭农场所存在的问题时也指出,由于我国家庭农场存在弱小、分散等特点,难以通过联合形成封闭的社会网络,与其他组织形式相比,社会资本较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家庭农场经营绩效。故我们得到假设7、8、9:

假设7:家庭农场的社会资本对其经济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8:家庭农场的社会资本对其社会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9:家庭农场的社会资本对其生态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构建出以下家庭农场运作绩效影响因素理论模型,见图1。

图1 家庭农场运作绩效影响因素理论模型

三、变量测量与数据描述

(一)变量测量

本研究中所涉及的自变量及因变量的测量指标均来自前人的研究文献或结合家庭农场的特点进行了相应的改编,各变量的测量指标详见表1。其中,社会资本中的公众关系紧密度及社会绩效中的周边居民满意度通过对当地居民进行测量,其他指标都为家庭农场的具体测量指标。

(二)数据描述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2013年3月笔者联合武汉市农业局发展计划与财务处对武汉市家庭农场所做的调查。家庭农场样本的选取标准为:一是已经注册,二是符合本文概念界定中所描述的4个特征。共得到167个家庭农场样本,主要集中在种植(53家)、水产(46家)、种养型(28家)及循环农业型(24家)四种模式上,其他模式为16家。样本家庭农场2012年收入均在20万以上,年投入量均在10万以上。对于社会资本中的公众关系紧密度及社会绩效中的周边居民满意度的测量,通过随机选取家庭农场样本附近的10户村民进行填答,取均值作为这两个指标的测量值。对反向量表进行反向计分处理后,具体指标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四、结果与分析

(一)验证性因子分析

由于测量指标存在不同量纲,故首先利用SPSS170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再对标准化后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KMO值为0784,p

利用AMOS170对理论模型进行因子分析,结果见表2。模型中六个潜变量的组合信度都大于08,表明本研究所使用的量表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各测量指标的因子载荷都在07以上(除X35公众关系紧密度的载荷为0677,稍低于07外),且各潜变量的AVE值均高于05的判别标准,说明量表具有较好的聚合效度;在区分效度方面,如潜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小于潜变量AVE的平方根,则可认为量表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从表3可知,各潜变量AVE的平方根均大于潜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因此,可以认为量表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二)整体模型结果

利用AMOS对理论模型进行检验,模型拟合指标为:χ2/df=1370(p=0003),RMSEA=0047,NFI=0917,CFI=0976,GFI=0903。考虑到χ2检验对于样本大小具有高度敏感性,尽管p值未达到参考标准(p>005),但其它拟合指标都高于适配临界值,可以认为模型具有良好的拟合效果。各潜变量的标准化路径系数见图2。家庭农场的物质资本对其经济绩效及社会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路径系数分别为0261和0209),假设1、2得到验证,但影响程度存在差异,相对于社会绩效,物质资本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更大,而物质资本对生态绩效的影响不显著(R=0056,p>005),假设3没有得到验证;家庭农场的人力资本仅对经济绩效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R=0259,p>005),而对社会绩效及生态绩效的影响均不显著,假设4获得支持,假设5、6未通过验证;家庭农场的社会资本对经济绩效、社会绩效及生态绩效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具体而言,社会资本对社会绩效的影响最大(R=0504,p>0001),对生态绩效的影响次之(R=0356,p>001),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最小(R=0227,p>005),假设7、8、9均得到验证。

图2 路径模型分析结果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武汉市167家家庭农场为例,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分析了影响家庭农场运作绩效的主要因素。模型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家庭农场的物质资本投入能够显著提高其运作的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且对经济绩效的提升更为明显,但对生态绩效无显著影响;第二,人力资本的投入能明显提升经济绩效,但对社会绩效及生态绩效的提升无显著影响;第三,社会资本的投入能明显提升家庭农场的经济绩效、社会绩效和生态绩效,具体而言,对社会绩效的提升效应最大,其次是生态绩效,然后是经济绩效。

从以上结论可以看出,对于家庭农场而言,要提高综合绩效,必须特别重视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包括争取政府支持,提高贷款的可得性,加强与经销商的合作,协调地方公众的关系等,以提升家庭农场的社会资本;与此同时,还要综合考察物质资本及人力资本的投入,加强品牌建设,全面提升家庭农场的经济绩效、社会绩效和生态绩效。

注释:

① 2013年3月农业部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开展家庭农场调查工作的通知,根据通知所确定的纳入调查范围的家庭农场应符合的“七个标准”整理而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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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陈纪平. 家庭农场抑或企业化——中国农业生产组织的理论与实证分析[J].经济学家,2008(3):43-48.

[5] 郭红东, 楼栋. 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社成长的因素分析——基于浙江省部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调查[J].中国农村经济, 2009(8):24-31.

[6] 郭云涛. 家庭农场的资本, 市场与经济效益[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9, 31(2):56-61.

[7] 韩俊, 秦中春. 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J].红旗文稿, 2006, 145(15):1-14.

[8] 胡书东. 家庭农场:经济发展较成熟地区农业的出路[J].管理世界, 1996(5):65-70.

[9] 黄延廷. 家庭农场优势与农地规模化的路径选择[J].重庆社会科学, 2010(5):20-23.

[10]孔祥智, 张小林. 陕、宁、川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作用及制约因素调查[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05(6):52-57.

家庭作业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家庭资本;就业意愿;社会资本

中图分类号:f2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096(2012)06-0042-06

一、问题的提出

在当今日益艰难的大学生就业市场中,由于机会不均、聘用标准不一、薪酬不等,大学生尤其是女大学生的求职之路仍然倍感艰辛。对于导致大学生求职难的原因已经有不少学者在探讨,这些学者大多是从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视角来分析。然而,也有学者则从家庭因素的视角来探讨这类问题。例如,李黎明等[1]通过2006年西部三所高校(西安交通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兰州大学)大学生的就业行为调查数据发现,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父母职业、地位、学历)对子女职业获得具有显著影响作用。此外,郑洁[2]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大学毕业生更有可能选择继续学习深造以推迟就业,且求职更有信心,初次就业落实单位的概率高。在家庭因素对就业意愿的影响问题上,高耀等[3]发现家庭的经济状况和母亲职业对大学生到西部、基层及艰苦地区就业意愿没有显著影响,而父亲职业对此则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具体而言,父亲职业等级越高,其子女越不愿意到西部、基层及艰苦地区就业。

从理论层面来分析,家庭因素对大学生就业意愿的影响状况可用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思想观点来解释。 一方面,“以‘己’为中心形成的社会关系,一圈一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4]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就是这种以差序方式建构的社会关系,离自己这个圆心越近,道德性和工具性责任越重。基于中国人“差序格局”的人际关系社会结构,反映出中国人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中国人普遍认为“子女的幸福就是自己的幸福”。因此,在残酷的就业竞争中,当机会和资源短缺时,中国的传统文化一定会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中国人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来解决就业这样牵动亿万家庭幸福的重大问题。目前,中国社会里的人是以自己的血缘关系来考虑就业资源配置的人。因此,中国人只会为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的命运而忙碌。另一方面,在机会和资源短缺的社会环境背景下,从代际流动是否能够向上流动的视角来分析,家庭的内部条件即父母的职业、受教育程度都会对代际流动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这不是以子女的意志为转移的。父母把稀缺的社会资源传递给子女的“努力最大化”行为,成为代际流动能够向上流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在供不应求的就业市场中,家庭因素能成为获得体面工作这一稀缺资源的决定性因素。

然而,以往的研究并没有关注到以下问题:不同类型、不同性别的高校大学生的就业意愿与其家庭因素之间有何关系?不同类型高校的女大学生和男大学生受家庭因素影响的差异表现何在?这些是本文需要论述的问题。在中国日益严峻的大学生就业市场中,从大学生家庭因素的视角分析其就业意愿,对于分析他们的就业意愿和发展等问题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研究设计

本文通过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并从代际传递效应在“差序格局”中以血缘作为纽带的理论观点,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成因及相关政策研究”东北财经大学课题组实地调研的2 079份第一手有效数据,主要运用独立样本t检验的方法来检验假设,从而得出家庭因素的差异会影响不同类型的高校大学生,尤其是女大学生的就业意愿的结论。

本文把大学生的家庭因素作为影响大学生就业意愿的自变量,大学生就业意愿则为因变量。其中考察的自变量包括家庭人口构成、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职位状况、家庭年收入水平、亲属的社会地位。通过数据解释这些主要的家庭因素指标与大学生就业意愿之间的关系。

数据源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成因及相关政策研究”东北财经大学

课题组于2011年4—5月在辽宁省大连市各高校中,随机抽取四所不同类型的高校进行的“大连地区本科生状况进行的问卷调查”。被调查的高校分别为大连理工大学、东北财经大学、辽宁师范大学和大连大学。其问卷内容包括个人基本情况、所学专业、学习成绩、社团活动参与状况、父母的职业、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家庭的年收入状况、亲属的社会资源拥有状况等。学生年级分布以大三学生为主。调查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2 200份,实际收回问卷2 158份。经过逻辑检验和缺失数据处理,实际用于分析的有效样本为2 079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6.3%。

本文运用spss16.0进行相关计量分析,主要使用独立样本t检验的方法来检验假设。具体来说,分别以被调查者是否为独生子女、父母的职位、父母的学历、家庭年收入、亲属担任处级或经理级以上职位作为分组变量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这些家庭资本与大学生就业意愿之间的相关性。由于实证研究的数据调查显示,大连市四所高校的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意愿集中在考研和出国深造这两种选择中,因此,本文所有表格都是针对这两种选择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此外,本文还运用这种方法来分析独生子女的身份是否会对大学生就业意愿产生影响。

本文把家庭因素分为家庭人口结构、父母的职位状况、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家庭经济状况、亲属的社会地位五类,通过对辽宁省大连市四所高校进行问卷调查,探讨不同类型高校大学生的就业意愿与其家庭因素之间的关系。本文总体研究假设是家庭因素对不同性别、不同类型的高校大学生的就业意愿有显著影响,具体分为五个小假设。

假设1:独生子女对不同类型的高校大学生就业意愿有显著影响。

假设2:父母的职位对不同类型的高校大学生就业意愿有显著影响。

假设3: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对不同类型的高校大学生就业意愿有显著影响。

假设4:家庭经济状况对不同类型的高校大学生就业意愿有显著影响。

假设5:亲属的社会地位对不同类型的高校大学生就业意愿有显著影响。

三、实证检验为了节省篇幅,本文的实证检验结果中均删减了group statistics 表格,读者如感兴趣可与作者联系。

家庭作业论文范文第10篇

(辽宁师范大学心理学院,辽宁大连116029)

摘要:家庭作业作为中学生每天必须完成的任务,其重要作用不言而喻。教师作为学生在校学习的主要指引者,对激发学生家庭作业努力的动机、增强学生的积极情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主要从设置家庭作业目标、家庭作业的实施方法及对父母卷入的态度等三方面阐述教师对学生家庭作业努力的影响。

关键词 :教师;中学生;家庭作业努力;父母卷入

中图分类号:G6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4)04—0110—02

收稿日期:2013—11—07

作者简介:王玉环(1985— ),女,内蒙古赤峰人。辽宁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个性、社会性发展与教育。

一、家庭作业的定义

对于家庭作业的定义,最有代表性的是库伯,他认为家庭作业是指学校教师布置给学生的,让他们在非学校时间完成的任务。但对家庭作业的作用却始终存在争论。班尼特等人认为家庭作业会对家庭生活产生消极影响,加重学生负担,引起学生和家长的消极情感。尽管如此,大部分教师、父母和学生仍然认为家庭作业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课后教育工具,特洛伊特维恩等人的研究也显示教师经常布置家庭作业有益于数学成绩的提高。学生是完成家庭作业的主体,因此,家庭作业对学生的影响主要依赖于学生的家庭作业行为。特洛伊特维恩等人指出影响学生作业行为的因素主要包括三个:家庭作业时间、家庭作业努力和学习策略。研究显示,在家庭作业中投入的努力越多,对学业成就的积极影响越明显。[1]因此,学生的家庭作业努力是提高家庭作业积极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由此可见,不同的家庭作业效果影响着大家对家庭作业的不同看法。家庭作业是巩固学生对课堂学习内容理解和记忆的重要手段,因此,对于如何提高学生家庭作业的积极效果已成为教育工作者主要关心的问题之一。

二、影响家庭作业努力的教师因素

(一)设置家庭作业目标

教师设置家庭作业的目标大致可以归结为三类:提升学生的学业成就,增强学生动机和自我管理,建立学校与家长之间的积极联系。

提升学生学业成就是教师设置家庭作业的主要原因之一。通过家庭作业,学生对于课堂学习的内容可以加深理解,并且在运用知识和复习知识的过程中,使知识在头脑中留下较深的印象。反复练习也是形成技能技巧的过程。通过家庭作业还可以缩小高低学业成就学生之间的差距。因为学习成绩较差的同学需要更多的时间学习、练习才能达到学习比较优秀学生的水平。研究显示,学习能力相对差的学生在家庭作业上花费更多的时间,对学业成就的影响更显著。实际上,这也是教师布置家庭作业的主要目的之一。不同学生的资质和能力都不一样,有优劣之分,所以,每个学习者掌握特定的知识所需要的时间也有差异。家庭作业则为学习者提供了额外的学习机会,学生通过家庭作业巩固已学知识,并对其加深理解,缩小在课堂学习中与其他同学之间的差异。

增强学生学习动机并且提高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是大多数教师认为设置家庭作业的最主要原因。尤其中小学教师,把家庭作业看做提高学生自我管理、充分利用时间的一种有效教育工具。研究显示,教师在家庭作业布置特色的差异可能是影响家庭作业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班博萨特也认为我们应该更加看重学生自我管理能力的发展。然而,大多数学生却不能意识到教师的这个目标,在很多情况下,家庭作业更可能降低而不是提高学生的动机。[2]

增强学校与家长之间的联系是教师布置家庭作业的第三个原因。通过教师布置的家庭作业,家长可以了解到教师传授了学生什么知识,了解学生的学习状况,加强联系。家长是学生在校外的“教师”,应该充分了解学生的学校生活,只有这样,家长才能与学校、教师进行有效的沟通,交流学生的学习习惯、问题及对学生的期望。不同的教师布置家庭作业的目标有显著差异。有的教师在布置家庭作业时只是单一地强调简单重复的练习,家庭作业由此成了学生的学习负担,增加了学生学习的消极情感,降低了家庭作业的积极效果。特洛伊特维恩等人研究显示,为了缩小高低学业成就学生之间的差距,增强学生动机和自我管理为目标,与学生家庭作业努力显示出了显著正相关,并对学生的学业成就有积极的预测作用。

(二)家庭作业的实施方法

沃尔伯格提倡家庭作业的严格控制和评定:“教师及时为学生的家庭作业作评语,有利于激发学生家庭作业的努力程度,并能提高学业成就。”科尔诺等人的干预研究也支持这个结论。但一些心理学理论暗示对家庭作业严格控制可能会降低学生学习动机。例如,自我决定理论认为教师对家庭作业进行太多干预,可能会削弱学生的内在动机,直接会引发学生对家庭作业的消极情感。自我认知理论也强调家庭作业是学生的责任,是他们的“工作”。 特洛伊特维恩等人研究显示,控制家庭作业风格与家庭作业努力显现出负相关,同时也引发了学生的消极情感;而重视学生对家庭作业的责任感显著正向预测了家庭作业努力。因此,教师不能过度控制学生的家庭作业,一定要掌握好度,对家庭作业做出适当的评语。

(三)对父母卷入的态度

很多父母认为教师希望学生得到家长的帮助。一些研究者和教育者也认同父母卷入在学生信念和态度的发展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并且能帮助学生提升学业成就。[3]但父母卷入被证明是一把双刃剑。然而,是否产生积极的效果主要在于父母提供的帮助形式。[4]一般而言,更多远端的变量如父母教育水平、对孩子的学校生活关心程度,与学生学业成就、学校适应和家庭作业努力呈显著正相关。而更多的近端变量如对家庭作业支持和控制程度对学生家庭作业的影响的研究则出现差异。而特洛伊特维恩等人研究则显示,父母卷入对家庭作业完成比例有正向预测作用,但这种参与必须对学生无干扰,在学生需要帮助时提供帮助,而不是强行加入。所以,要区分父母在家庭作业中的不同卷入程度,关注父母卷入的质量,而不仅仅是父母对家庭作业卷入的数量。[5]家庭作业毫无疑问是在家里完成的作业,因此,不可避免地受到父母的影响。父母强行或过度参与到学生家庭作业中会导致学生家庭作业产生消极效果,因此,教师可以及时与学生父母沟通,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父母朝着引导型、趣味性、支持性的方向发展,增强学生完成家庭作业的自主权。如果学生在完成家庭作业的过程中确实有依靠自己的能力解决不了的问题向父母请教时,父母不要直接帮学生解决问题,而是引导学生,让其逐渐发现解决问题的方法,并对其进行积极鼓励,让学生在完成家庭作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成就感,提升自信,增强对家庭作业的责任心,家庭作业自然而然就会对学生起到积极的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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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flazogˇlu,A.,& Hong,E.Relationships of Homework Motivation and Preferences to Homework Achievement and Attitudes in Turkish Students[J].Journal of Research in Childhood Education,2012(1).

家庭作业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 大学生;家庭背景;就业;工作搜寻;影响;建议

一、选题背景

1999年高校扩招之后,我国高校毕业生人数逐年增加(从2000年的220万增加到2012年的686万),大学生就业情况就越来越受到社会关注。2000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只有107万人,到了2013年,这一规模达到了历史最高的699万人,比2012年增加19万,是2000年的6.53倍,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更加复杂严峻。而699万还仅仅是应届高校毕业生人数,如果再加上往届待业人数,需要就业的毕业生数量可想而知。

今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推进会上,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强调指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各有关部门、地方、高校要狠抓落实,进一步加大工作和政策力度,努力实现高校毕业生更加充分和更高质量的就业。这不仅仅是民生问题,社会问题,也是十对高校教育发展的新要求,对于改善国家人力资源结构、建设创新型国家、构建和谐社会及实现大学毕业生“中国梦”具有重要而积极的意义,从而使社会各界对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关注程度又提到了一个新高度。

二、问题的提出

对于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但家庭背景一直是个“隐性”而未被公认的重要因素。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不仅学者,更多大学生也逐渐地感觉到,除了自身能力、就业环境和经济形势等因素外,家庭背景 对其就业意向和选择,特别是至关重要的工作搜寻过程(包括搜寻行为、信息、成本、期望和机会),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已有关于家庭背景对子女就业影响的研究,更多的是从收入角度,我们被称之为代际收入传递理论。这一理论的基本观点是:市场并非完全竞争,而社会、文化、法律、家庭因素,甚至环境等制度和习俗,是决定个人收入不均等甚至被强化的原因(胡永远,2011)。按照代际收入传递理论,家庭背景影响子女收入,既存在直接的代际效应,也存在间接的代际传递。在直接代际效应方面,通常采用代际收入传递性系数指标来测量家庭背景对孩子收入的直接效应(岳昌君等,2004;王海港,2005)。在代际效应间接影响研究方面,主要遵循四个线索:一是从人力资本渠道出发(Blau and Duncan,1967);二是从文化资本渠道出发(Lewis,1963);三是从父母个性特征渠道出发(胡永远、邱丹,2011);四是从社会资本渠道出发(郑洁,2004)。

已有家庭背景研究的主要理论贡献,更多地在于深化人力资本理论研究,在原有人力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和个人工资的影响基础上,将其扩展到了 “人力资本形成”这一更广层面,即考虑到了家庭背景环境的影响。在我国,由于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完全,个体和企业必须花费成本来相互搜寻(Mortenson,1986;Mortenson and Pissarides,1999)。个体就业的获得,最终是以工作搜寻的成功(王萍,2010)为前提,其中工作搜寻过程尤为重要。本文正是基于此,结合我国家庭背景特点和就业市场的实际情况,从理论上简要分析其如何影响大学毕业生工作搜寻的过程,进而造成不同程度上的就业不公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三、家庭背景对大学生就业工作搜寻过程的理论分析

由于现阶段我国劳动力市场体制不完善,信息不完全,高校毕业生在就业选择过程中对于劳动力市场所能提供工作岗位信息的掌握程度是有限的。在个人能力、经济状况和工作期望存在差异的情况下,理性的高校求职者必然在就业市场上进行工作搜寻,而工作搜寻的不同将间接或直接影响其就业结果。毕业生工作搜寻过程的结果好坏,造成的就业结果可能会不同。而搜寻过程的结果好坏又受搜寻行为选择、搜寻信息获得、搜寻成本多少、搜寻期望高低和搜寻机会等因素的影响。

1、家庭背景对工作搜寻行为的影响

高校毕业生在工作搜寻过程中,除了受自身各种因素的影响之外,家庭背景因素也是一个重要考虑的方面。家庭所在地、父母的文化程度(教育水平)、父母的工作性质和家庭的收入状况等不同,间接上对毕业大学生的工作搜寻行为也会产生重要影响,而这很大程度上又影响其就业结果,这一点越来越被更多的人所共识。众所周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家庭背景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大学毕业生在就业和就业质量方面最有帮助的两大因素,在我国日趋竞争激烈的就业形势和“特殊的”劳动力体制下,人力资本固然重要,但社会资本(特别是家庭背景资源),对于毕业生工作搜寻行为的影响仍旧不可忽略,而且家庭背景资源差距越大,这一影响凸显的就更加明显。

2、家庭背景对搜寻信息的影响

高校毕业生从起初的工作搜寻到最终就业结果的实现,实质上是一个多方面资源配置的过程,是在特定就业市场下毕业生供求双方相互选择的结果。而就业市场的完善程度如何,又很大程度上影响毕业生的资源配置过程。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信息化程度的提高,就业市场日臻完善,毕业求职者获取求职信息的方式和途径也趋于现代化和多样化特点。除了传统的信件交流、纸质期刊和广播媒体外,互联网等新媒介成为毕业生获取就业信息渠道的首选。然而,这其中依然存在一个共性问题:即就业供求双方信息的不对称性。在我国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已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和学术界的认同,所得研究结论普遍认为: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确实存在而且突出,健全这一市场有利于缓解当前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

由于劳动力市场分割,许多劳动力供给信息不够公开和透明,而毕业生工作搜寻过程中最欠缺的就是真实可靠、及时有效的就业信息,这对于自身在就业过程中的相对竞争优势有很大影响。在工作搜寻过程中,毕业生的家庭背景资源越丰富,可能拥有更多的社会关系网络结构化层次。而这种层次越多的人,往往在就业过程中具有的优势更多(包括竞争优势和信息优势等)。在这种情况下,家庭背景资源越丰富的求职者,可以更多地获取各种有利于自身的就业信息,缓解信息不对称等带来的不利问题。

3、家庭背景对搜寻成本的影响

这是家庭背景影响毕业生工作搜寻过程的一个明显途径。对于少数发达国家而言,可能高校毕业生的工作搜寻成本基本上构不成财务约束,但是,在现阶段的中国,家庭背景处于弱势的高校毕业生,缴纳高额固定的学杂费,对于家庭压力已经非常大,面对“额外”的工作搜寻成本,可能要进行选择。因为搜寻成本的增加,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家庭消费,从而增加了消费的边际效,家庭的理性选择则是减少工作搜寻。

随着就业压力的增加和竞争的加剧,毕业生工作搜寻成本有愈来愈高的趋势。弱势家庭背景的毕业生,由于经济原因,学校的各种费用等对他们来说已经不堪重负,要想获取额外的经济支出(如提高就业技能和工作搜寻费用等)就十分困难,进而缺乏必要的就业经费(即工作搜寻成本),不同程度上制约了他们就业选择和搜寻范围,降低了就业成功的概率。

4、 家庭背景对搜寻期望的影响

根据劳动力市场序列寻访理论,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能否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首先取决于自身期望工资的高低(即工作搜寻所确定的保留工资)。在搜寻成本既定的情况下,毕业生保留工资越高,在就业市场上搜寻到合适岗位的概率就越小,搜寻时间就越长,造成失业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反之可能性就越小。而事实上,现阶段造成大学生大量失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其“高不成,低不就”的就业心态,这种心态下就会导致其搜寻期望过高的情况,造成与用人单位提供工资之间存在差距,致使一些大学毕业生处于失业状态。

家庭背景处于弱势的高校毕业生,由于从小家庭经济压力的“驱使”和父辈亲人对其“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期望,就业期望值往往也会更高。而且相当一部分家庭背景差的毕业生,把自己的就业期望定位在地理位置优越、就业竞争激烈的大城市,薪水比较高的外资、合资企业,甚至福利、待遇和社会地位较高的党政机关等,而这些职位每年竞争异常激烈,供给也十分有限,真正能够进入的人相对较少,往往是一家欢乐九家愁,造成其工作搜寻失败和竞争结果失利。

5、家庭背景对搜寻机会的影响

家庭背景影响大学生就业机会的获得,跟我国就业市场现实和传统的社会关系特点密切相关。众所周知,我国就业市场不是很完善,就业体制也不够健全,根深蒂固上又是一个 “讲人情,重关系”的社会,高校毕业生利用社会资源如何,就业优势怎么样,很大程度上与家庭背景资源的丰富程度有关。受中国长时间传统文化的影响,部分毕业求职者的就业观念和行为方式不同程度上汲取了传统社会中利用家庭背景等非制度方式获取各种资源的经验,呈现出既对各种制度的结果安排表示承认,又不同程度上偏爱利用家庭背景等传统资源获取有利信息的双重行为。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日益突出,迫使传统社会体质向现代社会逐渐转型,社会结构的变动,必然会不同形式和程度上释放大量“自由流动资源”,从而提供了一个适合这种“资源”发挥的 “自有流动空间”,加强了毕业求职者工作搜寻过程中利用制度性和非制度性两方面发挥作用的充分条件。家庭背景资源作为这种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以不同形式在大学毕业生的求职和工作搜寻过程中发挥自身作用。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1、结论

从上文理论简要分析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我国的就业市场当中,工作搜寻对于高校毕业生实现就业很有必要。尽管求职者在工作搜寻过程中受到的影响因素很多,但是家庭背景因素仍然不能忽略。在具体求职过程中,搜寻行为、信息、成本、期望和机会都会从不同角度影响大学生就业结果,而家庭背景不同,对工作搜寻过程中这几个方面的影响程度也不同,进而对高校毕业生造成不同的就业结果。

2、政策建议

家庭背景导致的高校毕业生就业不公平现象,是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和公共政策必然面对的一个迫切问题,也是政府和社会政策所要面对的一个重要、长期和持续性问题。结合本文简要论述和结论,以及我国就业市场的特点,笔者认为应该采取如下措施:

第一,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就业市场体制,弱化家庭背景对个体就业的影响。由于我国现阶段的就业市场不是很完善,造成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搜寻过程中的种种障碍,就业信息不对称、劳动力市场分割、就业政策实施不到位和毕业求职者相关保障措施不足等都很大程度上影响其就业结果的实现。所以,进一步完善就业市场,如继续坚持劳动力市场制度、健全劳动力市场信息机制、放松户口限制等,都可以很大程度上破除这些因素对大学生就业带来的不利因素,弱化家庭背景在其中作用的发挥,促进就业公平的实现。

第二,充分发挥政府的职能作用,加强对高等教育,特别是家庭弱势背景毕业生工作搜寻过程的资助。家庭代际效应现象之所以在我国毕业生就业过程中比较严重,政府的作用不能忽略。国内外相关文献都有证明教育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代际效应,而教育的发展,不管是规模上还是政策上,政府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传统“统包统分” 的就业体制下固然不对,但对大学生就业和工作搜寻不能完全放任不管,很大程度上就需要政府做好中间的纽带和推动作用,充分发挥自身职能,尽可能从各方面资助家庭弱势的毕业生工作搜寻。

第三,重视学生综合素质教育培养,多方位弥补大学生(主要是弱势家庭背景)在家庭教育上的缺陷和不足。一方面,学校从各方面加强学生素质教育的培养,对弱势家庭背景大学生要进行更加针对的教育。另一方面,大学生自我学习和完善是提高综合素质的关键,因为内因起决定性作用。外因和内因两方面的结合,不仅可以弱化代际家庭教育等方面造成的差异性,还可以提高大学生的综合能力与素质,增强自身在就业和工作搜寻过程中的竞争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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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岳昌君,文东茅,丁小浩.求职与起薪:高校毕业生就业竞争力的实证分析[J].管理世界,20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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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王萍.大学毕业生工作搜寻行为—基于劳动经济学视角的分析[J].财经问题研究,2010.06.

家庭作业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工作―家庭平衡问题;企业制度;制度安排

人们的两大支撑点就是工作和家庭,生活的基点就是家庭,工作的主要动力也是家庭。绩效激励额主要目的就是将员工的组织承诺和忠诚度进行强调,但是企业对于员工的家庭责任和制度安排不够重视,员工的家庭责任问题不够重视,中国的企业员工受到很大的工作压力、工作和家庭的冲突,这就需要对于员工的工作―家庭需要进行平衡,从而塑造出良好的劳动关系。

一、工作―家庭平衡问题与企业制度的讨论

企业对于工作―家庭平衡问题与企业制度并没有给予重视,员工对于工作―家庭平衡缺乏一定的权力感,他们没有认为工作―家庭平衡是自己的问题,缺乏共享信念,那么相关的制度设计就会缺乏思想认证。

通过相关的调查,利用弹性工作制度只是将工作―家庭之间的冲突进行减弱。弹性工作制度是家庭的需要,从而对于工作来说也比较方便。利用弹性工作制可以将员工的满意度直接进行提高,将工作压力近些年构建地,避免产生离职意向。但是员工的旷工率并不能由此得到降低,利用弹性工作制,可以将中间变量家庭给予间接的影响,政府应该为人民的家庭照顾提供更多的福利,承担更多的公共制度。

利用经理支持也无法将二者的冲突进行减轻,经理支持和工作―家庭冲突具有密切的关系,经理支持可以将工作满意度进行提高,从而将离职意向进行减弱,但是工作压力和矿工率缺乏得到减轻。我国的经理支持是不一致的,也是不够稳定的,属于一种有效的非正式制度,可以将工作压力直接增强,并且利用两类冲突,将工作满意度进行提高。

二、政策建议

(一)我国需要设计出良好的家庭福利供给制度

政府需要加大力度宣传工作―家庭平衡观念。将企业家庭伦理的理论问题进行解决。将企业家庭伦理的边界进行明确,使其不断发展,成为管理实践的成熟理论,增强员工的应得权力感。如果对于应得权力感遭到违背,那么就会改变诱发行为。培养重视家庭责任的社会价值观,使社会政策变得的有效性得到保证。员工个体应该将家庭责任当成工作的负担,多久自身工作满意度造成影响,家庭责任应该比工作责任要高。政府需要不断引导员工对于家庭责任给予重视,对于宏观文化结构造成影响。社会规则和价值观的演进是比较缓慢的,要树立更好的生活的理念,生活并不是为了工作。

政府需要为全社会提供家庭照顾的福利制度,主要由政府对于福利供给进行承担。企业需要对于家庭责任的复杂程度进行减轻,从而对于工作―家庭冲突进行预测,将员工家庭负担进行减轻,使工作的满意度得到提高,将组织绩效得到有效的提高,使工作压力得到有效地减轻,使员工自身的生活满意度得到提高。以此家庭照顾福利作为一项社会政策是非常有效的。政府扮演的是监督者的身份,对于休假制度和岗位安排进行明确的规定,并且提供具体的法律补救路径。

(二)企业以家庭伦理责任制度工作核心

企业需要充分利用企业家庭伦理理论,使其作为管理哲学对企业的工作―家庭平衡管理形成指导,和其他的理论和管理哲学具有一定的区别,实现工作―家庭平衡制度,需要改造组织的挂历哲学,从而对于企业的愿景进行重新界定,在企业发展战略当中融入家庭理论责任,企业需要建立良好的企业问题,使员工照顾家庭可以具备支持性的环境。管理者需要以员工家庭人伦为基础,将内部员工之间的社会关系进行优化,从而培养出和谐的人际关系,这样才会获得员工的有组织绩效。

(三)培育工作―家庭平衡的合法性

工作―家庭平衡制度需要成立合法性的机制,这样其他的组织才可以利用这项制度对于企业的行为观念进行规范,利用组织,将社会地位得到提高,并且获得承认。使组织之间可以实现资源交往。反之就会引起社会的公愤,对于今后的发展造成一定的阻碍。利用效率机制,可以对于资源进行有效的分配,对其合法性给予保证。合法性压力和效率是存在一定矛盾的,那么就无法实施平等制度,使其成为象征性的内容,组织内部就会利用非正式的规范,对于员工的工作―家庭平衡给予约束,因此需要利用组织和组织之前形成的依赖性,从而将工作―家庭平衡制度问题得到有效的解决。

结束语

对于工作―家庭平衡理论的概念进行归纳,但是没有界定这个理论的边界,需要加大力度进行研究,并且在研究框架当中加入家庭生活满意度和企业绩效等各种各样的变量,其基础就是报告的实际数据,在研究的过程中也要考虑实际发生的离职率、矿工率以及生产率等各个方面的数据。使工作―家庭平衡问题得到有效的解决,促进我国社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刘永强,赵曙明.工作-家庭无边界情境下企业管理制度效率的概念框架[J].当代财经,2016,11:69-78.

[2]薛庆会,徐玲,赵瑞美.人力资源管理柔性视角下工作家庭平衡策略的实践及⑹[J].企业活力,2010,05:60-64.

家庭作业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区域家庭教育;事业发展;家庭教育政策

一、本课题研究概述

家庭教育在我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古人很早就认识到“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古代有“孟母断织”“唐太宗诫子”“朱皇帝杀驸马”等许多家庭教育佳话,家庭教育在我国古代教育事业还不发达的小生产社会里,对于造就一代又一代优秀人才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新中国建立后,由于长期的极“左”思潮干扰等原因,家庭教育一直得不到重视,“”期间中国古代家庭教育传统还受到无理批判。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各项事业的起步,现代家庭教育事业也开始起步,90年代初步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家教工作网络,2004年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多次召开会议或文件,明确指出“要把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学校教育紧密结合起来”。[1]近年来,我国家庭教育形势有了很大变化,但就全国而言,家庭教育工作仍没形成社会事业,存在诸多困难。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笔者就把学校德育和家庭教育作为自己的研究领域,世纪之交,面对全国家庭教育误区严重和家庭教育工作徘徊不前的状况,笔者将研究重点逐渐放在我国家庭教育事业的发展上,发表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家庭教育事业进展之分析》,提出了家庭教育事业的概念,向海内外同行介绍了我国大陆家庭教育事业发展的主要成就,受到关注。[2]2002—2006年主持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重点课题《东南沿海地区儿童少年品德问题与家庭教育问题及其对策的研究》,提出了我国家庭教育评价指标、家庭德育目标和内容、家校合作的原则等理论观点。[3]2008年以来,笔者分别主持了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家庭伦理关系新变化对和谐家庭的影响与对策研究》、广东省政府重大决策咨询研究项目《加快广东现代化家庭教育事业发展的对策研究》,对我国家庭教育事业及其发展的社会背景的研究逐步深入。目前,笔者正在从事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国家庭代际伦理变化与家庭教育政策研究》工作。笔者曾在全国多个地市做家庭教育方面的调研,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深圳市宝安区家庭教育事业的成就。宝安区政府于1993年元旦在惠阳地区原宝安县政府机关挂牌办公,2004年底完成了城市化建设,设置10个街道,人口接近200万,其中非户籍人口165万。建区后经过五六年的艰难起步,宝安区渐入正常轨道。宝安区委、区政府遵循中央和广东省暨深圳市的方针、路线,全面实施科教兴区战略,在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和谐发展过程中,敏锐地觉察到家庭教育在居民亲子两代人成长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打破家庭教育是民间私事的习惯性思维,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家庭教育工作,1997年10月宝安区家庭教育现代化工程正式启动,区委、区政府把现代家庭教育工程作为实现教育强区的一项重要内容,纳入到政府的工作计划来实施,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成为闻名全国的家庭教育事业发展先进典型。[4]从2002年至今,笔者及其研究团队数十次到宝安区调查该区家庭教育事业发展的现状,接受调查的包括区政府、教育局、司法局、文明办、妇联、关工委的领导和中小学教师、街道干部,通过查阅文献、座谈讨论、实地考察、个案分析、理论思辨等,获得了十分翔实的第一手材料。我们还注意理论研究,学习和吸收国内外有关社会事业发展、家校合作、家庭教育评价的理论。近几年,我们重点思考了宝安区和我国家庭教育事业发展的经验教训,试图从教育政策的层面提出改进家庭教育事业发展的对策建议,其间我们回到深圳宝安,与当地家庭教育工作者讨论,拜访广东省委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省教育厅、省民政厅、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的部分领导,深入交流,得到启发。

二、宝安家庭教育现代化的基本做法和主要经验

从多次调查结果来看,宝安区主要采取以下措施促进家庭教育事业的发展:

(一)把家庭教育工作当作重要的公共事业

多年来,我国多数地方的家庭教育工作由妇联、教育局、关工委分别开展,未能很好地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结合,没有纳入到当地的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大局中。宝安区从1997年实施家庭教育工程以来,区领导始终把家庭教育纳入到宝安城市化、现代化和国际化建设的战略全局,作为全区精神文明建设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来抓。区委、区政府把家庭教育工程作为实现教育强区的一项重要指标,区委宣传部长和主管教育的副区长经常过问,教育局长挂帅,妇联、工会、共青团等有关部门参与,关工委积极主动地做好参谋咨询,形成了“党政统一领导,教育行政部门主管,有关部门配合”的架构,1998年区政府设立了家庭教育指导中心,1999年6月成立了全区家长学校(总校),随后各镇(街道)相继成立家长学校管理委员会,各中小学成立家长学校分校,具体实施对家长的系统培训。由此构建起区家长学校———各镇家长学校管委会———中小学家长学校分校三级管理和培训网络。

(二)认真制定和努力落实家庭教育的工作规划

深圳宝安区的党政领导和职能部门非常明确,家庭教育是一项涉及全区居民、需要多个职能部门和广大家庭教育工作者积极参与的社会事业,必须有明确的工作目标、工作内容和实施方法,因此在创业之初的1997年,区教育局就制订了《宝安区“家庭教育工程”实施方案》,到了结束阶段认真总结,然后提出新的工作目标和实施方案,逐步向新台阶迈进。在2000年、2006年宝安区分别制定了宝安区家庭教育工作发展的“十五规划”“十一五规划”。2011年提出“十二五”期间的重点工作是优化师资队伍、创新培训模式,聚焦家长课堂、提高家长教育教学实效性,开展丰富的家庭教育实践活动、营造浓厚的科学家教氛围,实施督导评估监测、示范带动推广家庭教育经验,整合资源、形成合力、构建家庭教育新格局,做到了一步一个脚印地推进家庭教育事业的发展。

(三)努力促进家庭、学校、社区“三教”结合的良性互动

宝安区有关领导懂得青少年的成长是一个多方面积极影响的过程,对青少年及其家长的指导和服务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因此他们采取了三项重要措施,促进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互相配合:一是开展创建学习型家庭宣传活动,让“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一个家庭带动一个社区”,使广大居民树立社会主义新风,爱学习、爱科学,爱文明,自觉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二是推动学校将家长学校办到各个社区居委会,优化育人环境,为家庭教育提供科学指导,使孩子在一个和谐健康友爱的家庭、社区和学校中成长;三是学校教育走进家庭,调动家长参与学校教育的热情,将中小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延伸到学生家庭,鼓励中小学生参加“我让父母感动的一封信”活动,组织评选“十位优秀家长”。各校在这个过程中增强了师德修养,提高了教研水平;密切了与家长和社区的关系,学校的办学水平明显提升。

(四)建设一支专兼结合的高水平的家庭教育工作队伍

家庭教育事业的发展,从根本上来看,必须有一支思想道德良好、知识能力过硬、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虽然从20世纪90年代就有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招收家庭教育硕士研究生,但目前国内还没有建立起培养家庭教育专业工作者教育教学体系,现在的家庭教育专家大多数是其他领域专家转行或者在长期的家庭教育工作实践中锻炼而成的。宝安区为了建设这支工作队伍,聘请优秀教育工作者组成家庭教育讲师团,选拔各分校优秀教师统一培训组成兼职教师队伍。还采取“走出去”的方式,把家庭教育骨干送到国内外培训,并且“请进来”,把知名家庭教育专家接到宝安实地指导工作。2010年,宝安区教育局与区职业开发局、区妇联联合举办“理想家庭教育”系列专题讲座,邀请省市教育名家,送教下乡,深入社区和民办学校,全面提高家庭教育骨干教师的素质,终于培养和锻炼出了自己的工作队伍。

(五)不断提升家长学校的办学质量和改进办学方式

家长学校是培训家长、提高家长素质的基本手段,是家长学习科学的家庭教育知识的主要途径。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家长学校遍地开花,但各地家长学校的质量和效益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宝安区的各级家长学校把“家长的困惑,就是我们的课题;孩子的进步,就是我们的追求;公民素质的提高,就是我们的最终目标”作为自己的办学理念,坚持“以质量求生存,以活动促发展”的方针。近年来,宝安区还创建“家教大篷车”和网上家校,前者则是根据社区家长的实际需求开设课程,并组织家长学校老师带着各类宣传资料送教上门,到社区去上课;后者则是通过开通家长学校网站,班主任可以随时与家长沟通,家长亦可随时了解到自己的孩子在校学习、表现的基本情况,家长可以把教育孩子过程中遇到的疑难与困惑请专家解答,这些做法都深受广大家长的欢迎。

(六)想法设法保障家庭教育工作活动经费的投入

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无论是举办正规家长学校,还是举行小型咨询答疑活动,或是编印家教常识手册,都需要一定的经费投入,没有经费的家庭教育很难持久。在宝安家庭教育现代化工程开始之初,宝安的家长学校按上级有关部门文件规定由各家长学校分校向参加培训学习的家长收取一定的费用。在2003年广东省政府出台停止家长学校收费政策之后,宝安家庭教育工作也一度断了经济基础。区委、区政府认为政府出资保障家庭教育理所当然,只有这样才能使宝安家庭教育“队伍不散,工作不松,标准不低”,自2004年起每年从财政经费中下拨100万元作为家庭教育专项经费,给区家长学校划定两个事业人员编制。多年来,尽管受到金融危机等因素影响宝安区的财政收入起伏变化,但对家庭教育的投入始终未变,而且还增加了若干专项经费投入。广东省政府曾经专门在宝安召开家庭教育工作经验交流会,时任副省长许德立等领导充分肯定了宝安的家庭教育工作经验,一致认为宝安的家庭教育现代化工程成效显著,意义重大。笔者根据多种材料,总结宝安区的经验如下:

第一,提高认识是家庭教育工作获得成功的关键。在宝安区家庭教育工程启动初期,很多教职工不懂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血肉联系,总是把做家庭教育工作看成是“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但是区教育局领导坚持在家庭教育工作上大量投入,并得到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的理解和支持。家庭教育工程取得明显实效以后,宝安区有关人士在实践面前终于认识到,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是相辅相成的,加强对家庭教育的指导工作,是落实党的教育方针、提高教育质量的必由之路,因此有关部门都支持政府在家庭教育工作上投入大量人力财力。

第二,三个结合是提高家庭教育工作水平的有效办法。宝安区教育局等部门在实践中总结出了提高家庭教育工作的水平和效益的有效办法:一是办好家长学校与深入家访、个别指导、跟踪服务相结合,不能因为家长来参加学习就放弃与他的交流;二是广泛宣传发动与接受咨询相结合,既要场面火热的造势活动,也要一个对一个地答疑和指导;三是依托中、小学校办家长学校和在社区举行家庭教育讲座、接受咨询相结合。随着家庭教育从一般化指导过渡到个性化指导,越来越多的校长和教师提高了家教行动的自觉性、主动性和积极性。

第三,以科学研究及其应用引领家庭教育事业的发展。当前,社会的深刻变迁使居民家庭生活和家庭教育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深圳宝安区从2002年起就开展家庭教育个案跟踪指导的规模化研究,由区教育局教科培中心研究人员和部分中小学班主任进入500户学生家庭了解现状和跟踪指导,使多数样本家庭的家长和学生有了明显进步。宝安区十分重视家庭教育优秀研究成果的转化,定期举行家庭教育热点问题研讨会,使家长学校的教师在授课和辅导过程中把最新的家庭教育研究成果普及到家长中去。

第四,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是家庭教育工作成功的根本。宝安区家庭教育现代化工程实施十多年来,一直受到了宝安区委区政府的高度重视,在每年一度的宝安区委、区政府区人大的工作报告中,在区领导的日常工作安排中,家庭教育工作都占了重要的地位。区教育局汇报家庭教育工作时,都能得到区委、区政府的及时支持。宝安区十多年来坚持每年一度表彰家庭教育工作模范人物、每年12月的第一周举办家庭教育宣传周,区委、区政府领导和各界人士把家教当作全区的大事,积极参与。

三、促进家庭教育事业发展的政策思考和建议

在一个相对较小的区域,党委和政府及其领导人可以亲自抓家庭教育工作,调动行政、经济、教育、文化等方面力量参与家庭教育工作。但在全省或全国这样的大范围内发展家庭教育事业,就必须通过颁布家庭教育政策等措施。我国的现代家庭教育事业起步已有30多年,但是在2010年之前对家庭教育政策的研究制定和颁布执行却很少。以往与家庭教育政策密切相关的教育政策主要是对学校教育制度的规范,涉及非制度化的家庭教育不多。另外,我国的家庭政策主要从经济方面规范居民的社会福利,尚未延伸到家庭教育。近年来这种情况有了变化,2010年颁布的《国家教育中长期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充分发挥家庭教育在儿童少年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家长要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掌握科学的教育方法,尊重子女的健康情趣,培养子女的良好习惯,加强与学校的沟通配合。”[5]2012年全国妇联、教育部等中央七部委了《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五年规划(2011—2015年)》,提出的总目标是:“构建基本覆盖城乡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推进完善基本的家庭教育公共服务”。[6]当前,无论是家庭教育事业自身的健康发展,还是学校教育与青少年成长的需要,或是家庭和谐与社会进步都需要通过家庭教育政策对家庭教育和家庭教育事业的指导和规范。有关部门和领导同志认识的家庭教育工作在促进家庭和谐与社会和谐、社区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保障作用,把家庭教育工作当作一项重要的公众事业、公共服务来抓,统筹规划,加强领导,保证家庭教育工作的顺利发展。借鉴深圳宝安区的经验,笔者提出如下几条促进广东家庭教育事业发展的政策性建议:

(一)明确家庭教育事业领导管理体制的格局

2011年5月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目前我国的社会管理工作领导体系,“应当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7]现代家庭教育事业属于公共服务事业,根据上述文件精神,全省的家庭教育事业应当由省委暨省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及其办公室主导,更加紧密地同加强和改进未成年的思想道德教育工作、同和谐社会建设结合起来,加入到精神文明建设大格局中。建立由省委暨省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及其办公室主导的全省家庭教育事业管理中心,妇联、关工委等社团参与管理;要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尤其要发挥家庭教育事业的社会作用。

(二)努力扩大家庭教育事业发展的经费来源

现在中央财政中没有家庭教育事业项目费用,但是广东省及其下辖的地市、县区可以先走一步,在省市区三级财政中拨出专款,用于发展家庭教育事业的专项开支。省级家庭教育事业费用的数额可以参照未成年人口数量,比如每人每年平均几元到几百元不等,也可以参照基础教育费用数额,按照基础教育经费的1%~10%来计算,具体标准应当根据实际需要和财政状况,经过合法的程序进行论证。各级财政应当担负基本的家庭教育事业经费,推广“政府购买服务”的拨款方式,努力扩大家庭教育事业发展的经费来源,支持家庭教育工作者获取合理的劳动报酬。

(三)不断提高家长学校的办学水平和办学效益

家长学校是中小学校(包括幼儿园)对学生家长进行家庭教育指导的主要组织形式,对家长提高教育子女水平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对照《全国家庭教育工作“十二五”规划》《全国家庭教育指导大纲》等文件的要求,广东家长学校的质量普遍不高。深圳宝安区构建“区/县家长学校总校———各街道/乡镇家长学校管委会———各中小学家长学校/社区家长学校三级管理和培训网络,组建家庭教育科学研究、宣传讲授、指导服务三支队伍”的经验是可以推广的。不仅要对教师和教材严格把关,对学生家长也要加强管理,保障一定的出勤率。最终,要把家长学校办成内容适宜、方法得当、家长参与率和满意率高、学生支持的学校。只要政策明确、管理到位,家长学校的质量是能够逐步提高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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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共中央国务院.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N].人民日报,2010-07-30(01).

[6]全国妇联、教育部、中央文明办、民政部、卫生部、国家人口计生委、中国关工委.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五年规划(2011—2015年)[EB/OL].新华网,2012-03-08.

家庭作业论文范文第14篇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27310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7BJY043);财政部、农业部重大专项(CARS-024);农业部948专项(2012-Z24);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2012ZYTS019,2012RW002)

作者简介:何 可(1989- ),男,湖南浏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张俊飚(1962- ),男,陕西咸阳人,教授,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田 云(1986- ),男,湖北长阳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

摘要:根据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对西方经典家庭生命周期理论模型进行了修正,在此基础上运用Binary Logistic模型揭示了家庭生命周期、人口学特征对农户劳动节约型技术需求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户劳动节约型技术需求具有重要影响,扩大直系家庭、扩大核心家庭和标准核心家庭劳动节约型技术需求的可能性分别为萎缩家庭的3185、2074和1898倍;劳动力数量、纯消费者数量、户主受教育程度、政治资本是影响农户劳动节约型技术需求的关键因素:劳动力数量的部分效应需通过家庭生命周期来发生,余下变量的影响系数因家庭生命周期的中介作用而提高;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家庭,其劳动节约型技术需求影响因素具有异质性。

关键词:家庭生命周期;人口学特征;农户;技术需求

中图分类号:F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3)08-0118-05

新技术的不断创新和采用已逐渐成为推动农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主要力量。正因如此,农业科技由“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就显得尤为重要。在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农业科技供给和需求之间的错位现象十分严重。“十一五”末,中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仅为52%,与发达国家差距明显①。作为农业科技应用的重要主体之一,农户的技术需求是什么?影响农户技术需求的因素有哪些?对上述问题的思考和研究,不仅有利于明确农业科技的创新方向,还有利于深化基层农业科技推广体系改革,并为解决农业科技与经济脱节问题提供一个切实可行的新思路。

迄今为止,一些学者和专家在农业科技采用和扩散的研究上已取得了一定成就。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3个方面:一是研究农业科技扩散的原理和机制[1,2]。二是研究农业科技的采用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包括关于某一因素(如教育)与农业中创新采用之间关系的研究[3,4]和不同属性农业技术采纳行为差异的研究[5,6]。三是研究农户技术需求及其影响因素[7,8]。尽管上述学者在实证或规范研究中均不同程度地涉及了农民个人特征或家庭特征与技术需求之间的关系,但是,现多从行为主义研究方法着手,仅讨论了个别或少数个人变量和家庭变量对农户技术需求的影响,并未基于家庭特质尤其是家庭生命周期视角对其进行系统探索。而事实上,在家庭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由于家庭发展任务、家庭构成、居住和经济条件等方面的不同,农户的技术需求状况也会有所差异。鉴于此,本文首先根据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对西方经典家庭生命周期理论模型进行修正;在此基础上,运用Binary Logistic模型揭示家庭生命周期、人口学特征对农户劳动节约型技术需求的影响机制,以及不同家庭生命周期限制下影响因素的差异。

①该数据来源于农业部科技教育司《农业科技发展“十二五”规划(2011~2015年)》1 理论分析框架

家庭生命周期(Family Life Cycle)最初被用来解释贫困产生的原因[9]。此后,经过多个学者的完善,该理论由萌芽走向成熟。直至1947年,美国社会人口学家Paul C Glick首次提出了较为完备的家庭生命周期理论。Glick将家庭生命周期划分为6个阶段,分别是形成期、扩张期、扩张结束期、萎缩期、萎缩完成期和解体期[10]。随着社会的变迁,传统家庭事件发生的顺序有了新变化(如婚前同居、离婚率提高等),许多学者对家庭生命周期理论进行了完善,如Duvall将家庭生命周期划分为8个阶段,同时还指出了在家庭生命周期各个阶段的家庭发展任务[11];Rex Y Du和Wagner A Kamakura应用隐性的 Markov模型将家庭生命周期划分为13个阶段[12]。

需要指出的是,国外学者提出的家庭生命周期阶段划分标准并不能完全适用于中国农村的具体实际。在儒家文化的熏染下,“父慈子孝”、“夫义妻顺”、“兄友弟恭”等以家庭为根的价值观在当代中国广大农村地区仍旧深入人心,与西方社会以个人主义为基调的家庭关系形成了鲜明对比[13]。传统中国家庭往往是“数代同堂”,子女成婚后,仍与父母住在一起,以便父母年老后尽“孝道”。即使是分家析产,父母也大多由子女轮流赡养。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伴随着中国社会及经济体制变革,家庭结构也随之变化,农村家庭逐渐走向核心化[14],于是,核心家庭、复合家庭、直系家庭等类型的家庭结构林立并起。在这样的背景下,Glick的生命周期模型的解释力显然有限。事实上,家庭生命周期的阶段划分要依据研究目的的不同以及所获得资料的完备性而重新界定[15]。循着Glick、Duvall等学者的先驱性研究,结合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本文将家庭生命周期修正为6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夫妇核心家庭,即由户主与其配偶组成的家庭,此类家庭一般已与父母析产分家,在经济上具有独立性,但尚未生育子女。第二阶段为标准核心家庭,即由户主与其配偶、未成年子女组成的家庭,此类家庭的重要任务之一是为子女的成长提供保障。第三阶段为扩大核心家庭,即由户主与其配偶、未婚成年子女组成的家庭。第四阶段为直系家庭,在这一阶段,成年子女已经结婚,但尚未生育小孩。子女结婚主要包括三种形式:一是儿子娶妻(非入赘到其他家庭);二是招婿;三是女儿嫁到其他家庭。若结婚形式为最后一种,则此类家庭归为扩大核心家庭。第五阶段为扩大直系家庭,即由户主与其配偶、子女、孙子女组成的家庭。第六阶段为萎缩家庭,即户主与子女分家独住。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假如子女在结婚后便与户主析产分家,此时,若户主没有其他子女,则将这类家庭归为萎缩家庭;若户主还有其他尚未与其分家的未婚成年子女,则将这类家庭归为扩大核心家庭;若户主还有其他尚未与其分家的未成年子女,则将这类家庭归为标准核心家庭。具体见表1。

2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21 模型构建

为了分析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户劳动节约型技术需求的影响,本文将构建一个关于劳动节约型技术需求的选择模型。农户的意愿只有两种,一种是农户需要这种技术,另一种则不需要。Binary Logistic回归模型可以用来分析预测这类具有二分特征的因变量概率。更为重要的是,该模型对因变量的数据假设要求不高。为此,本文采用Binary 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统计分析。Binary Logistic回归模型的具体形式为:

(1)

式(1)中,z=b0+b1x1+b2x2+…bpxP,y=1表示农户需要劳动节约型技术的概率,y=0表示农户不需要劳动节约型技术的概率,xp表示第p种影响因素,bp为第p种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

22 变量选择

借鉴perz、高梦滔和姚洋、林善浪和王健等学者的理论和实证研究[16~19],本文以家庭生命周期和人口学特征作为解释变量。各变量的基本说明如表2所示。

3 数据来源与统计特征

31 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国家食用菌产业技术体系2009~2011年的全国性实地调研。整个调研过程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2009年4月至6月,调研小组主要由国家食用菌产业技术体系各功能研究室、综合试验站的岗位科学家及相关课题组成员构成,调研区域包括浙江、河北、福建、江苏、山东、辽宁、吉林、河南、黑龙江、湖北、陕西等11个省份。第二个阶段为2010~2011年,调研小组主要由国家食用菌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研究室及综合试验站的相关工作人员构成,调研区域包括浙江、福建、湖北、吉林4个省份。为了使调查结果做到全面、准确、可靠,调研小组在当地乡镇机关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深入农户家庭,采取“一对一、面对面”的方式与农户进行沟通、交流,累计获得问卷800余份。基于本文研究目的,筛选出有效问卷582份。

32 样本统计特征

运用SPSS170对样本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表3报告了不同家庭生命周期阶段样本农户的家庭构成情况。不难发现,样本农户家庭大多属于标准核心家庭(344%)、扩大核心家庭(306%)和扩大直系家庭(128%),夫妇核心家庭(06%)和直系家庭(15%)所占的样本数量较少。为此,本文剔除样本量较少的夫妇核心家庭和直系家庭,着重分析标准核心家庭、扩大核心家庭、扩大直系家庭和萎缩家庭4个家庭生命周期阶段。

表4报告了不同家庭生命周期阶段样本农户的家庭特征和个人特征。从中不难发现,家庭生命周期各阶段的平均劳动力数量呈倒U型曲线,扩大直系家庭的平均劳动力数量最多,为295人,萎缩家庭的平均劳动力数量最少,为177人。家庭生命周期各阶段的平均纯消费者数量则呈波浪型走势。第一个峰谷为扩大核心家庭,平均纯消费者数量为061人;第二个峰谷为萎缩家庭,平均消费者数量为023人。需要指出的是,在萎缩家庭阶段,由于户主与子女分家而独自居住,这类家庭的成员即使年龄超过了60岁也往往会从事适量的农业劳务工作,故而纯消费者数量最少。从年龄分布来看,随着家庭生命周期的演变,户主年龄呈上升趋势,扩大直系家庭和萎缩家庭户主的平均年龄均超过50岁,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人口的老龄化趋势。

4 实证分析

经过多重共线性检验后,运用SPSS170对样本数据进行计量分析。表5报告了样本数据的Binary Logistic回归结果。其中,模型Ⅰ是控制人口学特征后的估计结果;模型Ⅱ是在模型Ⅰ的基础上引入家庭生命周期变量后的估计结果。从Ominibus检验结果来看,模型Ⅰ、模型Ⅱ的卡方值分别为28499、36441,均达到显著水平,即认为本文选定的变量能够有效地解释和预测样本的回归结果。

分析表5,可以发现:

第一,单独引入人口学特征变量后,劳动力数量对农户劳动节约型技术需求的影响并不显著。在增加家庭生命周期变量后,劳动力数量这一因素的影响系数是显著的。可见,劳动力数量的部分效应需要通过家庭生命周期来发生。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家庭劳动力在家庭发展任务上存在较大差异,故劳动节约型技术需求也随之不同。

第二,纯消费者数量、受教育程度、政治资本在模型Ⅰ中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243、0476和0590。在引入家庭生命周期变量后,上述3个变量的回归系数绝对值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可见,纯消费者数量、受教育程度、政治资本对农户劳动节约型技术需求的影响系数因家庭生命周期的中介作用而提高。

第三,劳动力数量对农户劳动节约型技术需求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与预期一致。这说明,劳动力数量越多,农户对劳动节约型技术的需求越小。调查统计结果也显示,当家庭劳动力数量从2人提高到5人时,对劳动节约型技术具有需求的农户比例由54%下降到了43%,减少了11个百分点。纯消费者数量对农户劳动节约型技术需求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与预期相悖。可能的解释是,农业生产的比较收益较低,家庭纯消费者数量越多,负担往往越重,这种负担可能是养育下一代,也有可能是赡养上一代。在这种情况下,农户可能考虑到经济成本、时间成本、收益风险等方面的因素而不愿意学习农业新技术。户主受教育程度对农户劳动节约型技术需求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与预期相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户相对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户而言,知识水平和眼界相对较高,更加愿意改变传统生产方式,采用农业新技术。政治资本对农户劳动节约型技术需求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与预期一致。究其原因,作为农村社会的管理者,村干部一直都是农村人才工程的重要培训主体,相对于普通村民,更容易接触到先进农业技术和经营理念,对劳动节约型技术的好处具有更加充分的认识。同时,村干部具有带头、示范、推广新技术的职责,从而更倾向于选择劳动节约型技术。

第四,从家庭生命周期来看,标准核心家庭、扩大核心家庭、扩大直系家庭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即认为家庭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对劳动节约型技术需求具有显著影响。由模型Ⅱ中各生命周期阶段变量的Exp(B)不难发现,扩大直系家庭、扩大核心家庭和标准核心家庭对劳动节约型技术具有较高的需求,其可能性分别为萎缩家庭的3185、2074和1898倍。萎缩家庭需求较低的原因可能是,萎缩家庭中的成员以老年人为主,学习农业新技术的热情和能力相对不足。

进一步分析不同家庭生命周期阶段劳动节约型技术需求影响因素的差异性。运用SPSS170统计软件,依据家庭生命周期的不同,按照前面的数据处理方法,分别建立标准核心家庭劳动节约型技术需求模型(模型Ⅲ)、扩大核心家庭劳动节约型技术需求模型(模型Ⅳ)、扩大直系家庭劳动节约型技术需求模型(模型Ⅴ)和萎缩家庭劳动节约型技术需求模型(模型Ⅵ),结果如表6所示。

从表6不难发现:在家庭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影响农户劳动节约型技术需求的因素具有异质性。从共同点来看,受教育程度是影响农户劳动节约型技术需求的重要因素。从不同点来看,政治资本对扩大核心家庭和扩大直系家庭劳动节约型技术需求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对标准核心家庭与萎缩家庭影响不显著;劳动力数量是影响标准核心家庭劳动节约型技术需求的主要因素;纯消费者数量和年龄是影响扩大核心家庭劳动节约型技术需求的主要因素。

5 研究结论及讨论

51 研究结论

本文依据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对家庭生命周期模型进行了修正,并在此基础上,利用11个省份582个样本农户家庭搜集的截面数据,揭示了家庭生命周期和人口学特征对农户劳动节约型技术需求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户劳动节约型技术需求具有重要影响,扩大直系家庭、扩大核心家庭和标准核心家庭劳动节约型技术需求的可能性分别为萎缩家庭的3185、2074和1898倍。第二,劳动力数量、纯消费者数量、受教育程度、政治资本是影响农户劳动节约型技术需求的关键因素。其中,劳动力数量的部分效应需要通过家庭生命周期来发生;纯消费者数量、受教育程度、政治资本的影响系数因家庭生命周期的中介作用而提高。第三,在家庭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影响农户劳动节约型技术需求的因素具有显著的异质性。从共同点来看,受教育程度是影响农户劳动节约型技术需求的重要因素。从不同点来看,政治资本对扩大核心家庭和扩大直系家庭劳动节约型技术需求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对标准核心家庭与萎缩家庭影响不显著;劳动力数量是影响标准核心家庭劳动节约型技术需求的主要因素;纯消费者数量和年龄是影响扩大直系家庭劳动节约型技术需求的主要因素。

52 讨论

相比以往研究,本文在三个方面得到了深化:第一,首次对家庭生命周期与农户劳动节约型技术需求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研究,考察了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家庭,其劳动节约型技术需求状况及影响因素。第二,依据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对西方经典的家庭生命周期模型进行了修正,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拓展了家庭生命周期模型理论。第三,研究结论对于深化基层农业科技推广体系改革具有较为重要的现实意义。总体而言,基层农业科技推广要充分考虑劳动力数量、纯消费者数量、受教育程度、政治资本和家庭生命周期等因素对农业技术推广的影响。从家庭生命周期类型来说,准确把握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家庭的基本特征及动态发展趋势,有针对性地制定农业科技推广政策是政府相关部门在今后应着重考虑的方向。当然,受限于数据获取以及笔者自身学识水平的不足,本文没有考虑人格特质、家庭各成员之间的和睦程度等变量对农户劳动节约型技术的影响,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模型预测的精度。研究局限将为今后更为深入的研究指明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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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作业论文范文第15篇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尽管劳动力市场和宏观经济的冲击对于失业问题的解释非常重要,但是劳动力市场以外的因素也会有重要的关联。其中家庭消费贷款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子。

一.家庭耐用消费品的消费而造成的家庭消费贷款的增加会导致消费者对风险的厌恶

首先,耐用消费品如住房和汽车的消费往往会花费一个家庭大量的可支配收入,这些耐用消费品与非耐用消费品比较起来,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不易于调整。人们在购买耐用消费品时会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同样人们也不会轻易的将之转手出售,因为耐用消费品的交易会附加高额的税收和手续费用。其次,耐用消费品的消费往往会导致家庭消费贷款的增加。显而易见,对于大多数老百姓而言,房屋和汽车的消费都不是一个小数目,因此往往会依赖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借贷,从而产生家庭消费贷款。而一个家庭其消费贷款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越大,则家庭每个月用来还贷的收入越多,即家庭的可支配收入越少,因此家庭成员就会更加的厌恶风险,就会更加在意收入的保障情况。

二.家庭消费贷款率的升高会降低一国的平均均衡工资水平

众所周知,工人的工资水平是工会与企业讨价还价的结果。在这个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如果工人的态度过于强硬可能会导致失业的痛苦。特别是对于拥有高额的家庭消费贷款的工人来讲,一旦失业将会给他和他的家庭带来可支配收入减少的巨大痛苦。因此,这些负债的工人在讨论工资定价时就会选择一种温和的态度,以至于更容易接受比较低的工资水平,从而减少他们本身的失业几率。如果,该国的国民都习惯于贷款消费,家庭消费贷款数额都比较大的时候,这种个体的厌恶风险以求得保障的行为一旦结合起来,就会严重的影响一国的平均均衡工资水平。

三.一国的平均均衡工资水平越低,该国的失业率水平越低

在失业率的决定的理论中,著名的经济学家Layard和Nickell提出了均衡工资水平会决定一国就业率的水平。均衡工资越高,企业的生产成本越高,因此会压缩就业人数;反之企业会扩大雇佣工人的数量。因此,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得出,家庭消费贷款率的高低会影响均衡工资水平,而均衡工资水平又会影响失业率水平,即一国的平均家庭消费贷款率越高,国民的风险和危机意识就较强,这种对风险的厌恶会改善一国的就业状况,从而保持一个比较低的失业水平。

四.在对16个OECD国家40多年来家庭消费贷款率和失业率的数据统计和实证研究显示,失业率与家庭消费贷款率确实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首先,从1960年到2000年16个OECD国家的统计数据表明,失业率与家庭消费贷款率之间确实存在着反向的关系:

表1:家庭消费贷款率与失业率%(1995)

国别家庭消费贷款率失业率国别家庭消费贷款率失业率

挪威140.56.1芬兰73.716.4

瑞士128.94.0荷兰64.96.6

瑞典100.39.1西班牙62.222.7

日本94.42.5澳大利亚6010.9

美国91.76.9法国51.711.7

英国88.910.5丹麦49.710.1

加拿大85.611.2比利时41.58.9

德国75.66.1意大利32.08.3

数据来源:Kneeshaw(1995)br3

其次,对家庭消费贷款率和失业率做简单的OLS回归,可以得出家庭消费贷款率对失业率的影响系数为(-0.026),显著性为[4.95]。如果考虑到更多的变量及其相互作用,我们还引入了劳动力市场的相关变量,宏观经济的外部变量等因子,此时消费贷款率对失业率的影响系数为(-0.0039),显著性为[2.24]。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一国的平均家庭消费贷款率对于本国的失业率的变化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从而一国的货币金融政策也是解释失业问题的重要因素之一。当某国的金融贷款制度比较开放,或是国民的贷款消费意识比较强烈时,该国的人均家庭消费贷款率就会比较高,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会导致全社会的工资节制,缓解工资压力,结果会使整个社会的失业率水平维持在较低的水平(本文是青岛大学科研基金项目,作者毕业于挪威奥斯陆大学,现在青岛大学国际商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任教)

家庭消费贷款与失业率关系的研究

文/马晓燕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石油危机爆发,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遭受了巨大的失业冲击。从纵向的时间序列来看,失业率在大多数的OECD国家中呈波动上涨趋势,从横向的国别差异来看,失业率在不同的OECD成员国中的变化又呈现出巨大的相异性,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失业率在时间和地域上的巨大差异?哪些因素可能会影响到一国失业率的高低?

近几十年来,世界上许多知名的经济学家就失业问题,以及影响失业的因素进行了大量细致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并给出了许多可能的解释。例如劳动力市场的刚性论(Layardetal.1991);宏观经济的外部冲击论(Phelps,1994);以及刚性论和冲击论的结合(BlanchardandWolfers,2000)。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尽管劳动力市场和宏观经济的冲击对于失业问题的解释非常重要,但是劳动力市场以外的因素也会有重要的关联。其中家庭消费贷款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子。

一.家庭耐用消费品的消费而造成的家庭消费贷款的增加会导致消费者对风险的厌恶

首先,耐用消费品如住房和汽车的消费往往会花费一个家庭大量的可支配收入,这些耐用消费品与非耐用消费品比较起来,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不易于调整。人们在购买耐用消费品时会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同样人们也不会轻易的将之转手出售,因为耐用消费品的交易会附加高额的税收和手续费用。其次,耐用消费品的消费往往会导致家庭消费贷款的增加。显而易见,对于大多数老百姓而言,房屋和汽车的消费都不是一个小数目,因此往往会依赖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借贷,从而产生家庭消费贷款。而一个家庭其消费贷款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越大,则家庭每个月用来还贷的收入越多,即家庭的可支配收入越少,因此家庭成员就会更加的厌恶风险,就会更加在意收入的保障情况。

二.家庭消费贷款率的升高会降低一国的平均均衡工资水平

众所周知,工人的工资水平是工会与企业讨价还价的结果。在这个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如果工人的态度过于强硬可能会导致失业的痛苦。特别是对于拥有高额的家庭消费贷款的工人来讲,一旦失业将会给他和他的家庭带来可支配收入减少的巨大痛苦。因此,这些负债的工人在讨论工资定价时就会选择一种温和的态度,以至于更容易接受比较低的工资水平,从而减少他们本身的失业几率。如果,该国的国民都习惯于贷款消费,家庭消费贷款数额都比较大的时候,这种个体的厌恶风险以求得保障的行为一旦结合起来,就会严重的影响一国的平均均衡工资水平。

三.一国的平均均衡工资水平越低,该国的失业率水平越低

在失业率的决定的理论中,著名的经济学家Layard和Nickell提出了均衡工资水平会决定一国就业率的水平。均衡工资越高,企业的生产成本越高,因此会压缩就业人数;反之企业会扩大雇佣工人的数量。因此,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得出,家庭消费贷款率的高低会影响均衡工资水平,而均衡工资水平又会影响失业率水平,即一国的平均家庭消费贷款率越高,国民的风险和危机意识就较强,这种对风险的厌恶会改善一国的就业状况,从而保持一个比较低的失业水平。

四.在对16个OECD国家40多年来家庭消费贷款率和失业率的数据统计和实证研究显示,失业率与家庭消费贷款率确实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首先,从1960年到2000年16个OECD国家的统计数据表明,失业率与家庭消费贷款率之间确实存在着反向的关系:

表1:家庭消费贷款率与失业率%(1995)

国别家庭消费贷款率失业率国别家庭消费贷款率失业率

挪威140.56.1芬兰73.716.4

瑞士128.94.0荷兰64.96.6

瑞典100.39.1西班牙62.222.7

日本94.42.5澳大利亚6010.9

美国91.76.9法国51.711.7

英国88.910.5丹麦49.710.1

加拿大85.611.2比利时41.58.9

德国75.66.1意大利32.08.3

数据来源:Kneeshaw(1995)br3

其次,对家庭消费贷款率和失业率做简单的OLS回归,可以得出家庭消费贷款率对失业率的影响系数为(-0.026),显著性为[4.95]。如果考虑到更多的变量及其相互作用,我们还引入了劳动力市场的相关变量,宏观经济的外部变量等因子,此时消费贷款率对失业率的影响系数为(-0.0039),显著性为[2.24]。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一国的平均家庭消费贷款率对于本国的失业率的变化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从而一国的货币金融政策也是解释失业问题的重要因素之一。当某国的金融贷款制度比较开放,或是国民的贷款消费意识比较强烈时,该国的人均家庭消费贷款率就会比较高,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会导致全社会的工资节制,缓解工资压力,结果会使整个社会的失业率水平维持在较低的水平(本文是青岛大学科研基金项目,作者毕业于挪威奥斯陆大学,现在青岛大学国际商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任教)

家庭消费贷款与失业率关系的研究

文/马晓燕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石油危机爆发,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遭受了巨大的失业冲击。从纵向的时间序列来看,失业率在大多数的OECD国家中呈波动上涨趋势,从横向的国别差异来看,失业率在不同的OECD成员国中的变化又呈现出巨大的相异性,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失业率在时间和地域上的巨大差异?哪些因素可能会影响到一国失业率的高低?

近几十年来,世界上许多知名的经济学家就失业问题,以及影响失业的因素进行了大量细致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并给出了许多可能的解释。例如劳动力市场的刚性论(Layardetal.1991);宏观经济的外部冲击论(Phelps,1994);以及刚性论和冲击论的结合(BlanchardandWolfers,2000)。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尽管劳动力市场和宏观经济的冲击对于失业问题的解释非常重要,但是劳动力市场以外的因素也会有重要的关联。其中家庭消费贷款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子。

一.家庭耐用消费品的消费而造成的家庭消费贷款的增加会导致消费者对风险的厌恶

首先,耐用消费品如住房和汽车的消费往往会花费一个家庭大量的可支配收入,这些耐用消费品与非耐用消费品比较起来,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不易于调整。人们在购买耐用消费品时会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同样人们也不会轻易的将之转手出售,因为耐用消费品的交易会附加高额的税收和手续费用。其次,耐用消费品的消费往往会导致家庭消费贷款的增加。显而易见,对于大多数老百姓而言,房屋和汽车的消费都不是一个小数目,因此往往会依赖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借贷,从而产生家庭消费贷款。而一个家庭其消费贷款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越大,则家庭每个月用来还贷的收入越多,即家庭的可支配收入越少,因此家庭成员就会更加的厌恶风险,就会更加在意收入的保障情况。

二.家庭消费贷款率的升高会降低一国的平均均衡工资水平

众所周知,工人的工资水平是工会与企业讨价还价的结果。在这个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如果工人的态度过于强硬可能会导致失业的痛苦。特别是对于拥有高额的家庭消费贷款的工人来讲,一旦失业将会给他和他的家庭带来可支配收入减少的巨大痛苦。因此,这些负债的工人在讨论工资定价时就会选择一种温和的态度,以至于更容易接受比较低的工资水平,从而减少他们本身的失业几率。如果,该国的国民都习惯于贷款消费,家庭消费贷款数额都比较大的时候,这种个体的厌恶风险以求得保障的行为一旦结合起来,就会严重的影响一国的平均均衡工资水平。

三.一国的平均均衡工资水平越低,该国的失业率水平越低

在失业率的决定的理论中,著名的经济学家Layard和Nickell提出了均衡工资水平会决定一国就业率的水平。均衡工资越高,企业的生产成本越高,因此会压缩就业人数;反之企业会扩大雇佣工人的数量。因此,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得出,家庭消费贷款率的高低会影响均衡工资水平,而均衡工资水平又会影响失业率水平,即一国的平均家庭消费贷款率越高,国民的风险和危机意识就较强,这种对风险的厌恶会改善一国的就业状况,从而保持一个比较低的失业水平。

四.在对16个OECD国家40多年来家庭消费贷款率和失业率的数据统计和实证研究显示,失业率与家庭消费贷款率确实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首先,从1960年到2000年16个OECD国家的统计数据表明,失业率与家庭消费贷款率之间确实存在着反向的关系:

表1:家庭消费贷款率与失业率%(1995)

国别家庭消费贷款率失业率国别家庭消费贷款率失业率

挪威140.56.1芬兰73.716.4

瑞士128.94.0荷兰64.96.6

瑞典100.39.1西班牙62.222.7

日本94.42.5澳大利亚6010.9

美国91.76.9法国51.711.7

英国88.910.5丹麦49.710.1

加拿大85.611.2比利时41.58.9

德国75.66.1意大利32.08.3

数据来源:Kneeshaw(1995)br3

其次,对家庭消费贷款率和失业率做简单的OLS回归,可以得出家庭消费贷款率对失业率的影响系数为(-0.026),显著性为[4.95]。如果考虑到更多的变量及其相互作用,我们还引入了劳动力市场的相关变量,宏观经济的外部变量等因子,此时消费贷款率对失业率的影响系数为(-0.0039),显著性为[2.24]。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一国的平均家庭消费贷款率对于本国的失业率的变化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从而一国的货币金融政策也是解释失业问题的重要因素之一。当某国的金融贷款制度比较开放,或是国民的贷款消费意识比较强烈时,该国的人均家庭消费贷款率就会比较高,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会导致全社会的工资节制,缓解工资压力,结果会使整个社会的失业率水平维持在较低的水平(本文是青岛大学科研基金项目,作者毕业于挪威奥斯陆大学,现在青岛大学国际商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任教)

家庭消费贷款与失业率关系的研究

文/马晓燕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石油危机爆发,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遭受了巨大的失业冲击。从纵向的时间序列来看,失业率在大多数的OECD国家中呈波动上涨趋势,从横向的国别差异来看,失业率在不同的OECD成员国中的变化又呈现出巨大的相异性,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失业率在时间和地域上的巨大差异?哪些因素可能会影响到一国失业率的高低?

近几十年来,世界上许多知名的经济学家就失业问题,以及影响失业的因素进行了大量细致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并给出了许多可能的解释。例如劳动力市场的刚性论(Layardetal.1991);宏观经济的外部冲击论(Phelps,1994);以及刚性论和冲击论的结合(BlanchardandWolfers,2000)。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尽管劳动力市场和宏观经济的冲击对于失业问题的解释非常重要,但是劳动力市场以外的因素也会有重要的关联。其中家庭消费贷款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子。

一.家庭耐用消费品的消费而造成的家庭消费贷款的增加会导致消费者对风险的厌恶

首先,耐用消费品如住房和汽车的消费往往会花费一个家庭大量的可支配收入,这些耐用消费品与非耐用消费品比较起来,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不易于调整。人们在购买耐用消费品时会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同样人们也不会轻易的将之转手出售,因为耐用消费品的交易会附加高额的税收和手续费用。其次,耐用消费品的消费往往会导致家庭消费贷款的增加。显而易见,对于大多数老百姓而言,房屋和汽车的消费都不是一个小数目,因此往往会依赖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借贷,从而产生家庭消费贷款。而一个家庭其消费贷款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越大,则家庭每个月用来还贷的收入越多,即家庭的可支配收入越少,因此家庭成员就会更加的厌恶风险,就会更加在意收入的保障情况。

二.家庭消费贷款率的升高会降低一国的平均均衡工资水平

众所周知,工人的工资水平是工会与企业讨价还价的结果。在这个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如果工人的态度过于强硬可能会导致失业的痛苦。特别是对于拥有高额的家庭消费贷款的工人来讲,一旦失业将会给他和他的家庭带来可支配收入减少的巨大痛苦。因此,这些负债的工人在讨论工资定价时就会选择一种温和的态度,以至于更容易接受比较低的工资水平,从而减少他们本身的失业几率。如果,该国的国民都习惯于贷款消费,家庭消费贷款数额都比较大的时候,这种个体的厌恶风险以求得保障的行为一旦结合起来,就会严重的影响一国的平均均衡工资水平。

三.一国的平均均衡工资水平越低,该国的失业率水平越低

在失业率的决定的理论中,著名的经济学家Layard和Nickell提出了均衡工资水平会决定一国就业率的水平。均衡工资越高,企业的生产成本越高,因此会压缩就业人数;反之企业会扩大雇佣工人的数量。因此,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得出,家庭消费贷款率的高低会影响均衡工资水平,而均衡工资水平又会影响失业率水平,即一国的平均家庭消费贷款率越高,国民的风险和危机意识就较强,这种对风险的厌恶会改善一国的就业状况,从而保持一个比较低的失业水平。

四.在对16个OECD国家40多年来家庭消费贷款率和失业率的数据统计和实证研究显示,失业率与家庭消费贷款率确实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首先,从1960年到2000年16个OECD国家的统计数据表明,失业率与家庭消费贷款率之间确实存在着反向的关系:

表1:家庭消费贷款率与失业率%(1995)

国别家庭消费贷款率失业率国别家庭消费贷款率失业率

挪威140.56.1芬兰73.716.4

瑞士128.94.0荷兰64.96.6

瑞典100.39.1西班牙62.222.7

日本94.42.5澳大利亚6010.9

美国91.76.9法国51.711.7

英国88.910.5丹麦49.710.1

加拿大85.611.2比利时41.58.9

德国75.66.1意大利32.08.3

数据来源:Kneeshaw(1995)br3

其次,对家庭消费贷款率和失业率做简单的OLS回归,可以得出家庭消费贷款率对失业率的影响系数为(-0.026),显著性为[4.95]。如果考虑到更多的变量及其相互作用,我们还引入了劳动力市场的相关变量,宏观经济的外部变量等因子,此时消费贷款率对失业率的影响系数为(-0.0039),显著性为[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