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文化交流范文

近代文化交流范文第1篇

1.1民国初期

民国初年，西方思想文化成果已经大量涌入中国。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医药文化受到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歧视和排挤。1914年，袁世凯提出了“废止中医，不用中药”的主张。也极力提倡“不但国医一律不许执业，全国中药店应限令歇业”。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卫生委员会通过余云岫提出的“废止旧医（中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以及旨在消灭中医的“六项措施”。［4］60而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者也鄙视中医药学，将其斥之为文化糟粕和骗人之术。对此，福建中医药界不断掀起各种自强自救活动，不但积极开设中医学校，还办报办刊宣传中医药文化，更在中西医结合方面作出努力尝试，以此延续中医药文化的发展。但是，西方医学在华影响力的不断增强，还是使民众降低了对中医药的认同。于是，在福建中医药文化的社会基础变化的情况下，中医药界面临着发展困境。与此同时，台湾中医药文化的社会基础也出现了新变化。民国之初的台湾仍由武官总督统治，但日本在台遭遇的武装反抗次数已大大减少。因此，1919年后上台的文官总督们，推行同化政策的手段更加隐蔽化，这为台湾民族同化政策的手段更加隐蔽化，这为台湾民族民主运动的兴起创造了条件。既受过中医文化又受过西方医学教育的医师，台湾医学界的有识之士便藉此机会开始探索挽救中医药文化之道。当时以杜聪明为代表的有识之士提出以西医学方法研究中药以及进行中西医有机结合的理念，力时，闽台间的走私贸易就是以从台湾进口白糖、煤油、毛料和向台湾出口中药材、白银为主。福鼎的秦屿，福安的赛岐，连江的黄岐、马祖，长乐的梅花、樟港，福清的高山、海口，莆田的南日岛、平海，以及漳、泉、厦等地方港口，成为闽台走私贸易地点的不下百处，每天走私船只的数量有几十艘，每月交易的贸易额有400～500万元之多。［13］325如此庞大的贸易量中，中药材贸易量的比例绝对不低，由此确保了当时闽台中医材贸易的稳定持续发展。从以上的2大变化可以看出，民国初年是闽台中医药文化交流的变轨期。原先由福建主导交流内容及发展态势的局面已经改变，台湾的内部环境变动和社会需求则越来越成为两地中医药文化交流程度及内容的决定因素。

1.2抗日战争时期

1936年9月，武官总督小林跻造上台，此后不久便在台湾全面开展“皇民化运动”，为不久之后的侵华战争做准备。“皇民化运动”的目标是在精神层面消灭台湾人的民族意识，改造台湾人成为“纯粹的日本人”，以供日本所驱使和榨取，甚至成为侵华战争的帮凶。在这精神异化的过程中，中医药文化，必然成为日本殖民者的眼中钉。1933年由台湾汉医药研究室主办的《台湾皇汉医报》（后更名为《东西医药报》），便于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被迫停刊［5］3。在中医药文化无法公开传播的同时，就连中医执业也受到严厉限制。1940年台湾公开的中医有132人，到1942年仅剩97人［12］1331。在这样的情况下，福建中医要继续前往台湾行医就难上加难了。更何况在战争的状态下，日本殖民者戒备之心较之前更甚，对中国人在台湾活动的监控更加疯狂。因此，在台湾开展闽台中医药人员互动的可能性近乎为零。但战争并没能完全阻断台湾中医药文化的生存之路，由于不少台湾西医被调往战争前线，岛内西医药品也很缺乏，故民众在患病时，虽不敢公开求诊于中医，但却多半会用中医验方，求助于中医手法治疗以及服用价格相对便宜的中药。因此，台湾中医药文化虽无法公开传播，但其民间基础和社会需求仍然存在，这也就为闽台中医药文化交流的延续保留了前提条件。不过，日本侵华战争却对闽药入台造成严重影响。抗战期间福州、厦门两大港口被日军封锁，福建的对外贸易被迫转移至三都澳、石码、涵江、海口、沙埕等港口［14］60。尽管中药材仍是这一时期海峡两岸经贸往来的内容之一，但出口台湾的中药材数量仍不可避免的减少，由此造成1938年的台湾中药材“仅有少数进口，予中医一大打击。中药高涨，行医困难”。到1940年，台湾本地中药商已经减至1681人，在台经营的大陆中药商只有14人［12］1335。日本侵华战争的开始和中国全面抗战的展开，又一次改变了闽台中医药文化交流的社会条件，严重抑制了双方交流的规模和深度。此时，在全民抗战热潮激励下，闽台中医药界涌现出许多抗日爱国人士，其中定居厦门的台湾中医翁炳南，便在著名闽医吴瑞甫拒绝充当卖国贼而被日本人追捕时，竭尽全力帮助和掩护吴瑞甫出走新加坡［9］195-196，以示爱国立场。而在台定居的福建中医陈景岳则利用1937年日本人强迫他组织“新民公会”并出任总干事之机，暗中联络台胞，准备起义，报效国家。但1944年不幸事机泄露，被捕入狱，在严刑拷打之下死于狱中［8］287。在抗战期间，像翁炳南、陈景岳这样的中医药业者在闽台两地还有不少，他们或积极参与赠医赠药的爱国活动，或利用行医治病的机会宣传抗日爱国思想，这些行动是对抗日斗争的支援。在共同抗日的过程中，闽台中医药的从业者们实际上是在继续着中医药文化的交流，只是交流的内容已不仅限于医药学的知识和技术，更多的是中医药文化的精神和理念。我们可以这样总结抗日战争时期的闽台中医药文化交流特点：物质层面的交流严重受阻，精神层面的交流则获得全面升华。

1.3台湾光复时期

1945年10月25日，台湾正式回归祖国，与福建分割的历史结束。但相比于福建，光复后的台湾所面临的战后重建任务非常繁重。接收台湾的陈仪政府不仅要重建因战争而几近破产的台湾社会经济秩序，还要解决由于50年的殖民统治而留下的民族认同问题，其中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恢复台湾民众的文化归属感，使他们重新融入中华民族文化的氛围中。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的中医药文化由于殖民统治者的刻意歧视破坏，已是岌岌可危。当时不仅在学术上后继乏人，就连民众对中医的认同感也不及西医。因此，要将台湾中医药文化恢复到可与福建对等交流的程度，是相当困难的。更严重的是，光复后的台湾行政长官总署同样对中医抱有偏见，不许中医单称医师，只能称中医师，采取明显歧视中医的政策。1946年台湾卫生署在组织台湾中医师考试时，就要求应考者必须拿出已从事中医3年的证明这一苛刻条件［15］5，同时还以西医为考官，这些都抑制了台湾中医药界重振中医药文化的信心。不过，在1946年9月创刊的《台湾国医药报》，接续了原先在日据后期被禁的《台湾皇汉医报》大力宣传中医药文化及中医药界发展讯息的风格，尽管该刊于1947年6月停刊，却依然成为台湾中医药界努力振兴的证明。在此期间，福建中医药界在自身努力复苏的同时，也积极参与台湾中医药文化的复兴工作中。由于闽台有着血缘、文缘、法缘的天然联系，主政台湾的陈仪又曾担任过福建省长，所以在台湾重建的过程中，大批闽籍官员、技术人才以及相关人员被调到台湾任职，其中就包括了中医药人士。如1940年受聘为福建省东山县中医公会执行委员的著名福建中医许汝南，就于1946年担任了台湾省台南市中医公会会长，在台湾寓居台南市三顺桂林堂药铺，人称“国内医生”。后于1947年回到家乡［16］282。但1946年风云再起，中国也又一次面临着命运的抉择。到了1949年下半年尘埃落定之后，台湾海峡却不幸再度成为隔绝闽台两地的天堑，不仅闽台两地医学人员无法互通，中医药学成果难以交流，就连福建的中药材也只能通过香港、东南亚的间接贸易才能到达台湾。因此，在近代百年风云中从未断绝过的闽台中医药文化交流历程，却在1949年的下半年戛然而止。

2结论

2.1任何两种文化的交流、融合与发展，都需要以一个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为前提，闽台中医药文化交流同样如此。在民国背景下，闽台两地的历史境遇都投射到闽台中医药文化交流的历程中，使其呈现出曲折的变化。而这样一种与中国历史大环境起伏相一致的状态，恰恰强有力地证明了闽台中医药文化所共有的中华文化属性。

近代文化交流范文第2篇

关键词：近现代；中西方；体育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08)06-0727-03

体育文化，是由生活在不同地域中的人们为了满足自身发展需要创造出来的有关体育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之总和。本研究以1840年为近代的起点，以1949年为现代的起点，以中国区域为基本视阈，从体育文化内部结构的三个层面――体育运动项目、体育制度、体育思想入手，界定对中西方体育文化交流问题进行研究的主要内容框架，集中探析近代以后，在中国区域范围内，中西方体育文化交流问题以及对中国体育文化发展的影响，并对未来发展走向做出预测。

1顺应与征服――中西方体育文化的差异

英国学者麦肯托什说过：一个社会的体育文化状态与该社会的身体观、生命观有直接的关系［1］。中国体育文化是指由中国古代文明演化而成，在农业经济背景下，以中国传统哲学的身体观、生命观为思想基础，以独特的养生术、武术为主要外在表现形式的体育文化现象。西方体育文化则是指由古希腊文明演化而成，在工业经济背景下，以西方近代科学的身体观、生命观为理论依据，以特殊的竞技运动为主要外在表现形式的体育文化现象。中西方体育文化因其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所处的自然环境、文化传统、社会历史条件的不同，形成了迥然各异的风格，成为世界体育文化宝库中两朵交相辉映的奇葩。

1.1中国体育文化的内核与外显特征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根植于中国传统哲学的丰沃土壤，很早就已经建立起独立的精神本原。

首先，“贵生”、“重己”的身体观及其对生命价值的充分肯定。“贵生”的思想在我国最早的历史文献，历代尊为六经之一的《尚书》已有明确的表达。

其次，“天人合一”的生命观与独特的自然养生思想的形成。如果说，“贵生”、“重己”的身体观为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那么“天人合一”的生命观则为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操作性的理论指导，使这种可能成为现实。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内容繁多，但就其本质而言，都是根据“天人合一”的理论设计出来的［2］。

这一独特的体育文化成果不仅具有极大的包容性，而且具有极强的渗透性和旺盛的生命力。因而，在相对封闭而漫长的中国农业社会历史进程中，传统体育文化一直作为中国人造就身心健康的主要理念向导和基本手段来源。

1.2西方体育文化的内核与外显特征古希腊作为西方体育文化的主要发源地，狭窄的国土，瘠薄的山地以及濒临海洋的自然环境决定了希腊人漂泊不定与海上冒险的生涯，在强大的自然力的面前，希腊人既惧怕大自然的威力，又不甘屈服于大自然，使古希腊人逐渐形成了与中国人截然不同的“天人对立”的身体观和生命观。

“天人对立”的身体观和生命观承认“人是客观性的动物”，清楚地认识到人类与自然的差别、对立和矛盾，并力求克服这种矛盾。西方体育进一步追求主体对客体的征服和探索精神，把对身体的生物学改造视为维持生命健康的有效手段。逐渐形成了以更高、更快、更强为价值取向，以主客两分、身心两分的科学主义为哲学基础，以超越生理极限为基本原理，以竞技性、娱乐性运动为基本手段的西方体育文化之特定模式。源于不同自然环境与文化土壤的中西方两种体育文化，自诞生之日起，便沿着各自的运行轨迹曲蜿延伸、壮大发展。但是，同所有文化形态一样，中西方体育文化各自的演变过程也决非是一个自我禁锢的封闭系统。在漫长的体育文化历史进程中，以迁徙、聚合、贸易、战争为中介，也曾促使过两种不同质态的体育文化冲破本民族的疆界，在各自相邻的“文化圈”内与不同的体育文化形式相激相荡、互识互融、传播扩散。但直至19世纪中叶，遥相对望的两种异质体育文化才开始发生真正意义上的大面积接触与多方位联动。

2渗透与引进――近代西方体育文化在中国的出现

2.1强势输入――西方体育文化在中国的登陆西方体育文化在近代中国国土上的出现，及其对中国体育文化的影响，是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情况下，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大炮、商品和传教士的登陆而强势输入的。近代的中国人，最早是通过西方传教士开办的教会学校，开始初步接触、了解和认识西方体育文化的。从1839-1900年前后，来自美国、英国的传教士在传播基督教的同时，以教会学校、基督教青年会以及由基督教青年会组织的各种体育训练班、专门体育学校为主要媒介，形成了一个辐射力强且传播速度快的西方体育文化传播组织网络。有关西方体育文化的各种信息流最初主要是通过这一网络源源不断地流向近代中国的。

2.2主动学习、由表及里、选择性借鉴

2.2.1西方体育思想的借鉴与吸收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改良派代表人物严复、梁启超、谭嗣同等一些著名学者，是中国最早系统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的维新人士。他们认为改良社会和救国的主要手段是教育，从教育救国的思想出发，高度肯定体育的社会功能。他们根据西方的进化论原理，积极主张强身、尚武、耻弱思想，吸取西方德智体三育并重的教育理念，提出了一系列崭新的体育观，为后来的清末“新政”开拓了道路。辛亥革命中，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则吸收了改良派失败的经验教训，提倡武装斗争，进而从军事意义的角度认识和发掘体育的作用。他们高度提倡尚武精神，主张“强国必先强身，强身必行体育锻炼”。“游戏，美育也，兵士体操，军国民主义也。普通体操，则兼美育与军国民主义二者。”［3］他们以“救亡图存”为目的，以西方进化论为武器，倡导“尚武强国”思想，既反映出对西方社会文化思想影响的自觉接受，同时也启发了一批人对西方文化进行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

与此同时，有代表性的西方体育思想也不断地通过各种载体相继被传入中国。西方的体育思想和体育观念以其鲜明的科学主义内涵和独特的人本主义精神强烈地冲击着军国民主义下的中国体育，这些西方体育科学研究成果大量的本土化移植，无疑对重新审视并解构传统体育文化，构建近代新型的中国体育文化体系奠定了不可或缺的科学基石，也为中国体育文化的继续完善与发展提供了系统化、科学化的理论指南。对中国近代体育文化的理性化、科学化发展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影响作用。

2.2.2西方体育文化中社会性建制的借鉴与引入我国传统体育文化虽源远流长，但总体而言，有关体育文化的社会性建制系统的发展程度是很低的，直到西学的兴起与设立，才开始模仿西方的做法，将“身体运动的技艺”作为一种教育的内容，而纳入到正规化社会组织建制――“学校”制度的结构体系之中，在社会结构中给予体育文化以正式的“一席之位”。

由于西方竞技运动所特有的竞赛制度的引进，使得近代我国竞赛体制不断完善。到20世纪20年代，与国际竞赛体制基本相适应的中国竞赛体制初步形成。1931年中国奥委会组织的诞生，标志着西方体育文化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组织与制度的中国本土化移植过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为旧中国体育组织与国际体育组织的联系与对接奠定了基石。

2.3交流中的矛盾与冲突在西方体育文化输入、引进、借鉴的过程中，面对西方体育文化强劲势头，悠久历史、博大精深的本土体育文化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在中西方体育接触、碰撞过程中，正是借助西方体育文化这一“他者参照系”的“映照”与“反射”，促使了中国有识之士开始反观并重新审视具有悠久传统的本土体育文化。

“文化中心论”认为西方近代体育内容在我国“古已有之”，许多为“实窃我中国古圣绪余”，［4］表现出以我为中心的骄傲自大和自欺欺人的心态，对西方体育文化不屑一顾。“功利主义论”。认为西方体育运动形式含有“贵族性质”，称之为“形式体育”。而本土体育则才是“实质体育”，认为运动形式的“目的本不专在改良体形，还得兼顾其实用价值［4］，主张从本土传统体育形式中选择拳术、击剑等兼具武艺效果的运动方式，以备实用。“文化多元论”承认文化的多元性，提倡向西方体育文化学习的同时，要珍视自己的“国粹体育”，并发掘、改革、发展本土体育。主张“务使全国国民无男无女，咸知体育之可贵。不拘动的体育、静的体育，各以相当方法，收体育之效果。”［4］

以上观点各抒己见，激烈争论并相互较量。以武术界人士为代表的一派，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主张提倡“国粹体育”，认为“吾人愿大声疾呼以告全国之主持体育者！曰：请从此脱离洋体育，提倡土体育！”，“发展体育，起敝振衰，非提倡土体育之国术不为功。”［5］

以留洋人士为代表的一派，则坚持提倡“西洋体育”，认为“今后欲应社会需要，为捍卫国家计，宜训练智勇兼备之士，养成跑跳奔攀之技，决非土体育所能奏效。”［6］言辞虽有偏激，但双方争论激烈程度可见一斑。真实地反映出中西方两种不同性质体育文化碰撞后所引发的对立、排斥、矛盾等冲突现象。

2.4交流中的碰撞对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影响在“土体育”与“洋体育”之间的论战，对于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武术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如催生了一系列新武术思想，提出了新型的武术家的理想模式，建立了近代武术竞赛制度。传统的本土体育文化――武术就是在西方体育文化的渗透、刺激下，出现了从武术思想到科学理论、从运动内容到竞赛方式的吐故纳新与重新构建，使之获得了更强的生命力和发展力。

3主动借鉴与积极引进――现代中西方体育文化的交流

3.1选择性的体育文化交流50年代初期，为尽快建立与新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现代中国体育文化新体系，新中国把学习和引进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体育文化体系为我所用，作为奠定新中国体育发展基石与构建新体系的一项重要的社会工程。

50年代期间，一方面从社会主义同盟国中借鉴体育文化的先进成分，同时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对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以英美体育文化为中心的近代中国体育进行了重新估价，从怀疑、批评、批判直至否定。一种在西方体育文化传统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并经过蜕变而成的“新型”苏联东欧社会主义体育文化模式，伴随着快速化、整体性的移植，迅速在新中国的土壤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一种具有苏联东欧特色的社会主义体育文化新体系初步形成。

60年代中西方体育文化交流的社会环境仍然是有局限性的，中国体育发展过程中，外来体育文化信息的获得渠道主要有两条：一是通过“新兴力量运动会”；另一是通过“乒乓外交”。1979年11月26日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上通过了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名古屋决议”，闻名于世的“奥运模式”诞生，它标志着中国体育将进入一个融入国际体育大舞台，与西方体育全面接轨的新时期。

3.2全面性的体育文化交流3.2.1积极引进与学习借鉴西方现代新兴的体育内容为我所用二战后，在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下，科技革命的浪潮直接刺激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迅猛发展，为西方体育的科学化、普及化、生活化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西方体育文化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作为西方体育文化基本载体的运动内容、运动手段日益丰富，富于田园主义色彩的古老运动项目焕发出青春活力，体现着现代社会精神的新兴运动项目相继诞生，许多项目成为西方体育文化乃至世界体育文化宝库中的瑰宝。

3.2.2加强对外交流，主动学习、及时吸收西方现代先进的运动技术、训练方法和手段，以全面获得和长期保持与世界先进水平抗衡的能力中国竞技运动项目的发展，就是在不断研究国际竞赛规则，在博采众长并形成自我风格的基础上，取得了一系列令世人瞩目的成绩。随着中西方体育交流的不断加强，西方先进的运动技术、战术、训练方法与手段将源源不断地传入我国，为中国体育运动水平的进一步完善与提高提供了直接的参照系和借鉴对象。

3.2.3积极借鉴和引进西方现代体育的社会运作机制和制度，为现实中国体育体制改革提供参考与范本90年代中国社会经济体制的转变，催发着传统体育体制发生一系列根本性变革，建立并逐步完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中国体育体制，便成为当代中国体育文化体系社会建制子系统重新构建的核心任务。6大类改革思路和29项改革措施的逐步推进［7］，为中西方体育文化社会性建制成果的接触与交融在中国开辟了一条借鉴与参照的“地带”。在中国体育职业化进程中，西方市场经济环境下诞生、成长、发展起来的职业体育及其运作模式，首先成为中国体育参照的对象与学习的范例。经过一段时间的引进与吸收，一种体现西方市场经济原则、符合现代企业制度、具有自我生存与发展活力的中国职业体育文化初具雏形，并逐渐日趋规范化。为中国体育文化市场的开发和中国体育的产业化进程，带来了先进的技术、成熟的经验和管理运行模式，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3.2.4西方现代体育文化思想――“奥林匹克精神”的传播与普及以古希腊体育思想为本源和主流，历经文艺复兴运动与现代科学革命洗礼，伴随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相运而生的现代西方体育思想，其核心内容集中表现在“更快、更高、更强”和“均衡发展”两大主题上。随着中国体育走向国际体坛，与西方体育文化之大成之作――奥林匹克运动的全面接轨，对代表西方体育文化思想体系和价值体系的奥林匹克精神的研究与认识也不断得以深化。90年代以来，我国的学者不断地从历史学、文化学等视角深入发掘奥林匹克思想的内涵，并以中国数十年体育实践的特殊感受，阐述着对奥林匹克精神的本质理解，并致力于奥林匹克精神的本土化传播与普及。

与中国体育走向西方、走向世界的同时，蕴藏着深邃的文化内涵、拥有丰富的内容体系、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也逐渐引起了西方人的好奇和兴趣，并逐步受到关注与青睐。

4共生与并存――未来中西方体育文化交流的基本走向

150多年的中西方体育文化交流与传通正在成为历史，以全球化为时代特征的新千年已经到来。伴随着全球化社会的来临，各种文化体系的接触也日益频繁，由于西方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社会在精神方面出现种种危机，引发了有识之士的反思与自省，并急于寻找他种文化参照系以反观自身，也由于众多后殖民社会的急剧发展逐渐摆脱过去的边缘从属地位，急于更新自己的文化，在现时代中重新发现自己，东西方文化交流将在21世纪进入一个崭新的繁荣阶段。

不同民族的体育文化，既具有各自民族特性，又具有人类共性，民族特性使各民族体育文化有自己的长处，人类共性使各民族的体育文化可以相互交流、涵摄。而各民族的体育文化，也是在不断地相互交流、借鉴、融合中发展、演进而成的。东西方体育文化自古代所存在的差异，并非简单的优与劣、好与坏、先进与落后、科学与不科学的区分和比较。如果说中国体育文化的特点是――天人合一下的“柔性”文化，表现为“柔、儒、和、静、文”；西方体育文化的特点是――天人对立下的“刚性”文化，表现为“力、动、野、武、竞”的话，如果说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明显表现为“娱己”性，西方体育文化则主要表现出“娱他”性的话，未来中西方体育文化的交流将会出现在“共生并存”、“平等相处”基础上的“相互交融、刚柔并济”之新趋势。

根植在中国本土文化土壤中的传统体育文化，在其悠久的演进历程中，获得了相对独立的运行轨迹和发展的生命力，只要民族的文化能够延续，传统体育发展的根源就在。如果从过去百年历史来看，西方体育文化以其竞技活动独特的观赏性、娱乐性、组织性、规范性特点获得了“强式”文化之优势，对中国体育文化产生过强大的影响力和冲击力。那么，对于当代西方而言，尤其是对于缓解西方后现代社会全球化快速变迁下的心性问题，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将以丰富的精神内涵性等西方体育文化所缺乏的价值优势，在未来中西方体育交流中，获得前所未有的广阔发展空间和宽广用武之地。有可能也应该为世界体育文化宝库提供一种古老而崭新的动力系统和丰富的体育思想与身心健康手段来源。

百余年中西方体育文化交流历史证明，异质文化间的差异规定了两种文化体系在交流中，既要保持原有文化形态必要的“张力”，又要铸造异质文化因素必要的“催化”格局，中西体育文化两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彼此相互渗透，从两极对立到走进彼此，从排他走向共容，一极必然渗透和包含了另一极的某些合理因子，两极的张力越大，彼此的渗透力越强，文化总量的发展速度也就越快。伴随着全球化社会的来临，各种文化体系的接触日趋频繁，中西方体育文化交流将进入一个共生与并存、共享与并荣的新时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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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任海.中国养生术发达之初探［J］.学术园地，1992，4：8.

［3］ 谷世权.中国体育史［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1997，205.

［4］ 崔乐泉.中国近代体育史话［M］.北京：中华书局，1999，51.

［5］ 谢凌宇.试析中国三十年代的“土洋体育之争”［M］.中国体育史论文集（四）北京：中国体育史学会编，264.

近代文化交流范文第3篇

关键词：基督新教；传播；近代；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9-0153-02

“作为一个社会子系统的宗教与社会整体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此关系是双向的、相互的。”社会整体系统对宗教子系统发挥着制约性的作用，但宗教的活跃与发展也能反作用于社会的发展。为扩展传教事业，香港教会和信徒开展了大量的文化活动，极大地促进了近代中西文化在香港的交流。

一、汉语言研究为中西文化交流奠定基础

语言是传教活动开展的前提，又是心灵交流的基础。来华传教士大都视汉语或方言学习、研究为首要任务，从而充当语言沟通的先驱，为中西交流起到桥梁的作用。十九世纪中期后，来华西人多视香港为学习汉语和体认中国文化的驻足地，从而使香港在汉语言研究方面颇具成就。据香港档案资料显示，晚清在港府登记的出版书籍中，用做编印的语文就有13种之多。其中包括马来语、巴赫纳语、老挝语、拉丁语、柬埔寨语、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越语和藏语和汉语。新教传教士则出版了相当重要的汉语、特别是粤地方言的字典和词汇。主要有欧德理的《广州方言汉语字典》（1877）、湛约翰的《英粤字典》（1878）和嘉约翰的《粤语方言成语选》（1889）、罗传烈的《汉语语法》（1864）等。另外，道济会堂的华人主任牧师王煜初在前人用罗马字拼音字母为汉语注音的基础上，于1896年出版《拼音字谱》。该书囊括了中国十八省的声韵，可谓拼音声韵学的一大创举。此外还有波乃耶牧师的《客家方言简易句法》（1881年）、《粤语通易》（1883年）、《英粤袖珍词汇》（1886年）《粤语易通词汇》（1886年）、《怎样讲粤语》（1889年）、《广州方言短语选》（1890年）、《新会方言》（1890年）和《东莞方言》（1890年）等书。

传教士出版各种学习汉语工具书的工作，不仅有利于中西方思想文化交流，还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在港华人对学习英语的同类书籍的编纂。最早编纂英汉字典的中国人是谭达轩。1895年他出版了《华英字典汇集》，此书按英语字母顺序排列，包含了所有常用的英文单词，并且每一个单词都附有由著名作家审定的词义说明。次年，他又出版了名为《通商指南》的双语著作。此外，《英华字典集》（1899年）、《英文文法译述》（1894年）、《华英文法捷径》（1897）、《英语易读》等，都是当时学习英语的学生广泛查阅的工具书。这些书籍的出版，更大程度上满足了香港社会对英语人才的需要。

语言是文化交流的主要媒介，因此学习中国或西方文化的最基本的门径是精通汉语或英语。以上所述双语著作，正是在帮助西人或中国人学习汉语或英语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为中西文化交流打开了一扇方便之门。

二、大量西方文化传入

除通过教会学校的课程设置或与在港华人的交流，直接向中国传输西方社会和科学文化知识外，香港基督教教会还在港出版各类书籍和期刊，向更加广泛的社会层面介绍西方文明。

传教士在香港出版了大量的科学、知识性书籍。著名的有：美国传教士波乃耶于1843年至1853年连续出版的《华番合和通书》。这是一本中英文对照的年鉴，所含内容包括中西历对照、中西政治、经济、社会、宗教方面的大事，还刊载过中国和与英、美、法等国所签订的条约。该书每期后面通常附有一些地图，主要流通于中国各大通商口岸，是时人了解国际大事的重要工具书。英国传教士蒙克利1852年出版的《算法全书》，是第一部在中国境内出版的运用西方数学体系编成的数学教科书，基本内容包括数的概念、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分数、小数、比和比例等。英国传教士罗存德的《地理新志》，其内容有释教略论、地球理论、论地转动、论地昼夜等，还附有西班牙、葡萄牙地图和火轮机图。

《遐迩贯珍》是香港最早向中国介绍西方学说、历史文物、科技知识的期刊，也是对近代西方文化入传中国影响较大的期刊之一。该刊创办的主要意图是透过介绍西方的科学知识和原理，来加深中国和西方各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即着意推动中西文化交流。编者曾在创刊号《序言》中提到，中国除专载上谕奏折的邸报外，向无日报，如果能出版一定期刊物，“其内有我邦之善端，可以述之于中土，而中国之美行，亦可以达之于我邦，俾两家日臻于洽习，中外均得其裨也”，诚为善举。在《遐迩贯珍小记》一文中，编者进一步阐释道：“非欲藉此以邀利也，盖欲人人得究事物之颠末，而知其是非，并得识世事之变迁，而增其闻见，无非为华夏格物致知之一助。”以上所述虽不免有溢美之嫌，但基本上反映了刊物增广见闻、互通中外有无的真实旨趣。因此，该刊特别重视刊载当时所谓的“格物致知”学说。《遐迩贯珍》刊载了不少介绍西方自然科学、天文学、物理学、生物学等方面的文章。此外，该刊还介绍了一些西方最新的实用科技，如《泰西种痘奇法》、《拯溺妙法》、《照船灯塔书解》等。对西方历史、政治制度和风土人情等，《遐迩贯珍》也有论及，如《英伦国史总略》、《花旗国政治制度》等。该刊对西方文学也有部分译载，如分期译载西方文学名著《伊索寓言》。这些都是当时中国人难以获得的西方文化知识。《遐迩贯珍》虽是传教士在港创办的刊物，但其发行区域扩展到了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等地，其所输入的西方知识也辐射至中国大陆，从而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立下了丰功伟绩。

值得一提的是，香港西医书院在引进西方医学，推动中国近代医学的发展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为造就医术与科技人才，1887年10月，华人信徒何启与伦敦会一起创设了香港最早的高等学校―香港西医书院。该书院所设课程与英国医科学校相似，采用五年制教学。第一年设植物学、化学、解剖学、生理学、物理学及临床诊察等课程；第二年除继续学习解剖学、生理学外，增设医学、妇产科、病理学、外科学等；第三年学科减少，实习渐增；第四年新增法医学、公众卫生、实用初级外科等；第五年则注重医学、外科、产科的深造。与同时期广州南华医校和天津医学馆相比，香港西医书院在师资力量和教学水平上都处于领先地位。

从创办到1912年并入香港大学，西医书院培养了128名西医人才，其中以孙中山和王宠益在近代中国最具影响力。尽管书院培养的人数不多，但它是中国最早培养现代医学人才的重要基地之一。据说，香港西医书院教务长孟生曾至天津为李鸿章治愈疾病。这使李鸿章更加信赖西医医术，认为“医学当与其姐妹学科之化学，同予注重，非第须了解其如何组合，且明了其如何分析，盖不如此，不足使其与诊断病症及准备医疗上，臻于更大之精确性。作为洋务派的重要官员，李鸿章对西医学术的重视弥足珍贵。受香港西医书院的影响，1894年他在天津的总医馆中创设北洋医学堂，从而使中国对近代西医学术的推行又迈进了关键一步。

三、中国文化向西方传播

就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而言，当首推理雅各所翻译出版的《中国经典》为最。从1843年抵港到1872年《中国经典》第五卷的出版，理雅各花了近25年的心血完成了中国儒家典籍的翻译，第一次系统地、较为客观地向西方介绍了中国的儒家经典。他所翻译的《易经》、《礼记》、《老子道德经》、《庄子秋水篇》、《孔子生平与教训》和《孟子生平与工作》等书籍都在英国陆续出版。理雅各回国后的各项学术文化活动，更大范围地扩大了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的传播。

此外，欧德礼也是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的得力传教士。1862年欧德礼抵达香港，主要在宝安布吉附近传教，后因从事政府工作而脱离教会。1870年至1897年返国，他长期居住香港，故对中国文化尤其是佛教文化有较深入的研究。1870年他的著作《中国佛教学生手册》在港出版，该书略述了佛教的历史与理论以及佛教在中国的传播。1888年他又出版了《中国佛教梵汉字典手册》，为西方人学习佛教文化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他撰写的《客家概况》是西方学者对客家研究的最早著作；《风水》和《香港历史》等书则向西方介绍了中国的历史以及习俗。

综上所述，基督新教教会及信徒为扩大宗教的社会影响力，传播基督新教，在香港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社会文化活动。尽管这种社会文化活动带有一定的政治和宗教目的，但客观上促进了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不论是从西方文化的传入来看，还是从推动中华文化的外传来看，新教传教士和信徒在香港的文化活动取得了较好的成绩，近代香港成为了一个荟萃中西文化的华丽所在。基督新教在香港的这些文化活动，在某种意义上为近代中国维新思想在香港的萌芽和资产阶级革命派在香港的早期活动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参考文献：

[1]戴康生，彭耀主.宗教社会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61.

[2]霍启昌.香港与近代中国[M].香港：商务印书馆，1992：52.

[3]李志刚.香港教会掌故[M].香港：三联书店，1992：102.

[4]钟紫.香港报业春秋[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8.

近代文化交流范文第4篇

关键词：探险家；传教士；汉学家；西方；文化交流

1.文化传播简述

文化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是以人的活动方式以及由人的活动所创造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为其内容的系统。①我们被所处文化制约的同时，也在创造着文化。人类文化是种类丰富、多姿多彩的，在当今这个“越变越小”的地球村，不同文化间的摩擦与碰撞变得越来越频繁，因此跨文化交流显得格外重要，甚至是每一个人都要面临的挑战。

中国作为一个神秘的东方国度，从古至今，吸引着无数的“探秘者”来一探究竟。而且中国需要走向世界，正是这些“探秘者”将中国介绍给了世界，一层层地掀开她神秘的面纱。

2.马可・波罗及《马可・波罗游记》

在西方关于中国的游记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要数《马可・波罗游记》（也称《东方闻见录》），它第一次较全面地向西方介绍了发达的中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将地大物博、文教昌明的中国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马可・波罗也因此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者。

马可・波罗（Marco Polo）是13世纪来自意大利的世界著名的旅行家和商人，他在中国游历了17年。他在狱中口述了大量有关中国的故事，其狱友鲁斯蒂谦（Rustichello da Pisa）写下著名的《马可・波罗行记》记述了他在东方最富有的国家――中国的见闻，并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热烈向往，对以后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此时的文化交流还处于较低的程度，而明清之际的传教士则逐步加深了西方对中国的认识。

3.以利玛窦为例的传教士

明清之际，以天主教传教士为媒介，中西文化实现了第一次正式的接触与交流。在二百年左右的时间里，传教士们不自觉地充当了欧洲与文化交流的桥梁，而利玛窦提出的天主教儒学化理论在这次中西文化交流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利玛窦（Mat teo Ricci，1552）是意大利的耶稣会传教士，学者，明朝万历年间来到中国，揭开了明清之际天主教在华传播的历史，同时也揭开了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高潮的序幕。利玛窦积极向欧洲介绍中国的情况，使欧洲了解中国。他率先将《四书》译成拉丁文，开创了把中国传统典籍介绍到西方的先河。尽管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传教，但客观上也沟通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使得传教活动带有浓厚的中西文化交流的色彩。

由利玛窦等传教士所开创的早期汉学，为此一时期西方社会系统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开端，对西方学术乃至社会思想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同时也促进了中西双方在更高水平上的交流与对话。②这些传教士汉语研究的成就主要有：开创了汉外辞典的编纂工作、开拓了中国语法的研究、开启了中文拉丁拼音化的历程、丰富了中国近代汉语词汇。③但更为系统和深入的汉学研究则是现当代一些汉学家所作出的贡献。

4.汉学家

汉学家，本应译为中国学家，是指专门从事汉学研究领域的人，一般被称为汉学家的人都是指不在中国从事研究的非中国人或海外华人。近代最有影响的汉学家有美国的费正清和瑞典的高本汉等。

4.1费正清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是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著名历史学家，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泰斗，“头号中国通”，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创始人。

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始于费正清，是因为作为现代中国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费正清首先成为由汉学研究向近现代中国研究演变的过渡性学者，他完成了从古典汉学研究向近现代中国研究的过渡，创立了以地区研究为标志的现代中国学。作为东亚地区研究的开创者，费正清把对近现代中国的研究作为东亚研究的主体，经他独著、合著、编辑、合编的作品多达60余部，还有大量的论文及书评，主要著作有《美国与中国》、《在亚洲的下一步》、《近代中国：1898――1937年中文著作书目指南》等，费正清的研究触及现代中国的各个方面。在其有限的专业领域内，涉猎了中国现代历史上几乎所有的重要历史人物。费正清的区域研究在众多中国学者中独树一帜，费正清学术生涯的最大成就，就是创立当代中国学。这种“中国学”，就是有别于偏重语言学、文化学、传统汉学的中国学。它和欧洲传统汉学的最大区别在于，特别强调运用多种档案、多种语言、多种社会科学方法研究中国，从而导致一种被称之为“新汉学”的中国学的形成。

4.2高本汉

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1889―1978），瑞典人，歌德堡大学教授、校长，远东考古博物馆馆长。高本汉是瑞典最有影响的汉学家，瑞典汉学作为一门专门学科的建立，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高本汉在中国历代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欧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探讨古今汉语语音和汉字的演变，创见颇多。

作为世界语言学的巨擘，高本汉认为没有一种学术领域比汉学更广的，他对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字学更是情有独钟。为此，高本汉把中国古代语言文字研究看作汉学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他的代表作主要有：《中国音韵学研究》，该书影响极大，标志着中国现代音韵学史的开端。他以《切韵》为枢纽，上推先秦古音，下联现代汉语的方言，对汉语语音史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并对汉语的中古音系和上古音系进行了语音学的描写，为每一个音类构拟了具体的音值。这为汉语音韵和语音史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研究途径，中国学者一般都接受了高本汉的总原则，只是在细节问题上进行了订正。

高本汉学术研究最重大的贡献是对古汉语语音系统的构拟，中国语言学界对于古代语音原来只能借反切方法照韵图加以考证，高本汉则用一套注音字母对古音做描写，与反切系统的韵部相互检验，又以现代汉语和日本、朝鲜、越南等国语言中的古汉语译借音进行对照比较。

5.总结

一个民族只有通过与其他民族的交流学习中，才能永葆青春，不断地进步。

西方对中国的认识势必会更加深入，我们也应该在清楚认识本国文化的基础上，加深对西方文化的认识，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交流，使自己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① 于语和、庾良辰《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论》第一页.[M].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4）

② 张宗鑫.明后期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以利玛窦为中心的考察.山东大学.2012（4）

③ 张西平.《传教士汉学研究》大象出版社，2004（7）

参考文献：

[1] 马可波罗及《游记》在中国早期的传播.学术月刊.邬国义.[A].2012（8）

[2] 从利玛窦的天主教儒学化理论看中西文化交流.学术月刊.吴强华.[A].2003（5）

[3] 《汉学研究》.学苑出版社.阎纯德.[J].2009（11）

[4] 传教士：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山东师范大学.王智玲.[M].2007（6）

近代文化交流范文第5篇

在20世纪即将翻过最后一页之际,“近代科技传播与中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于1999年8月15~20日在绿树如云的华中师范大学召开。世界各国的40余位学者集聚一堂。分别从不同侧面,运用历史学、社会学、哲学等多种方法围绕会议主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1近代科技传播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科技传播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主要表现之一。如何评价近代科技传播过程中中方地位的问题引起众多与会者的关注。美国学者认为,近代科技传播主要是由西方传人中国,但在历史上相当长的时期内是由东方传向西方。有的学者提出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中国既有被动,也有较主动的时候,中方不是完全的被动,传统的东西也不是一下子被改变的。许多改变是中方主动选择、适应的结果。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是在外力的作用下踏上特殊的近代化道路的,而近代科技在中国的传播则是这种演变的缩影。另有学者强调,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如何看待传统,分析传统中缺少哪些现代成分,并指出缺少科学精神是传统的一重大缺陷。时至今日,仍面临从缺少科学的文化向科学文化转型的任务,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合流是一个必然趋势。关于近代科学在中国传播与中国反应的阶段问题,有学者从总体上作了如下划分:从1582年利玛窦来华至1757年乾隆禁教为第一阶段,从近代史开端的1840年至1900年为第二阶段,本世纪前20年和“五四”时期是为近代科学的全面移植奠定思想和物质基础的第三阶段。有的学者提出在这3个阶段之前应还有一个阶段,即鸦片战争前后,世界史地知识的引进和更合理的世界历史观念的输人以及中国有识之士对这些知识和观念的吸收采纳的独特阶段。近代科技在中国传播的途径是多样的。有的学者认为在19世纪,传教是中西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一环,且因组织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体系,如广学会体系、内地会体系等。有的学者则以近代博览会事业在中国的发展为透视点,从一个新的侧面研究中国近代科技发展史。认为中国官方和民间对博览会的认识经历了从玄奇到邦交再到商利和文明交流的若干阶段,随着对博览会社会功能认识的逐步加深,开始以博览会作为传播科技和文明的重要形式和手段。无可置疑,近代科技传播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些与会代表从纵的方面对不同历史时段进行了考察。有的学者分析了洋务运动时期的科技传播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关系,认为这一时期的科技传播对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传统政治产生了变革性的历史影响。有些学者则分别分析了西方现代化和近代西方科技译著对康有为、谭嗣同等维新人士的影响。对于“五四”时期提倡“科学”效应的评价,有的学者认为“赛先生”二仁要体现在思想方法上而不在科技上,后来则走上整理国故与国史辩之途.另一些代表从横的社会层面对近代科技传播的影响予以分析。有学者认为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对生活方式的现代化起到积极的作用,同时也提醒人们不能忽视科学技术给生活方式带来的负面效应。在经济方面,有的学者认为民国时期科学技术的大量应用与发展促进了发明创造,推动了产业结构的改善,创造了一批名牌产品,增强了民族工业对外资企业的竞争力,是民国时期经济获得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民国时期科技及其应用水平仍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及其在华企业。另有学者从文化学的角度认为西方科学技术引进是近代中国文化递进媲变的关键因素之一。还有些代表细致分析了某些具体学科技术传播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有的学者认为近代西方矿冶技术知识的传播不但促进了中国矿冶业本身的发展,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也起到一定的抵制作用,亦是长期以来对封建势力所固守的封闭、僵化的思想文化藩篱造成的有力冲击。有的学者认为西方实验农业科学技术的传播推动了农业教育的改革,引进了大量的优良物种、农业机械,并指出西方近代农学的传人的观念层面冲击了中国知识分子“士不习农”的旧观念,引人了科学的思维方法。

2西学东渐与各学科技术引进

从各学科技术发展史的角度对西学东渐的影响加以具体考察是本次会议呈现出的一个鲜明特色。在物理学方面,有学者认为近代物理学并非古代物理学的直接继承,而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在整个过程中,我国对科学知识的探讨胜于对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的追求。作者进一步阐述近代物理学是近代科学中的先驱学科,它所引起的思想方法上的变革尤其是对哲学的影响不可低估。在化学方面,有学者分析了近代化学发展轨迹并对中西化学思想作了比较。认为中国化学的发展经历了古代经验性和近代科学意义上的理论系统阶段。理论系统阶段的理论基础、方法、科学规范基本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在这个意义上,近代中国化学与西方缺少可比性。作者转而将中国古代炼丹术与西方炼金术予以比较,对中国炼丹范式未能走向近代化学的原因作了剖析。在近代造船业方面,有学者认为引进西方技术建厂造船,创办翻译馆出版科技译作,创建船政学堂及派遣留学生是中国学习西方造船技术的3条有效途径。在近代海军教育方面,有的学者认为中国近代海军教育是随洋务运动而兴起的,是“师夷长技”的一项重要内容。作者还通过对福州船政学堂的具体考察,指出近代海军教育不但培养了各种专业人才,促进了海军的发展,且对我国近代的经济、政治、教育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近代文化交流范文第6篇

关键词: 法律文化/中日交流/原理/意义

中日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依文献记载，迄今至少有二千年的历史。从《三国志•倭人传》到《清史稿•日本传》，中国的十六部正史中对此均有记录。[1] 在这二千多年的历史洪流中，中日之间一直流淌着法律文化的泉流。[2] 其间形成两个高峰，一是古代日本大规模地输入唐代中国的法律文化，开创出它著名的律令时代；[3] 一是晚清中国急速地输入近代日本的法律文化，开启了我国法制近代化的进程。[4] 唐代中国法律文化到日本，晚清日本化的西方法律文化到中国，这种双向交流不仅形塑和提升了两国的法制文明，而且亦已成为人类法律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经典案例。把这个案例作为一个典型来分析，用以探讨法律文化交流的一般原理及其作用，既是一项兼具理论和实践意义的科学工作，亦是一项饶有兴味的学术活动，但这个问题长期为人忽略，专门的探讨近乎空白，本文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试图对此做出回答。

一、法律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和人的作用，决定了法律文化交流

在理论上的必然性和现实上的可能性

确切的说，古代日本输入唐代法律文化，是因为唐代法律文化对当时日本法律文化所拥有的绝对先进性，亦就是日本留学生所的，“大唐者，法式备定珍国也”。[5] 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当时日本的法律文化与唐朝中国不存在种差距，亦即它们大致处于相当的发展水平，那么，即使日本对唐代法律文化采取学习的姿态，那可能就是另一番景象，其广度和深度恐怕都不能与历史上的相提并论。事实上，正是中日之间这种法律文化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形成了唐朝中国对古代日本的压力。这种文化压力可能不如战争胜负那样明显，但它却是无形而又沉重的，尤其是对像日本这样一个追求自尊的民族来说，这种来自外部的压力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现实。[6] 同样，晚清中国不管曾经多么无知和轻视东邻日本，但事实还是让先进开明的中国人看到，近代化的日本不止在军事上，即使在法制发展水平上亦已超过中国。正如黄遵宪、沈家本和董康等所感受和认识到的那样，日本在法律文化上对中国已构成压力。[7] 但在这种新的不平衡中，日本已处于先进而拥有优势的一方，中国则替代古代日本沦为后进而处于劣势的一方。所以，晚清中国决定模仿日本变法修律。

中日法律文化之间的这种不平衡为何能引起交流的必然呢？从大的方面说，“文化交流是调节各国文化平衡发展的无形的杠杆。由于自然地理及各种人为的原因，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化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包括文化的风格、气质各异，发展程度高低不一。这种不平衡是文化交流的内在动因。文化在交流中渐趋于平衡，接着再产生新的不平衡，然而再进行新的交流。就这样，文化交流不断调节各民族文化向前发展。”[8] 如果要将其中的道理说透，正如前面所说，不平衡有压力，压力必然促使不平衡中处于后进、劣势的一方，通过模仿、发展来追赶先进、优势的一方。然而，事情还不止于此，法律文化是社会整体系统中的一部分，法律文化之间的不平衡，实际上是整体社会发展不平衡的体现。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自然导致人类竞赛中的压力，这种压力又往往转化为改革的动力。因此，法律文化作为社会革新系统中的一部分，交流是势所必然。从前述中日法律文化交流的动因中，我们已经看到双方都是在社会压力下进行改革的产物，在方向、规模与速率上亦都与社会整体的改革相一致。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人类文化，包括法律文化，有一种自我交流的能量，这种能量表现在相对先进的一方，总是透过人的行为积极地向外渗透和扩张。这有点像流体力学原理，即不平衡中高低之间的惯性流动。中日之间法律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之所以能引起交流，亦不妨看成是历史力学原理的一种表现。唐朝中国在处理与日本等周边国家和地区国际关系时，确立和推行的是朝贡体制，并依此作为评价双边关系的标准。在朝贡体制中实际包含着法律文化的要素，即律令制的标准。尊重和模仿这一标准的，亦就是取法律令制的，唐则予以鼓励、支持和帮助。因此，遣唐使的成功不仅在于日本的努力，还有唐对这种文化输出的热心和所提供的帮助。[9] 缺乏文化输出方的热心和帮助，交流是很难取得成效的。首先要遇到的困难是专家的缺乏，没有专家参与的交流，其效果可想而知。晚清中国为变法修律而进行的政治考察、法律翻译、草案制定、人才培养等，无不依赖和得力于日本的支持与帮助。[10] 而且，这种情况贯穿在中国法律近代化的全过程，亦即论者所谓的西法东渐的过程中。[11] 对此人们可有不同的认识和解释，但我以为，把这一现象理解为法律文化交流中优势一方的一种自我能量的释放与扩张亦未尝不可。

近代文化交流范文第7篇

关键词：展示与传播；民国美术展览会

一、基本理论概述

1、民国美术展览会

美术展览会在我国开始的兴起，始于民国时期,在民国前期得到快速发展，在后期处于平稳的过度时期，民国时期的艺术展览会把我国近代美术的展示与传播代入一个艺术开放的时代，,成为透视艺术理念、展示艺术成就，传递美感潮流，进行美术交流和扩展的重要平台和渠道。

2、民国美术展览会的特性

美术展览会逐渐进入近代我国大众的视野，以更加开放的姿态与大众亲密接触，成为近代美术艺术广泛采用的展示与传播的方式，成为大众愿意接受的方式，具有极大包容特点，为美术走进民众的生活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方式，体现了大众化和公益性的特性。为我国的美术艺术融合更多的现代要素搭建起融合交流的桥梁，美术走出技艺与欣赏的范围，与社会经济、社会生活、社会建设相容等特质，体现了民国美术展览会的现代性和市场性的特性。,

二、民国美术展览会的展示与传播的意义

1）民国美术展览会在近展中体现了民众特性、公益特质、现代性趋向、以及市场化的特性，正是美术展览会在发展的这些特性，推动了民国美术展览的在社会发展中积极作用，具体而言，西方的人体艺术，对中国的传统思想观念带来极大视觉冲击，同时对大众禁忌话题，禁锢的封建思想一次突破，有伦理视角转化为美学认识，是对民众审美价值观念重新塑造。从艺术教学的展览到社会生活全面展览，从艺术美到生活美，还涉及到热爱祖国美术展、美术发展展览，建设美术展览，自然美术展览等，形式多样，内容广泛，实现展览与民众亲密的接触，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不仅认识美各种形式的美，激发了民众追求美，实现美好的未来；根本上改变了我们近代以前对于艺术品的观瞻和品鉴的方式，是对艺术传统观念的根本性颠覆；民国的美术展览结合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在战争的年代美术展览始终没有离开以减少灾难防止祸乱、帮助苦难的民众、解救出水深火热中人民，凸显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爱国救国主题，为实现这一时代的历史责任，美术展览无不展现出爱国公益性的美展，吸引更多民众为民族的生存与发展而贡献自己力量；民国美术展览从西方引进来的，借鉴了西方美术展览自身形式，在发展中激荡出东西方绘画艺术的现代性美术思潮，民国美术展览会对中西绘画创作的向现代艺术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为现代美术展览奠定了基础，是一个承前启后的艺术形态；民国美术展览会设立了艺术品交易平台，艺术品在展览会上实现了流通，艺术工艺、艺术品开始走向商业会运作模式，美术展览会提供了流通交易的场所，有关艺术品摆放、陈列、生产定价与销售等艺术市场中各个要素在展会中完备进行，就是一个艺术市场，推进艺术的商业化，推动艺术经济，文化经济的产生与发展。民国时期美术展览会所呈现的特性是美术艺术发展历程的本质属性，展现出民国美术在我国美术近代化进程中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民国美术引领并推进近代中国美术迈步通向现代社会和不断革新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近代在西方艺术不断融入中国的历史过程，两种不同的文化相互交融的产物之一就是民国时期的美术艺术展览会，传统的艺术鉴藏方式开始走出有限的空间，开始把视野放在社会中，是我国美术发展方式重大的突破。美术作品在社会中展览,不仅形成了全新的美术展览方式，而且在展览中对当时艺术风格、艺术思潮上融入西方气息和现代气息,对艺术发展的走向起到引领作用，社会对艺术走向认可，艺术工作者的作用增加，地位不断地提高。民国美术展览是西方文明向中渗透的产物,丰富了艺术的欣赏方式，逐渐形成了面向普通民众的美术感染和教育,成为西方和中国进行文化相互渗透于交流桥梁，加强东西方的文化交流。

三、促进民国美术展览会发展的对策

民国美术展览会为通往现代艺术展示和传播奠定了基础，要推进展览的发展，要注重向现代化的特性发展，使美术展览会向着规模化、真实性、艺术化、平台化、高效化的方向发展，使美术展览会充满生机和活力

1）现代展览会的特性之一就是专业化，展览会可以具体化化专业性的美术展览，具体的展出内容可能不近相同，可以根据市场的发展需要来确定展览的内容，走向商业性的美术展览会。也可以由大众的需要来确定展览会的内容，开展生活艺术美术生活展览会，也可以根据社会的发展的需要，如环保型的美术展览会等等。

2）突出艺术展览的互动性，展览不应是我放你看的一种静固方式，而是互动的过程，包括艺术鉴赏，艺术教育，艺术感染等，还有美术销售的互动，发挥展览会的促销功能。促进参观开放性，吸引更多的专业观众，已经被各种艺术展会所普遍采用。双方对美术产品展开交流并得到积极回应。通过相互交流，实现人与艺术的互动。

3）美术展览会运行要高效而富有艺术性。参加美术艺术展览会，要在有限的时间里，得到最多的美术、艺术的信息。就美术产品的促销而言，成功的艺术展会有时就像一个大型订货会，多数艺术的销售是在展会上获得的。只要拿到了艺术的展位，就意味着可能获得很好的美术艺术品销售，美术展览会的高效性是在今后美术艺术发展的方向。展览会要有艺术性。美术展览会本身就是就是艺术的表现形式，更应该突出艺术性。美术展览会是非常强调创意的。现代的美术展会应十分注重对美的追求，一个成功的展会，会让参观者获得美的感染，美的体会，美的向往。展场的整体布置必须是艺术化的，主题显明，格调一致，把展览会也变成一种美术、艺术品，带来视觉上美感，用艺术本身的魅力吸引更多驻足停留，展示出展会的艺术性。总结：民国美术展览会充分吸取西方现代文明，表现出了现代艺术的特性，推动我国的现代艺术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黄大德.“美术”研究[J].美术研究.2004(02)

[2]陈振濂.“美术”语源考(续)——“美术”译语引进史研究[J].美术研究.2004(01)

[3]王震编.二十世纪上海美术年表[M].上海书画出版社,2005

近代文化交流范文第8篇

一、洋务运动是最重要的起点

鸦片战争以后，闭关锁国的大清帝国被迫融入国际社会，尽管中外交往十分不平等，但是交流毕竟开始频繁起来。

1861年，一批决心自强的清朝官员开始思考和解决一系列内忧外患的分裂，掀起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主张利用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方式发展新型工业，增强国力，以继续维护清政府的封建统治。在这场改良运动中，洋务派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大量引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近代科学生产技术，还组织翻译了大量外国科技书籍，并派遣了不同年龄和资历的留学生，因而培养了一批外交人才和科技人才，带回来先进的西方社会科学知识，促进了民主思想的传播。当然，服装也在这场运动中受到了一定的影响。金发碧眼的洋商人穿来了满清人民从未见过的“奇装异服”，归国的留学生也穿回了让人耳目一新的西式学生装，而市场上也出现了各种新奇的洋服洋布。人们旧有的着装方式和意识开始发生了细微的变化。

二、世博会成为中外交流的重要媒介

提到中外交流，一定不能忽略的交流活动即是世博会。世博会是全世界全人类生产生活和社会发展进步的新思想、新观念、新创造、新设计等等伟大的聚会与表达。据文献记载，从1851年到1949年的九十八年间，国外先后举行了37届世博会。

世博会在近代中外服装设计传播与交流中发挥了重要的媒介作用。1876年费城美国独立百年博览会上第一次出现了中国场馆，中国参展的艺术设计作品主要有丝绸、玉器、铜器、金银器、景泰蓝等传统工艺美术品。在会上，中国的丝绸和服装震惊四座，精美的工艺和独特的设计令在场的人叹为观止。

世博会是一个世界文化艺术、艺术设计等交流与传播的大舞台，服装设计也在此得到一定程度的交流，各国之间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对中西服装设计和中西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人们在追逐时尚中改写了历史

在中外服装交流中，充斥着各类人群，他们有意无意地参与了近代中外服装的变革与流变，他们直接间接地促进了中外服装的交流与发展。在那个时代里，纵使社会动荡，时代变迁，仍然有一群人，他们淡定地追逐着时尚，追逐着他们执着的时髦。这个人群包括留学生和进步青年，他们朝气蓬勃，喜欢新奇的事物，倡导新式服装，为那个时代带来了新的气象。这个人群还包括电影明星和交际名媛，阮玲玉、胡蝶、陆小曼，她们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服饰流行的方向，她们也是各类流行服饰最鲜活的广告。

中外服装交流潜移默化地发生在最简单的生活中，发生在最可能发生的中外各界人士云集的租界，也发生在交流频繁的西餐馆、百货商店，甚至是街头、广场。据《上海地方志》记载，租界地区一直是上海百货零售业的中心。这里所销售的“环球百货”不仅满足了外侨的需要，也让部分上海市民十分热衷。就在这种看似肤浅的“热衷”中，完成了不那么肤浅的西风东渐的历史性传播。租界也是一个巨大的熔炉，这里有咖啡厅、西餐厅、舞厅、夜总会，这里三教九流，歌舞升平。人们在这里以一种宽松善意的态度去接纳西方文明，这一了解和接纳，中国人的服装就被改变了。此时，各种综合性百货公司，在那个时代频繁地进出着各式各样的“国货”和“舶来品”。这个时期，百货公司更像一个“邮差”，负责把西方商品搬运过来，而包括服装在内的各种商品就在这种“邮递”中相互交流和吸收，并得到发展。

四、广告与中外服装艺术设计交流

19世纪末期，“西服东渐”的现象正在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明显的表现出来，除了大街小巷，除了租界商店，报纸期刊上也充斥了流行的字眼。清末的上海报刊业已初具规模，《六合丛谈》《格致汇编》《圣心报》《益文录》等，比比皆是。后又有《北华捷报》《上海新报》《申报》等。那时很多报纸杂志都已开辟了服装栏目。比如《时报》与它的《服装号外》，《申报》与它的《衣服号》。这些专栏经常不定期地刊登有关时装会、设计师新作的消息，这给当时半推半就地认识与接受洋派服饰的中国读者有了一个可以直面的具体形象与理论引导。这些专栏还经常刊登影星、交际花、女学生等种种名媛生活、服饰方面的文章，建立了一个时髦的参照体系，仿佛教科书一般发挥了与思想启蒙相并列的生活启蒙的作用。

这个时期不能不提到的特色广告绝对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月份牌。月份牌最初是一种传统的年画样式，后来被商业利用来作为宣传商品、促进商品销售而成为一种特殊的商业招贴广告。最早利用月份牌作为商品促销手段的是行，随后月份牌被作为香烟、化妆品、服饰等商品促销的赠品。月份牌上通常绘制着时装美女，她们多是当红的电影明星或公众女性形象，她们往往身着各种时尚的旗袍，或外罩裘皮大衣、洋绒外套，脚蹬高跟鞋等。在月份牌上，我们能鲜明而直接地触碰中西文化的交融和对话，而这种特殊的商业广告为中西服装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服装发展史是人类文明的一个缩影，从原始社会的兽皮野草到如今五彩斑斓的各式时装，从遮羞到装饰，人类经历了无数次的服装变革，人类文明也历经了无数的变迁。服装作为人类共同创造的物质与精神财富，应该是没有国界的，服装设计的发展需要传统，需要传承，更需要交流，需要革新!

中外服装设计交流始终是中外服装设计乃至中外文化发展的重要环节，这种交流促进了现代服装设计的更新与发展，促进了中西服装文化的融合。我们在交流中相互借鉴，相互吸收，将服装设计推向更加多元化，更加繁荣的明天!

参考文献：

[1]华梅中国近代服装史中国纺织出版社，2008

[2]华梅.服饰与考证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0

[3]袁仄瑚月百年衣裳.20世纪中国服装流变三联书店，2010

[4]张竞琼.从一元到二元.近代中国服装的传承经脉.中国纺织出版社，2009

[5]冯泽民，刘海清.中西服装发展史.中国纺织出版社，2008

近代文化交流范文第9篇

关键词：展示与传播；民国美术展览会

一、基本理论概述

1、民国美术展览会

美术展览会在我国开始的兴起，始于民国时期,在民国前期得到快速发展，在后期处于平稳的过度时期，民国时期的艺术展览会把我国近代美术的展示与传播代入一个艺术开放的时代，,成为透视艺术理念、展示艺术成就，传递美感潮流，进行美术交流和扩展的重要平台和渠道。

2、民国美术展览会的特性

美术展览会逐渐进入近代我国大众的视野，以更加开放的姿态与大众亲密接触，成为近代美术艺术广泛采用的展示与传播的方式，成为大众愿意接受的方式，具有极大包容特点，为美术走进民众的生活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方式，体现了大众化和公益性的特性。为我国的美术艺术融合更多的现代要素搭建起融合交流的桥梁，美术走出技艺与欣赏的范围，与社会经济、社会生活、社会建设相容等特质，体现了民国美术展览会的现代性和市场性的特性。,

二、民国美术展览会的展示与传播的意义

1）民国美术展览会在近展中体现了民众特性、公益特质、现代性趋向、以及市场化的特性，正是美术展览会在发展的这些特性，推动了民国美术展览的在社会发展中积极作用，具体而言，西方的人体艺术，对中国的传统思想观念带来极大视觉冲击，同时对大众禁忌话题，禁锢的封建思想一次突破，有伦理视角转化为美学认识，是对民众审美价值观念重新塑造。从艺术教学的展览到社会生活全面展览，从艺术美到生活美，还涉及到热爱祖国美术展、美术发展展览，建设美术展览，自然美术展览等，形式多样，内容广泛，实现展览与民众亲密的接触，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不仅认识美各种形式的美，激发了民众追求美，实现美好的未来；根本上改变了我们近代以前对于艺术品的观瞻和品鉴的方式，是对艺术传统观念的根本性颠覆；民国的美术展览结合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在战争的年代美术展览始终没有离开以减少灾难防止祸乱、帮助苦难的民众、解救出水深火热中人民，凸显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爱国救国主题，为实现这一时代的历史责任，美术展览无不展现出爱国公益性的美展，吸引更多民众为民族的生存与发展而贡献自己力量；民国美术展览从西方引进来的，借鉴了西方美术展览自身形式，在发展中激荡出东西方绘画艺术的现代性美术思潮，民国美术展览会对中西绘画创作的向现代艺术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为现代美术展览奠定了基础，是一个承前启后的艺术形态；民国美术展览会设立了艺术品交易平台，艺术品在展览会上实现了流通，艺术工艺、艺术品开始走向商业会运作模式，美术展览会提供了流通交易的场所，有关艺术品摆放、陈列、生产定价与销售等艺术市场中各个要素在展会中完备进行，就是一个艺术市场，推进艺术的商业化，推动艺术经济，文化经济的产生与发展。民国时期美术展览会所呈现的特性是美术艺术发展历程的本质属性，展现出民国美术在我国美术近代化进程中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民国美术引领并推进近代中国美术迈步通向现代社会和不断革新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近代在西方艺术不断融入中国的历史过程，两种不同的文化相互交融的产物之一就是民国时期的美术艺术展览会，传统的艺术鉴藏方式开始走出有限的空间，开始把视野放在社会中，是我国美术发展方式重大的突破。美术作品在社会中展览,不仅形成了全新的美术展览方式，而且在展览中对当时艺术风格、艺术思潮上融入西方气息和现代气息,对艺术发展的走向起到引领作用，社会对艺术走向认可，艺术工作者的作用增加，地位不断地提高。民国美术展览是西方文明向中渗透的产物,丰富了艺术的欣赏方式，逐渐形成了面向普通民众的美术感染和教育,成为西方和中国进行文化相互渗透于交流桥梁，加强东西方的文化交流。

三、促进民国美术展览会发展的对策

民国美术展览会为通往现代艺术展示和传播奠定了基础，要推进展览的发展，要注重向现代化的特性发展，使美术展览会向着规模化、真实性、艺术化、平台化、高效化的方向发展，使美术展览会充满生机和活力

1）现代展览会的特性之一就是专业化，展览会可以具体化化专业性的美术展览，具体的展出内容可能不近相同，可以根据市场的发展需要来确定展览的内容，走向商业性的美术展览会。也可以由大众的需要来确定展览会的内容，开展生活艺术美术生活展览会，也可以根据社会的发展的需要，如环保型的美术展览会等等。

2）突出艺术展览的互动性，展览不应是我放你看的一种静固方式，而是互动的过程，包括艺术鉴赏，艺术教育，艺术感染等，还有美术销售的互动，发挥展览会的促销功能。促进参观开放性，吸引更多的专业观众，已经被各种艺术展会所普遍采用。双方对美术产品展开交流并得到积极回应。通过相互交流，实现人与艺术的互动。

3）美术展览会运行要高效而富有艺术性。参加美术艺术展览会，要在有限的时间里，得到最多的美术、艺术的信息。就美术产品的促销而言，成功的艺术展会有时就像一个大型订货会，多数艺术的销售是在展会上获得的。只要拿到了艺术的展位，就意味着可能获得很好的美术艺术品销售，美术展览会的高效性是在今后美术艺术发展的方向。展览会要有艺术性。美术展览会本身就是就是艺术的表现形式，更应该突出艺术性。美术展览会是非常强调创意的。现代的美术展会应十分注重对美的追求，一个成功的展会，会让参观者获得美的感染，美的体会，美的向往。展场的整体布置必须是艺术化的，主题显明，格调一致，把展览会也变成一种美术、艺术品，带来视觉上美感，用艺术本身的魅力吸引更多驻足停留，展示出展会的艺术性。总结：民国美术展览会充分吸取西方现代文明，表现出了现代艺术的特性，推动我国的现代艺术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黄大德.“美术”研究[J].美术研究.2004(02)

[2]陈振濂.“美术”语源考(续)——“美术”译语引进史研究[J].美术研究.2004(01)

[3]王震编.二十世纪上海美术年表[M].上海书画出版社,2005

[4]马国泉等主编.新时期新名词大辞典[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

近代文化交流范文第10篇

关键词：韩剧热；儒家文化；中韩文化交流与发展；思考与探索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11-0127-02

近年来，韩国电视剧在儒家文化圈特别是在中国传媒市场上获得巨大成功，并呈现出不断扩张和延伸的强劲趋势。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韩流”以其惊人的速度席卷中国大地。

韩剧热带来快速、顺利的文化交流的同时，中国国内同时产生了一系列对韩剧热播引起的问题的反思，也产生了一些非良性的问题，比如文化交流中因缺乏相互深层理解而引起的民族主义情绪、媒体的不恰当报道造成的信息误导等。2013年是中韩建交21周年，两国同属于一个文化圈，地理相邻，经济互补，正视并思考解决这些问题，对两国的文化交流与发展具有积极而重要的意义。

一、韩剧在中国的热播

1992年中韩两国正式建交后，1993年韩国电视剧《嫉妒》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之后韩剧蜂拥而至，在中国不断升温。2002年，中国内地播放了67部韩剧。2004年播出的649部引进电视剧中，107部来自韩国，占引进总数的16.5%，其中《人鱼小姐》近200集。2005年中国又引进了多部韩剧。同年，素有“时尚文化风向标”之称的《新周刊》“新锐榜”因此评选韩剧为“年度时尚”。此年12月12日，在东盟峰会上，韩国总统卢武铉说：“过去2000年或2500年，中国文化对韩国文化有很大的影响，过去一百年，日本文化影响了韩国，但仅仅五年，韩国文化就开始影响中国和日本。”

二、韩剧热在中国引起的反响

韩剧成功打入中国市场，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影视传播，而是与经济、政治等密切相关，给中国带来了巨大影响的文化现象。

第一，韩剧热引发“韩流”。1997年《爱情是什么》的热播带动了韩国娱乐文化涌入中国，并以此为契机逐渐形成“韩流”。“韩流”狭义指韩国电视剧，广义上泛指在中国文化领域中所涉及的一切韩国文化现象，它包括韩国音乐、韩国电视剧、韩国电影、韩国游戏、韩国动漫、韩国电子及汽车等。中国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韩流”就是浸透韩国特有文化气息的纯粹的韩国式生活方式在国内掀起的新的流行风潮。随着韩剧的热播，中韩歌会等各种形式的文化交流也促进了“韩流”的蓬勃发展，“韩流”一词成为广大中国媒体和民众口语中出现的频率较高的词汇。

第二，韩剧热引发的抵制思想。一些不了解韩剧及韩国文化的中国人，看到外国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取得了成功，感觉很不满，认为这是一种文化侵略，韩剧在中国风靡之时，也出现了部分“爱国之士””打着“抵制韩剧，捍卫中国传统文化”的旗号，认为中国大量地引入韩剧会导致中国传统文化遭受侵袭，而盲目地诋毁和排斥一切韩剧。在“2005年电视剧题材市场研讨会”上，中国20名顶尖的电视制片人一致向韩剧“开炮”，要求有关方面减少韩剧的播出量，给国内电视剧“留点空间”。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具有两面性，我们要全面、客观地看问题。实际上，盲目抵抗韩剧是不理性的。历史无数次证明，在这样一个思想自由、文化交流自由开放的时代，封闭自己，排斥外来文化，不与时俱进，最终必将导致本民族自身的落后。韩剧在中国的风靡虽然给中国本土影视业带来了一定的冲击，但总的来说它给中国带来的影响是利大于弊的，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去抵制它。必须看到，这种现象谈不上是一种文化侵略，它并没有使中国人抛弃自己的原有文化传统，相反它使中国的传统文化得到更好的传播和创新。韩剧热的更大的意义，在于启发了中国有识之士对本土影视业和文化发展的反省和探索。

三、中韩文化交流道路上的问题和对策

中韩两国同属于东亚文化圈，在韩国，人们十分热切地、一丝不苟地接受儒教。韩国电视剧积极融合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描写的家庭故事、显现的文化精神多围绕儒家的道德核心进行，如义、礼、孝、诚、信、廉、耻等。充溢着儒家文化的韩剧里，社会单纯、唯美、和谐、有序。这些都能使观众焦躁的内心得以安慰，紧张的神经得以放松，在轻松愉快中得以领悟人生真谛，从而对中国观众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韩剧体现出儒家文化的魅力，也在加深中韩民众的相互了解和交流问题上予以启示。

中韩两国交往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友谊，但是20世纪中期以来，由于政治原因，两国经历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相互敌视和隔绝状态。尽管在1992 年中韩实现关系正常化后，两国文化交流深入发展且范围不断扩大，以韩国影视剧为代表的文化产业使中韩民众互相了解，增强沟通。但由于恢复交往时间不长，两国民众之间了解还不够深入，在文化的交流与沟通中存在误解和分歧是不可避免的。2013年是中韩建交21周年，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对加深中韩两国的文化交流和发展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第一，两国政府应加强历史文化研究中的沟通，求同存异，妥善处理两国之间的误解和矛盾。中韩两国之间在政治、经济、军事、边界等问题上不存在严重的分歧，但在学术领域还存在有意无意的学术分歧政治化的倾向，从而导致民族矛盾的扩大化。因此，加强政府层面的沟通与协商，尊重历史，尊重学术，就十分重要。如2003年发生的高句丽历史研究问题，如果两国政府在敏感问题上事先加强沟通和交流，坚持把学术和政治问题分开、现实和历史分开的原则，把这个问题仅限于学术领域，就不会不影响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大好形势。

第二，两国应加强文化交流的对等性。中国是韩国文化市场很大的消费国，但两国之间存在着贸易不对等现象，中国贸易逆差较大。从数据上看，韩国电视剧近年来在中国掀起了“韩剧热”，但韩国引进的中国电视剧却很少。影视作品担负着极为重要的对外宣传作用，中国的电影电视作品很难与韩国民众见面，也是韩国民众对和中国现状不了解的原因之一。韩国政府应适当开放国内市场，多引进中国现实题材的影视剧作品，改变两国影视交流的不对等现状。交流应该是相互的，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交流。

第三，加强媒体间的交流与合作，并在交流中坦诚相待。中韩两国媒体间的交流十分必要，应通过交流增加对彼此的了解，尽可能按照事实及早纠正毫无依据的虚假新闻和因相互了解不够而出现的歪曲报道。中韩两国媒体应该引导民众客观、全面地了解对方，处理好民族情绪。文化争端事件中往往夹杂着很多非理性因素，在资讯发达、自媒体流行的网络时代，更是容易出现缺乏深入思考的情绪表达。在这个时候，主流媒体、官方通讯社就更应承担起“防火墙”、“泄洪道”的责任。比如，韩国江原道“端午节申遗”，其实申请的是端午祭，虽然也用了“端午”两个字，但是内容和中国的端午节并不是一回事。但是，由于沟通的不足，而导致理解上的极大偏差，引起了中国人的不满。又如，“东北亚历史财团”前理事长访问北大时，针对“韩国首尔大学历史系朴正秀教授称‘孔子、西施、道教鼻祖张道陵等是韩国人’”的报道，特意强调“在韩国没有一个人讲孔子是韩国人”。韩国驻华大使馆向中国媒体致函称近日流传的“韩国教授称李白系韩国人”，“朝鲜族发明汉字”等报道没有事实依据，并对中国媒体不加核实便转载表示遗憾。韩国使馆称希望中国媒体认真负责，朝有利中韩关系的方向报道。后来证实，这些确实不是韩国人讲的，而是境外媒体在编造，结果在网上一经传播，引起中国网民的声讨。

媒体对民众有着很强的导向作用。双方媒体都必须尽职尽责，坚持客观、公正的报道，让中韩两国人民互相了解，减少不必要的误解，并及时应对不利于中韩文化交流的负面事件，化解、消除敌对情绪。

第四，推动中韩民间文化交流，尤其是青少年的交流。中韩两国建交初期，双方交流以政府为主导，官民并举。学生群体是年轻的一代，是与时俱进的一代，也是思想最开放的一代。他们是文化传播和交流的媒介，带动不同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在回顾中韩建交20年时，中国驻韩国教育参赞安祥玉说：“青少年交流为增进两国友谊、加深文化方面的了解，特别是在学术领域开展的高校之间的交流，举办的各种学术交流论坛，都对两国人民间的交流、对对方的了解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此，中韩两国应更加重视青少年间的交流，加强双方理解和信任，根据年轻人的特点共同组织丰富多彩的联谊活动，建立多种多样的沟通和联系方式，以加强两国青少年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首先，从大学生层面来看，相互派遣留学生是加强沟通和交流的一个重要而有效的途径，中韩两国的大学都应该大幅增加名额，扩大留学生规模。留学生在交换的学校生活和学习至少半年以上，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衣食住行都沉浸在异域文化当中，很容易耳濡目染，从而使得他们对当地文化的认知度提高，认同感也上升，可以很好地充当中韩文化交流的桥梁。2011年开始的“亚洲校园计划”就是一种很好的尝试。其次，就中小学生的特点而言，加强校际合作与交流，开展留学与修学互访是非常必要的。每年暑假，学校和韩方都组织中国学生前往韩国中学、家庭进行住家式修学互访。访问期间，中国学生来到韩国学校，亲身体验韩式教育，真切感受韩国的先进教育理念。更有意义的是，他们入住韩国家庭，与韩国普通民众近距离接触，深入韩国人的日常生活，从点点滴滴中感知韩国文化的魅力，强烈地感受到了韩国人民的热情友好和真诚友爱，加深了彼此的了解，增进了友谊。

中韩两国建交21年来，双方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文化交流，“韩流”、“汉风”的吹动，增进了中韩民众彼此的了解，促进了文化的共同繁荣。近年来，尽管中韩两国关系受到历史问题、政治、经济、民间民族主义情绪蔓延等问题的困扰，但本着“尊重独特性，扩大共同性”的原则，两国文化交流总体上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对于出现的问题，双方都应客观对待，分析原因，寻找解决途径，以促进中韩文化交流的顺利发展。

参考文献：

〔1〕马琳.韩剧热播现象探析[J].新西部，2010（6）.

〔2〕何新.论韩流对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影响[J].作家，2010（12）.

〔3〕沐牧，张曦.论韩剧的流行原因及对我们大学生的影响[J].科教文汇（中旬刊），2008（11）.

〔4〕朴光海.中韩文化交流的现状及问题[J].当代亚太，2007（7）.

近代文化交流范文第11篇

3位祈祷的台籍妇女，中立者左手掌心一只张望着宝岛台湾的眼睛、葱茏的绿色凝脂疑沉，交错出嘉义公园犹如出离现实的幻象之美、着重构图且色彩浓郁的台南红墙庙宇、以敏锐的感性描绘后印象派的玉山雪景……一幅幅画作中的人物、宝岛村镇和美景，传递出台湾百年美术史的艺术符号。

首次台湾百年美术展

对许多人来说，最熟悉的台湾美术作品，自然是“渡海三家”张大千壮阔生动的气韵，溥心畲超逸空灵的气息，黄君璧意趣生动的气象。近些年随着两岸美术交流的频繁与热络，刘国松、陈正雄、江明贤等台湾画家也逐渐被大陆美术界所熟悉。但总体来讲，大陆民众对台湾美术发展的了解并不多。

4月2日，由中华海外联谊会支持，全国、台湾文化会馆基金会、中华文化联谊会、中国美术馆、中国国家画院共同主办，台声杂志社协办的“美丽台湾——台湾近现代名家经典作品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隆重开幕。全国政协副主席、台盟中央主席，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名誉会长张克辉，文化部副部长赵少华，全国组书记粱国扬，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副会长王富卿，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中国国家画院院长杨晓阳，台湾文化会馆基金会执行长苏进强、董事长林博文，中华台北奥委会执行委员吴经国，以及本次画展策展人廖仁义，部分参展画家出席并为开幕式剪彩。此次画展展出的作品，创作时间从1911年至2011年跨越百年，不仅梳理了台湾近现代美术发展史，也展现了台湾美术百年来发展的成就。正如全国组书记梁国扬在开幕式上所言，“两岸渐次开放至今，两岸文化交流日趋热络，画家、艺术家在两岸之间互办画展难计其数，几成风尚。仅全国参与和主办的画展就有数十起之多，但大多是个展、联展，或区域性的展览，成体系成规模的大型画展始终付之阙如，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本次画展是台湾百年来重要名家代表作首次集中在大陆展出，是两岸美术界一次集大成的交流，规格、规模堪称空前”。

“这次画展得到了两岸各界支持。”台湾文化会馆基金会执行长苏进强表示，画展不仅得到了包括连战、宋楚瑜、谢长廷等岛内政界人士的支持，也得到了全国等大陆相关部门的肯定。由两岸群策群力共同完成，令人欣慰。在他看来，此次参展的画作，不仅只是色彩的涂抹与线条的勾勒，而是包含着历史人文社会的内涵，呈现画家内心世界与时代的图像。通过观看展览可以回顾台湾近代社会发展，而社会发展的多面向也在图像中展现出来。

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对记者表示，此次展览由台湾民间组织发起举办，得到台湾多家收藏机构和个人的倾力相助，使得许多作品首次跨海。这种展览模式无疑也拓宽了两岸美术交流的通道。台北艺术大学教授、本次展览策展人廖仁义在接受采访时则表示，“本次参展的作品，都是画家创作生涯之中最能代表个人特色的作品。这些作为台湾画坛最具代表的作品，展现了不同流派和风格，极具代表性。此次活动是两岸艺术家交流的良好契机，但它并不是一个句点，而是一个起点”。

隔海相望但文脉相传

从历史发展角度观察台湾美术发展的视野，使得此次展览涵盖了台湾几代艺术家的作品，既有老一辈艺术家的经典手笔，也有中生代、新生代艺术家的多样探索，从中可见艺术家们对中华传统艺术的传承。无疑，“台湾近现代名家经典作品展”可看作这种文化传承所结出的硕果。

4月26日，由中华海外联谊会、上海海外联谊会支持，全国、台湾文化会馆基金会、上海市海峡两岸交流促进会、上海文化联谊会、中华艺术宫共同主办，上海市、台声杂志社协办的“美丽台湾——台湾近现代名家经典作品展”在上海中华艺术宫开展。当天，全国会长汪毅夫、全国组书记梁国扬、海协会副会长王在希，上海市委常委、上海市海外联谊会会长沙海林，上海市海外联谊会副会长丁志坚，全国副会长、上海市会长林明月，全国副会长杨毅周，上海市文联主席、中华艺术宫馆长施大畏，中华艺术宫副馆长李磊及台湾三三会会长、台湾经济研究院董事长江丙坤，台湾“国策研究院”文教基金会董事长兼院长田弘茂、台湾文化会馆基金会执行长苏进强、台湾中山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林文程及台湾参展画家代表郑在东出席开幕式并剪彩。

正如全国会长汪毅夫在开幕式致辞中所说，“综观近百年来台湾美术发展辉煌成就，是中西合璧兼容并蓄的结果。其流变轨迹，有西方美术及日本美术发展的浸润，但始终未脱离中华文化的影响。‘渡海三家’赴台以来，在台湾画坛刮起传统水墨之风，深刻影响了一代代艺术家；台湾本土出生的美术巨匠郭柏川、陈澄波等早年也都曾在大陆教学、生活，这些宝贵经历在他们日后的作品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迹。其中可见台湾美术发展与中华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也进一步印证了两岸文化交流的积极意义”。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能体现出比物质更强大的整合力量。台湾美术与大陆美术一脉相承，只是近百年来的疏离使两岸美术处于不同的发展境地之中，台湾的传统美术与大陆美术有着相似之处，但同时又有鲜明的地域特色，而现代艺术的发展则长时间走在大陆前面。台湾著名画家江明贤认为，“台湾美术的有容乃大、江河入海的精神，实际上就是中华文化包容精神的体现”。在一个社会群体里，每个人都是独特的行动者，然而共同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可以形成彼此心灵的“公约数”，从而能够有效沟通，消除隔阂、促成合作。这些观念、情趣和方式自然属于文化范畴。“展览不仅展示了百年来台湾美术的发展变迁，同时也是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了两岸的历史，看到近代史的一个截面。”台湾文化创意产业联盟荣誉理事长李永萍对此次展览如此评价道。

同根同源、同宗同文，同属中华文化的海峡两岸，在文化交流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持续不断的两岸交流在不停地弥补两岸疏离岁月所带来的差异，交流也为两岸艺术家带来更多的创作和互享信息的机会，为两岸美术的发展带来值得借鉴的经验。

多元时代的台湾美术

台湾文化中，除丁承袭中华民族的重要资产，也兼容并蓄地含括外来殖民统治者所有遗留的文化元素，虽与中华民族同根同源，却也因特殊历史遭遇，形成多元丰富的文化面貌。台湾的绘画除了沿袭中华文化的传统，也因地理、政治等因素，在历史的轨迹中展现出别具一格的美学面貌。

4月3日，在展览开幕后的隔天，一场关于多元时代下的台湾美术的论坛悄然举行。作为此次“美丽台湾——台湾近现代名家经典作品展”的分支活动。来自两岸的画家、艺术评论家就“台湾美术的现代性探索”、“从传统到现代：台湾水墨的源流与递嬗”，“漂浮的当代性：台湾当代艺术”等议题进行了广泛和真垫的畅谈。

全国组书记梁国扬在致辞中表示，希望通过举办论坛，搭建交流平台，让两岸艺术家有深入的交流，碰撞出新的、有益于中华文化发展的火花。台湾文化会馆基金会执行长苏进强则期许，与会者借助论坛，探究台湾美术百年来发展背后的人文、历史和经济、政治等不同面向，并探讨如何使中华文化得以永续发展。

近代文化交流范文第12篇

中日韩近代翻译词汇形成传播中日韩三国的很多汉字具有相同的形态和使用方法。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学、哲学等方面的用语是最典型的例子，即汉字的写法相同发音则是各个国家语言的发音。

中日韩汉字以同一种形态存在的最根本的理由是三国同属于汉字文化圈。中日韩三国语音虽然各不相同，但由于同属于汉字文化圈，通过汉字这个媒介，很容易实现词汇的交流。直到近代以前，词汇的传播方向是从中国向韩日方向传播。到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的开始，西风东渐，词汇传播方向发生了改变。

近代的概念，笔者认为可以认为从对西方门户开放到20世纪50年代。这个时期，为了翻译传播西方的技术思想而创造的词汇，可称为近代翻译词汇。

一、中日韩三国近代翻译词汇的形成

近代，伴随着门户开放，从西方涌进来大量技术、思想和文化，为了理解和学习它们，近代翻译词汇应运而生。翻译也被称为是第二次创作，因为在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要接受翻译者本人固有的概念体系的影响。翻译不可能是把一种概念体系一对一翻译成另一种体系，所以，翻译不是单纯的技术层面的问题，也需要从历史、社会、文化、政治各个方面进行探讨。

1.中国

中国较早地意识到了翻译的重要性，在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设立译书局，进行翻译工作。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中国的知识分子为了接受西方文化，充分地意识到了翻译的重要性。“要实现改革，必须使国内具有健壮体魄和远大理想的人多读西洋书籍，理解西洋文化之后，才有可能实现改革。因此，翻译书籍是使改革变成现实的最紧迫的意见事情”（梁启超，1898）。鸦片战争以后，香港、上海、宁波等地成为西方传教士活动中心地，他们创办报刊杂志，编辑介绍基督教教理、西方文明的书籍，涌现出大量翻译词汇，如“权利”“意味”，等等。同时，不少杂志流传到日本，汉语的翻译词汇也流传到了日本。

2.日本

日本通过翻译实现了国家主导的近代化。日本的明治维新设立了翻译局，由国家推进翻译事业。为了实现近代化，日本政府最先在军队里设置了外籍教师，随后邀请外国教师到日本大学任教，积极地吸收西方文化。作为探索独立自主之路、了解西欧的一环，德川幕府开始推进翻译事业，医学、工学、哲学等翻译专门术语，最迟在1890年前后已经固定下来。日本学者创造的翻译词汇可以分为以下几种：一是重新组合汉字，对其进行创新。如“哲学”（丁巍/付元清，1999）“定义”“抽象”等；二是借用科学家使用的词汇。如“神经”“水素”“炭素”等；三是参考中国古汉语，并赋予新意。如“经济”“理性”，等等。

3.韩国

1870年前后，从中国传入的近代汉字和韩国自创的翻译词汇是通用的。中国的开化论书《易言》（1875）的汉字本-《读解本易言》（1883年）传到韩国并为韩国所接受。除此之外，西方的有关哲学、科学、天文、地理、宗教知识的中文译本也传入了韩国。并且很早就传入中国的天主教按照西语-汉语-韩语的顺序，以汉语作为中介语言传入韩国，并在民间广泛扩散。自19世纪末期开始，韩语翻译开始起步，渐渐地变成了西语-韩国语的直译（Kim，2004）。

此外，受日本侵略影响，从1910年到1945年，韩国的翻译词汇日本式色彩鲜明。在近代韩语翻译词汇中除了原有的中国式汉字词的词语之外，出现了大量的日本式汉字词。例如，韩国学者俞吉睿的《西游见闻》，就是受日本开化启蒙的影响，书中大量采用日本式翻译词汇。因此说，韩国语中的翻译词汇受中国和日本影响很大，大量采用了中、日两国的翻译词汇和语言习惯。

二、中韩两国近代翻译词汇的传播情况

新的翻译词汇以它的生成地为中心，逐渐向周围扩散，使用领域也随之变宽，频率也会增高。翻译词汇通过书籍、电话、广博、电影等媒介，实现空间的转移，由一个中心点移至另一个中心点，并由新的中心点向周围扩散。这种翻译词汇的传播不仅仅是在一个国家发生，而是同属于汉字文化圈的中日韩三国都通过汉字这个媒介，积极地进行词汇交流。在各个国家间的词汇传播过程中，如留学生交流、翻译书籍等发挥了很大作用。

三、近代翻译词汇存在的问题

为了将西方语言文字系统转换成汉字文化圈的文字，以使两者的沟通交流成为可能，近代翻译词汇在这种形势下应运而生。但是为将思想概念不同的文化圈间的词汇准确表述明白并为易事。在汉字翻译词汇中，由于当时对西方思想理解不够充分，译者在接受外来思想时，往往夹杂着个人的先入为主的印象或偏见，从而导致翻译错误。

对于儒教文化圈的中日韩三国来说，理解并接受属于基督教文化圈的西方思想观念是比较困难的。“society”这个词刚传入东方的时候，中日韩三国根本没有这样的概念，因此，最初这个词被翻译为“同事”“交际”“世界”等，包含的意思很多。后来，产生了“社会”的翻译词汇，译者一看到“society”这个词，就会机械地将其替换为“社会”，缺乏深入的体会。“社会”这个词语的意思与“society”基本上没有什么违背的地方，但同时基本上也没有共同的部分（石冢正英，2002）。类似这种情况，即由于在当放的原有概念里，缺乏切合西方词语本意的表达，因此译者创作此类词汇。而且，当此类词汇一旦用法固定，该词汇就不能在认为是还缺乏乔当意思的用语了。因为使用该词汇的当事者即使不知道，但词汇本身已被看作是原本就具有它现在所表达的深远的意思的用语了。还有一些词汇，因为译者不清楚其意思，词汇本身跟别的词汇有没有直接的关系而被滥用（Yanabu，2003）。

一般来说，翻译词汇多为专门学术用语，但在西方，这些词汇原是日常生活中的惯用语，在被翻译成汉字并为人们所接收到过程中，生活用语和学术用语之间产生了距离，对我们来说就有了距离感。

四、结论

中日韩近代翻译词汇是在东西方文明交汇冲突的过程中适应时代潮流而产生的。当时，三国国内自创了不少与西方文明概念相关的词汇，同时也吸收了同属汉字文化圈的邻国的翻译词汇。宏观探讨近代翻译词汇在中日韩三国的传播状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近代翻译词汇。近代翻译词汇尽管在翻译过程中经过不少推敲，但它仍然具有一定的缺陷性。即由于对西方文化理解的不够充分，导致翻译词汇表述不够准备、形象。

参考文献：

[1]梁启超.戊戌记.中华书局.

[2]丁巍，付元清.中国文化小百科全书.中国物资出版社，1999.

[3]Kim Insu.韩国基督教会的历史（上）.长老会神学大学出版社，2004.

近代文化交流范文第13篇

关键词：现代中国文化 传播 大众传媒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中日之间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其交流特性是我们所无法忽视的问题。在日本的江户时期，日本社会把中国的汉学看作是其本国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到了近代，日本的文学改良运动对中国文学革命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从我国新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现状来看，电视剧交流和文学交流是我国与日本之间进行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对现代中国文化在日本的传播问题的探究，可以为我国文化的海外交流提供一定的帮助。

一、现代中国文学与日本影响关系的综述分析

基于信息化时代的发展，文学作品作为大众传播传播中的重要载体，现代中国文学已步入了“世界文学”格局的发展中，现代中国文化传播已成为世界文化传播的主流形式。在大众传播中，中外文化之间的影响关系发生了重要改变，成为众多学者研究与关注的重点。有学者认为，就中日文化传播而言，其文学与文化的关系在近代之前，日本以受中国影响为主导；在近代以后（以甲午战争为分解线），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在流向上发生了一定的改变，在此背景下，中国现代文学的肇始以及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国外文化的影响，包括近代日本文化（陈渝，1995）。与此同时，一些学者直接就中国现代文化受日本的影响以及中国现代文化与日本现代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索，如《论近代日本戏剧对我国早期话剧创作的影响》（黄爱华，2004）、《日本影响下的创造社文学之路》（童晓薇，2011）等；《日本体验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李怡，2009）、《越界与想象――20世纪中国、&日本文学比较研究论集》（王中忱，2003）等。

但是，影响是双向的，中国现代文学并不是处于被动接受地位，在发展中经过不断创新、改造以及基于地域文化的不断发展，形成了独居个性与魅力的现代中国文学，并在世界文学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其文学与文化对日本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是，对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却少之又少，笔者在探索中国现代文学对日本影响的研究文献时，只有在部分单篇幅的文章中略有涉及。如在《试论鲁迅文学的世界影响》中论述了中国鲁迅文学思想对日本经济飞速发展的影响（吴作桥，1991）；在《“始自于绝望的希望”"：《竹内好的悖论》深刻论述了鲁迅文学对日本竹内好的影响（孙歌，2005）。近年恚随着研究深入发展，人们认知到了中国现代文学对日本影响研究的重要性。但是，总体而言，多集中与探索“鲁迅文学及思想”对日本的影响，其探索范围与领域相对较小。全面综合性以及其他角度的分析与探索有待进一步研究，已成为现代学者研究的重要课题，而本文以大众传媒的影响为中心对“现代中国文化在日本的传播”进行了探索，为中国现代文学对日本的影响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参考。

二、现代中国文学在日本的传播

（一）中国现代文学在日本的传播历程

从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历程来看，中国现代文学在日本的传播过程可以被看作是日本对中国文学作品进行译介和研究的过程。在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究以后，我们可以发现，日本对中国文学作品的译介和研究过程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其中，第一个阶段为九一八事变以前这一历史时期，在这节段，日本学界主要对鲁迅、郭沫若两位作家的文学作品较为关注。从大众传媒的所带来的影响来看，《新青年》这一杂志在中国现代文学在日本的传播历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新青年第二个阶段是九一八事变以后至二战结束这一历史时期，这一时期虽然中日两国处于战争状态之中，但是日本学术界依然把中国作家鲁迅的文学作品看作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在《鲁迅全集》传入日本以后，日本学界形成了用具有本国特色的鲁学研究体系。1936年由日本学者竹内好、冈崎俊夫等人创办的《中国文学月报》和《中国文学》两大刊物成为了日本学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主要载体。在这两大刊物创办以后，中国作家矛盾、吴组湘、丁玲和林语堂等人的作品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传播。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在日本的第三个传播阶段是二战以后至今这一历史时期。在20世纪60年代的反对美日安保条约运动以后，现代中国文学研究这一新型学科在日本的历史地位得到了确立。20世纪80年代以来，很多没有被日本翻译过的中国文学作品也开始得到了译介。中国作家鲁迅的《故乡》《藤野先生》等作品甚至被编入了日本中学的国语教科书之中，可以说，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在日本的经典化知识化渠道的构建，可以让日本的青年学生对中国的现代文学作品产生一定的认识，这就为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中日历史文化的共同研究，不能回避日本在历次侵华战争中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也就是说，日本正确面对侵华战争的历史是中日历史文化的共同研究的前提条件。

（二）现代中国文学在日本译介和研究的主要特征

在对现代中国文学作品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日本学者经常会将中国文学作品中所涉及到的问题与日本本国的社会现实相互联系，进而在契合时代主题的基础上，对自身所存在的问题进行反躬自省。以日本学者竹内好1948年发表的《中国的近代与日本的近代》一文为例，作者在对作家鲁迅的作品进行探究的过程中主要以鲁迅所采用的文学启蒙手段为主要切入点，对日本在明治维新以来缺乏独立思考精神的问题进行了批判。同时，当中国“人民文学”在日本得到传播后，引起了众多日本学者的关注，如中野好夫、小野忍、驹田信二、饭冢郎、高仓穰以及吉川幸次郎等等。“人民文学”文化思想成为了日本学者对战后日本社会改造的重要思想精神寄托。由此可见，近代中国文学作品的传播，不仅是文学上的交流，更是思想上的沟通。而这一点在中岛健藏“就是为了不陷于对政治绝望的不幸深渊里去，我们也需要中国现代文学”中得到有力证实（王小平，2008）。此外，受到中国汉学传统的影响，日本学者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研究主要以资料考据见长。《论集》《中国新文学大系续编》和《二十世纪中国作家笔名录》是日本学者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代表性作品。

三、现代中国影视文化在日本的传播

（一）中国电视剧在日本的发展传播历程

电视剧是一个很国家社会意识形态的主要表新形势，从我国文化a业发展现状来看，大众传媒在这一产业的发展历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大众传媒这一角度来看，中国现代电视剧在日本的传播，也是我国现代文化在日本传播的一种表现。在1972年中日建交以后，中日合拍电视剧的措施成为了促进中日文化交流的一大重要措施，电视剧的拍摄工作甚至还受到了两国政府部门的关注。1985年中日两国合拍的《黄河》（日本称《大黄河》）在日本的播放可以被看作是中国影视文化在日本传播的一种表现。1989年老版西游记在日本全国电视网播出以后，日本也翻拍过类似题材的作品。在1991年以后，中国创作的一些历史题材电视剧（如老版《三国演义》老版《水浒传》），一些与中国传统文化题材有关的现代电视剧开始在日本得到广泛传播，并得到日本人们的喜爱与热议。就《三国演义》影视作品而言，无论是老版的《三国演义》，还是新版《三国演义》，其所具有的英雄情结、经典历史场面以及故事内容，在一定程度上触动了日本群众的审美特性与思想价值链接。彰显了现代中国文化在日本的有效传播，是时代背景下人们对文化艺术的共同追求。进入21世纪以后，《流星花园》（台版）和《宫》《陆贞传奇》《兰陵王》等影视作品也开始销往日本文化市场。

（二）中国电视剧在日本传播的相关措施

从我国电视剧在日本文化市场的传播情况来看，缺乏振幅扶持，是电视剧传播过程中所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对此，我国有关部门需要从国家文化战略高度层面入手，对中国电视剧在海外市场的引导工作和推广工作进行不断的完善。从大众传媒在文化交流中的影响来看，影视作品的传播是促进两国民间交流的重要手段，对此，我们也可以对韩国、日本的先进经验进行吸收。从日本的电视剧播放模式来看，周播是日本电视剧的主要播出方式，为了适应日本观众的收视习惯，我们还需要对在日本传播的电视剧进行适当的精简。

（三）中日历史文化的共同研究

在现代中国文化在日本的研究过程中，中医历史共同研究的问题已经开始得到了日本新闻媒体的关注。从读卖新闻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情况来看，《朝日新闻》认为这一过程需要耐心和努力，但是在《读卖新闻》中，相关媒体对中国的做法有所指责，这些因素的存在与中日两国之间的历史文化渊源之前存在着一定的关系，但是随着中胛幕的不断发展，两国在历史文化领域的共同研究工作的开展，可以让中国文化更好地在日本得到传播。

四、结语

现代中国文化涵盖了文学艺术等多个领域，中国现代文化在日本的传播，对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加强文化软实力的塑造，是我国当前所要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

参考文献：

[1]周慧芸.跨文化传播下的中国电视剧在日本传播历程与启示[J].东南传播，2015，（01）.

[2]杨四平.现代中国文学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J].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3）.

近代文化交流范文第1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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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是命运共同体，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巩固各民族大团结。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必须牢牢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不断增进各民族成员对中华民族这一共有身份的认同，多谋长远之策、多行固本之举，把强化各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厚植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作为一项根本性、战略性任务抓紧抓好。湖北少数民族常住人口有247万，占全省总人口的4.5%，是民族工作任务较重的省份之一。湖北统战系统强化使命担当，牢牢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推动中央关于民族工作各项决策部署全面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不断巩固各民族大团结。

在坚持党的领导中增进政治认同。强调：“民族工作能不能做好，最根本的一条是党的领导是不是坚强有力。”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做好民族工作、促进各民族大团结的根本保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首要的就是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把党的领导贯穿到做好民族工作的全过程、体现到加强民族团结的各方面，确保中国共产党始终成为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中流砥柱，确保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始终沿着正确轨道向前推进。全面正确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着力加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不断增强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切实增强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在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中增进国家认同。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是把中华民族坚强团结在一起的强大精神力量。指出：“爱国主义精神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心中，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维系着华夏大地上各个民族的团结统一，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祖国发展繁荣而不懈奋斗。”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站在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把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作为重要内容。不断挖掘和大力弘扬各民族爱国主义传统和精神，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研究，引导各族人民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自觉融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中。持续深化正确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教育，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纳入干部教育、青少年教育、社会教育，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人们的心灵深处。深入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引导各族群众自觉以民族大义为念、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为重，把国家的安全、荣誉和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自觉维护民族团结、促进祖国发展繁荣。

近代文化交流范文第15篇

月日上午时许，省代表团所乘的飞机降落在机场。省委常委、秘书长李同志，副省长龚同志等随团的抵达。代表团受到中国副主席蒋同志、大陆事务部主任高同志等的欢迎。中国副主席林同志以及在台同乡代表等在代表团下榻的圆山饭店迎候。

代表团抵达机场后，“山毗卢观音福佑”交流活动也在桃园机场启动。赵同志同出席活动的灵鹫山心道大和尚等嘉宾会面。

在机场，赵同志通过媒体向所有关心支持浙台交流合作的各界朋友表示感谢，并代表5443万人民对同胞致以深情问候和美好祝愿。他说，我们两岸是一家人，两岸同胞语同声、枝连理，文共宗、血同缘。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除了要厚植共同的经济利益，也要增强彼此的文化认同。与一衣带水、渊缘深厚，不仅地缘上相近、人缘上相亲、商缘上相融，而且文化上同根同源、相通相承，可以说渊源特别深。加强交流与合作，携手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是我们此行的主要任务。同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创业创新为核心的精神和以儒学为本的人文精神通过激荡互动、交流互鉴，一定能够取得令人期待的成果。

据了解，参访期间，省代表团将重点参加“山水合璧——黄公望与富春山居图特展”，举办佛教文化、旅游文化、中医文化、美食文化、文创产业等一系列文化交流活动。同时，还将在经贸、农业农村、科技、教育、医疗卫生、旅游、中小企业等众多领域寻求与方面进一步扩大交流合作。本次随省代表团赴台的还有文化、教育、科技、经贸、旅游等17个专业团以及8个地方团，拟在台举办近20场专项活动。

下午，“·文化相亲”文化创意产业交流会在饭店举行。赵同志和中华文化总会会长刘同志、世界贸易中心董事长王同志等致辞。省领导李同志以及我省文创产业界和中常委朱同志等知名人士300余人出席。活动由省文化产业促进会、世贸中心共同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