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农业发展范文

近代农业发展范文第1篇

关键词：农业多功能性 现代都市农业 近期构想 上海

中图分类：F3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1）06-070-02

农业多功能性指农业除了为社会生产食物和原材料这个最基本的功能外，还具有满足人类社会发展多样化需求的经济、生态、社会等多种功能{1}{2}{3}。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日本最早在其“稻米文化”中提出农业多功能性概念，随后，这一概念相继出现在《21世纪议程》、《罗马宣言和行动计划》等联合国文件中{4}{5}。随着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出现、国际经济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农业多功能性不断受到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的关注与重视{6}。都市地区是人类活动最为频繁和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影响最为强烈和深刻的区域，较农区农业而言，农业正外部性作用明显，农业多功能性重要且更容易被人们察觉与重视{7}{8}{9}{10}{11}。用农业多功能性指导现代都市农业发展，对促进农业与城市协调、持续、健康发展意义重大。

上海是太平洋西岸最为重要的国际性大都市之一，为国际重要的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知名度高，国内外的影响力大。城市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的提升已经成为后续发展的关键环节之一。建设发展与特大型城市发展相匹配的现代都市型农业，积极拓展农业的多元服务功能，强化农业对城市发展的服务能力、水平和质量，是上海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对现代都市农业发展的迫切需求。

一、上海现代都市发展现状特征

1.产业结构以种植业为主体，畜牧业与渔业并重发展。自1993年开展都市农业建设以来，上海都市农业根据城镇居民消费需求和区域资源环境容量的客观实际，结合日趋完善的大市场、大流通，不断调整优化产业结构。2006年，郊区实现种植业、林业、牧业、渔业和农业服务业产值比为50.6∶4.4∶19.5∶23.3∶2.2，农业发展呈现以种植业为主，畜牧业与渔业并重发展的产业结构。

2.生产布局间杂多样，主要农副产品生产基地集中于中远郊。随着城镇居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农副产品消费需求趋于多元化，郊区农业生产内容日益丰富，加之，城镇扩张和各项非农用地的分割，郊区农业生产布局间杂多样，边界模糊，主要农产品种养基地集中于中远郊。

3.农业多功能性初步显现。目前，生产和经济功能依然是上海都市农业的基础，农业的生态、社会等各项衍生功能不断拓展与备受关注，农业多功能性初见端倪。现代都市农业经营绩效良好；城市公园、城市绿化、城市防护林带和大面积以绿色植物为主的种植业为城市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生态保障；到2005年底，建设形成14个旅游基地，70余个具有一定规模、对外开放的农业旅游景区（点）{10}{11}{12}，都市农业社会服务功能不断展现。

4.农业设施建设与标准化生产取得阶段性成果。农业设施化建设取得较好成绩。至2006年末，全市累计建成设施粮田5.53×104hm2，设施菜地0.67×104hm2，农业设施化建设改善了现代都市农业生产条件，增强了抵御自然风险的能力。农业标准化建设有序推进。到2006年底，全市制定各类地方标准82项，建成各级各类农业标准化示范区202个，示范面积4.00×104hm2；畜牧业和蔬菜标准化生产管理系统已在全市100家规模化养猪场和50家蔬菜园艺场中应用；在全国率先基本完成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认定无公害种植业、水产业面积16.67×104hm2，累计认证各类农产品356个。

5.农业规模化与产业化经营稳步推进。养殖业基本实现规模经营，种植业规模化经营程度持续提高。至2006年底，本市牛奶上市中，100.00%产自100头以上的规模化牧场；出栏生猪中，70.00%出自1000头以上的规模化养殖场；家禽上市量中，50.00%来自5.00×104羽以上的养殖场；内陆淡水养殖户均养殖规模已达到3.33hm2，其中6.67hm2以上的养殖基地占30.00%；户均经营粮田2.00hm2以上的规模化经营面积达到5.73×104hm2，已超过郊区水稻种植总面积的50.00%。各级各类农业产业化组织不断涌现，辐射带动作用强。到2006年末，全市拥有一定规模的农业产业化组织935个，其中，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425家，农民专业合作社510家。

6.农业生产集约化和商品化生产程度提高明显。2006年底，上海郊区建设成各类温室面积362.80hm2；蔬菜大棚面积0.60×104hm2；种植业综合机械化率达66.00%；农业科技入户工程广泛开展，重点示范区内主导产品和主推技术入户率达95.00%以上，农业综合生产成本降低10.00%以上；测土配方施肥和农作物专用肥推广面积达5.33×104hm2，亩均化肥使用削减幅度在15.00%左右，现代农业集约化程度不断提高。同时，农业生产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2006年，农业商品率高达80.00%，主要农产品除粮食外基本实现商品化生产；本地蔬菜、花卉、水产和生猪出口增长明显。

二、上海现代都市农业功能定位

1.生产和经济功能。充分利用本地农业资源，在满足郊区农民口粮基本自给的基础上，重点生产时令、鲜活、安全、卫生、优质的农副产品，保障城乡居民基本农副产品的供给安全，在优先保证保障性农产品生产对资源配置需求的前提下，合理调控相关产业规模，适度发展有区域特色和比较优势的外向型竞争产业，并通过产业链的延伸，提高农业经济效益，提升农业经济地位；鼓励发展“两头在内、中间在外”的产业扩张，建立异地种养业基地，既可有效弥补上海农业自然资源不足的局限，保证区域基本农副产品的稳定供给，又可以进一步做强做优竞争性的高效特色和优势产业，拓展国内中高端市场和国际市场，体现良好的经济效益。

2.生态景观功能。充分发挥绿色植物环境净化和生态防护作用，防治城市环境污染，改善自然环境，维护生态平衡，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生态保障；合理利用农业洁、净、绿、美的自然景观元素作用，积极参与城市景观规划与建设，增强城市宜居性，提升城市形象；充当都市绿化隔离带，防止中心城市过度外延扩张和为中心城市提供开敞空间。

3.社会服务功能。积极、有序、适度开发农业休闲旅游、参与体验、文化传承、科普教育等方面的功能，满足城镇居民日趋增加的多元化精神文化需求，增强农业文化内涵，培养城市青少年崇农尚农意识和吃苦耐劳精神，增进市民与农民的感情，促进城乡和谐发展；构筑面向全国的种源、科技、信息、市场、会展、物流、检测认证、农业科技推广等农业服务平台，在促进自身发展的同时，示范、辐射、服务全国现代农业发展。

三、上海现代都市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组织与发展导向

1.产业结构调整。为凸显都市农业的经济、生态和社会功能，提高综合效益，上海应根据自身的自然条件和技术经济特征，不断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近期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总体思路为：保持种植业的主导地位、小幅调减畜牧业养殖规模，合理发展水产业，适度发展林业，逐步完善农业服务业，各业协调发展，互为补充，形成物质、能量、信息合理流动的循环型本地现代农业综合系统；依托雄厚的资本、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便捷的口岸优势，以农业产业化经营为纽带，以高效种植业、畜牧业发展为主体，积极采取“两头在内、中间在外”的产业扩张政策，以多种形式与国内农业主产区构建起良好的协作关系，在异地建立种养业基地，稳定城乡居民农副产品供给来源，同时发展外向型优势竞争性产业，并通过产业链的延伸，提升现代农业经营绩效。

2.产业结构组织与发展导向。

（1）充实提高农业保障性产业。保障性产业，指都市型农业职能中保障城乡居民基本农副产品供给安全的相关农业产业，主要是指粮食、蔬菜、肉类、蛋、鲜牛奶和淡水水产品等相关农产品。近期内，上海应确保10.67×104hm2粮田规模，并逐步实行设施化建设，提高粮食单产水平和综合生产能力，保证中央下达给上海的粮食生产任务顺利完成，满足郊区口粮的基本自给；与全国粮食主产区采取多种形式的产销协作关系，满足城市居民口粮需求。稳定3.33×104hm2左右的优质蔬菜生产基地，分批次进行设施化建设，蔬菜生产做到标准化、无公害化，以满足城镇居民卫生、优质、安全、鲜嫩蔬菜的需求，尤其是保证不耐长途贮运的叶菜类蔬菜的一定自给率。标准化生态型养殖基地与异地养殖基地建设相结合，发展一定数量的规模化畜禽饲养场，确保肉、奶、蛋一定比例的市场保有量。以现有陆基鱼塘为基础，充分利用沿江靠海的优势，重点建设10个以上的淡水产品标准化生产基地，带动一定面积的水产养殖业基地建设，确保大宗水产品供应能力。

（2）做强做优农业竞争性优势特色产业。竞争性优势特色产业，指城郊和区外生产基地具有比较优势和特色、参与大市场和大流通的竞争性发展、以商品性生产为主的农产品生产，对于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如市郊的花卉苗木、经济林果、特种水产、特色畜禽、精品蔬菜、时鲜瓜果等农产品生产。竞争性农业产业是现代都市农业体现经济效益的主体，是近阶段都市农业发展的重点内容之一。上海应瞄准国内中高档市场和国际市场，合理选取具有区域特色、比较优势和发展潜力大的竞争性农业产业，以现代农业园区、农业产业化组织、农业龙头企业为基础，辐射、带动区内外适度规模的农业生产基地建设，提高产品品质、档次，树立良好品牌，并着力产业链的延伸与核心竞争力的培育，带动相关产业的做强做优。受资源总量有限的刚性约束，近期内，要根据各相关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市场前景、比较效益和资源条件，合理选取本地竞争性农业产业，调控各产业的总量规模；根据上海农业技术经济特征，结合各异地生产基地的实际和区域特色，适度发展具有强势竞争力的外向型现代农业产业。

（3）开发完善农业服务性产业。服务性产业，包括为城市提供多元衍生服务的涉农产业，以及为农业生产提前、产中、产后服务的相关产业。依托具有一定规模的多样化的特色农业、深厚的农渔文化、独特的江南水乡风情、丰富的岛屿与海岸资源和巨大的短距离旅游消费市场，在已有农业休闲观光、旅游度假、农家乐、农业体验、农业节庆等项目开发的基础上，加快配套设施的建设、新景点的包装培育、新线路的开设，优化资源配置，进一步挖掘农业旅游潜能，丰富农业旅游内涵。以生物技术为支撑，以新品种培育、引进和改良、适用配套种养技术、良种繁育和产业化经营为重点，大力发展种源农业；进一步加强关键信息技术的攻关与集成，加快先进信息技术在产地环境监测、农业生产、农产品流通和安全监管中的应用，提高农业的可控性程度，增强农业的抗波动能力。以农业各产业的技术推广和示范服务、农业社会化生产服务、动植物疫病防控和农产品安全检测服务为4大主要系列，健全和完善社会化配套服务体系，服务网络、技术装备、技术水平和服务能力基本到位，能够为各产业规模化、组织化和产业化经营提供良好的社会化服务支撑。充分利用上海巨大的农产品消费市场、科技、交通、口岸优势，加快建设服务全国的农产品采购交易中心，构建完善立足长三角、服务全国、面向世界，具有现代科技服务手段，集农产品批发、出口创汇、展示展销、出样订货、物流配送、电子结算于一体的大型农产品交易平台。

【基金项目：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2008BADA7B01）；上海科技兴农重点攻关项目（沪农字2003B11-3）】

注释：

①倪洪兴.农业多功能性与非贸易关注[J].世界农业,2000,11:3-5

②严火其,沈贵银.农业功能新论[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1-5

③陈秋珍,John Sumelius.国内外农业多功能性研究文献综述[J].中国农村观察,2007（3）:71-79

④王威,杨丹妮,方志权.日本多功能性农业对我国都市农业的启示[J].社会科学,2005（3）:37-40

⑤方志权,吴方卫.日本多功能性农业对建设我国都市农业的启示与借鉴[J].生产力研究,2007（24）:90-93

⑥顾晓君.都市农业多功能发展研究[D].北京：中国农业科学院,2007

⑦李萍,陆云飞,汪琦等.上海市现代都市农业发展中若干问题探讨[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03(6):70-73

⑧陈文君.都市农业旅游与都市可持续发展研究――以广州为例[J]. 经济地理,2005(6):915-919

⑨杨振山,蔡建明.都市农业发展的功能定位体系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6(5):29-34

⑩方志权,吴方卫.论都市农业的基本特征与功能[J].上海农村经济,2007（9）:15-18

⑾王振如,钱静.北京都市农业、生态旅游和文化创意产业融合模式探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9（8）:14-18

⑿吴国清.基于城市化的上海都市农业旅游发展研究[J].生态经济,2007（4）:115-118

近代农业发展范文第2篇

 

传统中国以农立国，中国农业的历史走向及其在近代的命运变幻，甚至关涉到对中华文明历史变迁的宏观认识，因而成为久谈不衰的话题。近年来，学术界对中国传统农业经济变迁的历史脉络形成了若干种不同的看法，但研究传统农业经济和近代农业经济的学者在提出自己的看法时，往往是各自表述，只有少数研究成果将传统与近代联系起来作连贯的考察。假如将已有的各种分歧连缀对读，将会得出一些引人深思的结论。

 

一

 

对传统中国农业经济的看法，大致可以归纳为发展论、起伏论和衰退论。

 

发展论者认为，自秦汉至明清，中国农业经济经历了连续上升的过程。秦汉时代为中国农业经济快速发展的第一个时期，至唐代出现新的发展。如阎守诚以唐代后期工商业发展、货币经济、赋税制度等变化为依据，认为其时中国经济已出现向近代社会发展的特点，自此之后传统经济的发展转进到一个新的时期。两宋时代，传统农业承继晚唐的特征，并获充分发展，明清时代则将传统农业经济推至更高水平。[1]以粮食亩产量为例，有学者认为明清水稻产量不断提高，明代中后期粮食亩产量高于宋代，清代中叶又高于明代，达到传统农业时代的顶峰(甚至比20世纪上半期还要高)。农业发展的证据不仅限于此，江南区域研究的成果也显示，明清水稻亩均投入的劳动量无明显增加，劳动生产率有所提高。这些看法与一些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相互呼应。麦迪森认为11世纪的中国经济领先于世界，这种领先地位一直持续到15世纪;在明清时期，人均经济收入仍大致稳定于较高水平。[2]

 

起伏论者认为中国传统农业经济先兴后衰，大致以宋代作为分界线，此前为中国传统农业的发展时期，宋代超越前代，达至发展高峰，宋元之后由盛转衰，明清为中国传统农业经济的衰落时期。与此相似但又有所不同的是，有学者认为，明清时期与宋元时期一样，也是传统农业发展的高峰时期，只不过此一时期传统农业的发展不及前两个高峰时期显著，且受到更多消极因素的制约。这种观点可视之为变相的衰退论。章有义、吴慧、赵冈等人的研究显示，清代前期以后，粮食的平均亩产和人均产量都呈下降趋势。尽管此一时期粮食等农作物总产量有所提高，但劳动生产率不升反降，致使整个社会经济陷于停滞，尤以清代中期最为典型。黄宗智的区域研究成果也支持这种观点，他发现尽管单位面积产量上升，并以此支撑了城镇的发展，但绝对产出量的增加是以单位劳动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的。还有学者依据科学技术发展状况、农业生产工具使用情况判断传统经济的发展与不发展，认为明清时期的科学技术与唐、宋、元相比虽有进展，但进展不大，个别方面甚至衰落，总体上陷入停滞状态。[3]

 

衰退论者的典型看法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农业经历了由精耕细作到过密化经营的演变，结果导致生产者的贫困和社会的退步。但持此观点者认为，这并非简单否定传统农业的成就，而是兼顾中国传统经济发展与制约并存的两个侧面;从农业产量、农业生产条件、农业生产技术、劳动生产率等多重视角考察中国传统经济变迁，既可看到自秦汉至明清中国传统农业在空间布局、区域分工、生产总量等方面的发展，又可看到传统农业在技术水平、人均耕地数量、劳动生产率等方面的下降。[4]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似乎是两面兼顾的观点，重在指出传统农业发展受到一些因素制约，升中有降，就其核心论断而言，仍可视为衰退论。

 

至于晚清以降的近代中国农业，学者们的看法也存在明显的分歧，可大致归类为发展论和衰退论。

 

发展论者将近代中国农业经济的主要特征归纳为总产量上升、人均产量增加、人均收入增长、劳动生产率提高，据此，他们认为近代中国至少到抗日战争前，并未发生持续性的农业衰退。珀金斯的研究显示，在近代中国，粮食产量非但没有减退，反而不断上升。至于单位面积产量，一些学者认为，除了太平天国、抗日战争时期粮食亩产有所下降外，在其他时期粮食亩产均呈上升趋势。罗斯基甚至对近代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做出了肯定的判断。[5]

 

衰退论者认为，与清代前期中国农业生产的历史顶峰相比，近代中国农业耕地面积、人均粮食占有量、单位面积产量、劳动生产率都呈下降趋势;即使农业经济有所发展，也是过密化发展，实际上是陷于停滞倒退，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农村经济终至全面破产。这一时期农村资源贫乏、农家生活水平低下、农村金融枯竭，这些都是农业衰退的征候。一些国际经济比较研究的成果也支持这一看法。如麦迪森，他以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相应下降为例，认为自1820年以后的100多年时间内，中国农业经济持续衰退。

 

二

 

对于上述宏观经济变动趋势，学者们在逐步深入的争论中，已经从资料可靠程度、估算方法和研究路径的合理性等角度进行了辨析，但较少跨越传统与近代，以连续的眼光看待这些争论。因此，有必要将传统和近代作为具有历史连贯性的整体过程看待。这里，我们把上述传统农业与近代农业变迁趋势的主要观点加以简化，两两连接组合，可以得到自秦汉以迄近代中国农业经济变迁基本趋势不同描述的示意图(其中传统、近代仅作为时间概念)。通过这些描述，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悖论：

 

第一，如果认可传统农业和近代农业都是持续发展的，那么就要承认自秦汉时代起，农业经济虽然经历短期波动，但基本上持续发展直至清代中叶，19世纪中叶转入近代后，农业继续发展，直到20世纪上半叶，持续发展了2000多年。若中国农业如此连续发展，那么以往被学者们所强调的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农业的影响就要重新估计，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工业发展与农业传统关系的变化对农业的影响也要重新评价。对于农业经济来说，传统与近代的区隔也就成为多余。此外，还将面临一个难以解释的现象，那就是为什么中国农业经历了两千年持续发展(当然，不排除其间小的间歇与停滞)，到20世纪上半叶，超过半数的农民却难以过上温饱的生活。有学者说，中国农业的持续发展的成就都被增长的人口吞噬掉了，那么在如此规模的人口增长下，农业持续发展如何可能?人口因素对农业的双重(积极与消极)作用转换的临界点又在哪里呢?

 

第二，如果认可传统农业是发展的，而近代农业是衰退的，就要承认中国农业持续发展至清代中叶，而当进入近代或近代前夕，却转趋停滞或倒退。这样就要认同传统农业生产条件不断改善，各种有利的经济与社会因素增进等证据;同时，认同近代农业生产条件和经济因素恶化、劳动生产率下降等证据。此外，还需要说明在中国近代化转折的过程中，在近代工业开始启动、城市经济规模发展的过程中，农业经济却经历了衰败的过程。近代农业经济究竟面临着哪些新的因素(或旧的困扰)，使农业由波峰骤然跌向波谷?是城市工业发展、农业劳动力外流、农村经济加速融入世界市场等因素，导致了农业的停滞倒退吗?以农业劳动力变动这一因素为例，尚需证明近代农业劳动力流出农村经济领域、农业生产部门并未给农业和农村经济带来更佳的生产条件。那么，是转移出去的劳动力数量均被增长的人口数量抵消掉了，因而未能在农业中产生积极作用，还是农业生产未受到劳动力数量的制约，而是被其他更为关键的因素所左右了呢?

 

第三，如果认为传统农业先升后降，至近代却由衰转盛，重新获得发展，就要证明近代工业和城市发展、商品化等新的经济因素有助于农业经济的复兴与发展，而不是像衰退论者所认为的那样，造成了农业经济的停滞与倒退。还需从上述有关近代农业衰落的证据中，找出农业经济发展的依据;或者证明中国农业经济自有其变迁周期，就像有些学者所强调的那样，它与人口、土地、气候等长时段诸因素关联更为密切，却不一定与传统到近代转折期诸新经济因素有紧密关联。[6]而且要有足够的说服力，重新评价关于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传统农业经济影响的普遍看法。这样，关于近代中国工业化、经济与社会剧变的一系列论证才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可以从逻辑上给出合理的解释。

 

第四，如果认定传统农业持续下降，近代农业继续停滞或衰退，承认自秦汉以来中国农业不仅没有发展，反而在生态环境日益破坏、生产条件不断恶化的情况下，人均粮食产量、劳动生产率等主要指标都呈下降趋势。就整个农业经济和农家生活水平而言，是近代不如明清，明清不及唐宋，唐宋逊于秦汉。若果真如此，何以解释以农耕为基础的中华文明的长期延续?何以解释中国社会经济与文化一系列发展的现象?难道中华文明所取得的成就都只不过是幻像?

 

除了上述悖论外，即使就20世纪上半叶短短50年而论，也有许多不能解释的悖论。一些学者看到的是市镇勃兴、乡村工业拓展、金融网络延伸;另一些学者看到的却是农业劳动生产率下降、农家收入减少、农村土地兼并加剧、农村金融枯竭。试问，这两种矛盾的现象，如何能在同一个时代、同一个区域中并存?

 

三

 

之所以产生上述悖论，除了学术理路的歧异，还有认识上的误区。

 

首先，由于研判标准和倚重的侧面不同，各种观点对中国农业经济发展、停滞与衰退的判断不免产生分歧。学者们所用的指标包括总产量、人均产量、单位面积产量、劳动生产率、边际生产率;考察的侧面除了技术水平、生产条件，还有收入水平、劳动分工程度，甚至还有人均GDP的增长等。各类判断虽都兼顾多项指标，但却各有所依以为据的侧重点，这就不免在一些基本判断上产生歧异。因此，以连续性、长时段的眼光看待中国农业的变化，建立一套评估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才可能对两千余年的农业经济做出恰当判断。同时，还需将近代农业经济与传统农业经济的判断贯通。近代农业是自明清农业延续下来的，而明清农业也不是无源之水。同样，明清及其前代农业的成就也会在近代农业经济中延续。每一个时段的研究在方法上都应“瞻前顾后”，尤其应关注被认为是转型时代的近代与明清之间的连续性。固然要重视“两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这样的概括，但也不能在注重“变”的时候忽略了“常”。换言之，我们不能离开农业生产的历史生态评估近代农业经济。

 

其次，检视前述各种观点，争论的焦点主要在于两个问题：相对于唐宋而言，明清农业经济是发展还是停滞?相对于明清而言，近代农业经济是发展还是停滞?这两个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从区域经济的研究入手。不管是明清农业经济还是近代农业经济，都存在着重大的区域差异，是发展还是停滞，要分别区域具体而论。对中国农业经济历史轨迹的判断，还需要在跨区域研究上更多地合作，因为关于中国传统农业经济兴盛与衰退、发展与停滞的判断，往往是在比较的视野中得出结论的。应当注意的是，认为明清经济发展和认为明清经济滞后有时并不矛盾。因为，有的学者是从纵向比较的视角出发，认为明清较之唐宋时代而言，经济继续发展。而有的学者所提出的明清滞后论，则是从横向比较而言的，认为唐宋时代的中国经济与欧洲相比较为发达，居于世界各国前列，而明清时期已经落后于西方。换言之，自秦汉至唐宋，中国经济是绝对地发展的，也是相对地(与世界其他地区比较)发达的;但自唐宋以后，虽然仍保持绝对地发展，却相对地落后了。一些争论的实质就在于这种相对性、绝对性判断上的差异。因此，在分析对中国农业经济判断的异同时，系统区分其结论是基于纵向比较还是横向比较，会减少似是而非的争论。

 

再次，在研究中国农业经济时，不能套用西方经济理论来分析中国农民的经济行为，这已为经济史学者们的共识。也因此，一些学者在研究农村经济时，曾有意避开经济理论的预设，注重考察具体的生产条件，而较少讨论诸如价格、运销诸因素。然而，就中国农业经济尤其是近代农业经济的研究而言，不考虑农家经营中的市场因素，如何理解农业和农村经济呢?中国农民的经济行为分析不能盲目套用西方经济理论，但完全无视经济分析也不能给予农业经济以充分理解。实际上，上述20世纪上半期中国农业经济兴衰共存、荣枯互见的矛盾现象，恰恰需要从与市场相关的诸因素去理解。在融入世界市场的条件下，农业产品由农村流向城镇，工业产品则由城市流入农村。在这种对流过程中，农村原来的手工业、劳务、农业收益的一部分经由市场流向城市乃至国外，日积月累，遂致农业经济衰退。这正是劳动生产率相对滞后、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经济区域，在接触较为发达的经济之后，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所谓近代土地兼并加剧，也正是在融入世界市场过程中，外部产品输入农村而产生的不利后果，不应视之为农家经济破产的根源。因为自明清至近代，土地制度没有本质变化;实际上，由于永佃制的扩展，在个别地区还出现了有利于农业发展的地权关系变化。这说明制约近代农业经济的关键因素与其说是土地产权制度，还不如说是与市场关系紧密的农业经济结构和生产技术水平，尤其是农业生产诸因素在市场条件下的相对水平。这就提醒我们，在解释近代乡村手工业发展、市镇规模扩大、农村贫困化的悖论时，除了考察中国农村和农业内部诸因素外，还需更多地联系“世界体系”加以认识。

 

总之，增长与停滞、发展与衰退都不过是认识农业经济变化的视角，不要说这样简单的概括无法涵盖区域差异广泛存在的中国农业，即使就某一个区域而论，农业经济变迁也往往是增长与停滞交错、发展与衰退互见的过程。历史研究似应注重还原农业经济变迁的真实面目，充分展示农业变迁诸内因以及外部关系，予纷繁错杂的历史图像以合理的解释。

近代农业发展范文第3篇

[关键词]近代东北农业综述

自古以来，东北都是农业大省，在六七千年以前就己出现原始农业；明清时期，东北农业有所发展；自清朝中期以后，随着汉族农民的流入而急速发展起来，“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农业迅速殖民地化，1945年后，东北地区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起步和发展。为此，学术界对东北农业十分重视，产生了相当多的论著。有鉴于此，笔者特将主要论著梳理如下，以期推动研究的深入开展。

一、研究概况

（一）受到社会各界尤其是学界的关注

大批以农业为专门研究对象的专著、论文，就笔者目力所及，以下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著：衣保中的《中国东北农业史》[1]一书，为目前国内最大的一部区域农业史专著，对时期殖民地农业体系进行了深入研究，该书基本勾勒出东北农业发展的总体脉络，使读者了解东北农业在作物种类、生产结构、管理模式等诸多方面之所以与内地不同的缘由，同时，作者也着意于该区域人文地理状况对农业的影响，对我们研究东北农业史有重大参考价值。章有义的《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2]，该书运用较大的篇幅，较为全面的记载了东北农业的发展状况，是研究东北农业必须参考的。衣保中的《东北农业近代化研究》[3]一书是我国第一部研究农业近代化问题的专注，该书揭示了东北农业近代化的发展历程，填补农业史研究的空白，对东北近代农业进行综合而系统的研究。刘祖荫的《满洲农业经济概论》[4]，孙心农等编的《东北农业概况调查》[5]一书将东北农业的实况，产量，农业经营等搜罗一齐，并提出兴农方案：合作社、农产公社等。李文治的《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6]详细论述了清末吉林、黑龙江、奉天的开禁放垦情况。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研究组编的《东北经济小丛书》[7]，于春英、衣保中的《近代东北农业历史的变迁》[8]，郭葆琳的《东三省农林垦务调查报告》[9]，黄希源主编的《中国近现代农业经济史》[10]，陈振先的《奉天全省农业调查书》[11]，东省铁路经济调查局编的《北满农业》[12]等等。

在论文方面，出现了一大批专门研究成果，对东北农业进行多角度的研究和分析，如：魏芙蓉、张锐的《东北农业近代化的特点》[13]，衣保中、吴祖鲲的《论东北农业近代化》[14]，衣保中的《论近代东北地区的大农规模经济》[15]，吴祖鲲、富萍的《东北近代农业发展的经验与教训》[16]，谢学诗的《“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农业与农民》[17]，徐萍的《试论民国时期东北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硕士论文），衣保中的《东北地区农业发展的历史线索》[18]，衣保中的《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对中国东北地区农业影响的研究》[19]，郭有义的《满洲农村现状及其农业对策》[20]，景爱的《历史时期东北农业的分布与变迁》[21]等都不同程度对东北近代以来的农业进行了研究，为我们深入了解近代以来东北农业提供巨大帮助。

（二）涌现了许多关于东北农业资源被侵略的文章

近年来，许多关于日本、俄国侵略我国东北的文章不断涌现，例如，李晓光的《1904～1911年日俄对我国东北农业发展的影响》[22]此文介绍了“日俄战争”给东北的农业发展带来重大影响，一方面使东北的耕地面积减少，造成粮食大量出口，农业生产单一化；另一方面也促使了东北农业的商品化、机械化生产，桑润生的《日本军国主义对我国东北农业的掠夺》[23]，李淑娟、王鹤的《日伪统治时期日本对东北棉花的统制与掠夺》[24]，朱艳、李闰华的《时期日本对东北的粮食掠夺》[25]，孙玉玲的《东北沦陷时期日伪的农业资源掠夺政策》[26]对日伪时期的农产品掠夺及给东北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进行了探讨，单魁贤的《日伪统治对东北农业发展的影响》（硕士论文），等都对近代以来东北的农业资源被侵略做了不同程度的论述，并取得不小的突破。

（三）关于东北地区农作物的发展变迁的文章丰富

近年来，随着对东北经济研究的不断深入，对于东北农业经济特别是东北大豆经济的研究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大豆业是近代东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近代东北经济发展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近代东北的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大豆业经济。其研究者层出不穷，文献主要有：叶晗的《1914年至1931年东北大豆贸易研究》（硕士论文），杨光震的《清末到1931年东北大豆生产发展的基本趋势》[27]，佟静的《近代东北大豆业概论》[28]，于亚莉《论近代东北大豆贸易》（硕士论文），韩玲红的《浅析前期（1931―1935年）的东北大豆业发展》[29]一文，对“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大豆业发展状况、日本在东北地区对大豆产销采取的政策及影响做了详细介绍，较为全面介绍了前期日本对以大豆为主的东北农产品的掠夺。牛伟的《时期东北大豆业研究》（硕士论文），王影的《“九一八”事变前“满铁”在中国东北的经营及对大豆出口的控制》（硕士论文），李淑娟的《时期东北大豆经济衰落对农民生活的影响》[30]一文深刻的揭露了时期以大豆为主的东北经济的衰落，乃至给农民生活带来的深重灾难。郭文韬的《略论中国栽培大豆的起源》[31]，朴永兰的《论近代东北大豆出口贸易中外来因素的作用》（硕士论文），胡雪梅的《近代中国大豆出口贸易论述》（硕士论文），张左华的《东北大豆国际贸易的衰落》[32]。

关于水田的研究主要有：金颖的《近代水稻传入东北及其影响研究》[33]，金颖的《近代东北地区水田农业发展史研究》[34]，吉林省农科院主编的《东北水稻栽培》[35]，于春英的《时期水稻发展研究》[36]，姜丰裕的《民国时期日本对东北水田投资研究――以朝鲜移民水田开发为中心》（博士论文），衣保中的《朝鲜移民与东北地区水田开发》[37]，衣保中的《民国时期吉林省的水田开发政策》[38]等等。

关于东北地区棉花业的论著主要有：许的《时期东北棉花的统制研究》（硕士论文），董师嫡的《近代东北棉业经济初探》（硕士论文），季道藩主编的《中国农业百科全书》[39]，万连步的《棉花》[40]，胡华的《日伪在沦陷区的棉花增产与棉花统制》[41]，等等。

以上论著对东北近代以来的作物研究多集中在时期，通过农作物的兴衰，来揭示东北农业经济急剧地衰退，并影射处给人民生活带来的影响。诚然，笔者整理了仅几种农作物的主要研究状况，其他作物的研究也不胜枚举。

（四）国内、国外移民都给东北的农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一方面大量人口的入住给东北带来压力，另一方面也带动了东北的发展。近年来，研究东北移民问题的文章，成为农业研究不可缺少的资料，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例如，王衫的《二十年代移民开发东北农业略论》[42]，吴希庸的《近代东北移民史略》[43]，何廉的《东三省之内地移民研究》[44]，让慈的《中国移民满洲之过去及现在》[45]，范立君的《近代东北移民与中国东北社会变迁（1860～1931）》[46]，陈楠的《近代东北荒地垦殖述略》（硕士学位论文），满洲移民史研究会的《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的移民》[47]，中央档案馆等编的《满洲农业移民概说》[48]，衣保中的《日本移民与洲国的殖民地农业》[49]，刘大可的《山东移民垦殖与东北农业发展》[50]，高乐才的《论近代中国东北关内移民与农业经济的迅速发展》[51]，桑润生的《中国近代农业经济史》[52]，范立君，许凤梅的《近代东北流民与农业开发》[53]，刘信君的《民国时期吉林省的移民浪潮与农业开发》[54]，于春英的《朝鲜移民与近代黑龙江地区水田开发》[55]等论著都分别对近代东北移民做了不同角度的分析，其价值巨大。移民虽然给东北地区带来压力，无可厚非的是，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东北农业的发展。

（五）同时，外国主要为日本在侵略东北的同时，对东北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东北农业的文献也不断增多，对我们研究当时的农业情况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原始资料，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研究的主要思考

纵观学术界对近代东北农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清末开禁放垦对农业带来发展机遇，日为侵略时期日本对东北农业资源的掠夺和建国以后农业的复兴等农业经济发展史，当然其他方面的论著也对东北农业方面做了不同程度的剖析，这些论著都较为全面的记载了近代以来东北农业的发展状况，取得了很大的突破，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大部分论著都集中的讨论几个有代表性的问题上，笔者认为，我们应该拓展一些新的领域以期推动研究的深入开展。

东北的农业，自清朝后期的开禁放垦政策的繁荣到“九一八”事变后期一段时间的危机，在曲折中发展，笔者认为农业的发展贯穿在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中，农业是立国之本，农业的兴衰一定程度上代表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对历史的反馈。笔者认为近代以来东北农业在学术界的研究大致分三个阶段：（一）清朝后期开禁放垦政策后的繁荣。（二）“九一八”事变后出现农业危机。（三）建国后农业的发展时期。以上大致分几个方面，选取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文章，就近年来学术界对近代东北农业的研究状况，做了较为粗略的概述，当然，应特别指出，由于笔者自身能力有限，在对大量的论著进行取舍和分析的过程中，在文章的论述可能存在许多偏颇之处，还望各位前辈学者予以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1]衣保中：《中国东北农业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

[2]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

[3]衣保中：《东北农业近代化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

[4]刘祖荫：《满洲农业经济概论》，新京建国印书馆刊印，1944年版。

[5]孙心农主编：《东北农业概况调查》，农政班印1945年版。

[6]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1840-1911），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57年版。

[7]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研究组编：《东北经济小丛书・农产（生产篇）》，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刊行，1948年版。

[8]于春英、衣保中：《近代东北农业历史的变迁》，吉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9]郭葆琳：《东三省农林垦务调查报告》，东京神田印刷所出版，1915年版。

[10]黄希源主编：《中国近现代农业经济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1]陈振先：《奉天全省农业调查书》，1910年版。

[12]东省铁路经济调查局编：《北满农业》，中国印刷局，1928年版。

[13]魏芙蓉、张锐：《东北农业近代化的特点》，东北亚论坛，1998（04）。

[14]衣保中、吴祖鲲：《论东北农业近代化》，社会科学战线，1997（01）。

[15]衣保中：《论近代东北地区的大农规模经济》，中国农史，2006（02）。

[16]吴祖鲲、富萍：《东北近代农业发展的经验与教训》，长白学刊，1998（03）。

[17]谢学诗：《“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农业与农民》，社会科学战线，2001（05）。

[18]衣保中：《东北地区农业发展的历史线索》，《中国农史》，1994（01）。

[19]衣保中：《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对中国东北地区农业影响的研究》，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1）。

[20]郭有义：《满洲农村现状及其农业对策》，益世报，1935年7月6日。

[21]景爱：《历史时期东北农业的分布与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7（02）。

[22]李晓光：《1904～1911年日俄对我国东北农业发展的影响》，安徽农业科学，2012，（03）。

[23]桑润生：《日本军国主义对我国东北农业的掠夺》，社会科学战线，1987（07）。

[24]李淑娟、王鹤：《日伪统治时期日本对东北棉花的统制与掠夺》，黑龙江社会科学，2006（04）。

[25]朱艳、李闰华：《时期日本对东北的粮食掠夺》，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8（03）。

[26]孙玉玲：《东北沦陷时期日伪的农业资源掠夺政策》，近现代史研究，1998（04）。

[27]杨光震：《清末到1931年东北大豆生产发展的基本趋势》，中国农史，1982（01）。

[28]佟静：《近代东北大豆业概论》，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3（03）。

[29]韩玲红：《浅析前期（1931―1935年）的东北大豆业发展》，学理论，2011（28）。

[30]李淑娟：《时期东北大豆经济衰落对农民生活的影响》，学术交流，2008（02）。

[31]郭文韬：《略论中国栽培大豆的起源》，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04（01）。

[32]张左华：《东北大豆国际贸易的衰落》，新亚细亚，第十卷第二期。

[33]金颖：《近代水稻传入东北及其影响研究》，中国农史，2010（03）。

[34]金颖：《近代东北地区水田农业发展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35]吉林省农科院主编：《东北水稻栽培》，吉林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36]于春英：《时期水稻发展研究》，社会科学辑刊，2009（03）。

[37]衣保中：《朝鲜移民与东北地区水田开发》，长春出版社，2000年版。

[38]衣保中：《民国时期吉林省的水田开发政策》，古今农业，2004年（02）。

[39]季道藩主编：《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作物卷分册，棉花），农业出版社，1986年版。

[40]万连步：《棉花》，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版。

[41]胡华：《日伪在沦陷区的棉花增产与棉花统制》，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01）。

[42]王衫：《二十年代移民开发东北农业略论》，史学月刊，1999（06）。

[43]吴希庸：《近代东北移民史略》，东北集刊，1941（02）。

[44]何廉：《东三省之内地移民研究》，经济统计季刊，1932（01）。

[45]让慈：《中国移民满洲之过去及现在》，湖南大学期刊，1933（08）。

[46]范立君：《近代东北移民与中国东北社会变迁（1860～1931）》，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47]满洲移民史研究会：《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的移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48]中央档案馆等编：《满洲农业移民概说》，中华书局出版，1991年版。

[49]衣保中：《日本移民与洲国的殖民地农业》，东北亚论坛，1996（04）。

[50]刘大可：《山东移民垦殖与东北农业发展》，东岳论丛，2001（04）。

[51]高乐才：《论近代中国东北关内移民与农业经济的迅速发展》，东北师大学报，2008（05）。

[52]桑润生：《中国近代农业经济史》，农业出版社，1986年版。

[53]范立君、许凤梅：《近代东北流民与农业开发》，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02）。

近代农业发展范文第4篇

关键词：农业化 去农业化化 再农业化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之一。它表明事物自身发展的整个过程是由肯定、否定和否定之否定诸环节构成的。其中否定之否定是过程的核心，是事物自身矛盾运动的结果，矛盾的解决形式。以唯物辩证法的角度看农业发展历程，则从总体上经历了“农业化――去农业化（工业化）――再农业化”过程。

一、农业历史发展过程

（一）古代传统农业

随着人类智慧的不断发展，人们的耕作方式有了转变，铁锹、爬犁这种工具开始成为这一时代的主角，这些“先进”的农业工具催生了农业的第一次革命，使“原始农业”走向了“传统农业”发展的道路，土地产量相比原来有了“质”的飞跃，在漫长的3000年时间内，农业经济发展缓步前行。传统农业是在自然经济条件下。采用人力、畜力、手工工具、铁器等为主的手工劳动方式，靠世代积累下来的传统经验发展，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居主导地位的农业。是采用历史上沿袭下来的耕作方法和农业技术的农业。传统农业具有低能耗、低污染等特征，在当今时代依然发挥重要作用。

（二）近代工业化农业

科技的第一次产业革命（18世纪60年代――19世纪40年代）和第二次产业革命（19世纪70年代，于20世纪初期），以机械化和电动化为主要标志，不仅促进工业的迅猛发展，同时也大大促进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这个转变是在封建土地制度废除、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现代工业有了较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实现的。这一转变大体上起始于19世纪中叶，到二战时期，近100年历史。受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影响，近代农业的发展策略是逐步实现机械化和电气化。农业工业化的积极方面是生产效率的提升，但负面影响是高能源、高消耗、高污染，造成人与自然的生态危机。

（三）现代生态化农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现代农业迅速发展，许多国家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农业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和商品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使农业发展成国民经济中的一个高度发达的现代基础产业。生态农业在发达国家已经成为改善传统农业发展的有效途径。农业生态化，就是以保护、改善农业生态环境为基础，尊重生态自然发展规律，运用现代科学技术，集约化经营农业发展的新模式。从技术特征来看，常规意义上的现代农业技术特点一般包括化学化、水利化、机械化、电气化等。当今发展现代农业，除了还要注重上述技术特点外，要更加关注到现代技术的新特征：生物化、信息化、安全化、环保化、循环化、标准化等特点。

二、农业发展辩证过程

（一）基本发展过程的辩证启示

从唯物辩证法角度看，世界范围的农业发展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农业化――去农业化（工业化）――再农业化”，即传统农业是简单的农业化，对原始社会的农业进行了扬弃，使以种植业和养殖业为代表的农业从原始生产方式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产业方式，即第一产业――农业。而近代农业，则是以工业化的理念和手段对传统农业进行了升级，其积极方面是使粮食产量突飞猛进，不但养活了更多的人口，同时还能为工业提供资金积累和工业原料。但由于过分依赖科学技术，而对传统的“天人合一”农耕理念进行了扬弃，提出了“向自然进军”理性的狂妄，并尽情地享受着人类征服自然过程中一次次。正如恩格斯所言，人类的每次征服，都将得到自然对人类加倍的惩罚。于是近代工业化农业走向了历史的尽头，建立在生物、信息技术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促使现代农业理念的出现和发展，以生态化为主要标志的现代农业，得到了人们广泛的认同，并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现代农业是对传统农业、近代农业的现代扬弃。

（二）再农业化对农业化和工业化的本质跃升

现代农业从本质上对传统农业和近代农业进行了辩证的扬弃，并实现农业本质的跃升。生态农业的目的在于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资源利用与保护之间的关系，形成生态上和经济上的良性循环，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生态农业特点：（1）综合性。即按“整体、协调、循环、再生”的原则，全面规划，调整和优化农业结构，使农、林、牧、副、渔各业和农村一、二、三产业综合发展，并使各业之间互相支持，相得益彰，提高综合生产能力。（2）多样性。即针对自然条件、资源基础、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的情况，充分吸收传统农业精华，结合现代科学技术，以多种生态模式、生态工程和丰富多彩的技术类型装备农业生产，使各区域都能扬长避短，充分发挥地区优势，各产业都根据社会需要与当地实际协调发展。（3）高效性。即通过物质循环和能量多层次综合利用和系列化深加工，实现经济增值，实行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降低农业成本，提高效益，为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创造农业内部就业机会，保护农民从事农业的积极性。（4）持续性。即能够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防治污染，维护生态平衡，提高农产品的安全性，变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常规发展为持续发展，把环境建设同经济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在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对农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的同时，提高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增强农业发展后劲。现代生态农业在借鉴传统农业优秀思想理念有：（1）天人合一理念；（2）精耕细作思想；（3）有机农业思想；（4）农业为本的思想。同时也吸收了近代农业的科学思想和工业化手段。但现代生态农业与传统农业和近代农业只注重粮食产量的提高有着本质的区别。主要体现为：（1）粮食产量高和质量好相统一；（2）种植业与林、牧业协调发展，共同发达；（3）农业生产与环境保护有机结合；（4）机械化、电气化水平高与劳动者的直接参与相结合。

总之，以唯物辩证法的角度看农业发展历程，则从总体上经历了“否定之否定”，即“农业化――去农业化（工业化）――再农业化”过程。其中，工业化阶段是去农业化，即对传统农业的异化，而再农业化，则是对传统农业的现代扬弃，同时也对工业化（去农业化）进行了扬弃，即继承了传统农业的积极理念和近代农业的正确思想，真正意义地实现天地人现代生态理念的统一。

作者简介]

近代农业发展范文第5篇

[关键词]　晚清；重农思潮；探析

[作者简介]　朱理峰，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吉林四平136000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1)08-0126-03

晚清时期，中国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已经成为农业生产发展的桎梏。在西方经济的冲击下，中国社会经济危机愈来愈重。为挽救民族危机，争取生存发展，一批先进的中国人提出了发展工商，走富国强兵之路的主张。一股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重农思潮开始兴起。

一、重农思潮兴起的历史背景

(一)　土地数量与人口迅速增长的矛盾日益突出。中国进入近代之初，全国耕地面积约15亿亩，此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全国耕地面积没有多大增加，而近代的人口却增长很快，从乾隆十八年(1753)年的1亿多，到咸丰元年(1851)年增至4亿。人口数量成倍的增长，使本来就存在的人多地少的矛盾更加尖锐。同时，水利长期失修，水土流失严重，森林滥伐等，使原有耕地质量普遍下降，土地单位面积产量减少。农业劳动力数量的相对过剩和耕地不足且质量下降，使中国传统农业丧失了其发展的潜力，急需变革。

(二)　农业生产工具落后，种植方法陈旧，农作物产量低下。近代中国社会，全国广大农村所使用的农业生产工具，以犁、锄、镢、钯、镰为主，“所用齿钯、锄、犁等具，均甚笨拙，翻土既不能深，碾土又不能细；所用牛耕大车，蹇缓无力”。很多地区由于耕畜的缺乏，只能用人力代替畜力。农业生产工具、技术的落后，导致农作物产量低下。致使广大农民生活困苦不堪，有的甚至连勉强糊口的水平都达不到。农民的贫苦严重摧残了农业经济，影响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三)　国际市场竞争能力的严重挑战。鸦片战争后，中国农业作为半殖民地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逐渐被卷入国际市场，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此时，各西方主义资本主义国家已相继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有了飞跃的发展。而中国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却停滞不前，在中外贸易关系上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丝茶是我国对外贸易中的主要输出物资，据统计，1867年丝茶占中国商品出口总值的82.59％，1873年87.17％。由于印度、锡兰、日本茶的竞争，日、意、法等国丝的竞争到了1893年，中国丝茶出口额下降到48.31％。与此同时，中国的甜菜、糖、华棉等曾在国际上颇有竞争力的商品，也“有一落千丈之势”。主要产棉国美国、印度、埃及皆为华棉劲敌。中国农产品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原因是中国科学技术和农业经营方式落后。当时的《申报》就曾指出，中国出口丝茶日减，“皆因外洋亦讲求种桑育蚕，采茶培炒之法，且有胜于中国者”。盛宜怀也认为外国制茶“悉用机器制造，价本既轻”，“中国产茶业户，则蹈常袭故，于种植、烘制各法未肯讲求”。显然，要使中国农业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仿效西法，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经验，对中国传统农业进行彻底的改良。

二、重农思潮的兴起和主要实践活动

(一)　重农思潮的兴起。近代中国是屈辱的百年。昔日的“天朝上国”在列强的船坚利炮之下威信扫地、颜面无存。如何摆脱侵略、富强国家就成了先进人物思考的主要问题。中国近代有识之士认识到要促进工商业的发展，必须建立市场化的新型现代化农业，从而掀起了一股较浓厚的近代重农思潮。

鸦片战争前后，在传统农本思想自我认识和改造中，近代重农思想萌生滥觞。魏源初步提出了以发展工商业为导向的重农思想。冯桂芬进一步改造了传统农本思想，他所重视的已经不是自然经济条件下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而是以市场为导向的新型农业。这种主张不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而且表明近代的重农思想已经开始萌芽。以王韬等为代表的有识之士主张改造传统农业要吸收西方农业文明的合理成分来为我所用，强调“农事日盛”“皆非崇尚不为功”。这标志着近代重农思潮在西方农业思想的冲击下开始兴起。

甲午战争失败的沉痛教训使梁启超从中认识到，农业是其他产业发展的基础。他在为《农学报》作序的时候说：“劝商固之急图也，然闻之万国商务赢绌之率，则恒视出口土货之多寡为差，工艺不兴，而欲讲商务，土产不盛而欲振工艺，是犹割弃臂胫而养指趾，虽有圣药，虽有胜药，终必溃裂。”他还批判片面仿效西方国家一味强调商业而轻视农业生产的错误思想，指出西方国家在大力发展商业的同时仍将农业作为根本产业，“论者每谓西人重商而贱农，非也”，“西人富民之道，仍以农畜牧为本”。因此，他极力主张采用西方先进的农业科技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张謇等人也指出农业的基础作用。

由于众多有识之士的认识和呼吁，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也引起了统治者的注意，要求重视和大力发展近代农业成为一项政府的经济政策。1898年总理衙门两次颁布上谕昭告天下，宣称“农务为富国要本，极宜振兴”，并且各地要“切实兴办，不得空言”，并劝谕绅民“兼采中西各法”。这些使重农兴农成为当时一股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

(二)　重农思潮的主要实践活动。重农思潮的倡导者和力行者顺应潮流，对农业改良提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方案和举措，其主要表现有：

第一，提倡重农教育，开设农务学堂等普及大众近代农业知识。清朝末年，在政府的倡导下，新式农业学校以较快的速度发展起来。到1909年，设有高等农业学堂5所，学生530人；中等农业学堂31所，学生3226人，初等农业学堂有59所，学生计2272人。截至1911年，全国开办的各类农业学校和设有农科的实业学校达112所左右。这些农校大多聘请外籍教师，或中国留学生任教。所开设课程都是与农业有关的近代自然科学课程。农业学堂的开设，有利于农业专门人材的培养，有力地促进了传统农业向近代新式农业的转化。

第二，振兴农务，通过设立农会，办农报来讲求农政。1896～1897年，张謇先后撰写了《农会议》《农工商标本急策》等文，建议政府设立农会，广刊农报，振兴农务，推广商力，实行“听民自便，官为维护”的政策，其目的是为了农情的互通及农业改良的统一筹划。1897―1898年间，他又呈递了《请兴农会奏》等数折，再次呼吁各省效仿英美等国广立农会，或者开办公司，或者筹集官款，兴办和推广农政。1896年春，罗振玉等人在上海创办了近代中国第一个探讨农业的民间组织――农务会，随后又开设农报馆，聘请外人翻译欧美、日本的近代农报农书来传播外国的农业知识。全国各地农会、农务总会等纷纷成立，其在传播新的生产方式、技术、

信息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倡行科技兴农，通过派遣留学生，聘请外国农教习，广译西方农书来振兴农业。陈炽在《庸书•农政》中指出，“农事有书，植物有学，进更化分土质，审别精粗，故能百产蕃昌，亩收十倍”。他主张吸取中西农学中的精华，合而为一。1901年7月，张之洞、刘坤一在上奏中指出，必须大量翻译西方农书，加强中外农学间的沟通，使民众知晓“物性土宜之利弊，推广肥料之新法”。并针对读书人所形成的“不为功名不读书”的传统心理因素，建议政府采取“习农授官”的方法，给予愿赴日本农务学堂习农者，视其学业等差，分别奖给不同的官职，愿意赴欧美国家的，奖励更为优厚。可见，此时国人在农业方面观念已发生了较大的转变，向西方寻求发展中国农业的方法和道路的积极性更加增强。

三、晚清重农思潮的评价

晚清重农思潮的核心内容是改良中国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使中国农业早日走向近代化。

(一)　晚清重农思想与传统的农本思想不同。近代重农思想绝对不是对历史上重农抑商之故辙的复归，而是新形势下，参照西方经济体系对农业基础地位重新认识的产物。近代中国社会积贫积弱，特别是19世纪中后期，西方商品充斥国内市场，使本来就很脆弱的国民经济受到巨大的冲击。战败的巨额赔款，土地贫瘠程度的加剧，频发的自然灾害，农业产业的递减，农民的生存都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忧国忧民之士在探讨如何解决中国社会的危机时，提出了工战商战的思想，但实践证明没有农业的根基支持，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失败，所以他们提出了发展农业的重农思想。这种重农思想与传统重农思想的区别在于，“传统农本思想重视的是封建性质的农业，维护以小农经济为特征的封建农业生产关系；近代重农思想则注重发展资本主义农业，力图在农业中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借以促进中国农业产生实质性的飞跃，转变为近代农业”。

(二)　近代重农思想与维新思想、清末新政相互促进发展。它们都发生在庚子前后这一动荡艰难的时段中，都是甲午败后对国家变革模式的再讨。以求强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在中国近代社会实施了三十年，不但求强求富的目的在甲午战争的炮声中化为乌有，得到的却是割地和巨额赔款，这使得以张之洞、刘坤一等为代表的与时俱进的洋务人士，和以康、梁为首的新知识阶层，还是以张謇为代表的实业阶层，不得不重新审视他们曾经提倡的救国和富强之路，产生并提出了重农思想，他们都主张学习西方，进行农业改良，大力发展农业生产。

近代农业发展范文第6篇

1现代畜牧业职教集团对现代畜牧业的支撑作用，夯实了农民就近就业的企业基础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现代畜牧业的发展离不开科技的支持。现代畜牧业职教集团将发挥自身优势，为现代畜牧业的发展提供支撑作用，主要体现在：

1.1科技支撑作用

通过集团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引导科研机构与企业深度合作，开展科技协同创新与技术集成示范推广，加强科技成果转化和应用，构建成果转化基地。

1.2人才支撑作用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人才是关键的因素。现代畜牧业职教集团坚持两个层面开展人才培养计划，一方面立足职业教育的根本，实施高职层次的畜牧人才培训计划，依托示范基地进行校企合作、顶岗实习、订单培养、现代学徒制培养等多种形式的人才培养模式，打造一批高素质的技术技能型畜牧人才；另一方面实施继续教育、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等计划，通过运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整合各类培训资源，对数字化资源升级再造，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优质智能化资源培训包”建设，从根本上解决了新型职业农民培训难以集中统一学习的问题。农民依托云教学大数据可以在田间地头、养殖基地随时随地完成学习活动，使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不受时空限制，做到全覆盖，让更多农民受益。

1.3服务支撑作用

依托现代畜牧业职教集团加强服务体系和服务队伍建设，完善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网络，大力推广“专家+农技人员+科技示范户+辐射带动户”的技术服务模式，提升农技推广服务能力。

2现代畜牧业职教集团对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扩大了农民就近就业的范围

实施好“乡村振兴”战略，畜牧业要围绕提高标准质量、提高养殖效益的目标，搞好产业规划，高层次布局。按照“以地定畜、总量控制、突出重点、种养结合”的发展思路，进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构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完善利益链，是现代畜牧产业的发展方向。探索多种合作模式，通过土地流转、合作入股等多种形式实现更多小农户与现代畜牧业的有机街接，通过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提高畜牧业从业者的整体素质，促进新型职业农民就地就近就业创业，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畜牧业，加快发挥畜牧业乡村振兴战略引领作用。

3现代畜牧业职教集团在产业精准扶贫中的作用，保障了农民就近就业的利益

农民最熟悉的生产方式就是种养殖业，农民最能依靠的资源也是种养殖业，只要农民掌握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养殖模式，这无疑是脱贫致富的有效途径。发挥现代畜牧业职教集团的作用，通过开展校企、校校等深度合作，建立政府、行业、企业、院校、农民深度融合的平台，优化资源配置，疏通就业创业渠道，与政府和企业一起积极探索“公司+农户”“公司+基地+农户”等订单养殖模式，通过保底分红、股份合作、利润返还等多种形式，让农民合理分享全产业链增值收益。

4现代畜牧业职教集团在扶持新型经营主体中的作用，拓展了农民就近就业的途径

依托现代畜牧业职教集团，发展一批专业水平高、服务能力强、服务行为规范、覆盖畜牧业产业链条的生产性服务组织，积极培育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同时加强职业院校对新型经营主体的员工培训和技术服务并扶大扶强，引导其从单一养殖向服务加工、市场营销、畜牧观光旅游、全程社会化服务方面转型，提高产品档次和附加值，拓展增收空间和农民就近就业的途径。同时运用现代互联网信息技术，宣传推介产品，引导畜牧业生产进入现代畜牧业发展轨道。

近代农业发展范文第7篇

要如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几点很关键！

2017年12月28日至29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第一点：事关民族复兴的一个重大任务

说：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关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局性、历史性任务。

始终把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当作国计民生的大事，解决好“三农”问题，一直是萦绕心中的“重中之重”。

乡村振兴战略到底有多重要？总书记讲得很清楚。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现代化，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现在，我国正处于正确处理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的历史关口，党的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是为了从全局和战略高度来把握和处理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因而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关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局性、历史性任务。

第二点：聚焦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总目标

说：

新时代“三农”工作必须围绕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个总目标来推进。

多次讲过“木桶原理”：一个木桶如果存在短板，它的盛水量不是取决于最长木板，而是取决于那块最短的板子。如果农业农村没有实现现代化，就像木桶的短板一样，将会导致整个国家的现代化难以实现。

如何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指出，要“坚持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一体设计、一并推进”。这就要求我们，把农村现代化与农业现代化一并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使二者同步推进、相得益彰，让亿万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实现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跨越。

第三点：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总方针

说：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总方针，就是要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这一总方针的提出，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尤其是现在，我们对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乡村振兴还有许多硬任务需要完成。

如何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必须采取超常规举措，付出超常规努力，“在资金投入、要素配置、公共服务、干部配备等方面采取有力举措”。这就要求我们舍得把“真金白银”投到农村。那就是要让人“流”入乡、留在乡，让钱“流”进村，让地“活”起来，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补齐短板，为乡村发展强筋健骨、输血造血。

第四点：把握“二十个字”总要求

说：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二十个字”的总要求，反映了乡村振兴战略的丰富内涵。

今日中国农业农村的变化已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但中国农民靠勤劳双手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精气神则坚韧不变。新时代的美丽农村会是什么样？答案就在指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二十个字”总要求里。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从“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总要求，变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总要求，同样是二十个字，但内涵进一步丰富发展，深刻反映了新时代农业农村发展的新阶段、农民群众的新期待。

第五点：夯实城乡融合发展的制度保障

说：

要把乡村振兴战略这篇大文章做好，必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我们一开始就没有提城市化，而是提城镇化，目的就是促进城乡融合。要向改革要动力，加快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城乡融合发展要跳出乡村看乡村，不能只靠乡村自身积累，还要推动资源要素的强力反哺，增加对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推动人才、土地、资本等要素在城乡间双向流动和平等交换。

如何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就是要向改革要动力，重点在健全多元投入保障机制、建立健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体制机制、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上下功夫。既要有力有序有效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居家进城落户，又要维护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让进城的进得放心，留在农村的留得安心，实现进城和留乡各得其所、城镇和乡村相得益彰。

第六点：遵循乡村发展规律

说：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首先要按规律办事。在我们这样一个拥有近14亿人口的大国，实现乡村振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创举，没有现成的、可照抄照搬的经验。我国乡村振兴道路怎么走，只能靠我们自己去探索。

如何掌握规律？首要的就是坚持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找出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对此，我们必须处理好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的关系，处理好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的关系，处理好充分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关系，处理好增强群众获得感和适应发展阶段的关系。

当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优先任务，就是反复强调的打好脱贫攻坚战，这是重中之重、急中之急。脱贫攻坚期内，贫困地区乡村振兴的主要任务就是脱贫攻坚，务必做到目标不变、靶心不散、频道不换。

第七点：抓好坚强政治保证

说：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各级党委和党组织必须加强领导，汇聚起全党上下、社会各方的强大力量。要把好乡村振兴战略的政治方向，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性质，发展新型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

俗话说得好：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一个“带”字，形象地道出了火车头的作用。如果把“三农”工作比作一辆奔驰的火车，党的领导就是这个至关重要的“火车头”。

如何发挥党在乡村振兴中的领导作用？强调，要把好政治方向、建好基层组织、创新人才工作。把好政治方向，就是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粮食安全、农民权益等问题上，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建好基层组织，就是要坚持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打造一支高素质带头人队伍，把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坚强战斗堡垒；创新人才工作，就是要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为推进乡村振兴事业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近代农业发展范文第8篇

都市型现代农业，让农业“洋气十足”

当人们畅游在“番茄藤上爬、红薯空中长、黄姜堆成山、草莓天上挂”的奇异景象中，有滋有味地品尝着新鲜美味的农产品、感受着高科技和创意带来的惊喜的同时，也更多地了解了农业、关注了农民，共享都市农业的累累硕果。可以说，这次融会展、设施、休闲、精品、科普等都市农业新业态于一体的活动，是自2003年以来北京大力推进“都市型现代农业”的大特写。通过这次活动，我们也看到，都市型现代农业一改以往人们对它“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印象，依靠高科技、先进经营管理模式以及文化创意理念，推动着农业产业的优化升级，使“土气”的农业变得“洋气十足”。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农业所占国民经济的比重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将逐步下降，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的农业比重均为1%左右，而目前中国的农业增加值比重为10%，距离发达国家的水平还有一定距离。就北京而言，2011年，其农业增加值占GDP仅为0.8%，而第二、第三产业分别为23.1%和76.1%，这一数据体现了北京作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沿，作为国际化、现代化的大都市，其产业的基本构成已经与发达国家接近。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发达城市”，北京的农业份额虽然不足1%，但是其农业的规划和发展不仅对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城乡协调发展、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对全国农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那么什么才是都市型现代农业呢？通常，都市型现代农业是指依托都市的辐射，按照都市的需求，运用现代化手段，建设集生产性、生活性、生态性于一体的现代化大农业系统。近年来，北京农业在强化生产功能、开发保护生态功能、拓展生活功能的目标框架下，正逐步进行产业优化升级，不断向都市型现代农业的纵深发展。下面，我们将进入到探秘北京都市型现代农业的时刻。

发展农业生产功能，推动科技创新、产业融合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若干意见》中指出，实现农业持续稳定发展、长期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根本出路在科技。北京的农业科技资源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全国18个国家重点农业试验室有11个在北京；全国59个涉农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北京占14个；北京有29家涉农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130多家国家、市、区（县）农业科技推广机构，还拥有近2万名涉农科研人员及50%的两院院士。农业的科技创新贯穿农业生产、组织、流通的全过程，农业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环境友好技术，以及农业标准化体系和产品治疗安全追溯体系的建设等，无不体现着科技创新的力量并推动着农业产业的优化升级。通过对科技创新的持续推动，北京农业生物技术抢占了农业科技创新高地。首都着力推进的籽种农业发展迅速，“三中心一平台”（即中国种业科技创新中心、种业企业聚集中心、种业的交易交流中心和种业发展综合服务平台）的基本确立，更为北京打造“种业之都”奠定了良好基础。

相关数据显示，目前北京农业科技贡献率已达69%，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6个百分点，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北京农业技术合同成交额累计148.9亿元，是“十一五”时期农业技术合同成交总额的近2倍。北京现代农业已步入创新驱动发展的快车道。

产业融合也推动了农业外延的拓展，农业的产业链延长到了第二、第三产业。农产品加工是北京农业产业融合的主要形式，2010年末，北京农产品加工企业达1853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493家，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总产值达618亿元，农产品加工业总产值与农业总产值之比接近2∶1，达到发达国家水平（2∶1～4∶1）。农产品加工业也形成了一批极具影响力的龙头企业，如首农、顺鑫、德清源等全国知名企业和品牌，带动了农业链条一条龙式的发展，推动了农业的产业优化升级。

拓展农业生活功能，发展休闲农业、创意农业

随着经济总量的扩大、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居民的消费观念、消费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在亲近自然中放松心情正在成为人们休闲度假活动的首选。农业价值不仅体现在经济层面，满足人们“胃”的需求，而且也开始体现在社会层面，满足人们“肺”、“眼”、 “脑”的需求。以观光、体验、住宿为主要形式的休闲农业成为首都农业向二三产业延伸的另一种有效途径，也成为郊区农民增收的重要来源。2012年，北京全市共有农业观光园1283个，实际经营的民俗旅游户8367户，接待游客人次分别为1939.9万人次和1695.8万人次，收入分别为26.9亿元和9.1亿元。这种农业经营模式拉近了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距离，在消费者享受农业带来的愉悦环境的同时，也增加了农产品的附加值，实现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双赢。

另外，好的创意也成为提升农业价值的“秘密武器”，据统计，2010年北京市拥有创意农产品30余种，初具规模的创意农业园113个，有一定影响力的创意农业节庆活动60多个，全市创意农业年产值达22.3亿元。例如，首届农业嘉年华就是把嘉年华的娱乐方式融入农业节庆活动中，此创意不仅给市民带来了观光、品尝、体验、娱乐、购物的，将农业的生活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同时也让市民通过亲近农业、了解农业农村的相关知识，意识到保持和继承农业和农村文化与传统的重要意义。

开发保护农业生态功能，发展循环农业、生态农业

《2011年北京都市型现代农业生态服务价值监测公报》数据显示，在构成北京都市型现代农业生态服务价值的三部分价值（直接经济价值、间接经济价值和生态与环境价值）中，生态与环境价值占总价值的54.9%。为了保护人们的生存环境、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推动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北京大力推行循环经济，实现了农业资源的减量化、再利用与再循环。其中北京德清源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利用鸡粪生产沼气，不仅避免了污染，而且利用沼气发电，解决了养殖业发展的瓶颈问题，实现了循环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近代农业发展范文第9篇

关键词：近代经济；开封；转型发展

开封是一座历史悠久、底蕴丰厚的古都，但是步入近代它的发展却不尽人意，城市地位降低，经济发展缓慢。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加之整理的史料，对近代开封农业、商业的发展进行考察，分析其发展的制约因素，希望为故乡日后的经济发展提供借鉴。

一、开封经济近代化发展的背景

开封位于豫东平原，经济近代化的发展是在近代河南经济转型的背景下进行的，受近代河南经济发展的影响。

19世纪末以前，河南地处中原腹地，缺少近代交通条件，远离通商口岸，受近代资本主义冲击很小，人口在当时已达到三千三百多万，小麦产量占全国小麦总产的14%。但粮食产量只占全国粮食总产的3%，人口过多，加之过快的人口增长速度使得粮食人均拥有量少，粮食商品率很低。商业发展方面，河南当时资本主义成份微弱，商品交换极其不发达，对金融业务的需求也相对较少，造成当时总行设在开封的银行只有河南农工银行一家，资本额少。另外，由于远离通商口岸，直到1930年河南开放的商埠只有郑州一处。

开封邻近黄河，耕地面积大，气候适宜，千里平原，自古以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经济的发展与战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发展、破坏、重振中循环往复。北宋时的开封人口超过百万，是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都市，兼具着政治中心、经济中心两大职能，《清明上河图》和《东京梦华录》所描述的就是当时的盛况，令人神往。明朝时期，开封是河南省会，是文人雅士汇聚之所，商铺、餐饮、旅店业发达，品种全、档次多，适宜不同消费层次的需要。明末，开封城毁于黄河水患。清中叶开封商业开始迅速发展，各地商帮在开封建立众多会馆，比如至今仍保存完好的山陕甘会馆。朱仙镇也在清代成为全国著名的四大商镇之一，是河运的必经之地，“食货富于南而输于北”，粮食、烟草是朱仙镇商业经营的大宗商品，典当业、手工业是其商业的重要组成部门。明末清初建立的景文洲汴绸庄，在乾隆时期发展最为鼎盛，织机99张，雇工200多人，分号5个，民营手工业得到发展。

二、近代开封农业的发展

无论是传统经济时期还是近代社会经济转型的时期，农业问题在中国始终占有重要位置。近代，开封的农业是在缓慢发展的。1908年7月，河南商务农工局在开封禹王台附近设农事试验场，由官钱局按月供银3600两。1924年，开封油料作物以花生为主，为求商品化盈利，他们排挤高粱、小麦、大豆的种植，陈留地区花生种植面积占耕地面积的50%，1920年这一数据还仅仅是20%。据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记载，1921年―1925年，开封农产品出售部分占32.8%，家庭自用占67.2%，其中商品化程度最高的是油料芝麻，占92.7%，最低的是大豆，仅占13.7%。由此可见，开封农产品商品化程度不高，且各作物的商品化程度严重不均。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农政机关明显增多，职责细化，河南建设厅下设具有科研性质的农业机构。1929年，在各市设立7所农林实验场，其中1所就设立在开封尉氏；1931年，将开封尉氏农林实验场改组为专门试验场，改名为开封园艺试验场，各试验场职责包括调查、试验、推广三部分；1932年12月，又将各农事试验场和林务局合并，进行农业科研。为推动河南省棉业的发展，1935年4月，在开封添设河南省棉业改进所，并于同年5月将位于郑州的棉业指导所总部迁至开封，设在河南大学农学院。1935年8月，河南省共建立农村合作社1283所，股金21.04万元；1936年，合作社达到1684所，其中信用社362所。各级农政机关的设立，旨在改良和推广农业技术，同时通过设立农村信用合作社，解决农村及农业资本不足的问题，种植结构开始向农工商业转变，推动了开封的农业由传统向近现代的转型。

在这一时期，农具也进行了一定的改造，开封县农业推广所在旧式耕犁上增加新式犁盘，在旧式播种器上增加播轮，方便耕地深浅粗细一致，丢种疏密一致。不足的是，这些农具的改造，仅在农业试验场使用，并没有在农民耕作中普及，肥料的使用仍旧是农家肥为主，化学肥料不普遍，传统农业的技术变革并不突出。

三、近代开封商业的发展

自古以来，开封就是“出入大贾小商之地”，是政治、商业活动中心。清末民初，开封的商户多集中在城中，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专营商品，如北书店街多书籍、笔墨纸砚，西大街多绸缎布匹等。近代开封，随着交通方式、城市布局的演变，形成了四大商圈。其一为开封南关。1906年4月19日，开封火车站战线与汴洛铁道正线接轨，4月26日的竣工通车，加之1907年2月开封火车站转车场的建成，开封南关逐渐开辟为商埠。其二为马道街。1913年10月，开封修复马道街路面，并安装了电灯，吸引大批商户迁入，马道街由此逐渐发展成繁华的商业区。正大林茶庄、张麻子剪刀店、谦信洋行的相继开业，及外埠商号上海正兴长布店的迁入，进一步繁荣了马道街商圈。其三为相国寺市场。相国寺市场从北宋开始就已有雏形，正如《东京梦华录》中的记载，“相国寺内万姓交易”，1927年冯玉祥改相国寺市场为中山市场，将寺内配殿、钟楼等租赁给商民经营，商业摊点云集，是各种京广杂货批发、零售的主要集中地，汇集了开封各色风味小吃。其四为模范商场。1928年，冯玉祥下令没收开封南土街“桐茂典”当铺，改建为“国货商场”，后改为模范商场，整个商场建筑面积4000平方米，四角各有角门，主要经营时货、布匹居多，基本是零售业务。同时，场内还设有“华光影剧院”，已具备了现代商场的雏形。

在开封四大商业圈的发展历程中，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洋货入侵的冲击、军阀混战中的搜刮，不少商户因此或负债累累，或倒闭歇业，商民及社会各界曾进行多次抵制运动。据《开封市志》记载，1905年，开展抵制美货运动。1912年2月21日，开封商界组织抵制外货，振兴国货。1919年9月21日，在马道街丰乐园成立河南国货维持会，制定具体国货维持简章，包括：车站设立检查处、扣留日货、从重处罚销售日货的商户等。时至今日，随着现代商业的发展，开元广场、中山路商业街、大商集团等商业圈的冲击，开封马道街、相国寺市场仍旧汇集众多商贩，以平价、批发吸引着南来北往的商户，不改昔日的繁荣景象。

近代开封商业各行业的发展，以贩卖业为主，生活供应业次之，随后是金融保险业。贩卖业中，又以饭食品类占多数。1935年，对开封城各业商号数量进行统计，共计6856户，贩卖业5447户，其中单是饭食品就有1527户，约占商号总数的22.3%，可见，开封餐饮业在近代是快速发展的，1926年创建的第一楼包子馆、“五福”食品店等一大批老字号驰名中外。金融保险业140户，约占商号总数的2.1%，与同期省内各地市相比，发展比较充分，官办资本在金融业中有绝对的控制权，近代金融业转型痕迹较为明显。据统计，1933年，开封各银行现金共计约2090444.70元，存款共计6307756.59元，放款共计3460767.66元。

综上，作为反动统治的政治中心，附近农产品及商品的集散地，近代开封商业表面上是繁荣的，实际上却备受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及反动统治的剥削。近代开封的商业虽有发展，但失去了交通枢纽战略地位的开封，其商业仍旧是落后的。规模小，资金少，主要集中在市内商业贸易方面，对外贸易交流不发达，与省内其他新兴的交通便利城市相比，发展甚是缓慢。

四、近代开封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

作为消费型城市的开封，在近代，封建经济不断消沉，新型资本主义经济却因其发展缓慢，不足以推动整座城市的经济发展。总结其近展的特点，我们不难发现，影响近代开封经济的制约因素有以下几点。

其一，人口增长过快，制约开封经济的发展。据《开封简志》记载，1907年，开封人口为15万人，《河南统计月报》载，1925年，开封人口226758人，1936年为307071，仅十年间就增加了80000余人，1937年人口达到327949人。虽说开封位于黄河的冲积扇上，河道四通八达，物产丰富，棉花、花生、小麦种植丰富，但逃脱不了农业自给自足为主的状况，农产品大多被消耗掉了，商品化程度并不高。因而，人口增长因素不是开封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但一定是其制约因素之一。

其二，自然环境破坏的加剧，黄河水患的不断威胁。自金以后，开封自然环境的破坏日益加剧。1910年地理学家张相文游开封时感叹“白气茫茫，遥望之无异沙漠”；1923年，康有为登龙亭时题词“东京梦华销尽，徒叹城郭犹是，人民已非”。与此同时，黄河对开封的威胁并未缓解，1921年夏季的大雨，豫东数十县积潦为患，1922年春夏着手修浚从开封陈留向太平岗疏入下游；1938年6月军队更是扒开花园口，决黄河南泛入淮，开封的黄河干涸，惠济河断流。因而，开封的气候直接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生态的恶化又直接影响经济的发展。

其三，失去交通枢纽，缺乏便利的对外贸易条件。1907年初，开封建设汴洛铁路，1914年改为陇海铁路至徐州，1930年又通至西安，这是开封对外交通的唯一铁路路线。1931年间修筑从开封至郑州、许昌、项城、菏泽、道口的公路，但是并不经常通车，朱仙镇的河运交通已然衰落，相比地处平汉、陇海铁路交点的郑州，开封交通区位优势不再，郑州成为农产品及外地工业品输入的转运中心，分流开封经济，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开封贸易的活力。

其四，社会动荡，政局不稳定。近代开封，本质上是一个典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城市，从清政府、北洋军阀、反动派的统治，开封经济繁荣的背后备受掠夺和剥削，近代开封的经济并不能获得正常的发展。开封位于中原，鲜有帝国主义的直接投资，因而殖民地经济特征并不明显，官僚资本在此时也忽略了开封及诸如此类的传统内陆城市。虽然在外国资本的影响下，修建了铁路等交通运输业，但帝国主义只是将其作为经济掠夺的手段，或是通过中国的统治阶级把开封作为销售商品和收购原料的据点，同时也是控制整个河南省的据点，并没有起到推动开封经济发展的作用。

参考文献：

[1]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41-48页.

[2]贾贵浩.河南近代农作物种植结构的调整与商品化发展.南都学坛，2005年第3期.

[3]黄正林.制度创新、技术变革与农业发展.史学月刊，2010年第5期.

[4]司长玉.《民国时期开封城市经济近代化转型研究》.2006年5月.

近代农业发展范文第10篇

一　研究状况综述

建国以来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大致上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各个阶段所关注的问题及其所研究的取向不同，体现出不同的时代特点。1949年至1966年，学术界对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虽然论文不多，但质量很高。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即中国传统手工业与近代工业的关系、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国民族机器工业的关系，研究工作表现了更多政治取向，尤其是对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的谴责和批判。1966年至1976年，文革十年，学术成为政治的附庸，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虽然幸免于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但由于学术界移情于革命史、阶级斗争史，这一领域的研究事实上无法展开，倒是国外汉学界在该领域的研究走在了我们的前面。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逐渐细化与深化，领域逐步拓宽，新观点不断出现，既有跨区域、跨行业的宏观性的总体观察，也有分区域、分行业的具体入微的探析，强烈的学术关怀与现实关怀成为学者们的主要研究取向，讨论更加趋于理性与客观。

迄今为止，虽然尚无一部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专著，但相关著作中的探讨并不少见，严中平的《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是国内第一本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棉纺织业的专门性著作，其中相当篇幅分析了近代以来手工棉纺织业的解体及其生产关系的蜕变，为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三卷本（人民出版社2003年再版本）分析了资本主义手工业的发生、发展过程。全慰天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中，全面评述了手工业的发展概况及其与民族机器工业的关系。段本洛、张圻福著《苏州手工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虽然主要以苏州城镇手工业为讨论对象，但乡村手工业亦有涉及。徐新吾主编《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在分析机器缫丝工业的同时，也附带论及手工缫丝业。黄逸平著《近代中国经济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对手工业的兴衰状况及其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进行了论述。汪敬虞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在第十三章中纳入了由王翔撰写的手工业，对这一时段的手工业经济进行了总体评析，并对十个行业作了示例性研究。苑书义、董丛林著《近代中国小农经济的变迁》（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将乡村工副业纳入小农经济体系中，分析了农民家庭工副业中的主要行业如棉纺织业、蚕丝织业、草帽辫、花边、发网业及其他家庭副业的兴衰概况。中青年学者王翔、彭南生分别出版了《中国近代手工业的经济学考察》（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和《中间经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中国近代手工业（1840～1936年）》（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从宏观上论述了手工业在近代中国兴衰演变的原因、地位及其作用。但是上述著作未将近代乡村手工业从城市手工业中分离出来，看不出手工业在近代农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大多数研究者将手工业作为机器工业的一个配角，看不出乡村手工业自身的变迁。

与此同时，区域性的近代农村社会经济史专著或专门性的行业史著作也非常关注区域内的手工业经济状况。乡村手工业是行业史研究或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否则，区域社会经济史或行业史的整体性将受到影响，因此相关著作都或多或少地迁涉到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其中较为突出的有，朱新予主编的《浙江丝绸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徐新吾主编的《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等主要分析了近代江南城乡丝织业的演变。徐新吾主编的《江南土布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分上、下编，上编缕述了近代上海地区手工织布业与土布商业的变化，下编辑录了江苏江阴、常熟、常州、无锡、苏州、南通以及浙江慈溪、平湖、硖石等地的土布史料，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便利。从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四部分以“手工业与乡村经济”为题对近代河北、山东、河南的主要乡村手工业进行了分析。曹幸穗著《旧中国苏南农村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充分利用满铁的“中国农村实态调查”资料，讨论了农村工副业生产及其在农家经济中的地位、农副产品及其生活资料的商品化。苑书义、任恒俊、董丛林等著《艰难的转轨历程――近代华北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以“传统手工业的变迁”为题粗线条地概述了华北乡村手工业的兴衰。庄维民著《近代山东市场经济的变迁》（中华书局2000版）从山东工业化进程的角度分析了传统手工业结构的嬗变、农产品加工业的工业化进程。林刚在《长江三角洲近代大工业与小农经济》（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重点探讨了家庭棉纺织业、蚕桑业与近代机器大工业之间的关系。王笛著《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中华书局2001年版）描述了传统手工业到近代工业的发展历程。张利民等人合著的《近代环渤海地区经济与社会研究》（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将手工业纳入该区域工业体系中，分别讨论了辽宁、天津、山东工业体系的特色，肯定了乡村手工业的发展及其与近代工业的关系。侯建新著《农民、市场与社会变迁――冀中11村透视并与英国乡村比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利用解放前国内外有农村调查资料，从农村产业结构变化的视角，对冀中11村工副业经济进行了细致的探讨。徐浩的《农民经济的历史变迁――中英乡村社会区域发展比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利用方志资料，以织布业为例，简略地分析了华北农村工副业的扩张。马俊亚在《混合与发展：江南地区传统社会经济的现代演变（1900～19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以专章对江南农村手工业与机器工业的关系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新近唐致卿推出了《近代山东农村社会经济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版）篇幅达72万字，其中第四章第三节以2.5万字的篇幅简要地探讨了“农村手工业和副业”的存在领域。不过上述研究除个别较为深入外，大多将乡村手工业视作行业史或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绕不过去的“坎”，讨论停留在浅层次上，有些只是点到为止。不仅如此，这类研究普遍存在着行业的不平衡性与地域的不平衡性，就行业而言，棉纺织业、丝织业等是讨论中的重点，其他众多行业较少，有些则根本尚有触及，就地域而言，除华北、江南考察较为充分外，其他广大地区探讨较为薄弱。

相比之下，无论是成果的数量，还是学术质量，亦无论是研究的深度，还是讨论的广度，论文都大大超过了专著，对推动近代中国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的发展，做出了更大的贡献。虽然有些论文并非专门以乡村手工业经济为题，但大量利用了乡村手工业经济史料，其结论无疑也是适用于乡村手工业的。

1956年陈诗启探讨了近代中国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成分（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6年第4期），稍后他又撰文分析了甲午战前中国农村手工棉纺织业的变化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成长（历史研究1959年第2期）。彭雨新以丝棉手工业为例，剖析了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对我国原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影响（光明日报1961年8月2日）。1962年，樊百川撰文揭示了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的遭遇和命运（历史研究1962年第3期），1965年戴逸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中国近代工业和旧式手工业的关系》（人民日报1965年8月20日）希望将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推向深入，然而随后10年“文革”使这一讨论进程中断了十余年之久。这一时期讨论近代乡村手工业史的专文虽然不多，但质量较高，视点集中，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关系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与重点。

改革开放后的最初几年中，学术界对近代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仍然乏力，学术论文仅见李炳东对广西近代手工业兴衰演变的宏观概述（广西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夏林根以地方志史料为依据，对上海棉纺织手工业的衰落所做的分析（中国地方志通讯1983年第1期）。鉴于这种状况，彭泽益呼吁重视中国近代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他认为忽略近代手工业、尤其是工场手工业，“使得中国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史的形象不够完整，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因此专门撰文“希望能够引起重视，充实这方面的调查研究”（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1期）。此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的论文渐渐多了起来，唐文起探讨了营口土布市场的兴衰对南通土布业的影响（江海学刊1985年第5期）。潘景隆、谭禹对光宣年间吉林蚕业的兴衰状况及其原因进行了讨论（历史档案1985年第1期）。李达三从微观角度剖析了近代河北高阳土布的盛衰情形（河北大学学报增刊，1985年）。1986年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进入兴盛时期，无论是宏观探讨，还是区域研究，亦无论是手工业经济整体，还是若干重要手工业行业，都成为学者们探讨的对象，出现了一系列的新观点。

就宏观研究而言，李荣昌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近代工业与传统手工业之间的竞争（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7年第3期）。张学君对19世纪后期的四川工场手工业进行了实证研究（社会科学研究1987年第3期）。陈玉环、刘志伟利用《沙滘楚旺房陈氏家谱》、从个案角度讨论了清代后期广东的丝织工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乡村手工业的兴衰变化与近代社会运动密不可分，张思从直鲁农村手工纺织业破产的角度考察了北方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原因（《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汪敬虞就中国近代手工业及其在中国资本主义产生中的地位提出了新的观点（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徐新吾从总体上考察了近代中国自然经济加深分解与解体的过程，已经注意到了这一发展过程的不平衡性（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王方中以大量丰富的史料探讨了1930～1937年间中国手工棉织业的衰落及其原因（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8年第5期）。谢放以四川为例，讨论了近代农村“耕织结合”的分离过程（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1期）。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批中青年学者将研究视野聚焦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这既是手工业经济史受到重视、研究工作进一步细化的表现，也是农村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受到关注、进而带动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的一种反映。曹幸穗站在农民家庭经济的微观角度分析了近代苏南地区农村手工业副业的存在状况及其地位（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3期）。陈庆德论述了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发展的社会基础（云南财贸学院学报1990年第3期）、及其发展趋势与归宿（求索1991年第6期）。史建云以华北地区抗战之前的情况为依据，从市场角度分析近代农村手工业对近代民族工业的促进作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对20世纪30年代初期农村手工业衰退现象及其原因提出了新看法（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3期），并论述了华北手工业生产力的变革（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王翔探讨了近代中国行会手工业的演变（历史研究1998年第4期）、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传统手工业的危机（江海学刊1998年第3期）、手工业经济结构等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彭南生发表了系列论文，其中《中国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二元模式》（史学月刊2001年第1期）、《传统工业的发展与中国近代工业化道路选择》（华中师大学报2002年第2期）、《包买主制与近代乡村手工业的发展》（史学月刊2002年第9期）、《半工业化：近代乡村手工业发展进程的一种描述》（史学月刊2003年第7期）、《论近代乡村半工业化的兴衰》（华中师大学报2003年第5期）、《“地方能人”与近代乡村手工业的发展》（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进一步深化了这一研究，提出了“半工业化”分析框架，明确肯定乡村手工业的发展，并分析了发展的多种因素。此外，他还撰文评价了晚清、民国政府的手工业经济政策与措施，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华中师大学报1998年第6期、2000年第1期），以及近代手工业与民族机器工业的互补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万振凡、孙桂珍重新评价了近代中国农民家庭手工业（江西师大学报2003年第1期）。

陈西平从区域研究的角度、以清末湖南为横截面，透视资本主义手工业的发展，并探讨了它的特点（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经济史》1990年第10期）。张忠民分析了近代上海农村地方工业的演变及其趋向（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4年第2期），他后来将这一研究扩大到近代长江沿江城市周边农村的非农产业，明确肯定乡村手工业的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9年第3期）。刘华明按时段顺序对1840－1949年间上海地区农民家庭棉纺织手工业的变迁情况进行了描述（史学月刊1994年第3期）。胡水凤对近代江西几种主要手工业的兴衰变化进行了考察（江西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史若民则探讨了近代山西部分手工业的变迁（山西师大学报1991年第1期）。戴鞍钢研究了开埠后的近代上海与周围乡村手工业的关系，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近代城乡经济关系的内涵（史学月刊1994年第2期）。李先富探析了清末民国时期广西手工业的发展及其在市镇发展中的地位（广西师大学报1996年第1期），宾长初揭示了广西近代手工业的变化（社会科学家1996年第3期）。乡村手工棉纺织业在革命根据地、抗日根据地等红色区域中十分重要，刘宏探索了晋察冀边区的棉纺织业（河北学刊1998年第1期）。刘萍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妇女纺织运动进行了考察（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2期）。张静以草辫、花边、发网业为例，探讨了近代山东农村手工业的外向型发展（史学月刊2002年第2期）。李靖莉评述了黄河三角洲地区近代手工业的商品化倾向（东岳论丛2003年第2期）。杨华论述了清末民初黑龙江手工业的发展情况（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更多区域性的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是从行业史反映出来的。

就手工业行业史而言，棉纺织业、蚕丝业、制茶业等多有专文探讨，其中棉纺织业是讨论重点，研究的视角既有整体性的行业史，也有区域性的行业史。夏布是近代乡村重要的纺织业，胡水凤探讨了近代江西夏布的产销问题（江西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林顿等简要考察了清末四川的手工棉织业状况（社会科学研究1986年第2期）。刘灿河通过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山东手工棉纺织业的考察，提出了对“自然经济解体论”的新认识（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经济史》1988年第6期）。陈惠雄提出了近代中国家庭棉纺织业多元分解的历史解说（历史研究1990年第2期）。李金铮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定县的家庭棉纺织业进行了实证研究（河北学刊1991年第3期）。陈美健具体分析了清末直隶工艺总局在高阳织布业兴起中的历史作用（河北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刘华明对近代百年间上海地区农民家庭棉纺织手工业的变迁状况及其原因进行了描述性的讨论（史学月刊1994年第3期）。张思对清末直鲁地区农村手工纺织业的曲折经历进行了细致的考察（载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明清史研究室：《清王朝的建立、阶层及其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他后来将视野扩大，以直鲁地区农村手工业为例，考察了19世纪末中国农村手工业的曲折经历（史学月刊2003年第11期）。阚维民对民国初年山东手工棉纺织业中的生产关系进行了具体入微的探讨（民国档案1996年第2期）。林刚就1927～1937年间的中国近代手工棉纺织业提出了新观点（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2期）。

在蚕丝业研究中，严学熙论述了蚕桑生产与无锡近代农村经济的关系，肯定了蚕桑业的重要地位与作用（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4期）。姚玉明深入挖掘了近代浙江丝织业生产的演变及其特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4期）。王翔从近代化的角度论述了中国传统丝织业的发展过程（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3期）。李平生着重就1929～1933年世界性的经济大危机对中国蚕丝业的生产所造成的影响进行了详细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4期）。徐秀丽对近代浙江湖州地区蚕丝业生产的发展及其局限进行了全面考察（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2期）。张晓辉探讨了广东近代蚕丝业的兴衰及其原因（暨南学报1989年第3期）。黄慰愿从生产力角度分析了广东近代蚕丝业畸形发展的原因（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徐新吾、张守愚综述了江南丝绸业的历史状况（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4期）。王翔的研究更为深入，他对近代江南丝绸业的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变迁进行了分析（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4期），又考察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对中国丝绸业近代化的促进作用（安徽师大学报1992年第1期）。彭通湖对抗战前四川纺织业的兴衰状况进行了初略探讨（档案史料与研究1992年第4期）。李平生对晚清蚕丝业改良进行了重新考察，既肯定了成绩，也指出了所存在的局限性（文史哲1994年第3期），周从平探索了浙江近代的蚕丝改良（浙江学刊1997年第3期），汪敬虞从中国近代生丝贸易的变迁入手，评述了缫丝业中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2期）。

在制茶业研究中，苏鑫对近代安溪制茶业进行了个案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4期）。汪敬虞从对外贸易的视角研究了中国近代茶业的现代化问题（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6期）。戴鞍钢对近代中国植茶业的盛衰进行了全面考察（史学月刊1989年第1期）。张笃勤对近代汉口与俄国间的茶叶贸易进行了探讨（江汉论坛1994年第2期），杜七红论述了茶业对晚清汉口市场的影响（江汉论坛1999年第6期）。胡赤军全面考察了近代中国与西方的茶叶贸易（东北师大学报1994年第1期）。陶德臣发表了系列论文，深化了近代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史研究、揭示了其发展阶段及其特点（中国农史1996年第2期）、出口茶业的经济结构（苏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以及伪劣茶对近代中国制茶业的负面影响（中国农史1997年第3期），他还从中外对比角度对19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中印制茶业进行了比较研究（中国农史1999年第1期），对近代中国茶叶生产中的高利贷金融资本（中国农史2001年第3期）、茶农经营状况等（中国农史2003年第1期）进行了分析。唐文起则细致分析了我国近代茶叶交易中的初级市场（江海学刊1994年第5期），刘淼探讨了民国时期祁门红茶的产销统制问题，涉及到这一时期乡村制茶业中的政府行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4期），周翔鹤探讨了晚清台湾乡村制茶业（台湾研究集刊2001年第2期），皮学军讨论了民国时期湖南安化制茶业走向衰落的具体原因（益阳师专学报2002年第5期）。贺琤则通过对1886－1896年间中国红茶出口的考察，探讨了中国近代茶业出口衰落的原因（福建论坛2003年第1期），林齐模以华茶对英出口为中心，具体考证了近代中国茶叶国际贸易的衰减（历史研究2003年第6期）。

其它乡村手工业行业也略有探讨，如林仁川对民国时期福建纸的生产与运销进行了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1期），胡水凤简要考述了近代江西的苧麻业（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魏娅娅从出口贸易入手，分析了近代中国榨油业对社会经济的促进作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6期）。李志英分析了近代中国传统酿酒业的发展，填补了该行业史研究的空白（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3期）。郭大松、庄慧娟肯定了传教士在近代山东花边、发网业兴起中的历史作用（烟台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梁勇对近代四川桐油外销与市场整合问题进行了讨论（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有关农村集市、贸易等方面的论文对近代乡村手工业多有涉及，限于篇幅，本文不一一介绍。

与此同时，国际汉学界成为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经济系赵冈研究了鸦片战争后进口棉货与手工纺织业的关系，他与陈钟毅合著的《中国棉业史》（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年印行）对中国近代手工纺织业的生产制度、技术条件以及其他有关因素进行了探讨，此外，他在《现代纺织工业的成长及其与手工业的竞争》（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5年）、Albert Feuerwerker（费维恺）在《1870～1949年的中国经济》（密执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出版1968年、）《1871～1910年中国手工棉纺织业与机器纺织业》（经济史杂志第30卷第2期，1970年6月）等文中，深入分析了机器纺织业与手工纺织业的关系。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马若孟关于中国近代农民经济的研究中，对农村手工业多有涉及，他还发表一些专题性的论文，如《手工棉纺织业和近代中国棉纺织工业的发展》（经济史评论1965年第3期），从中、日比较的角度分析了手工棉纺织业在两国工业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美国联合大学经济系副教授容国石探讨了中国手工纺纱的衰落与演变（美国《清史问题》1974年第2期）。此外，美国学者李明珠的《中国近代蚕丝业及外销（1842～1937）》（中译本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出版），作者将乡村蚕丝业置于近代中国对外贸易的大背景下，探讨了江南及其他地区蚕丝业的发展及其在农民家庭经济中的作用。黄宗智探讨了华北及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乡村工业，他的学生、现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叶汉明分析了山东潍县近百年农村社会经济的演变，潍县乡村手工业是其探讨的重点之一。日本学者森时彦新近推出了《中国近代棉业史之研究》（日本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1年），“着眼于中国传统棉纺织业与来自西欧的近代棉纺织工业相碰撞而发生变化的过程”。

从总体上看，近五十余年的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史研究，在中外学术界的共同努力下，无论是整体性的概论，行业性的专论，还是区域性的分论，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以后该领域的深入研究积累了良好条件。但是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其薄弱环节仍然很多，需要我们在总结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视已经形成共识的观点，正视研究中尚存在的分歧，整合力量，在新的起点上将近代乡村手工业史的研究推向深入。 二　现有研究中的主要观点及分歧

综观现有研究，学术界关注的主要问题及其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的分歧，可以归纳如下：

第一，关于传统手工业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关系，长期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传统手工业和资本主义现代工业之间有着内在的、前后相承的关系，这等于说中国既有的手工业存在着向资本主义现代工业发展的历史趋向。早在60年代，戴逸在《中国近代工业和旧式手工业的关系》一文中提出：“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社会经济和手工业生产所达到的水平，是中国近代机器工业由以产生的出发点和内在根据。离开了这个出发点和内在根据，近代机器工业的出现就会成为不可理解的事情。”（1）吴承明在20世纪80年代进一步呼应了这个观点，他从劳动力、资本市场等方面阐明手工业为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准备了社会条件，指出：“在中国，也有些同志认为，明清以来的资本主义萌芽，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中断了。鸦片战争后近代工业的建立是另起炉灶，与原来的资本主义萌芽并无继承和发展关系。这可称为‘中断论’。”（2）（P128）那种认为我国资本主义是鸦片战争后从外国移植来的，“更站不住脚，这种理论是否定工场手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只把使用机器和机械动力的近代工业算作是资本主义。”（3）（P758）但是樊百川并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洋务运动时期出现的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不但不是在资本主义萌芽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而来，而且恰恰是随着手工业的破产，在这种资本主义萌芽被破坏的情形下，由于外国机器工业的刺激，一部分从封建势力控制下的官办军事工业逐步演变而来，一部分在托庇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之下而逐渐发展起来的。”（4）80年代后期，汪敬虞针对这一观点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鸦片战争前中国封建社会原有的手工业并没有中断，绝大部分在鸦片战争后继续存在，但并不是向手工工场发展、也没有向大机器工业转化，“中国原有的手工业以至整个经济，还远没有为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产生，准备必要的条件。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出现，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条件下产生的”，大机器工业与手工业之间形成一种相互依赖、荣损与共的关系，但是，“中国大机器工业和手工业的'长期共存'，并不是由于工厂和手工业在机械化程度方面彼此互相接近，而是由于中国工厂和手工业同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在外国资本的强大势力面前，有着共同的命运。这种‘长期共存'，不是发展中的共存，而是两者都得不到发展的并存。”（5）

笔者认为，在传统手工业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关系问题上产生上述分歧，既有概念上的混乱，也有理论与史实上的脱节。从概念出发，机器工业不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手工业中也存在着“资本主义”，这里的资本主义只不过是一种生产关系，严格意义上说就是一种雇佣关系，既然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内部已经存在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鸦片战争后也没有中断，那么就没有理由将近代资本主义限制在民族机器工业这种生产力层次上。这样，在分析传统手工业与民族机器工业产生的关系时，就不必上升到它与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产生之间的关系了。从理论上说，资本主义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完全有可能产生机器工业，但在事实上，中国近代民族机器工业的出现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下，由晚清政府通过引进机器技术创办起来的，与原有资本主义萌芽似乎没有什么关系，这并非什么不可理解的事情。

不过，民族机器工业与手工业的长期共存是事实，两者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学术界存在着两种明显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充分肯定民族机器工业与近代手工业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肯定手工业从附属于传统农业经济到附属于大机器工业的进步作用。吴承明认为，“大体在1920年以前，手工业与近代化工业并行发展的，现代工业发展较快的时候也是手工业尤其是工场手工业发展最快的时候，乃至在同一行业中也是这样，两者间的互补作用超过两者间的对抗。”（6）樊百川认为近代手工业与大机器工业之间是一种依附关系，认为：“一方面，大机器工业和工场手工业通过加工订货，收购和赊销，统率着广大的小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另一方面，所有各种手工业，从工场手工业到农民家庭手工业，又都依附于大机器工业，甚至成为大机器工业的厂外附属部分。中国手工业，从这时开始，再也不是孤立于资本主义之外而独立发展了，它已经逐步纳入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范围和轨道。”（4）彭泽益也指出，鸦片战争后的手工业，“随着整个社会经济的改组，这种个体经济也被改造，使它在不同程度上为资本主义服务，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属和必要的补充形式。”（7）黄逸平也肯定了这种补充意义，“这种补充，不仅在于大量手工业产品满足了市场的需要，弥补了大工业产品的不足，也在于它是大工厂产品某些工序的在外协作者。”（8）（P245）史建云着重从农村市场的视角分析了乡村手工业与近代机器工业的发展，认为农村手工业使用近代工业生产的原料或工具，农村手工业提高了农民的购买力，同时大多数农村手工业不存在与机器工业的竞争关系，因此，“在近代中国，农村手工业商品生产，在市场问题上，对民族工业的发展既有促进的一面，也有与之竞争、对抗的一面，促进作用是主要的，而竞争、对抗则是将要的。”（9）戴鞍钢还以棉纺织业为中心对两者间的关系进行了再考察，他充分挖掘地方志中所蕴藏的大量经济史资料，分析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特色，认为：“在近代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生发展有其历史的独特性，它并不意味着以往很多人所认为的个体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没落和破产’，而是通过后者生产结构的内部改组，逐渐与近代工业形成一个互补互动的经济关系。”（10）彭南生更具体地揭示了手工业与民族机器工业之间多层次的互补关系，包括结构性互补、市场关联性互补、市场水平性互补以及劳动技术性互补。（11）林刚以大生纱厂与南通农村家庭纺织业的实例，指出“中国近代棉纺织工业的产生……是在农民家庭手工业的发展中建立起大工业的产品市场，农民家庭手工业也同时得到改进与更新”（12）（P54）。马俊亚通过对江南农村手工业的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尽管在许多方面，手工业对现代工业有抵触的一面，现代工业对手工业有挤压的一面，但不管怎样，现代工业的发展不是完全悖离中国手工业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利用了这种得天独厚的资源。”（13）（P197）但是，另一种观点不同意将两者间的互动作用估计得过高，相反，认为两者之间是一种你死我活的恶性竞争关系，或提出民族机器工业的产生和发展是建立在农民家庭手工业被破坏的基础上的，或主张农民家庭手工业的存在构成了机器工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国外有学者认为，手织业使用了改良的手织机，增强了同近代工业的竞争能力，反而阻碍了近代工业的发展（14）（P179－186）。马若孟也认为清末手工棉纺织业的调整挡住了近代中国棉纺织工业的发展（15）（P295－308）。黄宗智也持大体相同的观点，农民家庭手工业不过是家庭式农场的经济支柱，“这种商品化了的手工业，与其说是象有的人说的那样成为过渡到资本主义工业的跳板，不如说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因为“旧式家庭农场吸收了商品性的手工业生产，使它成为自己的附加支柱。在这个过程中，商人耗去了一部分可能投入工业的资本，也占去了一大部分可以支撑近代工业的市场。”（16）（P203）

第二，关于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国手工业的关系，学术界普遍认为，鸦片战争前中国手工业经济内部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战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对手工业经济造成了复杂的影响，在洋货的打击下，农村手工业一败涂地，此为“压迫论”或“破坏论”。陈诗启针对此前学者一般侧重于外国资本主义机制棉纺织品对中国手工棉纺织业的破坏面，认为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农村棉纺织业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破坏了中国颇大地区的农村手工棉纺织业”，自给生产的特点在迅速衰退；另一方面“促进了农村手工棉纺织业资本主义生产因素的成长”，尤其是“资本主义家庭工业”在农村中成长起来了，这甚至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里程碑。”（17）樊百川则站在近代中国百年历史的长时段对鸦片战争后中国手工业的遭遇和命运进行了全面的探讨，认为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原有手工业中已经存在着的资本主义萌芽，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截断了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正常道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强大势力面前，中国固有的手工业大量破产，“手工业的破产，摧毁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所依以生长的基础，从而也剥夺了中国在正常情况下发展资本主义的可能”。所谓“正常道路”，当然是指从手工作坊到手工工场再到大机器工业这样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另一部分手工业在外国资本和买办商人资本的控制下，变成出口原料的加工手工业从而依附外国资本主义的命运”，这类依附型的手工业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和近代家庭劳动，一小部分过渡到机器工业，“这在中国手工业的发展史上，无疑地应该说是一种很大的进步。”（4）徐新吾认为传统“破坏论”是可以成立的，他以手工棉织业为例指出：“帝国主义的机制布是破坏农民手织业的更较重要的力量”（18）。也有学者认为，简单地将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传统手工业的影响两分为“破坏”或“发展”均有失偏颇，他们认为“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从充当手工业与农业分离的不自觉的工具，变为阻碍中国工业向资本主义工业转化的势力”，“外国资本家利用中国的特殊国情，阻碍手工业向机器工业过渡。”（19）戴逸认为，“外国的侵略可以改变中国经济发展进程的方向和速度，但是不可能一刀斩断这个进程。”（1）新近张思撰文指出，“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农村手工纺织业既经历了一段衰落破产的悲惨遭遇，又迎来重获新生的复兴机遇”，强调“应辩证地看到与遭遇同在的机遇及其历史意义，还应对传统农村经济在机遇面前的对应和表现给予关注”（20）。国外学者则普遍认为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农村手工业的影响局限在通商口岸附近的农村地区，对广大内地农村的传统手工业影响甚微，使其一直得以维持下来。美国学者费维恺认为：“整个手工业在1870～1911年间并没有受到严重破坏”，并称以往中国学者的观点是“最粗浅的公式化的指责”（21）（P338－378），过分夸大了外国资本主义的负面影响。赵冈也以手工棉织业为例，论证了传统的“破坏论”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理论”，“手工织布业迅速发展的有案可查的阶段是发生在现代棉织品进口与国内生产都有重大增长的期间”（22）（P174），这即是说，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传统手织业即便没有促进作用，至少也没有太大的破坏性。

第三，近代乡村手工业与农家“耕织结合”模式的分解。棉纺织手工业不仅是中国近代规模最大的手工行业，而且也是作为农业与小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象征的“耕织结合”模式的典型，因此，棉纺织手工业成为学术界讨论最多、争论最为激烈的一个问题，也是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亮点。传统的主流观点认为由于洋纱洋布大量倾销，近代中国棉纺织手工业的总趋势是逐渐衰落，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模式不断走向解体。近年来，学者们对传统观点提出了不同认识。徐新吾首先纠正了以往研究中的一些错觉，如过去一般认为洋纱的入侵是由通商口岸的沿海地区开始，然后逐步深入内地的，然而“事实是洋纱的入侵先从非植棉地区（主要是闽广）开始”的，又如过去一般认为，洋纱的侵入土布是在全国范围内由土经土纬过渡到洋经土纬，再过渡到洋经洋纬，徐新吾认为“如果笼统地从总的发展进程来看，也不妨可以这样说，而具体考察则并非完全如此”，各地在发展中存在着差异，“这种发展的不平衡性是需要加以注意的。”（23）陈惠雄对近代中国自然经济解体论中的单线史观进行了挑战，“提出了家庭棉纺织业的多元分解乃是朝向经济近代化、商品化进步的历史解说”，他在概述大量史实的基础上，“认为中国传统丝织业在资本主义外力冲击下只呈单线性萎缩、并没有多元发展进步的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24）同样对这种单线史观提出挑战的还有谢放，他在《近代四川农村“耕织结合”的分离过程及其局限》一文中认为：“洋纱倾销的主要作用不过是改变了'耕织结合‘的形式，即由原来的自纺自织改为买纱自织。在广大农村地区，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仍然结合在一起”，另一方面，又“带来了不利于其进一步分离的消极影响”，在与外国资本的不等价交换中，“'耕织结合’的分离过程亦由此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时而分离，时而结合”，因此不能对近代中国自然经济解体的程度估计过高（25）。李金铮通过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定县的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实证分析，认为农村耕织结合的解体“并非来自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内动力作用，而是来自外来侵略势力的影响，是一种历史的畸形。”但是，也有学者不同意上述观点，认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村自然经济结构并未真正分解，如刘灿河在分析近代中国自然经济解体时，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山东手工棉纺织业、包括当时颇为名气的潍县织布业为例，指出“这些当然是绝对意义上的自然经济，丝毫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气味”，“不可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进而得出结论认为乡村手工织布业的发展“正是反映了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结构的坚固性特点。说它'解体'了，那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它非但没有解体，而且还有所强化。”（26）

第四，关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的发展前途。鸦片战争后，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双重冲击下，近代手工业兴衰起伏、历经曲折，但毕竟在社会经济生活中长期存在下来了，某些行业、某些地区的手工业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如何看待和理性分析这一历史现象。陈庆德认为近代手工业发展的内在基础是农民经济的贫困化，“中国近代手工业的这一特殊发展过程，完全是在社会经济贫困化的强大推动下形成的”，也正因为如此，鸦片战争后“无论是传统手工业，还是新兴手工业，都未曾改造旧有的基础。因此无论这种生产组织形式与资本主义剥削形式多么相似，但它同资本主义生产结构本身仍有本质的区别”，“与其说中国近代工场手工业是一种资本组织的生产单位，不如说它更靠近前资本主义的小商品生产基础。整个手工业总体发展趋势中这种个体性质的保持，使其向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转变，尚有相当大的差距”，“它总是不能向前更进一步转化为机器生产”，并断言“在资本主义生产基础已完全建立起来的近代的世界性历史联系中，以手工业为主体的社会经济发展，与其说是向着近代化转变的自然累积过程，不如说是近代化历史转变的道路受到阻塞。”（27）但是大多数学者仍肯定近代手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即使是个体手工业，其性质也发生了变化，“一般地讲，在鸦片战争前的封建社会，它为封建主义服务，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随着整个社会经济的改组，这种个体性质也被改造，使它在不同程度上为资本主义服务，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属和必要的补充形式。”（7）张忠民分析了近代上海农村传统农家手工业，认为近代农村地方工业显示了中国农村摆脱贫困，摆脱传统小生产，走向现代化的历史方向。作者在该文中力图穿透历史时段的限制、找寻历史的启示，提出90年代东南沿海的乡镇企业“乃是前近代农村家庭手工业的逻辑延伸，它们在存在和发展的动因、基本条件以及亲缘关系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和内在的逻辑联系；由近代而后瞻，近代农村的地方工业毫无疑问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自70、80年代蓬勃发展的农村乡镇工业的先声。”（28）作者的这种研究取向对探讨中国式的乡村工业化道路具有重要意义。彭南生近年来发表多篇论文明确肯定近代乡村手工业在清末民初以来的发展，并将若干地区、若干行业中以技术进步为依靠、以区域外市场为依托的乡村手工业的发展称之为“半工业化”，半工业化存在着向工业化发展的趋势，尽管由于外力的影响，未能最终完成向工业化的转化，但这种与技术改造为主的渐进性工业化模式与引进机器技术为主的突发型工业化模式一道构成中国近代的二元工业化道路。

第五，关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衰落的认识。如何看待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外力影响下出现的乡村手工业经济状况的变化，学术界主要存在着两种对立观点。王方中列举大量史实，说明从1930年至抗日战争前夕，中国手工棉织业明显衰落了，但是，“手织业的衰落主要不是内部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外力强制造成的。”（29）夏林根以方志等地方文献为基本史料，对棉纺织手工业的衰落原因进行了补充分析，认为“既是资本主义商品倾销所引起，也是中国社会内部新陈代谢的结果。”尽管棉纺织手工业很早就开始衰落，但“又为什么延续百年而被大量保持下来呢？”夏林根认为棉纺织手工业衰而不落的原因“主要在于农民生活的贫困和小农经济思想的劣根性”（30）。但是，近年来也有学者不同意将近代手工业的命运看得过于悲观，史建云认为20世纪30年代农村手工业的衰落只是暂时现象，“并不意味着农村手工业的根本衰亡”，原因就在于“无论是农村手工业自身的生产力和社会分工水平，近代工业的发展程度，还是整体的社会经济环境，都不足以使农村手工业全面衰亡，30年代农村手工业衰退的根本原因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31）林刚以1927～1937年间中国手工棉纺织业为例，对中国传统手工业中分布最广、影响最大的门类进行了定量的实证研究，澄清了学术界一些固有的认识，作者估计直至抗战前的1930年代中期，中国棉纺织品中（包括布匹、针织品和其他棉织品），机纱约占77～79％，土纱约占21～23％，棉布中的手织布约占71％，机制布约占29％。这说明手工业尚未到“垂死的边缘”（32），这种量化分析更具说服力。其实，用“衰落、衰退、衰亡、垂死边缘”等描述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的命运，是否贴切，在语义学上似可进一步斟酌＊。但如果是从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角度看，用上述词语对近代乡村手工业命运作定性描述似乎都不恰当。因为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程度远远未到乡村手工业退出其历史舞台的时候，持“衰落论”的学者也不能不承认，它不是内部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外力所造成的。因此，笔者认为更为科学的定性描述是，在外力的影响、主要是1929～1933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及随后相继发生的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等日本侵华战争的打击下，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陷入了严重困难时期。在外力解除后，手工业仍可恢复其原有的活力，并会向前继续发展，直至这种增长方式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为止。

三　几点思考

近50余年的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无论是论著数量，还是学术质量，都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问题也不少，表现在宏观研究不足，分歧较大；区域与行业研究上，存在着很多薄弱环节。今后该领域的研究应在现有基础上，针对上述不足与薄弱环节，进一步拓宽视野，更新方法，加强实证分析，推动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迈向新的高度。

首先，加强定量研究。数字是经济史科学性的最好体现。然而，从总体上看，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存在着定性分析多，定量分析少。吴承明、徐新吾等老一辈学者虽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但离全面弄清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的状况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尚有距离。这虽然与近代统计落后、数字缺乏有关，但也与研究队伍自身素质有关。我国现有经济史研究队伍分属于历史学科和经济学科两大类，前者占主导地位，普遍存在着经济学修养不足、数学训练缺失的问题，使得他们大多长于定性分析，疏于定量研究。要克服这种状况，一方面亟需经济史学界深入挖掘、整理史料，另一方面需要从长远着眼，加强经济学、数学修养，借鉴现代计算工具，强化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量化研究。

第二，将整体研究与区域研究、行业研究结合起来。所谓整体研究，是指站在宏观角度，将近代乡村手工业史进行区域性、行业性的整合，作为一个经济整体，探讨它的长期存在状况及其原因，分析它在中国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地位、全面评价它在近代农村社会经济中的作用，等等。所谓区域研究，是指站在中观或微观的角度，对一村、一乡、一县或更大的区域如华北、长江中下游等地乡村手工业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尤其应加强对若干近代手工业发展较好的农村地区如河北高阳、宝坻、定县等织布区、山东潍县织布区、江苏通海织布区、山东平湖针织业区、环太湖蚕丝业区、华南缫丝业区等的研究，准确把握不同区域的乡村手工业经济的特点。所谓行业研究，是指对若干重要的乡村手工业行业如棉纺织业、蚕丝业、制茶业、榨油业、造纸业、制糖业、编织业、针织业、陶瓷业等，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弄清不同手工业行业间的差异及其在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上的地位。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整体研究比较落后，区域与行业研究中又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性，在区域研究中，现有成果大多集中在江南、华北乡村手工业经济史，其他地区研究较为薄弱，有些地区如西北、东北等区域尚缺乏最基本的研究。在行业研究中，乡村纺织业、蚕丝业、制茶业的研究较多，其他手工业行业如榨油业、制糖业等行业研究不足。这种研究状况与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的广泛性及复杂性不相适应。因此，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要求我们将整体研究与区域研究、行业研究结合起来，整体研究只有建立在区域研究、行业研究的基础上，才能把握地区、行业间的差异性与不平衡性，区域研究、行业研究只有上升到整体研究，才能克服微观研究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缺憾，否则，研究结论就会走向片面，给人造成错觉和误解。

第三，更为客观与理性。求真求实不仅是史学精神，也应是史家品格，对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也不例外，客观与理性应是所有研究工作者的共同追求。秉持客观与理性，既要避免以理论、经济模型代替实证研究，又要尽可能防止研究主体受到情感影响，既要超脱于时代，又要避免过多的主观色彩。只有建立在客观与理性的基础上，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才是真实的历史，只有真实的历史，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才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既往研究中的某些分歧往往就是由于客观与理性不足所造成的。如对近代手工业与外国资本主义关系解释上的分歧，起源于如何拿捏评价外国资本主义的尺度。拿捏分寸的准确与否，不仅与研究主体的民族情感息息相关，而且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一方面，对百余年来深受外国欺凌的中华民族来讲，憎恶外国资本主义的情感可想而知，另一方面，建国后的相当一个时期内，西方国家封锁、扼杀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残酷现实，更加深了我国学者对历史上的外国资本主义的全面否定，这种现实的情感色彩便被自觉不自觉地倾注到历史研究之中。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西方关系改善，人们开始正视并理性评判外资的作用，学术界又出现了肯定外国资本主义的观点。因此，建国以来史学界在评价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国手工业的关系时先后出现“破坏论”与“发展论”的观点，此乃随时代变化而变化的民族情感的反映。但是，历史研究毕竟应该建立在理性与客观基础上，任何过度否定或过度肯定的解释，都可能使其滑向反面。如站在民族的立场上，揭露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近代经济的侵略似乎天经地义，无论怎样强调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社会经济的破坏作用，也似乎并不过分。但是问题在于，如果中国原有的资本主义萌芽被破坏殆尽，被中断了，这岂不是说中国近代资本主义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下产生的，这似乎又有“外铄论”之嫌，虽然强调了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手工业的破坏之罪，却又不自觉地肯定了它对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之功，否定了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自主性。因此，有学者提出外国资本主义虽然破坏了中国手工业，但并不严重，除棉纺业等少数行业外，大多数手工业行业存在下来了，近年来，更有学者在肯定外国资本主义对促进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模式分解的不自觉的工具时，强调了它在手工业向机器工业转化中的阻碍作用。摒弃这种偏执一端的观点，唯有秉持史家品格，既不因民族情感而过于强调外国资本主义对近代手工业的负面影响，也不要因当代吸引外资的需要而一味肯定它在历史上的正面作用。

从理论或所谓规范认识出发，也会造成研究中无谓的分歧。如在对“耕织结合”与自然经济解体问题评价上，为什么面对同样的情形，会形成完全相反的观点呢？仔细揣摩既往的研究，笔者认为，学术界已经将“耕织结合”的经济性质固定化了，形成了所谓的规范理论：即“耕织结合”模式是自然经济的象征，它的分解标志着自然经济的解体，在这里，“耕织结合”已经概念化为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的典型。其实，这种规范认识存在着缺陷：首先，“耕织结合”作为农家的一种经营模式，并不是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全部，手工棉纺织业之外，还存在着大量的农村手工业行业，棉纺织业衰落了，还会有其他乡村手工业代之而起，在新的基础上形成与农业的新结合。因为，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是近代中国小块土地经营制度所决定的，只要耕地不足，农户就不得不进行多种经营，将农业、手工业、家畜饲养业等结合在一起，以维持家庭的延续。其次，“耕织结合”的经营模式也未必一定就是自然经济，随着社会经济大环境的变化、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农业与手工业结合的内容、方式的不同，农业与手工业经营方式的变化，名称上虽然还是“耕织结合”，但其经济意义已悄然发生了改变，它可能是商品经济，也可能是资本主义，关键取决于农家与市场联系的程度及其经营方式的变化。可见，“耕织结合”不仅具有较大的弹性，可以容纳不同类别的手工业，而且具有不同的经济意义。因此，不加区分地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的农家织布业看作是“绝对意义上的自然经济”，其实只是看到了乡村手工织布业与农业相结合的表面现象，而没有对该业的具体形态作更精细的分析。在这里，“耕织结合”虽然没有解体，但统统斥之为自然经济，显然是忽视了近代农民家庭手工业在生产技术、经营形式、与市场的联系等方面的变化，及其手工业在农家经济结构中的地位与作用。因此，对近代农家耕织结合模式尚须作更深入、更细化的剖析。

转贴于 　参考文献

（1）戴逸.中国近代工业和旧式手工业的关系[N].人民日报，1965－08－02. （2）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概论[A].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3）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4）樊百川.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的遭遇和命运[J].历史研究，1962，(3).

（5）汪敬虞.中国近代手工业及其在中国资本主义产生中的地位[J].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1)

（6）吴承明.近代中国工业化道路[J].文史哲，1996，(6).)

（7）彭泽益.近代中国工业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工场手工业[J].近代史研究，1984，(1).

（8）黄逸平.近代中国经济变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9）史建云.从市场看农村手工业与近代民族工业之关系[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1).

（10）戴鞍钢.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再考察--以棉纺织业为中心[J].复旦学报，2001，(5).

（11）彭南生.论近代手工业与民族机器工业的互补关系[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2).

（12）林刚.长江三角洲近代大工业与小农经济[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

（13）马俊亚.混合与发展：江南地区传统社会经济的现代演变（1900~1950）[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14）[美]chi-ming Hou. Foreign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美]哈佛大学出版社，1973.

（15）马若孟.手工棉纺织和近代中国棉纺织工业的发展[A].张仲礼.中国近代经济史论著选译[C].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

（16）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北京：中华书局，2000.

（17）陈诗启.甲午战前中国农村手工棉纺织业的变化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成长[J].历史研究，1959，(2).

（18）徐新吾.对中国近代手工棉织业史料中一些误解的评述[J].上海经济研究，1988，(3).

（19）杨宇清.中国近代手工业的演变和反思[J].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91，(4).

（20） 张思.遭遇与机遇：19世纪末中国农村手工业的曲折经历--以直鲁农村手工纺织业为例[J]史学月刊，2003.(11).

（21）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22）（美）赵冈.现代棉纺织工业的成长及其与手工业的竞争[A].载德·帕金斯.中国现代经济的历史透视[M].[美]斯坦福大学，1975.

（23）徐新吾.近代中国自然经济加深分解与解体的过程[J].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1).

（24）陈惠雄.近代中国家庭棉纺织业的多元分解[J].历史研究，1990，(2).

（25）谢放.近代四川农村"耕织结合"的分离过程及其局限[J].近代史研究，1990，(1).

（26）刘灿河.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山东手工棉纺织业--兼谈对"自然经济解体论"的认识[J].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经济史，1988，(6).

（27）陈庆德.论中国近代手工业发展的社会基础[J].云南财贸学院学报，1990，(3). 论中国近代手工业的发展趋势[J].求索，1991，(6).

（28）张忠民.近代上海农村地方工业的演变及其趋向[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4，(2).

（29）王方中.1930～1937年间中国手工棉织业的衰落[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8，(5).

（30）夏林根.论近代上海地区棉纺织手工业的变化[J].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经济史，1984，(11).

近代农业发展范文第11篇

一　研究状况综述

建国以来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大致上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各个阶段所关注的问题及其所研究的取向不同，体现出不同的时代特点。1949年至1966年，学术界对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虽然论文不多，但质量很高。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即中国传统手工业与近代工业的关系、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国民族机器工业的关系，研究工作表现了更多政治取向，尤其是对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的谴责和批判。1966年至1976年，十年，学术成为政治的附庸，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虽然幸免于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但由于学术界移情于革命史、阶级斗争史，这一领域的研究事实上无法展开，倒是国外汉学界在该领域的研究走在了我们的前面。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逐渐细化与深化，领域逐步拓宽，新观点不断出现，既有跨区域、跨行业的宏观性的总体观察，也有分区域、分行业的具体入微的探析，强烈的学术关怀与现实关怀成为学者们的主要研究取向，讨论更加趋于理性与客观。

迄今为止，虽然尚无一部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专著，但相关著作中的探讨并不少见，严中平的《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是国内第一本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棉纺织业的专门性著作，其中相当篇幅分析了近代以来手工棉纺织业的解体及其生产关系的蜕变，为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三卷本（人民出版社2003年再版本）分析了资本主义手工业的发生、发展过程。全慰天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中，全面评述了手工业的发展概况及其与民族机器工业的关系。段本洛、张圻福著《苏州手工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虽然主要以苏州城镇手工业为讨论对象，但乡村手工业亦有涉及。徐新吾主编《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在分析机器缫丝工业的同时，也附带论及手工缫丝业。黄逸平著《近代中国经济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对手工业的兴衰状况及其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进行了论述。汪敬虞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在第十三章中纳入了由王翔撰写的手工业，对这一时段的手工业经济进行了总体评析，并对十个行业作了示例性研究。苑书义、董丛林著《近代中国小农经济的变迁》（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将乡村工副业纳入小农经济体系中，分析了农民家庭工副业中的主要行业如棉纺织业、蚕丝织业、草帽辫、花边、发网业及其他家庭副业的兴衰概况。中青年学者王翔、彭南生分别出版了《中国近代手工业的经济学考察》（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和《中间经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中国近代手工业（1840～1936年）》（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从宏观上论述了手工业在近代中国兴衰演变的原因、地位及其作用。但是上述著作未将近代乡村手工业从城市手工业中分离出来，看不出手工业在近代农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大多数研究者将手工业作为机器工业的一个配角，看不出乡村手工业自身的变迁。

与此同时，区域性的近代农村社会经济史专著或专门性的行业史著作也非常关注区域内的手工业经济状况。乡村手工业是行业史研究或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否则，区域社会经济史或行业史的整体性将受到影响，因此相关著作都或多或少地迁涉到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其中较为突出的有，朱新予主编的《浙江丝绸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徐新吾主编的《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等主要分析了近代江南城乡丝织业的演变。徐新吾主编的《江南土布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分上、下编，上编缕述了近代上海地区手工织布业与土布商业的变化，下编辑录了江苏江阴、常熟、常州、无锡、苏州、南通以及浙江慈溪、平湖、硖石等地的土布史料，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便利。从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四部分以“手工业与乡村经济”为题对近代河北、山东、河南的主要乡村手工业进行了分析。曹幸穗著《旧中国苏南农村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充分利用满铁的“中国农村实态调查”资料，讨论了农村工副业生产及其在农家经济中的地位、农副产品及其生活资料的商品化。苑书义、任恒俊、董丛林等著《艰难的转轨历程??近代华北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以“传统手工业的变迁”为题粗线条地概述了华北乡村手工业的兴衰。庄维民著《近代山东市场经济的变迁》（中华书局2000版）从山东工业化进程的角度分析了传统手工业结构的嬗变、农产品加工业的工业化进程。林刚在《长江三角洲近代大工业与小农经济》（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重点探讨了家庭棉纺织业、蚕桑业与近代机器大工业之间的关系。王笛著《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中华书局2001年版）描述了传统手工业到近代工业的发展历程。张利民等人合著的《近代环渤海地区经济与社会研究》（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将手工业纳入该区域工业体系中，分别讨论了辽宁、天津、山东工业体系的特色，肯定了乡村手工业的发展及其与近代工业的关系。侯建新著《农民、市场与社会变迁??冀中11村透视并与英国乡村比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利用解放前国内外有农村调查资料，从农村产业结构变化的视角，对冀中11村工副业经济进行了细致的探讨。徐浩的《农民经济的历史变迁??中英乡村社会区域发展比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利用方志资料，以织布业为例，简略地分析了华北农村工副业的扩张。马俊亚在《混合与发展：江南地区传统社会经济的现代演变（1900～19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以专章对江南农村手工业与机器工业的关系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新近唐致卿推出了《近代山东农村社会经济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版）篇幅达72万字，其中第四章第三节以2.5万字的篇幅简要地探讨了“农村手工业和副业”的存在领域。不过上述研究除个别较为深入外，大多将乡村手工业视作行业史或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绕不过去的“坎”，讨论停留在浅层次上，有些只是点到为止。不仅如此，这类研究普遍存在着行业的不平衡性与地域的不平衡性，就行业而言，棉纺织业、丝织业等是讨论中的重点，其他众多行业较少，有些则根本尚有触及，就地域而言，除华北、江南考察较为充分外，其他广大地区探讨较为薄弱。

相比之下，无论是成果的数量，还是学术质量，亦无论是研究的深度，还是讨论的广度，论文都大大超过了专著，对推动近代中国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的发展，做出了更大的贡献。虽然有些论文并非专门以乡村手工业经济为题，但大量利用了乡村手工业经济史料，其结论无疑也是适用于乡村手工业的。

1956年陈诗启探讨了近代中国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成分（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6年第4期），稍后他又撰文分析了甲午战前中国农村手工棉纺织业的变化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成长（历史研究1959年第2期）。彭雨新以丝棉手工业为例，剖析了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对我国原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影响（光明日报1961年8月2日）。1962年，樊百川撰文揭示了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的遭遇和命运（历史研究1962年第3期），1965年戴逸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中国近代工业和旧式手工业的关系》（人民日报1965年8月20日）希望将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推向深入，然而随后10年“”使这一讨论进程中断了十余年之久。这一时期讨论近代乡村手工业史的专文虽然不多，但质量较高，视点集中，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关系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与重点。

改革开放后的最初几年中，学术界对近代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仍然乏力，学术论文仅见李炳东对广西近代手工业兴衰演变的宏观概述（广西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夏林根以地方志史料为依据，对上海棉纺织手工业的衰落所做的分析（中国地方志通讯1983年第1期）。鉴于这种状况，彭泽益呼吁重视中国近代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他认为忽略近代手工业、尤其是工场手工业，“使得中国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史的形象不够完整，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因此专门撰文“希望能够引起重视，充实这方面的调查研究”（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1期）。此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的论文渐渐多了起来，唐文起探讨了营口土布市场的兴衰对南通土布业的影响（江海学刊1985年第5期）。潘景隆、谭禹对光宣年间吉林蚕业的兴衰状况及其原因进行了讨论（历史档案1985年第1期）。李达三从微观角度剖析了近代河北高阳土布的盛衰情形（河北大学学报增刊，1985年）。1986年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进入兴盛时期，无论是宏观探讨，还是区域研究，亦无论是手工业经济整体，还是若干重要手工业行业，都成为学者们探讨的对象，出现了一系列的新观点。

就宏观研究而言，李荣昌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近代工业与传统手工业之间的竞争（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7年第3期）。张学君对19世纪后期的四川工场手工业进行了实证研究（社会科学研究1987年第3期）。陈玉环、刘志伟利用《沙?虺??砍率霞移住贰⒋痈霭附嵌忍致哿饲宕?笃诠愣?乃恐?こ。ㄖ泄?缁峋?檬费芯?987年第3期）。乡村手工业的兴衰变化与近代社会运动密不可分，张思从直鲁农村手工纺织业破产的角度考察了北方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原因（《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汪敬虞就中国近代手工业及其在中国资本主义产生中的地位提出了新的观点（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徐新吾从总体上考察了近代中国自然经济加深分解与解体的过程，已经注意到了这一发展过程的不平衡性（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王方中以大量丰富的史料探讨了1930～1937年间中国手工棉织业的衰落及其原因（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8年第5期）。谢放以四川为例，讨论了近代农村“耕织结合”的分离过程（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1期）。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批中青年学者将研究视野聚焦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这既是手工业经济史受到重视、研究工作进一步细化的表现，也是农村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受到关注、进而带动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的一种反映。曹幸穗站在农民家庭经济的微观角度分析了近代苏南地区农村手工业副业的存在状况及其地位（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3期）。陈庆德论述了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发展的社会基础（云南财贸学院学报1990年第3期）、及其发展趋势与归宿（求索1991年第6期）。史建云以华北地区抗战之前的情况为依据，从市场角度分析近代农村手工业对近代民族工业的促进作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对20世纪30年代初期农村手工业衰退现象及其原因提出了新看法（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3期），并论述了华北手工业生产力的变革（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王翔探讨了近代中国行会手工业的演变（历史研究1998年第4期）、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传统手工业的危机（江海学刊1998年第3期）、手工业经济结构等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彭南生发表了系列论文，其中《中国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二元模式》（史学月刊2001年第1期）、《传统工业的发展与中国近代工业化道路选择》（华中师大学报2002年第2期）、《包买主制与近代乡村手工业的发展》（史学月刊2002年第9期）、《半工业化：近代乡村手工业发展进程的一种描述》（史学月刊2003年第7期）、《论近代乡村半工业化的兴衰》（华中师大学报2003年第5期）、《“地方能人”与近代乡村手工业的发展》（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进一步深化了这一研究，提出了“半工业化”分析框架，明确肯定乡村手工业的发展，并分析了发展的多种因素。此外，他还撰文评价了晚清、民国政府的手工业经济政策与措施，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华中师大学报1998年第6期、2000年第1期），以及近代手工业与民族机器工业的互补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万振凡、孙桂珍重新评价了近代中国农民家庭手工业（江西师大学报2003年第1期）。

陈西平从区域研究的角度、以清末湖南为横截面，透视资本主义手工业的发展，并探讨了它的特点（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经济史》1990年第10期）。张忠民分析了近代上海农村地方工业的演变及其趋向（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4年第2期），他后来将这一研究扩大到近代长江沿江城市周边农村的非农产业，明确肯定乡村手工业的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9年第3期）。刘华明按时段顺序对1840－1949年间上海地区农民家庭棉纺织手工业的变迁情况进行了描述（史学月刊1994年第3期）。胡水凤对近代江西几种主要手工业的兴衰变化进行了考察（江西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史若民则探讨了近代山西部分手工业的变迁（山西师大学报1991年第1期）。戴鞍钢研究了开埠后的近代上海与周围乡村手工业的关系，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近代城乡经济关系的内涵（史学月刊1994年第2期）。李先富探析了清末民国时期广西手工业的发展及其在市镇发展中的地位（广西师大学报1996年第1期），宾长初揭示了广西近代手工业的变化（社会科学家1996年第3期）。乡村手工棉纺织业在革命根据地、抗日根据地等红色区域中十分重要，刘宏探索了晋察冀边区的棉纺织业（河北学刊1998年第1期）。刘萍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妇女纺织运动进行了考察（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2期）。张静以草辫、花边、发网业为例，探讨了近代山东农村手工业的外向型发展（史学月刊2002年第2期）。李靖莉评述了黄河三角洲地区近代手工业的商品化倾向（东岳论丛2003年第2期）。杨华论述了清末民初黑龙江手工业的发展情况（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更多区域性的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是从行业史反映出来的。

就手工业行业史而言，棉纺织业、蚕丝业、制茶业等多有专文探讨，其中棉纺织业是讨论重点，研究的视角既有整体性的行业史，也有区域性的行业史。夏布是近代乡村重要的纺织业，胡水凤探讨了近代江西夏布的产销问题（江西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林顿等简要考察了清末四川的手工棉织业状况（社会科学研究1986年第2期）。刘灿河通过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山东手工棉纺织业的考察，提出了对“自然经济解体论”的新认识（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经济史》1988年第6期）。陈惠雄提出了近代中国家庭棉纺织业多元分解的历史解说（历史研究1990年第2期）。李金铮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定县的家庭棉纺织业进行了实证研究（河北学刊1991年第3期）。陈美健具体分析了清末直隶工艺总局在高阳织布业兴起中的历史作用（河北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刘华明对近代百年间上海地区农民家庭棉纺织手工业的变迁状况及其原因进行了描述性的讨论（史学月刊1994年第3期）。张思对清末直鲁地区农村手工纺织业的曲折经历进行了细致的考察（载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明清史研究室：《清王朝的建立、阶层及其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他后来将视野扩大，以直鲁地区农村手工业为例，考察了19世纪末中国农村手工业的曲折经历（史学月刊2003年第11期）。阚维民对民国初年山东手工棉纺织业中的生产关系进行了具体入微的探讨（民国档案1996年第2期）。林刚就1927～1937年间的中国近代手工棉纺织业提出了新观点（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2期）。

在蚕丝业研究中，严学熙论述了蚕桑生产与无锡近代农村经济的关系，肯定了蚕桑业的重要地位与作用（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4期）。姚玉明深入挖掘了近代浙江丝织业生产的演变及其特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4期）。王翔从近代化的角度论述了中国传统丝织业的发展过程（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3期）。李平生着重就1929～1933年世界性的经济大危机对中国蚕丝业的生产所造成的影响进行了详细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4期）。徐秀丽对近代浙江湖州地区蚕丝业生产的发展及其局限进行了全面考察（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2期）。张晓辉探讨了广东近代蚕丝业的兴衰及其原因（暨南学报1989年第3期）。黄慰愿从生产力角度分析了广东近代蚕丝业畸形发展的原因（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徐新吾、张守愚综述了江南丝绸业的历史状况（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4期）。王翔的研究更为深入，他对近代江南丝绸业的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变迁进行了分析（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4期），又考察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对中国丝绸业近代化的促进作用（安徽师大学报1992年第1期）。彭通湖对抗战前四川纺织业的兴衰状况进行了初略探讨（档案史料与研究1992年第4期）。李平生对晚清蚕丝业改良进行了重新考察，既肯定了成绩，也指出了所存在的局限性（文史哲1994年第3期），周从平探索了浙江近代的蚕丝改良（浙江学刊1997年第3期），汪敬虞从中国近代生丝贸易的变迁入手，评述了缫丝业中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2期）。

在制茶业研究中，苏鑫对近代安溪制茶业进行了个案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4期）。汪敬虞从对外贸易的视角研究了中国近代茶业的现代化问题（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6期）。戴鞍钢对近代中国植茶业的盛衰进行了全面考察（史学月刊1989年第1期）。张笃勤对近代汉口与俄国间的茶叶贸易进行了探讨（江汉论坛1994年第2期），杜七红论述了茶业对晚清汉口市场的影响（江汉论坛1999年第6期）。胡赤军全面考察了近代中国与西方的茶叶贸易（东北师大学报1994年第1期）。陶德臣发表了系列论文，深化了近代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史研究、揭示了其发展阶段及其特点（中国农史1996年第2期）、出口茶业的经济结构（苏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以及伪劣茶对近代中国制茶业的负面影响（中国农史1997年第3期），他还从中外对比角度对19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中印制茶业进行了比较研究（中国农史1999年第1期），对近代中国茶叶生产中的高利贷金融资本（中国农史2001年第3期）、茶农经营状况等（中国农史2003年第1期）进行了分析。唐文起则细致分析了我国近代茶叶交易中的初级市场（江海学刊1994年第5期），刘淼探讨了民国时期祁门红茶的产销统制问题，涉及到这一时期乡村制茶业中的政府行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4期），周翔鹤探讨了晚清台湾乡村制茶业（台湾研究集刊2001年第2期），皮学军讨论了民国时期湖南安化制茶业走向衰落的具体原因（益阳师专学报2002年第5期）。贺?则通过对1886－1896年间中国红茶出口的考察，探讨了中国近代茶业出口衰落的原因（福建论坛2003年第1期），林齐模以华茶对英出口为中心，具体考证了近代中国茶叶国际贸易的衰减（历史研究2003年第6期）。

其它乡村手工业行业也略有探讨，如林仁川对民国时期福建纸的生产与运销进行了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1期），胡水凤简要考述了近代江西的?麻业（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魏娅娅从出口贸易入手，分析了近代中国榨油业对社会经济的促进作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6期）。李志英分析了近代中国传统酿酒业的发展，填补了该行业史研究的空白（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3期）。郭大松、庄慧娟肯定了传教士在近代山东花边、发网业兴起中的历史作用（烟台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梁勇对近代四川桐油外销与市场整合问题进行了讨论（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有关农村集市、贸易等方面的论文对近代乡村手工业多有涉及，限于篇幅，本文不一一介绍。

与此同时，国际汉学界成为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经济系赵冈研究了鸦片战争后进口棉货与手工纺织业的关系，他与陈钟毅合著的《中国棉业史》（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年印行）对中国近代手工纺织业的生产制度、技术条件以及其他有关因素进行了探讨，此外，他在《现代纺织工业的成长及其与手工业的竞争》（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5年）、Albert Feuerwerker（费维恺）在《1870～1949年的中国经济》（密执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出版1968年、）《1871～1910年中国手工棉纺织业与机器纺织业》（经济史杂志第30卷第2期，1970年6月）等文中，深入分析了机器纺织业与手工纺织业的关系。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马若孟关于中国近代农民经济的研究中，对农村手工业多有涉及，他还发表一些专题性的论文，如《手工棉纺织业和近代中国棉纺织工业的发展》（经济史评论1965年第3期），从中、日比较的角度分析了手工棉纺织业在两国工业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美国联合大学经济系副教授容国石探讨了中国手工纺纱的衰落与演变（美国《清史问题》1974年第2期）。此外，美国学者李明珠的《中国近代蚕丝业及外销（1842～1937）》（中译本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出版），作者将乡村蚕丝业置于近代中国对外贸易的大背景下，探讨了江南及其他地区蚕丝业的发展及其在农民家庭经济中的作用。黄宗智探讨了华北及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乡村工业，他的学生、现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叶汉明分析了山东潍县近百年农村社会经济的演变，潍县乡村手工业是其探讨的重点之一。日本学者森时彦新近推出了《中国近代棉业史之研究》（日本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1年），“着眼于中国传统棉纺织业与来自西欧的近代棉纺织工业相碰撞而发生变化的过程”。

从总体上看，近五十余年的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史研究，在中外学术界的共同努力下，无论是整体性的概论，行业性的专论，还是区域性的分论，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以后该领域的深入研究积累了良好条件。但是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其薄弱环节仍然很多，需要我们在总结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视已经形成共识的观点，正视研究中尚存在的分歧，整合力量，在新的起点上将近代乡村手工业史的研究推向深入。

二　现有研究中的主要观点及分歧

综观现有研究，学术界关注的主要问题及其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的分歧，可以归纳如下：

第一，关于传统手工业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关系，长期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传统手工业和资本主义现代工业之间有着内在的、前后相承的关系，这等于说中国既有的手工业存在着向资本主义现代工业发展的历史趋向。早在60年代，戴逸在《中国近代工业和旧式手工业的关系》一文中提出：“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社会经济和手工业生产所达到的水平，是中国近代机器工业由以产生的出发点和内在根据。离开了这个出发点和内在根据，近代机器工业的出现就会成为不可理解的事情。”（1）吴承明在20世纪80年代进一步呼应了这个观点，他从劳动力、资本市场等方面阐明手工业为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准备了社会条件，指出：“在中国，也有些同志认为，明清以来的资本主义萌芽，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中断了。鸦片战争后近代工业的建立是另起炉灶，与原来的资本主义萌芽并无继承和发展关系。这可称为‘中断论’。”（2）（P128）那种认为我国资本主义是鸦片战争后从外国移植来的，“更站不住脚，这种理论是否定工场手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只把使用机器和机械动力的近代工业算作是资本主义。”（3）（P758）但是樊百川并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洋务运动时期出现的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不但不是在资本主义萌芽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而来，而且恰恰是随着手工业的破产，在这种资本主义萌芽被破坏的情形下，由于外国机器工业的刺激，一部分从封建势力控制下的官办军事工业逐步演变而来，一部分在托庇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之下而逐渐发展起来的。”（4）80年代后期，汪敬虞针对这一观点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鸦片战争前中国封建社会原有的手工业并没有中断，绝大部分在鸦片战争后继续存在，但并不是向手工工场发展、也没有向大机器工业转化，“中国原有的手工业以至整个经济，还远没有为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产生，准备必要的条件。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出现，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条件下产生的”，大机器工业与手工业之间形成一种相互依赖、荣损与共的关系，但是，“中国大机器工业和手工业的'长期共存'，并不是由于工厂和手工业在机械化程度方面彼此互相接近，而是由于中国工厂和手工业同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在外国资本的强大势力面前，有着共同的命运。这种‘长期共存'，不是发展中的共存，而是两者都得不到发展的并存。”（5）

笔者认为，在传统手工业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关系问题上产生上述分歧，既有概念上的混乱，也有理论与史实上的脱节。从概念出发，机器工业不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手工业中也存在着“资本主义”，这里的资本主义只不过是一种生产关系，严格意义上说就是一种雇佣关系，既然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内部已经存在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鸦片战争后也没有中断，那么就没有理由将近代资本主义限制在民族机器工业这种生产力层次上。这样，在分析传统手工业与民族机器工业产生的关系时，就不必上升到它与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产生之间的关系了。从理论上说，资本主义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完全有可能产生机器工业，但在事实上，中国近代民族机器工业的出现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下，由晚清政府通过引进机器技术创办起来的，与原有资本主义萌芽似乎没有什么关系，这并非什么不可理解的事情。

不过，民族机器工业与手工业的长期共存是事实，两者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学术界存在着两种明显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充分肯定民族机器工业与近代手工业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肯定手工业从附属于传统农业经济到附属于大机器工业的进步作用。吴承明认为，“大体在1920年以前，手工业与近代化工业并行发展的，现代工业发展较快的时候也是手工业尤其是工场手工业发展最快的时候，乃至在同一行业中也是这样，两者间的互补作用超过两者间的对抗。”（6）樊百川认为近代手工业与大机器工业之间是一种依附关系，认为：“一方面，大机器工业和工场手工业通过加工订货，收购和赊销，统率着广大的小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另一方面，所有各种手工业，从工场手工业到农民家庭手工业，又都依附于大机器工业，甚至成为大机器工业的厂外附属部分。中国手工业，从这时开始，再也不是孤立于资本主义之外而独立发展了，它已经逐步纳入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范围和轨道。”（4）彭泽益也指出，鸦片战争后的手工业，“随着整个社会经济的改组，这种个体经济也被改造，使它在不同程度上为资本主义服务，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属和必要的补充形式。”（7）黄逸平也肯定了这种补充意义，“这种补充，不仅在于大量手工业产品满足了市场的需要，弥补了大工业产品的不足，也在于它是大工厂产品某些工序的在外协作者。”（8）（P245）史建云着重从农村市场的视角分析了乡村手工业与近代机器工业的发展，认为农村手工业使用近代工业生产的原料或工具，农村手工业提高了农民的购买力，同时大多数农村手工业不存在与机器工业的竞争关系，因此，“在近代中国，农村手工业商品生产，在市场问题上，对民族工业的发展既有促进的一面，也有与之竞争、对抗的一面，促进作用是主要的，而竞争、对抗则是将要的。”（9）戴鞍钢还以棉纺织业为中心对两者间的关系进行了再考察，他充分挖掘地方志中所蕴藏的大量经济史资料，分析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特色，认为：“在近代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生发展有其历史的独特性，它并不意味着以往很多人所认为的个体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没落和破产’，而是通过后者生产结构的内部改组，逐渐与近代工业形成一个互补互动的经济关系。”（10）彭南生更具体地揭示了手工业与民族机器工业之间多层次的互补关系，包括结构性互补、市场关联性互补、市场水平性互补以及劳动技术性互补。（11）林刚以大生纱厂与南通农村家庭纺织业的实例，指出“中国近代棉纺织工业的产生……是在农民家庭手工业的发展中建立起大工业的产品市场，农民家庭手工业也同时得到改进与更新”（12）（P54）。马俊亚通过对江南农村手工业的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尽管在许多方面，手工业对现代工业有抵触的一面，现代工业对手工业有挤压的一面，但不管怎样，现代工业的发展不是完全悖离中国手工业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利用了这种得天独厚的资源。”（13）（P197）但是，另一种观点不同意将两者间的互动作用估计得过高，相反，认为两者之间是一种你死我活的恶性竞争关系，或提出民族机器工业的产生和发展是建立在农民家庭手工业被破坏的基础上的，或主张农民家庭手工业的存在构成了机器工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国外有学者认为，手织业使用了改良的手织机，增强了同近代工业的竞争能力，反而阻碍了近代工业的发展（14）（P179－186）。马若孟也认为清末手工棉纺织业的调整挡住了近代中国棉纺织工业的发展（15）（P295－308）。黄宗智也持大体相同的观点，农民家庭手工业不过是家庭式农场的经济支柱，“这种商品化了的手工业，与其说是象有的人说的那样成为过渡到资本主义工业的跳板，不如说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因为“旧式家庭农场吸收了商品性的手工业生产，使它成为自己的附加支柱。在这个过程中，商人耗去了一部分可能投入工业的资本，也占去了一大部分可以支撑近代工业的市场。”（16）（P203）

第二，关于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国手工业的关系，学术界普遍认为，鸦片战争前中国手工业经济内部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战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对手工业经济造成了复杂的影响，在洋货的打击下，农村手工业一败涂地，此为“压迫论”或“破坏论”。陈诗启针对此前学者一般侧重于外国资本主义机制棉纺织品对中国手工棉纺织业的破坏面，认为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农村棉纺织业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破坏了中国颇大地区的农村手工棉纺织业”，自给生产的特点在迅速衰退；另一方面“促进了农村手工棉纺织业资本主义生产因素的成长”，尤其是“资本主义家庭工业”在农村中成长起来了，这甚至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里程碑。”（17）樊百川则站在近代中国百年历史的长时段对鸦片战争后中国手工业的遭遇和命运进行了全面的探讨，认为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原有手工业中已经存在着的资本主义萌芽，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截断了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正常道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强大势力面前，中国固有的手工业大量破产，“手工业的破产，摧毁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所依以生长的基础，从而也剥夺了中国在正常情况下发展资本主义的可能”。所谓“正常道路”，当然是指从手工作坊到手工工场再到大机器工业这样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另一部分手工业在外国资本和买办商人资本的控制下，变成出口原料的加工手工业从而依附外国资本主义的命运”，这类依附型的手工业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和近代家庭劳动，一小部分过渡到机器工业，“这在中国手工业的发展史上，无疑地应该说是一种很大的进步。”（4）徐新吾认为传统“破坏论”是可以成立的，他以手工棉织业为例指出：“帝国主义的机制布是破坏农民手织业的更较重要的力量”（18）。也有学者认为，简单地将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传统手工业的影响两分为“破坏”或“发展”均有失偏颇，他们认为“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从充当手工业与农业分离的不自觉的工具，变为阻碍中国工业向资本主义工业转化的势力”，“外国资本家利用中国的特殊国情，阻碍手工业向机器工业过渡。”（19）戴逸认为，“外国的侵略可以改变中国经济发展进程的方向和速度，但是不可能一刀斩断这个进程。”（1）新近张思撰文指出，“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农村手工纺织业既经历了一段衰落破产的悲惨遭遇，又迎来重获新生的复兴机遇”，强调“应辩证地看到与遭遇同在的机遇及其历史意义，还应对传统农村经济在机遇面前的对应和表现给予关注”（20）。国外学者则普遍认为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农村手工业的影响局限在通商口岸附近的农村地区，对广大内地农村的传统手工业影响甚微，使其一直得以维持下来。美国学者费维恺认为：“整个手工业在1870～1911年间并没有受到严重破坏”，并称以往中国学者的观点是“最粗浅的公式化的指责”（21）（P338－378），过分夸大了外国资本主义的负面影响。赵冈也以手工棉织业为例，论证了传统的“破坏论”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理论”，“手工织布业迅速发展的有案可查的阶段是发生在现代棉织品进口与国内生产都有重大增长的期间”（22）（P174），这即是说，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传统手织业即便没有促进作用，至少也没有太大的破坏性。

第三，近代乡村手工业与农家“耕织结合”模式的分解。棉纺织手工业不仅是中国近代规模最大的手工行业，而且也是作为农业与小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象征的“耕织结合”模式的典型，因此，棉纺织手工业成为学术界讨论最多、争论最为激烈的一个问题，也是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亮点。传统的主流观点认为由于洋纱洋布大量倾销，近代中国棉纺织手工业的总趋势是逐渐衰落，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模式不断走向解体。近年来，学者们对传统观点提出了不同认识。徐新吾首先纠正了以往研究中的一些错觉，如过去一般认为洋纱的入侵是由通商口岸的沿海地区开始，然后逐步深入内地的，然而“事实是洋纱的入侵先从非植棉地区（主要是闽广）开始”的，又如过去一般认为，洋纱的侵入土布是在全国范围内由土经土纬过渡到洋经土纬，再过渡到洋经洋纬，徐新吾认为“如果笼统地从总的发展进程来看，也不妨可以这样说，而具体考察则并非完全如此”，各地在发展中存在着差异，“这种发展的不平衡性是需要加以注意的。”（23）陈惠雄对近代中国自然经济解体论中的单线史观进行了挑战，“提出了家庭棉纺织业的多元分解乃是朝向经济近代化、商品化进步的历史解说”，他在概述大量史实的基础上，“认为中国传统丝织业在资本主义外力冲击下只呈单线性萎缩、并没有多元发展进步的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24）同样对这种单线史观提出挑战的还有谢放，他在《近代四川农村“耕织结合”的分离过程及其局限》一文中认为：“洋纱倾销的主要作用不过是改变了'耕织结合‘的形式，即由原来的自纺自织改为买纱自织。在广大农村地区，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仍然结合在一起”，另一方面，又“带来了不利于其进一步分离的消极影响”，在与外国资本的不等价交换中，“'耕织结合’的分离过程亦由此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时而分离，时而结合”，因此不能对近代中国自然经济解体的程度估计过高（25）。李金铮通过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定县的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实证分析，认为农村耕织结合的解体“并非来自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内动力作用，而是来自外来侵略势力的影响，是一种历史的畸形。”但是，也有学者不同意上述观点，认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村自然经济结构并未真正分解，如刘灿河在分析近代中国自然经济解体时，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山东手工棉纺织业、包括当时颇为名气的潍县织布业为例，指出“这些当然是绝对意义上的自然经济，丝毫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气味”，“不可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进而得出结论认为乡村手工织布业的发展“正是反映了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结构的坚固性特点。说它'解体'了，那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它非但没有解体，而且还有所强化。”（26）

第四，关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的发展前途。鸦片战争后，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双重冲击下，近代手工业兴衰起伏、历经曲折，但毕竟在社会经济生活中长期存在下来了，某些行业、某些地区的手工业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如何看待和理性分析这一历史现象。陈庆德认为近代手工业发展的内在基础是农民经济的贫困化，“中国近代手工业的这一特殊发展过程，完全是在社会经济贫困化的强大推动下形成的”，也正因为如此，鸦片战争后“无论是传统手工业，还是新兴手工业，都未曾改造旧有的基础。因此无论这种生产组织形式与资本主义剥削形式多么相似，但它同资本主义生产结构本身仍有本质的区别”，“与其说中国近代工场手工业是一种资本组织的生产单位，不如说它更靠近前资本主义的小商品生产基础。整个手工业总体发展趋势中这种个体性质的保持，使其向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转变，尚有相当大的差距”，“它总是不能向前更进一步转化为机器生产”，并断言“在资本主义生产基础已完全建立起来的近代的世界性历史联系中，以手工业为主体的社会经济发展，与其说是向着近代化转变的自然累积过程，不如说是近代化历史转变的道路受到阻塞。”（27）但是大多数学者仍肯定近代手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即使是个体手工业，其性质也发生了变化，“一般地讲，在鸦片战争前的封建社会，它为封建主义服务，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随着整个社会经济的改组，这种个体性质也被改造，使它在不同程度上为资本主义服务，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属和必要的补充形式。”（7）张忠民分析了近代上海农村传统农家手工业，认为近代农村地方工业显示了中国农村摆脱贫困，摆脱传统小生产，走向现代化的历史方向。作者在该文中力图穿透历史时段的限制、找寻历史的启示，提出90年代东南沿海的乡镇企业“乃是前近代农村家庭手工业的逻辑延伸，它们在存在和发展的动因、基本条件以及亲缘关系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和内在的逻辑联系；由近代而后瞻，近代农村的地方工业毫无疑问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自70、80年代蓬勃发展的农村乡镇工业的先声。”（28）作者的这种研究取向对探讨中国式的乡村工业化道路具有重要意义。彭南生近年来发表多篇论文明确肯定近代乡村手工业在清末民初以来的发展，并将若干地区、若干行业中以技术进步为依靠、以区域外市场为依托的乡村手工业的发展称之为“半工业化”，半工业化存在着向工业化发展的趋势，尽管由于外力的影响，未能最终完成向工业化的转化，但这种与技术改造为主的渐进性工业化模式与引进机器技术为主的突发型工业化模式一道构成中国近代的二元工业化道路。

第五，关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衰落的认识。如何看待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外力影响下出现的乡村手工业经济状况的变化，学术界主要存在着两种对立观点。王方中列举大量史实，说明从1930年至抗日战争前夕，中国手工棉织业明显衰落了，但是，“手织业的衰落主要不是内部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外力强制造成的。”（29）夏林根以方志等地方文献为基本史料，对棉纺织手工业的衰落原因进行了补充分析，认为“既是资本主义商品倾销所引起，也是中国社会内部新陈代谢的结果。”尽管棉纺织手工业很早就开始衰落，但“又为什么延续百年而被大量保持下来呢？”夏林根认为棉纺织手工业衰而不落的原因“主要在于农民生活的贫困和小农经济思想的劣根性”（30）。但是，近年来也有学者不同意将近代手工业的命运看得过于悲观，史建云认为20世纪30年代农村手工业的衰落只是暂时现象，“并不意味着农村手工业的根本衰亡”，原因就在于“无论是农村手工业自身的生产力和社会分工水平，近代工业的发展程度，还是整体的社会经济环境，都不足以使农村手工业全面衰亡，30年代农村手工业衰退的根本原因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31）林刚以1927～1937年间中国手工棉纺织业为例，对中国传统手工业中分布最广、影响最大的门类进行了定量的实证研究，澄清了学术界一些固有的认识，作者估计直至抗战前的1930年代中期，中国棉纺织品中（包括布匹、针织品和其他棉织品），机纱约占77～79％，土纱约占21～23％，棉布中的手织布约占71％，机制布约占29％。这说明手工业尚未到“垂死的边缘”（32），这种量化分析更具说服力。其实，用“衰落、衰退、衰亡、垂死边缘”等描述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的命运，是否贴切，在语义学上似可进一步斟酌＊。但如果是从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角度看，用上述词语对近代乡村手工业命运作定性描述似乎都不恰当。因为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程度远远未到乡村手工业退出其历史舞台的时候，持“衰落论”的学者也不能不承认，它不是内部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外力所造成的。因此，笔者认为更为科学的定性描述是，在外力的影响、主要是1929～1933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及随后相继发生的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等日本侵华战争的打击下，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陷入了严重困难时期。在外力解除后，手工业仍可恢复其原有的活力，并会向前继续发展，直至这种增长方式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为止。

三　几点思考

近50余年的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无论是论著数量，还是学术质量，都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问题也不少，表现在宏观研究不足，分歧较大；区域与行业研究上，存在着很多薄弱环节。今后该领域的研究应在现有基础上，针对上述不足与薄弱环节，进一步拓宽视野，更新方法，加强实证分析，推动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迈向新的高度。

首先，加强定量研究。数字是经济史科学性的最好体现。然而，从总体上看，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存在着定性分析多，定量分析少。吴承明、徐新吾等老一辈学者虽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但离全面弄清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的状况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尚有距离。这虽然与近代统计落后、数字缺乏有关，但也与研究队伍自身素质有关。我国现有经济史研究队伍分属于历史学科和经济学科两大类，前者占主导地位，普遍存在着经济学修养不足、数学训练缺失的问题，使得他们大多长于定性分析，疏于定量研究。要克服这种状况，一方面亟需经济史学界深入挖掘、整理史料，另一方面需要从长远着眼，加强经济学、数学修养，借鉴现代计算工具，强化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量化研究。

第二，将整体研究与区域研究、行业研究结合起来。所谓整体研究，是指站在宏观角度，将近代乡村手工业史进行区域性、行业性的整合，作为一个经济整体，探讨它的长期存在状况及其原因，分析它在中国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地位、全面评价它在近代农村社会经济中的作用，等等。所谓区域研究，是指站在中观或微观的角度，对一村、一乡、一县或更大的区域如华北、长江中下游等地乡村手工业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尤其应加强对若干近代手工业发展较好的农村地区如河北高阳、宝坻、定县等织布区、山东潍县织布区、江苏通海织布区、山东平湖针织业区、环太湖蚕丝业区、华南缫丝业区等的研究，准确把握不同区域的乡村手工业经济的特点。所谓行业研究，是指对若干重要的乡村手工业行业如棉纺织业、蚕丝业、制茶业、榨油业、造纸业、制糖业、编织业、针织业、陶瓷业等，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弄清不同手工业行业间的差异及其在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上的地位。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整体研究比较落后，区域与行业研究中又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性，在区域研究中，现有成果大多集中在江南、华北乡村手工业经济史，其他地区研究较为薄弱，有些地区如西北、东北等区域尚缺乏最基本的研究。在行业研究中，乡村纺织业、蚕丝业、制茶业的研究较多，其他手工业行业如榨油业、制糖业等行业研究不足。这种研究状况与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的广泛性及复杂性不相适应。因此，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要求我们将整体研究与区域研究、行业研究结合起来，整体研究只有建立在区域研究、行业研究的基础上，才能把握地区、行业间的差异性与不平衡性，区域研究、行业研究只有上升到整体研究，才能克服微观研究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缺憾，否则，研究结论就会走向片面，给人造成错觉和误解。

第三，更为客观与理性。求真求实不仅是史学精神，也应是史家品格，对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也不例外，客观与理性应是所有研究工作者的共同追求。秉持客观与理性，既要避免以理论、经济模型代替实证研究，又要尽可能防止研究主体受到情感影响，既要超脱于时代，又要避免过多的主观色彩。只有建立在客观与理性的基础上，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才是真实的历史，只有真实的历史，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才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既往研究中的某些分歧往往就是由于客观与理性不足所造成的。如对近代手工业与外国资本主义关系解释上的分歧，起源于如何拿捏评价外国资本主义的尺度。拿捏分寸的准确与否，不仅与研究主体的民族情感息息相关，而且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一方面，对百余年来深受外国欺凌的中华民族来讲，憎恶外国资本主义的情感可想而知，另一方面，建国后的相当一个时期内，西方国家封锁、扼杀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残酷现实，更加深了我国学者对历史上的外国资本主义的全面否定，这种现实的情感色彩便被自觉不自觉地倾注到历史研究之中。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西方关系改善，人们开始正视并理性评判外资的作用，学术界又出现了肯定外国资本主义的观点。因此，建国以来史学界在评价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国手工业的关系时先后出现“破坏论”与“发展论”的观点，此乃随时代变化而变化的民族情感的反映。但是，历史研究毕竟应该建立在理性与客观基础上，任何过度否定或过度肯定的解释，都可能使其滑向反面。如站在民族的立场上，揭露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近代经济的侵略似乎天经地义，无论怎样强调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社会经济的破坏作用，也似乎并不过分。但是问题在于，如果中国原有的资本主义萌芽被破坏殆尽，被中断了，这岂不是说中国近代资本主义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下产生的，这似乎又有“外铄论”之嫌，虽然强调了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手工业的破坏之罪，却又不自觉地肯定了它对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之功，否定了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自主性。因此，有学者提出外国资本主义虽然破坏了中国手工业，但并不严重，除棉纺业等少数行业外，大多数手工业行业存在下来了，近年来，更有学者在肯定外国资本主义对促进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模式分解的不自觉的工具时，强调了它在手工业向机器工业转化中的阻碍作用。摒弃这种偏执一端的观点，唯有秉持史家品格，既不因民族情感而过于强调外国资本主义对近代手工业的负面影响，也不要因当代吸引外资的需要而一味肯定它在历史上的正面作用。

从理论或所谓规范认识出发，也会造成研究中无谓的分歧。如在对“耕织结合”与自然经济解体问题评价上，为什么面对同样的情形，会形成完全相反的观点呢？仔细揣摩既往的研究，笔者认为，学术界已经将“耕织结合”的经济性质固定化了，形成了所谓的规范理论：即“耕织结合”模式是自然经济的象征，它的分解标志着自然经济的解体，在这里，“耕织结合”已经概念化为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的典型。其实，这种规范认识存在着缺陷：首先，“耕织结合”作为农家的一种经营模式，并不是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全部，手工棉纺织业之外，还存在着大量的农村手工业行业，棉纺织业衰落了，还会有其他乡村手工业代之而起，在新的基础上形成与农业的新结合。因为，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是近代中国小块土地经营制度所决定的，只要耕地不足，农户就不得不进行多种经营，将农业、手工业、家畜饲养业等结合在一起，以维持家庭的延续。其次，“耕织结合”的经营模式也未必一定就是自然经济，随着社会经济大环境的变化、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农业与手工业结合的内容、方式的不同，农业与手工业经营方式的变化，名称上虽然还是“耕织结合”，但其经济意义已悄然发生了改变，它可能是商品经济，也可能是资本主义，关键取决于农家与市场联系的程度及其经营方式的变化。可见，“耕织结合”不仅具有较大的弹性，可以容纳不同类别的手工业，而且具有不同的经济意义。因此，不加区分地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的农家织布业看作是“绝对意义上的自然经济”，其实只是看到了乡村手工织布业与农业相结合的表面现象，而没有对该业的具体形态作更精细的分析。在这里，“耕织结合”虽然没有解体，但统统斥之为自然经济，显然是忽视了近代农民家庭手工业在生产技术、经营形式、与市场的联系等方面的变化，及其手工业在农家经济结构中的地位与作用。因此，对近代农家耕织结合模式尚须作更深入、更细化的剖析。

参考文献：

（1）戴逸.中国近代工业和旧式手工业的关系[N].人民日报，1965－08－02. （2）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概论[A].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3）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4）樊百川.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的遭遇和命运[J].历史研究,1962,(3).

（5）汪敬虞.中国近代手工业及其在中国资本主义产生中的地位[J].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1)

（6）吴承明.近代中国工业化道路[J].文史哲,1996,(6).)

（7）彭泽益.近代中国工业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工场手工业[J].近代史研究,1984,(1).

（8）黄逸平.近代中国经济变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9）史建云.从市场看农村手工业与近代民族工业之关系[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1).

（10）戴鞍钢.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再考察--以棉纺织业为中心[J].复旦学报,2001,(5).

（11）彭南生.论近代手工业与民族机器工业的互补关系[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2).

（12）林刚.长江三角洲近代大工业与小农经济[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

（13）马俊亚.混合与发展：江南地区传统社会经济的现代演变（1900~1950）[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14）[美]chi-ming Hou. Foreign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美]哈佛大学出版社，1973.

（15）马若孟.手工棉纺织和近代中国棉纺织工业的发展[A].张仲礼.中国近代经济史论著选译[C].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

（16）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北京：中华书局，2000.

（17）陈诗启.甲午战前中国农村手工棉纺织业的变化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成长[J].历史研究,1959,(2).

（18）徐新吾.对中国近代手工棉织业史料中一些误解的评述[J].上海经济研究,1988,(3).

（19）杨宇清.中国近代手工业的演变和反思[J].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91,(4).

（20） 张思.遭遇与机遇：19世纪末中国农村手工业的曲折经历--以直鲁农村手工纺织业为例[J]史学月刊，2003.(11).

（21）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22）（美）赵冈.现代棉纺织工业的成长及其与手工业的竞争[A].载德·帕金斯.中国现代经济的历史透视[M].[美]斯坦福大学，1975.

（23）徐新吾.近代中国自然经济加深分解与解体的过程[J].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1).

（24）陈惠雄.近代中国家庭棉纺织业的多元分解[J].历史研究,1990,(2).

（25）谢放.近代四川农村"耕织结合"的分离过程及其局限[J].近代史研究,1990,(1).

（26）刘灿河.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山东手工棉纺织业--兼谈对"自然经济解体论"的认识[J].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经济史,1988,(6).

（27）陈庆德.论中国近代手工业发展的社会基础[J].云南财贸学院学报,1990,(3). 论中国近代手工业的发展趋势[J].求索,1991,(6).

（28）张忠民.近代上海农村地方工业的演变及其趋向[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4,(2).

（29）王方中.1930～1937年间中国手工棉织业的衰落[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8,(5).

（30）夏林根.论近代上海地区棉纺织手工业的变化[J].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经济史,1984，(11).

近代农业发展范文第12篇

一研究状况综述

建国以来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大致上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各个阶段所关注的问题及其所研究的取向不同，体现出不同的时代特点。1949年至1966年，学术界对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虽然论文不多，但质量很高。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即中国传统手工业与近代工业的关系、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国民族机器工业的关系，研究工作表现了更多政治取向，尤其是对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的谴责和批判。1966年至1976年，十年，学术成为政治的附庸，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虽然幸免于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但由于学术界移情于革命史、阶级斗争史，这一领域的研究事实上无法展开，倒是国外汉学界在该领域的研究走在了我们的前面。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逐渐细化与深化，领域逐步拓宽，新观点不断出现，既有跨区域、跨行业的宏观性的总体观察，也有分区域、分行业的具体入微的探析，强烈的学术关怀与现实关怀成为学者们的主要研究取向，讨论更加趋于理性与客观。

迄今为止，虽然尚无一部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专著，但相关著作中的探讨并不少见，严中平的《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是国内第一本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棉纺织业的专门性著作，其中相当篇幅分析了近代以来手工棉纺织业的解体及其生产关系的蜕变，为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三卷本（人民出版社2003年再版本）分析了资本主义手工业的发生、发展过程。全慰天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中，全面评述了手工业的发展概况及其与民族机器工业的关系。段本洛、张圻福著《苏州手工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虽然主要以苏州城镇手工业为讨论对象，但乡村手工业亦有涉及。徐新吾主编《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在分析机器缫丝工业的同时，也附带论及手工缫丝业。黄逸平著《近代中国经济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对手工业的兴衰状况及其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进行了论述。汪敬虞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在第十三章中纳入了由王翔撰写的手工业，对这一时段的手工业经济进行了总体评析，并对十个行业作了示例性研究。苑书义、董丛林著《近代中国小农经济的变迁》（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将乡村工副业纳入小农经济体系中，分析了农民家庭工副业中的主要行业如棉纺织业、蚕丝织业、草帽辫、花边、发网业及其他家庭副业的兴衰概况。中青年学者王翔、彭南生分别出版了《中国近代手工业的经济学考察》（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和《中间经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中国近代手工业（1840～1936年）》（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从宏观上论述了手工业在近代中国兴衰演变的原因、地位及其作用。但是上述著作未将近代乡村手工业从城市手工业中分离出来，看不出手工业在近代农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大多数研究者将手工业作为机器工业的一个配角，看不出乡村手工业自身的变迁。

与此同时，区域性的近代农村社会经济史专著或专门性的行业史著作也非常关注区域内的手工业经济状况。乡村手工业是行业史研究或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否则，区域社会经济史或行业史的整体性将受到影响，因此相关著作都或多或少地迁涉到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其中较为突出的有，朱新予主编的《浙江丝绸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徐新吾主编的《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等主要分析了近代江南城乡丝织业的演变。徐新吾主编的《江南土布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分上、下编，上编缕述了近代上海地区手工织布业与土布商业的变化，下编辑录了江苏江阴、常熟、常州、无锡、苏州、南通以及浙江慈溪、平湖、硖石等地的土布史料，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便利。从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四部分以“手工业与乡村经济”为题对近代河北、山东、河南的主要乡村手工业进行了分析。曹幸穗著《旧中国苏南农村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充分利用满铁的“中国农村实态调查”资料，讨论了农村工副业生产及其在农家经济中的地位、农副产品及其生活资料的商品化。苑书义、任恒俊、董丛林等著《艰难的转轨历程――近代华北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以“传统手工业的变迁”为题粗线条地概述了华北乡村手工业的兴衰。庄维民著《近代山东市场经济的变迁》（中华书局2000版）从山东工业化进程的角度分析了传统手工业结构的嬗变、农产品加工业的工业化进程。林刚在《长江三角洲近代大工业与小农经济》（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重点探讨了家庭棉纺织业、蚕桑业与近代机器大工业之间的关系。王笛著《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中华书局2001年版）描述了传统手工业到近代工业的发展历程。张利民等人合著的《近代环渤海地区经济与社会研究》（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将手工业纳入该区域工业体系中，分别讨论了辽宁、天津、山东工业体系的特色，肯定了乡村手工业的发展及其与近代工业的关系。侯建新著《农民、市场与社会变迁――冀中11村透视并与英国乡村比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利用解放前国内外有农村调查资料，从农村产业结构变化的视角，对冀中11村工副业经济进行了细致的探讨。徐浩的《农民经济的历史变迁――中英乡村社会区域发展比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利用方志资料，以织布业为例，简略地分析了华北农村工副业的扩张。马俊亚在《混合与发展：江南地区传统社会经济的现代演变（1900～19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以专章对江南农村手工业与机器工业的关系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新近唐致卿推出了《近代山东农村社会经济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版）篇幅达72万字，其中第四章第三节以2.5万字的篇幅简要地探讨了“农村手工业和副业”的存在领域。不过上述研究除个别较为深入外，大多将乡村手工业视作行业史或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绕不过去的“坎”，讨论停留在浅层次上，有些只是点到为止。不仅如此，这类研究普遍存在着行业的不平衡性与地域的不平衡性，就行业而言，棉纺织业、丝织业等是讨论中的重点，其他众多行业较少，有些则根本尚有触及，就地域而言，除华北、江南考察较为充分外，其他广大地区探讨较为薄弱。

相比之下，无论是成果的数量，还是学术质量，亦无论是研究的深度，还是讨论的广度，论文都大大超过了专著，对推动近代中国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的发展，做出了更大的贡献。虽然有些论文并非专门以乡村手工业经济为题，但大量利用了乡村手工业经济史料，其结论无疑也是适用于乡村手工业的。

1956年陈诗启探讨了近代中国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成分（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6年第4期），稍后他又撰文分析了甲午战前中国农村手工棉纺织业的变化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成长（历史研究1959年第2期）。彭雨新以丝棉手工业为例，剖析了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对我国原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影响（光明日报1961年8月2日）。1962年，樊百川撰文揭示了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的遭遇和命运（历史研究1962年第3期），1965年戴逸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中国近代工业和旧式手工业的关系》（人民日报1965年8月20日）希望将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推向深入，然而随后10年“”使这一讨论进程中断了十余年之久。这一时期讨论近代乡村手工业史的专文虽然不多，但质量较高，视点集中，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关系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与重点。

改革开放后的最初几年中，学术界对近代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仍然乏力，学术论文仅见李炳东对广西近代手工业兴衰演变的宏观概述（广西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夏林根以地方志史料为依据，对上海棉纺织手工业的衰落所做的分析（中国地方志通讯1983年第1期）。鉴于这种状况，彭泽益呼吁重视中国近代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他认为忽略近代手工业、尤其是工场手工业，“使得中国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史的形象不够完整，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因此专门撰文“希望能够引起重视，充实这方面的调查研究”（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1期）。此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的论文渐渐多了起来，唐文起探讨了营口土布市场的兴衰对南通土布业的影响（江海学刊1985年第5期）。潘景隆、谭禹对光宣年间吉林蚕业的兴衰状况及其原因进行了讨论（历史档案1985年第1期）。李达三从微观角度剖析了近代河北高阳土布的盛衰情形（河北大学学报增刊，1985年）。1986年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进入兴盛时期，无论是宏观探讨，还是区域研究，亦无论是手工业经济整体，还是若干重要手工业行业，都成为学者们探讨的对象，出现了一系列的新观点。

就宏观研究而言，李荣昌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近代工业与传统手工业之间的竞争（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7年第3期）。张学君对19世纪后期的四川工场手工业进行了实证研究（社会科学研究1987年第3期）。陈玉环、刘志伟利用《沙滘楚旺房陈氏家谱》、从个案角度讨论了清代后期广东的丝织工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乡村手工业的兴衰变化与近代社会运动密不可分，张思从直鲁农村手工纺织业破产的角度考察了北方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原因（《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汪敬虞就中国近代手工业及其在中国资本主义产生中的地位提出了新的观点（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徐新吾从总体上考察了近代中国自然经济加深分解与解体的过程，已经注意到了这一发展过程的不平衡性（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王方中以大量丰富的史料探讨了1930～1937年间中国手工棉织业的衰落及其原因（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8年第5期）。谢放以四川为例，讨论了近代农村“耕织结合”的分离过程（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1期）。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批中青年学者将研究视野聚焦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这既是手工业经济史受到重视、研究工作进一步细化的表现，也是农村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受到关注、进而带动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的一种反映。曹幸穗站在农民家庭经济的微观角度分析了近代苏南地区农村手工业副业的存在状况及其地位（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3期）。陈庆德论述了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发展的社会基础（云南财贸学院学报1990年第3期）、及其发展趋势与归宿（求索1991年第6期）。史建云以华北地区抗战之前的情况为依据，从市场角度分析近代农村手工业对近代民族工业的促进作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对20世纪30年代初期农村手工业衰退现象及其原因提出了新看法（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3期），并论述了华北手工业生产力的变革（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王翔探讨了近代中国行会手工业的演变（历史研究1998年第4期）、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传统手工业的危机（江海学刊1998年第3期）、手工业经济结构等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彭南生发表了系列论文，其中《中国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二元模式》（史学月刊2001年第1期）、《传统工业的发展与中国近代工业化道路选择》（华中师大学报2002年第2期）、《包买主制与近代乡村手工业的发展》（史学月刊2002年第9期）、《半工业化：近代乡村手工业发展进程的一种描述》（史学月刊2003年第7期）、《论近代乡村半工业化的兴衰》（华中师大学报2003年第5期）、《“地方能人”与近代乡村手工业的发展》（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进一步深化了这一研究，提出了“半工业化”分析框架，明确肯定乡村手工业的发展，并分析了发展的多种因素。此外，他还撰文评价了晚清、民国政府的手工业经济政策与措施，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华中师大学报1998年第6期、2000年第1期），以及近代手工业与民族机器工业的互补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万振凡、孙桂珍重新评价了近代中国农民家庭手工业（江西师大学报2003年第1期）。

陈西平从区域研究的角度、以清末湖南为横截面，透视资本主义手工业的发展，并探讨了它的特点（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经济史》1990年第10期）。张忠民分析了近代上海农村地方工业的演变及其趋向（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4年第2期），他后来将这一研究扩大到近代长江沿江城市周边农村的非农产业，明确肯定乡村手工业的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9年第3期）。刘华明按时段顺序对1840－1949年间上海地区农民家庭棉纺织手工业的变迁情况进行了描述（史学月刊1994年第3期）。胡水凤对近代江西几种主要手工业的兴衰变化进行了考察（江西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史若民则探讨了近代山西部分手工业的变迁（山西师大学报1991年第1期）。戴鞍钢研究了开埠后的近代上海与周围乡村手工业的关系，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近代城乡经济关系的内涵（史学月刊1994年第2期）。李先富探析了清末民国时期广西手工业的发展及其在市镇发展中的地位（广西师大学报1996年第1期），宾长初揭示了广西近代手工业的变化（社会科学家1996年第3期）。乡村手工棉纺织业在革命根据地、抗日根据地等红色区域中十分重要，刘宏探索了晋察冀边区的棉纺织业（河北学刊1998年第1期）。刘萍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妇女纺织运动进行了考察（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2期）。张静以草辫、花边、发网业为例，探讨了近代山东农村手工业的外向型发展（史学月刊2002年第2期）。李靖莉评述了黄河三角洲地区近代手工业的商品化倾向（东岳论丛2003年第2期）。杨华论述了清末民初黑龙江手工业的发展情况（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更多区域性的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是从行业史反映出来的。

就手工业行业史而言，棉纺织业、蚕丝业、制茶业等多有专文探讨，其中棉纺织业是讨论重点，研究的视角既有整体性的行业史，也有区域性的行业史。夏布是近代乡村重要的纺织业，胡水凤探讨了近代江西夏布的产销问题（江西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林顿等简要考察了清末四川的手工棉织业状况（社会科学研究1986年第2期）。刘灿河通过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山东手工棉纺织业的考察，提出了对“自然经济解体论”的新认识（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经济史》1988年第6期）。陈惠雄提出了近代中国家庭棉纺织业多元分解的历史解说（历史研究1990年第2期）。李金铮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定县的家庭棉纺织业进行了实证研究（河北学刊1991年第3期）。陈美健具体分析了清末直隶工艺总局在高阳织布业兴起中的历史作用（河北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刘华明对近代百年间上海地区农民家庭棉纺织手工业的变迁状况及其原因进行了描述性的讨论（史学月刊1994年第3期）。张思对清末直鲁地区农村手工纺织业的曲折经历进行了细致的考察（载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明清史研究室：《清王朝的建立、阶层及其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他后来将视野扩大，以直鲁地区农村手工业为例，考察了19世纪末中国农村手工业的曲折经历（史学月刊2003年第11期）。阚维民对民国初年山东手工棉纺织业中的生产关系进行了具体入微的探讨（民国档案1996年第2期）。林刚就1927～1937年间的中国近代手工棉纺织业提出了新观点（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2期）。

在蚕丝业研究中，严学熙论述了蚕桑生产与无锡近代农村经济的关系，肯定了蚕桑业的重要地位与作用（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4期）。姚玉明深入挖掘了近代浙江丝织业生产的演变及其特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4期）。王翔从近代化的角度论述了中国传统丝织业的发展过程（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3期）。李平生着重就1929～1933年世界性的经济大危机对中国蚕丝业的生产所造成的影响进行了详细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4期）。徐秀丽对近代浙江湖州地区蚕丝业生产的发展及其局限进行了全面考察（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2期）。张晓辉探讨了广东近代蚕丝业的兴衰及其原因（暨南学报1989年第3期）。黄慰愿从生产力角度分析了广东近代蚕丝业畸形发展的原因（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徐新吾、张守愚综述了江南丝绸业的历史状况（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4期）。王翔的研究更为深入，他对近代江南丝绸业的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变迁进行了分析（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4期），又考察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对中国丝绸业近代化的促进作用（安徽师大学报1992年第1期）。彭通湖对抗战前四川纺织业的兴衰状况进行了初略探讨（档案史料与研究1992年第4期）。李平生对晚清蚕丝业改良进行了重新考察，既肯定了成绩，也指出了所存在的局限性（文史哲1994年第3期），周从平探索了浙江近代的蚕丝改良（浙江学刊1997年第3期），汪敬虞从中国近代生丝贸易的变迁入手，评述了缫丝业中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2期）。

在制茶业研究中，苏鑫对近代安溪制茶业进行了个案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4期）。汪敬虞从对外贸易的视角研究了中国近代茶业的现代化问题（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6期）。戴鞍钢对近代中国植茶业的盛衰进行了全面考察（史学月刊1989年第1期）。张笃勤对近代汉口与俄国间的茶叶贸易进行了探讨（江汉论坛1994年第2期），杜七红论述了茶业对晚清汉口市场的影响（江汉论坛1999年第6期）。胡赤军全面考察了近代中国与西方的茶叶贸易（东北师大学报1994年第1期）。陶德臣发表了系列论文，深化了近代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史研究、揭示了其发展阶段及其特点（中国农史1996年第2期）、出口茶业的经济结构（苏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以及伪劣茶对近代中国制茶业的负面影响（中国农史1997年第3期），他还从中外对比角度对19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中印制茶业进行了比较研究（中国农史1999年第1期），对近代中国茶叶生产中的高利贷金融资本（中国农史2001年第3期）、茶农经营状况等（中国农史2003年第1期）进行了分析。唐文起则细致分析了我国近代茶叶交易中的初级市场（江海学刊1994年第5期），刘淼探讨了民国时期祁门红茶的产销统制问题，涉及到这一时期乡村制茶业中的政府行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4期），周翔鹤探讨了晚清台湾乡村制茶业（台湾研究集刊2001年第2期），皮学军讨论了民国时期湖南安化制茶业走向衰落的具体原因（益阳师专学报2002年第5期）。贺琤则通过对1886－1896年间中国红茶出口的考察，探讨了中国近代茶业出口衰落的原因（福建论坛2003年第1期），林齐模以华茶对英出口为中心，具体考证了近代中国茶叶国际贸易的衰减（历史研究2003年第6期）。

其它乡村手工业行业也略有探讨，如林仁川对民国时期福建纸的生产与运销进行了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1期），胡水凤简要考述了近代江西的苧麻业（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魏娅娅从出口贸易入手，分析了近代中国榨油业对社会经济的促进作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6期）。李志英分析了近代中国传统酿酒业的发展，填补了该行业史研究的空白（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3期）。郭大松、庄慧娟肯定了传教士在近代山东花边、发网业兴起中的历史作用（烟台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梁勇对近代四川桐油外销与市场整合问题进行了讨论（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有关农村集市、贸易等方面的论文对近代乡村手工业多有涉及，限于篇幅，本文不一一介绍。

与此同时，国际汉学界成为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经济系赵冈研究了鸦片战争后进口棉货与手工纺织业的关系，他与陈钟毅合著的《中国棉业史》（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年印行）对中国近代手工纺织业的生产制度、技术条件以及其他有关因素进行了探讨，此外，他在《现代纺织工业的成长及其与手工业的竞争》（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5年）、AlbertFeuerwerker（费维恺）在《1870～1949年的中国经济》（密执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出版1968年、）《1871～1910年中国手工棉纺织业与机器纺织业》（经济史杂志第30卷第2期，1970年6月）等文中，深入分析了机器纺织业与手工纺织业的关系。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马若孟关于中国近代农民经济的研究中，对农村手工业多有涉及，他还发表一些专题性的论文，如《手工棉纺织业和近代中国棉纺织工业的发展》（经济史评论1965年第3期），从中、日比较的角度分析了手工棉纺织业在两国工业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美国联合大学经济系副教授容国石探讨了中国手工纺纱的衰落与演变（美国《清史问题》1974年第2期）。此外，美国学者李明珠的《中国近代蚕丝业及外销（1842～1937）》（中译本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出版），作者将乡村蚕丝业置于近代中国对外贸易的大背景下，探讨了江南及其他地区蚕丝业的发展及其在农民家庭经济中的作用。黄宗智探讨了华北及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乡村工业，他的学生、现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叶汉明分析了山东潍县近百年农村社会经济的演变，潍县乡村手工业是其探讨的重点之一。日本学者森时彦新近推出了《中国近代棉业史之研究》（日本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1年），“着眼于中国传统棉纺织业与来自西欧的近代棉纺织工业相碰撞而发生变化的过程”。

从总体上看，近五十余年的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史研究，在中外学术界的共同努力下，无论是整体性的概论，行业性的专论，还是区域性的分论，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以后该领域的深入研究积累了良好条件。但是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其薄弱环节仍然很多，需要我们在总结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视已经形成共识的观点，正视研究中尚存在的分歧，整合力量，在新的起点上将近代乡村手工业史的研究推向深入。二现有研究中的主要观点及分歧

综观现有研究，学术界关注的主要问题及其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的分歧，可以归纳如下：

第一，关于传统手工业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关系，长期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传统手工业和资本主义现代工业之间有着内在的、前后相承的关系，这等于说中国既有的手工业存在着向资本主义现代工业发展的历史趋向。早在60年代，戴逸在《中国近代工业和旧式手工业的关系》一文中提出：“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社会经济和手工业生产所达到的水平，是中国近代机器工业由以产生的出发点和内在根据。离开了这个出发点和内在根据，近代机器工业的出现就会成为不可理解的事情。”（1）吴承明在20世纪80年代进一步呼应了这个观点，他从劳动力、资本市场等方面阐明手工业为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准备了社会条件，指出：“在中国，也有些同志认为，明清以来的资本主义萌芽，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中断了。鸦片战争后近代工业的建立是另起炉灶，与原来的资本主义萌芽并无继承和发展关系。这可称为‘中断论’。”（2）（P128）那种认为我国资本主义是鸦片战争后从外国移植来的，“更站不住脚，这种理论是否定工场手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只把使用机器和机械动力的近代工业算作是资本主义。”（3）（P758）但是樊百川并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洋务运动时期出现的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不但不是在资本主义萌芽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而来，而且恰恰是随着手工业的破产，在这种资本主义萌芽被破坏的情形下，由于外国机器工业的刺激，一部分从封建势力控制下的官办军事工业逐步演变而来，一部分在托庇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之下而逐渐发展起来的。”（4）80年代后期，汪敬虞针对这一观点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鸦片战争前中国封建社会原有的手工业并没有中断，绝大部分在鸦片战争后继续存在，但并不是向手工工场发展、也没有向大机器工业转化，“中国原有的手工业以至整个经济，还远没有为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产生，准备必要的条件。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出现，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条件下产生的”，大机器工业与手工业之间形成一种相互依赖、荣损与共的关系，但是，“中国大机器工业和手工业的''''长期共存''''，并不是由于工厂和手工业在机械化程度方面彼此互相接近，而是由于中国工厂和手工业同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在外国资本的强大势力面前，有着共同的命运。这种‘长期共存''''，不是发展中的共存，而是两者都得不到发展的并存。”（5）

笔者认为，在传统手工业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关系问题上产生上述分歧，既有概念上的混乱，也有理论与史实上的脱节。从概念出发，机器工业不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手工业中也存在着“资本主义”，这里的资本主义只不过是一种生产关系，严格意义上说就是一种雇佣关系，既然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内部已经存在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鸦片战争后也没有中断，那么就没有理由将近代资本主义限制在民族机器工业这种生产力层次上。这样，在分析传统手工业与民族机器工业产生的关系时，就不必上升到它与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产生之间的关系了。从理论上说，资本主义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完全有可能产生机器工业，但在事实上，中国近代民族机器工业的出现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下，由晚清政府通过引进机器技术创办起来的，与原有资本主义萌芽似乎没有什么关系，这并非什么不可理解的事情。

不过，民族机器工业与手工业的长期共存是事实，两者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学术界存在着两种明显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充分肯定民族机器工业与近代手工业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肯定手工业从附属于传统农业经济到附属于大机器工业的进步作用。吴承明认为，“大体在1920年以前，手工业与近代化工业并行发展的，现代工业发展较快的时候也是手工业尤其是工场手工业发展最快的时候，乃至在同一行业中也是这样，两者间的互补作用超过两者间的对抗。”（6）樊百川认为近代手工业与大机器工业之间是一种依附关系，认为：“一方面，大机器工业和工场手工业通过加工订货，收购和赊销，统率着广大的小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另一方面，所有各种手工业，从工场手工业到农民家庭手工业，又都依附于大机器工业，甚至成为大机器工业的厂外附属部分。中国手工业，从这时开始，再也不是孤立于资本主义之外而独立发展了，它已经逐步纳入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范围和轨道。”（4）彭泽益也指出，鸦片战争后的手工业，“随着整个社会经济的改组，这种个体经济也被改造，使它在不同程度上为资本主义服务，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属和必要的补充形式。”（7）黄逸平也肯定了这种补充意义，“这种补充，不仅在于大量手工业产品满足了市场的需要，弥补了大工业产品的不足，也在于它是大工厂产品某些工序的在外协作者。”（8）（P245）史建云着重从农村市场的视角分析了乡村手工业与近代机器工业的发展，认为农村手工业使用近代工业生产的原料或工具，农村手工业提高了农民的购买力，同时大多数农村手工业不存在与机器工业的竞争关系，因此，“在近代中国，农村手工业商品生产，在市场问题上，对民族工业的发展既有促进的一面，也有与之竞争、对抗的一面，促进作用是主要的，而竞争、对抗则是将要的。”（9）戴鞍钢还以棉纺织业为中心对两者间的关系进行了再考察，他充分挖掘地方志中所蕴藏的大量经济史资料，分析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特色，认为：“在近代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生发展有其历史的独特性，它并不意味着以往很多人所认为的个体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没落和破产’，而是通过后者生产结构的内部改组，逐渐与近代工业形成一个互补互动的经济关系。”（10）彭南生更具体地揭示了手工业与民族机器工业之间多层次的互补关系，包括结构性互补、市场关联性互补、市场水平性互补以及劳动技术性互补。（11）林刚以大生纱厂与南通农村家庭纺织业的实例，指出“中国近代棉纺织工业的产生……是在农民家庭手工业的发展中建立起大工业的产品市场，农民家庭手工业也同时得到改进与更新”（12）（P54）。马俊亚通过对江南农村手工业的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尽管在许多方面，手工业对现代工业有抵触的一面，现代工业对手工业有挤压的一面，但不管怎样，现代工业的发展不是完全悖离中国手工业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利用了这种得天独厚的资源。”（13）（P197）但是，另一种观点不同意将两者间的互动作用估计得过高，相反，认为两者之间是一种你死我活的恶性竞争关系，或提出民族机器工业的产生和发展是建立在农民家庭手工业被破坏的基础上的，或主张农民家庭手工业的存在构成了机器工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国外有学者认为，手织业使用了改良的手织机，增强了同近代工业的竞争能力，反而阻碍了近代工业的发展（14）（P179－186）。马若孟也认为清末手工棉纺织业的调整挡住了近代中国棉纺织工业的发展（15）（P295－308）。黄宗智也持大体相同的观点，农民家庭手工业不过是家庭式农场的经济支柱，“这种商品化了的手工业，与其说是象有的人说的那样成为过渡到资本主义工业的跳板，不如说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因为“旧式家庭农场吸收了商品性的手工业生产，使它成为自己的附加支柱。在这个过程中，商人耗去了一部分可能投入工业的资本，也占去了一大部分可以支撑近代工业的市场。”（16）（P203）

第二，关于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国手工业的关系，学术界普遍认为，鸦片战争前中国手工业经济内部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战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对手工业经济造成了复杂的影响，在洋货的打击下，农村手工业一败涂地，此为“压迫论”或“破坏论”。陈诗启针对此前学者一般侧重于外国资本主义机制棉纺织品对中国手工棉纺织业的破坏面，认为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农村棉纺织业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破坏了中国颇大地区的农村手工棉纺织业”，自给生产的特点在迅速衰退；另一方面“促进了农村手工棉纺织业资本主义生产因素的成长”，尤其是“资本主义家庭工业”在农村中成长起来了，这甚至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里程碑。”（17）樊百川则站在近代中国百年历史的长时段对鸦片战争后中国手工业的遭遇和命运进行了全面的探讨，认为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原有手工业中已经存在着的资本主义萌芽，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截断了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正常道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强大势力面前，中国固有的手工业大量破产，“手工业的破产，摧毁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所依以生长的基础，从而也剥夺了中国在正常情况下发展资本主义的可能”。所谓“正常道路”，当然是指从手工作坊到手工工场再到大机器工业这样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另一部分手工业在外国资本和买办商人资本的控制下，变成出口原料的加工手工业从而依附外国资本主义的命运”，这类依附型的手工业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和近代家庭劳动，一小部分过渡到机器工业，“这在中国手工业的发展史上，无疑地应该说是一种很大的进步。”（4）徐新吾认为传统“破坏论”是可以成立的，他以手工棉织业为例指出：“帝国主义的机制布是破坏农民手织业的更较重要的力量”（18）。也有学者认为，简单地将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传统手工业的影响两分为“破坏”或“发展”均有失偏颇，他们认为“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从充当手工业与农业分离的不自觉的工具，变为阻碍中国工业向资本主义工业转化的势力”，“外国资本家利用中国的特殊国情，阻碍手工业向机器工业过渡。”（19）戴逸认为，“外国的侵略可以改变中国经济发展进程的方向和速度，但是不可能一刀斩断这个进程。”（1）新近张思撰文指出，“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农村手工纺织业既经历了一段衰落破产的悲惨遭遇，又迎来重获新生的复兴机遇”，强调“应辩证地看到与遭遇同在的机遇及其历史意义，还应对传统农村经济在机遇面前的对应和表现给予关注”（20）。国外学者则普遍认为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农村手工业的影响局限在通商口岸附近的农村地区，对广大内地农村的传统手工业影响甚微，使其一直得以维持下来。美国学者费维恺认为：“整个手工业在1870～1911年间并没有受到严重破坏”，并称以往中国学者的观点是“最粗浅的公式化的指责”（21）（P338－378），过分夸大了外国资本主义的负面影响。赵冈也以手工棉织业为例，论证了传统的“破坏论”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理论”，“手工织布业迅速发展的有案可查的阶段是发生在现代棉织品进口与国内生产都有重大增长的期间”（22）（P174），这即是说，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传统手织业即便没有促进作用，至少也没有太大的破坏性。

第三，近代乡村手工业与农家“耕织结合”模式的分解。棉纺织手工业不仅是中国近代规模最大的手工行业，而且也是作为农业与小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象征的“耕织结合”模式的典型，因此，棉纺织手工业成为学术界讨论最多、争论最为激烈的一个问题，也是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亮点。传统的主流观点认为由于洋纱洋布大量倾销，近代中国棉纺织手工业的总趋势是逐渐衰落，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模式不断走向解体。近年来，学者们对传统观点提出了不同认识。徐新吾首先纠正了以往研究中的一些错觉，如过去一般认为洋纱的入侵是由通商口岸的沿海地区开始，然后逐步深入内地的，然而“事实是洋纱的入侵先从非植棉地区（主要是闽广）开始”的，又如过去一般认为，洋纱的侵入土布是在全国范围内由土经土纬过渡到洋经土纬，再过渡到洋经洋纬，徐新吾认为“如果笼统地从总的发展进程来看，也不妨可以这样说，而具体考察则并非完全如此”，各地在发展中存在着差异，“这种发展的不平衡性是需要加以注意的。”（23）陈惠雄对近代中国自然经济解体论中的单线史观进行了挑战，“提出了家庭棉纺织业的多元分解乃是朝向经济近代化、商品化进步的历史解说”，他在概述大量史实的基础上，“认为中国传统丝织业在资本主义外力冲击下只呈单线性萎缩、并没有多元发展进步的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24）同样对这种单线史观提出挑战的还有谢放，他在《近代四川农村“耕织结合”的分离过程及其局限》一文中认为：“洋纱倾销的主要作用不过是改变了''''耕织结合‘的形式，即由原来的自纺自织改为买纱自织。在广大农村地区，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仍然结合在一起”，另一方面，又“带来了不利于其进一步分离的消极影响”，在与外国资本的不等价交换中，“''''耕织结合’的分离过程亦由此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时而分离，时而结合”，因此不能对近代中国自然经济解体的程度估计过高（25）。李金铮通过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定县的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实证分析，认为农村耕织结合的解体“并非来自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内动力作用，而是来自外来侵略势力的影响，是一种历史的畸形。”但是，也有学者不同意上述观点，认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村自然经济结构并未真正分解，如刘灿河在分析近代中国自然经济解体时，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山东手工棉纺织业、包括当时颇为名气的潍县织布业为例，指出“这些当然是绝对意义上的自然经济，丝毫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气味”，“不可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进而得出结论认为乡村手工织布业的发展“正是反映了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结构的坚固性特点。说它''''解体''''了，那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它非但没有解体，而且还有所强化。”（26）

第四，关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的发展前途。鸦片战争后，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双重冲击下，近代手工业兴衰起伏、历经曲折，但毕竟在社会经济生活中长期存在下来了，某些行业、某些地区的手工业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如何看待和理性分析这一历史现象。陈庆德认为近代手工业发展的内在基础是农民经济的贫困化，“中国近代手工业的这一特殊发展过程，完全是在社会经济贫困化的强大推动下形成的”，也正因为如此，鸦片战争后“无论是传统手工业，还是新兴手工业，都未曾改造旧有的基础。因此无论这种生产组织形式与资本主义剥削形式多么相似，但它同资本主义生产结构本身仍有本质的区别”，“与其说中国近代工场手工业是一种资本组织的生产单位，不如说它更靠近前资本主义的小商品生产基础。整个手工业总体发展趋势中这种个体性质的保持，使其向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转变，尚有相当大的差距”，“它总是不能向前更进一步转化为机器生产”，并断言“在资本主义生产基础已完全建立起来的近代的世界性历史联系中，以手工业为主体的社会经济发展，与其说是向着近代化转变的自然累积过程，不如说是近代化历史转变的道路受到阻塞。”（27）但是大多数学者仍肯定近代手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即使是个体手工业，其性质也发生了变化，“一般地讲，在鸦片战争前的封建社会，它为封建主义服务，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随着整个社会经济的改组，这种个体性质也被改造，使它在不同程度上为资本主义服务，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属和必要的补充形式。”（7）张忠民分析了近代上海农村传统农家手工业，认为近代农村地方工业显示了中国农村摆脱贫困，摆脱传统小生产，走向现代化的历史方向。作者在该文中力图穿透历史时段的限制、找寻历史的启示，提出90年代东南沿海的乡镇企业“乃是前近代农村家庭手工业的逻辑延伸，它们在存在和发展的动因、基本条件以及亲缘关系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和内在的逻辑联系；由近代而后瞻，近代农村的地方工业毫无疑问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自70、80年代蓬勃发展的农村乡镇工业的先声。”（28）作者的这种研究取向对探讨中国式的乡村工业化道路具有重要意义。彭南生近年来发表多篇论文明确肯定近代乡村手工业在清末民初以来的发展，并将若干地区、若干行业中以技术进步为依靠、以区域外市场为依托的乡村手工业的发展称之为“半工业化”，半工业化存在着向工业化发展的趋势，尽管由于外力的影响，未能最终完成向工业化的转化，但这种与技术改造为主的渐进性工业化模式与引进机器技术为主的突发型工业化模式一道构成中国近代的二元工业化道路。

第五，关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衰落的认识。如何看待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外力影响下出现的乡村手工业经济状况的变化，学术界主要存在着两种对立观点。王方中列举大量史实，说明从1930年至抗日战争前夕，中国手工棉织业明显衰落了，但是，“手织业的衰落主要不是内部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外力强制造成的。”（29）夏林根以方志等地方文献为基本史料，对棉纺织手工业的衰落原因进行了补充分析，认为“既是资本主义商品倾销所引起，也是中国社会内部新陈代谢的结果。”尽管棉纺织手工业很早就开始衰落，但“又为什么延续百年而被大量保持下来呢？”夏林根认为棉纺织手工业衰而不落的原因“主要在于农民生活的贫困和小农经济思想的劣根性”（30）。但是，近年来也有学者不同意将近代手工业的命运看得过于悲观，史建云认为20世纪30年代农村手工业的衰落只是暂时现象，“并不意味着农村手工业的根本衰亡”，原因就在于“无论是农村手工业自身的生产力和社会分工水平，近代工业的发展程度，还是整体的社会经济环境，都不足以使农村手工业全面衰亡，30年代农村手工业衰退的根本原因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31）林刚以1927～1937年间中国手工棉纺织业为例，对中国传统手工业中分布最广、影响最大的门类进行了定量的实证研究，澄清了学术界一些固有的认识，作者估计直至抗战前的1930年代中期，中国棉纺织品中（包括布匹、针织品和其他棉织品），机纱约占77～79％，土纱约占21～23％，棉布中的手织布约占71％，机制布约占29％。这说明手工业尚未到“垂死的边缘”（32），这种量化分析更具说服力。其实，用“衰落、衰退、衰亡、垂死边缘”等描述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的命运，是否贴切，在语义学上似可进一步斟酌＊。但如果是从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角度看，用上述词语对近代乡村手工业命运作定性描述似乎都不恰当。因为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程度远远未到乡村手工业退出其历史舞台的时候，持“衰落论”的学者也不能不承认，它不是内部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外力所造成的。因此，笔者认为更为科学的定性描述是，在外力的影响、主要是1929～1933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及随后相继发生的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等日本侵华战争的打击下，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陷入了严重困难时期。在外力解除后，手工业仍可恢复其原有的活力，并会向前继续发展，直至这种增长方式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为止。

三几点思考

近50余年的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无论是论著数量，还是学术质量，都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问题也不少，表现在宏观研究不足，分歧较大；区域与行业研究上，存在着很多薄弱环节。今后该领域的研究应在现有基础上，针对上述不足与薄弱环节，进一步拓宽视野，更新方法，加强实证分析，推动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迈向新的高度。

首先，加强定量研究。数字是经济史科学性的最好体现。然而，从总体上看，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存在着定性分析多，定量分析少。吴承明、徐新吾等老一辈学者虽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但离全面弄清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的状况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尚有距离。这虽然与近代统计落后、数字缺乏有关，但也与研究队伍自身素质有关。我国现有经济史研究队伍分属于历史学科和经济学科两大类，前者占主导地位，普遍存在着经济学修养不足、数学训练缺失的问题，使得他们大多长于定性分析，疏于定量研究。要克服这种状况，一方面亟需经济史学界深入挖掘、整理史料，另一方面需要从长远着眼，加强经济学、数学修养，借鉴现代计算工具，强化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量化研究。

第二，将整体研究与区域研究、行业研究结合起来。所谓整体研究，是指站在宏观角度，将近代乡村手工业史进行区域性、行业性的整合，作为一个经济整体，探讨它的长期存在状况及其原因，分析它在中国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地位、全面评价它在近代农村社会经济中的作用，等等。所谓区域研究，是指站在中观或微观的角度，对一村、一乡、一县或更大的区域如华北、长江中下游等地乡村手工业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尤其应加强对若干近代手工业发展较好的农村地区如河北高阳、宝坻、定县等织布区、山东潍县织布区、江苏通海织布区、山东平湖针织业区、环太湖蚕丝业区、华南缫丝业区等的研究，准确把握不同区域的乡村手工业经济的特点。所谓行业研究，是指对若干重要的乡村手工业行业如棉纺织业、蚕丝业、制茶业、榨油业、造纸业、制糖业、编织业、针织业、陶瓷业等，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弄清不同手工业行业间的差异及其在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上的地位。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整体研究比较落后，区域与行业研究中又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性，在区域研究中，现有成果大多集中在江南、华北乡村手工业经济史，其他地区研究较为薄弱，有些地区如西北、东北等区域尚缺乏最基本的研究。在行业研究中，乡村纺织业、蚕丝业、制茶业的研究较多，其他手工业行业如榨油业、制糖业等行业研究不足。这种研究状况与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的广泛性及复杂性不相适应。因此，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要求我们将整体研究与区域研究、行业研究结合起来，整体研究只有建立在区域研究、行业研究的基础上，才能把握地区、行业间的差异性与不平衡性，区域研究、行业研究只有上升到整体研究，才能克服微观研究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缺憾，否则，研究结论就会走向片面，给人造成错觉和误解。

第三，更为客观与理性。求真求实不仅是史学精神，也应是史家品格，对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也不例外，客观与理性应是所有研究工作者的共同追求。秉持客观与理性，既要避免以理论、经济模型代替实证研究，又要尽可能防止研究主体受到情感影响，既要超脱于时代，又要避免过多的主观色彩。只有建立在客观与理性的基础上，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才是真实的历史，只有真实的历史，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才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既往研究中的某些分歧往往就是由于客观与理性不足所造成的。如对近代手工业与外国资本主义关系解释上的分歧，起源于如何拿捏评价外国资本主义的尺度。拿捏分寸的准确与否，不仅与研究主体的民族情感息息相关，而且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一方面，对百余年来深受外国欺凌的中华民族来讲，憎恶外国资本主义的情感可想而知，另一方面，建国后的相当一个时期内，西方国家封锁、扼杀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残酷现实，更加深了我国学者对历史上的外国资本主义的全面否定，这种现实的情感色彩便被自觉不自觉地倾注到历史研究之中。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西方关系改善，人们开始正视并理性评判外资的作用，学术界又出现了肯定外国资本主义的观点。因此，建国以来史学界在评价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国手工业的关系时先后出现“破坏论”与“发展论”的观点，此乃随时代变化而变化的民族情感的反映。但是，历史研究毕竟应该建立在理性与客观基础上，任何过度否定或过度肯定的解释，都可能使其滑向反面。如站在民族的立场上，揭露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近代经济的侵略似乎天经地义，无论怎样强调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社会经济的破坏作用，也似乎并不过分。但是问题在于，如果中国原有的资本主义萌芽被破坏殆尽，被中断了，这岂不是说中国近代资本主义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下产生的，这似乎又有“外铄论”之嫌，虽然强调了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手工业的破坏之罪，却又不自觉地肯定了它对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之功，否定了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自主性。因此，有学者提出外国资本主义虽然破坏了中国手工业，但并不严重，除棉纺业等少数行业外，大多数手工业行业存在下来了，近年来，更有学者在肯定外国资本主义对促进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模式分解的不自觉的工具时，强调了它在手工业向机器工业转化中的阻碍作用。摒弃这种偏执一端的观点，唯有秉持史家品格，既不因民族情感而过于强调外国资本主义对近代手工业的负面影响，也不要因当代吸引外资的需要而一味肯定它在历史上的正面作用。

从理论或所谓规范认识出发，也会造成研究中无谓的分歧。如在对“耕织结合”与自然经济解体问题评价上，为什么面对同样的情形，会形成完全相反的观点呢？仔细揣摩既往的研究，笔者认为，学术界已经将“耕织结合”的经济性质固定化了，形成了所谓的规范理论：即“耕织结合”模式是自然经济的象征，它的分解标志着自然经济的解体，在这里，“耕织结合”已经概念化为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的典型。其实，这种规范认识存在着缺陷：首先，“耕织结合”作为农家的一种经营模式，并不是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全部，手工棉纺织业之外，还存在着大量的农村手工业行业，棉纺织业衰落了，还会有其他乡村手工业代之而起，在新的基础上形成与农业的新结合。因为，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是近代中国小块土地经营制度所决定的，只要耕地不足，农户就不得不进行多种经营，将农业、手工业、家畜饲养业等结合在一起，以维持家庭的延续。其次，“耕织结合”的经营模式也未必一定就是自然经济，随着社会经济大环境的变化、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农业与手工业结合的内容、方式的不同，农业与手工业经营方式的变化，名称上虽然还是“耕织结合”，但其经济意义已悄然发生了改变，它可能是商品经济，也可能是资本主义，关键取决于农家与市场联系的程度及其经营方式的变化。可见，“耕织结合”不仅具有较大的弹性，可以容纳不同类别的手工业，而且具有不同的经济意义。因此，不加区分地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的农家织布业看作是“绝对意义上的自然经济”，其实只是看到了乡村手工织布业与农业相结合的表面现象，而没有对该业的具体形态作更精细的分析。在这里，“耕织结合”虽然没有解体，但统统斥之为自然经济，显然是忽视了近代农民家庭手工业在生产技术、经营形式、与市场的联系等方面的变化，及其手工业在农家经济结构中的地位与作用。因此，对近代农家耕织结合模式尚须作更深入、更细化的剖析。

参考文献：

（1）戴逸.中国近代工业和旧式手工业的关系[N].人民日报，1965－08－02. （2）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概论[A].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3）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4）樊百川.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的遭遇和命运[J].历史研究,1962,(3).

（5）汪敬虞.中国近代手工业及其在中国资本主义产生中的地位[J].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1)

（6）吴承明.近代中国工业化道路[J].文史哲,1996,(6).)

（7）彭泽益.近代中国工业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工场手工业[J].近代史研究,1984,(1).

（8）黄逸平.近代中国经济变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9）史建云.从市场看农村手工业与近代民族工业之关系[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1).

（10）戴鞍钢.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再考察--以棉纺织业为中心[J].复旦学报,2001,(5).

（11）彭南生.论近代手工业与民族机器工业的互补关系[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2).

（12）林刚.长江三角洲近代大工业与小农经济[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

（13）马俊亚.混合与发展：江南地区传统社会经济的现代演变（1900~1950）[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14）[美]chi-mingHou.ForeignInvestmentandEconomicDevelopmentinChina,[美]哈佛大学出版社，1973.

（15）马若孟.手工棉纺织和近代中国棉纺织工业的发展[A].张仲礼.中国近代经济史论著选译[C].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

（16）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北京：中华书局，2000.

（17）陈诗启.甲午战前中国农村手工棉纺织业的变化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成长[J].历史研究,1959,(2).

（18）徐新吾.对中国近代手工棉织业史料中一些误解的评述[J].上海经济研究,1988,(3).

（19）杨宇清.中国近代手工业的演变和反思[J].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91,(4).

（20）张思.遭遇与机遇：19世纪末中国农村手工业的曲折经历--以直鲁农村手工纺织业为例[J]史学月刊，2003.(11).

（21）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22）（美）赵冈.现代棉纺织工业的成长及其与手工业的竞争[A].载德·帕金斯.中国现代经济的历史透视[M].[美]斯坦福大学，1975.

（23）徐新吾.近代中国自然经济加深分解与解体的过程[J].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1).

（24）陈惠雄.近代中国家庭棉纺织业的多元分解[J].历史研究,1990,(2).

（25）谢放.近代四川农村"耕织结合"的分离过程及其局限[J].近代史研究,1990,(1).

（26）刘灿河.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山东手工棉纺织业--兼谈对"自然经济解体论"的认识[J].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经济史,1988,(6).

（27）陈庆德.论中国近代手工业发展的社会基础[J].云南财贸学院学报,1990,(3).论中国近代手工业的发展趋势[J].求索,1991,(6).

（28）张忠民.近代上海农村地方工业的演变及其趋向[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4,(2).

（29）王方中.1930～1937年间中国手工棉织业的衰落[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8,(5).

（30）夏林根.论近代上海地区棉纺织手工业的变化[J].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经济史,1984，(11).

近代农业发展范文第13篇

关键词：非农就业 中国农村 经济发展 新斯密学派 过密化理论

学术界关于近代中国非农就业的研究通常包含在对商业化和工业化的研究之中，并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大致形成了新斯密学派和过密化理论两种不同的学说，其根本分歧在于近代中国农村是否存在经济发展。围绕这一争论，学者们依据不同的资料和研究方法，提出了诸多不同的结论和见解。梳理和分析前人的这些理论，有助于进一步深入探讨近代中国非农就业问题。

一、新斯密学派的发展观

新斯密学派以马若孟、勃兰特和罗斯基等人为代表，沿袭斯密和马克思的观点，以英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演变过程为依据，强调市场的作用，认为商业化与工业化确实给近代中国农村带来了“现代化”的发展，非农就业提高了农民人均生活水平[1]。

（一）马若孟的工商业发展论

马若孟利用卜凯[2]收集的1900―1930年的历史价格资料，研究了河北与山东地区土地价格与长工工资的变动趋势，发现尽管农村人口有实质性增长，但相对于工资水平，土地价格并未出现急剧上涨。马若孟认为其原因在于“县城、城市和通商口岸的工业和商业有足够的发展，可以向农民提供非农就业机会”。由于城市与乡村平均工资间存在很大差异，因而有“越来越多的农户认识到获取非农业收入的好处，并尽一切努力把他们的劳动用于这一目的”。同时，在交通运输状况得以改善的情况下，农村手工业也为农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当铁路把集镇与通商口岸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时，各式各样的手工业受到强烈的发展刺激……不断扩大的市场需求和城市的渐进发展促进了许多以前不存在的农村手工业的诞生”[3]。

（二）罗斯基的经济普遍增长论

马若孟研究的缺陷在于并未具体计算非农部门产出的增长率，此后有学者对近代各非农部门产出增长率进行过计算，较有代表性的是珀金斯和叶孔嘉的研究成果[4]。罗斯基的《战前中国经济的增长》提出了富有争议的观点，其在对叶孔嘉的估计值进行修正的基础上，大幅提高了部分行业年增长率的估计值，特别是手工业与贸易行业，分别从0.7%和1.1%提高到1.4%和2.5%，增加了一倍以上。结合对其他部门的估计，罗斯基认为近代中国所有重要部门的发展都大大领先于人口的增长。由此，罗斯基得出结论，“人均产出的持续增长，成为20世纪最初几十年中国经济的基本特征”[5]。

二、黄宗智的观点―“没有发展的增长”

与新斯密学派相反，以黄宗智为代表的“过密化”理论则认为近代中国的商业化和工业化过程并未带来英国式的发展，而是“没有发展的增长”。

（一）过密化理论的提出

罗斯基的结论意味着近代中国正经历着“现代经济增长”的过程。然而，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通过对满铁调查资料所做的研究发现，近代中国无论在农业部门还是非农业部门，总产量的提高都并未伴随着人均产出的提高，是“没有发展的增长”，并将这种现象冠以“过密化”的名称。黄宗智的研究主要关注农业过密化，但他发现，农村手工业的发展同样存在过密化的现象。农村手工业带来的收入并未使农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而是仍然维持在糊口的水平上。

（二）过密化现象的机理

黄宗智认为，如此低微的工资正是“过密化”的表现，而农民之所以会接受如此低微的工资，是因为农村手工业实质上是在人均耕地面积严重不足，剩余劳动力又缺乏其他就业机会情况下无奈的选择。由于缺乏其他就业机会，剩余劳动力从事手工业的机会成本几乎为零，又迫于生存压力，因而“迫不得已要为低于维持生活水平的工资而佣工”。反过来，经济中充斥着大量机会成本极低的剩余劳动力，又阻碍了资本的使用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成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在人口压力的作用下，近代中国商业化与工业化的过程不仅导致，并且加剧了“过密化”现象[6]。

事实上，黄宗智构建了一个与西欧迥然相异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其理论核心在于中国经济独特的“内卷性”。黄宗智认为，斯密和马克思的经典理论均未考虑到两种可能，一是“没有劳动生产率发展的产量增长的可能”，二是现代经济发展必然导致工农业共同发展，“没有考虑到没有乡村发展的城市工业化的可能”。而这两种可能性在近代中国都成为了现实，无论是农业或乡村手工业，在中国都陷入了“过密化”的陷阱[7]。

三、对“过密化”理论的质疑

黄宗智将农村家庭手工业的发展主要归结为人口压力和家庭维生的需求的论点，也遭到了部分学者的质疑。

（一）史建云的农村工业发展论

史建云在《近代冀鲁豫乡村》第四部分中指出，河北省户均占有土地与河南省不相上下，但手工业的发展却远高出河南省，用人口因素难以解释这一现象。同时，从平均每户收入看，中农不仅在农业收入上明显高于半中农和佃农，在手工业收入上也高于后两者，“并非农业收入最少的农户从事手工业最多，而是农业生产条件较好的农家，手工业生产常常也比较发达。”由此，史建云认为华北地区近代农村工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维生需求，转向了追求更高的经济效益[8]。

（二）彭慕兰的三因素分析

彭慕兰的研究则直接针对黄宗智的理论核心，并从总产量扩大的原因，非精英阶层生活水平与家庭劳动力配置三个方面进行了反驳。

首先，彭慕兰认为，西欧总产量扩大的原因与中国并无根本不同。“在欧洲，也有充足的证据证明，1500―1800年间出现的产量扩大主要是由于使用了更大数量的劳动，而不是出于任何生产了的突破。”其次，通过对历史收入数据的研究，彭慕兰发现由于工资购买力出现了长期下降的趋势，以人为主的城市费精英阶层的生活水平并未出现明显的改善，小农的状况也是如此，并且由于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农业实际工资也出现了下降。第三，彭慕兰认为中国小农家庭在劳动力配置方面与简・德里夫斯的“勤劳革命”也并无区别。“勤劳革命”意味着家庭在劳动力运用与商品交换方面都更多地面向市场，因此出现了“家庭劳动的扩大及其重新配置和节约时间的消费的增长”。彭慕兰认为，中国的小农家庭并不像黄宗智所说，“家庭妇女的劳动只是简单的增加”，而是充分介入了市场，并对黄宗智关于妇女纺织收入的研究也提出了质疑[9]。

（三）龚启圣的“脱密化”学说

彭慕兰的反驳尽管有力，但也存在两处不足，一是大量使用二手文献，其说服力不如直接研究原始数据得出的结论；二是在时间段上集中于明清时期，并未直接针对近代。龚启圣等人的研究则更为具体和富有针对性。通过对陈翰笙等人在无锡地区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龚启圣等人发现从事养蚕业的农民，其人均收入不仅高于一般农户的总人均收入，也高于乡村工资收入和零售商贩的人均收入，这说明农民并非是缺乏更好收入来源，才不得不将剩余劳动力用于蚕桑业，并忍受仅供糊口的回报。更为重要的是，有超过20%的农户家中有外出的非农劳动力，而他们寄回的收入是如此之高，以至于不仅大大超出一般农户的人均收入，在某些年份甚至超过了有外出经商人员的农户的人均收入。由此，龚启圣认为近代中国的商业化――工业化进程不仅未加剧“过密化”的现象，反而帮助无锡地区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过密化”的陷阱[10]。

参考文献：

[1]黄宗智.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J].史学理论研究，1993（01）

[2]卜凯.中国农家经济[M].商务印书馆，1936

[3]马若孟.中国农民经济――河北与山东的发展，1890―1940[M].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173―193页

[4]转引自罗斯基.战前中国经济的增长[M]. 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271―277页

[5]罗斯基.战前中国经济的增长[M].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271―277页

[6]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 中华书局，2000：202―203页，

[7]黄宗智.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J].史学理论研究，1993（01）

[8]从翰香.近代冀鲁豫乡村[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9]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M].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115―140页

近代农业发展范文第14篇

太原近郊农业区位于山西中部、晋中盆地北端，包括太原市6区4县及晋中的榆次区。区域内东为太行山支脉，西处吕梁山东翼，东西北三面环山，中部和南部为汾河冲积扇平原，汾河自北而南贯穿太原。最高海拔2659m，最低760m，平均800m。农业国土面积8289.45km2，64个乡（镇）和20个涉农街办、1287个行政村，总人口400.76万人，农户28.92万户，农业人口79.84万，现有可耕地面积1145万hm2（17177万亩）。近几年来，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太原作为省会城市的区域中心地位得到加强，近郊农业向创意农业转型发展的条件已经成熟。休闲观光农业园区（景点）已经发展到132家，占地面积2.54万hm2，总投资额46.65亿元［2］；还发展了2个“一县一业”特色基地示范县（即小店区奶牛基地和清徐县蔬菜基地）和153个“一村一品”专业示范村，选定了十大主题产业园（即山西水塔醋文化产业园、山西大禾高效蔬菜科技园、太原万亩葡萄产业园、太原华辰葡果休闲农业园、山西青玉食品加工产业园、山西梅芝园艺花卉产业园、山西九牛牧业循环产业园、山西裕吉农产品物流园、太原龙城向新生态恢复示范园、太原惠农马铃薯科技产业园），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达到190个，实现销售收入101.13亿元，新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445个［3］。总体围绕“十园引领，百园兴农”的战略目标，突出太原近郊农业的优势特色，以“绿色、休闲、参与、体验”为主题，大力发展休闲观光农业，休闲观光农业已成为推动农业转型、促进农民增收的一大载体。但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缺乏统一规划、技术支撑不足、起点低、规模小、布局分散、品种单一、品位不高和供求信息不畅等问题。

2太原市近郊创意农业发展的布局

太原市地形、地貌类型多，气候条件差异大，自然资源禀赋各异。以太原市近郊农业生态区划和农业生产类型划分为依据［4］，按照“一川一线两山”的总体设想，制定近郊创意农业规划，推进产业化发展、板块化布局、规模化生产、品牌化营销、社会化服务。（1）一川。一川是指太原市近郊平川地带，包括7区（太原6区及晋中市榆次区）1县（清徐县）的平川地带，重点发展现代温室蔬菜、现代温室园艺以及现代化畜禽水产健康、清洁养殖业，培育现代农业休闲、观赏、采摘、品尝、体验、教育园产业，为国内外游客和太原市市民提供良好的生存、生活和休闲环境。（2）一线。一线是指太原市郊区大运高速交通干线两侧地带，包括太原市6区、清徐境内大运干线两侧。以大运路为中轴线，依托太原畜产品工业园区、清徐食品工业园区和阳曲农产品综合园区，重点围绕太原市居民需求，充分发挥近郊农业资源、交通及区位等优势，融合农业、观光、休闲、养生于一体，发展近郊创意特色农业。（3）两山。两山是指太原市东西两山的丘陵山地地带，主要包括太原市6区、清徐县以及晋中市榆次区的丘陵山地地带。遵循现代农业高效、生态、优质、安全的发展要求，按照“一县一业”“一村一品”的发展思路，在确保良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区域资源优势，体现区域特色，大力发展循环农业、生态农业、休闲农业和休闲度假、乡村旅游基地。

3科技创新推进太原市近郊创意农业发展的重点

太原市近郊创意农业发展的目标是实现传统近郊型农业向现代都市型农业转变，实现生产集约化、栽培设施化、农业生态化、产品精品化。科技创新的重点领域包括设施农业（温室蔬菜、温室园艺等）、生态农业（有机农业、循环农业、立体农业、生物质能源等）、特色农业（优势农产品、特色农产品、创意农产品等）、休闲观光农业（理念创新、环境创新、产品创新、机制创新、服务创新）四位一体的农业生产体系。（1）设施蔬菜、瓜果、花卉领域：一是积极开展优质多抗、特色瓜果、蔬菜和花卉品种的选育，力求取得新的突破；二是开展蔬菜、瓜果、花卉无公害生产关键技术研究，研制具有重要应用前景的新型肥料和生物农药；三是开展蔬菜和瓜果规范化高效立体栽培技术研究，将关键生产技术、产地环境控制、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等技术进行组装配套，形成新型的规范化的生产技术标准；四是日光节能温室生态环境调控技术研究，应用物联网技术进行智能化生产。（2）生态农业领域：一是循环农业技术开发应用，将农业生产和加工剩余产品以及废弃物的资源化、循环再利用等技术进行组装配套，推进农业可持续发展；二是低碳农业技术，重点加强清洁农业生产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培育新型氮素高效利用农作物新品种。（3）休闲观光农业领域：一是开展观光农业农产品的外观、品质、功能等方面的研究，培育适宜观光农业发展的种植、养殖品种；二是开展观光农业植物观赏性和游人参与性方面的栽培技术研究和观光采摘等功能研究；三是开展观光农业的生态功能研究，如植被保护、抗逆植物育种、生态与环境保护、生态与环境修复等领域的研究；四是观光农业的生物防治研究；五是观光农业的环境容量研究。

4依托科技创新推动太原市近郊创意农业发展的路径

（1）搞好5个对接，加速创意农业发展。一是近郊创意农业与城市需求对接，依据现在城市居民生活观念和消费需求的变化，适时拓宽农业服务范畴，丰富近郊创意农业的内涵，满足多元化消费需求；二是近郊创意农业与农产品加工对接，跳出农业抓产业，以农产品加工为抓手，建立“公司＋基地＋农户”的产业化经营模式，推进近郊创意农业转型升级；三是近郊创意农业与市场流通对接，充分利用省会城市交通便捷优势，大力发展农产品流通业，提高近郊创意农业发展的活力；四是近郊创意农业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对接，实现交通、水、电、通信、市场资源等共享，为近郊创意农业发展提供保障；五是近郊创意农业与科技创新对接，要与省城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建立战略合作关系，超前预测市场需求，建立综合性或专业性科技创新中心，吸引高层次科技人才入驻科技园区，开展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和关键性加工装备的科技攻关和成果转化研究；六是继续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推广、应用体系，优化科技成果转化、推广人才队伍结构，培养有文化的高素质的现代新型农民，拓展近郊创意农业发展深度和广度。（2）以科技创新项目为抓手，实施创意农业推进战略。科技创新项目是载体，是抓手，抓住了项目，就抓住科技创新战略的关键，要把科技创新项目建设作为推进太原近郊创意农业发展的着力点。因此，应由相关部门组织专家筛选一批有影响、有科技含量、有推广价值的科技创新项目，并与相关企业对接，推动企业尽快达到一定的规模，产品获得一定的档次，增加一定的经济效益。（3）建立科技创新专家团队，提升企业科技创新能力。太原市近郊创意农业的发展离不开企业，而企业发展离不开科技、离不开创新，也离不开专家。因此，科技主管部门应组建专家服务团队，按行业或产业试行首席专家制度，组织相关专家分行业研究各个行业发展的现状、存在问题、技术瓶颈、市场、趋势和前景等，在为政府制定相关扶持政策、扶持方向、扶持环节等提供依据的同时，通过首席专家制度组织专家为企业提供点对点的服务，帮助企业开发创意产品、解决工艺技术难题、策划市场营销和管理方案等，实实在在为企业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作为企业，要与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密切联系，进行合作，创建自己的科技创新队伍，快速取得高新科技成果，进行产业化生产。（4）构建全市统一的农业科技信息服务平台。现代社会是信息社会，科技创新离不开信息，但目前信息渠道多，信息量大且分散，信息面五花八门，信息真假难辨。因此，应构建全市统一的农业科技信息服务平台，着力畅通信息流，推进农业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农业科技推广与生产实际应用进行较好的无缝连接，形成太原市近郊创意农业发展与城乡发展之间的信息融通、信息对称的良好格局。农业科技信息服务平台抓好硬件建设的同时，应由政府出面以政策或制度的形式抓好软件建设，尤其是信息类型、采集渠道、筛选及传递方式、信息分享等机制的建设，以切实发挥科技信息服务平台的作用。

5结语

近代农业发展范文第15篇

① 该文与邹晓?N合作。

② 有的学者编纂出版了综合性史料，如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是一部继50年代李文治、章有义编纂《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之后最为全面的乡村经济统计史料。有的学者编纂了专题史料，如徐新吾《近代江南土布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已出5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1994、1997年版)，也收录了大量珍贵的乡村经济档案资料。周谷城主编的《民国丛书》(共5编，上海书店1989、1990、1991、1992、1996年版)，重印了乔启明、冯和法等著名农村社会经济学者的著作。解放前许多著名农村社会经济学者以及20至4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农村调查，也陆续整理再版。台湾学者整理出版了《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200册(台北成文出版社1977年版)。

一、土地关系

土地是农民繁衍生息的第一要素，是乡村社会经济的基础，也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因此历来受到学界的关注。但从学术解释上，直至80年代末以后才有重大突破。

私有土地允许买卖，是中国土地制度的一大特色。以往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近代中国农村广泛存在亲族或邻居的“优先购买权”，所以土地买卖是不自由的，由此证明封建宗法关系的继续存在。史建云通过对近代华北土地买卖的研究提出不同意见，认为这一地区的土地买卖在法律和习惯上都不受“优先购买权”的限制，有比较自由的土地市场。②李三谋对民国前中期土地贸易的研究也表明，土地买卖中的封建宗法关系被取消。③实际上，在清代前期，宗法关系在土地买卖中就已经松弛。④近代以后，不过是在此基础上的崩溃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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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先明：《中国近代乡村史研究及展望》，《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2期。

② 史建云：《近代华北土地买卖的几个问题》，载王先明等主编：《乡村社会文化与权力结构的变迁》，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③ 李三谋：《民国前中期土地贸易之特征》，《中国农史》1998年第2期。

④ 江太新：《略论清代前期土地买卖中宗法关系的松弛及其社会意义》，《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3期。

地权分配，是土地问题的核心，决定着农村生产关系、利益关系以及社会关系的基本面貌。长期以来，受革命解释体系的影响，学术界流行这样一种估计，即占乡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富农占有70％—80％的土地，而占乡村人口90％以上的雇农、贫农、中农仅占有20％—30％的土地，以此强化中国革命必然性的意识。思想敏锐的章有义首先对此提出质疑，认为抗战以前全国土地分配的基本轮廓为：无地户约占农村总户数的30％—40％，有地户中地主富农占有土地的50％-—60％，中贫农占40％—50％。稳妥一点说，地主富农占地60％左右，中贫农占40％左右。①此后，郭德宏也做了大体相当的估计。②乌廷玉的估计更为大胆，认为在旧中国占有人口6％—10％的地主、富农占有全国土地的28％—50％，占人口90％—94％的农民占全国土地的50％—72％。③史志宏对河北清苑县的研究也显示，土地分配呈相对分散化的格局，地富的占地规模较小，而且不见得都是质量好的土地。④这些研究表明，地权问题并非以前所想像的那样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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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章有义：《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地权分配的再估计》，《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

② 郭德宏：《旧中国土地占有状况及其趋势》，《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

③ 乌廷玉：《旧中国地主富农占有多少土地》，《史学集刊》1998年第1期。

④ 史志宏：《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华北平原农村的土地分配及其变化——以河北省清苑县4村为例》，《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

地权分配不只是静态的分布，更是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在很长一段时间，与上述传统思维惯性相联系，土地越来越集中已成为学术界的通论。但人们曾经提出过这样的疑问，如果土地越来越集中，农民的土地早就应该没有了，但为什么长期以来一直还保留部分土地，这岂不是自相矛盾吗?仍是章有义对此率先提出挑战，他认为土地自由买卖和遗产多子均分制是对地权分配长期起作用的两个基本因素，地权流动在任何时期、任何地区都经常发生，既有分散又有集中，于是在长期上、整体上形成地权阶级分配的某种常态，即地主与农民占地的比率大体稳定。11世纪初至20世纪30年代佃户比例基本上是一个常数的事实证明，“人们所想像的地权不断集中的长期趋势，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或者说是不可能存在的。”①郭德宏进一步认为，在解放前几十年间，各地区地权变化的情况虽然很复杂，但总的来说，地权是越来越分散，而非越来越集中，地主富农占有的土地有所下降，农民占有的土地有所上升。②朱玉湘也指出，20世纪以来，在一些土地占有趋于集中的同时，有很多地区的地权是逐渐趋于分散的，尤其是抗日战争以后，因地主经济地位下降，土地占有的分散趋向非常明显。③张佩国通过考察1900—1945年的山东农村，也认为土地占有的分散化趋势自清末至民国初年即愈益明显，这一进程在抗战期间进一步加快了。④史志宏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河北清苑县的研究还显示，地主、富农土地占总耕地的比重明显下降，中农占地有所上升，土地分配呈分散或“平均化”的趋势。⑤曹幸穗在考察苏南地权分配时也发现，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苏南地权同时经历了分散与集中的两个过程。土地占有权并不是越来越集中于少数大地主手中，而是越来越多的中小地主共占土地。⑥这些研究成果进一步证明，地权分配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绝不能脸谱化、标签化乃至于极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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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章有义：《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地权分配的再估计》，《中国社会经究》1988年第2期。

② 郭德宏：《旧中国土地占有状况及其趋势》，《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

③ 朱玉湘：《试论近代中国的土地占有关系及其特点》，《文史哲》1997年第2期。

④ 张佩国：《地权分配·农家经济·村落社区——1900—1945年的山东农村》，齐鲁书社2000年版，第57—70页。

⑤ 史志宏：《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华北平原农村的土地分配及其变化——以河北省清苑县4村为例》，《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

⑥ 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宝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20—21页。

尽管如此，正如朱玉湘所认为的，上述看法并不影响地主土地所有制在整个近代中国农村土地关系中处于统治和支配地位和土地占有集中的结论。①进而言之，它也不能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革命的社会经济基础。

只有少数学者仍保留不同意见。如刘克祥通过对20世纪30年代的考察，认为地权仍存在集中趋势，广大中小自耕农失地破产，中小地主也普遍衰败，而大地主、城市地主急剧膨胀，全国土地恶性集中。②尽管土地是否如此集中还需要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刘氏所论也不能说明地权分配的长期趋势，但这一成果值得我们警觉，我们不能从原来的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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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朱玉湘：《试论近代中国的土地占有关系及其特点》，《文史哲》1997年第2期。

② 刘克祥：《20世纪30年代地权集中趋势及其特点》，《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2期。

二、租佃关系和雇佣关系

租佃关系、雇佣关系是与地权分配形影相随的社会经济现象，是农业经营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生产关系研究的核心问题。以往学术界在革命范式的框架下，主要从地主、富农残酷剥削农民的角度进行研究。近年来的研究既有传统观点的延续，更有新的分析。

关于租佃关系，细致的实证研究较多，其中以乌廷玉用力最勤。他对东北、山西、河北、黄河流域、长江下游地区等都发表过论文，这些文章的共性是，对各地佃农的一般状况、租佃手续、地租形态、地租率等都做了清楚的展示，提供了不少文献资料，但论述结构雷同，没有提出多少新的解释。③与此同时，更有学者提出不少新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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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乌廷玉：《旧中国黄河流域各省的租佃关系》，《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2期；《旧中国苏浙皖三省的租佃关系》，《历史研究》1987年第6期；《解放前东北三省的租佃关系》，《社会科学战线》19s9年第2期；《近代山西省的租佃关系》，《晋阳学刊》1989年第6期；《解放前河北省的相佃关系》，《河北学刊》1991年第3期。

譬如，佃农比例是反映租佃制度是否发达的重要标志。以往为了证明封建地主所有制的统治地位，就花大力气寻找佃农比例高的证据，似乎佃农比例越高，越能达到这一认识的目的。实际上，中国农村社会并非完全如此。早在二三十年代，金陵大学农学院教授卜凯(John L．Buck)就提出中国农村是一个以自耕农为主的社会。①80年代以来，这一观点得到一些中国学者的认同。史建云认为，华北地区在近代直到1937年以前，自耕农一直占50％以上，租佃关系虽占有一定比重，但决不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不仅如此，佃农比重还有逐步下降之势。②徐浩、侯建新对清代华北地区和20世纪上半期冀中农村的研究，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③尽管如此，李金铮对定县的研究表明，佃农比例较低，自耕农比例较大，并非意味着自耕农就拥有足够的土地，他们实际上多数是耕地不足的贫农。④在西北地区，秦晖通过考察关中农村，认为该地区地权分配平均，几乎是自耕农的世界，租佃关系无足轻重，甚至可以概括为“无租佃”。⑤与北方乡村相比，南方地区的佃农比例较高。如长江中游地区，章有义对徽州租佃关系进行了个案研究，认为该地区租佃经营的比重较高，不过也很难说占到50％以上；从发展趋势上看，近代以来租佃户数和租佃经营的比重没有什么变动。⑥赣南闽西地区有自己的特点，温锐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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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卜凯：《中国农家经济》，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95—196页。

② 史建云：《近代华北平原自耕农初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

③ 徐浩：《农民经济的历史变迁——中英乡村社会区域发展比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58页；侯建新：《农民、市场与社会变迁——冀中11村透视并与英国乡村比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71页。

④ 李金铮：《试析二三十年代定县农民耕地之不足》，《河北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

⑤ 秦晖：《封建社会的“关中模式”——前关中农村经济研究之一》，《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1期。郑磊与秦晖的解释有所不同，认为关中地区租佃关系之所以不发达，主要是人口持续大量死亡所导致的人口与土地的恶性宽松关系，直接造就了以自耕农为主的关中农村。(郑磊：《民国时期关中地区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结构变迁(1928—1949)》，《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

⑥ 章有义：《近代徽州租佃关系案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13—315页。

租佃土地比例较高，占土地总数的55％—65％。①

地租率是反映地主与佃农所得农业收获份额的重要指标，用经济学的概念解释，就是出租土地所得的报酬。以往我们在考察地租率时，大多估计偏高，其原因主要是往往只计算地租在一季主要作物产量中的比重，实际上农作物有可能是一年两熟或两年三熟，这就使得地租率无形增加。这在曹幸穗对苏南的研究中得到证实，他指出，如果把佃农的冬夏两季作物(一年两熟)的产量合并计算，平均地租约占年收获物的44％，若以夏作物(本区主要作物)计算，则地租率均超过产量的50％。曹氏还指出，近代百余年来本区地租额并无多大变化。②章有义对徽州的研究也是如此，他认为，如果单季租即稻租通行地租率为50％—70％，若将小季收成估算在内，实际地租率则为40％—55％。而且，近代以来，除了个别年代，地租率大多不仅没有上升迹象，总的趋势还是缓慢下降的。③史建云也指出，近代华北佃农负担有减轻的趋向，因为佃农缴纳地租是以定额地租和货币地租为主，而定额地租率低于分成地租，货币地租率又低于定额地租率。④

可见，地租率并非越来越高，而是长期以来一直在50％左右。尽管如此，仍然不影响地主对佃农的经济剥削这一基本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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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温锐：《清末民初赣闽边地区土地租佃制度与农村社会经济》，《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4期。

② 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第78、82页。

③ 章有义：《近代徽州租佃关系案例研究》，第331—332页。

④ 史建云：《近代华北平原佃农的土地经营及地租负担》，《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6期。

主佃关系也是以往谈论较多的问题，主要概括为人身依附关系浓厚，矛盾尖锐，斗争激烈。新的研究与此有所不同。黄宗智以山东后夏寨村为例说明，只单一地从阶级关系的角度来看待村庄内部的社会关系，是不符合实际的。主佃关系是多重纽带关系，在阶级关系之外还涉及亲属和朋友的人际关系。①美国学者马若孟(Ramon H．Myers)以河北顺义县沙井村为例也说明，租佃关系中没有显示出一个集团或个人强加于另一个集团或个人的经济意志，租佃关系是合理的，在契约之外，没有强制性的剥削。②史建云认为，在华北地区，地主对佃户农业经营的干涉降到最低程度，这标志着佃农对于地主基本上没有人身依附，主佃之间保持相对平等，形成一种单纯经济上的契约关系，传统的租佃制度正在走向衰退。③曹幸穗指出，在苏南，由于土地绝大多数属于城居地主所有，地主与佃农一般无直接联系，佃户对地主的依附程度削弱，佃农除了缴纳地租之外，一般不再对地主提供额外的应酬和劳务。这说明，在商品经济发展的社会环境中，传统的主佃关系开始向纯粹的经济契约关系转变。④章有义也认为，近代徽州一般佃户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愈来愈淡薄，几乎只有“单纯纳租义务”，租佃关系基本上契约化了。⑤从我个人对华北地区的口述史调查来看，基本上印证了上述学者的结论，即主佃关系大多比较缓和，超经济的压迫剥削较为少见。

当然，这并不否认主佃关系在有些地区比较紧张，佃户条件比较恶劣。如钞晓鸿认为，在租佃关系盛行的陕北、陕南，往往地主有肆意撤佃的自由而不是佃户有永佃的自由，佃户还有为地主无偿劳作，送交礼物，甚至妻媳为地主做女佣或奶妈的义务。⑥陈淑铢对浙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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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70页。

②Ramon H．Myers.“North China Villages during the Republicol Period：Soeioeeonomic Relation- ships"，in Modern China，1980,Vol．6．N0．3．转引自陈意新：《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1期。

③ 史建云：《近代华北平原地租形态研究》，《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3期。

④ 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第70,82页。

⑤ 章有义：《近代徽州租佃关系案例研究》，第320页。

⑥ 钞晓鸿：《本世纪前期陕西农业雇佣、租佃关系比较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3期。

佃关系的研究表明，尽管有的地区主佃之间尚能和衷共济，但不少县份也常常发生纠纷乃至酿成案件。①

我们以为，就一般状况而言，中国主佃关系可概括为“有剥削而无尖锐斗争”，这也许才是农民生活的真实世界。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发动减租减息运动时，佃农明减暗不减，认为租地主土地就要交租，这大概可以作为这一看法的佐证。

作为一种农业经营方式，租佃关系对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有何影响呢?以往主要强调其落后性、反动性和阻碍作用。曹幸穗通过对苏南的考察却认为，没有理由相信租佃关系对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起阻碍作用，永佃制使佃农具有生产积极性。②温锐对清末民初赣南闽西地区的研究也表明，土地租佃制作为农业生产要素的配置方式，适应了该地区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促进了地富阶层转向工商业投资，也有利于劳动力的缓慢转移。这一制度在整个20世纪都能反复延续，更说明租佃制度的活力。③对租佃制鼓吹最多的美籍学者赵冈更认为，租佃制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它可以减少农业生产的交易费用和管理费用，增加生产制度的灵活性，因此生产效率高，并成为破坏自然经济的强大力量。④尽管如此，史建云仍然指出，在华北地区由于短期租佃居于主要地位，主佃关系变动频繁，不利于调动佃农的积极性。⑤无论如何，租佃制度作为一种长期延续的经营体制，始终能够将主佃关系维持下来，本身就表明它有一定的生存空间，我们的主要任务应该是解释其中的奥秘何在?

在农业生产关系中，雇佣关系是另一种重要的经营方式，也是近年来争论较多的问题。以往学术界流行的观点是，雇佣关系是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标志。新的研究表明．二者不一定能划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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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淑铢：《浙江省土地问题与二五减租》，台湾国史馆1996年版，第419—425页。

② 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第66—85、226—229页。

③ 温锐：《清末民初赣闽边地区土地租佃制度与农村社会经济》，《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4期。

④ 赵冈：《从制度学派的角度看租佃制》，《农业经济史论文集》，中国农业出版社2001年版。

⑤ 史建云：《近代华北平原地租形态研究》，《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3期。

黄宗智对华北平原和江南的研究证明，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华北平原，靠雇工经营的经营式农场占耕地总面积的9％—10％，而在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长江三角洲根本不存在这种农场，仅有少数相对较小的富农雇佣帮工。①刘克祥也大体持此见解。②不过，章有义指出，华北地区所谓的雇工经营实际上有相当部分属于半封建的雇役劳动，并非真正的经营式农场，也就是说，雇佣关系与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没有必然的联系。③曹幸穗进一步指出，在苏南，经营式农场在明清时期一度相当盛行，但到20世纪以后走向解体乃至消失，其原因恰恰是由于商品经济特别是城市工商业的发展，使得经营式农业无论对于地主或长工都失去了足够的吸引力，地主和无地者纷纷转入城镇，城居地主的土地采取租佃经营方式。④

秦晖与钞晓鸿对陕西农村的研究，与黄宗智的研究结论也互为呼应，并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反响。秦晖通过关中地区的研究发现，以雇工经营为主的“经营地主”较多，但雇佣关系与商品经济和社会分工的发展几乎没有什么关系，雇工普遍领取实物报酬，其生产也非面向市场，雇主经济的商品率并不高于一般农户，这是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不可能产生的现象。如果再考虑到关中“雇农”大都拥有相对于这个概念而言不算很少的土地，以及依附性雇工的存在，则可以断言该地的雇佣绝非资本主义。它不仅不具有近代性质，而且未见得比“封建的”租佃经济更称得上“成功的经营形式”，事实上关中出租土地的主要是家计收入不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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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第81、142页；《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59—60页。

② 刘克祥：《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业雇佣劳动数量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

③ 章有义：《中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琐议》，《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4期。

④ 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第61—67页。

赖地租的商人阶层。以上看法，即构成秦晖所谓“关中模式”的核心内容。①钞晓鸿通过考察陕北、陕南和关中不同地区的雇佣与租佃关系也发现，关中这种相对落后的地区未必就没有更普遍的雇佣制，而陕北、陕南一些相对发达的地区未必就有更普遍的租佃制。他由此认为，雇佣制未必进步，租佃制也未必落后，社会由落后转入先进并不见得必须以雇佣制代替租佃制，认识判别传统社会或曰封建社会以及改造这种社会使其向近代社会迈进，不能简单地从租佃制或雇佣制中做出判断与抉择。②崔晓黎在比较了河北清苑和江苏无锡的情况以后，也表示了类似看法。③

上述关于雇佣关系的研究，对于盛行多年的商品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经典理论提出了挑战，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也是重要的修正或补充。我们认为，还要认真考虑这种商品化是真正的商品化还是虚假的商品化，如后所述，恐怕中国农产品的商品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生活贫困的推动，带有浓厚的虚假性。果真如此，商品化导致资本主义的经典理论就很难简单地予以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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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秦晖：《封建社会的“关中模式”——前关中农村经济研究一》，《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1期；秦晖：《“关中模式”的社会历史渊源：清初至民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1期。

② 钞晓鸿：《本世纪前期陕西农业雇佣、租佃关系比较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3期。

③ 崔晓黎：《家庭·市场·社区——无锡清苑农村社会经济变迁的比较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1期。

三、小农经营与经营式农场

从农业经营规模而言，主要分小农经营(即家庭式农场④，严格意义上是小家庭农场)和经营式农场两类。在以往的观念中，受现代化范式的影响，小农经营是一种封建的落后的生产方式，经营式农场代表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效率由此有高下之别。近年来的研究，出现了认识上的分歧和热烈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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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赵冈认为，“小农”一词本身很不科学，因为大与小是相对的，用大小作为组织形态的分类标准很不妥当。西方经济学家以经营单位进行组织形态的分类，将这种小农称为“家庭式农场”，比较适当，家庭式农场在人地比例与技术条件具备时，也可以变大。(见赵冈：《重新评价中国历史匕的小农经济》，《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

黄宗智从华北平原的研究中发现，由于经营式农场使用劳动量较少，而家庭式农场不可能自己解雇自家多余的劳动力，因此前者的劳动生产率比后者要高，家庭式农场存在着边际效益递减的“过密化”现象。不过，经营式农场与家庭式农场在耕畜使用、复种指数、作物选择和单位面积产量上并无显著区别，经营式农场并没预示新生产力水平的出现，因此仍应视为停滞的小农经济的组成部分。此外，家庭式农场的经济行为不能单纯以资本主义企业的行为逻辑来评判，从生存角度而言，充分使用极低机会成本的剩余劳动力从事小农业、手工业和长短工，可以达到最大效用。①但他断言，过密化终究不能将农村引向结构性变化，小生产不能被节省劳动力的资本化生产所取代。②

以《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的社会性质》(后以《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经济研究》为名再版)一书而闻名的罗仑对黄宗智的观点提出商榷，他仍然坚持过去的看法，即经营式农场无论在生产率、复种率、畜力、肥料等方面，都比家庭式农场有明显的优越性。③丁长清也提出，经营地主的商品率和单位面积产量都较高。④曹幸穗也认为，在苏南，面积狭小的贫农农场由于物化劳动投入严重不足，故导致单位产量低于大农场。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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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第6、142—176、199页。

② 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第12页。

③ 罗仑：《关于清代以来冀、鲁西北地区经营式农场与家庭式农场的生产力水平问题——与黄宗智教授商榷》，载叶显恩主编：《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上，中华书局1992年版。

④ 丁长清：《二十世纪前半期的中国经营地主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

⑤ 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第128—129页。

秦晖的关中研究也显示，经营地主的单位面积产量高于小农场，但与罗、曹、丁的分析角度迥然不同。他认为，与小农制一样，关中的经营地主经济也存在“过密化”现象，而且其劳动投入与边际劳动报酬递减很可能比小农还高，正因为如此，其土地出产率也可能略胜普通小农一等，但劳动生产率比传统小农还要落后。①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学者对小农经营持肯定的态度。赵冈认为，包括农业在内的任何生产部门，不一定规模越大效率越高。在传统工具耕作的时代，以小农经营为宜，效率最显著。②史建云通过对华北平原自耕农的研究也认为，大规模的农场只是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途径，而不是惟一的道路。在近代中国农村人口对土地已形成巨大压力，近代城市和近代工业的发展又不足以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条件下，广泛建立土地集中、资本密集的农场以实现资本主义生产是一条艰难的道路。作为个体小生产的自耕农虽然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由于自耕农经济更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力、加强农业集约经营、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的商品生产、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由于自耕农的货币购买力以及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的消费水平都高于其他各类农民，因此自耕农经济的发展也就大大有利于近代农村经济的发展，有利于近代工业在农村的扩大。③温锐对20世纪赣闽粤三边地区的研究也表明，小农家庭经营方式是一个灵活的具有自发向上激励功能和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开放型经济形态，既能适应传统农业，又能适应现代农业的发展。在历史上，不是所谓“农民主义”阻碍了社会发展，而是具有“发家致富”本能的农民主体长期被空想的平均主义所改造。④胡成对江南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提出，相对于经营式农场而言，小农家庭生产更具积极性、主动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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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秦晖：《“关中模式”的社会历史渊源：清初至民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1期。

② 赵冈：《重新评价中国历史上的小农经济》，《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

③ 史建云：《近代华北自耕农初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

④ 温锐：《劳动力的流动与农村社会经济变迁——20世纪赣闽粤三边地区实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71—374页。

多样化，更能适应商品和市场化的发展。①

对小农经营高唱赞歌的当首推林刚。他指出，科学的经济理论含义不是设计一套完美无瑕的经济行为模式或前景，而是在客观存在的社会经济环境条件下所可能做出的最佳选择。在人地失衡时具体条件下，只有黄宗智所谓“过密化”式的小农生产才是传统社会的中国人解决生存问题的最佳选择。在对黄氏小农“过密化”认识表示赞赏的同时，他又提出黄宗智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准则来评判中国经济的做法是错误的，对其以资本代替劳动，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消灭“过密化”的观点提出异议，认为家庭经营迄今仍有不可替代的作用。②

我们以为，在人多地少的制约下，小农经营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况且从新中国成立以后家庭经营的发展来看，近代小农生产仍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所以，传统小农经营到现在仍有继续利用的价值。但与此同时，又不能对此存有过高的期望。无论如何，小农经营是人多地少条件下农民的一种被动选择，它虽然有较高的土地出产率，为维持大量人口的生存做出了贡献，但这是以单位劳动生产率的低下换来的，是一种贫困化的生产形式，更易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所以它又有不合理的一面，不能代表先进的生产力，更不可能成为今后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方向。可以设想，只要大多数中国农民仍滞留于农村进行家庭经营，农民就无法彻底脱离贫困和落后的境地。事实上，农民问题的解决已不限于解决农民问题，而是通过城镇工商业化吸附农民，使越来越多的农民不再是农民。只有如此，高效率的土地大规模经营的时代才会到来。也许在短时期内还很难实现这一目标，但不等于我们不去奔着这个方向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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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胡成：《近代江南农村的工价及其影响》，《历史研究》2000年第6期。

② 林刚：《长江三角洲近代大工业与小农经济》，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52—268页。

四、农业生产力水平

生产力水平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与否的重要标志，也是评价其经济体制优劣的重要标准。以往学术界研究经济史侧重于生产关系，对生产力问题不太关注，即便有所论及，也是在生产关系框架之内。关于近代中国农业生产力水平，以往一般概括为生产力落后，且处于不断下降之势。近些年来，学者们就农业生产力的综合水平、粮食产量等方面进行了考察，出现了不同观点的争论。

在国内学术界，大体有两种不同意见。

一种是以章有义为代表的衰退观。

章有义认为，不能五条件地把耕地面积的扩大归纳为农业生产力的增长，有时耕地面积未减少，甚至增加，而农业生产力实际在下降，这在中国是屡见不鲜的。①他通过海关报告的有关资料证明，19世纪以降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即使在通商口岸附近地区，农民一般依然沿袭着传统的手工劳动方式、古老的耕作方法，极少改进。新式农具、外来良种等新因素的萌芽，不过是在大海的传统农业中进发出的几点火花，远未形成火炬。至于其他地区，更可想而知。②章有义还对徽州和东北地区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农田亩产在近代都呈下降之势。③王天奖、万振凡对近代河南和江西的研究也认为，农田单产不断下降。④吴慧估计，中国各地区的粮食亩产量清中叶以后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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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章有义：《近代中国人口和耕地的再估计》，《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

② 章有义：《海关报告中的近代中国农业生产力状况》，《中国农史》1991年第2期。

③ 章有义：《近代东北地区农田单位面积产量下降的一个实证》，《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3期；章有义：《近代徽州租佃关系案例研究》，第334—335页。

④ 王天奖：《从单产看近代河南的农业生产》，《史学月刊》1991年第1期；万振凡：《江西近代农业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江西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

粮食亩产量比清中叶下降了20％多。①刘克祥则认为，晚清以来全国农业收成和人均粮食占有量一直不断下降，农作物亩产量20世纪30年代同20年代相比也无明显增长，甚至有所下降。②

尽管如此，持衰退论者大多并不否认农业的总产量可能有一定的增长。章有义认为，从人口持续增长和耕地面积扩大这个事实来看，近代农业总产量有所增长的结论也许是可信的。③刘克祥也认为，从长期趋势而言，农业总产量不一定与亩产量的减少同步下降，或许在某个时期内还略有上升，他还对1936年为30年代中国农业产量的高峰这一看法提出质疑，认为正确的说法应该是1932年。④

与章有义的悲观论相比，以吴承明为代表的缓慢发展观在学术界的影响更大。

吴承明认为，从粮食单产量来看，“颇令人悲观”，近代同乾嘉时代相比确实下降了；从粮食总产量看，20世纪以来仍是增长的，到1936年达于高峰，其增长速度大体可与人口的增长率相当，但1937年以后急剧衰退，1949年陷入低谷，比1936年减少20％强；从人均粮食产量来看，近代以来是下降的。“总的看来，我国近代农业生产力是有一定的发展的，生产方法也有所变化。发展甚慢，但基本上还能适应人口增长的需要。变化极微，但也不完全是老样子了。”⑤这一看法，更多地得到学术界的认可。

细究吴、章二人的观点，其实并无本质区别，只是思想倾向不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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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版，第205页。

② 刘克祥：《1927—1937年农业生产与收成、产量研究》，《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5期。

③ 章有义：《近代东北地区农田单位面积产量下降的一个实证》，《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3期。

④ 刘克祥：《1927—1937年农业生产与收成、产量研究》，《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5期。

⑤ 吴承明：《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

刘建中的看法大为乐观，他认为，那种“认为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是停滞、衰退的主张是值得商榷的，”近代农具虽然落伍，但新式机械也开始使用；农业技术虽不先进但毕竟引进了一些新的技术，特别是使用良种和化肥等方面，这些都是近代以前的农业所无法比拟的；粮食亩产和总产量在抗战以前都是增加的。①

徐秀丽通过对近代华北平原的考察和统计，认为20世纪头30年农业生产形势较好，粮食总产量有所增长，亩产也有上升，大致恢复到清盛世的水平，或许还略有提高，但是人均粮食占有量仍大幅度趋减，农业经济无疑是落后的。②由于这一看法完全是实证研究的结果，深得学术界的赞同。郑起东也对华北的粮食产量做了研究，但与徐氏的观点有同有异，相同的是，从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华北的粮食亩产量是上升的；不同的是，他对于人均粮食产量也持乐观态度，认为1914—1932年间人均粮食产量处于增长趋势。③

综合以上各家的说法，夏明方认为，近代中国的粮食单位面积产量确实是处于下降的过程中，尤其是19世纪50年代以后更是急剧地衰落。19世纪末叶以后一度有所回升，局部地区在个别年份粮食亩产量甚至超过清代中叶水平，但总的说来还有一定差距，许多地区甚至持续衰退，因而在时空分布上呈现出发展与迟滞交替并存的局面。他还否定了郑起东关于华北人均粮食占有量提高的看法，认为这一时期该地区天灾人祸多发、人口数量锐减(移民和瘟疫、战争致死)，以如此巨大的代价来换取人均占有粮食的提高，显然不是农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另外，据他考证，清末民国时期中国粮食产量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一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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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建中：《近代中国农业生产力的综合考察》，《历史教学》1992年第11期。

② 徐秀丽：《中国近代粮食亩产的估计——以华北平原为例》，《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1期；从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第三部分(撰者徐秀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99—331页。

③ 郑起东：《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郑起东：《再论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1期。

全国气候变暖的结果，而与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没有太大关涉。①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观点，值得继续挖掘证据予以证实。

国外学者对中国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也有不同意见。马若孟认为．1890--1937年中国农业产量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超过了人口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尽管幅度很小，但至少表明农业生产并未因人口的增加而导致人均产量的下降。②布兰特(Loren Brandt)、罗斯基(Thomas G．Rawski)、付大伟(David Fame)等学者的观点与此类似。③韩国学者田炯权通过对湖广地区的考察提出，民国时期稻米产量、亩产量都有了很大进步，生产力有一定提高。④黄宗智则将近代农业生产概括为“没有发展的增长”，即在人口压力的条件下，人力投资不断增加导致粮食总产量增长，但边际效益递减，劳动生产率下降了，农业生产是停滞的，农业生产并未赶上人口的增长，此即所谓“过密化”理论。⑤

黄宗智的论著在大陆翻译出版后，如同投入湖面的一块巨石，引发了我国学术界的一场大讨论。⑥对于黄氏的“过密化”理论，既有表示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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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夏明方：《近代中国粮食生产与气候波动》，《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4期；夏明方：《发展的幻象——近代华北农村农户收入状况与农民生活水平辨析》，《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2期。

② 马若孟：《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山东的农业发展》，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1—242页。

③ 参见: Loren Brandt . Commercial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Central and Eastern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Thomas G. Rawski. Economic Growth in Prewar China. Ber- 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mia University Press, 1989; David Faure. The Rural Economy of Pre- Liberation China: Trade Increase and Peasant Livelihood in Jiangsu and Guangdong, 1871—1937．Hong Ko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美国学者T．赖特对三位学者的著作进行了评论，见《中国战前的农业：一部成功的历史》，《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3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④ 田炯权：《清末民国时期湖广(湖南、湖北)地区的农业生产力及生产关系》，《清史研究》1996年第1期。

⑤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有关章节。

⑥ 《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1、2、3、4期，1994年第1、2期发表的有关论文。

的，①也有不少人表示怀疑。如吴承明认为，近代虽然存在人口对耕地的压力，但问题并不像今天这样严重。按照劳动边际生产理论，边际产量下降时，应是人均产量达于最高峰之际，但我国整个近代时期恐怕都未达到这一点，从解放后五六十年代总产量的上升中可以得到证明。就此意义而言，近代农业仍然是个进步。此外，以为人口压力会迫使农民将剩余劳动力无限投入土地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尤其在近代，他们还有到外地或城市佣工、从事家庭手工业等出路。②侯建新、行龙对冀中和华北地区的研究也认为，农民除了从事农业外，还有农业以外的生产领域，按此总计，劳动生产率将会提高。③

上面几位学者对黄宗智的批评，虽然有一定道理，但似乎没有形成真正的对话。譬如，以人均产量到现在仍有提高，来说明近代人口对耕地的压力不是那么大，按此逻辑，如果将来农业生产力水平又有大的提高，是否认为现在的人口压力也不重了?恐怕应把生产条件、生产力水平与人口数字结合起来考虑，在生产力水平低的情况下，尽管人口比现在少，但人口压力可能比现在还大。另外，以农民还有从事手工业等出路，来否定农业的过密化，恐怕也没有理解黄宗旨的原意。其实，黄氏在他的著作中对手工业也有一定的研究，而且认为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和家庭手工业结合在一起，使农家经济的过密化程度更为加深。这在他近期发表的《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一文中，做了进一步的证明。④相比而言，侯杨方和王建革对黄氏的反驳较有针对性。侯杨方对明清以来江苏吴江县盛泽镇丝织业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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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佩国：《近代山东农业技术体系的社会生态学考察》，《中国农史》1999年第4期。

② 吴承明：《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

③ 侯建新：《民国年间冀中农村产业结构变化与商品化——来自11村的一项计量分析》，载《中国社会历史评论》(南开大学)第2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行龙：《近代华北农村人口消长及其流动——兼论黄宗智“没有发展的增长”说》，《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

④ 《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

究认为，盛泽的农业生产确实曾存在过密化现象，但农民选择丝织业为家庭主业，代替传统的粮食种植业，从而带来较高的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单位工作日报酬以及成倍的年收入，实现了对农业生产过密化困境的突破。丝织业囿于资本和技术，尤其是生产程序，难以通过单纯地投入劳动力来得到更多的年收入，也即不存在过密化。所以，黄宗智所认为的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商品化农业生产是过密化的一种形式，至少不符合盛泽的实际。①王建革运用生态学理论分析华北农业生态系统，认为人口压力小时的劳动效率不一定比人口压力大时高，华北农业的发展过程不是“过密化”过程，而是生态变化过程。棉花种植所投入的劳动力尽管高于粮食作物，但收入也较高，劳动生产率并未下降，所以它不是黄宗智所谓经济作物过密化的一种形式。②

在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特别是农业生产的发展过程中，国家政权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这也是学术界研究的重要问题。以往受政治意识形态影响，过于渲染政府对农村的压榨剥削，近来的研究提出了相反的看法。郭文韬等从农业科技、农业教育、农业推广等方面，认为政府对于推进农业发展和现代化起了重要作用。③庄维民对山东地区做了深入的区域研究，他首先肯定了清末新政以来政府对农业改进和推广的成效，但也指出由于发生在有限的地域和领域，远未能使近代农业发生整体性的变革和进步。④吴伟荣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农业经济政策及国统区农业的发展，也给予一定的肯定。⑤苑书义、吴春梅、赵朝峰以及台湾学者的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成果，也对政府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的历史作用，做了积极的评价。⑥郑磊从1928—1930年旱灾后关中地区种植结构的变化发现，政府开始有效地介入地方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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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侯杨方：《“过密化”论质疑》，《复旦学报》1994年第2期。

② 王建革：《近代华北的农业生态系统与社会变迁》，《中国农史》1999年第1期。

③ 郭文韬等：《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有关章节，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6年版。

④ 庄维民：《近代山东市场经济的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633—639页。

⑤ 吴伟荣：《论抗战期间后方农业的发展》，《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1期。

⑥ 苑书义等：《艰难的转轨历程——近代华北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6—151页；吴春梅：《清末新政时期的农业改革》，《中国农史》1999年第3期；赵朝峰：《清末新政与中国农业近代化》，《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济生活，先是严厉禁止农民种植鸦片，但考虑到烟农的生计，又大力推行优质棉花的种植。抗战爆发后，为了满足战时对粮食的特殊需求，又减缓棉花的发展势头，促进大量种植粮食作物。这一变迁反映了国家利益和小农利益的平衡和协调，也表现出国民政府在履行国家职能方面胜过以往任何王朝。①郑氏从国家政权与农业经济互动的视角进行分析，为经济发展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范例。

其他一些民间团体、高等院校、传教士、商人等，也对中国农业现代化做出过贡献。郑大华对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研究，肯定了二三十年代乡村建设团体和实验区对农业改良的作用。②沈志忠以金陵大学农学院和中央大学农学院为例，考察了近代中美农业科技交流与合作的过程及主要活动。③张剑也高度评价了金陵大学农学院对中国农业近代化所做出的卓越贡献。④

目前，农业生产增长论在我国学术界似乎占了上风，这可能是对以往农业生产漆黑一团论调的反弹。我们认为，对于近代中国农业生产力似可概括为“相对发展，绝对落后”，如果无限拔高农业的增长，就难免使人质疑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革命的基础究竟在哪里?问题的关键，恐怕是在分析农业的发展及其因素时，更要关注这种发展是缓慢的发展，分析这种发展为什么如此缓慢，为什么中国农业始终处于绝对落后状态?这种研究对我国今后的农业发展道路也许更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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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郑磊：《1928—1930年旱灾后关中地区种植结构之变迁》，《中国农史》2001年第1期。

② 郑大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88—494页。

③ 沈志忠：《近代中美农业科技交流与合作初探》，《中国农史》2002年第4期。

④ 张剑：《金陵大学农学院与中国农业近代化》，《史林》1998年第3期。

资金是农村经济的三大要素之一，金融借贷与农民经济和农民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20世纪上半期的调查资料显示，农民负债率达到60％左右，由此可见借贷对农家的重要意义。④以往多将高利贷视为整个乡村借贷的同义语，认为它面目狰狞，充满血腥，吸尽了农民的膏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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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参见《农情报告》第2年第4期，1934年4月；《中农月刊》第4卷第3期，1943年3月；《中华年鉴》1948年，第1260页。

近些年的研究，不少学者仍然坚持传统看法。如韩德章认为，高利贷主不只榨取农民的土地收获物和货币资金，还借此兼并土地，甚至侵占人身劳役。不仅如此，“即使新式金融事业的兴起，也只不过是给帝国主义、官僚资本和农村封建势力增加了一份剥削中国农民的新的力量。所谓新式农业金融不仅不能代替旧中国农村原有的高利贷剥削，反而巩固了农村封建剥削关系。”①这似乎有点“清官”比贪官还坏的味道。傅建成通过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农家负债的研究也认为，高利贷对农民的生活带来一连串的灾难性后果，如丧失土地，生活更加贫困化等，这些严重阻碍了大多数农民家庭生产与生活的正常运转以及社会的进步。②王天奖对近代河南农村高利贷考察后也指出，高利贷对河南农村经济和社会带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严重破坏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不过，他从农民破产为近代企业提供了劳动后备军的角度，肯定了高利贷的客观进步作用。③实际上，中国从来不缺乏剩余劳动力，王天奖以农民的破产肯定高利贷的作用，显然是受了教条观念的影响。

李金铮对民国乡村各类借贷形态的构成、运作方式以及与农村社会经济的关系做了全面系统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见解。他认为，乡村借贷形态不只包括私人借贷、店铺借贷以及典当业等形式的高利贷，还包括钱会之类的民间互助借贷，也包括银行、农民借贷所、合作社、合作金库等新式农业金融机构。对于私人、店铺高利贷者，他认为，高利贷者虽然主要由地主、富农、商人构成，但也要承认，普通农民也放高利贷；对高利贷的社会经济影响应该进行辨正地评价，高利贷对农民生产生活虽有残酷剥削的一面，但也有金融调剂的作用，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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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韩德章等：《旧中国农村的高利贷》，《中国农史》1984年第4期；《民国时期的新式农业金融》，《中国农史》1989年第2期。

② 傅建成：《二三十年代农家负债问题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3期。

③ 王天奖：《近代河南农村的高利贷》，《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2期。

经济离开高利贷是很难运转的。高利贷制度之所以能源远流长，根本原因也在于此。①国民政府1927年颁布禁止高利贷、借贷年利率不得超过20％的法令，结果如一纸空文，没有取得实效，这也说明高利贷与农民有着割不断的联系，乡村借贷在很大程度上仍受传统惯行而非国家法律的支配。②慈鸿飞也认为，高利贷既有弊病的一面，也有满足农民需求的一面。高利贷不只是残酷剥削，也是一种资本融通。他还进一步提出，负债与贫穷不一定能划等号。③这一提法似乎意义不大，我们当然不会说所有的借贷都与贫穷有关，但我们有理由确信，贫穷是农民负债的主要原因。

对于传统金融机构典当业，有的学者也做了较为肯定的评价。李金铮认为，典当业尽管与私人借贷、店铺借贷同属于高利贷体系，但无论在借贷程序、信用方式、借贷利率还是社会经济影响上，皆不可等量齐观，譬如其借贷条件不像私人借贷、店铺借贷那样苛刻，典当利率也比较低，用于生产的比例也较大，所以对农民的金融调剂比较有利。20世纪20—40年代，由于社会动荡不安和整体经济衰败，典当业处于衰落之势，但此时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它走到了历史尽头，只要有适宜生存的土壤，它就仍能够继续发展。80年代以来，典当业的再生就证明了这一点。④马俊亚的看法更为新颖，他认为，将典当业视为高利贷行业非常片面，典商所得的实际利息是相当低的，典当业是联系都市金融市场与农村社会生产的纽带。⑤的确，典当业是否属于高利贷值得继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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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金铮：《借贷关系与乡村变动——民国时期华北乡村借贷之研究》有关章节，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李金铮：《民国乡村借贷关系研究：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中心》有关章节，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李金铮：《旧中国高利贷与农家关系新解》，《浙江学刊》2002年第6期。

② 李金铮：《政府法令与民间惯行：以国民政府颁行“年利20％”为中心》，《河北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

③ 丁长清、慈鸿飞：《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50、369页。

④ 李金铮：《20世纪20—40年代典当业的衰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4期。

⑤ 马俊亚：《典当业与江南近代农村社会经济关系辨析》，《中国农史》2002年第4期。

对于新式农村金融，除了上述韩德章以外，其他学者如范崇山、卢汉川等也基本持否定态度。①但也有学者做了重新评价。如李金铮通过20世纪20—40年代华北及长江中下游地区现代农业金融的研究认为，新式金融虽有数量太少、地富操纵等不足，但它毕竟是中国乡村借贷关系转型与近代化的重要标志，对冲击传统高利贷格局，减轻农民的高利贷剥削起了一定程度的作用。他还提出，在现代农业金融尚未发达和完善以前，应该允许传统借贷形态的存在，传统与现代可以并存发展，相互促进。②黄立人对抗战时期国统区的新式农贷做了专门考察，对现代农业金融也给予了积极的肯定，认为农贷对于调剂战时国统区农村金融、发展农业生产有一定的刺激作用，当然还远不能满足农民的需要。③

考诸史实，以往对新式农贷的估计可能偏低了。实际上，到抗战时期，尤其是1940年以后，在国统区农民借贷来源中，有些地区的新式农贷甚至可以和传统借贷平分秋色，这是中国乡村借贷历史的一大突破。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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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范崇山：《抗战前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之考察》，《学海》1992年第2期；卢汉川：《中国早期的信用合作》，《信用合作》1988年第2期。

② 李金铮等：《二三十年代华北乡村合作社的借贷活动及其效果》，《史学月刊》2000年第2期；李金铮：《民国时期现代农业金融的运作方式》，《江海学刊》2002年第3期；李金铮：《绩效与不足：民国时期现代农业金融与农村社会之关系》，《中国农史》2003年第1期。

③ 黄立人：《论抗战时期国统区的农贷》，《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6期。

④ 李金铮：《绩效与不足：民国时期现代农业金融与农村社会之关系》，《江海学刊》2002年第3期。

综上所述，20年来中国近代乡村经济史的研究成绩是显著的。先前已有所涉猎的课题如地权分配、农业生产、手工业、租佃关系、雇佣关系等，有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而过去几属研究空白的市场贸易、乡村金融等课题，也逐渐进入人们的视域。尤为可喜的是，在一些问题上，不少学者敢于冲破教条主义的枷锁，对以往的“规范认识”提出了挑战，发表了新的见解，促进了学术对话与争鸣。与此同时，我们还要看到不尽如人意之处。首先，有的学者在运用资料时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从而得出错误的结论。如二三十年代的农村调查资料相当丰富，质量也较高，但也要注意，有的调查极不严肃，甚至是估计或闭门造车的产品。1932—1936年实业部国家贸易局主持的调查，就是典型的一例。该调查的最终“成果”《中国实业志》，分山东、山西、江苏、浙江、湖南分卷出版，每卷都达上千页。目前，这套资料已被近代经济史特别是乡村经济史学者用为计量分析。但据参与其事的冯和法回忆，所拟调查表格几全为想当然，而且调查员只是负责把表格发给县政府，由县政府以“估计估计”的方法填上以后，再收回表格。有的甚至连县政府填报都不要，而是调查员自己代为“估计估计”。结果可想而知，表格“矛盾百出，令人啼笑皆非。例如鱼产量，不少的表写着几万几千几百几十条，精细到一位数都‘查清了’，鸡蛋等都是一样”。这样的数字一看就是造出来的，没法写到书上，只好由“我们编写的人杜撰出来。这些情况说明了皇皇巨著《中国实业志》是什么样的东西”。①试问，用此类统计得出的结论能站得住脚吗?其次，有些属于乡村经济史最基本的问题迄今仍未搞清。如农业总产量是多少，亩产量是多少，人均产量又是多少?变化趋势如何?各地区又有什么差别?尽管有一些研究成果，但相互矛盾颇多，距离精确或是比较精确的月标还很遥远。试问，不解决这一基本问题，中国农业经济制度、中国农业发展道路能说得清楚吗?又如，直至近代，地租率始终为50％左右，这已成为众所共知的定论。但我们要问，为什么地租率主要是50％，而不是其他比率?其中的奥秘究竟是什么?民间借贷利率也有类似的现象，各地借贷的月利率多为3％，这到底又是为什么?由上可见，中国近代乡村经济史仍有十分广阔的探索空间，学界同仁只要努力挖掘资料，仔细鉴别真伪，勇于突破成见，就一定能推陈出新，增添硕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