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历史背景范文

近代历史背景范文第1篇

关键词：近代；慈善事业；灾荒；兵燹；文化冲突与融合

中国的传统慈善事业，可远溯汉魏南北朝，中经唐宋，至明清时已相当发达。“迨雍乾而后，治洽隆平，金革之事不兴，四民之居益适，不以菀显而遗枯晦，不因私谊而废公情。于是士不吝财，人能宏道，慈善事业之兴办久而弥光”。由于官府的大力倡导和民间的积极参与，入清以来从京师到各府州县无不广立善堂，普施义举，即一乡一镇之间亦莫不结善会以行善举，或育婴，或养老，或恤嫠，或施棺，或散药，慈善活动非常活跃，形成了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高潮。但是，步入近代以后，中国社会遭遇了千年未有的剧烈变革，各省曾经遍设的善堂善会等传统慈善机构，大都也因社会环境的变迁而走向困顿以至形同虚设，所谓：“各行省善堂有名无实者甚多，即名实相副，其功德所被亦殊不广耳。”传统慈善机构由是日趋式微，社会影响日渐消退。到19世纪中后期的晚清社会，中国慈善事业已面临着从传统向近代转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度兴起与发展的问题。尽管史学界近年来关于近代中国慈善事业已有不少成果，但对于近代慈善事业兴起与发展的各种因素、背景却不甚明晰，鲜有著述论及。有鉴于此，本文试对近代慈善事业兴起的历史背景作一综合、全面、深入的考察。

一、频发的自然灾害是中国近代慈善事业兴起的主要客观因素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灾的国家。民国年间，邓云特在其专著《中国救荒史》中指出：“我国灾荒之多，世罕其匹，就文献所可征言，则自西历纪元前十八世纪，直至纪元后二十世纪之今日，此三千数百余年间，几于无年无灾，从亦无年不荒；西欧学者，甚有称我为‘饥荒之国度’(the land of famine)者，诚非过言。”由于政治、经济、军事多重因素交相作用，晚清及民国时期更是中国历史上灾害频发的时期，李文海等编著的《近代中国灾荒纪年》、《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对此有较详尽的记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鸦片战争后的一百余年里，中国是年年遭灾荒，岁岁成灾年，不仅灾区广，而且灾情重。

灾荒作为一种消极的破坏力量，一旦发生，往往直接导致财物毁坏、人口伤亡、灾民流离等一系列严重后果。更有甚者，灾荒还将危及社会秩序，酿成社会动荡。

在各种自然灾害中，水灾是最常见且危害最深的一种。中国的水灾主要集中于黄河、长江、淮海、永定河等流域，珠江、闽江及江浙海塘也常因风潮侵袭，时有溃决泛滥而成灾。民谚有云：“华夏水患，黄河为大。”晚清时期，河工废弛，黄河更是洪涛肆虐，屡屡漫决，其中以1855年于河南铜瓦厢决口危害最烈。“黄水漫溢，直注东省，穿过运河，漫人大清河归海，菏泽、濮州以下，寿张、东阿以上，尽被淹没。他如东平等十数州县，亦被波及，遍野哀鸿”，“灾民待赈孔殷”。至于长江，虽水患程度要轻于黄河，但在近代也多次发生洪灾。“数十年间，告灾不辍，大湖南北，浮田舍，浸城市”，数以千万计的灾黎嗷嗷待哺，亟需救济。旱灾由于历时持久，灾情往往要经数月乃至更长时间才能显现，其危害也不亚于水患。如近代史上著名的“丁戊奇荒”，鲁、豫、晋、陕、直等华北五省数年持续抗旱，以致赤地千里，为百余年来未有之大灾奇祲。其他如风、虫、震、疫各灾在近代社会也相蹱而至，某些年岁甚至数灾并发，防不胜防，使灾民的生产生活雪上加霜。清末有报章称：“近十年来，中国之民亦至可哀矣。闽粤灾于水，淮徐海灾于霖，直鲁晋豫灾于旱。蝻蝗在野，鱼鳖在水，虫沙夕化，饥鸿旦号。……嗟民力之几何，胡吴天之不恤。东南之元气未复，西北之饥馑又闻。同胞绝塞穷乡，况有未亡之冤魂。”灾情如此频仍惨烈，若不及时救济，无数灾民势必流离失所，辗转沟壑，最终陷入死亡之深谷。然而，自道光、咸丰以来，兵革屡兴，浩繁的军费支出已使清政府国库空虚、财政困窘，战后巨额赔款更让清廷无以为措，遑论赈济!况且时届晚清，传统的荒政已彻底走向衰败，蠲免和官赈太抵也徒具形式，无甚实效。这样，就为民间社会力量介入到地方灾荒救济、开展慈善活动提供了一个活动空间，成为其发挥作用的“公共领域”。故而“地有广狭、灾有大小、帑项有不济之时，施放有难缓之虑，于是四方绅富乐善君子慷慨解囊，以辅官赈之不足”。由此，从首善之区的京城到贸迁之地的沪渎，一些仁善之士便慨然以赴，本着己饥己溺、民胞物与的慈善情怀，筹资办赈，募款救灾，欲拯民出水火，减轻广大灾民的流离之苦。

如前所述，国库早已支绌，值此灾荒连年、灾民遍野而灾款浩繁之际，有识之士纷纷提出借助民间资源，兴办善举。“若不借民间捐助之款互相挹注，恐遍野灾黎仍不免于沟壑者”。唯有社会有力者“各出巨资络绎相济，则义浆仁粟，流泽孔长，灾害虽深而绥安有望”。晚清及民国年间，绵绵不绝的自然灾害，在酿造无数灾民的同时，也促成了上海协赈会、华洋义赈会等众多赈灾慈善组织的产生。传统的荒政体系废弛之后，这些慈善组织以全新的赈灾模式投入了赈济灾民的慈善活动中。从某种意义上言，愈演愈烈的自然灾害虽不是文明社会的福祉，却是近代中国慈善事业兴起的条件和背景。正由于灾荒的客观存在与大批灾民的产生，才使得慈善救济成为必要和可能。

二、惨烈的兵燹匪患，救济灾黎难民是近代慈善事业兴起的另一个因由

近代百年，外患日亟，兵连祸结，战争频仍。两次鸦片战争、中法、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日本侵华战争等等，给中国民众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与此同时，国内战事也频繁发生，如太平天国运动、捻军等全国各地的农民起义，清政府曾举全国之兵力进行围剿，由此神州遍地硝烟战火，绵绵不绝。本来，中国传统农业的生产力就极其低下脆弱，经不起自然灾害的袭击，而今又迭遭如此频仍惨烈的战乱兵燹，不少地区的居民死伤转徙，十室九空，以至于出现了灾民遍野、饿殍塞道的悲戚景象。屡经战争破坏之后，中国社会各阶层普遍趋于贫困化，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农民更是生计窘促。有史料载：“自甲午庚子两次赔偿兵费以来，岁去之款骤增四五千万，虽云未尝加赋，而各省无形之搜刮实已罄尽无遗。……在富饶者力可自给，中资之家无不节衣缩食，蹙额相对；至贫苦佣力之人，懦者流离失所，强者去为强盗。”一些人被生计所迫，或背井离乡，沦作流民，或铤而走险，成为盗匪。由此，兵灾导致了匪患，匪患加剧了兵灾，使得社会更加骚动不安。动荡的社会、悲苦的民众自然需要慈善救济，让其生产生活渐渐得到恢复。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京津地区后，施子英、严信厚、顾肇熙即在上海招商局附设协赈所，筹济京畿兵灾。他们还在《申报》刊出劝赈公启，广募善捐，谓：“顺直独受兵灾，孑遗实难存活，刻下各属黄青不接，民不聊生，尤甚于昔。办理赈抚善后，甚非容易。……伏冀海内君子及时行善，踊跃乐输，推饥溺之仁怀，响应捷于桴鼓。”

频仍的兵燹战事，在客观上也促进了专事兵灾救济的慈善组织的产生。20世纪前后的中国，每遇战争爆发，不独兵士备受干戈之戕害，普通民众亦惨遭锋镝之苦，即使不死于战时的兵燹，亦殁于战后的瘟疫与饥荒，甚于天地人和。尽管旧时中国因救荒赈灾而成立的善会、善堂很多，但从无如红十字会之类专事兵灾救护的慈善组织。1894年甲午之役爆发，清军士卒在战争中伤亡惨重，同时许多无辜平民也遭战火殃及。可是清军医不敷调遣，将帅彷徨，束手无策。而日本赤十字社随军赴辽东战场的救护人员多达数万，“于营口设立医院，疗治病兵”，并严守中立，不分畛域，除救护日本人外，“吾军士之受彼拯救者，难可缕数。”这给国人很大震动，创办中国红十字会的呼声响彻朝野上下。上海《申报》接连刊登《创兴红十字会说》、《红十字会历史节译》、《中国亟宜创兴红十字会说》等文，对国际红十字会的历史、基本宗旨、权利义务及救护方法各方面作了介绍，并论述了我国创设红十字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为推动中国近代慈善事业兴起与发展进行了广泛的舆论宣传。但后因戊戌年间政治风云突变，百日维新失败，遂使中国红十字会的诞生放缓了进程。不过，此后的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及日俄战争的爆发，对近代慈善事业的发展却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1899年春，上海绅士汪炳等人，经苏松太道批准，初创中国施医局，拟仿照红十字会章程办理，救济军士与贫民。翌年，八国联军入侵京津，为了救护伤兵，赈济难民，江浙绅商严信厚、庞元济、施则敬等人，在上海成立了中国救济善会。虽然以上救护团体还具有旧式善堂的性质，但其做法已是完全仿照国际红十字会的规则运作，救护对象不分中外，从事战地救护，促成了近代新型慈善机构的产生。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烽火仓皇，田庐灰烬，匪徒肆掠于先，盗骑追袭于后，身家性命之不知，父母妻子之罔顾，青白骨，心惊鹤唳之声，雪窖冰天，肠断哀鸿之响”。沈敦和、任锡汾、施则敬等善士“念我东人，乃遽殃及，骨肉摧残，风云愁惨”，义愤满怀，遂决定联络同志，于3月3日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并延请中西大善董就近开办，“力筹赈救北方被难民人之策”。其后，中、英、法、德、美五国人士又合办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成为中国红十字会的先声，成为中国近代慈善事业兴起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新起点。

民国以后，军阀混战，民生凋敝，也为更多的慈善团体参与社会救济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而在癸丑之役、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北伐战争、淞沪会战等数十次重大战事中，伤员救护与平民遣移，更是须臾不能离开中国红十字会等慈善组织的参与。1918年4～5月间，南北军阀在湖南醴陵展开激烈交战。“五月七日，北军进据醴陵，饱掠数日，临行纵火，全城烬焉”。民房顿成瓦砾，无数百姓无家可归，无食可充。红十字会长沙分会、上海济生会等慈善机构闻讯后，即“派员下县散赈，四城建筑难民所”，为罹遇兵燹的无辜平民提供及时的慈善救济。这样，兵灾匪患也成了近代慈善事业崛起与存在的一个因由。

三、工商业的繁荣为近代慈善事业的产生提供了物质基础

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使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其中最引人注目者，当属自然经济的解体。这种传统经济结构的崩溃瓦解，剪断了耕织结合的纽带，造成了中下层民众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化。中国传统的善堂善会原本就依靠普通商民的捐资挹注，这时遂面临善源枯竭的窘境。更为甚者，因农村经济的凋敝，贫民日增、失业日众的情况出现了。这样，他们当中不少人由原来的慈善捐献者也成了需要社会救济的对象。从社会需求的层面上言，近代经济环境的变动使慈善救济更有必要成为近代慈善事业产生、存在的一个因素。

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经济环境变动的话，那么，近代资本主义这一新的经济形态在中国的产生与发展，在客观上则为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兴起创造了有利条件。自1842年开埠后，上海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很快取代广州、汉口等地，成为全国新的工商业中心，贸易繁华，十倍于昔。光绪问，有商界人士称：“溯自海禁大开，欧风美雨之浸淫于我东亚大陆者，盖有日矣。我上海扼全国商业之中枢，尤为五洲商战之争点，试朝步浦江之滨，则帆樯千列；夕游商贾之市，则灯火万家。是可知四方人士之操奇计赢于是土者，盖不可以更什数。”一些新兴的富有阶层，如充当中外贸易中介人的买办，即是伴随着这种新经济因素的产生而出现的。除商业之外，洋人亦利用特权在上海、广州等沿海商埠直接开办了船舶修理厂和出口产品加工厂，使之成为中国最早的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在机器化大生产的西方近代工业的示范下，中国人也自办了火柴厂、缫丝厂、面粉厂等企业，中国民族工业由此缓慢起步。19世纪60年代初，洋务运动兴起，安庆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等军用工厂先后创设。而后，上海轮船招商局、上海电报局等一批民用企业也相继兴办。这标志着中国产业技术革命和中国经济近代化的开端。而轮船、铁路、电报等近代交通通信工具恰是近代慈善事业在救济过程中有别于传统善举所应用的新手段与技术。在李鸿章、左宗棠等洋务大臣的罗致下，许多买办、绅商纷纷进入到洋务企业。他们资财雄厚，既投资近代新式企业，又捐资兴办各种社会公益事业。有记载称：“叶澄衷，商也；杨斯盛，工也，以寒微致富，自痛其少贱失学，叶捐数十万，杨捐十数万，亟亟兴学”。此外，虞洽卿、王槐山等绅商也多有义行善举，在社会上有着广泛的声誉。在近代史上，盛宣怀、周学熙、张謇等人则有着多重身份：既涉足政治，沉浮宦海，又经营或创设铁路、煤矿、纺织、农垦等多项官办和民营企业，融官、绅、商于一体，一身而三任。同时，他们也热衷公益、关心桑梓，屡屡用其实业所得盈余赞襄慈善事业。这以张謇最为典型。甲午战败，国难方殷，民生日蹙，状元及第的张謇却毅然走上了实业、教育、慈善三结合的救国之路。他于1896年在通州开始创办大生纱厂，获得成功后，又陆续开办通海垦牧公司、广生油厂和天生港轮步公司等企业，形成了庞大的大生集团。在实业蓬勃发展之时，张謇乃用企业的部分盈余以及他个人的捐资在南通等地相继创办了通州师范、女子师范、幼稚园等十余所慈善教育机构，以及海门溥善堂、南通养老院、贫民工场、盲哑学校、残废院、更俗剧场、博物苑、公园等慈善公益设施。这使得南通的地方慈善事业在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卓尔不凡，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由此不难看出，近代经济因素对于慈善事业在近代社会的兴起、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些新经济因素又多产生于近代都市中，城市工商业日益繁荣，为募集充裕的善款提供了良好的经济基础，使慈善事业的发展具有了物质条件。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环境变动最剧烈的城市不仅是近代慈善事业的主要舞台，而且是“慈善事业近代化启动的动力源。”

绅商及其经营的近代工矿企业成为了近代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善源之一。而19世纪80～90年代大规模的义赈活动的兴起，更是依靠江浙一带绅商经元善、谢家福、盛宣怀、李金镛、严佑之、施则敬、李秋坪等人率先以倡，慷慨解囊，踊跃倾箧，发起成立了上海协赈公所。随后，他们又凭借其广泛的社会联系向全国各地的士绅商民劝捐，为慈善事业吸纳和集聚了新经济体的不少资财。尤其是中国近代经济中心的上海，为慈善事业的兴起和发展贡献了巨大的财力。此外，澳门、香港、绍兴、宁波、汕头、汉口、烟台、牛庄等商贸较活跃的埠口也设有募捐点，为义赈筹募善款。经过绅商们的倡导，义赈活动取得了一呼百应的效果。有学者就指出，中国近代工业化在江南的初兴、落实，新兴因素遂在义赈中弥散，义赈社会基础发生演变，形成具有近代特征的募捐机制，反映了中国近代工业化与义赈的互动关系。再如1897年各地发生的灾荒，需款甚多，沪上各商会、行业也广为筹募捐输。进人民国以后，企业同样为慈善机构筹措善款、办理善举所倚重。1919年，江苏、浙江、安徽等地阴雨逾月，“灾情奇重，待赈孔殷”，汉冶萍公司接到劝募函后，便“苏、浙、皖三省赈洋五千元，务祈查明灾区轻重，择尤散放，以慰鸿嗷”。通观各次灾时及其稍后刊印的征信录，我们可以看出，近代慈善机构所募善款中有相当大的份额均来自那些殷富的绅商阶层，他们的捐助成为近代慈善事业兴起和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基础。

当然，除了绅商阶层外，平民百姓的捐赠尽管数额较微，但聚沙成塔，集腋成裘，这部分捐输也是近代慈善事业兴起、发展不可或缺的经济来源。而且，由于广大普通民众的热心善举，涓涓细流，绵绵不绝，使得近代慈善事业的发展更具有可靠的社会基础。诚如时人所云：“连年以来，灾荒迭见，赈款浩繁而国库又值支绌之时，苟不藉民间之互相挹注，何以拯彼哀鸿，共登袵席?”晚清及民国社会，正是许多仁慈之士各出其资，络绎相济，才使得义粟仁浆流泽孔长，为近代慈善事业的兴起、发展提供了可靠的经济源泉。

四、中西慈善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催生了新型的近代慈善组织

自明朝中后期利玛窦等传教士相继东来，近代西方文化始传入中国，开启了西学东渐的帷幕。但及至清初，由于闭关政策的推行，西学东渐一度中断。直到鸦片战争爆发，中西关系发生剧变，中国被迫向西方世界开放，西学东渐之潮复以涌动，由此对中国文化乃至社会历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急剧的社会变迁中，中国传统的慈善事业也受到了西方教会慈善事业的强劲冲击。中西慈善文化在晚清时期不断遭遇强烈的碰撞与冲突，最后又渐趋融合，导致中国社会产生了近代意义上的慈善组织、慈善事业。

中国最早的近代意义上的慈善机构，是传教士凭借条约所赋有的特权在通商口岸和东南沿海地区兴办的育婴堂、孤儿院以及含慈善性质的诊所、医院。《申报》的一则报道反映出这段历史：“自中西通商以来，凡泰西诸国医士接踵而来，药材齐集而至。如上海一区，西医之设立已有数处，……无论中西富贵贫贱之人，均可就医于各馆，富贵者求医不求药，贫贱者则医药皆出之馆中，甚至贫苦无告之人，沉重难治之症，并令住宿馆中，供其饮食，遣人扶将，病愈即行，不费分文。”其他如厦门、北京等在五六十年代以后也设立西式医院，兼为贫民减免费看病。1861年，伦敦会雒魏林在北京开设了第一家基督教会医院(即北京协和医院之前身)，亦施药救济疾苦贫病者，同样具有慈善医疗性质，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西方教会在办理慈善医疗机构的同时，还着力经营着育婴慈善事业，比较著名的慈幼机构有徐家汇圣母院育婴堂、浦东唐桥墓女孤院等。随着基督教势力的不断扩展与深入，内地许多府州县也出现了教会兴办的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和育婴慈幼机构，对中国传统的惠民药局、接婴局、保婴会及育婴堂等善会善堂构成了强烈冲击。由于晚清时期，中西文化在习俗观念等方面尚存在较大差异与隔膜，遂使得教会慈善机构(尤其是育婴堂)成了近代繁兴的一个诱因。从这方面来说，教会慈善机构的出现对中国传统的慈善事业无疑具有很大的破坏性，但不能不看到，它在客观上对中国慈善事业由传统走向近代也有一定的刺激作用，成为中国近代慈善事业兴起的重要背景。

随着西方文化的逐步输入，中西文化在发生全面冲突的过程中也在不断走向融合，有关慈善文化与慈善理念亦如是。19世纪70年代后期兴起的义赈活动，在某种程度上也借鉴了西方传教士的“洋赈”的运作模式和管理经验。它既以善堂、善会、会馆、行会等传统组织为依托，又突破了以往狭隘的乡土观念、地域观念，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劝募与救济活动，最终形成了网络化的义赈。义赈的兴起，可以说是中国近代慈善事业产生的一个重要标志，在近代慈善事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西方慈善思想与文化的影响下，中国许多传统善堂也都在改弦更张，扩充传统慈善活动的内容和服务范围。 西方国家的慈善事业进入中国人的视野，据现有资料来看，大概始于《海国图志》。据魏源介绍，欧洲各国信奉基督教甚笃，民众“俱喜施舍，千余年来，未有因贫鬻子女者，未有饥饿转沟壑者”。教民临终“悔过祈赦”时，往往“分析产业，遗一分为仁用，或以救贫乏，或以助病院”。除记载西方民众对慈善事业的捐赠善举外，《海国图志》还提到欧美各国政府对慈善事业的资金投入、机构设置与救助办法等情况。如：在善款来源上，英国即开征特殊税种以专赡“瞽目废疾”；在机构上，法国有救济贫民的“养济院”；英国有由“公正之人董理”的贫院、幼院、病院；美国也有救济贫人的“济贫院”、救助孤儿的“育婴院”。在救助对象与方法上，欧美等国的“贫院”不独供给衣食，还会教给贫民谋生技能，“处其中者，又各有业，虽残废之人亦不废。如瞽者运手足，瘅者运耳目，各有攸当，务使曲尽其才，而不为天壤之废物”，俾其能自食其力。美国还设有为残疾人服务的慈善教育机构。《海国图志》的刊行及其相关介绍，使国人对西方慈善事业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19世纪60年代，冯桂芬亦介绍荷兰、瑞典等国的贫儿院等慈善机构。随后，清朝一些放洋的官员和外交使臣在其著述中亦对此陆续有所记载，进一步开阔了国人对于西方慈善文化的了解。及至19世纪80年代，西方慈善事业也更为国人所关注。郑观应在《盛世危言·善举》中就全面介绍了英、法、美、俄等国的慈善机构，认识也更透彻，并称赞说：“泰西各国以兼爱为教，故皆有恤穷院、工作场、养病院、训盲哑院、育婴堂。善堂之多不胜枚举，或设自国家，或出诸善士。常有达官富绅独捐资数十万，以创一善举。……而思虑之周密，规制之严明，有远非今日各省善堂所及者。”他认为这些国家慈善事业之发达，就在于“好善者多，而立法綦密”，这很值得中国借鉴，用以去杜绝传统善堂善会中的贪污侵蚀之弊。1893年，上海格致书院春冬两季的课艺也以《西方养济院》、《中国能否以及如何开设恤贫院》为题，要求应试者就所见所闻将西方诸国慈善机构的比较完善的章程、筹款办法切实指陈，以备采择。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社会各界人士对西方慈善事业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希冀借此推动与革新中国的传统慈善机构，发展近代慈善事业。与此同时，京、津、沪等地的各大报刊也为之鼓与呼，对西方慈善事业作了较为深入、全面的介绍，并提出应注重取长补短，借鉴其成功的经验为我所用。这对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兴起、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1897年，上海影响最广的报纸——《申报》就连续刊发了《安置流民议》、《效法泰西以行善举议》和《沪上宜广设义塾》等文。文章称：现在事事仿行西法，慈善事业“亦宜师西法而变通之”；“各善堂而欲息浮言，非仿行泰西良法不可”。而此时，随着西方慈善文化思想的传入，有关专事兵灾救护的慈善组织红十字会的译介文字也屡屡见诸报端，呼吁我国应及早创设红十字会，为推动中国近代慈善事业产生与发展进行广泛的舆论宣传。1904年3月10日，由中、英、法、德、美五国人士在沪正式创立了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这成为中国红十字会的先声。由此看来，中国红十字会组织的成立，正是中西慈善文化相互交流与融合的产物。

近代历史背景范文第2篇

关键词：近代；慈善事业；灾荒；兵燹；文化冲突与融合

中国的传统慈善事业，可远溯汉魏南北朝，中经唐宋，至明清时已相当发达。“迨雍乾而后，治洽隆平，金革之事不兴，四民之居益适，不以菀显而遗枯晦，不因私谊而废公情。于是士不吝财，人能宏道，慈善事业之兴办久而弥光”。由于官府的大力倡导和民间的积极参与，入清以来从京师到各府州县无不广立善堂，普施义举，即一乡一镇之间亦莫不结善会以行善举，或育婴，或养老，或恤嫠，或施棺，或散药，慈善活动非常活跃，形成了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高潮。但是，步入近代以后，中国社会遭遇了千年未有的剧烈变革，各省曾经遍设的善堂善会等传统慈善机构，大都也因社会环境的变迁而走向困顿以至形同虚设，所谓：“各行省善堂有名无实者甚多，即名实相副，其功德所被亦殊不广耳。”传统慈善机构由是日趋式微，社会影响日渐消退。到19世纪中后期的晚清社会，中国慈善事业已面临着从传统向近代转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度兴起与发展的问题。尽管史学界近年来关于近代中国慈善事业已有不少成果，但对于近代慈善事业兴起与发展的各种因素、背景却不甚明晰，鲜有著述论及。有鉴于此，本文试对近代慈善事业兴起的历史背景作一综合、全面、深入的考察。

一、频发的自然灾害是中国近代慈善事业兴起的主要客观因素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灾的国家。民国年间，邓云特在其专著《中国救荒史》中指出：“我国灾荒之多，世罕其匹，就文献所可征言，则自西历纪元前十八世纪，直至纪元后二十世纪之今日，此三千数百余年间，几于无年无灾，从亦无年不荒；西欧学者，甚有称我为‘饥荒之国度’(the land of famine)者，诚非过言。”由于政治、经济、军事多重因素交相作用，晚清及民国时期更是中国历史上灾害频发的时期，李文海等编著的《近代中国灾荒纪年》、《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对此有较详尽的记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鸦片战争后的一百余年里，中国是年年遭灾荒，岁岁成灾年，不仅灾区广，而且灾情重。

灾荒作为一种消极的破坏力量，一旦发生，往往直接导致财物毁坏、人口伤亡、灾民流离等一系列严重后果。更有甚者，灾荒还将危及社会秩序，酿成社会动荡。

在各种自然灾害中，水灾是最常见且危害最深的一种。中国的水灾主要集中于黄河、长江、淮海、永定河等流域，珠江、闽江及江浙海塘也常因风潮侵袭，时有溃决泛滥而成灾。民谚有云：“华夏水患，黄河为大。”晚清时期，河工废弛，黄河更是洪涛肆虐，屡屡漫决，其中以1855年于河南铜瓦厢决口危害最烈。“黄水漫溢，直注东省，穿过运河，漫人大清河归海，菏泽、濮州以下，寿张、东阿以上，尽被淹没。他如东平等十数州县，亦被波及，遍野哀鸿”，“灾民待赈孔殷”。至于长江，虽水患程度要轻于黄河，但在近代也多次发生洪灾。“数十年间，告灾不辍，大湖南北，浮田舍，浸城市”，数以千万计的灾黎嗷嗷待哺，亟需救济。旱灾由于历时持久，灾情往往要经数月乃至更长时间才能显现，其危害也不亚于水患。如近代史上著名的“丁戊奇荒”，鲁、豫、晋、陕、直等华北五省数年持续抗旱，以致赤地千里，为百余年来未有之大灾奇祲。其他如风、虫、震、疫各灾在近代社会也相蹱而至，某些年岁甚至数灾并发，防不胜防，使灾民的生产生活雪上加霜。清末有报章称：“近十年来，中国之民亦至可哀矣。闽粤灾于水，淮徐海灾于霖，直鲁晋豫灾于旱。蝻蝗在野，鱼鳖在水，虫沙夕化，饥鸿旦号。……嗟民力之几何，胡吴天之不恤。东南之元气未复，西北之饥馑又闻。同胞绝塞穷乡，况有未亡之冤魂。”灾情如此频仍惨烈，若不及时救济，无数灾民势必流离失所，辗转沟壑，最终陷入死亡之深谷。然而，自道光、咸丰以来，兵革屡兴，浩繁的军费支出已使清政府国库空虚、财政困窘，战后巨额赔款更让清廷无以为措，遑论赈济!况且时届晚清，传统的荒政已彻底走向衰败，蠲免和官赈太抵也徒具形式，无甚实效。这样，就为民间社会力量介入到地方灾荒救济、开展慈善活动提供了一个活动空间，成为其发挥作用的“公共领域”。故而“地有广狭、灾有大小、帑项有不济之时，施放有难缓之虑，于是四方绅富乐善君子慷慨解囊，以辅官赈之不足”。由此，从首善之区的京城到贸迁之地的沪渎，一些仁善之士便慨然以赴，本着己饥己溺、民胞物与的慈善情怀，筹资办赈，募款救灾，欲拯民出水火，减轻广大灾民的流离之苦。

如前所述，国库早已支绌，值此灾荒连年、灾民遍野而灾款浩繁之际，有识之士纷纷提出借助民间资源，兴办善举。“若不借民间捐助之款互相挹注，恐遍野灾黎仍不免于沟壑者”。唯有社会有力者“各出巨资络绎相济，则义浆仁粟，流泽孔长，灾害虽深而绥安有望”。晚清及民国年间，绵绵不绝的自然灾害，在酿造无数灾民的同时，也促成了上海协赈会、华洋义赈会等众多赈灾慈善组织的产生。传统的荒政体系废弛之后，这些慈善组织以全新的赈灾模式投入了赈济灾民的慈善活动中。从某种意义上言，愈演愈烈的自然灾害虽不是文明社会的福祉，却是近代中国慈善事业兴起的条件和背景。正由于灾荒的客观存在与大批灾民的产生，才使得慈善救济成为必要和可能。

二、惨烈的兵燹匪患，救济灾黎难民是近代慈善事业兴起的另一个因由

近代百年，外患日亟，兵连祸结，战争频仍。两次鸦片战争、中法、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日本侵华战争等等，给中国民众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与此同时，国内战事也频繁发生，如太平天国运动、捻军等全国各地的农民起义，清政府曾举全国之兵力进行围剿，由此神州遍地硝烟战火，绵绵不绝。本来，中国传统农业的生产力就极其低下脆弱，经不起自然灾害的袭击，而今又迭遭如此频仍惨烈的战乱兵燹，不少地区的居民死伤转徙，十室九空，以至于出现了灾民遍野、饿殍塞道的悲戚景象。屡经战争破坏之后，中国社会各阶层普遍趋于贫困化，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农民更是生计窘促。有史料载：“自甲午庚子两次赔偿兵费以来，岁去之款骤增四五千万，虽云未尝加赋，而各省无形之搜刮实已罄尽无遗。……在富饶者力可自给，中资之家无不节衣缩食，蹙额相对；至贫苦佣力之人，懦者流离失所，强者去为强盗。”一些人被生计所迫，或背井离乡，沦作流民，或铤而走险，成为盗匪。由此，兵灾导致了匪患，匪患加剧了兵灾，使得社会更加骚动不安。动荡的社会、悲苦的民众自然需要慈善救济，让其生产生活渐渐得到恢复。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京津地区后，施子英、严信厚、顾肇熙即在上海招商局附设协赈所，筹济京畿兵灾。他们还在《申报》刊出劝赈公启，广募善捐，谓：“顺直独受兵灾，孑遗实难存活，刻下各属黄青不接，民不聊生，尤甚于昔。办理赈抚善后，甚非容易。……伏冀海内君子及时行善，踊跃乐输，推饥溺之仁怀，响应捷于桴鼓。”

频仍的兵燹战事，在客观上也促进了专事兵灾救济的慈善组织的产生。20世纪前后的中国，每遇战争爆发，不独兵士备受干戈之戕害，普通民众亦惨遭锋镝之苦，即使不死于战时的兵燹，亦殁于战后的瘟疫与饥荒，甚于天地人和。尽管旧时中国因救荒赈灾而成立的善会、善堂很多，但从无如红十字会之类专事兵灾救护的慈善组织。1894年甲午之役爆发，清军士卒在战争中伤亡惨重，同时许多无辜平民也遭战火殃及。可是清军医不敷调遣，将帅彷徨，束手无策。而日本赤十字社随军赴辽东战场的救护人员多达数万，“于营口设立医院，疗治病兵”，并严守中立，不分畛域，除救护日本人外，“吾军士之受彼拯救者，难可缕数。”这给国人很大震动，创办中国红十字会的呼声响彻朝野上下。上海《申报》接连刊登《创兴红十字会说》、《红十字会历史节译》、《中国亟宜创兴红十字会说》等文，对国际红十字会的历史、基本宗旨、权利义务及救护方法各方面作了介绍，并论述了我国创设红十字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为推动中国近代慈善事业兴起与发展进行了广泛的舆论宣传。但后因戊戌年间政治风云突变，百日维新失败，遂使中国红十字会的诞生放缓了进程。不过，此后的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及日俄战争的爆发，对近代慈善事业的发展却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1899年春，上海绅士汪炳等人，经苏松太道批准，初创中国施医局，拟仿照红十字会章程办理，救济军士与贫民。翌年，八国联军入侵京津，为了救护伤兵，赈济难民，江浙绅商严信厚、庞元济、施则敬等人，在上海成立了中国救济善会。虽然以上救护团体还具有旧式善堂的性质，但其做法已是完全仿照国际红十字会的规则运作，救护对象不分中外，从事战地救护，促成了近代新型慈善机构的产生。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烽火仓皇，田庐灰烬，匪徒肆掠于先，盗骑追袭于后，身家性命之不知，父母妻子之罔顾，青白骨，心惊鹤唳之声，雪窖冰天，肠断哀鸿之响”。沈敦和、任锡汾、施则敬等善士“念我东人，乃遽殃及，骨肉摧残，风云愁惨”，义愤满怀，遂决定联络同志，于3月3日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并延请中西大善董就近开办，“力筹赈救北方被难民人之策”。其后，中、英、法、德、美五国人士又合办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成为中国红十字会的先声，成为中国近代慈善事业兴起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新起点。

民国以后，军阀混战，民生凋敝，也为更多的慈善团体参与社会救济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而在癸丑之役、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北伐战争、淞沪会战等数十次重大战事中，伤员救护与平民遣移，更是须臾不能离开中国红十字会等慈善组织的参与。1918年4～5月间，南北军阀在湖南醴陵展开激烈交战。“五月七日，北军进据醴陵，饱掠数日，临行纵火，全城烬焉”。民房顿成瓦砾，无数百姓无家可归，无食可充。红十字会长沙分会、上海济生会等慈善机构闻讯后，即“派员下县散赈，四城建筑难民所”，为罹遇兵燹的无辜平民提供及时的慈善救济。这样，兵灾匪患也成了近代慈善事业崛起与存在的一个因由。

三、工商业的繁荣为近代慈善事业的产生提供了物质基础

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使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其中最引人注目者，当属自然经济的解体。这种传统经济结构的崩溃瓦解，剪断了耕织结合的纽带，造成了中下层民众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化。中国传统的善堂善会原本就依靠普通商民的捐资挹注，这时遂面临善源枯竭的窘境。更为甚者，因农村经济的凋敝，贫民日增、失业日众的情况出现了。这样，他们当中不少人由原来的慈善捐献者也成了需要社会救济的对象。从社会需求的层面上言，近代经济环境的变动使慈善救济更有必要成为近代慈善事业产生、存在的一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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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经济环境变动的话，那么，近代资本主义这一新的经济形态在中国的产生与发展，在客观上则为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兴起创造了有利条件。自1842年开埠后，上海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很快取代广州、汉口等地，成为全国新的工商业中心，贸易繁华，十倍于昔。光绪问，有商界人士称：“溯自海禁大开，欧风美雨之浸淫于我东亚大陆者，盖有日矣。我上海扼全国商业之中枢，尤为五洲商战之争点，试朝步浦江之滨，则帆樯千列；夕游商贾之市，则灯火万家。是可知四方人士之操奇计赢于是土者，盖不可以更什数。”一些新兴的富有阶层，如充当中外贸易中介人的买办，即是伴随着这种新经济因素的产生而出现的。除商业之外，洋人亦利用特权在上海、广州等沿海商埠直接开办了船舶修理厂和出口产品加工厂，使之成为中国最早的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在机器化大生产的西方近代工业的示范下，中国人也自办了火柴厂、缫丝厂、面粉厂等企业，中国民族工业由此缓慢起步。19世纪60年代初，洋务运动兴起，安庆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等军用工厂先后创设。而后，上海轮船招商局、上海电报局等一批民用企业也相继兴办。这标志着中国产业技术革命和中国经济近代化的开端。而轮船、铁路、电报等近代交通通信工具恰是近代慈善事业在救济过程中有别于传统善举所应用的新手段与技术。在李鸿章、左宗棠等洋务大臣的罗致下，许多买办、绅商纷纷进入到洋务企业。他们资财雄厚，既投资近代新式企业，又捐资兴办各种社会公益事业。有记载称：“叶澄衷，商也；杨斯盛，工也，以寒微致富，自痛其少贱失学，叶捐数十万，杨捐十数万，亟亟兴学”。此外，虞洽卿、王槐山等绅商也多有义行善举，在社会上有着广泛的声誉。在近代史上，盛宣怀、周学熙、张謇等人则有着多重身份：既涉足政治，沉浮宦海，又经营或创设铁路、煤矿、纺织、农垦等多项官办和民营企业，融官、绅、商于一体，一身而三任。同时，他们也热衷公益、关心桑梓，屡屡用其实业所得盈余赞襄慈善事业。这以张謇最为典型。甲午战败，国难方殷，民生日蹙，状元及第的张謇却毅然走上了实业、教育、慈善三结合的救国之路。他于1896年在通州开始创办大生纱厂，获得成功后，又陆续开办通海垦牧公司、广生油厂和天生港轮步公司等企业，形成了庞大的大生集团。在实业蓬勃发展之时，张謇乃用企业的部分盈余以及他个人的捐资在南通等地相继创办了通州师范、女子师范、幼稚园等十余所慈善教育机构，以及海门溥善堂、南通养老院、贫民工场、盲哑学校、残废院、更俗剧场、博物苑、公园等慈善公益设施。这使得南通的地方慈善事业在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卓尔不凡，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由此不难看出，近代经济因素对于慈善事业在近代社会的兴起、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些新经济因素又多产生于近代都市中，城市工商业日益繁荣，为募集充裕的善款提供了良好的经济基础，使慈善事业的发展具有了物质条件。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环境变动最剧烈的城市不仅是近代慈善事业的主要舞台，而且是“慈善事业近代化启动的动力源。”

绅商及其经营的近代工矿企业成为了近代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善源之一。而19世纪80～90年代大规模的义赈活动的兴起，更是依靠江浙一带绅商经元善、谢家福、盛宣怀、李金镛、严佑之、施则敬、李秋坪等人率先以倡，慷慨解囊，踊跃倾箧，发起成立了上海协赈公所。随后，他们又凭借其广泛的社会联系向全国各地的士绅商民劝捐，为慈善事业吸纳和集聚了新经济体的不少资财。尤其是中国近代经济中心的上海，为慈善事业的兴起和发展贡献了巨大的财力。此外，澳门、香港、绍兴、宁波、汕头、汉口、烟台、牛庄等商贸较活跃的埠口也设有募捐点，为义赈筹募善款。经过绅商们的倡导，义赈活动取得了一呼百应的效果。有学者就指出，中国近代工业化在江南的初兴、落实，新兴因素遂在义赈中弥散，义赈社会基础发生演变，形成具有近代特征的募捐机制，反映了中国近代工业化与义赈的互动关系。再如1897年各地发生的灾荒，需款甚多，沪上各商会、行业也广为筹募捐输。进人民国以后，企业同样为慈善机构筹措善款、办理善举所倚重。1919年，江苏、浙江、安徽等地阴雨逾月，“灾情奇重，待赈孔殷”，汉冶萍公司接到劝募函后，便“苏、浙、皖三省赈洋五千元，务祈查明灾区轻重，择尤散放，以慰鸿嗷”。通观各次灾时及其稍后刊印的征信录，我们可以看出，近代慈善机构所募善款中有相当大的份额均来自那些殷富的绅商阶层，他们的捐助成为近代慈善事业兴起和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基础。

当然，除了绅商阶层外，平民百姓的捐赠尽管数额较微，但聚沙成塔，集腋成裘，这部分捐输也是近代慈善事业兴起、发展不可或缺的经济来源。而且，由于广大普通民众的热心善举，涓涓细流，绵绵不绝，使得近代慈善事业的发展更具有可靠的社会基础。诚如时人所云：“连年以来，灾荒迭见，赈款浩繁而国库又值支绌之时，苟不藉民间之互相挹注，何以拯彼哀鸿，共登袵席?”晚清及民国社会，正是许多仁慈之士各出其资，络绎相济，才使得义粟仁浆流泽孔长，为近代慈善事业的兴起、发展提供了可靠的经济源泉。

四、中西慈善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催生了新型的近代慈善组织

自明朝中后期利玛窦等传教士相继东来，近代西方文化始传入中国，开启了西学东渐的帷幕。但及至清初，由于闭关政策的推行，西学东渐一度中断。直到鸦片战争爆发，中西关系发生剧变，中国被迫向西方世界开放，西学东渐之潮复以涌动，由此对中国文化乃至社会历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急剧的社会变迁中，中国传统的慈善事业也受到了西方教会慈善事业的强劲冲击。中西慈善文化在晚清时期不断遭遇强烈的碰撞与冲突，最后又渐趋融合，导致中国社会产生了近代意义上的慈善组织、慈善事业。

中国最早的近代意义上的慈善机构，是传教士凭借条约所赋有的特权在通商口岸和东南沿海地区兴办的育婴堂、孤儿院以及含慈善性质的诊所、医院。《申报》的一则报道反映出这段历史：“自中西通商以来，凡泰西诸国医士接踵而来，药材齐集而至。如上海一区，西医之设立已有数处，……无论中西富贵贫贱之人，均可就医于各馆，富贵者求医不求药，贫贱者则医药皆出之馆中，甚至贫苦无告之人，沉重难治之症，并令住宿馆中，供其饮食，遣人扶将，病愈即行，不费分文。”其他如厦门、北京等在五六十年代以后也设立西式医院，兼为贫民减免费看病。1861年，伦敦会雒魏林在北京开设了第一家基督教会医院(即北京协和医院之前身)，亦施药救济疾苦贫病者，同样具有慈善医疗性质，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西方教会在办理慈善医疗机构的同时，还着力经营着育婴慈善事业，比较著名的慈幼机构有徐家汇圣母院育婴堂、浦东唐桥墓女孤院等。随着基督教势力的不断扩展与深入，内地许多府州县也出现了教会兴办的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和育婴慈幼机构，对中国传统的惠民药局、接婴局、保婴会及育婴堂等善会善堂构成了强烈冲击。由于晚清时期，中西文化在习俗观念等方面尚存在较大差异与隔膜，遂使得教会慈善机构(尤其是育婴堂)成了近代繁兴的一个诱因。从这方面来说，教会慈善机构的出现对中国传统的慈善事业无疑具有很大的破坏性，但不能不看到，它在客观上对中国慈善事业由传统走向近代也有一定的刺激作用，成为中国近代慈善事业兴起的重要背景。

随着西方文化的逐步输入，中西文化在发生全面冲突的过程中也在不断走向融合，有关慈善文化与慈善理念亦如是。19世纪70年代后期兴起的义赈活动，在某种程度上也借鉴了西方传教士的“洋赈”的运作模式和管理经验。它既以善堂、善会、会馆、行会等传统组织为依托，又突破了以往狭隘的乡土观念、地域观念，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劝募与救济活动，最终形成了网络化的义赈。义赈的兴起，可以说是中国近代慈善事业产生的一个重要标志，在近代慈善事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西方慈善思想与文化的影响下，中国许多传统善堂也都在改弦更张，扩充传统慈善活动的内容和服务范围。 西方国家的慈善事业进入中国人的视野，据现有资料来看，大概始于《海国图志》。据魏源介绍，欧洲各国信奉基督教甚笃，民众“俱喜施舍，千余年来，未有因贫鬻子女者，未有饥饿转沟壑者”。教民临终“悔过祈赦”时，往往“分析产业，遗一分为仁用，或以救贫乏，或以助病院”。除记载西方民众对慈善事业的捐赠善举外，《海国图志》还提到欧美各国政府对慈善事业的资金投入、机构设置与救助办法等情况。如：在善款来源上，英国即开征特殊税种以专赡“瞽目废疾”；在机构上，法国有救济贫民的“养济院”；英国有由“公正之人董理”的贫院、幼院、病院；美国也有救济贫人的“济贫院”、救助孤儿的“育婴院”。在救助对象与方法上，欧美等国的“贫院”不独供给衣食，还会教给贫民谋生技能，“处其中者，又各有业，虽残废之人亦不废。如瞽者运手足，瘅者运耳目，各有攸当，务使曲尽其才，而不为天壤之废物”，俾其能自食其力。美国还设有为残疾人服务的慈善教育机构。《海国图志》的刊行及其相关介绍，使国人对西方慈善事业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19世纪60年代，冯桂芬亦介绍荷兰、瑞典等国的贫儿院等慈善机构。随后，清朝一些放洋的官员和外交使臣在其著述中亦对此陆续有所记载，进一步开阔了国人对于西方慈善文化的了解。及至19世纪80年代，西方慈善事业也更为国人所关注。郑观应在《盛世危言·善举》中就全面介绍了英、法、美、俄等国的慈善机构，认识也更透彻，并称赞说：“泰西各国以兼爱为教，故皆有恤穷院、工作场、养病院、训盲哑院、育婴堂。善堂之多不胜枚举，或设自国家，或出诸善士。常有达官富绅独捐资数十万，以创一善举。……而思虑之周密，规制之严明，有远非今日各省善堂所及者。”他认为这些国家慈善事业之发达，就在于“好善者多，而立法綦密”，这很值得中国借鉴，用以去杜绝传统善堂善会中的贪污侵蚀之弊。1893年，上海格致书院春冬两季的课艺也以《西方养济院》、《中国能否以及如何开设恤贫院》为题，要求应试者就所见所闻将西方诸国慈善机构的比较完善的章程、筹款办法切实指陈，以备采择。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社会各界人士对西方慈善事业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希冀借此推动与革新中国的传统慈善机构，发展近代慈善事业。与此同时，京、津、沪等地的各大报刊也为之鼓与呼，对西方慈善事业作了较为深入、全面的介绍，并提出应注重取长补短，借鉴其成功的经验为我所用。这对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兴起、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1897年，上海影响最广的报纸——《申报》就连续刊发了《安置流民议》、《效法泰西以行善举议》和《沪上宜广设义塾》等文。文章称：现在事事仿行西法，慈善事业“亦宜师西法而变通之”；“各善堂而欲息浮言，非仿行泰西良法不可”。而此时，随着西方慈善文化思想的传入，有关专事兵灾救护的慈善组织红十字会的译介文字也屡屡见诸报端，呼吁我国应及早创设红十字会，为推动中国近代慈善事业产生与发展进行广泛的舆论宣传。1904年3月10日，由中、英、法、德、美五国人士在沪正式创立了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这成为中国红十字会的先声。由此看来，中国红十字会组织的成立，正是中西慈善文化相互交流与融合的产物。

近代历史背景范文第3篇

关键词：近代音乐 民族特色 国民乐派

我国近代音乐是在上世纪20年代兴起，并在30年代形成了一定的规模，逐渐地发展成为近代中国特有的音乐模式，这一音乐的形成和发展主要经历了民国初年学堂乐歌的产生和中西方音乐之间的碰撞，并且使双方在发展过程中也得到了相互的借鉴和融合，形成了中国音乐特有的形式。这一时期的作品如《叫我如何不想他》、《玫瑰三愿》以及《大江东去》等，都是凝聚了近代音乐家思想的结晶，他们通过不断地学习、借鉴和挖掘，形成了自身的特色，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真正意义的国乐。

上世纪20至30年代是中国音乐的黄金时期，在的推动下，这一时期音乐的主流就是创作和发展新音乐。早在20世纪初，当时的学堂乐歌代表人物曾志忞就提出“为中国造一新音乐”的理论主张。五四后期，随着西方音乐的不断传入，人们对新音乐的内容与形式有了进一步明确的认识，那就是在引进西方音乐的同时，在不丧失自己的民族特色前提下，创造符合时展的中国新音乐，并且在当时形成了中国特有的音乐风格，即国民乐派。

当时音乐创作的主要特征就是西方作曲技术的运用。经历了学堂乐歌时期倚曲填词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创作手法，作曲家们逐渐开始尝试运用西方的作曲技术来创作中国自己的艺术歌曲，并积极探索新的民族音乐风格。当时最能体现作曲家们创作特点的有三个方面：西方音乐体裁多样化的尝试，多声思维在新音乐中的运用以及民族风格的探索。

在20世纪上半叶的新音乐创作中，声乐体裁所占比例最大，艺术歌曲、群众歌曲、合唱歌曲以及歌剧都从不同程度上进入了人们的音乐生活。其中，萧友梅在1920年回国后谱写了大量的声乐作品。由于萧友梅早年留学德国的经历，他所创作的作品都在不同程度上带有德国艺术歌曲的痕迹，较为有影响的有《问》、《春江花月夜》等。虽然这些作品在后人看来旋律调性单纯、伴奏也较为简单，但这些作品都是在人们刚刚接触到西方音乐的情况下谱写的，所以在当时也是一种大胆的尝试，是值得肯定的。

随着声乐作品创作的发展，在20年代涌现出不少音乐家，他们分别是：赵元任、黎锦辉、邱望湘以及李树化等。他们开始了大量声乐作品的创作，这其中包括了为专业音乐教育与音乐会而创作的艺术歌曲，还有大量的清唱剧、群众性合唱歌曲、电影音乐以及流行歌曲，这些不同体裁的声乐作品都在这一时期不断登上了音乐舞台。并且这其中有许多歌曲至今都广为传唱，如《大江东去》（青主 曲）、《玫瑰三愿》（黄自 曲）、《教我如何不想他》（赵元任 曲）等，还有黎锦辉创作的流行歌曲《夜上海》等。

与声乐作品的创作相对应的是另一种音乐体裁是器乐作品。在20年代后期，大量器乐作品的创作也逐渐走入中国音乐家的笔下，其中钢琴独奏曲、小提琴独奏曲以及管弦乐曲和交响乐较为突出。起初这些不同的器乐作品都是大量模仿欧洲音乐的创作手法，这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赵元任的钢琴曲《和平进行曲》，以及萧友梅的《哀悼进行曲》和《小夜曲》等，这些作品大都较为简单，也都是最开始模仿欧洲音乐模式的尝试写作。随着作曲家们思想的逐渐成熟和创作技法的不断进步和发展，这些尝试开始融入了中国民族的元素，如钢琴作品《偶成》就是在旋律上有了较为鲜明的民族风格。到了30年代，钢琴音乐的创作进入了较为成熟的时期，许多具有民族风格的艺术作品都纷纷问世，使中国钢琴音乐迈向了一个新的台阶。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品有贺绿汀的《牧童短笛》、《摇篮曲》，俞便民的《C小调变奏曲》以及老志诚的《牧童之乐》等等。这些作品在创作上都具有鲜明的“中国风味”，并且在当时都得到了中外人士的认可，对当时中国新音乐的发展起到了导向性的作用，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这一时期的小提琴作品也是较为成熟的，其中贡献最大的是马思聪。他在30至40年代了创作了大量的小提琴作品，如《摇篮曲》、《第一回旋曲》、《音诗》、《牧歌》等。马思聪的作品大多能较好地解决中西音乐融合这一难题，他的作品主题鲜明、旋律优美、雅俗共赏，具有突出的民族风格，成为这时期小提琴音乐的代表，深受人民大众的喜爱。这一时期的其它音乐形式如管弦乐、交响乐以及室内乐等也得到了长足的进展，代表人物有马思聪、谭小麟、冼星海以及江文也等。其中管弦乐作品中较为突出的是贺绿汀的《晚会》以及《森吉德玛》，两首作品民族风格浓郁，在当时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反响。

综上所述，中国近代音乐的迅速发展主要集中在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其中在30年代表现最为突出。这一时期的音乐形式主要体现在西方音乐体裁和创作手法的广泛运用，如多声部思维和创作技法的普遍使用，并且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将民族音乐元素融入其中，使得这一时期的中国音乐创作手法日趋成熟。作曲家们在突出民族音乐风格的基础上，将中国传统音乐的结构形式、发展手法以及节奏特点等发面进行了巧妙地结合，逐渐形成了当时中国特有的音乐学派即国民乐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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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飞.中国艺术歌曲的起源与发展特征[J].黄河之声，2008，（04）.

[3]夏荣华.学堂乐歌创作手法初探[J].四川戏剧，2006，（05）.

[4]康明安.试论清末民初的学堂乐歌[J].安庆师院社会科学学报，1996，（02）.

近代历史背景范文第4篇

关键词：近代史学；资产阶级；产生背景；社会功能

中图分类号：K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1）33-0074-01

近代西方历史学家提出了新的历史分期，将人类历史总体上分为“古代――近代――现代”，并被中、西方历史研究学者沿用至今。从所处的历史时期来看，近代作为人类社会由奴隶制、封建制向现代社会前进的过渡阶段，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从自身的发展情况来说，无论中、西方，均在近代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作为伴随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学，在近代时期同样推陈出新，经历了与时代同步的改变和创新。

一、对于中、西方近代史学产生背景的思考

“中国封建社会行进到明清时期，已经进入到衰老阶段。在根本制度上，它已经失去旺盛的活力，行将衰落。”而已经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英国却在快速发展和崛起，为了建立与生产力相适应的消费市场，英国将目光对准了拥有辽阔国土以及庞大人口的大清帝国，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这是中国进从封建社会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转折点，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陈其泰在《中国史学史・中国近代史学》一书中提到，“史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社会生活发生深刻的变化了，史学风气也必然要发生变化”，在这时代巨变的推动下，产生了以爱国主义、救亡图存为主要是思想的中国近代史学。

中国近代史学产生的背景，是中国封建社会走向衰落、封建统治阶级统治瓦解，民族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社会大变革时期。、辛亥革命，正是民族资产阶级由温和到强硬，最终要求封建专制统治的过程。

西方近代史学产生的背景，是中世纪中后期资产阶级逐渐兴起与教会封建统治逐渐衰落的时期。在人文主义思想的带动下，西方史学界出现了批判基督教神学史学的神本主义历史观，主张以人为研究对象的人文主义史学。

由此不难看出，中国近代史学与西方近代史学都是作为适应时代需求的新思想的产物出现的，它们为新的社会阶级提供理论武器，证明新兴阶级存在的合理性以及其要求的正确性。它们在产生之初，由于力量相对较为弱小，也都存在着唯物主义历史观与唯心主义历史观并存等局限性。

对于中、西方近代史学社会功能的思考

作为社会矛盾激化下的思想意识，中、西方近代史学无疑都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18世纪后期，中国的知识分子掀起了边疆史地学的研究热潮。龚自珍的《西域置行省议》、张穆的《蒙古游牧记》等著作，以边疆问题为依托，紧扣时代气息，体现了中国近代史学经世致用的理念。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梁启超的倡导下，新史学的理论体系逐渐形成。“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史学反对天命、循环史观，反对封建制度及其纲常伦理，提倡人性、理性史观，宣扬历史进化论。”“他们用这种以人性、理性为基础、以以历史进化论为内容的历史观来呼唤中国进行资本主义的维新和改革，来证明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制度的合理性和进步性。”

在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史学界兴起的人文主义史学从历史的角度肯定了人的地位；启蒙运动时期，理性主义史学强调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规律性，“继承和发展了17世纪的先进历史学理论和怀疑批判精神，重视历史研究，重视厉史与现实的联系。把历史当作反封建、反迷信斗争的重要武器对于西方近代史学对中国近代史学的影响的思考。”

对于历史学来说，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功能是传承历史，研究历史的最初目的也是还原“全体人类的精神记忆”。

我认为，以经世致用为首要目标的史学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它确实会为新的社会形态提供历史依据，推动社会的发展，但是，在结束服务政治的使命之后，史学便应回归其本身，作为独立的社会科学存在。

二、对于西方近代史学对中国近代史学影响的思考

“戊戌维新运动前后至20世纪初年，是吸血在近代中国迅速而广泛传播的时期，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群体的思想观念由此产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近代史学是在西方近代史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通过严复对于西方进化史观的引进，夏曾佑、梁启超等人构建了区别于“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体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的新史学。

在近代，中国史学的发展是落后于西方的。相比于西方在“将历史学建设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这条路上走过的路程，中国在当时走的还很短。但是，中国近代史学对于中国史学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仍是巨大的。

近代历史背景范文第5篇

关键词：传奇电视剧；传奇叙事；情境设置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6）07-0093-02

电视剧是虚构的艺术，故事所发生的情境的设置，给予了故事展开的背景，将人物的活动、事件的发生和人物关系的发展进行了一个限定，剧情的发展并不是凭空产生的，都有属于它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同样的故事，发生在不同的情境中，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对于情境谭霈生这样指出，情境是“促使戏剧冲突爆发、发展的契机，是使人物产生特有动作的条件。[1]”情境原为戏剧中的重要元素，戏剧中的规定情境指的是事件、人物行动发生的特殊环境，包括人物生存的环境、事件发生的环境以及特定的人物关系，情境的设置对于激化矛盾冲突、增强戏剧效果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电视剧创作中，戏剧情境的设置同样举足轻重，情境的设置为人物的成长提供了一个生存的环境、为人物行动和冲突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背景。近年来，火爆荧屏的传奇剧在电视剧创作中加入传奇叙事的手法，为剧情的开展搭建起一个个“尽设幻语”、“作意好奇”的虚构情境，除了讲述发生在真实时空中的故事，还善于弱化时空、利用时空的“变形”，来营造出虚幻的时空环境。传奇叙事的手法在电视剧创作中的使用，为电视剧叙事创造了更大的叙事空间，在情境和场景设计上突出传奇叙事所具有的“尽设幻语”、“作意好奇”的叙事特色，创造出具有传奇色彩的故事背景，为电视剧的创作开辟了更多的创作空间。

一、弱化时代背景建构情境

情境是故事展开叙事的基础，他所设定的时间、空间和人物关系，对事件的发展起到了限定的条件。而在传奇中，善于将故事发展的情境放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中，弱化时代背景带来的限制，为“无奇不传”、“无传不奇”的叙事情节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叙事空间，将现实中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以戏剧化的方式呈现在作品之中，增强了故事的传奇色彩，同时也增加剧作的戏剧张力。

近代传奇剧善于将故事放置在清末民初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清末民初到解放战争结束，这是一个动荡的不定的历史时期，中国的社会发生着剧烈的变化。辛亥革命、民国初建、新文化运动，军阀割据、战乱不断。可谓“乱世出英雄”，不同寻常的社会环境，为英雄人物的诞生、传奇故事的发生提供了特殊的背景。在电视剧创作中，传奇叙事的加入正好利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相互交织，在这个不同寻常的社会背景中，给予了人物更大的发展空间，使人物命运充满传奇色彩，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塑造出不同于常的传奇人生。“虽然剧中有一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但真实的历史只是作为背景存在。淡化历史，把观众的注意力集中到虚幻的故事中，用引人入胜的情节和形象鲜明的角色给观众创造是近代传奇剧采用的手段。[2]”在电视剧《闯关东》《大宅门》等一批以中国近代战乱时代为背景的电视剧中，传奇叙事正是利用了这一不同寻常社会背景，给平淡生活无法演绎的传奇故事以施展的舞台，塑造出一个个英雄人物不同寻常的传奇人生。《闯关东》将故事发展的情境放置在清末到九・一八事变爆发前，以主人公朱开山的复杂、坎坷的一生为线索，穿插了朱开山的三个性格不同的日子的人生，务农的传文、从军的传武、经商传杰，这个战乱的年代，为人物性格的塑造提供了充分的发展空间。一家人背井离乡闯关东，一路遭遇种种坎坷与磨难，不同性格的三个儿子，在各自的命运际遇中有着不同的传奇人生。

近代传奇电视剧将故事放置在不同寻常的社会背景之中，战争、军阀割据、社会变革、思想撞击，每一个都有着它的特殊性，乱世出英雄，在这一时期发生的事情是不平凡的，在这一时期涌现的人物也充满了传奇色彩。近代传奇电视选择这一时期，为人物塑造和情节的展开提供了更加开阔的叙事空间，也将传奇赋予更加深刻的含义。

二、架空历史建构情境

传奇叙事还善于将故事发生的情境放置在弱化历史时期或架空的历史时空之中，历史传奇剧，借历史的外衣，将故事放置在历史的大环境之中，淡化历史所带来的局限性，以现代人的视点来展开剧情，同时发挥历史环境的优势，将现代现实生活无法发生的事情，将其传奇化、戏剧化后，放置在历史情境之下，演绎出传奇动人的故事。

架空历史的发展离不开网络的日新月异，架空小说已成为网络文学中较为成熟的一类，近年来，在电视剧创作中也选择将故事发展的情境设置在架空的历史之中。这类电视剧在创作时，不是以某一时期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为蓝本进行艺术创作、反映历史，而是借助历史背景，将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置于其中，增强情节设置的悬念、以种种传奇的事件为中心，增强故事的娱乐性和传奇性。在架空历史的故事中，对主人公的设置往往历尽艰难坎坷，但人物性格坚韧不拔，对自己的理想信念坚定不移，同时主人公拥有着他人所没有的能力，或才智过人，或武力超群。在情节设置上，多通过巧合、偶然等因素来过渡情节，使故事情节峰回路转，节节生奇，充满传奇色彩。

在近几年热播的古装传奇剧中，《琅琊榜》好评如潮，该剧在对其剧情的情境设置时，将事件发生的时间、空间放置在架空的历史之中，架空意味着虚构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给剧作者提供了更大的想象空间，对于人物的塑造也可以使其更加具有传奇色彩。在这个架空历史中，主人公被赋予了更大的能量，拥有比常人更过人的智慧、更坚韧的性格，更复杂的身世背景。《琅琊榜》中将历史架空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个国家，弱化背景因素带来的局限，在剧情展开中不局限于某一个朝代的发展，而是展现出古意盎然的中国古代气韵，为人物塑造和剧情开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塑造出一个才冠绝伦的“麒麟才子”梅长苏，使得这位“麒麟才子”才智过人，身世离奇，能够以病弱之躯搅动朝堂风云，有足够的毅力和信念为昭雪十二年前赤焰旧案而坚定不移，在自己筹谋之下，用自己的才智在这场漩涡中步步为营，化险为夷，对事件的发展掌控于自己的股掌之中，扶持新君上位，实现了“麒麟才子，得之可得天下”的预言。架空的历史为梅长苏多年夙愿的实现提供了可能。

三、传奇事件建构情境

谭霈生在《论戏剧性》中之处“情境包含这样一些因素：具体的环境，诸如剧中人物活动的具体的时空环境；特定的情况――事件；特定的人物关系。[1]”对于情境的建构，除了要对其叙事时空建构之外，对于剧情发展的具体的事件和人物关系的建构也尤为重要，事件的发生必然是在特定的时空之中，情境的特殊性也造就了事件的不同寻常。“事件是人物动作的来源，是激发人物产生某种思想和感情的条件，甚至往往成为人物一生的转折点。[1]”正是特殊的情境设置，才能激发主人公做出不同于平淡生活所做出的行为。

事件是情境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事件的发生是人物动作的来源，具体事件的发生为人物行动提供了现实基础，而在充满传奇题材的电视剧中，由事件所构成的情境充满了传奇的色彩。在这一类电视剧情境的设置中，事件的发生多具有巧合、奇特、扑朔迷离等特点，

热播剧《琅琊榜》将时空设定在一个架空的历史之中，不仅在叙事时空的设置中发挥了传奇叙事所具有的“尽设幻语”、“作意好奇”的虚构特点，在事件的设置上也充分传奇叙事所具有的“无奇不传，无传不奇”的情节化取向，在梅长苏的梦境中将十二年前的赤焰一战展现，战况惨烈，尸横遍野，七万将士埋骨梅岭，一片血色中梅长苏从梦中惊醒，而正是这梅岭一役，改变了众人的命运，祁王含冤自杀、林燮战死沙场、夏冬丧父、林殊身受火寒之毒，易容重生，成为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的宗主。这一情境的设定，为矛盾冲突的爆发提供了充分的条件，人物关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所说的戏剧情境，包含这两方面的内容：特定的情况、环境和特定的人物关系。特定的环境和情况作用于剧中人物，使人物之间潜在的矛盾关系被揭露出来，这样，矛盾中的人物产生特定的动作，使矛盾爆发为冲突。[1]”沉冤十二年之久的赤焰旧案所爆发的冲突和所改变的人物关系所构成的情境成为电视剧《琅琊榜》的开端，成为矛盾爆发的起点，为人物的行动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和推动力。

将传奇叙事“尽设幻语”、“作意好奇”的叙事特色融入到电视剧创作中，为电视剧创作开辟了更多的创作空间，利用特殊的时代背景，弱化历史因素对电视剧创作带来的局限性，不同寻常的情境设置，为传奇故事的讲述提供了时间、空间上实现的可能。特殊的历史背景，创造出日常的生活所没有的传奇故事，通过种种神奇因素的效应相加，创造出具有传奇色彩的故事。

参考文献：

近代历史背景范文第6篇

关键词：中学历史；近代中日关系；教学

中图分类号：G4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992-7711（2014）22-045-1

一、近代中日关系史历史教学需要注意的问题

（一）教材方面

1.近代中日关系史内容上缺乏细节的历史背景分析。

在中学教科书上可以明显地发现，中日近代史论突出中日对峙和战争内容，着重讲述九一八事变至二战后中日建交这段时期的中日关系史。对主要战役和阶段性重要的战略部署背后的社会大背景缺乏详细的描述，使学生只知道事件存在，而不知道为何存在，真正的根源在何处。对于二战后中日建交以后的历史内容，中学历史教材没有采编，学生获取有关中日关系信息也大多来自新闻报道，而内容信息多以中日外交对峙为主。另外，初中教材中并没有提到日本侵吞东三省的大背景，对日本谋划侵华的背景（日本田中内阁制定侵略中国总方针而召开的东方会议），没有做详细的讲解，结合日本本土情况的史事内容较少，缺乏对日本文化的介绍。

2.近代中日史内容以“中国史”为中心。

中学近代中日史以日本侵略清朝为史端，教材内容多描述发生在中国本土的中日战争事件、民族起义及外交事件，对于同时期的日本本土现状介绍较少，而对于日本如何一步步走上侵华道路的过程缺少系统性的铺垫描述。在日本的历史中，明治维新是日本历史发展最重要的转折点，日本实行明治维新后，才迅速走上资本主义社会，国力才逐渐强盛，才使日本具备侵华的经济支撑，但在中学历史书中，明治维新内容只是出现在世界历史中，并没有与近代史的日本侵华形成源与果的衔接，另外，近代史教材对抗战期间的日本国内反战情况涉及较少，过于强调侵华对中国民众的伤害，这样就会使学生形成对日本侵华本质的片面认识。

（二）教师方面

1.教师注意提高观念认识，全面把握近代中日关系史背景。

在历史教学中老师要全面地了解近代中日关系发展史，还要对中日关系背后的社会背景做全面的了解，广泛涉猎历史书籍，补充历史教材中缺少的细节材料，有效地将中日关系的矛盾起因及变化因素贯穿于教学讲解中，使中日关系的发展形成清晰的知识脉络，易于学生理解，不至于让学生产生片面认识。

2.注意中学阶段初高中历史内容的衔接。

初中阶段历史教学注重的是事件的记忆和历史人物的认识，而高中阶段就比较强调学生的概括总结、知识整合的能力。比如在初中历史试题中多会出现某个事件的意义或是条约内容，比较强调学生对历史知识的熟识，而高中历史试题设计比较偏重于历史素材的串联和知识整合。在抗日战争板块教学素材集中在全民族的抗战、日本的侵略罪行和抗战胜利者三方面，而对于事件内部的发展和历史知识的逻辑联接较少，这就需要老师根据自己掌握的历史信息来弥补这方面的缺陷，以时间为线索把这段历史知识整合串联起来，便于学生理解记忆，引导学生学会归纳整合知识，培养初中生的分析概括能力，做好初高中历史内容的衔接。

3.注意培养学生正确的情感态度。

在近代史上，中日两国的关系以侵略和发动侵略为主要内容，带给学生最直观的印象是日本侵略邪恶，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害，中国实行的反击是自卫正义的，这其中就包含了丰富的情感价值观内容，老师在历史事实讲述中要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理性认知。通过侵略和反侵略的民族抗战历史，让学生深刻理解祖国、民族的精神内涵，建立浓厚的爱国主义情感，树立报效祖国的远大志向。同时让学生懂得侵略、屠杀、战争的灾难性，树立热爱和平的国际道义，对于民族英雄的歌颂，舍生取义，英勇不屈精神的赞扬，对卖国求荣、置罔民族大义的痛斥，让学生懂得大义和小利孰重孰轻，树立正确的荣辱观。在培养学生爱国主义情感的同时要避免极端化倾向，不要被恶意制造的反日言论所迷惑，对于日本一些善良民众，要教导学生一视同仁，对于日本本土发生的地震、海啸、恐怖事件要报以同情的态度。在教学中教师要灌输正确的民族意识，引导学生理性认识日本侵华历史，区别对待战争侵略者和普通劳苦大众。

二、近代中日关系史课堂教学策略

1.教师合理整合历史教材。

针对中学历史教材存在的缺陷，教师应该做好历史教材的整合工作，使教材的内容连贯，事情发展因果讲解明朗。在中学历史教学中，教师要对中日两国的文明进行介绍，尤其要介绍近代以前的日本发展史，包括日本的人文地理、风俗民情，性格思维特点，让学生全面地了解日本近代之前的社会状况，要充分肯定日本所拥有的现代文明。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上，注重宣扬民主和平思想，在授课时，在充分尊重历史事实的前提下，要着重强调历史价值取向，剖析中日关系明晦变化的原委。在现实生活中对于一些抗日题材的影视剧，教师要科学地引导学生观看，向学生推荐优秀属实的中日题材影片，纠正失真的历史题材电影，对于教师而言，要对日本饮食，服饰、礼仪、动漫、校园文化等有一定的了解，便于学生了解日本文化，在知识构建上更完整。

近代历史背景范文第7篇

关键词： 高中历史教学 “死记硬背” 历史学习法

对于大部分学生来说，“死记硬背”地学习历史，是他们最熟悉的学习方法。高一开学不久，在教学过程中，有部分班级的学生“教”我如何上历史课。这些学生告诉我，老师，我们初中的老师就是叫我们划课本内容，划完了我们自己背就行了，你也像初中老师那样给我们上课吧。这种历史学习法几乎是整个高中新生在初中都用过的方法，甚至有个学生在关于科任老师授课情况的问卷调查中这么说：历史课他听不懂，如果他一稍微开小差，就不知道老师讲到哪里。因为历史老师讲课不像初中历史老师那样，一段段地讲。而他们不知道，他们面临的将是比初中要难上百倍的课程。同样的道理，高中历史的学习与初中完全不同，并不是简单地依靠死记硬背就能解决。针对学生存在的这种现象，高一历史老师非常有必要转变学生“死记硬背”学习历史的陈规陋习。高一这一学年，历史要会考，除了转变他们的学习观念外，还要教会他们如何应对考试，在考试之前通过理解分析来掌握历史知识。我认为下面这两种方法对高中历史教学有很大的帮助。

一、联系法

在教学过程中，我指导学生通过以下这种方式来学习历史：每章每节通过联系的方法来掌握该章节的基础知识。如：《中国近现代史》两本书（上下册）各章各节怎么联系呢？第一章是“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第二章程度更加深到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完全形成。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民族危机加深，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就起来进行抗争，所以就有了第三章资产阶级发动革命，清政府统治。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的局限特点，没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另外的先进人物又认识到只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或制度还都不行，中国必须要从思想文化上进行改变。所以就有了第五章思想文化方面的改革，新文化运动就开展起来。思想得到改变了，全国人民思想觉悟也达到了一个历史的最高境界。就有了第六章全国人民都起来参与的国民大革命运动，历史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转折点。但由于、等发动的反革命，中国共产党遭到重创，在大革命失败中也使中共认识到，必须开展武装斗争来反抗的屠杀。国共就进入了十年对峙阶段。也就是中国近现代史下册的第一章。由于日本侵略中国的扩大，国共两党又由对峙进入了合作阶段，就是第二章国共合作抗日的全国抗日战争。最后日本被打出了中国，接下来国共两党之间又为了争国家的领导权，又发动了三年内战，这就是第三章的解放战争。结果是共产党取得了大陆的领导权。中共就开始了政权的建立和巩固。第五章就是中共政权建立和巩固的内容。政权建立后向社会主义过渡，通过改造及其各种改革措施，中共进入了轰轰烈烈的十年社会主义探索时期。也就是第六章。紧接着，在十年探索中，由于没有现成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在这十年中，犯了很多错误，没有彻底解决，就导致了错误更严重的第七章的“十年”。“十年”结束，总结经验教训，认识到是领导发动的一场错误运动，在这十年中，中国的经济也遭到了严重破坏。中国共产党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就开展的大讨论，进行了纠正，制定了经济发展的策略。中国就开始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也就是第八章。这就是高一《中国近现代历史》两本书各章之间的联系。通过这样的联系，使学生在头脑里先有一个大概的内容轮廓，对两册书有了总体的了解。接着就详细地看具体内容。

二、归纳对比法

《中国近现代史》（旧教材）教材的编排一般都是按照历史事件的先后发生来编写的，也就是根据时间的先后顺序来编写。那么在每一个时间段里，总会有一些相近，相联系的内容。在教学过程中，就要尽量教会学生学会归纳。比如：《中国近现在史》（上册）是以外来侵略为近代史的开端，侵略战争一结束，近代中国都是以签订不平等条约为结束。那么，在近代的中国，清政府总共签订多少个不平等条约，各条约分别有哪些内容？给当时中国带来怎样的影响？基本上每个条约都是这样的格式，引导学生这么归纳，让他们通过对比，来理解条约的内容，避免了初中式的“死记硬背”。再比如，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到现在，召开很多的会议，如果学生割裂地去记，会觉得非常乱。但是，如果能引导学生按时间的先后来总结归纳中国共产党召开的会议，结合会议召开的背景，来掌握每个会议的主要内容，这样学生会觉得这个方法比他们胡乱地来记忆这些内容要好得多。再比如，中国共产党在不同的时期实行的土地政策，共有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土地革命时期，实行的是这样一条土地政策（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和债务）；而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是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政策；到了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又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可以通过归纳对比来掌握它们的内容。而且通过归纳来对比，就会知道为什么中共在不同的时期要实行不同的土地政策。再比如，国共两次合作，它们的合作背景、合作内容、合作目的分别是哪些？通过这些归纳对比，会使繁杂的历史知识形成一个有联系、有对比的内容模块。其实中国近现代史的归纳对比法很多，如果学生真正的通掌握这种方法，在历史学习中将会游刃有余，学生就会觉得历史不难学。

理解式记忆，能很快也、很长久地掌握历史知识。每一个历史事件，我都教学生掌握它的学习方法。比如，一节历史课，它的发展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模式：这个历史事件为什么发生，也就是它发生的背景。如何发生，也就是它发生的经过。结果如何，也就是影响。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线索。到高二、高三阶段，特别是高三的综合复习，以上的学习方法对学生提高历史成绩起到很大的作用。因为在我们历年的高考中，历史大题基本上都是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古代史、世界近现代史三个内容的综合题。这样的题目学生就必须要懂得每个内容的联系性，相关性。所以，从高一历史教学的过程中，我们都必须贯穿这一历史学习法。

很多学生都觉得历史这个科目很难学得好，总是认为要记的东西太多，顾不过来。实际上是他们没找到方法，不懂得联系，不懂得理解，把每一个历史知识割裂开来学，会顾得了头顾不了尾。所以学生碰到最多的现象就是上到后面的章节内容忘了前面章节的内容，复习到第二章忘了第一章。在历史教学中，就必须强调学生，要改变初中历史的学习方法。要学会通过了解历史背景来掌握这个历史知识，把每一个历史事件、每个章节都联系起来，这样来学习历史就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参考文献：

近代历史背景范文第8篇

中国30年的经验有其历史背景。这一背景，一是西化背景，二是自身民族的现代化背景。就作为西方现代化历史的参照经验而言，中国在短短30年里，实际上走过了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发展史，因而西方几百年来思想文化的演进历程，也会以不同的方式反映到中国这30年。大体说来，上世纪80年代新启蒙思潮见证了近代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而上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文化思潮的分化和多样化，则在很大程度上见证了资本主义工业化转型时期的观念与社会思想状况。历史与社会文化思潮都带有一定的重复性，因而，借助西方近代史从文艺复兴及启蒙运动到法国大革命再到以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潮的变迁过程，大体可以透视上世纪80年代新启蒙思潮乃至于整个80年代社会政治思想的变动轨迹，而对于资本主义工业化转型时期诸多社会思想及其错综复杂矛盾的认识，也为我们把握和批判上世纪90 年代以来观念与社会思想状况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批判框架与视角。就自身民族的现代化背景而言，30年观念及社会文化思潮，乃是150年来特别是以来思想观念不断演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进一步累进。

从现实维度而言，把握30年社会文化思潮，必须更全面地结合中国已经置身的全球化处境。大体说来，前十年的新启蒙思潮实际上是以激进的方式表明了中国重复西方现代化道路的不可能性，新启蒙思潮表现为激进的变革诉求。邓小平同样把改革理解为一场革命，但他却主动和更为建设性地把握了中国当代史的内在方向与命运。实际上，新启蒙思潮所依从的西化路线及其观念性的实践过程，正是以他者体验的方式反证并确证了一个基本事实：中国现代化是有主体的现代化，其主体性不能仅仅停留于个体，还要求体现为国家、民族、文化、政治、经济、社会等多重社会实体。新启蒙思潮实际上是在做一种试探、一种实验，经过试探与实验，它以自身的方式限定了西式个体主义与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不可能性，并且在一定意义上直接通向了在形式与思想立场上完全不同的保守主义。然而，这又是一种内在的转换。

第三个维度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这似乎是一个现成的模式，但这一模式涉及到当代中国在世界历史时代的总流向中的定位、方向与命运，只是目前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讨论。经过长期的引进消化，20世纪初一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终于意识到，在既有的世界历史体系内，中国以依附方式实现资本主义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而只能选择以反叛西方资本主义为主旨、但又是作为西方另类思想的马克思主义，通过马克思主义破解西方化，进而使中国在马克思哲学人类学视野中的世界历史时代中获得主体性，这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背景，而在全球化时代更是如此。（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邹诗鹏）

近代历史背景范文第9篇

近几年高考历史命题的一个特点，是运用相关材料考查学生对历史背景问题的认识，非选择题考查历史原因（背景）的种趋势有所加强。选择题也有直接考查背景的问题。

例如：（2010年高考天津卷文综历史第8题）《大公报》载文说：“几千年来，中国人所怀抱的观念是‘天下’，是‘家族’，近代西方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始终没有打入我们老百姓的骨髓里……（今天）我们从亡国灭种的危机中，开始觉悟了中国民族的整体性和不可分性。这是民族自觉史的开端，是真正的新中国国家的序幕”。该文发表的历史背景是

A.甲午战争爆发 B.中华民国建立

C.抗日战争爆发 D.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答案：C

该题要求结合所学知识，依据题干材料分析历史背景。先提炼有效信息：亡国灭种的危机，民族意识国家观念增强。而日本全面侵华民族危亡，全民族抗战民族意识国家观念增强。选项C符合题干的历史背景。学生如果对这一历史背景有较清晰的了解就可选对。A甲午战争的爆发并没有使中国存在“亡国灭种的危机”。选项B和D是中国在20世纪经历的历史性巨变，并不存在“亡国灭种的危机”。

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我们要重视历史背景问题的教学，通过教学引导学生分析历史事件的背景，有利于进一步掌握历史事件的实质问题。例如，在讲授“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时，就要从工业革命的深入开展，三大工人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事的革命活动，空想社会主义等背景入手。一般情况下分析背景要从政治、经济、思想等几方面考虑。因此我们在教学中要根据具体内容出发，引导学生分析复杂多样的历史背景，激发学生探讨各类历史背景问题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

二、教学中注意把握历史事件的特征

描述历史事物的特征，是当今历史教学、考试的重要内容之一。如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各有不同的历史特征，不同的历史人物也各有自己的历史特征。这些历史特征包括历史事物的内在性质和外在现象。 高考对历史事物特征考查 可分为隐性和直接考查 。所谓隐性考查，就是试题在考查某历史事物的特征时，并不直接表述为要考查其特征，但实际上又是在考查其特征。所谓直接考查，就是试题直接表达要考查某历史事物的特征。对于历史特征的考查也是高考的一种类型，因此在教学中因要注意对历史事件特征的分析，这样也有助于把握事物的本质。

三、教学中注意史料的补充

针对高考形势，大量的史料阅读，学生读不懂，成为了失分的重要原因。因此我们可以在教学中补充相关史料如《过秦论》、《六国论》、《封建论》、《论语》等文章。让学生从新的角度去理解这些文章，把握语言，掌握观点内容，解决高考问题。

四 教学中注意做题方法的训练

一定程度上成绩的高低取决于选择题做得好坏，因此如何做好选择题就成了大家都关心和研究的课题。做单项选择题的方法有多种， 但我认为做好历史选择题的最好方法是——排除法。 排除法是一种快速而有效地解答单项选择题的方法。那么如何才能有效地运用排除法，提高历史选择题的正确率呢？ 首先阅读材料提取有效信息再按照题目要求排除表述错误的选项，即选项本身表达的观点错误。其次是选项与材料没关系的，联系不紧密，不能全面反映材料的也要排除。

例如 ：（2011年大纲全国卷文综历史23题）1985年，邓小平指出，“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这几年我们仔细地观察了形势”，“由此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这一判断

A缘于美苏关系的全面缓和 B.基于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

C.有利于推进国内经济建设 D.有助于确立改革开放方针

解析：题干时间为1985年，此时期美苏尚在争霸，并未全面缓和，属于选项本身表达的观点错误，A项排除。世界格局重大变化发生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B项表达的观点错误可排除。我国改革开放方针已于1978年底确立，D项错误排除。所以本题答案为C项。

另外规范性答题也是得高分的保证，因此我们在教学中必须明确各种题型的答题格式， 如“变化”的回答格式要体现“从……到……”或“由……到……”，体现前后的对比。

五、教学语言的锤炼

近代历史背景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哲学;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

一.何为中国哲学

这一问题的实质内涵是怎样理解中国哲学.从更本原的层面看,如何理解中国哲学之后更普遍的问题,是如何理解哲学。事实上,如何理解哲学与如何理解中国哲学无法截然相分。对哲学作一界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历史地看,无论是中国哲学史上,抑或西方哲学史上,在不同哲学家那里,哲学往往呈现出不同的面目;从关注的问题,到言说的方式,哲学的形态也常常各异。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从最宽泛的层面,对哲学的一般规定加以把握。这里,作为理解的出发点,首先涉及知识与智慧的区分。从否定的意义看,哲学不同于知识。当我们说“知识”的时候,主要是指与特定的学科、具体的经验对象、特定经验领域相联系的认识形态。哲学与一般的学科有所不同,它不以经验领域中的具体事物为对象。从肯定的意义上看,哲学可以视为智慧之思,当然,智慧沉思的具体内容在不同的哲学形态、不同的传统、不同的哲学家之中往往存在种种差异。以中国哲学而言,关于智慧的沉思每每与“性”与“天道”“、成己”与“成物”等问题联系在一起。

海德格尔在《何为物?》(Whatisathing?)一书中,曾将哲学与具体领域区分开来,他认为“:哲学

之中没有领域(field),因为哲学本身不是领域。类似劳动分工一类的东西,在哲学之中是没有意义的。学术之知(scholasticlearning)在某种程度上与哲学无法分离,但它从不构成哲学的本质。”①“哲学不是领域”的具体所指海德格尔虽没有加以解释,但其涵义仍比较清楚,即主要侧重于把哲学与具

体的知识领域区分开来。无独有偶,2007年初笔者在斯坦福时,曾与罗蒂就有关哲学问题作过若干

次交谈。在谈到如何理解哲学时,罗蒂提出了一个更为直截了当的看法:“哲学不是学科(disci2pline)。”学科的特点是涉及具体的知识领域(areaofknowledge),一旦以“学科”来讲哲学,便意味着将哲学等同于各种具体的知识领域。海德格尔有现象学的哲学背景,罗蒂后来虽对分析哲学有种种批评,但又是从分析哲学走出来的,二者的哲学立场、背景有所不同,但从不同的立场与背景出发,却

又不约而同地在“现代”的语境中将哲学与一般知识区分开来。这一现象无疑耐人寻味。就其本来形态而言,哲学作为智慧之思,不同于经验领域的知识。知识主要以分门别类的方式

把握对象,其中蕴含着对存在的某种分离,哲学则要求超越“分”或“别”而求其“通”。从哲学的层面看,所谓“通”,并不仅仅在于哲学的体系或学说本身在逻辑上的融贯性或无矛盾性,它的更深刻的意

义体现在对存在的统一性、具体性的敞开和澄明。不过,在肯定哲学的如上内在规定的同时,我们或许也可以接受一种比较温和的说法,即承认哲学在一定意义上具有某种学科性。这主要是基于如下

事实:近代以来,随着哲学逐渐进入各种形式的教育系统以及与哲学相关的知识传授和衍化体制的

形成,哲学本身在某种程度上也开始被学科化了。学科化对哲学究竟具有何种意义,这当然可以从不同方面加以评说,但它作为某种既成的事实,是无法否认的。在哲学成为教育体制(如大学)知识传授系统的组成部分后,它确乎被赋予了某种学科性,当海德格尔说“学术之知在某种程度上与哲学无法分离”时,他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相应于上述情况,哲学本身似乎也具有了双重性,即既不

是学科,又具有学科性:从本原形态与实质的规定而言,哲学不同于知识系统,不能简单地归属于具

体学科;但是就它在近代以来的演化形态而言,哲学又进入知识传授系统,成为可以教授的东西。具体的学科或知识系统往往具有相对确定的范式、范型,从哲学与具体学科的区别来看,它并没

有类似具体学科的固定范式、范型;事实上,哲学往往没有“一定之法”。“法”是与特定的学科、知识形态联系在一起的,对于不同于具体知识的智慧形态,我们很难对它颁布“一定之法”。中西方哲学在其历史演化中,都曾出现了不同的形态。以西方哲学而言,不仅不同时期(如古希腊、中世纪、近代

等哲学)的哲学往往形态各异,而且同一时期的哲学系统(如海德格尔的哲学与维特根斯坦的哲学)

在关注的问题、言说的方式等方面也常常互不相同,然而,这种形态的差异,并不影响它们同为哲学。所以如此的缘由之一,就在于哲学不像特定的知识领域或学科,可以用“一定之法”来限定。从以上前提看,以所谓“合法性”来讨论哲学,基本上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对哲学而言,本无定法,何来“合”法?但另一方面,如上所述,近代以来,哲学开始进入教育系统,逐渐获得某种知识性的特征,并取得

了某种可以归类的形态。与哲学的以上二重品格相联系,现代意义上的哲学活动事实上也有两种方

式:一是学科或知识层面的,如大学哲学系给学生讲授哲学的各种概念,对这些概念加以界定和解说,介绍历史上哲学家的生平、哲学观点、思想演变,叙述哲学史上不同体系、流派、思潮的形成、兴

衰,等等;其二则表现为智慧的沉思、理论性的探索和思考过程。当然,二者并非截然相分,在其现实

性上,以上二个方面往往更多地呈现互渗互融的形态。上述视域在逻辑上构成了理解中国哲学的前提。作为广义哲学的一种具体形态,现代学术语境

下的中国哲学似乎也呈现学科性与超学科性的二重品格。如果说,对性与天道、成己与成物的无穷追问,赋予中国哲学以不同于具体知识领域的内涵,那么,当这种追问被纳入作为现代知识谱系之一

的哲学史并成为其考察对象时,它同时也被赋予了某种学科的形式。

二.与哲学及中国哲学的以上内涵相联系的,是哲学与历史的关系

海德格尔曾将哲学史理解为“史学认识与哲学认识的合一”,这一看法似乎也注意到了哲学史发展中哲学与历史的联系①。哲学

①参见[德]海德格尔《:现象学之基本问题》,丁耘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27页。

何为中国哲学39

史上曾出现过各种学说、体系,这些学说和体系在哲学史的研究中往往主要被理解为历史的存在。

然而,按其本来意义,它们首先表现为历史中的哲学沉思,是出现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哲学理论或学说。历史上一些重要哲学家所立之说,就是他那个时代的哲学理论,就是说,它们首先是哲学,而后才是哲学史,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我们现在所接触到的那些流传下来的文本,也可以看作是当时的这些哲学理论的载体。不管是先秦、两汉时期还是魏晋、隋唐、宋明时期,哲学家的思想在形成的

时候,都是以那个时代的哲学理论、学说的形式出现;从孔子、老子、庄子、孟子、荀子,到朱熹、王阳明、王夫之,都是如此。随着历史的演化,这些理论、学说才逐渐凝结为历史的形态,成为哲学的历史。从中国哲学的演化来看,每一时代的哲学家总是以已往的哲学系统为前提、背景,并进而通过自己的创造性思考而形成新的哲学观念。相对于已有的、历史中的形态而言,这种新的观念系统首先具有哲学的意义;从两汉到明清,中国哲学家往往以注解已往经典的方式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这种

注释过程同时构成了其哲学思考的过程。另一方面,相对于后起哲学家的思考而言,每一历史时期的哲学系统又构成了哲学的历史。在哲学与哲学史的以上演变与互动中,历史上的哲学系统本身也具有了哲学与哲学史的双重身份。由以上前提出发考察中国哲学,便可注意到,它既表现为在历史演化过程中逐渐凝结的不同哲学系统,是一种可以在历史中加以把握、考察的对象,又是在历史过程之中不断形成、延续的智慧长河;前者使之具有既成性,后者则赋予它以生成性。中国哲学的既成性

意味着它具有相对确定的意义。我们现在所说的先秦哲学、两汉哲学、魏晋哲学,等等,都有着某种确定的内涵。与之相对,中国哲学的生成性则表明它本身是一个开放的、不断延伸和延续的过程,从而,我们不能把中国哲学限定在某一个人物、某一个学派、某一个时期之上,而应将其理解为开放的、不断延伸的过程。这个过程在今天并没有终结,它依然在进一步延续:就中国哲学的生成性而言,我们现在所作的哲学的沉思、所从事的哲学史研究不仅仅是对哲学史对象单纯的“史”的考察,而是同

时渗入于中国哲学新的形态的生成过程。

作为历史中的哲学,作为既成性与生成性的统一,中国哲学的研究相应地也可以由不同的角度切入。这种不同的研究进路与笔者一开始提到的哲学既有学科的性质、又有不同于学科的性质,具有相应性。从中国哲学是“哲学”这一角度来看,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可以按哲学家的方式来展开;就中国哲学是存在于“历史中”的哲学而言,则又可以从历史学家的角度对它加以考察。当然,这里的区分是相对的。所谓“哲学家的方式”并不完全排除历史视域,相反,它同样需要基于历史的文献,面

对历史的实际衍化过程;同样地“,

历史学家的方式”也需要哲学理论的引导,否则这种研究就不是哲

学领域的工作。可以说,历史学家的考察方式中隐含着哲学家的视域,而哲学家的进路中也渗入了历史学家的工作。然而,从已有的中国哲学研究状况来说,确实存在着侧重于哲学与侧重于历史的不同研究方式。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这既源于更广意义上哲学本身具有学科性与超学科性二重性质,也与中国哲学本身是历史中的哲学相关:如果说,历史学家的进路较多地折射了中国哲学的学科性以及历史维度,那么,哲学家的进路则更具体地体现了中国哲学作为哲学的内在规定。

三.步入近代以后,对中国哲学的理解,总难回避中西之学的关系问题

中国与西方哲学的相遇在近代已经成为一个基本的历史现象,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则仍要从中国哲学本身是一个逐渐生成的、不断延续的过程这一角度去理解,唯有如此,才能更具体地把握其意义。现在谈“中西之学”,往往着眼于空间性的观念:中学与西学首先被视为处于不同空间地域(东方和西方)中的文化学术系统。事实上,在这种空间形式的背后,是更具实质意义的时间性、历史性规定。后者与近代更广视域下中西之争和古今之辩的无法分离相一致:空间形式下中西关系的背后,实际上隐含着时间与历史层面的古今关系。时下,人们每每将西方哲学影响下的中国哲学研究称之为“汉话胡说”,这种表述

无疑蕴含着对中国哲学研究现状的不满:20世纪以来,谈的虽是中国哲学“(

汉”话),但所说却是西

40文史哲·2009年第1期

方哲学的话语“(

胡”说)。然而,在这种批评的背后,似乎同时渗入了一种从空间之维理解中西哲学

的趋向。就更实质的意义而言,我们与其将20世纪以来西方哲学影响下的中国哲学视为“汉话胡

说”,不如将其理解为“古话今说”。历史上,不同时代的哲学家都在对哲学作“今说”;可以说“,

今”本

身就是一个具有历史性的概念。汉代有汉代之“今”,魏晋有魏晋之“今”,隋唐有隋唐之“今”,近代有近代之“今”。近代之“今”,同时可以视为中西哲学相遇之后的“今”:从中国哲学的演化看,近代意义上的“今”,便以中西哲学的相互碰撞、交融为其题中之义。就“今说”而言,两汉、魏晋、隋唐、宋明等时期的哲学家们在注释、解说以往经典时,便同时展开了不同时代、不同意义上的“今说”,我们现在从事中国哲学的研究,实质上也是一种“今说”。每一时代都在不断地用他们那个时代的说法去“说”以往的哲学,并在如此“说”的同时使中国哲学本身得到新的延续。同样,我们这个时代也没有离开新晨

这一历史的趋向。当然“,

说”的方式、“说”的具体内涵在不同时代、不同背景、不同个体那里又往往

各有不同,汉儒“说”先秦经典的“说法”和佛教传入后宋明时期理学家“说”这些经典的“说法”往往不一样;宋儒对已往经典、哲学的说法与西方哲学“东渐”(进入中国)之后近代哲学家的“说法”也存在差异,但这不妨碍它们都是一种独特的“今说”,如前所述,这样的“今说”同时也是中国哲学不断生成、延续的历史方式。事实上,从形式层面看,中国哲学的生成过程就是这样一个不断“今说”的过程。

以上述事实为前提,便不难注意到,我们今天以西方哲学为参照系统、运用西方哲学的一些概念系统、理论框架来诠释已往的哲学,这本身也是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今说”中国哲学的一种方式,这种“今说”同时也表现为中国哲学在现代进一步生成、延续的具体形态:在中西哲学两大系统相遇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哲学的延续往往很难与运用西方哲学的某些概念系统、理论框架对自身传统进行重新理解、阐发的过程相分离。从实质层面看,参照、运用西方哲学概念系统、理论框架作为“今说”的

一种历史方式,本身也参与了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哲学生成、延续的过程。事实上,每一时代都需要对已往哲学进行逻辑重构,并由此进而展开创造性的思考,而在中西哲学两大系统相遇的背景之

下,这一过程同时取得了新的历史形式和特点。要而言之,就中西哲学的关系来看,中西之辩并不仅仅是一个空间、地域性的问题,其背后内在地隐含着时间性、历史性的规定;将西方哲学影响下的中国哲学研究称之为“汉话胡说”,未免将时间关系(历史关系)简单地空间化了。对中西哲学的关系,

如果过多地着眼于空间关系,往往会执著于文化和思想的地域性(东方或西方),从而遮掩其背后的实质含义。一般而言,时间性、历史性与绵延、统一相联系,空间关系则往往更多地突出了界限;时间关系空间化所导致的逻辑结果之一,便是抽象地在中西哲学之间划一判然之界。而就中国哲学而言,更有意义的是在时间意识中把握近代西学与中国哲学历史延续或历史绵延的关系。

从具体的方面看,中西哲学的关系涉及现在时常论及的“格义”问题。讲到“格义”,应当注意的

一个重要方面是语言和翻译的问题。中国近代以来所使用的不少所谓西方哲学概念,如主观、客观、主体、客体、经验、理性、唯物、唯心等等,都以日文的翻译为中介,而日本学人在用这些概念翻译他们所理解的兰学、西学时,实际上又是以汉语为表达形式。翻译的过程绝不是单纯的语义互释的问题,其中也包含着观念层面的理解,在理解的过程中,即有“格义”的问题。这样,就历史过程而言,首先是日本学人用汉语去“格”西方的“义”,然后再反过来,这种翻译到中国的东西又构成了我们进一步去理解中国哲学的形式,不难看到,这里包含着一种双向的“格义”,而不仅仅是所谓“反向”格义。同时,从语言的层面来看,所谓“古话今说”在某种意义上与古代汉语到现代汉语的转换、衍化过程呈现同步性。哲学总是涉及言说的方式,而言说的方式离不开语言,事实上,在中国近代,较哲学形态的变迁更具有本原性的变迁,是语言的变迁,后者包括外来语的大量引入。以语言的衍化而言,如果我们把这些外来语从现代汉语当中剔除出去,那么现代汉语也就不复存在。同样,在哲学的层面上,如果将所有西方哲学的观念、表述方式从近代以来的中国哲学中完全加以净化,也就不会再有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从历史的角度看,正如我们不必像当初白话运动的反对者那样,对古代汉语向现

何为中国哲学41

代汉语的转换痛心疾首,我们也不必因西方哲学的概念形式渗入中国哲学的“今说”过程而过分地忧

心忡忡。在警惕简单地以西方哲学去附会中国哲学、避免过度诠释等等的同时,对中西哲学相遇背景下中国哲学的“今说”,应当持理性而开放的立场。

四.如前所述,中西哲学的互动、互融实际上也就是中国哲学本身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生成、延续的过程

中国哲学这一延续的过程与以往(近代以前)的生成、延续存在着深刻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就表现在:中国哲学在近代以来的延续过程,同时也是中国哲学不断参与、融入世界哲学发展的过程。中国哲学在近代以前主要是在相对单一的传统之下发展的,这种发展在近代以后开始以新的形态出现;中国哲学融入世界哲学、参与世界哲学的形成与发展,便是近代以来中国哲学延续、发展的重要特点。历史地看,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哲学的发生,只是在近代以后才成为可能。近代以前,中西两大文明系统基本上是在相互隔绝的状态下发展的,明清之际虽有过短暂的接触,但并没有形成实质性的交流,真正实质性的碰撞是从近代开始的。只有到了近代,各个文明系统才开始彼此相遇,有了实质性的交流,也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世界哲学才获得了可能性。近代以来的哲学衍化,在某种意义上便表现为一个不断走向世界哲学的过程。

中国哲学在近代以来的延续、生成过程,并没有隔绝于以上历史趋向。从经济、文化、政治等宏观背景看,历史已经从前近代的地域性过程进入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界范围,这一特点在今天所面临的全球化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经济的全球化使不同经济体之间愈来愈具有相互依赖的关系,信息化以及通讯手段、交通工具、传播方式的发展,使不同地域的人们不再因空间距离而相互隔绝,而是彼此走近,真正成为同一地球村的居民;文化交流的扩展和深化,则使不同文化系统之间有了更为真切的了解。这些现象,都是以往所无法想象的。

另一方面,从哲学本身的演化来看,以西方而言,从古希腊哲学到现代的分析哲学、现象学,主要是在西方哲学与文化自身相对单一的传统下发生、发展的。中国哲学也是如此,除了佛教传入中国、对中国哲学产生了某种影响之外,基本上也是在一种比较单一的背景下形成的,这两大系统在近代以前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交流。然而,如果今天还拘守某种单一的资源、单向的传统,那就既离开了历

史的趋向,也缺乏理论上的合理性。在这方面,近代以来的中国哲学家似乎呈现了自身的某些优势,后者具体表现在:近代以来中国哲学家了解西方哲学的热诚,以及实质层面上对西方哲学的把握程度,往往超过了西方哲学家对中国哲学的理解意愿和实际把握。这里可以将专家层面的认识与哲学家层面的认识作一区分。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熊十力、梁漱溟等而言,若从专家的角度来看,他们对西方哲学的了解似乎十分有限,康德哲学的前后演化《、纯粹理性批判》不同版本之间的具体差

近代历史背景范文第11篇

关键词：古代音乐 高职院校 教学 文化 传承

依据科学发展观角度出发，审视早期我国音乐历史体系研究过程却不难发现，有关于古代音乐作品的形制只能通过大量的文献典籍记载对其学术价值与文化内涵予以模糊性分析与研究。而现代高职院校中音乐相关专业的教学内容，也集中针对于体系庞大的古代音乐作为主要教材学习内容。而近代音乐史，其发展历程较短，文化底蕴还需有待沉淀。因此，高职院校音乐专业对古代音乐教学模式予以深刻研究，能够有助于学生能够了解到其音乐本体及音乐历史的发展形态，对其揭示音乐文化领域的发展有着莫大的现实意义。[1]

一、我国古代音乐教学方式应能逐渐转变

随着时代进步与高新科技的大力发展，在文化教育领域中的教学观念也随社会趋势发展要求发生了深刻变革。过去，我国古代音乐教学秉承的是“三个中心”教学思想用于古代音乐史授课教学，即强调教材、教师、课堂为中心的“三个中心”教学模式。但随着教学体制与课改教育制度等的变革发展，以学生为主的人本思想教学模式逐渐形成，重视的是学生的综合素质提高与音乐素养培养。[2]

关于传统的古代音乐史教学内容，一般会依据古代政权的更迭或变更按照年限或朝代来将古代音乐形制历史划分成夏、商、周、秦汉时期、魏晋南北朝、隋唐、两宋、元明清。而教学内容则也是紧紧围绕其古代音乐在不同文化背景时期下的社会情况、历史背景等来作为铺垫，学习其音乐文化领域中的各个文献作品等。一般而言，古代音乐文献中多以宫廷音乐作为作品来源的主要部分。因此，教学也透过这些文献作品来研究其音乐形制、音乐文化、艺术价值等，目的是另学生深谙古代音乐史学理论知识的同时，树立以社会文化为核心思想的音乐观，提高学生道德情操水平，培养综合素质与音乐素养。

但是，这样的教学模式却有着明显的教学弊端，一是在于一些学生很难了解到当时历史背景下的音乐文化及艺术本身的价值特点所在；二是由于古代音乐与近现代音乐历史所纵隔的时间、空间、艺术价值等存在距离感，所以学生很难结合古代音乐所处不同历史背景时期所具有的发展规律去建立逻辑思维框架。因此，此时最为重要的是建立起学生对古代音乐文化历史的理性与感性思维的高度认知感。例如，在先秦音乐教学内容中我们可以根据出土的乐器文物结合有关历史背景音乐予以辅教学，使学生们能够身临其境，感受古代音乐魅力的同时，深刻了解到音乐的演奏方法、乐感节奏、乐器组合方式、具有的音乐文化特点等。

或者是在汉唐音乐教学内容中，结合所处年代背景我们会知道当时关于诗词歌赋、俑像壁画、音乐图像资料等的研究具备一定考究文献来源。所以，此时应着重培养学生对其图、文、乐的研究兴趣建立，同时辅助学生能够对汉唐乐舞的发展史予以高层次的理解与体悟。同样，在两宋元明清时期，一些具有的古谱、作品、乐器文物出土等的文献资料也十分丰富，所以可以结合一些当时所处历史的古代音乐作品予以赏析，当然前提是需要将其大量的古谱予以整理优化，包括搜集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对教学准备设计工作等要予以深刻琢磨。如此一来，通过充分准备的教学设计与一些辅教学手段的实施，一方面利于学生了解其音乐历史背景，另一方面也能加强学生对今后在戏曲、曲艺等品种学习的有效衔接。

二、高职院校古代音乐框架式教学模式下的几点教学思考

前文所述，我们知道古代音乐教学与现代音乐文化存在着一定的距离感，学生在课堂学习古代音乐教学内容时，应能建立特殊的“情境”构建，用以辅助教学，避免学习时的乏味、陌生感形成，进而激发学习情趣。当然这也是古代音乐“框架式”教学的应用技巧所在。不过，对于情境教学模式下的框架式教学，也应当配套建立一个“三维”结构：

一是针对于音乐技术层面，即加强对音乐实践课程相关的作曲技术理论的学习。为此，这一方面可以通过对音乐作品本身设计时的旋律、乐感、节奏、手法、演绎技巧等的分析进行巩固。

二是关于音乐形态结构的熟知与理解。比如，可以通过一些古代音乐作品的风格、体裁背景设定予以研究，同时结合老师的教学设计与情境要素建立，辅助学生能够对音乐作品有着另一层次的高标准认知与理解，进而可促进学生逐步了解到更为深刻的古代音乐形制、艺术价值、文化内涵等的领悟。[3]

三是对音乐历史层面的认知。关于这一点的教学内容设计，老师应能通过音乐作品的授课与指导，使学生哥了解不同古代音乐所处历史背景下的音乐体裁、音乐风格、及具有的艺术价值等，通过互动性提问、情境要素建立、历史背景铺垫等方式加强学生对音乐作品的全面理解，进而可进一步将过去的音乐作品呈现的音乐文化跃然于课堂教学中，揭示出其具有的发展规律等。当然，这一过程不能缺少对音乐作品等的审美体悟，包括对作品的形态分析等，即是说不能仅仅顾及到其作品的技巧方面研究，否则会使得学生对古代音乐文化的理解与认知出现偏差。如此一来，关于古代音乐教学时建立的框架式教学模式，正是当下高职院校音乐专业教学所应予以高度提倡的教学方式。[4]

结 语：

不论是从古代音乐历史发展角度出发，还是从当前高职院校音乐教育的教学培养目标去看，院校音乐教学老师都应能改变传统教学方式。对于纵横古今却又尘封已久的古代音乐作品教学应能建立必要的“情境”要素，加强教学设计，结合图、文、乐三要素构建出必要的框架式古代音乐教学模式，以促进学生在学习古代音乐教学课程内容时逐渐完善知识结构，从中深受其益。

参考文献：

[1]王.高校中国音乐史教学现状的思考与探索[J].大众文艺（理论）.2011（21）.

[2]唐建军.《中国音乐史》教学之瓶颈及突破设想[J].民族音乐.2010（1）.

[3]吴燕村.“接通”在中国古代音乐史教学中的作用[J].技术与市场.2012.（3）.

[4]仲立斌.现存传统音乐在《中国古代音乐史》教学中的应用[J].科技资讯.2011（25）.

近代历史背景范文第12篇

在中考复习时，对历史知识点的识记，同学们应该做好记忆联想和知识串联工作。初中历史知识横向上分为国内历史和国外历史，纵向上分为古代历史和近现代历史，我们需要根据它们内容特点和性质的不同，采取不同的记忆方法。在国外历史部分，同学们可以结合现实，进行国别区别，掌握不同国家的政治、文化特点，并进行历史发展比较。例如人教版初中历史九年级上册中有一个单元的内容是“步入近代”，主要通过“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美国的诞生”和“法国大革命”来讲述不同国家的近展史。同学们在复习这些内容时，可以进行课程的联系，结合前面单元中“亚洲和欧洲的封建社会”来进行国家历史的区分。英国因为地理优势发展海外贸易而获得原始资本积累，资产阶级新贵族和斯图亚特王朝矛盾激化，爆发资产阶级革命；美国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由“波士顿倾茶”事件引发革命战争；法国大革命则主要是因封建统治政权与宗教特权之间的摩擦引起的。针对这些问题，同学们可以按照时间的排序划分将不同国家地理背景、经济发展特点整理出来，强化区别性记忆，以帮助理解。

历史复习的过程中，同学们要将全部课程内容联系起来，相互贯穿、相互融合，以连点成线的方式形成系统的记忆框架。复习中国古代史，可以结合一些古装电视剧情或者课外读物等帮助形象记忆，激发历史研读兴趣；近现代史的学习可以根据国情现状进行历史原因分析，例如“民族团结与祖国统一”单元中“香港和澳门的回归”，可以结合英国和葡萄牙殖民统治以及邓小平、撒切尔夫人外交谈判等进行分析，以更好地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此外，还可以采用中外比较的方法学习历史，利用时间线和时间点，针对性比较不同历史事件的产生背景和发展特点，完善历史记忆框架。

在平时的做题过程中，由于许多同学对历史知识掌握的熟练度不够，不能有效总结解题方法，因而答题效率较低。针对这种情况，同学们需要在平时牢固掌握基础知识，在答题时梳理好答题思路，增强历史思维。

中考历史试题形式多样，同学们需要根据不同题型的考查特点、考查要求，进行针对性复习。一般解答单选题和填空题时，主要需要精确的把握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影响及意义，对于历史人物则主要需要掌握其历史功绩和历史评价。在复习过程中，也可以采用专项训练的方法，巩固历史知识。例如，初中历史单项选择题中常见考点有“秦王扫六合”“大一统的汉朝”等。秦、汉作为我国古代历史政治、经济发展鼎盛的两个时期，同学们需要掌握秦、汉建立的时间、背景，总结两个王朝建立的历史意义，同时要结合历史背景对秦始皇和汉武帝的历史功过做出正确评价。在实际解题时，可以根据题干或图文中提到的“焚书坑儒”“丝绸之路”以及“汉通西域”等关键词语判断具体朝代指向。在平时的学习和练习中可以采用专项训练的方法，将历史课本中分散的知识点进行串联，实现综合性记忆，并通过事件和时间点的联想，总结题目考查的主要目的。

近代历史背景范文第13篇

关键词 中国新闻传播史 教学 社会文化 情境教学

中图分类号：G424 文献标识码：A

中国新闻传播史是各大学新闻院系的新闻传播专业基础课，自中国新闻教育开始创办之始，就已有相关的新闻史课程的教学。戈公振的新闻史教学及其在教学基础上的专著《中国报学史》，成为20世纪20年代中国新闻史教学初步确立的标志。迄今已近百年，中国新闻传播史的教学与研究成果丰硕。

但笔者在近几年的中国新闻史教学中，愈来愈感到诸多的中国新闻传播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新闻史，基本上是依循中国近现代革命史的线索进行叙述。当然这一叙述的范式能清晰抓住中国近现代新闻史的脉络，而在具体教学中，若完全遵循这一线索讲述，课堂大多流于平淡乏味，一则学生觉得与自己熟知的中国近现代历史似曾相识，缺乏新鲜感；二则条线的叙述也使教学内容缺乏血肉感，不够丰满。怎样改善这种教学现状，我们在教学实践中，试图从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视野下来关注新闻传播事业在宏大社会背景下的历史进程。

1 建构不同“范式”下的中国新闻传播史内容框架，拓宽学生社会文化视野

范式的概念和理论是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提出并阐述的，他认为每一个科学发展阶段都有特殊的内在结构，而体现这种结构的模型就是范式。①中国史学研究与范式结合，现存两种主流范式——革命叙事与现代化叙事，还有一种今年来兴起的民族国家范式。在中国新闻史的叙事中，同样存在着这几种范式的影响，但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革命范式的中国新闻史叙事。

中国近代史的革命范式在20世纪50年代基本定型，这种范式以两大基本矛盾为核心来建构中国近现代史，抓住了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社会矛盾，但难免将纷繁复杂的历史图景单一化，新闻人物简单化。而这一范式在中国近现代新闻传播史的叙述当中，也占据主流地位。大多数的中国新闻史传播特别是近现代部分的叙述，也以革命斗争为主线。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方汉奇的《中国新闻事业传播史》和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丁淦林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等，是目前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学生通用的主要教材。在这些教材中，新闻事业史的叙述主要以革命战争为节点，如五四时期的新闻事业、中国共产党成立和大革命时期的新闻事业、十年内战时期的新闻事业、抗日战争时期的新闻事业等，革命战争成为新闻传播史叙述的主线。

在课堂教学中，若以革命战争为主线来讲述新闻传播史，学生因在高中时期经历了这种线索的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记忆，虽主要讲述新闻事业变迁历史，但因历史基本主线一样，学生仍会感到重复与单调，难以提起兴趣。因此，在教学中应打破一种范式的新闻传播史内容框架，尝试建构多种范式下的近现代中国新闻传播史内容框架。

在讲授、辛亥革命时期的新闻传播史时，打破单一革命范式的叙述，以现代化范式来叙述与评价这一时期的新闻人物与新闻事件。而其中《新民丛报》与《民报》关于“改良”或“革命”的论争，传统革命范式的叙述则是阐述了两报围绕改良或革命的论争，最后改革派的《民报》在论战中获胜。但历史都是多维度的，以现代化范式的视角来看，当时改良派尤其是梁启超的改良思想、立宪主张在当时亦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一步。因此，课堂教学中不仅仅拘泥于论争本身，而是拓展到那一时期宏大的社会历史背景，让学生更深入地去探究事件背后的纷繁而多变的历史。

另外，自民国时期至新中国成立三十余年间的新闻传播事业史，革命范式的叙述主要关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报业，而往往不太关注当时报业及民间报业。而若从民族国家范式考量，这三十余年间的现代媒介在建构民族国家历史上的意义不容忽视，因此不管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报业、报业或民间报业，在塑造国家主义意识形态上可谓功不可没，学者李彬就从民族国家的角度将这三十年的新闻历程归结为一部“三国演义”。②因此，这一时期新闻事业的教学也应在精彩纷呈的民国时期新闻人和事中展开。

2 以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新闻人物、事件为核心的专题式情境教学，加深学生社会文化认识

新闻传播史是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内容丰富多彩，有黄远生、邵飘萍、张季鸾、范成江等新闻人物，也有许多重要的新闻事件，以及《大公报》、《申报》、《良友》等成功的报业，但囿于中国新闻史授课的学时数，（大多数新闻院系都只有一学期32或48的授课学时），而且多数教材也受篇幅的限制，对一些重要的报业及新闻人只是概要叙述未能详细展开。纲要式的叙述难以激起学生学习与探究的兴趣。

基于以上认识，在课堂教学中选取有代表性的新闻人与报业单列出来作为学生讨论的专题，是提高学生兴趣及深化社会文化认识的有效方式。如梁启超专题、1930年代的新闻传播是近现代中国新闻传播史我们重点选取的两个专题。

梁启超，中国近代伟大的思想启蒙家。他在思想文化的变革中，发挥了第一启蒙家的作用，他的办报经历及在报刊刊载的大量政论文章在其中功不可没。从梁启超个人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一部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轨迹。③因此，对于梁启超这个专题的教学，首先推荐学生阅读谢玺章著的《梁启超传》一书，并结合观看凤凰卫视“凤凰大视野”的专题节目《回望梁启超》，让学生对梁启超的政治及办报活动和思想有较为全面的了解；同时结合《文人论政》一书引导学生阅读并进行思考：中国文人政论报刊的传统、中国传统士大夫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等问题。以梁启超为核心，从社会文化的层面观照了近代新闻传播事业的多个方面。学生在大量的课外阅读及思考中，也自然地将新闻人及新闻事件置于宏大的历史社会大背景中去分析，逐渐认识到每一段历史时期的人和事都不是孤立的，都应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情境去认识。

如果说梁启超专题是以一个人的历史来牵动一个时代，那么另一个专题“1930年代的新闻传播”则是由一个时代来牵引出一个个精彩的新闻人物与新闻事件。1930年代前后十年（1927-1937）被称为民国时期的“黄金时期”，这十年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都有一定成就，新闻出版系统如报纸、广播、杂志都在这一时期都迅速发展并兴盛起来。④该专题对学生的要求不同于梁启超专题，它是开放式的，没有指定阅读的书籍或观看的视频，而是由学生在了解1930年代的时代背景之后，找寻自己有兴趣的新闻人物和故事在课堂上与同学分享与讨论。结果发现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被调动起来后，学生找寻的1930年代新闻人和新闻事件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效果。如学生在图书馆民国时期数据库中搜寻到民国报刊，从《广州民国日报》的查阅中大量知识分子的参编辑与投稿，联想到要去探寻当时知识分子与媒介之间的关联，这是学生社会历史认识的提升，不局限于寻找史料，而能从史料中有思辨性的认识与思考，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也是我们新闻传播史学习中需要培养的学生的思辨思维，非固化地去记忆单个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能联系前后的社会历史背景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判断。

以上两个有代表性的专题教学，梁启超专题将个体人物融入到宏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深入讨论，“1930年代的新闻传播”专题则是从大的社会背景出发去找寻个体人物和事件，两个不同的面向，但都透过社会文化的视野加深了学生对新闻传播史的深入理解与思考。

3 思考与结语

新闻传播的历史与人类社会历史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新闻事件的发生都不是孤立的。在中国新闻传播史的教学中，避免知识灌输、线性的教学模式，不再只强化学生对新闻知识的记忆。让学生在新闻史的学习中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有兴趣地去自主学习并思考。这应该成为新闻传播史教学追求的目标。而要达到这一目标，需要授课的教师与学生的共同努力、良性互动。

我们以上在中国新闻传播史教学上的社会文化视野的拓展，通过专题讨论与学习深入社会历史的认识，都只是初步的尝试。虽感觉在教学过程中，师生之间都颇有触动与收益，课堂效果有一定改善。但中国新闻传播史作为一门让现今很多学生无奈而疲倦的课程，从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上确实需要重新思考，才能适应日新月异的新媒体时代的要求。

注释

① [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② 李彬.中国新闻社会史[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近代历史背景范文第14篇

学习历史，还要掌握历史时间。历史时间是构成历史知识的基本要素。可以这么说，离开历史时间也就不存在历史，再谈不上历史思维以及历史学习了。唯其如此，历史时间的学习就有了不可低估的价值。为了更有效地掌握历史时间，学习过程应注意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把握历史时间的顺序性特征？所谓顺序性是指历史活动时间的更替承接。如：中国近代史上的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和辛亥革命等，是按1840～1842年、1851～1864年、1856～1860年、1883～1885年、1894 895年、1899 1900年、1911年的时间先后顺序更替的。在这一更替过程中，外国侵略的逐步扩大加深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中国人民反抗斗争的前赴后继，脉络清晰，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的内在联系及其规律性。按照时间顺序学习历史既与人们的生活经验及学习心理相贴近，也符合循序渐进性的学习原则。第二，揭示历史时间的连续性特征所谓连续性是指历史发展的起止、持续时间的长短。历史时间的连续性在一定程度上提示了历史发展进程的快慢，有助于人们从现象人手探明历史本质。如我国封建社会从公元前475年开始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结束，长达2000多年之久，这就促使人们思考中国封建社会发展为什么这么缓慢？美国从1783年获得独立至今，也不过200多年的历史，是什么原因使其发展为一个政治、经济强国的呢？第三，分析历史时间的阶段性特征历史是一个呈阶段性发展的曲折的变动过程，在不同阶段上历史发展表现为或上升、或下降、或迂回的趋势。在历史学习中以时间划分历史阶段是基本的学习手段。如：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可划分为1910～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1927～中期和后期等模糊时间概念间的转换。如618年是7世纪前期，1868年是19世纪中叶，再加下列选择题，也是考察这种技能，公元前594年是：①公元前5世纪，②公元前6世纪初，③公元前5世纪末，④公元前6世纪末。学习历史还要掌握历史事件，从以下几个方面掌握：

1掌握历史事件的背景

1.1弄清历史背景的位置背景出现在事件之前，因此，历史课本中都是放在事件经过前面来叙述。但是，这种先背景后经过的顺序安排，有各种各样的形式。有的背景放在事件经过的前一章节来讲，大的事件往往如此。

1.2分析历史背景的性质历史事件发生的背景是多方面的、复杂的，需要分别弄清楚，而且要弄懂彼此之间的关系。一般说有如下几方面的背景：一是自然地理环境，这对事件发生不是起决定性作用，但它对事件发生是有影响的，有时甚至起重大作用。如：新航路开辟以后，欧洲的主要商路中心和贸易中心从地中海区域转移到大西洋沿岸，而英国正处于大西洋沿岸。这就成为英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发展，出现圈地运动的背景。二是经济基础。三是政治条件，包括当时的社会矛盾斗争和战争等。四是文化思想因素。如文艺复兴的一方面背景是西欧经历了一个文化低潮，教会垄断文化教育，束缚了人民的智慧和创造能力。

1.3了解背景和原因的关系历史事件发生的背景和原因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前者是具体的事实，后者是抽象的观点，是从前者概括出来的，所以原因寓于背景之中。因此我们要把两者统一起来，以原因观点统帅背景，用背景的事实论证原因。

2掌握历史事件的经过事件的经过是事件的中心

事件是背景、原因的必然趋势，历史意义又寓于事件的经过之中。因此，学习好历史事件最重要的是掌握事件的经过。

2.1要素法事件经过的基本要素最主要的是：时间、地点、人物和结果。在学习每一历史事件时，都把这些要素找出来和写出来，可写在书旁，也可写在笔记本上，在总复习时再把它们按照时间顺序综合列出一个总表来。这样就做到了一目了然。经过自己辛苦劳动获得的知识，就能牢固地掌握。

2.2阶段法有的历史事件时间比较长，过程曲折，而且前后发生极大的变化，遇到这类事件可分阶段为掌握。关于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过程，教材没有明确分出阶段，学生学起来很费劲，难度大。笔者将它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789年7月～1792年8月）从巴黎人民第一次起义（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到外国武装干涉，法国革命战争开始为止。这期间掌握权者是救国的大资产阶级，制宪会议《人权宣言》。第二阶段（1792年8月～1793年5月）从巴黎人民第二次起义，君主统治开始，到处死国王路易十六为止。这期间掌握者是商业资产阶级的代表吉伦特派；瓦尔密大捷是革命的法国反击欧洲反法联军的第一次胜利；国民公会通过废除君主制议案，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宣告成立。第三阶段（1793年6月～1794年7月）从巴黎人民第三次起义吉伦特派开始，到雅各宾派政权被颠覆为止。这期间掌握者是资产阶级民主派雅各宾派（代表人物：罗伯斯庇尔）；雅各宾派标志着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进入高潮阶段。

2.3路线法有的事件发展的路线是明确的，特别是有的战争事件有明显的进军路线。事件经过的基本要素，就为掌握好事件的经过打下了基础。

2.4战役法有的战争事件除了按路线法掌握外，还可以以战役为中心来掌握。

2.5对比法把同类型的事件进行对比。中学生感到学习历史困难的原因之一，就是容易把史实混淆。因此，把两件或两件以上的同类事件进行对比后，就可分清异同，加深对事件的理解，防止混乱。列表对比是最常用的和有效的方法。把同类的事件，按原因、时间、地点、人物、简单经过、特点、结果和历史意义等项目列出一个表来，这样可一目了然地看出各事件的异同点，记忆起来容易。

3掌握事件的历史意义历史事件的意义往往可从下列四方面评价

3.1历史地位这是向前看得出的意义。就是看它在过去历史发展中占什么地位。这种历史意义往往带有“最”字、“第一”、“标志着”、“开端”、“序幕”、“划时代”、“转折点”及“分水岭”等词语。

3.2历史作用这是向后看（包括事件的经过）得出的意义。这有两方面：一是对旧事物的打击、和动摇作用。二是促进和推动新事物的发展。

3.3历史影响这是从间接看得出的意义。如在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影响下欧洲其它一些国家（英、法、德、瑞士）也发生了文艺复兴运动。

3.4思想意义这是从现在看得出的意义，也可以说是现实意义。有的事件的意义是可以说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观点，用来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有的事件的意义是可以说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观点，用来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

学习历史还要掌握历史特征？历史特征包括历史事物的内在性质和外在现象。特征、特点、特色、特性，应当源于但又高于历史事物本身的具体性和多样性，是经过了分析、综合、抽象和概括的结果，是历史的一种理性认识。怎样寻觅和掌握历史特征呢？下面从“跳跃”、“多边”、“求异”、“提炼”等四个方面做些点拨。

第一，运用跳跃性思维这要求眼界开扩，思路灵活，善于发现聚焦点，再跳跃开去，捕捉历史事物的特点。关键是善于发现聚焦点。

第二，运用多边性思维这要求环绕某一个历史整体，抓住它的方方面面来寻觅历史事物的特征。作为历史整体的特征，需要“面面点到”。通过抓特点，就把重大历史事件从宏观上完全掌握了。

第三，运用求异性思维所谓“求异”就是在两个以上的历史对象中找出不同点来。那些主要的、带实质性的不同点（不是所有的）就是有关对象的特点。

近代历史背景范文第15篇

［关键词］ 窦漪房；后宫；史实；虚构

最近热播的电视剧《美人心计》，取材于汉初从孝惠皇帝、吕太后、文帝、景帝几朝以来的历史，也是沿袭着近年来影视剧创作中的后宫题材大戏的流行趋势，紧随着从港剧《金枝欲孽》《宫心计》到内地剧作《母仪天下》曾掀起的一个个收视热潮的脚步而来，并以其曲折的情节、华丽的服饰、斑斓的色彩以及宏大的演员阵容，获得了人们的喜爱。然而在贪看之余，还是对其中历史的剪裁与虚构颇多质疑。也不禁要追问，如果真是要臆造，何需为作品添上一件史的帷幕作背景？同时既然选择了历史剧的外衣，那又如何不在史实与虚构之间把握一个适当的尺度，反而呈现出大话、戏说历史的面目呢？

历史上的后宫的确是一个充满戏剧性的地方，也是一个可以让后世人驰骋想象力去虚构创作的地方，毕竟相比于拥有大量文献史料支撑不能违背历史原型的男性历史人物形象塑造，女性形象的塑造似乎空间更广阔，塑造起来更随意、更容易，因为在父系社会的历史空间里几乎寻不到她们多少的痕迹，正如高世瑜所感叹的：“不知是从渺茫幽冥的远古时代哪一天开始，中华文明史上结结实实镌刻下四个大字――男尊女卑！从此历史便几乎成了男性史……”①

至于后宫女子们的情感生活究竟如何，更是史书中缺载的部分，这反而给文学创作留下了足够的想象空间。人们可以在史料的夹缝中，透过史书中留下的少许强权女性在权力争斗的过程中对其他争宠女子的残忍迫害印迹，在美女祸国的历史观记录下亡国帝王身边必定伴随着的误国红颜的作为里，从赵飞燕、杨玉环等一路走来的专宠事例中，在人情的揣测中体悟她们生活的苦涩与幽怨，猜想她们为博取帝王宠幸所作的诸般努力与守候，于是就有了抒情文学时代的宫怨题材诗歌、词曲，让后世人得以从“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的哀叹声中，来猜想她们的生活。而这样的宫怨作品发展至今天的影视叙事文学时代，作为宫廷剧的支流――后宫剧，则成为影视剧争相演绎的热点，同时此时的创作也较少着眼于抒情，而将焦点锁定在故事情节的曲折引人、视觉上的冲击炫目上。

然而毕竟是以历史为题材的创作，当然不同于没有历史的牵绊与依托的其他文学创作，而钱钟书先生的阐释对历史剧的创作则会多有启示：“史家追叙真人真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②

他认为史家记史仍需“悬想”，这与小说院本的臆造、虚构虽相通但又不同，因为记史须“以揣以摩”，而历史剧的创作恰恰介于史家与小说、院本之间，自然不会排斥虚构、臆造，但更应在史的基础之上把握好虚构的尺度。基于此，在剧作中为了增强作品的可视性，创作者可以将历史中真实存在，但记载很少的部分进行综合演绎，采用中国传统历史演义“移花接木”“无中生有”等创作手法，根据创作者对人物身份、社会历史背景的认识理解添丝补锦，让人物形象站立起来。也可以适度地在其中融入现代元素，以现代人的眼光、情感，来审视、体味历史人物的心理与情感。然而却不能以现代人的思想和口吻来替换古人的情感与作为，一切虚构、创作的前提是“入情合理”，也就是不违背时代的大背景、不违背历史人物的基本个性与作为，亦不违背事理情理。而经典的创作，自然是既能接近历史又能合乎人情的，而缺乏情理的合理性又随意更改甚至篡改历史、让人物为所欲为的创作，则会将作品打造得惨不忍睹。从这个原则来把握、审视《美人心计》，那么它在服饰设计、剧情安排等方面都存在虚构的败笔。

一、曳地长裙、锦绣帷幄

虽说看《美人心计》人们往往会被剧作中绚丽多彩的服饰盛宴所吸引，也被剧作中辉煌奢华的汉宫所冲击，然而这样的设计风格，却远远背离了历史的真实。根据《史记•孝文本纪》的记载：“孝文帝从代来，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上常衣绨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帷帐不得文绣，以示淳朴，为天下先。”③

由此可见，孝文帝是一个相当勤勉、简朴、爱民的帝王，当时的汉宫并不是一个充满浮华奢靡之风的地方，虽说剧作中窦漪房也曾以节俭自居，但无论是在代王的府邸，还是汉文帝的宫室内，美人佳丽们衣锦绣、着华服，打扮得花枝妖娆，长衣袭地、翩翩而来，环绕穿梭于汉文帝的眼前，在服饰上争奇斗艳、各骋风姿，以求博得汉文帝的青睐，而慎夫人在得幸后发髻上闪耀的璀璨夺目凤钗都显然昭示着文帝时宫廷的奢华，使人觉得远远背离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二、离奇的情节

如果说服饰、场景设计中的些微瑕疵，对剧作还不至于产生大的影响的话，那么剧情设计中的周亚夫以张太后为妻、孝惠帝潜入汉宫、王偷拇躺本暗墼蚴钦个作品中最荒诞离谱的几笔，这样炫人耳目的情节的出现，或许是为了极度地凸显窦漪房的无比魅力，为了情节的曲折跌宕。然而，但凡有些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样的事情怎可能发生？

虽说《汉书•文帝纪》曾有这样的记载：“二月，出孝惠皇帝后宫美人，令得嫁”④，但让大臣迎娶帝王的并非普通宫女而是贵为皇后、太后的女子，在宗法社会的大背景下则是万万不能的，除非发生在风云动荡的改朝换代之际，因此张太后自然要终老于后宫的，这也是《史记》与《汉书》都有明确记载的史实。当然为了让这样的情节能够成立，剧作家也煞费苦心地让窦漪房导演一出张太后已死的情节，然而想周亚夫也是一代重臣，他的婚姻又岂能儿戏？即便婚礼在宗法社会也是有着严格的要求与规范的，亲朋僚友的恭贺都是少不了的，更何况在剧作中被安排为赐婚的周亚夫的婚姻呢？

本来剧作对孝惠帝身处在吕后掌控之下不得自主，而仁弱的他不能承受母后的残忍作为，以致在放纵中麻醉自我，但仍不失仁厚、渴望真情的心理刻画是把握到位并表现得体贴入微的，然而安排他逃出宫廷、优游江湖，竟至于化身窦漪房弟弟窦长君潜入宫中，只为追求自己理想中的爱情以及甘心为她守候一生，直到汉文帝死后仍欲带此时已是太后的窦漪房离开的情节，则是为历史上并无任何疑点的孝惠帝的归宿添上了一件匪夷所思的浪漫外衣。

而王偷拇躺本暗垡约笆О苤后在周亚夫的教导下决心潜入宫中，换取景帝的欢心以伺机报仇的情节，也让人觉得既不真实，又相当的牵强。

三、背离历史原型的窦漪房形象

窦漪房对汉代的历史究竟有何影响，史书记录不多，她毕竟不是一个或如吕后或如长孙皇后那样的可以以自己的作为在政治史上留下痕迹的人，反而可令她驰骋的地方是在后宫，本纪中对她的留意也仅止于这样一件事迹，据记载：“孝景皇帝者，孝文之中子也。母窦太后。孝文在代时，前后有三男，及窦太后得幸，前后死，及三子更死，故孝景得立。”⑤

三子的死因，《史记•外戚世家》中则语焉不详地说是“先，代王未入立为帝而王后卒。及代王立为帝，而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⑥。何以四子竟至相继病死、无一幸免，倒是会使人不禁心生疑窦的，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也是文学作品可以根据点滴记载，博采历史上留下的其他后宫争斗事件，展开想象与虚构的地方。

而剧作中的窦漪房却被塑造为一个可以为代王出谋献计、帮助他躲过吕后的猜忌，并辅佐他卧薪尝胆登上帝王宝座的人。她让代王大修陵墓，以此为掩体练兵，掩过了吕后的耳目，并让其以为代王劳民误国，似乎一段历史的走向完全是握在窦漪房的手中，在她轻描淡写的计划里，历史就这么完成了。而当代王成为汉文帝时，她更是能参政、议政，在朝堂之上迫使吴王刘濞甩袖而去，一场周亚夫与慎儿联手的阴谋叛乱也是在她的智谋下迎刃而解。

为了让剧情更时尚，追逐着近期影视剧创作中“潜伏”题材流行的热浪，《美人心计》中也设计出了杜云汐化身窦漪房潜入代国的桥段，这有史的背景，“太后出宫人以赐诸王，各五人，窦姬与在行中。”而《吕太后本纪》中也记录了“梁王恢之徙王赵……太后以吕产女为赵王后。王后从官皆诸吕，擅权，微伺赵王……”⑦因此吕太后的以宫人赐诸王，亦的确有监视的成分与安插耳目以掌控诸王的用意在，于是情节中的窦漪房入代的细作身份有合理之处，但至于以周亚夫的妹妹子冉入汉宫为细作又返还代国为后的设计则属于多余与不可信的一笔，历史上的周亚夫并无与刘恒入代并追随左右的经历，他在代国的出现本身就是一个错误。

相比较而言，倒是剧作一开始所设计的杜云汐在青竹上洒盐水以吸引羊车狂奔的情节，多了几分生动与新颖，也为塑造人物的智慧添了极有分量的一笔以及剧作中吕后每在一段杀戮之后的心理独白倒是入乎情理的创作。同时剧作中所倾注心力创作展现的宫廷女性们为争宠角逐所展开的绵密、细致、阴狠、毒辣的暗斗花样，则是历史中记载很少而剧作也虚构填充得相当成功的地方。而剧作中对后宫女子心理的揭示与展现也有许多独到的地方，诸如吕太后的刚毅、专断、忧惧、狠毒、妒怨以及她对孝惠帝的母爱之情则是塑造得相当准确成功的地方，相比于《史记》所记载的吕后在失去孝惠帝时的“泣不下”倒更贴近和符合了人心人情，而窦漪房因孝惠帝后宫充满的一个个因宠幸而遭杀戮的事件所产生的不愿帝王宠幸的忧惧心理也诠释得细腻动人。

其实在虚实的认识把握上，我们倒是不妨学学《金枝欲孽》，这部剧作有准确的定位，不以历史剧自居，在创作初始就极力地隐去了历史的外衣，没有具体的历史时间、事件、人物，甚至让作品中不得不出现的需要众多女性为之而争斗的皇帝，也是以一个相当模糊的面目出现，没有后宫女子们在朝堂之上的种种作为，也没有更多的历史情节掺杂其中，它从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本故事纯属虚构，于是在观看之时，自不会将其与历史混为一谈。可是若是要定位于历史剧，大量采用历史时代、人物、事件的话，那么就必须面对历史剧创作中虚实的适度准则。在对《美人心计》的虚实之间思索之余，也希望历史剧的创作者，别再拿历史开玩笑，秉着“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的精神，还观众一个合情合理的历史剧天空，带来一个真正的历史剧创作的黄金时代。

注释：

① 高世瑜著：《唐代妇女社会生活》，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

② 钱钟书著：《管锥篇》，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64―166页。

③⑤⑥⑦ 司马迁著，司马贞索隐：《史记》，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304页，第309页，第1582页，第284-2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