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消费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28 17:45:01

环保消费论文

环保消费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计划行为理论；环保；消费行为决策；结构方程模型

中图分类号： H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055X（2017）03-0026-11

doi：1019366/jcnki1009-055X201703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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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国家生态环境也正面临严峻挑战。日益凸显的环境问题已成影响我国深化“一带一路”、制约发展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障碍。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的环境保护政策和可持续发展政策对于国家乃至世界都至关重要。因而，现阶段是遏制生态恶化的关键时刻[1]，国家应积极探索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关系，提高国民生活质量和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2]“十三五”期间，国家提出绿色发展的新定位，期望通过高效利用能源、清洁生产，实现绿色GDP。同时，随着国民环保意识的逐步提升，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购买环保产品，我国环保产业也将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3]然而，由于环保产业具有典型的利他性质，以及投资周期长、风险大等特点，使得环保产业融资较为困难。虽然国家每年对环保产业的发展给予了高额的财政投入，且年平均增长率超过了18%，但仍不能满足环境治理的需求。[4]相较于其他产业，环保产业所处的产业链相对较短，价值增值传递无法延伸。[5]且我国环保产业上市公司的融资效率呈连年下降的趋势，已经严重的影响了环保企业的正常发展。[6]因此，政府深刻认识到加快创新环保产业的投融资机制，拓宽当前融的资渠道，探索出一种有利于环保产业发展的新型融资方式势在必行。[7]

正是基于上述背景，2016年8月国家七部委在联合的《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中指出，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目的是为了吸引更多社会资本投入到环保产业中，从而更有效地抑制污染性投资。绿色金融体系的构建不仅有助于加快我国经济向绿色化转型，也有利于促进环保、新能源、节能等领域的技术进步，加快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提升经济增长潜力。在产能过剩、杠杆高企的背景下，2017年是国家大力实施供给侧改革的攻坚之年。加大环境治理力度，推动绿色发展符合供给侧改革促消费的政策理念。而推动环保事业的发展一方面靠监管手段倒逼环保发展，另一方面则要靠资金推动环保发展。2016年10月11日财政部在的《关于在公共服务领域深入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工作的通知》中，明确要求各地发展改革部门会同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切实做好环境保护领域政府和社会资本的合作推进工作，通过研发环保融资产品，建立环境权益交易市场，发展环境权益的融资工具，来吸收社会资金降低政府部门的融资成本与风险。除此之外，由于我国社会资本对公益性项目参与的积极性不高，还需考虑叠加外部效应提升吸引力。

鉴于具有良好的社会属性，其公益金资助公共领域不太理想的产品[8]，可成为弥补国家对社会福利事业缺乏资金投入的理性选择。[9]并且这种无需支付股息和债息、不具有强制性的方式，拥有良好的市场潜力。[10-13]近年来，已有学者提出通过发行环保来募集环保建设资金，吸收社会资金进入环境保护领域，以此推动环保事业的发展。[14]由过往对环保展开的研究可知，早在上世纪末就提出了环保的概念。[15]随后，学者们对环保发行的可行性进行充分论证，认为发行环保有利于传播环保理念，为环保事业筹措资金。[16]不过，当前研究更多聚焦环保本身的概念、性质等方面，对环保购买行为的研究较为少见，但有P消费者环保类产品消费决策的研究很多。国外主要从产品的宣传效果[17]、消费者掌握的产品知识[18-19]、产品的原产地[20]等方面进行研究。而国内对于环保类产品的消费行为决策的探究主要集中在消费者的生活方式[21-22]、环保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23-24]、环保类产品购买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等方面。[25]

综合以往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关于环保类产品消费行为的研究还存在不足，以往研究主要侧重于探究消费者价值观、态度、信念等内在因素对于消费行为决策的影响，而有关社会责任、舆论氛围等主观规范对环保类产品的消费行为决策影响的研究较少。[26]鉴于此，本文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运用管理学的研究方法，对北京市居民环保的购买决策影响机制进行分析，并重点将社会责任放入到对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决策的研究中，拓展研究的边界，加深对消费决策的理解。此外，期望研究结论可为政府相关部门发行环保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二、理论模型与基本假设

国内外关于消费者消费行为决策机制的研究主要采用规范激活理论、新生态范式理论、环境稀缺理论、价值观理论、VBN理论以及计划行为理论。其中，计划行为理论的应用最为广泛，该理论可以追溯到1963年Fishbein[27]提出的多属性态度理论，即行为的态度决定行为的意向，预期的行为结果和结果评估又决定了行为的态度。后来Ajzen和Fishbein[28]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理理论，实际行为直接决定于行为意向，而行为意向受行为态度和主观规范的影响。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很多学者发现个人对于自身行为的控制受到多方因素的影响，并不能由个人意志完全决定，理理论的使用往往受到很大的限制。[29]随后，由多属性态度理论和理理论的结合产生了计划行为理论。自该理论提出以来，被广泛应用于健康传播、市场营销、企业管理等领域来预测个体行为。尤其在行为研究领域，学者们运用计划行为理论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包括中小企业创新行为[30]、网购消费行为[31]、绿色消费行为[32]等。

根据计划行为理论，非个人意志可完全控制的行为不仅受到行为意向的影响，还受到个人实际控制条件的间接影响；只有在实际控制条件充分的情况下，个人的行为意向才能直接决定实际行为；个人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以及知觉行为控制之间相互独立又彼此相关，且共同决定行为意向；行为信念、规范信念和控制信念这三种个人信念分别是行为态度、主观规范以及知觉行为控制的认知与情绪基础。[33]其中，个人信念是个体对执行某具体行为的认知，消费者对所需决策事物的认知度越深，进行该项具体行为决策的可能性越大。米松华[34]的研究表明，消费者的环境认知越高，越会主动进行环保行为，且认知能力每提高一个单位，对环境保护的贡献为25. 5%。行为态度是个人对具体某项行为的偏好及评价，消费者对所需决策事物的评价越积极，其进行该项行为决策的可能性就越大。知觉行为控制个体执行某具体行为的难易程度。主观规范是个人在决策具体行为时所感受到的外界压力，消费者的主观规范是在进行行为决策时所受到来自周围的推力或压力。[35]朱启荣[36]经研究发现，加大环保补贴力度和政府监管力度会对消费者进行环保消费行为产生显著影响。

为适应我国特定场景，提升研究我国环保消费者的消费影响机制的适用性，本研究将计划行为理论模型进行扩展：个人信念由环境认知和认知构成，个人的环境认知和认知分别影响经济导向、社会导向以及心理导向，并共同影响消费者的行为决策。其中，经济导向是指消费者由于自身经济条件限制而选择购买环保的可能性和容易程度，是环保购买者的知觉行为控制；社会导向是指消费者在思考是否购买环保时所感知到的社会责任，是社会环境对环保消费者消费行为的影响；心理导向是指消费者对环保的喜好程度；行为决策是指消费者购买环保的倾向。[37]这一理论模型如下图所示。11个假设：

环境认知是指消费者对我国当前严重环境形势的了解以及自身自X承担环保责任的程度。对我国环境现状较为了解，并意识到自身环保责任的消费者，往往会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公德心，愿意为改善环境、建设环保事业出一份力；环境认知水平高的消费者更偏向于对环保产品进行投资来获取利益，由于我国环保产品的开发尚处于起步阶段，环境认知较高的投资者通常会选择这种新兴产业进行投资来取得竞争优势；对环境认识较为深刻的消费者，一般对环境保护所衍生出的相关领域感兴趣。[38]所以，对于环境的认知可能会影响消费者在决策前的主观判断。

假设一（H1）：环境认识对社会导向存在正向影响。

假设二（H2）：环境认识对经济导向存在正向影响。

假设三（H3）：环境认识对心理导向存在正向影响。

认知是指消费者对这种融资方式的了解程度以及对公益金的认识程度。通常对公益金的用途有所了解的消费者会更愿意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支持社会的公益事业；对比较了解的消费者通常希望可以借助这一优势来提高自己的中奖几率，从而获得额外收入；认识程度高的消费者往往是属于喜欢刺激性挑战的群体普遍具有冒险精神，喜欢以小博大。以购买为娱乐方式的消费者会比一般消费者对的认识程度更高；对认识程度高的消费者更偏好于靠运气做事。[13]所以，认知可能会影响消费者在决策前的主观判断。

假设四（H4）：认知对社会导向存在正向影响。

假设五（H5）：认知对经济导向存在正向影响。

假设六（H6）：认知对心理导向存在正向影响。

社会导向主要涉及三个方面，即消费者是否愿意承担自身所肩负的社会责任，是否支持国家社会公益及环保事业的发展。通常情况下，愿意承担社会责任，支持公益，支持环保的消费者会愿意支付一定的环保费用。所以，消费者所受社会主观规范的约束往往会影响其最终的行为决策；经济导向重点关注消费者是否想要通过中奖来获得额外收入。现实生活中，喜欢享受中奖所带来的愉悦的消费者有更强的购买意愿。偏好于以小博大方式来获取收入的消费者比起其他消费者在上会有更大的花销；心理导向主要涉及三个方面，即消费者对事物感兴趣的程度、是否有喜欢碰运气的处事作风以及是否有寻求刺激的行为偏好。对环保事业比较关注、喜欢碰运气的消费者会比其他消费者有更强烈的购买意愿；拥有较多环保知识和愿意承担环保责任的消费者会积极支付一定的环保费用，对于国家发展环保事业持有乐观态度的消费者会愿意购买环保产品。消费者感知周围生态环境对自身影响的程度越大，越容易支付一定的环保费用；对行业、公益金提取方式及运作流程较为了解或容易受周围彩民影响的消费者会更可能购买环保。所以，环境认知、认知、社会导向、经济导向和心理导向可能会影响消费者的行为决策。

假设七（H7）：社会导向对行为决策存在正向影响。

假设八（H8）：经济导向对行为决策存在正向影响。

假设九（H9）：心理导向对行为决策存在正向影响。

假设十（H10）：环境认知对行为决策存在正向影响。

假设十一（H11）：认知对行为决策存在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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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设计

[BT4]（一）问卷设计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为了得到信度和效度都比较高的测量工具，所有的变量都尽可能依据有出处的文献或者已经实施的调查问卷题项。没有合适的参考依据则根据已有文献对概念的定义以及观测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编制。初始问卷设计完成后，向本领域的5位专家就问卷的提问设计、结构安排、概念释义等展开讨论，根据讨论的结果对问卷中具体的题目进行了修正和表述上的优化。随后，选择北京林业大学成人教育学院的35位学生进行了便利抽样的预调查，且被调查者均有消费的经历。基于预调查的结果，对提问比较模糊、容易误解的题目进行了修改，并删除了可靠性分析中得分较低的题目，在此基础上形成最终的调查问卷。

问卷一共确定了7个人口统计学变量，包括性别、年龄、职业、学历、月收入、居住地和婚姻状况；21个自变量（影响因素），包括认知方面：环境、态度、认识程度、公益金认识程度、个人环境态度、社会环境态度、环境影响程度、个人环境认识、环保理念普及、承担环保责任、支持环保事业、环保投入太少、支持社会公益、承担社会责任，动机方面：兴趣、刺激、娱乐、碰碰运气、以小博大、中奖和赚钱；2个因变量，环保费用支付意愿和环保购买意愿；4个行为识别题项，包括经历、年龄、频率和花销；2个推广方式选择题项，包括发行方式和方式。除基本人口统计学特征、行为识别题、推广方式选择题外，其它指标均采用了李克特五点量表法设计问卷选项。

[BT4]（二）数据来源

本研究主要采取街头调查和定点调查两种问卷收集方式。关于样本数量的选择，一些学者直接从问卷调查的属性来界定正式样本人数，如Creswell[39]提出正式的问卷调查原则上样本的数量需要大于350，才能保证问卷的信度。结合以往研究问卷发放的数量，如刘秀红[13]调查济南市生态购买意愿，共发放问卷240份；范坤[40]调查南京市体育消费者行为特征，共发放问卷87份；吴贞选[41]调查广州市品牌个性感知对意愿的影响，共发放450份；鉴于文章使用SEM进行验证分析，样本数与观察变量数的比例至少为1：10至1：15之间[42]，问卷共29个变量，以及北京市常住人口总数高于上述三个地域，最终确定发放问卷1000份。问卷的调查时间为2015年1月至2015年4月，剔除无效作答和信息不全的问卷，累计回收824份，回收率为824%。其中定点调查主要针对北京市部分站现场彩民的调查，街头调查则通过对北京市部分重点公共场所，如图书馆、电影院、商场等展开的调查。

[BT4]（三）样本描述

问卷主要收集了被调查对象的以下基本特征：性别、年龄、职业、学历、收入、居住地以及婚姻状况，经由SPSS240计算所得描述性统计分析内容如下：

所示，此次调查人口统计特征分布较为科学，能真实的反应调查区域对象的基本情况。其中，年龄段呈现了正态分布，这与购买的消费者特征基本相似，以中青年群体为主。职业方面以公司员工、公职/事业单位、在校学生为主要目标群体。学历方面大学/大专及以上的人数占到了74%，考虑到北京市受教育年限比较长，调查对象所呈现的高学历原则上可以接受。收入方面以介于1000～3500、3500～5000、5000～8000为主，更加倾向于低收入群体，这与购买者投机的心理有很大的联系。居住地方面，由于调查地点主要集中在城区，因而居住在城市的人口比重较高。婚姻方面，未婚与已婚比例基本一致，还有部分离异或丧偶的被调查对象。

[BT4]（四）指标选取

将问卷中最初设定的21个初始变量进行因子分析，通过多次尝试对变量进行判别，剔除了态度、社会环境态度、个人环境认识和h保投入这4在各公因子上负荷小于0.5和公共因子包含变量小于3个的变量以提高数据效度，最终保留了剩余的17个变量。基于因子变量的最大载荷，公共因子应当尽量体现因子所包含的所有内容并对公共因子命名。因子一环境认知有四个观测变量，其中包括环保理念普及、承担环保责任、个人环境态度和环境影响程度；因子二心理导向有三个观测变量，其中包括娱乐、刺激、兴趣和碰运气；因子三经济导向有三个变量，其中包括赚钱、中奖和以小博大；因子四认知有三个观测变量，其中包括认识程度、公益金认识程度和环境；因子五社会导向有三个观测变量，其中包括承担社会责任、支持社会公益和支持环保事业。结合因子分析结果和调查问卷指标，选择进入结构方程模型的指标体系如表2所示。

（五）模型构建与分析

基于以下思路构建环保消费者行为决策影响机制的初始概念模型：首先，进入初始模型的潜在变量为通过因子分析得到的五个维度的影响变量和行为决策变量；其次，参考相关文献及计划行为理论，对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设定；最后，运用Amos240对模型进行拟合，最终形成初始概念模型，如图2所示。

经适配度检验发现，初始模型与观察数据之间无法适配，模型需要进一步依照理论依据和经验数据进行修正，将不合理的和没有达到显著水平的路径剔除。在初始模型中，认知与行为决策、环境认知与经济导向、心理导向与行为决策和经济导向与行为决策路径系数均为负数，说明以上变量两两之间没有显著的关系，首先应当将这些路径剔除。在对参数进行修正的过程中，根据模型修改指数表修正残差的协方差和理论所需进行修正，尽可能每次只修正一个参数，每修正一个参数进行一次模型检验，并按照最大修正指标值确定的修正模型顺序展开后续的修正工作。

可知，消费者的环境认知与社会导向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相关性，即假设一成立。拥有较深的环保理念和勇于承担环保责任的态度会使消费者更愿意支持环保事业，更自觉承担社会责任。消费者的环境认知与经济导向之间不具有显著的正向相关性，即假设二不成立。消费者的环境认知与心理导向之间不具有显著的正向相关性，即假设三不成立。消费者的认知与社会导向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相关性，即假设四成立。消费者对的关注程度越高，对运作流程的了解越多，对公益金的认识程度越深，越希望为社会公益事业做贡献。消费者的认知与经济导向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相关性，即假设五成立。对的了解程度越深，消费者越希望自己通过中奖来获利。消费者的认知与心理导向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相关性，即假设六成立。周围购买的人越多，消费者会更容易有购买的倾向。消费者的社会导向与行为决策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即假设七成立。愿意承担社会责任的消费者更愿意支付一定的环保费来支持国家环保事业。消费者的经济导向与行为决策之间不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即假设八不成立。消费者的心理导向与行为决策之间具有不显著的正向相关性，即假设九不成立。消费者的环境认知与行为决策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相关性，即假设十成立。消费者受生态环境影响越大，越重视对环境的保护，就会越容易产生环保的购买意愿。消费者的认知与行为决策之间不具有显著的正向相关性，即假设十一不成立。

四、结论与讨论

[BT4]（一）研究结论

在总结已有环保文献的基础上，本文以计划行为理论为出发点，构建了消费者环保消费行为决策研究模型，并采用结构方程的分析方法对上文中所提的一系列假设进行验证，主要结论如下：

本文设定的环境认知中4个观测变量（环保理念普及、承担环保责任、消费者环保态度、环境影响程度）全部对消费者的环境认知有积极影响作用。具体来说，环保理念普及和环境影响程度对环境认知的影响程度最为显著。也就是说，受生态环境影响越大、环保理念普及程度越深的消费者对环境了解越多。认知中3个观测变量（认识程度、公益金认识程度、环境）全部对消费者的认知有积极影响作用。其中，认识程度和公益金J识程度对认知的影响程度最为显著。也就是说，对本身及其所提公益金的了解越多的消费者越会对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心理导向中4个观测变量（娱乐、刺激、兴趣、碰碰运气）全部对消费者的心理导向有积极影响作用。其中，刺激、碰碰运气这两个因素对心理导向的影响程度最为显著，兴趣对心理导向的影响程度相对薄弱。也就是说，大多数的受访者都是趋于追求所带来的刺激以及想碰碰运气，真正由于对本身感兴趣而购买的消费者所占整体比例偏少。经济导向中3个观测变量（赚钱、中奖、以小博大）全部对消费者的经济导向有积极影响作用。其中，以小博大对经济导向的影响程度最为显著。也就是说，喜欢以小博大这种冒险创收方式的消费者往往会在行为决策上优先考虑经济问题。社会导向中3个观测变量（承担社会责任、支持社会公益、支持环保事业）全部对消费者的社会导向有积极影响作用。其中，承担社会责任对社会导向的影响程度最为显著。也就是说，越愿意自觉承担社会责任的消费者越会在行为决策上优先考虑对社会所造成的影响。

确定了环保消费者消费行为决策的五个构成因子（环境认知、认知、经济导向、社会导向、心理导向）之间相互影响关系。通过因子分析得出环境认知和认知是经济导向、社会导向以及心理导向的先行因子。也就是说，对于事物的认知越多，越容易产生相关行为的各种思维判断。

确定了环保消费者消费行为决策的两个构成因子（环境认知、社会导向）对行为决策有正向影响关系。其中，社会导向对环保消费者消费行为决策的影响系数最高（0689），其次是环境认知对其行为决定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0415），对于环保购买与否主要取决于人们受社会导向的影响程度。因此，发行环保的关键是要突出其为国家做贡献的社会价值，以便吸引公众积极购买。

[BT4]（二）理论贡献与启示

第一，本文深入探究了环保消费者消费行为决策的影响机制，得出消费者的社会导向以及环境认知程度对其购买环保类产品的行为决策具有正向影响作用。其中，环境认知程度高、愿意承担社会责任的消费者而更愿意购买环保。以往对的发行一般通过提高的中奖率、中奖金额来强化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但这种营销行为不能吸引消费者长期购买环保。基于所得结论可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促进消费者形成日常购买习惯，需要在进行环保的宣传中强调其对于生态文明社会建设的重要作用，明确环保正确、独特的社会价值主张，让消费者意识到自身所需承担的环境保护责任。

第二，环保的发行，不仅需要相关部门严格的监管，保证环保购买的公平公正，保证抽奖环节的公开透明，提高公民对环保的信任度。同时需要丰富相应的玩法，增加消费的趣味性，并进行合理的价值引导，让消费者在社会使命感的影响下，科学、理性地进行环保购买活动。

第三，本文的研究成果有助于我国早日解决环保产业融资困难这一瓶颈的突破，对绿色政策金融体系的构建也具有一定现实意义。“一带一路”战略所带动的环保领域基础设施的投资收益率偏低，未来引入资本的规模和持续性存在不确定性，环保的发行能够科学分担政府投资中的风险。此外，环保类PPP项目因其经营周期较长，容易受到外界不可抗力的影响，从而使项目运营存在风险，以环保进行融资可对质押担保、资金回流以及期限不匹配等波动起到一定缓冲作用。

[BT4]（三）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研究结果支持了作者的部分观点，也为研究环保消费者消费行为决策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但文章仍然存在一些局限，希望可在未来的研究中得到解决。第一，本研究的样本范围仅限于北京地区，所得结果带有区域特点，希望今后可以进行全国范围的数据收集，得出更具普适性的研究结论。第二，文章采用了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数据收集，由于前人对本领域的实证研究较少，有关环保消费者消费行为决策影响因素的调查量表较为单薄。今后可借鉴环保基金、环保债券等融资产品的影响因素，丰富环保研究量表的维度。第三，文章主要研究消费者的主观因素对其环保消费行为决策的影响，并没有考虑到外部客观因素的作用。在未来研究中可加入政府政策及推广宣传等因素对消费者环保消费行为决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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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消费论文范文第2篇

在全社会提倡并建立生态消费模式是实现生态文明,发展循环经济进而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必然要求。一般来说,在全社会建立生态消费模式应从企业的生产和居民的消费这两方面入手。对于企业,可以通过各种激励或惩罚的措施来引导其发展循环经济项目,采用环保节能技术。但企业不得不考虑这样做导致的成本的上升,从而影响其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这就需要消费者的支持。因此,从根本上说企业在生产上追求循环经济的动力源泉是消费者,只有消费者愿意生态消费并肯支付由此而可能导致的溢价,并通过市场传递给企业,才能形成全社会生态消费的需求。城市居民作为重要的消费群体,其生态消费行为对于全社会生态消费模式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生态消费行为实际上包括两类行为。一是购买生态环保型商品的行为,二是消费过程中有利于环境和节约资源的行为。前者实际上还可以细分为两类行为,一是购买既有利于环境又有利于消费者自身安全和健康的生态环保型商品,如有机食品,称第一类生态环保型商品;二是购买仅有利于环境而对消费者自身安全和健康无影响的生态环保型商品,如由拥有减排处理技术的造纸厂生产的纸张,称第二类生态环保型商品。消费者购买第二类生态环保型商品的动机是从承担社会责任角度来考虑的,需要观念的支持,这也是建立生态消费模式的瓶颈所在。本文仅关注居民购买生态环保型商品的行为,并分别分析影响居民购买这两类生态环保型商品行为的因素。

1文献回顾

目前,国内对生态消费的理论与政策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生态消费的合理内涵。这一方面的研究主要是阐明生态消费的概念、生态消费与相关概念如绿色消费、适度消费、可持续消费等的辨析。二是政府在推行生态消费模式中的作用,主要从宣传、法律法规、税收、补贴等方面要求政府给予重视[1]。三是城市生态消费体系的构建。李扬帆等[2]构建了扬州市的生态消费体系,并制订了居民生态消费的行动计划。在生态消费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方面,王建明等[3]通过对武汉市居民在消费时是否选择具有生态标识、包装可循环处理的商品的情况做了调查,认为性别、婚姻、年龄、就业状况等人口统计学特征对生态消费行为具有显著影响。更多的学者选择无公害或绿色食品作为研究居民生态消费行为的对象,认为消费者的年龄、收入等个体特征及对相关食品的认知程度直接影响消费者的购买行为[4]。崔春晓和宣亚南[5]对生态标识食品的研究则具体到无公害鸡蛋,得出的结论认为受教育程度、性别及对鸡蛋安全的关心程度对消费者生态标识鸡蛋的购买选择影响显著,而收入水平仅对无公害鸡蛋的购买行为影响显著,但有反向作用。国外的文献中鲜有生态消费的提法,而关于可持续消费的文献则浩如烟海。这说明国外将生态消费的合理内涵置于可持续消费的范畴之中。消费者生态消费的各种心理因素是国外实证研究中主要关注的内容之一[6~7],其次就是对消费者生态消费的态度以及生态消费的支付意愿的实证研究[8~9]。总之,国外对生态消费的研究趋向于数量分析和实证分析,而这正是国内研究目前最缺乏的。

2生态消费行为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消费者购买生态环保型商品是一种生态消费行为,影响这一行为的因素有多种,大致可分为四类,即消费者对生态消费认知因素、生态消费政策因素、生态环保型商品特征因素以及消费者个人特征因素。

2•1生态消费认知因素

消费者对生态消费认知因素包括对生态消费的认知水平、从众影响以及对环保标识的信任水平三个方面。(1)对生态消费的认知水平。是指消费者对生态消费这一消费理念或消费模式的认知程度,即消费者对生态消费是否了解以及有多大程度的了解。(2)从众影响。是指消费者在购买生态环保型商品时是否受大众影响,即是否有别人购买我也买的从众心理。(3)对环保标识的信任水平。所谓环保标识,是一种贴在产品或其包装上的“证明性商标”,它表明该产品不仅质量合格,而且在生产、使用和处理处置过程中符合环境保护的相关要求。环保标识向消费者传递一个信息,告诉消费者哪些产品有益于环境,并引导消费者购买、使用这类产品。但是也有许多不法分子弄虚作假,伪造环保标志欺骗消费者,使得消费者对于商品的环保标识的真实性产生置疑。

2•2生态消费政策因素

生态消费模式的建立和推广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政府对这种有利于生态文明的消费模式的宣传。政策宣传状况是反映生态消费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

2•3生态环保型商品特征因素

生态环保型商品的特征因素有许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生态环保型商品的质量状况。消费者购买生态环保型商品要支付一定幅度的超过普通商品价格的溢价,而该商品的质量或性能只有达到甚至超过普通的同类商品,这是消费者购买生态环保型商品的基本条件。

2•4消费者个人特征因素

消费者的个人特征包括年龄、性别、文化程度以及家庭月收入。(1)年龄。从理论上说,年龄对生态消费行为的影响的指向并不明确。消费者年龄越大,信息接受能力较差,对生态消费的认知程度可能较低,因而其选择生态消费的意愿可能越低;也有的消费者年龄越大,积累的经验越丰富,社会责任感更强,选择生态消费的意愿可能也更强。(2)性别。一般情况下,男性接受教育和与外界接触的机会要较女性多,男性风险承受能力、信息接受能力和决策能力要较女性强。因此,性别差异在消费者选择生态消费行为的意愿上会有所差异。(3)文化程度。通常情况下,文化程度越高,接受新事务和新知识的速度就越快,其视野也更为开阔,社会责任感也越强烈。因此,文化程度对于消费者选择生态消费行为的意愿会有所影响。(4)家庭月收入。一般来说,收入高的家庭,其家庭成员对价格较高的生态环保型商品的支付能力也高。但其是否有支付意愿还不能确定,但家庭月收入应该对消费者选择生态消费行为的意愿会有影响。

3实证模型、样本情况及变量设定

3•1实证模型

本文研究的是城市居民选择生态消费行为的意愿,其含义为消费者是否愿意购买生态环保型商品,包括愿意和不愿意两种情况。根据前面的理论分析,消费者选择购买生态环保型商品的意愿受以下四大类因素的影响:消费者对生态消费认知、生态消费政策、生态环保型商品特征以及消费者个人特征。在此,将它们之间的关系归纳为以下函数形式:居民选择生态消费行为的意愿=F(消费者对生态消费认知,生态消费政策,生态环保型商品特征,消费者个人特征)+随机扰动项本文以消费者是否愿意购买生态环保型商品作为因变量,即0-1型因变量(愿意参与,定义为y=1;不愿意参与,定义为y=0)。设y=1的概率为P,则y的分布函数为:f(y)=Py(1-P)1-y;y=0,1(1)本文采用二分量logistic模型,将因变量的取值限制在[0-1]范围内,并采用最大似然估计法对其回归参数进行估计。式(2)中,Pi是消费者愿意购买生态环保型商品的概率,i为消费者编号;βj表示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j为影响因素编号;m表示影响因素的个数;Xij是自变量,表示第i个样本的第j种影响因素;α为常数项;u为误差项。#p#分页标题#e#

3•2样本情况

本文数据以调查问卷的形式通过实地调查得到,调查问卷共有16个问题。调查对象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南岗区、道理区和道外区的消费者,调查地点选择在百货商店、超市、建材市场。共发放问卷300份,最后回收有效问卷289份。

3•3变量设定

本文在调查消费者是否愿意购买生态环保型产品时,主要选择消费者对生态消费认知变量、生态消费政策变量、生态环保型商品特征变量以及消费者个人特征变量来考察。消费者对生态消费认知变量包括:对生态消费的认知水平、从众影响以及对环保标识的信任水平;生态消费政策变量包括:政策宣传状况;生态环保型商品特征变量包括:商品质量的质量程度;消费者个人特征变量包括:包括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家庭月收入。模型变量说明见表1,各变量的统计学描述如表2和表3所示。

4实证分析结果与讨论

4•1模型运行结果

本文运用SPSS13•0统计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Logistic回归处理。首先将因变量Y1和所有自变量引入回归方程,对回归系数进行显著性检验,得到居民购买第一类生态环保型商品的回归模型,称模型一,结果如表4。然后将因变量Y2和所有自变量引入回归方程,对回归系数进行显著性检验,得到居民购买第二类生态环保型商品的回归模型,称模型二,结果如表5。

4•2讨论

表4中的Logisitc模型回归结果显示的是不同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和家庭月收入的城市居民购买第一类生态环保型商品的状况。统计结果表明消费者对生态消费的认知水平以及政策宣传状况在1%水平上显著;消费者对环保标识的信任水平在5%水平上显著;商品质量的可靠程度和文化程度在10%水平上显著;其他变量均不显著。表5中的Logisitc模型回归结果显示的是不同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和家庭月收入的城市居民购买第二类生态环保型商品的状况。统计结果表明消费者对生态消费的认知水平以及政策宣传状况在1%水平上显著;消费者对环保标识的信任水平、商品质量的可靠程度在5%水平上显著;性别在10%水平上显著;其他变量均不显著。

(1)消费者对生态消费的认知水平。从表4和表5显示的回归结果看,消费者生态消费的认知水平对其购买两类生态环保型商品都具有积极作用。对生态消费了解程度越高的消费者,越倾向于购买两类生态环保型商品。模型一消费者对生态消费认知水平的Exp(B)值高于模型二,说明认知水平对消费者购买第一类生态环保型商品的作用高于第二类生态环保型商品。消费者对生态消费的了解程度直接影响到消费者对生态环保型商品的理解和判断,决定了他们对生态环保型商品的价值的评判和消费态度,进而影响他们的购买行为。

(2)消费者对环保表示的信任水平。从表4和表5显示的回归结果看,消费者对环保标识的信任水平对其购买两类生态环保型商品都具有积极作用。对环保标识信任水平程度越高的消费者,越倾向于购买两类生态环保型商品。模型一消费者对环保标识信任水平的Exp(B)值高于模型二,说明信任水平对消费者购买第一类生态环保型商品的作用高于第二类生态环保型商品。不难理解,如果消费者对环保标识不信任,他们就不会去购买生态环保型商品。

(3)政策宣传状况。从表4和表5显示的回归结果看,政策宣传状况对消费者购买两类生态环保型商品都具有积极作用。而且在两个模型中该变量的Exp(B)值都较高,说明政府对生态消费的宣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消费者是否购买生态环保型商品。

(4)商品质量的可靠程度。该变量在两个模型中都显著,但在模型二中更显著一些。商品质量的可靠程度对消费者购买两类生态环保型商品都具有积极作用。生态环保型商品的质量和性能的可靠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消费者对它的购买。

(5)从众影响。模型一的结果显示从众心理和行为对消费者购买第一类生态环保型商品的影响为负方向,说明消费者在购买第一类生态环保型商品时并不从众。模型二的结果从众心理和行为对消费者购买第一类生态环保型商品的影响为正方向,说明消费者在购买第二类生态环保型商品时从众。但是,从众影响两个模型中都不显著。

(6)性别。从表4和表5显示的回归结果看,性别对于消费者购买第二类生态环保型商品影响显著,而对购买第一类生态环保型商品的影响不显著。说明男性比女性更倾向于购买第二类生态环保型商品。但对于第一类生态环保型商品,虽然也是男性比女性更倾向于购买,但影响并不显著。

(7)文化程度。从表4和表5显示的回归结果看,文化程度对于消费者购买第一类生态环保型商品影响显著,而对购买第二类生态环保型商品的影响不显著。说明文化程度高的消费者更倾向于购买第一类生态环保型商品。但对于第二类生态环保型商品,文化程度的影响却是负方向的,不过,影响不显著。

(8)年龄。正如前文所分析,年龄的影响并不明确。从表4和表5显示的回归结果看,年龄的影响为负方向,说明年轻人购买生态环保型商品的倾向更高一些,但是影响不显著。

(9)家庭月收入。从以往相类似的实证研究看,收入水平对消费行为有比较明显的影响。表4和表5的规划结果显示,收入水平对消费者是否购买两类生态环保型商品的影响很小,而且对购买第二类生态环保型商品的影响呈负方向作用。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是被调查者以中等收入水平为主,而且消费者对生态消费认知水平普遍较低。

5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居民为例,利用289个样本数据,通过分别建立居民购买对环境和自身都有利的生态环保型商品和对环境有利而对自身无影响的生态环保型商品的回归模型,分析了影响城市居民生态消费行为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居民对生态消费的认知水平、对环保标识的信任水平、政策宣传状况、商品质量的可靠程度对居民购买两类生态环保型商品都有显著影响,而且为正方向影响。性别和文化程度分别是居民购买第二类生态环保型商品和第一类生态环保型商品的比较显著的人口统计学影响因素。根据以上结论,可以采取以下措施,提高居民对两类生态环保型商品的有效消费水平,促进居民生态消费模式的建立。

环保消费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情感因素；消费者；绿色包装产品；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F713.5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11-0121-05

自1972年《只有一个地球》发表以来，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在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制造各类商品包装消耗大量资源的同时，大量的包装废弃物也给环境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统计数据表明，全世界每年产生的分装垃圾为450亿吨以上。

改革开放至今已有将近40年，在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同时，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我国每年产生的工业固态废弃物约6亿吨，城市垃圾1亿吨，其中包装废弃物在重量上约占城市固定废弃物的15%―20%，而在体积上则占25%―30%，且排放量以每年10%的速度递增，每年未利用废弃物的价值高达300多亿元人民币。由此可见，遏制过度包装，选择绿色包装将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产品包装是否为绿色包装也将逐渐成为顾客选择商品的一个重要因素。

绿色包装，又称为无公害包装和环境友好型包装，是指整个生命周期中对于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没有伤害，能够重复使用和再生，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包装。绿色包装实施包装减量化，易于重复利用或易于回收再生，从原材料采集、材料加工、制造产品、产品使用、废弃物回收再生直至最终处理的生命全过程均不应对人体及环境造成伤害。

王建明和贺爱忠等（2011）基于扎根理论，认为影响消费者低碳消费行为的内部和社会心理原因分别是个体心理意识和社会参照规范。张松梅（2012）通过1201份青岛社区居民和在校大学生的调查问卷，认为消费者环境问题的意识、低碳消费的知识、个人责任意识等诸多因素都对低碳消费行为构成一定影响。张露（2014）在有关碳标签对低碳产品消费行为的影响研究中，构建出碳标签对低碳产品消费行为的影响机制模型，涵盖宣传教育、环境意识、消费者认知、消费者偏好和消费者行为五个维度。王家国（2004）通过大量的样本研究和调查问卷，得到了“对于不同的绿色产品，价值观的影响也会有很大差异”的结论。但作者在研究过程中，只选取高校学生作为样本变量，导致样本代表性不强，仍有可以改进之处。王国猛（2010）通过大量的样本分析，对个人价值观、环境态度和消费者绿色购买行为三者的关系进行假设，得出了个人价值观对环境态度以及环境态度对消费者绿色购买行为均有正向影响的结论。贺爱忠（2012）基于低碳消费影响的实证研究，认为低碳态度显著正向影响城市居民低碳消费，城市居民低碳责任意识越强烈，消费者的态度就会越“低碳”，消费者在消费的过程当中就会越注重“低碳”。谢守红（2012）在城市居民低碳消费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中发现，从内外部因素来看，对城市居民低碳消费行为产生重要影响的是责任感、生态价值观、低碳认知、产品价格和政策感知效果。贾姗（2012）基于个人参与碳减排的行为及其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认为对个人碳减排行为有显著影响的心理变量，包括认知变量、态度变量、个性变量和自然中心环境价值观，环境责任感也对人们选择绿色产品产生一定影响。

在本次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在了解和分析了国内外其他学者对于消费者行为的研究成果和结论之后，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将情感因素分为消费者对环境保护的一般态度、消费者对绿色包装的特定态度和消费者责任感三个方面[3]。通过设计发放调查问卷，并利用SPSS和AMOS对问卷数据进行处理，分析其对消费者购买绿色包装产品行为的影响。

消费者对于环境保护的一般态度是指消费者对于环境保护方面的总体的态度，如是否同意“人类现在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是否“愿意为环保活动捐钱或者为保护环境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等等。这些态度可能引起消费者的环境保护意识和环境保护行为，从而有利于消费者选择特定的具有绿色包装的产品，而不是普通包装的产品。因此，本文假设：

H1：消费者对于环境保护的一般态度对于消费者购买绿色包装产品具有正面影响。

消费者对于绿色包装的特定态度是指消费者对于绿色包装这个特定的层面的相关态度，如是否认为“消费者应当在消费的过程中主动关注或选择绿色包装”、是否愿意“在同等条件下购买带有绿色包装的产品”等。以上态度能够直接影响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积极的态度容易促使消费者更倾向于购买绿色包装的产品。因此，本文假设：

H2：消费者对于绿色包装的特定态度对于消费者购买绿色包装产品具有正面影响。

消费者责任感，即消费者的社会责任感，是一种适度消费、保护环境、资源节约的意识，能够理性消费、不畸形消费。基于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的意识，责任感强的消费者更易于理解和接纳绿色包装产品，接受绿色包装产品相较于普通包装产品可能出现的较高价格，从而产生购买绿色包装商品的倾向。因此，本文假设：

H3：消费者责任感对于消费者购买绿色包装产品具有正面影响。

基于以上假设，建立模型（如图1所示）。

根据文中的假设和模型，本文设计了一份调查问卷。问卷第一部分包括受调查者的性别、年龄、家庭年收入、学历等控制变量；第二部分是对消费者对于绿色包装的认知水平和购买现状进行了解；第三部分则采用李克特量表，针对GA、PA和CSR三个因素，从“1”至“5”分别表示“非常不同意”、“不怎么同意”、“同意”、“比较同意”、“非常同意”。

（一）研究被试

我们在线上和线下同步发放了调查问卷。线上累计收到问卷193份，有效问卷达157份，问卷有效率为81.35%；线下累计收到问卷185份，有效问卷117份，问卷有效率为63.24%。其中，男性占55.56%，女性占44.44%；25岁以下占29.06%，25―39岁占47.86%，40―49岁占15.38%，50岁以上占7.69%；家庭年收入低于平均水平的占17.09%，小康水平的占37.61%，中产阶级占13.68%，富人群体占16.24%；小学及以下学历占1.11%，初中学历占18.21%，高中学历占27.35%，大学学历占49.06%，硕士生及博士占4.27%。

（二）统计分析方法

本文通过整理问卷数据，利用SPSS进行问卷的信度检验、效度检验和描述性统计数据分析。在AMOS中，以消费者购买绿色包装产品的行为、消费者对环境保护的一般态度、消费者对绿色包装的特定态度以及消费者责任感作为潜在变量，将每个因素对应的题项作为测量指标变量，从而将理论模型转化为结构方程模型。通过对结构方程路径系数和结构方程模型拟合度参数等的计算和分析，对假设进行显著性检验。

（一）量表的信度检验

在进行假设检验之前，首先进行量表信度检验，即计算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s α系数）。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计算结果均大于0.7，则表明量表的内部一致性良好，量表的信度检验通过。

（二）量表的效度检验

进行信度检验后，接着进行了量表的效度检验，即进行KMO和巴特利球形检验。数据的KMO值为0.857，大于0.5，通过显著性水平为0.05的巴特利球形检验，非常适合进行因子分析；数据中提取出3个主成分，主成分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为75.94%，大于70%。由此可见，问卷通过了效度检验。

（三）描述性统计分析

对3个观测变量的对应指标题项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四）建立结构方程模型

根据前文中的问卷数据分析，本文中涉及的变量的信度和效度均达到了构建结构方程模型的要求，因此可以将本文中提出的理论模型转化为结构方程模型。其初始模型路径如图2所示，结构方程模型路径系数如表3所示。

进行结构方程拟合度参数的计算，结果如表4所示。其中GFI、CFI和NFI指标均未达到给定的临界指标0.9，但是在0.8以上。根据研究表明，当每个潜在变量由多个测量项目组成时，如果渐进残差均方和平方根（即RSMEA）能够小于0.08，则可以认为模型是合理适配。因此，综合来看，本文中提出的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度是可以接受的。

（五）研究结论

根据以上的数据处理并结合表5的数据可以看出，本文提出的假设H1、H2和H3均能够得到实证研究结果的验证。

由此可见，消费者对环境保护的一般态度、消费者对绿色包装的特定态度和消费者责任感均对消费者购买绿色包装产品的行为有正面影响。

本文研究结果显示，消费者对环境保护的一般态度对消费者购买绿色包装具有正面影响。而问卷数据表明，对于是否重视环境保护的问题，绝大多数的消费者的表达的是肯定的态度，也愿意通过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为环保事业做出一份贡献。在此基础上我们建议，企业在生产制作产品包装时，尽可能使用安全、可降解、可回收利用、对环境无污染的原材料；在产品的包装制造过程中减少“三废”的排放，做到达标排放；在产品包装设计方面，避免过度包装，增加绿色亮点；在产品宣传时期，在宣传产品本身的同时加大对包装对环保的正面影响的宣传，树立企业绿色环境友好的形象，以此来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从而促进消费者对本企业产品的购买。

由本文研究表明，消费者对绿色包装的特定态度对消费者购买绿色包装的行为具有正面影响。但是根据问卷调查结果，我们可以看出消费者对于绿色包装的认识并不全面，尤其是受教育水平低的消费者，将绿色包装的定义局限在对环境和人体无害、能重复使用等几点上，所以，提高消费者对绿色包装的认识是促进消费者购买绿色包装的重要途径之一。这不仅需要消费者自身加强对绿色包装的了解，还需要企业加强对绿色包装的宣传。同时，政府也要通过制定相关政策法规来监管企业的产品的绿色制造。此外，要设法同时引起公众对绿色包装的重视。

本文研究结果显示，消费者的责任感也正面影响其对绿色包装产品的购买行为。为促进消费者对绿色包装产品的购买，政府应加大对通过购买绿色包装产品来达到环保的宣传，大力支持和鼓励对环保有贡献的企业；企业则可以多组织或者参加一些相关环保活动，在树立企业良好形象的同时，带动消费者的环保积极性促进绿色产品的销售；作为消费者本身，在购买产品时则应多关注产品的包装，增强环境意识和责任感，尽可能选择购买绿色包装产品。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研究仍然存在一些不足和局限之处。首先，在问卷发放过程中，受到地域等客观因素的限制，我们发放的问卷涵盖的地区和样本数量有限，这使得本文结论的推广还需要进一步的讨论和证实。其次，本文中提出的情感因素仅为消费者购买绿色包装产品影响因素的一个方面，社会人口因素、社会心理因素和情境因素等对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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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消费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　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消费行为；心理动机；市场细分；公共政策

中图分类号F71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04(2010)06-0141-06

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消费行为是公众在消费全过程中实行产品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的生态文明行为的统称，它既包括购买行为，如只购买需要的产品(减量化购买)、节能型产品或可回收产品，也包括购买后行为，如注意节约使用产品，注重废旧产品的再利用、再循环等。然而，当前公众在消费过程(包括购买、使用、处理全过程)中的资源浪费与环境污染问题却日趋严重和突出，大量的浪费性消费、污染性消费、破坏性消费、短视性消费、过度性消费、不合理消费随处可见。现在的问题在于，如何有效引导公众自觉转向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消费行为。笔者以为，这必须先探索公众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消费行为的外部表现、内在动机和分类维度，然后才能制定针对性的公共政策以有效转变公众消费行为模式。基于此，本文通过对公众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消费行为的实证测度，旨在解决以下几个问题：①考察公众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消费行为的外部表现；②探究公众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消费行为的内在动机；③根据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消费行为对公众进行分类描绘。以期对政府转变公众消费行为模式提供实证资料和政策借鉴。

1　文献回顾和简要评述

根据现有的相关研究，生态态度、生态知识、社会责任意识等心理意识因素和年龄、收入、受教育程度、职业、社会经济地位等人口统计因素可以用来预测公众的生态文明行为倾向。对于心理意识因素，Bohlen等研究认为，生态态度是生态消费行为的最重要的预测因素。因为，对待污染的态度会影响一个人对生态意识生活方式的态度，对生态意识生活方式持积极态度的人会积极参与生态购买和生态消费活动。Synodinos等分析表明，通过增加公众对环境问题的知识会促使其对环境行为产生更积极的态度。换言之，生态知识是环境行为的一个很好的预测变量。Webster研究发现，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往往受到普遍认同的社会价值观的影响。由此，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更可能购买生态包装产品，只要这种行为成为普遍接受的规范。对于人口统计因素，一些学者研究发现，生态意识的公众倾向于是那些年轻、受过良好教育、收入较高以及职业地位和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但多数研究结果揭示，相对于心理意识因素来说，人口统计因素对于预测公众环境行为的作用非常有限。

上述研究主要把生态文明行为作为因变量，侧重于探讨其影响因素。但它们尚未对生态文明行为本身进行深入分析。对此，一些学者侧重对生态文明行为本身(表现、特征、分类等)进行研究。Schwepker和comwell等基于某些生态文明行为倾向将公众划分为“绿色消费者”和“非绿色消费者”两极。也有学者突破了这种非此即彼的两极观点，认为公众生态文明行为应该体现为一个连续流状态。换句话说，存在一个从低到高的程度差异问题。例如，Straughan和Roberts根据公众在消费过程中对环保问题的关注程度，把公众分为“深绿色消费者”、“中绿色消费者”和“浅绿色消费者”。以上研究是基于发达国家背景进行的。显然，我们不能简单地借用发达国家的研究结论来推断中国公众的生态文明行为特征。事实上，理论界进行国际比较研究后认为，欧美人的环境意识是“自然保护型”，日本人是“反公害型”，而中国人是“自我保护型”。对这一论断，中国一些学者的研究也显示了异议。例如，万后芬将中国公众细分为“积极的绿色消费者”、“消极的绿色消费者”和“非绿色消费者”三类。黎建新则从购买动机和消费后果角度，将中国公众的绿色购买行为进一步细分为自利性购买和利他性购买。这为理解中国公众的生态文明行为提供了新的启示。

从现有的相关研究看：首先，由于生态文明行为的复杂性，理论界尚未完全打开生态文明行为的黑箱，对于生态文明行为的外部表现、内在动因、分类维度等尚需要进一步研究；其次，由于生态文明行为的特殊性，不同文化背景和经济水平下的研究结论也不完全一致。相应地，对中国公众的生态文明行为，需要我们基于自身国情进行深入的实证测度；最后，现有文献往往从某个侧面研究公众的生态文明行为，没有从整体上(消费全过程)对公众生态文明行为的特征进行系统考察。

2　数据来源和样本分析

本文通过对城市公众进行问卷调查获取数据。为了设计问卷量表，笔者参考了发达国家的相关文献，并在其基础上根据中国文化特征和本文研究目的进行了修正。最终共确定14个题项量表，如表1所示。

在人口统计因素中，笔者选择了性别、年龄、学历、家庭人口、职业、个人月收入、家庭成员月总收入、居住城市八个题项。本文用家庭成员月总收入除人口以获得家庭人均月收入数据。调查于2008年8月下旬～10月上旬在杭州市展开，共获得有效问卷1762份。考虑到在校学生与其他群体相比有一定的独立性，笔者剔除178份学生问卷。另外，考虑到不同城市居民的消费行为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笔者也不考虑居住城市非杭州的问卷。这样得到有效样本1392份。本文采用SPSS11.5进行数据处理和统计分析。

下面对问卷量表进行信效度检验。先运用Cronbach'sa指标评估量表的内在信度(Internal reliability)。从表1可以看出，14个题项的Cronbach's a系数高达0.87。且删去任何一个题项，a系数也无显著提高。另外，单个题项与总体的相关系数都在0.4以上。这说明量表的内部一致性、可靠性和稳定性较好，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的可信度。再考察量表的效度。效度包括内容效度(Content validity)和建构效度(construct validity)两种。本文采用专家判断法和重复测试法检验内容效度。问卷正式形成以前，笔者先

经过一轮与专家、代表性公众的访谈，询问他们哪些因素对度量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消费行为重要，归纳得出问卷初稿。此后，笔者对公众进行了访谈和试调查。在总结被调查者意见的基础上对题项进行了修正，然后才最终确定问卷。总的来说，本问卷内容有一定的广度，且切合调查目标，内容效度较为理想。对建构效度，本文用因子分析法检验。可以看出，KMO检验统计量达到0.869，Bartlett's球形检验显著性水平为0.000，如表2所示。由此，拒绝Bartlett's球形检验零假设，可以认为本问卷量表建构效度良好，完全符合进一步分析的需要。

3　数据分析与结果发现

3.1　公众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消费行为的外部表现

对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消费行为各题项的描述性统计分析显示，公众对自身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消费行为的判断大致处于2～3之间，也就是“同意”或“大致同意”会实行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消费行为。从调查结果看，公众回收废旧产品(G6纸张、G7饮料瓶等)、节约用电行为(G2)最普遍，且这三项的内部差异也较小(表现为标准差较小)。与之相对，“劝说家人购买对环境污染小的产品”(F3)和“购买包装可降解或可再利用的产品”(F6)这两类行为最少(且这两项的内部差异相对也较大)。购买产品时“会选择对环境污染小的产品”(F1)和“会考虑有环境标志的产品”(F5)相对也较少，如图1所示。

3.2　公众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消费行为的内在动因

下面采用因子分析(Factor analysis)以考察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消费行为的结构维度。分析表明，题项F7、G1的平均信息提取量较低。故删去这两项。对剩下的12个题项做因子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可以看出，三个因子可以解释63.5％的方差。其中，第一个因子可以解释39.3％的方差，包含F1－F6六个题项，他们与产品购买过程中注重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相关，可以聚合为产品购买因子。第二个因子可以解释14.4％的方差，包含G2－G5四个题项，它们与产品使用过程中注重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相关，可以聚合为产品使用因子。第三个因子可以解释9.7％的方差，包含G6－G7两个题项，他们与产品处理过程中注重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相关，可以聚合为产品回收因子。

在三因子中，产品回收因子反映了公众追求纯粹的个体经济利益的动机。尽管回收废旧产品客观上能产生社会收益，但多数公众回收废旧产品并非出于社会利益动机，而往往出于回收废旧产品可以获得经济收益这一自利动机。与被调查者深度访谈时笔者也证实了这一点；产品使用因子显示了公众能自觉转变生活方式和使用习惯。尽管这与个体经济利益并不冲突，但公众需要约束个体行为。换言之，个体需要付出一些时间精力成本、习惯改变成本和便利性尚失成本等。因此，产品使用因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众低层次的社会利益动机(弱社会利益动机)；产品购买因子则反映了公众在牺牲个体经济利益、约束个体行为基础上追求社会利益的动机，是一种高层次的社会利益动机(强社会利益动机)。

3.3　公众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消费行为的分类维度

下面运用聚类分析(cluster analysis)对公众进行分类描绘。基于上述三个因子，本文采用K均值快速聚类法对公众进行细分。结果表明，将公众聚为四类的聚类效果最理想，如表4所示。

在四类公众群体中，第1类公众群体约占总人数的16.05％。他们既不注重产品回收和节约使用，也不太注重产品购买时的节约环保，笔者称之为“非节约环保型消费者”。第Ⅱ类公众群体占总人数的22.99％，他们注重产品回收，但在产品购买、使用时不太注重节约环保。这部分公众注重回收完全出于个人的经济利益，且不愿意改变个人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去实行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笔者称之为“节约环保型回收者”。第Ⅲ类公众群体占总人数的21.91％，他们注重产品节约使用和回收，但在购买时不注重节约环保，他们实行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底线是不损害个人利益。笔者称之为“节约环保型使用回收者”。第Ⅳ类公众群体约占总人数的39.05％。他们在产品购买时非常注重节约环保，也比较注意产品回收和使用节约，是具有全面生态文明理念的理想消费者，笔者称之为“节约环保型消费者”。

下面采用列联表和卡方检验以确定不同公众群体在人口统计变量方面的差异，结果如表5所示。结果表明，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下，不同公众群体在年龄、个人月收入两变量上存在显著差异。具体来说，群体I的年轻人比例较高，高收入者比例最高。群体Ⅳ的年长者比例最高，低收入者比例最高。

4　研究结论与公共政策借鉴

通过对公众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消费行为的测度，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和公共政策路径(见图2)：

(1)公众对不同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消费行为的倾向不完全一致。研究表明，对于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消费行为，公众也是根据其自身利益选择的。当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消费行为与自身利益相容，那么公众更乐于实行。反之，公众实行的可能性会大大降低。这一结论为现实中公众环境态度与环境行为不一致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很多研究都指出，中国公众对绿色消费有积极的态度，也能有效地转化为购买意图，但转化为行为过程则不那么有效。笔者以为，造成这种困惑现象的本质原因在于，当环境行为与个体利益追求相容时，环境态度与实际环境行为之间的一致性较高。反之，如果环境行为与个体利益追求不相容，或者需要公众承担额外成本时，积极的环境态度也未必能转化为有效的环境行为。这进一步突显了降低公众实行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消费行为的成本的重要意义。

(2)公众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消费行为内含三个因子：购买因子、使用因子、回收因子。这三个因子分别体现了公众三种不同的内在心理动机：基于自然保护的强社会利益动机、基于自我保护的弱社会利益动机、基于经济保护的个人利益动机。可见，中国公众的生态意识行为动机并非单一地表现为“自我保护型”，也不仅局限于“自利”和“利他”两维。而是呈现复杂多维的形态，既可能体现为“经济利益型回收”，也可能体现为“自我保护型使用回收”，还可能体现为全面的“自然保护型消费”。由此，尽管公众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消费行为的外在表现相似，但其深层次心理动机和利益追求并不相同。相应地，如果仅仅依赖于对公众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消费行为的表面认识就制定公共政策显然不会产生理想的效果。

(3)根据三因子可以将公众划分为四个不同的子群体，他们在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消费行为上存在显著差异。这四个子群体可以分别概括为：非节约环保型消费者、节约环保型消费者、节约环保型使用回收者、节约环保型回收者。这一结论对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国公众的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消费行为特征有着重要涵义。传统上一些学者简单地把中国公众划分成“绿色”和“非绿色”两极。笔者以为，这种简单两分法至少不能准确地概括中国公众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消费行为的结构维度特征，况且“绿色消费者”这一范畴本身在不同文化背景和经济水平下也可能有不同的涵义。进一步讲，公众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消费行为也不仅仅是一个程度差异问题。事实上，中国公众在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消费行为上是多维、异质的。

环保消费论文范文第5篇

低碳消费标志着人类同社会经济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生发展，其实质是以“低碳”为导向的一种科学、健康、积极的生态化消费方式。这种方式，一方面体现了后工业时代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关系下消费者消费观念与消费资料供给、利用的结合方式;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当代消费者以对社会和后代负责任的态度，在实现消费的过程中努力实现低能耗、低污染和低排放。低碳消费方式是继绿色消费、生态消费、可持续消费之后提出的又一新的消费方式，它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环境和谐共生、协调发展的最佳形式，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迫切要求。

广义的低碳消费具体包括以下内容:“恒温消费”强调消费过程中实现温室气体排放量最低;“经济消费”强调生产过程中实现最低的资源和能源消耗量;“安全消费”要求消费结果对消费主体和人类生存环境的健康危害最小;“可持续消费”提出对人类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危害最小;“新领域消费”转向发展新能源，鼓励开发低碳技术和低碳产品，不断拓展新的消费领域。相对于广义的低碳消费，狭义的低碳消费主要体现在衣食住行四个方面:(1)低碳服装。要求选用总碳排放量低的服装、可循环使用材料制成的服装及提高创新服装利用率、减少服装消耗总量的方法等。(2)低碳食物。在食品生产和消费过程中，选用耗能低、二氧化碳及其他温室气体排放量少的食材。(3)低碳住宅。从建筑材料、建筑设备到施工建造及住宅使用的整个生命周期内，采用生态建筑、节能技术、生态材料等，实现较低的温室气体排放。(4)低碳出行。多步行、骑自行车，提倡公共交通，少开车。也许有人会认为低碳消费是原始消费的“复归”，是与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相违背的。事实上，低碳消费并不等于禁欲主义，并不是寄希望于通过减少消费来达到低碳排放的目的，而是强调在满足消费需要的过程中积极倡导低排放、低能耗、低污染，强调在顺应和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充分利用自然环境来达到对人类物质需要、精神需要以及生态需要的满足。低碳消费方式实现程度的高低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社会消费文化和生活方式等众多影响因素有关，推进低碳消费方式是一个需要全社会不断探索和深化的过程。

2低碳消费行为动因的理论分析

社会心理学研究认为，行为是情感、道德、社会和规范因素的集合体。一种行为的改变往往受到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所以，行为的改变通常是比较困难的。但是，一种行为又是能够通过适当的干预措施被改变的，而且往往会在环境趋势或个人的作用下有规律地改变。生态价值理论与价值、信念、规范理论从行为规范性和道德性出发解析了消费者行为。生态价值理论认为，相对于亲环境型的消费者，自利型消费者更有可能实施亲环境行为。价值、信念、规范理论将亲社会态度和个人道德规范作为亲环境行为的预测变量，提出个人价值、生态世界观、对价值对象的负面结果、对减少威胁的感知能力和亲环境的个人规范等五大变量将决定人们的亲环境行为。其中信念使得个人价值转化为能够诱发环境行为的个人规范，也就是说信念能够改变亲环境的个人规范，而个人规范最终导致亲环境行为的发生。态度－行为－情境模型认为，个体行为受到个体态度变量与情境变量的双重作用。态度变量包含信念、规范、价值和行为趋向等因素;情境因素涉及经济刺激与成本、社会规范、制度与法律等。该模型指出当情境因素比较弱或不存在时，态度对行为的影响作用最强;相反，当情境因素正向或负向影响强烈时，态度与行为之间实际是无关的。许多研究者在行为导向研究中分析了情境变量的影响作用，以期能够描述不同情境变量作用下外部环境对个体行为的影响。Guagnano等对报纸回收利用的行为进行研究后指出，不论人们是否具有亲环境态度，当回收工具的获得非常困难时，实际是没有人会回收报纸的;而当回收工具的获得比较容易时，大多数人都会实施回收。

社会学习理论则认为，人们的行为可以从他们自己的经验、社会模范和他人的学习中形成。例如，当有人看到其他人在进行废物回收利用时，他们也可能采取这种行为。另外，个人的行为也会受到社会符号的影响。符号论提出人们往往会追求某种符号或美德，不仅仅是为了这些符号或美德的实际价值，而是为了构建他们的自我认同感，并通过这些符号或美德来向外部世界描绘他们的形象。正如一项对有机食品消费的调查发现，一般认为自己是“绿色消费者”的更有可能购买有机食品。在研究影响行为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时，人际行为理论特别强调了影响个体行为的习惯与规律变量。该理论试图解释某一特定行为的意愿与这种行为实际发生之间的关系，认为习惯性越强，个体对这种特定行为的思考就越少。在研究消费者的低碳行为如何形成、怎样才能发生改变以及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时，理论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应当综合考虑影响行为的内外部因素，特别是这些因素与社会和制度等情境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尽管人际行为模型不比其他简单模型，如理性选择理论或合理行动理论应用广泛，但也已经引起了希望寻求低碳消费行为习惯化、日常化的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的浓厚兴趣。

3低碳消费行为的引导与推进

根据以上关于低碳消费行为动因的理论分析，可以看出消费者低碳消费行为既有内在的价值、观念、态度的作用，也受到外部的社会规范、法律及制度等要素的影响。因此，在推进低碳消费行为过程中应积极引导消费者转变消费观念，在追求生活舒适的同时注重环境保护，节约资源和能源;同时加快资源使用、环境资源保护相关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对低碳消费行为实施有效激励。为此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传播低碳消费信息，树立低碳消费观念。目前很多消费者都能够意识到节能减排、保护环境的重要性，但却不知道如何来实施低碳消费。因此，有必要向消费者提供与他们特定生活条件相适应的有关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的信息来改变人们的消费态度，促使亲环境或亲社会行为的形成。当消费者逐渐意识到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问题的严重性并亲身感受到这些危害时，他们的消费态度和消费行为倾向也会随之改变。例如，“碳足迹”的计算就是一种具体有效的方式，消费者可以清楚地了解到使用100度电等于排放大约78．5千克二氧化碳;驾车消耗100升汽油大约排放了270千克二氧化碳;乘飞机旅行2000公里大约排放了278千克的二氧化碳等，通过确定自己的“碳足迹”来了解“碳排量”，进而约束个人行为以达到减少碳排量的目的。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企业在推进低碳消费行为中有责任寻求更加有效的方式，为消费者提供关于其产品“碳足迹”的更多信息，并帮助产品的购买者接受可持续性更强的消费行为方式。简明易懂的信息能够帮助消费者在购买决策时作出正确的选择。现如今已经有厂商将“碳足迹”数字标注在其产品包装上，“碳足迹”标志会注明该商品在生产、包装、运输和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大致排放量，以此来引导、教育消费者通过购买此类商品减少碳排放量。例如，“联想”正在搜集自己的电脑在制造过程中的相关信息和资料，对“碳足迹”进行计算，进而为“联想”产品贴上一个“碳标签”。

(2)对低碳消费行为进行奖励。如果消费者获得的信息表明他是一名低碳消费者，他将会以一种更加积极的态度来继续他的行为方式。也就是说践行低碳消费行为，不仅有利于消费者获得来自社会、他人和自我的奖励，同时避免来自社会、他人和自我的惩罚;而且，低碳消费行为能够激励消费者形成积极的社会价值观，有利于个人的身心健康发展，最终导致消费者对低碳产品和服务的强烈需求。激励可以是经济的方式，也可以是非经济的方式。消费者对能源节约行为带来的不同收益，如环境收益与经济上的节约赋予不同的权重。研究发现，通常消费者的能源价格意识要比环境或社会责任态度对能源节约行为有更大的影响。所以激励应该让消费者明白，能源节约在可以获得生活舒适性的同时，也能够实现经济上的节省。例如，阶梯水价制度对定额以内的用水实行低价，对超过基本用水量的部分实行超量累进加价。与传统的单一计量水价制度相比，这种计价方式既能保障低收入家庭的水消费需求，又能体现公平负担成本、合理保障收益、提高用水效率的目的。再如，日本在全国实施“环保积分制度”，对购买符合节能标准的空调、冰箱和数字电视机的消费者返还“环保积分”，所获积分则可以兑换消费券。

(3)发挥社会团体的影响力。社会团体通常具有分布广、与社会各阶层接触多、社会公益性强等方面的优势，因此可以借助社会团体的力量加强对消费者进行低碳消费行为的宣传。例如，环保组织的宣传加强了消费者的环保意识，而且这些环保组织每年还可以吸引不少人士主动加入到环保宣传工作中来。参加环境保护组织的消费者可以相互观察组织中其他成员的行为，也更可能表现出亲环境的行为，并且容易实现长期的行为改变。环境保护组织不仅为消费者提供了直接参与保护环境的机会，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可以反馈他们的行为。同时，社会团体因为能够承担政府难以深入的领域和社会层面的宣传工作，进而能帮助政府完成引导并推进低碳消费中的一部分职能，有时还能进行更为专业和客观的评价工作。例如，总部设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国际绿色和平组织由分布在30个国家的43个分会组成，在世界环境保护方面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包括:禁止输出有毒物质到发展中国家;阻止商业性捕鲸;50年内禁止在南极洲开采矿物;禁止向海洋倾倒放射性物质、工业废物和废弃的采油设备;停止使用大型拖网捕鱼;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等。

4结语

环保消费论文范文第6篇

一般来说,生态环保型商品的价格要高于普通同类商品的价格。那么,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消费者是否愿意花费更高的价格去购买生态环保型商品,愿意支付的水平有多高,这些可能最终影响到消费者对生态环保型商品的购买行为。

一、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运用相关方法对支付意愿进行了估计,并对影响支付意愿的相关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Buzbyetal•[1]通过研究发现消费者对安全食品的支付意愿与消费者的年龄、收入和态度密切相关。Boc-caletti和Nardella[2]对意大利的消费者的研究表明,消费者的收入水平及其对农药所带来的风险的认知水平越高,其对有机蔬菜的支付意愿就越高,但是教育水平跟支付意愿成反比,该研究认为这是由于教育水平高的消费者对常规产品的安全性了解比较多的缘故。Loureiroetal•[3]通过对贴有生态标识的苹果的支付意愿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消费者只愿意支付一个很小的溢价。Umberger[4]在确定了美国消费者偏好国产牛肉的基础上,进一步获得了消费者对具有国产标识牛肉的支付意愿。国内学者侯守礼等[5]研究了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支付意愿;梁勇等[6]对银川市居民为改善水环境的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作了初步分析。但国内大多数研究在主要是运用Pobit或Logit等回归分析方法来对消费者的支付意愿进行研究,很少考虑到消费者个体特征间的差异对支付意愿水平的影响。本文以哈尔滨市居民为研究对象,通过发放调查问卷的方式,获得城市居民生态消费的相关资料,研究城市居民生态消费的支付意愿水平,并运用交叉分析和差异分析的方法对此进行分析。

二、研究设计与样本情况

(一)研究设计

1•调研方法本研究采用方便样本取样法,对样本的调查主要采用面对面的问卷式调查。样本单位为单个消费者,样本选自哈尔滨市香坊区、南岗区、道理区和道外区的消费者,调查地点选择在百货商店、超市、建材市场、居民小区等。2•数据来源本研究的基础数据来源于实地问卷调查,调查时间为2008年6月。共发放调查问卷300份,收回问卷292份,获得有效问卷289份,有效问卷回收率96•3%。

(二)样本情况

样本的统计结果表明,从年龄、收入等人口学特征看,调查范围比较广泛。样本的基本特征如表1所示。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男性为135人,女性为154人,男女比例接近1∶1;年龄主要是在45岁以下(占86•8%),其中29岁以下的消费者的人数为161人(占55•7%);家庭人均月收入以3000元以下居多(占73•3%);文化程度相对较高(大学及以上学历占56•7%),这也基本代表了哈尔滨市居民的总体特征。

三、数据分析结果

(一)消费者支付意愿的描述性分析

1•消费者对生态环保型商品的认知

从调查结果来看,对生态环保型商品有点了解的消费者占57•4%(如表2所示)。对生态环保型商品不了解的消费者占24•2%,二项合计81•66%,可以看出哈尔滨是居民对生态环保型商品的了解水平还是很低的,而真正完全了解的人只有2•4%。可见,当前居民生态环保型商品认识水平是影响消费者购买生态环保型商品的主要因素之一。这说明提高居民的生态环保型商品认识水平的重要性。

2•消费者对生态环保型商品质量的认同

一般说来,生态环保型商品的生产条件要求更为严格,生产技术更为规范,因而其质量比一般商品更高。调查结果显示,对生态环保型商品的质量表示信任的消费者有202人,占被调查总数的69•9%,这说明大多数消费者对生态环保型商品的质量是认可的。

3•消费者对生态环保型商品的支付意愿

生态环保型商品分为2类,一类是仅有利于环境而对消费者自身安全和健康无影响的生态环保型商品,称第一类生态环保型商品,如由拥有减排处理技术的造纸厂生产的纸张;另一类是既有利于环境又有利于消费者自身安全和健康的生态环保型商品,称第二类生态环保型商品,如有机食品。调查结果显示,对于第一类环保型产品,消费者愿意支付比一般商品更高价格的消费者占45%,而对第二类环保型产品,愿意支付比一般商品更高价格的消费者占78•9%。相对于普通商品,对第一类环保型产品,3•8%的消费者愿意多支付1%~10%的比例,18•4%的消费者愿意多支付10%~30%的比例,10•7%的消费者愿意多支付30%~50%的比例,12•1%的消费者愿意多支付50%以上的比例。对第二类环保型产品,6•9%的消费者愿意多支付1%~10%的比例,6•3%的消费者愿意多支付10%~30%的比例,36•7%的消费者愿意多支付30%~50%的比例,9•0%的消费者愿意多支付50%以上的比例(如表4所示)。从整体上来看,哈尔滨市居民对生态环保型商品的支付意愿水平多集中在10%~50%之间,消费者对第二类生态环保型商品的支付意愿水平明显要高于第一类生态环保型商品。

(二)消费者对生态环保型商品的认知程度与支付意愿的交叉分析

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把消费者对生态环保型商品的认知程度进行量化,0表示消费者对生态环保型商品“不了解”,1表示“一般了解”,2表示“比较了解”,3表示“非常了解”。对于第一类生态环保型商品,认知程度为0的消费者共有70人,其中不愿意支付的人有51人,占72•9%;当认知程度为1时,总计有166人,不愿意支付的人数为89人,占53•6%;当认知程度为2时,总计有46人,不愿意支付的人数为19人,占41•3%;认知程度为3时,总计有7人,没有不愿意支付的消费者(如表5所示)。交叉分析的结果表明,随着消费者认知程度的提高,不愿意支付的消费者的比例在不断的减少。对于第二类生态环保型商品,认知程度为0的消费者总计为70人,其中不愿意支付的人有30人,占42•9%;当认知程度为1时,总计有166人,不愿意支付的人数为30占18•1%;当认知程度为2时,总计有46人,不愿意支付的人数为1人,占2•2%;认知程度为3时,总计有7人,没有不愿意支付的消费者(如表6所示)。交叉分析的结果表明,随着消费者认知程度的提高,不愿意支付的消费者的比例在不断的减少。

(三)消费者个体因素与支付意愿水平的差异分析

1•性别对居民支付水平影响的差异分析

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见表7),居民生态消费的支付意愿水平在性别上没有显著性差异,其t检验的显著性水平(Sig•)均大于0•05。#p#分页标题#e#

2•年龄对居民支付水平影响的差异分析

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见表7),不同年龄段居民对生态消费的支付意愿水平普遍具有显著差异,即年龄对居民生态消费支付意愿水平的F值的显著性概率(Sig•)均不超过0•05。进行各变量均值的两两比较(posthocmultiplecomparison),可以看出45~59岁的消费者的支付意愿水平与30~44岁的消费者存在显著差别(Sig•=0•002<0•01),与29岁以下的消费者的支付意愿水平之间也存在明显差别(Sig•=0•023<0•05)。45~59岁的消费者较之30~44岁和29岁以下的消费者的支付意愿的均值水平要低,可以看出,以45岁为界,45岁以上的居民,较之45岁以下的消费者,对生态消费支付意愿水平偏低,其原因可能在于其对生态消费了解相对较少,没有了解生态消费的重要性,或者是其思想的局限性等。而相比于30~44的消费者,29岁以下的消费者的支付意愿水平相对低一些,其原因可能是29岁以下的消费者的经济能力相对差一些,有的甚至还没有达到经济上的完全独立,因此相对低一些。

3•文化程度对居民支付水平影响的差异分析

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不同文化程度的居民对生态消费支付意愿水平有着明显的差异。文化程度对居民生态消费支付意愿水平的F值为20•827,其的显著性概率Sig•=0•000(0•001。进行各变量均值的两两比较,结果表明,文化程度为大专及以上的消费者的支付意愿水平明显高与其以下的的消费者的支付水平。当消费者接受更高程度的教育后,其对环境问题,生态消费问题,甚至是关于生态消费的理解和自觉进行生态消费的行为会有所提高,因此其支付水平相对来说也比较高。

4•家庭收入对居民支付水平影响的差异分析

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消费者收入水平对生态消费支付意愿水平有着明显的差异,其F值为37•778,显著性概率Sig•=0•000(0•001。进行各变量均值的两两比较,结果表明,以家庭月收入3000~5000元为基准,家庭月收入低于3000元的消费者的支付意愿水平明显要低,而家庭月收入高于5000元的消费者的支付意愿相对来说也比较高。一个明显的结论是,当人们的收入水平提高以后,其对消费质量和消费过程的要求也会随之提高,同时对自身的健康等更为重视,那么其对生态消费的支付水平也会随之提高。四、结论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城市居民生态消费的支付意愿和意愿支付水平都不是很高。45%的被调查者对第一类生态环保型商品有支付意愿;78•9%的被调查者对第二类生态环保型商品有支付意愿。被调查者对两类生态环保型商品愿意比同类一般商品多支付的价格水平集中在10%~50%水平。(2)城市居民对生态环保型商品的认知程度不是很高,还缺乏一定的生态消费知识。消费者对生态环保型商品的支付意愿水平与其对生态环保型商品认知程度成正相关关系,随着认知程度的提高支付意愿水平也明显提高。(3)年龄、文化程度和收入水平对居民生态消费支付水平有显著差异。

作者：朱洪革佟立志单位：东北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一、文献综述

二、研究设计与样本情况

(一)研究设计

(二)样本情况

三、数据分析结果

(一)消费者支付意愿的描述性分析

1•消费者对生态环保型商品的认知

2•消费者对生态环保型商品质量的认同#p#分页标题#e#

3•消费者对生态环保型商品的支付意愿

(二)消费者对生态环保型商品的认知程度与支付意愿的交叉分析

(三)消费者个体因素与支付意愿水平的差异分析

1•性别对居民支付水平影响的差异分析

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见表7),居民生态消费的支付意愿水平在性别上没有显著性差异,其t检验的显著性水平(Sig•)均大于0•05。

2•年龄对居民支付水平影响的差异分析

3•文化程度对居民支付水平影响的差异分析

环保消费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生态文明

【作者简介】余维祥，黄冈师范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湖北黄冈438000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3）07-0010-04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面对西方工业化带来的环境和生态等现实问题，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与自然关系原理中找到解决生态问题良方而兴起的一股社会思潮。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提出的生态危机理论、异化消费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理论，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都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

“生态学”一词是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于1869年定义的一个概念：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体与其周围环境（包括生物环境和非生物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长期以来，在西方世界一直存在着的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中是否具有生态学意蕴甚至是反生态的争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威廉·莱易斯、本·阿格尔、高兹、奥康纳、福斯特等理论家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解读后发现。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中非但没有反生态内容，反而蕴涵着极为丰富的生态学思想，并且对于解决资本主义世界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完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重构的基础上，形成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

（一）生态危机已成为资本主义世界难以治愈的顽疾。成为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关注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学者最早可以追溯到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马尔库塞。他指出：“（空气）污染和水污染，噪音、工业和商业抢占了迄今为止公众还能涉足的自然区……我们必须反对制度造成的自然污染，如同我们反对精神贫困化一样。”他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危机是由于“技术的资本主义滥用”造成的。莱易斯认为现代科学技术本身并没有错，它只是被资本家用来控制自然的一个工具，而不是导致生态问题的根源。生态危机的深层次根源是控制自然的观念，而最终目标是对人的控制。阿格尔则进一步将生态危机的根源主要归咎于异化的消费观和技术观。因此生态危机将是今后批判资本主义的切入点。阿格尔提出了“异化消费”和“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两个概念。所谓“异化消费”指的是人类用获得商品的办法去补偿其令人厌烦的非创造性的，而且往往是报酬不足的劳动生活。人们把专注于商品消费当作满足需要的唯一源泉，因而这种消费是异化的。“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则指在工业繁荣和物质相对丰裕的时期，本以为可以真正源源不断提供商品的情况发生了危机，而这不管愿意与否，无疑将引起人们对满足方式从根本上重新进行评价。20世纪90年代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强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使得生态环境灾难向全球蔓延，形成了全球性的生态问题。“在此种背景下，詹姆斯·奥康纳博士开始重申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坚持生态马克思主义对解决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理论价值。”奥康纳把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概括为第一类矛盾，而把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性与生产条件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称为第二类矛盾。他认为正是这两类矛盾的相互作用，造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并存的双重危机，而资本积累以及由此造成的全球发展不平衡是双重危机存在的原因，因为资本积累必然带来资源和能源的过度消耗直至衰竭，而“不平衡发展的资本主义对成千上万的人来说已经成为一种灾难”，加重了生态的不平衡。应该说，奥康纳的“双重危机”理论是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极大地丰富和发展。美国著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福斯特在《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中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进行了集中批判。“资本主义经济把追求利润增长作为首要目的，所以要不惜任何代价追求经济增长，包括剥削和牺牲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这种迅猛增长通常意味着迅速消耗能源和材料，同时向环境倾倒越来越多的废物，导致环境急剧恶化。”资本主义经济这种“踏轮磨房的生产方式”严重依赖能源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技术，“一直靠全球环境不断被系统地剥夺其自然财富得以维持。环境被蜕变成了索取资源的水龙头和倾倒废料（经常是有毒废料）的下水道。所以，过去500年的历史实际是一个不可持续发展的历史”。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乃至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是反生态的，全球性生态危机的爆发也是必然的。

（二）异化消费理论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观点。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没有专门论述过消费异化问题，但是马克思提出的“异化劳动”和“商品拜物教”的思想不仅为生态马克思主义“异化消费”理论的形成而且为我们进行消费异化的研究提供了借鉴和依据。

弗洛姆的异化消费理论是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发展。弗洛姆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条件下，人们的消费行为已经与消费品本身的使用价值相异化，“我们获得物品就是为了占有它们，我们满足于无使用价值的占有”。弗洛姆进而指出：“我们的消费方式必然导致我们永不知满足，因为我们不是以真实具体的人来消费真实具体的物。于是，我们产生了愈来愈多的需要，需要更多的东西，更大的消费。”人们消费的目的本来是为了维持生命和促进发展，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在广告等媒体的宣传和琳琅满目商品的诱惑下，消费成为一种时尚。人们不是从使用物品中得到满足，而是从购买商品中获得快乐。“对消费不断增长的需要迫使我们不断地去购买，从而使我们依赖于这种膨胀的消费需求，依赖于那些可以满足我们需要的人和机构。”弗洛姆要告诉人们的是，人本来是消费的主导者，但是由于追逐消费而使人们依赖于消费品，依赖于那些提供消费品的个人和机构，成为被动的消费者。在这种异化消费中，人是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幸福和快乐。

本·阿格尔认为是异化消费直接导致了生态危机。阿格尔指出：“异化消费是指人们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它使需求适应某种商标名称的产品，而不是适应‘纯’产品本身……发达工业社会及其高集约度的市场布局的特征在于：（1）需求与商品之间的关系由于以广告为媒介而变得十分复杂；（2）人们把贯注于消费当作满足需要的唯一源泉。”在阿格尔看来，资本主义社会出现异化消费和过度生产的原因，一是由资本的本性决定的。资本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和维系其统治的合法性，必然会不断地扩大其生产规模，并且通过广告等媒体在全社会大肆宣扬消费主义观念，灌输消费主义生存方式。二是“劳动中缺乏自我表达的自由和意图，就会使人逐渐变得越来越柔弱并依附于消费行为”。这是一种“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这样一来，消费主义之风愈演愈烈，生产规模越来越大，生态灾难在所难免。

（三）物质变换裂缝理论成为对资本主义进行生态批判的利器。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在生产领域具体表现为物质代谢链条的断裂，马克思将其称之为新陈代谢断裂或物质变换裂缝。福斯特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对我们今天思考生态问题的最直接贡献。马克思主义认为。整个自然界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自然界中的各个因素都处于物质交换与循环过程之中，人与自然界中的有机生物、无机物质都应遵循物质代谢规律。参与周而复始的物质转换，以维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一般来说，自然生态系统有其自我修复能力。但这种能力是有限的，当人类的活动超出一定界限时，平衡将会被打破。马克思发现，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城乡之间相互敌对的分裂，使这种新陈代谢中出现了“一个无法弥补的断裂”。“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汇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变换裂缝，不只存在于一国范围，而且具有全球性。他在《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和自然》一书中指出，对马克思来说，社会层面上与城乡对立分工相联系的物质变换裂缝，也是全球层面上物质变换裂缝的一个证据。

二

20世纪中期，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世界进入战后经济恢复时期。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主导着世界经济的走向，它们向发展中国家输出其发展理念、发展模式。广大发展中国家急于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先后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西方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之中，经济增长伴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也由少数国家蔓延到整个世界，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也没有幸免于难。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经济社会进入了大发展时期，经济总量目前已位居世界第二位，与此同时，我们也付出了惨痛的环境代价。尽管我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采取了一系列保护生态环境的措施。然而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仍然十分突出，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仍然难以遏制。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强调，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建设生态文明需要理论的指导。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对于我们正在进行的生态文明建设有着很大的借鉴作用。

（一）正确处理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一般来说，在生产规模较小的情况下，工农业生产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尚处于自然界自我修复的范围之内，生产活动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并不十分突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相对比较和谐。大自然的自我修复能力是有限的，而人类的活动却是无限的。人类在生产力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就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扩大生产规模，自从西方工业化以来，人对自然的影响大大地超过了自然界的承受能力，大自然已无力进行自我修复，生态问题已经成为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在当今世界，无论是已完成了现代化的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尚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生态问题都是绕不开的尖锐问题。究其原因，就是没有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当前也面临着非常大的生态环境压力，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已严重制约着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要在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问题上寻求一个万全之策，实现双赢，生态文明建设不失为一项务实之举。生态文明建设要求我们在全社会树立生态文明观，要让全体社会成员认识到，人和自然不是对立的双方，而应是和谐相处的统一体。人是自然之子，是大自然孕育和哺育了人类，保证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人类要敬畏自然，尊重自然，善待自然。人类在利用自然和开发自然的过程中，既要充分考虑无机世界矿产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又要时时刻刻考虑有机世界生物物种的生存和延续的需要，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相协调。

（二）完善生态补偿制度建设。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制度支撑。生态补偿是通过调节生态环境利用、保护和建设过程中相关方（主体和客体）的利益关系，使生态环境利用、保护和建设行为的外部效应内部化，以保护、改善和可持续利用生态系统服务的一种手段或制度安排。生态补偿理论的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然而生态补偿实践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开始了。1978年国务院批转林业总局《关于在“三北”（东北、华北、西北）风沙危害、水土流失的重点地区建设大型防护林的规划》规定：1978～1985年。在此地区建设533.33万公顷的防护林，以保护生态环境、治理风沙源。20世纪70年代四川青城山森林生态补偿是我国较早的生态补偿实践之一。1996年《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建立并完善有偿使用自然资源和恢复生态环境的经济补偿机制，标志着我国生态补偿制度在全社会推行迄今为止，我国已实行和正在实行的重大生态补偿工程主要包括三北及长江流域等重点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工程、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采取的生态补偿方式主要有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转移支付、专项基金、资源税费、排污收费、排污权交易、水权交易、税收优惠、经济合作政策、国际组织捐赠等。尽管这些生态补偿工程已经产生了巨大的生态效益，但是离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还有一定距离。当前我国生态补偿实践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缺乏全国统一、可持续的生态补偿政策，同时在生态补偿政策的制定过程中缺乏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因此生态补偿政策难以反映利益相关者的诉求。二是政策执行不力。由于缺乏相对独立的政策执行机构，生态补偿政策往往依赖地方政府来执行，地方保护主义是最大的障碍。三是补偿标准过低、补偿方式需要创新。因此，今后要加强生态补偿理论的研究，完善生态补偿政策，加大生态补偿政策的执行力度。使生态补偿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三）提高全民生态保护意识。激发社会成员积极参与。打一场持久的生态环境保护的“人民战争”。生态文明的核心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自然界是客观的、被动的，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起决定作用的是人。由于人类的非理性活动和对大自然的过度开发，才导致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尖锐矛盾，引发了生态危机的发生。因此，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要靠人类的自觉行动。生态环境保护固然需要政府的主导和推动，但是如果离开了民众的参与，其结果是难以想象的。所以要加强生态文化建设，使全体社会成员认识到生态环境恶化的严重性。以及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培育生态保护意识，引导民众积极自觉地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坚持认为异化消费是生态危机的主要根源。异化消费除了生产企业的提倡和诱导之外，消费者对消费品毫无节制的追求无疑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显然，只有社会成员有了生态保护的意识，才能自觉抵制攀比消费、铺张消费、奢华消费、挥霍消费等过度消费，倡导适度消费，养成消费自觉，抑制异化消费的蔓延。

环保消费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绿色消费；绿色产品；环保

2012年“6·5”世界环境日主题是“绿色经济，你参与了吗？中国结合自身状况，将本届环境日的主体定位为“绿色消费，你行动了吗？由此可见。绿色消费既是经济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一种时代潮流。人类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与自然环境的严重对立促使绿色消费的兴起，绿色消费倡导的是节能、环保、健康和可持续的消费。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的消费者对绿色产品的心理偏好普遍高于发展中国家，由于人口众多，资源相对短缺，我国大力发展绿色消费势在必行。

一、绿色消费的涵义

1987年英国出版的“绿色消费者指南”中将绿色消费定义为避免使用六类商品的一种消费，如：危害到消费者和他人健康的商品；在生产使用和丢弃时，造成大量资源消耗的商品等等。1994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可持续消费的政策因素》报告指出，绿色消费是指“提供服务以及相关产品以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提高生活质量，同时使自然资源和有毒材料的使用量减少，使服务或产品的生命周期中所产生的废物和污染物最少，从而不危及后代的需求”。中国消费者协会对绿色消费的定义是：在消费内容上，倡导消费者在消费时选择未被污染或有助于公众健康的绿色食品；在消费过程中，要注重对垃圾的处置，尽量减少环境的污染；在消费观念上，引导人们在追求生活方便、舒适的同时，注重环保，节约资源和能源，实现可持续消费。

虽然目前没有统一的绿色消费的涵义，但是国内外学者或机构对绿色消费的基本认识是相同的，绿色消费不仅包括购买绿色产品或享受绿色服务，也包括对“环境不友好”产品的抵制，及在消费过程中处处体现的节约资源、减少污染的环保意识，涵盖了与绿色消费相关的、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理论和实践。

绿色消费有利于弘扬消费文明，保护生态环境；有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可持续发展；有利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二、我国绿色消费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

（一）我国绿色消费发展现状

我国的绿色消费起步较晚，“九五”期间，国家制定并开始实施《中国跨世纪绿色工程计划》；1999 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等6个部门启动了以开辟绿色通道、培育绿色市场、提倡绿色消费为主要内容的“三绿工程”；“十五”计划也提出“重视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2001年，中国消费者协会适时地将“绿色消费”确定为该年的消费主题，有力地促进了绿色消费观念的普及；国家“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发展目标；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并深刻论述了生态文明建设问题，强调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努力提高全社会生态文明程度。

自2009年12月的丹麦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之后，“气候变化”、“低碳经济”、“低碳生活”等概念已经家喻户晓，人们从低温、干旱、洪水等极端气候现象的频繁发生中的切身感受增强了对绿色消费理念的认识，并一定程度落实到了行动中。国内众多学者致力于发展绿色消费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关于绿色消费理念的清晰认识随消费者的文化程度以及年龄有关，文化程度越高者对绿色消费的内涵更加注重，20-35岁间的年青人对绿色消费认知程度更高。而由于信息不对称，市场上的虚假营销宣传及假冒伪劣产品已经在公众舆论层面造成消费者对绿色消费的认识和行动的障碍。

（二）我国绿色消费发展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绿色消费在政府、企业及消费者层面都存在着一些问题：

从政府层面看，我国政府的引导作用不够，各省市对绿色产业的扶持力度还不大，绿色补贴还没有完全到位，政府也缺乏鼓励绿色消费的相关政策；我国绿色消费的宣传力度还不够，绿色教育形式也比较单一，使很多消费者认识不到绿色消费的重要性；在生产企业和消费者两个层面都缺乏宏观调控，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的积极性都没有充分调动起来；绿色消费税制还不完善等。

在企业层面，绿色产品的研发投入不足，提供的绿色产品较少；绿色产品价格偏高，制约了消费；绿色产品的宣传、营销手段相对落后，不利于消费者选择绿色产品。

从消费者层面看，绿色消费观念还未深入人心；我国消费者收入水平较低，制约了价格偏高的绿色产品的消费需求；消费者的绿色消费行为不成熟，消费仍然比较盲目。

三、发展绿色消费的对策

鉴于我国绿色消费的发展现状和存在的不足，亟需形成一个政府、企业和消费者三位一体的绿色消费促进体系。

（一）政府的作用

1.积极引导绿色消费

政府首先应当将大力扶持绿色产业，增加对绿色产业的投资；鼓励外商直接投资绿色产业；增加对绿色产品生产企业的补贴；完善绿色奖励政策；制定绿色采购政策，引导企业对环境的保护。

其次，政府应该大力宣传绿色消费，大力开展绿色教育。通过多种载体广泛深入的宣传绿色消费，培育消费者的绿色消费观念，积极倡导低碳生活方式，共同建设节约型社会；同时应该在全社会范围内普及绿色教育，推广简约环保的生活方式。

最后，政府要建立和不断完善绿色标志制度。绿色标志又称环境标志，当前发达国家都在制定绿色标志制度，如德国的“蓝色天使标志”、美国的“再生标志”等。我国应积极推行ISO14000绿色标志认证，这既有助于消费者的甄别绿色产品，又有助于我国商品跨越绿色贸易壁垒，增强国际竞争力。

2.加强绿色消费的调控力度，完善绿色消费的法律法规

政府要规范绿色产品市场秩序，采取一系列措施保证市场的健康有序运行。重点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尽快建立健全绿色消费的法律法规，在社会生产的各个环节都形成强制性的法律约束机制，规范政府、企业、居民的绿色消费行为。尤其是要加强对消费者约束，明确消费者在垃圾分类处理、废旧商品回收、高耗能产品消费等方面应当承担的义务，形成绿色消费的责任约束机制。

3.完善绿色消费税制

我国的消费税具有节能环保的绿色功能，但也存在一些不足。需要继续扩大征税范围，优化税率结构，改革计税价格模式和征税环节，适度运用税收优惠，引导社会公众的绿色消费。

（二）企业的责任

1.增加研发投入，大力开发绿色产品

绿色产品是指生产过程及其本身节能、节水、低污染、低毒、可再生、可回收的一类产品。绿色产品是绿色消费的前提。绿色产品的生产企业应该加大研发投入的力度，多开发一些节能环保的绿色产品，以更好的满足市场和消费者的需要。

2.逐步降低绿色产品价格

由于绿色产品在原料采购、生产以及废弃物的处理过程中都要考虑环境保护，相应的就增加了研发费用，使其生产成本和价格偏高。由于绿色产品价格偏高，而我国消费者的收入水平总体还不高，使得相当多的消费者只能消费普通产品。想要扩大绿色产品市场，使更多得消费者有能力消费绿色产品，生产厂家应该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尽量的降低绿色产品的价格。

3.完善绿色营销

绿色营销是指企业以环境保护为经营指导思想，以绿色文化为价值观念，以消费者的绿色消费为中心和出发点的营销观念、营销方式和营销策略。绿色产品的生产企业应该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绿色营销观念；设计绿色产品；制定绿色产品的价格；建立稳定的绿色营销渠道；做好绿色营销的促销活动。

（三）消费者的响应

消费者要不断学习绿色产品和绿色消费的相关知识，提高绿色消费意识，主动选择绿色消费，积极参与生态环境的保护；消费者要自觉遵守国家的节能环保方面的法律法规，积极响应号召，在构建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过程中，从自身做起，实现绿色消费。

参考文献：

[1]刘伯雅.我国发展绿色消费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基于绿色消费模型的视角[J].当代经济科学，2009（1）.

[2]李实.低碳经济时代绿色消费观的构建[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0（4）.

[3]朱顺贤，邱成梁.关于完善绿色消费税制的探讨[J].经济纵横，2010（11）.

[4]王渊博.发展绿色消费的现状及对策——以北京市为例[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1（10）.

[5]季剑军.发展我国绿色消费的对策探讨[J].消费经济，2012（3）.

[6]袁志彬.中国绿色消费的主要领域和对策探索[J].消费经济，2012（3）

[7]王硕.绿色消费，你行动了吗？[N].人民政协报，2012-6-7.

本文系陕西省教育厅科研计划项目（项目编号：11JK0102）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环保消费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消费；生态消费；消费模式

生态消费是基于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造成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平衡严重失调等问题的出现而提出的一种全新的生活理念和消费方式，它把人类的消费纳入生态系统之中，接受生态系统对人类消费的约束，使之与生态系统协调统一，是可持续发展思想在消费领域的具体体现，是人类消费模式的根本变革。

一、我国生态消费发展现状

自从1994年在《中国2l世纪议程》中提出：“中国只能根据自己的国情，逐步形成一套低消耗的生产体系和适度消费的生活体系，使人们的生活以一种积极、合理的消费模式步入小康社会。”生态消费模式便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九五”期间，我国制定并实施了《中国跨世纪绿色工程计划》；1999年，我国启动了以提倡绿色消费、培育绿色市场、开辟绿色通道为内容的“三绿工程”；2001年，中国消费者协会将“绿色消费”确定为当年的消费主题。近年来，随着“小排量汽车的全面解禁”、“限塑令”、“家电、汽车以旧换新节能补贴”等一系列政策的颁布实施，节能环保消费的良好氛围正在逐渐形成。然而，由于起步较晚，我国生态消费的发展现状还不容乐观，表现在生态消费意识还未深入人心，公众尚缺乏对生态产品等知识的认知。

二、我国生态消费中存在的问题

生态消费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必然选择。然而，我国生态消费方面存在的问题却十分普遍，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主要的方面：

（一）生态环境状况不容乐观

在传统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下，我国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日趋严重，固体废弃物、汽车尾气、持久性有机物等污染持续增加。虽然我们已经认识到经济粗放式发展的弊端，但经济发展模式并没有根本性的改观，一些地方片面强调经济发展，而忽视对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以环境污染换取暂时的经济增长，实际上是以环境成本换取经济成本。

（二）缺乏一个完善、规范的生态产品市场管理体制

相对于传统消费模式，生态消费需要更多的制度，包括法律、法规、政策等保证政府、企业和个人生态消费行为的实现，而我国目前还存在诸多生态消费的制度约束。首先，虽然我国先后制定了二十多项环境保护行政法规，但由于现存的法规大多数是政策性的，缺乏配套的实施细则，难以进行量刑。再次我国的环境立法相对于一些发达国家还非常落后，比如一些国家早已有了生态税、绿色税、消费税等税收方面的法律，也有了约束消费者行为的垃圾分类、回收之类的法律，而我国目前还没有一套完整的环境税法。

（三）绿色产品市场有效需求不足

绿色产品是指从生产到使用，再到回收处置的整个过程中，都符合特定的环保要求，对生态环境无害，并有利于资源再生和回收的产品。目前，我国市面上的绿色产品存在总体质量不高、绿色标志认证不严、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市场等特点，导致国内绿色产品有效需求不足。这一方面是由绿色产品价格较之传统产品价格高，消费者绿色意识淡薄引起的；另一方面也与专业的绿色产品加工运输途径和销售门店稀缺，绿色产品流通渠道不畅通有关。

（四）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欠佳，生态产品的市场定位错位

传统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只核算GDP的增长，没有核算环境成本和环境损失，甚至把造成生态破坏的乱砍乱伐森林的收入也计入GDP的增长。这种核算体系一方面虚高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比率，另一方面给企业以误导：对经济指标的考核非常严格，但缺乏对环境指标的有效考核。

三、促进生态消费发展的对策建议

针对我国生态消费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促进生态消费模式的形成，主要应采取以下积极措施：

（一）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发展循环经济，首先是要通过加大科技投入力度，把节约能源资源作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主攻方向，大力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大力发展集约化农业和生态农业，加快发展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其次，要以提高质量作为切入点，在全社会倡导节约、文明、适度、合理的消费理念，倡导绿色消费等现代消费方式，提高消费质量；再次，要加快建设节约资源、能源的技术支撑体系，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技术攻关和产业化研究。

（二）倡导新的生态消费理念和消费文化

用生态消费的理念去引导消费行为，理性地实现自身的消费需求，这是生态文明昭示于人类的必然选择。在倡导生态消费理念的过程中，应该注意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1)深入、持久地开展资源节约的宣传，增强公众的资源忧患意识和节约意识。

(2)提高消费者素质，促进现有消费文化的优化。积极运用舆论工具，宣传消费知识，树立生态消费观念和消费意识，以助于引导消费者在物质消费上形成生态消费行为模式。

（三）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加强生态消费品市场法律体系的建设

建立生态消费模式，还需要政府制定完备的法律、法规。把环境成本纳入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决策范围，以法律的手段规范企业和消费者的行为，使企业在生产经营中必须考虑对环境的影响和资源的利用效率，确立新的成本观。即企业在对成本和效益核算时加上环境成本和资源成本，以彻底改变单纯追求GDP增长和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不考虑环境成本和效率的做法。同时，政府要充分运用法律手段，提高排污收费标准，加大企业排污和破坏生态环境的外部不经济的成本。

（四）推行政府生态采购，扶持生态产业发展

要发展生态消费，除大力治理环境污染、保持生态平衡外，还必须大力发展生态产业，形成生态化产业体系。政府应将生态产业列入国家支持产业范围进行政策扶持，增加对生态产业的投资，提高企业的科研与开发能力，并促进生态技术的引进和推广；还可以通过完善环境经济政策和建立审计制度，促使和鼓励企业实施“生态营销”战略，建立严格的生态产品质量认证制度；要建立严格的排污收费、排污许可证核发、排污申报登记、环境保护经济刺激等制度，采取强制执行等手段，迫使企业加强“生态营销”；制定奖励措施，对开发生态产品、综合利用自然资源、投资加强环境保护的企业，给予积极支持和鼓励，并在信贷、税收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

参考文献

[1]刘军.从三重维度深入把握科学发展观[J].理论探索,2007(3).

[2]李贯岐.对生态消费问题的探讨[J].理论学刊,2002(6):69-70.

环保消费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可持续消费绿色消费低碳消费生态（文明）消费

研究背景

可持续消费理论始于可持续发展理论，1980年，世界自然及自然保护联盟（IUCN）提出“可持续发展”概念。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指出，“人类发展的主题是环境与发展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提出，全球环境退化的主要原因是不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方式；为实现可持续发展，使所有人都享有较高的生活质量，各国应当减少和消除不能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并号召所有国家促进减少环境压力和符合人类基本需要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加强了解消费的作用并明确如何形成更可持续的消费方式。

正是基于消费对可持续发展重要作用的认识，理论界和国际机构开始了对可持续消费模式的探讨。继1994年在挪威奥斯陆“可持续消费专题研讨会”之后，中国理论界也开始关注可持续消费问题。最早开始研究可持续消费问题的学者是马驰。1995年，马驰探讨了可持续消费的内容及推动可持续消费的对策，同年他又撰文介绍1995年1月在荷兰举行的可持续家庭消费问题研讨会的主要内容，包括可持续消费基本问题，可持续家庭消费的长期目标，可持续家庭消费的障碍以及对策。除了可持续消费概念以外，在理论研究、媒体和一些正式文件中，还常常看到绿色消费、低碳消费、生态（文明）消费等名词，这些概念与可持续消费具有一定联系，但与可持续消费的内涵和外延又有所区别。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报告指出：“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释放居民消费潜力”。但同时也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正确理解可持续消费是协调扩大消费与建设美丽中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前提，是在消费领域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基础。本文在借鉴国内外可持续消费定义、内涵、外延，以及在辨析绿色消费、低碳消费、生态（文明）消费等相关概念的基础上，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可持续消费边界、定义、内涵和外延。

文献综述

（一）联合国环境署的官方研究

联合国环境署最早提出了可持续消费的定义，并对内涵进行了诠释。1994年1月，在挪威奥斯陆召开的“可持续消费专题研讨会”，首次正式提出“可持续消费”一词。同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内罗毕发表的《可持续消费的政策因素》报告中，将可持续消费定义为“提供服务以及相关的产品以满足人类需求，提高生活质量，同时使自然资源和有毒材料的使用量最少，从而不危及后代的需求”。该定义指出，可持续消费不是介于因贫困引起的消费不足和因富裕引起的过度消费之间的折衷，而是一种新的消费模式，而且适用于全球各国各种收入水平的人们。目前，这个定义已经为多国政府和理论界所接受。根据联合国环境署在1994年于内罗毕发表的报告—《可持续消费的政策因素》中提出了可持续消费的定义，可持续消费的内涵可以概括为5R。即节约能源（Reduce）、环保选购（Re-evaluate）、产品重复使用（Reuse）、垃圾分类和回收再用（Recycle）、救助物种（Rescue）。但是联合国环境署对可持续消费的研究并没有提及可持续消费概念的外延，即可持续消费包含多少种类型，各种类型之间的关系如何，均没有涉及。

（二）学术界对可持续消费的研究

学术界对可持续消费的研究学者主要集中在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大多学者赞同联合国环境署1994年关于可持续消费的定义。目前学术界对可持续概念的研究侧重于可持续消费的涵盖范围、可持续消费的侧重点、可持续消费的种类划分等三个方面。

在可持续消费的涵盖范围上，一般认为可持续消费内容涵盖生产消费与生活消费两个方面，并据此划分出广义和狭义两个概念。如杨家栋、秦兴方（1997）认为，广义的可持续消费包括可持续的自然资源消费、可持续的生产资料消费、可持续的商品消费、可持续的劳务消费、可持续的公共产品消费等五个方面。狭义的可持续消费包括可持续的商品消费、劳务消费和公共产品消费。司金銮（2004）的“三元需要理论”认为，广义的可持续消费包括可持续的自然资源消费、可持续的生产资料消费、可持续的商品消费、可持续的劳务消费四个方面；狭义的可持续消费主要指可持续的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并在一定范围内涉及自然资源消费。但事实上，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具有本质不同，生产消费属于投资范畴，始于消费相对应的概念，将生产消费与生活消费都放在可持续消费的概念中，则混淆了可持续生产与可持续消费的概念。

在可持续消费的侧重点上，一般将可持续消费定义为节制性消费，具有动态性，侧重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公平性。如吕福新（1996）认为，可持续消费就是以持续为目的的“节制型”消费，要注重代际平衡、人和自然的平衡。俞海山（1999）强调可持续消费的本质内涵包括消费的“可持续性”和消费的“发展性”两个方面。在保持人与生态之间平衡、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的同时，要使消费水平不断提高，消费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可持续消费要遵循适度消费原则、公平消费原则、和谐消费原则、不断增加精神消费比例的原则。高志英（2011）认为，保护生态环境是可持续消费的内在规定性。周梅华（2003）进一步把可持续消费原则划分为公平性原则、系统性原则、动态均衡性原则、效率性原则。但他们对可持续消费外延的划分，主要依据消费对象的划分标准，在可持续消费的概念上也没有区分生产性消费和生活性消费，而且把可持续消费的实现机制作为内涵来表述，这样的定义不够全面，也不够准确。

在持续消费的种类上，一般从可持续消费的强弱程度和微观宏观角度进行划分。其中，司金銮（2004）的“三元需要理论”认为，可持续消费可区分为强可持续消费和弱可持续消费。高志英（2011）将可持续消费划分为宏观总体的可持续消费和微观个体的可持续消费。

相关文献回顾及分析

有关社会责任消费概念。此方面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学界对相关概念提法不一，如Crosby等（1980）； Antil（1984）的社会责任消费；Fisk（1973）的“责任消费”；Anderson 等（1972）、Webster（1975）、余晓敏（2005）的社会意识消费、绿色消费；王惠、潘建国（2008）的可持续消费；俞金香（2012）的生态化消费等。基于不同研究视角提出的概念，对本文也有一定的启发。

有关社会责任消费行为的法律义务视角。一些学者从法律、义务视角明确社会责任消费的概念、内涵，传统法律行为理论从作为与不作为区分。刘晓霞（2010）认为消费者责任包括对自己和社会的责任。许进杰（2010）认为个体消费是遵守资源节约，构建适度合理的消费模式，注重环境标志的产品，参与生态环境保护活动，整理、正确投放消费垃圾。

社会责任消费行为的伦理道德视角。一些学者从伦理道德方面研究了消费者社会责任，如作为个体化的行为对自身行为承担内部责任；何静（2006）认为基于信仰等，需要个人承担道德责任；Kantian（2001）认为消费者社会责任行为体现了道德责任；于阳春（2007）指出消费者的道义责任是社会责任的具体体现，推动长远社会利益的实现，聚焦环保责任等。相关研究关注消费主体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包括自然环境维护、道德维护等。

社会责任消费行为的消费者行为学视角。OFisk（1973）提出责任消费是对全社会资源的合理、有效利用。Webb（2005）等从社会营销角度认为最大化积极影响的消费行为为社会责任消费行为，社会责任履行延伸至消费全过程，拓展对社会责任消费行为认知；李双龙（2005）认为消费过程满足个体身心需要时与商品、服务有连带责任；黄姣（2008）认为消费者社会责任是自我责任、社会责任、自然责任的统一；高会萍等（2009）认为社会责任消费行为是个体消费者在消费各环节倾向于保护环境。王晓东（2009）认为消费者以货币投资等形式关注了企业产品，进行责任消费；辛杰（2011）认为消费者责任是购买过程中对社会整体负责任行为。

社会责任消费行为的测量。国外的理论和实践中大多有社会责任消费行为的测量。第一，一般社会性意识研究，Anderson（1972）认为具备一般社会责任的消费者显现社会意识倾向，购买行为会改善环境，早期社会责任消费行为测量主要是一般社会性意识或一般社会责任态度，为以后消费领域研究奠定了基础。第二，生态和环境责任行为研究，Brooker（1976）从无磷洗漆剂角度研究生态意识消费；Belch（1982）从生态、社会、健康、能源维度对社会意识消费做出研究，该时期的研究视角、内容延伸至生态、环境保护的针对性。第三，以社会问题为研究中心的多样性研究，Vitell（1992）从非法行为中获利、被动获利、主动从欺骗行为中获利、无害行为研究道德消费信念，Roberts（1995）研究时选取26个测项，从生态意识消费行为、社会意识消费行为对社会责任消费行为直接测量。Pepper等（2009）从对企业道德声誉、公平贸易、劳动保障权益、企业慈善行为构建了社会责任购买行为量表；Astous（2009）以经济理性、政府依赖性维度对不道德消费行为进行了研究；周冰洋（2012）从法律、环保和道德责任研究了社会责任消费行为。

简评。从国外相关研究来看，个人感知因素对社会责任消费行为具有影响，感知消费者有效性对社会责任消费行为具有正影响；感知个人努力程度对社会责任消费行为具有负影响。国内关于个人感知因素研究大多体现在个人感知因素对绿色消费行为、环境保护行为的影响，而并没有直接相关的实证研究，这也是本文所要弥补相关研究的缺憾，是本研究的意义所在，以更好的揭示消费者个人感知因素对社会责任消费行为的影响机制，提出更好的发展政策。

理论模型与假设分析

（一）构建假设

基于相关文献，综合本文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个人感知因素对资源节约责任消费行为影响，HI：个人感知因素对资源节约责任消费行为有影响，H1-1：感知消费者有效性对资源节约责任消费行为有正向影响，H1-2：感知个人努力程度对资源节约责任消费行为有负向影响。

个人感知因素对环境友好责任消费行为影响，H2：个人感知因素对环境友好责任消费行为有影响，H2-1：感知消费者有效性对环境友好责任消费行为有正向影响，H2-2：感知个人努力程度对环境友好责任消费行为有负向影响。

个人感知因素对监督维权责任消费行为影响，H3：个人感知因素对监督维权责任消费行为有影响，H3-1：感知消费者有效性对监督维权责任消费行为有正向影响，H3-2：感知个人努力程度对监督维权责任消费行为有负向影响。

个人感知因素对利益相关者责任消费行为影响，H4：个人感知因素对利益相关者责任消费行为有影响，H4-1：感知消费者有效性对利益相关者责任消费行为有正向影响，H4-2：感知个人努力程度对利益相关者责任消费行为有负向影响。

个人感知与社会责任消费行为的调节和控制效应，H5：受教育程度对个人感知因素和社会责任消费行为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H6：知识认知对个人感知因素和社会责任消费行为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H7：性别差异导致个人感知因素和社会责任消费行为关系的差异。

（二）模型构建

综合上述相关文献，借鉴了朱英兰（2013）等研究方法，结合本文研究视角和内容，构建如下模型：

Y1=β01+β1 X1+β2 X2 （1）

Y2=β02+β3 X1+β4 X2 （2）

Y3=β03+β5 X1+β6 X2 （3）

Y4=β04+β7 X1+β8 X2 （4）

Y5=β05+β9 X1+β10 X2+β11 X4+β12 X4* X1+β13 X4* X2 （5）

Y6=β06+β14 X1+β15 X2+β16 X5+β17 X5* X1+β18 X5* X2 （6）

其中，β01等为方程系数，β1等为偏回归系数；X1为感知消费者有效性，X2为感知个人努力程度，Y1为资源节约责任消费行为；Y2为环境友好责任消费行为；Y3为监督维权责任消费行为；Y4为利益相关者责任消费行为；X1、X2统称为个人感知因素，Y1、Y2、Y3、Y4为统称为社会责任消费行为，X3为性别，X4为受教育程度，X5为对社会责任消费行为的知识认知、了解程度。

（三）数据来源

本文?用随机抽样调查和便利抽样调查相结合方式，首先确定三大区域，从各区随机选取5省作为调查范围，运用便利抽样调查方选取3个地级市作为问卷调研地。本研究调研对象是一般消费者，地点为大型商场和超市附近的公共休息区。

为了本文研究科学，需要进行数据品质检验，首先进行数据信度检验，用SPSS19.0统计软件对设计变量的Cronbach'sa系数、CITC指数进行计算，验证结果显示，前者的系数值分别为0.765、0.659、0.360、0.665、0.889、0.663，满足信度范围，这六个维度的量表具有可靠性。资源节约责任消费行为、环境友好责任消费行为、感知消费者有效性、感知个人努力程度量表各个测项CITC系数均大于0.321，保留全部测量项。监督维权责任消费行为量表中的SR3项小于0.3，予以删除，其余项均大于0.3，保留；利益相关者责任消费行为量表中的SH4项小于0.3，予以删除，其余项均大于0.3，保留。再进行效度检验，本研究应用KMO和Bartlett’s球形检验分析测量量表的效度，六项的KMO值大于0.6，适合做因子分析。

（四）实证分析

进一步应用SPSS19.0统计分析软件，建立回归模型，验证相关假设，基于数据的庞大性，本文实证的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并没有在文中进行列表显示，只列出根据数据最后实证分析的结果，如表1。

结论与对策

（一）结论

第一，本文实证了感知消费者有效性对资源节约责任消费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感知个人努力度对资源节约责任消费行为不发生作用。如一个消费主体感知消费行为有利于所处环境，对资源再生循环利用具有积极作用，可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有利于节约责任消费行为，消费者一般会遵循正外部性，在一定条件下，个人感知度才发挥作用，而习惯性行为等并未引起成本收益的改变，加之我国传统观文化影响，从形式上外在固化，而内在却成为一种价值观念。

第二，个人感知因素对环境友好责任消费行为集聚影响，伴随着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高水平感知消费者有效性不断促使消费者履行环境友好责任消费行为，有利于自然环境的保持，维护了生态环境，促进了社会的健康发展。感知个人努力程度对环境友好责任消费行为具有负向影响，消费者履行责任消费行为时“经济人”会发挥主导，个人会寻求私利的最大化获得有利的外部效用，与消费者有限理性相符。

第三，感知消费者有效性对监督维权责任消费行为具有积极影响，当消费者意识到履行监督维权责任行为，可以规制企业不正当行为，会充分发挥消费者的监督维权行为，不断提升积极效用，有利于企业的合规经营，但消费者的监督维权责任消费行为受感知个人努力度影响，基于消费者以自身为出发点，目的是获得利益。

第四，个人感知因素有利于利益相关者责任消费行为，表明消费者认识到消费行为主体地位、个体所处环境的迫切性、重要性、个人力量发挥。感知个人努力程度对利益相关者责任消费行为具有消极作用，消费者在消费时具有理性，会衡量自我成本收益，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第五，受教育程度对个人感知因素和社会责任消费行为具有调节作用，消费者的学历越高，对环境友好责任消费行为等具有影响，我国社会责任消费的推行应是从具有高等教育的消费者开始，基于这些人具备信息能力、经济实力等，更容易和积极履行经济社会责任消费行为，进行示范，然后再慢慢普及，带动普通大众接受社会责任消费理念，不断促进社会责任消费行为平民化。

第六，社会责任消费行为的相关知识不普及，因而我国消费者关于社会责任消费行为的知识认知程度深浅不会对个人感知因素和社会责任消费行为发挥调节作用。

第七，性别差异会影响个人感知因素和社会责任消费行为差异，我国传统文化和长期家庭格局的影响，感知个人努力程度的敏感度，女性高于男性；在感知消费者有效性的敏感度方面，男性高于女性。

（二）政策建议

根据上述相关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就企业主体，履行社会责任消费行为方面，要积极降低消费者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增强消费者履行社会责任消费行为支持，构建社会责任履行激励机制。就企业来看，需要根据消费者的需求，对社会责任感知，制定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履行相关的义务和行为，为消费者履行社会责任树立榜样；此外，企业应降低生产成本，合理减低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和处置方面的成本，使消费者获取最大化的收益，强化消费者选择权利，提升企业发展的机会利润，积极展开营销，企业制定社会责任营销策略并建立完善的激励机制，细分消费者市场，将社会责任营销内化，并将社会责任融入为企业长期的发展战略，积极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环保消费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生态文明；消费模式；强可持续消费；弱可持续消费；

中图分类号 F014.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08）04-0114-07

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是我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最快的时期。这一段时期内，经济发展主要沿用了以大量消耗资源和粗放经营为特征的传统发展模式，重发展的速度和数量，轻发展的效益和质量;对自然资源重开发轻保护，工业化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大量排放已经逼近或者超出环境容量，资源的粗放式利用造成存量危机。这种以“高资本投入、高资源消耗、高污染排放、低效率产出”［1］为特征的发展模式不但造成了对生态环境功能的削弱，也直接促成了我国“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2］的严峻局面，成为了制约未来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从现在到21世纪中叶，是中国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经济快速增长的关键历史时期，如果继续坚持这种粗放型的传统发展模式，势必给生态环境带来更大的压力，付出更多的代价。虽然许多工业化国家也曾经历过类似的生态环境问题严重的发展阶段，但我国在快速的经济增长过程中，面临的生态环境约束比任何一个大国在工业化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都更加严峻，即面临着生态环境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和加速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双重压力。

因此，我国目前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方式已走到了尽头，环境不仅要主动去优化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也要主动反哺环境，经济增长必须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必须发生历史性的转型［1］，在发展的道路上摆脱环境污染、能源短缺、人口膨胀、耕地减少等工业化带来的严重后果，创造一种与自然相和谐的文明模式。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党中央高瞻远瞩，在陆续提出发展循环经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等战略选择的基础上，又从科学发展的视角，进一步把建设生态文明确定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目标之一，并提出到2020年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的具体要求。

建设生态文明，是在十二大至十五大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十六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之后，党和政府做出的又一重大战略选择。我国在发展的较低阶段就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目标，并把它作为实现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又一鲜明特色和重大创新。对相关理论和实践模式的研究也因此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十分紧迫而又艰巨的任务。

1 生态文明与消费模式生态化转型

对于生态文明建设而言，消费模式合理化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消费模式是人们消费关系和行为规范的综合体现，是对人们的消费行为进行社会价值判断的理论概括和依据。合理的消费模式，可以刺激社会生产，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满足人们对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而当前，扭曲的消费模式每天都在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破坏着物质消费与精神消费的和谐，已经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巨大障碍之一。由此可见，要建设生态文明，必须转变不合理的消费模式，构建可持续消费模式。中国生态道德促进会会长陈寿朋教授认为，生态文明建设覆盖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四个层面，他强调消费模式的生态化转型是贯穿生态文明建设经济层面和社会生活层面的重要内容。［3］李文华院士则认为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包括改革不合理的管理体制，培育可持续发展的运行机制，使生态文明在宏观上逐步影响和引导决策管理行为和社会风尚；在微观上逐渐引导人们的价值取向、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的转变、塑造新型的生态企业、生态社区、生态景观和生态智人。［4］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课题组对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生态文明建设内容进行了解释：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环境质量的不断改善、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人类自身的提升和演进。虽然前三项内容都是有关生态环境的，第四项内容，人类自身的提升和演进，即人类思想和行为的生态化转型却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关键环节。消费模式生态化转型则是人类自身的提升与演进的重要内容。［5］我国早在1994年就在《中国21世纪议程》第七章《人口、居民消费和社会服务》中强调了消费模式在社会经济持续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可持续消费作为一种科学、文明的消费理念，很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和认同，但惟有在实践操作层面上做到言行一致、身体力行，做到利己与利他的有机统一才能使得生态文明建设真正落到实处、取得实效。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何深刻的影响并约束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行为，使之更加符合人与自然和谐的长远战略要求，是生态文明建设冲破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隔阂的重要突破口，是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尽快破解的难题。本文期望通过对国内外可持续消费研究的系统回顾与评述，对国际上消费模式生态化转型的研究成果与实践经验进行总结，对我国可持续消费的特征、发展阶段以及面临的主要问题进行深入思考，从而明确未来的研究方向和关键问题。希望能为吸引更多的学者投身该领域提供基本的文献研究基础，也为指导我国消费模式生态化转型实践提供理论准备和有益启示。

2 国际可持续消费研究进展

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可持续发展地球峰会上，国际社会第一次承诺要为建立更加可持续的消费模式而努力。从可持续发展的实践历程来看，由“末端治理”到“污染预防” 再到“废物最小化”和“清洁生产”，上个世纪的可持续战略实践主要围绕着生产领域节能、降耗、低毒、零污染等目标展开，主要关注生产方式的转变。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消费的“下游效应”和“反弹效用”问题重新受到重视，国际社会开始逐渐反思“重生产、重技术、轻消费”局限性，而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也纷纷展开了对可持续消费的研究和实践。虽然目前可持续消费的研究只有十五年左右的历史，还远未走向成熟，但已经在可持续消费的内涵与定义、消费者（非）可持续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可持续消费的战略措施等研究内容上取得了一些进展。

2.1 关于可持续消费定义的争论

概念界定是科学研究的必要前提。联合国环境署于1994年首次定义可持续性消费为“提供服务以及相关的产品以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提高生活质量，同时使自然资源和有毒材料的使用量最少，使服务或产品的生命周期中所产生的废物和污染物最少，从而不危及后代的需求。”(UNEP. Element for policies for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Nairobi, Symposium: Sus tainabl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Pattern, 1994, Oslo, Norway.) 表1列举了1994年后权威国际机构对可持续消费十分具有代表性的阐释。

目前国内外的机构和学者就可持续消费应坚持代际公正与代内公正的原则均已取得共识［6］。但在责任归属和实现机制等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首先是对消费者、消费者行为在推动可持续消费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有不同意见。例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将可持续消费战略的重心放在通过可持续生产提供更多高生态效率的产品和服务上，并没有明晰消费者的责任，对消费者行为的规制和调控也不是战略重点。环境与发展国际(IIED)则明确了消费者个人选择是可持续消费必须突破的壁垒。其次是对可持续消费是否可以简单的等同于提高消费效率，或者简单的等同于减少消费量不能达成一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早期的定义一直强调可持续消费不是要限制消费水平的提高，只是以更有效率的方式提供舒适的生活。而很多的非政府组织则主张降低每个人的消费需求，从而降低人类整体消费物质规模。无疑，对这两个问题的清晰解读是明确消费方式转变的战略方向和政策手段无法回避的关键问题。

2.2 区分强可持续消费与弱可持续消费

要回答这两个问题，必须准确地把握“消费”这个核心概念的嬗变。消费理论的诞生与“消费不足”地产生及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用作用密切相关。消费最初的定义即为对物质产品和服务的消耗和使用，用以满足人们的需要和欲望。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消费越来越由现实的、物质性的满足转向一种心理性的满足。消费不再指向具体的、实体性的物的消耗，甚至完全可以抽象成一种符号。“消费”也从一个纯粹的经济学概念变成了一个文化的、社会学的概念。Thorstein Veblen 在《有闲阶级论》（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中提出“奢侈性消费”概念之后，“消费”则演化成为描述社会存在样态的一个中心视角。随着生产力高速发展，宏观经济规模越来越接近甚至超过了生态系统的规模限制，消费作为生态经济大系统的搅动因素使得消费与物的关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重新受到关注。人们消费什么；怎样消费以及这些消费给人类的环境和自然资源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如何消费才能摆脱人类现在面临的困境等问题随之衍生。

正是由于“消费”这个核心概念背后承载了多个维度的涵义，英国环境经济学家David Pear ce在1994年奥斯陆可持续消费研讨会的发言中指出，要对可持续消费做出清晰的定义，首先必须把“消费”与“对于原材料和能源的消费以及环境对废物的消纳能力”加以区分，在消费过程中，能源、环境消纳能力会在多大程度上被耗尽依赖于资源用于生产和消费的比率或强度。这样的区分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在资源能源消耗比率下降的同时，其所传递的效用仍然可以持续满足人类的需求，提高人类整体的福利水平［7］。著名的生态经济学家Herman Daly则用服务、存量、通量三个概念，将消费带来的效用满足与消费过程中环境资源的消耗用服务与通量的概念加以分离。

服务/通量=（服务/存量）×（存量/通量）［8］

根据该公式，如果能够以最小的物质、能量通量实现最优的效用传递，就能够在减少生态环境压力的同时，持续满足人类的各层面的需求，并不断由低层次向高层次演进。

显然，要实现这样的消费不能仅仅依靠消费效率的提高，更不能依赖于激励更多的消费者去购买更多的高生态效率的产品和服务。消费效率的提高意味着单位消费的资源消耗量降低，国际上将这种单纯的效率改进称为“弱可持续消费”［9～11］。然而，消费效率的提高以及表面上的绿色消费偏好仍会助长消费量的反弹，因此仅仅提高消费效率是远远不够的，改变每个消费者的消费模式，降低消费的物质规模才是实现可持续消费充要条件。兼顾效率提高，但以消费模式生态化转型为重心的消费则被称为“强可持续消费” ［1 0～12］。Manoochehri认为，强可持续消费可以分解为两个核心要素：消费模式减物质化（dematerialization）与消费模式的最优化（optimization）。消费模式非物质化的主要目的在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以最小的物质消耗来满足人类提高福利的需要，最优化则旨在实现经济的消费，达到资源合理配置、公平与发展的目的［12］。

这里的“强”与“弱”的区分与强可持续发展和弱可持续发展的区分标准不同。早在20世纪70年代，被称为“可持续发展先知（the true prophe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的英国著名经济学家E.F. Schumacher预见“由现代西方经济主导的经济、科技和政治架构的文明模式”将遭遇种种困境，并用寥寥数语阐明了“物质至上的现代西方经济思想”与人类要实现可持续发展所必须探寻的“适宜生存法”之间的区别。而这些语句可以用来恰如其分的区别可持续消费“强”与“弱”。弱可持续消费本质上仍然视“消费为唯一的目标和所有经济生活的目的”无法突破“将生产要素视为手段，试图以最佳的生产模式使消费最大化”的经济循环，而强可持续性消费则认为“既然消费只是人类福利的一种手段，目的就应当是以最少的消费求得最大限度的福利”，探索强可持续消费可以说是在为如何协调人类的工作与休闲，消费与劳动，求得与自然和谐的人类发展寻找答案［13］。

再思考可持续消费定义中存在的分歧，可以明确的是可持续消费并不能简单的等同于一个在 “现代增长”与“传统停滞”之间进行抉择的问题，消费模式生态化转型的过程应该是寻求以最佳消费模式为核心的生活方式的过程。此外，可持续消费的实现，也不是某个个人、组织或政府单方面能做到的，若要推动非可持续消费模式向“弱可持续消费”，最终向“强可持续消费”演进，需要政府、产业界、社区、非政府组织的共同努力，但更加离不开每个消费者对自身消费方式转型的审慎思考和消费选择的转变。

2.3 可持续消费影响因素研究

为了激发每个消费者积极调整自身非持续的消费行为，首先要弄清楚可持续消费行为背后的驱动因素和作用机制是什么。消费行为的转变较生产方式的转变更为困难。生产行为更具理性，消费行为则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很多非理性因素，影响程度存在差异，作用过程非常复杂。关于可持续消费行为影响因素的多元化分析于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发展起来，90年代以后这股热潮随着深度生态现代化的发展在北欧国家积累了大量的经验研究成果。

例如，Hansen和Schrader［14］、Heiskanen 和Pantzer［15］、Burgess ［16］就分别从消费伦理、进化论以及社会结构等多个角度定性的研究了消费者转变非持续性消费方式的主要障碍因素。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经济指导小组主席Tim Jackson 长期从事可持续消费研究工作，自2000起一直为联合国可持续消费战略制定工作提供理论支持。其大量的文献研究表明消费者个体的消费决策和消费行为受到政府各项经济和法律制度安排的影响和制约，很容易被社会制度和社会规范锁定。因此，政府有责任也有必要改变以往的角色定位，综合运用法律规制、教育引导、财政税收等手段，营造有利于消费者积极转变消费行为的市场环境和社会氛围［17］。

“如果缺乏消费者的响应，强可持续消费将永远是理念和口号”［18］。国外学者借助行为科学的理论和模型以实证方法为基础，对绿色采买（green purchase）,垃圾分类回收(recycling)、资源能源节约（resources conservation）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定量研究，分析了消费者态度的形成和改变，并相应的给出了政策建议。根据Tim Jackson的文献回顾，古典经济学理性消费模型一直是可持续消费行为模型的核心组成部分，随着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学科的快速发展，更多元化的视角使得更精确的判断和预测可持续消费行为成为可能。目前研究显示影响可持续消费行为的要素主要有：（a）环境态度，包括一般环境态度和对特定行为的环境态度［18～20］。（b）价值观［21,22］。香港学者Chan的研究指出，中国的传统文化非常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这种和谐价值观与前述中生态的价值观是一致的［23］。（c）环境敏感度，环境敏感度是导致个体承认环境具有内在价值的情感特质，即对环境的发现、欣赏和同情［24,25］。（d）认知变量。包括:自然环境知识和特定的可持续消费行为的知识［26］。（e）习惯因素［27～29］。（f）情境因素［30］。我国国家环保总局和许多研究机构近些年也组织了一些调查性的研究工作，获得的描述性分析结果显示我国居民对可持续消费态度和行为之间存在着较大差异性。这些研究显示了情境因素，如替代性产品价格过高，厂商浮夸的比较性宣传，绿色产品标识的信誉保障、基础设施的完备程度对行为有重要调节作用。

2.4 国际可持续消费战略实施情况

地球峰会之后的十年中，可持续消费战略和行动一直是国际社会的热点。根据Doris A. Fuc hs和Sylvia Lorek的统计，从1995年到2003年之间国际组织了近20篇关于消费问题的分析报告和倡议。1995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就致力为消费者提供有关产品和劳务的环境信息。随后，该委员会进一步确定了可持续消费指标体系，颁布了方法论的研究成果和操作办法。最终他们的工作使得《联合国消费者保护指导原则》中写入了环境标志、环境教育，对误导性“绿色”广告和推销用语的控制进行管制等内容。1998年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则详细地列举了世界消费的不可持续性表现。2002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和消费者国际（Consumer International，CI）联合的最新研究成果《贯彻可持续消费政策：跟踪进展》强调在发展中国家落实可持续消费地方政策的紧迫性，并提供了制定可持续消费行为推进战略的范本。而在欧洲，可持续消费已经成为了各国政府工作的优先领域，微观消费主体消费方式的转变是各个相关项目和政策的重要目标。由于有强制性的法律法规予以保障，注重可持续消费目标与其他宏观政策目标的协调；加之政府重视微观政策的配套与落实，欧洲的可持续消费战略取得了很多实质性的进展［31］。

2002年Ashok Khosla，2003年Jeffrey Barber和Jacquie Burgess，2005年Doris A. Fuchs 和Sylvia Lorek分别对全球可持续消费战略实施情况进行评估，结果显示虽然各国政府已经意识到需要转变不可持续的消费模式，但是可持续消费战略的实施效果却远远低于预期［11,27,33］。地球峰会之后的十年来，全球消费量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持续上升，能源和自然资源的消费更是首当其冲。目前，政府间组织与非政府组织仍然是可持续消费治理（governance）的主体，只有少数国家的政府(主要是北欧国家以及西欧的德国等)积极采取措施，主动推进消费方式的转变，大多数国家都对强可持续消费的推进持冷漠态度，消费者并不愿意改变自身的消费行为。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改变消费模式遭遇如此困境？

Ashok Khosla［32］、John Manoochehri［12］、Barber［33］、Burg ess［16］、 Fuchs和Lorek［11］对产生这种困境的原因进行了分析。首先，由于可持续消费与主流的公共政策，如追求长期的经济增长，能源利用的挥霍浪费，无节制的物质财富积累等方面似乎存在冲突，加上消费的个人化、分散化特点，使得可持续消费很容易被理解为限制经济发展，限制财富积累及限制消费者自由选择权。因而无法吸引政府的政治热情并获得消费者认同。其次，正是由于缺乏政治认同，消费行为生态化在多数国家仍然缺乏独立的决策空间。与生产方式的绿色化、生态化进程相比，决策部门不愿从战略层次上综合考虑消费模式转变的整体战略方案，偏好选择局部、单一的调节手段，或过多依赖于以提高生态效率为主要目标的“弱可持续消费”的手段。再次，目前可持续消费战略仍然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支撑。由于对持续消费行为尚没有形成综合社会学、心理学、行为科学、生态学的整体研究视角，因此无法为复杂的消费问题提供系统的理论分析和政策建议。

Tim Jackson则认为，目前可持续消费的困境反应了以技术革新为主导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对于社会制度环境以及在该社会制度环境下人类选择纬度的关注不足。由于对非持续消费行为形成原因和转变机制缺乏足够的重视和广泛深入的了解，政策制定者更加倾向于以生产领域策略、技术手段来提高资源生产力。同时，如果将矛头直接指向消费物质规模，则等于要面对每个消费者如何改变自身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这个棘手问题，这就使得政策制定者每每涉及控制消费规模的问题便绕路而行［12］。

3 我国生态文明发展中消费模式生态化转型面临的主要问题

本文在对可持续消费研究进展和遭遇的困境进行文献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结合生态文明建设的需求，识别了我国目前消费模式生态化转型面临的主要问题：

第一，消费模式转型的重心仍为“弱可持续消费”。我国消费模式生态化转型主要以绿色消费为核心内容，目前一方面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战略的重要性逐渐提升，另一方面则是消费主义在我国大肆蔓延，两个矛盾最后调和的结果是理论内涵比较丰富的绿色消费在实践中片面和畸形的发展为“消费绿色”，甚至是“绿色浪费”。随着产业生态化进程和清洁技术的发展，绿色消费内容正在向消费更多的高生态效率的产品和服务转化，与国际上只注重消费效率，不注重消费规模的弱可持续消费如出一辙，无法保障生态文明目标的顺利实现。

第二，缺乏对中国消费方式差异化的足够重视。就消费行为和消费方式而言，由于消费主义泛滥造成的过度消费是工业化国家环境恶化的主因，而我国则由于文化、地理、民族和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等原因，客观上存在着显著的区域消费差异，因此，在我国一方面很多生态环境的恶性循环与贫困问题息息相关，另一方面，新兴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消费方式迅速西化，也使得过度消费和高消费对生态环境恶化的影响越来越不可忽视。在这样的形势下，需要展开针对我国消费方式差异化的可持续性消费研究，以及出台符合我国国情的政策方案。在引导城市新兴消费者阶层科学、适度消费的同时，也为我国广大的贫困地区在创造信息完备的消费环境；高效满足贫困人口的基本生存需求；降低每单位消费的资源能源消耗提供政策、技术、资金等多方面的支持。

第三，缺乏完备的法律和政策体系，规制手段单一。目前，以（非）持续消费行为影响因素研究为依据，国际上促进可持续消费的手段主要有三类：①建立限制和规范生产者、消费者等相关方行为的政策、法规；②制定激励性的经济政策；③教育手段、媒体环境信息公开以及非政府组织的道德与行为示范。相比较之下，我国规制手段则比较单一，主要以政府行政命令来规范生产者、消费者行为。目前虽然初步形成了以产品环境标志制度、消费者社会义务法律制度、消费税收法律制度和政府绿色采购法律制度等互为补充的法律制度框架和雏形。但消费者社会义务方面的法律制度缺位；消费税收难以起到显著激励可持续消费行为的作用。最重要的是，已出台的政令措施缺乏与其他环境保护政策的配合联系，缺乏与社会经济发展宏观形势的有机结合。

第四，缺乏系统的、多维度的研究支撑。实践工作推进缓慢与理论研究支撑不足直接相关。总体上来看，目前国内大多数研究侧重论述消费模式转型的必要性和总体特征，更多的是一种价值层面的倡导，描述内涵的居多，而对战略目标、指标体系和具体实现机制的研究相对不足，消费模式转型对生态文明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潜在贡献的衡量仍然是空白。从研究视角来看，目前很多伦理学、社会学、行为学背景的学者已经开始关注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总的来说这些研究虽然从多个角度提出了富有启发性的政策启示，但是由于这些因素的提出都是基于某一特定学科或研究视角，很难利用这种分析来对消费模式变革的驱动力量和作用机制进行系统分析和预测，而且这些研究的中国化、本土化不够，特别是对中国城乡消费者强可持续消费行为驱动因素和形成机理的差别化与协调一致性研究基本上是空白。

4 对未来研究的期待与展望

综合以上分析，为了切实推动消费模式的生态化转型，保证生态文明目标的实现，需要尽快在以下几个研究方向上取得突破：

(1)充实消费模式生态化转型的理论体系和概念框架。加强对国内外与消费模式生态化变革相关理论的文献分析以及对中国可持续消费问题的调查研究，综合运用行为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与环境经济学等相关理论，对中国生态文明的消费观、消费模式、消费行为（强可持续消费行为）进行深入的剖析和探索，从而对符合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的消费模式做出准确阐释。

(2)尽快针对中国可持续消费行为影响因素及作用路径展开综合分析。尽快对我国城乡居民消费行为的内容、原则、特征以及形成机理进行综合分析，探索兼顾意识、价值观、知识结构等内在因素以及政策规范、货币激励、制度和法律因素、公共政策支持、社会规范等外在因素交互作用的可持续消费行为分析方法和测量工具。

(3)重视消费模式生态化转型的跨时段、跨区域比较研究。要充分利用国家机构以往权威分析结果和国际上学者的经验研究成果，对目前研究得到的基本情况进行多国家、地区和多时段的比较分析。在考虑行为、意识演进的过程性和区域差异性的基础上，重点就差异原因进行分析和分解，从而为提出适合我国区域差异性的消费方式生态化转型战略和政策体系提供理论支持。

(4)开展消费模式生态化转型政策体系研究和实践模式总结。结合区域生态、资源、环境特征和我国生态文明发展战略的总体目标与分阶段目标，选取特征区域，针对消费方式生态转型政策体系与社会经济发展模式调整、经济结构调整等政策的协调性开展实证研究。并以此为基础，尽快明确我国消费方式生态化转型的总体思路、基本原则、阶段性目标、阶段性的政策支持方案。注重对多样化的实现机制和模型进行总结，从文化、价值观、制度、政策、组织形式创新等多角度分析经验、问题及对策。

(5)农村消费模式生态化转型政策机制和途径研究。农村居民消费方式的生态化转型是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生态文明的促成因素。有必要着重探讨我国农村地区的可持续性消费方式、微观上重点分析农民消费结构及不可持续消费的表现特征，宏观上主要关注农村消费对生态文明的双重作用以及消费方式转型与新农村建设、城乡统筹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期为提出拉动消费与可持续消费并重的农村消费模式生态化转型战略提供科学依据。[JY,2](编辑：于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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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消费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经营者消费者安全权安全义务消费环境警示

2004年，年仅2岁零8个月的小奕玮从杭州银泰百货商场7楼的自动扶梯缝隙中摔到了地下室。这一天，小奕玮的妈妈带着他正在为他选购一些“六一”儿童节的礼物。至5月26日下午，小奕玮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在5月24日时，杭州市市长公开电话受理中心召集杭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质量技术监督局、贸易局以及银泰百货所在地政府部门，召开了一个事故调查和协调会后，得出的结论是：“坠楼事件”不属于安全生产责任事故，银泰的自动扶梯没有质量问题，扶梯间的缝隙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因此也不属于质量事故。就银泰“坠楼事件”而言，相关的处理依据是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制定的《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监督检验规程》、《特种设备事故处理办法》，经过检查，银泰使用的自动扶梯没有任何质量问题。《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监督检验规程》只要求自动扶梯上下通道之间的缝隙超过12公分，并没有规定要小于多少，同时扶梯上要有宽度超过8公分的警示标志。银泰的扶梯缝隙为23公分，超过了规定的12公分，符合标准，警示标志也符合要求，因此没有依据对银泰“坠楼事件”进行处理。

这个事件引发了人们对消费环境安全的大讨论。安全是人的一种最基本的心理需要，获得安全保障是人们的一项最基本权利。对消费者而言，只有在其生命健康和财产不受危害的情况下，才能顺利地进行消费活动。

经营者消费环境安全义务的法律依据

根据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八条第一款明确规定了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经营者应当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与此相对应的是第七条所赋予的消费者在生活消费活动中的安全权，即“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有人身、财产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从立法本意来看，经营者的安全义务和消费者的安全权仅涉及交易对象本身，即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安全问题。但随着法治进程的深入，公民法律意识的增强，以及轰轰烈烈的消费维权运动，经营者的安全义务的范围，也开始出现扩张化的趋势，其突出的表现是义务的内容和范围，从商品、服务自身的安全逐渐扩展到消费环境对消费者人身、财产的安全保障问题。中国消费者协会更是在2003年时将“营造放心消费环境”列为年主题。

所谓经营者的消费环境安全义务，是指经营者在其经营场所内对消费者的人身、财产安全依法承担的安全保障义务。这一义务除了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有所规定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一款也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即“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

除此之外，在其他的一些法律、行政法规以及行政规章中也早已有了一些有关这方面的规定。比如《劳动法》、《航空法》、《铁路法》、《道路交通安全法》、《旅馆业治安管理办法》、《娱乐场所管理条例》、《公共娱乐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等等。这些规范性文件中的相关规定可以视作安全保障义务的具体化。

经营者消费环境安全义务的法律性质

尽管我国目前还没有安全保障义务的一般性规定，理论界对消费环境安全义务的法律性质众说纷纭，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两种：

一种观点认为，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安全的消费环境，是由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要求的商品和服务这一直接义务所派生的附随义务。并认为这一义务的法理依据，是契约法上的诚实信用原则及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的“附随义务”理论。

另一种观点认为，经营者的消费环境安全义务是法定义务、基础义务为原则，附随义务为例外，经营者对经营场所提供安全保障的法定义务，是法律对经营者的基本要求，是对经营者的最低要求。

笔者倾向于第二种观点。在界定消费环境安全义务的法律性质之前，必须明确何谓附随义务。但目前，由于各国立法中对附随义务的概念并无明文界定，因此理论界对其表述不一致。如史尚宽先生认为，附随义务是依诚信原则，债务人于契约及法律所定内容以外，尚负有的义务。王泽鉴先生认为，附随义务是债之关系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基于诚实信用原则，依其情事，尚会发生各种义务。……盖此类义务，并非如给付义务之自始确定，而系随着债之关系的发展，于个别情况要求当事人之一方有所作为或不作为，以维护相对人之利益，于任何债之关系（尤其是契约）均可发生，固不受特定债之关系类型之限制也。另外，其他的学者也对附随义务作出了各种各样不同的解释，但达成的基本共识是：附随义务是在法律无明文规定，当事人无明确约定的情况下，为了确保合同目的的实现并维护对方当事人的利益――主要是人身和财产利益，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依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所承担的作为或不作为的义务。因此，附随义务不是法定义务，也不是约定义务。但是，经营者的消费环境安全义务却是一种法定义务。其法律依据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七条、第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来看，经营者的消费环境安全义务尽管未在法条中明确体现出来，但随着消费者的维权运动的进一步深入，消费环境的安全权是消费者的一项基本权利，而消费环境的安全义务同时亦是经营者的一项主要义务，这已经是个不争的事实。而2003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出台，确立了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更进一步地确定了消费环境的安全义务是一项法定义务。

消费环境安全义务的内容

消费环境安全义务的基本要求是，经营者的经营场地、服务设施、店堂装潢、商品陈列等应当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有危险性因素的项目或者地方应当设置警示标志。但是，另一方面，即使法律从维护社会诚信和公平的角度出发对经营者一方设立了这样的义务，这种义务亦应有一定的限度。这个限度主要考虑的是经营者的主观预见能力和客观行为能力。如果认为消费者一旦进入经营者的服务场地，所有责任都应当由经营者承担，这样苛求经营者，也是不公平的，会增加经营者的经营成本，而最终又会被“分摊”到消费者身上。再者，经营者毕竟只是经营者而已，不可能要求其建立一支类似武装警察的队伍来保卫其经营场所的安全。因此，笔者认为，消费环境的安全义务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的内容：

经营者的服务场地、服务设施等的安全要求

经营者在对经营场地、服务设施等的设计、施工、布置时，有国家强制标准的，应当符合强制标准的要求；没有国家强制标准的，应当符合行业标准或者达到进行此等经营活动所需达到的安全标准。例如，经营者所使用的建筑物，应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投入使用前必须经过建筑行政主管部门的验收；又如，要求经营者在服务场地内配备必要的消防设备，设置消防安全标志等消防方面的基本要求。同时，要求建筑物、相关配套设施还必须由经营者经常的、勤勉的维护，使它们一直处于良好的运行状态。比如电梯要经常性的维护，确保运转正常；灭火器材要及时换药粉；安全出口不能上锁；安全出口不能被占用、堆放物品，影响疏散通道的畅通；消防栓、灭火器材不能被遮挡、压埋。即要求服务场地的建筑物、相关配套设施在整个运营过程中一直符合安全标准。

不安全因素的警示要求

经营者应当对各种可能出现的伤害和意外情况等作出明显的警示，对于可能出现的危险应当对消费者进行合理和明确的说明，并标明正确的方法及防止危害发生的方法。另外，这里也要求，经营者还必须预先配备充分、有效的事故应急系统，对已经出现或者正在发生的危险，经营者应当进行积极的救助，并采取适当的措施，以使发生的危害可能造成的损失降至最低限度。

上述的两项内容是经营者的消费环境安全义务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当经营者怠于履行其中任何一项内容而使消费者受到损害或使损害扩大时，就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在前述的“坠楼事件”中，虽然银泰的自动扶梯没有质量问题，扶梯间的缝隙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尽管扶梯口也有警示标志，并贴在扶梯侧面的玻璃上，用图解方式说明，图标中一个成年人拉着孩子的手，但没有文字说明，也不够明显，没起到警示的作用。应该说杭州银泰百货商场对“坠楼事件”的发生，没有尽到明显的警示和明确的说明，因此，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

随着消费维权观念的深入人心，消费者的安全权及经营者的安全义务越来越受到重视。在消费者立法中倾向于保护消费者，让经营者承担稍多的义务，以达到实质上的平等。但也应注意到经营者对消费环境的安全义务并不是一种绝对的、无条件的义务，而是应当根据公平、正义的理念对双方的安全权利和义务进行合理的分配，正确界定经营者的消费环境安全义务，以更好地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同时也必然促使经营者增强其责任感，为消费者提供一个安全、舒适的消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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