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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安全论文

海洋安全论文范文第1篇

日本作为一个典型的岛国,海洋在其国家战略中居于特殊地位。受到西方“海洋国家”理论的影响,日本在二战之后逐渐形成其海上安全政策,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核心和基础。在近年来的南海争端问题上,日本依据它的海上安全政策,以日美同盟为基础,以与东盟国家的密切关系为依托,矛头直指中国,充分重视并介入到南海事务当中,同时策应争端。

关键词:日本;海洋国家;海上安全政策;南海争端

中图分类号: D815.9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4)04001105

日本是一个典型的南北狭长的岛国,南北延伸长达2400千米,四周为海洋环绕。它东临太平洋与美国遥遥相望,西隔东海、黄海、朝鲜海峡、日本海,同中国、朝鲜、俄罗斯相邻。日本所处的地理环境,决定了海洋在其国家战略中的特殊地位,海上安全也成为日本维护整个国家安全的核心和基础。

由于地缘政治的关系,日本对环太平洋地区的海洋安全事务极为重视。特别是近年来在日益升温的南海争端中,日本出于多方面的考虑,积极介入其中,大量开展与南海相关的海洋安全实践。关于这方面国内外的学者在近年来的研究中多有阐述,比如新加坡学者蓝平儿《日本与南沙群岛争端:强烈的愿望和局限》(1996)、丹麦学者丽泽洛特・奥德高《南海的威慑与合作》(2001)、美国学者乔舒亚・罗文《美日安全同盟、东盟与南海争端》(2005)、谢尔登・西蒙〖JP2〗《南海的冲突与外交》(2012)、帕特里克・克罗宁等人合作的论文集《从实力出发的合作――美国、中国和南海》(2012)、伊恩・斯托里《日本在东南亚的海事安全利益与南海争端》(2013)、中国学者张瑶华《日本在中国南海问题上扮演的角色》、郭渊《2011年日本南海政策回顾》等。这些研究成果从历史沿革、政治利益和商贸目的等方面多维度地探讨了日本介入南海争端的发展历程和原因。本文认为日本所开展的有关南海的安全实践活动是出于对国家利益的现实考量,但从宏观的战略角度看,日本的南海政策受到其在战后逐渐形成的海上安全政策的指导。因此,本文回顾了日本海上安全政策的形成过程,并考察了在其导向之下,日本南海政策的发展变化。

一、日本海上安全政策的缘起

日本的海上安全政策是以其“海洋国家”意识为基础的。所谓的“海洋国家”通常是指岛国或濒海国家。而从地缘政治学上来看,如一个国家资源贫乏,一旦遭到海上封锁就会马上陷入崩溃,且为了生存,该国迫切追求开放、自由的世界,这样的国家被认为是典型的海洋国家。日本必当归于此列。日本的“海洋国家”意识是在近代才逐步确立的。在明治维新之前,由于受到大陆文化的深刻影响,以及幕府在海防上的锁国政策,当时日本的视野主要投向与自己隔海相望的中国大陆,对浩瀚的海洋没有给予过多的重视。直到幕府时代末期遭遇了黑船事件,日本才深刻意识到了海洋中所潜藏的对国家的巨大威胁。于是在明治维新之后,从地理位置以及安全战略的高度,福泽谕吉、秋山真之、佐藤铁太郎等人主张要树立日本的“海洋国家”意识。[1]所以日本对“海洋国家”身份的认同与海洋安全的思考是相伴而生的。

从理论上看,日本对海洋国家安全的思考直接受到西方海洋论学者思想的深刻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日本海洋安全认识影响最大的学者是美国著名的海权论者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马汉在他的大作《海权论》中谈到:“海权的历史是对国家之间的竞争和相互间的敌意,以及那种频繁的在战争过程中达到顶峰的暴力的一种叙述。”[2]1受到马汉对于海权界定的启示,早期日本的海洋国家论者过多关注的是以海军扩张为依托对制海权的争夺。比如佐藤铁太郎在日俄战争之后撰写的《帝国国防史论》提出日本必须“重视与夺取制海权相关的扩军备战,考量列强的军备状况,以此为标准,全力践行。”[3]在这样的海洋安全认识的指导下,日本走向了海洋扩张争霸的道路,最后在太平洋战争中遭到了迎头痛击。

二战之后,日本学术界掀起对海洋国家安全的再思考。而由海权论者马汉、地缘政治学的创始人麦金德、边缘地带论者斯皮克曼等人所创立的“海洋国家”理论成为这一时期日本海洋派学者研究推崇的对象。西方的海洋国家论者认为在争夺世界霸权的过程中,海洋国家的安全战略必须明确如下三个要点:一是海洋国家面临着位于欧亚大陆心脏地带强国的挑战;二是海洋国家应该结成联盟;三是海洋国家应该在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建立一个战略包围圈。[4]由西方多位学者创立的“海洋国家”理论相比较马汉的海权论来说,在海洋战略方面所兼顾的内容更加系统全面,这无疑对二战之后日本的海洋派学者重新定位其海洋安全理论、制定海上安全政策有着无可替代的指导作用。

二战后日本海洋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已故的京都大学教授高坂正尧深刻反省了太平洋战争的教训并指出,日本作为海洋国家,在战前与美国争夺太平洋的霸权是不明智的。他认为太平洋战争的意义并不只在于美国的民主主义战胜了日本的军国主义,也不仅在于美国惩罚了日本对亚洲的侵略,而在于美国海军打垮了日本海军,显然按照高坂的意思建立海权和以海洋国家为伍才是日本应该吸取的经验。所以他总结说,不理解这一点就不能真正理解现在日本在国际政治中的定位。[5]从高坂正尧的分析可以看出,二战之后日本的海洋派人士从战略的高度强调在建立海权的同时要与海上强国结盟的重要性,一改其近代只注重制海权争夺的认识。这一点对之后日本海上安全政策的确立起到了最为基础的导向作用。

二、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的海上安全政策

以二战后日本学者对以往海洋安全认识的反思为先导,从20世纪60年代起,日本的海上安全政策逐步形成并完善。这一时期日本所面临的新的政治形势是其海洋安全政策产生的重要推动力。战后初期,日本刚刚经历了近代海洋扩张理论与政策的失败,国土安全包括海洋安全几乎完全依赖美国的保护。然而随着美国占领的结束和日本自主地位的提高、经济实力的增强、海外贸易的扩大,日本开始关注海上安全问题,因此逐渐明晰地提出自己的海上安全政策。

1966年,执政的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发表题为《日本的安全与防卫》报告,专门谈到海洋战略问题。1972年,由诸多海上自卫队军官和海洋专家组成的日本海空技术调查会出版了研究专著《海洋国家日本的防卫》,对日本的海上安全问题进行系统全面论述。1980年,日本政府发表《综合安全保障战略》,则使海上安全政策的内涵更加丰富。[6]282从上述三个文件的内容上看,它们直接承袭了西方学者的海洋国家理论的基本内核,并确立了日本在二战之后海上安全政策的基调,其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明确海洋安全的范围。这一点实际上是日本对近代海洋安全政策的反思与纠正。上文曾提到,受到马汉《海权论》部分内容的影响,近代日本的海洋派把海权片面地理解成为“海洋军力”。而事实上马汉在《海权论》当中曾总结一个海洋国家对海权的掌控不仅表现在强大的海洋军力方面,还表现在出于海运、商贸等目的对于畅通无阻的航海通道的保障方面。[2]18-19正因如此,《海洋国家日本的防卫》以太平洋战争为戒,提出“作为海洋国家,如果失去了海军和海上通道,其下场是很明显的。”[7]

除了强调海军实力和航道畅通之外,战后日本的海上安全政策还日益重视海洋科技开发与海洋安全的关系,将海洋资源的利用和海洋环境保护等非传统内容也纳入到海洋安全考察的范围内。比如日本的水产厅、气象厅、科学技术厅、海上保安厅等政府机构积极联合企业,进行海洋资源的调查和研究工作。特别是鉴于能源匮乏的情况,日本努力探索海洋能源的利用,以实现“以海洋能源来保护大海安全”的宗旨。[8]从这一点上来看,战后日本的海上安全政策相比于近代而言,其内容无论从深度上还是从广度上对海洋安全的构想均有突破。

其次,重视与海洋安全相关的结盟或合作。受到海洋国家理论的驱动,日本始终认为自身面临大陆国家的威胁。《日本的安全与防卫》就提到“日本临近大陆,安全容易受到大陆力量的影响”,“只要日本在‘海洋圈’内,即使与大陆为敌也能确保国家安全。”[9]在这样的思维影响下,战后的日本努力构建和推动与海洋国家的结盟与合作。比如《海洋国家日本的防卫》在承认美国制海权有压倒性优势的同时,强调“专属防卫”应与日美安保合作相结合。当然“日美同盟”的形成并不只是出于海洋安全的考虑,但海洋安全无疑是双方同盟关系中最为重要的一环。1951年签署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和1960年签署的《日美新安全保障条约》都提到为了日本以及远东地区的安全,日本充当辅的角色,向美国海、陆、空三军提供相应的设施与基地。1969年,日本首相佐藤荣作访美时强调日本的大国地位,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时称:“作为跨太平洋的两个大国,日美两国通过其合作可有助于本地区的稳定。”尼克松总统在表示同意的同时,希望日本不仅在经济问题上,也在安全上发挥更大的作用。[10]以此为指针,20世纪70年代之后,包括《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制定与历次修订、《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等安全合作文件不仅明确了双方在海洋安全方面合作的内容,而且一改之前日本保障性的辅助角色,逐步加大其与美军的协同合作能力。日本在海洋安全保障方面的军力迅速膨胀。

继1996年日美签订《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之后,日本与澳大利亚于2007年签订了《日澳安全保障联合宣言》,2008年双方又签署了军事防卫合作协定书。这两个重要文件规定了日澳两国在涉及海上安保的活动中舰队支持、情报提供、后勤保障等方面的合作。2013年10月,安倍晋三首相在文莱还分别会见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总理,各自会谈确认了海洋安全合作的方针。因此,以上的事件足见日本对于海上安全同盟的高度重视。

第三,强调海洋安全保障不能采取单一的手段。《综合安全保障战略》强调 “应根据国力变化增强军事防卫能力,综合运用经济、外交等各种手段维护日本的军事、能源、粮食供应等安全。”[6]285在此政策前提下,战后日本的海上安全战略范围不断扩大,其手段也愈加多元。如果日本与美国、澳大利亚之间涉及海上安全的同盟更偏重于军事方面的话,日本与东盟在海上安全保障方面的合作则体现出多种手段并举的特点。

日本与东盟国家的密切合作有着复杂的原因。从内部原因来看,日本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家,它迫切地需要找到地区性的商品和粮食渠道。随着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经济的逐渐繁荣,东南亚成为日本工业产品和投资的重要目的地。此外日本在东南亚的利益主要依赖于通过地区战略要地的海运通道的顺畅――如新加坡、马六甲、望加锡海峡和中国南海等。〖JP2〗据统计至2010年,单是能源就有超过90%以上的海外供应通过东盟所处的海域运往日本列岛。这样海上通道的安全成为日本国家安全最为关注的内容。从外部原因来看,亚太地区的政治军事形势引发日本的“担忧”。比如冷战时代苏联增强远东兵力,及至冷战结束之后,朝鲜的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计划、中国军事实力的增强,都造成日本对周边海域安全的“恐慌”。拉拢东盟势必从边缘包围被日本视为威胁的国家,这是符合它的海上安全政策的。〖JP〗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在稳定日美同盟、强化安全外交的同时,积极与东盟接触,并坚持以经济、外交等多种手段维护多样化的海上安全利益。1976年,福田赳夫首相借东盟成立十周年之机,遍访东盟各国,发表题为《我国的东南亚政策》的演讲,提出积极合作,为实现东南亚的和平和发展做贡献的口号,进一步推进已经启动的日本与东盟之间的政经合作。[11]双方的这种合作关系即使在冷战结束之后也在继续深入。1990年至今,除了三位执政最短的首相外,日本所有的首相都出访过东盟国家,并将与东盟的关系作为亚太外交的重点。以密切的经济联系和频繁的外交为基础,日本加快与东盟在海洋安全方面的合作。1993年日本首相宫泽喜一访问东盟四国,提出了日本对东盟的四项基本政策,其中第一条就是“积极参与包括东盟在内的亚太地区政治、安全对话,建立亚太安全机制。”[12]1997年12月,日本――东盟双边安全对话由部长级提高至定期首脑会议。此后日本与越南、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国开始了定期的军事交流。特别是从2001年开始,东盟部分国家每年四次定期与日本的大型舰船进行共同训练,演练驱逐海盗行动,不断深化双方在海上安全领域的合作。

三、日本海上安全政策与南海争端

日本在环太平洋地区与多国的同盟或合作关系,特别是对东盟的争取涉及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南海争端。众所周知,东盟各国与中国就南海等问题存在着诸多的争议,而南海作为日本海上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得日本虽然对南海没有提出诉求,但却极为关注并介入到南海争端的相关事宜中。

日本对于南海争端的关注和介入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冷战期间,日本海上安全基本遵守的是“专属防卫”原则,安全战略的范围主要在其近海,对南海争端几乎没有关注。即使在冷战结束后的头20年里,日本虽然重视中国南海在其海洋运输安全中的重要地位,但似乎并未有意介入到南海争端中。这种情况反映在日本国家安全环境的评估报告中,即从1996年开始发表的《东亚战略评论》和日本年度防卫白皮书。20世纪90年代,《东亚战略评论》主要分析的是朝鲜、中国对台湾的政策对日本的威胁,以及巩固日美战略纽带。在9・11随后的十年间,《东亚战略评论》和防卫白皮书关注是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和伊拉克、阿富汗的冲突。当然中国逐渐崛起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也是始终被关注的主题。而关于南海争端的问题只在1996-1997年、2002年、2006-2008年的报告中用几笔带过。[13]144

日本在南海争端问题上的态度发生转变是在2010年,当年9月由于问题引发了中日两国的外交危机。当中日关系持续恶化的时候,日本的分析家开始强调要高度重视南海的局势。如日本国防研究所在报告中指出,南海紧张局势的加剧会使中国在南海部署更大的兵力,中国的固执行为将导致部分东盟成员增加防卫预算,并提升其武器装备的现代化程度,以此来适应不断加深的东南亚国家与美国之间的安全合作[14]。这样的形势对于日本是相当有利的,日本可以利用这一机会进一步密切与东盟国家的联系,从而维护日本的海上安全利益。2011年11月,在第十四次东盟――日本峰会上,双方发表了《巴厘宣言》,旨在提升东盟――日本的战略伙伴关系。在该宣言当中东盟与日本共同承诺:“在海事问题上进行更牢固的合作,特别是确保航行自由、航海安全和贸易的不受阻碍,并依据国际海洋法和平解决地区争端。”

《巴厘宣言》透露出两个讯息,其一日本的海上安全战略的实现与东盟国家有着密切关系,其二日本在地区性海洋争端事务中要与东盟彼此呼应。关于这一点无论是日本还是东盟都是直言不讳的。2012年12月,菲律宾外交部长德尔・罗萨里奥发表了富有争议的谈话,欢迎重新武装的日本作为制衡中国的力量。而作为回应,日本表达了支持菲律宾在2013年1月向联合国提交有关领海的法律文件。日本对其东盟伙伴的声援并非表面上如此简单,实际上日本强调在地区性海洋争端中与东盟的合作在很大程度上跟中日之间的争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日本的观察家认为中国在南海和争端中所持的政策或多或少是一致的。2013年日本防卫白皮书提到,中国对于其他诉求者的战略会削弱他们对于所声称的或占领的岛屿的有效控制,而与此同时中国通过海军和其他海上力量的使用将会加强其自身的领海管辖的要求。[13]146所以在中菲的黄岩岛事件之后,日本的防卫大臣曾明确表达了东海与南海争端之间的联系:“日本非常关注此事,此事态将对东海形势产生影响。”

日本对南海争端的介入除了极力鼓动东盟与中国对抗之外,日美之间的传统盟友关系也是它倚重的力量。日本描述美国在亚太地区军事力量的存在对于和平和稳定是不可取代的,并欢迎奥巴马政府“重返”或“再平衡”该地区。介入南海问题美国响应日本的号召主要出于两个原因。其一是对于航海自由的担心。其二是对美国在该地区重要的企业利益的保护。美国前驻亚洲的外交官哈维・菲尔德曼就曾表示,如果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划归中国,南海就变成“中国的湖”。届时任何出入南海的船只都必须得到中国的允许,东南亚地区的航海自由将陷于瘫痪。[15]此外,由于南海蕴藏着丰富的石油矿藏,美国有多家企业在该地区进行投资开采,所以南海争端的加剧势必影响到美国人的经济利益。本着以上的原因,美国对于南海的争端持有以下几个基本的态度:第一,相关国家和平解决该争端,促进地区的和平、繁荣和安全;第二,强烈反对使用威胁或武力达到对于南海的领土要求;第三,对争端各方的观点不持意见;第四,保证该地区的对话渠道,拒绝任何超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海事诉求。[16]作为美国的盟友,日本关于南海争端问题与美国持有几乎一致的意见:没有领土要求,支持和平解决,反对使用武力或胁迫。近年来,美国和日本在南海问题上逐渐达成默契,为了避免在中国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出现“一边倒”的局面,两国加强了对东盟相关国家海洋方面的援助和支持,并展开相应动作。2012年美日两国分别向菲律宾部队和海岸警卫队转让武器装备,二者还向菲同时提供武装和民用海事方面的训练。2013年12月15日,日本与越南会谈磋商达成一致,准备向越南提供巡逻船以加强该国沿海警备力量。而就在第二天,美国国务卿克里访越,宣布美国将向越南提供新的资金援助,并利用新增加的援助款项为越南海警部队购买五艘巡逻快艇。

结合日本对于南海争端的介入的情况来看,日本在二战之后所逐步形成的海上安全政策有三个基本目标:第一,明确来自大陆国家的威胁,在后冷战时代,尤其是在南海问题上,日本的矛头是直指中国的;第二,与掌握海洋主导权的美国结盟,在关键性问题上协调一致,共同遏制所谓的安全威胁;第三,以与东盟的密切外交为基础,形成从日本海至西太平洋的战略包围圈,营造有利于自己的海上安全环境,也牵制自己在东亚地区最强劲的对手中国。从日本介入南海争端的实践可以看出,日本海上安全政策是为其扩大对外政治安全影响服务的,同时也为日本的战略视野扩大到世界范围铺就了道路。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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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s Maritime Security Policy and the Disput of the South China Sea

SUN Xiaoguang,ZHANG Heming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Qufu Normal University, Jining Shandong 273165, China)

海洋安全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 海洋综合管理 体系创新 陆海统筹 集成管理

中图分类号:P711 文献标识码:A

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各国对海洋管理基本概念的理解经历了80多年的实践与理论探索。回顾国内外海洋综合管理实践与理论,我们不得不把目光移到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早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在丰富的海洋管理实践中提出了最初的海洋管理理论。1972年美国颁布了《海岸带管理法》,标志着海洋管理已成为国家实践活动的重要内容。随后各国不断加以丰富,相继提出了海洋管理法规、条例和政策。1993年,《世界海岸大会宣言》指出,沿海国家实F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手段,是对海岸带实施综合管理,也是解决海岸区域的有效对策。

1.中美海洋管理范围、类型与手段比较

在阿姆斯特朗和赖纳合作完成的《美国海洋管理》一书中,海洋管理被看作是将某一海域的海洋资源、海况及人类活动加以统筹考虑的特定空间的管理活动。随着海洋科技尤其是海洋高新技术产业的迅猛发展,人们对海洋开发利用实践活动不断加强,海洋管理的内容有了很大的扩展。如美国对自然区域海洋管理范围的理解,经历了包括自然部分、管理部分、管辖部分三大范围不断深化的过程,其中最基本的是自然部分,即表层水、水体、海床、底土;又如从海洋管理层次与类型对海洋管理的理解不断拓展,将海洋管理明晰为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群岛水域管理等等,以此为依据分别制定了一系列区域性海洋法律制度。

在我国,海洋管理范围有哪些?海洋管理的类型有哪些?海洋管理的手段有哪些?同样困惑着我国海洋实际部门和学术界。尽管我们经过了30多年海洋管理实践与理论的不断探索,并已初步形成自己的海洋管理体系,但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

鹿守本1998年认为,在开发、利用、保护、权益、研究海洋事业等活动所发生的指挥、协调、控制及执行实施总体过程中产生的行政与非行政的一般职能,就是海洋管理。管华诗、王曙光2003年主张,海洋管理是指政府以及海洋开发主体对海洋资源、海洋环境、海洋开发利用活动、海洋权益等进行的调查、决策、计划、组织、协调和控制工作。

与美国相比,我国海洋管理所包括的范围、类型和手段有较大差别。一方面,是由于中美两国历史发展阶段、经济社会基础、政治经济体制等有较大差别,另一方面,主要是海洋技术、海洋管理权限、海洋管理机制等有较大差别。

2.传统与现代海洋管理内容、对象、方法和特征比较

现代海洋管理与传统海洋管理相比较,两者之间有哪些不同内容?目前海洋管理部门和理论界尚无定论,主要反映在海洋管理的具体内容上有不同见解。

传统海洋管理,是指国家海洋行政机构对海洋的管理,是单纯的行政管理。随着时展,人类社会开发利用和保护海洋的程度与规模不断扩大,人们对海洋的依赖日益增加,而且由于海洋生态系统的特殊性、海洋比陆地有更多的不可抗力,决定了海洋管理的复杂性、多样性和系统性。近百年海洋环境日益恶化,生态资源逐步枯竭、海洋灾害发生频率不断增加等现象足以说明,现代海洋管理必须突破传统海洋管理的局限,有更高的要求和标准。

海洋综合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牵涉到各涉海部门的利益调整,不仅需要理论与实践的深化完善,而且急需培养一批熟悉海洋综合管理的人才队伍。海洋综合管理人才队伍是海洋管理的核心,关系到我国海洋强国战略和“一带一路”建设的成败。只有造就一批政治素质高、政策性强、业务知识面宽、具有国际视野、熟悉海洋管理规律、具有战略头脑、开拓进取、善于解决实践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的海洋综合管理人才队伍,才能适应21世纪中国海洋事业迅猛发展的需要,使我国由海洋大国变成海洋强国。

3.我国海洋综合管理体系创新的主要内容

现代海洋管理的实践和理论不断拓展,客观上要求我国海洋综合管理的内容不断拓展和创新。将海洋权益管理、海洋战略管理、海洋资源管理、海洋环境管理、海洋人力资源管理、海洋科技管理、海洋信息管理、海洋安全管理、陆海统筹管理、海洋区域管理、海洋管理组织等,作为创新与完善我国海洋综合管理体系的主要内容。

3.1 海洋权益管理

海洋权的产生与发展,在全球沿海各国和地区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进过程。工业化、全球化以来,海洋权益的内容不断丰富,海洋权益管理不断加强。随着国际海洋法的不断丰富,国际海洋法规和现代海洋权益制度不断完善。中国海洋法制建设水平亟须提高,在国际舞台上发出越来大的声音。在海洋权益的维权管理及海洋权益法制管理方面,沿海各国和地区对海洋维权管理的原则越来越明晰。海洋执法在维护所管辖海域海洋权益,海洋司法在解决国际海事纠纷和海上划界争议等方面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全球在管辖海域外的海洋权益上,尽管存在不少分歧,但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国际公约继续发挥作用。

3.2海洋战略管理

海洋战略及其管理决定了一国和地区海洋管理的顶层设计水平,也决定了海洋管理的基本走向。不同社会环境、政治制度和经济基础等,产生不同类型的海洋战略及其管理模式。海洋战略管理体系,由海洋经济战略、海洋政治战略、海洋军事战略、海洋社会战略、海洋文化战略、海洋科技战略、海洋生态战略、海洋环境保护战略、海洋安全战略等内容构成。我国海洋战略管理必须改变长期存在的重陆地、轻海洋,重近海、轻远洋的传统观念,树立海洋可持续发展战略管理、海洋强国战略管理、陆海统筹战略管理、海洋安全战略管理、“一带一路”战略管理等观念并付诸实施,形成全球视野的海洋战略管理体系。

3.3 海洋资源管理

科学界定海洋资源管理的分类方法,认识海洋资源管理的本质和特性,选择科学合理的开发模式和海洋资源管理制度。

3.4 海洋环境管理

科学界定海洋环境管理的原则和任务,分析海洋环境污染行为。在比较中外海洋环境管理实践活动基础上,加强各级政府在海洋环境保护、海洋环境监测、海洋环保国际合作、海洋自然保护区建设等方面的管理。

3.5 海洋人力资源管理

分析海洋人力资源海洋产业管理。明确海洋产业管理的形式、分类及其演进阶段,加强海洋产业组织管理、产业规模管理的职能、内容、途径,克服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升我国海洋人力资源管理水平。

3.6海洋科技管理

明确海洋科技管理的原则、特性,分析影响海洋科技产业化的因素,完善海洋科技研发与应用、组织管理、应用管理,提出海洋科技产业化管理内容与方式,加速海洋科技产业化。

3.7 海洋信息管理

明确海洋信息管理战略在海洋信息用户培育与管理、海洋信息管理在海洋开发事业中的作用;分析制约我国海洋信息管理的相关因素、问题及解决措施,明确海洋管理信息系统建立的技术基础与实现途径。

3.8海洋安全管理

认识国家海洋权益安全管理的价值,分析我国海洋权益安全和海洋权益安全管理现状,从国家海洋经济安全管理、政治军事安全管理、生态环境安全管理、社会安全管理等角度,完善海洋安全支撑理论、海洋强国目标取向和海洋安全推进策略等。

3.9 陆海统筹管理

明确陆海统筹管理的地位、背景、价值、必然性与相关理论,陆海统筹创建海域经济带的时代背景、全程路线图解、战略价值认定、综合优势支撑用现存难点,制定陆海统筹管理的内容、陆海两域规划衔接、陆海两域资源配置、陆海两域产业结构整合、陆海两域科技研发、陆海两域基础设施建设、陆海两域交通网络完善、陆海两域环境整治、陆海两域金融市场和对外开放体系建设等规划及对策。

3.10 海洋区域管理

提出海洋区域管理的原则、目标、任务,明确海岸带、海岛和海域使用管理的目标、任务、原则、手段,分析世界发达国家及地区的海岸带、海岛和海域使用管理经验对我国的借鉴作用;拓展大陆架以外公海、两极等的外海管理,明确内海与外海管理的目标与任务、外海管理的主要措施,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运用于外海管理。

3.11海洋管理组织

分析海洋管理组织的属性、海洋管理组织结构基础、类型、设计、差异等,认识全球海洋管理冲突,海洋管理组织在国际关系协调中的作用,海洋管理沟通机制和谈判过程和海洋管理组织变革管理。

在回顾我国海洋管理体制改革主要历程,分析我国海洋管理体制创新的难点问题和国际海洋管理体制创新趋势基础上,研究我国现代海洋管理体制创新的目的、原则和模式,提出我国海洋管理体制创新的总体要求、思路和未来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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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安全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普通高校 国防教育 海洋意识教育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3)22-0026-02

海洋意识是人们对海洋与人类社会存在、发展的作用、地位及重要性的总体认识或反映。我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沿海地区占全国13%的土地面积,却养活了全国40%的人口,创造了占全国一半以上的国民生产总值”。一个国家、民族对海洋的开发、利用和对领土、海洋权益的维护,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对海洋价值的认识,而先进的海洋意识离不开广泛而全面的海洋教育。大学生是国家的栋梁、民族的希望,加强大学生海洋意识教育意义重大。

一、在高校国防教育中加强海洋意识教育的重要性

在当今国际社会,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将越来越多地依赖海洋。随着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海洋越来越多地涉及我国的战略利益,牵动着我国的经济命脉,影响着我国的安全和社会稳定。

(一)加强海洋意识教育是树立新时期大海洋防卫观的要求

海洋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理所当然是国防教育的重要内容。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我国海洋安全一直是以海防形式出现的。随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生效,海防所涵盖的范畴大大拓展,目前,我国的海防已经不单是1.8万公里的海岸线,在1.8万公里的海岸线以外,还要维护300万平方公里海洋国土理应享有的海洋权益。大学生是祖国未来国防和经济建设的主力军,高校通过对大学生海洋知识教育,使学生认识海洋,了解海洋,树立“寸海不能相让”的意识及科学的海洋观,为将来保卫祖国海洋安全和投身海洋建设事业打下坚实的思想和知识基础。

(二)加强海洋意识教育是高校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

国防教育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思想教育。爱国主义精神的本质在于对国家利益的深刻关注。近百年来,列强入侵,几乎都是从海上来的。近代海军战略家马汉经研究得出:“所有帝国的兴衰,决定的因素在于是否控制了海洋。”21世纪是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富强,实现伟大复兴的世纪。在这进程中,维护自己的海洋、捍卫领土完整是首先要完成的任务。然而我国目前海洋疆域局势纷繁复杂,部分岛屿被侵占、海域划界争议不断,海洋资源遭到掠夺,渔民生产安全得不到完全保障,已经威胁到我国和领土完整,我们比任何国家都要强调维护我们的海洋权益。在这种情况下 ,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必须加强海洋意识教育,引导他们关注我们的海洋权益,强化保卫祖国海洋领土和权益的责任感。

(三)加强海洋意识教育是快速提高大学生海洋意识的重要措施

当今世界,海洋权益已经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重视,不过在相当多中国大学生的头脑中,还存在着一个误区,即提起国土,仅知道960万平方公里,不知道还有近300万平方公里的“蓝色国土”。上述问题从一个层面揭示了在大学生中开展海洋意识教育的迫切性。海洋意识源自于对海洋的认识,并通过不断进步的海洋实践得以提高和发展。虽然说海洋实践是人类海洋意识形成和发展的基础,但这种客体对主体的影响是非常缓慢的,仅靠海洋实践来推动海洋意识的快速提高是几乎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高校海洋意识教育在推动大学生海洋意识发展中的作用就凸显出来。

二、目前我国高校海洋意识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高校国防教育中的海洋意识教育还未得到教育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在内容设置、时间安排、资金投入、师资力量等方面都无法得到保证。

(一)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对高校海洋意识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

近年来,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对加强海洋意识教育也出台了一些相应的政策。但是,很多情况下,政策还只是文本上的政策,很难落实下去。教育主管部门和各院校,在国防教育中有关海洋知识的内容设置、时间安排、资金投入、师资力量建设等都无法保证。这说明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对海洋意识教育的重视程度还不够。

(二)海洋意识教育理论缺乏、教师人数少,学识水平不高

现阶段,还没有一种能够将大学生的海洋意识彻底地唤醒并凝聚起来的海洋意识教育理论。缺乏理论的指导,教育只能是肤浅的、流于形式的教育。据有关数据显示,我国专门从事海洋意识教育的师资人数非常少,普通高校国防教育教师一般都来自于军队和院校的公共课的师资人员,他们中绝大多数没有经过专门培训,教学质量很难保证。

(三)教育内容不够完整、深入,持续性不强

目前,高校海洋意识教育的内容分散在军事理论教材中的我国周边形势、国防建设等章节中,内容零碎,缺乏联系,不能构成完整的海洋知识体系。教学基本局限在海洋常识介绍,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基本内容、海疆领土争议的复杂性、海洋经济的地位以及海洋对政治、外交、文化等方面影响则介绍得很少。教育内容的持续性不强主要体现在,四年的在校学习期间,通常只修一门军事理论课程,或听几次海洋意识教育的讲座,就算完成了教育。

三、在高校国防教育中加强海洋意识教育的对策

针对中国海洋安全环境面临的严峻挑战和大学生海洋意识淡薄以及高校海洋意识教育现状,我们要正视在海洋意识教育中的不足,寻找改进措施。

(一)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和高等院校高度重视

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高度重视是解决海洋意识教育中存在问题的关键。教育主管部门要充分认识到提高海洋意识的重要性,切实把解决海洋意识教育问题当成迫在眉睫的问题、关系到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问题来抓,在高校开展海洋意识教育工作中予以政策上和行动上的支持。高校应积极创建和完善海洋意识教育的具体实施办法,对教育管理、教育目标、教育的内容形式以及教育保障等方面做出相应的规定。

(二)加强海洋意识教育理论研究工作,提高师资力量

教育离不开理论的支持,深入研究海洋意识教育理论是开展海洋意识教育的基础。开展海洋意识教育理论的研究工作要立足当代海洋意识发展的现状,依托各级科研部门和院校,研究出适应于不同教育对象的教育理论。可以把海洋意识教育理论的研究列入国家和各院校的重要课题,鼓励研究人员参加课题研究。在师资力量建设上,一方面要扩大和完善已有的师资队伍,做到定岗定编,并定期进行师资力量培训,提高师资队伍的综合素质。二是依托一些专业院校和科研单位,采用“请进来”的方法,填补师资力量不足和理论知识上的空缺。三是鼓励教师开展关于海洋问题的专题调研 ,结合专业特点,开展科研活动,提高国防教育的整体水平。

(三)拓展国防教育内容,把海洋意识教育列入军事理论课程中

现阶段,全国各高等院校的国防教育工作已经普遍展开,特别是军事理论课的教学,对高校学生迅速提高国防意识,树立现代新型国防观起到重要的作用。可以借助于军事理论课这个平台,把海洋意识教育纳入军事理论课中去。通过军事理论课内容的改革,提高在校大学生的海洋意识。本人认为,军事理论课教学内容可以做如下的改革:在国防建设篇中增加现代海防观内容;在军事思想篇中,增加西方的海权论思想内容;在战略环境篇中,增设海洋安全对国家安全的影响等内容;在军事高科技篇中,增加海洋科技对现代武器装备发展作用的内容。通过对军事理论课内容的改革,潜移默化地实现对在校大学生海洋意识的培养。

(四)在开展国防教育活动中增加培养海洋意识的内容

要提大学生的海洋意识,仅靠课堂教学是不够的,还必须在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活动中增加培养海洋意识的内容。

高校可以围绕时事热点问题 ,组织海洋教育专题讲座。聘请海洋方面的专家、学者作为兼职教授 ,定期开设高水平的海洋意识教育讲座。鼓励军事理论教师立足于自身的科研 ,开设与海洋意识教育有关的专题讲座。

加大海洋文化宣传力度。通过各种校园媒体,传播海洋知识、海洋信息;举办大学生海洋知识科普展览和竞赛,制作以海洋为题材的影视、动漫作品,深入宣传和普及海洋知识;利用每年的国防日、海洋日、航海日、海军建军纪念日等特殊纪念日进行宣传。

[ 参 考 文 献 ]

[1] 张炜,冯梁.国家海上安全[M].北京:海潮出版社,2008.

[2] 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M].北京:出版社,1998.

海洋安全论文范文第4篇

美国海军学院院长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是蓝水派的代表学者,他认为海权就是对海洋的控制权和使用权,海权与一国的军事、政治、经济、贸易、资源密切相关,是采取全球规模军事行动的必要条件,对于一个国家的实力判定和未来发展至关重要。在其另一部代表作《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中,马汉提出了海权的构成及其影响要素,认为海权的大小取决于地理位置、自然结构、领土范围、人口、民族特点和政府性质共六方面内容。上述内容可以归纳为四个主要方面,验证日本作为海洋国家的地缘特性。    

首先,从地理位置方面来看,日本作为岛国,不存在陆地上的威胁,海洋是其天然的战略屏障以及获取外部资源的重要渠道,因此在地理战略上只需将海上军事力量作为防卫的第一线。日本所面临的外部威胁基本来自于欧亚大陆这一单一方向,这一地缘政治上的优势有利于日本集中力量发展海上军力。此外,日本作为四面环海的岛国,对于周边海上航路的掌控是实现对外交流与扩张的基础,也是制定海洋安全战略的主要目的。日本的对外海上航路主要包括以下三条:日本经由波斯湾到达欧洲的南部航路、经由北太平洋到达北美和巴拿马运河的北太平洋航路以及经由北冰洋到达欧洲的北冰洋航路。其中南部航路联结着日本与中东地区的石油出产国,是目前航路安全保护的重点,被称为日本的“海上生命线”。该航路中涉及的海域主要包括波斯湾、阿拉伯海、印度洋和南海,涉及的主要海峡包括霍尔木兹海峡、马六甲海峡和台湾海峡。南海周边国家对于岛屿所有权的争夺,以及台海两岸关系的发展都将对该航路的稳定性产生影响。    

其次,从自然结构方面来看,日本的海岸线长度为35 299公里,排名世界第6位。总港湾数量994个,受温带海洋性气候的影响,包括铡路港在内的绝大部分港湾都属于不冻港,不冻港对于日本对外贸易和军事防卫的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    

海洋安全论文范文第5篇

【Abstract】The construction of offshore oil drilling rig module construc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 marine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the whole construction process involving many high risk operations, therefore, the safety management of offshore oil drilling rig module construction project will affect the overall process of offshore oil developmen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marine oil drilling rig module, discusses the problems of safety management of offshore oil rig module construction projects and the solutions, hoping to provide help and reference to the offshore oil safety management personnel .

【关键词】海洋石油钻机模块;安全管理;解决策略

【Keywords】offshore oil drilling rig module; safety management; strategy

【中图分类号】U674.3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069(2017)04-0031-02

1 引言

社会在不断的发展和进步,人们利用法律保护自己,用法律维权的意识也越来越强烈,海洋石油钻机模块建造的工作人员在作业活动中的安全意识正在逐步提升,安全管理也受到了领导层的重视。安全管理贯穿了整个海洋石油钻机模块建造项目,项目管理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安全管理目标。怎样加强安全管理工作,防范和及时处理事件,保障作业人员的安全成为了海洋石油钻机模块建造项目管理工作的重中之重。

2 钻机模块简介

钻机模块位于井口平台的顶甲板上,用以完成油田钻井和修复设备。钻机模块包括钻井模块(DES)、钻井支持模块(DSM)还有散料储藏设备(BSF)。钻井模块由井架(Mast)、钻台(Drill floor)和基座(Sub structure)构成。钻井支持模块是为钻井模块钻井提供电力,控制高压泥浆、设备仪表和空气机电设备的模块[1]。

3 海洋石油钻机模块建造项目安全管理问题

3.1 风险和安全意识不足

海洋石油钻机模块建造项目有诸多的特性,例如,建造项目工程的周期较短,作业工作量大。所以,基于海洋石油钻机模块建造项目的特性,如果项目工程延期就会导致投资方的产量效益和经济效益。在这样工程项目大、工作人员密集的条件下,作业人员不具备辨别和评估作业风险的能力,安全意识薄弱,不能行之有效地做好安全防范措施。由于海洋石油钻机模块建造项目的结构特殊,在整个的过程中涉及多种高风险的作业模式,例如,高空作业、脚手架的设置作业、限制内的空间作业等。与此同时,海洋石油钻机模块建造项目中还需要用到很多大型的起重设备、送电设备等,因此,管理的难度大,风险高。

3.2 资源与安全培训不足

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时代里,投资方与海洋石油钻机模块建造项目的合作更多的要考虑到经济的效益,所以在一定的程度上,施工的资源与安全的投入有所不足。因樽式鸬南拗疲在购买设备时往往就先满足于控制成本,安全的问题就退而求其次了。参与到海洋石油钻机模块建造项目中的人员大多数的文化程度有限,流动性大,这些人不能保证有充足的时间参与到项目安全培训,从而导致了安全培训不能系统化和持久化,无有办法从根本上提升作业人员的安全意识,技能也得不到有效提高。在增设安全管理人员时,招聘的基本上是兼职人员,不具备深入了解海洋石油管理内容的素质和条件,使得安全管理的工作内容不能有条不紊地进行。

3.3 监管与管理制度不完善

基于安全管理人员的素质和对海洋石油钻机模块建造项目安全文化的理解不足,不能很好地贯彻安全管理的具体要求,所以在整体的施工过程中,监管的力度不够,对于违反规章制度的现象查处不够严格。长此以往,成为了海洋石油钻机模块建造项目中最大的安全隐患。除此之外,现有的管理制度不够完善,没有激励和惩处的严格条例,对承包单位的约束程度不强。

4 海洋石油钻机模块建造项目安全管理解决策略

4.1 重视安全风险防范

对于海洋石油钻机模块建造项目过程中的安全问题必须加以重视,在施工之前,施工作业的负责人一定要组织风险与安全的评估分析会议,对每一个作业的操作步骤进行具体且详细的分析,对可能存在风险的部分一定要加强防范和控制。在会议中要针对具体的作用制定风险评估报告,对施工的具体方案进行落实,作业人员之间也要多多沟通和交流,以最大程度的规避风险。对于各种项目的防线作业,项目的负责人应该提前做好管理,上报上级单位,获取施工作业的许可证明,经过安全的审批后方可进行。

4.2 加强安全培训

无论是什么样的实施工程,安全问题必须摆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安全是第一位的,“以人为本”是人才安全管理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在海洋石油钻机模块建造项目中的安全管理必须要贯穿整个施工过程的每一个环节,采用有效的安全保护措施,保证作业人员的身体健康安全。各单位还应该大力加强安全培训的工作,树立“安全第一”的意识,通过进场安全培训、发生事故的案件分析、宣传报纸和文化板报等多种形式和方法加强安全培训工作。通过加大安全培训的力度强化和改变作业人员的安全意识,真正意义上减少施工过程中的危险行为和事故的发生。

4.3 落实监管目标

安全管理需要贯穿于整个施工过程,完善的安全管理能够促进施工的快速稳步进行。海洋石油钻机模块建造项目的安全管理不仅是安全管理部门的任务,是所有参与人员共同的责任,所有人必须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在安全管理的过程中,要贯彻“安全第一”的原则和基本方针,将安全问题上升到一定的高度,认可安全在施工过程中的重要位置,明确安全管理目标,在实施的过程中切实有效地落实监管目标,大力排查安全隐患,把有可能发生事故的死角都消灭在萌芽中,有效避免事故的发生。

4.4 完善管理制度

想要切实地实现海洋石油钻机模块建造项目的安全管理,必须要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规定,增加安全的投入,加强对高风险作业的高危作业人员的安全意识和安全技能的培训,改进和完善相关的安全管理制度。

首先,要明确和落实各施工作业人的安全管理责任,签订有关的安全管理合同和协议书,将所有的安全监管内容写进协议书。

其次,在做海洋石油钻机模块建造项目预算时,就应该按照国家相关的政策规定和法律法规,计算安全的成本费用,保证投入和安全的监督和管理能够有效进行和实施。

最后,因为海洋石油钻机模块建造项目的特殊性和驮有裕项目的主管单位要结合实际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制定一套与项目相配套的安全管理制度,切实落实目标,加强监管。

5 结论

综上所述,安全管理是海洋石油钻机模块建造项目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着整体项目的进度、进程和效益。在不断变化和发展的施工过程中,只有坚持“安全第一”,以预防事件的发生为主,随着生产要素的改变而制定和完善安全管理的工作,才能进一步提升海洋石油钻机模块建造项目的管理水平,使得项目能够平稳快速的发展。

海洋安全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 和平崛起 国民 海洋意识 海权

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果,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有了本质的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逐渐提升,现在已经稳居世界前列,在国际经济和政治舞台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中国正走在大国崛起、民族复兴的道路上。作为唯一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大国,中国的发展引起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注意和警惕,他们精心炮制了“中国”,宣扬中国的崛起会给周边国家和全世界带来威胁的观点,中国的国际环境一度很被动。为了应对这种现实,为国内经济发展、社会改革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中国提出了“和平崛起”的观点并上升为国家战略。21世纪是海洋世纪,海洋经济将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支柱。想成为强国,必须首先成为“海洋强国”。中国想实现“和平崛起”的国家战略目标,对海洋的掌控至关重要。而中国是传统的大陆文化国家,几千年来国家和国民的海洋意识都不是很强。想要实现“和平崛起”战略,我们必须要先成为海洋强国。想成为海洋强国首先要发展国民的海洋意识。这给我们提出了新的课题,如何认识培养国民海洋意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如何在“和平崛起”的国家战略下发展国民的海洋意识已成为我们强国之路的第一步。

1海洋意识与海洋文化

文化没有清晰的概念。但是不论文化的定义如何,其核心是价值观念。而海洋意识,实质上也是在海洋文化层面上讨论关于海洋的价值观,即对海洋及其价值的认识和追求这种价值的行为方式。笔者认为,海洋文化和大陆文化的最基本差异在于大陆文化更多是一种农牧文化,而海洋文化更多是商业文化。两种文化对民族特性、社会结构、经济基础、政治制度乃至意识形态都有不同的影响。相对于大陆意识,海洋意识具有以下特点:

1.1重商意识

即重视物品在流通和交换过程中带来的利益的理念。尽管产品交换伴随着人类文明史,但商业作为一个重要社会行业,则是在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才会产生。在古代大陆型社会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始终占据绝对优势,商业活动局限在狭小的范围,也因此扼制了商业意识的发展。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存在的“农为本商为末”观念即是此例。但在古代的地中海地区,地形的分割和当地物产的不足使海外贸易很早就成为社会的主业之一。

1.2冒险和进取精神

在工业革命以前,人类从事的海上谋生活动远较陆居者艰险。尤其是远洋航海贩运,可以用九死一生来形容。又因远洋贩运所带来的巨额利润,更诱使航海者不惧途中和异域的未知风险,不断开拓航路和市场。他们对未知世界的探求欲望强烈,非陆居者所能比拟。

1.3开放性和多元性

海外通商和海外谋生是海洋型社会存在的基础,社会对人流和物流的开放是其存在的基本条件。海洋意识既崇尚不断从异域和异质文化中汲取物质和精神营养,也激励人们的海外迁徙活动和较少限制外来的物质和精神文化,视商品和人口的流动为常态,与“安土重迁”和“闭关锁国”的大陆型社会意识有较大的差异。

2海洋战略与“和平崛起”战略的关系

纵观几千年的中国的社会发展历史,大陆经济一直是中国国民经济主要的组成部分,而中国的文化也主要以农耕文化为代表。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普通国民,大多认为只需要土地就可以养活老百姓、维护好统治。可以说数千年来,无论朝代如何更迭,中国一直实行的是以大陆经济为主要国民经济组成部分的“大陆战略”。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也一直是世界上国民经济最发达的国家。

但是,我们要承认的是,这种对陆地的重视、对海洋的忽视,不仅是中国历史上兴盛的根本原因,也是近代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正是因为对海洋、对海洋力量的不重视,中国逐渐落后,从世界大国被淘汰。而近代的世界强国,如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日本、俄罗斯等,他们的崛起都是依靠海洋。海洋给他们带来丰富的资源,他们利用海洋的资源发展自己,然后利用自己的海洋优势地位侵略其他国家,获得更多的资源支持自己更大的发展。中国不会采取侵略别人的手段来发展自己,但是在21世纪的现实条件下,中国想要实现“和平崛起”的国家战略,实现国家和民族的伟大复兴,从“大陆战略”转向“海洋战略”已经成为必由之路。

从“大陆战略”向“海洋战略”转变,发展海洋经济,成为海洋强国,是中国实现“和平崛起”的必要的战略转型,这是中国成为世界大国的需要,也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有深刻的内在必要性。

2.1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促使中国实行“海洋战略”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有了飞跃式的发展,对外贸易持续增长。世界经济全球化是大势所趋,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和贸易交流肯定会越来越频繁。而在所有的对外贸易中,海洋贸易的比重最大,其比例远远高于航空贸易和陆地贸易。海洋贸易占主要地位是有深刻原因的:一是地球海洋面积要远大于陆地面积,这导致海洋贸易的比重要远大于陆地贸易;第二是海洋运输的成本要比航空贸易的成本小很多,这造成海洋贸易的比重要远高于航空贸易。海洋贸易对于对外贸易的重要性,以及对外贸易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要求中国必须走向海洋。

2.2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促使中国实行“海洋战略”

中国现在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能源需求国。能源问题早就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颈之一。能源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能源安全问题。能源安全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能源的安全运输;另一个是能源的储备。能源的进口也属于对外贸易的一个部分,能源进口的运输的主要方式就是海运。另外一个是能源的储备,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世界上大部分陆地的资源都开采殆尽,想要发展,我们必须依靠海洋,从海洋中获取资源,从海洋中获得发展。因而发展“海洋战略”,成为海洋强国是解决能源问题,特别是能源安全问题的必要条件。

2.3复杂的国际安全形势促使中国实行“海洋战略”

现在中国国民的海洋意识非常薄弱。中国人大多都知道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中国有多大的海洋国土。根据《联合国海洋公约》等国际法律和文件,中国拥有300多万平方公里的管辖海域和几千公里漫长的海岸线,中国还拥有太平洋底7.5万平方公里区域的专属勘探权和优先开采权。海洋也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作为唯一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中国的发展和强大引起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强烈警惕和反应,他们不仅炮制了“中国”,还从各个方面给中国掣肘,幻想延缓中国的发展和强大。中国的国际安全形势,特别是海洋国土的安全形势非常严峻。必须要承认的是,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我国的综合国力特别是海洋实力还不够强大。复杂的国际安全形势,促使中国必须转向“海洋战略”,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成为海洋强国。

3发展海洋文化,提高国民海洋意识

上面我们已经证明:实行“海洋战略”,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成为海洋强国,是中国发展的内在必要要求决定的,也是中国实现“和平崛起”战略的重要条件和必由之路。而想顺利成为海洋强国,让中国的老百姓认识和重视海洋,让老百姓认识到海洋是中国国土的重要组成部分、认识到海洋经济对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是非常重要的。而发展海洋文化、提高国民海洋意识是实现上述的重要保证。现在中国老百姓的国民海洋意识是很差的。几千的陆地经济和农耕文化造成了这样的现状,想要提升国民的海洋意识,我们必须全方位、多角度和多层次的进行教育和普及。

3.1正确战略规划,加强政府导向,培育国民的海洋意识

21世纪是海洋世纪。海洋经济将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想要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中国就必须要走向海洋,实行“海洋战略”,从基础做起,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海洋强国。国家已经提出要通过健全与海洋相关的法律、制定和完善具体的国家海洋战略、积极发展和强大自己的海洋军事和经济力量、对国家所属的海洋事务进行有效的管理来实现海洋强国的梦想。培育国民海洋意识是实现海洋强国梦的基础工作。

做好培养国民海洋意识的培育工作,首先要从国家层面上做好详细的战略规划,各级地方政府也要做好政策导向。国家在某些事务上的立场、政策、观点和行为,会对该国国民在该事务上的意识和看法产生直接的影响。因而,中国政府在海洋事务上的战略、各级政府在海洋意识教育上的政策导向也会对国民海洋意识的培养有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可以说,政府特性决定了民族海洋意识形成及发展趋势,政府的政策导向将引领民族海洋意识的发展,政府对海洋事业的关注和投入将成为国民海洋意识不断增强的加速器和动力源。我们首先从国家层面做好培育国民海洋意识的整体战略规划,为培育工作搭好平台的结果;而各级政府应该有意识的加强政策导向,通过有组织、有计划的宣传和教育来培养和提升普通老百姓的海洋意识。尤其是沿海地区,本来祖辈们对海洋的探索积累了很多经验,但是我们缺乏荷兰那种把自己的海洋意识,通过免费的体验教育(每天都有自愿者在船甲板上给孩子介绍20世纪,船员们的生活,在体验中了解历史了解自己的祖先,了解海洋)来一代代的传承。

3.2加强海洋高等教育,建立海洋事务综合人才的培养机制

海洋事务设计各个领域经济、军事、外交等等,因而需要的是大批的海洋综合人才。我们要建设成为海洋强国,培育普通国民的海洋意识是基础,可以认为是打地基,而培养海洋综合人才则是该地面上的建筑。没有建筑,只有地基是无法让人居住的。同样的道理,没有大批的海洋综合人才处理国家的海洋事务,国民的海洋意识培育的再好也没有用。

中国的海洋领土有300多万平方公里,还有7.5万平方公里的海底勘探权和开采权,加上几千公里海岸线,因此我们需要大批的海洋事务综合人才来管理和处理海洋事务。所以,为了能有个安全舒适的家居住,除了打好地基之外,我们还要花大力气盖好地面建筑。我们要加强海洋的高等教育,国家应该加大对海洋类高校和海洋类学科建设的支持与引导,打造属于我们自己的海洋综合人才培养的摇篮。同时,有了这些人才培育的基地,这种效应可以从上到下的传递,成为增长国民海洋意识的种子。

3.3展开多种形式的海洋知识渗透,让国民的生活充满海洋的气息

培养国民海洋意识,我们需要创造其形成与发展相适应的“海洋氛围”,展开多种形式的海洋知识渗透。主流媒体海洋理论的传播、对国家海洋战略的阐释;政府海洋制度的建设与海洋政策的实施、国内国际海事活动的组织与引导;民间海洋研究机构普遍设立与研究活动的广泛展开;多样化普及海洋知识的书刊的推广、丰富多彩海洋广告文化的培植;航海竞赛、海洋旅游、海洋探险等情景参与活动的推广等等,必将让国民的生活充满海的气息,在生活中养成海洋意识,在海洋意识中积极生活。

4.结语

“和平崛起”是中国的国家战略,是中国实现民族崛起和国家复兴的必由之路。而成为海洋强国,发展海洋经济是实现“和平崛起”国家战略的必由之路。要成为海洋强国,我们必须要从基础做起,积极培育国民的海洋意识,培养海洋综合人才。我们坚信,中国的崛起就在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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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安全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海洋石油 模糊数学 评价 权重

近年来,随着我国海洋石油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海洋平台已经在渤海、南海、东海等海域屹立而起,但海洋石油生产由于其自身的特点在生产过程中存在多方面的危险隐患,如易爆、高温、高压、有腐蚀性等特点,因而较其他工业部门有更大的危险性。另一方面由于海洋平台建立在海上,生产与管理人员只能集中在平台固定的位置,这就可能存在海洋平台安全生产事故发生的隐患。因此运用合适的安全评价方法对海洋石油平台安全生产进行评估,对于了解我国海洋平台安全生产现状,制定和实施预防措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模糊数学的产生

1965年美国加州大学的控制论专家扎德(L.A.Zadeh)教授发表专题为:“Fuzzy Sets”和“Fuzzy Sets and Systems”两篇开创性的文章,奠定了Fuzzy集理论及应用研究的基础,标志着模糊数学的诞生。

2 模糊数学在海洋石油安全评价中的应用2.1 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由人、设备、环境、管理四个方面,结合海洋石油实际生产中存在的固有危险性和现实危险性两个方面的评价指标,依据系统性、科学性、可比性、相互独立性等选取原则建立了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具体见表1。

2.2 确定指标权重

评价指标之间的重要性是不同的,其重要程度就可以用权重分配的方式来表示,而权重的大小必须依据海洋石油现场生产的实际情况进行科学合理的分配。

基于以上说明,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4]对这6个一级指标及27个二级指标作出合理的指标权重,构造两两比较矩阵,然后采用专家打分法,求出矩阵特征根及特征向量,最后可得出权重结果。

A=(A1,A2,A3,A4,A5,A6)若CR≥1,说明赋值合理,即所得权重可靠。2.3 综合评价模型建立

评价因子集为U=(U1,U2,U3,U4,U5,U6)=(人员素质,领导意识与管理水平,工艺及设备,生产环境,劳动保护,现代安全管理),对单个因素采用专家打分的方法,组织X位专家对海洋石油生产平台或处理厂进行实际调研,按照标准进行评分,对所得到的数据采取归一化处理后列出单因素评判矩阵R。根据Bi=Ai*Ri.最终得到B1~B6,而根据R=。2.4 综合评价结果

最终根据B=A*R的结果,便可以对海洋石油的安全生产进行评价。

3 结语

模糊数学综合评价结果是以向量的形式出现,提供的评价信息比其它方法丰富,且此方法的适用性强,它既可用于主观因素的综合评价,又可用于客观因素的综合评价,运用在海洋石油生产安全评价中,可以处理同时具有模糊性和难以量化性的综合评价问题。所以模糊数学在海洋石油安全评价上具有较大的实用意义。

参考文献

[1] 胡宝清.模糊理论基础[M].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2

[2] 谢季坚,刘承平.模糊数学方法及其应用(第二版) [M].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0:4

海洋安全论文范文第8篇

1)海洋空间信息安全威胁向立体化发展海洋空间是以海洋为核心的立体空间,包含海底、深海、浅海、海面、海空等不同特性的空间。随着技术的发展,海洋空间信息安全威胁从海洋空间向临近空间、外层空间拓展,针对不同的层次空间特征,包括不同的信息环境和自然条件,采用不同的方案,形成多层次、立体化体系,实现多源信息融合、多功能冗余互补,海洋空间信息安全令人担忧。2)海洋空间信息安全威胁向一体化发展随着高科技的发展,未来战争对空间的依赖越来越强,海战将从海空一体战拓展到深海、太空及网络,信息安全威胁将以体系形式出现,因此,海洋空间信息安全威胁正在向一体化发展,跨越陆、海、空、天、赛博五维空间,适应联合作战的需求。另一方面,信息安全威胁手段也从单种方式(如电子或网络等)向网电一体化综合威胁(即网电一体)发展。3)海洋空间信息安全威胁向无人化发展随着微电子、计算机、人工智能、小型导航设备、指挥控制硬件和软件的发展,在海洋空间信息安全威胁中,无人化技术发展很快,海上无人机已经用于海洋信息侦察;水下无人航行器正在迅速发展,也应用于水下的信息获取,包括海洋战术数据收集、水下目标搜索和侦察等。无人化海洋信息获取手段使用灵活,功能多,环境适应性强,风险低,大大提升了海洋空间信息安全威胁效能。

2海洋空间信息安全军事需求

1)海洋空间信息安全是维护海权和国家安全的必需手段当今世界最引人瞩目的特征是全球化,表现为商品、资本、技术、人员、信息、观念文化等社会要素全球流动,以及各种事物相互影响的全球关联性。全球化显着改变着人类社会的总体面貌,孕育着对海洋的巨大依赖。海洋作为天然通道不仅是经济大动脉,也是方便快捷的军事交通线和广阔的战略机动空间,军事大国利用海洋对别国安全构成威胁。国家生存安全和发展安全都与海洋密切相关,维护海洋安全、掌控国家海权是一种举足轻重的国家战略手段;随着信息化战争转型,海洋空间信息安全是维护海权和国家安全的必需手段。2)海洋空间信息安全是全军信息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洋空间占据地球空间的绝大部分,军事大国借助海洋公共通道和战略空间部署投放军事力量,对世界局势造成严重影响。海洋空间往往是觉察军事行动和战争征候最有效的空间之一,然而海洋空间人烟稀少,海洋信息系统复杂,海洋空间信息安全既具有独特性,又是全军信息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3海洋空间信息系统特点

由于海洋空间浩瀚无际,人烟稀少,海洋信息来源比较少,随着人们海洋活动日益频繁,对海洋空间信息的需求与日俱增,因此海洋空间信息系统也越来越复杂,通常包括海洋气象环境和海况信息系统,海洋通信系统,海洋导航系统,海洋警戒、预警系统,敌我识别系统,指挥控制系统等。海洋空间信息系统具有如下特点:1)海洋空间信息系统对外层空间的依赖密切海洋空间信息系统通常离不开天基的支持,海洋空间信息系统是空间信息系统的组成部分之一,因此海洋空间信息系统也具有空间通信的暴露性、脆弱性、链路距离长、误码率高等特点,海洋空间信息安全可借鉴空间信息安全技术。2)海洋空间信息系统移动性大由于海洋目标处于运动状态,因此海洋信息链路的建立和保持通常是动态的,具有移动通信的特点,即海洋空间信息系统处于动态变化中,从而使得海洋空间信息安全技术复杂多变,难度大。3)海洋链路通信方式多海洋链路既有无线传输,又有电缆和光缆传输,无线传输使用的频谱宽,从声波到光波,传输介质从海水到外层空间,都有涵盖,传输特性千变万化。由于海洋目标姿态变化大,一般天线波束较宽,链路暴露性、开放性突出,海洋空间信息安全途径拟采用声纳安全、电子安全、光电安全等手段。4)海洋空间信息网络节点分散、规模小由于海洋范围大,数据采集通常采用分散的数据收集平台(含浮标等),数据率不高,而海洋舰船编队相对规模也不大,网络链路层比较脆弱,海洋空间通信网络协议有一定特殊性,因此海洋空间网络安全需要专门研究。5)海洋空间信号环境密度较低由于海洋范围广阔,海洋目标密度相对稀少,电磁信号的背景环境不像陆地那样复杂,海洋上无线电干扰源很少,几乎不存在工业干扰、无意干扰。无线电信号密度较低,电磁信号环境比较“净”,信号安全相对容易实现。6)海洋空间信息系统开放性大海洋空间信息系统民用比例较大,有时军、民交织,开放性较大,同时海洋的国际法规多,因此,海洋空间信息安全拟采用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寓军于民的策略。

4海洋空间信息安全技术途径

海洋空间信息安全的任务可分为海洋空间的信息防御和信息支援。信息防御是指海洋空间信息系统所采用的旨在保持、保护、恢复和重构己方(含友方)信息系统的措施,可分为主动防御和被动防御。信息支援是为信息防御提供技术支持,也包括为军事行动快速决策、提供近实时威胁识别而采取的行动。海洋空间信息安全技术途径可分为陆基、海基、空基、临近空间和天基海洋安全系统。陆基海洋空间信息安全系统是利用海岸、岛礁构建的海洋空间信息安全系统。陆基海洋空间信息安全的继承性和技术可行性较好,因为陆基设备的体积、质量和功耗可以不受限制,天线可以做大,所以既能接收微弱信号,也能发射大功率信号,但是由于受地球曲率和海况影响,其作用距离有限。海基海洋空间信息安全系统是利用舰船和水下航行器等构建的海洋空间信息安全系统。通常继承性和技术可行性也较好,但是技术条件还要受到平台一定的制约;海基信息安全系统活动范围大,可利用公海海域、水上、水下完成海洋空间信息安全任务,可以扩大海洋空间信息安全的覆盖范围。空基海洋空间信息安全系统是以飞机或气球为平台构建的海洋空间信息安全系统。由于设备受到平台技术条件限制,技术难度较大;而且飞机的活动范围往往受到领空限制;另一方面,飞机的飞行速度快,驻留时间短,效能较低。临近空间海洋信息安全系统是利用临近空间飞艇构建的海洋空间信息安全系统,由于临近空间处于空天过渡区,在覆盖、灵敏度和精度等多种性能上常常有恰到好处的特点,并且能在给定海域上空长期驻留,但飞艇的技术难度大,当前还处于预先研究阶段。天基海洋空间信息安全系统是利用空间飞行器构建的海洋空间信息安全系统,天基海洋空间信息安全系统瞬时覆盖范

围大,效能高,不受地域、时域限制,与其它技术途径相比,具有较大优势和发展前景;但天基系统载荷设备受到体积、质量和功耗的严格限制,而且空间环境恶劣。 5关键技术

1)海洋空间信息安全总体技术分析研究海洋空间军事信息威胁和信息环境背景,研究海洋空间信息安全系统任务功能、使命,研究海洋空间信息安全技术途径,分析论证海洋空间信息安全体系构架和发展战略,研究海洋空间信息安全系统总体方案,并进行可行性分析论证,分解关键技术。2)海洋空间电子系统安全技术研究海洋空间电子系统安全任务功能、总体方案、技术指标,进行可行性分析论证,研究关键技术,包括海洋目标高精度定位技术、海洋空间盲侦察技术、海洋空间电子防御技术、海洋空间电子干扰和抗干扰技术等。3)海洋空间声纳安全技术研究海洋空间声纳安全任务功能、总体方案、技术指标,进行可行性分析论证,研究关键技术:海洋目标高精度声纳定位技术,海洋空间声纳探测、识别和防御技术,海洋空间声纳干扰和抗干扰技术等。4)海洋空间光电安全技术研究海洋空间光电安全任务功能、总体方案、技术指标,进行可行性分析论证,研究关键技术等。5)海洋空间网络安全技术研究海洋空间网络特性,研究海洋空间网络安全任务功能、技术途径、总体方案、技术指标,进行可行性分析论证,研究关键技术等。6)海洋空间一体化信息安全技术研究信息化转型,研究一体化联合信息安全,研究信息安全指挥控制方案,研究信息安全数据融合和共享,研究信息安全一体化方案等。7)海洋空间气象海况信息安全技术研究海洋空间气象海况信息系统,研究海洋空间气象、海况信息等关键技术。8)海洋空间信息安全仿真、评估技术研究海洋空间信息环境背景和模型,研究海洋空间信息安全模型,研究海洋空间信息安全指挥控制模型,研究海洋空间信息安全效果评估方法,构建系统仿真、演示研究平台。9)新概念海洋空间信息安全技术跟踪研究信息安全技术发展,研究海洋空间信息安全新概念、新技术。

海洋安全论文范文第9篇

海洋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古往今来,多少国家依靠或利用海洋实现了崛起,成为时代的强者。英国的沃特・拉雷爵士这样提到过海洋的重要意义:“谁统治了海洋,谁就控制了贸易;谁控制了贸易,谁就控制了财富,进而最终统治世界。”“海权论”之父阿尔弗莱德・马汉(AlfredT.Mahan)认为:“海洋的历史,涉及了有益于使一个民族依靠海洋或利用海洋强大起来的所有事情。”进入2l世纪,世界战略格局发生重大变化,高新技术迅猛发展,全球经济趋向一体化,海洋地位更显重要,世界主要海洋国家针对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抓紧调整本国的战略,力争在21世纪获取或保持海洋强国的地位。

21世纪海洋强国的时代内涵

政治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深入和陆地资源的日益匮乏,注定了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面对浩瀚无垠、蕴含丰富资源的海洋,世界各国都充分认识到了海洋的战略价值,海洋成为21世纪竞争的焦点。尽管人们都在谈论海洋强国,世界上的多个国家都提出把建设海洋强国作为其国家战略,但是怎样的国家可以称得上是海洋强国,什么样的标准可以算得上是海洋强国的标准,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尺度与系统描述。国内学术界对此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得出了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定义。比如张海文认为,海洋强国是指拥有开发海洋、利用海洋和控制海洋的综合性海上力量,能够通过运用其海上优势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并为本国发展提供强大的战略空间和战略资源的国家。殷克东认为,海洋强国是指海洋经济综合实力发达、海洋科技综合水平先进、海洋产业国际竞争力突出、海洋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能力强大、海洋军事综合调控管理规范、海洋生态环境健康、沿海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发达、海洋军事实力和海洋外交事务处理能力强大的濒海国家。还有的学者认为,海洋强国是指拥有健康的海洋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海洋资源环境、先进的海洋科技、发达的海洋经济、强大的海洋事务综合管理调控能力、强大的海洋军事实力的濒海国家。综合学术界的定义,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海洋强国是指有能力利用海洋获得比较多的国家利益,从而成为比其他国家更为发达的国家。

分析海洋强国定义的内涵,我们可以发现,获得海洋利益是世界各海洋强国战略的核心,但不同的历史时期,海洋强国的特点不尽相同。古代海洋强国,以先进的航海能力和技术作为基本特征。某个国家可以依靠先进的航海能力走遍世界,是以探险和发现新地区作为主要目的的。近代海洋强国则是以海上军事能力作为主要特征,以大炮和军舰作为强国的标志。它是以征服、掠夺和侵略作为目的的。当代海洋强国则是以国家综合实力为基础,以海洋科技为支撑,以海上军事力量为保障,以追求国际法框架下国家战略利益为目标的。

21世纪海洋强国的构成要素

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中写到:“无论其他因素在历史的过程中如何改变它的重要性,两千年前重要的东西今天仍然重要。”世界海洋史印证了这样一条规律:时代在发展,形势在变化,但构成海洋强国的基本要素并没有发生大的改变,变化的只是这些基本要素的时代外延。

正确的海洋意识是构成海洋强国的起点。海洋意识是“一种观念资源,其产生和发展反映了一个民族对海洋利益的依赖和对海上威胁的防范,是其对海洋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战略价值的认识,以及对海洋与国家发展、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关系的考察”。海洋意识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长期的海洋实践活动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是海洋强国最广泛、最深厚的思想基础。海洋意识如何,决定着一个国家对海洋战略价值和海洋权益的认识和投入,进而影响着国家的兴衰成败。

古往今来,无论是超级帝国罗马的雄起,海上殖民掠夺第一代霸主葡萄牙、西班牙的盛极一时,“日不落”帝国的崛起,还是现在纵横全球充当“世界警察”的美国;无论是历史上中国秦汉的强大、唐宋的繁荣,还是鸦片战争及此后的百年耻辱,无不与重视海洋与否及重视的程度有着直接的关系。重海则兴、背海则衰,这几乎成了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因此,海洋意识既是决定一个国家和民族向海洋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构成国家和民族海洋政策、海洋战略的内在支撑。建设海洋强国,必须首先树立正确的海洋意识。

发达的海洋经济是构成海洋强国的动力。海洋占地球表面积的71%,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宝贵财富,是能源、矿物、食物和淡水的战略资源基地。在陆地资源匮乏和环境污染严重的背景下,海洋经济是全球社会谋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据相关资料显示,全球88%的生物来自海洋,海洋可提供的食物量远远大于陆地。渔业的产出效益明显高于农业,海产品蛋白质含量高达20%以上,是谷物的两倍多,比肉禽蛋高五成。海洋石油和天然气产量分别占世界石油和天然气总产量的30%和25%。而海水温差能、盐差能、波浪能、潮汐能和海流量能等都是取之不尽的绿色能量。以海底多金属结核资源为代表的海洋新能源,储量更是巨大。海水淡化也是人类饮用水的重要组成部分,解决了1/5的人口供水问题。在一些国家,海洋经济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顶梁柱。现代海洋经济包括为开发海洋资源和依赖海洋空间而进行的生产活动,以及直接或间接为开发海洋资源及空间的相关服务性产业活动,这样一些产业活动而形成的经济集合均被视为现代海洋经济范畴。主要包括海洋渔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洋船舶工业、海盐业、海洋油气业和滨海旅游业。国际上有一种通行的说法,海洋经济占到GDP的5%即是海洋经济大国,超过10%-15%就是海洋经济强国。

完善的海洋法制是构成海洋强国的前提。海洋法律、制度及政策表明了一个国家在海洋和海洋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方面的规定和发展方向,其调整的对象包括海洋空间和海洋资源。这些海洋法律、制度及政策体现了一个国家治理海洋和与海洋共处的价值观念。一个国家要以完善的海洋法律、制度及政策,实现依法“管海”和依法“用海”,把海洋资源的开发和管理活动纳入法制化轨道,保证海洋资源和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利用和发展。完善国内海洋立法、公正有效地开展海洋执法、解决国内海洋问题是构成海洋强国的前提。

高效的海洋管理是构成海洋强国的基础。依据海洋法律法规进行的海洋执法管理在新世纪海洋强国建设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西方发达国家把“科学、技术和管理”看作支撑现代社会的三大支柱。围绕提高海洋综合管理能力,针对国际海洋事务发展的热点问题和推进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综合管理的关键领域,开展海域划界、海洋与海岸带综合管理、海岸带空间规划、海岛开发与保护等行动,是海洋强国的重要关注点。

综观世界各海洋强国,其海洋管理模式主要存在集中管理模式、协调管理模式和分散管理模式三种海洋管理模式。集中管理模式,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其主要特点是:有专职、高效的国家海洋管理机构,海洋管理职能覆盖海洋管理各个方面;有健全、完善的海洋管理体系;有较为系统和完善的国家海洋法律法规及海洋政策;有统一的海上执法力量。采用这种模式的国家有法国、美国、加拿大、日本和韩国等。协调管理模式,又称半集中型管理模式,其特点是全国建立了统一的海上执法队伍,但没有统一的海洋管理职能部门;管理职能分散在各个部门,设有海洋工作的协调机构,负责协调解决涉海部门间的各种矛盾。高效的协调机制和统一的海上执法力量是这种模式发挥作用的关键。采用这种模式的国家主要有澳大利亚等。分散管理模式,是指其海洋主管部门与其他海洋有关部门并行,有一定协调,但没有统一的海洋职能管理机构或协调机构,没有综合性的海洋管理法律,没有统一的海洋管理规划和政策,没有统一的海上执法队伍。由于海洋管理工作分散在国家各个部门之中,管理力度不大,又没有统一的海上执法队伍,使管理效率和效果受到影响。这类国家有英国、俄罗斯等。其中,集中管理模式是海洋事业迅猛发展和新的国际海洋法制度的产物,是海洋管理体制的主导形式,代表着海洋管理体制发展的一种新趋势。

先进的海洋科技是构成海洋强国的支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起着主导作用,特别是在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背景下,已成为国际竞争能力的重要标志,各国将科技特别是高科技作为国家战略的重要领域予以优先发展和部署。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都凭借其科技优势,为迅速抢占21世纪科技制高点开展了激烈的研究与开发竞争,开拓新市场,进而在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海洋领域内的竞争,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还是军事的,归根到底要靠科技支撑。海洋科技竞争的焦点在于海洋高新技术。没有高新技术的发展,就没有对海洋资源的充分利用和对海洋认识手段的发展。发展海洋科技,尤其是海洋高新技术已成为海洋强国的重要内涵。目前,公认的海洋高科技领域有信息技术、生物科学、环境保护、深潜技术等。海洋高新技术的突破与进步对海洋强国发展起着支撑性的作用。

深厚的海洋软实力是构成海洋强国的内核。海洋软实力概念,首先是从对海权的探讨中引申来的。马汉在19世纪90年代提出的“海权论”中认为,海权就是“国家对海洋的利用和控制”。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些学者在探讨海权时,对当代海权有了深入的认识,海洋软实力的概念逐渐显现。中国学者叶自成认为,中国在明朝拥有强大的海上力量但没有成为海洋强国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缺乏制度的支持,二是缺乏经济的支持,三是缺乏海洋文明的支持。可见制度、文明对建设海洋强国的意义不容忽视。孙璐在《中国海权内涵探讨》中粗略地谈到海洋软实力的内涵,诸如“国家是否有系统灵活的海洋战略,国家政策制定者是否重视海洋开发和利用,学界是否重视对海洋问题的研究和探索,是否有高技术高素质的新型海军指挥人才,甚至包括全民的海洋意识(海洋领土意识、海洋危机意识等)的广度和深度等”。海军指挥学院教授冯梁指出:“国家海洋软实力是国家软实力在海洋方面的体现,它主要表现在海洋文化和价值观的吸引力、海洋政策和管理机制的吸引力、国民的整体形象等方面。”因此,海洋软实力,指的是一国在国际国内海洋事务中通过非强制的方式运用各种资源,争取他国理解、支持,吸引他国认同、效仿、合作,最终实现国家海洋战略的能力。这种能力具体表现为:由海洋文化及海洋价值观等所产生的吸引力;由海洋发展的相关制度以及海洋发展模式所形成的同化力;在国际海洋事务中对国际规则和政治议题的影响力等。海洋软实力不只是一种竞争力,它的提出最重要的不是维护各国的海洋权益,而是为全人类可持续地开发与利用海洋提供共享的价值观念与治理工具。

就海洋软实力的来源及表征而言,世界海洋强国一般都实行开放和民主的政治制度,发展先进的海洋文化。开明和民主的政治制度是孕育优秀海洋文化,培育先进海洋意识的前提与环境,是提升海洋软实力的丰厚土壤。“海洋文化,就是和海洋有关的文化;就是缘于海洋而生成的文化,也即人类对海洋本身的认识、利用和因有海洋而创造出来的精神的、行为的、社会的和物质的文明生活内涵。海洋文化的本质,就是人类与海洋的互动关系及其产物。”如海洋民俗、海洋考古、海洋信仰、与海洋有关的人文景观等都属于海洋文化的范畴。海洋文化存在于与海洋有关的哲学、政治、经济、宗教、艺术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表现为语言、思维习惯、文本符号、实体存在等诸要素。在海洋文化中批判性反思、构建和合文化的海洋哲学,有助于增强文化软实力。海洋软实力的影响力、渗透力和同化力主要是通过海洋文化来展现的。

强大的海上力量是构成海洋强国的保证。运用海上军事实力是海洋强国获取海洋利益的基本手段。正如马汉所说的:“法律的合理与否不取决于力量,但法律的有效性要由后者赋予。”当今世界国家间的竞争,主要是综合国力的较量;当今世界海洋上的角逐,亦主要是海上综合实力的比拼。海洋国家若想持续实现海洋经济贸易的繁荣,按照自己的海洋法律法规进行执法管理,及增强自身的海洋软实力,都要以提升自身的海上军事实力作为保证和后盾。

海军是海上力量的主体,海洋强国大都拥有强大的海军。这些海洋强国的海军不但拥有强大的核心军事能力,还拥有强大的非战争军事能力。不但能够在必要时大规模直接运用军事力量,以战争的方式实现国家意志,维护国家利益和世界和平;还能以和平的方式运用军事力量,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或承担大国责任。

21世纪海洋强国的战略视野

控制海上战略通道是海洋强国的核心视野。马克思曾说:“谁想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谁就必须控制海洋通道。”自世界新航路开辟之后,海上强国都把控制海上通道作为其一贯的追求目标。美国经过两百多年的陆地和海洋扩张,目前已经控制了地球上的主要海上通道。“海权论”的鼻祖马汉早在1890年,就从理论上阐述了掌握重要的出海口和海上交通航线对美国角逐世界霸权的重要性。他主张美国要成为世界强权国家,就必须取得“海上航行自由”,要取得海上航行自由,就必须建立强大的海军力量并掌握制海权。在马汉的摇旗呐喊下,美国在完成大陆扩张以后,便开始向海洋进发,先后发动美西战争侵占了古巴和菲律宾,策动巴拿马独立,获得巴拿马运河的修筑权和控制权,使美国得以将大西洋和太平洋连接起来,并吞并了夏威夷及其他太平洋岛屿。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美国控制了众多的战略岛屿、海峡和交通要道,并建立了星罗棋布的军事基地。

在21世纪的头几十年里,这些具有重大地缘战略价值的关键地点的作用不会改变,海上战略通道依然是海洋强国战略利益聚集与碰撞的地点。海上战略通道能否保持安全畅通,直接关系到海洋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安全稳定。维护海上战略通道安全事关海洋强国的持续发展。因此维护海上战略通道安全是世界海上强国的共同选择。

随着世界战略格局由“冷战时代”向“后冷战时代”的转变,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军事斗争形势也由剑拔弩张、短兵相接式的直接对抗向暗藏杀机、注重威慑式的综合较量变化发展。海上战略通道的利用与反利用、控制与反控制,不再是一次海上战争或战斗就能解决得了的问题,需要综合运用各种力量才能更有效地维护国家海上战略通道的安全,这已成为军事斗争中需要重点关注、长期准备的一个重大战略性问题。世界各海洋大国围绕海上战略通道安全问题,既相互合作,又相互争斗。因此,无论是从军事理论研究,还是从军事力量运用实践来看,海上战略通道安全问题,都受到海洋强国高度的重视和关注。

海洋安全论文范文第10篇

一、树立全民海洋意识 

大海是人类文明的摇篮,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宝贵空间。海洋意识是海洋文化的灵魂,它既决定一个国家和民族走向海洋的内生动力,也构成了其海洋政策、海洋战略的内在支撑。 

在中国古代,三国、南北朝时期水军力量比较强盛的时代,多是江师而非海师,担负的主要任务是防卫江河而非维护海权。对海洋的认识中,仅局限于渔盐通商之利。随着明代以来倭寇的骚扰和西方列强的入侵,海防意识虽然有了一定程度提升,但我们对于海洋意识建设、海洋资源利用、海洋防卫的观念依然十分落后。2010年《环球时报》发表了《中国人缺乏支撑海洋大国的精神品质》一文,深刻剖析了中国国民,包括精英人士对海洋文化、海洋观念的意识十分薄弱的现状,并深感忧虑。失去了大海,就失去了未来,我国怎么从海洋大国走向海洋强国?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作为见证、记录和影响时代进程的大众传媒,应从建设海洋强国的高度,整体提升全民海洋意识与海洋文化素质,培植高规格的海洋意识。但目前,我国媒体十分缺乏对于海洋意识、海洋文化、海洋教育方面的关注。在名目繁多的报刊媒体中,有调查显示:“只有作为专业报的《中国海洋报》专门刊载海洋类信息,且该报关注重点为海洋管理,对海洋产业门类关注的并不多。《经济日报》设有海洋经济周刊,但不定期出版。”电视媒体只有央视第七套的军事专栏对海洋文化的报道有所涉及,但不够全面、系统和深入。 

二、全民海洋意识的建构 

(一)电视与海洋资源、经济意识 

我国拥有的海洋资源十分丰富,而海洋意识是人们对海洋资源、海洋作用、海洋价值的理性认知。海洋占据地球表面的71%,蕴含有极为丰富的海洋生物资源、海洋能源、海洋空间资源、可再生资源,在自然资源、人文生态、产业经济等方面发展上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这片“蓝色疆土”成为世界各大海洋国家的必争之地。 

海洋已从最初沿海的“鱼盐之利、舟楫之便”到变成了“世界交通重要通道”、“资源宝库”、“人类生命支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洋给予了人类巨大的财富、富饶的资源和广阔的发展空间,海洋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和不竭的源泉。 

首先,要充分认识到海洋是丰富的食品资源基地。世界海洋渔业资源总可捕量约2亿~3亿吨,随着海洋农牧化,许多近海将成为水产养殖基地,在促进第三产业发展的同时为我们带来了极为丰富的食品。其次,海洋是重要的能源资源基地。“我国的海洋国土蕴藏着十分丰富的资源,我国海区有世界上著名的渔场,面积约279万平方公里,其中浅海陆架渔场为150万平方公里,占世界大陆架渔场面积的1/4。我国大陆架也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再次,海洋资源蕴含着惊人的经济开发潜力。在人类历史上,许多推动世界发展进程的重大事件,诸如地理大发现、商业革命、海洋争霸、新大陆殖民、蓝色圈地运动等都明显与海洋国家相关,同时极大地促进了海洋大国文化产业、经济的提升和世界海洋秩序的形成。目前世界范围内经济发达的区域大多都是滨江临海城市,诸如当今世界崛起的六大城市群。 

我国目前总体上存在着“重陆地经济、轻海洋经济”的现象。由于我国陆地资源的人均占有量很低,人均海洋国土也十分匮乏,因而尤其需要重视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与发展海洋经济、海洋科技及新兴产业。作为世界贸易大国和海洋产业大国,我们对海洋的依赖将越来越大。注重对海洋资源、海洋经济的开发,不仅关乎我国沿海开发大局,而且关乎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发展战略。比如,广东省由于海洋农业天然的发达,它的海洋文化充分体现了人与海洋之间的关系,并由此生发出“靠海吃海”的生存观,让海洋经济成为广东省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柱。 

对电视而言,首先,要善于通过大众媒介培养国民海洋意识,形成海洋“蓝色氛围”,进行多样化的海洋知识教育。通过主流媒体对海洋经济理论、政府海洋制度的建设进行传播;紧贴新近发生的社会重大问题、焦点话题,多与海洋本身的特点相融合来进行专题探讨。电视媒体要善于通过普及性的传播与宣传,充分发挥电视媒介的引领和建构作用。如善于运用故事化叙述方式生动、形象地解读海洋生物资源、深海资源、海洋能源和海洋空间等海洋资源,讲述海洋生物的生活习性、海洋类科技产品等,凸显出电视科普栏目的科学性和影响力,还能通过电视举办航海竞赛、海洋旅游、海洋探险等情景参与活动等。 

其次,可以通过培育发展海洋经济的先进典型,推广各类发展海洋经济的先进经验;并对污染海洋、破坏海洋生态及破坏可持续海洋经济发展的行为进行曝光和揭露。如我国媒体对“渤海漏油”事件的报道。2011年美国康菲公司与中海油合作开发的蓬莱19-3油田发生溢油事故,污染了近840平方公里的海域。漏油事件受损最大的是渔民和海洋生态,而主要责任公司康菲公司只需缴纳20万元的罚款。对此,我国多个主流媒体对该事件进行质疑和追问,《人民日报》发出质疑:这样严重的海洋污染事故,为何相关企业仅会受到上限不超过20万元的行政处罚?谁应当承担起赔偿的责任?这些报道有助于民众树立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海洋意识,提醒我们在利用海洋发展之时,不能只追求短期效益和眼前利益,而要保护好海洋自然环境和生态环境。

(二)电视与海洋文化、历史意识 

海洋文化是指相对于大陆文化而言的“以海洋为生成背景的文化,是人类认识、把握、利用海洋,调整人与海洋的关系,在开发利用海洋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形成的精神成果和物质成果的总和”。人类源于海洋,海洋文化是人与海之间关联与互动的产物,是海洋文明的具体体现。人类在与海洋博弈的过程中形成和创造了海洋文化,并在人与海的交互体验、搏斗和融人中形成了共同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 

文化是人类精神和灵魂的支柱,海洋文化的匮乏会导致大众更加缺乏对海洋意识、海洋主权的认知。海洋文化的竞争成败亦决定了一个海洋国家未来发展的格局和态势,关系着人类未来的整体命运。 

我们与海洋的关系经历了“由惧海到赞海,又到探海和斗海,最后到亲海的过程”。“亲海”是我们为了更好地生存所做出的明智而理性的必然选择。有学者指出,西方海洋文化是战神文化,中国海洋文化是和平交往的21文化。从欧洲海洋史可以看到征服和掠夺史,殖民扩张是一种掠他而利己的文化。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海洋文化则是睦邻友好的。郑和下西洋可说是当时中国发展“和平共处”理念及其外交关系的一种尝试与践行,也体现了一种先进的海洋文化观与和平海洋观。 

我国历史上“既有向海而兴的辉煌,也有禁海而衰的黯淡”。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孕育了古老的文明,也有着独具特色的海洋文化,并具有“开放、外向、冒险、崇商的特性的一面,中国古代的海洋观虽然是整体趋向开放的,却是一种‘有限开放性、边缘从属性’的形态”。在西方海洋文化的冲击下,我国传统海洋文化失去了原本优势,民众的海洋文化观念十分落后,海洋文化意识几乎在人们心中消失殆尽。 

对于我国海洋文化的宣传,大众媒介没有在其中充分发挥作用,没有让全民积极参与到海洋文化事业的发展中来。在学术研究领域,对于海洋文化的研究还没有形成专门的主题学科,缺乏学理性和系统性,更没有建构出我国独有的海洋文化体系。 

因此,我们应在借鉴西方海洋强国思维与海洋文化经验之时,把本民族海洋文明精华与世界先进海洋文化相结合,以“服从国家海洋战略,服务海洋经济发展”为核心,提升我国海洋文化软实力。作为大众媒介中“元媒体”的电视,应当大力建塑和弘扬“海洋文化”,培育公民基本的海洋历史意识和文化素养。首先,电视要多以海洋民俗文化、海洋历史人物、海洋文学故事为载体进行海洋历史文化观教育,诸如海洋类诗歌、极具海岛地方特色的歌舞、民间故事、海岛灯谜、与海洋有关的各类民间艺术等,还有渔民多年劳作而总结出来的海洋文化与实践经验。其次,需要创作丰富多彩的以海洋文化为题材的动画、纪录片、电视剧等,深入浅出地传播海洋科普知识,如海洋生物、海洋地质、海洋灾害等,让海洋文化通俗易懂地展示出来,激发人们对海洋真正的热爱甚至着迷。再有,构筑深具中国特色的现代海洋文化理念,把海洋文化教育融人民众的基本教育体系中。比如由法国纪录片大师雅克贝汉导演的《海洋》是一部典型的海洋文化教育片,这部主旨为环保的片子聚焦占据地球表面四分之三的“蓝色领土”,整个影片表现朴素本真,没有评论,只有镜头在说话,它深入探索这个神秘而富饶的世界、全面展现了海洋的宏阔之美,其中,海鬣蜥、大白鲨、企鹅、南美海狮、蓝鲸、乌贼等超过100种海洋生物在镜头前展示他们强大的生命力,并且通过影片告诉人们整个海洋生态系统的运作过程,也警示了如果食物链断裂所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以此给人们敲响警钟。无疑,该片是电视媒体与海洋文化教育有效融合的佳作。 

(三)电视与海洋军事、国防意识 

近年来.海上霸权主义愈演愈烈,国际海洋权益斗争加剧,主要表现在对制海权、海洋安全、海洋资源、海洋空间、海洋经济等方面的争夺,各个海洋国家都纷纷把海洋视为国防安全重点。 

作为海洋军事大国的公民,我们应怎样从战略的高度认识海洋,提升民族的海洋理念、怎样维护中国海洋权益,捍卫中国海洋领土主权,维护中国海洋安全,已成为重要课题。 

第一,应充分认识到海权的重要性。“海权”,又称“海上力量”(Sea Power),它是一个国家得自于海洋或与海洋有关的所有物质、人文、地理、经济、军事等资源的总和,又被该国用于提升其政治、经济及安全利益。海权是每个海洋国家应该享有的核心权利,关系到国家为维护海洋各种权益的“投入”,决定了主权国家基本的安全权、自卫权和发展权。海权论创立者马汉认为,海洋不仅是伟大的通道,而且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和发展。强国地位的更替,实际上是海权的易手;海权的最终目的就是制海,而其必要的工具就是强大的舰队。“自从迎来‘海权时代’开始至今,产生过四个世界海洋霸权国家:15至16世纪的葡萄牙和西班牙,17至19世纪的英国,20世纪的美国。”以美国为例,美西战争之后,在外交的大力支持下,美国海军实力不断增长,逐步发展为全球性海权大国,相继在夏威夷、东萨摩亚的帕果帕果、菲律宾创建了殖民地和海军基地,并逐步发展成为海洋大国甚至海洋强国。 

第二,海军建设的重要性。海军是保卫国家海洋安全的坚强支柱,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力量也是中国在世界新秩序中发挥作用的中流砥柱。中国近代的屈辱与衰落大多与“重陆轻海”、“封疆禁海”的国策,以及民众闭目塞听的封闭思维息息相关,甲午大海战的悲剧性结局就体现了当时我国海军建设不力,海权意识的深度匮乏。正如陈虎认为,“海军传统其实是国家海洋传统,明清以来我们长期锁国,不重视海上利益,缺少全民海洋意识。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海军‘海上拼刺刀’、‘小舰打大舰’等战术也明显带有陆军色彩。2011年,菲律宾石油勘探船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受到中国巡逻船的驱赶。到今天,中日钓鱼岛争端愈演愈烈,“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以及与其紧密相关的日本海、东海海域划界争端、防空识别区划分。基于此,2011年,胡锦涛同志强调中国政府要加快推进海军转型建设,拓展深化军事斗争准备,该政策目的是为了“捍卫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党的《十八大报告》高度关注军队的现代化和海上扩张。胡锦涛指出,中国深入推进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主要目的之一是准备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十八大三中全会把“能打胜仗”作为国防和军队建设目标,着力“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其中,尤其包含海军队伍的建设。可见,在此诸种背景下,大力建设我国海军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第三,军事爱国主义精神的培养。2004年,美国国会在其的《21世纪海洋蓝皮书》里,明确强调了海洋教育对于提升公众对海洋的认知,对于海洋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以及激发公众的爱国主义热情。爱国主义精神是保家卫国的关键要素。当一个国家大多民众只为了追逐金钱名利,对国家安全和民族兴衰漠不关心和麻木不仁时,这个国家必然会危机四伏。有鉴于此,我国政府正在向报纸、电视和互联网投入大量资金,积极培养广大青少年的爱国主义精神。比如,以电视谈话栏目或电视评论等方式,以有关海洋经典战争为载体,向海洋权益观和安全观教育拓展,倡导为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不惜流血牺牲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奉献精神。纪录片《走向海洋》用大量事实证明,只有建设“和谐海洋”目标下的海权,做到“主权属我”,中国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海洋强国。再如央视第7套节目《大家谈》,是一档有一定创新性的“军事聊天室”类栏目,其受众定位是高度关注国防军事大事者,宗旨是:“军事,国事,天下事,你谈,我谈,大家谈。”该节目由著名军事专家现场主持,铁杆军迷代表进行辩论,邀网友在线参与探讨全过程,探讨的话题都是国际国内军事要点、热点,或点评国防战略时事,或对经典案例进行剖析。此外,由于我国网络游戏玩家众多,为了争夺这个庞大群体眼球,我们需要利用网络游戏来进行正面引导,借助虚拟时空中的战争与想象来培养青少年的军事爱国主义精神。《人民日报》称,现在可以借助网络游戏向我国民众宣传中华传统文化价值和爱国理念。 

(四)电视与海洋法制、法规意识 

1992年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大会通过《21世纪议程》,1994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正式生效,确立了世界海洋新秩序,引发了“蓝色圈地风暴”。自此,世界各海洋大国都开始了新一轮的世纪海洋争霸之战。“综观美国、英国、日本、印度等海洋强国的发展战略,不难发现,这些国家在依附海洋发展的同时,都比较注重以政府为主体制定、执行海洋法规、海洋政策,并不断调整各自的海洋发展计划。这既确定了国家海洋行为的法律依据,又提高了这些海洋强国海洋行为的合法性。”比如英国历史上长期主导的海洋自由航行,美国维护自由贸易和全球海洋通道安全的制度安排等。 

长期以来,我国关于海洋法律、法规制度的建设一直比较滞后,缺乏长远规划。“我国直到1992年才以立法形式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1996年公布部分领海基线,这样我国的领海及毗连区才有了国内法规定的轮廓。1996年5月,我国批准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宣布我国享有200海里专署经济区和大陆架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2002年我国与南海周边争议国家签订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积极参加东盟地区论坛的活动,为和平解决争端作了一些铺垫,并先后颁布了《领海及毗连区法》、《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等重要海洋法规。2012年9月10日我国政府根据199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领海基线发表。这是中国首次公布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基线,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为中国管辖钓鱼岛提供了法理依据。2013年11月23日,中国政府按照国际通行做法,宣布了包含钓鱼岛在内的东海防空识别国的划分,是为了维护空中飞行秩序,捍卫国家领土领空安全,提供更充足的法律支撑。 

海洋安全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 日本 海洋安全战略 海洋扩张战略 中国

日本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岛国,又是一个具有近代海洋扩张历史传统的国家。冷战时期,日本受国内外环境的制约,安全战略保持了数十年的低调。冷战结束之后,日本内外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近代海洋扩张战略思维以各种方式复活,其海洋安全战略的现实主义、扩张主义色彩趋于浓厚,成为威胁西太平洋安全稳定和中国海洋方向安全的一个消极因素。

冷战结束以前的日本海洋安全战略

日本作为海洋国家拥有近代意义上的海上安全战略是在19世纪70年代明治维新开始后。明治天皇即位后即具有强烈的海洋扩张意识,提出以“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为基本国策,并确立了“海军建设为第一急务”的方针,并把打败中国北洋海军,夺取西太平洋制海权作为重要战略目标。此后,在历经1895年、1905年的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后,夺取中国大陆为核心的“大陆政策”长期占据了国家安全战略的轴心地位,海洋扩张战略仅被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一部分,从属和服务于大陆扩张。受此制约,日本海军将领及部分政治家“南进”称霸太平洋的战略图谋一直未能完全施展。在1902-1922年之间,日本主要依托英日同盟,假借世界海洋霸主的余威,与英国合霸西太平洋。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的亚洲陆、海扩张战略与英、美特别是美国海洋霸权之间的矛盾迅速上升。到20世纪30年代,日本霸权扩张意识极度膨胀,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同时,全面展开了蓄谋已久的“南进”战略,企图夺取从印度洋到中西太平洋的辽阔地区,构建“大东亚共荣圈”。然而,这一海洋全面扩张战略的实施,导致日本与美、英等海洋国家的矛盾迅速激化,遭到来自中、美、英等国从陆、海两个方向的战略夹击。结果,珍珠港事件后,一度横行太平洋的日本海军不到四年就与日本军国主义一起走上了覆灭之途。

战后,日本政界、学界出于各种动机,对近代海洋扩张历史进行过研究和反思。他们从东西方冷战的大背景出发,把美、苏冷战解读为海权与陆权的全球性对抗,进而提出了依赖美国海权维护日本海洋安全的战略思路。20世纪70年代,日本自民党海空技术调查会、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先后编写了《海洋国家日本的防卫》、《日本的安全防卫》等大型研究报告,指出近代日本安全战略的最大教训就是身为海洋国家,却走上了大陆扩张道路,并与美、英海洋势力为敌,而事实上,在“大陆国家群”与“海洋国家群”的较量中,后者一直居于优势地位,“对日本这样的海洋国家来说,只有与海洋国家密切合作才是明智的”。报告进一步指出日本要维护国家安全必须满足两个战略条件:其一是“绝对不能离反‘海洋国家群’”。其二,“为了应对来自‘大陆国家群’的威胁,日本有必要拥有一定自卫能力,特别是反潜兵力”。他们还强调,美日之间的安保合作是“全球性海权和地区性海权的合作”。

上述战略思维,对冷战时期乃至今天日本的海洋安全战略理论和实践都具有重大影响。在冷战结束以前,日本海洋安全战略长期以日美同盟为支柱,并以反潜、护航兵力为重点建设和发展海上自卫队,协助美国遏阻欧亚大陆国家走向海洋。不过,受宪法第九条的制约和国内和战力量的牵制,日本海上安全战略仍长期坚持了“专守防卫”原则,强调运用外交、法律、经济、科技等非军事手段维护海洋安全,拓展海洋开发的空间。1961年日本内阁设置首相咨询机构“海洋科学技术审议会”,1971年该审议会被改组为“海洋开发审议会”,主要负责大陆架综合基础调查、海底勘探技术开发、海洋环境调查等。1971年,日本在与美国签署《冲绳施政权归还协定》时非法将中国领土诸岛纳入“归还”范围,开始实际控制。1974年日本又与韩国签订《日韩大陆架协定》,企图撇开中国非法开采东海大陆架。

20世纪80年代,日本政府又提出了综合安全保障战略,主张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综合手段维护国家安全,设置了“海洋开发相关省厅联席会”,成员包括海上保安厅、防卫厅在内的各政府部门。日本海上自卫队还加强了与美国海军的军事合作,依托本国岛链封堵苏联海军进出西太平洋。不过,总体而言该时期日本海上安全战略仍是防御性的,防卫范围是有限的,最远止于1 000海里海上航线的保护,在解决专属经济区划界及岛屿争端等问题上并未表现出动用军事手段的企图。然而,由于科技、经济实力的雄厚,到1990年前后,海上自卫队通过渐进式发展,实力在亚洲已首屈一指;海上保安厅拥有了亚洲最强的海上准军事力量,从而为冷战后日本海上安全战略逐步加强军事手段的运用打下了坚实基础。

冷战结束至2000年的日本海上安全战略

在自冷战结束到伊拉克战争这段时期,日本海上安全战略经历了一个从防御到扩张、从保守到积极的蜕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日本的海洋安全战略尚比较模糊,呈现出过渡性特征。

首先,积极应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及时修改相关国内法。1994年11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完成有关法律程序正式自动生效。这部在国际海洋法史上堪称空前的法典对世界很多国家的海洋安全战略及海洋政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对岛国日本的影响尤甚。1996年,日本国会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同时修改本国的《领海法及毗连区法》、《专属经济区及大陆架法》等。通过上述修订,日本打下了利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周边海域扩张权利的国内法基础。尤其是《专属经济区及大陆架法》第一条、第二条规定,与邻国所主张的专属经济区、大陆架的重合部分,以“中间线”确定,为日本在东海管辖海域划界中歪曲解读国际海洋法,提出所谓“中间线原则”提供了国内法支撑。

其次,掀起海洋日本论,为海洋拓展作舆论准备。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日本国内学术界和舆论界与政府相呼应,纷纷提出“文明的海洋史观”、“海洋国家日本论”、“海洋亚洲论”等观点。上述论调的共同点是主张日本应以海洋立国,向海洋方向发展,并提出了所谓“新南洋战略”;把中国作为大陆国家,排除在其界定的“海洋亚洲”之外,试图从理论上剥夺中国走向海洋的正当性,为日本与中国等大陆国家争夺亚洲大陆海洋空间提供舆论铺垫。1996年日本政府以设立“海洋日”的名义恢复了日本近代海洋扩张时期明治天皇钦定的“海洋纪念日”,政界、社会潜伏了近半个世纪的海洋扩张意识再度张扬起来。

再次,强化日美军事同盟,谋求加强对周边海域的军事控制。冷战结束后,由于苏联解体,共同敌人消失,日美同盟一度风雨飘摇、危机频发。然而,日本政界保守势力很快以维护、扩张日本海权为导向,吸取日英同盟的历史经验教训,走上了重新定位、强化日美军事同盟之路。1997年,日本与美国签订了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导方针》。1999年5月,日本国会又通过了《周边事态法案》。上述“指针”和“法案”的直接目的是试图追随美国军事干涉朝鲜半岛、,根本目的则是企图与美国联手控制周边海域的制海权。比如《周边事态法案》第三条第三款就规定,日本自卫队为美军提供支援的“后方地域”,不仅包括公海,还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日本周边的专属经济区。

到20世纪结束时,日本经过十年调整,大体完成了构建新海洋安全战略的政治、外交和社会舆论准备以及部分国内法的整备。尽管日本政治由于“五五体制”瓦解、经济长期停滞而乱象丛生,但朝野在扩张海洋权益、扩大海上军事影响等方面越发表现出一致性。

新世纪以来日本的海洋扩张战略

进入新世纪以后,日本新的海洋安全战略迅速成型,扩张性海洋政策出台速度加快,相关保障性法规连续出台,海洋管理部门加快整合,在海洋争端中的外交立场趋于强硬,军事手段的运用企图逐渐暴露。

1、日本海洋安全战略的快速强化

2007年7月,日本海洋法规中的“宪法”《海洋基本法》正式实施。2008年4月,日本政府依据《海洋基本法》正式颁布《海洋基本计划》。上述计划明确规定了日本政府在维护海洋安全中的义务、责任和规划。

(1)通过一系列支持海洋扩张政策的海洋法规。2007年7月,日本海洋法规中的“宪法”《海洋基本法》正式实施。该法对日本有关海洋开发、科研、环保、安全等方面作了系统的规定。其中,规定“海洋的开发、利用、保护必须综合施策,一体实施”(第6条);“海洋是人类共同财产,而且我国经济社会与国际社会相互依存密切,必须在国际协调下,在建立发展海洋国际秩序方面发挥先导作用”(第7条);“我国四面环海,经济社会所需要的物资大部分依赖进口,为确保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海上运输,维护海洋秩序,应采取必要措施以确保我国的和平及安全以及海洋安全和治安”(第21条)。该法还就制定《海洋基本计划》,设立“综合海洋政策本部”做出了具体规定。2008年3月,日本政府依据《海洋基本法》制定了第一个《海洋基本计划》。该计划就海洋安全事项做出如下规定:①维护周边海域秩序。加强海上力量,建立海上紧急出动体制,防止海上犯罪,维护至马六甲一线的海上交通安全,实施海上反恐,遏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海上运输等。②维护海上交通安全。加强国际合作维护至马六甲一线交通安全,强化海上救难机制。③增强海洋灾害预报、救灾能力。④监视外国军舰活动。⑤保护开发离岛。②可以说,“海洋基本法”有关海洋安全问题的规定构成了新世纪日本海洋安全战略的骨架,也明显超出了所谓“专守防卫”原则,为日本海上军事力量支撑海洋扩张提供了国内法依据。

2007年7月,日本国会还通过了《海洋构筑物安全水域设定法》。该法规定,日本国土交通大臣可将海洋建筑设施的500米以内的范围设为“安全海域”,未经许可的船舶禁止进入该海域。如此一来,日本企业在日方所主张的专属经济区内勘探、开采时,如遭到中国的阻止时,日本海上保安厅(相当于海巡署)可据此法将之排除。2009年6月19日日本国会高票通过《海盗行为处罚及处置法》,为日本海上自卫队远赴索马里护航提供了法律依据。2010年6月,日本众议院又通过《低潮线保全和基地设施整备法案》。该法案要求保护日本最南端的“冲之鸟岛”(我国称冲之鸟礁)和最东端的南鸟岛等,维护日本海底资源开发和专属经济区的权益。《联合国公约》121条第3款明确规定:“不能维护人类居住或其本身的经济生活的岩礁,不应有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因此,冲之鸟礁根本不具备作为岛屿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资格。但是,日本为了维持冲之鸟礁的所谓的“岛屿”地位,竟不顾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明确规定,企图通过国内立法使目前在冲之鸟礁建设的人工设施合法化,造成人工岛屿的既成事实,为日本主张冲之鸟礁的专属经济区和200海里外大陆架提供所谓法律依据。

(2)强化对海洋扩张的战略指导能力。进入新世纪之后,日本政界、学界要求政府设立战略指导机构,统筹海洋安全、管理和开发事务的呼声高涨。2003年,日本政府官房长官设置“大陆架调查对策室”。2004年,当时执政的日本自民党政务调查会在推出的《保护海洋权益九项提案》强调,“保护海洋权益是政府和执政党的巨大使命”,同年,日本政府又设立“大陆架・海洋资源调查相关省厅联络会议”,该“联络会议”包括防卫厅、海上保安厅等实力部门。其责任之一就是制定综合性海洋权益保护措施,尽早在所谓“中间线”的日方一侧展开海洋资源调查,并指导民间企业在该海域开采天然气等资源。2007年7月,日本政府设立了以首相为本部长的“综合海洋政策本部”,负责制定海洋基本计划,遂行有关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开发、保护等项决策。“综合海洋政策本部”的设立标志着日本彻底解决了海洋政策部门条块分割的现状,形成了制定、实施海洋安全、管理、开发政策的综合指导能力。当时,日本安倍晋三内阁选择熟悉对华政策前公明党干事长冬柴铁三任首任海洋担当大臣,在海洋权益争夺上与中国对垒的意图十分明显。

(3)加大与邻国争夺海洋领土和管辖海域的力度。为了扩张本国管辖海域,与邻国争夺争夺海洋资源。日本在历经数年的勘探和数据采集之后,于2008年11月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出了太平洋南部及东南海域的大陆架延伸申请,冲之鸟礁即被日方作为南部海域的申请理由之一。2000年以来,日本在南千岛群岛(俄国控制,日本称“北方四岛”)、独岛(韩国控制,日本称“竹岛”)、问题上的立场不断趋于强硬,呈现出北争、西夺、南控的全面出击态势。在南千岛群岛,日本政府要人声称要登岛“视察”,国内舆论反复掀起“返还北方四岛”的高潮;在独岛,日本海上保安厅一度冲进其周边附近海域,与韩国军舰对峙;在,日本建立了严密的军、警立体监控体制,多次非法抓捕、扣押中国渔民,2010年9月甚至企图动用所谓“司法管辖”,“审判”中国渔

船的船长,酿成了中日外交风波。据日本媒体披露,自2005年以来,日本防务部门还多次制定完善在的动武计划,并增加在附近岛屿的。

2、新世纪日本海洋安全战略的基本特征

综合日本《海洋基本法》、《海洋基本计划》以及近年来该国外交战略、军事战略的调整动向,不难发现21世纪日本的海洋安全战略的基本内涵包括:以提升日本的政治大国、海洋大国地位为根本目的,以维护和拓展海洋资源空间、确保海上交通线安全为直接目标,以牵制阻挠中国战略崛起和走向海洋为着眼点,以强化日本海上武装力量发展及运用为重点,以日美同盟架构下的国际海权合作为支点。具体来讲有如下基本特征。

(1)具有扩张性、冒险性。看待21世纪日本的海洋安全战略,应注意近代扩张基因在日本民族主义、右翼势力蜂起背景下,以新的形式复活与传承的可能性。从近代到21世纪,日本海洋安全战略经过了一个“扩张――收缩――再扩张”的历史回旋。在近代,日本海洋扩张的胃口之大,广及印度洋与太平洋,手段之毒辣,完全抹煞人类道义与尊严,结果陷入与世界为敌的境地,最终一败涂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出于对近代海洋扩张失败之痛的本能反应,兼受两极格局和国内宪法的严格约束,海洋安全战略长期保持低调,以“和平国家”立身于世。冷战结束之后,两极格局不复存在,当年的战败之痛逐渐被淡忘,日本再度踌躇满志,推行扩张性的海洋安全政策,战略视野先扩至“周边”乃至印度洋,甚至摆出“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姿态。2010年10月21日,日本保守主流媒体《产经新闻》在论及9月份中日围绕日方非法扣押中国渔船事件发生的外交纠纷时,就公然主张对中国实施“小规模战争”。而且,种种迹象显示,日本自卫队也在加紧在实施军事冒险的准备。

(2)视中、朝为主要威胁。新世纪以来,日本的海洋安全战略明显以中国为主要竞争和防范对手,视中、朝两国为威胁,主要政策目标是通过向周边海域和以远海战略通道的扩张,与邻国争夺海洋空间,压制中国走向海洋。进入21世纪后,日本《防卫白皮书》有关中国海洋活动的论述篇幅在逐年扩大,评价趋于严重。2004年12月,日本政府公布《防卫计划大纲》,更加具体地指出:“冷战结束后,虽然远东俄军大规模削减,但该地区仍然存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兵力,多数国家仍着力军事现代化”;“朝鲜在进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弹道导弹的开发、装备、扩散,且保有大规模特工部队”,其动向“是地区安全的重大不稳定因素”;“对本地区安全拥有重大影响力的中国,在推进核导弹战力和海空军现代化的同时,还企图扩大海洋活动范围,有必要予以关注”。当然,新《大纲》也指出日本面临“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导弹技术扩散、国际恐怖组织活动等新的多种威胁”。2010年12月,日本媒体披露的2010-2014年度新《防卫计划大纲》,有关中国海军和海洋政策的负面表述措辞空前严峻,相关内容极富有针对性。由此不难看出,日本的海洋安全战略对中国海洋方向的活动格外关注,实际上以中、朝为主要威胁。

(3)战略目标多元化。21世纪初日本海洋安全战略目标多元,存在一个跨越传统、非传统安全领域的目标体系。我国学者指出,在海洋领域,日本尤其注重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更有效地在海洋秩序的形成和交涉中维护和扩大本国的权益;二是如何解决好海盗、恐怖袭击、偷渡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确保对日本来说生死攸关的海上生命线的畅通以及海岸安全;三是如何在岛屿和海域争端中占据优势。而2008年日本政府颁布的《海洋基本计划》也引证了这一判断――它把本国安全目标分为“维护和平与安全”和“应对海洋自然灾害”两大类。关于前者,主要包括保护“海洋权益(包括保护日本岛屿领土、管辖海域、航行自由等)”与维护“海洋秩序(主要包括反偷渡维护航行秩序、走私,防止不明船只和周边国家军舰飞机侵入,管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关于后者,主要包括保护海洋环境、应对地震海啸等海洋自然灾害等。当然,上述《海洋基本计划》所列只是日本海洋安全战略所追求的具体目标。事实上,该战略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一部分,还存在其他更具根本性的目标诉求。它们包括:主导国际海洋安全秩序的构建、提升日本在国际政治尤其是海洋地缘政治中的地位等等,日本在美国的支持下一方面加强与澳大利亚的安全合作,形成西太平洋“美-日-澳”战略三角,另一方面又加强与印度、东南亚等国的合作,就包含有扩大地区政治安全影响,主导构建亚太海洋安全架构的意图。

(4)发展并综合运用多种手段。自冷战后期提出综合安全保障战略之后,日本就逐步形成了综合运用多种手段维护国家安全的利益的战略套路。21世纪初的日本海洋安全战略仍继续延续了这一思路,并不完全靠军事力量及军事手段解决安全问题,而是通过发展并综合运用军事、外交、法律、文化等多种手段,达成其战略目标。近年来,日本在加强海上自卫队建设和海外运用的同时,也非常注重外交、法律等手段的相互灵活配合。

在外交领域,日本注重发展同东盟国家、印度等海上通道沿岸国的关系,积极同有关各国开展海上安全对话、交流和联合演习。为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参加由美国倡导的多边“防扩散安全倡议”,围绕反海盗同东南亚国家推动“海盗对策合作机制”。在2008年以来,中国与东南亚诸国围绕南沙问题发生不快时,日本即见缝插针,极力拉拢越南、菲律宾等国联合对付中国。在法律领域,日本军事立法与海洋立法日益呈现出齐头并进、相互支撑的趋势。日本相继出台和正式通过的《海洋基本法》等涉海法律及政策,不仅反映了日本全面控制海洋国土、海洋资源、海洋安全等总体战略需求,从立法时机和内容看,“与近年来日本与周边国家问的海洋权益纠纷有直接的联系。其立法规定的设立海洋建筑物安全水域、保护海洋石油开发企业安全、禁止外国人在其专属经济区勘探资源等一系列条款,具有明显的针对性和意指性”。而近年来日本国会对自卫队法的修改以及《反海盗法》等法案的通过,与相关海洋法规的配合互动也十分密切。

日本新世纪海洋安全战略实践对中国的影响

21世纪日本的海洋安全战略具有明显的扩张性和针对性,对中国海上安全环境的和平与稳定越来越具有挑战性。为此,中国需要从经略海洋的大局着眼,积极、稳妥地采取相关措施予以应对。

1、日本新世纪海洋安全战略实践对中国的影响

日本新世纪海洋战略对中国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首先,在亚太海洋地缘安全博弈中易使中国陷入被动和孤立境地。当今时代是海洋地缘政治主导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时代,中国要在国际政治和国际安全关系中发挥大国影响,首先要在海洋地缘政治中占据主动地位。从亚太海上力量对比来看,日本目前的海洋安全战略是以日美海权合作为基础的海洋同盟为后盾的。这两个国家无论是海洋综合国力还是海军实力都优于中国,而且又拥有岛链包围的地利,很容易在海洋方向形成制压中国的态势。另外,由于中国在海洋方向与多个周边邻国存在海洋争端,日本还比较容易挑拨利用这些矛盾

孤立中国。因此,中国在对日海洋安全博弈中既难以获取力量上优势,外交上也存在多重顾忌,不容易占据主动。

其次,将会进一步压缩中国在海洋方向的战略发展空间。日本海洋安全战略在威胁认知上已盯住中国,在手段运用上已指向中国,其主要目的就在于封堵中国“入洋”,在对华海洋博弈中占据主动。近年来,日本媒体公开叫嚷要把冷战时期封堵前苏联的战略用于中国。军事评论家江谦介主张,“在冷战时期,海上自卫队在太平洋辽阔的深海,主要以核潜艇为作战对象”,在以“苏联”为中心的冷战构造瓦解后,海上自卫队“应该以近浅海反潜作战为中心”,以“遏制中国军事力量进入外洋”。事实上,日本自卫队也在不断向其临近东海、台湾的西南地区倾斜,其对中国海军舰艇特别是潜艇进出台湾以东冲绳岛链的监视明显增强。这些都反映出日本围堵中国“入洋”的战略企图。

日本挤压中国海洋发展空间的企图不但表现在第一岛链的封堵上,还表现在其自身的海洋扩张上。日本在东海与中国争夺管辖海域的面积,背后就包含着在东海方向压缩中国海军活动空间的企图。日本片面利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有关岛屿的规定,擅自宣布“冲之鸟”岛拥有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将距东京西南1700千米处的海域连成一片,致使中国在该地区进出太平洋的海上通道均处于日本管辖之下。此外,日本涉海法律中关于海洋建筑物安全水域等的规定及其管辖措施,片面改变了这些水域的国际法律地位,扩大了日本在海上的管辖控制据点,严重威胁到中国海洋安全空间的完整性。这些都会对中国走向海洋产生长远的、重大的不利影响。

再次,增加了中国和平解决两岸关系的变数和难度。在今天,日本的战略思考者已经把位于中国大陆边缘、直面太平洋的台湾视为日本从海上压制中国的杠杆,防止两岸统一已变成遏制中国走向海洋、拓展日本海洋空间的关键步骤,日本亲台势力已经把台湾与本国的现实和长远利益密切联系起来。因此,在上,日本所具有的战略恶意甚至超过了美国――不仅意图阻挠中国武力统一,而且不愿意中国和平统一。2005年2月,日美“2+2”会议公开把列入日美安保合作的“共同战略目标”;2009年以来,日本政府在中国海峡两岸关系出现重大缓和的情况下,多次讨论派兵进驻毗邻台湾的与那国岛。这些都显示出,日本不甘于坐视中国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的,一旦台湾岛内“”分子挑起重大事变,日本很可能上下其手,把问题复杂化。

第四,对中国海上战略通道安全构成潜在威胁。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对海外能源、物资的依赖与日俱增,海上战略日益成为国家的生命线。近年来,日本和美国一道借打击海盗、恐怖活动和维护国际航道畅通为由,已把军事触角伸向南海和西太平洋海域,并力图插手马六甲海峡事务。可以想见,这条咽喉水道若被美日控制,一旦国际形势或南海形势有变,日本会协同美国向中国施压,甚至可能封锁该海峡,切断中国的石油供应通道。

第五,一定程度上增大了中国和平解决周边海洋争端的难度。日本的海洋安全战略对中国而言本质上是一种零和式的,其战略立场具有难以妥协性。受这种战略影响,日本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不可能放弃拒绝政治解决问题的立场,而且会在东海共同开发问题上不断增添是非。受这种战略影响,日本会极力利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海洋争端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策动这些国家与中国对立。2009年以来,日本积极加强与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的海洋安全对话和合作,就包含有在海洋争端问题上协调对华的意图。

2、日本海洋安全战略的应对思考

日本海洋安全战略对中国安全的消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必须从战略高度认真对待,尽可能通过各种手段,消除、弱化消极影响。具体来说,应该在以下方面有所作为。

首先,应以发展眼光辩证看待日本海洋安全战略的历史、现实和走向。日本具有浓厚的海洋扩张传统,且在进入21世纪后日益表现出“回归传统”的迹象。不过,今天日本海洋安全战略所谋求的扩张在性质和程度上,与军国主义时代裸的军事侵略有明显不同。尤其是作为人口分布高度集中,严重依赖海上贸易的岛国,海洋安全具有极其脆弱的一面,使得日本难以实施大规模战争冒险,而更倾向于综合运用外交、军事、法律等多种手段实现海洋扩张。因此,对日本的海洋安全战略,既要有所准备,也不必草木皆兵,要善于以两手对两手,综合运用多种手段防止其滑向海洋军事扩张之路。

其次,强化战略竞争意识,显示敢于应对挑战的决心和恒心。在近现代,中日海上博弈留给中国的最大教训是:“恬退求安,反资其野心,终酿成大患;仓促应战,反为其所乘,终一败涂地。”当前,日本海洋安全战略已明显对中国具有攻击性,其实质是一个自命为“海洋国家”的日本为独自坐大,主动遏制另一个海洋大国的成长,这决定了中日之间的海洋竞争具有全局性、根本性、长期性。对此,中国防止日本在右翼老观念的作用下,把中国的和平与友好立场误读为软弱可欺,进而步步为营,逼我至被动境地。中方应在努力保持对日战略力量平衡的同时,清晰表达自己的战略意志和决心,坚决遏阻其军事冒险图谋。

海洋安全论文范文第12篇

中国国家海洋权益与海洋安全环境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总书记2014年11月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坚决维护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国家统一,妥善处理好领土岛屿争端问题。”

当前,包括海洋安全环境在内的中国国家安全外部环境越来越复杂,形势越来越严峻。这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

一、中国总体海洋安全形势趋于恶化。中国海岸线总长1.8万公里,拥有6500多个岛屿。依据《联合国海洋公约法》,应划归中国管辖的海洋国土共计300多万平方公里,相当于陆地总面积的1/3,其中有150万~19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与邻国存在争议。要维护这样一个庞大的海洋国土与海洋权益本身就是一个极大挑战,況且在过去中国经济与军事力量相对弱势的情况下就更加力不从心。特别是由于历史与国内政治及政策等多种原因,中国海洋权益长期以来不断遭受侵犯,原本属于中国的东海、南海诸多岛屿为他国窃占。在国际形势日益复杂的背景下,中国海洋安全环境与形势更趋恶化。

二、南海问题的复杂化与域外势力的纷纷介入,对中国海洋权益与海洋安全环境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美国强势主导与介入下,日本、印度、英国、澳大利亚等域外势力纷纷介入南海问题,加上美日等与南海问题相关国家的双向合作,对中国南海岛屿主权、海洋权益、海洋安全造成新的挑战与威胁,中国维权的代价与成本大幅上升。

三、日本推行“钓鱼岛国有化”政策严重恶化了东海安全环境。在中日东海划界争议持续存在的同时,属于中国的钓鱼岛长期为日本占有,并完成了所谓的“国有化”进程,对中国岛屿主权形成实际侵占。尽管中国实现了钓鱼岛周边海域常态化巡航,但仍无法实际控制钓鱼岛。与此同时,台湾当局对日本采取“亲善”态度与立场,公开扬言对日本坚持的“冲之鸟礁是岛不是礁”“不持异议”,进一步影响了国家在东海的有效权益维护。

四、中国在全球主要海洋运输通道的安全问题重要性上升,维护海外利益安全压力增大。随着“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世界主要海洋通道(如马六甲海峡等)的安全问题(如是否被封锁)对中国国家经济安全与海洋通道安全的影响愈益增加,维护海外利益安全压力增大。洞朗事件的发生以及印度在马六甲海峡的战略优势,更加凸显我国面对的海洋通道安全形势不容乐观。中央明确提出,“要切实维护我国海外利益,不断提高保障能力和水平,加强保护力度。”

五、朝鲜半岛问题对中国北部海洋安全形成另类威胁。中韩黄海苏岩礁争议尚未解决,而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美韩在我周边海域持续军演、朝鲜“核危机”又进一步对中国北部国土与沿海形成新的安全隐患和威胁。

六、中国海洋政策与海洋战略推进面临更大的困难。受中国传统文化与陆权思想的影响,我国长期以来奉行以“近海防御”为主的海洋战略,这在一定程度影响了国家海洋权益的维护。依据国家发展与海外利益延伸的需要,中国开始推进“远洋海洋战略”,但起步晚,阻碍大。当前,世界海洋权益早已被列强占领与瓜分。美国、法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与俄罗斯是全球拥有专属经济区面积最大的六个国家,其拥有的专属经济区总面积达5400万平方公里,其中有3/4与母国领土分开的。因此,中国海洋战略的推进将面临非常复杂的国际形势的干扰。

台湾问题成为我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与海洋安全的重大障碍

中国台湾岛所处的地理位置,对我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与国家海洋安全极为重要。《海洋中国》一书中指出,“台湾是海洋中国的生命穴位。中国海自然分为南北两大部分,形成一个巨大的‘哑铃’,台湾就是‘哑铃’之柄”,“解决台湾问题,须用海洋谋略”。这一论述充分阐明了台湾在中国海洋安全战略中的重要位置。但事实上,台湾问题已成为我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与海洋安全的重大障碍。

一、新中国建立至今60余年,海峡两岸未实现统一,台湾实质上为美国所掌控,未能成为维护中国领土主权完整及维护海洋安全的屏障,反而成为美国遏制中国的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

二、民进党当局提出的“海洋立国”战略或“海洋国家”主张,就是企图分裂国家,建立以台湾岛与周边海域为主体的“独立国家”,是对中国国家海洋权益与海洋安全的最大挑战。

三、岛内政治的复杂性与分离主义势力的发展,阻碍了海峡两岸在东海、南海等海洋领域的合作,不利于两岸共同维护国家的海洋权益与海洋安全。如果两岸有足够的政治互信且都有追求国家统一的愿望,即使现在没有统一,也可以在海洋领域展开广泛合作,维护整个中华民族的海洋权益。然而,不论是国民党当局还是民进党当局,均对两岸海洋合作持消极和反对态度,尤其是在东海与南海问题上的合作,这给国家海洋安全造成极为不利的局面。

四、蔡英文推进的“两岸关系区域化”战略,使国家海洋权益与海洋安全面临更为复杂的区域与国际形势。在去年的5.20讲话中,蔡英文大谈台湾在区域发展中的关键地位与角色,强调台湾参与区域发展的使命与扮演“和平的积极沟通者”的重要作用,认为两岸问题不再是单纯的两岸之间的问题,而是区域、特别是亚太区域问题的一部分。蔡英文还特别提出“集体安全”概念,就是企图将台湾纳入美日主导的亚太安全体系。这不仅不利于两岸关系的发展与改善,而且增大了我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与海洋安全的复杂性。

五、蔡英文当局的南海政策与对太平岛的新主张,有明显与外部势力合作以牵制大陆、达到“以中国领土主权换台湾安全”的政治目的。蔡英文针对南海仲裁案提出的“四原则五作为”,可视为台湾当局未来处理南海问题的基本方针与政策。四原则是:依国际法和海洋法,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应纳入多边争端解决机制;相关国家或地区有义务维护南海航行和飞越自由;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处理南海争端,在平等协商基础上,保护并共同开发南海资源。五项作为包括:捍卫渔权,保护渔民作业安全;多边协商,请“外交部”和相关国家或地区加强对话;科学合作,请“科技部”开放科研名额,由相关部门邀请国际学者到太平岛进行地质、地震、气象、气候变迁等科学研究;人道救援,请“外交部”和相关国际组织合作,让太平岛成为人道救援中心及运补基地;鼓励海洋法研究人才,强化台湾因应国际法律议题时的能量。

民进党处理南海问题的基本政策思维是建立在其“台独”总路线与“亲美投日脱中”战略之上的。在这一大战略下思考与观察其南海政策才会更准确、更可靠。民进党在处理南海问题上的核心是:配合美国的南海政策与论述,反对两岸合作共同维护国家南海主权。其维护南海岛屿主权与海洋权益是虚(也没有这样的能力与意愿),确保掌握太平岛及引入美日势力进入太平岛是实。未来,蔡英文当局在太平岛问题上有多种操作的可能。

一是会不会让美日或其他国家到太平岛进行科学研究,从而将太平岛“国际化”?蔡英文提出的南海政策的“五作为”之一是进行科学合作,由相关部门邀请国际学者到太平岛进行科学研究。未来这一政策的落实完全是有可能的,在适当时机邀请美日等在太平岛进行合作研究,或允许他们在太平岛设立南海生態或海洋研究中心。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太平岛会不会因此“国际化”?

二是会不会策划美日等外国势力在太平岛进行人道救援活动?蔡英文提出处理南海争端“五作为”中包括人道救援,让太平岛成为人道救援中心。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签署的“2017国防授权法案”中纳入了“国防部长执行美台间高级军官与资深官员交流计划”,其中对交流的定义中包括了人道救助与救灾,这与蔡英文提出的太平岛人道救援计划一致。如果太平岛成为人道救援中心,未来美日会不会以人道救援的名义从事准军事活动?2008年台湾发生水灾时美国就曾派军用飞机以救援名义进入台湾。日前美国国会通过的“2018国防授权法案”更明确提出台美军舰互相停靠港口的建议,值得关注。

三是会不会宣布将太平岛作为美日军舰的运补基地?美国媒体曾报道,蔡英文在2015年访美时与美国有政治交易或幕后承诺,在美国需要时(如南海发生战争),可租借太平岛给美国使用,以提供补给。南海仲裁案公布前夕,岛内不断报道蔡英文避谈U型线是为美国“租岛”铺路。南海仲裁案结果公布一周之后,蔡英文就提出了针对南海仲裁案“四原则五作为”,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让太平岛成为人道救援中心及运补基地”,这似乎正在印证外界对蔡英文将太平岛“租借”美国的猜测。

四是未来会不会在太平岛设立幕后由美国主导的、针对中国大陆的卫星监测系统?太平岛会不会作为美国南海情报收集站?这些均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重大问题。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两岸统一,将大大缓解国家海洋安全环境压力

我们无法期待一个分离主义高涨的台湾会有助于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与海洋安全。只有彻底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一,才能真正有效维护国家的主权与领土完整,也才能大大有助于维护国家的海洋权益与海洋安全,改善国家的海洋安全环境。这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两岸实现统一之后,将大大缓解我海洋安全环境的压力,减少台湾问题的制约。二是两岸统一后,将为中国冲破美国围堵中国的第一岛链、跨出太平洋、走向远洋创造良好的条件。三是两岸统一之后,台湾将成为我国维护东海、南海海洋权益与海洋安全的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成为重要的海洋前沿基地。四是两岸统一之后,完全破解了美日等外部势力以台湾问题要挟中国的筹码,减轻美日等对我海洋权益的侵占与维护海洋安全的巨大压力。五是解决了台湾问题,国家可将更多的资源用于维护国家的海洋权益与海洋安全。台湾问题牵制了国家太多的资源与精力,也影响了国家对维护海洋权益与海洋安全的投入。一旦台湾问题解决,就可将更多资源与人力投入到台湾岛相关军事设施与海洋装备的建设,维护中国在全球主要海洋通道的运输安全,从而实现总书记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以及“国家利益到哪里,国家安全保障就到哪里”之精神,落实《国家安全法》提出的“保护国家的海外利益不受威胁和侵害”之目标。

海洋安全论文范文第13篇

2013年7月13日,海洋战略研讨会在中国社科院召开。本次研讨会系第四届中华爱国工程高级论坛之续,由中国社科院海洋法与海洋事务研究中心、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祖国》杂志社联合主办。中央有关部门及军队领导、沿海地区及海洋基层干部代表、海洋和战略研究领域专家学者及各界人士近50人参加了会议。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法律委员会副主任、海军原政委胡彦林上将,海军原副司令员、军事科学院原政委张序三中将,武警部队原副司令员陈传阔中将,总后勤部原副部长孙志强中将等领导与会指导并讲话。

与会代表深入探讨十提出的海洋强国战略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围绕“我国海洋战略的构建”、“我国海洋权益面临的主要挑战与对策”、“有关国家的海洋法律、政策和战略对我国的影响和启示”、“有关海洋的重要问题及对策建议”等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就国家海洋战略的构建等问题建言献策。

国家角力:揭示海洋争端中的国家立场

“海洋目前在开发、环保、陆海平衡等方面面临多重压力。”这是与会专家在会上形成的基本共识。例如:深海大洋开发利用刚刚起步就受到围堵;海洋主要和利益长期受到侵犯,却疲于被动应对;面向海洋战略才启动,又受到陆地不稳和陆疆冲突的制约。专家纷纷表示,我国急需构建具有前瞻性的国家海洋战略。

根据国家海洋形势现状及相关国家立场,与会专家对国家海洋维权斗争形势作出了研判。

在维权斗争中发生战争几率有多少?专家普遍认为,未来维护海洋权益斗争日益艰巨,围绕海洋权益争端斗争将更加复杂尖锐,形式更加多样,发生擦枪走火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那么,美国将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专家分析,美国大力推进“重返亚洲”、“再平衡”、“空海一体战”以及“再再平衡”战略,表明美国必然深度介入亚太事务特别是南海、东海的之争。

对于日本,专家认为,日本当局一惯持强硬立场,日本未来无论哪个党派执政,都不会在领土问题上向我妥协,我应做好长期、全面的应对准备。

专家对越南也作出一定研判:中越两国海域主张重叠范围最大,但从近段时期来看,两国在南海争端方面总体处于可控,且积极因素增加。

对于菲律宾拉美国撑腰搞“折腾”,专家指出,闹不出什么“浪花”。我方应抓住菲方“闹”的时机进行反制,逐步来改变被动局面。

此次研讨会上,有的专家也关注到个别国家谋划在其非法侵占的岛礁上建助航设施,还时有射击我方渔民事件发生,性质很恶劣。

而在周边国家中,也有我方可以争取谈判共同开发的对象,比如文莱、印尼。专家表示,一旦海上共同开发能够成功,中国将形成南北进发之势,南海油气大开发困局可望破题,整个形势就朝着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

此外,专家预测未来公海权益之争也将加剧。许多国家已将公海和极地视为战略新疆域和未来发展的新空间,正在紧锣密鼓地争夺新的权益或谋划建立新的秩序,未来争夺海洋空间日趋激烈。要以全球视野,在国际公共海域获得更多合法权益。

“统”“分”结合:解析海洋战略目标

与会专家认为,在海洋战略问题上,应该制订明确的近、中、长期战略规划时间表。有专家建议,可制订在2020年建设成中等海洋强国目标。在2049年建设成一流海洋强国目标,成为海洋科技先进、海洋经济发达、海洋力量强大的海洋强国。

有专家对海洋战略目标进行了更透彻分析,认为应涵盖多种领域并区分不同层次。

从涵盖范围来讲,应包括国际和国内两个战略层面。从国际目标看,应以捍卫和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中国海洋权益,全面参与国际海洋制度和海洋秩序的建设为根本目标。从国内目标看,应以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和保护海洋,实现海洋的可持续发展和协调发展为根本目标。

那么,其涉及领域包括哪些呢?有专家认为,应包括经济目标、安全目标和政治目标。经济目标应包括海洋开发、海洋经济、海洋科技、海洋生态。安全目标应包括捍卫领土领海完整、海上安全通道、海上活动自由。也有专家指出,政治目标应包括扩大国际话语权,维护和促进亚太及全球海域的和平与发展,充分发挥中国作为全球政治大国在地区及至全球海洋事务中的影响力,等等。

对于战略步骤,有的学者指出,应包括近期目标、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近期目标重在海陆并举,控海强国,捍卫,维护权益,威慑侵略。远期目标则侧重经略海洋,发展海洋,有效维护与扩展海外利益,确立世界海洋强国地位。

观点交锋:海洋战略路径选择

与会代表深入学习领会党的十关于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论述,共同探讨了“海洋战略“这一重大议题,提出一系列积极而有见地的建设性方略,取得了重大成果。

海军原副司令员、军事科学院原政委张序三中将认为国家海洋战略早就应该出台了。张序三建议,现在海军应该制造更多大型核动力驱逐舰,没有强大的舰队,海权就维护不了,没海权怎么进行开发啊,海洋利益也就没办法得到保障。

武警部队原副司令员陈传阔中将以南海为例,提出了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并与周边国家积极合作的几点建议,其中包括在敏感度较低海域实行自主开发,在争议海域实行共同开发等。

针对南海石油开采,国防大学防务学院院长朱成虎少将建议,中海油应该到有争议的地区去开采石油,但国家应给予一定补贴。朱成虎表示:“到南海去争资源,时不我待。”

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彭光谦少将认为九段线是我们海洋斗争的基本的法律依据,但是到现在都没有完全讲清楚。这些重要的法律依据,我们要把它挖掘出来,不能消极等待。

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副秘书长、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秘书长罗援少将在会上再次讲到了他所坚持的“六个存在”。一是行政存在,二是法律存在,三是国防存在,四是执法存在,五是经济存在,六是舆论存在。“我们一定要抢法律制高点,舆论制高点,夺回和南海问题的话语权,主动权。”罗援说。

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研究员姚云竹少将指出,公海自由航行权从发展来看对中国比对美国更重要。因为我们将来的能源的对外依存度,都会超过美国。中美在未来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海洋治权的争夺。

二炮导弹技术专家暨核战略专家杨承军认为,当前应尽快形成维权时间进程表,应深入研究并学会运用相关国际法律法规,需要更加强硬的国家立场,运用更加灵活的斗争策略。

军事科学院科研指导部原部长黄星少将分析认为,海洋问题实际上是几个常态化存在不够。所谓按下葫芦浮起瓢,没有战略支撑点,不能营造有利的战争态势,属于突击式、救火式的。他提出了建设海上智慧城市的设想。

军事科学院战略部单秀法研究员把当前海洋维权环境概括为“两翼三边一体”。“两翼”指的是印度洋和太平洋,“三边”指的是中美、中俄、中印;“一体”指的是台海两岸一体。“这是处理海洋问题的关键!”单秀法说。

此外,来自外交、农业、海洋局、高等院校及社会各界的专家学者们的观点也频频引起共鸣。

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副主席边利民在讲话中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作为第二大世界经济体的中国,与世界经济融合程度不断提高,中国的发展也越来越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海洋的重要通道,我们必须确保通道的畅通,否则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将受到严重影响

三沙市吴波局长在研讨会上介绍了三沙有关情况。他对南沙局面分析认为,岛礁被占领,资源被盗采,海域被分割,被侵害。南沙争端呈现长期化、民事化、国际化、法律化、复杂化趁势。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刘江永建议,如果暂时不能进行石油资源的共同开发,可以民间方式就12海里以内进行海上观光旅游的共同开发。

中国南海研究院研究员李建伟对中越南海争端走势有着深刻见解。她提出了解决中越海上问题应坚持的原则:稳步推进,先易后难,不失原则,捍卫我底线。

上海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沈瑶认为,我们要充分了解我国临海领域的资源,如渔业资源;知彼方面,要搞清楚我们对手的核心利益在哪里;第二,划出底线,并且制定相应的斗争策略。

“南海是祖宗海!”中国社科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高恒研究员呼吁,要树立科学的海洋观,国家海洋战略应该包括两部分:国家海洋安全战略和国家海洋发展战略。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张良福博士表示,海洋战略应该明确和平的方式有哪些,非和平的方式有哪些,什么情况下用和平方式,什么情况下用非和平方式。

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原副所长杨金森认为,在国家海洋战略的构建上,可以采用一些国外的事例。新世纪以来,四个最重要的海洋国家,都建立了比较庞大的海洋管理机构。

“应先提出一个太平洋印度洋海上通道安全的一个倡议。”厦门大学南海研究院副教授许可表示,要以更多的框架协议掌握国际话语权。

针对海洋战略问题,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刘楠来提出,不能将目光仅限于海洋问题,应该有全球视野。不能只看到岛屿争端,而影响我们对整个海洋问题的掌握;要认识和处理好岛屿和海域的关系问题。在南海问题上,应着重解决岛屿的问题。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高洪分析道:“日本的海洋战略现行态势之下,日本的海上保安厅正在进行治海方面的对华调整,有一些新的动向需要引起关注。”他指出,安倍政府的海洋战略总的方向还是争夺,不断扩大日本的海洋权益。

中国社科院海洋法与海洋事务研究中心主任王翰灵认为,建设海洋强国需要全面性的综合举措,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更需要健全的法律制度。没有海洋法治就没有海洋强国。与我国的整个法治建设进程相应,我国的海洋法律制度还很不完善。我国还没有一部海洋基本法。世界上发达的海洋国家,比如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日本等都有海洋基本法,越南也制定了海洋基本法。虽然我国最近重组了国家海洋局,成立了中国海警局,优化了海上执法力量,但我国的海洋执法还存在严重的缺陷和问题,还需要较长的时间进行改进和完善。在重组海洋管理机构、整合海上执法力量之后,我国海洋工作的下一步应该是研究制订海洋基本法和国家海洋战略。

海军原政委胡彦林上将与会指导并作了讲话。他高度评价专家提出的意见有很强的针对性、权威性和代表性。他希望这些意见能形成具体的书面报告,供有关部门参考。

胡彦林上将对此提出了五点意见。首先,要对当前的海上形势有一个基本的判断,这是我们制定建议的基本依据;第二,随着斗争和形势的发展,有哪些问题需要引起中央高度重视,需要归类列出来;第三,关于海洋的安全与发展。比如海洋战略问题,战略的目标问题,实现目标的路径问题;第四,关于法律方面。我们研究的很多问题要在法律上给予支持,该研究的要研究,该动的要动;五是关于海洋战略问题。海洋发展战略和海洋战略是什么关系?海洋战略和军事战略是什么关系?海洋战略和政治外交战略是什么关系?这些问题都需要研究。

本次会议不仅是一次关于海洋战略的学术研讨大会,更是一次庄严宣誓。研讨会的理论成果将会对于妥善处理中美、中日关系问题、地区安全问题以及国内政治和社会稳定问题等起到强有力的指导与推动作用,对我国海洋战略的构建,维护我国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背景链接:

中华爱国工程高级论坛助推海洋强国建设

近年来地区间围绕海洋岛屿和划界问题所引发的冲突越演越烈,维权斗争日趋复杂尖锐,海洋在我国安全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与作用日益突出,经略海洋已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大局。在此背景下,我国捍卫领海,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等战略需求日益迫切,需要抓紧制定国家海洋战略。

党的十指出:“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报告又指出:“与时俱进加强军事战略指导,高度关注海洋、太空、网络空间安全……”

海洋安全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DPSIR模型 海洋渔业 生态安全

Abstract:The constructed assessment indicator system of marine fishery ecological security based on DPSIR Model includes 1 object layer,5 criteria layers,10 elements layers and 20 indicator layers.Applying the mean-variance method to determine the weights of every index, the paper established a graded standard of marine fishery ecological security.The assessment criteria is used to evaluate marine fishery ecological security based on DPSIR Model of Shandong Peninsula Blue Economy Zone from 2006 to 2012;by using the weighted mean method,the ecological security index of ESI were 0.4874、0.6293、0.7191、0.5646 、0.5185、0.3869、0.5067,which indicate criticality safety、basic safety、basic safety、criticality safety、criticality safety、unsafety、criticality safety。Finally,the paper drew the conclusion and made suggestions.

Key words:DPSIR Model;marine fishery;ecological security

近年来我国沿海地区对渔业资源的过度开发导致渔业生态水域污染日益严重,渔业资源持续衰退,海洋生态环境问题日渐突出。要树立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将渔业地区的生态、环境、资源、经济和社会视为一个相互关联的大系统。本文试图运用DPSIR模型建立海洋渔业的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海洋渔业的生态安全状况,并提出建议。

一、基于DPSIR模型的海洋渔业生态安全评价方法分析

(一)基于DPSIR模型的海洋渔业生态安全评价的指标体系构建

联合国经济合作开发署(OECD)对PSR模型和DSR模型进行完善与补充,提出用于解决环境与社会发展关系问题的DPSIR 模型,并为欧洲环境署(EEA)最先采用。DPSIR模型由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五部分构成。DPSIR模型能够揭示环境与经济的因果关系,有效地整合资源、发展、环境问题,进行生态安全评价及优化研究 [1]。

基于DPSIR模型建立海洋渔业的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包括1个目标层、5个准则层、10个要素层和20个指标层[2]。

(二)生态安全评价模型的建立

采用均方差法计算指标的权重,采用加权平均法来对生态安全状况进行综合评价[3-4]。

1.生态安全驱动力指数:

2.生态安全压力指数 :

3.生态安全状态指数:

4.生态安全影响指数:

5.生态安全响应指数:

6.生态安全评价综合指数:

指数值位于[0,1]中,0代表各因素对生态安全的综合影响趋向消极(压力强,响应弱),生态安全性降低;1代表各因素对生态安全的综合影响趋向积极(响应强,压力弱)。ESI的值越大,表示该地区的生态环境质量越好,生态越安全;反之生态越不安全。

表1 海洋渔业生态评价指标体系

表2 基于DPSIR模型的海洋渔业生态安全分级标准

二、基于DPSIR模型的海洋渔业生态安全评价实证分析-以山东半岛蓝区为例

(一)山东半岛蓝区海洋渔业生态安全评价实证结果

根据2006年-2012年山东半岛蓝色经济海洋渔业生态安全评价模型确定的指标的原始数据,运用均方差法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值(见表1)。根据这些权重系数排序,山东海洋科研机构经费收入占全国比重D20对海洋渔业的空间布局生态安全影响最大,台风、洪涝造成的渔业经济损失(万元)D12和人口自然增长率 D4、沿海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D16也对其生态安全有较大的影响。

根据生态安全模型,可以计算得出:

表3 准则层和目标层数值

从以上的判定标准可知,基于DPSIR模型的海洋渔业生态安全在2006年处于临界安全,2007年生态安全评价指数有所上升而处于基本安全,2008年指数继续上升处于基本安全,2009和2010年不断下降处于临界安全,2011年指数再度下降处于不安全状态,2012年指数回升处于临界安全。

三、结论与对策

(一)结论

根据建立的海洋渔业的安全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均方差法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值,参考相关的研究成果,同时咨询专家的意见,制定了海洋渔业生态安全分级标准,即1-0.8、 0.8-0.6、0.6-0.4、0.4-0.2、0.2-0,分别对应的安全等级为安全、基本安全、临界安全、不安全、危险。运用建立的生态安全评价模型,计算出各个准则层综合指数的数值和目标层指数的数值。

最近几年山东半岛蓝区海洋渔业生态安全状况经历了由临界安全,上升为基本安全,而后下降为临界安全,继而下降为不安全,再上升为临界安全。最好的状况是2008年的基本安全,最差的是2011的不安全状态。这表明海洋渔业的生态安全在得到改善后,又有所恶化,基于实证分析得知主要原因是山东省海洋科研机构经费不充足、台风、洪涝造成的渔业经济损失较大、人口基数大。总的来看,从2006年到2012年山东半岛蓝区海洋渔业生态安全一直处于不断波动状态,生态安全指数一直没有超过0.8达到安全状态,大部分处于临界安全和基本安全状态,偶尔处于不安全状态,情况不容客观。

(二)对策

针对山东半岛蓝区海洋渔业生态安全的实际情况,提出以下对策:第一,加大海洋科研经费的投入,大力支持海洋渔业的可持续发展,为改善海洋渔业的生态安全状况提供科学的指导;第二,渔业有关部门要加强自然灾害的防控,积极建立有效的防控机制。做到早发现、早预防,购置一系列配套的设备,并聘请专业的技术人员,尽量减少台风、洪涝等造成的渔业经济损失;第三,人口增长率短时间内无法改变的情况下应加强渔民的培训工作,加大渔民的培训和教育力度,使渔民更加科学合理的进行生产和捕捞等,并增强渔民的灾害防控意识,做好灾害的防控工作;第四,加强工业废水的监管。提高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和海洋保护意识,不定期的对污染较严重企业的废水进行突击化验检查,对于排放未达标废水的企业要加大惩罚力度,减少负外部性的影响;第五,加强海洋自然保护区建设,加大资金和人员投入,使保护落实到位。

参考文献:

[1]李玉照,刘永,颜小品.基于DPSIR模型的流域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2,48(6).

[2]王启尧.海域承载力评价与临海经济布局优化理论与实证研究[D].青岛:中国海洋大学,2011.

海洋安全论文范文第15篇

1.海洋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第二空间。过去一般是以陆地为本位去认识海洋,接受海洋的赐福。海洋对人类生存发展的积极意义,仅在于它是沟通各大洲文明的大通道,使濒海的各民族成为邻居。这样的理解现在看来显然是片面的、狭隘的。许多现代海洋科学家和人文社会学家看到,在有人类活动的海域,人类的经济活动与海洋自然生态系统相结合,形成海洋生态经济系统,海洋本身也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空间。海洋空间包括海域水体、海底、上空和周延的海岸带,是一个立体的概念。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人口的快速增长,陆地生态环境恶化,资源紧缺,引发海洋资源的大发现,驱动着人类向海洋空间拓展。1994年11月16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生效,改变了领海之外即公海的传统格局,全世界30%多的海洋(约1.094亿平方公里)被划为沿岸国家的管辖海域,在“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群岛水域”,分别享有不同层次的主权权利、专有权、管辖权和管理权。这五种类型的海域,既不同于内海水、领海,也有别于公海。

2.海洋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点。海洋有丰富的生物、矿产等资源,是支持人类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海洋给人类提供食物的能力估计等于全球农产品产量的一千倍,海水淡化是可持续开发淡水资源的重要手段,海洋能总可用量在30亿千瓦以上。海洋石油和天然气预测储量有1.4万亿吨。占地球表面积49%的国际海底区域,蕴藏丰富的多金属结核、富钴铁锰结壳、热液硫化物等陆地战略性替代矿产。在水深大于300米的大陆边缘海底与永久冻土带沉积物中,有天然气水合物成藏,估计资源量相当于全球已知煤、石油和天然气总储量的两倍多。联合国预测,深海商业性采矿活动,可能在2020年以后开始。新兴海洋产业的形成,将使海洋经济成为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支柱。

3.海洋是人民生活的重要依托。世界经济、社会、文化最发达的区域,集中在离海岸线60公里以内的沿海,其人口占全球一半以上。世界贸易总值70%以上来自海运。全世界旅游收入1/3依赖海洋。目前,全世界每天有3600人移向沿海地区。联合国《21世纪议程》估计,到2020年全世界沿海地区的人口将达到人口总数的75%。

4.海洋是战略争夺的“内太空”。能源安全、经济安全的突出,高新技术在军事上的运用,赋予了海洋安全、海洋战略地位以新的内容。传统的控制海洋通道就能控制世界的战略思想虽未过时,但争夺的重点逐渐转向立体海洋,特别是尚未认识的“内太空”———水深500米以上的深海区。

5.海洋是人类科学和技术创新的重要舞台。当代人类面临的全球变暖、气候变化、生命起源、人类起源等重大科学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海洋科学研究的进展。目前已形成“海洋大科学”的研究,其潜在的巨大科学、经济利益和可利用性已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未来文明的出路在于海洋”。开发利用和保护海洋,势必成为21世纪人类社会追求进步和跨越的主要方向。

海洋史学的兴起

海洋世纪的出现,是世界历史演变的结果。但是,重新反思人类从陆地走向海洋的历史进程,我们可以发现史学论述存在的盲点。

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的世界历史体系和结构是以陆地为本位,用欧洲中心论建构起来的。20世纪下半叶以来,它受到广泛的批判和质疑,出现了一些新的世界体系理论,当代历史学研究突破欧洲中心论的桎梏,有了全球的视野,但主流意识和主体叙事仍然是以大陆为中心的。古代世界被分为农耕与游牧两个世界,古代世界史是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之间及其内部的互相交往、碰撞或冲突,从原始、孤立、分散走向一体的历史进程。近代世界史则是工业世界征服农、牧世界的过程。人们承认大海影响了世界文明,那是因为海洋成为各个大陆文明间联系的大通道,促进了大陆文明的一体化。

陆地是人类文明的主要载体,陆地文明的发展进程是世界历史的主流,这是真实的。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的对立统一关系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中的主要关系,也是正确的。问题是,人类从陆地走向海洋后,海洋究竟只是大陆文明间交往的一条通道,还是人类生存发展的一个空间人类开发利用海洋形成的文化是否只是陆地文明的自然延伸在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之外,是否还存在一个海洋世界。

考古学和人类学的新进展告诉我们,人类的海洋活动和陆地活动同样古老,海洋文明有着独特的起源、发展的过程。历史学家发现,不仅地中海周边地区的历史是与在地中海中航行的船只和海员的历史同步发展的,古代亚洲、美洲也有“地中海”,也是海上民族的摇篮。在“地理大发现”以前,海上文明早已有了洲际的传播。海洋作为不同陆地文明跨界交流的通道,是各种海上文明先行接触和互动的结果。如果承认这些历史事实的话,我们就应该把海洋世界作为另一种文明形态的存在来对待。

过去占统治地位的海洋史论述,是西方发达海洋国家推行海权扩张的产物。古代海洋的历史就是地中海文明对外扩张史,近代海洋的历史就是大西洋文明强国依靠海上力量,从控制世界海洋进而控制世界陆地的历史。东方国家、亚洲属于大陆,属于大河文明,虽有海洋活动,但“海洋没有影响他们的文化”,无权参与海洋世界的历史创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非拉的非殖民地化和争取200海里海洋权的抗争,恢复了海洋文化创造主体的地位,呼唤把颠倒的海洋历史再颠倒过来;发达海洋国家的海洋观念也起了变化,海洋文化模式从海上掠夺财富向海洋资源开发、保护海洋环境转型,也要求对海洋历史作出新的阐释。这是海洋史学兴起的背景。

海洋史学是海洋视野下一切与海洋相关的自然、社会、人文的历史研究,从理论上说,包括海洋的自然生态变迁的历史和人类开发利用海洋的历史、海洋社会人文发展的历史。它与原有涉海的各种专门史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以海洋为本位的整体史研究,在于它以海洋活动群体为历史的主角,并从海洋看陆地,探讨人与海的互动关系,海洋世界与农耕世界、游牧世界的互动关系。按照我的理解,海洋世界应该包含多层的意义:

1.海洋世界是人类海洋性实践活动和文化创造的空间。人类开发利用海洋,创造出多种海洋部门、产业和社会系统。海洋性实践活动包括直接的和间接的开发和利用海洋的活动,舟船是它的主要载体。舟船把它航行的所有起点和终点的陆地的海岸区域相联接,形成海洋区域的社会网络,因此海洋世界的空间结构,是由大陆海岸区域、岛屿、海域组合而成的。我们以往理解的,只是从旧居地越洋到了新大陆,才算开辟新的生存发展空间,忽略了海洋活动本身就是一种生存发展空间,事实上没有海上生存能力,就谈不上跨越海洋,谈不上海洋水体和海底资源的开发利用。

2.海洋世界指海洋人文世界。海洋文化是海岸区域和海域涉海的群体对海洋自然的“人化”。不同海洋环境、不同民族的海洋文化有不同的样式和特色,发展水平也不一致。但其本质特征和共性,是都有漂泊、流动的“船上社会”,如渔民社会、海商社会、海盗社会等,他们的组织制度、行为方式,与陆地社会组织有明显的差别。远航既是一种体能、生理的挑战,又是一种心灵的磨砺,海洋因素渗透在他们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当中,成为生命的一部分。海岸区域间接进行海洋性实践活动的群体,是“船上社会”的支持和后援力量,与“船上社会”构成联动的系统,生产与生活和海洋结下不解之缘,行为方式也深受海洋的影响。西欧通过海洋扩张创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并不等于只有资本主义才能产生海洋文化。

3.海洋世界是人类社会大系统下的一个小系统,与农耕世界、游牧世界相同,也有一个从原始、孤立、分散走向一体的历史进程。海洋文明不等于与陆地文明对立,高于陆地文明的先进形态。海洋世界也不是封闭的社会人文系统,始终和陆地世界发生互动的关系。如果这样的理解可以成立的话,海洋在世界历史体系和结构中不应该只是一个陆地文明之间交往联系的场所,而且还是一个与农耕世界、游牧世界对话、交流、互动的角色。

由此可见,海洋史学的问题意识,在于考问海洋世界在世界历史体系和结构中的地位。它要求历史学家首先要重新发掘海洋的历史资源,观察海洋世界自身的发展和演变,然后在陆海互视中给予准确的定位。在这个意义上,海洋史学是探讨人类社会整体史的一种方法和途径,与海洋代表西方、现代、先进、开放,大陆代表东方、传统、落后、保守的文化霸权论述有着本质的区别。

中国海洋史学的展望

中国既是东亚的大陆国家,又是太平洋西岸的海洋国家,中国的历史发展兼具陆地与海洋两个方向。中国在国家形成的过程中,不只是形成农业民族的共同体,而是包含了游牧民族、海洋民族在内的多元一体。古代环中国海沿岸与东南亚、西亚海域形成海洋经济、文化互动网络,宋元时中国成长为海上强国。郑和下西洋后,明朝从海洋退缩,但明末开放月港,仍主导东亚海洋贸易网络,郑成功拓展东西洋贸易,收复台湾,遏止了荷兰海洋势力的东进。清代中国失去通过海洋实现社会转型的发展机遇,但海洋传统在沿海地区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与海外的跨国人口、物质、文化的互动从未间断。当代中国改革开放,通过海洋与世界互动,海洋强国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是历史的继承和发扬,体现了传统与现代变革的连续性。

中国海洋史学要在学术理论和实践上重建海洋世界的小系统,全面总结、继承、利用这笔珍贵的历史遗产,不仅可以改变历史研究中忽视海洋的缺陷,丰富中国历史的内容,完善中国历史体系和结构,促进史学的理论创新和学术创新,而且可以为我国实施海洋发展战略、维护海洋权益、遏制“台独”提供历史依据和理论支持,对改变重陆轻海的传统观念,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海洋发展道路,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