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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幸福论文

消费幸福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社会攀比;囚徒困境;财税政策

中图分类号:F0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7-0062-03

一、社会攀比的理论基础及研究现状

社会攀比作为人类普遍的行为活动,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1954年Festinger在其文章《论社会比较》首次提出社会比较理论,他指出,团体中的个体都具有一种估价自己的驱动力,在缺乏客观的、非社会标准的情况下,便会以他人作为比较的来源与尺度,通过对比来估价自己的态度、能力和反应的适宜性,以从中确定自我价值。在Festinger研究的基础上,Wheeler通过排序实验,表明被试者更愿意与那些比他们稍微优秀一点的人进行比较。1965年Adams从社会比较的角度提出经典的公平理论。他认为人们不仅关心自己所得回报的绝对量,而且还希望了解自己所得回报的相对量,以确定是否公平。

我国对社会攀比的研究起步比较晚,相关文献并不丰富,虽然近些年不断地增长,但我国有关攀比的文献总量仍旧较少,研究领域主要在经济领域,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大学生等特殊群体,对概念的界定缺乏全面性。界定偏重于消极一面,习惯于直接把攀比归类于一种不健康的现象,而置于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中的倾向。较少对社会攀比引发幸福悖论的机制进行研究。

二、社会攀比的囚徒困境分析

(一)消费行为的聚焦错觉

凡勃伦发明了“炫耀性消费”一词来描述消费行为的社会性,西拖夫斯基最早研究了消费和地位之间的联系,荷诗创造了地位性商品的概念以强调相对社会地位的角色。在吸收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弗兰克进一步根据受他人行为影响的敏感程度,将人类的消费分为显性消费和隐性消费两大类[1]。

显性消费即可以用货币计价、衡量和比较的消费,主要是商品的消费,如衣食住行商品的消费等,人在消费显性商品时,一般也会在与他人的消费比较中获得或好或坏的情绪体验,从而对人们的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

隐性消费是指难以被货币化计价、衡量和比较的消费,私人领域的亲情、友情、健康、休闲、工作自主性、环境、交通等都属于隐性消费。隐性消费无法计价衡量的特性使其不存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竞争和攀比。但隐性消费贴近内心的特性决定了其是幸福体验的重要方面,且大部分隐性消费具有边际幸福报酬递增的性质,成为幸福感产生的主要源泉。

幸福是人类追求的永恒目标,但在对幸福的追求中,易被衡量和比较的显性消费被赋予了较高的权重,难以被货币话、商品化的隐形消费领域常被忽略,这种“聚焦幻觉”的存在促使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对显性领域进行过度的追求,且由于显性消费的边际效用递减特性,使得收入、商品绝对量的递增与幸福感不变甚至下降的现象共存,形成幸福的悖论、催生社会攀比的消费观念及环境。

(二)社会攀比的囚徒困境模型

显性消费的社会攀比作为普遍的社会现象,不但不能提高人们的幸福水平,还在经济、社会领域带来了较为严重的次生效果。博弈论在多主体参与的活动中寻求优化策略的理论。在显性消费的社会攀比中,我们可以进行博弈分析如下:

首先,假设在不存在社会攀比和赶超的情况下,假设甲乙两个体具有相同的幸福函数,都只是自身显性消费量x的函数。由于显性消费边际效用递减,设甲乙的幸福函数分别为:

H1=-2(x1-8)2+16 H2=-2(x2-8)2+16

该函数图形的特点是先递增后递减,中间存在最大值。用福利经济学来解释这个函数所表示的情形为:在不存在社会攀比和赶超的情况下,甲乙二人的最佳工作量均为8小时,并且都消费8单位的显性商品,从中获得16单位的幸福感。利用社会攀比矩阵表示后,模型中的(赶超,不赶超)策略所对应的(16,16)组合是最优博弈策略,即二人都获得最大量的幸福感。

当加入社会攀比后,甲乙二人各自的幸福函数都会因攀比和竞争因素的加入而改变。每个人的幸福函数不仅是其自身的显性消费量的函数,而且还是对方显性消费量的函数。由于存在社会攀比,二人显性消费量的差距成为了影响双方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因此,甲乙二人的幸福函数分别变为:

H1=-2(x1-8)2-4(x2-x1)+16 H2=-2(x2-8)2-4(x1-x2)+16

若甲首先对自身的现有消费量不满足,进行社会攀比,那么甲将根据自己新的幸福函数选择最优工作量9小时(超过原先8小时),并从中获得比原来多2单位的显性消费量即18单位。而此时乙的工作量和显性消费量都保持原有水平。没有进行社会攀比的乙会因为对手甲的显利水平的增大而产生心理落差,因此对自身原有的幸福感产生负向抵消作用,根据乙的新的幸福函数可知,乙目前的幸福感仅为16单位。在博弈矩阵中,甲乙双方的博弈策略组合为(18,12)。同理若乙先进行社会攀比而甲不参与,那么双方的博弈策略组合为(12,18)。

事实上,若甲乙二人其中一方先进行社会攀比并企图得到多于对手的幸福感,那么另一方完全可以马上采取相应攀比行动,使双方都进入社会攀比的游戏中。用博弈模型来解释为,若甲先攀比,将工作量提高为9小时,那么乙也立即提高工作量至9小时,而这种社会攀比对二人的幸福感均产生负的外部性,最终使二人的幸福感均下降至14单位。可以看出,甲乙二人最终选择(赶超,赶超)的幸福组合作为双方的最优博弈策略。

然而从博弈图中可知,甲乙均得到14单位幸福感的(赶超,赶超)策略并非是最优资源配置情况,最好的结果是二人均得到16单位幸福感的(不赶超,不赶超)策略组合。但是这种策略是不稳定的,在社会攀比的影响下,甲乙二人都有通过独自增加工作量而获得比他人更高幸福感的冲动。这也就是社会攀比对幸福感存在负面效应而产生幸福悖论的内在机制。社会攀比的“囚徒困境”博弈表明,人们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攀比因素作用于个人与集体,最终导致非最优的策略组合,产生社会整体的不幸福。

上述社会攀比的囚徒困境博弈模型的分析可知,人们在追求幸福时,在没有外界调控和干预的情况下,个人始终要追求自己的理性决策而不会全盘考量,最终会导致集体的不幸福。这表明,要想消除“幸福悖论”,走出社会攀比的“囚徒困境”。可以加入合理的外界调控和干预机制,改变博弈格局,促使大家选择(不赶超、不赶超)的最优策略。

三、社会攀比困境的财税政策干预分析

由上述社会攀比的囚徒困境博弈模型的分析可知,人们在追求幸福时,在没有外界调控和干预的情况下,个人始终要追求自己的理性决策而不会全盘考量,最终导致集体的不幸福。这就表明,只有加入合理的外界调控和干预机制才能使集体理性趋近于个体理性,从而消除“幸福悖论”,走出社会攀比的“囚徒困境”。这里所说的“外界调控和干预”实际上就是指政府的相应公共政策。

假设在上述博弈模型中引入第三方政府部门,政府采用公共财税政策手段对首先进行社会攀比的一方进行惩罚,而对未参与社会攀比的一方进行补偿。例如政府对社会攀比的一方进行3单位的税收惩罚,相应未参与社会攀比的一方得到3单位的转移补偿。那么,先社会攀比的一方即使在攀比中获得了2单位的超额幸福感,但是由于存在税收惩罚机制,他的幸福感反而下降了1单位,这就意味着,甲乙双方都会意识到参与社会攀比实际上是得不偿失的,因此他们都不会率先进行社会攀比。相应未参与社会攀比的一方获得了3单位的幸福补偿,则他的幸福感变为15单位,这时的纳什均衡解为双方均获得16单位最大幸福感的(不赶超,不赶超)。

在这种财税政策调节下,任何一方的赶超都无利可图,幸福感的绝对量与相对量都不会得到提升,这使得双方都丧失赶超的动力,最终选择(不赶超、不赶超)的最优策略。由此可见,公共财税政策的合理运用将会引导社会攀比走出囚徒困境,避免资源的浪费和幸福水平的无谓减少。

四、抑制社会攀比的税收财政政策调整

正是由于人们对显性消费的过度聚焦导致了幸福感知的偏差和无止境社会消费攀比。这就决定了在抑制社会攀比中的财税政策总体原则是对显性消费征税,对隐性消费补偿,使人们减少显性消费的攀比和竞争,使幸福感的来源向真正的心理幸福体验回归。

(一)利用财税征收,引导合理消费与生产

1.对收入和财产征税,减少人们在收入和财富上的过度攀比和激烈竞争。在累进税中,对较高的收入部分或财产征以较高的所得税及财产税会使人们不惜代价获取财富的意愿下降,转而享受更多的闲暇消费,使人有时间回归家庭、享受天伦之乐,提升人们幸福水平。

2.对奢侈品消费征税,遏制显性消费的恶性攀比,增加财税收入。奢侈品消费时社会攀比的重要表现方面,也是促使社会攀比恶化的重要因素,在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公平感缺失的大背景下,奢侈品消费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社会矛盾和冲突。加剧社会心理失衡,引发社会关系紧张,破坏社会公正,威胁社会和谐。所以要对豪车豪宅等奢侈品课以重税,扩大覆盖范围,对奢侈品商品消费及消费行为并行征税[2]。

3.对劣值品征税。某些物品给人带来的好处不大,甚至有利无害,但消费者却给以较高评价,这种消费者评价高于合理评价的物品被称为“劣值品”。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劣值品主要有烟酒,对烟酒进行征税导致的价格提高会适当限制消费的数量和人群,有助于维护吸烟者和酗酒者自身及他人的健康,奠定幸福生活的基础。

4.对环境污染外部性征税,提高公众隐性幸福水平。生活的自然环境是公众幸福感知的重要方面,在改善环境方面,环境税作为保护环境的一个重要政策工具,其在遏制污染、改善生态环境方面的作用已经得到国际社会认可。需求弹性较大的产品或者治理成本较低的污染物更加适合作为环境税的征税对象。征收环境污染税,对污染治理给予一定补贴,改变企业成本曲线,遏制企业为减少成本而肆意排放污染物的冲动。促进企业积极进行污染治理,从而改善环境污染状况,增进幸福感。

5.对公益捐赠减税,促进慈善的发展,增进社会和谐。慈善捐赠是财富消耗重要且有意义的渠道之一,慈善事业的良好发展,在大大提高财富利用效率,提高低收入群体、困难群体的切身问题,增进最底层民众的幸福感的同时会使捐赠者收获心灵的满足,这种双赢很大程度上提高整体社会福利水平。针对慈善捐赠,要充分利用财税政策,降低或者取消捐赠税,包括对符合法律规定的受赠主体即慈善组织可享受到优惠及对于捐赠主体捐赠给指定机构的捐款也可以享受一定程度上的税收减免优惠。最大限度地激发公众的慈善热情,促进慈善事业大发展。

(二)利用财税支出,增强隐性幸福

财税支出的使用要坚持民生幸福导向,更加着眼于隐性因子和某些特殊人群的补贴扶持。

1.加强对幸福隐性因子的投入。政府作为最重要的社会治理主体,首先要不断加强基础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增加公民中休闲娱乐的公共健身场等,同时,政府要加大文化建设投入,下大力气进行社会诚信建设、社会道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等道德建设,培育包容和谐的社会心态。从硬件到软件,从身体都思想,多方面促进民众幸福感的提升。

2.加强重点人群的补贴力度。社会中的痛苦并不是均衡分布的,底层民众承受了大部分,提高这部分受众的幸福水平可以较大程度提升整体社会福利水平,例如在当前在住房领域,要着重加强应当针对低收入者、刚迈入社会的大学生群体的一些补贴政策,在社会保障领域,注重完善社会救济等制度,解决最紧急、最基本的生活保障。

五、结论和进一步研究方向

本文通过引入博弈论模型分析社会攀比的困境,验证财税政策在抑制显性消费攀比,提高整体社会福利方面的功能,进而以财税政策为切入点,探讨了走出囚徒困境的税收对策,并在对显性消费征税、对隐性消费补贴的税收原则下提出具体的举措。下一步的研究方向,主要想对隐性消费因子进行进一步界定细分和深入研究,以期从多角度探究隐性消费因子的影响因素及提高对策,真正使幸福回归本源,提高公众的幸福水平。

参考文献:

[1]谢识予,娄伶俐,朱弘鑫.显性因子的效用中介、社会攀比和幸福悖论[J].世界经济文汇,2010,(4):19-32.

[2]李大明,王萌.基于消费行为的奢侈品课税分析[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9,(1).

[3]曹亚芳.收入不确定性、攀比效应和消费[D].山西:山西财经大学,2011.

[4]杜保丽.炫耀性消费的社会学解读及其意义[J].江苏教育学院学报,2008,(4):59-61.

[5]胡迪,金一波.社会比较及幸福感对情绪的比较机制[J].江苏社会科学,2011,(S1).

[6]何强.攀比效应、棘轮效应和非物质因素:对幸福悖论的一种规范解释[J].世界经济,2011,(7):148-160.

[7]姬兴华.改革中攀比心理的特性及其成因[J].合肥教育学院学报,2003,(2):25-27.

[8]娄伶俐.主观幸福感的经济学理论与实证研究[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

消费幸福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人的需要 人的幸福 消费社会

基金项目:陕西省教育厅基金项目(12JK0194)、陕西省高水平大学建设专项资金资助项目(2012SXTS04)的阶段性成果。

马克思主义认为,幸福是以满足人的需要为核心展开的实践活动和结果。本文立足于需要理论,对人的幸福进行全方位的阐释,进而分析消费社会中人的需要与人的幸福之间的背离现象,以便正确引导人幸福的合理走向。

人的需要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界定幸福的逻辑起点

人的需要表示人与外部世界的依赖和依存关系。马克思主义从人的需要出发,克服了主义幸福论和禁欲主义幸福论的缺陷,科学界定了幸福的内涵。

1.从需要的内容来看,幸福是物质需要满足与精神需要满足的统一。人除意识到生理或物质需要之外,还认识到心理需要或精神需要并设法满足来感受幸福。西方禁欲主义主张幸福是抛弃一切物质需要而单纯追求的一种精神满足。“使人扰乱和惊骇的不是物,而是对物的意见和幻想”①。主义则把幸福看作是人对尘世物质需要满足的快乐体验。“有着一颗灵魂,就得求助于肉体上的舒适。”②马克思主义批判使幸福成为纯粹的精神虚幻的禁欲主义幸福论,同时也反对使幸福成为低级的动物本能的主义幸福论,只有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的统一满足才称得上幸福。

2.从需要的实现形式来看,幸福是创造性劳动活动与享受性劳动成果的统一。与动物被动的本能的得到需要不同,人能积极主动地通过创造性劳动来满足需要且享有自己的劳动过程和成果。马克思主义强调幸福本身就包括人们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废除作为人民的幻想幸福的宗教,也就是要求实现人民的现实幸福。”③同时否定主义所主张的享受就是幸福的全部内容的错误观点。马克思不只把人看作是“感性的对象”,而且进一步看作是“感性的活动”,使人的幸福在创造性劳动活动与享受性劳动成果的统一中得以实现。

3.从需要的主体来看,幸福是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统一。人的需要以一定社会关系表现出来就是人的利益,利益是人类持续追求幸福的现实动力。禁欲主义幸福论贬低和限制广大劳动人民追求正当的个人利益,而主义幸福论把个人利益置于最高地位,蔑视个人的社会责任。马克思说:“当一个人专为自己打算的时候,他追求幸福的欲望只有在非常罕见的情况下才能得到满足”④。综上所述,幸福是人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通过社会实践活动得到一定程度满足时所产生的一种愉悦感和快乐感。多样的、超越的、持续的需要推动着幸福的内容、层次和水平不断提升,成为每一代人不懈努力的追求目标。

消费社会中人的需要背离了人的幸福

现代社会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已经基本摆脱了物质匮乏年代,人类进入到“消费社会”。可惜的是,人的需要越来越丰富,而幸福却越来越远离人们。

1.一定的物质需要满足只是实现幸福的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必要条件。消费在本质上是人的需要得到满足的活动。一旦物质需要得到基本满足,就会产生更高层次的精神需要。物质消费可以换取很多物质需要的满足,但对于幸福目的来讲,它只是一个条件。除此之外,它还包括许多情感领域、精神方面的必要因素。消费主义将无度的物质需要满足视为生活的意义和幸福,颠倒消费的工具性和幸福的合目的性关系,失去对幸福本真意义的追求。

2.一定的创造性劳动只是实现幸福的主要途径,而不是唯一途径。马克思主义着重强调创造性劳动使人们感受到个人的生命本质和无穷的乐趣。但这并不是实现幸福的唯一途径,因为享用自己的劳动成果,特别是享受亲情、爱情、友情、亲情,更是一种向往的幸福境界。然而,消费主义迫使人们沉浸在创造尽可能多的社会财富之中,成为物和金钱的奴隶。人们倘若一味追求财富的极大化,疲于奔命而牺牲了应有的闲暇,也背离了幸福的初衷。

3.一定的个人利益获得只是实现幸福的一个目标,而不是最终目标。个人利益的实现是幸福在个人层面的表现,但他人利益、社会利益则是幸福的最终目标。消费主义将消费功能由“个人需要”已经升级为“个人欲望”,消费成了满足商品符号的一种手段。一旦把消费看作是身份、财富和幸福的标志时,就使人们投入日益升级的炫耀和攀比之中。在攀比之风越吹越烈的消费主义影响下,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人们对社会的不公平感不断增强,使得整个社会幸福感降低。

实现人的幸福的新路径

1.以物质需要为基础提升精神需要。人的幸福来自于人的需要满足。满足一定物质需要是实现人的幸福的必要条件,但满足精神需要是实现人的幸福更为重要的内容。消费社会使人一味沉溺于低级的物质需要而不能适时迈向更高一层的精神需要,所以,必须开辟具有广泛发展空间的精神活动。近年来,我国居民的消费选择和消费水平有了较大的发展,但物质性消费远大于文化性消费。对此,我们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同时,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来主导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使人们自觉地选择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

2.以创造性劳动为基础拓展享受性活动。人的幸福是创造性劳动和享受性活动的统一。创造性劳动是享受性活动的前提,享受性活动是创造性活动的结果。现代人越来越追求一种人益于身心健康的享受性活动。休闲作为一种享受性活动开始进入人们视野之中,越来越多的人把时间和收入用于旅游、娱乐、运动等。为此,我国各级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把休闲活动作为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方向,积极探索最广大人民群众能够享受休闲生活的具体措施和途径,以提高广大人民的幸福感。

3.以个人利益为基础延伸社会整体利益。人的幸福是在个人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的统一中得以实现。个人利益不能离开社会支持,社会也不能远离个人利益。社会心理学认为,人的需要对幸福感的影响不是满足某个主体需要的绝对数量而是相对数量。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0)警戒线,对此,我们必须以实现人民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更加注重向公众提供公共物品,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尤其优先考虑落后地区、弱势群体的消费权利,鼓励富裕阶层参与抚弱济贫的慈善活动,努力缩小贫富差距,促进国民整体幸福水平的提高。

注释:

①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北京:商务出版社,1963:34.

②世界文库(第10册)[M].上海:上海生活书店,1936:4579.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453.

消费幸福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地位消费;主观幸福感;社会支持;社会比较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7)07-0124-06

一、引 言

幸福是我们每个人都渴望实现的生活目标。近年来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精神生活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如何才能得到幸福已经成为当前越来越多人关心的话题。学者们从心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多学科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笔者梳理国内的相关文献发现,目前关于幸福感的研究大多以城市居民为主,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研究却鲜有学者涉足。这一日渐庞大的群体是连接城市与农村的重要纽带,对于稳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实现城乡一体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他们又处于回不去的农村与融不进的城市的两难境地,受传统农村文化与现代城市文化的交织与碰撞的影响,是社会发展与变革中受冲击最大的群体之一。在这种生存环境与心理状态下,他们的生活幸福感处于什么水平呢?研究这一问题不仅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这一群体的内心世界,同时对于构建和谐社会也有深远意义。

以往学者研究幸福感时大多从收入的角度进行分析,如论证绝对收入、相对收入和收入不平等等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笔者认为,首先,个体的收入会有很大一部分体现在消费中,相对收入来说,消费更能反映个体的生活质量,进而影响幸福感。Elizabeth 等[1]也认为消费能让人更幸福,如果消费不能给你带来快乐,那么多半是由于花错了地方。但是目前国内研究消费与幸福感关系的文献并不多。其次,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在整个社会中并不高,而学者研究却发现他们有着极强的消费欲望与相对较高的消费水平,那么消费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呢?会提升他们的生活幸福感吗?一直以来学者对新生代农民工消费的研究都在关注他们的消费观念、消费心理与行为、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对于消费结果的分析却被忽略了。而现有的研究都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喜欢模仿城市人的消费行为,甚至他们“向城里人看齐”的消费欲望透着一种非理性的执着[2],这种地位消费既有新生代农民工消费的显著特点又有群体独特性,他们的地位消费一方面是出于自己主动追求更好生活的动机,另一方面又有害怕被歧视的被动心理。那么这一消费在他们心里是负担还是能给他们带来幸福?本文将通过实证研究分析其地位消费与幸福感的关系,弥补国内这一研究领域的不足。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1.主观幸福感

Cohen等[3]认为主观幸福感是指一个人对自己生活状态的综合评价,它是一个主观的、整体性的评价。Roysamb等[4]研究发现,主观幸福感越高的人对病毒的抵抗力越强,因而身体更健康、寿命也更长;Lyubomirsky等[5]认为他们更热爱自己的工作,且不论从事何种职业,他们的收入也更高;他们还拥有更多的社会关系,更愿意参加慈善团体的活动、对政府和社会更有信心[6],因而能够提高社会的整体福利。正是由于主观幸福感作为一种重要的、积极的心理品质对个人和社会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主观幸福感近年来受到多个学科的关注。现有的研究一致认为,主观幸福感包含三个维度: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7-8]。其中生活满意度是主观幸福感的认知成分,是指个体根据自己设定而非他人设定的标准对自己生活质量的整体评价与感受;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是两个相互独立的维度,他们之间的平衡则反映了个体对生活的情绪体验。目前国内学者关于农民工幸福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分析性别、年龄、学历、婚姻状况、行业和职业等不同人口统计特征下主观幸福感的差异[9-10],对于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其他因素则鲜有研究。

2.消费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以往关于消费行为的研究都将研究范围界定得过窄,只将关注点放在消费行为的前因变量上,如消费态度、消费动机、影响消费行为的因素以及决策过程等,但是对于消费行为所带来的结果分析却被忽略了,尤其是消M行为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如有一个重要但又基本的问题就是:消费能提高人们的幸福感吗[11]?因而消费与幸福感的关系研究成为近年来的一个学术热点。 Van和 Gilovich [12]的研究发现相对于功能性产品来说,享乐性产品更能提高人们的幸福感。很多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了这一结论 [13-14], Gilovich 等[15]对这一结论背后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这是由于:首先,享乐性产品能更有效地提高社会关系(如与朋友、家人一起吃饭)。其次,享乐性产品更能体现个体的社会身份。最后,人们对享乐性产品的评价更多地是依赖于自己的标准而不是社会比较,而功能性产品很容易进行社会比较进而会降低个体的满意度(如某个人刚买了个Iphone 6很高兴,但过几天发现同事买了个Iphone 6 Plus)。但是这一研究结论也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他们认为产品消费并不能简单地分为享乐性和功能性这两个对立的维度,很多产品往往是两个维度兼而有之,如书是一个功能性产品,但是读书会增加知识,带来精神享受,这就有享乐性的成分,因而如何更好地分析消费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还有待于开发新的研究视角。

3. 地位消费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Heaney等[16]认为由于产品或服务所代表的社会地位不仅是很多消费行为产生的动机之一,也是消费者在做购买决策时考虑的重要因素,因而地位消费是消费者行为领域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Jacqueline等[17]认为地位消费是指个体通过消费那些能够象征身份地位的产品来提高或向周围人展示自己社会地位的过程。地位消费不仅可以给消费者带来物质上的满足,同时也可以借由产品的象征意义表达自我概念、传递社会地位等信息,带来心理上的满足。从这一角度来说,地位消费为研究消费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更为贴切的视角,更高的社会地位可以为个体带来尊重、权力感、控制感和更多的资源等利益,因而更能增加幸福感。Zhao[18]通过对中国的实证研究发现,提升地位能够改变和提高个体的主观幸福感。Diener 和 Seligman[19]也认为人都有社会属性,需要归属一定的社会群体,并且希望能够在群体中愉快地生活,因而那些有意义的社会关系更能增加幸福感。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他们通过地位消费可以在外表上塑造一个与城市青年无差异的形象,提升在城市生活的自信心,保护他们的自尊,使他们的成就感和自我价值得到一定的提升,因而能够提高主观幸福感。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1:

H1:

地位消费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4.社会支持

社会支持是个体从其所拥有的社会关系中获得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帮助[20]。个体在生活中所能获得的社会支持不仅是检验其人际关系质量的一个指标,也是其一种重要的应对社会生活的资源。拥有一个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本身就能给个体带来积极的情感体验,为他的生活提供稳定性、可预测性和自我价值的确定性[20]。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经历了从农村到城市这种环境变化,会遇到诸多的不适应与困难,对社会支持的需要就更加迫切。获得较多社会支持的新生代农民工拥有更多的资源和办法解决这些困难和不适,缓解生活压力,提高自己的适应能力,增加在城市生活的归属感和安全感,因而拥有更高的幸福感;对于社会支持较少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虽然他们也想通过地位消费获得城市人的认同,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但较少的社会支持使得他们应对变化和困难时的无助感增加,感受到的消极情绪更多,因而幸福感更低。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2:

H2:

相对于低社会支持,获得高社会支持的新生代农民工其地位消费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更大。

5. 社会比较

社会比较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心理现象,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经常会有意无意地将自己的各个方面如能力、智力、收入、地位和观点等与他人进行比较,以评估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Festinger[21]将这种现象称之为社会比较。但不同个体在进行社会比较时的程度和频率是有差异的,因而Gibbons 和 Buunk[22]提出了用社会比较倾向来衡量社会比较中的个体差异。社会比较倾向高的人,会经常将自己与他人进行比较,导致出现威胁效应的概率更大,即感受到苦恼、失望和受挫等情绪的频率更高,从而降低主观幸福感。同样地,社会比较倾向高的新生代农民工,更容易将自己与城市青年相比较,感到不如意时会降低自我评价水平,产生负面情绪,影响幸福感;看到农民工受歧视、不公平待遇等情境时,更容易产生情境代入感,出现同化效应,觉得自己也会被歧视,主观幸福感就会大大降低。而社会比较倾向低的新生代农民工,很少将自己与他人进行比较,产生消极情绪的机会就少,那么同样的地位消费水平带来的主观幸福感水平就相对更高。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3:

H3:

社会比较倾向在新生代农民工地位消费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中起到调节作用。

综上,本文的理论框架如图1所示:

三、研究设计

1. 问卷设计

问卷设计的质量直接关系到数据收集的准确性与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因而本文在问卷设计阶段针对每个变量的测量都查阅了相关文献并进行了反复讨论。其中关于地位消费的测量参考Jacqueline等[17]开发的量表,共包含4个题项。主观幸福感的测量参考Diener [23]编制的量表,从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三个维度来进行测量,共包含13个题项。社会支持的测量采用目前使用最广泛的我国学者肖水源[24]编制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从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三个方面来测量,共10个题项。社会比较的测量参考Gibbons 和 Buunk [22]制的“比较倾向量表(INCOM)”,共有5个题项。此外,本次调研问卷在开始设置了筛选问题,包括对被调查者出生时间、户籍、学历和工作情况等的调查,以确保所有被调查者都属于1980年以后出生、户籍为农村、在外打工和未受过高等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

2. 数据收集

本次数据收集是通过面对面访谈的形式进行的,即由课题组通过调研目的与意义、问卷内容和访问技巧培训的访问员向被访者讲解每一道题的内容,被访者选出答案后,访问员记录并填写,保证被访者对问题的理解无歧义。本次调研时间为2015年6―9月,在西安、长春、太原、兰州和郑州等地发放问卷800份,最终回收有效问卷732份,样本的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本次调查的样本中男性所占的比重小于女性;学历以初中居多,其次为高中或中专,这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学历已经较上一代有所提高;年龄以20―30岁为主;婚姻状况中未婚比重稍大于已婚比重。

3.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检验

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检验分别是检验量表测量的可靠性与准确性的方法,本文采用SPSS软件的信度分析来测量量表的信度,信度用Cronbach’ α系数来表示;采用AMOS软件来检验量表的效度,采用综合信度(CR)和平均方差抽取量(AVE)两个变量来测量。具体的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量表中各变量的Cronbach’α系数大于0.600,CR值大于0.700,AVE值大于0.500,表明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4.假设检验

本文所用到的变量都是采用多个指标或题项来测量的,结构方程模型(SEM)在处理这种情况时更有优势,参数估计的结果也更准确,因而笔者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来检验H1。为了更清晰地了解地位消费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本文对地位消费与主观幸福感三个维度的关系也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由表3可知,地位消费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系数为0.135且显著,对三个维度中积极情感的正向影响最大,其次为生活满意度,对消极情感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表明地位消费能够给新生代农民工带来较高的积极情感,提升生活满意度,减少消极情感,因而H1成立。

表4为模型拟合优度的检验结果,以说明理论模型与数据的拟合情况。由表4可知,模型的χ2/ df为1.933,小于3.000,近似均方误差根为0.065满足小于0.080的要求,NFI和GFI为拟和优度指标,均达到了0.900以上,表明模型的拟合优度较好。

对于H2和H3中调节作用的检验,本文采用多元层次回归来进行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在表5中先对地位消费、社会支持和社会比较三个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模型1为地位消费、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回归分析,模型2加入了地位消费与社会支持的乘积项,分析他们交互作用的显著性,验证调节作用。模型2与模型1相比,不仅R2显著增加,且自变量与交互项系数均显著,表明社会支持对地位消费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H2成立。模型3为地位消费、社会比较与主观幸福感的回归分析,模型4为加入了地位消费与社会比较乘积项的回归分析,模型4与模型3相比,R2显著增加,且自变量与交互项系数均显著,表明社会比较倾向对地位消费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H3成立。

四、结论与局限性

1.结论

目前关于消费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学术热点,本文研究地位消费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不仅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也拓展了新生代农民工领域的研究范围,弥补了学术界对消费结果研究的欠缺,也能更全面地了解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行为及意义。具体的研究结论有以下三点:

第一,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地位消费可以显著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实行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后,不仅在制度上缺乏归属感,同时也由于消费习惯、品位等差异造成城市人对他们的偏见甚至歧视,使他们在城市的生活面临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艰辛。本文的研究结果发现地位消费可以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增强积极的情感体验,减少消极的情感体验,从而达到提升主观幸福感的作用。这主要是由于产品不仅有使用价值,还有社会价值,可以向其他人传递其拥有者的社会地位、身份等信息,使得地位消费作为一种补偿性消费成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最快最有效的方式之一。

第二,社会支持在地位消费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中具有调节作用,这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获得的社会支持越多,同样的地位消费水平带给他的主观幸福感就越高。但是本文调查发现,目前,新生代农民工获得的社会支持主要来源于家庭、亲朋与老乡,通过社会团体和政府机构等获得的社会支持非常有限,因而政府、相关机构等应该给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更多的教育、培训和团体活动等拓展社会网络的机会,帮助他们扩大寻求社会支持的来源。同时也要及时了解他们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主动给他们提供更多的社会支持,加大社会支持提供的力度,这样能大大提高他们的主观幸福感。

第三,社会比较会调节地位消费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社会比较是人们进行自我评价并确定自己在社会中所处位置的途径之一。适度的社会比较能够激发个体不断积极向上,进行自我完善;但过度的社会比较则会引发盲目攀比等行为。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社会比较倾向越高的人在同样的地位消费水平下获得的主观幸福感越少,尤其是进行上行社会比较时。因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要引导他们进行适度的社会比较,对待城乡差异要有客观、清晰、理性的认知,保持健康平和的心态,提高他们的生活满意度。

2.局限性

第一,虽然本文分析了社会比较的调节作用,但是社会比较分为上行比较、下行比较和平行比较,那么不同的社会比较行为所起的作用是否有所不同还值得未来进一步的研究。

第二,本文在分析地位消费与幸福感的关系时没有考虑收入的影响,对于对不同收入水平的人来说,地位消费带给他们的经济压力是不同的,因而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未来的研究还应结合收入水平来更全面地分析消费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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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幸福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农民工;炫耀性消费;主观幸福感

[DOI]1013939/jcnkizgsc201711047

1引言

收入决定消费,这使得城市社会向消费社会迈进,并具有明显的消费社会特征,如商品极大丰富、消费具有明显的符号象征意义。作为城市化过程中的重要构成群体,农民工是当前我国阶层流动中的活跃分子,但他们既不是纯粹的农民,也无法真正融入城市。农民工在情感上迫切地需要得到城市的认同,并在家乡农村获得所谓的“面子”,这就产生了农民工进行炫耀性消费的需求。他们开始关注炫耀性消费的表征功能,希望能够借此彰显自己在城市中的存在。他们的消费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物品消费,而是一个主动表达和意义建构的认同过程。炫耀性消费成为农民工与城市居民拉近距离的新方式,并且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民工收入水平的增长,炫耀性消费在农民工群体中将更加普遍且突出。

消费不一定代表幸福。按照谢珍萍(2008)的看法,消费是以代价换取幸福感的过程。个体对炫耀性消费带来的幸福感的评价和衡量,取决于炫耀性消费带来的正向效用,即来自商品由于实用性而产生的物质效用和商品的符号价值使其自身需要得到满足而带来的精神享受,以及炫耀性消费对农民工幸福感的负向影响,即为获得炫耀性商品而付出直接经济代价和对环境、社会产生的间接代价等,炫耀性消费行为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应是以上两种影响的综合效应,那么这种以追求社会的认同,满足特殊心理需要为主要动机的行为最终到底能否、多大程度地给农民工带来主观幸福感的提升?本文采集问卷调查数据并运用回归模型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

2文献综述

加拿大经济学家Rae(1834)第一次提出“炫耀性消费”的概念,但凡勃伦(Veblen,1899)首次将“炫耀性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的概念引入经济学,将其与“炫耀性有闲”进行对比,认为炫耀性消费行为是一种以财富和权利来提供证明,来博取荣誉、地位和声望等的消费活动,这种消费的动机是谋求某种社会地位,其深层含义是人与人之间在需求和效用上存在相互影响,[1]这一概念从此逐渐引起理论界关注。其后,Leibenstein(1950)又进一步将炫耀性消费融入主流的消费需求理论中,他根据动机的不同将消费者对产品与服务的需求分为功能需求和非功能需求,这构成了炫耀性消费理论的重要基础。炫耀性消费测度方法的完善也推动了炫耀性消费理论的发展,如Marcoux等(1997) 提出炫耀性消费的物质享乐主义、从属或脱离一个群体的交流、社会地位展示、人际调解和卖弄等五个维度。此外,还有一些研究基于特定人群来测度炫耀性消费,如Friehe 等(2014)选取东西德研究了炫耀性消费与政治体制之间的关系等。

国内学者对炫耀性消费的研究起步较晚,研究重c集中在炫耀性消费的动机和影响因素等方面。在炫耀性消费的动机方面,杜伟宇和许伟清(2014)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高权力和炫耀性消费之间的正相关性,面子意识在权力与炫耀性产品购买意愿之间起中介作用;金晓彤(2015)对社会认同与炫耀性消费倾向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在炫耀性消费的影响因素方面,郑玉香等(2008)实证研究了参照群体和地位消费对炫耀性消费的直接作用不显著,但对地位消费倾向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地位消费倾向对炫耀性消费行为的影响总体不太明显;戚译和李文娟(2009)实证研究了两种自我概念归因和参照群体对炫耀性消费的影响;汪丽萍(2013)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炫耀性消费行为主要受宏观消费政策、家庭、价值观、参考群体等因素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理论依据和研究对象的不同,对炫耀性消费动机和影响因素的研究还未能形成全面而统一的框架。

虽然学者对于炫耀性消费的动机和影响因素的看法不一,但对于炫耀性消费大多持消极态度,如鲁锐(2008)认为炫耀性消费背后的消费价值观是对人的基本需要和使用价值的背离,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挥霍性的价值观;陈景秋等(2010)认为攀比和炫耀造成社会风气的下滑,最终不利于和谐消费和和谐社会的实现。国内外学者对于炫耀性消费的定义也大多强调其“炫耀”的性质,未免有失偏颇,因为炫耀性消费不仅要以社会个人消费形式和特点来定位,而且要从当时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实际状况、社会背景和资源环境等多方面来界定。[2]国内学者袁少锋等(2012)即指出应对炫耀性消费有综合的认识:①“炫耀性消费”是一个中性词汇,是炫耀性消费者为了满足特定的心理需求(地位、声望等)而将特定的消费向参照群体予以展示的行为;只是有些人的动机是积极而理性的,而有一些人的动机是非理性或消极的,有些人则兼而有之;②炫耀性消费不完全等同于奢侈性消费,只要能在特定的情境中代表相对的社会位置(或地位),一般意义上的普通商品都可能成为炫耀商品;③炫耀性消费不仅仅是富人的事情,正如Banerjee等(2007)、Charles等(2009)的研究,处于社会中下层人群的炫耀性消费欲望表现得更强烈。本文对炫耀性消费的相关研究即基于此概念。

在主观幸福感方面,自从心理学在幸福度量方面取得突破以来,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 逐渐成为幸福实证研究的主要对象,特别是消费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受到了经济学家的关注。20世纪80年代,国际营销界以自上的向上理论为基础发展了“消费者幸福”这一概念,以分析营销如何对生活质量产生影响,如Van等(2003)实证研究了物质性购买和体验性购买两种消费类型与幸福感的关系。自“Easterlin悖论”令学术界反思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后,消费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就颇受瞩目。传统西方经济学的消费者行为理论基于幸福与效用成正比的假设,认为消费数量越多,效用水平越高,就可以带来更多的幸福,但多数学者对此持怀疑态度,如牛云芳(2007)指出消费与个人幸福之间非线性平衡关系,罗丽艳和姚芊(2009)更是提出了过度消费导致整体幸福感下降的消费悖论。消费是否以及多大程度上带来个体的主观幸福感成为有争议的问题,特别是炫耀性消费这种被认为是带有挥霍性的价值观的特殊消费现象与消费者的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还缺少相关方面的研究。本文以农民工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农民工的炫耀性消费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以望补充完善现有研究。

3问卷的设计与数据搜集

在随机抽样选择农民工进行实地访谈的基础上,对问卷进行初步设计,并进行预调研,发放60份问卷。对预调研问卷进行数据分析后,进一步修改问题,获得最终问卷(见附件)。问卷结构如下:

第一部分为答卷者的人群特征(性别、年龄、绝对和相对年收入、工作行业、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等),共9个问题。其中以学历衡量受教育程度。

第二部分依据Banerjee(2007)、Acikalin(2009)、汪丽萍(2013)等人的研究成果,从“炫耀性消费”的意向和倾向两个维度设置问题,以充分反映消费者对炫耀性消费的心理、态度以及潜在的可能行为。其中炫耀性消费意向主要衡量农民工对炫耀性消费的心理偏好程度,主要从农民工对面子和地位的追求、对炫耀性消费的看法等方面设置问题,对每个问题都采用5级分类法,设置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五个等级;而炫耀性消费倾向则用于衡量农民工的实际炫耀性消费行为,主要从进行炫耀性消费的频次、年炫耀性消费累计金额、购买炫耀性商品时的考量因素等方面设置问题。初次设计共9个问题,经过预调研排除两个问题,实际共7个问题。

第三部分用于衡量受访者的主观幸福感。依据Banerjee(2007)、Acikalin(2009)、汪丽萍(2013)等人的研究成果,对主观幸福感的评价的两个维度设置问题。采用11分位LIKERT打分法,要求受访者对其幸福感打分,从0分到10分代表幸福感依次递增。共1个问题。

问卷中的问题不涉及个人隐私,也不要求答题者提供具体的个人信息,并且向答题者保证他们所填写的答案仅用于学术研究,不会对外泄露,因此调查对象会如实答题,问卷数据的真实性得到了保证。

在问卷中设计了对立问题“如果名牌商品是成功、地位的象征,但需要支付更高的价格,您愿意购买吗?”和“‘一件价格贵的商品,即使能显示社会地位,我也不愿意购买’,对此您是否同意?”,如果答题者在这两个对立问题上都给出肯定或否定的答案,则认为这份问卷不具备有效性,予以排除。

调研小组采取五点分布取样法,在长春市内选取五处农民工聚集区进行实地问卷发放,共发放问卷数200份。基于“①没有漏题和一题多选;②没有连续5题选同一个选项;③对立问题给出的答案也是对立的”三条标准对回收的问卷进行初步筛选,获得169份有效问卷,问卷有效利用率为8967%。炫耀性消费和主观幸福感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和表2所示。

4问卷分析与模型的构建

41问卷分析

本文用SPSS190进行了信度和效度分析。由于问卷中只有一个问题用于衡量主观幸福感,因此信度和效度分析的主要目的是检验用于衡量人们炫耀性消费程度的问题间的一致性和有效性。在排除对立问题中的一个后,采取运用最为广泛的Cronbach α系数检验问卷内部一致性信度,结果显示Cronbach α系数值为0707,大于06,表明问卷用于测量炫耀性消费的量表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在效度分析中,KMO值为0737,表明变量间有较强的相关性;Bartletts球状检验中P值为0000,表明拒绝变量相互独立的原假设,由此判断量表也具有较好的建构效度,适合做因子分析。

进一步进行因子分析,采取主成分分析法,以特征根值大于1为抽取数据标准。结果显示有2个因子的特征根值大于1,两者的积累总方差达到60761%。借助方差最大化正交旋转法对成分矩阵进行旋转,旋转在3次叠代后收敛,变量载荷情况见表3,其中F1、F2两个因子分别代表被试者的地位追求和物质追求,具体见实证模型部分。结果显示,各观测变量对其潜变量的载荷系数都在06以上。详见表3。

42实证模型

为研究农民炫耀性消费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本文设定如下计量模型:

对于模型(1),被解释变量happiness代表主观幸福感;

主要解释变量CCI为通过受访者在问卷中的答案计算出的人炫耀性消费指数,指数越高,代表该受访者的炫耀性消费程度越高。

控制变量X则表示一系列可能对居民的幸福感产生影响的个人特征变量,包括性别、绝对收入、相对收入、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等。

在模型(2)中,将解释变量CCI分解为F1、F2两个因子,分别代表被试者的地位追求和物质追求,其他解释变量含义不变。

初步回归结果显示,个人特征变量中年龄和绝对收入两个变量的显著性较低,从模型中剔除。前者可能是由于年龄同幸福感联系不紧密,且同炫耀性消费有较强相关性所致;对于后者,研究表明绝对收入的增加能增强底层人民的幸福感,当收入上升到一定水平,相对收入的影响更为重要,[3]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农民工的收入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其幸福感受相对收入影响更大。

5实证结果及分析

将初步处理后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4和表5。可以看到,总体上农民工的炫耀性消费行为的确增强了其主观幸福感,说明对农民工群体而言,炫耀性消费带来的正向效用大于其负向影响,最终导致促进主观幸福感的综合效应。而模型2中F1、F2均对主观幸福感起到显著的正向作用,这证明炫耀性消费对主观幸福感的促进的确是从满足地位追求和物质追求两个途径来发挥作用的。

炫耀性消费满足地位追求的机制可从两个方面进行解读。首先,“炫耀性消费”行为可以通过增强农民工的角色认同感影响其主观幸福感。在整个社会阶层的纵向比较中,农民产生了获得社会尊重和社会认同以缓解其心理落差的强烈愿望,因此通过购买高档香烟、品牌服装等炫耀性消费行为,使自己“看起来”同更高阶层的城市居民更加接近,进而满足其建构社会认同的需要。其次,“炫耀性消费”行为可以通过参照效应影响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在农民工阶层内部横向比较中,农民工往往出于从众心理或求异心理而进行“炫耀性消费”行为,例如农民工之间互相模仿的消费行为或购买标新立异的商品,通过这种相对中高端的消费取得的地位满足感使农民工获得了主观幸福感的提升。

炫耀性消费满足物质追求的机制相对容易理解。农民工群体收入普遍偏低,尽管随着新生代农民的出现,农民工的消费观念与方式逐步同城市消费市场接轨、消费结构逐步合理,但低收入的制约使得农民工并不能大量购买能够显著提高其生活水平的优质产品。问卷结果显示,农民工炫耀性消费时十分注意高价产品的性能和实用性,并因此从消费中获得了良好的用户体验,这种高体验感在同农民工生活中的大量低阶产品的对比中得到了进一步放大和加强,使得农民工从消费中获得了巨大满足,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也就顺理成章。

性别分组回归结果表明,男性的炫耀性消费行为显著增强了主观幸福感,但女性的炫耀性消费行为则对幸福感没有太大影响,张展和吴愈晓(2014)的研究结果均支持了这一结论。从模型2中看出,女性在地位追求动机和物质追求动机上均不显著。一方面,男性和女性在消费倾向和消费目的上存在差异。Becker (1987)在其经济分析理论中指出,不同类型的人具有不同消费行为,但其最终目的都是获得效用最大化,周蓉等 (2003)据此将女性消费群体分为少女型、青年未婚型、主妇型、中老年型和特殊型五个大类,农民工女性大多属于“主妇型”一类,在消费活动中更为注重“物美价廉”,只有商品和货币的同步优化才能使其效用最大化。而炫耀性消费的商品价格除生产成本外,还会附加很大比例研发设计、品牌价值、售后服务等成本,为这种“无形价值”支付大量货币往往使女性农民工难以接受,而男性消费群体则出于地位、面子、优质体验等方面的偏好,愿意为此进行炫耀性消费。

在另一方面,我国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存在性别差异。龚斌磊(2010)、陆璐(2013)等的实证研究均表明,由于婚姻、教育水平、工作类型等方面的劣势,女性农民工的收入显著低于男性农民工。而收入和消费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两者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收入越高,消费水平就越高,[4]这使得男性农民工的消费能力强于女性,女性农民工在支付炫耀性消费的高价格时承担着更大的压力,主观幸福感也就相应降低。

根据农民工所在行业分组,结果表明在第二产业中工作的农民工的炫耀性消费行为对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作用更强,从事第三产业的农民工虽也从炫耀性消费中获得了幸福感,但这种效应要远小于第二产业。这种现象可能跟不同产业农民工的工作性质有关。农民工在第二产业的工作往往要求从业者具有一定专业技术,这虽然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进入门槛,但农民工一旦进入,将会获得较为稳定的工作和较有保障的收入;而第三产业农民工的工作往往并不需要专业技术,行业之间进入退出门槛低、人员流动性大,这使得第三行业农民工对未来风险的预期较高,为应对潜在风险,他们必然选择相对保守的消费方式,在这种情况下,炫耀性消费这种高支出的消费行为并非其最优选择。

6结论及对策建议

本文基于长春市农民工的问卷数据对炫耀性消费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主要结论是:总体上农民工的炫耀性消费行为对其主观幸福感有正向作用,其中男性的炫耀性消费行为对主观幸福感的正向影响大于女性;高收入组中炫耀性消费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大于低收入组;第二产业从业者从炫耀性消费中获取的幸福感大于第三产业从业者。正如凡勃伦就消费是否属于浪费现象这一问题的观点:“关键问题是在于它是否直接有助于整个人类生活的提高,是否在非个人性质的意义下,有助于生活过程的推进。”炫耀性消费既有其消极方面,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其提升主观幸福感,缓解城乡矛盾和收入不公等方面的积极意义。

本文的分析和研究结论的政策意义是多方面的:一是任何形式的消费,都是需要体现出社会责任感的,国家以及相关政府部门应以一种绿色、环保、科学的消费观念引导农民工的消费行为,规避过度炫耀性消费带来的负面影响;二是应该认识到,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炫耀性消费的内涵是不同的,新的社会发展阶段炫耀性消费有其独特的时代意义。首先,在国际经济持续深度调整,国内“三期叠加”阵痛不断深化的严峻经济环境下,“三驾马车”中的投资和出口增速放,而消费一直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尤其是消费升级持续加快,新消费不断孕育成长,成为经济稳定运行的“压舱石”,应释放消费潜力,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推动消费升级,以新消费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加快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推动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迈向中高端,[5]而炫耀性消费在我国的日益普遍正是一个机遇所在。其次,导致农民工们这种“不理性”消费行为的主要原因在于社会并没有给他们创造一个使他们融入城市生活的“软环境”。为此,政府应着力推进二元户籍制度改革,根除客观社会身份差异造成的不平等,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营造平等、和谐的社会氛围,促进整个社会和谐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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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戚译,李文娟自我概念归因与炫耀性消费行为关系的实证研究[J].技术经济,2009(4):118-122

[19]汪丽萍融入社会视角下的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行为――市民化消费和炫耀性消费[J].农村经济,2013(6):126-129

[20]陈景秋,唐宁玉,王方华,等从幸福学角度对和谐消费的阐释[J].心理科学展,2010(7):1081-1086

[21]袁少锋,高英,李宝库炫耀性消费研究综述与展望[J].经济问题探索,2012(6):167-173

[22]牛云芳消费与幸福[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7(12):10-12

[23]罗丽艳,姚芊从节俭悖论到消费悖论:幸福指数下降与宏观经济面临的挑战――警惕凯恩斯主义再次大行其道[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09(11):3-6,12

[24]张展,吴愈晓我国城镇居民消费观念的性别差异研究[J].调研世界,2014(5):13-17

[25]加里・S贝克尔家庭经济分析[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26]周蓉,张颖浅谈女性消费心理与行为[J].长沙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Z1):8-10

[27]龚斌磊,郭红东,唐颖影响农民工务工收入的因素分析――基于浙江省杭州市部分农民工的调查[J].中国农村经济,2010(9):38-47

[28]陆璐农民工收入的性别差异实证研究[J].农业经济,2013(12):109-110

消费幸福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消费主义 主观幸福感 自我实现

消费主义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美国开始出现并逐渐盛行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工业革命以来,物质产品实现了极大的富足,人们在扩大的市场面前实现了消费者意义上的平等。尤其是二战以后,随着美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整个社会被铺天盖地的关于广告和物质的话题所笼罩,人们消费的欲望也随之膨胀,以致于获取财物和消费成了美国文化普遍接受的标志着成功和幸福生活的重要手段。全球化的趋势使得对于消费主义的认可和接受蔓延到了世界各个国家,不仅包括西方发达国家,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也没有幸免。

一、消费主义的界定及其特征

所谓消费主义,主要是指以美国为代表,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存在,也在不发达国家发现的一种文化态度、价值观念或生活方式。在这里,消费的目的并不仅仅是满足实际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不断被大众传媒刺激出的消费欲求。商品的使用价值让位于其符号象征意义,价格昂贵的商品成为了人的地位、品味等的同义词,人们进而认为消费等同于高质量的生活,等同于幸福。

刘晓君对于消费主义的特征总结的比较全面,他认为:

(1)西方消费主义文化是建立在机器大工业基础上,以大规模商品生产和交换为特点的一种工业文化,它以鲜明的重视物质消费的物质主义为特征,并通过物质的占有来达到心理的满足。

(2)消费主义的大规模消费需求是被制造出来的,并于无形中将所有人都卷入其中,使人们永无止境的追求高消费。

(3)消费主义是对商品象征意义的消费,并将其看作是自我表达和社会认同的主要形式,看作是较高生活质量的标志和幸福生活的象征。

(4)向社会各个领域渗透的消费主义日益在全球获得其正当性和合法性,成为一种新的社会统治方式,体现着一种新型的社会生活组织。

在这种消费方式中,人们失去了作为消费者的自由性。在大众传播媒介的鼓吹下,人们看似自主的选择已经被预先设定了方向。这种被制造出来的消费需要,就是马尔库塞所说的“最流行的需要”,它们是“按照广告来放松、娱乐、行动和消费,爱或恨别人所爱或恨得东西”,也就是“虚假的需要”。他认为,“这种需要使辛劳、攻击、不幸和不公正长期存在下去”。那么,奢侈的消费究竟等不等于幸福生活呢,这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

二、消费主义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上个世纪80年代末,我国参加了一次国际调查。数据表明,当时我国国民的幸福指数为64%。到1991年,这一数据上升为73%,这主要得益于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和多项经济改善措施的实施。而到了1996年,这一数据却下跌为68%。按照消费主义的观点,物质财富增长和消费水平提高,相应的人们对于生活的满意感以及幸福感也应该有所增加。但是大量事实表明经济增长和消费主义与主观幸福感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

在工业化程度相当高的国家,随着物质财富急剧增长,跨时间的主观幸福感水平也没有表现出实质性的变化。Diener和Biswas-Diener总结财富和幸福的研究时认为:(1)富裕国家的人们比贫困国家的人们更幸福;(2)最近的10年里,发达国家的财富增加并未导致幸福感动的增加;(3)同一个国家内,财富差异与幸福仅有微弱的正相关;(4)个人财富的增加不一定导致幸福感的增加;5.迷恋金钱的人并不比那些对财富淡漠的人感到更幸福。

这表明,物质财富在一定范围内增加时,由于丰富的消费品极大的改善了人们的生活,人们的幸福感会相应提升。但是超出某一临界值之后,纵情消费已经无助于人们内在的幸福感受,甚至会带来不良后果。

1.就整个人类群体的角度而言

消费主义有两大表现,分别是浪费性消费和炫耀性消费。用美国销售分析家维克特•勒博的话来说就是:“使消费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要求我们把购买和使用货物变成宗教仪式,要求我们从中寻找我们的精神满足和自我满足……我们需要消费东西,用前所未有的速度去烧掉、穿坏、更换或扔掉”。这便是消费主义所倡导的过度消费、一次性消费等的生动描摹。

这种消费方式带来的后果不言而喻。生产商为了最大程度的实现自己的利益,加快了商品更新换代的速度,“新包装”、“新配方”层出不穷的吸引消费者的眼光,从而使得消费者大量抛弃仍具有使用价值却已经“过时”的商品,造成了自然资源的极大浪费。此外,庞大数量的生产和生活垃圾远远超过生态环境的修复和自净能力,必然导致生态的危机。

不论是高消耗、高污染的生产方式,还是注重享受的生活方式,都是十分短视的。自然资源的总量是一定的,其再生能力也有限,经不起人们经年累月的浪费和破坏。人类在肆意消费中体验到的短暂的,是以牺牲后代更为长远的幸福为代价,这代价不可谓不大。

2.就个体的角度而言

消费主义是一种物质主义的生活方式。信仰这种生活方式的人沉迷于财富的累积和感官的满足。他们认为消费品一定意义上象征了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品牌越大、档次越高自我价值感和幸福感也就越大。然而,Richins和Dawson在关于物质主义者的研究中得出的结论,重视财物获取与消费的物质主义者比非物质主义者对生活更不满意。马斯洛在其需要层次论中指出,人的最高层次的需求是自我实现。只有当人们能够最大程度发挥自己的潜能,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才能体验到真正的幸福。发自外在强迫性的而不是内在的需求和目标,只会阻碍人们求知与求美。艾伦•杜宁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认为经济活动只是满足人的基本需要的活动,它不应被当做具有最高意义的活动,人类的追求应“从物质的一端转向非物质的一端”。

牛津大学的心理学家迈克尔•阿吉尔认为,真正的幸福是被掩盖了的社会关系、工作和闲暇。社会关系主要是指家庭以及团体中个体与他人的关系,然而在消费主义盛行的社会,人们减少了与家人相处的时间,对社会问题保持更为冷漠的态度,人们彼此的依恋水平有所下降。在一些探索物质主义与幸福感之间潜在中介变量的研究中,Christopher等人发现控制社会支持会导致物质主义与积极情感的相关水平降低,这说明缺少社会支持可能是物质主义与低幸福感相联系的原因。工作的全部以及唯一目的成了物质利益这一外在动因,个体很少从工作中感受到自我效能感的提高所带来的愉悦。人们由于受到消费主义的极大驱动,将大部分时间投入到了财物的获取之中,面对越来越快的生活节奏,可供身体与精神放松与休闲的时间越来越少了。

弗洛姆指出,消费的意义在于给人一种更幸福、更满足的生活。消费是通向目的即幸福的手段,遗憾的是,人们沉溺在消费主义所带来的虚幻的感官愉悦之中,将消费与幸福错误的划上了等号,以为物质性的东西能代替心理上的需要,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现代人精神上的荒芜,人的本质渐渐流失在对物的追逐中。如何才能摆脱消费主义的泥淖,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幸福呢?对于个人来说,Boven提出了一种更为健康的分配金钱的策略,即将可随意支配的部分更多运用到生活经历上面,比如旅游等,而不是用于购买物质性商品。他认为这是由于生活经历不像物质财富那样容易受到负面的社会比较。而与他人比较正是产生不幸福的原因之一。对于整个社会来说,越来越多的学者倡导我们采取文化消费的方式。所谓文化消费是指人们根据自己的主观意愿,选择文化产品和服务来满足精神需要的消费活动。这种非物质追求的消费活动,在人们已经基本不需再为吃穿发愁的当今社会,能够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金钱的确是高质量生活的必要条件,消费也的确能在带给我们物的享受的同时带来精神的愉悦,但是如果把生活的全部意义都附加在这些冰冷的外物之上,随着它们的消耗人生的价值也会磨损。

参考文献:

[1]Burroughs J E, Rindfleisch A. Materialism and well-being: A behavior. Journal of Consumer Psychology, 2004, 14(3):198-212.conflicting values perspective.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2002, 29(3): 348-370.

[2]刘晓君.全球化过程中的消费主义评说[J].青年研究, 1998,(6).

[3]贾小玫,文启湘.文化消费:国民实现幸福的上佳途径[J].消费经济, 2007, 23(5):3-5.

[4]Diener E, Biswas-Diener R Incom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Will money make us happy.Unublished manuscript,Univ of Illinois, 2000.

[5][美]艾伦•杜宁.多少算够?――消费社会与地球的未来[M].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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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Christopher A N,Kuo S V,Abraham K M,et al.Materialism and affective well-being:The role of social support.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2004.463-470.

消费幸福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 富庶幸福;CPI;幸福指数;科学度量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3 . 01. 017

[中图分类号] F01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3)01- 0027- 02

1 CPI、幸福指数与富庶幸福的联系

根据国内外已有的与富庶幸福相关问题的研究成果,充分考虑辽宁省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影响人们幸福感的主要因素包括以下6点:经济状况、健康状况、家庭状况、职业状况、社会状况以及环境条件。其中经济状况主要是指GDP总量和人均GDP、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保险覆盖率、社会救济比例;另外,我们用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城乡居民人均居住面积、购置新房率、购车率、恩格尔系数等反映居民消费情况;用基尼系数等反映居民收入差距情况。

有很多指标都会影响幸福感,这些指标与幸福感的密切程度有所差异,在实际工作中,很难将各个方面、各项指标都纳入考虑范围。所以我们要选择当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指标作为度量富庶幸福的主要依据。

幸福感是人的一种心理活动,是人对外部环境和个体生活质量满意程度的一种相对稳定的心理反映,幸福感通常来自个人欲望的满足。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理预期,当这种心理预期得以实现的时候,他就可能产生幸福感。幸福需要很多因素来支撑,但从哲学意义上来说,富庶是幸福的物质基础。

人们生活富庶,主要表现为拥有了一定量的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的数据,2011年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长9.4%,CPI增长5.7%。实际上,民众对GDP的变动感觉并不明显,却对CPI的变化反应较为敏感。CPI(Consumer Price Index)即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是度量一组代表性消费品及服务项目价格水平随着时间变动而变动的相对数,反映居民家庭购买消费品及服务价格水平的变动情况。CPI上涨会直接导致人们的金融资产缩水,过快的增长已经影响到了居民的生活质量,人们的生活压力也随着生活成本的增加而加剧,幸福感随之降低。

人们可以通过幸福指数来反映幸福感。幸福指数是由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伊斯特林(R.Easterlin)在其著作《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快乐》(1974)中提出的,所以它又被称作“伊斯特林悖论”,是衡量人们对自身生存和发展状况的感受和体验,即人们对幸福感的评价或测量指数。有关调查显示,在一个国家的发展进程中,CPI与幸福指数之间具有一定的负相关性。

2 科学度量相关指标

从前文提到的富庶、幸福与CPI以及幸福指数的关系可以看出,CPI与幸福指数是两个具有代表性的指标。物价虽然不是影响人们生活富庶与否的唯一因素,但物价变动导致的CPI的浮动对人们所拥有的金融资产的增减影响最为直观。与此同时,这一变动带来的影响又可以以幸福指数反映出来。四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综上所述,科学度量富庶幸福,就要对影响以及反映富庶幸福的指标进行科学的度量。

2.1 CPI的分阶

影响CPI的因素多种多样,其中包括:①食品;②烟酒及用品;③衣着;④家庭设备及维修服务;⑤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⑥交通和通信;⑦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⑧居住;共类。当前,CPI数据对于投资者和政府决策的有用性往往令人质疑,其原因就是,CPI的表现形式是一个相对数,但其实质是一个平均数。平均数将各单位之间的差异抽象化了,不能准确地反映各因素的变化对居民生活的影响,所以我们要对CPI进行分阶研究。我们分阶研究CPI的另一个原因就是类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弹性是不同的,它们对居民的生活影响程度也是不一样的。我们把价格弹性小而且又是生活必需品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变动称为核心CPI或一级CPI;把价格弹性大而且又不是生活必需品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变动称为三级CPI;把介于一级和三级之间的称为二级CPI。

2.2 CPI与恩格尔系数相结合研究

恩格尔系数是用来衡量一个家庭或一个国家富裕程度的主要标准之一,人们常用恩格尔系数表示一个国家和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的状况。恩格尔系数就是食物支出金额占生活总成本的百分比。在生活总成本不变的条件下,用于食物支出的金额越多,恩格尔系数就越大;用于食物支出的金额越少, 恩格尔系数越小。俗话说,民以食为天。食品是居民生活的必需品,在我国居民消费构成中占有很大的比例。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1年12月的经济数据显示,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4.1%。其中,食品价格上涨9.1%,非食品价格上涨1.9%;消费品价格上涨4.9%,服务项目价格上涨2.0%。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环比上涨0.3%。其中,食品价格上涨1.2%,非食品价格下降0.1%;消费品价格上涨0.5%,服务项目价格下降0.2%。2011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上涨5.4%。2011年12月,辽宁省CPI同比上涨3.6%,环比上涨0.9%,全年CPI上涨5.2%,其中食品价格上涨7.2%,非食品价格上涨1.9%。从前面的数据可以明显看出,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持续上涨的决定性因素是食品价格上涨,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食品价格上涨使得恩格尔系数增大,CPI与恩格尔系数二者之间具有一定的联动性。据此,我们应该建立一个与CPI变化联动的社会救助体系,更有效地保障低收入人群的基本生活。

2.3 用边际方法研究CPI

边际效应是指消费者每增加一个单位消费品时,带来的单位效用呈递减趋势。从价格角度来说,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需求弹性较小,当消费者对某种必需品有强烈需求时,不会因为价格的上涨而过大地影响这种商品的需求量,但当价格上涨到一定程度时,消费者获取该商品的成本增加,生活负担加重,这样会使人们的幸福感降低。举例来说,我们日常食用的大米,起初每500克是2元钱,价格慢慢上涨,涨到4元、5元,这时,由于生活需要,尽管价格上涨,人们还是要购买,但是随着价格持续上涨,涨到每500克10元钱时,超出人们所能负担的范围,基本生活支出的增加影响到生活的质量,人们不得不改变消费方向,退而求其次,选择别的替代品。以此理论为依据,政府必要时可以根据实际的调查数据综合分析,制定相应的价格干预措施,把商品的价格尤其是生活必需品价格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更好地保障人们的基本生活。

2.4 幸福指数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相结合

1943年,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在他的《人类激励理论》一文中提出需求层次理论(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该理论将人的需求分为5种,像金字塔一样从低到高,按层次逐级递升,分别为:生理上的需求,安全上的需求,情感和归属的需求,尊重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人们对食品、水、空气和居住环境等方面的需求属于生理需求,这类需求位于金字塔的最底端,是人生存最基本的需求。满足生理需求是人们向高层次需求攀登的基本保障。一个饥饿的人是无法专注于其他事物的,他的幸福感就来源于食物。目前,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地域广阔,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民众贫富差距较大。政府要因地制宜,统筹兼顾地制订合理的发展计划,因此离不开科学的理论和数据的支持。我们将幸福指数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相结合研究,正是为了满足这一需要。

幸福指数与需求层次的关系是呈单调递增函数的关系。我们把马斯洛需求层次看成是这个函数的自变量,幸福指数作为因变量,幸福感随需求层次的递增而递增。政府制订的发展计划应考虑到各个层次民众的需求,既要保障民众的基本生活,也要为民众追求更高层次的生活提供支持。

3 科学度量富庶幸福的意义

2011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辽宁省把改善民生与科学发展置于同等重要地位,这是对国情、省情认识的一次升华。民生连着民心,民心凝聚民力,保障和改善人民生活是辽宁振兴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增强发展活力和动力的根本。我们清楚地看到,相比其他沿海发达省份,辽宁城乡居民收入还不算高,还存在着许多民生问题。为此,“十二五”计划提出一系列旨在提升辽宁全省人民幸福感的举措。这些举措的有效实施需要一定的理论依据和科学的度量标准作为基石。相信经过5年的努力和奋斗,辽宁完全能够实现全面振兴,富庶、文明、幸福。

主要参考文献

[1][美]理查德·伊斯特林.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快乐[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

[2]侯仲凯.恩格尔系数和幸福指数分析[J].现代商贸工业, 2011(19).

[3]方丹,赵华朋.对幸福指数研究的哲学思考[J].西安社会科学,2010(1).

消费幸福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经济学;幸福经济学

自从西方的主流经济学从马歇尔或者是罗宾斯开始,由于早就陷入了理性的一种假设当种,使得对其幸福的研究可以说是一无所获,变成了现代经济学所形成的价值无涉的一种判断。对于幸福悖论所受到的责难,人们开始慢慢的意识到了,从启蒙运动开始西方的社会开始了全面的功利化,这样的选择为自身带来了难以克服的一种道德上的困境。对于回应,伊斯特林便直接将幸福作为经济学研究的焦点了,开创出了幸福经济学的先河,为经济学开创出了新的方向,那就是幸福经济学。

一、对财富进行重新的解读

对于财富的解释,从古希腊开始到古典的经济学时期,最后到现代的经济学,它其中所具有的内涵都在不间断的演绎,从单一走向了多元化,从具体变成了抽象,从物质化装箱了非物质化这样的一种历史演变过程。所以在幸福经济学里所重视的一直都是在广义上的财富论,物质的层面上不仅仅只是包含了劳动力和商品,还包含了对自然资源的许多无偿使用,在精神的层面上看来,不仅要对只是进行分析,还要对人类的发展价值进行有效的促进,对人类灵魂中不同的感受进行分析。每一个阶段成本的理论都会在各种不同的角度对怎样合理的利用以及如何配置稀有资源进行了讨论,这些都是奠定幸福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在幸福经济学里,开始对丰富人类价值观的成本理论进行考虑,这虽然只是人本主义在成本理论中的一种体现,却是幸福经济学视角下对其新的阐述。

二、对消费进行重新的解读

在比较传统的消费观里,在西方的经济学中他们将消费局限在市场的交易,主要存在于将人类生产的劳动力和商品进项交换。幸福经济学视角下的对于消费的可就不止于此了,它将自然界的各种资源,例如空气、蓝天和白云、情感以及审美等等主观的感受的消费内容都包含在内了。当前的幸福经济学将消费中的内涵加以扩展,在广泛的意义上,人类的消费存在于市场的行为之中,同时也会存在于非市场的行为之中,对物质和精神进行了一个包括,使得两者之间可以进行互相交换,自古典的经济学消费概念里,对于浓厚的人文色彩进行了包括,像是道德的消费。而现在幸福经济学的的消费行为则是又回到了社会的结构当中来了,使得人成为经济学核心的最终关注目标。所以从幸福经济学我们可以看出从广义角度上来定位消费观念,会让人类的消费得到快乐,对生活可以合理化的进行取舍,更加健全社会的协调机制。

三、对成本进行重新的解读

幸福经济学对于经济学的成本理论惊醒了扩展。从古典的经济学中所要探讨的生产成本再到新制度下经济学所要探讨的交易成本,从行为的经济学所探讨的心智成本再到人本经济学中所探讨的生命的成本,这些成本的理论从各自不同的视角对经济学稀缺资源的有效利用以及如何合理的配置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帮助幸福经济学提出了更加合理的理论来源。古典的经济学中对于成本的理论它主要是考察人和物两者之间的关系。以企业的生产和经营为出发点,对于生产的成本,机会的成本,边际的成本等等概念的核算方法进行研究。而新制度下的经济学成本的理论为是以考察人和人的关系。新制度下的经济学对于企业的理论中,他突破了传统成本中的理论对企业生产过程研究的局限性,更加的注重于研究企业在社会的活动中的细胞与外界或者是企业的内部组织所发生的成本的费用。它主要的涉及到了交易的成本、的成本以及信息技术的成本的一种论述。行为经济学中对于成本的理论索要考察的是经济行为的背后人们的心理和行为。行为经济学它所提出的核心的观点就是对于经济行为研究必须要建立于现实主义心理的特征基础上,而不是建立于抽象行为上的假设基础。要考虑到经济行为的背后认知的机制。心智的成本就是将理性以及非理性进行运用,对它进行一种合理化的配置所需要花费认知的成本。心智上的成本将人们的思维以及心智作为一种稀缺的资源,认为在人类倾向于将脑力这种有限资源的配置到需要它的用途上,它的核心思想就是人们最稀缺的宝贵资源理性,利用最小的心智的成本有效的获得了最大化的心智的收益。

四、对效用进行重新的解读

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学认为人们在行为上的本性是需求和欲望得到满足,他的需求和欲望的满足程度以及能力都是由效用来决定的,效用主义可以直接对快乐主义进行承接。所在在古典时期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就认识到了,追求幸福利己主义的本性是人类行为的出发点以及根源。这让幸福主义在古典的政治学中成为了一种心照不宣的前提。杰里米•边沁就将快乐直接作为经济学的核心研究,认为对于快乐的追求是人类动机起源的最大化追求,这是掌握住了人类通向幸福时的钥匙。同时,对幸福用效用做表示,对幸福用效用做计算,通过效用对人类的行为进行解释。早期的哲学家以及经济学家们都非常确信,效用它包含了物质内涵和精神内涵,认得幸福是由快乐你获得的。利用革命性的一种方式将效用的内涵去除,把它归纳为可以显示行为偏好的一种指数,利用货币作为建立幸福的一种媒介。有些学者还要讲幸福试图归纳到效用的概念之下,但是效用的概念似乎比幸福的概念所包含的内容更多。事实上,效用的概念和幸福的概念两者之间有着不同的含义,幸福概念中所要包含的内容比效用概念要多得多。所以幸福经济学觉得应当直接的将焦点聚集到幸福上而不是用效用研究他的经济问题,只有幸福才是人类行为所追求的最终的目标,其他的都试试对这种目标进行的一种手段而已。

五、对方法进行重新的解读

主流的经济从古典的分析法再到边际的分析法最后是古典的分析法复兴。幸福的度量也从快乐的加总转变到了货比的加总最后到了幸福感的加总的一个发展的历程,但幸福的经济学并不要要去取代某种福利基于的收入测量的理论,而关于补充经济学对于让幸福更为丰富的一种度量方法。幸福测量的方法开始于杰里米•边沁。他对快乐的测算提出了研究的方法。但是杰里米•边沁并没有对数里测量的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开创边境革命之一的杰文斯他就继承了功力的主义效用的理论,坚信了功力主义将是科学经济理论的唯一的可能性基础。运用微积分,杰文斯将功力主义的幸福理论表达出的效用设计出了数学的计算公式。而与此同时门格尔以及瓦尔拉也运用了不同的数学方式来表达了想象的研究,让效用在数学上可以得到更好的发展。幸福经济学运用了明示主观的幸福感概念,对幸福的各项问题进行了测量以及分析,它假设了只有通过个人的体验来表达出自己最真实的感受,这样的结果才是更为接近真实的幸福的回评。因此,幸福经济学利用访谈和问卷等心理学以及社会学的方法研究,对不同的行业、文化、人群、国家进行对于幸福的调查来取代了传统的经济学对于幸福的水平以及幸福的因素进行的了解。

六、对政策进行重新的解读

传统的经济学对于经济的增长普遍觉得那是政府和政策所实施的纲领,但这一观点在幸福经济学上就有着不一样的看法。通过对经济政策本质以及内涵进行探索,幸福的经济学里政府所指定出的政策最终的目标就是幸福,这也是政策唯一的目标。并且多数思想家在生活上对于幸福同样赋予了重大的意义,这是幸福经济学在经济政策中所挖掘或者反思出的新理论的突破。

七、总结

综上所述,幸福经济学作为一种新的理论,就目前而言它已经成为独立的一门经济学科,主要就是围绕着幸福为主线所展开的对于经济问题的各项研究,在幸福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中定会受到不少的曲折以及争论,但是无论怎样,我们只要坚持着科学的方向进行研究,就一定可以将其成熟完善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蒲德祥,傅红春.幸福的离弃、回归抑或超越——对人类经济行为探索的述评[J].现代经济探讨,2011,03:24-28.

[2]王璐.剩余思想与分配理论——基于马克思经济学研究视角的重新解读[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04:61-68.

消费幸福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消费主义主观幸福感自我实现

消费主义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美国开始出现并逐渐盛行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工业革命以来,物质产品实现了极大的富足,人们在扩大的市场面前实现了消费者意义上的平等。尤其是二战以后,随着美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整个社会被铺天盖地的关于广告和物质的话题所笼罩,人们消费的欲望也随之膨胀,以致于获取财物和消费成了美国文化普遍接受的标志着成功和幸福生活的重要手段。全球化的趋势使得对于消费主义的认可和接受蔓延到了世界各个国家,不仅包括西方发达国家,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也没有幸免。

一、消费主义的界定及其特征

所谓消费主义,主要是指以美国为代表,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存在,也在不发达国家发现的一种文化态度、价值观念或生活方式。在这里,消费的目的并不仅仅是满足实际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不断被大众传媒刺激出的消费欲求。商品的使用价值让位于其符号象征意义,价格昂贵的商品成为了人的地位、品味等的同义词,人们进而认为消费等同于高质量的生活,等同于幸福。

刘晓君对于消费主义的特征总结的比较全面,他认为:

(1)西方消费主义文化是建立在机器大工业基础上,以大规模商品生产和交换为特点的一种工业文化,它以鲜明的重视物质消费的物质主义为特征,并通过物质的占有来达到心理的满足。

(2)消费主义的大规模消费需求是被制造出来的,并于无形中将所有人都卷入其中,使人们永无止境的追求高消费。

(3)消费主义是对商品象征意义的消费,并将其看作是自我表达和社会认同的主要形式,看作是较高生活质量的标志和幸福生活的象征。

(4)向社会各个领域渗透的消费主义日益在全球获得其正当性和合法性,成为一种新的社会统治方式,体现着一种新型的社会生活组织。

在这种消费方式中,人们失去了作为消费者的自由性。在大众传播媒介的鼓吹下,人们看似自主的选择已经被预先设定了方向。这种被制造出来的消费需要,就是马尔库塞所说的“最流行的需要”,它们是“按照广告来放松、娱乐、行动和消费,爱或恨别人所爱或恨得东西”,也就是“虚假的需要”。他认为,“这种需要使辛劳、攻击、不幸和不公正长期存在下去”。那么,奢侈的消费究竟等不等于幸福生活呢,这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

二、消费主义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上个世纪80年代末,我国参加了一次国际调查。数据表明,当时我国国民的幸福指数为64%。到1991年,这一数据上升为73%,这主要得益于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和多项经济改善措施的实施。而到了1996年,这一数据却下跌为68%。按照消费主义的观点,物质财富增长和消费水平提高,相应的人们对于生活的满意感以及幸福感也应该有所增加。但是大量事实表明经济增长和消费主义与主观幸福感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

在工业化程度相当高的国家,随着物质财富急剧增长,跨时间的主观幸福感水平也没有表现出实质性的变化。Diener和Biswas-Diener总结财富和幸福的研究时认为:(1)富裕国家的人们比贫困国家的人们更幸福;(2)最近的10年里,发达国家的财富增加并未导致幸福感动的增加;(3)同一个国家内,财富差异与幸福仅有微弱的正相关;(4)个人财富的增加不一定导致幸福感的增加;5.迷恋金钱的人并不比那些对财富淡漠的人感到更幸福。

这表明,物质财富在一定范围内增加时,由于丰富的消费品极大的改善了人们的生活,人们的幸福感会相应提升。但是超出某一临界值之后,纵情消费已经无助于人们内在的幸福感受,甚至会带来不良后果。

1.就整个人类群体的角度而言

消费主义有两大表现,分别是浪费性消费和炫耀性消费。用美国销售分析家维克特•勒博的话来说就是:“使消费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要求我们把购买和使用货物变成宗教仪式,要求我们从中寻找我们的精神满足和自我满足……我们需要消费东西,用前所未有的速度去烧掉、穿坏、更换或扔掉”。这便是消费主义所倡导的过度消费、一次性消费等的生动描摹。

这种消费方式带来的后果不言而喻。生产商为了最大程度的实现自己的利益,加快了商品更新换代的速度,“新包装”、“新配方”层出不穷的吸引消费者的眼光,从而使得消费者大量抛弃仍具有使用价值却已经“过时”的商品,造成了自然资源的极大浪费。此外,庞大数量的生产和生活垃圾远远超过生态环境的修复和自净能力,必然导致生态的危机。

不论是高消耗、高污染的生产方式,还是注重享受的生活方式,都是十分短视的。自然资源的总量是一定的,其再生能力也有限,经不起人们经年累月的浪费和破坏。人类在肆意消费中体验到的短暂的,是以牺牲后代更为长远的幸福为代价,这代价不可谓不大。

2.就个体的角度而言

消费主义是一种物质主义的生活方式。信仰这种生活方式的人沉迷于财富的累积和感官的满足。他们认为消费品一定意义上象征了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品牌越大、档次越高自我价值感和幸福感也就越大。然而,Richins和Dawson在关于物质主义者的研究中得出的结论,重视财物获取与消费的物质主义者比非物质主义者对生活更不满意。马斯洛在其需要层次论中指出,人的最高层次的需求是自我实现。只有当人们能够最大程度发挥自己的潜能,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才能体验到真正的幸福。发自外在强迫性的而不是内在的需求和目标,只会阻碍人们求知与求美。艾伦•杜宁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认为经济活动只是满足人的基本需要的活动,它不应被当做具有最高意义的活动,人类的追求应“从物质的一端转向非物质的一端”。

牛津大学的心理学家迈克尔•阿吉尔认为,真正的幸福是被掩盖了的社会关系、工作和闲暇。社会关系主要是指家庭以及团体中个体与他人的关系,然而在消费主义盛行的社会,人们减少了与家人相处的时间,对社会问题保持更为冷漠的态度,人们彼此的依恋水平有所下降。在一些探索物质主义与幸福感之间潜在中介变量的研究中,Christopher等人发现控制社会支持会导致物质主义与积极情感的相关水平降低,这说明缺少社会支持可能是物质主义与低幸福感相联系的原因。工作的全部以及唯一目的成了物质利益这一外在动因,个体很少从工作中感受到自我效能感的提高所带来的愉悦。人们由于受到消费主义的极大驱动,将大部分时间投入到了财物的获取之中,面对越来越快的生活节奏,可供身体与精神放松与休闲的时间越来越少了。新晨

弗洛姆指出,消费的意义在于给人一种更幸福、更满足的生活。消费是通向目的即幸福的手段,遗憾的是,人们沉溺在消费主义所带来的虚幻的感官愉悦之中,将消费与幸福错误的划上了等号,以为物质性的东西能代替心理上的需要,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现代人精神上的荒芜,人的本质渐渐流失在对物的追逐中。如何才能摆脱消费主义的泥淖,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幸福呢?对于个人来说,Boven提出了一种更为健康的分配金钱的策略,即将可随意支配的部分更多运用到生活经历上面,比如旅游等,而不是用于购买物质性商品。他认为这是由于生活经历不像物质财富那样容易受到负面的社会比较。而与他人比较正是产生不幸福的原因之一。对于整个社会来说,越来越多的学者倡导我们采取文化消费的方式。所谓文化消费是指人们根据自己的主观意愿,选择文化产品和服务来满足精神需要的消费活动。这种非物质追求的消费活动,在人们已经基本不需再为吃穿发愁的当今社会,能够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金钱的确是高质量生活的必要条件,消费也的确能在带给我们物的享受的同时带来精神的愉悦,但是如果把生活的全部意义都附加在这些冰冷的外物之上,随着它们的消耗人生的价值也会磨损。

参考文献:

[1]BurroughsJE,RindfleischA.Materialismandwell-being:Abehavior.JournalofConsumerPsychology,2004,14(3):198-212.conflictingvaluesperspective.JournalofConsumerResearch,2002,29(3):348-370.

[2]刘晓君.全球化过程中的消费主义评说[J].青年研究,1998,(6).

[3]贾小玫,文启湘.文化消费:国民实现幸福的上佳途径[J].消费经济,2007,23(5):3-5.

[4]DienerE,Biswas-DienerRIncomeandsubjectivewell-being:Willmoneymakeushappy.Unublishedmanuscript,UnivofIllinois,2000.

[5][美]艾伦•杜宁.多少算够?——消费社会与地球的未来[M].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5.

[6]RichinsML,DawsonS.Aconsumervaluesorientationformaterialismanditsmeasurement:Scaledevelopmentandvalidation.JournalofConsumerResearch,1992.303-316.

[7]ChristopherAN,KuoSV,AbrahamKM,etal.Materialismandaffectivewell-being:Theroleofsocialsupport.PersonalityandIndividualDifferences,2004.463-470.

消费幸福论文范文第9篇

学术界对幸福感并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大体反映人们对生活的整体主观评价,通常用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Well-bing,SWB)表示。幸福指数最早由诺奖得主萨缪尔森提出,他给出一个方程式,幸福=效用/欲望。幸福感实际上是现实的生活状态与心理期望状态的一种比较,对期望的满足感越大,幸福感就越高。幸福感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个是幸福感的测度,另一个是幸福感的影响因素。测度主观幸福感一般采取自陈报告测量方法,由受访者自我汇报他对生活的满足感受,以此反映其幸福感。例如,著名的世界价值观调查②(WorldValueSurvey)通过设计这样一个问题来测量受访者的幸福感:“总的来说,您觉得幸福吗?”,有“非常幸福”、“幸福”、“不是很幸福”、“一点也不幸福”四个选项,每个选项赋予不同的数值,“非常幸福”赋值为1,“幸福”赋值为2,“不是很幸福”赋值为3,“一点也不幸福”赋值为4。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也是通过设计这样一个问题来测量个人的幸福感:“总体而言,您对自己所过的生活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呢?您感觉您的生活是:”,有“非常不幸福”、“不幸福”、“一般”、“幸福”、“非常幸福”五个选项,每个选项被赋予不同的数值。这种自陈报告式的测量方式存在一定的缺陷,受访者的回答容易受到当时情境或情绪状态的影响,因此,只是一种主观的近似的测量。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研究大多从人口学特征、经济因素(收入、收入不均、失业、通胀)和政治因素(民主、投票参与等)展开(FreyandStutzer)[2]。物质幸福感是大多数人持有的观点,更高的收入可以享受更多的物质财富,从而更为幸福;相对收入也影响居民的幸福感,西方有句俗语叫“跟上琼斯”,杜森贝利把效用函数定义为U(个人消费/社会平均消费,个人收入/社会平均收入)[3]。Easterlin认为,主观幸福感随着自身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正向变化,但随着他人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反向变化[4]。然而,Dieneretal.的研究发现,在影响个人快乐的所有变量当中,收入所占的比重不超过2%。苗元江认为年龄、性别、教育、婚姻状况等人口学变量可以解释幸福感变异的15%[6]。黄有光的研究发现,性格较开朗比性格较不开朗的人更加快乐,结过婚的人比没有结过婚的人更加快乐,有稳定职业的人比没有稳定职业的人更加快乐,健康状况好的人比健康状况差的人更加快乐,有信仰的人比没有信仰的人更加快乐,有某种嗜好(如养花、书法、钓鱼)的人通常要比没有嗜好的人更加快乐等③。老年人的健康与幸福感是步入老年化社会比较关注的问题,影响老年人幸福感的因素众多,如经济来源、健康状况、婚姻状况、丧亲、退休状况、社会支持、社会互动等,但是、从医疗保险角度考察老年人幸福感的文献并不多。Hughes&Waite发现,在51岁到61岁的美国中老年人中,养老模式和自评健康、死亡率、忧郁症之间存在明显的依存关系;亓寿伟,周少甫发现公费医疗显著提高农村老年人的幸福感,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和农村合作医疗分别对城镇和农村老年人的幸福感具有积极的作用。

二、理论模型

在理论分析中,幸福感一般用效用函数表示,我们借鉴李涛等的理论模型[9],把医疗保险引入老年人的效用函数。假设老年人的效用函数取决于两个因素:医疗保险消费(I)和其它满足老年人生活需要的消费。考虑到保险的运作,具有跨期平滑风险的功能,效用函数为存在两期的跨期效用函数:U(C1,C2,I)=V(C1)+βV(C2)+W(I)其中C1,C2分别为第一期和第二期的消费,I为医疗保险消费,效用函数可分,β为贴现因子。W(I)衡量了医疗保险对老年人效用的影响,其中包含了各种可能的作用机制,如健康、风险、情绪等等。假设V(•)、W(•)满足效用函数的标准条件,一阶导大于0,二阶导小于0,即V''''(•)>0,V''''''''(•)<0,W''''(•)>0,W''''''''(•)<0,这一假设约定医疗保险消费和其它消费一样,都满足边际效用为正且边际效用递减。医疗保险支出受保险合同约束,因此,医疗保险消费外生给定,老年人的跨期预算约束为:P1*C1+P2*C21+r≤Y1+Y21+r其中P1和P2分别为外生给定的消费价格,Y1和Y2分别为老年人第一期和第二期的收入水平(是扣除了医疗保险支出之外的预算收入),r为外生给定的实际利率水平。此外,假设收入水平外生给定且不存在不确定性,而且不受到流动性约束,可通过自由借贷以平滑消费。这时,老年人的最优化问题为:maxU(C1,C2,I)=V(C1)+βV(C2)+W(I)s.t.P1*C1+P2*C21+r≤Y1+Y21+r其一阶条件为:VC''''1=β(1+r)P1P2VC''''2进一步,我们假设,β(1+r)=1,P1=P2=1,此时VC''''1=VC''''2,即C1=C2=(Y1+Y21+r)/2。在此情形下,老人的总效用为:U(C1,C2,I)=(1+β)V(12Y1+Y22(1+r))+W(I)此时,医疗保险的边际效用为U''''1=W''''1,假设医疗保险的边际效用W''''(I)为正,且边际效用递减,因此,在流动性不受约束的情况下,老年人可以平滑其消费,稳固的医疗保险消费给老年人带来正向的边际效用,由于医疗保险的边际效用递减,因此,最优的医疗保险购买应该满足购买医疗保险的边际效用等于其边际成本。在此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我们提出待验证的理论假说,医疗保险可增进老年人的幸福感。

三、实证检验

1.数据本文数据来自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调查数据库(CLHLS),该调查项目由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曾毅教授主持,调查于1998年启动,随后的跟踪调查分别在2000年、2002年、2005年、2008年以及2011年进行,调查涵盖了中国31个省中的23个,涵盖区域总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85%,调查时,随机选择大约一半的市/县作为调研点进行调查。本文使用2005-2008年的两期面板数据,2005年共有15638位老年人接受问卷调查,其中5209人在2008年接受调查时已去世,另有2957人在2008年调查时失去联系。由于城乡之间在老年人收入结构、医疗保险等方面存在差异,本文只考察城镇人口,所以剔除了来自农村的老年人样本7433人,为了排除极端值的影响,我们剔除了百岁以上的老年人样本(713人),为了消除缺失值对回归结果的影响,在变量处理过程中我们剔除变量信息缺失的老年人样本,本文最终使用的样本包括3662位受访者。2.变量本文的因变量是幸福感,我们参照现有文献对幸福感的测度方法,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调查中有这么一个问题:“您觉得您现在的生活怎么样?”,有“很好”、“好”、“一般”、“不好”、“很不好”几个选项,考虑到老年人样本在两期间存在一定的死亡比例,我们把死亡看作是老年人健康和幸福状况的最差情况,因此,我们把老年人的幸福感分成6个等级,从1到6分别表示“死亡”、“很不好”、“不好”、“一般”、“好”、“很好”,分值越高意味着幸福度越高。医疗保险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由于问卷中关于医疗保险的调查,形式繁杂,难以清晰定义老年人是否拥有医疗保险,因此,我们以医疗费用的支付方式来表示老年人医疗保险的差异,若医疗费用的支出主要由社会医疗保障支付,在我们定义的医疗保险虚拟变量中取值为1,若老人的医疗费用主要由自己、配偶和子女等家庭内部成员承担,则取值为0。考虑到老人的幸福感还受到其它因素的影响,我们控制了婚姻、健康、嗜好、年龄、性别等人口学变量。除此之外,物质生活水平会影响人们的幸福感,CLHLS通过询问以下问题来了解受访者的生活水平:“您的生活在当地比较起来,属于:”,有“很富裕”、“比较富裕”、“一般”、“比较困难”、“很困难”几个选项。CLHLS调查问卷中有洗澡、穿衣、室内活动、上厕所、吃饭、控制大小便等六个方面问题,可以衡量老年人的生活自理能力,我们设置一个反映自理能力的变量ADL,变量值最大为6,表示每一项都能自理,变量值最小为0,表示所有六个项目均需别人帮助。老年人的初始健康状况会影响其幸福感,我们采用调查员对受访老人的健康评价,1-4分别代表很不健康到健康。考虑到住房与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住房变量取1代表老人对住房拥有产权,取0则意味着老人对住房没有产权。社区的条件会影响到老年人的幸福感,问卷中有问题询问:“您所在社区有哪些为老年人提供的社会服务”,我们选择“出诊”和“保健知识”作为虚拟变量,代表老年人所在社区的条件,取值1表示提供这种服务,取值0表示没有提供。婚姻状态会影响到老年人的幸福感,因为陪伴、互相照顾是老年人之生活所需,我们设置婚姻虚拟变量,老人结婚且与老伴同住取值为1,其它情况都取值为0。另外,老年人若有一定的生活爱好,也可提高其幸福感,因此,我们引入两个变量表示老年人的生活爱好,一是锻炼,二是看电视听广播,前者是二元虚拟变量,后者是频次选项变量,如几乎每天、每周至少一次、每月至少一次等等。变量名称及定义如表2所示:3.计量分析估计医疗保险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一是可能互为因果,二是可能遗漏掉一些重要变量,三是可能存在测量误差。内生性的解决是个普遍难题,因为从数据库中寻找工具变量比较困难,我们参考类似文献的处理方法,采用两期数据(2005,2008),为了更清晰地体现因果关系,因变量使用2008年的数据,自变量使用2005年的数据,这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小内生性,但仍然没有完全解决这一问题。本文采用两期微观数据,检验第t期到第t+1期间老年人的医疗保险对第t+1期的生活幸福程度的影响。具体计量模型设计如下:Happinessi,t+1=β1medinsurancei,t+nj=2ΣβjXi,t,j+εi,t+1因变量是幸福感,自变量是医疗保险,控制变量包括生活水平、年龄、性别、婚姻、教育、健康、锻炼、住房、生活自理能力、社区条件、喜爱电视广播程度等等。关于估计方法,由于幸福感是有序离散变量,适合使用有序离散因变量概率模型(Orderedlogit或Orderedprobit)进行回归估计,其中,Orderedlogit假设随机变量服从逻辑概率分布,而Orderedprobit假设随机变量服从正态分布。我们同时采用OLS,Or-deredlogit和Orderedprobit模型对参数进行估计,这样做的好处是,既能获得计量结果,也能比较结果的稳健性。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回归结果显示,医疗保险对老年人的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拥有医疗保险的老年人比没有医疗保险的老年人幸福感更高。生活水平对老年人的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经济层面对老年人的晚年幸福影响显著;受教育年限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显著为正,这可能与教育程度影响老年人的社会文化活动有关;良好的健康状况、良好的自理能力会显著提高老年人的幸福感,因为这与老年人的生存质量息息相关;拥有房屋产权的老年人的幸福感,显著高于没有房屋产权的老年人,老人的房产是其安身立命之所,至少能从房产的继承人那得到较好的照顾。其它方面,男性老年人的幸福感要显著低于女性,这和性别与幸福感的普遍结论相同。年龄二次方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在老年人群体中,年纪居中的老年人幸福感最强,而年纪过大的老年人和或许刚刚退休的老年人幸福感较差,年纪过大时,生存质量下降,刚刚退休的老年人可能有些失落感或不适应。已有研究发现嗜好有利于提高人们的幸福感,这里也一样,经常锻炼身体的老年人幸福感显著提高,喜欢看电视和听广播的老年人幸福感更高。从本文的回归结果来看,婚姻状况对老年人的幸福感影响不显著,反映社区条件的两个指标(医生出诊和提供保健知识)的系数也不显著。

四、稳健性检验

消费幸福论文范文第10篇

消费是幸福的前提,幸福是消费的目的

消费是幸福的重要前提,幸福是消费的重要目的。科学合理的安全的消费,才能使幸福建立在扎实可靠的基础之上。幸福是心理欲望得到满足时的状态,一种持续时间较长的对生活的满足和感到生活有巨大乐趣并自然而然地希望持续久远的愉快心情。幸福是人类追求的终极目的,是每个消费者的权利。幸福就是一种温馨温暖愉悦的体验和回味,是在美好的环境中,和美好的人,过美好的生活,消费美好的商品。健康科学高层次的消费,能不断满足人们的物质精神文化需求,提升消费者的消费层次和幸福指数,能回归消费原点让幸福绽放。也就是说,不能创造幸福的消费,是对消费和人性的误读和后退,是不可取的消费。只有能创造幸福的消费,才是健康的、科学的、人性的消费。

消费安全是基本的幸福

——消费有保障,幸福不打折

消费安全商品是幸福的基本要素。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天。满足安全感是最基本的幸福消费。人们在一个祥和诚信的环境里,健康安全的生产和消费,才能提升幸福指数。食品问题无小事,保障安全是大事。健康没了,人民群众的幸福又从何而言;生命没了,人民群众又何谈尊严。安全权是幸福消费的基础。消费安全与民生幸福息息相关,与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息息相关,与人权保障息息相关。目前,在与民生关系最重要的商品和服务方面,如住房、医药、车辆、家电、家居、旅游、金融、保险、公共服务等方面,危及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事件还时有发生。在文化消费领域,也存在一些暴力、色情等不健康问题。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污染环境、破坏资源的情况还较突出,可能造成未来的安全隐患。关注消费安全,符合消费者的愿望和要求,有利于提高消费者的生活质量,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推动社会进步。

何时、怎样能够让老百姓消费得安全、放心,每个人每天都很关注、在乎,因为这些都是幸福生活必要的细节。

幸福是什么?有人说,幸福就是去网上团购,不会“货不对板”、不会花钱买罪受;有人说,幸福就是去银行购买理财产品,听到的不是天花乱坠的广告“围攻”,而是能够消费得明明白白;还有人说,幸福就是买房子,不用担心出现漏水、墙面开裂、开发商不兑现承诺;当然,也有人说,幸福就是提起民营医院,不再那么让人皱眉头,不再有类似“化验、检查结果被夸大”等“坑爹”的陷阱;去餐馆吃饭时不用担心吃到地沟油,买猪肉时不用担心买到注水肉,去超市买个鱿鱼丝不用担心还含有甲醛……如果没有了这些担心,也许幸福才会更真实。

消费安全本该是消费领域最基本要做到的,如今却成为消费者最底线的要求,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哀。消费安全问题跟老百姓的生活幸福指数密切相关,不能保障起码的消费安全,谈消费市场健康发展等其他东西都是“糊弄老百姓”。

面对消费领域安全事故的多发,消费者对消费安全的信心也走入低谷。怎样才能减少甚至杜绝安全事故的发生,让消费者重塑信心?首先要提高经营企业的违法成本,只要造假售假就要严惩,让其望而生畏。其次,相关行政部门要加强监管,对监管者要进行绩效评估以及制订责任追究办法。第三,造舆论,奖励诚信经营优质服务的典型和举报有功的人,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消费者也要积极参与到保障消费安全的行动中来,要形成对不法经营企业“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局面。

性价比高的产品是幸福的保障,

优质温馨愉悦的服务是幸福的升华

幸福是什么,是让生活更便利更温馨,让人更有尊严。幸福与消费是个水涨船高动态的概念。幸福永远与产品和服务的品质紧密相连。科技的进步品质的提升,改变了世界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不断创新的优质服务、不断推出和完善的服务门类功能,则使得人们更便利更惬意更有尊严。因此,生产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是幸福消费的标志动力和保证。

首先要加大服务文化培训建设的力度。强化顾客至上服务神圣、服务光荣的服务意识,树立服务创造价值、服务提升竞争力的观念,不断增强全社会尊重热爱关注服务的文化氛围。其次要提高企业的服务幸福意识和为民造福的使命感责任感,强化“做企业是做良心,做品牌是做民心,造幸福是积功德”的意识,激发企业“努力生产性价比高的幸福产品、为人民造福、为小康社会助力”的动力能力。自觉地把成就顾客为民造福作为自己的使命追求和责任担当,把生产能提高社会幸福指数的商品与服务作为自己最大的荣耀,促使其生产人性美好高品质的产品,提供优质温馨深度精细的服务,不断提升人们的幸福指数。第三企业要由生产经营型向文化型、服务型、幸福型企业转型,提升企业创造幸福、员工用心用情快乐服务的服务能力和服务艺术。第四要聚焦顾客的挑战和压力,提供完美的解决方案。坚持“品质至上、审美便捷、顾客愉悦”的原则,实施产品和服务创新,在规范专业服务高效科学服务的基础上,不断完善服务功能,为客户提供人性亲情增值感动品牌服务,让客户享受更多的潇洒幸福和尊严。第五要建立良性的互动沟通快乐共享机制,浓厚幸福和谐的文化氛围。形成“快乐服务—幸福消费—幸福企业—和谐社会”的良性循环,为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幸福康宁的正能量。让服务插上文化的翅膀,才能更好地挖掘拓展服务的内涵外延,展示服务的魅力活力,形成服务的竞争力。

总之,要让大家工作生活在浓厚的服务文化氛围之中,共享服务文化成果。员工在文化中得到心灵的陶冶和素养的提升、价值的实现;顾客在文化中得到愉悦和需求的满足,享受到高效快捷的温馨服务;企业在文化中得以健康持续发展、品牌形象得到提升;社会、城市在文化中得到进步和谐,最终达到和谐共赢互动共享的良性循环。总之,它能提升一个单位的凝聚力、形象力和竞争力,能有效地提升一个单位乃至城市、国家的文化服务贡献度和亲和力、感召力、影响力,能为企业、城市营造和谐共赢的发展环境。

理性消费科学消费,

不攀比不过度消费不扎堆消费

俗话说是金子就要发光,但被一些人戏称:“是金子就要花光,超前消费才是荣光。”因此,许多人成了“能挣会花”的月光族,有的甚至成为不能挣也会花的负债族(有的未参加工作的青年,竟然用借记卡超前消费,欠下数千到数十万元的账单),过度消费超前消费让自己成了房奴成为“百万负翁”,更可悲的是为了自己风光有面子,让自己的父辈亲友把辛苦节俭一辈子攒的钱“奉献”出来,使他们的晚年承受不该有的精神压力和经济压力。

在一些人中存在三种不健康的消费心理,即跟随大众的从众消费心理;展示个性、标新立异的求异消费心理;人无我有、夸耀性的攀比消费心理。出现了三种消费误区:即“你买我也买”、“你有我也有”的攀比消费;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以我为中心,“看见什么爱买什么,就买什么,谁也管不着”的随意消费;大手大脚,如电话聊天、上游戏机房、上网吧等畸形消费等。一些人“吃的看广告,穿的看牌子,玩的看流行”的现象比较严重,学生之间互相比较,甚至一个比一个要好。一个三口之家的孩子,其年消费额甚至超过了父母几年几十年消费的总和,给家庭经济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如今流行的“生存质量”“生活质量”“生命质量”“幸福指数”新名词,可能就是年轻人所说的“幸福”,但这也只是年轻人对幸福的一种懵懂理解,甚至是曲解。一些人超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举债讲究享受后,就要拼死拼活“挣钱还债”,整天被债务所累,身体免不了要处于“亚健康状态”,还把父母的钱花光,这还有幸福可言吗?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种感受、一种简单的生活:“它是人们深思熟虑后选择的生活,是一种表现真实自我的生活,是一种丰富、健康、平凡、和谐、悠闲的生活,是一种让自然沐浴身心,在静与动之间寻求平衡的生活,是一种无私无畏,超凡脱俗的崇高生活。”而“百万负翁”的生活却是一种承受巨大经济负担和精神压力、心理压力的假幸福、伪幸福,“过把瘾就死”,带有“醉”味的伪幸福是假、是昏、是麻木。

真正的幸福是正常的争取,而不是盲目的透支。超前消费,无理智的透支消费,也许能换来眼前的“幸福”,但留下的却是沉重负担和痛苦。美国人珍妮特·吕尔斯首创“简单生活”,是一种幸福的感受,也是幸福的生活方式。我们需要一定程度的物质享受,但应适可而止,切不可过度。物欲横流,尤其是超过自身的许可条件,一味贪图享受,随之就将陷入债务的困境。而太多的压力使他们失去了心灵的自由,太多的烦躁使他们失去了精神家园,这样的“幸福”也是人们不愿看到的伪幸福。另外,节假日中的扎堆消费旅游区爆满,造成了人满为患交通瘫痪,乘兴而去扫兴而归,开心出游成为郁闷消费,也是不理性消费的表现。

科学的消费秘诀是:引导树立科学幸福的消费观念,提倡智慧消费、错峰消费、理性消费,反对攀比虚荣扎堆过度伤心后悔的消费,提升消费层次,优化生活方式,使消费行为符合幸福消费的要求,通过消费者的选择推动行业规范发展和幸福中国的创建,更好地提升消费者生活质量和社会幸福指数。消费前,作预算,把钱花在关键点;消费中,不超支,经济适用是首选;有理智,不攀比,金钱绝对不浪费;环保点,健康点,绿色消费更美好。相互攀比的面子消费也成为影响幸福消费的重要因素。

有关数据显示,中国每年浪费食物总量折合粮食约500亿公斤,接近全国粮食总产量的十分之一。即使按保守推算,每年最少倒掉约2亿人一年的食物或口粮。许多人认为,请别人吃饭,宁愿多点些菜剩下也不能不够,因为觉得餐桌上都是吃得干干净净的盘子,不好看,怕客人觉得自己小气。很多人请客吃饭,总觉得多多益善越贵越排场越有面子,往往是剩多吃少,有的要剩下3/4,有的早就酒足饭饱还一个劲地上菜,剩下了也不愿打包,眼看到大量的美味佳肴倒进泔水缸人们不是觉得可惜心疼,而是觉得很大方很有面子。

中国人大吃大喝的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就遭到过热议,明知道是浪费却因为“面子”文化一直未杜绝。奢华浪费的吃饭方式成为不少人讲面子、讲排场、体现热情的表达方式。中国人热情待客的方式,引发了国外的不解。在国外,如果客人盘子里有太多剩菜是很不礼貌的一种行为,说明主人的厨艺不好。可是顾客真的吃不下这么多菜,菜都很好吃,浪费这么多太可惜了。浪费了要举报罚款,因为他们认为,钱是你的,但有限的资源是社会的,你钱再多也没有权利浪费资源。

倡导文明、理性就餐的生活方式,消除中国人“面子”隐忧,杜绝中国式“剩宴”,减少浪费,需要移风易俗。中国已经过了劝人吃饭的年代,健康的吃饭理念、理性的生活方式会慢慢成为主流,而实施“光盘行动”、杜绝“剩宴”仍需每个人反思和努力。又如房价居高不下,其中一个原因是许多青年相互攀比总想一步到位,刚参加工作就想一个晚上实现父辈几十年的梦想——买房买大房。其实借鉴国外的做法,可以先租房、买小房,日后有了积蓄再逐步改善。

送您幸福消费十招数,

让你省钱省力又不失品质

幸福科学消费,才能享受幸福。而能享受幸福的消费才有意义,在此,送您幸福消费十个招数。

招数一:长短搭配组合消费。数学原理告诉我们,两点之间直线最短。当然,除了直线还会有折线、曲线等,只不过直线距离花的时间最短,而其他线路看的风景更多。但如果这些线路间有交点的话,就有了多种组合、多种异曲同工的方式。组合消费有几个前提,那就是:存在多种不同的消费方式,且这些方式的差异性(尤其是费用)很大;不同消费方式间可以自然转换(如高速路的中间出口等);这种消费大都是低耗、重复性消费,这样更能显现出组合的省钱优势。高速路与国道组合出行,节假日返程可以高铁普铁长途汽车客运接力组合,可以达到费用与时间和资源优缺的平衡。

招数二:团体购买分割消费。是把本不相干的若干消费者集合起来,最后享受到适用于渠道商、团体消费者的批发价格,达到多方收益皆大欢喜。团购住房,两人合购化妆品,上下班搭顺风车,出差乘坐合租车。

招数三:回头顾客定点重复分次积分月票消费。

招数四:把握规律逆向消费。掌握价格规律不跟风,理性消费省费用。

招数五:避开名牌讲适用,平实消费图实惠。在社区和学校健身,在实惠餐馆用餐,在批发市场购物,购买二手车降价货,不买品牌机,而是DIY攒一部电脑等。

招数六:寻觅优惠伺机消费。购房折上折,尾房淘金,书市购书,到剧院购票。

招数七:锁定风险计划消费。鲜花期货,提前订机票等。

招数八:节约成本网上消费。能让消费者舒舒服服地坐在家里,随心所欲地买到所需的商品或汇款买基金。

消费幸福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巴黎手稿》;幸福;启示

幸福是马克思一生都在探索的话题。本文将从《巴黎手稿》中的原文来解读马克思的幸福思想。马克思并没有直接论述幸福思想,而是通过全面分析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工人的劳动和生存状况,指出工人幸福的源泉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而工人的不幸是由私有财产导致的。工人的劳动在私有制条件下发生了异化,工人的生存状况陷入可怕的贫穷和毫无尊严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毫无幸福可言。怎样才能达到幸福的状态?马克思认为只有消灭私有制才能从根本上消灭异化现象,因此,消灭私有制、扬弃异化是实现幸福的必经之路。

一、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是人类幸福的源泉

马克思认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是人类幸福的源泉。第一,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体现人的类本质特征。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是人的类特性。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指出:“一个种的整体特征、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是人的类特性。”人类生命活动的性质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这是人类区别于其他物种的本质特征。动物也有生命活动,但由于动物没有意识,所以动物的生命活动跟它们自身是连为一体的,人类的活动是自己意识的产物,是一种对象性的存在,人具有自主性,可以支配自己的活动对象,因而在活动过程当中能感觉到快乐和幸福。第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既改造客观物质世界也改造人的主观精神世界。人通过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一方面创造人类生存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之上改造客观世界,从而更好地为人类服务;另一方面,人类在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中通过与外界进行交流和互动,使自己的身体和心灵与外界取得平衡,不断地改造主观世界,最终达到完善自身的目的。因此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不仅改造客观物质世界,而且改造人的主观精神世界;不仅可以创造幸福所需的物质条件,而且可以创造幸福所需的精神条件,这正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创造幸福的过程。

二、人的本质的确证是获取幸福的前提条件

《巴黎手稿》中蕴含着丰富的人学思想,马克思深刻探讨了人的本质,他批判地吸收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理念的合理之处,以及费尔巴哈关于感性、直观的人的学说,建立了人的本质的理论。黑格尔认为整个世界都是绝对精神或绝对理念外化的结果,世界的本体是绝对精神,整个人类世界的发展是绝对精神自我异化的结果,这是客观唯心主义思想。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理念进行激烈地批判,认为世界的本体不是绝对精神而是人,是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但是他仅仅从宗教领域来分析人的本质,并没有把人放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生产关系中来考察,因此也是具有很大局限性的。

马克思从人的感性活动出发来确证人的本质,认为人的本质并不是感性直观的人,人是具有自主意识的能从事感性活动的人,人从事自由自觉的活动的过程就是对自己的本质的确证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人能够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自由自觉地从事自己喜爱的生产活动,满足自己的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甚至是自我实现的需要,人只有自由自觉地从事自己的活动,才能够掌握人生的主动权,因此,人的本质的确证过程是人类获取幸福的前提条件。

三、异化的扬弃是实现幸福的必经之路

第一,异化劳动导致不幸。《巴黎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在私有制条件下,工人的劳动不但不能成为创造幸福的源泉,而且还会导致不幸。马克思指出,异化劳动有四重规定性,具体表现为: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工人同自己的劳动活动相异化;工人同人的类本质相异化;人同人相异化。如前所述,工人通过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可以创造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也就是说可以创造幸福所需的物质条件,充实自己的精神生活,但是在异化劳动的情况下,工人会感到不幸。马克思指出:“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劳动能够创造幸福的原因就在于工人在劳动中可以肯定自己,能够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能够感到精神愉悦和充实,而异化劳动却击垮工人的身体、摧毁工人的意志,因此异化劳动对工人而言是不幸。异化劳动的后果如马克思指出:“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假如我们从事的劳动能够让我们占有并支配劳动产品、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肯定自己的才华和能力,那么我们必然会把它当作一项伟大的事业,因为这能够让我们感到愉悦和幸福,能够让我们实现自我价值;相反,如果这种劳动是强制性的、自我牺牲的劳动,那么我们只会把它当作谋生的手段,如果有其他的选择,我们肯定会对它避之不及。所以,异化劳动只能导致不幸,不能产生幸福。

第二,异化的扬弃是实现幸福的必经之路。既然异化劳动导致了工人的不幸,那么扬弃异化就成了实现幸福的必经之路。扬弃异化就是要把强制性的、外在的劳动变成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把作为维持生存手段的异化劳动变成能确证人的本质的劳动。马克思认为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是相互作用的,他指出:“私有财产一方面是外化劳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是这一外化的实现。”一方面,工人的异化劳动产生了资本家赖以生存的私有财产,另一方面私有财产的不断积累为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劳动力提供了基础和保障,因此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是相互作用、互为因果的。

四、《巴黎手稿》中的幸福思想对领导干部的启示

第一,坚定共产主义的信仰,为获取幸福明确方向

首先,这是由共产主义的本质决定的。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的本质是私有财产以及人的自我异化的扬弃,是人真正占有自己本质,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矛盾的解决。因此共产主义指引人类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想状态,在这种社会形态下,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不再受到禁锢,人能够自由自觉地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人的发展不是片面的,而是自由全面的发展;在这种社会形态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人与自己的内心达到平衡,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妥善解决;在这种社会形态下,私有财产已经扬弃,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高度和谐,这种社会形态是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有效载体。共产主义是一种客观的历史运动,这是一个非常艰难和漫长的过程,虽然在短期内难以实现,但并不是遥不可及的,共产主义社会一定会到来。因此,坚定共产主义的信仰是领导干部的职责所在、使命所然,坚定共产主义信仰,就是明确了追求幸福的正确方向。其次,坚定共产主义信仰可以解决领导干部信仰模糊的问题。当前,很多领导干部出现信仰模糊、信念动摇的问题。领导干部信仰模糊,对共产主义信仰不坚定,就会在人生的航船上迷失方向,纵观十以来的许多落马高官,许多都是信仰模糊让他们走向了违犯党纪国法的道路。因此I导干部应坚定共产主义信仰,为获取幸福明确方向。

第二,克服异化现象,实现自身的解放

我国现阶段也存在异化现象,对于领导干部而言,异化现象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权力的异化,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应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但是却有很多领导干部把权力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中饱私囊,因此就发生了权力的异化。因此,领导干部应该树立正确的权力观,用权为公、执政为民、敬畏权力、慎用权力,警惕权力的异化。异化现象还表现为消费异化,正常的消费活动应该突显消费者的主体性意识,消费者在购买一个商品时应该是基于这个商品对消费者来说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但是现代社会的很多消费不再是一种有意义的体验,异化后的消费不是满足人们的需要,也不是实现幸福的手段,而成为了人们生活的目的,人们把追求幸福的手段和目的颠倒过来,比如奢侈型的浪费消费,跟风式的盲目消费,炫耀性消费。人为了消费商品而存在,只有通过消费,人才能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异化后的消费并不是由人的真正物质需要驱动的,这种消费需求来自于广告刺激或同伴之间的攀比,因此人在消费过程并没有突显自己的主体性意识。当前有很多领导干部也存在异化消费的行为,他们或者是被广告刺激或者是为了跟朋友攀比,在购买商品时不去考虑是否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因此对于领导干部而言,要树立一种正确的消费观。马克思提倡适度消费,反对奢侈浪费的过度消费。适度消费是满足自身合理需要的消费,而过度消费则是被自己放纵的欲望所趋势。正确的消费观包括节约的消费理念、绿色环保的消费理念和具有人文关怀的消费理念,只有这样,在消费的过程中,才能真正考虑自己的消费需求,真正体现自己的主体性意识,从异化消费中解放出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实现人与自己内心的和谐稳定。

第三,树立以人民幸福为导向的政绩观

消费幸福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经济发展;经济伦理;幸福

中图分类号:F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1)04-0107-02

“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实质就是要实现资源更优配置,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最终增加人民的福祉,使人幸福。这不仅需要经济制度的合理安排,更需要人们观念的转变,因为人的行为总在一定的价值观念、伦理意识的支配下去做出选择。

经济伦理就是在社会经济活动中产生并用以约束和调节人们的经济行为及其相互关系的价值观念、伦理规范,其核心使经济主体在内心深处接受人是目的的观点,把经济活动变为人的幸福和人格完善的手段。从经济伦理的视角下把握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可以确立经济发展的正确目标,寻求通达目标的路径,避免其被异化。

1、把以人的幸福作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中心

“人是目的”这个观点是人对自己的最真切的定位。它对人和人所面对的世界来说,是一个最基本的哲学观点,也是最重要的哲学观点之一,经济伦理就是以此为基础。因此,经济发展的目的应该是使经济发展围绕人为中心,而不是人围绕经济发展为中心。

那么人的目的是什么?在人所追求的价值中,有一种特殊的价值。它不是某种具体的价值,而是一种抽象价值;不是某种单个的价值,而是价值的总体;不是某种确定的价值,而是一种变动的价值;它不为任何人完全拥有,但几乎所有人都承认它的存在并努力追求它。这种价值就是幸福。幸福意味着人生的完善,意味着人性的圆满实现,意味着越来越好的生活。

幸福作为一种满足感是个人的感受,每个人对幸福有不同的认识,然而,在某一特定的社会范围内,总是某些得到大多数人认同的要素,总有些用以判断的客观尺度。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不仅在某一社会范围内,而且在全人类范围内,人们越来越觉得应当有一些衡量生活好坏、质量高低的标准。从这种意义上看,一个人是否幸福决不能仅凭自己的感觉。幸福的条件(分为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是幸福的必要前提和基础,不具备这些条件,即使某人感到幸福,也未必真的是幸福。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就应该围绕如何增进人的幸福为中心,创造出让人们幸福的外部条件,这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本质要求。首先是社会个体的财富增长,贫穷肯定是一种不幸,财富可以改变生活状况、改善营养条件、改变教育环境。但到了一定限度,财富的作用就会越来越小。目前,我国大部分人不富足,“就业难”、“挣钱难”的问题还很突出。其次是公平分配制度的完善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公平的分配是增进人的幸福感的重要手段,因为公平感和幸福感都是在比较中产生的。当然,公平分配也是相对的,绝对的公平是不可行的,最大限度的实现还需要社会保障体系来进行第二次分配,使公民生活的基本条件能够得到保障。第三是人生活的自然环境的舒美。舒美的自然环境是最适合人类生存、发展和享受的,是人类所应该追求构建的环境。这种环境不仅仅是人类幸福的条件,不只是具有工具价值,而且本身就是人类幸福的内容,具有目的价值。经济发展方式就应该向增强人的幸福转变,在增加人们的收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营造舒美的环境等方面想功夫,让人们在发展中得到实惠、感受到幸福。

2、实现可再生可循环生产方式

幸福首先依赖于物资的丰裕,它是幸福的基础,物资匮乏的年代肯定不会幸福。物资的丰裕离不开生产。生产就是利用工具加工自然资源,使最终的产品能够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过程。所以在生产中离不开自然资源的开发。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首先需要我们关注生产方式的转变。

在工业文明前,人类的生产力有限,对自然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有限,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小。近代科技革命开启了工业文明,在机械哲学和科学的作用下,自然在人类面前不再神秘,人类在自然面前也不再毕恭毕敬。“人类要做大自然的主人”、“人类征服自然”的口号,使人们对自然的索取越来越大。在这样进程中,生产(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生产)消耗了过多的资源,产生了过多的废弃物,造成了更多的环境破坏。

我国长期粗放型的增长方式,使我国的环境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一方面,我国人均资源紧张;另一方面,我国自然资产损失(包括能源耗竭损失、二氧化碳污染损失、矿产耗竭损失、森林耗竭损失等)占GDP的比重非常惊人。从世界银行200年底公布的数据看,20世纪70年代初,我国自然资产损失占GDP的比重占GDP的6%-7%,而1985年,这一损失达到20%。虽然90年代以来大规模经济调整使这一损失占GDP比重迅速下降,至1998年降为4.5%,但仍明显高于日本和美国。2010年我国已成为世界上煤炭、钢铁、铁矿石、氧化铝、铜、水泥消耗最大的国家,是世界上能源消耗的第二大国。随着以GDP作为经济发展方式的评价标准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人们越来越深切地认识到,依靠牺牲环境、资源和损害民生来实现经济增长的模式已到尽头。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首先要在保护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情况下,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最大限度地增加经济发展利益,提高国家收入。经济发展要求自然、经济和社会三者的可持续。我们不能因为自然原因而放弃发展,这是历史的倒退,不为现实所接受。幸福的基本条件就是物资对人的某种满足,目前我国大多数人还没有达到公认的幸福程度,发展是使我们幸福的重要手段,绝对不能不发展。而片面追求发展,放弃可持续是杀鸡取卵、竭泽而渔,最后使环境恶化,最后我们依然不会幸福。实现三者的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依靠建构于环境伦理基础上的科技创新实现可再生可循环的生产。在生产的原料上:主要应用可回收可循环的原料,减少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利用和开发;在生产的产品上,应注重产品更便宜,更耐用,更便于修理和循环使用,更具美感和更无伤害性,减少一次性或短暂性消费品的生产;在生产的能源上,开发再生性清洁能源,如太阳能、风能、潮汐能等,减少石油、天然气、煤炭等不可恢复性能源的消耗;在生产的过程中减少各种有害物(气体、污水、化工废料、垃圾等)的排放。在此基础上的科技创新必然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既能够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也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

3、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公平分配

全体公民的普遍幸福来源于财富、权利、机会的公平分配,这是最基本的价值要求。社会公正正是这一价值要求的保证,它对人们由享有平等权利所引起的事实上的不平等作适当的调整,保证所有公民的自由和平等在总体上得

到最大限度的实现,使每一位公民得其所得,不得其不应得。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应该关注到这一点。

在实际生活中,由于每一位公民的天赋、作为、条件、环境、机遇等方面客观上不相同,最终会出现事实上的不平等。国家政策如果强制性地消除事实上的不平等,追求绝对的平等,必然挫伤强者的积极性,虽然保护了弱者,看似会增强普遍的幸福,但其结果将导致社会缺乏活力,社会效,率的低下,最终并不会享受到幸福(这已被历史所证明);如果任由事实上的不平等发展,虽然社会可能会更具活力,但必然导致社会两极分化和社会矛盾的加深。实现公平分配必须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健全覆盖全体公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这是最低保障原则的要求。社会保障体系可以使每个人都能够有尊严的生活,这需要政府大力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提高政府保障能力,加快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发展,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促进充分就业,建立健全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和劳动保护机制,健全就业帮扶、生活救助、医疗互助、法律援助等帮扶制度,逐步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使全民共享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成果。第二,着眼于社会中下层的利益,把政策的优惠机会偏向他们。“合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是罗尔斯正义论的关键之一。这要求我们在制定政策着眼于提高低收入者的工资水平,同时提高低保的保障水平。第三,健全分配调节制度。当前,我国城乡、地区、行业、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大,这需要对收入过高的行业采取从总量和水平两个方面,对他们的收入加以限制。一是对垄断行业的收入加以限制,二是通过合理的税收制度如累进所得税、遗产税,对高收入者课以更高的税赋,提高公共财政的收入,支持基本公共服务。解决好以上问题,不仅能够提高人民的边际消费能力和边际消费倾向,直接拉动社会内需,而且能够极大地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4、构建合理消费的消费文化

消费是得到幸福的必要手段,消费创造了生产并引导着生产,所以在谈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就不能不谈消费。

在目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在资本的逐利性这一本质的强力推动下,借助于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与先进的生产方式,工业社会开始大量生产,商品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生产过剩和消费不足成为资本主义生产面临的一大问题。于是,商品不再只具备简单的使用价值,而是同文化意义、身份象征、生活态度等等相结合。此时的生产“已经不仅仅是产品的生产,而且同时也是消费欲望和消费激情的生产,是消费者的生产”;此时的社会“已经从传统的以‘生产’(制造)为中心的社会转变到以‘消费’(以及消费服务)为中心的社会”。这些使得消费社会中的消费呈现异化状态:浪费、感性消费、炫耀性消费、过度消费……所有这一切又会不可避免地造成资源和能源的巨大浪费,同时也助长了社会的等级化和地位攀比风气,进一步加剧了穷人和富人之间的收入和财富差距,形成了消费主义文化价值观:少消费经济就会衰退;消费能够满足人们的需要,给人们带来幸福,消费越多就越幸福;人类能够承担消费社会对资源的消耗和对环境的破坏。

合理消费的消费文化是基于对幸福的正确理解,即“某种程度的满足”,这既表明人生存、发展和享受需要不可能得到完全满足,同时有强调必须达到一定程度的满足。这种程度就是:生存需要得到充分满足,发展需要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并有进一步满足的可能。合理消费的消费文化就是既鼓励人们对满足自身生存、发展需要的消费,与传统的禁欲主义消费观和节俭消费观区别,又能够避免感性消费、炫耀性消费、过度消费。合理消费的消费文化首先应该关注人们更多的非物质性(安全的、情感的、尊严的、审美的和自我实现的等等)需求。实质上对物质增长的渴望背后有一项主要的推动力就是心理上的空虚。一个社会能用非物质的方法来满足人们的需要,那么只需要低得多的物质和能量产出就能提供更高层次的人类满足。其次,责任消费。每个公民都有消费的自由,但自由是与责任相关联的,个人消费的自由意味着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这种责任既包括对自己负责,也包括对他人负责和对生态环境的责任。例如我们在生活方式上不过度消费、一次性消费、为时尚而消费、为消费而消费,应更多消费绿色产品、可循环使用产品、节能产品。把消费习惯与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结合起来,有效增强人们通过绿色消费转型升级,拉动经济增长能力的现实需要,从根本上把生产引导到绿色、可持续的生产方式上。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N],人民日报,2010-10-28,(1)

[2]江畅,理论伦理学[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

[3]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

消费幸福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文化经济;人本世纪;“环境”时代;生态人;幸福经济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8)02-0026-05

近两年,文化产业的理论与实际问题,已成为我国学术界和实际部门的一个热门话题。但是,人们在论述文化产业的形成和发展的必然性,以及它的历史地位时,一般只是着眼于经济方面的因素。而实际上,文化产业的必然性体现在社会的各个方面。就是说,导致文化产业在20世纪和21世纪迅速发展的因素既有经济的,又有非经济的。因此,我们应当超越经济视角,不仅从经济,还要从社会的其它方面多角度着眼,全面深入地探索文化产业发展的必然性。也只有这样,才能给文化产业的历史地位及其作用以实事求是的科学评价。而这有助于提高我们抓住机遇,创造条件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从而促进我国文化产业更快地发展,使它由现在的弱势产业尽快转变为强势产业。

一、文化产业与文化经济

在生产、生活现代化浪潮的推动下,文化产业的迅猛发展势必把人类经济推进到文化经济阶段。文化经济是继知识经济之后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样,在人类经济发展史上,已经和将要相继出现物质经济、知识经济和文化经济这样几个发展阶段,或者说几种类型。物质经济是指农业和工业经济,是以物质资料的生产和消费为主体的经济。物质经济发展到较高的程度,便为知识经济所取代;而知识经济的不断发展,又为取代它的文化经济准备了客观与主观条件。文化经济在人类社会的经济生活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人类经济发展史上最成熟的高级阶段。这首先表现在它吸收和利用了先前的物质经济和知识经济一切有益的成果和条件,从而最适宜人类生存和全面发展;还表现在文化经济代表了最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和消费力。这是由于文化生产力与物质生产力和知识生产力这两种生产力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和强大的社会生产力。同时,人类还将把文化消费力与物质消费力有机地结合起来。因此,我们应当在理论上认识并承认文化经济。

对于人类经济向文化经济方向发展,或迟或早将进入新的文化经济发展阶段,西方一些学者早就有所认识,甚至做出明确的预见。早在17世纪,威廉。配第就曾经明确地指出:随着经济的发展,产业中心将逐渐由有形的财富生产向无形的服务转变。克拉克也揭示了类似的规律: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就业结构中心将按照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再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的规律变迁。这就是著名的“配第一克拉克”法则。但是,第三产业并不是“配第一克拉克”法则作用的最终结果,经济发展中的产业下游化趋势一直也未停止。时至今天,不仅出现了将脑力服务部分和体力服务部分区分开来,从而形成第三产业下游的第四产业;而且日本的日下公人提出,还要进一步把第三、第四产业中那些满足人们心理需要的文化类服务业和创新活动独立出来,以此形成第五产业,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产业。而第五产业的生产、交换、消费形成的经济,也就是新的文化经济。至于M.波特提出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对于文化经济阶段的预言更为准确。波特认为,人类经济发展将会依次出现下列四个大的阶段:“要素驱动阶段”,指发展的主要动力来自廉价的资源;“投资驱动阶段”,指以大规模生产为特征的发展阶段;“创新驱动阶段”,指以技术创新和新技术带来的利润为特征的发展阶段;“财富驱动阶段”,指人们对于个性的全面发展及非生产性活动需求显著增加的阶段。显然,从要素驱动到财富驱动,文化知识含量在不断增加,生产和消费日益“文化化”。这样,也就最终促成文化经济的形成。因此,波特的“财富驱动阶段”,实际就是文化经济阶段。对文化经济论述比较明确的还有丹麦的未来学家沃尔夫・伦森的“梦幻社会”。伦森曾预言,人类社会在经历了狩猎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之后,将进入以关注梦想、历险、精神及情感生活为特征的“梦幻社会”。而信息社会的经济主体是知识经济,“梦幻社会”的经济主体则是文化经济。因为既然“梦幻社会”是“以关注梦想、历险、精神及情感生活为特征”,那么,它的生产与消费必定属于文化主导类型。

目前,欧美发达国家和地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已进入文化经济发展阶段。那里的文化经济已初具规模。而包括我们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21世纪也将或迟或早进入文化经济发展阶段。这一切都将证明,或者进一步证明克拉克、波特和伦森的预言是科学的。

二、文化产业与人本世纪

马尔库塞等西方学者曾尖锐地批评说: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已成为一个劳动者从属于现代化的机器体系,人为物役、物人颠倒的典型的物本时代,过去的20世纪是典型的物本世纪。不言而喻,物人颠倒、人为物役的这种经济社会状况对于人类的全面发展,人性的保持与完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都是极其有害的。因此,必须改变这种从属于机器、人为物役的状况,把物本世纪推进到新的人本世纪。这一点,有识之士已认识到了,甚至形成了共识。1995年,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了社会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在这个重要会议上,与会者一致认为:人类社会已进入“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时期。所谓“以人为中心”,是指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经济、文化的发展都要以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为出发点、着眼点和最终目的。显然,“以人为中心”思想的理论基础是人本发展观。它在发展观上,是以人本发展观取代了过去的工业文明观。所谓工业文明观是片面地把以工业生产增长、经济效益的提高,作为衡量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唯一标准和目标。由此可见,工业文明观实际是物本发展观。从工业文明观到人本发展观的转变,这是社会发展观的一个根本性转变。这一转变的理论与实际意义是重大而深远的。人类社会的这种新的发展观的提出,表明人类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目标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意味着人本主义诞生以来在理论上的又一次伟大的胜利。

但是,人本主义在实践上的胜利,人本世纪的原则、目标和任务的实现,却需要一系列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方面的条件,而文化产业、文化经济的发展就是其重要的条件之一。这是因为,首先,由于文化产业的生产劳动具有较高乃至很高的创造性,具有明显的创新要求。而创造性是劳动者的主体性的重要表现,并且对于劳动者的个性、智力的发展,能力的提高和自我价值的实现,都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在现代社会中,当然也包括古代社会中,正是这种富有创造性的文化艺术品的生产劳动,使人性、人的能力得以不断完善、提高和发展起来。其次,由于文化产业的生产劳动相对来说机械化程度较低,即使有一些机械,也是由人来操作和利用它们来更好地达到自己的目的,主客体能够有机地结合成一体。总之,文化产品的劳动使生产者在与机械等生产工具的关系上,仍然是处于主体地位。机械为生产者服

务,听命于生产者,而不是象工业生产那样,颠倒丁二者的位置。

同时,文化产业所生产的文化艺术品的消费行为,一般来说,可以有效地消除、防止和减缓物质产品的消费行为存在的使人工具化、动物化的不良现象和趋势。这首先又是由于文化产业的产品是满足人们的较高层次的需要,即精神文化需要。它有助于消费者人性的保持、提高与完善,德智体全面发展。其次,文化艺术品本身具有明显的创造性,充满创新精神和特征,因而有利于培养和增强消费者、欣赏者、享受者的创新能力。例如,音乐作品就对于人的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培养和增强有公认的重要作用。再次由于文化艺术品要求消费者具有较强的消费能力,较高的文化艺术修养和人文素质。而这方面的消费活动本身也能够不断地提高消费者的文化艺术修养。因此,文化消费有助于提高人的素质,是有效地进行素质教育的途径;同时,文化消费也是最有效的人本主义教育方式。当一个人有较高的人文修养、人本主义意识,一般来说,就不会在消费时重物质、轻精神,沦落为“消费机器”。

以上分析表明,人本世纪的确与文化产业有着密切的关系,发展文化产业,提高人们的文化消费水平,是实现人本世纪发展目标的有效战略举措。概括来说,文化产业有利于保持和巩固人在生产和消费中的主体地位,使生产与消费能更好做到以人本身的发展为目的。

三、文化产业与“环境”时代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由于生态失衡日益严重,致使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矛盾成为我们所处时代的主要矛盾。因为这个矛盾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的关系最为密切。就是说,它能否解决,解决得好坏,直接关系到人类的生死存亡。也正因为如此,所以美国学者威尔逊认定,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已进入到新的“环境”时代。而如果按照环境时代的要求安排和进行人类生产、生活活动,那么,毫无疑义,就应当把文化产业作为“时代产业”。这是因为只有当文化产业成为“时代产业”时,才能较顺利地解决,或者有效地缓解环境时代的主要矛盾,得以实现其发展目标。这是因为文化产业的性质、特点和功能,比较符合环境时代的要求。

在环境时代,人类一切活动必须遵循生态价值高于一切这个基本原则。因此,对人类的生产及消费活动有两个基本要求:一是尽可能洁净,“三废”污染少;二是尽可能节约资源。而要做到这两个“尽可能”,相对来说,文化产业最有条件。从生产方面来看,首先,文化产业属于典型的绿色经济,是有代表性的“无烟工业”。同其他产业相比,文化产业的企业排放的“三废”物质是很少的。尤其是文化传媒在开发利用高新技术之后,文化产业的企业排放的污染物质就更少了。例如,由于日益广泛地利用网络、电视等新型传媒工具,无纸之书与无纸读物大量问世,还将出现无纸图书馆与阅览室。因此,减少了文化产业纸张的消耗,从而也就减少了造纸业的污染;其次,文化产业对于土地、淡水、能源及林木等资源的耗费,是非常有限的。而从文化产业的消费这个方面来看,一是产生的污染物质比较少。有关部门提供的数据显示,象工业污染一样,人类的生活污染也是重要的污染源,而这主要是人们进行物质消费的结果。但是,精神文化消费活动废弃的污染物却很少,而且他们对人类和生物的危害也不大;二是文化消费对于资源的耗费,相对来说也比较少。尤其是文化消费资料很多属于“耐用消费品”,如电视机、收录机等可以使用若干年;图书、图画、雕刻等艺术品,使用时间则可长达上百年,甚至几百年;而且文化艺术品一般可以同时,或先后为多人使用。这都有利于节约资源。三是文化消费具有很大的弹性。当人类文化消费占主体时,就可以有效地缓解人的需要与资源相对短缺的矛盾。最后,文化产业的生产与消费引导和促使人们由“经济人”向“生态人”转化。在“环境”时代,一旦广大消费者真正树立“生态价值高于一切”的观念,并且能自觉地按照这种观念行动时,那么,他们也就由原来的把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经济人”转变为把生态价值看得高于一切的“生态人”了。由“经济人”向“生态人”的转化,则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的进步。文化产业之所以能推动人类这个伟大的进步,这是因为存在决定意识。文化产业的生产和消费作为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无疑有助于生态文化的建设,培养人们的生态价值观念和生态道德。这种具有生态道德的“生态人”有着保护环境的自觉性。

四、文化产业与幸福经济

在今天,世界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发展到了这样一个十字路口:是继续沿着现在的轨道发展下去,让财富与幸福更加疏远,甚至使二者严重对立起来,演变为更加不幸福的经济;或是扭转方向,另辟蹊径,改变财富与幸福目前这种不正常的关系,重现成正比的财富幸福效应,转变为幸福经济。毫无疑问,应当争取后一种发展前途。在今天,追求幸福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人本世纪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但这需要采取一系列战略性措施。而切实可行并且极有成效的措施之一,就是大力发展文化产业,逐步壮大文化经济。

文化产业、文化经济之所以有助于解决财富与幸福的悖论,遏制和克服财富与幸福疏远化的不良趋势,得以用幸福经济取代现在的不幸福经济,或者不那么幸福的经济,这是因为:

1 文化产业、文化经济有助于遏制和调整人们不合理的欲望,也就是遏制和调整人们对物质财富占有和消费的过高过多的欲望,使之把对物质财富的需求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这是由于文化产业的发展壮大将使人们的欲望“分流”,不再片面地一味追求物质财富的占有和消费,而把生活的需要与兴趣转向精神文化方面。一旦人们的生活欲望发生这种“分流”,由于物质望减弱减少,就将增进他们的幸福。这是由于遏制物质望有利于人们的身心健康。这又是因为现在城市中的居民中有日益增多的人把健康作为衡量自己的幸福指数的重要标准。而文化产业有助于遏制和调整人们过高过强过多的物质欲望,使之合理化。这就有助于减少人们由于物质欲望过于强烈所产生的焦虑、不安,使心灵趋于安详宁静,而这是人们身心得以健康的重要条件。同时,心灵安详宁静本身就是幸福的重要源泉。亚当・斯密曾经明确指出:“幸福存在于平静和享受之中。”

2 精神文化性财富能产生超过物质性财富的幸福与快乐,是人类幸福的重要源泉。人们往往有这种感触:欣赏一幅世界名画、一个精美的雕塑或者阅读一首优美的诗歌,可以得到超越任何物质享受的巨大快乐。这些事实证明:对于精神文化产品的享受,其所能得到的幸福与快乐,是从任何数量与质量的物质性财富那里得不到的。之所以如此,这是由于人与其它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人有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或者说,人本质上是一种精神文化性动物。这就决定,人类幸福的主要源泉与获得途径只能是精神文化性财富和文化经济领域,物质性财富的占有与消费能够给人类消费提供的源泉与条件是有限的。

3 文化产品的生产过程也可以给生产者带来幸福。精神文化性财富的生产劳动过程同其产品的消费一样,也是生产者获取幸福的重要源泉与途径。其原因正如上面所说,这是由于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劳动富有独创性,使生产者得以增加劳动兴趣和满足感。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文化产业、:文化经济对于人们的幸福的保持和增加的作用是多方面、全方位的。所以说,它对于用幸福经济取代不“幸福的经济”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五、结 论

著名的海外华人作家、诗人木心在记者问到“你觉得我们这个时代收获了什么,失落了什么”时,他严肃地回答说:“收获的是科技,失落的是文化;收获的是物质,失落的是精神;收获的是,失落的是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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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幸福 幸福经济学 “幸福―收入悖论”

一、幸福经济学的历史渊源

(一)早期幸福经济学

人类对幸福的追求,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柏拉图。他的理论认为,有王者气质的人最为幸福,最不幸的是专制的独裁者。到了18世纪末,传统经济学延续了边沁的观点,认为幸福来自人们所体验的情感的权衡来测量。边沁还设计了一套完整的计算方法来测量个人的情感和社会的苦乐趋势。但是边沁的研究存在一定的问题,他的研究过分注重构成幸福情感要素的量。此后,人们用度量满足主观的客观对应物―国民收入,社会福利函数等来替代,用效用取代了幸福,用序数效论用替代了基数效用论,并假设个人效用大小取决于消费。由此可以得到的结论是,增加收入能够使消费者获得更高的效用,即“用钱能买来幸福”。从而,收入水平的高低被视作间接度量福利水平高低的一个主要指标,即经济的长期增长是所有提高社会福利和减少贫困的经济政策的支撑。从而在经济学的视野中,幸福这个概念彻底地被淹没了。

(二)幸福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的经济增长出现了一个所谓的“黄金时代”,美国的GDP从1945年的2231亿美元上升到1974年的15000亿美元,在战后的30年时间里增长了6倍。随着GDP的增加,美国国民的实际收入显著增长,其物质生活水平也得到极大改善,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幸福感上了。美国经济学家Easterlin发表文章《经济增长能使人更快乐吗?》,提出著名的“幸福―收入悖论”,指出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的提高并不一定会带来相应的国民幸福程度的上升。经济学家才意识到幸福是一种精神层面的主观心理体验,收入只是幸福的影响因素之一。“幸福―收入悖论”的提出引发了经济学家研究快乐和主观幸福感的热情,经济学家们重新将注意力到幸福这个主观概念上,并接受心理学的“主观幸福感”概念,将幸福视为“一种好的感觉”,并把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引入经济学中,幸福经济学也俨然自成一家,成为一个新兴的经济学分支。

二、收入与幸福程度的关系

“幸福―收入悖论”是指当国民收入达到一定的水平之后,国民收入与幸福之间不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可以解释为,当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提升国民幸福感的关键是满足人们更高层次的需求,即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的提高并不一定会带来相应的国民幸福程度的上升。克拉克等人在2006年所描述的情形中提到:“在影响幸福感的诸多因素中,有两个因素特别引人关注。一是收入与幸福的关系;二是劳动力市场上的地位问题,尤其是失业与幸福的关系。后一个问题目前得到了广泛的认同,比如失业降低幸福感;但是前一个问题至今依然被争论不休。”

经济学家对“幸福―收入悖论”的解释,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分别是相对收入、适应性、收入差距因素、性格因子等。其中,以Easterlin为代表的一大批经济学家,持这样的观点,他们认为,幸福取决于相对收入而非绝对收入,幸福和相对收入指标之间具有及其明显的相关性存在,而与绝对收入水平之间的相关性是非常微弱的。幸福感的增加来自相对收入水平的提高,相反,幸福感的减少来自相对收入的降低。原因是,人是社会人,无法脱离其社会属性,幸福与否取决于人们所处的社会阶层,取决于比别人幸福,攀比心理甚为猖獗,从而人们的绝对收入被贬的微乎其微。试想如果你的绝对收入为年入10万元,而你的邻里或者朋友年入5万元,你会深深的感受到幸福,如果你的邻里朋友年入15万元,或许你的焦虑,怨恨,不平等不幸福感也会随之增加。在这里,还有一个概念,居民幸福感还与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收入差距密切相关,一些专家持这样的观点,收入不平等明显地降低了人们的生活满意度。

另一些专家学者则持另一种观点,收入不平等现象对主观幸福感非但没有影响,甚至还会产生积极的正面力量。在解释“幸福―收入悖论”中,人的本性被一些经济学家们挖掘出来。其中,定值理论持这样的观点,人一生的幸福水平和经济水平并没有多大关系,大多数取决于基因和性格,有一些人天生比其他人更容易快乐和满足更容易获得幸福,人的幸福水平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回到某个固定的水平。适应性理论提出这样的观点,即人的本性积极,这会促使人们去适应不同的环境,不难发现,人们对生活中出现的愉快性的刺激有更强的适应能力。对于收入水平提高带来的愉快和心理满足感,人们通常会很快适应,由此推断,经济物质条件改善对幸福感的影响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

最著名的是萨缪尔森的幸福公式:效用/欲望=幸福。在传统经济学假设中,收入决定物质消费水平,个人的物质消费决定效用,经济学中对效用的解释是,人们消费某种物品或者享受服务所能获得的满足程度。即我们可以把分子用收入代替。在收入既定的情况下,欲望的大小决定个人幸福感的强烈与否。当效用给定时,欲望数值越大,幸福数值越小,所以即使效用是一样的,幸福感也因人而异。然而欲望的大小对于每个人的是不同的,现实生活中,对于那些知足常乐的人会比那些贪得无厌的人更容易得到幸福,而有些人,拥有的越多,欲望反而却越大。分子效用的增长被分母欲望的增加所抵消,即收入的增长不会带来幸福程度的增加。幸福经济学为我们解决了一道难题,单靠收入的增长是不能够解决幸福的问题的,只有对自己的欲望合理地加以控制,才能知足而常乐。

消费幸福论文范文第15篇

论文关键词:全民健身 国民幸福总值 健康投资

论文摘要:全民健身运动的出发点是以人为本,就是要关心人,尊重人的尊严,重视人的价值,为人的身心和谐发展服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本文明确提出运动是人们的一种很恰当交往方式,有利于学习、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带来快乐感,增进人的幸福感;幸福的追求形成潜在的体育消费市场,推动体育产业的发展,体育产业的发展进一步增进人们的幸福值。

人类要不断提高自己的生存质量,提高文明素质,去享受人类自己创造出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但是人们在创造世界的同时,首先应该发展自己,研究人体自身的发育成长和人的再生产。而人类体质的增强,寿命的延长,劳动力的提高,战斗力的勇猛,意志的坚强,身心和谐全面的发展,都需要体育这一强有力的手段。也只有人的体质增强了,素质提高了,才能创造出更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从而满足人们对生活的美好追求。

一、国民幸福总值的意义

如果说GDP(国内生产总值)、GNP(国民生产总值)是衡量国富,民富的标准,那么,我们应该还需要一个衡量人的幸福快乐的标准。在国际社会,这个标准叫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国民幸福总值)。GNP最早是由南亚的不丹王国的国王提出的,他认为:政策应该关注幸福,并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我们必须要知道,推动新世纪前进的这些剧烈变革,将对未来的幸福产生怎样的影响,全球资本主义和竞争激烈的国际贸易是否会让人们更加不快乐,是否会增加人生的不确定性。他提出,人生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不丹王国制定政策的依据则是“在实现现代化的同时,是否会失去精神生活,平和的心态和国民的幸福”。如果说生产总值体现的是物质为本,生产为本的话,幸福总值体现的就是以人为本。

今天,随着中国部分地区人均与国际水平的接近和接轨,到全世界几乎所有的旅游景点,都可以看到操着广东话,浙江话,上海话等各色方言的富裕起来的中国人,汉字说明书也越来越多,反映出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如何让更多的人富起来?富起来的人又要追求什么?韩浩月发表在《上海证券报》的《中产阶层的气质问题》一文中谈到,“看一个阶层的属性莫过于看这个群体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实际情况是,中国中产们的生存和精神状态都不怎么乐观,甚至可以用‘堪忧’一词来形容”。大多数中产者的生活看上去颇像那么回事:住洋房公寓,开轿车,但背后的真相是:许多中产者的达标是以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损耗自己的身体健康换来的,而时间和健康却是国外中产阶层和财富同等重要的标志。社会的进步让你有钱投资身体,社会的压力又让你出卖了健康的身体。你无奈发现,身体不断亏损,是因为你曾经用透支身体来为你的人生牟利;毋庸置疑,用身体透支而来的金钱,却总有一天要拿出来为身体买单。树立正确的生活观,正确的健康投资观促进国民的幸福总值是迫在眉睫的。

二、全民健身运动——创造快乐的增量

体育是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用来发展自己的教育事业的科学,体育更是人类灿烂文化群体中的一份子。无论哪个国家,当他们经济发展后,第一个想到的是制定国民健身计划和加强体育教育;无论哪个伟人都不否认体育对他们伟业的贡献。 转贴于

20世纪50—60年代,广大人民,青少年围绕《准备劳动与为国体育制》﹑《广播体操》《青少年体育锻炼标准》为中心,掀起了全国第一次群众体育活动热潮。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人们生活富裕了,实行双休日制,余暇时间的增多,也为人们参加体育活动创造了条件。1995年6月国务院颁布了《全民健身计划纲要》,这是一项国家领导、社会支持、全民参与的体育健身计划,全民健身计划以全国人民为实施对象,以青少年和儿童为重点,动员和组织广大群众积极投入各种形式的锻炼,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国民身体素质,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作为根本任务。

三、全民健身运动与幸福的关系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和社会的迅猛发展,我们耗费了那么多的精力和资源,增加了整个社会的财富,但是人们幸福程度都没有什么变化。这究竟是为什么?对这一问题做出重要研究的是美国著名政治学教授罗伯特·莱恩。“金钱不一定能买到幸福”。“鸟儿不能没有巢,蜘蛛不能没有网,人不能没有朋友。”莱恩认为,幸福的真正源泉在于家庭成员间的亲情和朋友间的友谊。各国在各个时期的研究都发现,婚姻关系稳固,家庭关系协调,邻里关系和睦,朋友来往密切,是人们感到幸福的主要原因。体育在于把握好了影响人际关系的因素,在促成良好人际关系的形成等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体育锻炼能增加人与人之间接触和交往的机会。通过运动,培养人的勇猛顽强﹑机智灵活的优良品质,可以使人忘却烦恼和痛苦,消除孤独感,具有减压和抗压作用。当今一种体育锻炼新动向:情感体育正增温流行,他既是生活新时尚,又获得能量和身心放松。充溢着情感内涵和底蕴。“情感体育”是目前世界上最为推崇的适合大众的健身理念。它纯粹为了热爱而运动,为了和亲友共同维护健康而锻炼。在运动的同时,享受亲情的温暖,友情的温煦。是在家庭范围内,家庭成员为保持和增进健康,丰富家庭文化生活,提高生活质量而进行的身体锻炼和文化活动,而涌现出一些门球,乒乓球,长短跑之家,还有一家人利用节假日或利用早晚一起外出郊游,钓鱼,游泳,散步等体育活动。家庭体育除了具有健身健美,文化娱乐等活动外,还起到教育和增进家庭凝聚力,家人快乐幸福感的作用。

四、体育消费市场

由于群众健身娱乐消费的需求,促使体育场馆的全面开放,促进了体育用品业的发展,激励了社会,个体,企业投资兴建体育场所和创办体育用品企业的积极性。据业内人士介绍,近几年南昌市健身消费行业发展迅速。目前,仅市区的健身场馆就已多达120多家,拥有近2000人的专业指导老师队伍,而投入健身消费的人数更是成倍增长。

在建党8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说:“不断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当今世界,体育已经从过去少数人的享受转向今天的大众化消费,体育的功能,价值都得到了新的扩展和更加全面的发挥,逐步从过去的福利事业转变成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纲要》的要求“体育部门要改善资金支出结构,逐步增加群众体育事业消费在预算中的支出比重。鼓励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个人资助体育健身活动,提倡家庭和个人为体育健身投资,引导群众进行体育消费,拓展体育消费领域,开发适应我国群众消费水平的体育健身,康复,娱乐等市场。”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