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治理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28 17:27:25

土地治理论文

土地治理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沙漠化是土地荒漠化的一种类型，主要成因是气候因素和人类不合理的生产活动。沙漠化对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严重的危害。防风固沙和合理水资源利用是沙漠治理的2个关键问题，为此可开展工程治理、植物治理和汲水、输水及灌溉等一系列治理方法。

AnElementaryIntroductiontotheHarmandTreatmentMethodsofLandDesertification

GAOYan(No.3ExplorationTeam,BureauofCoalGeology,Suzhou,Anhui234000)

AbstractDesertificationisakindoflanddeserting.It’smainlycausedbyclimateandreasonlesshumanactivity.Desertificationbringsseriousharmtosocialandeconomiclife.Thetwokeyproblemsofcontrolofdesertificationaresanddunefixationandirrigation.Thetechniquesandmeasuresofthemincludeengineeringandbotaniccontrol,bailandtransportationofwater,irrigation,andsoon.

KeywordsLandDesertification;Controlmethods;Sand-barrier;Psammophyte;Irrigation

中国是受沙漠化严重危害的国家，自20世纪50年代起，我国就已开始大规模的沙漠治理研究。沙漠化是沙质荒漠化的简称，是土地荒漠化的一种类型［1］。沙漠化土地的土壤粒间孔隙大，内部排水快，蓄水量少且易蒸发失水。且砂质土的毛管较粗，毛管水上升高度小，如果地下水位较低，不能湿润表土，植物则很难在表土上生长。笔者论述了土地沙漠化的危害及沙漠治理的主要方法，并重点比较不同技术间的优缺点，为土地沙漠化的治理提供依据。

1土地沙漠化的成因及其危害

1.1主要成因

1.1.1气候因素［2］。赤道地区的上升气流在高空向两极方向流动，由于地球旋转偏向力的影响，在南北纬30°附近，大部分空气不再前进，而在高空积聚，并辐射冷却下沉，近地面气层常年保持高气压，气象学上称之为“副热带高压带”。这一地带除亚欧大陆东岸季风气候区外，其他地区气候干燥，云雨少见，而成为主要的沙漠分布区。

1.1.2人类不合理的生产活动。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使土地承受的压力过重，过度开垦、过度放牧、乱砍滥伐和水资源不合理利用等使土地严重退化，森林被毁，气候逐渐干燥，最终形成沙漠［3］。

1.2危害土地退化不仅使生态环境恶化，土地承载力下降，而且对土地利用退化区域及其周边地区社会经济生活产生深远影响。我国的西北、华北地区，仅2000年春季连续发生12次扬沙、沙尘暴天气，均波及北京，该恶劣天气范围广，强度大，为近50年所罕见［5］。

在1977年联合国荒漠化会议上，联合国环境署对全球荒漠化灾害进行了估算，因荒漠化造成的农业生产损失保守估算为263亿美元。Dregne等人于1991年对全球荒漠化进行了新的评估［6］，得出在全球范围内由荒漠化造成的损失为422.08亿美元，其中灌溉农业损失107.85亿美元，旱作农业81.89亿美元，草原232.34亿美元。数据显示：中国每年因土地沙漠化灾害而造成的经济损失约541亿元［7］。

目前沙漠化仍在继续，沙漠仍在不断扩张。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1975年，荒漠化土地扩展速度为1560km2/年，1975~1987年为2100km2/年，1988~2000年为近3600km2/年［8］。主要分布在我国北方的以下3个区域：半干旱地带的农牧交错区，占40.5%；半干旱地带波状沙质草原区，占36.5%；干旱地带绿洲边缘及内陆河下游地区，占23.0%。行政上包括西北、华北、东北地区共13个省份、自治区及直辖市。土地沙漠化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在风沙危害严重的地区，许多农田因风沙毁种，粮食产量长期低而不稳。因此，土地沙漠化已成为我国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2沙漠治理的主要方法

2.1防风固沙

2.1.1设置沙障。主要有草方格沙障、黏土沙障、篱笆沙障、立式沙障、平铺沙障等。草方格沙障使用麦草、稻草、芦苇等材料，在流动沙丘上扎成挡风墙，以削弱风力的侵蚀，同时有截留降雨的作用，能提高沙层的含水量，有利于沙生植物的生长。黏土沙障是将黏土在沙丘上堆成高20~30m的土埂，间距1~2m，走向与风向垂直。黏土固沙施工简单，固沙效果较好，且具有良好的保水能力，但需要大量的黏土。

2.1.2在沙面上覆盖致密物。以色列尝试了一种塑料薄膜固沙法［9］，即将塑料薄膜覆盖在沙漠上，并用石头等重物压住。这种方法可有效防止水散失，但塑料薄膜易被风刮起，使其丧失固沙和保水功能，同时造成二次污染。

2.1.3利用废塑料治理沙漠［10］。该方法可有效固沙和保水。利用简单工艺将废塑料改性成为固沙胶结材料，然后在所种植物周围的沙表面喷洒1层固沙胶结材料，15~20min后固沙胶结材料就将表层沙胶结在一起，形成黏性固沙层。固沙层为柔性，很难开裂，且固沙层由固沙胶结材料与表层沙紧密黏结，重量较大，大风也很难将其刮起。

2.2植物治理沙漠植物治理指在沙漠地区播种沙生植物，以阻止沙漠扩张及改善沙漠土地。沙生植物具有水分蒸腾少，机械组织、输导组织发达等特点，可抵抗狂风袭击，并尽快将水分和养料输送到亟需的器官，其细胞内经常保持较高的渗透压，具有很强的持续吸水能力，使植物不易失水，能够适应干旱少雨的环境［11］。

其治理的方法：①在沙漠地区有计划地栽培沙生植物，造固沙林。一般是在沙丘迎风坡上种植低矮的灌木或草本植物，固住松散的沙粒，在背风坡的低洼地上种植高大的树木，阻止沙丘移动；②在沙漠边缘地带造防风林，以削弱沙漠地区的风力，阻止沙漠扩张。防风林的效果与林带的高度有关，树木越高大防风效果越好。此外，还与树木的疏密结构和透风性能有关。其类型有3种：紧密结构林带、疏透结构林带及通风结构林带。植物治理的效果重点在于选择适当的树种和科学的林带结构。

2.3水资源利用水资源利用在沙漠治理过程中最为重要。沙漠中的水源主要有地下水、河道水和降水。但沙漠区域的降水量不稳定，一般随气候的变化而变化，湿润年份降水量多，而干暖年份降水量少。沙漠地下水较稳定，其沙层厚，具有一定的“隔热”性，使水得以在地下保存。但这种稳定是相对的，受到降水的制约［12］。解决水资源主要从汲水、输水和节水灌溉等方面考虑。

2.3.1汲水。其方式主要有2种：①地下井汲水工程。在含有水体的古河道、古湖泊或地下水发育的沙漠区域可以建立地下井。井深度及口径的确定要综合考虑需水量、水层厚度与井底持力层等因素。②坎儿井。坎儿井是井渠相连的汲水工程，由地表开挖许多竖井，挖到含水层，然后再在各竖井的底部相互挖通，以洞相联，形成地下渠道，在新疆地区被大量应用［13］。渠聚的地下水顺渠道流至坎儿井的终端，引水出地面流入渠沟再进行灌溉。由于其沿山前倾斜的冲积层挖掘，渠头水位高，终端水位低，无需动力设备即可把水引到地面，且在地下渠道流动，蒸发损耗量小。

2.3.2输水。水资源的输送方式主要有渠道引水和管道输水［14］。①渠道引水。这是我国农业进行灌溉的主要方式，目前全国渠系水的利用系数为30%~40%，即输水损失率高达60%~70%。②管道输水。该方式可减少水资源在输送过程中的蒸发和流失，其输水损失率仅为20％~30％，且输送量大。

2.3.3节水灌溉。节水灌溉技术主要包括喷灌和微灌技术。喷、微灌技术与地面灌溉相比，节水30%~70%，被广泛应用。①喷灌。被大量用于沙地的灌溉，其效果与风速的大小有关。据陈渠昌等人［15］测试：风速小于3m/s时，喷灌的喷洒均匀度一般在80％左右；风速小于2m/s时，喷灌的喷洒均匀度可达85％以上。②微灌。微灌是按照植物需水要求，通过压低管道系统与安装在末级管道上的特制灌水器，将水和作物生长所需的养分以较小的流量，均匀、准确地直接输送到作物根部附近的土壤表面或土层中［16］。微灌形式较多，有滴灌、地表下滴灌、微型喷洒灌、涌泉灌等，其中应用较广的是滴灌。微灌具有很多优点，如比喷灌省水15%~25%；灌水均匀；微灌工作压力比喷灌低，节约了抽水的能量；较其他灌溉方法增产30％左右；自动控制，省力且非常方便。虽然微灌的效果明显优于喷灌，但其对水质要求高，投资成本高，限制了其应用规模。目前，在我国沙漠、沙地地区最理想的灌溉方式仍然是喷灌。③小畦灌。其方法即长畦改短畦，宽畦改窄畦，大畦改小畦的“三改”畦灌灌水技术，具节水、灌水均匀、减轻土壤冲刷等优点。畦灌试验资料［17］表明：采用小畦灌比块灌、漫灌和串灌分别增产10.9%、11.7%和29.1%。在同等产量条件下，小畦灌比块灌、漫灌和串灌分别省水13.73%、22.90%和48.45%，长畦分段灌比一般畦灌省水40%~60%，灌溉效益提高1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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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宜吉，葛云.沙漠成因新探［J］.江苏地质，2000，24(2)：124-128.

［3］王涛，陈广庭.内蒙古巴林右旗沙漠化治理模式与效益分析［J］.中国沙漠，2005，25（5）：750-756.

［4］濮励杰，包浩生.土地退化方法应用初步研究［J］.自然资源学报，1998，14(1)：5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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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DREGNHE,KASSASM,ROZANOVB.Anewassessmentoftheworldstatusofdesertification［J］.DesertificationControlBulletin,1991(20):6-19.

［7］张玉，宁大同，SMILV.中国荒漠化灾害的经济损失评估［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1996，6(1)：45-48.

［8］王涛，吴薇，陈广庭，等.近10年来中国北方沙漠化土地空间分布的研究［J］.中国科学(D辑)，2003，34(S):7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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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包亦望，苟盛彪，黄鹏飞.利用白色污染废料研制开发固沙胶结材料治理沙漠化［J］.中国建材，2001（9）：55-57.

［11］胡树慧.沙生植物与沙漠治理［J］.特种经济动植物，2002，5（4）：3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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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关东海，张胜江，吾甫尔.努尔丁.新疆坎儿井现状分析及保护利用对策［J］.新疆水利，2005（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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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陈渠昌，杨燕山，李久生，等.喷灌技术在干旱风沙区的应用研究［J］.灌溉排水学报，2006，25（2）：50-52.

土地治理论文范文第2篇

在一定范围内，土地整治项目的全寿命期费用中，设置费和经营管护费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随着项目效益的提高，其设置费增加，经营管护费降低；反之，项目的效益降低，其设置费降低，但经营管护费会增加。全寿命期成本呈马鞍形变化，全寿命期成本为最小值时，所对应的效益是从经济成本考虑的最适宜效益水平。土地整治项目的特点是投资者与生产经营者相分离，即设置期由政府投资建设，而在生产经营期，由项目区群众筹资或政府进行部分补助从事农业生产、对相应工程设施进行管护。土地整治项目作为工业反哺农业的“民心工程”、“德政工程”，从维护项目区农民群众利益的角度出发，加强设置期的投资管理显得尤为重要。投资管理贯穿于土地整治项目的设置期，即项目建设的全过程，这是毫无疑义的，但必须重点突出。根据国外描述的不同建设阶段影响建设工程投资的坐标图，影响项目投资最大的阶段是约占工程项目建设周期四分之一的技术设计前的工作阶段。因而项目投资管理的重点在施工以前的策划决策和设计阶段，而在项目做出投资决策后，控制项目投资的关键就在于设计。设计阶段是分析处理工程技术和经济的关键环节，也是有效控制工程投资的重要阶段。据西方一些国家分析，设计费一般只相当于工程全寿命期投资费的1%以下，但正是这少于1%的费用却基本决定了几乎全部随后的费用。

2策划决策阶段的投资控制

工程项目策划可分为总体策划和局部策划两步。总体策划一般是指在项目立项决策过程中所进行的全面策划，而局部策划可以是对全面策划任务进行分解后的一个单项或专业性问题的策划。不论总体策划还是局部策划，都是在构思多方案的基础上，通过方案比选，为决策提供依据。方案比选包括技术方案比选和经济效益比选。总的原则是在满足国家和行业标准、规范要求的前提下，达到技术先进适用、经济合理与农业发展的总体要求相适应，最终选择能更好地满足土地整治目标的方案。由于不同方案的投资额、项目效益、投入的时间、工程设施的寿命期不同，因此比较各种方案时必须有一定的前提条件和规范的判断标准：首先，应进行各个方案的绝对(经济)效果检验，即方案的可行性检验，利用经济评价指标的判断标准剔除不可行的方案；其次，考察方案的相对最优性，称为相对(经济)效果检验，从而确保最终选择的方案不仅可行而且最优。针对备选方案所对应的寿命期、资金是否有限制、投资数额是否相差过大、环境成本、社会成本等，进行全面调查研究和深入分析，并结合项目效益分析情况，比选出最佳投资方案，为项目的立项审批奠定基础。对于政府投资的土地整治项目来说，投资决策前需要在项目选址和土地清查的基础上，进行可行性研究，并编制投资估算。此阶段的投资估算经财政和国土部门批准后，即是项目设计任务书中规定的项目投资限额，对项目施工图设计和预算起控制作用，其对投资估算精度的要求为误差控制在10%以内。

3设计阶段的投资控制

土地整治项目技术上比较简单，故简化为施工图设计阶段进行。设计阶段控制项目投资的主要方法是通过多方案技术经济分析，优化设计方案；同时通过推行限额设计和标准化设计，有效控制工程投资。设计方案的评价与优化是通过技术比较、经济分析和效益评价，正确处理技术先进性与经济合理性之间的关系，力求达到技术先进与经济合理的和谐统一。设计方案的评价与优化通常采用技术经济分析法，即将技术与经济相结合，按照项目经济效果，针对不同的设计方案，分析其技术经济指标，从中选出经济效果最优的方案。由于设计方案不同，其投资、效益、工期和设备、材料、人工消耗等指标均有差异，因此技术经济分析法不仅要考察工程技术方案，更要关注工程投资。设计优化是使设计质量不断提高的有效途径，在设计招标及设计方案竞赛过程中，可以将各方案的可取之处重新组合，吸收众多方案的优点，使设计更加完美。而对于具体方案，则应考虑在保证工程质量、工期、安全、保护环境的基础上，追求全寿命期成本最低。

4结语

土地治理论文范文第3篇

1.1工程造价低，施工队伍素质不高，工程质量差强人意

土地治理项目概算由当地农发部门指定的设计单位制定，一般采取的定额偏低，明显低于当地建筑工程的收费标准，并且只计算直接费和税费，没有考虑预备费、措施费等，加上土地治理项目施工地点相对分散，原材料、预制构件等基本靠人工二次搬运，工程造价对这部分费率也没有考虑到。因此土地治理项目招标往往是由相当一部分是农建队伍低价中标，这些农建队伍一般由当地农民临时组建，有的人基本的施工技能都没掌握，施工队伍的管理水平也不是很高，这就造成了土地治理项目的施工质量偏低，工程质量差强人意。

1.2责权不对等，建设单位管理困难

土地治理项目现有的管理模式是由当地农发部门统一组织招定标后，由农发部门指定的监理单位监督在建设单位的实施，工程进度款的支付也由农发部门审核下发，建设单位名义上要监督施工单位的工程质量能否达到要求，符合自己的使用需求，但是建设单位在监督工程实施的过程中没有任何掣肘施工单位的权利，施工单位对建设单位的意见往往是不予理睬，而工程监理对建设单位的意见往往也是应付了事，六合基地在近几年的项目实施过程中，虽然积极与主管的农发部门和监理单位沟通，但是管理还是遇到了很多困难，效果也不是很理想。

2对提升土地治理项目管理的思考

2.1强化项目前期规划设计，力求规划设计精细化，减少后期工程变更

对建设工程而言，初步设计与技施设计阶段对工程造价的影响约为90％，而工程规划的详细与否又直接影响工程设计质量及预算水平，因此，规划设计阶段的工程造价控制是整个工程造价控制的龙头，可以使投资控制工作更主动，当发现详细设计与造价计划产生差异时，主动采取一些控制方法消除差异，使设计更科学、更经济，减少实施中的工程变更。作为农科院来讲，实施土地治理项目是建设高标准试验田，满足科研需要，这就比一般的项目要求规划得更精细，设计的标准更高。但是土地治理项目规划设计与施工设计工作量大，时间又往往很紧，农发部门指定的设计单位很难对前期的勘探、论证、规划、工程设计等工作做深做实，这样就会导致项目实施后工程的临时调整、单项工程设计变更及工程量增减等情况的出现，使实际施工与原有规划设计出现较大的变动，造成项目的资金进度和质量控制都较为被动。基于这个情况，六合基地在项目准备阶段提前邀请工程勘探院和设计院来基地进行勘探、规划和设计，然后交给农发部门指定的设计单位进行二次设计和审核，这样以来规划设计相对精细，为以后项目的实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2采取措施，多方面加强工程监理

目前当地农发系统虽然已经推行监理制，但是按照国家农发办的规定，目前农业综合开发工程监理费按照实施监理的土地治理项目单项工程年度财政投资总额的2％内控制使用，低于大中型水利工程项目、市政工程项目监理费率，而由于农业综合开发工程分散、线长面广、费率低等特点，导致监理成本高，而监理公司不愿意全面介入农发工程监理，即使接受了任务，也不愿意拿出那么多的精力来做，往往一个区的项目只派驻2名监理工程师进行监理，从而导致监理效果大打折扣。基于六合区土地治理项目的监理现状，基地自2009年实施土地治理项目以来，一方面加强与项目监理的联系，多次邀请项目监理来基地召开监理例会，加大项目监理的巡视力度，另一方面基地自己聘请了一名监理工程师在基地对项目进行全程监理，加大了现场监理力度，保证了项目工程质量。

2.3与主管部门加强沟通与合作，争取最大支持

土地治理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心理治疗；本土化；本土心理治疗

要探讨心理治疗本土化和本土心理治疗，首先需要对两者的基本概念进行界定。从语法角度看，心理治疗本土化是一个动词性短语，本土心理治疗是名词性短语，两者都涉及本土，然而两个短语意思差别却很大。心理治疗的本土化是指在心理治疗的过程中，一国、一定区域或民族在引进或使用外来的心理语言、理论、方法、临床治疗操作规范等方面时与本国的语言、文化、社会、人文等实际特点相结合，并使其成为本土心理治疗一部分的过程。本土心理治疗则主要是指治疗的内容，是将西方治疗模式的概念、理论、方法、测验、治疗操作规范等加以修订，使治疗与文化的联系更加密切[1]。本土心理学的关键在于构建出植根于靶文化之中的概念框架和方法，而不是依赖所引入的西方概念框架和方法[2]。贾林祥、叶浩生提出本土心理学至少应符合如下条件：一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历史根源；二是自主性；三是体现和反映当今社会的文化特点；四是有独到的概念体系及研究策略[3]。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文明古国，在其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中，蕴藏着极其丰富的心理学思想及一些传统的心理治疗方法，随着西方心理学的传入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其中有些已经现代化，还有些没有与西方心理学进行深入结合的，也当属本土心理治疗。心理治疗的本土化以及本土心理治疗的产生是心理学发展全球化的结果和产物，如果将各国的心理学理解为非线性混沌理论中由于不同的初始值而出现不同的心理治疗理论和方法的话，那么混沌理论的普适性[4]决定了心理治疗可以本土化，即在心理治疗本土化的过程中，本土心理治疗吸收了外来心理治疗具有普遍性和共性的东西，因为只有外来心理治疗方法中具有普适性的东西才能适用于全人类的心理治疗需要。既然主流的心理治疗以及任何其他本土心理治疗都不能完美地适用于全体人类的心理治疗，那么本土心理治疗将会成为继续全球化的媒介[5]，促进世界心理治疗的发展。

一、心理治疗的本土化

（一）心理治疗本土化是一个自发形成的过程

心理治疗本土化并不是心理学家们自己提出来的概念，它是在主流心理治疗向本土流传和使用的过程中出现了种种问题，临床治疗的心理工作者们不自觉地将其与本土文化、历史、人文、社会等进行结合，吸取了对治疗有利的精华或者说那些具有普适性的部分，去除了不适合的部分，构建出植根于靶文化的、与任何其他心理治疗都不相同的心理理论和心理治疗方法。因此心理治疗的本土化是自发的，这一过程首先客观存在，而后才被提出来，这也是本土心理治疗产生的过程。

（二）心理治疗本土化的两条途径

心理学本土化的途径主要有内源本土化与外源本土化。内源本土化是指理论、概念和方法从某一文化内部产生，本土性的信息被视为心理学之诞的最初来源；外源本土化是指引进某些心理学的理论、概念和方法，然后将其进行改造以适应当地的文化背景[6]。那么心理治疗的本土化也应该是与之对应的两条途径（心理治疗内源本土化和心理治疗外源本土化），采用内源本土化心理治疗途径的工作者，中医心理治疗当是他们的主流。属于心理治疗外源本土化的，多是有过出国学习西方心理学的经历，或接受过西方心理学培训的人，以从事西医或西方心理治疗为主。

（三）心理治疗本土化，文化是最重要的因素

文化是指人类社会中具有一定历史延续性和群体特征的行为习惯。确切地说，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这些都是在心理治疗本土化的过程中需要考虑的地方。从文化心理学的视角看，在咨询动机、咨询效果、咨询关系上，西方的心理咨询与治疗理论都不完全适合东方人的性格与心理问题[7]。现代系统的心理治疗理论及操作技术大都产生于西方，而心理治疗的理论建构、价值取向和具体操作会受到社会文化的深刻影响，西方的心理治疗理论、概念、技术在应用于不同民族和文化背景的咨询时往往会产生不相容性和矛盾[8]。在缺乏文化适配性的前提下，心理咨询的普及与推广可能会造成表面的繁荣，却掩盖了存在的问题或者转移了人们对更为本质问题的关注。由于其涉及人的价值观与文化性格，尤其是文化的影响，当借助西方心理咨询理论解释中国人的心理问题时，必然会带来基于文化差异的偏差。任何个体的复杂而高级的心理和行为，都浸润了他所生存社会的独特文化性格，用超越时空、外来的理论去认识、解释、治疗，只能制造出对人的心理和行为的歪曲和误解[9]。从这个角度来看，目前的中医心理学，可能是最典型的本土心理治疗方法。

二、本土心理治疗

在几代中国心理工作者努力下，中国的本土心理治疗已经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也可以从外源性和内源性本土心理治疗方法两个方面来进行介绍。

（一）外源性本土心理治疗

1. 认识领悟疗法

认识领悟疗法是钟友彬及其研究小组结合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和中国的文化特点设计的，也被国内同行称为“钟氏领悟疗法”。它主要将精神分析疗法与我国东方文化相结合，把精神心理疾病治疗的重点放在对临床症状与幼稚心理模式的分析上。认识领悟疗法认为精神心理疾病的发病机制和病理本质是：患者对当前现实困难环境的适应能力和心理疾病的发生、发展和形成都与心理模式密切相关，而心理模式的形成又受到早年经历至关重要的影响。它既重视对当前症状的分析，又重视早年经历的影响，站在成年人立场上分析患者症状的幼稚性，使领悟达到成熟，是一种创新。认识领悟疗法主要的适应症是强迫症、社交恐惧和性变态。

2. 悟践疗法

悟践疗法（comprehensive practice therapy）又称悟践心理疗法，是1958年在治疗神经衰弱症病人的基础上创立的一种心理治疗方法，开始称为“综合快速疗法”，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医学心理学基础研究的迅速发展和心理治疗与心理咨询工作在“”后的复兴，李心天、郭念锋等出于对健康与疾病、生理与心理、个人与社会等多方面的深刻思考，在实践中总结形成了人性主义理论，并将综合快速疗法正式改名为“悟践疗法”。悟践疗法开创了中国心理治疗本土化之先河。悟践疗法的人性主义理论是中国心理治疗本土化的理论产物；悟践疗法将认知与行为结合是中国心理治疗本土化的实践特色。

3. 意象对话技术

意象对话技术是由朱建军博士等在20世纪90年代初，在精神分析和心理动力学理论的基础上创立发展起来的一种心理治疗技术，这一技术创造性地吸取了梦的心理分析技术、催眠技术、人本心理学、东方文化中的心理学思想等。此技术通过诱导来访者想象，了解来访者的潜意识心理冲突，并通过诱导新意象对潜意识的意象进行修改，从而达到治疗效果[10]。目前关于意象对话技术的研究论文已有六十余篇，其中既有临床研究，也有理论研究。每一种技术都有其优缺点，由于此技术的特点比较鲜明，优缺点也很突出。优点在于意象对话技术与中国文化的契合度较高，中国人在形象思维方面具有优势，因此能对意象进行很好的想象，并且不必去分析意象的象征意义，在咨询过程中可以巧妙地去除“文化屏蔽”，减少阻抗，揭示被治疗者掩饰或保留的心理问题。然而此技术对治疗者的要求比较高，需要治疗者熟悉意象的象征意义。意象对话技术的治疗效果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治疗者的心理健康程度、心灵开放程度以及对患者的关心程度[11]。

（二）内源性本土心理治疗

由于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度，内源性心理治疗方法较多，但目前发展较快、影响较大的应该是心理疏导疗法、道家认知疗法和中医创新心理治疗――低阻抗意念导入疗法（简称TIP技术）。

1. 心理疏导疗法

心理疏导疗法由南京医科大学脑科医院鲁龙光教授于1984年创立，其植根于深厚的中国文化，是适合中国人的心理治疗理论和方法。疏导疗法以“自我认识、自我完善”为主线的个性改造理论是中国心理治疗本土化的理论产物，其认识与实践相结合的治疗原则是中国心理治疗本土化的实践特色。儒道文化对心理疏导疗法的形成和发展起着主导作用[12]，因此将其归为内源性本土心理治疗。心理疏导治疗的模式是：不知―知―认识―实践―效果―再认识―再实践―效果巩固。这种治疗是一个循环往复、逐步深入的认知改变过程。所以，其最终目标不仅仅是求得症状的消失，而且是远期效果的巩固。心理疏导疗法的治疗程序是：第一，患者输出信息，提供真实、详实的自传性病情材料；第二，根据患者的材料进行分析，作出初步诊断；第三，治疗信息输出，讲述所诊断疾病的可能原因、本质、特点和治疗方法，取得患者配合，树立信心；第四，患者接受治疗信息，争取做到认识与实践一致，并写出反馈（体会）材料；第五，根据不断变化的反馈信息，输出新的治疗信息；第六，整个治疗循环往复进行，由浅入深，消除症状，完善个性，巩固疗效[13]。

2. 道家认知疗法

道家认知疗法是在道家的处世养生哲学和我国古代朴素的辩证法的基础上，参考国外成功经验，由杨德森和张亚林等人经过多年心理治疗的临床实践而创立的。它主要是通过改变个体的认知观念和应对方式来达到调节负性情绪、矫正不适行为和防病治病的目的。道家认知疗法分五个基本步骤。按每一步骤关键词的第一个字母，此治疗程序被简称为ABCDE技术。它强调顺应人的内在本然之性，重视个性的发展，近乎于罗杰斯的强调自我发展目标，但又不同于西方一味追求个人主义，它将中国的道家文化与西方的认知疗法进行了很好的结合，既符合了外来心理治疗本土化的需要，又把西方认知治疗的操作技术引入了治疗过程，使疗法本身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也是目前本土化心理咨询与治疗方法中发展得比较成熟的一种。道家认知疗法从创立就存在争议，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点是：一种哲学思想是否能直接拿来作为心理治疗的原则？如何区别思想政治教育、道德伦理教育、心理健康教育以及心理治疗？道家疗法是否真正适用于神经症病人的实际情况？病人是否真正接受了道家思想无法验证[14]。自1995年以来，道家认知疗法在全国16个省市的有关单位进行了临床实践，有关研究结果的陆续报道证实了该疗法的临床有效性。本疗法的适应症不够清楚，治疗需要的时间也比较长[15]。

3. 中医创新心理治疗――低阻抗意念导入疗法（简称TIP技术）

所谓中医创新心理治疗，就是现代中医人将中医传统心理疗法或身心调节技术结合现代临床心理学的原理或方法技术，进行改造并进行创新研究之后形成的一类中医心理疗法。其中，典型的也可能是影响最大的当属低阻抗意念导入疗法（简称TIP技术）（Low Resistance Thought Induction Psychotherapy，TIP）。它是建立在低阻抗学说和意念导入学说的基础上，把中国的导引、气功疗法与西方的催眠疗法和放松疗法进行融汇，通过言语和行为的诱导，使被治疗者进入从清醒到睡眠这个过程的中间状态（低阻抗状态），治疗者根据治疗需要将言语和行为信息组成的某种“思想、理念、观念”导入给被治疗者，通过暗示最终影响被治疗者的记忆和内隐认知，并达到心理治疗与康复的方法。低阻抗意念导入疗法具有完整的技术体系，主要包括基础治疗技术、核心治疗技术、对症治疗技术和相关治疗技术。TIP技术特点包括：把认知（或曰明示）与暗示之间的关系理解为一种太极关系；把“低阻抗状态”与“合理权威性”作为一对辩证关系来理解；把催眠心理治疗中的暗示过程设计为一种“意念导入的过程”并形成了“认知行为治疗的暗示化处理”；对精神和心理疾病治疗后期涉及的人格问题进行“再成长治疗”，是一次重要的探索过程；把心理治疗变成了一种“流水线式”的作业过程，还有其技术体系中对各种具体技术独到的理解与灵活多变、整体快速的运用思路，都是在临床实践中的直接体会和经验总结。该疗法本土属性明显，特色突出，优势显著，患者依从性好，操作规范，治疗靶点明确，临床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是我国本土心理治疗中引人注目的方法之一。介绍其理论和方法的著作目前已有中英文版[16-17]，有多个部级课题对TIP技术进行了临床研究，发表的理论和临床科研文章已达三十余篇[18-29]。

三、其他本土心理疗法

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对当代中国民众和世界文明的影响巨大而深远。中国文化中蕴含着丰富而独特的心理学和心理治疗思想，中国本土传统心理治疗思想生于中国绵延五千年的文化土壤之中，具有极强的心理治疗内蕴，对中国人心理健康作出了卓越贡献，并为现代心理治疗不断提供滋养，在这些本土心理治疗方法中，有的作为治疗方法被直接提出，有的则是一些身心调节技术。

（一）中国传统心理治疗

中国古代的中医疗法当中记载着大量的心理治疗方法，目前已经得到初步整理的如情志相胜疗法、相反情志疗法、中国古代认知疗法、语言开导疗法、中国古代信仰性心理治疗、中国古代行为疗法、物证释疑疗法、情趣易性疗法、中国古代催眠疗法等。但由于从现代临床角度来看，上述疗法应用的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不够，还有待深入研究。

（二）中医身心调节技术

所谓中医身心调节技术是过去所有针对精神与心理疾病进行治疗的中医药治疗方法和技术，如中医中药、针灸、推拿点穴等，它广泛应用于精神与心理疾病的治疗与调适，是我国目前应用、研究和大众接受最广的一种方法和技术，由于国内外有大量书籍和杂志介绍，这里不再多述。

四、小结

西方心理学的学派和理论植根于西方文化之中，它的适用范围是有限的。本土化是各国心理治疗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也需要探索适合自己国情和文化背景的心理治疗方法技术。多年以来，中国心理学从未走上真正独立发展的道路，心理治疗本土化已成为中国心理治疗发展过程中迫在眉睫的首要任务，它牵涉和影响着中国心理学的发展和走向世界的进程[30]。然而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也许在将来，经过努力，我国的心理学家和我国本土的心理治疗方法将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世界各国的心理工作者在研究与交流中相互尊重，心理治疗的全球化也最终产生出了一些在各国都普遍适用，而又都有自己特色的本土心理治疗。

注：本文为国际科技合作项目“中医药治疗抑郁症临床疗效的中美两国评估比较研究 ”（项目编号：2011DFA0960）的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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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治理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本土文化品格

[作者简介]孙月华（1971- ），女，宁夏灵武人，宁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宁夏银川 750021）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4）08-0042-02

在教育界，关于思想政治教育不能脱离社会现实，不能超越民族、历史、文化等客观实际情况的认识是一致的。2012年11月，在山东师范大学举办的“全球化与道德教育专题学术会议”上，学者戚万学指出：“当前中国道德教育应以中国当今时代的社会生活为根基，以中国社会文化传统的流变和转换为依托，树立道德教育的本土文化品格，找寻道德教育的文化根基，循序渐进地实现植根于自身文化脉络中的再造。”

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同样也应当遵循戚万学提出的树立本土文化的品格，以本土文化资源的利用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根基，努力实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稳固、持续发展。

一、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树立本土文化品格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文化品格是文化内容中包含思想道德情感在内的知情意的精神境界。本土文化由于是植根于本民族的、深藏于民间的，具有民族传承性、继承性、典型性的精神寄托和智慧结晶，因此，本土文化品格更集中地体现了本民族精神文化的特征和人民大众的精神境界。在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为什么要树立本土文化的品格呢？这主要源于以下必要性、可行性的因素：

1.本土文化在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中缺失，但现实要求必须重视本土文化资源的利用。当前我国传承的民族文化受到多元文化的冲击，西方文化和思潮的影响充斥着人们的头脑，给高校传承民族的本土文化带来了影响。很多人崇洋，对本土文化开始淡漠；同时，随着物质文明的发展，人们受到多元精神文化中不良成分的影响，发生了价值观的扭曲和畸变。很多人对传统的、民族的东西不屑一顾，对本土文化持怀疑甚至拒绝的态度；另外，当前一些理论工作者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存在着片面追求创新理论、忽视研究和利用本土文化这一根基资源的问题。因此，在这种复杂的文化环境中，具有不可比拟的、民族的、传统的、大众的这些特征的本土文化，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存在着缺失，存在着自觉和自信的缺乏，亟待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给予关注。

2.本土文化具有丰富的思想道德情感内涵，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取之不竭的教育资源。文化内容具有朴素内容的基础层次和理论认知的较高层次。本土文化是最基础的文化层次，它潜藏于大众日常生活中，是人民大众在世代相传的过程中产生、形成和积淀而成的特定的本地文化、区域文化和乡土文化，是老百姓在衣食住行、日常起居中所反映出来的行为标准、道德规范、思想情操，体现在大众生活礼俗、婚丧嫁娶、尊卑情感、族规民约之中，是一种朴素的原生态的文化成分。虽然本土文化是未经文化精英加工改造的原生态文化，但它却具有民族文化的精华和经典，经历了民族文化的积淀、现实社会生活的变迁，因此本土文化的思想道德情感内涵丰富、意蕴深厚，值得挖掘、研究和有效地利用。我国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本土文化资源丰富，既有众多的名人文化，亦有不胜枚举的景观文化、民俗文化、建筑文化，还有众多的现代文化、奇特文化等，这些都是培植学生思想政治情感，提升学生思想道德感悟能力的不竭资源，应引起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高度重视。

3.本土文化植根于大众生活中，容易对学生的思想政治认知产生深刻影响。本土文化植根于民族生活中，人们十分熟悉，倍感亲切，无论走到哪儿都会潜藏于大脑之中，每当触及就会勾起人们心里的波澜，本土文化成为每个人头脑中不变的思维。从大学生接受学习的心理这一视角来看，本土文化最亲近、最直接、最真实，因而他们也最乐于接受，最容易从中获得深刻的体验。相比而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的大道理、大理论，则在大学生面前变得遥远、无味，仅能获得思想道德的“知识”，却很难获得思想政治情感的体验与共鸣。因此，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应充分借助本土文化让学生们吸收知识，增长智慧，陶冶情操，丰富情感。

4.本土文化特有的传承方式，使大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教化。本土文化是质朴的、潜藏于大众日常生活中的，通过人们日常生活的言行举止、行为方式、举手投足表现出来，通过口传心授、相互效仿不断传递，是一种潜意识的、朴素的传承方式。这种传承是日常的、不间断的，它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人们的血脉中，不经思考就会被人们接受，自发地影响着人们行为，而且，这种影响远比讲大道理，看经典影片更具有亲近感和说服力。所以，本土文化中的乡俗、家风、族规、礼仪等，人们大多只是思考“怎样去做”，而不去思考“为什这样做”。本土文化这种“天然”的秩序规则和结构原则，是促进人们道德情感走向理性的起点，是青年大学生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

二、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树立本土文化品格的作用

树立本土文化的品格，就是将本土文化纳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视野。这是适应时代要求，契合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目标，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实效性的正确选择，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

1.有利于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培养。本土文化紧密契合于大学生日常生活中，耳濡目染，亲和力、感染力强，有利于激发学生爱家乡、爱山川、爱祖国、爱人民的思想政治情感。以本土文化资源进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使学生们了解身边的历史经典、文化内涵，可以有效地对学生进行基本道德品格的培养，有利于使广大学生树立深厚的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情感，促进学生人格养成、道德养成和思想养成。

2.有利于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鲜活的内容。植根于大众生活中的本土文化资源最能体现民族的思想政治品质，是最贴近现代人生活的鲜活内容，是原汁原味的、少受污染的、原生态的文化资源。通过本土文化的利用，可以为大学生提供自然与人文，历史与现实，民俗与经典的思想道德内容，若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加以利用，必将激活教育教学活动，提高学生思想政治学习的驱动力和感召力。

3.有利于实现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式大多是理论性的、灌输性，学生处于单调的学习情境之中，学生在学习态度上是消极、被动的，甚至存在反感、抵触的情绪；而本土文化的介入，有利于为大学生营造多元的学习方式和手段，从而获得多种学习资源，体验多种学习情境，转变学习态度，提高学习积极性。

4.有利于推动教师教学方式的更新。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教师往往是学术权威的化身，教师我说你听的一言堂教育，抑制了学生的思考，并且少有吸引人的教学情境，不能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情绪，不利于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提升；而利用本土文化，可以根据学生身边的人和事，基于学生的切身感受，就地选材，灵活运用，从而为学生提供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形式和多元的思想政治教育情景创造了条件。

5.有利于增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性。利用本土文化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就是选择的素材来源于生活，采用的形式也是生活化的场景，教师容易操作，学生可以亲身体验。因此，能够改变传统的学生课堂理论教学的场景，增强学生的生活感受，是直接的、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

三、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树立本土文化品格的策略

高校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树立本土文化的品格，需要研究、挖掘、整合本土文化资源，并结合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际，做到有的放矢、精心规划、科学选材、巧妙构思、积极组织。

1.考察、研究本土文化，将其整合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资源之中。由于本土文化是朴素的、原生态的，其中不乏“糟粕”，有一些文化成分不适合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不适合高校的学生需求特点，需要对本土文化的原始素材进行深入考察，细致分析，进行“去伪存真”，从中选取素材。同时，每个高校都处于不同的文化地域中，其本土文化带有特有的“乡土”气息，在思想政治教育选材中，既要考虑其本土性，还要考虑其适应性、典型性和教育性，使选取的素材内容有利于激发学生良好道德情感。在选材之后，就要对其进行整合：一方面要以学生全局视野，以专题教育进行材料汇总、梳理。另一方面借鉴先进的教育理念，包括将国内外的地理人文、历史景点、经济社会、民俗民风中的积极的东西，纳入其中进行整合，形成条理分明、主题鲜明的教育内容。

2.创新本土文化融入的形式，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独具魅力的教育载体。我国民族文化发展历史悠久，具有丰富的本土文化和地域文明，面对浩瀚的本土资源，高校可以根据教育教学的规律，以多种形式将本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形成高校独具魅力的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比如，可以编写乡土教材，在梳理本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加工，提升本土文化的思想内容和境界高度；开设本土文化教育课堂，让学生在认识本土民俗民风中了解家乡、了解社会礼俗，从而理清思路，提炼总结，提高对本土文化的理性认知，增强学生的道德情感，铸造学生优秀的品格；组织学生深入了解本土文化，开展寻根、考察地域文化、家乡文化、历史文化的系列活动，让他们寻访古迹、了解历史，搜寻名人、缅怀伟人，聆听故事、感受乡土魅力，让他们在与大众的接触交流中，体验民俗风情，增加对家乡、祖国、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热爱，使他们在浓郁的本土文化气息中受到熏陶和磨炼，提高自己的思想政治境界。

3.构建与家庭、社会沟通联动机制，建立起本土文化教育的科学体系。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但本土文化教育的主要力量在于高校，并体现在高校的组织和精心设计。因此，高校在利用本土文化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要以构建与家庭、社会沟通、联动的机制为目标，在本土文化资源整合、教学方案设计和教育教学活动中，要设定与家庭、社会联动的内容，激发家庭、社会挖掘利用优秀的本土文化，使大学生在家训、古训、家族史中受到家庭美德、家庭伦理的教育，在与他人进行社会交往中接受社会公德、社会伦理的感化与引导，从学生爱家、爱社会的情感出发，完善他们的人格，扩展对他们的爱国、爱人类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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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治理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 本土资源法治西体中用法律过程转化一重反思

无形消耗

一本土资源的内涵和理解

在市场经济及法治思想刚刚萌芽的中国的今天，各种学术理论观点的争鸣，让我们看到了法治在中国的希望，但就在法治思想尚还幼稚的现阶段，这种思想的冲突似乎也给我国法治建设的道路，方向及方式等方面变的更加模糊和进退两难。特别是在涉及法治建构等根本性问题上，存在有关本土资源以及“西化”，“本土化”等理论的激烈交锋。作者力图在这些问题中有所创新，为法治建设提供更多的选择余地。近年来，以苏力先生为代表的学者提出“本土资源论”，为我国大规模移植西方的法律、法制打了一针镇定剂。我们暂且不论“本土资源论”的正确与否，但这一理论的提出确实也使不少学者和立法者冷静下来，对中国法制建设进程及理论进行反思。

无论是主张“本土资源论”的学者，还是反“本土资源论”的学者。似乎他们都未真正，正面，有意识的阐述本土资源的真实内涵，似乎在概念方面，双方已达成了共识。而作者认为，明确本土资源概念的真实内涵是创立本土资源论及本土资源的利用等相关理论的前提和基础，是其理论可能存在的逻辑起点。基于以上原因，作者着重从本土资源质、量两大方面阐述本土资源的内涵，并以此为基础论述相关理论。

一从质的方面分析

“资源”在《辞海》中的解释为“生产原料或生活资料的天然来源。” “本土”被解释为“原来生长地”。由此，我们不难得出本土资源的字面意义应“源于原来生长地的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的天然来源。”而引申开来，便会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分析：

第一 “本土资源”是指所有的资源，还是仅涉及法的方面的资源，也可统称为法律文化资源。其中包括法律资源、法制资源、法治资源及法律技术资源等。苏力先生在《法治与本土资源》一书中说道“寻求本土资源，注重本国传统，往往容易从历史中去寻找，特别是从历史典籍规章中去寻找。这种资源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从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非正式法律制度中去寻找。”可见苏力先生所指的本土资源并不限于法律文化资源，作者也赞成这种观点。

第二“本土资源”可以区分为物质资源和非物质资源，具有可消耗性，可再生性或不可再生性。对于物质资源来说，常常具有消耗性和不可再生性。例如，我国的经济形态已从自然经济形态逐步过渡到商品经济形态，从一家一户的家庭农业经济体制过渡到社会化大生产的市场经济体制。传统的经济体制及制度资源已被逐渐消耗殆尽，演变为市场经济体制及商品经济形态资源，那么对于传统的经济体制资源来说，是否还对法治建设具有可利用性和价值了呢？答案是否定的。而对于法律文化资源等其他非物质资源来说，其是否还具有可消耗性呢？由于其本身的无形性，使得我们感觉到此类非物质资源属于精神世界的范畴，具有不可消耗性，但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在外来文化与本土资源的冲突中，有些本土资源被异化了，一些本土资源在冲突中可能被“创造性地转化”为一种新的资源，还有一些外来文化由于自身的不完善及力量的薄弱而被本土化，但不管怎样，本土资源都或多或少地丧失了原有纯粹性，被外来文化侵蚀，甚至吞并。作者把其称为非物质资源的无形消耗。区分有形消耗和无形消耗的意义就在于，有利于从量的方面分析和理解本土资源的内涵。

第三 “本土资源”具有专属性、本土性及纯粹性，也即为一个国家或地区所专属的，完全产生于本国，本社会的历史及社会的资源。苏力先生的“本土资源论”主张建设法治国家应寻求本土资源，注重本国传统，立足本国现实情况，提出要对我国法制建设进行反思。作者对其的研究态度并无异议，它是实事求是精神的体现。但苏力先生研究的并不彻底，忽视了本土资源，本国传统的真正内涵，哪些是本土资源及其数量多少，缺少这些基础要件，使我们不由产生“本土资源论”带有空中楼阁之感。其实，苏力先生对我国法制进程及其理论的反思只是一重反思，仅指出了它的表象特征，而未深入其根源及本质，为此我们仍须对本土资源进行二重反思，三重反思。也即本土资源的真实内涵，以及“本土资源论”的理论基础或是根源何在。从苏力先生的著作中，我们并未清楚看到关于本土资源划分的标准及界限，其中，所谓的本土资源也或多或少地包含了已经被无形消耗的本土资源，从中我们可以找到西方法律理论的影子，而并非纯粹的本土资源，更何谈本土性，专属性？

二从量的方面来分析

基于以上对本土资源质上的分析，我们可以按照严整的本土资源内涵来分析和判断哪些是真正的本土资源及数量如何。从另一侧面，具体，形象地丰富本土资源的概念，以致更完整，更全面的理解，由于本土资源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层面，作者无法一一阐述，另由于该论题的在于讨论法治建设问题，应属于法律的范畴。因此，作者以法律文化资源为对象加以具体分析。

（一）从价值层面——观念资源分析

庞德认为，价值问题虽然是一个困难的问题，但它是法律科学所不能回避的。即使是最粗糙，最草率或最反复无常的关系调整或行为安排，在其背后总有对各种相互冲突和相互重叠的利益进行评价的某种准则。①纵观我国法律文化的历史演变过程，首先从社会结构方面来看，传统的中国社会结构的一大特点是家与国同构或者说家国一体化，此种结构导致了国政的原型实际上是家务，国法是家规的放大，国家内乱或国民争讼是家内不和睦的延伸。其二，传统中国文明存在法自然传统观念，老子说：“人地法，地法人，天法道，道法自然。”②因此，人道，天道乃是一道，人地法地法天法然，归根结底是法和谐。法自然的文化不存在选择，只有效法自然，一切才能功成事满，违背自然，必然招致灾难。其三，从传统经济结构及基础来看，传统中国是一个自然农业经济的社会，生产力落后，自给自足，缺乏并未养成交换及商业习惯，商品经济因素，这种经济一方面形成人对自然的依赖，妥协关系，另一方面，也塑造了中国人直观、模糊、对称、整体（和谐）、妥协的思想特征。基于上述三方面的分析，我们不难推出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是追求一种和谐和无讼。因此，真正追求和谐与无讼的法律文化资源才是真正的本土资源。

(二) 从体制层面——体制资源分析

首先，从法律体制方面来看，以刑为主，诸法合一。其主要法律形式有诰、誓、训、谟，范、刑、律等。从具体法律规范中，我们可以找到两个重要的特点即大部分是刑法规范以及拥有极权的统治者亲自或授命他人颁布的规范。因此，也暴露了其“君权至上”，“专制集权”的精神实质。

其次，从权力体制及分配结构方面来看，虽然各个历史时期的国家机关的设置体制和权力结构并不尽相同。但自秦汉以后，所有的立法，司法与行政权均臣服于皇权，皇权的至高无上是通过法律来确认和体现的。司法和行政的合一以及司法不具有独立地位更进一步说明了所有大权都被国家政权者——皇帝牢牢控制着。

基于以上两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传统中国法律文化中的体制资源体现了君权至上，集权专制的实质，其精神本质即是“人治”。因此，以“人治”为精神核心的体制资源才是真正的本土资源。

（三）从经济结构，体制及运行模式层面——经济基础资源分析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体制，结构及运行模式也在一定程度决定并影响着观念，传统，价值以及意识形态等非物质资源的取向与选择。为了便于全面理解本土资源量上的内涵，作者主要分析经济基础资源的具体内涵及变化。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社会始终以私有制为基础，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尽管其中也包括了一些交换、商业习惯等商品经济的因素。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济以公有制为基础，实行计划经济的运行模式，给我国经济，法制，文化等各方面造成了巨大损失。9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中，解决了市场经济姓“资”姓“社”的问题后，市场经济终于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落脚了。传统的自然经济基础资源已逐渐分化，消耗而为商品经济资源代替，不断退出本土资源的范畴。除以上论述的三种以外，本土资源还包括一些法律技术资源，法律典籍资源以及习惯法资源，这里不在一一阐述。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诸如经济基础等物质性资源由于客观情况的影响，逐渐消耗，而在量上不断减少。而对于观念资源、体制资源等非物质性资源却由于外来文化的侵入，即所谓“无形消耗”而丧失纯粹性，一些也在退出本地资源的范畴。因此，专属，纯粹的本土资源在西方强势资源的优劣对比中，进行着自觉或不自觉的物质和非物质的消耗而走向衰弱。

“本土资源论”产生于法治构建以及法治现代化的领域中，因此，关于本土资源的讨论目的无非是研究分析本土资源对我国法治建设的意义何在。也即本土资源的利用问题。在研究该问题之前，有必要弄清法治的内涵及内在要求。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给“法治”下了一个经典的定义“法治应包含两重含义即已成立的法律秩序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良好的法律”。③由此，可得出法治的两个基本特征即法的普遍性和法的至上性。后来的西方法学家和一些权威的工具书在对“法治”一词的具体表达上虽然也存在着差异，但所理解的精神大意却是一致或相似的。概括起来，有以下方面：（1）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是民主政治的产物。（2）法治的核心是国家不仅通过法进行统治，而且本身也为其所支配，即“以法律制约权力”。（3）法治的直接目标是取消专制与特权，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4）法治要求没有一切权力超越法律之上，即“法律至上”。（5）法治既是一种统治方式和手段，又是一种价值目标。④然而，反观我国法律文化的本土资源与法治精神实质及内在要求，存在着很的差异，甚至背道而驰。除了部分法律技术资源等一些较少或完全不反映阶级意志的本土资源尚存一定价值外，其余的本土资源对我国法治进程的可利用的数量及效果如何，显而易见。

二法治建构模式

谈到本土资源其自然会引申到法治及法治建构模式的问题上。目前，我国在法治建构理论中存在三种观点。即“中体西用”，“西体中用”，“先中体西用，在逐步过渡到西体中用”。持“中体西用”的学者主张立足本国国情，注重本国传统资源，强调国家之间的差异性以及本国情况的特殊性，以本土资源为本体（理论框架），以吸收、借鉴、转化西方资源为辅，来建构我国的法治理论。持上述观点者实事求是的精神值得肯定，但他们仍停留在一重反思上，而未对问题追根求源，进行二重反思，三重反思，阐明本土资源的内涵及数量。因此，在面对一些诸如“本土资源是什么，有多少，可利用性怎样，能作为“体”吗？”等问题时，常常陷入尴尬境地，由此而建的“中体西用”的理论更无法站稳脚跟。而对于持“先中体西用，再逐步过渡到西体中用”的观点学者，则是在西方资源与本土资源的强弱对比中的妥协，体现了他们吸收、借鉴西方资源的渴望，另一方面又担心在此过程中而带来的冲击和动荡。因此，他们便运用一种看似有理的“过程论”来掩盖这种理论基础的虚空。究其原因，其一，他们并没有正确分析本土资源的真正内涵，因而无法在中西法律资源的对比中作出明确的选择。其二，该理论的逻辑起点是建立在中体西用上，试想在“人治”思想框架下，去发展我们所谓的“法治”，那我们的法律规范应体现“人治”还是“法治”呢？其精神实质永远摆脱不了“人治”的束缚。因此，以此建设我国法治也只能在“人治”的陷阱中越陷越深，更何谈转化到“西体中用”以及法治的建立和现代化？然而，对于持“西体中用”者，则是在中西法律资源的比较中，充分分析本土资源与西方资源的内涵，价值取向以及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等诸多因素的基础上而提出的反映在法治建构模式的理论。作者在总体框架上同意此种理论，但涉及某些具体问题上，并不完全苟同。希望能提出几点问题引出对传统“西体中用”理论的反思。

一首先分析“西体中用”理论的可行性。

（一）从经济上看，目前我国传统的自然经济形态已逐渐瓦解，商品经济形态逐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也已渐入正轨。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客观上要求有充分完备的法律及法制来确认、维护和保障公平竞争的经济关系和市场秩序。在这一点上，我们是率先引进了西方的市场经济理论来建构我国的经济体制，模式以及运行方式，并不断减少差距，日趋完备，因而具有更多融通性和共性，从而也为法治领域中的“西体中用”理论奠定了经济基础。

（二）基于以上对本土资源概念质、量上分析，我们不难得出中国传统本土资源在西方文化的冲突与影响下，进行着无形或有形的消耗，无论在本质，还是数量上，本土资源已无法在法治建立及现代化的过程中担任“主体”角色，而只能退到配角的地位中。

（三）从人的法律概念，法律意识以及法律传统去分析，由于国家之间具体情况的特殊性必然会在政治、经济、文化传统中产生差异。在目前状况下，中西的最大差异可能存在与人们的法律观念，意识以及法律传统方面。因此，也成为那些反“西体中用”理论者攻击的重心。我们冷静思考一下，首先，从人性的角度来看，我们中国人与西方人在人的本性方面是否有实质的不同？不管是孟德斯鸠为代表的西方哲学家主张的“人性本恶”论，还是孔孟主张的“人性本善”论，他们都不能否认人们心中对公正、民主、平等、自由、权利的向往，这些并不是西方人的专利，而是世界人民共同的普遍的价值追求。其次，造成我们法律观念、法律意识淡薄的深层原因是传统经济结构和专制集权的体制。最后，在我们人民的传统观念并非完全不存在公平、平等、民主、自由的因子。中国历史上有两次大规模的法律移植活动，第一次是1902年，沈家本受命大力改革旧律，移植大量西方国家的法律。第二次是新中国成立后，大量移植前苏联的法律，再加上历史上的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者的民主运动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对西方国家法律的移植，所有这些都在影响着国民的传统法律观念，启蒙法律意识，民主、自由、法治、权利的思想逐渐改变并支配着他们的行为。因此，进一步为“西体中用”理论被公众接受提供了观念基础。

二对传统“西体中用”理论提出的几点问题

（一）“西体中用”的时空条件合适性问题。也即在我们引进西法律资源时，应充分考虑到与目前我国国情的适应性问题。特别是与经济基础，政治体制的适应。而我们当前的“西体中用”理论并没有对这一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而是大量地移植西方现行的法律，构建西方的法治模式，从而带来很大的盲目性和急功近利性。其效果是许多法律无法得到实施。市场经济固然需要法治的保障，但不是法律越多越好，越先进越好。它存在一个与市场经济相适应，实良性互动的问题。反之，则阻碍市场经济的发展。因此，在“西体中用”理论应注意找到一个合适的接轨点。尽管当前西方的法律较为完善，体制也较为完备，但它并不是我国现在要找的接轨点。因为它所赖以存在的是成熟的商品经济形态，充分发展和积累的经济基础以及较为完善的政治体制。而这些并不是我国目前所具有的。比较中，我们可以发现我国的国情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刚刚建立，现代法治思想刚刚萌芽时期的社会背景有很大相似之处。因此，在我们建构当前法治模式时，更要着重考虑西方国家相应时期的法律规范，法治模式，避免盲目与国际接轨。而这才是我们所要找的合适的接轨点。

（二）“西体中用”存在一个法律过程转化问题。所谓“法律过程转化”就是一个具体法律过程完结后，向与它有必然联系的另一具体法律过程逐渐过渡或飞跃。⑤由于这一转化过程具有不间断的连续性，因此，也无法划出一个明确的界限来区分这两个具体法律过程。但为了方便理解和阐述该问题，我们以上述的接轨点为分界线来区分为接轨前，接轨后两个法律过程。我们知道，法律作为社会现象，其生成，发展，变更及消亡过程中存在着一个普遍适用的规律。而目前我国在法治理论领域也存在着“自然演变论”和“政府推导论”。前者主张法具有内在的演变规律，在法的发展过程中应顺应这一规律，而减少或排除政府推导等其他外力的干扰。“政府推导论”认为政府具有认识规律的能力及前瞻性，强调人的主动能动性。通过政府的模式设计，发展规划来推动法律的发展。作者认为在接轨之前的法律过程中，即吸收西方法律资源来建构我国法治模式和框架的过程。由于，我国的特殊的经济基础，传统文化以及“人治”精神的毒害，再加入“文化大革命”时期，对我国法制的践踏，使得我国法治的发展偏离可法的内在发展规律，呈现出畸形甚至甚至后退的发展趋势。因此，在这一时期，政府应充分运用其主观能动性，认真比较分析中西方法律发展的历史演变过程，正确认识法的发展的内在规律。及时矫正畸形的发展方向，使其渐入正规。其二，在我国法制建设与市场经济二者诚良性互动趋势以后，由于人主观认识能力的无限性及人性的不可信任性，必然要使政府的身份由积极推导者转化为消极裁判者，以免因政府推导的力度，方式不当而阻碍法治正常发展，这是有前车之鉴的。

（三）以上两个问题是宏观性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而在具体如何引进西方资源来建构我国法治模式上仍存在一些问题值得注意：其一，西体中用，观念先行。我国法制进程的艰难，西体中用理论的最大挑战也就在于观念的深入人心。而对于我国目前的法制建设，不应先盲目的大规模移植西方国家的法律，而应先引进西方法律的思想及价值观念，大力普及法律观念，法律思想的教育，为我国法治的建构以及以后的顺利实施奠定坚实的观念基础.其二,”西体中用”不仅局限于立法环节,还应包含执法,守法等环节,不应仅限于法制领域,还应涉及行政,司法,道德,文化等领域.注重法制与政制,权制等体制间的相互协调和保障,从而使”西体中用”的理论具有更强的实践意义和效果.因此,在我们移植西方具体法律规范的同时,还应改进我国的行政,司法体制使之相互协调,给于我国法治模式建构以支持和保障,从而使法律顺畅实施,达到预期的效果.

土地治理论文范文第7篇

会议由中国自然资源学会土地资源研究专业委员会、中国地理学会农业地理与乡村发展专业委员会主办，贵州师范大学中国南方喀斯特研究院和贵州省地理学会承办。会议在快速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背景下，对我国农村土地整治与城乡协调发展的热点、焦点和关键问题，展开了广泛的交流和讨论。

会议设置了大会主题报告和分会场交流。佘之祥、蔡运龙、刘彦随、熊康宁等4位知名专家分别作了题为《城市化与农村土地问题》、《农业与农村的多功能性》、《统筹城乡发展与土地整治方略》、《喀斯特高原石漠化综合治理模式与技术集成》的大会主题报告。

大会设立了两个分会场，共有近40位专家、学者作了大会或分会场学术报告。与会专家、学者采用了“报告+提问+辩论+评述”的方式进行学术报告，强化了学术交流的灵活性与互动性。

为了激励土地资源青年科技人才，本次大会设立了“全国土地资源研究优秀论文奖”。由河南大学乔家君提交的论文《河南省农田利用集约度时空变化及其影响环境》等20篇论文荣获一等奖，由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李婷婷提交的论文《山东省农民人均纯收入时空演变格局研究》等22篇论文荣获二等奖。

本次研讨会论文集《中国农村土地整治与城乡协调发展研究》将于2012年8月由贵州科技出版社正式出版。论文集收录了经严格筛选的学术论文75篇，计120余万字，涉及农村土地整治理论与方法、农村土地整治规划及案例、农村非农化及其土地流转、统筹城乡土地利用及政策、新型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高标准农田建设与现代农业、城乡协调发展与土地资源战略、喀斯特地区的新农村建设模式、民族地区文化保护与乡村发展等前沿领域，展示了当前我国土地资源与乡村发展研究的最新成果和研究新进展。中国自然资源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工程院院士石玉林为论文集出版作序。

土地治理论文范文第8篇

乔纳森•卡勒指出:“文学研究的理论并不是关于文学性质的解释，也不是解释研究文学的方法。理论是由思想和作品汇集而成的一个整体。”［1］(P．3)现代文学理论的形成、发展与变化不是纯粹的理论思辨，而是基于思想及文本的思考与论争。作为现代文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1917～1949年)乡土文学理论既具有现代文学理论的一般特点，同时，由于乡土社会在现代中国的身份与地位不断发生变化，作家、批评家的思想立场也处于变化之中，又使之具有自身的独特品格。本文试图探讨乡土文学理论的形态特点，并历时性地追踪现代乡土文学理论的历史流变，以期在整合已有理论资源的基础上，找寻乡土文学理论与创作的历史启示。一现代乡土文学的文本形态、价值取向乃至命名方式都受到国外乡土文学及乡土研究的启发。尽管作家们在接受国外乡土文学及其理论的影响时，具有选择性和自主性，但不可否认的是，世界范围内的乡土文学具有某些共同特点和倾向，其中最基本的一点是，乡土文学描写的都是偏远的乡村、小镇的故事，文本中的背景往往与现代都市有意无意地构成一种对比关系，突出或强化地方色彩，在对乡村、小镇的自然景物、民俗风情、日常生活的描绘中，流露出对乡土世界及乡土民众的同情，隐现着对于现代都市的复杂心态，这些基本特点对中国现代作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在艺术理念上，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理论直接与世界接轨，但是，在形态上却更多地保留了中国传统文论的特点，零星地散见于单篇论文、书信、序跋、创作谈、译后介绍之中，往往三言两语，点到即止，缺乏西方文学理论的严密的体系性。但是，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理论又绝非穿着白话外衣的古老灵魂的死灰复燃，其精神是现代的，其价值取向也以人道主义、个性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因此，现代乡土文学理论既不是古典的，也不是西方的，而是属于现代中国的文学理论。在庞杂的理论资源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作家的思考与批评。废名援引波特莱尔的话说:“所有伟大诗人，都很自然的，而且免不了的，要成为批评家。”［2］(P．57)现代乡土文学作者也是如此，无论是夫子自道，还是相互辩难，其言论既为阐释以往的作品提供了理论依据，又预示着一种新的创作动向，因而，在这些看似散乱、庞杂的理论资源中蕴藏着关于现代乡土文学理论流变的全部。显然，这些理论形态并不是纯粹知识学意义上的文学理论，但对于中国文学理论而言，这是常态，因为“在中国，文学理论从来就不是一种纯粹知识学意义上的话语系统”［3］(P．46)，它更多地与政治立场、政治激情、集团利益乃至私人恩怨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起，恰恰是这活生生的理论资源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理解现代乡土文学的窗户。二现代乡土文学理论虽然不是以体系性的、完整的理论形态出现的，但是透过表面零散、杂乱的理论话语还是可以看出每个时期的不同理论观点自身的统一性、逻辑自洽性及其历史流变。在功能上，现代乡土文学理论经历了从“乡土启蒙论”到“宣传论”的变化。20世纪20年代是乡土文学的发轫期，期间确立了最基本的乡土文学理论，即鲁迅的“乡土启蒙论”。鲁迅指出:“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4］(P．439) 这是鲁迅对《呐喊》的文学功能的概括，也是其启蒙文学的理论宣言。鲁迅要改变的主要是乡土层民众的精神。鲁迅强调:“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5］(P．526) 简而言之，鲁迅的“乡土启蒙论”是以“为人生”、“改良人生”为目的的，而鲁迅等人之所以要改变当时的人生，乃是源于对现代性的追求。现代性是20世纪以来中国文化最迫切的使命，“乡土启蒙论”从现代性的核心问题，即思想文化入手，推动社会的现代化。正如林毓生所言，鲁迅等“五四”先驱“要求通过建立为社会和政治改革所必需的新的思想文化基础，来全面解决当代的问题”［6］(P．63)。受鲁迅的影响，青年作家许钦文、鲁彦、台静农、彭家煌、胡也频、许杰、赛先艾、黎锦明、王任叔等以犀利的批判锋芒穿透种种乡风民俗、乡间悲喜剧，直指传统的思想文化与政治制度，虽然作品的故事情节、风格特征各异，但是其基本立场是一致的，即都是以人道主义思想、自由平等的理念为价值尺度。 “乡土启蒙论”是20世纪20年代乡土文学理论的核心，也是中国乡土文学特有的理论。“乡土启蒙论”赋予乡土文学以明确的启蒙意图和功利色彩，即鞭策落后、抨击专制，以达到改良社会和人生的目的，从而形成其既同情农民、又批判农民的独特品格。同情农民是世界范围内乡土文学及其理论的主流倾向。乡土文学的兴起大多与工业化、城市化的历史背景有关，工业化、城市化一方面致使农村人口大量流向城市，农村日益萧条;另一方面与城市工作相比较，农耕劳作更加艰辛，加之农民生活较为贫穷，从而使作家对农民充满同情。因此，同情农民、为农民呼喊是乡土文学创作的普遍意图，从这个意义上说，几乎所有的乡土文学都是功利性的。虽然城市生活也有其不如人意之处。 “乡土启蒙论”与世界乡土文学普遍同情农民的思想倾向相一致。但是，鲁迅超越了同情，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农民，指向了乡土社会的思想、文化、习俗及其孕育的农民思想，这在世界乡土文学中是极少见的。以赫姆林•加兰为代表的美国乡土小说就没有启蒙诉求。困扰美国农民的不是精神枷锁，而是城市化和西进运动造成的萧条、沉闷与单调(各国的具体情形不同，但大同小异)，与观念更新、思想解放没有直接的关系，因而没有启蒙的必要。但是，“乡土启蒙论”却致力于把乡土层民众从封建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以实现“人”的解放，其目的是消除封建思想对乡土层民众的精神毒害，为之争取做“人”的权利。因此，乡土批判是对农民的更深沉、更急切的同情，但在表现形式上却是严厉的批判，其独特品格是由当时的社会现实和价值取向决定的。#p#分页标题#e# 总体而言，自由主义作家涉足乡土文学略晚于鲁迅，也大都程度不等地受到鲁迅乡土文学理论与创作的启发，但是，自由主义作家创作意图中的启蒙诉求相对减弱，而对地方色彩的追求却有所增强。因而，其乡土文学理论是功利论与纯艺术论的折中。在同情农民、关注乡土社会在动乱时世中经受的压力等方面，自由主义作家与鲁迅派作家并无分歧，但为什么启蒙诉求会减弱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回溯当时的思想文化语境。自由主义作家或者是“五四”的先驱，或者是经过“五四”洗礼的青年，他们都赞同以“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开发民智，即主张启蒙。康德指出:“启蒙就是人从他自己造成的未成年状态中走出。未成年状态就是没有他人的指导就不能使用自己的知性。”［7］(P．271)启蒙的目的就是教会被启蒙者使用自己的“知性”，而生活在黑暗中的农民一旦学会使用“知性”，其结果必然是引发他们与当时的政权作斗争，这是对既有秩序的全盘颠覆。但对于主张改良、反对暴力斗争的自由主义者而言，这是一场灾难。换言之，启蒙的逻辑结果就是发生剧烈的社会变革，这与自由主义者的政治理念背道而驰，势必导致自由主义乡土文学的启蒙精神相对减弱，而地方色彩有所增强。在某种程度上，地方色彩是偏远的乡村在与现代都市的对照中赖以确认自我价值，从而获得身份认同的根本，地方色彩缓和了启蒙叙事过于沉重和压抑的气氛，因而，自由主义乡土文学的整体风格显得较为轻松、明快。值得强调的是，自由主义者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直持守着这种相对淡然的启蒙立场。鲁迅派作家和自由主义作家在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上的分歧最终都追溯到对于启蒙的态度和认识上，但是，两者并没有原则上的分歧，只是不同的政治立场决定了启蒙诉求的缓急程度不同而已。三自由主义作家所害怕的启蒙的后果正是创造社、太阳社后期等左翼作家、批评家所需要的结果，他们要求作家描绘的是启蒙后的农民，因而，合乎逻辑地否定了鲁迅的“乡土启蒙论”，另立了一套新的理论话语，其核心观念是“文学是宣传”。虽然这是创造社后期左翼作家所倡导的文学的功能，并非专门针对乡土文学，但乡土文学的功能不仅从属于这一总的原则，而且这一理论对乡土文学具有特殊的意义。 “宣传论”肇始于1928～1929年的“革命文学论争”。对于乡土文学理论而言，“革命文学论争”是一个信号，标志着左翼文坛彻底放弃了“乡土启蒙论”，转而提倡“宣传论”。“一切的文学，都是宣传。普遍地，而且不可避免地是宣传;有时无意识地，然而常时故意地是宣传。”［8］钱杏邨在肯定文艺宣传的正当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宣传文艺的第一条件，就是要煽动，要起煽动的作用”［9］(P．170)。“宣传论”随之成为左翼作家对文学的基本认识。瞿秋白在批驳苏汶时说:“文艺———广泛地说起来———都是煽动和宣传，有意的无意的都是宣传。文艺也永远是，到处是政治的‘留声机’。”［10］ “文学是宣传”是左翼文学的基本理论，左翼乡土文学的功能也自然是宣传，同时，这一理论出炉的历史语境显示了它对于乡土文学具有的重要意义，因为当时左翼话语中的“群众”、“大众”主要指农民，不仅因为农民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更因为农民在政治上和实际工作中被看成是最值得联合、发动和依靠的对象。当时，左翼作家极力否定20世纪20年代乡土文学中的农民形象，就是出于宣传的需要，因为宣传是为了发动农民，而作为发动对象的农民应该具有相应的素质，不能像阿Q那样思想觉悟低、体格孱弱，于是，钱杏邨指责鲁迅的思想“走到清末就停滞了”［11］，宣称“十年来的中国农民是早已不像那时的农村民众的幼稚了”，“勇敢的农民为我们又已创造了许多可宝贵的健全的光荣的创作的材料了”［11］。“宣传论”塑造的是不仅有斗争思想而且有斗争能力的农民形象。任白戈主张，“将目前正在历史底任务之下喘息着的农民底现实的生活或英勇的行为表现出来的一种文学”，要宣传他们“花一般的理想，火一般的感情，铁一般的意志”［12］。显然，20世纪30年代左翼批评家强调乡土文学宣传功能的真实含义是正面宣传，鲁迅的“乡土启蒙”思想被彻底否定了。因而，不论左翼文坛如何调整与鲁迅的关系，都仅仅是一种姿态。在20世纪30年代“文学是宣传”的基础上，40年代的左翼文坛进一步将乡土文学的功用定位于工具。当然，工具论的说法并非源于40年代，30年代左翼批评家就有取消文学独立性、以政治价值来衡量艺术价值的说法，认为“艺术价值不是独立的存在，而是政治的、社会的价值……归根结底，它是一个政治的价值”［13］(P．103)，但这仅仅是少数人的观点，连左翼文化运动的领导人周扬对此也有所保留。周扬指出:“忽视艺术创作的特殊性，把方法问题完全还原为单纯的世界观的问题，这错误是早已正当地受到了批判。”［14］然而，运动确定了文艺从属于政治，“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15］(P．848)。由于运动的严肃性，使一部分主张艺术独立性的作家、批评家放弃了自己的观点，“至1942年后文学工具论便达到极点”［16］。例如周扬，虽然此时也谈到文艺的特殊性，但已经把“文艺服从于政治”作为绝对原则了。周扬指出:“文艺的特殊性并不能作为文艺可以离开政治任务，艺术家可以和政治乃至政治家疏远的一种遁词。”［17］(P．389)也就是说，艺术家就是革命工作者，艺术就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解放区乡土文学的工具性也最先表现出来。 #p#分页标题#e# 解放区乡土文学的工具性不只停留在理论层面，伴随着巨大的政治力量对作家的艺术构思及文本形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工具性的最基本要求是贯彻、宣传政策，作家只能根据政策设置情节、划分人物身份，典型的例子就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创作。在写作过程中，丁玲认真领会《中国土地法大纲》的精神，对于作品人物顾涌的思想、性格、行为的塑造紧紧与他是中农还是富农的阶级身份联系在一起。既然艺术是工具，就要起到正面的效果，于是作家们都心照不宣地宣传政策及其执行过程中的积极作用，至于消极影响则完全回避了。周立波知道，“北满的，好多地方曾经发生过偏向”，但是他认为“这点不适宜在艺术上表现”［18］(P．287)。在周立波看来，写不写消极影响是涉及党性和阶级性的问题。在本质上，工具论仍是一种“宣传论”，无非是把宣传的范围、内容、目的进一步具体化。20世纪30年代，解放区乡土文学强调宣传农民的正面形象，塑造与农民政治身份相符的文学形象，是一种对外宣传。既要求继续对外宣传农民的正面形象，又倡导对内宣传，主要是对农民宣传新的农村政策，要求文学作品与政策、法规保持高度的一致，宣传最终成为乡土文学的核心功能，左翼批评家们提出的一些具体理论观点都围绕着这一核心，并使之得以实现和巩固。应该说，“乡土启蒙论”和“宣传论”都是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理论所独有的文学现象，“乡土启蒙论”倡导乡土批判，“宣传论”推崇美化农民，两者的基本观点截然相反，从中不难看出经典乡土文学理论的断裂与变异，其中既有批评家个人的艺术观和思维水平问题，但更根本的原因则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现实需要与政治需要，而这两种因素的重点在于作家如何处理文学与政治、审美与功用的关系。“乡土启蒙论”基本上是作家、批评家对于乡土文学的阐释行为，是鲁迅等人面对愚昧落后的乡土世界的真诚的艺术思考，作家与政治、政府的关系处于相对疏离的状态;而左翼批评家则以主动向政治靠拢的姿态介入乡土文学批评，并日益表现出为文学“立法”的倾向与冲动，尤其是到了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政权相对稳定，文学批评与政权的合作变得更为密切，文学理论的“立法”性质更为明显，乡土文学理论最终变成了一种政治话语。四启蒙既是20世纪20年代乡土文学的功能，也是它的目的，而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政治立场分歧的加剧，作家群体的政治化色彩越发浓厚，文学日益成为作家表达政治理念的载体。因而，面对贫穷、饥饿、动荡、兵连祸结的乡土世界，左翼作家和自由主义作家的创作目的日益殊异，左翼作家力证革命的合理性，而自由主义作家则意在警示政府，简言之，就是颠覆与警示的分流与对峙。 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坛根据政治革命的需要，确立乡土小说的创作目的是鼓励农民起来革命，以颠覆旧政权，李初梨将革命文学的形式归纳为“讽刺”、“暴露”、“鼓动”和“教导”［8］，即讽刺、暴露敌人，鼓动和教导农民投身斗争，而斗争的对象就是政府。钱杏邨指责鲁迅“没有政治思想!没有政治思想!有的不过是残败不完的模糊的反抗封建思想，军阀，官僚的片断而已，此外是什么也没有的。”［19］(P．362)对于1928年的左翼作家而言，反政府的迫切性要远远大于反帝国主义，对于这样的用意，自由主义者看得很清楚。苏雪林指出，新写实主义(即左翼乡土小说)鼓吹“复兴中国，非现行政制，改用某种主义不可”，认为这是“野心家的别有怀抱，是非常可怕的”［20］(P．265)。叶公超相对委婉地指出:“小说根本就没有负着改造社会的责任。”［21］“改造社会”依然是针对左翼文学企图颠覆政府的写作意向而言的。颠覆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是革命，而革命却是一个可以公开使用的概念，因为它是国共两党共同的事业、理论和追求，只不过双方对革命的解释各不相同罢了。左翼作家主张乡土小说的革命叙事凸显的是农民与地主的二元对立，而地主阶级最终依靠的是政府，因此，革命的矛头实际上对准政府，这种情形在20世纪40年代国统区作家沙汀、艾芜、张天翼等人的作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而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乡土文学的主流则已经转向在旧政权被颠覆之后，如何发动群众斗争地方豪强、建设新的村级权力机构了，而且在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方面全面颠覆了旧时代的准则和规范，因此，解放区乡土文学的叙事目的是以建设为主、颠覆为辅，颠覆是为具体的建设服务的，这就是“赵树理方向”的基本内涵，用赵树理自己的话说，就是“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政治上起作用”———起建设与颠覆的作用———才是核心所在，“老百姓喜欢看”是为了能够最大范围、最有效地在政治上起作用。在解放区文学中，赵树理之所以能够成为方向，从根本上说，是因为赵树理的艺术观念顺应了左翼文坛的需要。在建设新政权的过程中如何颠覆旧的遗留，特别是那些深入人心的旧的观念和习俗，应该说，这是一项非常艰难的任务。新中国成立以后，农村题材中常见的移风易俗的叙事依然是沿着“赵树理方向”前进的。颠覆的目的决定了在创作方法上摒弃写实主义，转而提倡新写实主义或现实主义，其意图是要求作家既要面对现实，又要避免启蒙立场———回避农民蒙昧的精神和乡村落后的文化。直白地说，就是要求作家对乡土现实进行选择的描写。“只有不在表面的琐事(Details)中，而在本质的、典型的姿态中，去描写客观的现实”［22］，“要摆脱‘旧写实主义’的拘束，只有努力先去克服你的旧意识而获得新的宇宙观和人生观”［23］。无论是舍弃琐事，还是获得新的宇宙观、人生观，其实都要求作家放弃写实主义直书善恶的较真精神，有所选择、有所回避，取舍之间的奥妙就在于是否有利于为革命(或曰颠覆)提供合理化与合法化的论证。#p#分页标题#e# 自由主义者面对严峻的政治形势和乡村苦难，同样充满了忧虑和同情，苏雪林、沈从文、李健吾等人可谓忧心如焚。苏雪林对当时的乡村现实相当了解。在论及20世纪30年代的农村时，苏雪林说:“肚皮饿着时，以及虐待受到无可再受时，驯良的会变成杀人放火的罪犯，恋田园的会举家逃亡，顽固的也会赞成革命理论。” ［20］(P．263)苏雪林不仅关注着农村的灾难，而且体察到了农民革命的现实原因及其复杂心理。沈从文算得上是现代文学史上最自觉的乡土作家，他一直以乡下人的身份和姿态写作，对于战争背景下行政权力和武装力量对农民经济上、心理上的压迫与伤害，可谓义愤填膺，即使在创作像《边城》这样较为温暖、浪漫的小说时，沈从文对于乡村现实的黑暗依然耿耿于怀，表示将在“另外一个作品里”描绘农民“受横征暴敛以及鸦片烟的毒害”［24］(P．72)。后来，沈从文又写出了与《边城》极具对照意味的《长河》。虽然沈从文有意减少对现实残酷性的写实，而作成“乡村幽默”，但是，其湘西小说中仍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感伤情调，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作者对湘西现实的忧虑。李健吾极为同情因战争而背井离乡的乡土层民众，在评介芦焚的《里门拾记》时，感慨普通百姓的血泪人生，在论及叶紫时，也无限同情“那被压迫者，那哀哀无告的农夫，那苦苦在人间挣扎的工作者”［25］(P．125)。农民、苦难成为李健吾文学批评的关键词。对农民的苦难和乡村的萧条真正负责的应该是政府，因此，自由主义者对当时的政府多有批评，如沈从文公开表达了对“地方特权者”的不满，指责“地方政治不良”［26］(P．333)。但是，自由主义者的创作目的不是从根本上否定政府，恰恰相反，意在帮助政府，给政府提供警示，自觉承担了“诤友”的角色，因而他们在创作方法上倾向于写意。沈从文承认其湘西小说回避了更为严酷的现实，并在《水云》中宣称自己是“最后一个浪漫派”，虽然没有公开反对当时在左翼作家中盛行的现实主义，但是，沈从文许多含蓄的表白其实都指向现实主义。苏雪林则说得很直接，她以“喧阗叫嚣”形容之，指责其“被歪曲被利用”［20］(P.265)。李健吾也直言不讳地指出:“我们目前流行的所谓现实作品，十九沉溺在现时的大海，不是树叶盖住了枝干，便是琐碎遮住了视野。”［25］(P．156)一言以蔽之，自由主义者并不认同现实主义，而主张有距离地写意，偏爱温情、平和的乡土书写。梁实秋虽然口头上不反对现实主义，但是主张其中“不必含有人道主义的色彩”［27］(P．258)，主张写普遍的人性，用意仍然是回避黑暗的乡土现实，因为黑暗就是革命的理由。如果说苏雪林亲近政府的心情与姿态较为平和，那么沈从文则要急切得多。沈从文一直关注乡土层民众的思想与生活，为乡土世界陷入道德退步、生活艰难的困境而忧心忡忡，但他并没有对政治、经济制度产生根本的怀疑，他批评政治，嘲讽新生活运动，心情激愤，其实是替政府担忧，但是，政府不仅不领情，反而横加指责，乃至迫害，致使当时自由主义的生存空间非常有限。据国外学者易劳逸统计，仅1929～1936年间，就有“458种自由主义的著作被查禁，通常加给它们的罪名是鼓吹阶级斗争，诽谤官方，或者是‘无产阶级文学’”［28］(P．38)。自由主义者最终陷入两边不讨好的窘境，因此，在一些具有议论性的文字中，沈从文一再以孤独的边缘人的语调申述自己不被理解的孤独和痛苦，鲁迅说他“忠而获咎”［29］(P．45)，确实是洞悉了自由主义者的困境。总之，自由主义者面对当时乡土社会的状况，并非无动于衷，但是他们的政治主张是改良，而不是革命，胡适温和改良的思想可以看成是自由主义者共同的政治主张，因此，其乡土叙事意在警示政府，而不是颠覆政府，用苏雪林的话说，就是“以促政府的警惕和注意”［20］(P.265)。五现代乡土文学理论的共同起点是“乡土启蒙论”，对致力于现代性追求的乡土中国而言，“乡土启蒙论”无疑是治救旧文化的一剂良药，然而，随着20世纪30年代作家的集团化和政治化，乡土文学理论出现了分流，自由主义理论和左翼理论依照各自的政治理念不断地发展、流变。从周作人到沈从文，自由主义者没有放弃启蒙立场，启蒙的理念与政治改良结合在一起，警示就成为其乡土文学的创作目的了。左翼乡土文学理论出于发动农民群众的实际需要，否定了“乡土启蒙论”，进而推出“宣传论”，其创作目的日益集中于颠覆。启蒙与宣传、颠覆与警示成为乡土文学流变的主线，与之相关的审美趣味、语言色彩、叙事视角、结局模式等也依据各自的逻辑而发生变化。值得深思的是，左翼理论以鲁迅为旗帜，却彻底否定鲁迅的“乡土启蒙论”，并由此导致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乡土文学领域的虚假叙事，艺术价值丧失殆尽，无法发挥其政治作用，其中的成败得失为当下乡土文学理论与创作的发展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历史参照。

土地治理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政治学学科建设国际化本土化

[中图分类号]G6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l005-5843（2013）05-0056-03

[作者简介]谢桂娟，延边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吉林延吉133002）

近年来，随着中国发展模式在世界影响力的增强，政治学研究本土化的呼声日益高涨。然而，中国政治学并未真正实现本土化，目前政治学界所使用的基本概念、理论分析框架、研究方法等仍然来自西方，即便是我们提出的问题是中国的，但解决问题的方法仍是西方的。正因为西方政治学对中国政治学这种根深蒂固的、源自“学科霸权地位”的影响力，中国政治学学科建设中的本土化任务格外艰巨。政治学的“补课”任务到底应该补什，西方政治学原理是否是政治学的普遍原理，中国能否有自己的本土政治学，全人类是否有共享的政治学范式？这些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如何处理好政治学学科建设中的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关系问题。笔者根据多年从事政治学教学和研究的经验以及思考，试图探讨政治学学科建设中的国际化和本土化是否能够和谐发展以及如何和谐发展的问题，从而构建中国本土的政治学学科体系。

政治学学科建设是从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角度而言的，并非是指大的学科门类，即政治学为一级学科。国际化与本土化，不仅仅是政治学面临的问题，而且是当代中国学术界所共同面临的问题，中国自19世纪中叶国门洞开之后，文化发展几乎被笼罩在西学的话语权之下，本土化和国际化（西化）的问题就开始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

一、政治学学科自身建设中的国际化

通常意义上，谈到政治学的国际化无非就是西方化或美国化。事实果真如此吗？众所周知，西方政治学的研究传统是由古希腊的圣哲们，尤其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奠定的。古希腊时期，政治学与哲学、伦理学混杂在一起，政治学在总体上从属于哲学，特别是很难与伦理学区分开来。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首先出现在19世纪末的美国，美国政治学继承了从古希腊开始的研究传统。自政治学成为独立的学科伊始，现代政治研究的中心就从欧洲转移到美国，政治学逐渐美国化了。但这些事实也只能说明，西方政治学或是美国政治学是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一个阶段，并非人类政治文明的全部，更不是唯一。诚如有学者所言：“所谓西方的、美国的政治学说是‘完全的政治科学’，是政治学普遍原理的看法，并不符合现代世界政治发展的客观实际，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把西方政治学说当作理论基础和判断标准教育和引导我们的学生，那只能使他们陷入歧路，走向自我否定。这种状况应当改变。”而且，西方政治学植根于西方特定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其基本观点、理论假设及研究方法并不完全具有普遍意义。因此，政治学学科自身建设中的国际化并非西方化或美国化。

那，政治学的国际化就是政治学学术研究的国际化吗？对此，有学者曾把政治学国际化的含义归纳为三点：一是中国政治学将成为世界政治学中不可或缺的一支，具有与国外政治学对话的地位和能力；二是中国政治学者能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理论高度来诠释中国社会的政治实践，从而建构中国的政治学理论体系；三是从全球战略的高度，扩大视野，积极研究全球性的政治现象。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强调，政治学的国际化不仅在于理论观点的国际化，更为重要的是研究价值的国际化。显然，这种对政治学国际化内涵的概括是较为客观的。但笔者认为，政治学学科自身建设中的国际化并非仅指政治学的科学化、客观化，也并非西方化或美国化，而是政治学学科范式的开放性，即世界政治学。政治学作为一个学科本来就是世界性的，应把西方带有普适性的政治学理论融入本土理论体系之中，把具有世界价值的本土理念推向世界，还原政治学作为世界性学科的本来面目。笔者较为关注的是如何把中国政治学推向世界，把研究中国政治和中国学者研究世界政治的成果推向世界，即从对中国政治文化资源的深入挖掘着手，探讨中国政治学和西方政治学可以共享的学科范式。

二、政治学学科自身建设中的本土化

相对于政治学学科自身建设中的国际化来说，政治学自身建设中的本土化就是中国化。中国政治学（“中国政治学”指的是政治学的中国类型，而不是说在不同国家或地域存在着不同的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政治学是唯一的）的理论源头大概要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中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留下了大量的政治学遗产，但并没有孕育出近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学。19世纪中叶，随着西学东渐，西方的政治思想和理论开始流入中国，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近代中国，政治学始终处于翻译和介绍西学的“拿来”阶段。新中国成立后，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过程中取消了大学中的政治学系科，也不允许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存在。20世纪80年代，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中国政治学走上了恢复和重建之路。纵观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历程，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政治学既不能从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资源中生成，也不能从西方照搬或移植过来，而是要吸收和借鉴国外先进的理论、摒弃中国传统落后的观念，逐渐使政治学本土化。

多年来，我们虽然一直在努力探索政治学的本土化，但由于西方强势话语的“搅扰”，中国政治学本土化的目标始终没有实现。当前，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进一步提升，中国已经成为当代人类政治生活的一个伟大试验场。对于中国全新的社会主义实践需要一种新的奠基性解读，而这种解读只能用我们自己的话语。这就更彰显了中国政治学本土化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作为中国本土的政治学，它“必须能够正确描述并科学解释中国社会的现实政治生活，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发展规律，预测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前景，从而指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但也必须承认，关注中国的现实政治生活，也只是政治学本土化的一个层面而已。

政治学自身建设中的本土化并非要将视角局限于中国，放弃对外交流。恰恰相反，中国政治学应该制定走出去的战略，逐步将中国政治学的本土性和原创性成果向国外推介，同时加强对政治学前沿问题的研究以提升中国政治学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尤其在吸收西方政治学先进成果的同时，要有清晰的本土化意识，要从我们独特的视角对全人类的政治现象进行创造性的思考，并能够把这种思考的结果上升到理论性层面，即“要有意识地在理论化过程中创造新的关键词、概念体系、基本假设、分析框架、研究方法，要以自信的姿态积极与各国政治学者对话，将中国人看中国和世界的心得与各国政治研究者共享”。因此，政治学本土化绝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强调政治学理论的建设与研究方法的选择要关注中国的政治实践，尤其要关注中国改革开放的政治实践和发展，以此确立中国政治学的研究领域和理论路径，避免陷入全盘西化的误区。

综上，政治学学科建设中的本土化即中国化，是以中国政治文化资源的研究为依托，从中挖掘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政治理念，以中国学者科学的创造性思维建构中国的政治学学科范式。其根本宗旨是以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一方面重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学科范式的建设，另一方面以批判的眼光审视自我、观察世界，以自信的姿态积极与各国政治学者对话，并以独特的方式参与政治学学科的重建。

三、政治学学科自身建设中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和谐共生

在欧美各国，政治学已是理论成熟、体系完整的独立学科。而在中国，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尚处于起步阶段。因此，创建中国自己的政治学学科范式，就必须借鉴西方各国政治学已有的理论成果，这必然涉及政治学学科自身建设中的国际化与本土化关系问题。政治学学科自身建设的国际化和本土化不是二律背反的关系，只有二者的和谐发展，中国政治学才能尽快跨越介绍西方政治学理论的起步阶段，改变当前理论研究中“西主中附”的格局，才能为世界政治学研究提供属于中国的实证材料，主动将西方政治学理论运用到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研究之中，并从中培育出中国本土化的政治学理论体系，这涉及到政治学国际化与本土化如何和谐发展的关键问题。

政治学学科自身建设中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和谐发展并非国际化与本土化之间的扬此抑彼，即避免或坚持国际化的唯科学化、客观化，或坚持中国政治学的本土化倾向，而是走向二者的统一，超越两种模式的自溺和封闭，坚持把国际化、本土化作为政治学学科自身建设中的两种互补性旨趣，也就是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和谐共生。

目前，在我们的政治学研究中不乏带有普适性的西方政治学理论，但明显缺少具有世界价值的本土理念。中国政治学能否有普适性理念，如何把具有世界价值的本土理念推向世界，即如何把中国政治学推向世界，把研究中国政治和中国学者研究世界的成果推向世界，需要深入挖掘中国的政治文化资源。众所周知，西方政治学理论的创立基于西方的文化土壤，同样，政治学理论之中国范式也应该基于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底蕴。中国古代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思想，如“民本”、“和为贵”等理念。中国传统的政治理念不仅丰富了当代政治学理论的知识谱系，同时也为中国的和平发展与世界的持久和平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向和选择。不仅如此，历史上的中国也不乏普适性的话语体系，譬如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数千年一直就是东亚世界的普适性话语。现在我们要做的是，对儒家经典进行重新阐释，以儒学的内在脉络作为建立普适性话语体系的依据，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础上，通过与西方政治学概念的部分对接，重建中国的政治学。进而言之，就是在西方普适性与东方普适性之间寻求融合与折衷。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当代中国也不乏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话语内容，如中国的“和平崛起”、“和谐世界”等等。但不容否认，这些话语首先不是来自于学术界的思考。由于我们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西方相比在总体上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政治学界的主流话语都是西方的，几乎没有一个核心概念是“中国”的。中国政治学界输入了大量的西方概念和话语，而极少输出我们自己原创而富有影响力的概念和话语。与中国经济对外大幅“出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政治学界在与西方的交流之间存在严重的话语“逆差”。因此，中国的政治学重建有赖于中国政治学界提出一种新的政治准则和规范，并得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认同。

土地治理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土地治理规划设计解析

中图分类号：S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前言

土地治理的实质是通过对土地利用环境的建设，消除土地利用中的制约或限制因素，促进土地利用的有序化和集约化，保证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从而满足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对土地资源的要求。

一、土地治理项目规划设计的理论基础

1可持续发展理论

土地治理就是通过对土地利用生产环境的改善及景观生态的建设，消除土地利用中对社会经济发展起制约或限制作用的因素，促进土地利用的有序化和集约化，从而提高土地利用率。通过对土地利用环境的建设，不断提高土地质量，满足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对土地资源的要求，保证土地开发和利用在生态安全阀的限度内运行。

2系统理论

系统是将研究对象看成一个由许多因素有机结合组成的整体。系统理论要求人们从系统与要素之间，要素与要素之间，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中考察对象，遵循系统整体性与动态发展性要求，为认识、调控、改造系统提供最优方案。

3地域分异理论

土地治理作为人类活动的表现形式，也遵循着地域分异规律。根据这一规律，区域土地治理必须按照因地制宜、地尽其用的原则来进行，即必须在更广泛的地域结构对应变换分析基础上来考虑土地治理的方案。

4景观生态学理论

景观生态学理论要求在进行土地治理时，必须根据不同地域景观生态结构和功能特征对所划顶的土地生态系统应采取不同规划设计方法。遵循自然规律，促进一定地域范围的景观生态结构更稳定，功能更优化。

5人地关系协调理论

人地关系协调理论要求在进行土地治理时，逐步引导土地利用从粗放型向集约型利用方式转变，注重土地开发系统的生态环境建设，建立一种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最佳生态土地系统。

二、土地治理项目规划设计原则

1有利于提高土地利用率和产出率

我国土地治理的实质就是提高土地利用率和产出率。土地经营粗放是我国土地利用中的主要问题之一，提高土地利用率就是要减少未利用的荒地以及闲置低效用地的数量，扩大可利用土地的规模。土地产出率是土地质量的根本体现，提高士地产出率是我国土地治理的根本目的。提高土地产出率就是要通过改善和提高土坡肥力，建设和发展农业生产的外部基础设施与生态环境，增加单位土地面积上的农作物产量。

2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衔接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较长规划时期内，根据国民经济建设和发展的需要以及土地本身的适宜性，对一定区域内土地资源在各部门之间的分配与土地的开发、利用、整治、保护进行统筹安排的战略性措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具有综合性、战略性、指导性和长期性的特点。土地治理项目规划则不同，它是在对某一项目区土地治理潜力分析的基础上，统筹安排区内各业用地面积，并制定土地治理的具体实施方法与措施的过程。

3杜会、经济和生态效应相统一

杜会、经济和生态效应三大效益综合的同时，编制土地治理项目规划还应该结合地区实际情况与土地治理发展时期的不同，确定整理效益的侧重点，制定满足要求的规划方案。

4与相关部门规划相协调

土地治理项目规划首先应该在土地用途等方面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部门规划协调一致，然后才能在这个大方向上进行具体项目规划的细化与完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较长规划时期内的土地用途必须通过土地治理项目规划对土地利用结构的调整得到实现，同时项目规划也不能随意更改用途。

三、土地治理项目规划设计的基本技术方法

1系统设计方法

土地治理涉及地形地貌、土壤土地利用、产权调整、路渠沟建设等一系列内容，要达到可持续土地治理目的，必须把土地治理作为一个系统，将这些因素统筹考虑、使之协调一致。整体最佳，具体应包括：面向问题设计，以因地制宜、最大限度满足土地利用要求和发展需要为原则，并通过可持续土地治理项目工程设计和施工，最大限度地消除那些影响土地合理、高效和方便利用的限制性因素。

（1）整体性设计

土地治理过程中不仅要涉及整理区内的地形、地貌、土壤、气候、水文条件、水资源状况、道路、沟渠、土地利用方式和习惯、社会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还会与整理区外很多因素如道路、水系、地形、城镇分布等有关。整理区内的地形地貌影响甚至决定田块、沟渠、道路的设计，气候、水文条件和水资源状况、社会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影响或决定土地利用方式设计、沟渠路的设计，整理区外道路、水系、地形等因素会影响整理区内主干沟渠路的线路设计，城镇布局会影响整理区内的土地利用设计，而且很多因素之间还有相互影响。因此，土地治理项目工程设计中，必须把这些因素作为一个整体来全面考虑，使土地利用系统内部及其与环境之间能相互祸合，以避免不良情形的发生。

（2）与自然相融性设计

土地利用是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工程设计产品应与自然成为伙伴，与自然相互协调、相互融洽。这就要求我们对生物多样性进行最大限度的保护，即要求项目工程设计产品必须是生态型的。

（3）系统优化设计

土地利用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过程，土地治理就是对这个复杂的系统进行优化设计，通过工程施工实现整理区整个土地系统及其环境的最优化。土地治理项目的系统优化设计包括田块优化设计、路沟渠线路和结构优化设计、土地利用方式及其环境优化设计、产权调整方案的优化设计，同时还要求经济合理和投入产出的最大化。

2工程勘测方法

地形测量；一般要求按1：2000的比例尺量测整理区内的地形地物，明确地貌形态、每个田块的高程、土地利用现状、现有道路沟渠的准确位置。这为规划路渠沟位置的确定和形式尺寸的设计、田块的设计和土地利用设计提供必不可少的依据；土地治理现状调查勘测：包括土地调查、测定，水资源供需调查，水文、气象状况调查，原有水利设施数量、类型、结构、可利用程度和农田灌排水状况及道路勘测，土地权属调查、量测、登记，土地质量调查评价等内容。

3土地治理项目工程设计方法

公众识别法。注意对公众感兴趣的工程或存在问题的识别，重视、考虑土地利用本身的发展问题，而不是来自与整理项目有密切关系的委托人或用户的意见；广泛合作法。在整个工程设计和施工过程中，联合各个领域的专家，组合各个学科的知识，应用各种先进的经验；创造性设想法。可持续土地理项目工程设计中重视鼓励专业人员与项目区公众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交换观念法。用各种形式的媒体以及三维设计，交换各种设计的观点和设想；普及知识法。

结束语

土地治理项目涉及生态、社会、经济等诸多问题，在规划设计实施过程中，要根据项目区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土地治理项目规划设计中必须始终贯彻可持续利用的思想；土地治理项目规划设计必须广泛地听取当地群众的意见，最大程度地实现土地治理项目与社会、经济、生态效益的最佳结合。

参考文献

[1] 郭学军,陈琼.土地治理项目规划设计的基本技术方法探析[J]. 中国新技术新产品. 2009(15)

[2] 田玉福.国家投资土地开发整理项目规划设计变更管理初探[J]. 资源·产业. 2005(02)

土地治理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高中政治；课堂教学；课程资源；本土化

[中图分类号]G63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058（2017）04007001

高中政治新课程理念强调，加强与学生生活以及现代社会、科技发展的联系。高中政治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若能做到课程资源本土化，拉近生活与教材的距离，使学生有亲近感，从“厌学”变“乐学”，定会增强高中政治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一、开发泰州本土课程资源的实践与思考

教学资源的本土化，一是为学生适应未来的社会生活做必要的准备，二是通过课堂教学培养社会所需要的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人。如讲授政治理论和原理时，教师应当注意从学生的生活经验入手，从学生最熟悉的东西中选择最能说明问题的感性材料，创设情境导入，由浅入深，引导学生一步步地掌握政治理论知识。正因为如此，选择与社会生活、学生生活有关的泰州本土教学资源，一方面能加强课程与社会生活的联系，另一方面也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学习兴趣。如泰州“星光大舞台”新课改示范课，陈亚萍老师在政治课堂教学中，通过比较泰州溱湖簖蟹和阳澄湖大闸蟹，引导学生通过自主合作探究、质疑反馈、总结提升等环节拓展深化了认识，实现了从关注学生是否“学会”到关注学生是否“会学”的转变，取得了预期的教学目标和效果。

俗话说“隔山打枪，难辨虚实”，是指教师在教学中所举的一些远离学生、远离现实的教学案例，不仅不具有说服力，而且还会让学生怀疑其真实性，弱化了课程资源的实效性。相反，在教学中如果运用一些发生在学生身边的本土教学资源，学生就会感同身受、印象深刻，更有助于对教材的理解。例如，在讲高一经济生活《价格变动的影响》时，时值泰兴银杏艺术节召开之际，于是笔者在讲解“价格变动对生产经营的影响”这个问题时，让学生对泰兴“银杏之乡”的由来、现状、未来进行讨论，分别设置疑问，层层相扣，启发学生通过研究和讨论，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再由理性认识回归现实生活。学生参与热情高涨，参与面广，充分体现了自身的主体地位，课堂气氛非常活跃，既能让学生发挥自主学习和合作探究的能力，又能让学生收获知识，在亲身体验中升华情感，达到润物细无声的育人境界。

二、开发泰州本土课程资源，激活高中政治课堂教学的策略

泰州是历史名城，文化资源丰富。泰州因水而生，以海而名，古城傍水而立，与水紧密相依，跨水而建的各色桥梁，星罗棋布的历代水井，具有独特的水城格局和艺术特色；运盐河、稻河、草河等河流及伏龙桥、赵公桥、高桥等百座桥梁，都蕴含着历史典故；素有“东看梅柳桃、西看儒释道、南看楼阁塔、北看古民居”的文化特色；拥有海军纪念馆、东进纪念馆和泰兴黄桥镇、姜堰曲江楼等红色旅游景区；还有泰州华侨城、溱湖湿地公园、李中水上森林、徐马荒万亩荷塘、千岛垛田、大纵湖、江河风光带、里下河风景区等田园文化、水乡文化特色。泰州名人辈出，如胡瑗、王艮、岳飞、等历史名人及当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发掘泰州本土课程资源，对于学生学习政治理论知识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土地治理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土地整治，规划编制，统筹发展

中图分类号： F30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一、前言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城乡区域统筹发展的要求，以落实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为抓手，统筹规划、综合整治，不断优化城乡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努力挖掘耕地后备资源。提升耕地质量，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土地整治规划编制指导原则。依法依规科学规划。

二、指导思想分析

以《土地管理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为依据市、乡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对土地整治的部署安排，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合理确定土地整治目标，明确规划期间整治规模和范围、补充耕地任务、土地整治工程和相关政策措施等，确保规划的全面实施。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围绕协调推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总体要求，以土地整治与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相结合为平台，整合资源，聚合资金。

统筹推进田、水、路、林、村综合整治，提高耕地综合生产能力，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发挥土地整治综合效益。上下结合相互协调，坚持上下结合。充分考虑各乡镇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和土地整治潜力，按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目标等，统筹安排土地整治目标任务。加强部门协调，重点做好与城乡规划、基础设施规划、产业发展规划、生态建设规划等的衔接。专家领衔公众参与，充分利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和第二次土地调查成果，加强调查研究，认真听取专家意见。加强规划的咨询论证。采取多种方式和渠道，扩大规划编制的公众参与，增强规划编制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实行科学、民主决策。

三、工作任务

土地整治规划以2010年为规划基期，以2011-2020年为规划期。规划编制的主要任务和内容是，深入分析土地整治潜力，充分利用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等成果，结合规划编制重点，做好调查。全面分析测算土地整治潜力。重点是土地整治补充耕地的规模、质量、条件和空间分布，农村建设用地规模和范围等。明确土地整治的目标任务，研究提出规划期间土地整治的基本方针、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确定土地整治的规模、结构、布局和时序。确定土地整治重点布局安排。以土地整治潜力为基础，新农村建设建新区复垦区、科学划定土地整治重点区域，确定土地整治重大工程和示范项目，提出实施计划和资金使用安排方案。制定保障规划实施的政策措施。包括经济、科技、行政等措施和手段。重点加强耕地占补平衡、补充耕地、整治土地权属调整和建立统筹推进土地整治等政策的研究加强制度创新。

四、技术路线

农村土地综合整治专项规划工作采用建德市第二次土地调查所形成的土地利用现状图为底图，以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为基础，结合DOM影像图，调查乡镇土地开发整理复垦潜力，依据新农村建设发展要求，确定农村土地整治范围及规模。组织准备和资料准备阶段，成立规划领导小组和规划技术组等组织机构，对乡镇及国土所进行土地整治专题培训，编制工作计划制定技术方案，收集、整理土地利用现状和规划资料及其他基础资料。调查汇总分析阶段，充分利用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成果数据、耕地后备资源调查成果和土地开发整理专项规划成果等资料，编制调查底图，以图表结合的方式，查清各类可供整治土地资源的类型、数量、质量和分布。分析评价土地整治潜力，摸清乡镇中心村建新区类型、数量及规模。编制规划方案阶段，在调查分析的基础上，拟定规划初选方案。

土地综土地综土地综土地综合整治专项规划编制的主要内容合整治专项规划编制的主要内容合整治专项规划编制的主要内容合整治专项规划编制的主要内容。准备工作准备工作准备工作准备工作，成立领导协调机构，成立工作机构，制定工作方案和技术方案，开展工作动员和技术培训。

召开座谈会、资料收集、填报情况、问卷调查、实地踏勘、走访农户等。调点调点调点调点。耕地利用情况调查；村镇用地调查；土地整治潜力调查。分析土地整理复垦开发潜力分析土地整理复垦开发潜力分析土地整理复垦开发潜力分析土地整理复垦开发潜力。

农用地整理潜力农用地整理潜力农用地整理潜力农用地整理潜力。理论生产潜力理论生产潜力理论生产潜力理论生产潜力。增加耕地潜力增加耕地潜力增加耕地潜力增加耕地潜力。

改善农业条件改善农业条件改善农业条件改善农业条件。提高耕地生产水平的潜力提高耕地生产水平的潜力提高耕地生产水平的潜力提高耕地生产水平的潜力。建设用地复垦潜力建设用地复垦潜力建设用地复垦潜力建设用地复垦潜力。

农村建设用地拆并理论潜力测算农村建设用地拆并理论潜力测算农村建设用地拆并理论潜力测算农村建设用地拆并理论潜力测算人均建设用地标准法；户均宅基地标准法；农村建设用地闲置率法。

农村建设用地复垦理论潜力农村建设用地复垦理论潜力农村建设用地复垦理论潜力农村建设用地复垦理论潜力根据地形坡度、土壤质地、水源条件、水利设施、交通等因素，分区片测算可复垦增加耕地系数，确定农村建设用地复垦理论潜力。

确定评价指标体系，确定农村建设用地拆并潜力级别。现实潜力测算现实潜力测算现实潜力测算现实潜力测算现实潜力是指在目前的自然环境、经济和技术发展水平，制度供给等约束条件下，在规划期内可以实现的新增有效土地面积。可采取构建限制条件修正系数指标体系。

制约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潜力的因素主要有自然、经济、社会、成本和效益等因素。未利用地开发潜力未利用地开发潜力未利用地开发潜力未利用地开发潜力。评价的对象评价的对象评价的对象评价的对象。

评价原则评价原则评价原则评价原则：经济合理性原则；生态环境优化原则；技术可行性原则。评价体系评价体系评价体系评价体系：建立评价指标体系，从生态安全性、自然适宜性和经济可行性三大方面建立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五、确定土地综合整治目标确定土地综合整治目标

1、土地开发、整理、复垦和整治的潜力

2、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要求

3、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

4、农民对农用地整理和建设用地拆迁意愿

5、经济投入和融资能力

6、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需求

确定土地综合整治重大工程项目。根据土地整治潜力、整治分区和土地综合整治目标，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农业生产规划、水利规划、城镇发展规划、县乡道路规划和水土保持规划等相衔接的基础上，合理确定土地综合整治重大工程项目。土地综合整治重大工程项目土地综合整治重大工程项目土地综合整治重大工程项目土地综合整治重大工程项目。农用地整理项目、建设用地整理复垦项目、未利用地开发项目单项重大项目和以上项目中两项或两项以上项目组成土地综合整治重大项目。

六、结束语

土地利用现状分析首先涉及土地利用类别划分及获取土地利用现状数据。目前我国采用统一土地利用分类。土地利用现状数据的获取是一项复杂庞大且重要的工作，需要集技术、专业人才、物力的配合进行全面调查。

参考文献:

[1]严金明.中国土地利用规划.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2

[2]吴次芳，潘文灿等.国土规划的理论方法.科学出版社，,2003.9

[3]束克欣，叶燕妹等.土地管理基础.地质出版社，2004.6

[4]江景波，华楠.城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同济大学出版社，1997.

土地治理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土地整治；生态环境保护；对策

Abstract: the land is to optimize the use of the structure, promote the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improve the level of the economical and intensive land use means, is to plan the development of an economic society and land resources protection, carry out the most strict land management system to the important action. From the actual situation, the land of the cultivated land area through increased, improve the land productivity this goal is paid attention to is better; But the protection of the agricult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is goal not enough attention, at the same time, a complete lack of regulation of the evaluation of the performance of farmland ecological system and method, leading to the land of the agricult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has had some bad influence, the impact of the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land resources. This article from the viewpoint of ecology analyz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a's land renovation of the existence of the environment protection problems and proposes the protection of biodiversity, and implementation of landscape ecological planning, establishing evaluation system countermeasure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land resources; Finally the typical regions in guizhou land renovation project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problems were discussed.

Key words: the land;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countermeasures

中图分类号： F323.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土地整治是指在一定区域内，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整治专项规划确定的目标和用途，采用行政、经济、法律和工程技术手段，对土地利用方式、利用结构及利用布局进行调整改造，综合整治，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和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实现土地集约化利用的过程[2-3]。土地整治总体上分为农地整治和非农地整治。农地整治一般包括平整土地、改良土壤、归并零散地块形状、建设农田水利设施和田间道路工程；非农地整治主要包括村镇和城镇用地整治、独立工矿及交通水利设施用地整治等。面对我国十分有限的耕地资源，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土地整治工作，明确提出“要推进农村土地整治，加快农村土地整理复垦，着力提高耕地质量建设，大规模建设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夯实农业现代化基础”[1]。

当前，土地整治作为补充耕地、实现耕地占补平衡、改善生产和生活条件、提高土地生产能力的重要途经，已逐步被社会所认识。但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主要表现为：重视完成“占补平衡”和“总量平衡”这两个硬任务，而忽略对耕地质量建设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容易引起水土流失、生物多样性下降等问题。因此，探讨土地整治中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本文从当今我国土地整治中生态环境保护问题的现状分析入手，从生态学的角度对这一问题做全面的思考。目的是实现土地整治由数量管理向数量、质量并重及生态管护的转变，发展生态型土地整治，促进土地整治与生态系统、生态景观的和谐统一，以确保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

1土地整治中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及原因分析

目前，我国土地整治整体上还处在初级阶段，尚未进入以提高生活环境品质和农地生产质量为主要目的成熟阶段。大多数土地整理项目的主要目标仍是增加耕地数量，补偿因非农建设占用的耕地，维持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有时即使涉及生态环境保护，大多也只是在田间道路两旁人工营造防护林，导致土地整治与生态环境存在诸多矛盾，稍有不慎就可能造成生态环境的恶化。

1.1分析评价论证不足

在编制土地整治专项规划和项目规划设计时，土地整治可能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和论证。许多零星闲散地、溪沟等是生物栖息地，主干渠硬化、田间道路设计为砂石或水泥，将会损害生物，破坏生物资源的多样性，造成生态环境脆弱。同时，土地整治的生态绩效评价也缺乏一套完整可行的评价体系，使得土地整治的生态环境评估不能落到实处。这主要表现在缺乏对通过土地整治确保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理解，带着急功近利的色彩，过分追求土地整治的数量，对土地整治的质量和农业生态环境的消极影响关注不够[3]。如贵州西南部某土地整理项目由于前期没有经过详细论证，匆忙上马，项目下达任务后因水土流失问题无法实施，只能申请取消项目，造成严重的损失。

土地治理论文范文第14篇

院系所、专业、研究方向、科目组

招生人数

考试科目

备注

001岩土重点实验室(土工)

081401岩土工程

_02特殊土工程特性与非饱和土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