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战的论文范文
中美贸易战的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新发展；新评价
二战后，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发达国家间贸易尤其是产业内贸易大幅增加；美国经济地位下降；产业组织理论兴起。一些西方经济学家运用产业组织理论来研究国际贸易问题，从而形成了“新贸易理论”（New-TradeTheory），极大地推动了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其核心内容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
一、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基本理论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包括利润转移理论和外部经济理论。
（一）利润转移理论
利润转移理论主要包括关税抽租论、 战略性出口补贴与 R&D 补贴和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
1. 关税抽租论
布兰德（J.A.Brander）和斯潘塞（B.J.Spencer）在其1981 年的论文《Tariffs and the extraction of foreign monopoly rents under potential entry》中指出：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中，在存在潜在进入时，一国主导企业便会做出令对手信服的行动（如过度投资）来迫使其退出市场。而政府可以配合主导企业设定关税以限制外国企业的进入，最终将迫使外国企业减少产量或退出市场，从而将外国利润转移到本国。
2. 战略性出口补贴与 R&D 补贴
（1）Cournot 竞争方式下的出口补贴
Brander和Spencer（1985）在研究战略性出口补贴与 R&D 补贴的Cournot 双寡头模型时指出：两个企业将形成Nash 均衡，本国企业产出和利润增加，外国企业产出和利润减少。政府的最优政策是出口补贴。
（2）Bertrand 竞争下的市场均衡与政府最优政策分析
Eaton和Grossman 在《 Optimal Trade and Industrial Policy under Oligopoly》一文中研究指出：在 Bertrand 竞争中，如果本国政府征收出口税，将使本国企业获得更多利益。
3. 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
1984年，克鲁格曼在《Import Protecti
on as Export Promotion：International Com
petition in the Presence of Oligopoly and Economics of Scale》一文中证明：当存在“规模经济”时，对国内进口竞争产业进行保护，可帮助其扩大市场规模，促进出口，转移国外利润。
维纳鲍斯（Venables，1984）的研究表明：关税和补贴既可增加本国政府收入，还能使外国企业在本国市场上更为不利。
（二）外部经济理论
外部经济理论包含技术外部经济与货币外部经济两方面。技术外部经济指的是公司从本行业或关联行业的技术溢出（Spillover）和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中获得免费的技术和知识；货币外部经济指的是公司从产业集聚中获得成本的下降。
外部经济理论认为，政府对存在巨大“外部经济”的产业进行保护，既可提升其竞争力，还能促进关联产业的发展从而有益于整个国民经济。
二、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新发展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极大地改变了国际贸易理论的思维方式，但该理论非常复杂，约束条件极其苛刻，实践中也遇到诸多问题。其中，最大的障碍莫过于“信息不对称”。为此，一些学者对模型进行了适当修正。
（一）信息不对称与企业竞争方式
1996年，Maggi在论文《Strategic Trade Policies with Endogenous Mode of Competition》中指出，生产规模上的竞争实质是企业先在生产能力上做出承诺，然后再来决定成本和竞争的条件，即Maggi将产出视为一种不完全的承诺，从而寻找到一种独立于企业竞争行为的政府政策――即使政府无法掌握企业参与竞争的完全信息，仅通过对企业的生产规模给予对应的补贴，就能获得本国福利的增加。
（二）战略性 R&D 补贴
在1992年和1994年，Bagwell与Staige在战略性R&D 补贴模型中加入“不确定性”因素进行研究得出：企业进行R&D 投入实质是一种战略替代，由于产品市场中存在显著的规模经济效应，如果企业面临的是寡头竞争，而且市场规模经济较小，那么在可控的风险内进行R&D 补贴是可取的。如果该行业中本国的企业超过一家时，那么本国的福利将因企业过度投资所产生的负外部效应而降低。因此，为了让社会福利达到最优，政府就必须遏止企业的过度投资，此时比较好的方法是政府向企业征收校正性的税收。
（三）战略性贸易政策与信息不对称
Brainard 和 Martimort 的研究表明：由于在处理信息不对称和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成本高昂，政府没有足够的动机和能力来对本国的高水平产出做出承诺。那么，如何做到既能提高企业的竞争优势和战略地位又能减少企业在信息不对称下的寻租行为，政府必须在这两个目标上进行决策以形成均衡。而当引入双边干预时，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事前承诺便重新得到了强化，企业虚报成本的动机减弱。
（四）战略性贸易政策与委托-
2000～2005年，美国学者Miller和Pazgal通过建立博弈模型来研究战略性贸易政策与企业中存在的委托-关系：首先是政府制订补贴企业的方案，然后企业所有者根据政府的补贴方案来制定企业的激励机制，最后由企业经理人根据前两个目标来制定相应的市场战略并在第三国与竞争对手进行竞争。Miller和Pazgal认为，均衡取决于经理人的行为，而不受市场竞争方式的影响；只要企业的所有者给予经理人一定的激励，便能实现最优贸易政策只取决于产品的性质而不受制于企业的竞争方式。此时，政府的最优决策是对互补性产品征收进口关税，而给予替代性产品补贴。
三、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新评价
（一）战略性贸易政策是一种新贸易保护政策
1. 战略性贸易政策适应战后美国经济形式变化的需要
二战后，美国相继实施了“自由贸易政策”、“公平贸易政策”和“战略性贸易政策”。本文仅对美国的“战略性贸易政策”进行分析。
（1）克林顿时期美国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克林顿时期美国实施以“国家出口战略”和“公平贸易政策”为核心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实质是强化政府干预，大力扶持主导产业，积极扩大出口。
一是国家出口战略。减少对出口的管制；完善政府协助企业出口的机制；实现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的融合；大力开发新兴市场；拓展对外贸易空间，推动双边、区域、多边贸易协定。
二是公平贸易政策。强调贸易政策的规范化、法律化：以“1988 年综合贸易法”和“301 条款”来管理进出口贸易，并以此为法律依据来打开他国市场。
（2）小布什政府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小布什时期，美国政府的对外贸易政策主要是以“竞争性自由化”为核心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对国内战略性产业进行扶持和保护，以期通过战略性产业的扩大出口来增加本国的就业和促进本国经济的增长。这些受惠产业包括高科技服务、电脑、半导体、环境保护、通信等。
因此，从实践上看，战略性贸易政策既是一种产业政策，又是一种新型保护贸易政策
2. 战略性贸易政策与重商主义、幼稚产业保护学说一脉相承
（1）都是针对贸易困境而提出的
重商主义是通过分析西班牙的贸易困境而提出的，目的是扩大贸易顺差来增加生产。幼稚产业保护学说是基于美、德无力面对英国工业制成品强大竞争背景下而提出的，目的是对国内幼稚产业进行保护以增强其国际竞争力。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也是在美国受到西欧和日本的产业冲击时提出来的，其目的是政府对“战略性”产业进行保护，以获得更多的规模效应和外溢效应。
（2）都以获得规模经济和外部效应为目标来选择保护对象
在“规模经济”方面，李斯特曾指出，对国内幼稚产业进行保护，可以降低生产成本，获利规模经济，最终提升国际竞争力。而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以规模报酬递增为假设提前，通过保护本国企业，帮助其扩大经营规模，获得规模经济效应，实现利润的转移。
在“外部效应”方面，由于幼稚产业初期通常得不到完全的补偿，政府只有对幼稚产业进行保护才能促进其发展。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也强调对存在巨大外部效应企业的保护，扩大其生产规模，降低成本以增强其国际竞争力，从而促进本国经济增长。
（3）在政策上更具有战略性
从政策目标看，保护幼稚产业是通过暂时保护本国幼稚产业以实现进口替代。但由于受保护的幼稚产业还缺乏国际竞争力，成本高，而又不能从国外进口同类商品。因此，但在实施幼稚产业保护措施的初期，本国的福利将会减少。而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目标是出口促进，以实现外国垄断利润的转移。因此，不存在利润的丧失期。
从政策措施看，保护幼稚产业的政策选择主要是关税。而战略性贸易政策则以关税保护与产业支持相结合一，以产业支持为主。
可见，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思想来源于重商主义和保护幼稚产业论，且具有更大的隐蔽性、进攻性与掠夺性。
（二）战略性贸易政策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政策
20世纪80年代后，人类社会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资本为了获得更多的超额利润，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把国家权力运用到国际市场。他们通过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扩张。由此，世界市场的争夺方式日益变成了跨国公司间的寡头竞争。战略性贸易理论正是以跨国垄断公司为基本的研究对象，认为一个国家如果拥有更多的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跨国公司，就能在国际市场中猎取更多的利益。
同时，政府还积极对这些所谓的战略性企业进行各种保护，以增加其国际竞争力，帮助其积极进行海外扩张，从世界范畴内获取垄断利润。
（三）战略性贸易政策是一项国际竞争政策
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促进了生产要素进行大规模的跨国移动，从而改变了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一国传统的比较优势再也不可能是一种静态比较优势。同时，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再可能脱离世界市场而独立存在。因此，一个国家要在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中获得更多的利益，就必须把静态的比较优势转变成国际竞争优势。比较优势体现的是国家间要素禀赋结构和不同经济部门间劳动生产效率的相对差异，因此比较优势是一种潜在的优势；而竞争优势则体现了国家间同一经济部门的生产效率上的绝对优势，因此竞争是一种现实的优势。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本质是一项全球竞争政策，通过保护本国战略性产业，促进本国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以此来拉动本国经济增长。
四、结论
战略性贸易政策在理论上强调政府对贸易的干预和对别国利润的“转移”。在实践上，是美国政府出于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而进行的保护性干预。从贸易理论的历史沿革来看，战略性贸易政策不仅延承了重商主义和幼稚工业保护论，且更具隐蔽性、攻击性和掠夺性，是一种新贸易保护政策，是一种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政策，是一项国际竞争政策。
战略性贸易政策虽对我国经济贸易发展有一定借鉴意义，但因其苛刻的约束条件、“以邻为壑”的掠夺本质，且与WTO主导的公平自由贸易原则相悖，所以在参考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时还需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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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战的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FTA；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G63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0-0-01
一、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的国内研究
盛斌（2001）从现实中贸易保护政策的存在与自由贸易理论解释的缺位入手，对贸易保护政策的内在形成过程从公共选择理论视角切入对国外研究进行综述。严建苗（2002）认为：新贸易理论不完全竞争市场和规模经济的假定，拓展了原来的纯贸易福利效应理论，使得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突破经济福利效益的分析，将政治因素作为贸易政策形成过程的解释变量，并对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应用进行了总结。盛斌（2002）在贸易保护政策的内生形成过程理论基础上构建了中国“国家战略”贸易保护政策的政治经济研究模型，对跨时期跨部门的中国工业行业的贸易保护情况进行研究，以此实证相关理论结论的有效性。盛斌（2006）以新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多个视角综述了相关研究进展。
二、国内对FTA政策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实证研究
由于对政治经济分析的狭隘理解及对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前沿发展的追踪的缓滞，直到最近几年国内对于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实证研究才有了实质性的进展。
蔡宏波，黄建忠（2008）基于FTA的政治影响因素、福利效应、未来发展等不同领域里的研究对国外FTA理论进展进行了简单概括，从贸易的福利效应分析、FTA对一国贸易结构的影响及其对国内生产率的意义等维度对FTA的实证研究进展做了总结。但事实上近些年来伴随着全球FTA战略的积极推进潮流，国外FTA理论及实践研究的进展已远远超过国内研究所能触及的深度。
从FTA的战略层面的研究看，杨红强和武亮（2006），李富有和何娟（2007）等都对美国的FTA全球战略进行了研究，研究视角基本围绕在美国FTA的制度分析、实施进展、战略意义及对中国的启示等方面。孙玉红（2008）对跨区域FTA的决策动机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剖析，指出单纯追逐经济福利的目标一国更倾向于选择具有地域性临近优势的国家缔结FTA，从全球战略目标、国家能源/资源安全保障、外交政策目标、FTA长远发展的示范效应四个方面对当前跨区域FTA全球范围的快速发展的动机进行了总结。这里不得不重申的是，国内的政治经济分析通常缺少理论依据的支持，也缺少政治经济分析方法的运用，所谓的政治经济分析通常是较为狭隘的对于政治性、经济性影响因素的罗列，这是我们之后在贸易政策尤其是FTA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领域里研究模式、研究工具上应积极改善的地方。朱颖（2009a）认为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与知识产权保护是美国对外经济战略的主要目标。FTA是当前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实现贸易自由化目标的重要工具，是美国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中借助本国的国际实力实现国家利益推进全球FTA战略的重要载体。他认为研究美国FTA战略是紧迫且必要的，对中国FTA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朱颖（2009b）具体分析了美国中东FTA战略，其战略进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美国-以色列FTA的缔结；美国-约旦FTA的实施；中东自由贸易区构想的提出。美国逐步推进战略实施所要实现的战略目标是加快中东地区国家的国内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促进其经济增长，为美国西方民主价值观的传播奠定基调，从而更好地实现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国家利益和全球性目标。
中美贸易战的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自由贸易 新常态 一带一路 战略 启示
【中图分类号】F75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当今，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浪潮的推进中，区域经济一体化呈现出多元发展、跨界发展、融合发展、纵深发展的新态势。尤其是“互联网+”时代产业转型思维的渗透和影响，国际贸易呈现出诸多新格局、新模式、新思路，从而构建新的“国际经济圈”，新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模式不断迭加出现。
“自由贸易”由最初的国家（或地区）的货物（或服务）“对外贸易”，逐步发展成为“自由贸易区”。而初级阶段的“自由贸易区”和新时期的“自由贸易区”又有很大的不同，有“质”和“量”的区别。相比较来看，传统“自由贸易”的理论、政策、规则、流程、技术、服务等方面，远不及新时期的“自由贸易区”在地缘政治、经济、文化、政策、顶层设计、战略思路、产能合作、资本移动、服务贸易等方面，发展得那么快速、那么广阔、那么纵深、那么新颖。
以“一带一路”战略发展为特征的跨国贸易“自由”形态新格局、新模式、新常态，可以看作一种新型的“自由贸易区”，是新时期“自由贸易区”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因而，传统“自由贸易”由国家之间（或地区）的货物贸易“点对点”，发展为“自由贸易区”的“片对片”，再延伸发展为“一带一路”战略的“面对面”、“区域对区域”，由“点”到“面”的跨越式、跨界式、迭加式发展，充分彰显出“一带一路”战略引领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最新潮流，也彰显出国际贸易“自由”形态已经创新发展到一个新时代。
一种模式更加独特、内涵更加丰富、合作更加广泛、融合更加深度的“自由贸易区”―“一带一路”自由贸易战略开启了。这不仅对传统国际贸易、“自由贸易”理论是一个重大突破，而且，对传统“自由贸易”实践发展，也是一个非常突破和品质提升；无疑是“自由贸易区”发展的更高阶段、更深层次，是国际间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文化等多元融合、深度推进、共赢发展的新阶段、新常态。可以说，“一带一路”战略将会构建更加前沿、更加新型的“自由贸易区”，一个全新的“自由贸易圈”。
“一带一路”战略，是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总称，是中国发起、引领的，聚合沿线国家和地区政治互信、经贸合作、产业融合、金融投资、互联互通、文化交流等多个领域合作共赢、新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战略，从而构建21世纪世界最大规模的“亚洲自由贸易区”、“亚欧自由贸易区”、“亚非自贸区”。这三大新型的“自由贸易区”，是在“中国力量”的强力推动下，依托中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既有的双边、多边区域合作机制，借鉴古代“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符号，弘扬古代“丝绸之路”的人文精神，共同缔造包括和平发展、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
古“丝绸之路”起源于中国，连接亚、非、欧，构筑一条古代最著名的陆海“国际贸易”路线图。中国古代的丝绸、瓷器等是主要代表货物，是一种独具东方文化特色的贸易载体。中国是东方文明古国，古“丝绸之路”精神在21世纪世界经济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仍然释放着文化生产力，支撑和构建21世纪“一带一路”战略和“亚洲自贸区”、“亚欧自贸区”、“亚非自贸区”的宏伟蓝图。
进入“互联网+”时代，传统产业都面临着“转型”，“互联网+国际贸易”，也是“自由贸易”的“转型”。“一带一路”战略，是一种新型的跨国贸易“自由”形态，无疑推动“自由贸易区”建设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种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的“自由贸易”新常态，是对国际贸易“旧常态”的一种创新和突破，是新型“自由贸易区”发展新阶段的“升级版”。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激荡之下，“自由贸易区”的发展是一种最具代表性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形式，各类形态的“自由贸易区”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一带一路”战略，涵盖了广义和狭义的“自由贸易区”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这种广义的“自由贸易”新常态与实质“协定”的“自由贸易区”协同发展，将具有多方面的重要启示，诸如：“中国力量”的启示、“政治互信”的启示、“顶层设计”的启示、“政府推动”的启示、市场“自由贸易”的启示、“战略带动”的启示等等。“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与实施，无论是“亚洲自贸区”、“亚欧自贸区”、“亚非自贸区”的构建，还是“中亚自贸区”“中欧自贸区”、“中非自贸区”的构建，或者更多区域性“自由贸易区”的发展，都具有不可估量的引领和示范作用，对构建21世纪新型“自由贸易区”，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和推动作用。
“自由贸易”新常态发展背景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近30年间，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推动“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动力之源；以“欧盟自由贸易区”、“北美自由贸易区”、“中日韩自由贸区”等三大自贸区为标志，带动和引领其他各种类型的“自由贸易区”蓬勃发展，如中国―东盟自贸区、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区域性“自由贸易区”、中国境内的“自由贸易区”、以及世界各国之间的小型“自由贸易区”等等，在“资源共享、合作共赢”的主导之下，共同跨入“自由贸易圈”新常态、新境界。
由此可见，“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和地区对外开放战略的首选；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国家与地区之间的经贸往来、产能合作、直接投资、扩大市场、品牌影响、文化交流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欧盟自贸区”和“北美自贸区”拥有20多年的发展经验和成功模式。“欧盟”是老牌“自贸区”，拥有28个成员国，多为欧洲经济发达国家。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主导的“北美自贸区”成立，成员国加拿大是次发达国家，墨西哥是发展中国家，开创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组建“自贸区”的先河，形成第二大区域经济共同体。“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历经艰难的探索和实践，逐步达成共识，战略雏形已定，有了实质性的进展，尤其是中韩“自贸协定”的实施，有力促进了该自贸区的进程，成功构建与整体推进尚待时日。“中日韩自贸区”将是世界第三大“自由贸易区”，其经济体量超过“欧盟”，类似“北美自贸区”，也是由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组成，其构建和发展模式也有很大的创新。
近年来，美国正在推动跨太平洋经济合作协定（TPP）谈判以及与欧盟的FTA谈判，加上“欧美自贸区”的实质性谈判，意在构建更大范围、合作范围更广、“自由贸易”更加活跃的“国际经济圈”，即新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发展态势。这种新型的“自由贸易”战略，无疑也是一种“自由贸易圈”的新格局、新模式、新常态；不仅对世界经济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格局产生非常态性的影响，也将对中国经济和对外开放战略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这种“自由贸易”新常态发展背景下，中国作为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这新一轮的“自由贸易”新常态发展进程中，不可能被欧美“国际经济圈”进行“边缘化”、“孤立化”。中国作为有实力、有责任、有担当的经济大国，在新的“国际经济圈”必须拥有“话语权”；中国有信心、有能力倡导、引领和构建新型“自由贸易”新常态，中国的对外开放已经成为“部级”国际贸易战略，不仅促使中国经济发展实现结构性调整和升级，而且对“国际经济圈”背景下的“自由贸易”新常态也将释放更加强势的影响力和推动力。“一带一路”战略即是例证。事实上，按照“一带一路”战略愿景构想，“一带一路”已经趋向构建“亚洲自贸区”、“亚欧自贸区”、“亚非自贸区”，并延伸构建“中亚自贸区”、“中欧自贸区”、“中非自贸区”等，而且这些新型“自贸区”的构建与发展，将会有别于传统的区域“自贸区”以及三大“自贸区”，在理论创新、模式创新、战略创新等方面，更具有多元性、包容性、内涵性，因此，“一带一路”战略将在多个层面助推亚洲经济、亚欧经济、亚非经济的发展，让“一带一路”战略真正成为21世纪区域经济创新发展的“自由贸易”新常态。
“自由贸易”新常态理论创新与突破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加快，“自由贸易”逐步迈入“迭加式”的“新常态”，“自由贸易”的规律逐渐显现其功能与变革。这个过程，“自由贸易”理论是支撑和基石，其理论体系的形成、传承与创新，都是伴随着“自由贸易”形态的进步、变革而创新的。早期的“自由贸易”理论，无论是诸如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郝克歇尔、俄林、里昂惕夫等古典经济学论及国际分工、国际贸易，还是现代经济学家诸如维纳、邓宁以及小岛清等，以及关税同盟、大市场、跨国公司、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的完善，都是以“自由贸易”的“技术层面”解析“自由贸易”成长与进步的历程。“自由贸易”实践在变革，理论在丰富，更需要完善和创新。
21世纪“自由贸易区”飞速发展，尤其是在“欧盟、北美、中日韩、欧美、TPP、亚欧、亚洲、中亚、中欧、中非”等“自由贸易区”呈竞合形态发展中，“自由贸易”理论也在传承和变革中不断丰富、完善和创新。传统的“自由贸易”理论认为，“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只有发达国家成员才能组合、合作、共建、运营。但“北美自贸区”、“中日韩自贸区”以及后来的“一带一路”战略、“亚欧自贸区”、“亚洲自贸区”、“亚非自贸区”、“中亚自贸区”、“中欧自贸区”、“中非自贸区”“美欧自由贸易区”、TPP等等，已经突破和创新了“自由贸易区”理论体系。“点对点”的“自由贸易”理论时代已经过去，“集团对集团”、“区域对区域”的“自由贸易”新时代已经来临。因而，“一带一路”战略及其带动发展的新型“自由贸易圈”，需要从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文化、产能合作、资本移动等多个层面进行“自由贸易”的理论建树，从而体现“一带一路”战略发展的理论主张和理论体系建设的前瞻性和创新性。
“自由贸易”新常态发展趋势
为什么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浪潮，需要区域经济一体化来驱动呢？为什么传统古典经济学背景下国家之间“点对点”的“自由贸易”，不适应当代科技飞速发展背景下的区域之间“集团化”的“自由贸易”发展趋势呢？这是因为，每个国家和地区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文化的差异性，导致各国和地区经济格局、经济形态的差异，“点对点”的“自由贸易”不能满足国家和地区的整体利益；因此，国家和地区需要对外“整合优质资源”、“优化配置资源”，国家和地区对外开放的利益需要“最大化”。
当今，以欧洲、欧美为核心的“国际经济圈”逐渐形成，而“亚洲经济圈”、“亚欧经济圈”、“亚非经济圈”等彰显“中国力量”的“国际经济圈”还没有形成强势，不足以与欧盟、欧美“国际经济圈”抗衡、对峙、博弈。因此，“一带一路”战略，高举世界经济和平发展的旗帜，倡导亚洲、亚欧、亚非区域经济一体化，顺应世界经济一体化和谐发展的潮流，构建新型“自由贸易”形态，创建新型的政治互信、经贸合作、产业投资、文化交流的“自由贸易区”。
这种“自由贸易”新常态，不仅是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发展趋势，也是亚洲、亚欧、亚非、中亚、中欧、中非经济合作共赢的发展趋势，无疑是世界经济、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一个独特创举。实际上，并没有哪些“自由贸易区”是固有的模式和形态；因此，开创先河、先行先试，“一带一路”战略占尽先机，其中，更多的商机将吸引更多的沿线国家和地区、甚至更多的相关国家参与，从中获得更多更大的“国家利益”。
“一带一路”战略的启示
“中国力量”的启示。世界经济一体化有个明显的标志，就是全球经济形成利益共同体，和平发展、和谐发展、均衡发展，不提倡发达国家和地区“呈强呈霸”。“自由贸易”进入新常态，倡导的是国家和地区对外开放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国际间的合作发展，带来各国的经济利益和人民的福祉。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自有大国的风度和担当。
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一方面，这体现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包括倡导“和平发展”的政治力量、经济力量、文化力量。中国倡导、主导、引导、担当、设计的“一带一路”战略，旨在引领沿线各国和地区及相关国家，全方位推进务实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利益、命运、责任共同体。为此，中国倾注了“国家力量”。
另一方面，近年来，通过中国政府的引领，国内沿线省市区及相关城市、民间力量都纷纷“动”起来了；沿线国家和地区及相关国家也都“动”起来了，各自寻找“一带一路”战略中的商机，各种合作项目、交通能源建设等经贸往来、产业投资、文化交流活动越来越频繁，“自由贸易”形式空前活跃，如亚投行的创建即是例证。整体来看，“一带一路”战略，有效推动了亚洲、亚欧、亚非经济一体化和“自由贸易区”建设的进程，“中国力量”是巨大的推动力。
“政治互信”的启示。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政治力量的推动。尤其是“自由贸易”新形态的环境下，政治力量不可忽视，而在“一带一路”战略发展进程中，“政治互信”显得尤为重要。各国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文化虽然有很大的差异，但不应当成为影响各国和地区对外开放利益的阻碍。“自由贸易”价值观的“共识”，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模式、文化形态不同，可以求同存异，相互包容；资源可以共享、产业可以融合、投资可以互通互联，文化可以交流，“自由贸易”发展所带来的国家和地区利益是有目共睹的。
关键是“政治互信”为前提。中国倡导发展的“一带一路”战略，主张“和平发展”、“和谐发展”，弘扬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丝绸之路”精神，这种以“政治互信”为前提的主张，引发了沿线国家和地区及相关国家的共识，大大激发了各国和地区参与“自由贸易”新常态建设的积极性。由此可见，构建“一带一路”战略，发展“自由贸易”新常态，“政治互信”是基础。
“顶层设计”的启示。从整体建设和发展方向来看，“一带一路”战略，包括战略带动发展的“亚洲自贸区”、“亚欧自贸区”、“亚非自贸区”、“中亚自贸区”、“中欧自贸区”、“中非自贸区”建设，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一个清晰明确的“顶层设计”。这就是“一带一路”战略的中远期发展思路和构想，整体上是一个宏观“自由贸易”新常态，中观、微观来看，即是“一带一路”战略愿景及相关系列“自由贸易区”组合而成。“顶层设计”主要包含三层意思：其一，“一带一路”战略由中国政府发起和主导的，中国政府有两个担当。一是担当“一带一路”战略及带动发展系列“自由贸易区”的宏观思路和设计蓝图，统筹协调“整体”与“局部”的发展关系；二是担当中国经济发展如何与“一带一路”战略及相关系列“自贸区”发展相接轨，也需要一个明确、务实的“顶层设计”，将战略和策略有机结合。其二，参与“一带一路”战略及相关“自贸区”建设的国家和地区，其经济发展需求不同，经济结构不同，产业模式不同，投资方式不同，因而，各国政府也要有一个确定的“顶层设计”。其三，政治互信、经贸往来、产业投资、文化交流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合作的层面和程度实现差异化，都需要一个清晰的发展战略和思路。
“政府推动”的启示。有了“政治互信”，有了“顶层设计”，“政府推动”就显得非常重要。例如，2015年3月，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明确指出，共建“一带一路”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潮流，促进改革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高度融合、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政府的召唤、政府的构想、政府的设计、政府的政策就是巨大的“生产力”和推动力。
沿海发达城市和地区在政府的组织和引导下，外向型企业和品牌集群，开始抱团参与，积极捕捉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机遇，交通信息先行，产能项目对接；内陆城市政府组织研讨、论证“一带一路”的商机，指导地方产业和品牌资源优势，进军“一带一路”。以河南为例，河南已发起国内沿线城市旅游品牌联盟，并向沿线国家和地区延伸；先期开通的郑欧班列，不仅在交通动脉上连接亚欧大陆桥，而且，在货物流通、交通运输、信息互通、产业合作等方面，都走在了前列，全面打开了亚欧大陆贸易通道，连接了亚欧经济圈。
市场“自由贸易”的启示。从区域经济大市场的视角来看，“一带一路”是一个带动亚洲、亚欧、亚非经贸市场的超大型“自由贸易”市场。所有参与国家和地区的局部市场融合起来，各种产业要素在这个大市场“自由”流动，诸如货物贸易、产业合作、金融投资、文化交流等。每个国家和地区的资源都是有限的，甚至是稀缺的，产业技术都有望提升，投资空间有望扩大，市场有待拓展，……如此等等，在“一带一路”这个大市场，资源可以共享和优化配置，产业可以深度合作和优化升级，资本可以相互投融，市场可以深化扩大。总之，“一带一路”战略，给各国和地区不仅带来更为丰富的多元利益，而且，带来更加“自由”的亚洲、亚欧、亚非经济协调发展、合作共赢的大市场。
“战略带动”的启示。“一带一路”，开辟了21世纪世界经济合作发展的新蓝图。一带一路”战略不仅是中国经济的“国家战略”，也是相关国家和地区经济共同发展的“国际战略”。“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与发展，已经显现了几个方面的战略带动作用：
一是“政治互信、经贸往来、文化交流”的“丝绸之路”精神，得到了众多国家和地区的弘扬和共识。二是“一带一路”战略，直接打通亚洲、亚欧、亚非经济联合发展的通道，无论是沿线国家和地区还是相关参与国家，无论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还是发达国家，都有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意愿，都看中了“一带一路”大市场的丰富资源和超大市场，都看中了“一带一路”战略的巨大商机。尤其是资金规模达1000亿美元的亚洲投资银行，以及资金规模达400亿美元的“丝路基金”等等，对世界各国和地区利用外资刺激经济发展，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三是“一带一路”战略，强力提振“自由贸易区”建设，带动更多的“自由贸易区”创新发展形态，变革发展模式，尤其是带动亚洲经济圈和亚欧经济圈的融合发展，进一步激活了“自由贸易区”的核心竞争力；“一带一路”战略将融合更多“点对点”、“面对面”、“区域对区域”、互联互通、互补互助混合运行的“自由贸易”新常态。
结语
综上所述，“一带一路”战略发展，实质上构建了一个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亚欧经济圈”。“一带一路”不仅植根于陆地与海上古“丝绸之路”的深厚文化底蕴，而且，还彰显了21世纪“自由贸易”新格局、新模式、新常态、以及区域推进、跨界合作、创新发展的大趋势。
在这个大趋势的背景下，“一带一路”战略发展，必将形成一个新型而巨大的“自由贸易圈”，从而体现中国经济战略发展的“自由贸易”主张，即“中国力量”。这无疑是目前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和“自由贸易区”建设有史以来先行先试、开创先河的创举，必将对世界经济“自由贸易”发展产生更多的利好和深远的影响。
中美贸易战的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战略性贸易政策;文化产业;借鉴
文献标识码:F742 中图法分类号:A
战略性贸易政策是伴随市场结构的变化而产生的,是战后国际贸易发展的必然结果。政府通过对市场结构和环境的某种战略干预, 培养和扶持本国战略性产业的成长,增强其国际竞争力,使国际贸易朝着有利于本国获得更大限度利益的方向前进。文化产业作为战后世界经济中的“朝阳产业”,它在许多国家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美国和日本从上个世纪就开始将文化经济、文化贸易设定为战略目标, 将文化产业定位为国家战略产业,并从战略性贸易政策中获得重大利益,可见该政策对各国文化产业发展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
一、战略性贸易政策在美日文化产业的实施背景
在上个世纪,日本的经济发展大致经历了战后初期的经济复兴、50年代和60 年代的高速发展、70 年代和80年代的稳定增长以及 90年代的衰退几个阶段,在此期间,日本的产业政策几经转变,战略性贸易政策重点也几度调整。从二战结束到70年代,日本主要扶植资本密集型的、技术含量高的重化工产业,如钢铁、电机、汽车、造船等,70 年代中期以后,扶植对象转向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像动漫、游戏等文化产业。因为在那个时期,日本文化产业发展迅猛,成为其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新亮点,而且在国际市场中举足轻重,甚至其产值和影响已经超过了汽车等传统工业。为促使文化产业具备更强的国际竞争力,日本政府积极推动和大力扶持文化产业,向世界各地输出文化商品,并借助其商品,大量向世界各地蔓延和渗透。
虽然美国一直以来标榜推行贸易自由化政策,但实际上,从20世纪70 年代和80 年代开始,迫于西欧及日本实力不断增强的压力以及这些国家的政策通过补贴或保护等手段对高科技知识密集型产业实行扶持政策的现状,美国开始在某些行业像文化产业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以保护自己的市场份额。20 世纪90年代后,冷战结束,国际政治与经济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经济与科技实力成为决定一国国际地位的关键因素。而此时美国不仅面临国内持续多年的巨额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而且面临美国国际竞争力下降的危险。为了振兴美国经济,美国政府开始调整政策,其中贸易政策的重点转向以鼓励出口为主。1993年克林顿上台执政,把战略性贸易政策作为制定贸易政策的理论基础,提出“国家出口战略”,同时把文化等高科技产业列为重点扶持对象。
二、美日在文化产业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有益经验
由于日本和美国在文化产业都实行了战略性贸易政策,因此两国的政策在实施上有很多的相似。
(一)两国政府都积极倡导和扶持文化产业, 用财政、法律手段和优惠政策保证其发展
美国是当今文化投资最大的国家,也是国际文化资本流入最多的国家。美国政府一直鼓励非文化部门和外来资金的投入文化产业,为此他们积极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大量资本在文化产业中寻觅商机。美国联邦税法还规定对非盈利性文化团体和机构免征所得税,并减免资助者的税额,同时,美国政府还注重通过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各州、各企业以及全社会对文化事业进行赞助和支持。另外,美国经常采用贸易保护主义,对外国进口商品课以重税。在这种情况下,外国文化产品要打入美国市场,只能采取直接投资的方法;同时贸易保护政策也限制进口,造成市场封闭,限制国际竞争国内化,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美国国内较高的利润回报率,从而吸引大量国际资本投资美国文化产业。
而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确立了“文化立国 ”的国家战略,并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政府还十分重视文化产业的投资。一方面,文化产业作为新兴产业,能够享有研究投资和科学技术投资,另一方面,作为对国民投资,它又享有文化投资的经费。日本人在进行文化信息产业的投资中,主要采取产学研的协作体制。这种将有限的技术人员和研究经费集中起来,统一指导开发研究计划,为了共同的目标实行“官民合作研究”机制,是促进科技创新、加快科研成果转换和实现产业化的有效途径,并且对节约有限的研究经费和宝贵时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有力地推动了日本高科技术的迅速发展,促进日本的有关产业参与国际竞争的实力。
(二)政府都鼓励促进文化出口
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文化产业一直都是举足轻重的棋子,因为文化产品的输出不仅能获取商业利润,同时也以通过文化产品来传承美国的生活方和价值观念。“文化即商品,商品即文化”,正是因为文化产品具有这样一种特殊意义,美国政府一直通过制定各种政策,为文化产品的出口保驾护航,以实现其文化产业的全球化扩张目的。例如对发展中国家盗版现象比较严重的情况,美国经常利用保护知识产权等手段与其他的国家进行谈判甚至施压,以确保美国文化产业的相关利益。政府还放松对文化产品的出口限制。
目前, 动画、漫画和游戏成为了日本文化产业的支柱, 产值已占世界的1/3。而动漫片具有独特的国际影响力,为了扩大动漫片在国际上的销路,加快、加大日本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和影响,日本政府把动漫片当作一项重要的出口产业,同时把它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化形式来培养,从政策、资金、组织、人才上都给予支持与帮助。政府还通过信贷手段促进其出口,设立了日本进出口银行和日本开发银行为文化产业的一些重点行业提供低利率贷款,政府还执行低汇率政策来推动出口,在外汇管理制度方面实行外汇分配制度,外汇供给向一些重点文化产业倾斜。
(三)政府都实行进口保护,对进口的文化产品实行限额或限制
由于关税壁垒的作用已越来越受到世贸规则的限制, 通过法律、政策等形成的限制进口的非关税贸易壁垒便成为开展国际贸易竞争的主要手段。美国凭借着部分文化产品或文化产品生产设备的技术标准, 将外国的文化产品挡在门外,同时把自己的产品大肆销往国外。美国政府还规定:外国投资超过公司投资总额25%的不能办电视台,同时对外来的电视节目也不轻易接纳。
日本限制文化产品进口的主要做法是对不可接受部分文化产品实行全面限制。如日本法律规定居民只能接收日本卫星广播公司等本国的卫星直播节目,电视台不能转播境外电视。
三、战略性贸易政策在美日文化产业的实施效果
美国战略性贸易政策对文化产业的扶持与保护,使文化产业飞速发展,并维持了美国世界文化产业帝国的地位。从1998年起,其文化产业产值就已超过了航天航空业及农业,占本国GDP总量的18%至25%。2001年,美国文化产业产值达1万亿美元,相当于我国1999年的GDP 总量。400家最富有的美国公司中,有72家是文化企业。美国拥有全球“文化巨无霸企业”的50%以上,控制了全球75%的电视节目的生产和制作。美国影片只占全球电影产量的6.7%,却占据了全球总放映时间的一半以上。电影和电视节目是当今美国出口份额最大的产品。美国的图书市场为世界之最,每年出书4万种,年收入超过50亿美元。
而战略性贸易政策在日本文化产业也取得了巨大成功。目前它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文化产业国, 并且日本文化产业的产值1993年就已经超过汽车产业,目前已成为仅次于制造业的第二大产业,占GDP的18%。在400家最富有的日本公司中,有81家是文化企业。全球播放的动画片60%原产自日本;在欧洲这个比例更高,达80%以上。2002年日本相关文化产业在美国的市场规模约90亿美元,相当于日本对美国钢铁出口额的4倍。
四、美日战略性贸易政策对我国文化产业的借鉴
日本和美国的政策实践表明,战略性贸易政策可以起到帮助一国的文化产业提高国际竞争力的作用。该结论对于中国来说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中国依然是文化大国,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也需要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支持。根据我国文化产业的现实并结合美日的成功经验,我国可以考虑从以下几点入手:
(一)政府大力扶持文化产业,加大对文化产业的投入
政府应制定出具体的文化产业政策, 建立一套比较完善的政策支持体系, 运用财税、金融等多种手段支持文化产业发展, 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鼓励非文化企业、民间资本向文化产业投资, 积极吸引国内外有实力、知名品牌的文化产业资本参与文化建设。培养扶持、做大做强一批对外交流的文化品牌, 将优秀的、有品位的文化产品推向国际市场。
(二)政府协助企业争夺出口市场
政府应放宽文化产品出口的审批权, 简化出口手续, 鼓励国家、集体和个人参与国际文化贸易交流;尤其应该鼓励版权贸易的出口,进一步放宽政策和下放相应的权限, 鼓励国有、民营、国家、地方的文化力量, 按照国际惯例, 开拓国际间的文化和中介服务, 实施文化外贸新机制。政府还应大力推动从事文化产品生产的企业实现技术进步,并保障技术创新的正当利益,强化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协助这些企业争夺出口市场。
(三)政府限制进口以培育竞争力
政府可以对外国文化产品的进口实行限额或限制,也可以用复杂的技术标准铸成技术壁垒。我国在汉字编码字符集和VCD等一些标准已纳入了国际标准,我国可以用这些标准保护本国利益,将外国的一些文化产品挡在门外以保护和促进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我国也可以对进口文化产品如电影和电视节目实行限额或限制,主要做法有:①像美日一样对不可接受的外国电影和电视节目部分实行全面限制;②对进口电影电视有选择地播放;③对它们采取收税的办法;④对它们实行固定限额。以此来保护我国的文化利益并培育我国电影电视出口竞争力。
总而言之,战略性贸易政策对维护文化产业的顺利发展是十分有意义的,但这种政策的成功推行还有许多制约因素,在这场世界性的博弈中,我们必须提高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技巧,同时积极推进区域贸易自由化,争取宽松的外部条件,避免引起他国报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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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项目号:07b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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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战的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 建立在新贸易理论基础上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在发达国家得到广泛应用。本文简要分析了美国、欧洲、日本实施该类政策的情况，提出了对我国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启示。 【论文关键词】 战略性贸易政策 出口补贴 关税 一、引言 20世纪 80 年代，以克鲁格曼、 赫尔普曼 、 兰开斯特等人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发表了关于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与国际贸易的论文，认为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是当代国际贸易的基础，由此产生了新贸易理论。在新贸易理论的基础上，布兰德、斯潘塞等人提出了著名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它动摇了传统贸易理论认为的自由贸易政策的最优性，证明了政策干预的合理性。所谓战略性贸易政策是指：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一国政府可以借助生产补贴、出口补贴、进口关税、研发补贴、保护国内市场等措施，扶植本国战略性产业的增长，增强其国际竞争能力，带动本国战略性产业的发展，从而转移国外垄断厂商的垄断利润，提高本国的福利水平。 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国际比较 在引起理论界重视以前，战略性贸易政策已被许多国家广泛应用于许多产业，作为国家产业政策已显示出其比采取单一手段更大的优越性。美国战略性贸易政策、欧洲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对飞机生产的支持政策和日本70年代开始的以半导体为目标产业的政策显示出了一定的正面效果。 1.美国的战略性贸易政策。1985年里根政府宣布“贸易政策行动计划”，开始了外贸政策的全面调整，其核心内容是变“无条件自由贸易”(Unconditional Free Trade)为“互惠自由贸易”(Reciprocal Free Trade)，目标在于保证外国市场对美国开放，保障美国获得更多的出口机会。1988年美国国会通过“综合贸易与竞争力法案”，授权总统对贸易对手不合理或不公平的贸易做法，可单方面采取制裁措施，这就是所谓的“超级301条款”。1989年布什政府制定了“国家贸易政策纲要”，并加强对来自国外的所谓不公平贸易行为的抨击，单方面宣布有关国家为“重点观察国家”，迫使对方向美国开放市场。克林顿执政后，战略性贸易政策主要内容是运用出口补贴、优惠税收、进口壁垒等措施，扶持本国战略性产业的成长，增强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从而谋取规模经济收益，并借机分割他人的市场份额和利益。 2.欧洲在飞机制造方面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在飞机制造方面美国一直占有主导地位，是美国科技实力的显著标志。欧洲各国长期以来希望发展本国的飞机制造业，以期与美国企业竞争。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欧洲各国政府为合作开发飞机生产进行了两次重要的努力。其一是英法共同开发协和型超音速飞机，两国政府为开发这种飞机提供了强大的财政支持。该项目在商业上虽收效不大，但却对欧洲共同生产飞机（即生产空中客车）产生了技术外溢；其二是欧洲各国组建空中客车公司，生产大型客机，直接与美国飞机竞争。公司的资本费用和其他成本由成员国政府补贴。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例子。空中客车公司成功地生产出商业上可行的飞机，尤其在小型客机中，在性能和运行成本方面，能与美国波音公司一决高低。迄今为止，空中客车公司是商用飞机市场上能与美国波音公司抗衡的惟一大型飞机制造商。 3.日本的战略性贸易政策。日本从20 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产业政策转向以高技术产业为重点。最著名的政府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是政府对半导体工业的支持。日本的战略性贸易政策集产业政策、贸易政策为一体，在实施过程中注意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相协调。具体措施包括：利用关税实行差别进口待遇的手段，对原材料、燃料和生产资料执行低税率，而对消费品执行高税率；通过限制外国资本投资日本国内市场（尤其是钢铁、化学等重化工业）， 实施幼稚产业保护政策，隔绝本国企业与国外企业竞争的渠道；通过外汇配给制，鼓励和支持技术引进；利用政策性融资、特别租税措施，以及关税等扶持主要产业的发展；对优势产业实行出口激励。 通过以上分析，至少可以得出上述国家在实行战略性贸易政策时的共同点：一是即使存在贸易摩擦，战略性贸易政策也是在多边国际贸易框架内实行对外贸易政策；二是多种政策措施密切配合，尤其是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配合；三是战略性贸易政策优先考虑高新技术产业；四是对政府补贴的运用；五是有差别地使用关税政策。 三、对我国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启示 1.应充分利用WTO所允许的对相关产业保护的规定，实行适当的贸易 保护。第一，对高新技术产业的保护。鉴于中国高新技术产业还不具备全面参加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也可在一定过渡期内保留对某些高技术企业的非关税保护措施，诸如进口配额、进口许可证或其他进口数量限制措施，以及修改或撤销关税减让义务。上述保护措施在WTO主要的货物贸易多边协议中明确说明对“特定工业”是允许的。第二，在WTO的相关协议中，存在着大量的例外条款，以便在特定的情况下保障成员国其他重要的利益。第三，WTO管辖的是成员国的对外贸易，而对于其国内政策，WTO往往无法进行干预。 2.大幅度增加科技投入，尽快扭转我国R&D经费占GDP比例过低的局面。这里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对重点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活动提供补贴，以弥补技术外溢给其造成不能获得全部收益的损失，增强其技术创新的动力，同时，也为高新技术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提供应有的支持。二是政府直接投资科研项目。许多前沿及基础科研项目对于企业而言由于受跨学科、投资回报期限及人力、财力等限制而显得勉为其难，而这些科研活动对国家长远发展十分重要，这就要求政府出面协调、组织，并给予财力上的支持。 3.政府在促进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时应特别注意扩大其规模，使其获得规模经济效益。战略性贸易政策能提高本国福利是建立在规模经济的基础上的。但是目前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的规模普遍较小，市场集中度低，企业生产成本较高，不具备应有的规模经济。 参考文献： 王 晶:WTO贸易救济措施与战略性贸易政策.世界贸易组织动态与研究，2006年第10期 马 腾:战略性贸易政策及其对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启示.科技进步与对策，2001年第6期
中美贸易战的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新常态；贸易强国；评价体系；战略路径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283（2017）02-0037-06
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分工的深化推动了全球贸易的快速增长，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全球性垂直专业分工发展，推动形成了国际社会的全球价值链体系（裴长洪，2016）。但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济与贸易开始进入深度结构性调整的“新常态”（刘世锦，2014）。对于我国而言，过去数十年持续贸易增长形成规模扩张、低价竞争、外资主导与低技术附加值的特征化事实。这种长期以来所形成出口驱动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始终面临着“浮萍经济”和“低端锁定”的双重风险，在外部冲击下这种模式的弊端暴露无遗（盛斌，2011；张二震，2014）。作为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重要成分和国民经济发展的有力驱动，对外贸易的提质保量与优化升级已经成为当前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面临的紧要任务。2012年商务部《对外贸易发展“十二五”规划》，明确将“巩固贸易大国地位，推动贸易强国进程”作为贸易发展的指导思想。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加快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巩固外贸传统优势，培育竞争新优势”的“十三五”发展新目标。围绕这一发展理念，在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的基础上，抓住全球贸易新常态为我国外贸转型升级与提质增效所创造的战略机遇，实施贸易强国战略无疑具有重要现实指导意义。然而，贸易强国如何定义？当今哪些国家可以称作贸易强国？我国距离贸易强国存在哪些差距？强国战略路径如何选择？这些都是我们亟需解决的问题。因此，本文在系统梳理有关贸易强国战略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揭示贸易强国理论内涵，对贸易强国的特征、评判体系、历史经验和战略路径进行整理和评述，以期为中国实施贸易强国战略提供借鉴与启示。
一、贸易强国的内涵
贸易强国作为反映一国贸易实力的概念，与一般意义上的“贸易大国”存在“质”上的区别。传统的贸易理论和实践往往从贸易规模角度衡量一国的贸易竞争力和影响力，从而构成贸易大国的显著特征。然而，经济全球化与跨国公司兴起所形成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推动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贸易模式的形成条件和基础，贸易不再是一国要素的产物，而是多国要素的集合，贸易总规模不再是一国竞争力和国际经济地位的表现，而只是跨国公司进行全球布局的结果（张幼文，2015）。此时，贸易大国与贸易强国的内涵差异日益明显。同时，要素流动理论表明，现代的国际贸易竞争力是由本国要素收益的价值构成而非一国贸易收益规模所决定，遵循本国要素收益原则，贸易强国正是以要素收益结构作为评判指标和微观基础（张幼文，2016）。由此可见，“贸易强国”概念的出现是经济全球化推动的必然结果。
二、贸易强国评判的理论溯源
在不同历史时期关于贸易强国的判定标准存在差异。传统理论中对于贸易强国的判别可追溯到重农主义和重商主义。重农主义认为，农业是生产的基础，一国生产并出口的农产品越多，则所获贸易利得越多，农业大国等同于贸易强国。在这一阶段，贸易强国往往是以农产品出口量作为衡量标准。而重商主义推行“货币差额论”和“贸易差额论”，将货币和财富等价，以金银作为财富的唯一形态和衡量国家富裕程度的唯一尺度，主张奖出限入。此时，贸易强国是以出口量或金银货币的储备量为标准。
亚当・斯密从劳动生产率或生产成本的绝对差异的角度提出绝对优势理论，揭示国际分工与交换蕴含的贸易利得，贸易不再是国家利益间的零和博弈，自由贸易能够使贸易双方同时获益，基于绝对优势理论的分工和交换使资源实现合理配置。在此基础上，李嘉图提出比较优势理论，指出国际贸易流向及利益分配原则取决于相对优势而非绝对优势，一国只具有相对生产优势也可参与贸易并获利。该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绝对优势理论的局限性，对有悖绝对成本优势原则国家之间的贸易做出解释，使得劳动生产率或成本优势成为贸易强国的评判标准。
赫克歇尔和俄林的新古典贸易理论则将生产要素由单纯的劳动扩展到资本，从要素禀赋的角度进一步解释了各国间生产成本的差异。此时，贸易强国的评判标准从以劳动要素为基础的生产率水平逐步扩展到以资本为代表的高级要素的禀赋状况。然而，上述理论都片面强调外生静态比较优势而忽略动态比较优势的培育和演化对一国贸易地位和福利的影响。此后的新贸易理论则引入规模经济以及垄断竞争对动态比较优势进行深入扩展。贸易强国的评判开始从一国外生静态因素向内生动态竞争优势转变。
三、贸易强国的特征及评价标准
关于当代贸易强国的评判标准，国外文献主要从贸易开放度（Squalli and Kenneth，2011）、贸易结构与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阶位（Cattaneo et al.，2011；Feenstra and Wei，2010）、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Kudrle，2012）等角度对一国的贸易发展特征与所处贸易地位做出评价，但由于研究范式与理念的差异，鲜有关于贸易强国战略等具体政策导向性的概念提法。与之不同，我国加入WTO之后源于对外贸易飞速发展所带来的现实需要，国内学界普遍基于不同视角，对贸易强国的相关议题展开讨论。
一些文献基于定性分析，从外贸特征、贸易质量与效率、国际分工地位、话语权的优势以及外贸和经济的关系等方面对贸易强国的特征或概念加以界定。对贸易强国应具有的贸易特征，有学者参照世界主要经贸强国的标准进行总结概述：经济高度发达、收入水平高、贸易规模大、市场占有率高、影响力强、辐射面广、具有要素比较优势和技术竞争优势、高度开放等特征（何新华等，2000；余芳东等，2001）。但也有文献指出，贸易强国应具备以高级要素为基础参与国际分工的能力，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与利益分配上占据主导地位，在国际贸易体制以及相应的经济合作体制中拥有话语权和影响力（郑宝银，2011；盛斌，2014）。同时，在技术复杂度、质量与效率上应体现可持续发展和核心竞争力，拥有贸易定价权以及抵御风险冲击的安全体系（桑百川，2015）。具体到产品层面：出口产品的高级生产要素含量和附加值高，掌握高端制造业核心技术、知识产权和销售渠道，品牌化程度高，拥有国际核心竞争力和应对外部风险能力（陈飞翔等，2006；程筱宇，2015）。同时，贸易强国的服务贸易应尤为发达并存在较大的内外部市场需求，拥有一批能够整合全球资源和主导国际分工走向的跨国公司作为贸易主体，具备对外投资竞争优势（洪涛，2010；杨圣明，2011；赵培文，2013）。此外，有学者认为货物、服务和货币贸易共同构成全球贸易的总和（杨枝煌，2014），因而贸易强国除具有突出的制造能力和科技创新能力外，也应是金融与货币强国，拥有现达金融市场体系（柳思维，2011）。
部分文献建立了指数化的评价体系，围绕相关指标的选取和测算展开定量研究。一些文献从贸易规模、进出口结构、产品竞争力、市场势力、附加值以及国际分工地位等多角度对中国贸易现状作静态评析，从而得出中国为贸易大国而远非贸易强国的结论（刘宝荣等，2000；王冉冉，2005；毛群英，2008）。同时，一些文献基于国际贸易地位及其发展趋势的影响因素，构建形成包括经济规模、产业结构、贸易依存度、汇率水平、贸易主体、贸易条件、贸易差额、贸易品牌、贸易服务化、贸易多元化以及对外投资等更加系统全面的宏观贸易质量评价体系，还选取同期世界上主要贸易强国样本开展定性对比分析，从而指出中国与贸易强国所存在的差距（魏浩等，2005；张钰梅，2010）。其中，张钰梅（2010）利用10个一指标和26个二级指标，测算了美德日三国样本在各项指标值的算术平均作为贸易强国的标准阈值系数。此外，一些文献还从国际贸易数据统计口径的概念范畴和指标（贾怀勤，2014；杨枝煌，2014）、贸易政策取向与结构调整的线索回顾（尹翔硕，2003a；裴长洪，2009）、全球价值链分工视角下的贸易增速变化演变逻辑（戴翔和张二震，2015a；2016）等方面分别对中国外贸格局地位进行评析和论证并提出转变贸易发展方式，实施贸易强国战略的相关建议。
基于对研究方法的创新探索，有些文献引入计量回归模型，对贸易强国的评判展开经验研究。马淑琴等（2006）采用贸易水平升级因子分析法建立回归函数模型，从理性开放度、贸易条件水平、结构合理度以及市场分散度等因素视角，运用1990―2005年进出口贸易数据对中国的贸易升级问题展开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伴随中国贸易的发展，理性开放度与贸易结构合理度提高，但贸易条件日趋恶化，成为阻碍贸易升级的第一要素。类似的，张亚斌等（2007）基于全球生产网络，从贸易效益、贸易环境以及贸易结构等层面，利用因子分析法的综合得分进行聚类的实证分析并得出结论，中国居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其贸易效益、贸易环境与贸易结构亟待转变。郑甘澍等（2013）则根据生态位理论提出“国家贸易生态位”的概念，分析了中国与美英德日四个传统贸易强国之间的地位和竞争关系，并利用生态位扩充、分离和共生等理论，探析国家贸易生态位变化规律，提出中国实现贸易强国的路径。
四、世界贸易强国的历史经验
现有相关文献还对国际贸易发展史上主要贸易强国的历史经验进行回顾和整理，并结合贸易现实从不同时期的贸易战略国际比较（尹翔硕，2006）、对外贸易的政策变迁与演进（Robert Gilpin，2006a；2006b；田素华和尹翔硕，2006）、贸易强国的发展轨迹与经验方略（盛斌，2015）以及近代中国的海权思想与贸易机遇（柳思维，2010）等角度进行阐述。其中，柳思维（2010）以明代郑和下西洋史实为例，将其与开启欧洲诸国海上贸易霸权的哥伦布、麦哲伦等人的远航探险活动进行深层次对比，从目的与动机、文化背景、激励约束与主体组织制度设计等方面对近代中国错失海上贸易的机遇进行制度反思。田素华和尹翔硕（2006）梳理了美国对外贸易政策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演进脉络，指出贸易政策是一国贸易优势和国家利益的有机统一，国家利益随着贸易竞争比较优势变化而变化，故而需在不同时期对贸易政策做出适时调整。。
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发展，商品经济的繁荣推动了海上贸易的兴起。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和航海技术优势开辟贸易新航线，成为16世纪海上贸易的垄断者。与此同时，荷兰也日益崛起，其通过贸易公司制度的股份产权制度与金融制度的创新，将社会各阶层利益与海外贸易直接结合起来，极力推行海外贸易扩张，成为名副其实的“海上马车夫”。18世纪中后期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壮大导致新的世界贸易格局产生。英国凭借制度革新与技术创新迅速崛起，并积极实施海外扩张，利用众多海外殖民地的资源和市场及贸易垄断特权获得世界贸易霸主地位。早期采取重商主义的保护贸易策略而后转变为自由贸易政策并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资本输出，“日不落帝国”盛极一时。然而，20世纪初的两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以及随之兴起的贸易保护主义使得国际贸易的发展跌入谷底，昔日的贸易霸主英国开始迅速走向衰败。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德国完成统一并通过工业革命迅速崛起，对外推行自由贸易政策，积极参与世界贸易市场竞争。战后的数十年间，德国依靠强大的制造业基础，迅速恢复和发展经济，在欧洲的一体化进程中日益壮大最终一跃成为世界贸易强国。同样的，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快速走上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建立起完善的国民经济体系并发动对外战争掠夺海外资源，快速成长为新兴的工业强国。战后，日本经济迅速恢复，得益于系统的产业政策指导以及进口保护以促进出口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激励，日本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然而，随着日本同美国贸易摩擦的加剧，《广场协定》导致日元短期大幅升值，随后经济泡沫的破灭使日本陷入长达数十年的经济停滞和衰退，贸易增长缓慢，全球份额持续下滑。
18世纪70年代，美国独立后实施以提高联邦政府财政收入与保护本国制造业为双重目的的进口贸易保护政策，保护和扶持了幼稚工业的发展。此后的南北战争加快了统一的商品和原材料市场的形成，西进运动、移民热潮与技术革命的兴起共同推动了美国的工业化进程，并逐步形成现代的民主政治制度和健全的自由竞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积极推行私有产权保护和专利法制度，激发技术创新的热潮，使美国成为全球技术研发和扩散中心。战后，美国建立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主导建立自由多边贸易体制，全球贸易开始进入“美国时代”。尽管经济危机以及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的崛起给美国经济带来冲击，但其凭借要素禀赋及市场优势，发达人力资本与产业技术研发优势，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全球商业网络与营销渠道优势以及制度与文化的创新不断稳固贸易强国地位。
五、我国贸易强国战略的实施路径
我国传统粗放型贸易增长方式日益受到环境资源和要素成本上升以及新兴国家竞争等影响，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积极推进外贸发展方式战略转变。2010年商务部《后危机时代中国外贸发展战略》，明确提出外贸“两个十年”由“大”转“强”的发展目标。2016年，商务部《商务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又一次明确提出“加快建设贸易强国”的指导思想。针对这一议题，国内相关文献对贸易强国战略的实施路径进行深入探讨。
张幼文（2003）结合当代经济强国优势的结构特征提出，经济全球化与知识经济为我国建设经济强国提供历史机遇，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事实、国际社会的积极评价以及经济地位的提升趋势都为实现经济强国目标战略提供了依据。同样的，一些学者基于对我国外贸的现实基本面的分析，提出贸易发展方式的转变应以贸易强国战略作为指导，以市场战略与资源配置为核心，实施科技兴贸战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在贸易增长方式上，更加注重贸易质量提升与结构性平衡，推动贸易产业支撑的基础制造业战略升级，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和全球化布局战略，从经贸方式与主体的不平衡向相对协调平衡转变（董晓麟，2011；程筱宇，2015）。在贸易结构上，应以提升进口贸易地位作为外贸发展方式战略转型的关键，从注重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到注重进口更加有效地利用国际资源，配合以内需为主要拉动力的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实施货物与服务贸易、进口与出口贸易、加工与一般贸易的多元平衡发展战略（裴长洪，2005；冯雷，2014；王备，2014）。在贸易规模扩大的同时，更加注重提升贸易的比较利益，促进贸易条件的改善，积极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在发展模式上，由对外贸易的“赶超”、“优先”、“超高速”、“外需拉动”模式向“巩固地位”、“适度优先”、“速度适中”、“ 稳定拉动”的发展模式转变（黄锦明，2007；李等，2010；）。
部分学者从贸易新常态与构建全方位开放型经济体系层面提出实施贸易强国的具体战略要求（裴长洪和郑文，2014；唐海燕2014；裴长洪，2015）。值得注意的是，面对全球经济变化和经贸格局调整，过去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利用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和鼓励大规模出口，实施低成本竞争的循环开放格局制约我国提升全球价值链位置与实现经济转型内在需求（张二震等，2014；戴翔等，2015）。应构建与扩大开放相适应，符合贸易新规则，具有战略纵深和全面空间布局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包括资本技术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优势。突出培育主体、创新发展方式，形成开放型经济竞争新优势（裴长洪，2016）。同时，把握战略机遇，围绕“十三五”中国改革目标与任务，实施“走出去”、“自贸区”以及“一带一路”等战略。依托供给侧改革继续推动生产要素和贸易出口转型升级。扩大贸易规模，优化贸易结构，提升贸易质量，提高外资利用效率。鼓励国内企业的OFDI，完善投资结构和渠道，积极构建跨国生产经营网络。另外，积极推动生产制造业的服务化（吴汉嵩，2009；张二震，2011；杨圣明，2011），在能源及其他战略性原料贸易领域获得定价权优势（贾怀勤，2014）。
一些文献则从制度创新层面思考加快中国经贸发展方式转变的深层次问题，指出贸易强国不仅不限于生产的成本优势和产业的技术优势，还取决于国家的战略优势和体制优势。多轨并进贸易政策相较全球多边贸易政策运作效率更高，而其前提是一国拥有较强市场势力（田素华和尹翔硕，2006）。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应通过实施贸易投资战略，与各国签署投资协议，开展双边至多边的区域合作。利用国际投资制度性的互惠互利市场开放消除贸易扭曲，将贸易开放战略上升到贸易强国战略（马涛，2016；张幼文，2016）。积极谋求建立现代贸易与投资新规则，加强政策规制的协调，推进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大融合。特别地，要妥善处理贸易摩擦或争端，进一步完善国内贸易救济法律体系，建立专门补贴管理与贸易援助制度（薛荣久，2007；盛斌，2014）。与此同时，在国内贸易制度改革中消除相关歧视待遇，健全外贸发展促进体系，注重制度顶层设计，形成市场化管理格局和研究智库体系。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与贸易便利化，优先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提高国际贸易规则制订和贸易谈判中的话语权（杨枝煌，2014；马相东等，2015）。制定粮食等农产品贸易战略与发展低碳经济的总体战略，倡导生态文明理念（郑宝银，2011）。
在贸易强国战略的微观层面，有学者指出贸易战略要受一国要素投入与市场规模等内部客观条件的制约。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升级的不同阶段，结合要素供给与市场需求多元化灵活调整贸易政策，由出口导向型向进出口均衡、内外需协调发展战略转变，以摆脱要素投入和市场规模两方面的约束，推动经济和贸易的发展（尹翔硕，1992；2004）。打造贸易强国应以培育高级要素为基础而非直接激励出口能力，大力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引导对外贸易和国际分工走向是构建贸易强国的核心战略（裴长洪，2013；张幼文，2015）。利用要素引进阶段创造的条件及时向要素培育战略转型升级，有效规避要素合作陷阱或价值链低端陷阱（张幼文，2016）。
六、总结性述评
综上所述，贸易强国的评判标准往往与现实背景紧密联系，并因不同研究视角与主观价值判断而异，很难形成统一标准。现有文献的贡献在于构建一系列贸易指标评价体系对中国的贸易质量进行评价，并据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为贸易强国战略的研究提供了现实依据。但值得注意的是，现有定性研究在贸易强国的评价指标选取上相互援引大同小异，往往侧重于对贸易质量的主观评析，在理论逻辑上无实质区别。而定量研究则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传统静态分析模式的缺陷，有效避免主观随机性评判所导致的谬误，为后续研究提供良好的思路和借鉴。尽管研究方法各异，但现有文献却大都得出一致结论：我国已成为贸易大国但远非贸易强国，贸易结构亟待转型升级。具体而言，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化与要素禀赋优势使中国成为贸易大国，但贸易质量与结构的失衡，国际竞争力薄弱，产业创新能力不足，缺乏国际贸易规则话语权的能力等种种迹象都表明中国并非贸易强国，因而加快构建和推进贸易强国战略迫在眉睫。
关于贸易强国评判的理论溯源，目前还鲜有文献对其进行系统全面的梳理，一方面归因于国际贸易发展的不同时期，“贸易大国”与“贸易强国”概念的模糊与混淆不清。从传统观念来看，贸易大国往往也是经贸强国，但不同历史阶段贸易理论的演进及变迁，难以达成共识。另一方面，经济一体化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形成，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贸易与投资推动了要素的跨国流动，传统的基于比较优势分工格局的贸易规模不再与贸易利益分配流向相一致，此时贸易大国在贸易规模上的优势只是资源在全球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结果，而非一国竞争力的完全体现。结合具体的时代背景，贸易强国相较贸易大国的内涵更加复杂深远，传统贸易理论的解释难以为继。更重要的是，由于国内外研究范式与理念的差异，国外学界鲜有关于贸易强国战略等具有政策导向性的概念提法，与之接近的是战略贸易理论。因此，目前学界尚未形成有关贸易强国评价标准的理论体系，也使得现有评价体系缺乏理论依据。
纵观近现代贸易史上贸易强国的兴衰起伏，我们也可以对其历史共性加以总结。首先，贸易强国的崛起与霸权均是以先进技术为保障。无论是新航路开辟、贸易权垄断还是近代工业革命都归功于技术研发创新与传播，生产性创新技术成为决定贸易优势的首要因素。当代贸易强国引领全球贸易的关键在于对高端制造业技术与创新服务的掌控。其次，贸易强国兴起均得益先进的制度体系。通过完善产权保护与商业规则体系，参与国际规则与惯例制定，为贸易与投资提供制度保障和话语权优势。第三，不同时期的资源约束与贸易政策取向往往相一致。早期贸易强国的崛起处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过渡阶段，主要面临土地资源约束，普遍实施对外扩张，以满足资源需求。对外采取贸易保护政策，扶持本国幼稚产业发展。军事与贸易战争往往是贸易强国间完成嗔Ω迭的重要手段。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策略有违当代所倡导的合作、开放、共赢的贸易理念。
在贸易强国战略的路径选择上，现有文献大都基于国家层面或产业层面加以阐述，涉及到微观企业层面则鲜有具体的指导性建议。同时，全球经济与中国对外贸易的新常态引发广泛关注，相关文献大都趋于中国的贸易动态特征及成因分析，对全球经济的“新常态”与中国贸易强国战略之间的联动机制研究则略显不足。另外，国内文献习惯于运用中国或世界数据进行经验研究，缺少对国际贸易基础理论的创新性探索与研究的横向互动。
随着贸易政策在指导经济转型升级、培育和打造国际竞争新优势中地位的日益显著以及学界对贸易强国战略研究的逐步深入，未来关于我国贸易强国战略评价体系构建与实施路径的研究，可以采用经验研究方法，围绕当前国际贸易组织制度和全球价值链分工大背景，运用中国的微观层面贸易数据，分别从贸易总量、贸易结构（二元边际、出口质量、技术复杂度和成本加成）和市场势力等方面深入考察中国贸易发展现状。进一步地，基于当前所面临的贸易环境因素，揭示中国由“贸易大国”转向“贸易强国”的战略路径和作用机制渠道。毫无疑问，这对于指导中国贸易结构的转型升级和提升贸易质量的实践，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和资源的合理配置，为真正实现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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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战的论文范文第7篇
摘要：南北战争是美国政治史上的分水岭，更是美国经济史上的重要分水岭。1865年内战结束后，美国面临“重建”问题，不仅是对战争破坏了的南方的重建，也是对南部奴隶主破坏的联邦的重建。随着共和党的上台执政，联邦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深具影响的政策和措施，特别是关税保护主义政策，标志着美国逆国际潮流进入了一个贸易保护主义的新时代，对美国第二次工业革命，对19世纪后30年美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乃至整个国家的现代化都起了巨大作用。本文从美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角度，对南北战争后的“南方重建”的相关政策作一概括性的阐释，旨在探讨“南方重建”、贸易保护主义与美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关联性及其贡献。
关键词：南北战争；南方重建；共和党；贸易保护主义；美国现代化
在马克・吐温的笔下，美国内战结束后的30年是充满贪恋与政治腐败横生的“镀金时代”；在查理德・霍夫施塔特看来，这是一个崇尚自私自利的时代①。然这也是美国的财富突飞猛进的时期。数百外的移民从欧洲来到了美国，同时大量的重工业，包括铁路，工厂，采矿，都得到了飞速的发展的时代，是美国现代化进程迅速发展的时期。据统计，美国工业产值在世界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由1860年的第四位上升到1894年的第一位，到世界第一次大战前，美国已取代英国稳居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的地位。②
究其原因，1861年爆发的南北战争彻底地影响了美国的政治和经济格局，促进了其现代化历史进程。内战的爆发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思潮根源。就经济而言，是黑人奴隶制与自由劳动制之间矛盾的产物，东北部工业革命的极大成功增强了北方资产阶级的力量，而西部自1840年以来东西部交通运输联系的改善，作为南部的同盟者转变为北部的合作者，从这种角度上讲，内战的原因与结果都与这三大区域的经济联系有关。
战后，工业开始在经济领域占据上风，南方种植园经济不断遭到破坏。南部的政治和经济结构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并刺激了生产要素向工业转移，据相关统计，农业人口从内战开始时略高一半，下降到了1900年的四成。③联邦政府通过“南方重建”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北方工业发展的关税保护政策，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变化，使美国自南北战争开始进入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新时代，在很大程度上为美国规避西欧强国对国内弱小企业的压力和迫害创造了发展机遇。
一
南北战争不仅带来了南部地区经济关系的全面重建，而且使政治权力的天平倾向了共和党和北部工业家，强化了贸易保护势力的实力。
19世纪中期，美国东北部制造业已从传统的原料加工业，转变为日益依靠劳动分工的机器制造业。并且这种工业化的进程不断向中西部扩展，美国农业劳动力不断向工业转移，工业大军开始形成。④建国初期存在着“关于美国究竟是发展成为一个工业国还是农业国的争论”，以汉密尔顿为首的辉格党主张“工业立国”，并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以杰斐逊为首的主张“农业立国”，坚持自由贸易理论。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和自由贸易两大政治联盟围绕关税政策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在经过南部战争之后，南方退出国会，共和党执掌联邦权力，贸易保护主义取得了全面胜利，使美国彻底进入了一个贸易保护主义时代。
长期以来，美国国内要求实行高关税与低关税的两大对立政治联盟争论不休，争论的焦点是保护国内工业还是促进出口贸易。关税问题逐渐成为国会政治中的最重要的议题，作为不同经济利益和政策诉求的代表，议员们在国会展开了激烈的政治角逐。为了保护制造业的发展，1789年，美国国会制定了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关税法，对商品征收5%―15%的税率⑤。1816年《关税法案》对大麻布、帆布及铜铁等金属制成品等征收20%的关税，对棉花和羊毛制品的征收25%的关税⑥。贸易保护主义的政治势力不断突飞猛进，1824年《关税法案》将美国的进出口关税在之前的基础上提高到30%，并在基础上增加了70多种产品目录。⑦1828年关税法更将羊毛制品的关税提高到40%，后又增加到45%。⑧贸易保护主义的关税政策明显倾向于维护北方制造业主的利益。
高额的关税抑制了美国的进口。南部以出口种植业产品为主的奴隶主在倡导自由贸易的立场更加坚定，从而他们集中支持采取降低关税的政策。与此同时，贸易保护主义者则聚集在辉格党周围，这导致了关税政策的竞争开始体现政党政治的特色。由于西进运动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征收高关税的财政借口大大失去说服力；同时，欧洲自由贸易运动的发展，1846年英国《谷物法》的取缔，开始大量从美国进口粮食，中西部农场主的立场转向支持自由贸易。使贸易保护主义政治力量大大削弱，在国会失去的支配地位。1833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将保护性关税每年降低10%，这场运动持续到1841年，这是自由贸易政治力量的取得重大胜利。1846年《沃尔克关税法》将美国关税由1845年的29%降低到23%⑨。到内战前夕，已经成功的把美国关税从1830年曾高达61.7%的关税降低到1860的20%以下。⑩
19世纪50时代，由于辉格党在关税问题上长期落败，解体成为其必然的结果。但辉格党的解散为贸易保护主义势力重新结盟提供了一个新的机遇。B11共和党的成立标志着美国贸易保护主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保护主义的理念成为共和党人保护美国工业和推动美国现代化的信条，其成为贸易保护主义势力的政治代言人。共和党将高关税与国内工业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极大地获得了北部工商业阶级的支持，加之，1857年美国经济危机帮助新成立的共和党在1860年的总统大选中为林肯赢得了总统席位。使贸易保护主义势力重新登上政治舞台。
两大政治力量在贸易问题上的互有胜负的状况，到了南北战争之后得到了彻底地改变。从某种意义上讲，南北战争的爆发正是基于两大政治势力的“以何立国”的分歧。“在内战中，工业和金融业获利最多。由于军事冲突，南方议员的退出，以及岁入的需求，使得高额保护关税的政策能够一个接一个的实施，并把他们的这种制度牢牢地在全国固定下来，以致在近半个世纪中毫未遭到动摇。直到内战前夕，南方领导的自由贸易理论一直不断地得势，突然之间，事情完全不同了，长期以来就力主低关税的农场主们从舞台上消失了；反对贸易保护的巨大经济力量被瓦解。”B12国会成为共和党人的主张贸易保护的工具，更加坚定地掌握了形势，能够制定增进工业利益的关税法规，并彻底改变了美国政治版图，主张自由贸易的在此后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彻底失去了对美国关税政策的影响力。
二
南北战争成为美国两大政治力量在关税贸易领域的分水岭，成为共和党在关税保护问题上全面获胜的转折点。在战后美国工业化突飞猛进的“镀金时代”里，共和党人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使美国开始在第二次科技革命浪潮中阔步前进。美国从一个农业国逐渐走向工业国，这种经济结构的变化重塑了国内政治势力，一个新的强大的工业阶级兴起，而种植园则逐渐走向衰落，特别是“南方重建”成为北部政治秩序向南部扩张的手段。这种政治变化在战后的半个世纪的国会选举和总统席位选举中表现出来，自林肯之后的“镀金年代”里，除了克利夫兰的两个任期外，总统的职务长期被北方共和党人所垄断，工业制造业主的关税保护诉求在国会政治中长期占据上风。
内战爆发后，北方联邦政府为了补给昂贵的战争开支，提高了包括关税在内的各种财政税收。1862年，1864年，国会两次提高关税，扭转了1834年开始的低关税，到1865年，除了国内制造业必须的原材料之外，几乎所有商品都征收关税；关税税率平均升至47%。B13这两次提高关税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弥补战争经费不足问题，但正是这种战时关税政策，使北部工业制造业主和共和党人获利巨大。保护美国工业的意识形态开始在政府内外占据主导地位，高关税在战后“镀金年代”里继续攀高，保护主义政策开始逐渐被制度化，一个关税保护的新时代来临。
19世纪中期，美国国会的委员会制度已臻成熟，常设委员会构成了国会重大事务的策划中心。在税率方面，参议院的财政委员会是美国国会制定关税政策的核心机构，主席一职是该委员会最主要的号召人。由于南北战争，南方诸邦退出国会，该委员长期被共和党人所占据。1867年共和党人莫里尔就任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并一当就长达31年（1867―1898），莫里尔是北部工业选区的忠实代表。与此同时，众议院的关税机构筹款委员会也由共和党人把持。可以说，参众两院的关税机构长期被共和党人所控制，在国会内部形成了不可攻破的联盟，南方的人始终无法撼动国会中的共和党联盟。
1884年，人获得了内战后的第一次胜利（主要是获得了不支持本党的共和党独立派的支持B14）。人克利夫兰竞选获胜，在关税问题上开始对共和党发起挑战，力图改革关税制度。1887年，他在国情咨文中大篇幅的对高关税进行抨击，并将旨在降低关税的《米尔斯法案》提交国会，虽然在众议院获得胜利，却被共和党人控制的参议院所否定，克利夫兰试图降低关税的努力被挫败。查理德・霍夫施塔特在其著作中指出，克利夫兰试图降低关税的理论取决于一个前提：一切事物必须在没有国会干预的情况下顺利发展，否则整个制度就会因前提的欠缺而，尽管理论上并无不妥。B15克利夫兰后来也认识到，对这种贸易保护势力，政府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加以制约。作为这个崇尚“自私自利”年代里美国政治文化的精英，克利夫兰唯一的办法就是呼吁工商界提高道德水平，受到公众的信托。B16
历史在新的和更为雄伟的背景下重复着老的形式，在过去每一个伟大文明的发展中，从事商业、工业和金融的人，都曾爬到财富和企业的巅峰，但却都无法与在这个“自私自利年代”企业的“高歌”相比。B17“从某种意义上，政党是家联合股份公司，贡献最多的人可以左右全国的行动和管理”。B18克利夫兰由关税下台，而共和党人哈里森因关税而执政。哈里森积极采纳美国工业家的政策，力图加强自己的社会基础，变本加厉地推行高关税政策。1890年，在哈里森的支持下，共和党控制的下的参众两院通过了《麦金莱关税法》，全面提高进口商品关税至49%，并增加了保护农业的条款。此后美国关税长期保持在很高水平，1870年―1897年的平均关税高达45%。B19直到1913年国会通过了《安德伍德―西蒙斯关税法案》才使关税普遍降低了10%左右。B20
正是在南北战争以后，美国开始在贸易保护主义的道路上大跨步前进。由于共和党长期占据参众两院及总统职位，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从1864年开始持续到20世纪威尔逊时期。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贸易保护主义，成为19世纪美国“镀金年代”对外政策的核心特征之一。在贸易保护主义的体制下，联邦政府在美国制造业比较“幼稚”时期，采取保护性关税政策，限制进口，用国内产品替代进口，如1869年进口占美国国内制成品消费的14%，至1909年该比例为6%，B21为国内制造业创造了有利的发展环境，迎来了第二次产业革命并使美国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一大经济强国。
三
美国由南北战争彻底进入了贸易保护主义时代，为本国制造业成功规避了外部竞争压力与迫害。这对美国第二次科技革命具有重要意义，促进了美国产业机构的优化与升级，成为美国工业化及现代化发展历程的“关键动力”之一。
美国“镀金时代”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最终形成及巩固是南北战争中，北方战胜南方使经济要素逐渐从传统支持自由贸易的农业流向支持贸易保护的制造业的结果；是代表北方制造业利益的共和党在国会政治及总统选举中全面获胜的结果。战争意味着破坏与灾难，但往往也象征着重建与新生。美国内战虽然给美国带来灾难性的破坏，但却只是美国历史上的阵痛，为美国工业化、现代化扫除了政治、经济、制度及思想方面的障碍，促使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全面实施，使美国用半个世纪时间成功从边缘、半边缘国家上升为中心国家。
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经验说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在获得经济成功之前，贸易保护是其工业化及现代化历程中的必经阶段。但还须指出的是，美国在对外实行贸易保护的同时，对内却实施高度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广大而充分的国内市场竞争，迫使制造业进行技术革命，提高生产管理水平（如福特生产方式）。这或许是美国工业化及现代化极具成功的又一个“关键动力”。（作者单位：湘潭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参考文献：
[1] 钱乘旦主编《世界现代化历程・北美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6月.
[2] [美]查尔斯・A・比尔德&玛丽・R・比尔德《美国文明的兴起（下卷）》，（于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3] [美]查理德・霍夫施塔特《美国政治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崔永禄、王忠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4] 斯坦利・L・恩格尔曼&罗伯特・E・高尔曼主编《剑桥经济史（第二卷）》，（高德步、王珏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5] 何顺果《美利坚文明论：美国文明与历史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6] 李巍《走向贸易保护主义――社会联盟与美国19世纪关税政策》，《复旦美国问题研究》2009年第1期，PP.159―181.
[7] 《美国法令大全》（United State Statutes at Large），（Lexis Nexis，.
注解：
① 查理德・霍夫施塔特《美国政治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崔永禄、王忠和译），商务印书馆，2010，P194.
② 何顺果《美利坚文明论：美国文明与历史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P283.
③ 斯坦利・L・恩格尔曼&罗伯特・E・高尔曼主编《剑桥经济史（第二卷）》，（高德步、王珏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P486.
④ 斯坦利・L・恩格尔曼&罗伯特・E・高尔曼主编《剑桥经济史（第二卷）》，（高德步、王珏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P470.
⑤ 《美国法令大全》（United State Statutes at Large），第1卷，P24―27，（Lexis Nexis， /ap/auth/）
⑥ 《美国法令大全》，第3卷，P310―314.
⑦ 《美国法令大全》，第4卷，P25―30.
⑧ 《美国法令大全》，第4卷，P270―275.
⑨ 《美国法令大全》，第7卷，P210―214.
⑩ 李巍《走向贸易保护主义――社会联盟与美国19世纪关税政策》，《复旦美国问题研究》2009年第一期，P170.
B11 观点来源于互联网维基百科，辉格党的解体，共和党的产生，标志着美国第三政党体系的形成，并为“镀金时代”的工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作用。
B12 [美]查尔斯・A・比尔德&玛丽・R・比尔德《美国文明的兴起（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P968.
B13 李巍《走向贸易保护主义――社会联盟与美国19世纪关税政策》，《复旦美国问题研究》2009年第一期，P176.
B14 查查理德・霍夫施塔特《美国政治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P213.
B15 查理德・霍夫施塔特《美国政治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P217.
B16 查理德・霍夫施塔特《美国政治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PP.218―219.
B17 [美]查尔斯・A・比尔德&玛丽・R・比尔德《美国文明的兴起（下卷）》，P1024.
B18 [美]查理德・霍夫施塔特《美国政治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P201.
B19 钱乘旦主编《世界现代化历程・北美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6月，P338.
中美贸易战的论文范文第8篇
一、60年对外贸易的巨大成就
(一)对外贸易规模由小到大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28年间,对外贸易增长了12倍,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01年的23年间,对外贸易增长近25倍,年平均增长22•1%;加入WTO后,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抓住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对外贸易赢得了历史上最好最快的发展时机。2004年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2007年再破2万亿美元大关。2002-2008年,进出口总额增长4倍多,年平均增长为25•9%,七年进出口总额占中国60年进出口总额的70%以上。60年来,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不断提升。1950年占世界进出口总额的0•9%,到2008年达到8%以上。中国的出口总额经过30年徘徊到1990年列第15位,2001年列第6位,2004-2006年居第3位,2007-2008年上升到第2位,中国已成为全球重要的经济体。
(二)进出口商品结构由不合理到相对合理
新中国初期,出口商品的80%以上是初级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则主要是机器设备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改革开放后,进出口商品结构发生了战略性转变,1980年工业制成品出口接近出口总值的一半,1989年上升到71•3%。从根本上扭转了大量出口初级产品来换取工业品进口的落后局面。进入90年代,机电产品成为进出口的主力军。1990年机电产品出口占出口总值的17•9%,到1998年,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达36•2%,成为中国出口第一大类商品。同期,机电产品进口占进口总额的45•6%。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进出口产品结构进一步发生变化。2002年至2008年七年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与进口的平均增速分别高达36•8%和27%;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中国出口总值的比重从2002年的20•8%上升到2008年的29•1%,进口比重从28•1%上升到30•2%。
(三)对外贸易额由逆差到顺差
中国对外贸易差额经历了从小额逆差到微量顺差再到巨额顺差,从外汇极度短缺到成为外汇储备全球第一的历史性转变。1950-1977,其中头6年全部为逆差,平均年逆差约8•5亿美元,其后年份为小额顺差或逆差;1978年以来,对外贸易顺差大幅增加。1995年对外贸易顺差首次突破百亿美元大关。2005年一举突破1000亿美元,2007年突破2000亿美元,2008年接近3000亿美元。外汇储备大幅增长,2008年末达到1•9万亿美元,成为全球外汇储备第一大国。
(四)贸易伙伴由单一到多元
建国初期,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国际市场是原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70%以上,其中对苏联的贸易额约占半。80年代末中国提出了“市场多元化”战略。经过多年的努力,市场多元化战略取得明显成效,目前中国的贸易伙伴已遍及世界220多个国家和地区。到2008年,中国前十位最大的贸易伙伴依次为:欧盟、美国、日本、东盟、香港、韩国、台湾、德国、澳大利亚和俄罗斯,对这10个国家和地区的双边贸易额合计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78•4%。
(五)自由贸易区建设由少到多
中国自由贸易区建设经历了从无到有、由少到多的发展过程。2003年以来,中国自由贸易区建设得到大发展,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形式和渠道。中国与五大洲29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12个自由贸易区,到2008年占到中国对外贸易额的1/4以上。中国充分发挥地缘优势,凸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在诸多自由贸易区建设如中国-巴基斯坦自由贸易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中-新加坡自由贸易区等的带动效应。同时拓展跨地缘优势,建设中国-智利自由贸易区、中国-新西兰自由贸易区。中国正与海湾合作委员会(简称海合会,包括沙特、阿曼、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和巴林6国)谈判建设自由贸易区议案。
二、巨大成就的理论与战略保证
60年对外贸易巨大成就的取得具有客观必然性,也是中国特色国际贸易理论和中国特色对外贸易战略的不断优化、形成合力的必然结果。
(一)中国特色国际贸易理论的保证
理论来自实践,同时又对实践产生反作用,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对外贸易理论主要引进于前苏联,此时对西方国际贸易理论持否定态度。加之世界政治二元化格局,形成东西方对峙的两大阵营,人为地把统一的国际分工体系和国际市场体系分割成“社会主义大家庭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与“资本主义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致使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空间十分狭窄。改革开放后,中国现代化呼唤中国化的国际贸易理论问世。邓小平基于中国经济融入国际经济的客观趋势,依据中国的国情,科学总结中国的历史经验,建立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国际贸易观点、思想和理论。其基础理论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对外开放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三大块组成,其应用理论由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帮助中国发展对世界有利;一国两制、共同开发;利用好中国这个大市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等六大观点组成。邓小平的国际贸易理论不同于马克思、列宁和前苏联的国际贸易理论(时代不同、任务不同、内外部环境不同、世界经济走势不同),更不同于西方古典和现代学派的国际贸易理论。它所回答及解决的问题和重点,不再是国际经济贸易产生的原因、比较利益的获得、国家竞争优势的发挥,而是围绕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针对国际经贸关系中存在失衡的现状,突出地解决当代国际贸易中存在的三大问题:一是贸易条件的改善,二是贸易利得的公平分配,三是反对贸易歧视。因此,以邓小平中国特色国际贸易理论指导中国的国际经贸发展更符合中国国情,更能促进中国国际贸易事业的发展。与此同时,中国对西方国际贸易理论本着外为中用原则,从抵制-引进-借鉴到运用之路。由于中国对国际贸易理论理解不深、与中国国情结合不够,它们在产生正面效应的同时,带来了负面效应(中国国际贸易发展过程中的不少问题,或多或少地与其有关)。
(二)国际贸易战略的保证
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对外贸易的战略是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兼容互补的模式。这一战略模式要求:沿海地区和出口竞争能力较强的轻纺行业以推行出口导向为主;其他地区和出口竞争能力较弱的重化工行业,以实行进口替代战略为主。兼容互补战略模式的战略重点,在出口贸易战略方面,要求合理安排出口产品结构,大力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全方位开拓国际市场,建立和完善出口产品生产体系;在进口贸易战略方面,把进口的重点放在引进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及软件上,实行以进养出,把来料加工出口作为发展中国出口贸易的一项重要战略方针。中国拥有10多亿人口,国土辽阔,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实行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综合兼容的战略模式,较之实行单一的出口导向战略模式更符合中国国情,促进了对外贸易的较快发展。从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对外贸易战略进入实施“大经贸战略”的新阶段。大经贸战略指以进出口贸易为基础,产品、资金、技术、劳务合作与交流相互渗透,协调发展;生产科技、金融等部门共同参与;外贸、外资、外汇、外援等各种经贸活动相互融通、相互结合、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一种战略构想。中国是潜在的贸易强国,中国对外贸易的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和世界经济的走势。大经贸战略正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主动顺应国内“两大转变”和国际“三大潮流”(经济市场化、经济国际化和经济信息化)的要求而提出的。实践证明,它对中国对外贸易产生极大的推动效应。从2001年中国加入WTO起,中国对外贸易战略进入全方位开放和发展的更高阶段。中国加入WTO后,在享受权利的同时也须履行相应的义务,从而要求:(1)中国对外开放从自主单向开放变为相互双向开放;(2)从政策导向开放变为按照WTO规则要求开放;(3)从货物市场开放变为服务贸易市场和技术贸易市场的开放;(4)从适度保护贸易政策变为协调管理的一般自由贸易政策,即通过谈判确定中国在贸易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对外贸易的管理,逐步实行贸易自由化。#p#分页标题#e#
三、对外贸易持续发展存在的问题
回顾历史的另一个重要任务,在于运用逆向思维和反思,找准影响和阻碍中国对外贸易稳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要害问题,那就是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非科学性和对外贸易发展的非均衡性。
(一)关于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型
外贸增长方式转型是中国由贸易大国转变为贸易强国之关键所在。经过多年努力,中国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转型已卓有成效,但依然存在许多非科学性,若掉以轻心,让分散的非科学性聚集起来,将引致中国外贸增长方式的倒退。外贸增长方式转型中的非科学性,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尚未摆脱对外贸增长方式转型的认识误区。认为转型只是指由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那什么是集约型呢?一般认为,集约型即质量型、资源节约型、科技高含量型。上述理解是欠科学的。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看,外贸增长方式转型包含由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以及由外延扩大再生产型转变为内延扩大再生产型两个层面的要求;从辩证唯物主义角度看,集约型和内延扩大再生产型具有复合和综合的特点。在内容上,它们包括生产进步、科技进步、管理进步、信息进步和教育进步的全面要求,不能简单地把集约型(或内延扩大再生产型)等同于质量型、节约型和科技高含量型;在实现过程上,它们是一种动态要求,不是静态指标,而具有长期性和长效性,不能简单地以近期出口业绩等指标加以衡量;在目的和手段、过程和结果上,它们体现出既管目的又管手段,既管过程又管结果的有机整体和高度统一,不可分割,更不可对立起来,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只管结果而不管过程。二是尚未走出速度和数量的惯性漩涡。对外贸年增长速度,以及对对外贸易总额最大化、对外贸易顺差最大化和外贸企业利润最大化表现出由衷地偏爱。以为只要把对外贸易增长速度提高起来,把对外贸易总额增加起来,对外贸易效益就会提高,国民从中得到的社会福利就会增加,转型的目标就会实现,而淡化了对不确定因素和风险危机的洞察、防御、化解和转嫁能力的培养。应该看到,速度和数量不过是外贸增长方式转型的直观现象,转型的科学标准和实质性要求,是以应对危机、化解风险的潜在素质和能力作为衡量尺度的。国际贸易是国家之间的经贸往来和经济技术合作关系,它从一开始就受到国家、货币汇率、消费偏好和贸易规则等的制约。任何一个国家(甚至包括有独立关税的地区)都可以通过更换外贸政策,出台贸易规则而不费吹灰之力地把中国外贸企业创造的效益减下去,把他们的损失转嫁给我们。因此,中国外贸及其企业的抵制压力、规避风险、化解转嫁的能力大小,理所当然地应成为转型成功与否的客观标准和核心标志。
(二)关于外贸发展的均衡性
建设小康社会,发展是绝对的。发展方式的科学性和先进性,发展状态的稳定性和均衡性具有决定意义。在理念上,既要看到中国飞跃发展的可能性,学会抓住机遇,实现跨越式发展,又要承认“自然是不能飞跃的”,即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在长时间内和整体上,更多的发展形式是渐进的。因此,中国跨越式发展之后,必须实现从均衡到不均衡再到新均衡,即回到稳定和协调的均衡状态,以求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中国对外贸易也不例外。应该看到,中国在外贸经济发展方面存在着大量非均衡现象,集中表现在:第一,国家在宏观政策,如行政手段、贸易差额目标、出口导向战略、对外贸易依存度、“两个”市场安排、贸易利得、国民待遇等方面,存在失衡:偏爱行政手段、偏爱贸易顺差、偏爱出口导向、偏爱对外贸易依存度及国际市场,偏爱贸易利得和偏爱外国国民(超国民待遇)的倾向;轻视市场机制与行政措施均衡、贸易顺差与逆差均衡、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均衡、对外贸易依存度和对内贸易依存度均衡、贸易利得与规则利得均衡,以及中国国民待遇与外国国民待遇均衡。第二,企业在微观策略,如发展战略设计、市场营销渠道布局、“三大贸易”(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技术贸易)内部结构比例和发展速度等方面,存在失衡:重出口、重发达国家市场、重传统货物贸易,轻进口、轻发展中国家市场、轻服务贸易与技术贸易。第三,行业协会在中观协调,如行会规则、监控系统和措施、企业文化建设以及排名奖励等方面,存在失衡:明显地倾向或偏爱于外贸出口的有功之臣,重业绩轻德行,重“荣文化”轻“耻文化”,重“战文化”轻“和文化”,使外贸企业之间摩擦日益加剧,很难造就出规模经济给全行业每个成员带来协调发展的和谐局面,更值得警惕的是在外国采取歧视政策面前,形成不了合力;在外部不经济效应扩散面前,表现出软弱无力,致使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社会成本加大。
中美贸易战的论文范文第9篇
一 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中的巴统
不管学术界对冷战作何解释，一个不争的事实即美国的战略意图、冷战意志和综合国力始终处于冷战的主导地位。所以要想从根本上把握冷战，首先须从研究美国入手，须从研究战后美国的冷战战略入手。国家的对外经贸政策与国家的安全战略休戚相关，尤其是在冷战年代，美国的出口管制、进口限制和对外融资等政策均是以“国家安全保障上的需要”为名目进行的，所以要想把握冷战中的东西方经济遏制全局，也须从美国的冷战战略入手。崔丕教授以美国的冷战战略作为巴统史研究的切入点，可谓切中要害。该书以美国冷战战略的演变为经，将巴统、中国委员会的兴衰存废置于美国的冷战战略之下加以考察。作者依美国冷战战略的调整而划分东西方贸易管制史的阶段：美国的冷战战略被分为尖锐冷战期（1947-1962）、有限缓和、缓和期（1963-1979）和新冷战期（1979-1989）三阶段，呈现紧――松――紧的走势，所以东西方贸易管制相应地表现为“马鞍型”的发展态势。下表显示了该书的主要脉络：
作者“期待通过这项研究，阐明经济遏制政策在美国冷战战略中的地位及其与政治、军事遏制政策之间的互动作用；阐明美国冷战战略怎样左右巴统、中国委员会的东西方贸易管制政策的走向”（《巴统史》，第2页）。
冷战是东西方之间在政治对抗、经济遏制、军事对峙和意识形态对立的一场全方位斗争，所以冷战时代的东西方经济遏制不仅是单纯的经济现象，而是冷战在经济领域的展开。美国冷战战略是在西欧和远东为重要展开的。为在欧洲发动冷战，美国与西欧盟国筹组政治和军事战略同盟――北约（1949年4月成立）的行动与在经济领域筹组国际贸易管制组织――巴统（1950年1月正式成立）几乎同步进行，而巴统的17个正式成员国中除了日本和澳大利亚外全部是北约成员国，形成巴统与北约分别在经济和军事上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遏制政策的合力。新中国的成立和朝鲜战争的爆发使美国在亚洲开展冷战，1951年9月美国通过旧金山片面媾和建立了日美安保体制，次年7月就将日本拉入巴统，设立巴统在亚洲的分支机构――中国委员会，完善了对远东地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和禁运。从政治、军事和经济三位一体的角度去认识和理解冷战，将巴统、中国委员会分别置于冷战下的欧洲、冷战下的亚洲来研究，才能更清晰地理解冷战中的东西方经济关系。
虽然巴统在战略上将社会主义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加以遏制，但在政策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则在不同时期对各个社会主义国家采取相异的政策，或打压或拉拢，这充分反映了巴统贸易管制政策的复杂性。1948年苏南冲突发生后，美国立即实行“南斯拉夫差别”，以拉拢南斯拉夫；朝鲜战争爆发后，则对远东的社会主义国家施以“中国差别”政策，以严厉制裁为主，妄图以压促变；1956年波匈事件发生后，美国对波兰采用“波兰差别”政策；1964年给罗马尼亚以例外的优遇；1974年美国贸易改革法将东欧的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列入只给予发展中国家的“普遍优惠制”名单之中，以利用这两国与当时苏联的矛盾而达到分化集团的目的。中国在巴统贸易管制清单中的地位变化更是美国灵活运用巴统组织以追求国家战略的一个典型。
二 美国与盟国外交折冲中的巴统
在美国的冷战战略中，对社会主义国家的遏制政策与对盟国的扶植政策是统一的，犹如一个核桃的两半边。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遏制需要西方盟国的一致行动，为了协调西方国家的行动，美国将西方盟国间的经济关系与东西方间的经济关系紧密地联系起来，其策略和方式也随冷战局势和美国、盟国自身实力的消长而经历了如下的变迁：战后初期，美国拥有世界半数的财富和生产能力，在遏制社会主义国家的同时，不遗余力地援助西欧和日本，实行援助与管制相挂钩的政策。任何违反了美国《相互防卫援助统制法》（又称《巴特尔法》）而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禁运物资的国家，美国将停止对其援助。在西欧，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提供了大约376亿美元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并促其自助和互助，极大地削弱了传统的东西欧经贸联系。在远东，从战后初期到60年代中期，美国对日本实行单方面贸易优惠政策，即单向开放美国市场而容忍日本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但以严格限制传统的日中贸易为条件，用“美、日关于对中国出口管制的秘密谅解备忘录”加以约束。进入60年代后期，随着西欧、日本经济力量的壮大，美国也调整了对盟国的政策，提出“与其援助，不如贸易”的方针：即美国对盟国的贸易政策转向公平贸易，不再推行美国单方面的优惠政策。在东西方贸易关系上，美国也积极行动并与盟国在对苏联东欧国家的贸易上展开竞争，“在整个50-60年代，美国几乎从不利用上述各种‘例外程序’向苏联集团各国出口禁运的战略物资。但在70年代，美国变成利用‘例外程序’最多的国家，在有些年份，甚至超出巴统其他成员国的总和。”（第398页）进入80年代，国际局势日渐缓和，美、日、欧间的经济竞争则更趋激烈，美国不再将东西方贸易与西方国家内部贸易截然分开，而维系东西方贸易管制的手法也变成了对违反巴统管制清单的盟国实行“进口制裁”或“进口抵制”，其典型是关于“东芝事件”的处理。美国借东芝事件不仅提高了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出口管制水平，且将日本纳入了美国的高级军事技术研究计划当中，可谓一举两得。
诚然，巴统的建立使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管制的单边行为变为西方国家的集体行动。尽管在整个东西方贸易管制过程中是由美国一手策划、操纵的，但美国的盟国在东西方贸易管制中的地位和作用，盟国对美国冷战战略及贸易管制政策的影响也不可低估。所以巴统就成为美国与盟国展开外交折冲的场所，即巴统是美国与盟国互动下的巴统。本书对英国在冷战初期的作用给予了高度重视，指出东西方贸易管制的始作俑者当属英国，“在美国尚未提出对苏联、东欧国家贸易禁运政策以前，英国政府就已经对国内紧缺物资和军需物资实行出口管制”（第113页）。朝鲜战争爆发后首先对中国大陆实行贸易禁运的也是英国。盟国采取既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经济遏制又要与其开展贸易的所谓“鱼与熊掌兼得”的政策，所以美国与盟国在东西方贸易管制上的最大分歧莫过于贸易管制的广度和深度。美国趋于扩大管制范围，而盟国出于对传统东西方贸易关系的考虑而趋于精简管制清单。1950年英法联合提出的“共同管制清单”成功地抵制了美国强化贸易管制的政策，在有限缓和时代英国又率先要求缩减巴统管制清单。英国、日本在废除“中国差别”问题上的作用、德国等西欧盟国在缓和对国家的贸易管制方面的作用均有目共睹。美国的应对则是以某种让步如“例外程序”、“非阻止性管制”、“替代性管制”等手段有限地满足盟国的要求，以防整个贸易管制体系的崩溃。
东西方冷战虽是两大阵营的对峙，但夹在其间的中立国也不能置身事外，《巴统史》一书多处论及了东西方贸易管制中的中立国。美国对中立国的政策是威胁利诱，促使其脱离中立立场，转向西方。冷战初期美国对奉行在东西方之间“搭桥”战略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拉拢成功，50年代又与亚洲、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签署《共同防卫援助协定》，规定了受援国的出口管制责任，80年代美国与中立国建立了“类巴统管制”、“第三国合作”体系等，这些措施不断完善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经济遏制的全球体系。另一方面，中立国也绝非完全中立，而是以国家利益作为国策取向，时而偏向一方以寻求安全，时而偏向另一方以追逐利益。比如瑞典：50年代在东西方贸易管制问题上与西方国家保持合作，60年代则顶住美国的压力向苏联出口输油管道，80年代又加入了类巴统体制。虽然该书关于中立国的论述并不很深入，但对于冷战中的中立国地位之探讨，扩展了冷战史的研究领域。
三 遏制与反遏制下的巴统
巴统是西方世界控制东西方经贸联系的一道铁幕，组建巴统的目的就是以经济封锁为手段来阻碍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国防现代化，而实际上它也的确给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及社会生活各方面造成严重影响。经济遏制对苏联的直接影响是妨碍了其军事潜力的增长，“1986年，在20种重要军事技术中（计算机和软件技术作为一类），美国在13个领域中领先，在2个领域中与苏联平分秋色，不相上下，苏联仍然在5个领域中独占鳌头。然而，到苏联解体之前，美国已经在15个领域独领，在3个领域与苏联处在同一水平，苏联只在2个领域中仍然保持着领先地位”（第441页）。其他诸如对苏实施大口径管道禁运、粮食及大型企业设备禁运，也极大地影响了苏联的国民经济建设；而拒绝给予苏联最惠国待遇和限制对苏融资，无异于将苏联隔离于世界经济体系之外。
对于国际学术界所忽视的关于东西方经济遏制对中国的影响，该书重点谈了巴统和中国委员会对中国经贸格局的形成及走向所起的作用。1952年7月巴统中国委员会的建立使西方对中国大陆的贸易管制制度化，中国的对外经贸关系也随之一边倒。“……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急剧减少，而与苏联、东欧国家的贸易迅速扩大，换言之，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换……这种局面强化了中国政府在政治、外交上与苏联、东欧国家的战略协调关系，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奉为圭臬”（第293-294页）。而1957年巴统“中国差别”的废除，使中国与西方市场的联系重新开启，“中国对外贸易关系开始从主要倚赖苏联、东欧向二者并重的趋势转化”（第359页）。1972年巴统将对华贸易管制与对苏贸易管理置于同一水平即Y组；1980年将中国从Y组提升为P组，取消了向中国出口具有双重用途物资和非军事装备的限制，并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1984年将中国从P组提升到V组。这些变化使得西方对中国经济遏制渐趋松弛，日本、美国和欧盟遂成为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国对外经济联系的天平重新倾向西方，这也是中国在70年代末实施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外因。
当然，贸易管制是一把双刃剑，它在损害别国的同时也伤及本国。美国的NSC152号文件承认，贸易管制在短期和特定区域可以阻碍苏联战争潜力的增长，但从长远来看，并不能严重损害苏联集团经济的发展，反而给美国的盟国造成经济、财政和政治方面的困难。“多年‘国家安全管制’使美国每年经济损失47亿美元，‘出口管制’的经济损失每年则高达76亿美元。”黄素庵：《美国经济实力的衰落》，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136页。而美国遏制中国的代价是“美国政府不仅每年要付出4000-7500万美元的经济代价，美中对抗持续下去的结果更使美国为此付出了难以估量的政治代价”（第371页）。
遏制与反遏制是相辅相成的。西方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的经济管制无疑遭到了后者的报复。在巴统成立之初，国家针对西方的贸易管制，采取与西欧国家的贸易每年谈判和双边协议的方式，西欧从东欧的原料进口取决于其对后者的机械设备等的出口水平，以此打破其封锁。进入缓和时代，苏联积极扩大东西方经贸关系，其撒手锏是用能源换取西方的资金、技术和设备。1970年苏联开始向西德以低于美国的价格提供核燃料，而西德也投桃报李，于1973年帮助苏联建设核电站；苏联也利用美国与盟国间的矛盾，以诱入的利益吸引西方国家在对苏出口先进机械设备和商业贷款上展开竞争，不但坐收渔利，且以此迫使美国放松对苏经济管制。当西德屈从于美国的压力而对出口苏联的大口径输油管道实行禁运时，苏联则转向日本、瑞典，并借机开展日苏之间的大型成套设备贸易。当美国对苏实施粮食禁运后，苏联转向加拿大、阿根廷、澳大利亚和欧盟，使美国的粮食禁运以失败告终。
至于中国打破西方国家贸易管制的策略及做法，在该书中未予涉猎，未免美中不足。
四 关于《巴统史》的研究特色
一部优秀的史学著述除了具备新颖之论点外，还要有详实的史料、独到的研究视角和合乎逻辑的表述，《巴统史》一书在研究方法和史料方面极为成功。该书在研究视角上采用外交决策理论，通过对美国、英国、日本等国的外交文件的细致梳理以阐明美国冷战战略和巴统史的来龙去脉。全书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决策过程为中心，详细论述了美国的冷战战略和经济遏制政策形成的全过程：战略思想的酝酿―决策的制定―政策的实施与调整。该书涉及的美国外交文件可分三类：美国国家安全基本战略的文件如SWNCC236系列文件、NSC68、NSC135、NSC141、NSC162、NSC5501、NSC5602、NSC5708；美国对亚洲政策的文件如NSC13、NSC48；美国的东西方经济遏制战略的文件如NSC104、NSC152等，作者对其形成过程均作了深入的考辨。就各项政策的形成而论，作者分别从白宫、国务院、国防部、国会、社会舆论与压力集团、盟国的掣肘及决策者如杜鲁门、乔治・凯南、罗斯托等个人因素诸方面加以考察。有时对文件的探微达到了词汇和语义分析的程度，如对NSC152系列文件中关于经济防卫咨询委员会的提议与国防部提议的细微差别――Clearly与Reasonably之分析，可见作者史料功底之扎实与分析见解之独到。
该书的另一个研究方法是定性与定量研究之结合。作者充分运用各种统计数据和图表，以精确的数据代替了以往史著中关于巴统史的一些模糊论断并澄清了一些错误看法。比如关于巴统的建立时间问题、《巴特尔法》的形成、“中国绿线”问题、巴统贸易管制清单的历次调整等都提出了新的见解。全书选用的各类图表共55幅（张），这些珍贵的原始数据极具史料价值。另外，作者精心选取了11幅原档文件作为该书的插图（插页），它不但增强了读者对原档的可信度，读者完全可以对那一页影印文件加以释读，而且也有意让读者熟悉美国外交政策文件的类型和格式（如NSC决策文件、NSC文件的进程报告、分类图、清单等），以期全面认识原档。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该书的封面即是《1972年2月14日国家安全决策备忘录150，关于国际经济政策决策备忘录》的影印件，其良苦用心可见一斑。
作为实证研究的著作，该书占有与选用的史料十分丰富，几乎全部采用第一手文献资料，这些原档包括美国的NSC文件、美国对外关系文件（简写为FRUS）、英国外交部档案、日本外交档案及中国的相关史料。大量运用原档不仅反映了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而且避免了那种多次引用二手、三手史料所造成的研究成果低水平重复乃至雷同现象，也杜绝了由于多次转引而造成的断章取义及以讹传讹。当然，过分倚重原档也影响了全书的结构，使该书显得“头重脚轻”：关于50-60年代的档案大部解密，使作者能对巴统的起源和初期情况（1-4章）详细阐述；而80-90年代的档案十分稀缺，使该书对巴统解体的论述显得十分简略（第7章）。另外，原档的大量采用也使全书有一种从文件到文件的沉重感，严谨有余而可读性不足。
总之，该书立论深远，建构宏伟。在史、论两方面阐述了经济遏制政策在美国冷战中的地位；美国冷战战略对东西方贸易政策的支配；盟国对美国的冷战战略及巴统的影响；巴统的兴衰与美国霸权的内在联系。该书还在冷战起源、冷战发展的阶段性及特点、冷战后果等方面深化了现有认识，为我国学术界深入理解时代主题的变换、科学认识国际政治格局提供了新视角。
中美贸易战的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美国;战略性贸易政策;管理国际贸易;贸易保护主义;启示与对策
在改革开放30年之际,中国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经济成就。然而,在金融危机和其他因素的影响下,2008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外贸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不少外贸企业出现亏损甚至倒闭。这不仅影响到中国正常的外贸及就业,甚至还严重影响到国家总体经济的安全运行。有许多学者建议中国要借鉴美国经验,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推动出口的增长,带动国内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然而,美国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效如何?美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对中国调整贸易政策有哪些启示?本文通过分析已经实施了16年的美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效,探讨中国如何学习和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旨在改善目前中国对外贸易的困境。
一、美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
战略性贸易政策是指一国政府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中,凭借出口补贴促进出口、关税限制进口等政策手段,扶持本国战略部门,增强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从而在这样的贸易干预中把利润从外国转移到本国企业使本国获利的一种“具有保护主义色彩的”贸易政策。克林顿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核心体现在“管理国际贸易的理论”上,该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建立一个更加开放和自由的国际贸易体制,扩大出口是带动国内经济增长的关键。
(一)不断实行以政府为主导的贸易政策和战略
1993年9月制定了美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国家出口战略》,以推动美国经济从内需主导型向外需主导型的转变。为美国企业扩展国际市场,加强其企业的全球竞争力,通过扩大出口带动经济增长,创造更多就业机会。采取的措施包括开发“新兴大市场”,减少政府对技术领先产业的出口管制,提供贸易融资,提供贸易咨询等,将出口的重点集中于其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信息、生物工程及服务业等产业。
(二)积极开发和应用高新科技,为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制定“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计划和“全球信息基础计划”,以保持美国在信息处理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1997年2月,克林顿政府又提出了“知识经济”的概念,进一步把信息产业作为垄断世界市场的根本措施。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革命性地改变了美国企业经营方式,提高了企业生产率和经济效益,提高了其综合国力和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三)积极利用政府的双边和多边贸易协定为其扩展国际市场
克林顿贸易政策重点是减少其贸易伙伴的关税壁垒,为本国的商品和劳务出口打开市场。其充分利用美国的经济霸权地位,积极通过双边和多边谈判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多边贸易体制。克林顿政府所强调的国际经济政策是:“开放的全球贸易体系从长期看比贸易保护和孤立主义是更好的提高工资和生活水平的途径。”同时,其政府通过自身控制的国际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迫使一些国家开放市场,强调“美国将继续向外的国际主义政策承担义务,而国际主义政策也要求受危机影响的国家保持自己的市场继续开放。”
二、美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效
1993年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以来,美国虽然推动了其外贸的发展,带动国内生产效率的提高,经济快速增长并增加了就业,扭转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国际经济地位不断下降的进程,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其在美、欧、日三极力量对比中的地位,提升其经济竞争力。但是,也带来了本国净福利损失,恶化了贸易条件。
(一)贸易出口总量不断增长,世界市场的占有率逐年下降
在过去两个政府的16年里,美国国际贸易取得了快速增长。1993-2000年克林顿政府期间贸易出口额由6428.63亿美元大幅度增加至10705.97亿美元,增幅高达66.5%,随后放缓,然后大幅增长到2008年的18357.85亿美元。美国出口贸易额占GDP的比重,从1993年的9.7%上升到1997年的11.3%,随后下降至2003年的9.3%,又逐年回升,2008年已达12.8%。与世界出口相比,其出口额占世界出口额的比重从1993年13.5%下降至2008年8.8%。1994-2008年美国出口额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7.4%,与全球年平均10.6%的出口额增长率相差3.2个百分点。
(二)高新技术产业迅猛发展,商品贸易逆差日益扩大
两届政府都大力出台了各项政策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克林顿政府的《国家出口战略》主要针对战略性产业,提出一系列扶持政策。布什政府延续前政府的措施,并强调要进行技术革新,强调新环保能源开发。计算机、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在美国取得迅猛发展,美国在电信、半导体、汽车等高科技领域恢复了劳动生产率的领先地位,创造了所谓“新经济”神话。美国总统办公厅科技政策办公室公布了第3个美国国家关键技术报告,报告表明,美国在27个关键技术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就为高科技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奠定了基础,同时,新技术的开发与技术竞争地位的改善,使美国成为当今世界第一技术贸易大国。1993年高新技术产业的总产值为4871亿美元,到2000年已突破10000亿美元,随后回落,到2007年再度突破10000亿美元。总产值占GDP的比例从1993年的7.3%,提高到2000年的10.2%,截至2007年的7.9%,年平均水平为8.4%。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也带动了美国出口贸易的增长,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对其他相关产业辐射并扩散技术和管理诀窍,带动了各相关产业的技术改造和协调发展,推动了美国的经济和就业的增长。随着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商品与服务贸易也快速增长,服务贸易额基本维持,近两年增幅较大;商品贸易逆差逐年扩大,虽然前期基本保持,但2000年开始逆差较大。因此,贸易总量增长的同时伴随着国际贸易的长期逆差,主要是商品贸易的逆差,1993年的贸易赤字为703.11亿美元,后逐年递增,2006年贸易赤字为7532.83亿美元,近两年赤字有所回落。
(三)经济持续增长,经常项目赤字逐年增长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重新获得了在未来工业领域的领先地位,在对外贸易的强力推动下,美国经济持续增长,综合国力进一步提高。1993-2008年,美国GDP增长了55.4%,年均增长2.97%,大幅超过主流经济学家公认的2%的年增长速度。克林顿政府时期,增长了30.3%,年均增长3.71%,大大高于同期世界的3.40%;布什政府时期,增长了18.34%,年均增长2.23%,但是比世界同期低了1.73个百分点。美国GDP年均增长率高于同期的发达国家和日本(见表1)。
随着GDP的增长率的提高或放缓,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美国经常项目一直处于逆差状态(见图1),赤字占GDP的比值走势与经常项目走势相似。1993-2008年,赤字占GDP的比重从1.3%上升到4.7%,年平均比重为3.6%。
(四)就业市场状况良好,净福利损失严重
《国家出口战略》提出了一条公式:出口=就业。美国商务部预计到2000年出口部门将支撑近1600万个就业机会,其就业回报率将比平均水平高出30%。截至2007年,美国总体就业人数为14605万人,新增就业人数为2579万人。1993-2007年,平均每年新增183.7万个就业岗位。2000年,失业率冲破普遍认可的6%的正常界限,回落到4%以下。
波特国际竞争优势都包含了共同点:重视一国(地区)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和长期盈利能力;竞争力意味着国民财富的增加和实际国民收入的提高。然而,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需要美国支付昂贵的费用,通过对某行业的补贴使一些人受益,是对国家财政收支的再分配,它是以牺牲其他行业的利益为代价的,而且深受其害的是使用其产品的国内消费者,当消费者福利的损失超过生产者利益的增进,国家净福利恶化。例如,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美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政策进行系统研究,运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测算出1991年美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给本国经济造成的损失达15.9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当年GDP的0.03%。伽拉维(Gallaway,Blonigen&Flynn,1999)等运用相同方法再次考察美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的总体福利效应,发现1993年名义反倾销税与反补贴税给美国造成的福利损失达2.09亿美元,但考虑到许多出口商通过提高出口价格成功地在行政复审中降低了倾销幅度,减少缴纳反倾销税,从而将美国政府的税收收入转化为出口企业的收入,反倾销反补贴每年给美国造成的福利损失在20-40亿美元。通过分析表明,反倾销在一般情况下并不是一种合理的政策措施,一个合理的解释即特定利益集团的作用。
(五)恶化贸易伙伴的贸易条件,加剧全球贸易保护主义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促进国内的出口,还深及诸多贸易伙伴的进口。在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冲击下,发展中国家首当其冲受到影响,其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越来越小,利润越来越低,比如技术壁垒的冲击。一方面,设置许多进口手续,并产生相关费用,导致贸易伙伴进口美国成本大幅度上升。另一方面,成本上升,竞争力下降,经营效益降低,使企业贸易收益降低,贸易条件恶化。例如,2005年美国和欧盟对中国纺织品实施的特保措施,使中国与发达国家的贸易摩擦达到了高峰。尽管通过反复磋商谈判,最终中国采取主动配额暂时平息了这场争端,但在配额时代结束的第一年,中国纺织品出口未能充分享受到纺织品自由贸易释放的市场空间,却仍要受主动配额的约束。贸易摩擦频发不仅使企业蒙受了巨额损失,而且损害了“中国制造”的国际形象,不利于中国出口的可持续增长。
美国的战略性贸易政策也加剧了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导致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趋向增强,破坏贸易自由化秩序。例如,战略性贸易政策大量使用R&D补贴、信贷优惠、税收减免、生产补贴以及低价外销或进行外汇倾销等政策工具,势必引起有关国家的强烈反应,并加强相应的贸易保护措施。这将把国际贸易中存在的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推向更高的水平,加剧国际贸易领域中的矛盾和斗争,恶化国际贸易环境。比如,近年来欧盟诉美国《外销公司法》案,就是美国贸易伙伴对美国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强烈反应。
三、美国战略性贸易政策对中国的启示
美国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取得经济增长及就业增加等成就,有其特殊的背景和条件。当时美国处于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信息完备,政府能高效地进行独立决策,经济实力雄厚,有足够的资金进行干预。科技虽然稍微落后于欧洲,但相对于世界水平仍然是处于发达地位。它保护的行业具有规模经济,而且能产生巨大的外部经济,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和出口扩张。这些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目前不可能具有的。然而,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有劳动力和资源的比较优势,发达国家有资本和技术丰富的比较优势。目前发展中国家实力增强,如果再运用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制定贸易政策,将不利于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优化,更加不利于发展中国家提升经济地位。因此,中国在制定贸易政策,改善贸易现状时应韬光养晦,注重以下几方面。
(一)遵守WTO规则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不恰当实施会遭到贸易伙伴国的报复,加剧贸易摩擦,导致国与国之间的不友好。根据博弈论的研究成果,如果有两个国家对相同的战略性产业实行对等的扶植政策,必然会引发过度竞争,导致“囚徒困境”的出现,战略性贸易政策也就无法有效地推行。所以,中国应在WTO的原则框架内,在不断开放市场的同时,加强外交与谈判,促使他国取消对华不平等待遇,减少贸易摩擦,开放市场,放开对华出口限制。建全外贸预警机制,及时预料别国贸易政策的变化,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努力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推动全球化进程。
(二)优化产业结构
一方面大幅度增加科技投入,尽快扭转中国R&D经费占GDP比例过低的局面,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动力,鼓励企业多出口高技术含量的和具有自主品牌和高附加值的产品,带动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培育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和产品,实现更多的规模经济,使中国在国际贸易中逐步处于有利的位置,利用国际贸易推动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另一方面,提倡环保,节约能源。提供财力支持科研项目,开发新产品,促进出口,有利于国家的长远发展。
(三)优化外贸环境
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市场体系。建立完备的法律体系,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政府必须提高决策效率,提倡科学公平决策,摆脱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政府应与各行业协会紧密结合,建立行业信息网络,及时搜集和国内外同类行业信息,为企业提供信息、咨询等服务。提高政府对出口的服务职能,简化现有的出口手续。联合各大银行,对企业出口提供融资支持。
(四)灵活运用政策
金融危机下,中国产品和企业面临“走出去”的严重困难。产品不能销售就转内销,国内市场竞争加剧,企业利润下降,失业人数增加。因此,要灵活运用配额、进口许可证、政府采购和技术壁垒等非关税措施合理保护国内产业,制止外国企业在中国的不合理行为。继续运用出口退税等关税措施鼓励企业和支持产品走出去。
(五)发展服务贸易
发展国际服务贸易,对促进一国国内服务产业面向国际市场,参与国际分工、国际交往和国际竞争有着重大作用。中国目前服务贸易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和管理混乱的问题已经凸显。政府应高度重视发展服务贸易,把金融、保险、计算机信息服务等技术密集型高附加值服务产业设为战略贸易产业,给予保护政策和资金支持。优先发展国内的旅游服务、工程承包、劳务输出等具有传统比较优势的行业,提高这些行业的知识含量和技术含量,增加贸易附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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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战的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经济相互依赖；周边海洋权益争端；贸易和平论
中图分类号：F752；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7）05-0003-09
一、引言
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拥有三百多万平方千米的海洋国土、三万多千米的海岸线和上万个岛屿。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越来越重视海洋的开发、利用以及权益维护。然而，由于历史等方面的原因，中国所宣称的海洋权益不仅没有得到保障，反而还受到相关国家的侵犯，涉及到海洋和海洋产权等各个方面。在中国宣称拥有海洋利益的四大海域中，除了渤海为中国内海而不存在海洋权益争端外，东海、黄海和南海都存在海洋权益争端。与中国存在海洋权益争端的国家则涉及到与中国隔海相望的所有国家，包括日本、韩国、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和文莱等。有的国家由于海洋权益争端与中国在政治上尖锐对立甚至存在随时可能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如日本由于问题与中国在政治上尖锐对立；有的国家虽然与中国也存在海洋权益争端，但是在政治上相对比较缓和，如韩国。
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4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10万亿美元，成为世界上经济总量超过10万亿美元的第二个国家，GDP总量约为美国的60%。同时，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货物贸易国和外商直接投资国。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关系看，日本和韩国都是中国重要的贸易对象国、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国，中国也是日本、韩国、菲律宾和越南最重要的贸易对象国。如果按照贸易和平论和经济相互依赖论，中国与日本、菲律宾和越南等国家之间应该不会发生战争或政治上的极端冲突，然而中国与日本和菲律宾在政治和经贸关系上却表现出了政冷经热。因此，需要弄清楚：中国与周边海洋权益争端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既然如此密切，为什么还会发生争端或冲突？这与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贸易和平论是否存在不一致？如何对此进行解释？同时，我们注意到，无论是中国还是周边海洋权益争端国家也都与美国等第三方国家存在政治和经贸关系，其密切程度将会影响到能否运用贸易和平论分析中国与周边海洋权益争端国家的冲突。
二、文献综述
贸易和平论和经济相互依赖与和平之间的关系并非完全对等，但联系密切：第一，贸易和平论是最早地将经济与和平或冲突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讨论而提出来的判断，主要是讨论贸易与和平之间的关系；经济相互依赖与和平的关系虽然将贸易看做国家之间经济相互依赖的主要内容，但不是唯一内容，而是还包括对外直接投资。第二，贸易和平论的最新发展就是经济相互依赖与和平的关系，二者所得出的判断基本上是相同的，都是三种观点：（1）贸易或经济相互依赖能够减少冲突，促进和平的实现。（2）贸易或经济相互依赖不仅不能够减少冲突，反而会增加冲突。（3）贸易或经济相互依赖与和平或冲突没有必然的联系。为了分析或研究的方便，本文同时使用贸易和平论和经济相互依赖与和平关系两种表述。
（一）贸易和平论的提出
贸易和平论的提出至少可以追溯到17世纪法国的克吕塞，其基本观点是通过自由贸易也能够获得依靠征服或占有所获得同样的收益。20世纪之后，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对贸易和平论进行了重新阐述并进行了实证研究。木济相互依赖的角度看，基欧汉和奈为相互依赖建立了一个清晰的理论框架。基于预期收益模型，Polachek认为，“交战的代价将会随着贸易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假设其他条件不变，贸易量越大，冲突的代价就越高，冲突的可能性就越低”。如果从国家间的冲突是获得经济利益的一种方式从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贸易或其他经济手段所取代的话，那么贸易和平论无疑是成立的，并且国家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越密切，相互冲突的可能性就越小。Rosecrance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上发生的一个有趣变化是，和平贸易战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有效得多。国家通过工业发展和技术进步，可以改变自己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其他国家也可以通过国际合作，从贸易扩展和增长中获利”。Fearon提出了理性主义军事冲突模型，认为军事冲突的根源在于国家间谈判的失败，如果国家间能够通过谈判解决冲突或争端，军事冲突完全可以避免，因为国家都是理性的，都会根据自身利益进行成本收益计算。许多学者对贸易和平论进行实证研究，证实了这一判断。Polachek与Polachek等证实了贸易和平论。Polachek对1958-1967年30对贸易伙伴国的双边贸易流量和每年的净冲突进行的相关性研究表明，贸易与净冲突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Polachek等证实了改善贸易条件会减少冲突，而恶化贸易条件会增加冲突。波拉切克和西格利的研究表明，“贸易国之间会出现更多的合作、更少的对抗，且贸易量增加一倍，会使好斗性减少20%”。
（二）贸易和平论受到的挑战及发展
然而，贸易和平论也受到了挑战。一种观点认为，国家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不是导致和平的原因.反而是导致冲突的根源，如华尔兹认为，“紧密的相互依赖意味着交往的密切，从而增加了发生偶然冲突的机会”；另一种观点认为，国家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与和平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因为国家之间的经济交往属于低级政治问题，而和平与安全等属于高级政治问题，经济联系根本制约不了国家间的冲突。
从中国与韩国之间的外商直接投资情况来看，韩国是中国主要的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国，中国也是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标国。1997-2014年，中国实际利用外国直接投资中，韩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一直名列前茅。仅次于中国香港、维尔京群岛、日本、新加坡和美国。从韩国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占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总额来看，中国在韩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其中2003年和2004年韩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占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90%以上。
在政治上，中韩双方致力于地区和平与经济发展，共同推动朝核六方会谈，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中。中韩两国加强沟通和协商，中方支持韩方成为联合国非常任理事国，支持潘基文成为联合国秘书长等。在朴槿惠于2013年就任韩国总统之后，韩国一直致力于发展与中国的经贸和政治关系，使中韩之间无论是经贸关系还是政治关系都达到了非常密切的程度，然而从2016年开始，由于韩国与美国联合部署“萨德系统”而在政治上日益趋冷，出现了“政冷”。
（二）中日关系：经贸往来密切，政治上变数较大，表现为“政冷经热”
中日于1972年邦交正常化之后，经贸关系发展迅速，文化交流比较频繁，但是政治上受到日本右翼势力和领导人个人所在党派和立场的影响而表现得“时冷时热”。
在经济上。中国与日本都为对方的主要贸易对象国。截至2003年，日本连续11年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2004年，日本被欧盟和美国超过而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2011年，日本又被东盟超过而成为第四大贸易伙伴；2012年，日本又被中国香港超过而成为第五大贸易伙伴。从日本的对外贸易伙伴来看，2009年，中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日本最大出口对象国；2013年，中国是日本第二大出口对象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对象国。中国与日本的贸易额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不断下降，而日本与中国的贸易额占日本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在不断上升。这说明，在对外贸易中，中国对日本的依赖程度在不断下降，而日本对中国的依赖程度却在不断上升。
日本是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来源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对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一直位于中国实际利用外资来源国的前五位，许多年份位于第三位，是除中国香港和维尔京群岛之外的最大的实际利用外资来源国，但中国对日本外国直接投资依赖程度也在逐年呈下降趋势。
中日之间的政治关系则一直变数比较大。由于受到日本右翼势力、首相态度和政府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等的影响，中日之间的政治关系忽冷忽热。中日建交之初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的首相对华态度基本上是比较友好的，均积极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但也有一些首相对日本侵华战争持模糊态度，或参拜靖国神社等；20世纪90年代日本历任首相对中国都比较友好，承认日本的侵华战争、对华道歉，积极发展对华关系；进入新世纪之后，大部分首相对华态度强硬。
（三）中菲关系：经贸往来密切，政治交往长期向好，在阿基诺三世执政时期矛盾较多，表现为“政冷经热”
中菲自1975年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取得了较快发展，双方领导人多次互L，并在2005年建立了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战略性合作关系。然而，由于中菲之间在南海岛屿和海域等问题上存在争端，致使两国之间在政治上还存在较大冲突和分歧，特别是2015年6月初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在访问日本时发表演讲，将中国比作纳粹德国引起了中国的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致使中菲关系跌入谷底。中菲关系在阿基诺三世时期基本上可以归结为“政冷经热”。2016年6月30日，菲律宾新总统杜特尔特上台，多次表达了“亲中脱美”的立场，使中菲政治关系迅速升温。
在贸易方面，从绝对量上来讲，中国与菲律宾的进出口总额增长迅速。从1998年的20亿美元增长到2014年的430亿美元，增长了二十多倍。中国对菲律宾的进出口总额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最高时达到1.41%，对菲律宾的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比重最高时达到0.90%，从菲律宾的进口占中国进口总额的比重最高时达到2.42%。从贸易量上看，菲律宾对中国的贸易依赖程度要远远高于中国对菲律宾的贸易依赖程度。从进出口商品的类型来看，中国对菲律宾出口的主要是制成品，菲律宾无法找到同样价位的替代货源，但中国从菲律宾进口的主要是香蕉和芒果等农产品，替代进口来源不仅很多，而且同等价格的替代货源很多。
（四）中越关系：政治上经历了波折之后基本平稳，经贸往来密切
在地理上，越南是与中国存在海洋权益争端国家中唯一陆地接壤的国家。越南与中国的云南省、广西省接壤，与海南省隔海相望。早在1950年就与越南建立了外交关系，但是中国与越南的外交关系并不顺畅，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50-60年代是“同志加兄弟”的亲密时期，20世纪60-70年代是非正常化时期，1991年以来为正常化时期。在1991年正常化之后。1991-1998年为恢复重建阶段，1998--2007年为全面合作阶段，2007年至今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阶段。自1991年以来，中越之间基本上每年都有主要领导人之间的互访，甚至一年中会有多次。可见，中国与越南之间在1991年关系正常化之后，政治关系平稳，双方领导人都在积极推动向前发展。
从经贸关系上来看，中国已经连续11年成为越南第一大贸易伙伴，越南成为中国在东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五、对中国与周边海洋争端国家经贸关系和政治关系“背离”的分析
中国与周边海洋争端国家的经贸关系都比较密切，从政治关系和军事关系上看，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政治关系和军事关系紧张类，即政治关系波动较大，特别是随着国内政治的发展和领导人的更替，由于海洋争端而造成的军事关系相对比较紧张，存在发生潜在战争的可能性，日本属于这一类。第二，政治关系友好类，虽然存在海洋争端，但直接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不太大。韩国属于这一类，杜特尔特执政之后的菲律宾属于这一类。第三，政治关系相对比较友好类。历史上曾经由于海洋争端发生过战争，近期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不太大。
（一）周边国家对相关海域的声索、占领和控制开始于尚未与中国建交时期
中国宣称拥有的海域主要是依据“历史性权利”，如对南海海域是依据“九段线”，在东海、黄海海域是依据中国世代渔民曾经到达、生产并且官方记载管辖的海域，然而这些海域在新中国建立之后的很长时期内由于各方面原因并未实际占领和控制，既没有驻军，也没有中国居民居住，这就给相关国家通过各种途径登陆、占领、驻军和声索的机会，而且相关国家与中国的外交关系要么尚未建立，要么尚处于建立初期还不稳定。
（二）日本和菲律宾对华态度受到其国内政治的影响
进入21世纪之后，在海洋权益争端问题上，日本和菲律宾态度相对比较强硬，尤其是2012年12月底安倍晋三出任日本首相和2010年6月阿基诺三世出任菲律宾总统之后。日本与中国海洋权益争端主要是围绕问题展开的；菲律宾与中国海洋权益争端主要是围绕南沙群岛中菲律宾强行占领和控制的岛礁沙滩展开的。日本和菲律宾对华态度的强硬和战略的转变与其国内政治密切相关。
中菲两国自20世纪70年代建交一直到21世纪初，主要致力于经贸关系的发展，海上冲突虽然时有发生，但是一直没有成为两国关系的焦点和重点，但在阿基诺三世上台后，从2011年开始中菲关系急剧恶化，一直到2016年7月初阿基诺三世任期结束。从其国内政治来看，有如下四个方面：第一，阿基诺三世的个人性格决定了其对华政策的反复无常。喻文灵和冯威指出。阿基诺三世在担任总统之前是个“懦弱、缺乏自信和不够果敢的人”，在担任总统之后为了树立其强硬的形象，对华摆出强硬姿态。第二，从利益集团的角度看，菲律宾的对华政策是阿基诺三世满足石油集团利益的结果。第三，阿基诺三世在竞选总统时对军队的承诺也成为其对华政策的重要根源。第四，中菲经贸关系即便受到两国海上关系的影响，受影响的也主要是低收入阶层，而他们在国内政治中的地位有限。在杜特尔特上台后，表现出了“亲中脱美”的政策，多次在公开场合表达该立场，在10月初甚至宣布“暂停与美军在南海的巡航和军演计划”。与此相应，中方也表达了对杜特尔特的友好和欢迎态度。在9月底菲律宾的民意调查中，杜特尔特获得了64%的满意度。从阿基诺三世到杜特尔特执政菲律宾对中国在政治上的态度变化，也体现出中菲关系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内政治的影响。
21世纪之后的日本历任首相中，对华友好的首相在位时间都非常短，而对华比较强硬的小泉纯一郎在位达到五年半、安倍晋三已经在位近四年并且还有可能继续连任。这主要与日本国内经济长期不景气和右翼势力的增强密切相关：第一，日本经济长期低迷，政党竞争中提振经济的战略和政策乏善可陈。日本经济从20世纪90年代之后长期处于低迷状态，各执政党和首相虽然提出了许多刺激经济的计划和政策，然而都没能解决日本的经济低迷。在这种情况下，政党竞选中提振经济的纲领就越来越不能吸引到选民。第二，右翼势力增强，选民对“领土”问题等表现出更大的兴趣。从2009年9月16日上台的鸠山由纪夫到菅直人和2011年的野田佳彦都属于日本，然而野田佳彦与前两位的对华政策完全不同。特别是2012年日本的“购岛”风波将中日关系推到了建交以来的最低点。从选举政治的角度看.野田佳彦的对华政策与日本上台之后支持率迅速下降密切相关。第三，日本对华政策虽然可能会影响到其经济利益，然而这一方面存在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在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背景下对政治支持的影响相对比较小，反倒是以“领土”为由采取对华强硬政策能够获得更多支持。
（三）美国作为第三方介人是导致中国与周边海洋争端国家关系紧张的最重要因素
在中国与周边海洋争端国家之间中，一直都有美国等大国的参与：第一，美国与日本和菲律宾等存在更加密切的经贸关系或经贸往来。第二，美国与日本、菲律宾和韩国等军事合作密切。第三，美国试图借中国与周边海洋争端国家的冲突来遏制中国发展。
1.日本、韩国和菲律宾与美国的经贸关系
（1）日本与美国的经贸关系
中国虽然在2007年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但是相对于日本与美国之间的贸易，日本对美国的依赖更大一些。第一，日本与美国的贸易关系由来已久，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直互为对方重要的贸易伙伴，而二战后中国与日本的贸易关系从20世纪70年代两国邦交正常化之后才开始。第二，虽然从数量上看，日本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高于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但是从结构上看，日本对美国是贸易顺差而对中国主要是贸易逆差，表4给出了2014年日本对美国和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情况。
由表4可知，日本对美国和中国的出口额差不多，但是日本从中国的进口额远大于从美国的进口额.这就导致了日本对美国存在574.18亿美元的贸易顺差，而对中国为545.13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在日本2014年存在1218.54亿美元贸易逆差的情况下，对美国贸易顺差的依赖程度要远高于对中国贸易逆差的依赖程度。
（2）韩国与美国的经贸关系
中国虽然为韩国第一大贸易对象国，并且韩国对中国存在巨大的贸易顺差，成为其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但是，韩国与美国的经贸往来也很密切，美国一直是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表5给出了2014年韩国与前三大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额及占比情况。由表5可知，美国是仅次于中国的韩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也是韩国贸易顺差的重要来源。
（3）菲律宾与美国和日本的经贸关系
菲律宾与美国和日本等国家经贸关系密切。郑国富研究表明，1981-2007年，美国一直是菲律宾最大的贸易伙伴，日本则是其第二大贸易伙伴；2008年，日本成为菲律宾最大的贸易伙伴；2009年，美重新成为菲律宾最大的贸易伙伴；2010年之后，日本稳居菲律宾最大贸易伙伴地位。中国与菲律宾的贸易额在新世纪之后增长比较快，2013年，中国首次成为菲律宾最大的贸易来源国。中国与菲律宾的进出口额占菲律宾进出口额的比重与美国和日本的差距在缩小。2014年之后，中国成为菲律宾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贸易对象国。然而，中国对菲律宾的进出口贸易中，菲律宾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占菲律宾全部贸易逆差的绝大部分。据统计，2015年1-11月，菲律宾累计贸易逆差为86.40亿美元，其中，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就达到71.72亿美元，占其贸易逆差总额的83.00%。然而，菲律宾对美国和日本的出口额都大于进口额。在菲律宾贸易存在逆差的背景下，其对美国和日本的依赖程度显然要高于对中国的依赖程度。
2.日本、韩国和菲律宾与美国的军事合作
（1）日本与美国的军事合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与日本从1951年9月签署《旧金山和约》开始进行安保合作，形成“美日安保体制”。虽然经历了冷战、冷战后等几个阶段，“美日安保体制”的内容和形式等有所修改，但是美国与日本之间的军事合作本质没有变化，美国借日本遏制中国的战略没有变化。
从本质上讲，中日问题就是美国与日本《旧金山和约》的产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的《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都要求日本无条件归还所占领的中国领土，但是20世纪50年代初的美日《旧金山和约》规定，北纬29度以南的西南诸岛交由联合国托管，美国为唯一施政当局；1952-1953年，在美国支持下，琉球群岛托管政府扩大托管范围，将列入其中；1971年，美国将琉球群岛和的施政权“归还”给日本。这成为日本之后强行占领并宣称为其“固有领土”的最重要依据。因此，归属本来没有问题，是美国在二战后冷战时期的对日政策造成的。2015年4月27日，美日第三次联合发表《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对此袁杨等指出，美国“允许日本武装力量在全球扮演更具进攻性的角色”。“不仅鼓励日本积极发展防卫力量，加强西南方诸岛军事部署和有针对性的战备演训，还对安倍在防卫政策上的种种出位举动表示支持或默许”。
可见，美国与日本的军事合作是日本能够不断挑起中日争端的主要因素之一，美国成为中日海洋权益争端中最重要的第三方力量。
（2）韩国与美国的军事合作
韩国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以双方签署的《美韩共同防御条约》为基础。其主要目的本来是冷战时期遏制前苏联、中国和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在冷战结束后，美国也一直都在韩国有驻军，目的是捍卫其所谓的亚太利益。朴槿惠执政期间，韩美军事合作比较突出的就是2016年7月韩方不顾中方反对确定在美军驻韩军事基地部署萨德系统，并且选址。应该说，韩国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并非直接与中韩海洋争端有关。但是韩国不顾一切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合作部署萨德系统，却是导致中韩关系在2016年趋冷的重要因素。这也体现出面对安全问题，经贸往来只是一个低级政治问题，至少从韩方、从朴槿惠的公开言论来看是如此。
（3）菲律宾与美国的军事合作
菲律宾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一直到冷战结束之前，美国在菲律宾一直建有军事基地和驻军。冷战结束后，菲律宾参议院废除了与美国的《军事基地协定》，1991―1992年底，美国向菲律宾归还了6个军事基地，一直到1995年前后，无论是美国还是菲律宾都在弱化双方的军事同盟关系；1995年“美济礁事件”之后，菲律宾感到中国在南海的军事行动将对其形成长期安全威胁，开始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合作；1998年，美菲签署《访问部队协定》，恢复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将菲律宾视为在东南亚反恐的主要基地，对菲律宾提供军事援助等；2009年之后，随着奥巴马“重返亚洲”战略的推行，美菲军事同盟得到优化和提升，美国对菲律宾军事访问和联合军事演习的次数和频率等都大为增加，使得南海的局势更加复杂。
六、结语
中美贸易战的论文范文第12篇
吴仪在致辞中表示，中美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连续五年成为美国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中美经贸关系是互惠互利的，这一关系发展同两国政治、文化、科技等方面关系的发展密切相关、相辅相成，成为中美整体关系的坚实基础。
吴仪指出，对中美两国经贸关系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双方要以建设性的态度通过对话和协商努力解决。要反对把经贸问题政治化，抵制贸易保护主义。希望美方能够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发展趋势，采取适当的经贸政策措施，确保中美两国人民能够从不断发展的中美经贸关系中获得更多利益。
吴仪强调，中方不追求贸易顺差，中国的国内消费和市场空间将进一步扩大。中国对包括美国产品在内的世界各国产品敞开大门，关键在美方的政策。希望美方把握住机遇，扩大对中国民用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增加美国对中国市场的占有率，使中美经贸关系逐渐趋于平衡。
吴仪表示，在中美两国元首的关注和指导下，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日趋成熟，中方期待本次对话为深化中美两国经贸合作、推进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保尔森在致辞中表示，美中战略经济对话已取得阶段性进展，两国经贸关系更为强大，合作领域进一步扩大，对话和交流渠道更富成效，双方信心在增强。
保尔森表示，美中经济依存度越来越深，各自的经济也都面临挑战。美国欢迎稳定繁荣的中国，也关注中国的汇率政策和资本市场开放。美国政府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支持自由竞争。美方希望美中战略经济对话取得成果，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平稳发展。
出席对话的中方代表团成员还有：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外交部部长杨洁篪、发展改革委主任马凯、农业部部长孙政才、卫生部部长陈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银监会主席刘明康、证监会主席尚福林、保监会主席吴定富、商务部副部长陈德铭、驻美大使周文重等。美方代表团主要成员还有美国驻华大使克拉克・雷德、美国商务部部长卡洛斯・古铁雷斯、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迈克尔・莱维特、美国贸易代表苏珊・施瓦布、美国环境保护署署长斯蒂芬・约翰逊等。
在此次对话中，双方围绕“抓住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和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的主题，就强化贸易诚信、经济平衡发展、能源、环境和双边投资等五个议题进行了讨论。
对话期间，双方签署了《中美关于食品、饲料安全合作协议》、《中美药品、医疗器械安全合作备忘录》等多项协议，并就在金融服务业、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能源和环保、透明度、投资、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经济平衡增长等八个领域开展合作达成了31项共识。
12月13日上午，第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闭幕。吴仪和保尔森共同主持闭幕式。
吴仪表示，在第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期间，双方从战略高度对今后一段时间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进行了综合思考，这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中美经贸关系互利双赢的实质，妥善处理中美经贸关系不断发展扩大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化挑战为机遇，使中美经贸关系始终蓬勃发展。
吴仪表示，本次对话中，双方进行了富有成效的讨论，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为中美经贸关系注入了新活力。双方在食品安全和产品质量、经济平衡发展、环境和能源以及投资等方面的讨论都取得了进展,签署了多项合作协议，达成一系列共识。本次对话具有战略意义，是一次互利双赢的会议，将对中美经贸关系未来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保尔森表示，这次对话很成功，显示了双方合作关系的日趋成熟，我们建立了一种信任的精神，能通过直接沟通，讨论困难的问题。通过战略对话，我们在众多方面取得重要进展，达成协议和共识。战略经济对话的成功，也推动了两国其他对话机制取得成果。战略经济对话主要讨论长期性、战略性议题，美方将继续同中方共同努力，不断推进对话，使两国经贸关系继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
双方商定，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将于2008年6月在华盛顿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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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3日，国家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保尔森等美方代表团主要成员。
说，在新的一年里，中方愿与美方一道，坚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中美关系，进一步加强双方在双边领域和国际地区问题上的沟通与合作，尊重和照顾彼此重大关切，不断拓展双方的共同利益，使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在新的一年里取得新的进展。
希望双方共同努力，进一步完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等重要机制，以更好地服务于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发展的大局。
保尔森表示，美方赞赏两国在一些重要国际地区问题上的沟通与合作。
保尔森表示，布什总统和主席为美中战略经济对话确定了重要的原则。对话为双方加强合作、增加信任提供了重要平台，美方将继续致力于推进对话不断取得积极成果。
吴仪和中方代表团主要成员谢旭人、杨洁篪、马凯、孙政才、陈德铭、陈竺、周小川、李长江、周生贤、周文重等，以及美方代表团主要成员克拉克・雷德、卡洛斯・古铁雷斯、迈克尔・莱维特、苏珊・施瓦布、斯蒂芬・约翰逊等参加了会见。
当天，国务院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保尔森等美方代表团主要成员。
说，中美应携手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加强互利合作，实现共同发展，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
指出，中美经贸合作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分歧和摩擦，但这与两国经贸合作给双方带来的巨大利益相比是支流。双方应着眼大局和长远，坚持通过对话和协商，以建设性的方式，按照经济规律妥善解决。
表示，中方重视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为减少美国对华贸易逆差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我们也希望美方重视中方的关切，实行开放的贸易和投资政策，放宽对华出口管制，为中国企业赴美开展贸易投资活动提供公平环境，与中方共同努力，促进中美贸易平衡发展。
希望中美双方通过战略经济对话这一重要机制，不断增进战略互信，为中美经贸关系沿着互利共赢的正确方向发展做出努力。
保尔森介绍了第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情况。他表示，美方认为，一个经济稳定发展的中国符合美国利益，中国经济如果停止增长，对中国没好处，对美国也没有好处。美方将同中方一起工作，努力建立长期稳定的美中经贸关系。
中美贸易战的论文范文第13篇
论文摘要：随着中美之间贸易量的增大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则有越演越烈的趋势。导致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有多方面的。只有全面认清了中美贸易摩擦原因，我们才能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对策。努力使贸易摩擦对我国经贸方面的负面影响减弱到最低的限度。 论文关键词：中美贸易 贸易摩擦 对策分析 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层出不穷，对两国经贸发展带来不利影响。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中美之间存在的巨大贸易差额问题是导致中美贸易摩擦的直接原因 根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07年，美中货物贸易3867.5亿美元，较2006年增长12.8%。其中美对华出口652.4亿美元，增长18.2%；进口3215.1亿美元，增长11.7%。与此同时，2007年美对华贸易逆差达2562.7亿美元，增长10.2%，占同期美货物逆差总额的31.4%，逆差金额和占比均创历史新高。国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认为，两国间经常项目收支的逆差，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1.5%，会发生激烈摩擦；超过2%，就会引发报复行动；如国对国的贸易顺差超过该国贸易额的25%-30%，那就是政治问题。美对华贸易的巨大逆差给美国贸易保护主义者提供了借口，美国贸易保护势力不断借题发挥。 （二）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与市场拓展之间的矛盾 一个国家的兴衰与拥有市场份额的多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当代，各国经济发展对市场，特别是对国外市场的依赖性越来越大，市场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稀缺资源。可以预见，在今后的一段较长时期内，寻求和占领新的市场仍将是各种经济力量争夺的焦点。就中美贸易关系来讲，美国要求在资本、能源、通信、航空等领域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而中国为保护某些国内的幼稚产业，还不能完全开放本国市场。所以在市场问题上中美之间的矛盾同样不可避免。 （三）美国国内的贸易保护主义泛滥 美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具有明显的两面性特征，即在出口贸易上推行自由化原则，在进口贸易上则坚持保护主义，要求实行所谓的“公平贸易”。在美国，钢铁、纺织业、汽车等制造业都属于“夕阳产业”。由于劳动力成本高，这些行业在世界市场上缺乏竞争力。按照古典贸易理论，美国应从有比较优势的国家比如中国进口，以节约资源，提高福利水平。但美国纺织品、钢铁和汽车生产商认为中国廉价产品的大量涌入对美国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就业带来巨大的冲击，纷纷转向政府寻求保护，促使贸易保护主义蔓延，从而导致中美贸易摩擦频繁。 （四）中国的崛起和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战略 正如克里斯托弗·莱恩指出，强国争夺是国际政治中的正常现象，随着中国经济增长，中国强国地位的上升，中美冲突不可避免，不加管制的自由贸易只会加速中国成为强国的速度。因此，美国与中国的贸易应从战略而不是从市场考虑来推动，华盛顿不能阻止中国上升到强国地位，但多少总能控制中国成为强国的速度。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全球资源的重新配置虽然有利于整个社会福利的提高，但对试图维持单极世界的美国却带来了不小的压力。美国向来有运用军事手段和经济手段实行复合遏制的历史。 （五）中国自身存在的问题 1.出口商品结构过于集中。多年来我国出口属于数量扩张的粗放型增长，贸易利益远小于贸易增长，而且这种粗放型增长方式容易授人以柄，成为反倾销和保障措施的理由。2.出口市场过于集中。中国在经济上对美国的依存度较高，而美国对中国的经济依存度较低。中国部分产业与产品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很大，这更加大了贸易风险。3.企业低价竞销现象严重。企业为了抢占出口市场而不择手段竞相降价，造成出口几乎无利可图，同时遭受外国反倾销。4.企业的知识产权意识淡薄。中国在音像、出版、软件等领域存在较严重的生产、销售和使用盗版产品问题，在药品、化学品、信息技术、专利产品等领 域的商标和技术侵权的现象严重。这些都严重影响了美国的利益，成为导致贸易摩擦的原因之一。中美两国经济在相互依存关系中的不对等性，决定了中美贸易摩擦必然会成为一种常态，在短期内不会消失。我国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引发中美贸易摩擦因素，维护两国贸易的健康发展，努力把中美贸易摩擦发生的频率和危害性降到最低。 （一）积极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 中国加入 WTO的意义之一，在于有利于通过多边贸易体制中的 WTO 贸易争端解决机制，解决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国际贸易争端。我们应熟悉和适应 WTO 及其他国际贸易规则，在实战中积极利用世贸组织多边机制维护自身权益，避免和应对各种可能的指控，并在贸易摩擦中处于有利位置。在处理与美国的贸易摩擦时，我们要充分利用WTO 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维护我国的经济权益。 （二）加强两国政府间的协商。 加强中美两国政府定期和不定期会谈，及时交流经济、科技等方面的信息和看法，积极主动的解决贸易争端。例如，中美两国于2006年9月启动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迄今为止共举行了四次就事关中美经济关系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达成了许多共识，取得了许多积极的成果，有力的推动了中美经贸合作和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的发展。 （三）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 目前中国的出口市场过于集中在美国，造成美国企业抵制。出口市场结构的不合理，使得单一的产品集中到某一个国家，即使产品没有低价倾销，也会对该国市场形成压力。市场的过分集中容易引发贸易摩擦。因此，要进一步实施国际市场多元化战略，调整出口的地区结构，在巩固传统的亚洲和北美市场的同时，大力开拓欧洲市场，并逐步向拉美、中东和非洲市场进军，达到分散贸易摩擦风险的目的。 （四）鼓励国内企业到国外投资。 这一战略的实施不仅可以提升我国的产业结构，而且可以很好地缓解贸易摩擦。为了减少我国近年来由于出口量持续增长而引发的贸易摩擦，我们可通过海外投资扩大出口，这是出口企业必须重视的发展战略。这是增强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减少中美间贸易摩擦的有效举措。 （五）加快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培育自主品牌，提高企业竞争力。 无论是为了获得稳定的市场份额，还是提高经济效益，企业都应从提高产品档次，形成产品的个性化竞争优势入手，打造产品国际品牌。从企业长期发展的趋势看，塑造品牌形象，提升中国产品在世界消费市场的信誉，走品牌竞争的策略才是出路。为此，政府一方面要通过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鼓励企业创新，并尽可能给企业更多途径降低维权的成本；另一方面要引导企业创造条件到国外申请专利，这样不仅可以在国外市场获得创新所带来的利润，降低出口中知识产权问题带来的风险，还可以应对来自其他国家同类产品的竞争。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改变出口结构经济发展的实质在于产业结构从低级到高级的演化过程及其与经济发展的联系，在一定意义上，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过程。当前经济全球化时代更要求一国产业结构的调整要融入到世界产业结构调整的框架内，这样才能做到有效地缓解贸易摩擦。 结语：由于诸多方面的因素影响，中美两国间的贸易摩 擦很可能是一个长期问题。与此同时两国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共同利益，只要双方抱着积极务实的态度处理问题，加强沟通与协调，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中美贸易一定有更大地发展前景。
中美贸易战的论文范文第14篇
到2月20日，特朗普上任整一个月，已经宣布对TPP休止，对北美加拿大、墨西哥贸易协定重谈，对美墨边境修建隔离墙等策略等都开始实施。但对美国最大贸易逆差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的措施却迟迟没有出台，他针对中国释放了多种言论，包括了宣布汇率操纵，征收45%的高商品关税，加上其近期的“边境税调整”等，贸易保护主义异峰突起，基本都是直接针对中国的。可这些“贸易措施”或是相关言论直接影响到中美以及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策略，何时出笼？那么到底对中国及全球有多大影响？
按照“先简后难”国事处理方法，特朗普新政对中国的策略很有可能是3月或4月初推出。毕竟中国是美国的第一大贸易国和最大的贸易逆差国（美中贸易平均每年美方逆差达6000亿美元全球之最，长期逆差自1980年开始至今近40年），这是商人总统特朗普不得不对中国“下狠手”的根源所在。
一、中国
2017年2月16日上午，商务部召开例行会，新闻发言人孙继文给出了几个比较敏感的数字，第一个数字是FDI的使用数据，另一个数据是中国对外投资的数据。根据孙继文的表述，中国1月实际使用外资金额801亿元，同比下降9.2%，而对外直接投资金额532.7亿元，同比下降35.7%。这就是说，对中国改革开放近40年投资环境开始发生逆转了……
据商务部网站的商务数据中心披露，从2016年1月到2017年2月来看，2016年6月份FDI数据最大，但之后猛然下降，据此分析：2017年7月份FDI数据较6月份直接跌近50%，之后才慢慢恢屯蹲适额。此外，整个2016年度共有27900家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同比仅增加4.1%，而最近公布的2017年1月份设立2010家，占2016年度数量比重7.2%。
根据孙继文的表述，今年1月我国吸收外资下降的原因，主要是上年同期到资比较集中，基数较高。但其实这个理由很牵强，因为这个数据较去年同期1月还下降了9.2%，两个年份基数集中程度是一样的，而投资的数额下降说明中国对外资的吸力在减弱。不过按环比来看，这个数据从去年6月份开始有一个缓慢的恢复过程。
在2016年度，对华的外商投资中，前四名有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和美国，其中中国香港占据了大壁江山。2016年6月，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英国举行脱欧公投，紧接着10月份美国进行了总统竞选演讲，而美国加息言论甚嚣尘上，国际形势较为复杂。中国方面，外汇储备流失较为严重，一度紧逼3万亿美元大关，到2017年1月突破3万亿美元至2.998万亿美元。
根据商务部公布的数据，外商投资的服务业比重高达73.9%，制造业才25.2%。可见外商更看重中国的服务行业，而香港投资的服务行业大部分投资于金融类行业。中国去年在金融去杠杆以及金融监管上做了很多功夫，善用股权投资的方式，通过资本运作达到获利的目的路子越来越窄。外商直接投资的下降或以证监会加强了资本监管措施有很大关系。
不过中国对外投资下滑更大。2017年1月，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08个国家和地区的983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实现投资532.7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35.7%。中国对外投资数据比FDI要糟糕的多。究其原因，国际因素方面，比如美国特朗普上台发表对华的言论以及英国脱欧影响，导致国外资产价格波动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而且存在很大的政策风险。因为对外投资的企业大部分是以国有资本形式出现，出于投资政策的布局，政府选择少对外投资，这也是理所当然的。而国内因素方面，因为近月来外汇储备流失较为严重，引发了监管部门的注意，因此政府加强了资金流进流出的监管措施，并设定了资金流出的限制，导致非国有部门资产很难通过资金夹缝跑到国际投资。
这是中国改革开放近40年的最大变化。总的来说，国内经济环境目前较缺乏吸力，这值得引起政府部门的注意。外商直接投资需要的是回报支撑，因此投资成本很重要，中国在加大对外引进资金时，应该充分考虑投资成本的问题，给予外商一定的优惠条件，以此对抗美国的减税政策，吸引更多的外资。
同时资金限额流出会阻碍“财政优惠”的传导，而且这种限制会让外商觉得交易成本增加的程度要比优惠要大，从而不会加大对华的投资。而且中国在对外引资太依赖于香港，这说明两个问题的最新变化：一是，中国整体引资政策具有较大的倾斜性；二是，除香港外的其他经济体不愿来中国投资。香港和其他国家投资金额差距这么大，说明中国还要更加强大，经济大门应该更加向全球开放，要向世界不同的经济体引进更多的资金和技术。
二、美国
特朗普喊的最响的是将美国企业所得税降至15%，他在2月初的第一次施政会上说，在两三周内公布（也就是2月末）企业政策出笼。若成真，那么这将令全球企业发展的大环境将发生根源之变，美国则真有可能成为全球企业税率的最低点。
如果美国果真要开展对华贸易战，最有可能卷入其中的行业包括计算机和电子产业，汽车及零部件行业，服装、皮革及相关行业，家具行业，而为这些行业提供配套的纺织印染、包装印刷、五金模具、塑胶油漆等行业也必定受到影响。
特朗普上任不久，立即推倒了据称是专门围堵中国的TPP，国内一片欢呼。然而，就在大家忙着举杯欢度鸡年的这三四天里，特朗普一口气签署了对我国客车卡车轮胎、家电洗衣机类商品接近50%的关税惩罚，两者前后只隔了一天！
中美贸易战已经开打！在雄鸡之国的鸡年，我们迎来了比2016雾霾和涨价风潮更严峻的考验。
2017年1月28日，中国农历新年期间，特朗普迫不及待地打响对华贸易战。
（1）美国华盛顿时间1月18日，美国商务部一口气作出三起反倾销和反补贴终裁。对中国出口美国的非晶织物征收162.47%反倾销税和48.94%-165.39%的反补贴税。对中国普碳与合金钢板征收68.27%的反倾销税率和251%的反补贴税。对硫酸铵征收493.46%的反倾销税率为和206.72%的反补贴税。
（2）1月30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做出最终裁决，将对中国进口的大型洗衣机产品收取反倾销税，收取幅度约为33.12%至52.51%。根据美国商务部所出示的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大型洗衣机产品总金额达到11亿美元。而在中国商务部贸易救济调查局官网称，1月以来，仅该网页上公布的就有多达近十起贸易救济调查相关案件，包括美国对华液晶电子手写板、弓形刀片箭头产品以及篮板组件和产品提起的三起337调查申请。
（3）在1月9日、1月13日，中国商务部还分别就美国对华双向土工格栅反倾销反补贴终裁、美国在世贸组织中国对原铝相关补贴措施发表谈话。
早在特朗普竞选美国总统时，就宣称将对中国进口的产品实施惩罚性关税，并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因此，特朗普的当选，全球各国、几乎所有华人精英认为这或许是2017中国经济最大的一只“黑天鹅”。果然，特朗普胜选后，提名经济顾问Peter Navarro领导新组建的白宫全国贸易委员会，其最为人所知的特点是“对中国持鹰派立场”，此外任命钢铁反倾销强硬派Robert Lighthizer为美国贸易代表。这些人事安排非常明显地表明了特朗普即将对中国采取强硬的Q易立场。在特朗普正式入主白宫前的达沃斯论坛上，中国国家主席也警告说“打贸易战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
然而，种种迹象表明，特朗普为了兑现竞选承诺，将削减贸易赤字、提振经济增长、增加就业为其新官上任的前三把火。中美贸易，中国每一年顺差平均达6000亿美元，这就是商人总统开火第一大目标。
计算机、电子、汽车及零部件、纺织服装、皮革、具等行业将受冲击既然特朗普的削减贸易赤字、提振经济增长、增加就业三大目标将直接与中国稳经济求发展的诉求发生直接对抗，那么，中国的哪些行业会受到涉及呢？从贸易赤字来看美国的计算机、化工产业、电子产业、汽车及零部件产业是赤字规模最大的行业，而造纸业、林业和渔业赤字规模较小。美国要想迅速缩减对中国贸易的巨大逆差，很可能对这几个行业实施精确打击。但考虑到化工的环境污染因素和对进口的极端依赖程度，短时间内这个行业可保无虞。
综合各种因素来考虑，权衡是否要开打一场贸易战，特朗普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
（1）贸易赤字规模；（2）国内生产将能承受多大程度的进口减少冲击；（3）随时间而发生的变化。
特朗普班底重臣班农自称是“经济民族主义者”（Economy Nationalist），注重美国第一（America First），反对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政治上，班农对中国在南海的活动一向敌视。在2016年3月的一次电台采访中，就曾经说过”我们将在5到10年内和中国于南中国海有一战”（“We’re going to war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n five to 10 years， aren’t we？”）。
若中美在南海有任何擦枪走火，我们绝对不希望NSC作战室里面有班农坐在那里（读者可以脑补一下美剧里面每次NSC开会讨论是否攻击对方时鹰派鸽派争论的场面）。事实上，班农在NSC的任命就被美国政界多名人士反对，理由是有政治立场的官员/顾问不应该进入NSC这种决定战争和重大人员伤亡的决策委员会里面，而是应该由无预设政治立场的专职官员去处理以及给总统提意见。例如小布什就明确地不让他的首席策略顾问常列NSC会议。
特朗普目前对中国在经济方面的指责主要有三个方面，他称中国操纵汇率贬值人民币，补贴出口，在某些领域不向外国开放市场或设置贸易壁垒。他执政后无外乎要把这三个领域作为对中国贸易战的主战场，即给人民币升值以压力，又要对美国进口的中国货物征收高额反倾销高额关税，并设置进口配额。
中美贸易战的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 务实 中美自由贸易区 双赢
中国与美国到现在已经进行了两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这两次次对话主要议题气候变化、核不扩散、反恐、朝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等全球或地区性问题。不难发现，这两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的议题比较多。由于其经济对话是在国际金融危机仍在持续、世界经济前景尚不明朗的背景下举行的，所以主题为凝聚信心恢复经济增长，加强中美经济合作。由此可见，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为此次战略经济对话的主线，而推进中美双边贸易、中国在美投资资产安全等亦是战略经济对话的重要内容。这次的战略与经济对话有一些“务虚”的进展，增加了共识和彼此的进一步了解和信任，传递中美同舟共济、共克时艰的积极信号，对此，我们给以充分的肯定。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这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务实”的行动进展上具体的作为欠佳，有许多值得改进的地方。我们认为根据中美经济贸易发展的要求，2011年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可以考虑引入建立中美自由贸易区的议题。
一、中美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
所谓的中美自由贸易区就是指中美两国为取消中美之间的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实现中美相互之间的贸易自由化所进行的地区性自由贸易安排。
中美自由贸易区理论上的可行性。陈岩（2001）对两国自由贸易区的理论可行性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论证。中美自由贸易区也是适用的。一般而言，自由贸易区的静态效应初步包括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两个方面。一般来说，当贸易创造效应大于贸易转移效应时，则建立自由贸易区是有利的。进一步地，自由贸易区除了可以带来静态福利效应外，还可获得动态效应。这些动态效应是由于竞争的加强、经济的规模化、投资的增大,以及经济资源的有效利用的动态增长效应。一般而言，建立自由贸易协定所产生的动态效应被认为比静态效应要大得多，而且更为重要，这成为建立自由贸易区的重要决定因素。陈岩（2001）对两国自由贸易区的理论的分析，包含且超越了一般的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的分析，这也适于中美自由贸易区。中国和美国许多经济学家都崇尚自由贸易的理念，中美自由贸易区是可以成为进一步体现这一理念的具体行动之一。
中美自由贸易区实践上的可行性。据中国商务部的数据，2008年中美双边贸易总额达3337.4亿美元，比2007年增长10.5%，比两国建交之初增长了130多倍。目前中美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是美国第三大出口市场，美国是中国第二大出口市场。中美两国之间的直接投资也在迅速增加。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截至 2006年底，美国在华直接投资超过460亿美元。在发展中国家中，中国是接受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三大国，仅次于墨西哥和巴西。中国政府已经是持有美国政府债券的第一大国。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最新统计，中国已持有美国国债逾八千亿美元。中美两国经贸关系互补性强，合作基础深厚，发展迅速，已形成相互依存、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格局，我们预测如果从2012年中美两国实行中美自由贸易区，那么中美之间的双边贸易额在2015年有望突破5000亿美元，在2020年有望突破10000亿美元。
二、推进中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
对于中美贸易关系，我们注意到一种观点认为近期美国自由贸易安排中国尚无条件成为其“候选”对象。从目前美国政府贸易谈判议程和自由贸易伙伴选择标准来看，中国还不可能成为美国谈判“候选”对象。首先，美国目前对中国工作重点是督促中国履行WTO承诺；其次，美国在政治方面对中国定位为竞争对手而非联盟。最后，美国自由贸易工具其政治利益优先经济要求，中国经济仍未被美视为绝对重量级选手，美国更看重与日本的合作。我们认为这种观点的不足之处在于，说美国目前对中国工作重点是督促中国履行WTO承诺及美国在政治方面对中国定位为竞争对手而非联盟，说中国经济仍未被美视为绝对重量级选手而美国更看重与日本的合作，这些是不充分的，这些没有注意到奥巴马成为美国总统后对中美关系合作、携手的强调，也没有注意到美国目前对中国工作重点不是督促中国履行WTO承诺，而是国债和贸易发展等问题。我们认为对于让中美之间的双边贸易额在2015年有望突破5000亿美元，在2020年有望突破10000亿美元的中美自由贸易区，才应该是美国的重要国家利益所在，况且两国经济学家和主要领导人都坚信自由贸易，因此，美国自由贸易安排有比较充分的条件和必要性选择中国成为其自由贸易的“候选”对象，而不是不可能。
从中美自由贸易区具有可行性来看，在现在的条件下推进中美自由贸易区是深化发展中美经贸合作，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促进中美贸易发展的重要选择之一。我们建议在2011年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可以考虑引入建立中美自由贸易区的议题。中美两国应构建为取消中美之间的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实现中美间自由贸易的自由贸易区。中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第一步要在关税上中美实现自由贸易区的要求，而后再逐步在非关税壁垒等方面实现自由贸易区的要求。中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中美是一个双赢的过程，将促进中美关系的健康、持续发展，同时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