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危机论文范文15篇

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货币危机论文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货币危机论文

第1篇

论文提要：人们日益认识到,在一国内部和国与国之间强化风险管理机制,包括信息交换、区域经济监测和政策对话,对于维护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乃至全球经济金融稳定至关重要。而在众多倡议之中,一个引起政府、多边组织、投资机构和学术界关注的倡议是早期预警系统。这个系统能够对正在逼近的金融危机发出信号。早期预警系统模型为系统研究危机事件和相关因素提供了一个有用框架。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表明,宏观经济政策的不一致性会危害金融体系的安全,而脆弱的金融体系反过来又可以很容易地损害宏观经济基础。随着全球化和国际资本流动的深入发展,一个经济体的脆弱性能够很快溢出并影响到另一个经济体。明智的政策选择和制度改革不仅会使本国受益,还会使与其有紧密经济联系的邻国受益。因此,自从危机以来,各国家、地区一级全球层面上对加强经济金融风险管理的兴趣不断提高。

最初银行危机的第一个信号经常决定是否会产生更加系统性的银行危机。然而更重要的是,国家要不断改进其整体激励框架,以使私人部门的金融机构及企业有意愿也有能力合理地管理其金融风险。这需要良好的宏观经济管理水平,包括适度的汇率管理,并确保实现金融部门和公司部门稳健的所有支柱都到位。国家应该预期到未来的金融危机,并为此做好准备。为了限制金融危机的风险和实际危机的冲击效应,需要对脆弱性和金融风险进行实时监测。这可以通过运用设计良好的分析和预测框架——早期预警系统经常对金融稳定进行评估来实现。一定的危机应急计划也很有用,特别是如何应对早期银行危机的第一个信号的计划。因为

一、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理论:文献回顾

(一)货币危机理论。对于过去30年来发生在拉丁美洲、欧洲和亚洲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的起因,目前已经有了大量的文献。研究货币危机的文献通常在一开始就介绍有关模型用来解释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七十年代末所经历的危机。这些模型把货币危机看作是脆弱经济基础的结果。第一代模型开始于Krugman(1979)、Flood和Garber(1984)的创造性研究,重点关注广义的宏观政策的不一致性,这些宏观不一致性可能包括过度的国内信贷增长、脆弱的财政状况和疲软的经济表现。这些研究的贡献不在于指出不一致性会导致货币调整,因为这一点我们都能很好的理解,而是在于它预言:当有远见的市场参与者意识到目前的汇率不能再维持下去的时候,外汇储备可能会急剧突然流失。

Obstfeld开创了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Obstfeld强调在一个国家追求的各种政策目标之间可能存在相互抵消的关系。由于银行体系崩溃预期,财政出于救助而导致的财政赤字也可能触发货币危机——这种政府不得不救助银行体系的预期可能会导致债权人抽离资金,从而引起货币崩溃并产生危机。这意味着一个国家可能会遭受自我实现式的货币危机。也就是说,因为一些时间或行动(例如由一个投机者所发起的时间或行动),这种均衡可能会从固定汇率体制转换到浮动汇率体制,或从一个固定汇率水平转换到另外一个贬值了的固定汇率水平。

自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货币危机的理论研究已经深入了许多。所谓的第三代模型将货币危机看作是一国的资金外逃或者金融恐慌。第三代模型更关注对一国债权的结构,因为它会影响金融危机的风险。债权人,特别是那些短期债权人,能够突然撤回债权,从而导致该国外汇和流动性的急剧短缺,从而触发货币或金融崩溃。

广而言之,第三代模型已经注意到资产负债表效应对货币目标可持续性的重要影响。这方面的文章认为,资产负债表的不匹配会迫使银行或公司快速产生外汇需求。当很大一部分金融部门或者公司部门都有外汇需求时,汇率就会面临压力。但汇率贬值时,会有更多的金融机构或企业为了应对无止境的头寸需要而寻找外汇,进一步加剧资本流出,引发货币危机。

(二)银行危机理论。银行业的困境有两个:一是单个银行困境;二是系统性银行困境。有关第一种类型银行困境的原因,理论上更多地是从微观角度展开研究。一些主要发达国家使用的实证模型广泛运用这一理论来预测金融困境。单个银行困境可以导致系统性银行困境。Chari和Jagannathan(1988)的模型假定银行危机是这样的误解造成的:没有信息来源的存款人错误地认为,其他提取存款是因为一些有关银行资产的不利信息而行动的。

危机的另一个传播机制是通过银行间存款进行传导。单个银行困境的溢出效应通过同业拆借可以影响整个银行体系。金融机构的规模、银行间市场和其他金融市场的功能等因素将决定传染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型市场中的银行风险更大。

决定银行体系困境的重要微观因素是一国整体制度框架的质量。由于道德风险、信息披露有限、公司治理框架薄弱、存款保险过度或者监管水平低所导致的市场纪律差,是决定信息不对称的程度、银行管理的质量以及脆弱性积累的关键因素,这些都会引发系统性银行危机。在系统层面上,宏观经济因素——对利率的冲击、汇率贬值、商品价格的冲击、经济增长减速和资本外流——也是危机的重要决定因素。

二、预测金融危机

(一)开发早期预警模型的原因

第一,发生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国家损失惨重——由危机溢出效应而影响的其他国家受损也特别严重。自从20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以来,已有93个国家发生了100多次系统性银行危机事件(Caprio和Honohan,2001)。从公共部门解决危机的成本来看,其中约有18次危机(均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成本达到了危机发生国GDP的10%或更多。根据货币基金组织1998年的一项研究报告,一国在银行业危机爆发后需要约3年时间才能使产出恢复到正常趋势,平均累积产出达GDP的12%。

危机还有“传染”的特征。即使是在一个相对较小的经济体中发生的金融行业严重问题也会有广泛的溢出效应。若世界某地发生了货币危机,其他国家(经济体)遭到投机性冲击的概率上升7%,即使相关国家对其政治经济基本因素采取了控制措施。

第二,简单观察货币风险及违约风险的传统市场指标往往不能获得多少关于即将发生危机的预警信号。目前的证据表明,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发展过程中,利差和信用评级等指标的表现令人失望。研究表明,3个月期限的离岸证券利差这一指标没能对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困境发出预警。也就是说,这类指标不是平坦就是下降,只是对泰国给出了断断续续的信号。

在新兴经济体中,预测单个银行困境和破产也存在一些问题。最近一项研究分析了一些国家的银行困境,结果表明,传统的银行脆弱性指标,如资本资产比率、净边际利润率、营运成本与资产的比率、流动比率等,在找出有问题银行方面的作用十分有限。也就是说,传统的CAMIL类型的比率——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管理稳健程度、收益、流动性——将不能预测单个银行是否要陷入困境。总而言之,仅仅集中精力于一个或者两个“包治百病式”指标的“廉价做法”不太可能得到一个良好的早期预警系统。若投资于一个综合的早期预警系统,则更可能获得成功。

(二)早期预警实验的一般规则。第一,在金融危机起源中寻找系统性模式意味着不能局限于最近的一次危机(或者一系列危机),而是要研究一个更大的样本。否则,在重要因素与不太重要因素之间进行区分就可能会有太多解释,或者所得出的最后结果经不起更多实际经验的检验;第二,要像关注货币危机一样关注银行危机。关于金融危机先行指标的文献大都涉及货币危机。然而,发展中国家银行危机的成本比货币危机成本更大。银行危机似乎是引致货币危机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第三,尽量使用比较广泛的早期预警指标集合。因为在新兴经济体中,金融危机的根源很多,因此需要大量指标来反映潜在风险源;第四,采用样本外检验来判断先行指标的有用性。一个模型的样本内表现会使人们乐观地误以为模型在样本外也能表现良好。

(三)早期预警实验中有意义的发现。通过实际数据的运用,Goldstein、Kaminsky和Reinhart(2000)从早期预警模型中获得了一些实证结果。下面介绍一些有代表性的发现:(1)新兴市场中,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在爆发前都有征兆,有些现象有重复发生的行为特征;(2)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利用月度数据对银行危机进行准确预测的难度要大于货币危机。在样本内,银行危机的平均噪音信号比货币危机的要高;同样,在样本外,该模型对货币危机的预测表现也比对银行危机的预测表现要好很多;(3)对于货币危机来说最好的月度指标是实际汇率(相对于趋势)的升值,而对于银行危机来说最好的月度指标是证券价格的下跌、出口的下降、M2与国际储备比率的偏高以及经济衰退;(4)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最优先行指标之间既有很多共同之处也存在很大的区别,因此应单独考虑这两种危机;(5)在预测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方面,信用评级变化的表现比经济基本因素中较好的先行指标的表现要差很多;(6)先行指标的样本外检验结果一直是令人鼓舞的——至少在货币危机方面是这样;(7)国家间危机传染效应表明,在理解新型市场发生货币危机的脆弱性时,要更加关注国家特有的经济基本因素。

主要参考文献:

第2篇

一、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理论:文献回顾

二、预测金融危机

(一)开发早期预警模型的原因

主要参考文献:

第3篇

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或运转的基轴是国际本位货币。所谓国际本位货币，是指在国际经济活动中，世界各个国家出于经济条件或政策上的考虑，用法律的形式将本国货币与之固定地联系起来，作为衡量本国货币价值的标准，以及国际交易的最终清偿手段。国际本位货币是在国际上占据中心货币地位的可自由兑换的货币。它首先必须能在世界上自由兑换；其次，还必须占据国际中心货币的地位，能充当国际商品的价值尺度或价格标准，并成为各种货币汇率计算的中心。充当这种中心货币的曾经有贵金属——黄金，也有因历史、经济和现实原因形成的某些国家的纸币。

从理论上讲，能够充当国际本位货币的国际交易的最终清偿手段，应当具备如下条件或性质：

一是耐久性。具有的自然属性必须经久耐用，不因频繁的流通和岁月的流逝而丧失其重量或改变其质量，从而保证其所包含的价值量的稳定不变。

二是可分性。为保证贸易和借贷活动的顺利进行，要求各种不同面额货币的发行和流通。

三是轻便性。货币的轻便便携有利于各种经济交易的进行，较小的体积和较轻的重量但却可以包含较大的价值量，亦成为其一个特征。

四是同质性。货币由其发行国别和面值所产生的差别是客观的，但在质上却是相同的。即作为商品交换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媒介和一般等价物，它们本身都有价值，都是人类社会抽象劳动的凝聚。

正如马克思所说那样：“耐久性、不变性、易于分割和重新合并，因较小的体积包含着较大的交换价值而便于运送这一切使得贵金属在较后阶段非凡适于充当货币”。贵金属黄金、白银等由于本身所具有的自然属性，使之最成为国际本位货币的最佳选择。纵观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贵金属非凡是黄金都充当着国际本位货币的职能。与之相应的是金本位制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

金本位制是以黄金为本位货币的货币制度，该制度下各国都规定金币的法定含金量，不同货币之间的比价是由它们各自含金量的对比来决定的。这种以两种金属铸币含金量之比得到的汇率又称为铸币平价，它是金本价的一种表现形式。金本位制度下作为决定汇率的基础的铸币平价，是外汇市场上由于外汇供求变化而引起的实际汇率波动的中心，其上下波动的幅度要受制于黄金输送点。这是因为金本位条件下黄金可以自由跨国输出或输入，当市场汇率与法定铸币平价之间的偏差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导致有关国家不用外汇而改用输出黄金的办法来办理国际结算。决定黄金输送点的量的界限，是用于替代外汇直接用于国际支付的黄金的铸币平价加上该笔黄金的运送费用。

随着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发展演变，金本位制先后被以“黄金—美元”本位为特征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以美元为主体的多元纸币信用本位制所取代。建立在怀特方案基础之上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一方面，基本锁定了各国货币与美元的外汇平价；另一方面，确定了美元与黄金的兑换比例，各国政府可将所持有的美元与美国政府兑换黄金。这种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双挂钩机制，其本质是一种以黄金为价值基础的固定汇率制度。与金本位制比较，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的与贵金属黄金已无直接联系的纸币信用本位制条件下，国际本位货币的内容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耐久性、可分性、轻便性、同质性的国际经济交易一般等价物”已经不被视作充要条件，国际经济交易的价值符号，则成了当代国际本位货币共同特征。

当代纸币信用本位制条件下，尽管各国非凡是国际本位货币的发行国都持有相当数量的货币黄金，但货币的发行与相应的商品预备从理论上来讲已无必然的联系。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后国际货币体系所确立的黄金非货币化的结果，货币黄金在世界国际储备中所占比重呈总体下降的变化。

黄金非货币化，以及各国货币的发行再不必与某种特定商品保持法定的比价关系，其结果是各国货币之间比价的客观依据也不复存在，这亦成为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国际货币体系浮动汇率机制产生和存在的温床。

二、国际本位货币的重新定位

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急速发展的挑战，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货币投机引发的货币金融危机及国际货币金融市场的动荡，使得当代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一些深层次问题进一步暴露出来。人们往往自然将导致国际货币金融市场动荡的根源归咎于现行的纸币信用本位制，亦启发了对当代国际货币价值基础的思考。

纸币信用本位条件下的汇率决定与调整，要受制于众多的因素。究其性质和特点，可以从长期和短期角度考察。不同国家货币实际代表的价值量对比，是决定汇率的一个基本的长期因素。

在实行纸币流通制度的初期阶段，各个国家一般都规定过纸币的金平价。即纸币名义上或法律上所代表的含金量。在纸币实际代表的金量与国家规定的含金量一致的情况下，金平价无疑是决定不同货币汇率的价值基础。

然而随着纸币流通制度的演进，纸币的发行开始与黄金的预备及兑换相分离，黄金非货币化的纯粹纸币信用本位制条件下，货币作为价值的符号，其发行在相当程度上，是以各国的经济实力和经济发展需要为基础，其实质是由本国的各种商品和劳务的价值组合为基础。不同国家的单位货币所实际代表的价值量对比，成为其汇率决定的基础。当然不同国家货币的价值量对比，主要是由其购买力相对地表现出来。通过比较不同国家纸币的购买力或物价水平，可以较为合理地决定两国货币的汇率。

不同国家之间的宏观经济状况，是决定影响汇率变动的另一个长期因素。一国货币的强弱，是以该国宏观经济的大背景为重要依托的。经济增长率、失业率、通胀率、国际收支及外汇储备状况等宏观经济指标构成了衡量这一大背景好坏的综合指标。

除了上述导致长期汇率波动的因素，作用或影响短期汇率波动的因素也有很多，其中主要包括：相对利率的高低；货币供给量的大小；政府或中心银行汇率政策和其它干预行为；心理预期因素及信息因素，等等。此外，国际上政治、军事等方面因素也会在短期内对汇率变动产生影响。

当然，纯粹的纸币信用本位制的存在，与现行以浮动汇率为主体的国际汇率机制，并不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国际经济学界关于浮动汇率与固定汇率利弊的争议表明，尽管浮动汇率也有其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一面，但倾向于汇率相对稳定的观点还是占据了优势。因为后者不仅更有利于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健康发展，亦是经济全球化条件国际经济一体化向广度和深度上发展的需要。

在实行纯粹的纸币信用本位制的同时，保持汇率的相对稳定，离不开国际本位货币的重新确认。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现行的以美元为主体，包括日元、德国马克和法国法郎等在内的多元化国际本位货币，本质上仍是少数国家的信用货币。这种国际本位货币机制由于没有黄金作基础，其运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发行国的情况。发行国相对经济实力的强弱变化，以及其财政、货币金融政策的倾向等诸多因素，都会影响到该国货币的强弱和人们对该国际本位货币的信心，进而影响到国际汇率的稳定。应当承认，现行的以美元为主体的多元化国际本位货币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布雷顿森林体系“黄金—美元”本位下基础货币发行国与其它国家相互牵连，国际清偿手段不足的弊端，在某些方面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但是与此同时，它并没有使“黄金—美元”本位制下所存在的根本问题得到解决。相反，国际汇率的波动大为加剧，国际货币金融秩序更加混乱，各国间非凡是经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日趋尖锐。

要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状况，就必须摆脱国际本位货币对少数国家国别信用货币的依靠。这种新的各国货币的共同定值标准，应当是某种与SDR相类似的由一个类似于IMF的国际金融组织发行和掌管的纯粹的货币符号。这种货币符号是由若干国家和国家集团的通货所组成的“篮子”，或者说是由一个多种货币的复合体为依托。参与该“篮子”或复合体的货币，按各自国家GNP在世界经济所占比重的大小，确定在该“篮子”或复合体中所占权数。当然，这种新的作为各国货币的共同定值标准的多种货币复合体，是与黄金脱离联系的，与之联系的只是“篮子”组成国的货币的购买力。所有其他国家的货币均与该篮子货币挂钩，与之保持某种形式的固定的或可调整的法定比价。

在国际经济领域，一切交换归根到底，实际上仍然是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及服务的交换。由金本位制发展到与贵金属黄金不发生联系的现代纯纸币信用本位制，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本身并非必须是价值实体，更多地是被作为一种流通手段或价值符号而发挥作用。一篮子形式的国际货币符号所代表的价值，源于组成该货币篮子的可自由兑换的各国货币所代表的价值。既然后者可以成为国际流通和支付的手段，那么前者类似职能的发挥也是顺理成章的。当然，这离不开一个由在世界经济中具有较大影响的国家所共同认可的，组织较为健全的国际通货治理协调机构的存在。

三、国际本位货币重新确立的渐进性和过渡性

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国际本位货币的重新定位，尽管是必要和理想的，但要最终成为现实，将是一个较为漫长的历史过程。这是因为经济的全球化及一体化作为一种趋势，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尚不能消除国家的界限和差别。世界经济领域里不同国家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规律，客观上仍在发挥着作用。脱离了对国别信用货币依靠的纯粹的国际本位货币的出现，与拥有高度统一权威的国际金融组织的运作一样，势必在较大程度上与许多国家的利益产生矛盾和冲突。这不仅在当代南北的国际货币金融关系中得以表露，更充分地反映在经济发达国家非凡是美国、日本和欧盟，轻易是不愿意因此而放弃作为现行主要国际本位货币发行国所享有的铸币税好处及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特权。由此决定了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国际本位货币的重新确立必然带有渐进性和过渡性的特点。一方面，现行以美元为主体，包括欧元、日元和非凡提款权等在内的多元化国际本位货币体制，在今后相当一个时期内仍将有其存在的空间；另一方面，积极创造条件，使脱离了对个别国家国别信用货币依靠的国际本位货币的运作早日成为现实，应是国际本位货币重新确立的发展方向。

首先，作为一种机制创新，新的国际货币本位机制的建立要考虑现实的基础和创新成本的高低。可以考虑从进一步扩大和改进非凡提款权的作用或职能人手，使之逐步成为各国外汇储备的主要构成和国际清算的主要手段。要改变按份额分配非凡提款权的原则，而根据世界经济发展和贸易投资往来的需要，根据各国GNP在世界生产中的比重，以及各国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占世界贸易与投资的比重进行分配；并使非凡提款权成为各国货币的共同定值标准，各国货币均与其挂钩，保持某种形式的固定的或可调整的法定比价。

其次，推动区域性国际货币合作，作为迈向新的世界单一本位货币和执行全球统一的货币治理体系的过渡。适宜世界经济全球化、多极化的现状，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以及亚太经合组织这三大区域性一体化经济圈，责无旁贷地将成为21世纪范围最为广泛、经济实力及影响最为强大的国际经济一体化的代表，并以既相互联系合作，又鼎足对峙的态势，把当代国际经济关系中矛盾的错综复杂性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作为一体化性质的经济集团内部，随着商品、劳务、资本与技术的跨国流动自由度的加大，为稳定成员国之间货币汇率，降低区域外其它国际货币波动的冲击，建立一体化区域内的本位货币及其特定汇率机制显得很有必要。欧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欧洲货币单位和汇率机制的成功经验表明，这种特定区域性国际本位货币单位，作为欧洲货币体系运转的基础，是由加入该货币体系各成员国货币按一定比重所构成的一篮子复合货币。它起着确定各成员国货币汇率的依据，成员国官方之间清算和信贷的手段，以及被用作欧盟的储备手段和进行汇率干预的手段的作用；并成为欧洲货币体系以区域内各国货币汇率实行可略有调整的准固定汇率，对外则实行区域货币“篮子”的联合浮动为主要特征的汇率机制得以在顺利运转的基础。尽管这种区域性货币联盟的实施，对该区域内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及宏观经济政策的相互协调，有着较高的要求，但作刀一个方向，区域性货币政策的推动，不失为介于由传统国际本位货币走向未来的实现单一世界货币和世界中心银行治理体系的一种可行的过渡形式。当然，适于不同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的差异，区域性货币合作方式可以采取不同的选择，如联系相对松散的货币区，或支付同盟等多种形式；在区域内经济一体化达到较高程度时，再走向货币联盟，即实现区域内的单一货币，并建立区域性中心银行执行统一的货币政策。

除此而外，还应改革现有的国际金融组织，非凡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扩大基金组织在监督协调成员国货币、汇率政策及全球性国际收支调整中的作用，使之成为发行和掌管新的国际本位货币的具有相当权威的全球性国际金融组织，并作为未来统一的世界中心银行的前身或过渡。应给予发展中国家在基金组织中以平等地位参加重大事项讨论与决定的权力。参照战后建立的关贸总协定及现在的世界贸易组织所确定的多边国际贸易体制，积极探索并寻求逐步建立相应的适应于经济与金融全球化发展要求的现代国际货币金融体系。

参考文献：

马克思。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凯恩斯。货币论【M】.第1、2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3】【美】C.C.Lodge.全球化的治理—相互依存时代的全球化趋势【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

【4】P.霍尔伍德等。国际货币与金融【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5】【英】劳伦斯，S.科普兰。汇率与国际金融【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2.

【6】姜凌。经济全球化趋势下的南北经济关系【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第4篇

关键词：毕业设计；论文；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45-0131-03

一、引言

毕业设计作为高等学校本科教育的重要教学环节，是人才培养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学生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分析解决实际问题和培养初步科学研究能力的重要阶段，又是学生对所学专业知识综合运用能力、综合素质与工程实践能力的全面检验。因此，如何改进和加强这一环节，切实提高培养质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1999年以来的扩招，使招生人数增加，师资和教学资源相对不足，为了保证毕业设计的质量，部分学校明文规定副教授以上职称的教师最多指导8个学生，讲师最多指导4个学生，并且要求一人一题，3年不得重复，这足以让很多老师为难。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目前毕业课题的现状不容乐观，毕业设计题目结合科研和工程实际的少，虚拟、模拟和陈旧性课题多，体现不出工科学生的“创新能力”与“工程能力”较强的特色，结果毕业设计成果没有多少参考（或应用）价值。

德国这方面做得比较好，其应用科学大学以实践为导向，学生的毕业设计主要以校企合作的方式为主，其中一些成熟的运作方式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由政府提供经费并制定法规和优惠企业的政策，支持高校学生到企业去做毕业设计。学生可从企业的网站或报纸杂志和校内相关部门企业课题信息，找到适合的毕业设计课题。

国内也有这方面的先例，如，2005年北京联合大学与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校企联合，配备双导师指导本科毕业设计，其题目均来自于北京吉普的生产一线，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受企业的管理理念及信息滞后等原因，使校企合作毕业设计而受惠的学生人数很少，如何构建课题信息平台，以使更多的学生受惠，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三、毕业设计教学改革目标

改变长年不变的既定题目与毕业设计的管理模式，教师将指导书、任务书发给学生，布置任务，老师定期指导，学生闭门造车，让学生在限定的时间内完成毕业设计任务，接着就是毕业答辩，结果出来的毕业设计成果没有多少参考价值。以问题为导向的毕业设计，要求从生产中发现问题，运用所学去解决问题，更具有针对性、实践性，学生从中可以学到很多在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这样促进与加强指导教师的责任心和毕业生学习的自觉性，密切了毕业设计与生产的联系。明显提高了毕业设计的质量。“真枪实弹”的毕业设计要求指导教师不仅具有指导假拟题目的能力，而且还要具有实实在在地作项目的实际业务能力。以达到教学相长、相互促进的作用。

（一）教师要有问题意识

教师的问题意识首先要求教师们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善于进行自我反思，只有找到问题，才能促进教学不断地改进，也会促进教师们去思考，带着问题去思考、研究设计教案和投入到校企合作的研修中去，这样能更好地指导学生的论文。问题意识会强化教师的主动发展意识。针对毕业论文的设计，提出问题可以让指导老师带着思考和问题对学生的毕业论文进行指导，对自己的教学行为做出理性的判断和分析。此外，教师无论是指导毕业论文还是平时的授课，都要事先做好准备，积极查寻资料，正确认知自己的教学行为，带着思考去研究、指导，并且增加与学生的交流，达到教学相长的目的。

教师们在“研修―实践―研修”的循环体验中，产生解决问题的成就感。同时，在研讨中，教师之间的差距也显现出来，同时可以增加教师的危机意识，促进自己提升和改进。学校方面也要积极配合，提供相应的设备和技术支持，增加校企合作，让论文和实际结合起来，让老师们和企业专家进行交流，开阔指导教师的眼界，从而可以使危机意识越发强烈，而危机意识正是形成问题意识的催化剂。要实现超越获得更大的成就感，就必须发现并解决问题。

（二）教学或指导后要反思

个人反思在教学改革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它是校本研究的前提，是教师与自身开展的对话，是校本研究中最基本和普通的活动形式，也是教师在专业发展和自我成长阶段的核心因素。在以问题为导向的毕业设计教学改革中，教学反思要抓住其四点基本特点：（1）抓住妙点进行反思；（2）抓住疑点进行反思；（3）抓住失败点进行反思；（4）抓住常点进行反思。通过以往的实践证明，教师可以在以问题为导向的毕业设计教学反思改革中找回自己，重新拾取研究的权杖，通过处理自身出现的教学问题来走上专家的道路。强调毕业设计教学反思改革，可以促进教师自身的专业发展，引导教师在教学的实践过程中，以回顾、观察、诊断和自我监控等方式，来针对自身的教学概念、行为、艺术等进行思考和改正，将教与学密切结合起来，实现以问题为导向的毕业设计教学改革反思的合理性，从而提高教学的效率。

但是单纯的教学反思不单单只依靠自律，还要求学校采用多种教学手段，有目的、有规律、有计划地促进反思。常用的方法是“事后回顾”，主要分为以下三种：原来打算做什么？实际上发生了什么？已发生的情况的原因和具体采取的措施。

四、实施方法与措施

需求是推动科学和一切创新的动力，它推动着科学技术与社会向前发展。问题导向是指人们在认知活动中，意识到一些令人疑惑难解的实际问题或理论问题，驱使人们积极思维，不断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是以问题为中心的思维活动。以优化毕业设计（或论文）课题来源、实施、管理与评价方法为内涵，深入企业走访、座谈、比较、经验总结等方法进行研究，完善应用型工科专业毕业设计（或论文）阶段的教学工作。

由印刷企业提出（或由学生到企业生产一线去发现）课题，学校组织人力收集、分类，并甄选出符合本科毕业设计要求的课题，并归于相应研究方向的教师名下，在校园网上课题及指导教师信息，根据师生“双向选择”的原则，确定课题后，在校内教师与企业工程师（双师）的指导下（由学校或企业提供场地、设备、经费等支持）按计划、按要求完成毕业课题，课题成果，（包括阶段性成果）及时反馈给相关企业应用于产生，经受生产实践的检验。从而确保毕业设计达到“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基本技能，发现、分析、解决与本专业相关的实际问题的能力”的目标。

（一）课题信息收集与

借助校园网，建立校企合作课题信息平台，为印刷工程专业教师与学生提供毕业设计的实战课题，解决教师出题难。为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工程实践能力和科学研究提供平台。①收集500个以上的课题信息，甄选出300个以上适合作本科毕业设计要求的课题。②建立课题信息库。③建立课题跟踪信息平台，及时向企业反馈学生的研究进展与取得的研究成果，为企业的生产活动提供实时的技术支持。④每年更新20%左右课题信息。

（二）成绩评定方式改革

毕业设计成绩评定由学校老师根据本科毕业设计的要求给出相应的成绩（为主），企业对毕业设计成果的应用效果做出评价并给出相应成绩（为辅）。从而彻底打破理论与实际脱节，缺少相应的工程环境，致使学生实践能力、创新力薄弱的现状，从而培养出符合社会需求，有较强创新能力和工程实践能力的应用型人才。

五、毕业设计教学改革成效

1.拓展了毕业设计课题选择范围和来源。改变了毕业设计来源于教师科研、虚拟及模拟性课题，缺乏真实性与实用性的现状。

2.开拓了校企产学合作的新模式。传统的校企合作是以教师为主体，着力在科研与实习基地的合作，而课题是以学生为主体，培养具有创新能力与工程实践能力的应用人才，服务企业产生需求为目的的合作。

3.创新了校企“互利”与“三赢”的新机制。企业获得了学校技术与理论的支持；学校得到了解企业需求、了解新设备与新技术的机会，也会相应地提高教师的解决工程问题的能力；学生得到了参与企业技术改造与创新的工程实践的机会。

4.创新了学生毕业设计（或论文）的评价体系，引入了企业对毕业设计成果应用效果的评价指标。

总之，我们要认真贯彻《第四次讲话精神：“着力提高学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

六、结语

通过本研究课题信息平台的建立，高校可以了解企业和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完善人才培养方案，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还可促进科研成果的转化。学生选企业的实际问题做毕业设计课题，可参与企业的技术革新、技术改造和工程建设服务，为企业分忧；企业也可从中选聘优秀人才作为自己的员工，提高企业的技术力量和市场竞争力，从而促进企业的发展。通过参加工程实践，学生不仅可向现场工程技术人员学习专业知识和生产技能，逐步树立起工程意识，为今后的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缩短其工作适应期，也为学生就业提供了可能的机会。

参考文献：

[1]郝继升.毕业设计的特点及提高毕业设计质量的途径[J].教育与职业，2007.

[2]韩丽萍.毕业设计的变革与创新[J].教育与职业，2003.

[3]崔正昀，蓝欣，马晓蕾.毕业设计改革的研究与实践[J].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2.

[4]杨飒，王超.中德技术应用性本科毕业设计问题比较研究[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6.

[5]张宁生，张建华，等.毕业设计质量保障与评估体系的研究和实践[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2.

[6]陈木其.毕业设计中的选题[J].宝鸡文理学院学报，1995，（1）.

[7]夏鲁惠.高等学校毕业设计（论文）教学情况调研报告[J].高等理科教育，2004.

[8]史增喜.高校本科毕业设计的改革与实践[J].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

[9]李海标，等.新形势下提高毕业设计质量的措施与实践[J].广西轻工业，2009.

[10]宋爱军.大学生毕业设计与就业互融性的探讨[J].技术监督教育学刊，2006.

[11].《第四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讲话[R].2010-07-13.

第5篇

论文提要：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表明,宏观经济政策的不一致性会危害金融体系的安全,而脆弱的金融体系反过来又可以很容易地损害宏观经济基础。随着全球化和国际资本流动的深入发展,一个经济体的脆弱性能够很快溢出并影响到另一个经济体。明智的政策选择和制度改革不仅会使本国受益,还会使与其有紧密经济联系的邻国受益。因此,自从危机以来,各国家、地区一级全球层面上对加强经济金融风险管理的兴趣不断提高。人们日益认识到,在一国内部和国与国之间强化风险管理机制,包括信息交换、区域经济监测和政策对话,对于维护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乃至全球经济金融稳定至关重要。而在众多倡议之中,一个引起政府、多边组织、投资机构和学术界关注的倡议是早期预警系统。这个系统能够对正在逼近的金融危机发出信号。早期预警系统模型为系统研究危机事件和相关因素提供了一个有用框架。

一、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理论:文献回顾

二、预测金融危机

(一)开发早期预警模型的原因

三、总结

国家应该预期到未来的金融危机,并为此做好准备。为了限制金融危机的风险和实际危机的冲击效应,需要对脆弱性和金融风险进行实时监测。这可以通过运用设计良好的分析和预测框架——早期预警系统经常对金融稳定进行评估来实现。一定的危机应急计划也很有用,特别是如何应对早期银行危机的第一个信号的计划。因为最初银行危机的第一个信号经常决定是否会产生更加系统性的银行危机。然而更重要的是,国家要不断改进其整体激励框架,以使私人部门的金融机构及企业有意愿也有能力合理地管理其金融风险。这需要良好的宏观经济管理水平,包括适度的汇率管理,并确保实现金融部门和公司部门稳健的所有支柱都到位。

主要参考文献:

第6篇

一、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

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的代表人物是鲍尔·克鲁格曼(PaulKrugman)，罗伯特·弗勒德(RobertP.Flood)和彼得·M.加伯(PeterM.Garber)。Krugman在其1979年发表的AmodelofBalance-of-PaymentsCrises一文中所构造的模型是关于货币危机的最早的理论模型，贝Flood和Garber则在1984年发表CollapsingExchange-RateRegimes，SomeLinearExamples一文，对Krugman提出的模型加以扩展与简化。这两篇文献是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的代表作品。

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假定政府为解决赤字问题会不顾外汇储备无限制地发行纸币，央行为维持固定汇率制会无限制抛出外汇直至消耗殆尽。该理论的基础在于当经济的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发生冲突时，政府为维持内部均衡而采取的特定政策必然会导致外部均衡丧失，这一丧失的累积将持续消耗政府外汇，在临界点时，投机者的冲击将导致货币危机。

该理论认为一国的经济基本面(economicfundamentals)决定了货币对外价值稳定与否，决定了货币危机是否会爆发、何时爆发。当一国的外汇储备不足以支撑其固定汇率长期稳定时，该国储备是可耗尽的，政府在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发生冲突时，政府为维持内部均衡而干预外汇市场的必然结果是外汇影子汇率与目标汇率发生持续的偏差，而这为外汇投机者提供了牟取暴利的机会。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认为一国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矛盾，即一国固定汇率制面临的问题源于为弥补政府不断扩大的财政赤字而过度扩张的国内信贷。公共部门的赤字持续“货币化”，利息平价条件会诱使资本流出，导致本国外汇储备不断减少。在储备减少到某一个临界点，投资者出于规避资本损失(或是获得资本收益)的考虑，会向该国货币发起投机冲击。由于一国的外汇储备是可耗尽的，政府所剩余的外汇储备在极短的一段时间内将被投机者全部购入，政府被迫放弃固定汇率制，货币危机就此爆发。事实上，由于投机者的冲击，政府被迫放弃固定汇率制的时间将早于政府主动放弃的时间，因此，社会成本会更大。字串6

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表明，投机冲击和汇率崩溃是微观投资者在经济基本面和汇率制度间存在矛盾下的理性选择的结果，并非所谓的非道德行为，因而这类模型也被称为理性冲击模型(rationattackmodel)。

从该理论的模型分析中可以得出一些政策主张。例如，通过监测一国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可以对货币危机进行预测，并在此基础上及时调整经济运行，避免货币危机的爆发或减轻其冲击强度。避免货币危机的有效方法是实施恰当的财政、货币政策，保持经济基本面健康运行，从而维持民众对固定汇率制的信心。否则，投机活动将迫使政府放弃固定汇率制，调整政策，市场借此起到“惩罚”先前错误决策的作用。从这个角度看，资本管制将扭曲市场信号，应该予以放弃。

二、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

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的主流代表人物是MauriceObstfeld、GerardoEsquivel和Felipelarrain。

第一代货币危机的缺陷在于其理论假定与实际偏离太大，对政府在内、外均衡的取舍与政策制定问题论述上存在着很大的不足。而且经济基本面的稳定可能并不是维持汇率稳定的充分条件，单纯依靠基本经济变量来预测与解释危机，显得单薄。80年代中后期，经济学家开始从经济基本面没有出现持续恶化这一角度解释危机，并探讨货币危机爆发的可能性，这就是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这一论有两个重要的假定：

1.在该捻论中，政府是主动的行为主体，最大化其目标函数，汇率制度的放弃是央行在“维持”和“放弃”之间权衡之后作出的选择，不一定是储备耗尽之后的结果。政府出于一定的原因需要保卫固定汇率制，也会因某种原因弃守固定汇率制。当公众预期或怀疑政府将弃守固定汇率制时，保卫固定汇率制的成本将会大大增加。

2.引入博弈。在动态博奔过程中，央行和市场投资者的收益函数相互包合，双方均根据对方的行为或有关对方的信息不断修正自己的行为选择，而自身的这种修正又将影响对方的行为，因此经济字串4

可能存在一个循环过程，出现“多重均衡”。其特点在于自我实现(self-fulfilling)的危机存在的可能性，即一国经济基本面可能比较好，但是其中某些经济变量并不是很理想，由于种种原因，公众发生观点、理念、信心上的偏差，公众信心不足通过市场机制扩散，导致市场共振，危机自动实现。所以，这类理论模型也被称为“自我实现式”危机模型。这个典型代表是Obstfeld。在其ModelsofCurrrencyCriseswithSelf-FulfillingFeatures一文中设计了一个博弈模型，以简洁明了的形式展示了动态博奔下自我实现危机模型的特点，并表现出其“多重均衡”性质。

以0bstfeld为首的一些学者在模型中仍然注重经济基本面，在其理论论述中勾勒出基本经济变量的中间地带。他们认为，在经济未进入该地带时，经济基本面决定了危机爆发的可能性，此时，危机完全不可能发生或必然发生；而当经济处于这一中间地带时，主导因素就变成投资者的主观预期，危机是否爆发就不是经济基本面的变化所能解释的。该理论认为问题主要仍然在于内外均衡的矛盾，政府维持固定汇率制是有可能的，但是成本可能会很高，政府的愿望与公众的预期偏离越大，维持固定汇率制的成本越高。因此，当公众产生不利于政府的预期时，投机者的行为将导致公众丧失信心从而使政府对固定汇率制的保卫失败，危机将提前到来。该理论认为，从这一角度而言，投机者的行为是不公正的，特别是对东道国的公众来说，是不公正的、不道德的。字串8

第7篇

关键词：资本账户开放度；外汇市场压力指数；货币危机

中图分类号：F83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07）07005307

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贸易自由化带来经常账户开放，使得资本账户开放成为开放经济体的必然选择。虽然对于资本账户开放能否最终促进经济增长，理论界还存在着众多争议，但是资本账户开放的确在资本流动、资源配置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与此同时，资本账户开放也带来了一定的风险，如何在规避风险的同时，实现资本账户的有效开放，就成为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普遍关注的问题。对于处在经济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来讲，研究采用何种形式开放本国的资本账户，更具有理论和现实的双重意义。本文试图从亚洲货币危机的视角，选取1985―1999年期间泰国、马来西亚、印度、韩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六国的季度数据，运用面板数据的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资本账户开放程度与货币危机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不同国家之间经济基础条件的差异对这种内在联系的影响。

一、资本账户开放、资本流动与货币危机

1货币危机及其指标体系

对于如何衡量和预警货币危机，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提出了一系列指标。关于货币危机指标的实证研究，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关注单个国家危机期间的指标变化，另一类同时关注多个国家的指标变化。

大部分对单个国家的研究是为了解释特定国家货币危机的成因。这些研究包括Blanco和Garber对1976―1982年墨西哥危机的研究［1］；Cumby和VanWijnbergen对阿根廷危机的研究［2］；Goldberg对80年代墨西哥危机的研究［3］；Pazarasioglu和Otker对1994―1997年墨西哥危机的研究等等。［4］这些研究通常都以国内宏观经济指标来解释货币危机，如低的外汇储备、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较高的利差等。

对多国货币危机的研究运用了不同国家的不同信息。例如，Edwards（1989）运用1962―1982年间17个发展中国家作为样本，研究发现实际汇率升值和较弱的外国资产增加了危机发生的可能性；Frankel和Rose（1996）运用1971―1992年间105个发展中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发现较低的外国直接投资水平、较低的外汇储备、高的国内增长率、高的国外利率以及实际汇率的高估增加了货币危机爆发的几率；Sachs等（1995）检验了1994―1995年间20个新兴经济体，发现M2/外汇储备、实际汇率的升值、私人部门银行信用的扩张对货币危机有显著的影响。下面简要介绍几种比较有影响的货币危机预警指标体系。

刘遵义（1995）以墨西哥为参照国，观察了1985―1995年东亚9个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和金融情况，分析该地区发生货币危机的可能性。在他的主观概率法中，选用了10项经济和金融指标：实际汇率、实际GDP增长率、相对通货膨胀率、国际国内利率差、国际国内利率差变化、实际利率、国内储蓄率、国际贸易平衡、经常账户平衡以及外国证券投资和外国直接投资的比例。

Sachs，Tornell和Velasco（1995）利用20个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横截面数据，运用线形回归法建立了考察货币危机的STV横截面回归模型。在该模型中，货币危机指数被定义为储备减少的百分比与汇率贬值百分比的加权和。

Frankel和Rose（1996）在假设金融事件是离散且有限的前提下，提出了投机性冲击引发的货币危机是有多个因素综合引起的FR概率模型。在该模型中，10多个变量都得到考察，其中包括国内信贷增长率、政府预算/GDP、国际储备/进口、GDP增长率、经常账户/GDP、实际汇率高估程度等。

Kaminsky，Lizondo和Reinhart（1997）对货币危机的理论进行了全面的回顾，建立了预警货币危机的KLR信号法，成为当今预测货币危机最受重视的理论。其核心思想是：选择一系列指标并根据其历史数据确定其阀值（使干扰信号比率最小化的取值），当某个指标的阀值在某个时点或某段时间被突破，就意味着该指标发出了一个危机信号，危机信号越多，表示某一个国家在未来24个月内爆发危机的几率越大。具体指标包括：国际储备、进口、出口、贸易条件、实际汇率对一般趋势的偏离、国际国内实际存款利率差、过剩的实际M1差额、M2乘数、国内信贷对GDP的比率、实际存款利率、名义借款利率和存款利率之比、商业银行存款、广义货币与国际储备的比率、产出指数和股票指数等15个指标。

付江涛和王方华（2004）在国外研究的基础上，本着全面性、针对性、优越性、互补性和操作性的原则，构建了一套货币危机预警指标体系，并对东南亚和墨西哥货币危机进行了实证分析。这些指标包括：经常账户/GDP、短期外债/外债、外债/GDP、短期外债/外汇储备、相对通货膨胀率、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总贷款、国内信贷增长率/GDP、国际国内利率差、实际汇率上升率。

随着研究的深入，衡量和预警货币危机的指标越来越多，体系也越来越庞大，无疑增加了测度和预警货币危机的难度，但是无论是哪种方法，都非常重视汇率和外汇储备的变动情况，因此，我们可以将汇率变动率和外汇储备变动率看作衡量和预警货币危机最重要的指标。

2资本账户开放、资本流动与货币危机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兴市场发生了多次货币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危机，1997年的亚洲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危机，1999年的巴西危机。与这些危机相伴的是新兴市场的资本账户开放和国际资本流动的加剧。对于90年代以来货币危机频繁发生的原因，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其中，以资本账户开放为特征的金融自由化及其进程中的资本流动的理论备受瞩目。

世界银行（1997）以及Calvo提出了资本流动导致货币危机的模型。这些模型分析了大规模资本流动对一国宏观经济状况、银行业的影响，指出大规模的资本流动使得经济稳定性变弱，出现经济过热、实际汇率升值、经常账户恶化、资产泡沫化等问题，导致银行业过度贷款，不良贷款比例增加，在外部投机冲击作用下，容易引发货币危机。［5］Stiglitz也认为，发展中国家资本流动的增加，也增加了发生危机的可能性。［6］

Mckinnon认为，亚洲危机中所体现的道德风险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国际收支中资本账户缺乏管制。［7］而且，受部分金融自由化以及隐含的汇率稳定保证的驱使，大量资本流向亚洲，加剧了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8］

Mishkin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探讨了资本流动与货币危机的问题：由于政府对银行机构的监管不力，导致资本过度流入，造成借贷，而借贷恰恰是危机的前兆。［9］

姜波克在讨论人民币自由兑换时提出，如果资本账户结构中短期资本的数额很大，当基本因素或预期因素发生大的变化引起短期资本大量流出时，一国的国际收支就会变得不可维持，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这种不可维持性会直接表现为货币危机。［10］

Sarno和Taylor运用时间序列的研究方法，得出亚洲货币危机是由强大的资金流入所造成的资产价格膨胀引起的，并且被道德风险、资产价格紧缩和实际资本外逃所加强和放大的结论。［11］

由此可见，大量的理论和经验研究表明，大规模的资本流动与90年代以来的货币危机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本文正是以此为理论基础，选取亚洲六国1985―1999年的季度数据，运用面板数据的方法，研究资本账户开放度与货币危机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国家之间经济基础条件的差异对这种内在联系的影响。

二、指标选择

1外汇市场压力指数

Girton和Roper提出了外汇市场压力的概念，将其定义为外汇市场对本国货币的超额需求，这种超额需求迫使汇率和外汇储备做出调整，只有通过汇率的价格调整，或者外汇储备的数量调整，才能消除外汇市场中的超额需求。［12］

Eichengreen，Andrew和Wyplos在Girton和Roper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国内国际的利差会导致国际投机资本的流动，进而影响各国汇率变动。因此，他们将利率视为内生变量，将外汇市场压力指数看作汇率变动、外汇储备变动和利率变动的加权平均，作为衡量货币危机的指标。［13］

Sachs等认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利率资料不完整，所以将其纳入外汇市场压力指标无法适用，因此，他们将外汇市场压力指数修改为汇率变动与外汇储备变动之和，以样本期间的汇率变动与外汇储备变动值的标准差为倒数，避免短期汇率和外汇储备变动过于激烈，从而避免极端值影响实证结果。［14］Kaminsky，Lizondo和Reinhart认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利率水平受到政府干预，而不由市场所决定，因此应该用汇率变动率和外汇储备变动率作为衡量外汇市场压力的指标，权数是两个变量的标准差的倒数。［15］Giancarlo，Pesenti和Roubini也认为不应该将利率纳入外汇市场压力指标之内，因为当一国因货币危机而遭受攻击时，该国会立刻面临货币贬值和外汇储备减少的问题，但是利率上升导致外汇储备减少和货币贬值，这两者之间相关性很大，在一个模型中不需要有两个相关性很高的变量。［16］

Kaminsky等用外汇市场压力指数来对货币危机进行事后确认，EMPI是汇率变动率与外汇储备变动率的加权平均，EMPI随着货币的贬值和外汇储备的损失而增加，EMPI的大幅增加反映了本币的强大卖出压力，当EMPI高于平均值的三个标准差时，就认为处于货币危机时期。［15］

本文的研究就是选取外汇市场压力指数作为衡量和测度货币的指标，具体如下：

其中，EMPI表示外汇市场压力指数；ΔE表示汇率的变动率；ΔR表示外汇储备的变动率；σE表示样本期间汇率变动率的标准差；σR表示样本期间外汇储备变动率的标准差。这里的汇率用本币/美元表示，当本币贬值时ΔE为正值，而外汇储备减少时ΔR为负值，所以此处用“-”表示ΔE与的ΔR加权和，共同构造外汇市场压力指数。

2资本账户开放度

资本账户开放度的测算，是指通过构建一套有效的指标体系对某一国家在一定时期资本账户开放状况的综合估计。如何测算一国资本账户开放的程度，学术界有不同的算法，归纳起来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约束式测度方法，另一类是开放式测度方法。考虑到数据获得的难易程度，以及本文的研究重点是资本账户开放所引起的资本流动规模对货币危机的影响，所以选取了作为开放式测度方法之一的Volume法作为测度资本账户开放度的方法，具体为：

其中，OPENt表示第t期的资本账户开放度；FDIt表示第t期的直接投资的发生额；FPIt表示第t期的证券投资的发生额；GDPt表示第t期的国民生产总值。

3其他指标

资本账户开放度和外汇市场压力指数这两个指标的确定，可以用来分析资本账户开放所引起的资本流动规模对货币危机的影响程度。为了进一步分析这种影响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本文还选取了其他一些指标，用来说明一国经济基础条件的差异是如何影响资本账户开放与货币危机之间的关系的。

（1）经常账户余额/GDP（CA）。本文采用样本期间一国经常账户余额占GDP比重的季度数据来反映该国经济的外部均衡状况。一国外部均衡的目标是国际收支平衡，尤其是经常账户的平衡，因此，用该指标可以比较有效地衡量一国的外部均衡状况。

（2）国际国内利率差（RD）。本文选用样本期间一国每季度末国际国内的利率差，用来反映该国金融改革的深化程度，随着金融改革和利率市场化的进行，国际国内的利率差应该呈不断缩小的态势。本文所采用的国际利率为3个月期限的美元市场利率，国内利率为3个月期限的本币市场利率。

（3）通货膨胀率（CPI）。本文选择通货膨胀率指标用来衡量一国经济的内部均衡状况。一国实现内部均衡的目标是币值稳定，以及保持经济增长，若一国存在高的通货膨胀率，意味着该国的内部经济情况不容乐观，反之，则表示该国的内部经济情况较好。因此，通货膨胀率指标可以较好地衡量一国内部均衡的状况。文中的通货膨胀率用样本期间一国季度末的消费价格指数（CPI）表示。

（4）数据来源与转换。本文所采用的数据除3个月期限的美元市场利率外，均来自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国际金融统计数据库（InternationalFinancialStatistics，IFS）。1985年的3个月期限的美元利率季度数据来自美联储网站，1986―1999年的3个月期限的美元利率季度数据来自英国银行家协会（BritishBankersAssociation，BBA）公布的LIBOR利率。

本文的研究对象均为发展中国家，由于数据来源有限，少部分季度数据未能获得，只获得了年度数据。为了将这些年度数据转化为季度数据，本文根据沈中华、李纪珠和李建兴提出的模糊距离权数法（fuzzydistanceweightingmethod）［17］来推算估计季度数据，其主要转换原则为：以最接近的两个年度数据来推算欲计算的季度数据；以加权平均直线距离模糊归属函数（hamminglinearfizzymembershipfunction）来决定权数，即时间距离较近的给予较大的权数，但权数和为1；由于是从年度数据推算季度数据，故所推算的数据需除以4。计算公式如下：

三、模型设定、检验与实证分析

1模型设定与检验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的方法，以外汇市场压力指数为被解释变量，以资本账户开放度、经常账户余额/GDP、国际国内利率差、通货膨胀率为解释变量，建立模型，考察样本期间各国资本账户开放对货币危机的影响，以及各国不同的经济基础条件下这种影响是如何变化的。

面板数据模型的基本形式为：

其中，N表示个体截面成员的个数；T表示每个截面成员的观测时期总数；参数αit表示模型的常数项；参数表示对应于解释变量向量的系数向量；随机误差项相互独立，且满足零均值、等方差为σ2u的假设。

建立面板数据模型的第一步就是检验被解释变量yit的参数αi和βi是否对所有个体样本点和时间都是常数，即检验样本数据究竟符合哪种面板数据模型形式，从而避免模型设定的偏差，改进参数估计的有效性。经常使用的检验是协方差检验，主要检验如下两个假设：

如果接受假设H2，则可以认为样本数据符合不变系数模型，无需进行进一步的检验；如果拒绝假设H2，则需要检验假设H1。如果拒绝假设H1，则认为样本数据符合变系数模型，反之，则认为样本数据符合变截距模型。

经计算，本文采用的样本数据在两个假设条件下的F统计量分别为：

查F分布表，在给定5%的显著性水平下，得到相应的临界值为：

由于F2>153，所以拒绝H2；又由于F1

其中，α为样本国家发生货币危机的平均水平；α*i为i国发生货币危机的自发水平对平均水平的偏离，用来反映各国之间发生货币危机的差异；γt反映时期影响的时期个体恒量，反映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的时期变化带来的发生货币危机的水平变化。模型（1）用来考察资本账户开放对货币危机的影响，模型（2）用来考察在考虑一国经济基础条件之后，这种影响会发生何种变化。

2实证分析

由于各国发生货币危机在结构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所以使用GLS法（crosssectionweights）对模型进行估

由估计结果可以看出，资本账户开放度与外汇压力指数呈正相关关系，在一定条件下，资本账户开放度每增加一个单位，发生货币危机的概率就增加009。图1给出了各国在样本期间资本账户开放度与外汇市场压力指数的关系，可以看出，从总体趋势来看，大部分国家在样本期间随着资本账户开放度的提高，外汇市场压力指数也随之提高，表明发生货币危机的可能性越大，这在1997年爆发亚洲货币危机前后表现的尤为明显。

其中，反映样本期间各时期资本账户开放对货币危机影响程度的的估计结果由表1给出。

从表1的结果可以看出，在样本期间，资本账户开放引发货币危机平均水平最高的时期是1997年第4季度，其次是1997年第3季度，而平均水平最低的时期是1985年第2季度，其次是1985年第3季度。这与图1的显示结果基本吻合，样本国家在1985年前后刚刚开始资本账户开放的进程，那时候各国爆发货币危机的几率也是最低的，随着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引发货币危机的可能也越来越大，到1997年，各国资本账户开放程度达到最高，货币危机的压力也相应最大，这时从泰国开始的货币危机蔓延到其他国家，危机之后，各国资本账户的开放程度有所下降，相应地发生货币危机的几率也随之下降。

下面再来考察资本账户开放对货币危机的影响在国家之间的差异，本文分别对模型（1）和模型（2）进行估计，通过对比分析各国经济基础条件的不同是如何影响资本账户开放对货币危机的作用的。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在模型（1）中，发生货币危机的自发水平最高的是印度和泰国，其次是印度尼西亚，自发水平最低的是马来西亚，其次是菲律宾和韩国。在考虑经济内外部均衡情况和国内金融基础条件后，从模型（2）的估计结果看到，泰国和马来西亚发生货币危机的自发水平明显提高，菲律宾略有提高，印度没有变化，印度尼西亚的情况略有好转，而韩国发生货币危机的自发水平大大降低，这充分说明在不同的经济基础条件的影响下，各国资本账户开放对货币危机的影响是不同的，也就是说，具有稳固的经济基础条件，实现内外部均衡，并且具备健康有效的金融体系的国家，可以大大避免因资本账户开放引发货币危机的可能，这可以从图2、图3和图4给出的样本国家经济基础条件的对比中反映出来。

从图2、图3和图4给出的样本国家经济基础条件的对比可以看出，韩国的经济基础条件要好于其他国家，这样就有效地缓解了由于资本账户开放对货币危机产生的压力，而经济基础条件欠佳的泰国和马来西亚，则放大了资本账户开放引发货币危机的几率。这与亚洲货币危机的实际情况基本符合，在1997年爆发的亚洲货币危机当中，受影响最大的就是泰国，而韩国相对遭受的影响则比较小。在考察的样本国家中，印度是一个例外，90年代初印度的资本账户开放的程度非常低，但其外汇市场压力指数经历了几次大的动荡，这应该是其他因素影响的原因，随后随着印度资本账户开放的程度提高，其外汇市场压力指数也随之升高，但在亚洲货币危机当中，由于印度的经济基础条件较好，而且非常注重资本账户开放前提条件的建设以及资本账户的有序开放，因此没有受到什么大的影响。

正如前文提到的一样，货币危机的衡量有着十分庞大的指标体系，本文所采用的外汇压力指数只是一个简化了的衡量货币危机的指标，另外，对于各国经济基础条件的考察，本文也是选择了一些重要的指标加以量化，这其中也存在有些数据获得比较困难的原因，因此在实践当中，还要有许多其他因素需要考虑。即便如此，本文通过对几个代表性指标的模型分析，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账户开放在一定程度上会带来发生货币危机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的大小与各国实行资本账户开放时的经济基础条件有关，良好的经济基础可以有效地避免和化解发生货币危机的可能，反之，则会扩大资本账户开放引发货币危机的几率。

四、结论

通过以上对泰国、马来西亚、印度、韩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6个发展中国家的实证分析可以看出，随着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的提高，资本流动的规模不断扩大，会对外汇市场产生越来越大的压力，有可能引发货币危机，尤其是在一国的经济基础条件不稳固的情况下，资本账户开放引发货币危机的可能会被放大。那是不是为了避免货币危机，要实行资本管制呢？Friedman认为，实行资本管制可能是最坏的选择，因为新兴经济体需要利用外部资本来发展经济。Mishkin也认为，如果用传统的、以外汇控制的方式实现资本控制，会阻止生产性投资资金流动，将会造成实际扭曲和资源的不适当配置，而且在当前贸易自由化和金融工具很容易绕过资本控制的大环境下，能否奏效还值得商榷。［9］

另一方面，资本账户开放对货币危机的影响，因国而异，在考察的样本国家中，如果一国的内部和外部经济状况比较好，而且有着比较健康有效的金融体系，资本账户开放诱发货币危机的可能性会大大降低。因此，要取得资本账户开放带来的收益，就需要在开放之初，具备良好的内外部条件，并且深化国内的金融改革，否则，会扩大资本账户开放诱发货币危机的可能。其中，最重要的是具备高效率的金融体系，应当通过改进银行规制和监管来使资本流入不产生借贷和银行机构的过度风险，这可以集中治理金融脆弱性的本源，可以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9］

由此可见，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讲，资本账户开放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具备一系列的前提条件。高海红提出，可持续的和可带来收益的资本账户开放，需要有一些必要的前提，在缺乏相应的前提条件下，以激进的方式实现资本账户开放是导致危机的直接原因。李剑峰和蓝发钦通过对一些国家的比较研究也发现，资本账户开放要配以更有力的国内政策和金融体系、汇率与宏观政策的协调，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参考文献：

［1］Blanco，H;Garber，PMRecurrentDevaluationsandSpeculativeAttacksontheMexicanPeso［J］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1986，94:148-166

［2］Cumby，RE;VanWijnbergen，SFinancialPolicyandSpeculativeRunswithaCrawlingPeg:Argentina1979-1981［J］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s，1989，27:111-127

［3］Goldberg，LSPredictingExchangeRateCrises:MexicoRevisited［J］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s，1994，36:413-130

［4］Pazarbasioglu，C;Otker，ILikelihoodVersusTimingofSpeculativeAttacks:ACaseStudyofMexico［J］EuropeanEconomicReview，PapersandProceedings，1997，41:847-860

［5］Calvo，GBalanceofPaymentsCrisesinEmergingMarkets［M］UniversityofMaryland，1998

［6］Stiglitz，JosephBoats，PlanesandCapitalFlows［N］FinancialTimes，03/25/98，1998

［7］McKinnon，RI;Pill，HExchangeRateRegimesforEmergingMarkets:MoralHazardandInternationalOverborrowing［J］OxfordReviewofEconomicPolicy，1999，15:19-38

［8］Fischer，StanleyOntheNeedforanInternationalLenderofLastResort［R］IMF，1999，(3)

［9］Mishkin，FredericSInflationTargeting:LessonsfromInternationalExperience［M］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9

［10］姜波克人民币自由兑换和资本管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11］Sarno，L;Taylor，MPMoralHazard，AssetPriceBubbles，CapitalFlows，andtheEastAsianCrisis:TheFirstTests［J］JournalofInternationalMoneyandFinance，1999，18

［12］Girton，L;Roper，DAMonetaryModelofExchangeMarketPressureAppliedtothePostwarCanadianExperience［J］AmericanEconomicReview，1977，67:537-548

［13］Eichengreen，B;Andrew，K;Wypiosz，CExchangeMarketMayhem:TheAntecedentsandAftermathofSpeculativeAttacks［J］EconomicPolicy，1995，21(10):249-312

［14］Sachs，Jeffery;Tornel，Aaron;Velasco，AndresFinancialCrisesinEmergingMarkets:TheLessonsfrom1995［J］BrookingPaperonEconomicActivity，1995，(1):147-215

［15］Kaminsly，Graciela;Lizaondo，Saul;Reihart，CarmenMLeadingIndicatorsofCurrencyCrisis［Z］IMFWorkingPaper，WP/97/79，1997

［16］Giancarlo，Corsetti;Pesenti，Paolo;Roubini，NourieiWhatCausedtheAsianCurrencyandFinancialCrisis［Z］NBERWorkingPaper，No6834，1998

第8篇

关键词：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货币供给；实证检验

作者简介：刘志雄(1982－)，男，广西柳州人，中山大学岭南学院2006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国际比较研究。张秀娟(1981－)，女，山西长治人，山西运城学院经管系教师，主要从事货币金融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178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7)02－0123－04

收稿日期：2007－01－12

自克鲁格曼(1979)提出了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以来，国际上关于货币危机的研究已经深入到了第四代货币危机模型。每一代货币危机模型的产生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与时代意义，尽管这些模型各有弊端，但仍然具有实用价值。以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为例，我们可以利用该模型对中国是否存在货币危机进行实证检验，也可以对之进行改进，以检验当前中国的货币供给规模，这一方面的运用就成为本文分析的主要内容。

一、货币供给规模研究相关文献回顾

关于我国是否存在超额货币的争论长期存在，出现了超额货币论和非超额货币论。

1．超额货币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货币供应量持续超常增长，准货币(M1)与广义货币(M2)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21．92％和24％，而GDP年平均增长率与年通货膨胀率分别为9．6％和6．7％，货币供给增长率远远超过GDP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和。根据传统的货币理论，我国存在着大量的超额货币。超额货币问题已经引起了国内外许多学者的关注，他们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超额货币现象提出了许多不同的理论解释。这些理论主要包括“价格指数偏低假说”、“被迫储蓄假说”、“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假说”、“地下经济假说”、“货币化假说”、“综合成因假说”、“价格决定的财政理论”、“时滞效应假说”、“资本市场货币积聚假说”和“储蓄难以转化为投资假说”等。谢平(1996)认为，超额货币现象的出现主要根源于制度变迁。易纲(1996)认为，货币化就是“通过货币进行(以货币为价值尺度和交易媒介)经济活动的比例不断增加”，而且这一比例随着分权化政策而增加。赵平(2004)认为，我国超额货币的存在，一方面弱化了货币政策实施效果，另一方面也使得银行体系的潜在风险进一步加大。我国股市的超额货币需求对超额货币供给现象的存在要负相当一部分的责任。江春(2004)认为，长期以来(1979～2004年)，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年均增长率比GDP与物价年均增长之和平均高出7．79个百分点，并由此形成了严重的超额货币。超额货币回到流通领域，引起物价上涨，导致通货膨胀。当前，我国存在着资源错配，融资结构与投资结构不对称，金融体系没有充分发挥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机制，大量的资源被盈利能力低下或亏损严重的国有企业占用等问题，使我国货币供应的增加不能带动产出的相应增长。因此，为了保证我国经济长期稳定的有效增长，人民银行应当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

2．非超额货币论。郑小胡(2003)认为，虽然表面上我国存在超额货币，货币供给增长率远远超过经济增长率与物价上涨率之和，但判断一个经济体系货币存量是否充足，不能仅仅看金融部门而关键要看实体经济的增长与运转状况。我国目前存在大量的下岗失业人员，大部分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资金紧缺，企业间相互拖欠已达1万多亿元，面对这些事实，不能说我国的货币供给真正地超额了。程建胜(2004)认为，我国根本不存在“超额”或者“迷失”的货币。我国银行系统向社会供应的货币既没有“迷失”也没有“超额”，之所以出现“迷失的货币”或“超额的货币”之说，就是因为使用了不当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问题。胡智等(2005)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利用货币需求的收入弹性与价格弹性对交易方程式进行了修订，并对我国1991年～2003年的广义货币供应量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广义货币的供应只是存在稍微过量，并不存在大量的超额货币。

综上所述，国内学者根据不同的研究方法，采用不同区间段的数据进行研究的结果不尽相同。那么，我国当前的货币供给到底处于超额还是不足状态，本文将借鉴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在对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改进的基础上，对我国的货币供给规模进行实证检验。

二、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简要回顾

1979年，克鲁格曼教授的开创性论文《一种国际收支危机的模型》，奠定了国际货币危机理论模型研究的基础。他认为在一国货币需求稳定的情况下，国内信贷的扩张会带来储备流失，从而导致原有的固定汇率在投机冲击下产生危机。在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中，货币危机是否出现主要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基本面，特别是财政赤字的货币化，假定政府为解决财政赤字而大量发行货币，必然引起资本流出，中央银行为维持汇率稳定而无限制地抛出外汇储备，当外汇储备达到临界点时，会引起投机攻击，如果政府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备支持，就不得不放弃稳定的汇率制度(陈雨露，2002)。

假定货币需求不变，货币供给由中央银行国内信贷与持有的外汇储备组成(假定不存在私人银行)，则有：

令国内信贷的增长速度为μ，有：

(公式无法输入)

(4)式表明在货币需求不变时，国内信贷的变化与外汇储备的变化呈相反方向变动。外汇储备将随着国内信贷的增长而持续流失(见图1)，流失速度与信贷扩张速度之间保持一定比例。

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开创了货币危机研究的先河，第一次从经济理论角度揭示了货币危机的根源与本质，指出了当经济基础变量的恶化导致危机的出现的必然性和可预测性。然而，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假定货币供给保持不变，国内信贷增长率保持稳定数值增长，国内信贷的增长以外汇储备的流失为条件。这种假定不符合实际，因此需要改进。下面，笔者试图对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进行改进，并利用改进的模型对我国的货币供给规模进行检验。

三、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的改进

我们仍然沿用上述的代表变量，在不考虑货币乘数(令=1)条件下①，有：

也就是说，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仅仅考虑国内信贷与外汇储备之间的比例分配问题，而忽略了随机因素。假定随机因素是白噪声，于是有：

(9)式与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相比考虑了货币供给的增长速度，体现了货币供给、国内信贷与外汇储备增长率三者之间的动态均衡关系，即在模型中，适度的货币供给由外汇储备

增长率和国内信贷增长率二者共同决定③。(9)式的产生存在一定的条件。首先，变量的时间序列是平稳的，或者变量的差分具有单位根过程。实际上，三个变量都是二阶单位根过程。其次，由于变量是平稳时间序列，假设时间序列是连续的，因而用增长速度来代替时间序列曲线每一期的斜率。再次，假定货币乘数为1，即不考虑货币乘数的作用，货币乘数的存在对分析没有影响。最后，根据各国的实际情况，国内信贷规模远大于外汇储备规模，货币供给远大于国内信贷。

四、实证检验

我们以1986年～2005年的货币供给、国内信贷与外汇储备增加为研究对象，其中，货币供给采用广义形式，即M2；国内信贷相关数据采用金融机构人民币信贷资金平衡表中资金运用项目下的贷款项目；外汇储备通过汇率已经折算为人民币实际储备(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各年度《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略)。从图2可以看出：货币供给、国内信贷与外汇储备增加三者都具有同步的上升趋势，货币供给与国内信贷的增长速度相当，二者的规模几乎同步增加，而外汇储备的增加与货币供给、国内信贷的差距比较大，曲线呈平缓上升走势。

表1为1986年～2005年我国的货币供给增长率、国内信贷增长率和外汇储备增长率，根据(9)式，计算出1986年～2005年的(μ-β)γ+β值(见表2)。在表2中，1986年的(μ-β)r+β值，可以认为是一个奇异点，该点的货币供给增长率远远大于实际货币供给增长率。一方面，当年国内信贷增速为47．9％，另一方面外汇储备却负增长，国内信贷的增长与外汇储备的增长负相关。比较表1与表2中的货币供给增长率可以得出：1986、1989年～1991年间，我国出现货币供给严重不足。2003年～2004年，尽管我国也出现货币供给不足现象，但货币供给不足现象并不严重。1992年～1993年，我国出现超额货币，实际货币供给增长率高于由国内信贷增长率和外汇储备增长率所决定的水平。1986年～2005年间的其余年份(12年)，我国实际货币供给与由国内信贷增长率和外汇储备增长率共同决定的水平相吻合，我国货币供给在绝大多数年份中并未出现超额现象。

总之，1986年～2005年的20年时间内，我国的货币供给出现了超额货币、货币供给不足和适度现象。但其中大多数年份(12年)我国的货币供给是适度的，货币供给不足年份不多，而出现超额货币现象的年份则更少。这与许多学者的研究结果不大一样。1994年之后，我国的货币供给并不多，满足国内信贷和外汇储备的增长率要求，并没有出现超额货币现象，这也说明了我国中央银行货币投放的数量非常合适，我国的货币政策比较有效。1992年～1993年，我国出现了超额的货币供给，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两方面原因：

首先，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经济高速增长，综合国力显著增强。高速的经济增长直接导致货币供给的增加，唯有如此，才能满足国内各行各业经济建设的资金需求。因而，国内信贷伴随着对资金需求的增加也呈逐年上升趋势。除此之外，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拉大，直接导致西部地区对资金的需求远远高于东部地区。因此，我国经济发展需要相应的资金支持，货币供给与国内信贷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仍将保持上升势头。

其次，货币供给增长率、国内信贷增长率和外汇储备增长率之间的非均衡变动。货币供给增长率较高，国内信贷增长率和外汇储备增长率则较低，甚至1992年的外汇储备增长率为负，外汇储备的减少通过货币乘数的作用减少了国内货币供给的数量，而国家仍然投放过多的货币，过多的货币投放没有真正转化为实际的生产力以此促进中国经济的增长，同时也造成了当年的通货膨胀。事实上，1992年～1994年，我国的确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这主要根源于货币供给的过多投放。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对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进行了改进，并利用改进的模型对我国1986年～2005年货币供给规模进行了实证检验。改进的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表明，货币供给增长率由外汇储备增长率与国内信贷增长率所决定，而不是在保持货币供给不变条件下，国内信贷与外汇储备的反方向变动。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1986年～2005年的20年时间里，我国的货币供给绝大多数年份处于适度水平，少数年份出现不足和超额现象，这与许多学者认为我国已经出现严重的超额货币的结论不相符合。1992年～1993年我国出现超额的货币供给，并由此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同时，我国在大多数年份中并没有出现超额货币供给，货币供给处于适度水平，说明我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比较有效。

货币供给、国内信贷与外汇储备三者之间需要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才能协调发展。尽管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我国的实际货币供给、国内信贷与外汇储备增加之间在绝大多数年份中存在确定的比例关系。但也要看到，在一些年份，我国的实际货币供给、国内信贷与外汇储备增加之间并不满足确定的比例关系，实际的货币供给出现不足或超额现象。因此，需要我国中央银行在货币投放的时候，全面考虑货币供给、国内信贷与外汇储备增加之间的关系，从而不至于使货币投放出现不足或超额，达到满足经济建设所需的适度水平。同时，在货币政策的制订过程中，中央银行应充分考虑货币需求的收入弹性与价格弹性的变化，以制订出稳定有效的货币政策。

中国当前并没有出现超额货币现象，并不说明我国的货币供给就十分合理。我国整个经济体的实际货币供给存在结构问题，有效货币供给不足。因此，中央银行在采取各种措施继续保持货币供给正常增长的同时，需要改善货币供应结构进而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在保持财政政策效力的同时发挥货币政策对经济的积极作用。此外，国家要深化对国有企业与金融机构改革，提高其资金运营效率，拓宽非国有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在市场机制不断完善的情况下，通过货币供给的存量调整和增量调节，使我国的经济资源得到优化配置，从而使有效货币供给增加。

第9篇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危机频繁爆发：先是在1992年爆发了英镑危机，然后是1994年12月爆发的墨西哥金融危机；最为严重的是1997－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这次金融危机充满了戏剧性：当1997年泰国政府动用外汇储备保卫泰铢的艰难战役失败而不得不让其贬值的时候，许多人甚至在地图上找不到这个偏僻小国的位置，但是，风起于青萍之末，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没有预测到，一场规模浩大的金融危机爆发了。金融危机如飓风一般席卷东南亚各国，然后顺势北上，在1998年波及刚刚加入OECD的韩国。这场金融危机的波及范围甚至到了南非和俄国。

回顾动荡的90年代，我们可以发现金融危机的一些新特征：首先，这些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在经济全球化大踏步前进的过程中爆发的。整个20世纪80年代是经济自由主义在各国获得全面胜利的年代。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鼓吹下，经济自由主义几乎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意识形态。1989年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更使得资本主义国家弹冠相庆。从较为严格的意义上说，全球化只能从冷战结束之后算起，因为在冷战时期全球经济格局仍然没有摆脱斯大林所说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平行市场”。东亚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化的步伐开始放慢，反对全球化的声音越来越响亮，许多迹象表明全球化可能会进入低潮。同时，东亚金融危机也使得经济学家不得不反思原有的许多经济自由主义教条。比如，东亚金融危机之后，许多一流的经济学家都对原来的“华盛顿共识”提出了批评；其次，这次金融危机的破坏程度非常深重，可以说是从货币危机肇始，并次第演化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甚至是政治危机。如果仅仅表现为货币危机，则其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是有限的，因为货币危机往往是由经常项目出现异常逆差而导致，但是货币贬值有助于提高本国产品的竞争力，这便改善了本国的国际收支。金融危机的范围比货币危机更广，金融危机包括发生在银行业的挤兑危机，发生在股票市场的崩盘危机等等。金融危机和货币危机并不一定同时爆发，但是这次东亚金融危机却表现出来“孪生危机”的形式，所以其危害为烈，远远超过单纯的货币危机。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东亚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包括收入下降、贫困人口增加、公共服务业萎缩、教育和卫生条件恶化、犯罪率上升等。第三，除了个别例子之外，90年代爆发金融危机的国家大多是新兴市场。所谓新兴市场是指那些已经实现了对外开放，与国际资本市场有密切联系的发展中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发达国家的利率较低，导致大量资金转向海外寻找新的投资机会，新兴市场因为其收益高而倍受追捧。然而，进入90年代之后新兴市场频繁爆发金融危机，不由得引起人们的思考。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宾教授曾经指出的，只要世界仍然被分割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就不可能是通向繁荣和进步之路。为什么新兴市场易于爆发金融危机？这可以从新兴市场金融体系的内在脆弱性、新兴市场之间的传染效应，以及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无政府状态这三个方面来讨论。

按照传统的货币危机理论，一国之所以会爆发货币危机，一定是因为其宏观经济的基本面出现了问题。以克鲁格曼1979年的论文为代表的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往往会过度挥霍而导致财政赤字，然后不得不用增发国债或增发货币的方式弥补其财政赤字，但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这将给一国的货币带来贬值的压力。如果投资者预期该国货币早晚要贬值，他们不会等待该国货币循序渐进地慢慢贬值，而是将一起抛出该国货币，导致该国政府的外汇储备几乎在一夜之间耗尽，该国的货币突然大幅度贬值。由此可见，判断一国是否将爆发货币危机的预警指标应该包括预算赤字、通货膨胀率和国内储蓄等。然而，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完全不能解释新兴市场的金融危机。比如说，在危机之前，东亚各经济体的预算赤字并不高、公共债务有限、通货膨胀率一直控制在一位数以内、国内储蓄和国内投资都很高、经济增长率较高。最近的金融危机理论指出，新兴市场的金融体系具有内在的脆弱性，这才是金融危机的真正根源。

发展经济学家早就注意到，东亚各经济体在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在这些经济体中，政府往往有着强烈的发展经济的愿望，并普遍实行了赶超战略。为此，政府对生产活动和资源配置积极干预，保护国内产业，并对私人投资活动和银行贷款进行隐含的担保。关系贷款盛行。这些做法在特定的条件下强有力地刺激了本国的工业化，同时又在高速经济增长时期维持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但是，潜在的弊端逐渐开始显露：政企不分滋生了权钱交易的腐败行为，银企不分导致不良贷款如同滚雪球般越积越多。由于政府的隐含担保，企业倾向于过度借债，导致东亚经济中负债率非常之高。1996年韩国负债率高达355%，泰国是236%，菲律宾是128%。没有受到金融危机肆虐的国家也存在这一问题，如中国的负债率高达155%，日本为221%。高度负债的结果是银行不良贷款比率极高。1999年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的不良贷款比率分别为55%和52%，马来西亚为25%，韩国为16%。解决银行不良贷款的成本占GDP的比重在印度尼西亚为29%，韩国为17.5%，泰国为32%，马来西亚为18%。当这些经济体仍然实行资本管制，对外借债的规模较小的时候，这种发展模式中的潜在的问题是可以控制的。但是一旦它们开放了本国的金融体系，将其金融脆弱性暴露于国际资本市场面前，潘多拉的盒子就打开了。

事实上，在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前景就有了恶化的苗头。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日本经济在经济衰退的泥沼中越陷越深；1995年美元升值使得采用盯住美元汇率制度的东亚经济出口竞争力受损；1996年日元贬值更使得与日本经济唇齿相依的东亚经济深受其害；中国的崛起也影响到东亚各经济体的出口，加之，1994年爆发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已经提醒了投资者新兴市场的潜在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东亚各经济体政府采用政府担保的方式，试图继续挽留国际资本。由于有政府的承诺，流入东亚经济的国际资本并没有放缓，但是更加谨慎。国际资本更多地转为以短期资本为主，一有风吹草动，马上全身而退。危机前夕，泰国引入的外资中属于直接投资的只占5.5％，商业银行借款达51.5％，其中大部分是短期借款。韩国的外债中2/3属于短期外债。这就带来了“双重错配”的问题。首先，由于这些经济体国内金融体系不发达，往往依赖国际资本为国内投资融资，因此借款人需要的是本币，但只能够借入外币，这就带来了“货币错配”（currencymismatch）。“货币错配”使借款人增加了偿还外币时的外汇风险。但是，由于东亚各经济体普遍实行固定汇率制度，政府承诺维持汇率稳定，所以这带来了“败德风险”，借外债的企业和银行都不关心汇率风险，于是出现了过度借债的现象，并积累了大量未做对冲的外债。由于东亚各经济体更多地依靠短期借债为长期投资项目融资，这便带来了第二种错配即“期限错配”（maturitymismatch）。“期限错配”使得东亚经济更容易出现“流动性危机”（liquiditycrisis）。“流动性危机”和“资不抵债危机”（insolvencycrisis）是两个值得区分的概念。比如说，一家银行可能会因为经营不善而资不抵债，即从技术上讲已经破产了，但是，只要暂时没有发生储户挤兑，这家银行仍然能够维持正常运转。另一方面，即使一家银行经营状况良好，但是架不住所有的储户同时来提钱，这家银行一定会因为缺少流动性而关门倒闭。在东亚金融危机之前，短期国际资本大量流入东亚，金融危机之后，这些资本又大量流出。这使得许多经营状况本来良好的企业资产负债表急剧恶化，纷纷破产。尽管墨西哥和阿根廷等国和东亚经济的情况有所不同，但在国内金融体系不发达，易于出现“双重错配”这一点上是相似的。这就是为什么新兴市场一旦爆发货币危机，很容易进一步转化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原因。

第10篇

关键词：金融危机；传导机制；路径

Abstract：This article， based on the summarization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conduction mechanism， analyzed the crisis conduction channel from two perspectives: Domestic and foreign. It includes: the crisis conducted from real estate markets to credit markets， from credit markets to capital markets， from financial markets to the real economy and how the crisis affected the global economy. Furthermore， the paper made a brief conclusion.

Key Words：financial crisis，conduction mechanism，channel

中图分类号：F831.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2265（2009）04-0016-04

2007年2月爆发的美国金融危机，至今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这场金融危机最初爆发于房地产市场，之后迅速蔓延，波及信贷市场、资本市场，继而冲击全球的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如今，金融危机已经扩展到实体经济，演化为经济危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金融危机的传导也表现出不一样的特征，研究其传导机制，对于有效防范金融风险具有重大意义。

一、金融危机传导过程分析

从金融系统出现紊乱到实体经济全面衰退存在一系列的过程与环节，所有这些过程和环节的集合即为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金融危机的传导，实际上是一个金融风险形成、积累、转化和扩散的过程，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这个转变过程，也就是相关的经济状态从均衡转向失衡，然后进一步扩散的过程。

金融危机的传导过程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危机在不同市场或不同领域之间的传导与扩散过程；另一个是危机在不同地理空间上的传导与扩散过程。

（一）金融危机在不同市场或不同领域之间的传导与扩散过程

从危机的内容来看，金融危机可以分为四种类型：货币危机、外债危机、银行业危机与资本市场危机。随着金融危机的发展与传导，这些危机是相互交叉的，并不是独立的。

1.以货币危机为先导的金融危机的传导与扩散。货币危机源于汇率扭曲。由于国内出现严重的货币供求失衡、资金信贷失衡、资本市场失衡或者是国际收支失衡，国内出现严重的货币汇率高估，从而引发投机性攻击、资本外逃和投资者信心崩溃，这又加剧了国际收支的失衡和本国货币汇率的狂跌，引发了货币危机。货币危机通过传导与扩散机制，特别是信心危机的传导，造成货币供求、资金借贷和资本市场失衡的加剧，引发股市危机和银行业危机，从而形成全面的金融危机。

2. 以外债危机为先导的金融危机的传递与扩散。债务危机的爆发，源于资金信贷和国际收支的失衡。过度地利用外资，导致支付能力的不足和国际收支的严重失衡。过度利用外资也可能是由于国际收支失衡、通货膨胀和资本市场失衡造成。支付能力不足削弱了投资人的信心，造成资金外逃，引发外债危机。外债危机通过传导与扩散机制，可以引发货币危机、资本市场危机和银行业危机，从而形成全面的金融危机。

3. 以银行业危机为先导的金融危机的传导与扩散。银行业危机源于金融机构的内在脆弱性以及由此发生的各种风险――特别是由于过度信贷导致的大量的不良资产。当经济衰退或资金借贷严重失衡时，就出现了信心危机和挤兑，引发了银行业危机。银行业危机爆发后，通过传导和扩散机制，即无力支付存款人存款，导致个人和企业的破产，引发资本市场危机和货币危机。

4.以资本市场危机为先导的金融危机的传导与扩散。资本市场的失衡，除了市场内部原因之外还可能是因为实体经济和产业结构的失衡、经济增长速度的放慢或即将放慢、货币政策的调整、银行业危机、外汇市场危机和债务危机及它们所带来的信心危机而导致。当人们对于金融资产价格、整体经济的信心急剧丧失时，人们会在短时期内采取一致的行动，抛售各种资产特别是有价证券，导致资本市场危机的爆发。资本市场危机的爆发，使企业和个人遭受巨大损失，资金借贷和货币需求出现严重失衡。资本市场危机通过传导和扩散机制，引发银行业危机和货币危机。

（二）金融危机在不同地理空间上的传导与扩散过程

一般来说，金融危机在不同地理空间上的传导与扩散主要有两个载体：一是投资者信心的相互影响；二是资本的流动。货币危机与外债危机主要依靠这两者实现传导。资本市场危机，在各国资本市场相对独立的情况下，主要依靠投资者信心的丧失来传导。

由于各个市场对外联系的密切程度不同，如果起始爆发危机的市场不同，危机在空间上的传导能力是不同的。一般而言，银行业危机在国内不同地区之间的传导能力很高，而跨国度空间的传导能力较小；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的跨国度传导能力最高。当然，金融危机在空间上的传导能力，还和影响到的国家或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自身金融体系的稳健程度、外汇储备水平、国际收支情况等因素有关。

可见，金融危机在不同空间和市场之间的传导过程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同步进行的，时间上相互交叉、传导上相互感染、空间上连锁反应，形成极为复杂的传导与扩散机制。

二、美国金融危机成因分析

美国金融危机是金融风险长期积累瞬间爆发的结果。美国金融产品体系像个倒置金字塔，底层是基础资产，如住房贷款、信用卡贷款、工商企业贷款、消费贷款、教育贷款等等，在此基础上构造出金融衍生产品的大厦。伴随着近10年来的金融创新浪潮，以住房贷款等为基础资产，美国的金融衍生产品市场发展迅猛，产品设计得越来越复杂，这些产品的真实价值和风险等方面信息的透明度也随之下降。当风险积累到一定程度，危机就爆发了。

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1）美联储的加息与房地产市场的降温。长期的低利率政策刺激了美国经济的增长，同时也带来了房地产市场的过度繁荣，在利益的刺激下，衍生金融产品泛滥。美联储的加息为这一切划上了句号，房地产市场迅速降温，违约现象频频出现，由此直接造成了金融机构的流动性不足，点燃了美国金融危机的导火索。（2）金融衍生产品的催化作用。资产证券化的过度使用成了金融危机的催化剂。资产证券化的产生，使资金链得到延长，同时风险也在整体上被扩大了。危机爆发时，迅速波及整个资金链条，激发了系统风险的释放。（3）信息披露不充分。如前所述，美国金融衍生工具迅猛发展，其透明度不断降低，信息不对称现象也因此越发严重，不确定性因素大大增加。（4）政府监管不力。长期以来，美国当局一直注重经济的增长，忽视了信贷风险的控制，金融衍生品的发展也超越了金融监管的范畴。

美国金融危机实际上是金融杠杆的放大效应过度导致了金融泡沫，泡沫破灭必将引发危机。美元的全球流动机制为美国境内金融创新提供了充足的美元货币，这使得华尔街可以将美国境内的收入流最大限度资本化，长年累月下来造成了经济的虚拟化。更重要的是，在此过程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流一再被杠杆化，形成了杠杆链，这一方面延长了风险源头到最终持有者之间的风险传导路径，另一方面也使得各类金融杠杆的作用交织在一起，使得经济中的风险不断放大，将金融业的脆弱性传导给了整个美国经济。

三、金融危机在美国内部传导的路径分析

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不是偶然的，有其内在原因与机理。长期以来美国以过度消费支撑和刺激经济，在创造繁荣的同时，积聚了财政赤字、贸易逆差、资产价格飙升、过度借贷、投机资金泛滥等大量金融风险和经济泡沫，最终促使风险爆发和泡沫破灭。其主要原因就是通过信用创造出了超出自身支付能力的需求，或者说消费未来。这场危机从房地产市场到信贷市场、再到资本市场，从虚拟经济到实体经济，从美国金融市场到全球金融市场，从美国实体经济到全球实体经济，迅速蔓延，给全球经济造成严重的损害。

（一）金融危机在金融市场内部的传导

1. 危机由房地产市场传导至信贷市场。美国金融危机由房地产市场传导至信贷市场是缘自抵押贷款标准放松和抵押贷款产品创新，在这一过程中，贷款金融机构就将房地产市场的风险扩散了，当美联储提高利率、房地产市场大幅下滑、贷款人无力偿还贷款时，导致信贷市场流动性短缺，直接陷入支付危机。

在美国房地产市场一派繁荣景象之时，由于优质按揭市场已经趋于饱和，过热的房地产市场刺激贷款金融机构，向信用并不好的贷款人发放贷款，即发放次级抵押贷款。为了使次级按揭贷款更加具有吸引力，发放次级抵押贷款的金融机构普遍采用2/28或3/27的优惠固定期或浮动期利息结构，也就是在最初的2―3年内给予非常优惠的按揭利率，而后则按市场利率加上一定息差的浮动率来计息。很多对房价上涨或自身收入、信用等级有着良好预期的贷款申请人，都申请到了未来可变利息超过自身接受能力的次级按揭贷款，随即金融机构对于发放次级贷款的条件限制越来越松，其中有两项政策最为冒险：一是购房无需提供首付，全部资金皆可从银行贷款，前几年还可只付利息而不用偿还本金。二是对借款人不做任何信用审核。信贷金融导致了房价非理性的上涨，直至美国住房需求市场很快饱和。这样，当美国进入加息通道以后，购房者还款负担加重，房地产价格下跌，购房者难以将房屋出售或抵押融资，随之出现大量违约，金融机构因此而出现资金链断裂，面临倒闭的风险。金融危机由此从房地产市场传递至信贷市场。

2. 危机在信贷市场与资本市场之间的传导。美国金融危机从信贷市场传导至资本市场是缘自金融衍生工具――资产证券化的助推作用。

资产证券化的核心内容是，只要某项非流动性资产在未来能够产生稳定的现金流，那么该非流动性资产的所有者就能够以未来现金流为基础，将该资产打包成某种形式的债券，通过向资本市场出售债券而收回流动性资金。为了迅速回笼资金以提供更多抵押贷款，它们在投资银行的帮助下，将一部分住房抵押贷款债权从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中剥离出来，以这部分债权为基础发行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CDO），从而将与该部分抵押贷款债权相关的信用风险转移到持有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机构投资者的资产负债表上。这个证券化过程由一个长长的链条来完成：信贷公司和银行、债权打包服务公司、投资银行、信用评级等中介公司、投资基金、投资基金的投资人。债权打包服务公司将信贷公司和银行的次级抵押贷款打包制成债券“标准件”，由信用评级等中介公司进行信用评级，再由投资银行和投资基金持有或者卖给其他的商业银行、对冲基金等金融机构。从表面上来看，经过证券化后贷款金融机构的风险似乎得到了有效的分散与转移，实际上却扩大了整个金融市场的系统风险。这样次级房地产抵押贷款的信用风险便由制造次级房地产抵押贷款的商业银行转移到资本市场。一旦次级抵押贷款的整体违约率上升，机构投资者持有的次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市场价值就会大幅缩水，由于上述机构均实施了以市定价（Market to Market）的会计记账方法，因此即使没有出售贬值的债券发生实际亏损，也要在资产负债表上相应期间进行减记，在利润表上就会表现出相应的亏损，当入不敷出时，连锁反应就会导致整个资本市场发生危机。

反之，资本市场发生危机更加剧了信贷市场的资金紧缩局面。由于自身的资产价值缩水，到资本市场融资亦发生困难，为了满足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提出的自有资本充足率的规定，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不得不降低风险资产在资产组合中的比重，从而导致商业银行的“惜贷”行为。也就是说，资产价格的下跌导致信贷市场出现持续紧缩，危机从资本市场再度传导至信贷市场。

（二）金融危机从金融市场传导至实体经济

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投资者开始担心信贷问题是否会演变成为整体经济危机，纷纷出售股票转而持有现金，导致美国股市出现剧烈波动，这一方面通过财富效应影响了居民消费，另一方面通过托宾q效应和金融加速器理论影响了企业投资。

由于储蓄偏低，美国居民的消费模式一直是借贷消费，然而金融危机的爆发打破了此种消费模式长期以来的兴旺周期，受沉重的信贷损失和坏账拖累，金融机构已经不再视消费信贷为无风险业务，信贷紧缩正在向消费紧缩转变。此外，美国经济下滑导致其对能源、金属和农产品等原材料的需求下降，从长期看，需求下降必然导致价格下跌，商品市场也会因此而大幅波动。

金融危机爆发导致的另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失业率上升。大量的金融机构倒闭使很多人瞬间失业，例如雷曼兄弟的破产就导致2万员工失业，此外还有由于企业无法维持经营而进行的裁员等等，据美国劳工部就业报告数据，美国非农业部门失业人数已达15.9万人，创五年来失业率最高点。因此，金融危机已不可避免地传导到美国实体经

济。

四、金融危机由美国向全球传导的路径分析

（一）贸易渠道的传导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长期以来保持对外贸易逆差，主要依靠进口来维持国内消费。金融危机发生以后，美国国民财富大幅缩水，信用规模急剧收缩，居民消费支出因此而减少，通过收入效应作用于有直接贸易关系的国家，进口需求直接减少，由此造成出口国企业利润下降，经济受到冲击。例如，除去价格影响，我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2008年1至7月份出口额同比增长由2007年的超过20%放缓至12%，这种外需的减少短期内是无法由国内需求弥补的，一些出口企业因此而遭受亏损。

（二）金融渠道的传导

美国是世界上金融系统最完善的国家，被认为是最为安全的投资市场，其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等金融机构非常发达，美国股市多年以来也一直保持相对稳定的增长，这不但为投资者带来相对丰厚的收入，而且直接导致投资者金融财富的增加，良好的示范效应进一步鼓励了投资者持股的积极性。世界许多国家均持有美国债券、股票及其他金融资产，机构投资者也将大部分资金投入了美国金融市场。

在美国进行资产证券化的过程中，全球很多国家的机构投资者同时参与到了风险扩散的链条中。美国CDO市场的崩溃，导致国内的金融机构倒闭，持有这些金融机构资产的跨国金融机构也遭受了巨额损失。在这一方面，欧洲的银行受到很大的打击，因为欧洲的银行和美国的银行做着同样的操作。如今，欧洲的银行间交易基本上已经无法正常运转，银行与银行之间互相不信任，导致拆借市场处于瘫痪状态。为了达到最低资本充足率和保证金要求，或出于调整资产负债表的需要，亏损的金融机构大幅收缩对另一国家的贷款，将危机传导至下一个国家。危机发生后，全球股市与美国股市同步下跌，很大程度上是由跨国金融机构在全球范围内降低风险资产比重的调整行为所致。在金融危机蔓延的同时美国也在做着投资组合的调整，由于国内资本市场流动性严重不足，美国将部分海外资本撤回，加剧全球短期资本波动。

（三）心理渠道传导

在金融危机爆发以前，投资者对美国经济抱有很高的期望，信心盲目高涨，不顾危机发出的种种征兆及预警信号，不断投入资金，增持美国资产。危机爆发后，投资者又表现极度悲观，从资本市场上仓皇而逃，不再相信政府的政策，这种“羊群效应”进一步恶化了金融危机，甚至一些经济状况良好的边缘国家和地区由于资金流的问题而陷入危机。

五、结论

美国金融危机并没有表现出剧烈的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它更多是隐性的，而不是显性的。实际上，金融危机的真正实质是，美国金融市场滥用信用衍生品的创新、预支市场和社会信用，从而造成信用风险逐渐累积，进而酿成信用危机。这场以银行业危机为先导的金融危机提醒美国，经济发展要更注重于实体经济的发展，而非虚拟经济的虚高。虚拟经济的运行脱离了实体经济的基础，变得更加不稳定，这种不稳定性就造成了经济中的泡沫，一旦泡沫被刺破，将严重损害实体经济。另外，金融监管要跟得上金融工具的创新步伐。任何金融创新都应该立足于战略高度来规划，仅仅满足于技术性的、工程性层面的创新必然会忽视社会性的整体风险。

参考文献：

[1]王鹏.国际金融危机传导机制研究[D].四川大学硕士论文，2007（5）：3.

第11篇

[论文摘要]在东亚(包括东盟和中日韩)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加强、区域经济关联度不断提高的情形下，加强东亚货币合作。构建东亚单一货币区是大势所趋。文章对东亚货币合作的理论基础进行阐述，对东亚货币合作的条件进行分析，进而提出东亚货币合作机制和我国的对策。

亚洲金融危机警示了东亚各国加强区域性的经济和金融合作共同抵御金融风险的必要性，区域性的货币危机需要区域性的货币合作来防范已成为共识。同时加强货币金融合作本身在区域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形势下也是增强自身经济实力的必然要求。

一、东亚货币合作的理论分析

最优货币区理论最早是由蒙代尔于1961年提出的，其目的是为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该理论最初关注的是成立最优货币区的标准问题，蒙代尔、麦金农、彼得凯南、伊格拉姆分别提出了确定最优货币区的单一标准：生产要素的流动性、经济开放程度、低级产品的多样化和国际金融一体化程度。随着实践进程的发展，单一标准的理论已不能满足实践的需要，于是，后来的经济学家将该理论作了发展，克鲁格曼对参与的成本和效益作了模型解释，博弈论者则提出了俱乐部理论，这些进展使该理论的研究重点转移到参与最优货币区的成本和效益分析上。

参与最优货币区的成本主要是：各成员国会损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会丧失巨额的铸币税收入，同时要支付较高的货币转换成本，会使其财政政策不可避免地受到牵连，进而会影响到其国内经济的平衡性和稳定性。而参与最优货币区的效益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是减少交易成本，降低汇率风险。单一货币区建立后，区域内货币交易被取消，这将节免货币兑换的成本，可以节约大量人力财力，有助于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而且货币交易的取消还能避免短期国际资本的冲击，因为单一货币会使最优货币区内的货币规模巨增，致使投机者无力制造差价实现套利。二是减少外汇储备成本，节约外汇储备。三是货币一体化可以有效地降低各成员国的通货膨胀率和通货预期，稳定成员国国内的宏观经济环境。四是货币一体化还将扩大各成员国的国际影响力，并且为各成员国接下来的深层次政治合作打造平台。

二、东亚货币合作的条件分析

从长远看来，随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各国间贸易、投资、金融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再由于受国际趋势的影响，东亚地区构建单一货币区是势在必行的。但就目前而言，需要分析东亚货币合作的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按照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构建单一货币区的成员国应当符合的内部条件有：各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高；各国经济的关联程度高；各国经济的发展水平趋同；成员国间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强；各国政策的协调一致性强；所建货币区内拥有核心国和核心货币。

从东亚国家和地区目前的现状看来，在各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方面，东盟、亚洲四小龙和日_本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较高，

三、东亚货币合作的机制分析

第12篇

【论文摘要】货币错配是发展中国家在金融全球化过程中所普遍面临的问题。大规模的货币错配对一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造成巨大的不利影响，严重的货币错配会引发货币乃至金融危机。本文主要从货币错配与货币政策的关系角度介绍了国际学术界的研究进展情况，并提出对策性建议。

一、货币错配的提出及其涵义

“货币错配”研究最早出现在关于债务币种结构的文献中（Cooper，1971； Mishkin，1996；1999）。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兴市场国家中爆发了数次影响较大的货币危机，因此出现了大量关于货币危机的研究文献。

较早期的文献研究侧重于货币错配会引发危机，因此过多强调一国或一个经济实体总体资产负债表的负债方。而进入二十一世纪的研究更看重于货币危机发生前的预警或对经济的不良影响，因此货币错配的研究内容更全面，不仅研究负债和资产，更着重于两者的匹配。如Bunda（2003）认为，如果新兴市场国家中的部分国内债务和全部外债是以没有对汇率风险进行对冲的外币计值的状态，那么该国就处于货币错配状态。Magud（2004）认为货币错配是指债务以外币计值（主要是美元，从而导致负债美元化）而收入通常是以本币计价的状况。Eichengreen et al.（2005）认为，货币错配是指居民、企业、政府和经济总体的资产负债表上以外币计值的资产和负债在价值上的差异。McKinnon（2005）则指出存在货币错配的国家相当广泛，任何无法以本币进行国际信贷的国际债权国都会积累货币错配，并称之为“高储蓄两难综合症”（the syndrome of conflicted virtue）。

Goldstein & Turner（2005）对货币错配所下的定义比较全面，他指出：由于一个权益实体（包括国家、银行、非金融企业和家庭）的收支活动使用了不同的货币计值，其资产和负债的币种结构不同，导致其净值或净收入（或者兼而有之）对汇率的变化非常敏感，就会出现货币错配。

从总体看，货币错配分为债务型货币错配和债权型货币错配两种类型。两种不同类型的货币错配风险是不一样的：债务性货币错配指一国（包括官方与非官方部门）所拥有的外币资产小于所需要偿付的外币负债，其风险在于当本币贬值时，存在债务型货币错配的国家在偿还债务时，要付出更多的本币；反之，如一国拥有的外币资产大于外币负债则为债权型货币错配。债权型货币错配的风险在于本币升值，本币升值会直接导致外币资产的减少。

二、货币错配阻碍货币政策的传导，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

1、货币错配对汇率的影响。货币错配的定义反映了资产和负债与收入和支出两方面对汇率变动的不同影响，说明货币错配现象的本质在于汇率风险敞口。因此，货币错配所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汇率风险问题，即汇率波动对有关经济变量（如产出、投资、资产净值等）和经济金融稳定性的影响。

Mishkin and Savastano（2001）等通过研究发现债务美元化使得发展中国家不得不更关注汇率的变动。由于本币的贬值会加重本国的外债负担，而本国的升值又会削弱本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减弱本国的偿债能力，因此发展中国家处于“两难境地”。

Haus nlallrletal（2001）和Ganapolsky（2003）发现货币错配程度与汇率弹性负相关，货币错配引起的金融脆弱性使得发展中国家虽然名义上实行弹性汇率制度，但实际上将汇率维持在对某一货币的一个狭小幅度内，形成了“浮动恐惧”。为应对货币错配蕴涵的汇率风险，发展中国家政府往往通过保持汇率稳定来提供非正式的套期保值。但如果一国实施固定汇率制度，存在货币错配的企业或银行就不会有动力去控制和化解风险；而货币错配的积累和扩大又会进一步加剧发展中国家政府的“浮动恐惧”，由此形成恶性循环。

Goldstein（2005）进一步指出，对汇率浮动的恐惧会降低新兴国家的货币政策采取通货膨胀制的有效性，因为通货膨胀目标制要求把通货膨胀率（而非汇率稳定）作为货币政策的名义锚。如果不能在降低货币错配方面取得进展，对汇率浮动的恐惧会使发展中国家别无选择，最终走上“美元化”，这意味着彻底放弃本国的货币政策。

2、货币错配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在很多新兴经济体国家，货币供应量仍然是一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即将货币供应量作为调控目标。影响货币供应量的有两大因素：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货币供应量能否充分发挥其中介目标的作用，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一国政府能否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主动控制基础货币的增长率和及时调整货币乘数的大小。但在存在货币错配的国家，货币供应量失去了可控性。

存在债务型货币错配的发展中国家大多实行钉住汇率制，由于“羊群效应”的存在，公众在面对货币连续大幅贬值时都会预期该货币未来将继续贬值。同时担心中央银行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备将自己持有的本币兑换成外币，因此挤兑的动机将强于浮动汇率制度下的情况。政府为维持盯住汇率制，将会动用大量外汇储备满足公众对于外币的需求，从而使得外汇储备下降，货币流通量激增。

存在债权型货币错配的发展中国家则正好相反，为了维持汇率稳定，一国中央银行成为银行间外汇市场的最大买家，巨额外汇占款直接导致基础货币增加。此外，央行作为最后贷款人，往往要承担金融稳定的职责，这也会迫使中央银行增加对金融机构的再贷款，基础货币进一步扩张。最终结果是央行紧缩政策的效应大大削弱，通货膨胀压力增加。

3、货币错配对利率的影响。Hausmann等（2001）研究结果显示，金融危机后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汇率制度大多数宣布采用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仍然在利用利率政策来稳定汇率，这导致了这些国家利率的不稳定，削弱了这些国家的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根据利率平价理论，当面临经济衰退时，一国通常会采用的货币政策是降低利率并放任本币贬值以拉动内需，扩大出口，从而促使本国经济走出衰退。但如果一国的经济衰退是货币金融危机爆发的结果，而且国内存在着大规模的货币错配现象，货币政策的实施将陷入两难的境地：若此时降低利率，放任本币贬值，本币的大幅贬值的结果就转变为加重国内债务负担，而急剧恶化的负债状况将导致大量企业和银行的倒闭。但如果为了维持汇率而提高国内利率，又会加重企业的融资负担，减少总需求。此时货币政策处于两难，既不能维持低利率，任由本币贬值，也不能提高利率，维护汇率稳定。

在债权型货币错配国家，还存在着本币升值的预期，为了防止投机热钱的涌入，央行必须使本币与国际关键货币之间保持一个正的利差，以增加投机者的成本。但由于发展中国家实行的软钉住，央行需要通过外汇占款投入基础货币，这会导致市场的流动性增加，央行存在加息的压力，本币升值的预期进一步加强。因此，防止热钱流入和减少流动性两个操作矛盾的目标使得央行的货币政策无所适从。

此外，货币错配风险的存在还会进一步影响微观主体的投资决策选择。利率是影响企业投资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利率变动直接影响企业投资成本，最终导致总需求和总产出的变动。但在严重货币错配存在的情况下，企业成本受汇率的影响要更大于利率的影响，利率变动影响企业投资决策的有效性下降。

以上分析表明，大规模货币错配的存在损害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从而加剧了经济衰退。严重货币错配给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带来了巨大的威胁。正如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所言：“广大发展中国家银行货币错配是引发一场大火的导火索。”

三、结论

鉴于货币错配的存在严重地影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因此如何控制货币错配风险，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已成为我国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目前理论界大多数学者已达成共识：灵活的汇率制度、建立针对货币错配的监管体系、进行区域货币合作等都是控制货币错配风险的重要途径。除此以外，本文认为，货币政策目标的转移、稳健的国内政策和国内资本市场的完善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控制货币错配风险。

1、货币政策目标逐渐转向通货膨胀目标制。Levy 和Yeyati认为，一个国家如果要降低美元化，应以通货膨胀稳定为目标，而不是以汇率稳定为目标。随着我国金融业开放程度的加快，如果因为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加强，难以控制，货币供应量难以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那么通货膨胀目标制应当可以作为一个借鉴。

Goldstein 和 Turner（2004）也认为由于通货膨胀目标制的透明性和可信性较强，有利于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央行的独立性，因而对于降低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错配程度有着重要作用。东南亚金融危机后，通货膨胀目标制陆续被泰国、捷克等发展中国家所采用，有着较好的效果。

2、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和审慎的财政政策。要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通过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来创造一个稳定的经济环境是必要的前提。鉴于此，发展中国家应当有选择地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度来稳定公众预期，同时采用审慎的财政政策，避免经济产生剧烈波动。通货膨胀目标制可以为货币政策提供一个有效的外在“名义驻锚”，以便有效控制通货膨胀，稳定通货膨胀预期，保持经济稳定持续增长和国内债券市场的发展。而采取谨慎的财政政策，可以有效防止债务膨胀，避免本币升值的潜在高估情况下货币错配可能诱发的金融危机。

3、逐步推进国内资本市场的完善。实施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是学术界公认的控制货币错配的有效方法。但仅有灵活的汇率制度并不能很好地控制货币错配，深化和健全金融体系的其他国内机制才是控制货币错配风险的前提。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提高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方面，逐步国内资本市场的完善可以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

Bussiere 等（ 2004）认为，发展金融市场或金融工具以保证人更好地应对风险，对于控制发展中国家货币错配是有关键作用的。资本市场发展越广，能够为私人部门提供的风险对冲工具越多。当金融对冲合同足够多时，货币错配的暴露风险能够被充分化解。而深度发展的资本市场可以为私人部门提供更多的投融资渠道，多种投资渠道可以将高额储蓄导向不同的投资场所，有助于解决东亚新兴经济体高储蓄两难问题，从而缓解货币错配。

【参考文献】

[1] Eichengreen，Barry，Ricardo Hausmann and Ugo Panizza（2003），“The mystery of original si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Harvard University and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2] Guillermo Calvo and Carmen Reinhart.（2002），“Fear of Floating” [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CXVII Issue 2.

[3] Hausmann，Ricardo，Ugo Panizza and Ernesto Stein.（2001）“Why Do Countries Float the Way They Float？”[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66）.

[4] Philip Turner（2004）.“the Currency Denomination of Debt and Mismatches in Emerging Economies”[J].a note prepared for world bank's 2004 government borrowers forum，Singapore.

[5] 罗纳德·麦金农著，王信、何为译：美元本位下的汇率——东亚高储蓄两难[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

第13篇

关键词：国际收支调节；现行货币制度；“双顺差”结构

一、国际收支平衡概念及其调节机制。

1、国际收支概念及导致国际收支不平衡的原因

国际收支是指一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由于贸易、非贸易及资本往来而引起的国际间货币收付。各国在进行对外贸易的过程中，都在寻求用各种手段调节国际收支以达到收支均衡，即进口和出口相对持平。但是，各国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的努力却往往由于多种原因而付之阙如，较为典型的引发国际收支不平衡的原因有：结构性原因、货币性原因和收入性原因等。总之，引发国际收支不平衡的原因是多样的，相应的调解国际收支的方式也必须多样。

2、进行有效国际收支调节的先决条件

那么，在一国的国际收支调节中怎样兼顾本国利益和世界整体利益？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国际货币制度问题。一个完善的国际货币制度所应达到的目标是，第一，能够促进世界生产要素的有效分配，使所有国家的收入都有增长。第二，能够使世界经济得到稳定。第三，应该是一个有弹性的机体，能够承受住可能发生的外来冲击，减少冲击给各国带来的影响，并且，也要从根本上阻止各国输出其内部的不稳定性因素。第四，必须保证各国的相对独立性，以不妨碍它国和整个体系的方式达到自立的政策目标。达到了以上目标，一定国际货币制度下的各国货币关系都是有序的。

国际储备货币是国际货币制度的基本要素。它确定一定国际货币制度下的国际储备和提供国际流动性，并且为国际收支逆差融资提供物质基础。国际汇率制度是国际货币制度的核心。汇率制度的选择对国际收支调节的主要影响是：汇率是否否变动及变动的幅度对国际经济的稳定性和货币体系本身的弹性有影响；对国际收支失衡的表现形式和调节方式有影响。

二、现行国际货币制度下的国际收支调节

严格意义上来说，当前的国际社会并没有在“布雷顿”体系之后建立一个新的国际货币制度。金本位制的自动调节或稳定机制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以“牙买加协议”为标识的多元汇兑本位制国际货币制度。欧元的诞生挑战美元的霸主地位，日元凭借战后经济的发展也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而近年来，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币也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一极。但是应该说，没有统一的国际货币、各大货币之间汇率变动频繁、国际收支调节严重不对称，国际货币制度的不合理严重影响国际社会收支平衡仍是国家货币制度急需解决的问题。

1、美元一强独大，为国际收支失衡埋下隐患。

虽然依“牙买加协议”，黄金非货币化，即黄金与货币彻底脱钩。但是由于特别提款权作用有限，欧元危机，美元仍是最主要的国际储备。由于美国拥有世界最强经济实力，各国中央银行干预外汇市场及国际贸易计价结算都需要美元，因此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美元作为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不会丧失。但由此产生了一个问题，国际储备货币的发行不受黄金约束，却受困于美国国内经济的需求。近年来，美元大量超额供给，因而制造了美国及世界此起彼伏的以经济过剩和资产价格暴涨为特征的信用泡沫。美联储在决定美元供给时，并不考虑储备货币与世界经济的平衡关系，其货币政策的实施结果经常会对其他国家，尤其是金融市场不发达、金融监管有缺失的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稳定，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近20年内世界金融危机连续不断，国际收支失衡，美元的发行就难脱干系。

2，汇率安排多样化后，浮动汇率制对国际收支的消极影响巨大。

按“牙买加协议”，各国可以选择固定汇率制或浮动汇率制。目前，整个汇率体系呈现出两大趋势：一是区域集团内实行稳定的汇率制，如欧盟及实行“盯住汇率制”国家的汇率制度；二是主要货币之间汇率巨幅波动。一般认为，在浮动汇率制度下，一国政府推行本国政策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可以不受外部约束。汇率的波动还能防止通货膨胀的国际传递，使一些国家较为顺利地克服国内的通货膨胀。但经验表明，完全自由的汇率浮动也带来不少问题：一是汇率波动幅度过大增加了国际贸易和对外投资的不确定性，使之风险陡然增大；二是各国经常项目收支对汇率变动的反应迟缓，因而它对国际收支的调节作用不大；三是汇率过度波动，使国际基金组织对国际储备的控制削弱，主要硬通货国家的膨胀政策可以肆意继续下去，而无国际收支问题之虑。

3、国际收支调节机制的多样、自由化，未能根本性地解决国际收支失衡问题。

在现行国际货币制度下，国际收支调节可通过汇率机制、利率机制、IMF的干预及贷款、国际金融市场及商业银行的活动综合进行。但IMF资金的不足、权威虚，使长期以来全球范围的国际收支失衡问题不能根除。

三、我国未来国际收支调节的路径选择

目前，我国不断加剧的“双顺差”国际收支结构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世界经济发展史来看，随着一国经济的发展，其国际收支结构大致要经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不成熟债务国阶段；第二阶段为成熟债务国阶段；第三阶段为不成熟债权国阶段；第四阶段为成熟债权国阶段。由于我国经济处于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过渡期间，因此，我国未来的国际收支平衡目标调节路径将向经常项目顺差以及资本和金融项目逆差过渡。

我国贸易和经常项目顺差长期化、常态化是不可改变的趋势。目前，我国经济主要呈现两大特点：一是我国产品国际竞争力日益提高；二是我国高投资、低消费率的经济结构将延续，由此决定贸易项目顺差长期化、常态化。我们应该采取国际通行的做法，注重从扩大国内消费这一源头出发，保持合理的经常项目和贸易顺差。从国际经验看，加大资本项目调节力度是必然选择。我国可以扩大对外投资的渠道，大量使用外汇资产，减缓外汇储备大量积累和流动性过剩，减少国际收支顺差较大的压力；同时，合理引导人民币升值预期，抑制短期热钱流入；加强对短期外债管理，减缓短期间接资本流入，通过这些措施，逐步减少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直至使其转变为一定幅度的逆差。未来国际收支调节逐步转变到经常项目顺差以及资本项目逆差，是一条可行的路径，符合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的特殊国情。

参考文献：

[1]戴维.里维里恩，《国际货币经济学前沿问题》，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年.

[2]方文，《国际收支危机的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3]卜永祥、秦宛顺，《人民币内外均衡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4]方文：《美国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及其启示》，载《中国外汇管理》，1999年第11期.

[5]王立荣、刘力：《国际货币制度演化与货币危机机理探》，载《当年经济研究》，2009年第06期.

[6]刘伟：《货币危机：内外失衡、汇率失调与国际货币体系》，华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

[7]陈岷：《国际货币制度的困境与我国的应对》，载《中国集体经济》，2010年第34期.

[8]焦武：《中国国际收支失衡问题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

第14篇

论文摘要:2007年底以来,美国次贷危机爆发,逐步演变为金融危机并向国外扩散。特别是08年9月份以来,国际金融形势急剧恶化,迅速演变成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又迅速影响实体经济,全球性经济衰退的风险明显增大。如何迅速遏止金融危机、迅速遏制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是当前世界各国的头等大事和一致行动。

一、金融危机的产生

1、国际经济失衡

黄晓龙(2007) [1] 认为国际收支失衡导致国际货币体系失衡,虚拟经济导致流动性过剩,进而导致全球经济失衡和金融危机。从国际经济失衡导致金融危机的形成路径可以看出,国际经济失衡通过国际收支表现出来,国际收支失衡的调整又通过国际货币体系来进行,如果具备了完善和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那么完全可以避免国际经济强制性和破坏性调整,也就是说可以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然而现实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受到大国操纵的,因而国际经济失衡会被进一步扭曲和放大。

2、国际货币体系扭曲

徐明祺是国内学术界较早把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的原因归结为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缺陷的学者。徐明祺(1999) [ 2 ] 认为,一方面是秩序弱化在改革和维持现状间徘徊的国际货币体系;另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投资和债务方面的弱势地位;处于双重制约下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一次次吞下金融危机的苦果,因而现存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难逃其咎。也就是说国际货币体系在调解国际收支不平衡时遵循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本原则和理念,而各国在制定货币政策协调国际经济失衡时却失去了原有的秩序和纪律性,因而现在的国际经济的失衡被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放大了,加剧了。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保留了原来国际货币体系的理念和原则,但却失去了原来的秩序和纪律,强势经济体可以利用这样的体系转嫁金融危机和获取更多利润,而不需要承担过多的责任。

3、国际游资的攻击

国际经济失衡是金融危机的前提条件,不完善的国际货币体系会加剧国际经济失衡,然而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是

国际游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金融危机离不开国际游资的攻击。

二、金融危机下的中国经济该如何走下去

美国金融危机既然对中国经济领域带来这样广泛的影响,那么有什么措施可以应对呢?

首先,美国银行面临破产的时候,一定会有并购的需求,“我们应该看到这是我们银行的一个机会”,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指出:“以前美国不愿意让我们介入这一领域,现在他们面临破产愿意让我们进去了。

另外,陈东琪认为应该防止热钱集中大量撤离。因为美国以及国际上的资本热钱为了解决自己的燃眉之急,撤资一定不是个别现象,我们要加以密切跟踪、监管,看看这个资本是什么样的情况,做到心中有数,防止大幅度撤离现象。在信心层面,要从宏观的总量政策上面、特别是货币政策上面有一些微调动作,提振或者稳定市场的信心,以防市场信心层面对国内市场打击太大。

再就是美国资本市场对我国产业市场的影响,特别是制造业市场的影响,陈东琪认为要采取一些相应的支持和保护措施。防止影响的深化带来制造业的过快下降。防止出现一个滑坡现象引起的就业下降以及企业大规模的亏损。当然更重要的是政府方面要有一些基本的措施。还要治本,立足制度建设,加快相关制度的改革,包括新股发行制度、ipo制度、上市公司的分红再融资制度、市场的投资者管理制度、相关的政策信息披露制度等。在银行层面来讲,应该加强金融风险防范机制的建立.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来,金融危机对中国来说是一个经济调整期,它为中国经济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首先价格体制的改革,尤其是资源品的价格机制改革是好时机。陈东琪预计,这一轮国际油价的下降可能会时间比较长,而且下降幅度会比较大,70美元以下都有可能。这对我们的成品油的价格改革无疑是一个机遇,今后的定价权可以从此逐步企业化,让企业说了算,这样就可以使政府补贴减少。要不然既补高又补低,油价高了要补消费者,油价低了补企业。当我们把价格放开了以后,我们只有非常规性补贴了。既可以减轻企业负担,同时又可以使我们的油价体制市场化。

另一个要注意的是粮食价格。据农业部统计,今年粮食有可能超过5.1 亿吨,菜仔油、猪牛羊肉也会增产,国际上的粮食下半年也在不停地增加,所以全国今年下半年到明年粮食的供给关系可能会出现供大于求的局面。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稳定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保护粮农的利益?要早做防备,防止粮食价格大幅下降对农民带来冲击。

在这个阶段,政府还应该做好两件事,一是减税加薪,政府给企业减税,企业给工人加薪。二是与其留着很多的外汇储备,还不如搞更多的基础设施建设。因为从长远来讲是一定需要的。而外汇储备实际上我们总在受国际资本市场带来的风险压力。

把更多的国家盈余用于长远的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可以规避金融风险,对我们的长期发展来讲是一个巨大的动力和后劲储备。我们一定要看得远一些,有一个长远的视野,长远的谋划和打算,这样我们可以有很多收获,为下一轮经济打下基础。

参考文献:

[1]黄晓龙. 全球失衡、流动性过剩与货币危机—基于非均衡国际货币体系的分析视角[j]. 金融研究, 2007 , (8) .

[2]徐明祺. 国际货币体系缺陷与国际金融危机[j] . 国际金融研究,1999 , (7) .

[3]夏斌,陈道富. 国际货币体系失衡下的中国汇率政策[j] . 经济研究, 2006 , (2) .

[4]宗良. 对国际游资冲击金融市场的若干思考[j] . 金融研究,1997 , (11) .

[5]陈炳才. 对国际经济失衡和国内经济失衡的重新认识[j] . 金融研究,2007 , (5) .

第15篇

论文摘要:美国作为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具有火车头的作用。然而2007年美国经济的表现不尽人意，次贷危机的爆发更是雪上加霜。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日渐明显，资本的国际流动和国际资本市场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但与之相伴的金融风险也越来越大。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如何应对这种挑战，趋利避害是摆在中国金融界和政府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

国际金融危机一般有三种表现形式。货币危机，是指一国货币在外汇市场面临大规模的抛压，从而导致该种货币的急剧贬值，或者迫使货币当局花费大量的外汇储备和大幅度提高利率以维护现行汇率；外债危机，是指一国不能履约偿还到期对外债务的本金和利息，包括私人部门的债务和政府债务；银行危机，是指由于对银行体系丧失信心导致个人和公司大量从银行提取存款的挤兑现象。

2007年4月，美国新世纪金融公司申请破产，标志着次贷危机正式爆发。一年来这场危机的影响愈演愈烈，形成一种“蝴蝶”效应，引发了国际金融风波，导致全球闹股灾。次贷危机造成美国的坏账是4600亿美元，由于美国把坏账证券化，经过金融机构的炒作，现在扩展到全球，波及到许多国家的金融机构和银行，估计最终损失要达到1.2万亿美元，其损失和危害正在逐步显露。这件事远远没有结束，预计美国次贷危机对全球的影响将持续到2008年10月末或年末，才能最终见底。美国一打“喷嚏”，全世界都跟着“感冒”，这就是金融国际化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传感效应。

一、金融危机形成的主要原因

（一）国际经济失衡。国际收支失衡导致国际货币体系失衡，虚拟经济导致流动性过剩，进而导致全球经济失衡和金融危机。金融危机总是与区域或全球经济失衡相伴而生的。区域或全球经济失衡将导致国际资本在一定范围内的重新配置。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一个国家宏观政策的影响力可能是区域的或全球性的。

（二）国际货币体系扭曲。一方面是秩序弱化在改革和维持现状间徘徊的国际货币体系；另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投资和债务方面的弱势地位；处于双重制约下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一次次吞下金融危机的苦果，因而现存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难逃其咎。而各国在制定货币政策协调国际经济失衡时却失去了原有的秩序和纪律性，因而现在的国际经济的失衡被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放大了，加剧了。

（三）国际游资的攻击。国际经济失衡是金融危机的前提条件，不完善的国际货币体系会加剧国际经济失衡，然而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是国际游资。那么国际游资为什么能够摧毁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呢?众所周知，国际游资规模较大，它完全有能力影响和缩短被攻击国家的金融周期。金融周期是指一个国家金融市场由繁荣到萧条的自然过程。当国际游资进入被攻击国家，它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利率和汇率变化，从而加快金融市场由理性发展向非理性发展转变。

宏观调控力度不当、房地产市场失衡、金融机构推波助澜等问题也是造成全球性金融风波的重要原因。

我国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认为：到现在为止美国经济还没有衰退，只是下调，这次下调绝不是短期就可以过去的这对我们的出口影响就很重大，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对中国的第二个影响是相关银行的损失。从媒体公布的有关资料和金融上市公司的有关年报可以看出，工行、建行、招行和其它不少银行购买了美国的“两房”（房利美、房地美公司）和雷曼公司的债券；第三个影响则是潜在的危险，因为我们持有的国际外汇储备对外公布的数字是18000多亿，其中美国国债大概5、6千亿的样子，而金融危机的发生对我们持有的美国债券实际上应该还是有一些影响的；第四个影响则是由于国外资金流出导致的股市房地产市场的疲软加剧。此次美国金融危机涉及的都是一些大的投资银行、老牌银行、大的投资中介商等重要金融机构。尤其是像刚刚破产的雷曼兄弟已经有158年的历史。而全美500家银行中，到现在已经有117家面临破产。转贴于

二、面对金融危机，我国应采取的策略

防范金融风险的最佳途径是优化我国的经济结构，强化本国经济。各次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发展中国家只有优化国内经济结构，才能真正改善长期国际收支的状况，确保自身不受国际资本流动无常变化的影响。有计划、有步骤地开放资本市场，开放金融市场要做好准备和试点，应该采取谨慎的步骤和策略。就目前形势看，次贷危机对中国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中国经济发展较为稳定。但受国际石油价格和粮食价格上涨的影响，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水平居高不下。央行对此采取了从紧的货币政策，从2007年3月起连续6次提高银行存贷款利率，抑制货币信贷过快增长，以期降低通货膨胀率。2008年中国应该继续将治理通货膨胀作为首要任务，同时要防止经济大起大落，在治理通胀和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之间寻找平衡。

货币危机论文范文

第1篇

第2篇

第3篇

第4篇

第5篇

第6篇

第7篇

第8篇

第9篇

第10篇

第11篇

第12篇

第13篇

第14篇

第15篇

扩展阅读

推荐期刊

中国货币市场

北方金融

中国钱币

金融客

精品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