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论文范文6篇

文学作品论文范文第1篇

一《金锁记》与“曹七巧”对读者期待视野的突破

沃尔夫冈•伊瑟尔提出的微观接受理论给出了“否定性”的概念，这种概念也被称之为文学接受中的“不确定性”，意指文学本文在内容上对读者原有意识造成的冲击，在形式上对读者阅读“前意向”（pre-jntentions）给予突破与转化，促进阅读兴趣。否定与空白、空缺共同构成所谓的复叠的“否定性”，这是“文学交流中的基本力量”。换言之，优秀的文学文本不仅需要满足读者的期待视野，同时需要对读者的心理定式和欣赏趋势做出否定与突破。当文学作品与读者的期待视野出现完全一致的情况，那么读者就会产生文学作品内容欠缺新意的感觉，从而失去对文学作品的阅读兴趣。张爱玲通过《金锁记》所塑造的曹七巧形象就体现出了这种“否定性”，即不仅适应了读者的期待视野，同时也打破了读者的期待视野。从曹七巧的形象来看，曹七巧谋求婚姻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好的物质生活，她是物质社会中能够用金钱进行交换的事物。显然，曹七巧与封建社会中用三从四德来严格要求的女性具有很大出入。曹七巧对自身婚姻的不满导致了其产生了过多的积怨，这种积怨不仅体现为对姜家的恨意，同时体现在对年家人的抱怨中，甚至逐渐延伸到对子女的控制、畸爱和虐待方面。太多解不开的心结使曹七巧对金钱产生了强烈的欲望，并为了金钱而实现了从受害者到害人者的转变。20世纪初期的文学家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而重视描写新女性，突出新女性所具有的女性意识，虽然这些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在得到解放之后并没有找到出路，但是也确实具有着一定的进步意义，并且给当时的文学受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相对于这些文学作品中塑造的女性形象而言，曹七巧这一欠缺道德感、不贞静、不贤淑且相当泼悍的形象对于当时的文学受众是陌生的，她缺乏时代气息下应当具有的躁动与憧憬，而仅仅具有被封建社会压榨下的绝望与哀伤。她压抑着自身的欲望，为了金钱放弃了爱情与信任，在痛苦与怨恨中度过一生的她，甚至给自己的儿女带来了不幸。曹七巧虽然能够为儿女提供金钱，但是却剥夺了他们的主见与思想，并对他们进行随意的操纵。在此过程中，曹七巧要女儿长安按照自己的要求将自身所承受的不幸都要女儿继续承担，虽然她相信儿子，但是却表现出了对儿媳妇的极度折磨上，并希望将儿媳妇变得不幸。这种畸形的心态同时也是一种逃避的心理，而这种权威主义最终使他人逐渐疏远了自己。在此过程中，黄金枷锁不仅禁锢了曹七巧，并且在曹七巧的操纵下也禁锢了自己的子女。这种被物欲所支配的情感已经失去了家庭中所应当具有的利益与感情，同时也展现出了人性与道德的堕落。在这种变态心理的刻画中，张爱玲并没有使用残忍与放纵来体现，而是像鲁迅一样展现了一个“人吃人”的社会，同时也对传统家长制中存在的“母性”进行了否定。与鲁迅的《狂人日记》一样，曹七巧同样是使用癫狂之人的视角来审慎周围的事物，其中所做出的事情也让读者目瞪口呆。如果说《狂人日记》意在对封建社会中“人吃人”的本质做出控诉，那么《金锁记》则是通过曹七巧这一具有泯灭人性、扭曲灵魂和变态心理的形象对人性本质所具有的弱点进行了解释。从接受美学来看，《金锁记》的高明之处在于对曹七巧这一形象的塑造并非仅仅是一个封建社会与封建制度的牺牲品，同时也展现了曹七巧从令人同情的被害者向令人憎恶的害人者的转变过程，这一过程彰显出更加强烈的悲剧力量。例如，小说的最后，张爱玲对曹七巧做出了这样的描绘“：她摸索着腕上的翠玉镯子，徐徐将那镯子顺着骨瘦如柴的手臂往上推，一直推到腋下。她自己也不能相信她年轻的时候有过滚圆的胳膊。就连出了嫁几年之后，镯子里也只塞得进一条洋绉手帕。”这不仅是曹七巧对自身青春年华已逝所做出的感叹与惋惜，同时也是对自身一生所做出的否定，其中所夹杂的苦痛与无奈会让读者产生心酸与震动。由此可见，张爱玲在塑造曹七巧这一形象的过程中，已经对读者所具有的期待视野进行了打破和超越，并在此基础上让读者能够获得新的感受与刺激，从而使读者从新的角度对人生以及世界作出思考，在此过程中，《金锁记》以及曹七巧的形象对于读者而言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而这种对读者期待视野的突破也正是《金锁记》与曹七巧这一人物形象的魅力所在。

二结语

综上所述，曹七巧是让读者同情的，同时也是让读者厌恶的，她是悲剧的承受者，同时也是悲剧的制造者。但是无论如何，她都是一个被原欲、金钱、封建制度彻底击垮的失败者。张爱玲通过《金锁记》所塑造的曹七巧这一形象既使读者所具有的期待视野获得了满足，同时也对读者所具有的期待视野进行了突破，由此可见，从接受美学角度来看，《金锁记》的创作与曹七巧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无疑都是十分成功的。

作者：赖巧琳单位：河南工业贸易职业学院讲师

文学作品论文范文第2篇

从文学作品鉴赏的本质来看，期待视野是指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因为个人和社会的复杂原因，在文学阅读之前及阅读过程中，心理上往往会形成既定结构图式，这种既成的结构图式即期待视野。在具体文学阅读过程中，这种期待视野主要表现为文体期待、形象期待和意蕴期待三个层次。换句话说，期待视野就是学生在文学作品鉴赏中形成的直观印象，直接作用于学生的意识，引导学生对文学作品内涵、作者情感等各个方面进行鉴赏。因此，要切实提高学生的文学作品鉴赏能力，教师必须拓宽学生视野，帮助学生恰当地鉴赏文学作品。

（一）增加学生的生活阅历

调查研究发现，当代大学生由于个人生活经历有限，对文学作品背景又缺乏了解，在阅读文学作品时，他们的“期待视野”就变得非常狭小，阅读活动能够唤起的自身储备也相对有限，对作品的解读往往只限于文字，以及文字派生出的时而清晰、时而模糊的形象，而对作品更深的思考和鉴赏则难以完成。可见，大学生生活阅历不足是阻碍其有效鉴赏文学作品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教师应鼓励大学生积极参与实践活动，以此拓宽他们的期待视野，提高其文学作品鉴赏能力。一方面，教师应倡导学生走进社会，在真实的社会中感受世界、认知世界，获得更加丰富的人生阅历。这需要高等院校增加实践教学活动，引导大学生在实践中建构知识、获得能力，并增加学生的人生阅历。同时，大学语文教师还应引导学生充分利用节假日或空闲时间，通过校外兼职或外出旅游等方式增加人生阅历。另一方面，大学语文教师应该在课堂教学过程中为学生讲解文学作品背景，或者利用情景化教学方法，在特定情景中，启发学生感悟作者的人生经历，让学生在阅读文学作品的同时增加人生阅历。

（二）增加学生的文学底蕴

要拓宽学生的期待视野，教师应该帮助学生增加文学底蕴，让学生在鉴赏大量文学作品的过程中，提高文学作品鉴赏能力，对文学作品中的文字表述、图像描绘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和鉴赏。同时，增加学生的文学底蕴，也是增加学生人生经历的又一途径，对拓宽学生的期待视野有极大促进作用。这就需要大学语文教师对语文教学进行有效改革，引导学生进行课外阅读，通过有效的课外阅读积累文学底蕴。同时，引导学生了解文学作品相关背景，深入分析作品内涵。

二、重视学生的个体差异

学生个体之间的差异是文学作品鉴赏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因素。不同学生的人生经历和阅历不同，阅读的侧重点也不同，因此，对文学作品鉴赏会产生不同的影响。现代现象学美学大师茵伽尔顿提出了未定点理论。该理论认为文学作品只能提出种种图式化景象，这种图式中有许多未定点，需要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发挥想象并加以补充，使之具体化。对茵伽尔顿的理论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在文学作品中，文字只是作者描绘图像的工具，塑造的情景和图像是不可控、未定的。不同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通过想象构造的不同图像决定了鉴赏角度、鉴赏结果不同。进一步说，正是因为学生个体间的差异决定了学生对文学作品的不同看法，即学生将文学作品鉴赏中的未定点不断放大。因此，在大学语文文学作品鉴赏课程教学中，教师必须正视学生个体间的差异，在教学目标、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改革与创新，达到切实提高学生鉴赏能力的目标。

（一）鉴赏目标不一致性

根据实践调查研究，在传统大学语文文学作品鉴赏课程中，大部分教师忽视了学生个体之间的差异，制定教学目标时趋于统一化。简单地说，教师试图引导学生对不同的文学作品进行统一鉴赏，使学生对作品思想感情的理解不够准确。未定点理论表明，可知文学作品中存在的未定点，会使学生对文学作品、作品中表达的思想感情有不同看法，学生个体间的差异决定了其对文学作品鉴赏目标的不一致性。因此，在大学语文文学作品鉴赏课程教学中，教师首先必须正视学生个体间的差异，正确引导学生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对文学作品进行鉴赏，进而得到不同的鉴赏结果。例如，在鉴赏《项链》这篇课文时，教师不能对学生的鉴赏角度做出硬性要求，而应该引导学生根据自己的人生阅历和文学底蕴形成期待视野，进而从不同角度进行思考和鉴赏。部分学生可能会看到路瓦裁夫人一夜风光之后的辛酸生活，并对之产生同情，表现出对当时社会的愤恨；另一部分学生可能会看到路瓦裁夫人朋友背后的故事，他们认为这个朋友早已发现了事情的真相，却因为贪恋财富而将事情真相隐瞒。出现这两种不同看法的原因就在于学生个体之间的差异。此时，教师不应对学生的鉴赏做出简单评判，而应结合学生的人生阅历和当时的时代背景对之学生进行适当引导，尊重不同学生的鉴赏结果，帮助学生在文学作品的鉴赏中发挥主体性。

（二）引导学生进行交流和讨论

鉴赏文学作品离不开交流与讨论，在此过程中学生能够对自己的鉴赏结果进行提炼和升华。因此，教师应该引导学生在鉴赏大学语文文学作品的过程中积极交流和讨论。首先，交流与讨论能够使学生的思维能力得到锻炼，引导学生根据自己的人生阅历对文学作品进行鉴赏，尊重了学生个体之间的差异。其次，通过交流与讨论，学生能够在聆听他人看法的过程中将自己的鉴赏角度、鉴赏方法与他人进行对比，进而提高自身的鉴赏能力。总的来说，通过引导学生交流和讨论，能够让学生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并在交流过程中调节自己的鉴赏角度，使学生更好地将文学作品中的未定点进行具体化，进而提高学生的鉴赏能力。

三、运用情景化教学法

从大学语文文学作品鉴赏实践来看，学生人生阅历有限、文学底蕴浅薄使学生的期待视野存在局限性，是影响学生鉴赏能力的主要因素，导致学生无法在阅读过程中对故事情节进行深刻体会，阻碍学生对文学作品进行准确鉴赏。因此，教师应该充分利用情景化教学法引导学生进行文学作品的鉴赏。具体地说，就是要通过设定特定情景，让学生置身真实的情景，帮助学生更好地领悟作者思想，以生动真实的情景提高学生的鉴赏能力。例如，同样是《项链》的鉴赏课程，教师可以安排学生进行情景模拟，将情景定在路瓦裁夫人发现项链遗失时，为学生安排不同角色，使让他们自主演绎故事。单纯阅读很难使学生对情景中的感情进行深层次领悟，也就无法真切感受路瓦裁夫人的绝望和无助，这与学生的人生阅历有关。但在情景化的教学过程中，随着故事情节的推动，学生感情能逐步得以升华。当情节进行到相应时刻，通过对话、旁白和环境的烘托，学生就能够在较为真实的情景中感受到路瓦裁夫人心中的无助和绝望。这避开了学生人生阅历的缺陷，能够引导学生在真实情境中感受作者的思维、感受故事人物的心理，进而正确鉴赏文学作品。

文学作品论文范文第3篇

一、重视激发动机，调动主体积极性

学习动机是影响学生语文学习的重要心理因素。叶克斯－－多德森（YerkersDodson）律向人们揭示了，在一定范围内，动机增强，学习效率也随之增加，动机过弱不能激起学习的积极性。目前，相当一部分中学生不大重视语文学习，认为字会识，书会读，少上几课没关系。有的学习只为应付升学考试而学。在经商潮的影响下，他们认为当作家那是愚人的事，当语文教师那是实现不了自身价值的事，搞文献研究那是老学者的事。学习动机不强是影响当前中学生语文学习的效果的重要原因。我们应从外部和内部两方面来培养和激发学生学习语文的动机，以推动中学语文教学。从学习的效果来看，培养和激发学习动机是提高语文学习效果的手段，但从长远的教育目标来看，由于稳定的动机特征是构成个人的人格特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良好的学习动机的形成又是语文教学的一个重要目标。

基于这种认识，我曾组织学生开展《学习获得知识的主要渠道是课堂还是社会实践》的辩论。辩论中正反双方各执一辞，据理力争。一些学生持之有据，可就是辞不达意，结结巴巴。甚至有个别学生表达不出，只得旁观，心急如火。会后大家深感语言能力确实是参加社会活动的第一重要的能力。我抓住机遇，深入引导，使学生进一步认识到：当代社会的信息越来越密集，人际交往越来越广泛，只有较好地掌握语言这个工具，具备较高的语言素质，才有可能在更广阔的领域里完善自己，发展自己，为国家、为社会作出更多的贡献。在语文教学中，模拟是一种值得重视的实践活动，它让学生在扮演某一角色中体验深刻的道理，模拟不仅能增强语文学习的兴趣与内在动机，而且还增进了情感学习，比之抽象空洞的说教，更适合当代中学生的主体意识、参与意识和独立批判性大为增强的现实。为了培养和激发学生学习语文的动机，我在教《一面》时，抓住作者对鲁迅外貌由远及近的三次描写，讲述人物肖像描写的作用及方法，并迅即引导学生训练，要他们写身边熟悉的人物，可以粗线条勾勒，也可以特写细描。大家积极动脑，写得各有特色，有的寥寥几笔勾出《雨中师生情》、《克尽职守的老门卫》，也有的细细写出《漫不经心的营业员》，《令人捧腹的小调皮》等。紧接着，我又把较为成功的习作作为第二范文讲评，作者们听到老师介绍自己的“成功之作”，心里甜滋滋的，既消除了范文不可攀的神秘心理，又鼓动起大家学习语文的欲望和热情。许多教师都有这样的体会，让学生及时仿作，及时了解自己学习的结果，会产生相当大的激励作用。因为学生及时知道自己学习的成效，在实践中应用知识的成效，可以激起进一步学好的愿望。同时，通过反馈作用又可以及时看到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及时改正，激发起学好语文的上进心。正确的评价，适当的表扬，对学生学习语文的活动进行肯定的强化，能巩固和发展正确的学习动机，促使学生树立起学好语文的信心和勇气。

二、强调自主意识，克服依赖性

自主性是指人们凡事力求自己思考，自己判断，并自己寻求解决的行为方式。语文学习效率不高的另一原因是学生自主精神欠缺，没有形成“人自为学”的生动局面。教什么，就学什么，布置什么作业，就完成什么作业，不懂得自己应是学习的主体。布鲁纳认为：教学是教师引导学生学习的过程，除了尽可能使学生学到科学知识以外，“还应当尽可能使学生成为自主而自动的思想家”。诱导学生发扬自主精神，从课内到课外，从校内到校外，从教本到多媒体影视文化学习语文，正是我们语文教师的一项重要工作。

首先要适时鼓励，定向诱导学生主动参与教学活动。例如笔者在汉字规范化教学中，针对社会上错别字多、繁体字滥的现象，要求学生留心观察，认真收集，加以订正。学生积极性很高，学生主动参与的结果比教者单方面讲解罗列好得多。教说明文时，为了让学生学习说明书的写法，我要学生各自找一份新产品说明书，然后交流，归纳写法，在此基础上再练习写作，效果颇佳。同样，教学通讯，我就组织采访；教学新闻，就让学生先看电视，读报纸，听广播。久而久之，学生“自主而自动”的意识就增强了，“要自学，靠自己学”的风气开始形成。

其次，要授之以“法”，学生的自主精神才能持久。强调自主，并非否定教师的引导，尤其在学生“自主而自动”，遇到困难或挫折时，适时授之以法就显得更为重要。如能通过教者的“导”，让学生不断“悟”出学习语文的方法，那么学生的“主体”作用就会发挥得更好，也就会少走弯路，自学的效率也就更高。我在实践中，注意引导学生不断探寻学习语文的方法，曾先后和学生一起归纳出“预习法”、“不同文体分析法”、“课堂笔记法”、“复习法”，“作文素材积累法”等多种方法。实践证明，指导学生探寻科学的方法，能大大增强他们自主学好语文的信心。正如叶圣陶先生所说：“让学生自己去发现种种法则”。我特别重视推广学生中好的学习方法，学生对“土生土长”的方法，倍感亲切，用起来也得心应手。我还适时组织交流，促使他们成为学习中的“胜利者”，学习的主人。学习能“自为研索，自求解决”，学会“自得”的本领，那么学生的依赖性就能真正得到克服，他们就会逐步迈入语文学习的“自由王国”。

三、启发生疑，引导积极思维

古人云：“学起于思，思起于疑。”“生疑”、“质疑”、“释疑”就是积极思维的过程。在语文教学中，教者要积极启发学生生疑，引导他们思维，培养学生善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素质。

笔者在应用文《电报》的教学中，为了讲清电文的基本要求，向学生介绍了一个因电文歧义引起的案例：河南某公司向广州某公司订购一批货，要求春节前运达河南，后因货物未能及时运到，而销售旺季已过，造成货物严重积压。于是河南一方即想退货，打电报征求广州方面的意见，广州方面立即回电：“不要退货”。河南方面接到电报后很满意，迅速将货退回广州，而广州一方拒绝接收退货，引起了一场官司。结果广州一方败诉。案例介绍完，学生产生疑问：广州因何败诉？教者立即启发质疑：法院判广州败诉是不公正的：人家不是明明电告“不要退货”嘛？同学们纷纷参加争论。经争论不难看出：按电文不加标点的要求，河南一方的理解“不要退货”是正确的，广州当然败诉。如广州回电为“不能退货”就不会出现歧义了。经过争辩，大家意见趋于一致，且对电文不加标点这一基本要求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我又提出两个问题（1）广州方面败诉，是仅仅因为电文拟得不当吗？（2）河南方面退货的原因也仅仅是因为利用电文的歧义吗？要大家深入进行分析思考。当时同学们的思维更活跃了。有同学说：“购物肯定有合同，广州一方货未及时到，造成货物严重积压，责任本来就该由广州一方承担，这才是广州败诉的根本原因。”也有同学说：“经商也要机智，河南一方就是利用了电文的歧义，进一步赢得了主动权。”质疑讨论把学生从课堂引入“商界”，教者由课本知识的传授到实践知识的介绍，使学生不仅懂得了应用文语言准确明白等基本要求，还懂得了商业经济合同上条款“一字千金”，要运用知识和智慧来维护自身利益。如此启发生疑，帮助学生释疑，有起有伏，就使学生的思维一直处于积极状态，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

四、鼓励求异，培养创造性

学习是创新的基础，创新是学习的目的。我们教学的对象是跨世纪的一代新人，他们有责任感，有上进心。教学中我们要倍加爱护，积极引导，尤其要发扬他们的创新精神。为此，我鼓励他们探索，发展学生的求异性思维。

笔者在教小说《项链》，分析主人公路瓦栽夫人性格特点时，学生都不难归纳出主人公爱慕虚荣，追求享受等等，可是有位同学却举手补充说：“小说的第四部分写道：‘路瓦栽夫人懂得穷人的艰难生活了，她一下子显出了英雄气概，毅然决然打定了主意，她要偿还这笔可怕的债务，她就设法偿还。她辞退了女仆，迁移了住所，租赁了一个小阁楼住下。’这段文字反映了主人公能面对现实，有克服困难的勇气。”我不仅肯定其读书认真，善于思考，并且表扬他勇于发表独到见解的创新精神，号召大家向他学习。试想如果根据参考资料提供的答案，去否定该生新的独特的见解，那么，学生的自尊心就会受挫，刚点燃的创造性思维的火花就会在瞬间熄灭。

文学作品论文范文第4篇

1.1从风俗文化看中西文化差异

风俗文化是通过各民族在长时间的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的。全世界民族繁多，每个民族都具有其独特的风俗文化，而不同的风俗文化使文学作品的翻译之间造成了较大的差异。例如，“红”在汉语中有着吉祥庆祝、幸福美好的意义，而在西方文学中，“红”只是一种颜色，没有其他特别的意义；而“老”这个词在汉语中不仅表示“陈旧”“落后”，还可以表示对人的敬意，在英文中老仅仅是落后的代名词。因此，由于中西之间这种中西文化的差异，同样的文字代表的意义却不尽相同，使中西作品在翻译时造成了一定的阻碍，翻译人员在对文学作品进行翻译的过程中，对文字词语进行单纯的翻译，容易使文章出现歧义，影响作品的翻译水平。

1.2从思维方式中看中西文化差异

思维方式主要体现在行为、精神、物质等方面，是文学作品的重要表现依据。中西方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思维差异，从而导致了中西文化间的差异。在文化领域中，思维方式所引起的差异是极为重要的，细微的思维差异很可能造成很大程度的文化差异，因此，思维方式的差异造成的文化影响不容忽视。西方文化大多注重逻辑思维，着重于对事物的分析和研究，从而得出自己的结论，并对其进行反复验证强调。然后中国文化却注重于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体现出中庸之道，提倡万物皆有可取之处，属于一种中性的共性优化决策的方法论。无论是西方文化还是中国文化，都已经深入到民族的骨子里，影响着该民族人们的思维方式，使其创作的文学作品带着浓浓的民族色彩。因此，中西文化差异对文学作品翻译有着重要的影响，是造成中西文学作品差异的重要影响因素。

1.3从价值观看中西文化差异

价值观即代表个人对某种事物及其特点的整体认知，并作出心理评价。中国与西方国家不但在文化风俗和思维方式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在对事物的价值观方面也有着不同的认识。文化风俗和思维方式对价值观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它们的巨大差异都会引起价值观的不同。除此之外，中西方不同的历史文化也是造成价值观出现差异的重要因素。西方文化中十分推崇个个人英雄主义精神，认为个人主义是实现个人价值，体现个人奋斗的重要依据。然而，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个人主义代表的是自私自利，不顾大局，个人逞英雄的唯我主义，是受到人们摒弃和排斥的。这是由于中国的传统文化造成的，中国人普遍认为，应该具有大局意识，个体必须服从集体，只有团结才可以取得成功，推崇集体主义精神。由于这种文化传统，中国人极其抵制个人主义思想，提倡集体创造价值。因此，个人主义在中西文化中有着不同的含义，褒贬寓意不同。由此可以看出来，在价值观存在差异的不同国家中，同一个词语的含义有着截然不同的含义，使中西文化在交流的过程中存在着很大的障碍，从而造成文学作品在翻译的过程中出现部分歧义。为此，在对文学作品进行翻译之前，应该深入了解文学作品中的内涵和背景，在翻译时还原作品的真实意境，增进中西文化的交流与沟通，促进文化的融合，进而提高中西文化发展。

2西方文化影响下的英美文学作品赏析

除了基督教思想的影响，作为西方历史的发源地，古希腊和古罗马同样对西方文化有着很大的影响。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化文化历史悠久，并且在不断的发展之中，对西方文化的影响较为深远。在西方国家多数人都信仰基督教，基督思想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所以基督教思想作为一种、哲学同样影响着西方的文化。

2.1古希腊罗马神话对英美文学作品的影响

为了更好地了解西方的文化就要了解西方的文学作品，在文学作品中可以反映出其所包含的文化内涵。由于西方文化受到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影响，所以翻译人员需要对西方的文化背景有一定的了解才能感受到文学作品中要表达的情感。许多古罗马古希腊的传说中或是表达了人们对美好事物的向往或是说明了善恶终有报的道理，有很深的内涵。受这些文化的影响，在英美文学中应用了这些美丽的神话故事，充分体现了西方的传统文化，同时使文学作品中包含了深厚的情感，增加了作品的内涵，使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能够充分体会到作者所要表达的情感，还能引发一系列的联想，增加读者的审美兴趣。在许多我们熟知的英美文学作品不乏古希腊罗马的神话故事，例如著名剧作家莎士比亚的长诗《维纳斯与阿多尼斯》就是以古希腊罗马题材进行创作的，还有《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等，雪莱的《潘之歌》以及《阿波罗颂》表达了对希腊神话中的人物的赞美之情，此外慈济、尤金奥尼尔等作家、诗人、戏剧家都通过借助神话作为题材或从中寻找自身的创作灵感。可见古希腊罗马文化渗透在了英美文学作品当中，如果对这些神话没有了解，就很难理解那些与之相关的作品，在翻译的过程中就不能准确地表达出其内涵和思想，翻译也就难以实现文化交流的目的。只有深刻了解西方的文化，才能实现从作者的角度去品味书中的情感，充分感受原文中的美，在翻译的过程中展现其文化价值。例如在翻译西方的俚语“ShynessisherAchilles’heel”，如果不知道它所包含的希腊神话很难将它正确地翻译出来。在一个希腊神话中，Achilles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大英雄，在他出生之后，他母亲抓着他的脚踝让他在冥河中浸洗以使他变得强大，果然他被浸洗过的地方可以禁得住任何兵器的防御，唯独被母亲抓着的脚踝没有被浸洗到，自然也就不能防御兵器，在被对手知道他的脚踝就是他的弱点之后，敌人将箭射在了他的脚踝处，使他丢掉了性命。所以在俚语中Achilles’heel指的是一个人的弱点，如果不知道这个神话故事是很难正确地理解他的意思的，所以原句的意思是：害羞是她的一个致命弱点。所以要想了解西方文化中的内涵，就要对其文化背景有一定的了解。

2.2《圣经》对英美文学作品的影响

《圣经》是基督教的巨著，对西方人的道德准则有深远的影响，同样也影响着西方文化的发展。它包含了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内容，题材来自多个方面，内容中蕴含的丰富的情感，有戏曲、诗歌等多种题材，抒发了人们对美好事物的向往与内心的虔诚，是西方人的一笔精神财富。许多文学著作都从《圣经》中取材，来表达作者自己内心的真实情感。在许多文学作品当中，作者借鉴了《圣经》中的情节，再加上自己的构思，使作品在语言上较为丰富，结构清晰，提高读者的审美兴趣。在应用《圣经》的同时展现了古老文化的美，更有利于实现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展现经久不衰的文化之美。英籍诗人弥尔顿以及浪漫诗人拜伦在他们优秀的作品中都引用了《圣经》中的内容，弥尔顿的作品《失乐园》、拜伦的作品《该隐》都取自《圣经》中《创世纪》。《圣经》中的犹大之吻、撒旦、所罗门等在英语中广泛使用，如果没有一定的了解是很难把握这些具有宗教色彩的词语的。所以《圣经》对西方文化有重要的影响，在英美文学作品中应用广泛，翻译者应对其有一定的了解，确保能够翻译出作者想要表达的真实情感。

3中西文化差异下的英美文学作品翻译

作为世界语言，英语在语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英美文学也随之成为世界文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英美文学的作品具有个性鲜明的民族文化特点，是西方文化领域的代表。对英美文学作品进行翻译，实质上是表现出一种文化的传递，对文学作品翻译的重要目的是反映出作品中要表达的内涵，使读者可以理解到作者想要传达出来的意境，使读者产生置身其中的感觉。在翻译英美文学作品的过程中，由于许多因素的影响，翻译人员对英美文学作品的内在含义不能充分的理解，对西方文化的特点没有重视，造成翻译时不能选择合适的语言来表现出文学的内在含义。大部分翻译人员只是对单个字或词语进行简单翻译，没有对词语进行详细的意境描述，使读者不能体会到作者写作时的意境，导致文章没有生气，文字枯燥，没有将文章中带有的感彩表现出来，从而使翻译的质量大幅下降，使文章缺失了文学气息，严重影响了作品的文学价值，也使读者降低了对文章的认识。英美文学作品主要包括异化和归化两种翻译方式。分别代表了翻译中的意译和直译，它们之间具有一定的关系，在一定条件下共同发展和进步。随着中西文化的融合程度越来越高，意译和直译之间的联系也愈加紧密，翻译人员应该充分了解中西文化之间的异同，合理运用意译和直译的方式，从而不断提高自身的翻译水平，力求将英美文学作品中的内在含义真实地呈现出来，使读者可以通过译文了解到文学作品本身的意境，将文学作品中的西方文化真切地展现出来，从而提高作品的文学价值。因此，只有深刻地了解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才能翻译出高质量的英美文学作品，避免作品在经过翻译后降低其本身的价值和意义。

4结语

文学作品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沈从文；黄春明；乡土世界比较；文化价值选择

在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换过程中，两种文明的激烈冲突使人们获得了观照传统农业文化的新视野，昔日那个笼罩着温情诗意的田园便从烟雾迷蒙中浮现出来。乡土，一个凝固的静态的农业文明的缩影便成为思想家、艺术家关注的焦点，乡土文学也从此才真正具有了独特的意义[1]。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台湾，乡土文学都同样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两岸的乡土文学创作在汉文化的维系下互相碰撞、交融、发展。成熟于上世纪60年代的台湾乡土作家黄春明把沈从文当作自己“文学上的爷爷”，对比二者的创作，便不难发现两岸乡土文学的继承与发展。

一、乡土的姿态

“故乡”具有双重含义，一是实有的地理空间，二是作家在离乡后回望家园，自发构建的内在心理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故乡因此不仅只是一地理上的位置，他更代表了作家向往的生活意义源头，以及作品叙事力量的启动媒介”[2]。

沈从文即使是在成名之后，也始终以“乡下人”自居。他说：“我是个乡下人。走到任何一处照例都带了一把尺，一把秤，和普通社会总是不合。”[3]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沈从文对于城市文明固执的偏见与厌恶。他以“乡下人”的身份来到城市，在这现代文明的滥觞之地却找不到心灵的归宿、精神的家园，始终处于一种漂泊、孤独、焦灼的状态。于是转而面向乡村，描写故乡“湘西”，成为他创作的立足点。姑且不论这种选择是对传统文化的挽救与缅怀还是在都市遭受挫折后出现的人格退行，沈从文选择逃离城市，在乡村寻找“供奉着健全人性的希腊小庙”，无疑为他和我们找到了灵魂的归宿和诗意的栖居，结束了无根的漂泊状态。

沈从文的“湘西世界”为人们找到了灵魂的居所，同时也为正当少年的黄春明打开了一扇通往文学的门。中学时代的黄春明特别爱写作，而这爱好又得自于他的国文教师王贤春老师的启蒙。她私下把沈从文的小说送给黄春明，鼓励他从事文学创作。沈从文的故事让黄春明感动不已，从而使他意识到了文学的力量。因此，黄春明说：“我有两个爷爷，一个爷爷是生我爸爸的，一个爷爷是沈从文。”[4]沈从文的乡土写作将黄春明带入了文学的世界，并作为一种资源影响着黄春明以后的文学创作。60年代到70年代初，台湾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在现代工商经济的冲击下，农村自然经济解体，乡村处于整个台湾经济结构的底层。对于古旧、淳朴、率真的传统感到深深眷恋的黄春明陷于忧虑之中。另外由于台湾特殊的政治背景，“传统乡村”与“现代工商文明”的对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祖国文化”与“外来文明”的对抗。情感上亲近祖国家园，理性上却顾念到现代化带来的文明进步，这种两难的困境再加上台湾社会特有的“孤儿心态”使得黄春明更深地陷入了无根的惶恐之中。相同的困境，同为知识分子的身份，为家国忧心忡忡的心境，以及对于故乡的深厚感情使得黄春明对沈从文的创作产生了更深的认同感。于是，为了缓解这种惶惑，黄春明也将目光瞄准了乡土社会，将文学心灵扎根于自己的故乡“宜兰”。

由“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冲撞所带来的“文化无根感”将沈从文引入了“湘西”，而由社会政治的剧变带来的“现实无根感”将黄春明引入了“宜兰”。时隔30余年，两位作家不约而同地将文学之根、人生之根植入到故乡的沃土中，在乡土社会中寻找精神的家园。“故乡”在他们的笔下便不仅具有了地理意义，更具有了心理意义的层面——它是理想的载体，诗意的栖居。沈从文曾说：“不管是故乡还是人生，一切都应该美一些！丑的东西虽不全是罪恶，总不是使人愉快，也无令人由痛苦见出生命的庄严，产生那个高尚情操。”[5]他的这种“择美”而“遮丑”的观点在创作中得到了印证。他的“故乡”“边城”是一幅恬静写意的艺术风景画，“静静的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6]。他在“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如一只小兽物”[7]的翠翠、夭夭这些“湘西世界”里的纯美小女子身上寄寓自己美的理想，在亲手放倒了六个敌人的虎雏身上寄托了对生命强力的赞叹，用美丽的梦幻构筑了与“现实人生”遥遥相对的理想宫殿。黄春明也同样是用满含赞美的笔调为我们描画出了一个充满田园风情又举步维艰的“宜兰世界”。阿明烤草螟猴的童真野趣、爷孙俩共扎稻草人的天伦之乐，让我们领悟到了乡民的快乐与质朴；青番公对土地近乎偏执的爱让我们感受到了他对自己一手创建的家园的骄傲和期盼；而阿盛伯对代表着现代文明的游泳池的憎恶让我们看到了老一辈乡民的执拗与悲怆。这些“小人物”就是黄春明作品的主角，他们面对尴尬的生活境遇，却从不向命运妥协，体现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坚韧品格，“想一想他们的生活环境，想一想他们生存的条件，再看看他们生命的意志力，就会令我由衷的敬佩和感动”[8]。

美国小说作家赫姆林·加兰早在1984年写就的理论著作《破碎的偶像》中对乡土小说有精辟的理论阐述。他认为“地方色彩”对于文学至关重要，“艺术的地方色彩是文学的生命力的源泉，是文学的一向独具的特点”[9]。“地方色彩”是乡土文学的重要审美特征，这一点鲜明地体现在二人的文学创作中。沈从文的“湘西世界”由于地处偏隅，以中原为核心的儒家文化对湘西并不构成实质性的影响，酒神精神在这里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扬，人们尽情地放纵自己的原始本能，在放纵中消弭人与人的界限与隔膜，获得人与自然的合一。因此，柏子的放荡不羁、吊脚楼女子的真诚妩媚、虎雏的尚武好斗、媚金与豹子的刚烈，也许有悖于儒家文化的规范，可将他们置于湘西的背景下就显得极为和谐。而湘西人过迎春节的热闹场面，用寸金糖封口的习俗，女人只同第一个男人相恋而与第二个男人结婚的婚嫁观念，以及他们内在的悲剧性气质无不显示了湘西世界的独特个性。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也因此更加鲜明起来。而黄春明笔下的“宜兰”由于位于台湾东北隅,更显示出了独特的地域风貌。黄春明的小说背景大都设置在具有浓郁地方色彩和乡村文化韵味的小镇上,妈祖庙、茄冬树、木瓜园、番薯地等独具宜兰地方特色的风情景物随处可见。比如在《溺死一只老猫》中对清泉村祖师庙和痔疮石的叙述,在《青番公的故事》中对给村里人预报洪水的芦啼鸟的描写都彰显出浓郁的地方特色。另外,对风俗人情与民间活动的描写也是表现地方色彩的重要方面。比如黄春明在《瞎子阿木》中描写久婆用白饭、纸人、菜碗和梳子为秀英“招魂”的场景,在《放生》中叙述娶媳妇的传统审美标准:长着四正带翘的臀斗,可以致荫丈夫的圆下巴……独特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使黄春明的“宜兰世界”别具一格,分外灵动起来。

在《乡土小说》一节中，加兰认为：“日益尖锐起来的城市生活和乡村生活的对比，不久就要在乡土小说反映出来了。”[10]加兰的预言在乡土小说中得到了证实，作为“乡村”对立面的“城市”往往成为乡土作家们批判的对象。都市上流社会与绅士阶级的人生情状，是沈从文以都市为题材的小说的主要景观。人格缺陷或精神病态是这些作品中人物的共有特征。无论是《八骏图》里“八骏"们源于性压抑的人格分裂、《绅士的太太》中男女逢场作戏式的横流，还是《大小阮》中大阮的不择手段、《道德与智慧》中大学教授同情心的缺失，都表现为人的本质的退化或缺失。而城市的缺失，却往往能在沈从文的乡土小说中找到补偿。城与乡的冲突、传统与现代的对立成为了乡土作家的另一套笔墨。70年代以来，由于台湾当局长期依赖外国，致使“崇美媚日”的社会风气盛行，社会矛盾的焦点转移到都市。黄春明的创作背景也由农村转移到城市。他的笔触迅速集中于批判、嘲讽带有新殖民主义色彩的工商经济和买办意识。《苹果的滋味》揭露了美援带给台湾人的精神奴役，《我爱玛莉》批判了愈演愈烈的崇洋的社会风气，《鱼》揭示了外来经济和精神侵袭之下民族宝贵传统的失落。作家开始反省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带来的弊害，以及精神生活的贫困，开始寻找民族文化传统之根。

二、不同的价值选择

尽管沈从文与黄春明都是以乡土文学而著称于世，但是二者的批判视角和价值选择却迥然不同，由此使得他们的创作面貌也各具特色。

苏雪林曾说过：“沈氏虽号为‘文体作家’，他的作品不是毫无理想的……这理想是什么呢？我看就是想借助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态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青起来……”[11]而此后沈从文也明确扬起了“重造经典”的旗帜。这所谓的“重造经典”，即民族文化的重构[12]。在他的创作中激荡着对“生命”和人性的褒扬，目的就是获取重造经典的思想文化资源。即如他在谈及《边城》的创作目的时所说：“在《边城》题记上，且曾提到一个问题，即拟将‘过去’和‘当前’对照，所谓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建，可能从什么方面入手。《边城》中人物的正直和热情，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了，应当还保留些本质在青年人的血里或梦里。”[13]“五四”前后的许多政治家、思想家都曾异常鲜明地提出过改造中国民族文化心理的宏论，但在文学领域内，除了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中张扬了生命强力以外，这种生命形式却一再遭到“”。于是沈从文选择以另一种生命体验来唤醒这种生命情绪，用楚地民间文化的强悍来冲破民族的沉闷氛围。“边城”以及“湘西”正是他为楚地民间文化选择的文化载体。沈从文在一般意义上的乡土小说姿态之上，又赋予他的创作以文化寓言的身份。因此，沈从文的乡土小说是在文化批判的视角下对“乡土中国”的观照。

由于生长环境的不同，沈从文的价值体系和认知方式与同时代的其他作家迥然不同。具有新人文主义特征的“自上而下”的“五四”人道主义精神，没有成为他唯一的价值尺度。他对于用楚文化重建民族文化、恢复民族活力的热切期盼，使得他对楚地民间文化有一种情感上的认同，再加上他“超越悲剧”的审美经验，因此他的创作表现出极为复杂的文化态度与价值选择。尽管沈从文的乡土小说中也写湘西的贫困落后，也写农民在外来政治、经济压迫下的困苦、挣扎，但是他并没有凌驾于民间理性之上，用知识分子高高在上的启蒙态度去反映乡民的落后愚昧，以引起同情与疗救的注意，而更多的是站在民间理性的立场对他们这种隐忍的生存方式表示认同。这使得他的乡土小说更具有“平民化”的色彩。比如在《丈夫》中，沈从文向我们描述了一个让妻子去当赚钱养家的丈夫的形象，并且丈夫认为这种方法“既不和道德冲突，也不违背健康”。这种方式可能无法为我们所理解。但是沈从文并未就此展开血泪的声讨，而是以一种泰然洒脱的“乡下人”视角来书写他们视为正常的生存状态，格调如此委婉，似乎充满了“勿抵抗主义”的意味。又比如在《柏子》中，水手柏子把漂泊两个月赚来的钱换来一夜销魂，然后再返回船上赚钱，周而复始。柏子的生存方式可能是消极的，但是这种率性而为、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却让沈从文表示认同。沈从文说：“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他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人截然不同！”[14]因此，沈从文从不用城市的道德规范和现代文明来比照乡村，而是努力发掘乡土社会存在的合理性和民间理性的价值意义，还乡土社会的本真面目。

黄春明的创作更多的是以现实批判的视角来审视乡土社会，以悲天悯人的态度揭露“小人物”麻木尴尬的生存状态，以社会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外来政治、经济对农村的冲击。归根结底这还是启蒙的视角，是乡土写实派的典型风格。黄春明曾说过：“我的小说喜欢处理时代转变的过程，关怀人与环境在这个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15]比如在《锣》中，黄春明塑造了一个在台湾社会转型期间丢失了传统职业的“打锣人”的形象，经济上的失落带来了社会地位以及人的尊严的失落，不断以自我的精神损害与心灵摧残来换取生命的平衡，活脱脱是一个阿Q的形象。而在《儿子的大玩偶》和《两个油漆匠》中，同样讲述的是在自然经济解体、消费社会形成的社会转型阶段，“小人物”窘迫的生活状态。我们不难从中发现作者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以及担负的社会责任感，这与沈从文的民间立场大不相同。沈从文的笔下也不乏这些身处尴尬生存境地的人，但是我们在字里行间却看不到泛滥的悲悯情绪。不以人道主义为唯一价值尺度的沈从文看到了这种种卑微的生存方式存在的合理性。

黄春明的创作中也有很大一部分是赞美“小人物”、缅怀乡土传统社会的，代表作就是《青番公的故事》。但是，已经在情感上、理性上超越了乡村世界的作家不可能真正地站在农民的立场上为他们言说，即使是在以农村为题材的作品中，作者的价值标准也已经发生了转换。乡土作家的民间不再是本源意义上的民间，其民间理性也经过了现性、现代哲学与文化启蒙的烛照，不再是本源意义上的民间理性了[16]。因此，民间理性与现性的冲突便会出现在作者的创作中，它在《溺死一只老猫》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反对修建游泳池的阿盛伯不是“英雄”，而与阿盛伯对立的市镇也不是“坏蛋”。于是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已经不再是一种正义、非正义的冲突，简单的二元对立模式在此得到成功的消解，小说不再囿于非此即彼的道德对抗，而呈现出多声部的主题延伸[17]。黄春明认为，在新旧文化交接期，人们面对的是一个多面的社会，任何一种社会现象背后都蕴涵着多元的文化选择和丰富的阐释空间。而在沈从文的笔下城与乡的对立代表着两种文化的对立，城与乡矛盾的不可调和是为了方便表达作者关于民族文化的理想建构，因此在沈从文的创作中城与乡的对立模式不能被消解，城与乡是二元对立的。形象是沈从文与黄春明创作中都曾赞美过的形象。黄春明在《看海的日子》中塑造了一个在艰难、屈辱中仍追求希望和尊严的——白梅的形象。显然，作者为她选择了一条积极的人生道路，符合现代文明、现性的道德规范。而在沈从文的笔下，湘西人认为是既符合道德，也不违背健康的职业。因此我们看到沈从文笔下的总是安于现状的，不需要同情与可怜，也不用如白梅般体会重新做人的艰难。她们真诚、刚烈、妩媚、敢爱敢恨，恰如《柏子》中那个吊脚楼女子的形象。

在城市文明与农业文明的交战中,乡土小说家们担心乡土传统会最终走向消亡。这种焦虑与忧思呈现在作品中,往往表现出浓重的悲彩。而由于沈从文与黄春明价值选择的不同，二者的创作表现出不同的悲彩。基于复杂的文化态度与价值选择，以及“超越悲剧”、“超越苦难”的审美经验，沈从文笔下的悲剧大都是命运悲剧。人物被命运牵引着，静静地等待着命运的审判，比如《边城》中翠翠与母亲的悲剧循环模式。人与命运是无法抗衡的，或者甚至没有反抗，因此沈从文作品的悲彩是冲淡的，淡漠了普通人那种对悲剧的惊讶。而黄春明由于采用的是现实批判的视角，因此他笔下的悲剧大都是社会悲剧，人与社会发生激烈的冲撞，死亡成为人对社会的最后一击，比如《两个油漆匠》中被社会逼上绝路的油漆匠。我们在作品中可以读到作者的愤懑与不平。黄春明作品的悲彩是浓重而忧郁的。

美国汉学家葛浩文说：“黄春明写的是台湾那里的家园，那里的风俗习惯，那里的不平，那里的美和那里的人——主要是写人，这方面他是无与伦比的……我认为即使他今天就停止写作，他已经用他的台湾乡土小说为现代中国的文学和社会史，留下了具体的贡献了！”[18]诚如葛浩文所说，黄春明的贡献不仅是文学的也是社会的。他以对乡土社会的观照，反映出了自然经济的解体给乡土社会带来的动荡。而当农村经济的动荡逐渐平息，社会矛盾集中于都市的时候，他便将视角投向都市。80、90年代，社会老龄化问题困扰着台湾，黄春明又将笔触伸向了老人问题。纵观黄春明的创作，他的转型期总是紧紧跟随着社会的转型期，他的笔触总是会伸向社会的敏感问题，他以现实批判的视角为我们勾画出台湾社会的情貌。黄春明的乡土创作，既赞美了坚韧生活着的“小人物”，又批判了滞重的落后乡风，既对传统文化的衰疲感到惋惜，又对现代文明寄予希望，体现了他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这与沈从文的文化批判视角是迥然有别的。

“乡土小说”之所以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因为它是对人类理想的生存状态和价值秩序的思索和探寻。无论是以黄春明为代表的现实主义的乡土小说所持有的批判立场，还是以沈从文为代表的宁静舒适的“田园牧歌”，都是乡土作家们为寻找灵魂的归宿和诗意的栖居而做出的不懈努力。虽然二者的价值立场和批判角度不同，却以同样深厚的力度对“乡土世界”进行了多维观察与深入透视，展示了它温情脉脉却又藏污纳垢的风貌。

注释：

［1］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2］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25页。

［3］沈从文：《水云》，《沈从文文集》，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266页。

［4］、［15］樊洛平、黄春明：《我要做一个播火者——一个乡土之子的情怀》，《文艺报》2001年4月3日第4版。

［5］沈从文：《〈看虹摘星录〉后记》，《沈从文文集》，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48页。

［6］［7］沈从文：《边城》，《沈从文作品精编》，漓江出版社2002年版，第52、54页。

［8］黄春明：《屋顶上的番茄树》，《等待一朵花的名字》，皇冠出版社1989年版，第32页。

［9］、［10］赫姆林·加兰：《破碎的偶像》，《美国作家论文学》，刘保端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84、92页。

［11］苏雪林：《沈从文论》，《苏雪林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300页。

［12］凌宇：《沈从文创作的思想价值论》，《文学评论》2002年第6期。

［13］沈从文：《长河题记》，《沈从文作品精编》，漓江出版社2002年版，第136页。

［14］沈从文：《〈从文小说心作选〉代序》，《沈从文文集》，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43页。

［16］周海波：《论20世纪中国乡土文学的理性精神》，《文学评论》2003年第4期。

文学作品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文学作品；影视作品；平凡的世界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5）24-0009-02

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两种艺术形式就已建立起了十分密切的联系。越来越多的文学作品被改编为影视剧，搬上了荧幕。而影视剧作品的热播引发观众对文学作品的追捧，文字和影视作为两种重要的传播媒介，彼此对同一故事、同一人物的表现孰优孰劣，就引起了网络的热议。本文以热播的电视剧《平凡的世界》为例，浅谈文学作品被改编成为影视剧作品时，各自的语言特点及其表达异同。

一、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中语言的定义

文学作品中的语言主要指我们现代汉语的范畴，通过将现代汉民族语言进行高度加工，形成符合社会规范化的语言。在文学作品的运用中，还会融入一些口语和方言，使其具有鲜明的时代和地域特征，更符合某一特定人物形象的需要。

影视语言指影视剧作品在传达和交流信息时所用到的各种技巧、手段的一种统称。构成影视剧作品的最基本的语言单元，即镜头；不同镜头按照表意的需要进行特殊的组接和安排被称之为蒙太奇；影视剧在表达的过程中还会借助灯光、音乐、音响、构图等多种艺术手法来辅助于作品的表达。

好的文学作品自然会成为影视剧改编的热点，小说与影视结缘，加快了这部作品商业化的运作，却无法改变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自身的特点。

二、叙事中的差异

很多作家都坦言，写作是条非常辛苦的道路。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必须借助文字来表达。而文字作为文学作品的唯一表现媒介，既是抽象的符号又能产生丰富的意境，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则是通过作者借助文学独有的表现手法达到的。相信很多人都会熟记《平凡的世界》小说开始的这段：“1975年二、三月间，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纷纷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时令已快到惊蛰，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地没有到来。”路遥用这一段叙述，展示出故事发生的背景及环境。其中，对于惊蛰时节独有的雨雪天，作者采用了“细蒙蒙”、“纷纷淋淋”等词语进行了细腻的描绘，让读者通过自己的生活经验，借助自己的想象去体验这场雨。最后一句“但那真正的春天还远远地没有到来”更是对故事要展开的中心内容的铺垫。

相对来说，影视作品的语言就生动多了，不同景别的镜头产生出不同的表现效果。如远景和全景景别的镜头最适宜展现空间环境，一个镜头就可以把一大段的描写性的文字表现出来。在电视剧《平凡的世界》中，通过三组远景景别的摇镜头展现黄土高原惊蛰时节雨雪天，洁白的雪花纷纷洒洒的飘落在沟壑万千的黄土之上，深深浅浅的白覆盖了这片窑洞，这是观众再熟悉不过的黄土高原。生动、具体、直观的展现，观众不需要借助自己的想象和理解，就能很轻松的知晓空间场景所展现的内容。这种独有的空间表现力和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往往能带给观众更深刻的印象和感受。

文字的叙述虽然全面，但缺乏了一定的动感，可以通过语言的组织和内容的转换实现一种情感的传递；镜头虽然直接，但少了一种意境，往往需要音乐和语言的配合让观者产生一种情景上的互通。

三、人物塑造中的差异

文学作品用非常形象的语言将人物的外形、性格和思想描绘出来，让读者在字里行间去体会其中的含义和所要传达的感情。读者依据对文字的理解和想象参与作品中人物的塑造。很多作家为了对人物描写地更加生动具体，往往会借助特殊的修辞手法，如：讽刺、夸张、象征、比喻、对比等。影视作品则不同，将这些描写浓缩到演员的表情和动作之中，通过特殊镜头的展示，以一种动态的、立体的方式，让观众从视觉和听觉两方面感知作品中隐藏的文化内涵和中心思想。所以说，演员一出场就奠定了这个人物的形象，如小说主人公孙少平的出场，小说用了四百字详细描写了少平的外貌、衣着及步伐，留给读者的是一个忍受饥饿折磨、单薄、瘦弱的年轻小伙。每个读者都需要自己去想象，而少平在每个读者心中也是模糊的、唯一的。

影视剧作品在表现的时候就简单多了，演员袁弘黑瘦高挑的形象非常符合小说中少平的形象，当他踏着布鞋走过雪地时，特写镜头聚焦于他裤子上多出来的那块黑色补丁，不用过多的语言，观众已经知道这是一个家境窘困的少年。

影视语言比文学语言更加的形象、生动和直接展示人物形象，但文学语言通过对人物的动作、语言、心理的描写，更加细腻的展开对人物心理的描写。有时候一段心理描写就是一整页，甚至是一个小章节。相对于文学作品没有固定字数限制的尽情表达，影视剧作品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而且要在短短的几十分钟内完成一段故事情节的推演，势必不会在人物心理活动中花费太多时间。影视作品中对于人物心理的表现主要借助演员的表演，辅助于特殊的镜头和表现形式来展现。比如，在田晓霞牺牲后，孙少平在晓霞家中阅读小霞留下的日记，特写镜头分别表现了孙少平失去爱人的心痛和田福军失去女儿的痛苦，虽然不同于文学作品中细腻的内心描写，但特写镜头放大了人物痛苦的表情，通过一滴滴滚落的泪珠和痛苦的眼神，人物内心无法言状的痛楚就直接鲜明的表现出来了。除了特写镜头外，空镜头、主观镜头、长镜头都是影视剧中表现人物心理的镜头语言。

影视创作中的多种技术手段都可以达到对原著人物的心理、思想感情的视觉处理，如摄影的角度、构图、光线和色彩的运用，通过对自然环境和室内场景的设置来体现。也可以通过闪回蒙太奇的方式进行表现，将影片中人物当时的心理活动通过镜头的方式快速地剪辑在一起，借助不同的色彩加以区分，或黑白、或发红、发黄、发暗，表现人物的所思、所感、所想和所虑。

影视作品是一种视听艺术，除了镜头的充分展示外，音乐也是对人物心理的直接是诉说。除此以外，内心独白和旁白也是影视作品中常用表现人物心理的手段之一。曾有观众质疑电视剧《平凡的世界》使用了过多的旁白，干扰了叙事。对于像《平凡的世界》这样一部气势恢宏的作品来说，需要适当的旁白做补充性叙事，更重要的是，需要用这种方式来表现不同人物在不同状态下的心路历程。

四、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的语言共通性

由文学作品改编的影视剧作品，无论情节结构、时空处理、视听造型都遵从于原著。影视剧作品将间接、抽象、多义的文学形象转变为直接、具体、单一的荧幕形象，把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分析变成观众对作品的直接体验，是现代商业模式下媒介传播的必然趋势。

无论是文学作品中的文字还是影视作品中的镜头和声音，他们都是基于对作品中故事的全力展示和人物形象的塑造。在思想内容的表达和语言风格上都具有同样的逻辑性，即遵从作品本身的风格和作品中人物形象的设定。

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是一代人不懈奋斗的缩影，更是中国特定时期的代表。这部作品以质朴的语言、强烈的纪实感影响着中国文坛，多少年后，当同样充满了黄土泥腥味的电视剧作品同样也用这种质朴和纪实性震撼着观众、感染着观众。无论是使用规范的语言描述，还是镜头下影视剧演员的表情、语言和动作的着力刻画，都让那一个个鲜活的、真实的、透着强大生命力的孙少安、孙少平、呈现在观众面前。

参考文献：

[1]路遥.平凡的世界[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