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进程论文范文
城镇化进程论文范文第1篇
城镇化加速发展在获得资源环境巨大支撑和保障的同时，对资源环境本身产生了重要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城镇化加速发展的初期，城镇化发展速度越快，资源消耗量越大，环境破坏程度越严重．当城镇化发展到稳定阶段(城镇化率70%左右)以后，国家和社会将拥有足够的资金和技术投入到资源有效利用和环境治理中，城镇化对资源环境的影响大大减弱，它们之间关系将出现拐点，相关程度将大大降低．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对各种资源的需求量不断增加，对环境的承载力提出更高要求，而快速城镇化造成的资源短缺和各种环境问题约束了城镇化的进程，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1)城镇化的快速进程对土地资源的需求大为增加，土地资源却相对有限，开发利用存在土地供需矛盾、集约利用率低、侵占农用地及土地质量下降等问题;(2)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城市用水保障程度不断降低，地表水和地下水的污染加重了水资源的供需矛盾;(3)单位城镇化水平所消耗的能源随着城镇化的建设越来越多，而且在节能减排紧迫形势条件下能源短缺危机将增大;(4)城镇化的进程伴随着产业结构偏低、技术含量低、高能耗、高排放等问题带来的结构性和布局性污染，导致了城市环境质量日益恶化．减少资源环境对城镇化的约束，有利于新型城镇化道路的顺利推进．
2模型建立和数据处理
2．1模型建立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建立生产函数模型如下:为了计量资源的限制对经济增长造成的影响，Nordhaus(1992)在理论上假设在长期资源的数量不受限制，单位劳动力平均资源量不变，即能源、土地、水资源和环境污染的增长率与人口增长率一致，上述假设也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在上述假设下，分别计算劳动增长率为n时的能源、土地、水资源和环境污染的单位劳动力平均产出增长率。
2．2数据来源文中1985—2012年数据主要来源于《山东统计年鉴2013》、《辉煌山东60年》、《山东省国土年鉴》、山东省情网．产出Y换算成2000年的可比价格;能源数量R采用一次能源生产总量;土地数量T的计算是耕地面积、林地面积和建成区面积之和;水资源数量W采用用水总量;环境污染量P由SO2排放量代替;劳动L采用年底就业人数;资本K依照永续盘存法Kt=It+(1－δ)Kt－1计算，其中It使用每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及投资指数，换算成2000年的可比价格(1990年以前假设指数不变)，K2000以张军等计算的2000年资本存量为基础计算，并通过推算定折旧率δ为7%．
3山东省城镇化进程中资源环境“尾效”计算与分析
3．1山东省城镇化进程中资源环境“尾效”计算用1985—2012年数据对(2)式进行回归，得到各系数的取值:α=0．13，β=0．01，γ=0．15，θ=0.41，η=0.46．劳动的增长率n根据公式a×(1+n)t=b计算得出，其中a代表起始年的年底就业人数，b代表截止年的年底就业人数，t代表经过的年数．通过计算可得1985—2012年27年间劳动的增长率为2.29%，1985—2002年17年间劳动的增长率为2．62%，2003—2012年10年间劳动的增长率为1．55%．根据山东省公布的城镇化率数据，计算各个时段山东省城镇化进程中的尾效．通过计算可得1985—2012年城镇化对单位劳动力平均GDP产出的弹性值λ为13．10%，1985—2002年λ为12．10%，2003—2012年λ为18.77%．计算1985—2012年，1985—2002年，2003—2012年城镇化发展进程中的能源、土地、水资源、环境污染尾效和城镇化尾效(见表1)．从计算结果来看，1985—2012年山东省城镇化的速度因能源、土地、水资源的消耗以及环境污染每年降低20．46%，分时段来看1985—2002年每年降低34．02%，2003—2012年每年增长1．20%．
3．2山东省城镇化进程中“尾效”分析从前文可知，1985—2012年山东省城镇化的进程因能源、土地、水资源的消耗和环境污染每年分别降低0．14%、2．96%、8．21%、9．15%，综合起来山东省的城镇化进程受到资源环境的约束每年降低20.46%．刘耀彬(2007)［9］对中国1979—2005年的数据计算得到的结果是能源、土地和水资源消耗对城市化进程的尾效分别为10．61%、0．36%、19．14%，对城市化进程的总尾效为30．10%．相比较而言，山东省在1985年以来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受资源环境的约束相对于全国水平较低［17］，其中受水资源的影响最大，其次是环境污染和土地的约束;在1985—2002年期间城镇化进程受资源环境的约束较大，达到34．02%，其中受水资源的约束城镇化进程每年降低24．11%;近10年来资源环境对山东省城镇化进程的约束作用减小，表现为资源环境的消耗在总体上促进了山东省城镇化进程的推进．
3.2.1环境污染对城镇化的约束环境污染对城镇化的约束体现在原有大城市不合理的工业企业布局和结构及新兴小城镇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环境保护两方面．2012年山东省单位GDP废水、SO2、烟(粉)尘、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分别为9．58t/万元、34．97t/亿元、13．90t/亿元、0．37t/万元，从低到高分列31个省市自治区第6、14、11、10位．从山东省内部来看，2012年单位GDP各污染物排放量基本均呈中西高东低的格局，因此，山东省现行的城镇化发展道路与环境友好的新型城镇化道路相比尚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3.2.2土地对城镇化的约束山东城镇化进程中土地的约束作用体现在供需矛盾、集约利用水平低、质量下降等方面［19］．首先，2012年山东省人均农用地约1194m2，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4;从山东内部来看，2012年人均农用地呈东北高西南低的格局，土地的供需矛盾突出．其次，2000—2012年山东省单位GDP地耗从18．85km2/亿元逐年下降至3．14km2/亿元，土地的集约利用程度有所提高;但2012年与其他沿海省份相比，山东省的土地集约利用水平较低，单位GDP地耗高于江苏省的1．97km2/亿元，浙江省的3．04km2/亿元和广东省的3．15km2/亿元;从山东内部来看，2012年单位GDP地耗呈西高东低的格局，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尚处在较低水平．此外，森林覆盖率低、水土流失严重、水污染严重、耕地污染和退化4方面的原因导致了山东省土地质量的降低．
3.2.3水资源对城镇化的约束水资源的约束作用主要体现在供需矛盾和水污染两方面．2012年山东省人均水资源量为283．9m3，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2．99%;单位GDP水耗为44．35m3/万元，为全国水平的41．63%．近年来山东省水资源的利用状况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善，从尾效计算结果也可看出，合理利用水资源已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城镇化进程，水资源的供需矛盾逐步得到了解决．从山东省内部来看，2012年人均水资源总量分布格局可以形容为沿河海地区水平较高，这是由不同区域的地理特点决定的，但是单位GDP水耗呈明显的西高东低的格局，与城镇化率东高西低的格局相对应，说明生产性水资源的分布导致的供需矛盾是约束城镇化发展的因素之一．另一方面，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方式导致的水污染，导致可用淡水资源减少，有限的地表水环境容量不能负担快速城镇化发展的模式．2012年山东省河流劣V类水质占28．8%，比值仍旧过高．
3.2.4能源对城镇化的约束分析以石油和煤炭为主的能源构成促进了工业化的进程，同时对环境造成了污染，即能源的约束作用主要体现在供需矛盾和环境污染两方面．首先，山东省石油、煤炭储量分别占全国10．59%、3．43%，2012年生产总值占全国9．69%，低于能源储量比值;从2000—2012年，山东省城镇化水平每提高1%所消耗的能源为1770．20万吨标准煤，可供消费的能源总量和一次能源消费量均上涨了两倍，能源作为不可再生资源具有有限性，相比消费量的增长终将受到约束．其次，能源生产中产生的大量污染物是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风能、水能等清洁能源的利用和能源生产设备的更新将是降低能源环境污染的主要手段．从山东省内部来看，2012年万元GDP能耗呈西高东低的格局．
4结论与对策
资源环境的约束是推进新型城镇化道路进程中面临的约束之一．能源、土地、水资源和环境污染的约束导致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的进程产生了尾效，山东省的城镇化进程因此每年降低20．46%．集约节约资源，打造良好人居环境，解除资源环境的约束作用，是实现新型城镇化道路的有效途径之一．为了引导资源环境系统和人口经济社会系统的协调，降低资源环境的约束作用，可从以下几方面对推进新型城镇化道路进行优化．
(1)树立生态文明理念，转变城镇化发展方式，以新型工业化带动新型城镇化，推行资源集约节约的城镇化之路，推进因地制宜的区域差异城镇化道路、因时制宜的城镇化资源替代战略．以人文资源替代自然资源，以可更新资源替代耗竭性资源，以丰富的资源替代稀缺资源，以洁净型资源替代污染性资源，推进人地关系和谐的资源节约型城镇化道路．
(2)坚持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生态型城镇，建立城镇化相应的资源环境安全预警机制，完善城镇化相应的资源开发利用政策法规，健全城镇化相应的资源环境绿色管理体系．淘汰工业生产中高耗能的工艺和设备，支持节能低耗技术的研发和相关产业的建设，发展生态农业，引导绿色消费，推进环境友好型、生产清洁型和消费低碳型城镇化道路．
(3)完善科技体制改革，加强节约型城乡建设的区域集成和技术综合运用，完备以城镇化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技术支撑体系，以低碳技术构建城镇化低碳经济网络，以循环技术疏通城镇化生态价值流，以科技创新搭建城镇化服务平台，推进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城镇化道路．
(4)调控合理的城镇化发展水平和速度，根据不同城镇发展条件和阶段制定人地关系可持续发展的差异化发展战略，完善城镇体系的建设，避免不合理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发挥核心城镇的辐射带动作用，促进城乡环境统筹规划和整治，着眼城乡生态系统源头保护和综合治理，建立多层次、全方位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推进城乡一体、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道路．
城镇化进程论文范文第2篇
城镇化是新时期“四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报告中多次提及城镇化，并将城镇化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核心内容，作为破解经济结构性矛盾、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这主要是由于城镇化不仅本身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具有显著的联动性，而且城镇化带来的结构调整和内需释放对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化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城市的地理面积也在不断扩张。但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存在诸多矛盾和不足，一个突出表现是人口城镇化速度明显滞后于空间城镇化速度，即伴随着城镇建成区大规模扩展，大量农村土地被占用，城镇空间外延迅速扩张，而城镇人口增长速度却没有随之同步提高。许多学者指出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而是一种扭曲的城镇化。实际上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扭曲现象是由中国的宏观现实造成的，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转型经济体而言，空间城镇化凌驾于人口城镇化的现象，本质上与财政金融政策偏向空间城镇化而轻视人口城镇化有关。本文从测度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镇化的效率入手，分析其中不足和问题根源，并提出优化财政金融政策推进城镇化健康有序发展的政策建议。
二、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镇化的效率分析
在中国的城镇化推进过程中，财政金融政策是重要的支持政策。本文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方法，采用中国的省际面板数据，测度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镇化的效率，分析其中不足和问题根源。
(一)测度方法
采用基于数据包络分析(DEA)的Malmquist指数法对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镇化的效率进行测度。DEA方法由Charnes等(1978)提出［1］，该方法利用数学规划和统计数据确定最优的生产前沿，并通过比较决策单元(DMU，DecisionMakingU-nits)偏离生产前沿的程度来评价它们的相对有效性。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可作为效率指数(Caves等，1982)［2］，用来表示从t期到t+1期的整体生产效率变动情况。若Malmquist指数大于1，则说明生产效率呈现上升的趋势，若Malmquist指数小于1，则说明生产效率呈现下降的趋势，Malmquist指数等于1，则说明生产效率没有变化。作为非参数方法，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法测度效率具有以下几个优点:(1)不需要假设具体的生产函数形式，避免由于错误的模型假设而导致实证结论出现偏差;(2)可以用来评价多投入和多产出的综合效率问题，避免了指标的单一性;(3)不需要对投入和产出的指标变量进行单位变换处理，决策单元的最优效率指标与投入指标值及产出指标值的量纲选取无关;(4)无须任何权重假设，而以决策单元输入输出的实际数据求得最优权重，具有较强的客观性。DEA方法有多种形式，但总的来说，根据对规模报酬是否可变的假设，可以分为CCR模型和BCC模型两大类:前者假设规模报酬不变，而后者假设规模报酬可变。另外，DEA分为投入导向模型和产出导向模型。投入导向模型要求在不增加产出的情况下，使得投入最小化;而产出导向模型则是计算在投入不变的情况下，如何使产出最大化。在规模报酬不变的情况下，二者计算出来的技术效率值是相同的，而在规模报酬可变的情况下，二者计算出的效率值一般不相同。考虑到本文研究的是财政金融政策在推进城镇化方面的效率，其目标是在财政金融政策资金总量一定的情况下，尽可能协调资金分配并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来推进城镇化，因此本文使用产出导向型的DEA模型。同时考虑到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十分苛刻，本文使用产出导向的BCC模型作为基本的DEA模型。基于BCC模型的Malmquist指数法，不仅能够对同一时期的效率进行分析，而且能够分析不同时期之间，决策单元的效率变化情况。
(二)投入、产出变量和数据
首先来考察投入变量———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按照通常的做法，财政政策用政府一般预算支出占GDP的比重来度量;对于金融政策的度量，我们借鉴Arestis等(2001)的做法，采用金融机构贷款总额占GDP的比重来测度。我们再来看产出变量———城镇化水平。城镇化是人口向城市集中和城市空间扩展的复合过程。城镇人口的数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衡量一个地区的人口城镇化程度，城市建成区面积可以衡量该地区的空间城镇化程度，因此采用城镇人口与城市建成区面积之比即城市人口密度来综合反映地区的城镇化水平，也可反映出该地区城镇化发展的健康程度。根据该指标含义，当一个地区的城市人口密度下降时，说明该地区的人口城镇化滞后于空间城镇化，这并不是健康有序的城镇化。图2直观地描绘了2004—2012年城市人口密度的变化趋势。自2004年以来，城市人口密度出现了明显的下滑趋势，这反映了城市化进程中存在人口城镇化滞后于空间城镇化的现象，暴露出城镇化进程存在的现实问题。本文的实证研究采用中国的省际面板数据，横截面共包括中国大陆的31个省、直辖市或自治区(以下简称省)。21世纪后，中国出现了明显的城镇化提速迹象，基于数据的可比性和可得性原则，笔者最终选择了2004—2011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各变量的定义和描述性统计具体如表1所示。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方法，图2报告了利用DEAP程序，得到的2005－2011年中国31个省份的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镇化效率指数。测算结果表明，从整体发展趋势来看，大部分年份的财政金融政策支持效率小于1，说明支持效率呈下滑态势，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财政金融政策并没有很好地支持城镇化建设，这极有可能与财政金融政策偏向于空间城镇化而忽视人口城镇化有关。而且，从演化趋势来看，这种财政金融政策支持效率下降的迹象在近期比样本初期表现得更为明显。表2给出了2005—2011年中国各省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镇化的Malmquist指数测算数据。从Malmquist指数来看，没有任何省份在7年内效率连续上升(Malmquist指数大于1)，大部分年份各省的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镇化效率都出现了下降。特别在2009年最为严重，在该年只有3个省份(天津、上海和山东)的Malmquist指数大于1，其他28个省份的Malmquist指数都小于1，说明这一年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镇化效率下降最为明显。实证结果表明，大多数省份在利用财政金融政策推进城镇化效率方面没有提升，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笔者认为这与目前地方政府“唯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紧密相关，在中国地方官员“锦标赛模式”的晋升体制下，地方官员往往以GDP指标代替居民的偏好，上级领导也乐意用GDP这个简单可测的指标来评判下级官员的晋升资格。因此，GDP增长成了地方官员的首要目标，也是政府财政金融政策的导向，从而导致财政金融政策偏向GDP，忽视民生和社会福利。特别是中国当前的土地财政收入已占到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相当高的比重，使中国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产生很强的依赖性。土地财政收入的形成直接带动了空间城镇化，而受现行地方官员考核机制制约的土地财政支出结构又造成地方政府积极推动空间城镇化，消极应对人口城镇化。在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空间城镇化速度快于人口城镇化，产生了城镇化过程中的诸多矛。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城镇化进程论文范文第3篇
1.农村教育内容和方式的“空洞”城镇化是正在发生着的实践，是农村社会发展的一种趋向。农村教育理应成为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助推力量，然而，现实中的农村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所起的却是一种阻力，其中的重要原因是农村教育存在着内容、方式的“空洞”。城镇化发展是全方位的，而且这种全方位发展须通过主体人的实践参与来体现，所以农村教育对城镇化的推动只有建立在培养“智慧的实践者”基础上，让其在社会生活中积极地思考和行动，方能适应和促进城镇化的良性发展。与此相反的是，目前农村教育尤其是农村学校教育以应试为目的，其内容是理论化的文本课程，采取封闭式的说理教学，学习的过程脱离了社会生产生活，导致教与学、知与行的脱节。此外，农村成人教育、职业教育也有明显的理论化色彩，将受教育者集中起来进行所谓的技术培训，但这种稳定统一的教学内容和静默式的教学方法很难收到切实的效果，毕竟职业技能的获得更多依靠的是学习者自己的动手操作，以及建立在自我技能提高的意愿需求上，而非“一元的技术推广”。总之，农村教育内容和方式的“空洞”不符合城镇化发展对人才的培养需求。一方面受教育者获得的“知识”可以应试，却不能实践；一方面受教者获得的“知识”是被动的，而不是自我选择的。这样的教育内容、方式培养的人才显然不能适合社会发展的需要。
2.农村教育社会环境的“去农化”城镇化是一个“向城”的过程，但这并不意味着把农村的“洗澡水和孩子一起”泼出，农村理应在发展的过程中处理好“城镇化”与“农村个性化”的关系。从“城镇化”层面而言，农村教育自身发展和其功能都需要随着城镇化的发展而“城镇化”，国家和政府在农村教育内容、师资、经费等方面确保“城乡一体化”，并且使向城镇转移的人口与本地城镇人口在住房、医疗、就业、社保等方面“同城化”。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那些转移到城镇的农民工及其子女在入学、就业、社会福利方面没有得到平等的制度保障，造成“一城两个世界”或所谓的城市“贫民窟”现象。从“农村个性化”层面而言，农业、农村、农民将长期作为社会的组成部分存在，这就得考虑农村现代化发展如何平衡农业生产方式、农村居住环境、农民素质的现代化与农村文化个性的保存问题。而对这些问题，当下农村教育表现为农村基础教育的“向城化”和农村成人教育、职业教育的“经济化”，整个农村教育发展包裹在“以城盖农”的社会环境中，其价值明显倾向于以城市文化为导向。
二、误区所带来的危机
从城镇化进程中农村教育发展误区可以看出，农村教育与城镇化发展过程并非是“完美无缺”的，二者的实践运行并不能证明自身的“合理性”，因为这当中存在着不少“本末倒置”的发展所潜藏的危机。
1.农村教育“发展”中的“败退”随着农村城镇化的推进，农村教育似乎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越来越多的孩子可以到乡镇中小学就学，学生不再为学费、生活费而担忧，校园学习和生活环境不断优化。然而，这些只是农村教育发展的“可视化形象”，并不能代表农村教育质的改观，农村教育质量是以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的综合素质发展等来衡量的。而这些方面，农村教育表现出的是只有“发展”而无“改革进步”，较为凸显的是农村中小学生辍学频发、师生关系和家校关系紧张、农村社会成员对教育的信心和热情降低。此外，相对隐蔽却更为重要的是农村教育陷入工具化泥淖中而不能自拔，整体的办学倾向于“升学考试”而没有“以人为本”，大部分农村学生成为“升学考试”的陪衬品。总之，农村教育在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着“发展”中“败退”的危机。这种危机在于农村教育的发展不断远离了教育的本质和人的精神品性的提升。
2.农村经济“增长”中的“虚无”农村经济增长并非等同于农村经济“量”的增长，农村经济“量”的增长是“数字化”的，“量”的增长背后的动力结构可能是非均衡的，也就是说，贡献农村经济总量的可能仅仅是由某一或部分产业发展为主导的，然而全体农村成员很难共同分享到经济总量增长所带来的益处。此外，还存在着农村经济增长的动力依靠什么样的生产力的问题。如果农村经济增长主要是建立在通过劳务输出、低效益的农业劳作的基础上，那就使得经济增长没有质量的保证。所以，农村教育经济价值在于把经济的增长转移到依靠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上来，然而现实中的农村教育也常常简化了农村教育的内涵，把农村教育的功利性当成了其全部，而忽略了人的全面发展，尤其是人的创造性和个性的培养，把人变成一种单向度思维的“功利人”和单向度技能的“工具人”。这样的农村教育受众自然无法保障后续农村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活力，使得农村经济虽有增长却显得后劲不足。
3.农村文化“繁荣”中的“颓废”城镇化发展中文化的“繁荣”指的是来自于城市的主流文化在农村中的“生长”，各种现代的歌舞节目不断被农村社会成员所“翻版”，农村文化展现出“歌舞升平”的景象，城市的各种“广场舞或T台秀”之风吹遍农村大地。然而，我们不得不追问的是农村自身的文化个性在什么地方？基于农村土壤生长起来的文化事项及其背后的文化精神如何继承？这是不得不思考的。如果农村文化丧失了自我个性也就意味着农村的消亡，未来不断拓展的城镇化只会是一个有形的“城中村”。因此，农村教育尤其是农村成人教育必须承担起保存和发扬农村文化个性的重任，让农村社会成员自觉意识到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因为传统文化背后凝聚着人们的价值心理和思维，传统文化的消退乃至消失将导致农村社会成员价值精神的无所依托，特别是未来的城镇化发展很难达成“城乡一体化”，相反会使乡村文明退出历史舞台。假使如此，农村文化或以农村文化为基础的中华文明只能在梦里寻求。
三、误区的消解策略
城镇化是一种不可逆转的时展趋势，要使其良性而非畸形化地发展，其中重要的方面是农村教育须要摆脱发展中的“倒错”误区，回归真正的教育之道。
1.回归“以人为本”的农村教育价值取向教育是一个内涵和外延都极其丰富的概念。教育的本质在于培养人，人的发展包括了以物欲满足为目的之物质生命、以人性善的彰显为导向的精神生命和以美的自觉为宗旨的艺术生命的统一，如果把作为手段的教学技术当成教育目的，把经济、物质的追求当成生命的终极价值，教育就不再具有“育人性”。因此，农村教育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必须要确立起“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通过培养物质生命和精神生命相统一的健全的农村社会成员主体来参与社会生产生活，其内涵在于即使农村社会成员具有适应农村城镇化和现代化发展的谋生技能，同时又能够具备反思生活、生命的自觉意识，以及与时俱进的维持终身学习的动力，如此，农村教育才能更好地促进农村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
2.确立“主体需求”的农村教育服务体系农村教育“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在实践中不能追求大一统的“实体化”目标，而应表现为对“个性化”的丰富追求，要基于不同农村社会成员接受教育的“主体需求”而设计农村教育实践服务体系，这种实践服务体系具有“多元一体”功能，以人的发展为基础积极促进农村城镇化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和谐发展。当然，这里所说的农村教育服务体系主要是针对不同层次的农村社会成员而言的。比如农村教育应该在类型上涵盖所有的农村社会成员，包括农村幼儿教育、中小学生教育、分流的青少年职业教育、从事生产的成人教育、老年教育等，并且每一类型教育实施过程中在凸显其主要目的的同时，需要尽可能地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宗旨，这就要求农村教育内容和方法必须是“专业+通识+实践”的统一，而不能仅仅关注于一个方面。只有如此，农村教育才能成为全体农村人的教育，才能将教育变成他们生活的组成部分或存在方式，而非变成“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农村学校教育独尊的局面。总之，只有农村教育满足了人们的需求，有利于人们解决生产、生活和生命中的矛盾，人们自然会重视教育、热爱教育。
3.构建农村教育文化发展互补机制城镇化过程中，必须面对的是农村文化的传承和创新问题，因为农村传统文化是流淌在农村社会发展中的“血液”，这种“血液”的干枯也就意味着农村的“消失”，意味着在农村土地上生长起来的价值精神、思维、心理没有了“依托”，终会随着老一代人的去世而消失。所以，农村教育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理应承担起保存和发扬农村文化个性的重任，而当下这种重任的完成通过以城市主流文化价值为主导的农村学校似乎不可能，因为农村学校教育以功利化的应试升学为其运行模式，即使加入一些“传统文化进校园”的环节也会沦为“装饰”而难以系统化和持续发展。因此，城镇化进程中促进农村文化发展的农村教育须要建立起一种互补机制。这种互补机制一方面通过农村学校教育有意识地将某些农村传统文化内容进行知识化和活动化的系统教学，另一方面要使农村“文化心理场”（如传统建筑、服饰、民间组织、民风民俗及音乐歌舞等）的保护机构化和形式化。同时，农村学校教育和校外“文化心理场”之间要形成和谐共生关系，通过学生、教师、村民、学校、行政部门的共同参与，建立起“结构”上的互补和“意识”上的自觉的农村教育文化发展互补机制。
城镇化进程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城镇化；基础教育；农村教育
城镇化是一个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变的过程，是现代工业化进程中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农村生产和生活方式向城镇进化、农村文明向城市文明转型发展的历史过程。推进城镇化进程是我国推进现代化的重要战略选择，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趋势，也是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性转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据统计，截至2008年末，中国城镇化率达到45.7％，城镇人口突破6亿。城镇化所带来的一切变化对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学校教育机构既要满足日渐增加的城市人口的基本教育需求，又要满足其为得到更高层次的就业岗位和更好地适应城市生活而提出的接受更高层次、更高质量的教育要求。最近，我们在苏北农村中小学调研中发现：城镇化对农村基础教育产生的影响是最为直接、最为具体的，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制约农村基础教育发展的新问题。
一、教育观念出现偏差，目标产生偏离
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优质教育资源加速向城市聚集，农村教育问题愈显突出，尤其表现在教育目标和教育观念上。
(一)功利化倾向比较突出
教育是提高全民素质，促进人与社会全面发展的基础工程，但我们在不少农村学校看到、听到的却是另外一种景象：教育的宗旨、目标被有意无意地抛开了，升学成了唯一或者说是重要的追求，农村教育成了农民子女进入城市的期盼，升学率成为社会、家长评价学校的标准，自然也成了农村学校的生命线。为使孩子接受高质量的教育，尚有能力的家庭纷纷送孩子到附近的城市学校学习。学校教学为了迎合考试的需要，也有重点地选择和安排课时，对于升入高一级学校必考的科目教师要重点安排，课时要打足，而对于与升学考试无关的科目则完全是一种应付，对于孩子全面发展需要什么、对于未来农村建设需要什么也很少考虑。所以有很多农民说，学生在学校获得的知识和形成的能力，对于未来的社会生活和工作实际作用并不大。
(二)城市教育“诱导着”农村学校办学理念异化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历史形成的城乡差别还客观存在，有的还在扩大。教育不仅要为新农村建设输送人才，而且还要提供科学技术，但是从学校办学条件到教材内容选择，现在教育适应的都是城市发展的需要，而很少考虑广大农村和大多数生活在农村的孩子。城市学校，特别是城市重点学校的“磁场”效应，对农村学生和家长放射出强烈的吸引力，吸引着周边的农村学生舍近求远，使一些农村学校因为生源不足而面临关闭的危险，而不少城市学校生源爆满以至于超负荷运转。我们在一所乡镇中心初中听到这样一个例子：该镇小学毕业的前50名学生基本上都不在本镇初中上学。城镇中那种优越的物质文化生活对整日埋头在田间的农民及其后代构成了巨大的诱惑，让孩子成为真正“城镇人”而不是充当“农民工”已经成为很多农民的强烈愿望，也在孩子幼小的心灵里烙上了离开农村的印记。一些农村学校的教师曾这样对我们说：我们的工作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教育，而是一种应付，很无奈。
(三)新的“读书无用论”又有所抬头
不少农村青年面临“升学无望、就业无门、致富无术”的尴尬境地，这表明农村教育在发展思路、办学体制、运行机制以及教学内容等方面存在着与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状况。一些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在实践中感到：不学习那么多知识，一样可以在城市找到工作，甚至比大学毕业生赚的钱都多。大学生毕业后难以就业的现实，使得他们对于依靠读书离开农村的目标产生了动摇。家长们担心花了钱让孩子读初中、高中，有了离开的思想，却又缺乏发展农村经济的本领，就是到了城市也无法适应；即便读了一个高职，找个工作，仍然是城市的高级“打工仔”，他们又将和父辈一样成了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还不如早点工作，多挣点钱。因此，农村中小学学生辍学率有不断上升的趋势，放弃高考的人也很多，使得一些重点大学里出身于农民家庭的学生比例逐年减少。
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一方面是农村学校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教育目标和任务，农村家长和学生没有看到现代城镇文明对人才、尤其是复合型人才的特殊要求，而单纯地从急功近利的角度去认识和看待问题。另一方面则要从教育公平这个根本问题上去探究，没有教育机会的均等，就谈不上社会的公平，各级政府应该承担起发展农村教育的责任。
二、农村教育特色弱化，未来迷茫
教育既有它的共性，又有它的特殊性。教育的目标既强调人的全面发展，又需要彰显人的个性。尽管城市化的进程在加快，但生活在农村的人口仍然占大多数，“中国有两亿多中小学生，其中80％在农村”“要把普及农村义务教育作为教育发展的重中之重”。怎样办好农村教育?把城市的一套搬到农村来，农村教育就可以现代化了吗?只有从农村的现实和未来出发，把农村教育扎根在农村的土地上，把农村教育改革立足在未来新农村的建设和发展上，才能使农村教育发展充满活力。
到农村学校中去看一看、听一听，我们很容易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农村教育弱化了农村的特色，离农村、农业、农民的实际需要相去甚远，今天的农村教育没能够充分考虑到80％在农村的孩子们的教育实际。一是我们的改革方案没有认真研究和充分体现农村文化的背景和优势，农村孩子的成长离开了千百年来农村优秀文化的熏陶。二是没有很好地开发和利用农村教育资源，翻开中小学教材，看到的是大量城市的例子，满眼是高楼大厦、宽阔的马路、拥挤的人群……而农村里那一望无垠的土地、翻滚的麦浪、新鲜的空气等则很少被提及，反差非常明显。在开展课程改革、推进素质教育的形势下，学校需要开展综合性学习、研究性学习、社会实践活动等，而要提高这些学习活动的质量和效果，则必须从社会实际出发，研究和制订活动方案。在这方面，农村有城镇学校无法比拟的优势，但是不少农村中小学的领导和教师不去研究农村这些得天独厚的课程资源，只是简单地模仿城市学校的做法，或者把城市学校的课件拿来依葫芦画瓢，让农村学生失去了学习和活动的积极性。三是没有很好地组织开展有农村特色的活动。农村孩子对农村的生活环境、生活经验有一种特殊的情结，他们爱养育自己的这块热土。如果以此为基点设计和组织相应的活动，自然会极大地调动农村学生参与活动的积极性，而有些农村学校的领导和老师为省事，为保持与城市学校的一致性，不考虑农村的特色和农村学生的实际需要，照搬照抄城镇学校的活动方案，让农村学生被动地跟着这些他们所不熟悉的一套来做，其活动效果自然达不到预期的要求。四是没有很好地考虑城镇化发展的特殊需要。城镇化是指随着社会发展，人们的生活、生产方式从农村生活、生产方式向城镇生活、生产方式转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必然会给农村学生和家庭的生活带来一系列变化，并反映在学校教育教学的各个方面，如：学生毕业后要进城工作，如何适应于城镇化的生活需要；学生的未来生活中需要与现代文明相适应的文明礼仪，如何在学校教育中渗透这方面的教育等。一般学校在统一化的教育评价体制作用下，都不考虑这些与教材不太相关的教育内容。
推进城镇化并不是要消灭农村，而是要更好地发展农村，以城市的发展来带动和推进农村的发展。因此，农村教育既要为高等学校输送大批农家子弟，又要为未来的农村建设培养人才，两者的结合点就是未来农村教育的方向。它既要为一大批走向城市的农家子弟打好基础，提供他们适应各种社会环境的素养，同时在传递现代文明和现代精神时不忘“三农”，要从农村实际出发，多开展一些农村的社会实践活动，多介绍一些现代农业的科学知识，多组织一些有农村特色的研究性学习，把校本课程的内容紧紧贴近农村实际，让孩子们看得到、学得活、用得上。但是，以上几方面向我们表明，农村教育并没有考虑农村的实际状况。究其原因，还是受应试教育的影响。为了应付各种统考，农村学校不得不把迎接各种类型考试作为教育教学的目标。上级所组织的视导、督导往往也只是检查农村中小学对教育行政部门所规定的教育教学任务完成的情况，因此农村学校的领导和教师是不太可能专门研究和探索适应于农村学校优势的一套教育教学内容和方法。这种做法所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农村教育缺乏自身特色，使农村学生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十多年，却不了解农村。
三、缺乏理想与平等的教育环境，教育质量难以保证
教育是一项综合性事业，首先需要政府的支持，同时需要社会、家庭、学校的同心协力；它不仅需要均衡的物质条件，而且需要理想的人文环境。城镇化的推进使得农村中小学的教育教学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它打破了过去那种平静的教育氛围，商品经济的大背景使宁静的农村校园的育人环境变得不安宁，对学校领导的管理、教师的教学、学生的学习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这种挑战首先表现在教育资源的不均衡上。随着城市的扩大与建设，人口越来越集中，同时也积聚了越来越多的优质教育资源，这就使得原本就比较薄弱的农村学校更加脆弱，如骨干教师流失、教学设备不齐、教育经费紧张，使得农村孩子从入学开始就与城市孩子不在一个起跑线上。
其次，生源在学校间的竞争日趋激烈。随着出生人口的减少和利益的驱动，特别是一些重点学校、民营学校、职业学校，采取各种手段到农村学校去吸引生源。一拨又一拨的招生宣传不仅带走了大量的农村学校施教区范围内的学生，还通过一些与经济利益挂钩的做法严重破坏了农村学校的风气。例如：四星级、三星级高中为了争夺好学生，到乡镇初中散发宣传广告，甚至开宣传车到农村学校去招揽学生填报他们学校的志愿；城市初中专门委派人员深入到农村小学六年级的课堂、课间、操场、家庭，与学生和家长直接地面对面接触，小学还没毕业就搞得他们无所适从；甚至是一些职业学校、民营学校与一些初中教师订立地下约定，若送一个学生到他们学校注册，给教师数百元不等的好处费。政府的招生文件成了一纸空文，施教区的划分有名无实。这不仅使农村学校的优质生源大量流失，而且使以施教区学生数为基数的招生计划无法完成，给学校发展带来困难。
再次，乡镇政府的不作为使得学校周边教育环境难以有效地维护。在教育财政上挂到县级财政之后，乡镇政府对于教育的责任降低了，一些乡镇政府或领导也因此放弃了对农村教育的领导责任，对于学校的发展、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过问得很少，以至于学校周边环境日益恶劣。如：学校周围的网吧不规范经营，成了腐蚀农村孩子的场所；农村社区与学校往往因为一些小事搞得关系紧张而又无人协调；家长和学校也常为学生的教育产生矛盾，缺少有力的支持；农村的社会治安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干扰了学校的秩序；等等。这些都有待于乡镇政府的努力工作。
城镇化进程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城镇化 湖南方言 语言文字 应用监测队伍 意义及方法
语言文字是一个国家尊严和文明的象征，也是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们的语言工作者应充分意识到语言文字工作的重要地位，提高自身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在城镇化建设中，我们的语言文字环境还处在比较复杂的阶段，语言文字应用监测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所以，从教育部语言文字发展来讲，应该从现在开始通过多种途径、多种方式进一步强调或者深入分析语言工作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在今后城镇化建设中。加大力度宣传语言文字工作在日常生活中的必要性，让人们知道语言文字是我们生存、生活、交流必需的一个基本条件，它有着更深的文化底蕴，是国家民族的象征。
一、语言文字应用监测的含义及城镇化进程对语言发展的影响
（一）语言文字应用监测的含义
本课题中“语言文字”主要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的通用语言文字，语言文字应用监测就是指在语言文字的应用中的对于表达的一种监测方式.这种方式包含了语言文字的法律法规。使用的规范以及语言文字用法的基本规律和常识。一定程度上是对语言文字包括的语法、词汇、修辞、结构、句式等有了一个规范的方式。也是对语言文字的一个深度理解和推介，规避了因为一点语言文字上的误用而因小失大的麻烦。这其中包含着语言文化的认同感，语言认同是一个整体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通常会被分为主动认同或者是被动认同，但是在语言文字应用监测中，是要去主动认同的，只有主动去认同。才会使正确或者错误的观点获得相应的反应和收获。
（二）城镇化进程对语言发展的影响
从有关资料来看，我国正处在城镇化建设非常快速的时期，从2012年起，城镇化率就达到了52.57%，已经与世界其他国家大体齐平。城镇化建设是我国未来还将继续的工程建设，所以，对语言文字的影响也相当大，我国大力推广全民普通话，普通话的优势逐渐显现出来，在生活和工作中普通话也能更好地发挥其沟通交流的作用。当然也有很多人是随着环境的变化来选择说普通话还是方言。在自己所归属的地方，或者自己长期生活的环境中是选择方言居多的。但是从城镇化建设的角度来看。普通话的作用已经不可忽视。它更多地成为了人们生活和工作的重要部分。另外，城市化建设过程中，语言认同显得极其重要，现代化的城市需要现代化的语言建设。没有和谐的语言环境是不可能有现代化城市的。对于普通话的认同，不仅仅是语言和文化的认同。也是产生对国家整体的认知和国家归属感的过程。
二、城镇化进程中湖南语言文字应用监测队伍的建设
（一）准确认识城镇化进程的湖南语言文字应用监测队伍的现状
我国早期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表明，经过很长时间的沉淀与规整。我国整体的语言生态环境还算是比较和谐的，而且发展得越来越好。所以从一定程度上讲，国家对于地方语言文字应用的监测工作也算是到位的。但是政策的落实好坏并不能完全说明事实的真相，对于语言的认同感。地方城镇化建设做得还不错。但是对于语言文字监测并不是理想状态。拿湖南方言和推广普通话来说，尽管国家对于两者之间的关系有着明确的论述，但还是存在一定的分歧：一部分湖南人认为只允许普通话的存在。认为法律规定的推广普通话。所以公民就必须有义务维护法律讲普通话。但是这一观点是偏激的，因为每个地方都会有每个地方的文化传承和方言习俗，而方言在文化传承中处于重中之重的地位。所以这种只允许普通话存在的观点是很荒谬的。另一部分湖南人一提到普通话就会认为是消灭方言，认为普通话的推广对于湖南方言是很大程度上的威胁。可能会导致方言的消失。这也是一种很荒谬的观点。湖南语言文字的应用监测就表明了，在城镇化建设中，不管是湖南方言的保护还是普通话的推广。都不会妨碍两者的发展，相反还会相得益彰，共同进步。要想消除湖南人民以上分歧。正确处理好保护方言和推广普通话的关系。还有待于建立一支规范的湖南语言文字应用监测队伍。并进一步发挥其宣传作用，加大其监管监测力度。
（二）建立湖南Z言文字应用监测队伍的意义
在接触普通话的过程中。湖南方言也在发生着变化。怎样的变化以及变化原因都是社会语言学家研究的对象。在新老派湖南方言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总结规律。以此克服学习普通话的难发音，难使用，让普通话走进乡村，走进人们的生活。从而达到湖南城镇化普通话的普及和推广。这也是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需规划和研究的问题。湖南正在实现“四化两型”的关键战略时期。如果没有和谐的语言环境。就不会有和谐社会的发展，所以对于语言文字应用的监测问题，关系到湖南整个的城镇化建设，语言文字是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基本。最基本的问题解决了才会实现共同繁荣。
其实城市化进程中。真正对语言文字伤害比较大的就是对于语言文字没有很好的监测和管理，造成类似“假太空”的语言以及很多暴力、低俗的语言方式，所以，针对这方面的问题，湖南语言文字应用监测队伍的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良好的语言环境一直是我们的前辈所提倡的.我们党也非常重视语言文字应用监测队伍的建设。改进学风和文风。赋予语言生命力，强调语言文字对于中国城市化建设来说是不可忽视的问题。虽然湖南方言整体朝着普通话发展的趋势已是不可阻挡。但这并不妨碍保护当地语言文化。湖南很多地方是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速度不能和大城市相比，人口流动速度较慢，当地语言的交际还是处于一个相对缓慢的环境。普通话的普及趋势较为缓慢。因此可以推断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农村地方方言依然是主要的交际工具，不会退出历史的交际舞台。
必须说明的是。在农村推广普通话并不是要取消湖南方言，方言中包含着很多优秀的民俗文化，需要记录和保护，我们的目的是要求村民除方言之外还会说普通话，能够用普通话促进和推动经济、文化的进步，从而利于全社会的发展和建设。积极贯彻双言制，让普通话和方言能在不同层面实现它的功能。普通话能带来比湖南本地方言更大的社会作用和经济效益。普通话是辅的语言，面对自己一直熟悉的生长环境，或者亲戚邻里之间，都是可以用方言进行交流的，一方面也保存了方言文化的韵味。普通话是对外地人。或者工作学习的一种要求。正如吕叔湘先生所说：“你说话.我说话，会说普通话。”这是符合我国现阶段乃至今后较长期的语言生活实际的。也是符合国家、民族利益和个人利益的。
语言监测是掌握语言发展的重要手段。是对人们生活的语言文字环境、有关行业领域的语言文字工作、政府职能部门的语言文字管理等方面进行监测。有明确监测的对象和监测的领域。我国城镇化道路是一个从农村走向城市的过程，这是我国实现全面小康的重要途径。湖南语言文字是湖南人民生存交流的基本方式，湖南语言文字的发展变化，记录着湖南整个社会的发展变化。所以建立湖南语言文字应用监测队伍是非常有必要的。
（三）湖南语言文字应用监测队伍的组成以及该队伍正确规范的监测方式
城镇化进程中。湖南语言文字应用监测队伍的建设迫在眉睫。应该由湖南省语言文字工作者协会为引领，以湖南省语委语言文字测试中心为核心，以各市州、高校语委为基础，由广大测试员和语言文字工作者为骨干，成立一支领导监管到位，成员专业素质扎实、工作能力出众的湖南语言文字应用监测队伍。
湖南语言文字应用监测队伍成立后应该更加完善和注重系统的监测方式：
首先，使用传统的方言学办法，对湖南进行传统的田野调查法，通过《方言调查字表》《汉语方言词汇条目调查表》结合，对湖南新老派地方方言进行比较全面的系统的方言调查和总结。能够得到新老派语言文字的不同之处。并且进行综合传承。其次，对湖南语言文字进行抽取样本与定量统计法。在研究城镇化过程中普通话对当地方言影响时，选择不同年龄段的人、不同的工作人群、不同的生活方式人群。通过录音和实地访谈和问卷调查法对语言使用情况进行语言记录和分析。对所调查到的语料按定量统计法分析，然后进行整理、录入，最后对语言文字使用状况进行统计。
最后，将湖南的语言规划相关理论与监测方法结合起来，根据湖南方言发展的变化，结合有效手段提出在城镇化大背景下农村推V普通话的必要性。建设一支符合湖南省省情、具有湖南特色、可持续发展的湖南语言监测队伍后，对今后开展湖南语言文字监测工作。切实有效地解决长沙及周边地区城镇化进程中的语言文字问题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城镇化进程论文范文第6篇
文化产业在农村的发展需要懂文化、会经营、善管理的复合型人才的支撑。虽然近年来，我市加强文化产业人才建设的重要性，采取各种措施，如高校设立文化产业相关专业、幵设社会培训机构等培养农村文化产业需要的专门人才。但是，不可否认，当前产业人才匮乏、文化人才队伍发展落伍已成为制约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的关键性瓶颈之一。
二、加快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的思路与对策
在依靠政府、民间组织和市场三方通力合作的基础上，具体解决农村文化产业发展中出现的诸多问题，还需要从农村文化产业的产业基础、文化品味、投融资体系、人才建设方面提出相应的对策。
1．建设文化基础设施，提高产业总体发展水平基础设施是为发展生产、保证生活供应和保护生态环境而创造共同条件、提供公共服务的部门、设施的总称。从行业划分来看，主要包括交通运输设施、邮电通信设施、能源供给设施、水利设施、生态设施和社会性基础设施等。因此，它既是企业生产效率的重要决定因素，也是经济和社会运行和发展最基本的保障。比如，企业生产需要能源和水作为必需的投入品，也离不开铁路、公路、港口等交通设施提供的服务。农村文化产业的发展、总体发展水平的提高，首先需要农村公路、通讯、供水、电力等基础设施的完善，从而为文化产业走进农村、驻扎农村、建设农村做好基本的保障工作和准备措施。
2．加大科学技术投入，提升文化产品总体品味加大科技投入，首先可以运用科学技术来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水平。通过发展信息科技，提高农村通讯设备、供水、供电等基础建设，为文化产业在农村的发展做好充足的准备工作。在此基础上，加强科技与文化的融合，提高文化产品的总体品位与科技含量。“就我国文化产品而言，内容的民族化和国际化是双向互动的，只有保持二者的张力，用现代意识来处理传统文化资源，才能增强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我国农村文化产品要既能够彰显自身民族文化内涵，又具有一定的国际化的水平，就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力量。农村许多尚未开发、以原生态形式存在的文化资源，要使它们在继承保护的基础上，开发成具有民族特色和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就必须要依靠高科技。
3．构建金融支撑体系，保证农村文化产业资金投资是保持经济快速增长、促进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动力。农村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又一大障碍就是资金的匮乏。因此，必须积极建立多元化的文化产业投资主体，拓宽投资渠道，集聚各方力量，多管齐下，使国家（政府）、企业和个人都积极参与其中。同时，鼓励金融介入农村文化产业领域，着手从金融支撑结构、担保体系、评价体系、保险机制等方面构建完备的金融支撑体系。
城镇化进程论文范文第7篇
关健词：城镇化；基层公共文化；精神文化需求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17-0203-01
一、城镇化进程中基层公共文化建设的意义
（一）满足居民的精神文化需求
城镇化不是简单的人口比例增加和城市面积扩张，更重要的是实现产业结构、就业方式、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等由“乡”到“城”的重要转变。这就必然要求通过多种方式来满足居民的精神文化需求，要求加强城镇化进程中的基层文化建设。基层公共文化活动贴近居民的需求，更能针对城镇化进程中人口面临的困惑，更能找到满足其需求的途径。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居民如何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生活环境，如何更好地融入新的生活圈中，如何不断地提升自我，这些都是摆在原来的村民、现在的城镇居民面前的实实在在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发展基层公共文化建设能够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基层公共文化通过贴近居民的文化活动对居民的思想和观念产生影响，满足其精神需求，帮助其更好地适应城镇化的生活。
（二）推动城镇化进程顺利进行
乡村文化和城镇文化或者说城市文化是有区别的，无所谓好坏，但不同的文化适应了不同的地域。在快速推进的城镇化中，有些地方出现了土地城镇化了而人口实际上还没有城镇化的问题，这一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普遍性。究其原因就在于人的城镇化转变还没有顺利实现，而这一问题又是由城镇化过快而观念转变过慢造成的。如何才能够帮助推进从村民到城镇居民的转变呢？发展基层公共文化建设是一个重要的途径。基层公共文化建设可以有针对性地开展一些宣传城镇化生活的一些活动，帮助村民更全面地看待城镇生活。只有对新的生活有了全面的认识，才有可能找准自己的发展方向，积极地向城镇居民过渡，从而推进城镇化的顺利进行。否则，人口城镇化的滞后将成为阻碍城镇化进度和质量的重要因素。
二、城镇化进程中基层公共文化建设的措施
（一）加强基层公共文化队伍建设
加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队伍建设是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此，要从多方面入手。比如，可以向社会公开招聘专业素质较高的文艺人才到文化站工作，负责搞好社区文化建设等。同时，现有的基层文化工作人员也要通过学历提升、技能提升等来提升自身素质，满足形势发展的需要。再则，还要发挥社会居民和志愿者的热情，鼓励社区居民自己组建一些文艺社团，自我开展文化服务，吸纳志愿者到基层文化建设队伍中来，壮大文化工作队伍。
（二）加大基层公共文化建设的投入力度
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是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基础，是改善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的重要标志。开展基层公共文化建设，还要保证加大对基层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的投入。文化活动需要通过一定的平台来进行，设施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以老年人活动室为例，起码得有一个活动的房间，得有桌椅等基本的设施，这些都需要以一定的投入做保障。各级财政要确保对基层公共文化设施的投入，并在实践的过程中逐步建立专项经费来保证基层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的日常维护。同时，在各类设施之间要有效均衡，大型和小型的设施与设备要均衡，图书馆、剧院等要均衡，方便社区居民的生活。
（三）丰富基层公共文化活动形式
在基层公共文化活动开展中，可以通过邻里文化节、民间工艺展示、厨艺大赛、中老年画展、青少年才艺展等灵活多样的形式，调动各个年龄段、不同爱好的人口的参与热情，一个人带动一家人，一家人带动邻里朋友，一起参与到文化活动中来，通过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的开展来愉悦精神、构建和谐邻里关系、构建和谐社区。
三、结语
城镇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我国快速的城镇化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最根本的人的城镇化跟不上土地城镇化的步伐，而人的城镇化最根本的又是观念、思想方面的变化，因此，大力发展基层公共文化对于推进我国的城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充分认识基层公共文化建设重要性的基础上，根据当前基础公共文化发展的现状，从加大基层公共文化队伍建设、加大基层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丰富基层公共文化活动形式和内容等角度入手，全方位地推进我国基层公共文化建设活动的开展，为城镇化的推进提供精神支持。
参考文献：
城镇化进程论文范文第8篇
关健词：广西；边境一线；城镇化；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17-0208-01
一、绪言
边境一线在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建设具有双重的作用，不仅关系到城镇化本身的质量，而且关系到边境的安定团结。广西在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建设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为此，要在了解邻国越南对中越边境的文化政策的基础上，尽可能地采取措施来搞好广西边境一线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建设，助推城镇化健康发展，维护边境地区安宁。
二、边境一线在城镇化进程中文化建设的特殊地位和意义
（一）关系到边境地区的安定团结
边境一线与内地相比具有特殊性，那里的居民不仅要发展经济，还要保护国家安全，这就离不开民族凝聚力。文化是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源泉。因为，国民之魂，文以化之，国家之神，文以铸之。在边境一线，生活着多个少数民族，以广西为例，壮族、瑶族、彝族、京族等十多个民族共同生活，共同守卫着生活的土地。这样，在边境一线城镇化进程中加强文化建设有利于民族之间的团结，有利于边境地区的稳定。
（二）关系到边境一线的城镇化进程
边境一线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建设还关系到城镇化本身的质量问题和速度问题。在近几年，城镇化速度加快，以每年1%的速度推进，成为世界的一个重要现象，也被形容为推动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但是，城镇化本身不仅仅是土地的城镇化，还伴随着人口的城镇化。而人口的城镇化就与文化因素密切相关了，相对来讲，边境一线因为客观的原因，在文化方面的发展与内地发达地区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因此，边境一线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建设有助于推进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三、邻国越南对中越边境的文化政策简析
越南政府对中越边境地区居民的生活和文化都高度重视，通过免费诊治患病、免费供应种子、化肥和农药、免费用水和电等一系列优惠措施来吸引居民到边边境地区生活。在此基础上，越南政府加大了对边境地区文化建设的力度，对边境一线的县、镇等建设娱乐室，配备书报、、游戏、音响等。同时，边境地区的居民可以免费看电影。从2001年开始，边境5公里的边民实行初中以下的学生免交学杂费，考上大学的政府给予资助，政府还鼓励省级艺术表演团体到边境10公里演出，每场政府都给补贴。越南政府对边境一线的政策不仅改善了边民的物质生活，而且其文化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边民的文化生活，这对于调动越南国内居民到边境一线生活具有重要意义，这些措施值得我国政府借鉴。
四、广西边境一线在城镇化进程中文化建设的策略
（一）高度重视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建设
从邻国越南对中越边境的文化政策可见，越南政府对文化建设工作是高度重视的，这点特别值得我们学习。广西边境在城镇化进程中，在抓好经济发展的同时，一定要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工作。文化建设工作不仅关系到广西边境一线各民族人员的生活质量，关系到各民族之间的团结，还关系到边境一线的安定和国土的安全。
（二）以人为本 围绕着当地居民需求开展文化建设
广西边境一线在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建设还要遵循“以人为本”的方针，紧紧围绕着当地居民的精神和文化需求来开展工作，切忌大而空和不着边际。在开展文化建设时，要深入实际了解居民的需求，并根据他们的需求来制定总体的建设计划，建设的每一个步骤都要紧紧围绕着居民的工作和生活来开展。这样才能增强文化建设的吸引力，也才能真正发挥文化建设的凝聚作用和生化作用。
五、结语
广西边境一线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建设相对于其他地区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建设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正因为如此，对这一工作要从全局的角度出发，不仅要学习内地城镇化进程中的经验，还要借鉴越南政府的边境文化政策，更要结合边境一线民族文化的特色，坚持不懈地抓好文化建设工作，推动边境一线城镇化的稳步发展。
参考文献：
城镇化进程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城镇化 农民工 人文关怀 意义 对策
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是现阶段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我国推进城镇化进程的重要体现。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不但解决了城镇劳动力短缺问题，同时也使农村剩余劳动力个人价值得到体现。一方面，农民工为我国城镇化发展和工业化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另一方面，农民工群体作为城市流动人口，是推动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发动机”。因而，做好农民工的人文关怀工作对于促进城镇化发展，和促进城镇人口人文素质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人文关怀的含义
人文关怀指的是对人的生存状况的关注，是以人为主体和中心，尊重人的本质，维护人的利益，满足人的需求，促进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总和，人文关怀要求关注个体的独立性、关注人的个性、情感和需要，人文关怀的目的与造就人、促进人养成健全的人格有关。
人文关怀强调人的主体性，认为人是一切活动的主体和主导，一切活动的进行不能单纯以追求利益为中心，而应注重对人的价值的体现，应该从塑造人的素质和完善人的发展出发。这里所指的“人”，是不分阶级地位、不分高低贵贱的，社会各阶层应得到平等对待。
二、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人文关怀的现实需要
同志指出：“一个社会是否和谐，一个国家是否能实现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政治素质，没有共同的理想信念，没有良好的道德规范，是很难实现社会和谐的”。在构建和谐社会的道路上，必须切实重视农民工群体的思想情感需要，为更好更快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型社会奠定良好的基础。
目前，农民工群体在城市生活中一直处于较低地位，生活质量始终在较低水平线上徘徊，讨工钱难、子女入学困难等现象普遍存在。随着城镇化进程日益加快，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农民工远离家乡，从农村走向城市，他们在城市中从事高强度的工作，日常生活缺乏正常的社交活动，有时甚至需要承受歧视的眼光，因此，农民工群体始终处于一种被孤立的地位。
康德曾经说过：“人非工具”。在正常的社会活动中，人的社会属性应当大于自然属性。但是，在现存的生产活动中，有相当一部分的企业仅仅注重人的自然属性，单纯的把人当做生产机器来使用，完全不重视人的生存环境。某些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为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完全忽略掉了最基本的以人为本，在这个过程中生产矛盾逐渐加深了。为避免以上情况的发生，这就要求地方政府和有关企业认真贯彻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严格监督生产不规范的企业，真正关心外来务工人员的生活需求，改善农民工群体的工作环境，更加全面彻底的提供人性化的人文关怀。
真正做到人文关怀，不仅要适当提高农民工群体的劳动报酬，更需要全方位地关心农民工群体的生存现状，不断关注农民工社会地位的变化，关注他们道德观的转变，关注他们对未来工作前景的追求，通过这些多角度的人文关怀，可以转变农民工对自身价值的认识，使他们更加积极主动地投入到城市建设中，在农民工群中体形成一种崭新的人生境界。对农民工多角度多层次的人文关怀，需要通过精神上的沟通消除心理上的障碍，从而获得一种心理慰藉。在农民工问题中，我们要系统研究农民工的生存状况，及时掌握农民工群体的精神动向，了解农民工的生活需求，建立起一套科学完善的人文关怀体系。
三、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人文关怀对策
（一）强化农民工就业培训
目前，农民工进城务工多从事建筑、工业劳动，他们多数因技能较低只能从事技术含量低、报酬较少的职业，这使农民工的生活水平较低、生活条件较差。因而要调整农民工的劳动力供给结构，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提升他们在城镇生活中的归属感，首先就要落实农民工就业培训机制，提升农民工的文化水平，培养他们的专业技能，提升他们的参与意识，改变农民工随波逐流的就业习惯。首先，各级政府应结合当地劳动力需求结构、产业结构特点制定农民工培训的总体目标、总体方向、总体规划，按照当地的劳动力市场要求、城镇化发展需要建立各级农村劳动力培训机构，有针对性地开展农村劳动力培训工作；其次，各级政府要对农民工培训以及农民工职业技能鉴定给予大力扶持，组建一支公平、专业、高素质的农民工职业技能鉴定队伍，实施“政府购买培训成果”制度，或积极地为接受培训成绩良好的劳动力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使农村劳动力充分感受到接受职业培训的益处，从而充分调动农村劳动力对职业知识、职业技能的学习热情。
（二）完善农民工精神关怀机制
社会转型主要包括体制转型、社会结构变动以及社会形态变迁三方面。我国目前正处在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过渡阶段，社会上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农民工群体作为社会群体中的弱势群体在社会竞争中处于较低的社会地位，这主要表现在农民工自身经济承受能力、家庭承受能力较低，抵御家庭灾难的能力较低，社会经济负担较重。由于在城市生活中贫富差距较为悬殊，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工群体在经济社会地位以及生存能力等方面存在较为严重的竞争劣势，这就使得他们在城市生活中普遍缺乏存在感，剥夺丧失的情感较为严重，这种悲观的情绪极易造成社会上违法犯罪现象的发生。为了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切身利益，必须不断完善对农民工的精神关怀体系，时刻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利不被侵犯，最大程度的确保社会各阶层的人格平等。
（三）建立农民工自助协会，提升农民工心理归属感
劳动合同签订难、子女入学难、工资拖欠等问题的普遍存在困扰着广大农民工，他们难以真正融入城镇生活，缺乏心理归属感。虽然一些地方在劳动部门设立了农民工权益保护机构，但是这些机构多数形同虚设，不能设身处地地为农民工的切身利益着想，起不到保护农民工权益的作用。为了更好地解决农民工实际问题，为农民工排忧解难，各级政府应组织和鼓励农民工成立自主协会，由农民工代表担任自助协会的管理者和领导者，一方面使农民工有组织、有秩序、通过正确的途径和方法向相关部门反映自身实际问题并寻求帮助，另一方面通过自助协会使农民工在心理上获得一定的归属感。
（四）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保障体系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安全阀”和“调节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对于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有着重要的意义，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够完善，这一问题在农村表现尤为突出，农村社会保障水平普遍偏低、社会保障覆盖面十分狭窄，普遍表现为以家庭保障为主。因而要尽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对低收入者进行救助，包括国家基本保险，企业补充保险和个人保险，并逐步使之法律化、制度化和规范化。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中央政府应尽快优化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为农民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实施提供足够的资金，保证农民工救济金和养老金的足额按时发放。同时各级政府应认真履行照顾社会成员和向社会成员提供福利的职能，关注农民工的切实需求，努力满足农民社会保障需求。另外，应将农民工人文关怀上升到法律的高度，从制度上、立法上强化对农民工群体的生保障。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做好农民工人文关怀工作对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城镇化健康、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目前，农民工生活条件差、子女教育难、工资不能按时足额发放、缺乏归属感等问题十分突出，农民工人文关怀应从这些实际问题出发，从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出发，通过劳动力培训、精神关怀、社会保障、农民工自主协会等措施改善农民工的生活条件，促进农民工身心健康，使他们在城镇化进程中得到应有的关注和帮扶，共享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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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卢国华，亓霞，王静.人文关怀下建筑行业农民工的和谐管理.[J].价值工程
2012，31（9）：74-75
城镇化进程论文范文第10篇
党的十八大之后，“新型城镇化”业已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城镇化未来将成为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载体，更是撬动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快速发展的新型城镇化，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引擎。与此同时，在后工业化的发展过程中，乡村旅游意义重大，焕发出蓬勃的生机，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很多都需要在乡村旅游发展中落实，发展乡村旅游，已不单纯是为发挥乡村资源的经济价值、丰富旅游产品的类型，更重要的是，已经成为解决“三农”问题、提高“三农”发展绩效、实现“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的重要途径。新型城镇化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在新时期必将相互作用，产生诸多互动的可能与机会。在此背景下，探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旅游的互动发展具有积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 相关概念
1.1 新型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最早于2007年提出，十八大正式确定了新型城镇化的概念，指出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
1.2 互动
“互动”有“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之意。《中国大百科全书》对“互动”的定义是：互动首先是一个过程，有自我互动、人际互动和社会互动3个阶段组成的过程，其实质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往返活动，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的沟通。互动是行为主体借助于一定的手段，与他人（或环境）和自己相互作用、影响的过程。
2 研究现状
2.1 国外城市化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相互关系研究
在Elsevier-Science Direct 学术期刊上以“rural tourism?urbanization”为关键词进行搜索，主要来自于《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和《Tourism management》两本杂志，但可供参考的文献较少，且年代较早。
Marc Antrop（2004）通过研究发现多数欧洲国家城镇人口已达到80%，城市化进程影响到了主要城市，较小的定居点，甚至是偏远的农村，并影响欧洲传统文化景观的变化。Erdo?an Atmi，Sezgin zden，Wietze Lise（2007）在研究中评估了城市的生物质加热、教育设施、定居点、娱乐、旅游、就业的需求对天然森林造成的各种压力。
国外关于城市化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相互关系的研究很少。但国外专家学者普遍认为城镇化进程对乡村旅游的发展有一定影响。
2.2 国内城镇化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相互关系研究
在推动城乡一体化建设中，国内部分学者将城镇化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进行一定研究。在知网学术期刊上以“乡村旅游?城镇化”为关键词进行搜索，经过深入的分析与筛选，选取了一部分文献进行了分析。
蒙睿，刘嘉纬，杨春宇（2002）认为乡村旅游的开展促进了西部城镇化的进程，而西部城镇化的进程又为发展乡村旅游开拓了空间，二者之间是作用与反作用的互动关系。曾天雄（2007）通过论述乡村旅游与城镇化的相互影响，认为推进城镇化建设对乡村旅游的发展有良好的促进作用。董翠珠（2007）研究表明乡村旅游一定程度上对我国城市化进程有一定影响，尤其对于农村向城镇化方向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城市化进程也反过来影响着乡村旅游业的发展。邱玉华、吴宜进（2012）从我国乡村旅游面临的困境为切入点，深入研究了城镇化进程对乡村旅游发展的空间维度、时间维度和文化维度影响。
通过对文献的总结与梳理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专家学者普遍认为城镇化建设与乡村旅游存在良性互动关系，且二者的互动发展业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二者互动发展的过程中仍存在诸多的问题和障碍亟待解决，良性互动的路径选择针对性和系统性不强。
2.3 研究述评
国外对城市化发展与乡村旅游发展相互关系的研究文献很少，研究主要集中为城市化发展对乡村旅游不良影响方面，还凸显出“理论研究少，个案研究多”的特征。但通过对国外文献的梳理，对于我国城镇化建设中乡村旅游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意义，有益于实现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旅游的良性互动发展。
国内专家学者对于城镇化和乡村旅游的互动发展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多数专家学者的研究侧重于城镇化建设对乡村旅游发展影响；少数学者虽然对城镇化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互动发展进行了研究，但对其二者的互动关系的论证不够深入，没有扎实的理论支撑，互动的机制不够系统，互动的模式和路径不够有针对性。另外受限于新型城镇化建设新鲜出炉，新型城镇化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互动发展研究仍是一个空白。
总之，国际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但西方特色浓郁；而我国，城镇化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的互动研究还不成熟，因此，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旅游发展互动研究应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同时立足本国实际，注重研究的实践和应用价值。
3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旅游互动发展的论证
3.1 空间相互作用理论
空间相互作用理论最早由美国地理学家乌尔曼（E.L.Ullman）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他在其文章《运输的作用和交互影响的基础》中，从供需关系角度出发，对空间相互作用产生所需的互补性、中介机会和可达性等前提条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互补性指当两地之间一方能够提供某种产品或服务，而另一方对该商品或服务有需求，两地间的相互作用才能实现。可达性是指区域之间进行货物、资金、人员、技术、信息等传输的可能性。中介机会，是指当商品或服务在两地间流动时，可以提供该商品或服务或是消费该商品或服务的第三地的出现，就称为产生了中介机会。这一原理具有典型的实际意义，强调了空间作用的可选择性，即并非所有因素都可以成为空间作用的载体，不是所有动力都可以实现空间相互作用的。
本研究借用霍华德的“三磁铁”模型认为，首先，新型城镇化建设将使更多的人远离乡村，渴望重返自然，与此同时，乡村旅游地具备丰富的乡村风貌、风俗、风情及风物资源，能够吸引城镇居民产生乡村旅游需求；其次，乡村旅游地一般社会化程度较低，普遍欠缺便捷完善的水电交通通讯等配套基础设施，而新型城镇化建设能够为乡村旅游发展营造高规格的基础设施，提高乡村旅游地的社会性；总之，乡村旅游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建设之间存在供需关系，构成了二者之间空间相互作用的互补性。至于空间相互作用的可达性，即能否实现资源传输的可能，在霍华德“三磁铁”模型中，田园城市的构想兼顾了人类社会和自然的美丽景色，将农业区、工业区和居住区相结合，将城市和乡村结合，形成城乡一体化的城市，与新型城镇化建设在某些功能上具有相似性，新型城镇化强调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生态宜居及和谐发展，必将既兼顾城镇居民的生态需求，又关注乡村旅游地的发展需求，选择最佳的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旅游互动发展路径。总之，新型城镇化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具有互补性、可达性及中介机会等互动三前提，因此，新型城镇化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适用空间相互作用理论，能够实现二者的互动发展，必将在有效路径的作用下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发展。
3.2 利益相关理论
“利益相关者”源于管理学，是由斯坦福研究中心的研究员首次提出，并把它定义为“没有它们的支持组织就不能存在的团体"，此后该理论之后被应用于企业治理中。1984年，弗里曼在其出版的《战略管理：一种利益相关者的方法》一书中，将“利益相关者”界定为那些能影响企业目标的实现或被企业目标的实现所影响的个人或群体，这一概念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可并标志着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正式形成，该理论是对传统企业“股东至上”逻辑的反叛。
利益相关者理论在旅游领域中的应用，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从研究内容来看主要包括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理论方面，集中为旅游规划和管理中的利益相关者管理理论与管理方法研究；实践方面，在旅游规划与旅游目的地管理中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应用及应用效果评价。国内研究刚起步，包括在旅游规划中的利益相关者研究、旅游目的地或旅游企业管理中的利益相关者研究、利益相关者理论在生态旅游中的运用等方面。
本研究中，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利益相关者包括国家、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未来城镇居民、建设参与企业及企业内部利益群体、周边乡村及农民、旅游环保组织等，这些利益相关者都将影响或者被影响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进程与效果，与新型城镇化的建设密切相关，他们有的是新型城镇的使用者，有的担负着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责任和风险，有的是新型城镇建设的实施者，有的决定着城镇化建设效果，新型城镇化建设必须要考虑到他们的利益，朝着多方同存共赢的目标前进，尽可能实现各方利益最大化。与此同时，乡村旅游的发展也涉及到多方利益群体，主要包括政府部门、社区居民、旅游经营者、旅游者和旅游环保组织等，政府部门是乡村旅游的引导者，社区居民是乡村旅游的开拓者和生力军，旅游经营者是乡村旅游的执行者，旅游者是乡村旅游的体验者，旅游环保组织是乡村旅游的监督者，这些利益相关者影响着我国乡村旅游的发展进程，现阶段对实现我国乡村旅游的转型升级至关重要，兼顾乡村旅游各方利益群体的利益是新时期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研究议题。
综上所述，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乡村旅游发展中涉及到主要利益相关者的交叉与重叠，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乡村旅游发展具有高度的利益相关性，二者利益的兼顾必能实现各方利益最大化，并最终实现和谐共赢的发展目标。由此可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旅游适用利益相关者理论，二者存在互动发展的基础和条件。
城镇化进程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中国城镇化；经济发展；作用机制
一、前言
关于城镇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的理论探讨最早源于发展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各个派别的相关人员对城镇化和经济发展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是研究都有着局限性，并不能真正的探讨城镇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现阶段，国内外有较多的学者对城镇化和经济增长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从整体来看，城镇化和经济增长是正相关的关系，但并不是认为城镇化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而是认为经济发展促进城镇化的快速演变。此外，国内外许多学者将城镇化和经济发展间的关系做出了一定的规律分析。例如，Northam认为城镇化和经济发展水平有着粗略的线性关系等。目前，我国城镇化的发展处于加速阶段，并且推进城镇化进程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因而对我国城镇化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有利于我国采取有效措施以充分发挥城镇化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二、研究的方法和数据的来源
（1）研究方法。1）设定经济增长的模型。通过已有的研究成果可知，城镇化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之间没有直接的影响和作用，要想将两者联系在一起，需要在研究中发挥影响要素的间接作用，以建构经济增长的模型。一般情况下，需要考虑投入要素和结构变革两个因素。经济增长实际上是总产出的持续增长，美国的数学家柯布和经济学家格拉斯共同对经济总产出的持续增长进行了有效论述，并用函数说明了相关理论。城镇化进程和经济发展中，投入要素主要有物质、人力、知识，因而在经济增长模型设定中，充分考虑了资本要素。此外，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转化对城镇化促进经济增长也有一定的影响，但在模型设定中，要将产业结构的因素进行单独考虑。不仅如此，在经济增长模型设定中，还有较多的因素对模型理论有影响。例如，文化发展的程度、技术进步等。[1]2）设定城镇化影响经济增长的模型。城镇化发展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间接的联系，要想更好研究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需要介入更多的因素来设定模型。
（2）数据来源。本文主要将我国就业人数的数量代表劳动力的总量，以进一步研究。就业人员主要指年龄在16周岁以上，通过从事社会劳动而获取一定的报酬和经济收入的人员。在数据来源方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充分利用了《中国统计年鉴》，确保研究数据的准确性。其次，利用最小二乘法估算各变量的具体系数。最后，在计量分析时，采用Eview5.0软件实施操作。[2]
三、城镇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我国城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关系，但其关系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从整体发展情况来看，我国城镇化与我国经济发展之间有着正比例的关系和存在长期动态均衡的关系。
（1）中国城镇化的水平与经济增长呈现正比例的关系。通过许多学者对城镇化和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论述可知，我国经济增长对城镇化的演变有着较为明显的推动作用，二者之间的关系呈现正比例关系，即经济增长速度的提升可以提高城镇化的发展水平，具体可用函数而表示。陈彦光利用幂指数函数将二者的关系进行了有效拟合，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与城镇化水平有着正相关的关系。通过对我国经济增长不同阶段的研究可知，经济增长对城镇化的发展和演变有带动作用：在1978～1984年间，我国经济增长使城镇化水平提高1%；在1985～1995年和1996～2008年间，我国经济发展仍然使城镇化水平分别上升为1%。由此，我国城镇化随着经济的增长而提高的同时，城镇化和经济发展间有着相互作用的关系，但其关系越趋复杂，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上升的幅度逐渐加大，使单位城镇化的拉动力越来越强。[3]
（2）城镇化与经济增长有着长期的动态均衡关系。经济发展有助于促进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但是城镇化水平的发展对经济增长没有直接的影响，甚至影响极其不明显，可是两者之间存在着长期动态均衡的关系。本文在研究我国城镇化和经济发展间的关系时，较多地采用了宏观经济学计量分析的检验分析方法，进而对二者关系有更为深入的讨论。
首先，对二者关系进行数据平稳性检验。由于宏观经济变量有着时间的发展趋势，因而比较不平稳，所以在进行协整检验之前，要对单位根进行检验，在检验数据不平稳的基础上，可以进入下一步的协整检验。一般情况下，利用ADF的检验方法进行数据平稳性检验，进而对检验结果数据进行有效分析，以确定二者的关系。其次，对二者关系进行协整性检验。一般情况下，采用Engle提出的E-G两步法进行检验分析，以检验城镇化和经济增长间的关系是否存在长期的动态均衡关系。通过对回归方程的残差进行有效性的检验，可以发现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进程与经济发展间有一定的协调性，并存在长期动态均衡的关系。最后，对二者关系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后发现。我国城镇化和经济发展中都存在着滞后期，而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法对滞后期进行检验，其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是影响城镇化发展的格兰杰原因，但我国城镇化的发展水平不是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格兰杰原因。[4]
四、中国城镇化对经济发展作用机制的研究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速度较快，而城镇化进程也逐渐加快，为此，更多人认为两者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但是，我国城镇化和经济发展之间固然有一定的联系，然而其关系却是我国经济发展推动城镇化的发展，反之则不然。
（1）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因素有许多。例如，人力资本因素、物质资本因素、知识资本因素等，分别设定这些因素为变量，然后利用逐步回归法将各个变量引入产出模型中，并对每个变量进行回归方程的检验，在检验中，不断剔除影响较小的变量，与此同时，在影响较大的变量的回归方程中引入其他相关的变量进行深入分析。在变量选择过程中，可能存在变量选择不当的问题，因而要在检验分析过程中，对变量进行相应的调整。通过反复的研究和验证，其结果显而易见，在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众多因素中，人力资本因素的影响最大，物质资本因素、产业因素和知识资本因素等位居其次。[5]
（2）我国城镇化水平对经济增长因素的影响。要想分析我国城镇化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因素的影响，需要从人均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和机构转化等四个影响因素进行考虑，有效分析四因素与城镇化的联系，以进一步研究我国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问题。首先，对四个影响因素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其次，在各个影响因素中有效剔除影响较小的因素不做分析，这势必会引起数据分析出现偏差，影响分析结构的可靠性和准确性，因而在回归分析中做了高阶自相关校正，以确保回归模型数据分析的精确性。通过分析结果可知，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对人均物质资本和物质资本积累、人力资本积累有着较大的促进作用，但对人均知识资本和第三产业间没有更好的促进作用。由此可见，我国城镇化水平的发展与较多的经济增长因素之间没有更为明显的相关性。[6]
（3）我国城镇化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通过相关计算可知，我国经济增长的众多因素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有着较大的差别，其中以人均物质资本的贡献程度较大，人力资本居于其次，第三产业因素的贡献程度最小。我国城镇化的发展，对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等众多因素有着较大的促进作用，而城镇化对物质资本的带动作用明显大于对人力资本的带动作用。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一方面，我国城镇化发展进程中，有较多的农业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变，并且长期以来仍然以这种形式为主，进而使人口对生活需求和城市发展中的基础设施等需求发生较大改变；另一方面，我国城镇化进程中，人口素质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的非农化，影响和制约着城镇化进程中人口知识资本的积累。由此可见，我国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对物质资本的带动作用比对人力资本的带动作用更强。[7]
（4）促进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建议。通过本文对我国城镇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研究可以推断，并不能将我国城镇化的发展水平作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二者之间虽然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但是我国经济发展对城镇化有着较大的促进作用，可是城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较小。从我国经济发展角度来看，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城镇化加快了我国物质资本的积累，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但城镇化对我国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积累的推动作用并不明显；从全球发展角度来看，知识资本积累是推动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为此，我国应该采取一定措施以加快城镇化的发展进程，进一步推动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8]
关于促进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建议主要有两点：首先，选择合理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以促进我国更好地适应全球化的发展和提升我国的综合国力。一方面，将资本要素、技术要素、信息要素等生产要素在城市中形成一定的集聚效应；另一方面，优化城市中生产要素的配置，以充分发挥生产要素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其次，加强我国城镇发展在区域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对城镇区域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为城镇化发展提供有利的条件，以充分发挥城镇化为现代生产要素的集聚提供平台的强大功能；另一方面，城镇化进程中，存在区域资源的争夺者，我国采取有效策略将争夺者转化为生产要素配置的组织者，为促进城镇发展和推动城镇化进程提供有利的转型和升级条件。[9]
五、结论
我国城镇化水平和经济发展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首先，城镇化的发展会引起经济发展成本的变化。其次，长期以来，我国城镇化的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呈现动态均衡的关系，二者具有一定的协调性。再次，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存在较多的因素对经济发展和城镇化水平有着决定性作用。最后，我国应该采取有效措施以引导和促进城镇化的健康发展，积极发挥城镇化的有利作用，进而促进经济发展。通过本文针对城镇化对经济发展作用机制的进一步研究，为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发展和演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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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进程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人口城镇化水平；劳动生产率；生产总值
中图分类号：F2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9-0147-03
一、提出问题
一般认为，工业发展的拉力和农业发展推力是城镇化的主要动力，城镇化是在二者的双重作用下完成的。拉力来自工业发展，从比较利益驱动的作用机制来看，随着工业的持续发展，城镇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城市镇居民收入及消费水平不断增长，相对农村落后状况，对农村劳动力就形成了巨大吸引力。推力来自农业发展，农村劳动力日益增长，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及农业机械的使用，农业部门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量大幅度减少，造成众多劳动力失业,导致有一定经济水平的农村劳动力开始向城市转移。因此，工业与农业发展是城镇化的主要动力。城镇化一直是三农研究中的重要问题，研究工业与农业发展对城镇化影响的文章很多。夏春萍在《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互动关系研究》指出城镇化是伴随工业化发展而产生并加速发展起来的，工业化发展能够推动城镇化进程。姜太碧在博士论文《城镇化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研究》中提出农业可持续发展有利于推进城镇化进程，农业不可持续发展则阻碍城镇化进程。已有的研究基本都承认了工业与农业发展对城镇化的重要影响，本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通过选择合适的经济变量，把工业与农业发展对城镇化的影响进行量化，定量分析工业与农业发展对城镇化的影响。
二、实证研究
城镇化的程度通常用人口城镇化水平来表示，用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比来表示，反映了人口向城市聚集的过程和聚集程度。因此，本文选择人口城镇化水平为因变量。工业与农业发展在经济运行中最重要的表现为生产总值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因此本文主要研究工业与农业的生产总值与劳动生产率对人口城镇化水平的影响。本文通过实证研究主要回答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工业与农业生产总值增长对人口城镇化水平的影响；第二，工业与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对人口城镇化水平的影响。
（一）样本数据
本文使用的样本数据为年度数据，样本期间为1987―2008年，样本容量为32。
（二）基本研究变量
（三）工业与农业发展对人口城镇化水平的影响
1．工业与农业生产总值对人口城镇化水平的影响。本文选用工业与农业生产总值代表工业与农业发展的总体情况。由于工业与农业生产总值的单位为亿元，人口城镇化水平为百分比。为了减小单位不统一的影响以及消除异方差，本文对因变量与自变量都取自然对数。根据双对数模型的性质，自变量的系数为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弹性系数。
lnulet = -1.1864lnagdpt + 1.0374lnigdpt（方程1）
（-22.0197） （19.9868）
R2=0.9095 R2=0.9050 DW=1.2156 AIC=-2.5944 SC=-2.4952
方程1的拟合优度为0.9095，说明方程的拟合程度良好。自变量都通过了系数的显著性检验，为因变量的重要影响因素。根据估计系数的显著性检验，农业生产总值的影响大于工业生产总值。由方程1可知，在其他解释变量不变的条件下，如果工业生产总值单独增加1个单位，那么人口城镇化水平提高1.0374%；如果农业生产总值单独增加1个单位，那么人口城镇化水平降低1.1864 %。
2．工农业总产值之比对人口城镇化水平的影响。城镇化的主要动力来自工业的拉力与农业的推力，因此研究城镇化的动力不能单独地考虑工业总产值或者农业总产值，而是要考虑两者的比例关系。因此，本文分析工农业生产总值之比对城镇化水平的影响。
ulet = 0.1033 + 0.1594riat（方程2）
（9.6047）（22.8544）
R2=0.9631R2=0.9613DW=0.9788AIC=-5.6311SC=-5.5319
方程2的拟合优度为0.9631，说明自变量很好地解释了因变量的变动。根据系数的显著性检验，工农业总产值之比是人口城镇化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由方程2可知，在其他解释变量不变的条件下，如果riat增加1%，那么ulet增加0.1594%。
（四）工业与农业劳动生产率对人口城镇化水平的影响
劳动生产率直接反映了生产水平，决定了生产活动对劳动力的需求。如果工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则工业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就会减少，即城镇就业机会减少，从而减小工业发展对城镇化的拉力；如果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则农业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就会减少，从而增大农业发展对城镇化的推力。因此，工业与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人口城镇化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劳动生产率可以用单位劳动者在单位时间内生产产品的价值量来表示，单位时间内生产的价值量越多，劳动生产率就越高。本文取单位时间为一年。同时，本文假设农业与工业为两个生产部门，城镇人口从事工业生产，农村人口从事农业生产。因此，工业劳动生产率用城镇人口平均工业产值代表；农业劳动生产率用农村人口平均农林牧渔产值代表。由于工业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单位为元/人，人口城镇化水平为百分比。为了减小单位不统一的影响以及消除异方差，本文对因变量与自变量都取自然对数。
lnulet = 2.1879lnpat - 2.0553lnpit （方程3）
（9.5221） （-10.1250）
R2=0.6270R2=0.6083DW=1.0188 AIC=-1.1776 SC=-1.0785
方程3的拟合优度为0.6270，说明自变量解释了因变量变动的62.7%。自变量都通过了系数的显著性检验，为因变量的重要影响因素。根据T检验值，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大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由方程可知，在其他解释变量不变的条件下，如果农业劳动生产率单独增加1个单位，那么人口城镇化水平提高2.1879%；如果工业劳动生产率单独增加1个单位，那么人口城镇化水平降低2.0553 %。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工业与农业发展对人口城镇化水平的影响
1．工业与农业生产总值对人口城镇化水平的影响。工业与农业生产总值的弹性系数符号符合理论预期。工业生产总值的弹性系数为正，是由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工业生产总值增加必然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导致工业对城镇化的拉力增大；农业生产总值的弹性系数为负，是由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业生产总值增加必然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导致农业对城镇化的推力减小。农业生产总值的影响大于工业生产总值，说明农业发展的推力大于工业发展的拉力。
2．工农业总产值之比对人口城镇化水平的影响。工农业总产值之比的弹性系数符号为正，符合理论预期。方程2与方程1的结论是一致的，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工业生产总值增加，引起工农业总产值之比提高，导致人口城镇化水平提高；农业生产总值增加，引起工农业总产值之比降低，导致人口城镇化水平降低。但是，方程2没有使用双对数模型，更直接地反映人口城镇化水平的变化情况。
（二）工业与农业劳动生产率对人口城镇化水平的影响
1．方程3中的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弹性系数符号为负，正好与方程1中的工业生产总值的弹性系数相反。但是，两者都是符合理论预期的。讨论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弹性系数的时候是在工业生产总值不变的条件下，此时工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必然会带来工业对劳动力需求的减少，导致工业对城镇化的拉力减小。因此，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弹性系数符号为负。
2．方程3中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弹性系数符号为正，正好与方程1中的农业生产总值的弹性系数相反。但是，两者都是符合理论预期的。讨论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弹性系数的时候是在农业生产总值不变的条件下，此时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必然会带来农业对劳动力需求的减少，导致农业对城镇化的推力增大。因此，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弹性系数符号为正。
四、政策建议
1.把工农业总产值之比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参考指标。城镇化是一项复杂的、长期的系统工程，不仅对农业生产产生巨大影响，而且也影响着工业的发展。不论从理论分析来看，还是从实证研究来看，工农业总产值之比都是人口城镇化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反映了工业与农业经济增长能够承载的城镇化水平。因此，在推进城镇化时应该把工农业总产值之比作为重要参考指标，判断城镇化水平是否与工农业经济增长相适应。
2.大力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是推进城镇化的有效途径。从方程1可知，在劳动生产率不变的条件下，城镇化由于减少农业劳动力，会阻碍农业的经济增长。因此，既保障农业经济增长，又能够推进城镇化的途径就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方程3也证明了此观点，农业劳动生产率系数符号为正，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城镇化水平呈正相关。3.促进工业经济增长是推进城镇化的有效途径。从方程1可知，在劳动生产率不变的条件下，工业总产值增加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即提高更多的城镇就业岗位，推进城镇化水平的提高。
4.发展劳动密集型行业是推进城镇化的有效途径。从方程3可知，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工业劳动生产率与城镇化水平成负相关。因此，工业发展中应该重视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发展，既提高生产总值，又增加就业机会，积极有效地推进城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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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姜太碧.城镇化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研究[J].博士论文,2003.
The Effects of Industry and Agriculture’s Developments to Urbanization Level
――From the View of Gross Domestic Product and Labor Productivity
LI Li-sha
（School of Management of Yunnan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Kunming 650500,China）
城镇化进程论文范文第13篇
2016年2月，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全面部署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意见》指出新型城镇化应以体制机制改革为动力，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完善财政、投融资等配套政策，强化金融对城镇化发展的支持，为经济的发展提供持久的动力。城镇化是人类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我国已迈入全面小康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也进入城镇化进程的重要节点，城镇化蕴含着重大的历史机遇，对中国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金融支持对于推进新型城镇化而言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巨大资金缺口需要有效的金融支持。
自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以来，截至2015年末，我国城镇人口已达7116万人，城镇化率为56.10%，相较于2007年城镇化率上升10.23%。城镇化的进程进入新的发展机遇期，从农民到市民的转变将带来巨大的资金需求，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支持对城镇化进程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城镇化的推进也会促进金融服务、体系的创新。因此，本文将基于全国分省面板数据研究金融支持对城镇化的影响，为深入推进城镇化提供参考，为金融深入发展提供依据。
二、文献回顾
目前已有大量的学者对金融支持对于城镇化的影响做出了深入的研究。理论研究部分主要阐述了新型城镇化的内涵和实现途径，提出了加大金融支撑保障能力的若干建议（楼文龙等，2013；刘琼增等，2013）；分析了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资金供给难题，指出资金供求不平衡是新型城镇化顺利推进的瓶颈，要着力在城镇产业支撑、基础设施建设、农民市民化三个方面实施金融创新（陈银娥等，2015；刘奂成等，2013）；分析了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投资方向和投资布局，收益性较低、公益性较高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项目需要政策性金融支持（罗云开等，2015；巴曙松等，2013）。实证研究部分则侧重于金融支持对于城镇化的影响，主要包括运用各种统计和实证方法对金融支持与城镇化的关系进行检验，认为金融支持推动了城镇化的发展，反过来，城镇化的发展也推动了金融创新的步伐，二者之间存在互?橐蚬?的关系（贾洪文等，2013；朱显平等，2015；陈志伟等，2014）；通过全国层面的VAR模型、协调度模型研究金融支持与新兴城镇化的协调发展，指出金融信贷规模的扩大、金融效率的提高都有助于城镇化率水平，但是金融支持水平及规模不足、支持渠道单一、政策制度有制约等，城镇化对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尚待提高，要构筑多层次的金融体系，加强金融创新，拓宽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广度和深度（李清正等，2015；杨慧等，2015）；金融对不同地区新型城镇化的支持效应效应出现显著不同，金融支持对各地区的政府干预或者国有经济所占比重的敏感性也存在显著差异，中国城镇化水平的整体提高进一步加大了区域差距，需增加城乡一体化产业融合资金支持，改善金融机构对城镇化的支持水平（荣晨等，2015；熊湘辉等，2015）。
大多数学者都认为金融对于城镇化的发展有积极地推动作用，他们在金融支持对城镇化的影响方面的相关研究是比较丰富的，充分肯定了金融支持在城镇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对后续的研究具有很强的指导和借鉴意义。虽然如此，仍然在以下几个方面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1）在探讨金融与城镇化之间的关系时，使用最新数据构建城镇化水平的综合指标体系，更全面、客观地反映全国以及各地区的城镇化水平；（2）以往统计后的分析缺乏进一步的深入探讨，如人均贷款、人均短期贷款、人均长期贷款等对城镇化影响的差异。
本论文将以全国分省数据2006～2015年面板数据，来探讨以上问题，以期为我国金融如何为新型城镇化提供支持，提升金融服务水平等方面给出参考建议。
三、数据及指标
本文所采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2006～2015年相关数据均来自于《中国金融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wind数据库，部分数据根据年鉴的数据整理获得，部分缺失数据均采用插值法获得。金融支持和城镇化的考察都是综合性指标，在参考前人选取指标的基础上，本文结合吉荣支持城镇化的特点和科学性、合理性的原则要求，分别选择以下具有代表性的变量：
（一）城镇化的变量选择指标
城镇化的主要形成起点是人口的流动。因此，本文所探讨的城镇化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
（二）金融支持的变量选择指标
银行业金融机构各项贷款是金融支持城镇化的主要来源。其中，贷款又分长期贷款和短期贷款。因此，本论文所探讨的金融支持用人均贷款、人均短期贷款和人均长期贷款3个指标来衡量。
1.人均贷款（元/人）。用银行业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
2.人均短期贷款（元/人）。用短期贷款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
3.人均长期贷款（元/人）。用长期贷款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
（三）控制变量的选择指标
在城镇化进程中，除了金融支持这个影响因素外，还存在诸多因素影响其建设，主要有：
1.劳动人口占比（%）。在城镇化建设中，必然会出现房屋建筑、城市改造等大量的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建设工程，必然会出现产业发展的转型升级，这些都需要大量的人力才能完成。因此，劳动力占比是城镇化建设中的一个主要影响因素。本文用15～64岁人口数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该指标。
2.大专及以上人口占比（%）。城镇化进程不仅是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的一个流动，而且是人口素质不断提升的一个过程。因此，大专及以上人口占比是城镇化建设中的一个主要影响因素。本文用大专及以上教育水平人口数量占6岁以上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该指标。
3.识字率（%）。城镇化进程是人的现代化的一个进程，因此，识字率（非文盲率）是城镇化建设中的一个主要影响因素。本文用15岁以上非文盲人口占15岁以上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该指标。
4.城乡收入比（%）。从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着农民向市民转化的过程，二者的收入差异显然影响着城镇化的水平和速度。因此，本文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来衡量该指标。
5.人均FDI（美元/人）。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外商直接投资将弥补我国城镇化的一部分资金缺口，对城镇化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本文用FDI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该指标。
6.农林牧渔GDP占比。城镇化的经济结构可分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其中，第一产业的GDP是衡量经济结构现代化水平的一个主要指标，是影响城镇化进程的重要因素。因此，本论文用农林牧渔GDP占总GDP的比重来衡量该指标。
以上变量具体定义见下表一：
表1 指标及变量
四、实证研究
本文使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金融支持对城镇化的影响，构建基本的计
量模型框架如下：
其中，其中i代表全国各分省，t=2005，2008，……，2016。
本文运用2005～2016年面板数据，对回归方程进行参数估计。预设四个模型，分别以人均贷款、人均短期贷款、人均长期贷款、短期贷款和长期贷款为解释变量，考察其对城镇化的影响。四个模型均以劳动人口占比，大专及以上人口占比，识字率，城乡收入比，人均FDI，农林牧渔GDP占比的对数作为控制变量，得到回归结果如表二。
表2 金融支持对城镇化的影响
由表2可以看出：
（1）各变量的系数估计值值均较大，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从三大核心解释变量“人均贷款”、“短期贷款”和“长期贷款”来看，三者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中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金融支持对城镇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金融支持对于城镇化的发展有积极的正向推动作用。
（2）在4个模型的系数估计值中，人均贷款的系数估计值为0.065，短期贷款和长期贷款的系数估计值差异不大，分别为0.055和0.057。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均贷款每提高1个百分点，城镇化将可能增加0.065个百分点，短期贷款和长期贷款的提高也都有助于城?化的发展。从模型4可以看出，短期贷款和长期贷款虽然都会对城镇化产生正向影响，但短期贷款所带来的城镇化增速明显低于长期贷款带来的增速。
（3）控制变量方面，劳动人口占比、城乡收入比、农林渔牧GDP占比均对城镇化具有显著地负向影响，这表明我国整体发展处于劳动力过剩，资本投入不足的阶段，劳动力投入过多，劳动力投入布局不合理，而资本不足对城镇化的发展具有极大的阻碍作用。城镇化是农民向市民的转化过程，城乡收入差距过大，正需要金融的支持促进二、三产业升级转型。减少农业从业人员数量，提高农业发展的效率和质量，合理布局劳动力投入，对于推进城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大专及以上人口占比、识字率、人均FDI都对城镇化有正面影响，特别是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和识字率的增长对城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十分明显。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采用了2006～2015年的面板数据从全国层面和省际角度对金融支持对于城镇化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在新型城镇化推进中，伴随的是大量人口的吃穿住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城市基础设施的更新换代，是投资与消费的双向互动，正是金融发挥用武之地的时候。经过分析得出结论：
（1）金融支持对城镇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金融支持中，单独考察短期贷款和长期贷款，它们对城镇化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两者影响差距不大，但后者要稍大于前者。
（2）如果将短期贷款和长期贷款综合起来考察，短期贷款对城镇化的影响明显小于长期贷款对城镇化影响。由于城镇化的投资周期较长，作用效果存在很强的滞后效应，需要长时间的资金支持，短期贷款相对来说不够稳定，对于城镇化的推进效果较小。
（3）劳动人口占比、城乡收入比、农林渔牧GDP占比对城镇化有负向的影响，劳动密集型产业并不是经济发展的长久之计，劳动力投入过剩而资本不足是城镇化发展的阻碍。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针对性政策建议：
（1）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资金需求巨大，应加大金融支持力度，特别是对长期贷款的支持力度，扩大金融规模，建立相关政策性银行或金融机构，提供体系完备的贷款产品系列，为城镇化建设项目提供针对性和稳定性的金融服务。城镇化的基础设施、公共设施、产业发展与升级改造等主要建设项目的周期都比较长，长期贷款更有利于这些项目的建设，金融支持与城镇化应精准对接。
城镇化进程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西部大开发 城镇化 倾向得分匹配 倍分法 自抽样
引言
城镇化是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的过程，同时该过程是世界各国工业化进程中必然经历的阶段。在我国，城镇化既是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也是创造非农就业的源泉。城镇化涉及到农村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说，我国农村改革的成效能够显著体现在城镇化上。城镇化对于西部地区来说，不论从经济角度或是社会角度，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根据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西部地区城镇化将有助于缩小西部地区与中东部地区在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达到经济收敛的效果，从而有利于我国改革发展的整体战略和布局。西部大开发政策的提出，适应了当前背景下西部地区发展水平落后的现象，从二元经济理论的角度来看，西部大开发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所造成的西部地区人力、资本的流失。
西部大开发进程中，城镇化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目前，西部大开发对于西部地区城镇化的影响缺乏相关的数理论证，来为西部大开发的中期调整提供可靠的依据。西部大开发政策对于西部地区城镇化是否起到促进作用？如果起到了促进作用，该作用强度如何？西部大开发对于反映西部地区城镇化的贸易经济、教育、卫生医疗是否也具有促进作用？如果具有促进作用，该作用强度又如何？鉴于此，本文将着重考察西部大开发对于西部地区城镇化的影响效应，试图从城镇化进程角度来评价西部大开发的成效，同时探究西部大开发影响西部地区城镇化背后的机制，并以此为依据，为西部地区城镇化今后的发展方向提出建议。
文献综述
（一）国外相关研究
目前，国外关于政策制定对城镇化影响的研究很少，现有文献主要集中在：一是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问题。一些学者从微观角度入手得出：农村的多元化以及中小城镇的发展是农民摆脱贫困的最佳途径（Christiaensen et al，2013）。一些学者从管理角度入手，评估合理的城镇化管理对于土地、水资源以及劳动力就业等方面的促进作用（Nanninga et al，2012）。大部分学者则从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入手，分析研究了发展中国家在城镇化进程中所遇到的环境问题（Young et al，2012）和水资源问题（Delgado，2012）。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1）通过分析非洲和亚洲的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得出，城镇化推动经济增长取决于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合理的相关机构设置。二是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经验总结。有关文献通过分析发达国家城乡人口的变化特征，证实一个地区城镇化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地区最初的人口密度以及农业人口的生产力（Michaels，2012）。也有文献从城市管理角度，搜集20世纪30年代的数据来研究美国电力等技术进步对城镇化进程的影响（Vitiello，2013）。三是交叉学科的研究。主要涉及了城镇化与流行性疾病发生概率的关系（Guerra et al，2012）以及城镇化进程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Scheffers et al，2012）。
（二）国内相关研究
在国内，西部大开发对于西部地区城镇化的影响也一直被广泛研究，目前学者们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研究：一是城镇化。李宪印（2011）、黄祖辉（2011）从城乡收入差距、农民三重身份分析了城镇化的重要性；吕园（2013）等从城市空间布局的角度探究了城镇化过程中注意的问题；朱莉芬（2007）从土地角度出发，提出城镇化可以缓解耕地减少的问题；李海梅（2013）根据结构功能理论，提出城镇化过程中的土地资源配置应从征地系统入手；农业部（2011）则指出城镇化对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性；陈鸿彬（2003）根据指标评价的构建原则，筛选出反应经济、医疗、人民生活、社会进步4个子系统来评价城镇化水平。二是西部大开发。程燕（2012）、毛其淋（2011）、李国平（2013）从微观经济角度分别分析了西部大开发对于农民增收、缩小收入差距和工业效益提升的作用；马栓友等（2003）、靳春平（2006）从区域经济角度分析了西部大开发对于西部地区发展的必要性和贡献；杜莉等（2002）从发展经济学角度出发，根据二元经济理论以及“发展极”理论分析了西部大开发对于西部地区的适用性问题。三是西部大开发与城镇化的关系。付传耀（2001）、李善同和刘勇（2001）研究了西部地区在西部大开发战略背景下发展城镇化应该注重的侧重点。
通过以上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研究可以发现，大部分文献主要集中在城镇化对于社会、经济、环境的正负面影响，并且这些研究得出较为一致的结论，即城镇化利远大于弊，但少有文章从政策的角度来探究政策对城镇化的影响以及政策的有效性。因此，本文在结合已有文献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搜集全国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十年间的面板数据，运用相关计量方法，在排除其他因素干扰的前提下，来探究西部大开发的实施对于西部地区城镇化的影响，同时研究西部大开发对于反映西部地区城镇化的教育、医疗卫生、进出口贸易的影响。
我国城镇化进程
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到2012年末，我国的城镇化率已达到52.57%，突破了半数水平，其中北京、上海等地的城镇化率达到88%左右的水平，超过了多数发达国家。但是，在东中部地区城镇化水平快速提升的同时，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普遍较低，城镇化发展“东快西慢”这种不平衡的状况较为明显。整体而言，我国的城镇化率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到2007年，东部地区平均城镇化率接近60%，而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相比，二者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
在1998-2007年间，西部地区的城镇化率的变化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在1998-2000年，这之间西部地区城镇化率增长速度缓慢，并且与中东部地区的差距呈现扩大趋势；第二阶段为2001-2007年，这之间西部地区城镇化率增长幅度加大，逐渐赶超中部地区，并逐渐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
西部地区城镇化率在2001年出现较快的增速，并逐渐缩小与中东部地区的差距，而2001年是西部大开发政策落实的第一年。但是，直观得出西部大开发能够促进西部地区城镇化的结论并不科学，因为我们不能将西部地区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全部归因于西部大开发，会有其他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促进或者阻碍西部地区城镇化进程。下文中将采用相关实证分析排除干扰，来研究西部大开发对于西部地区的影响作用。
研究方法和研究假设
（一）研究方法
本文通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自抽样方法（Bootstrap）来消除小样本偏误，在建立匹配的基础上，再采用倍分法（Difference in Difference，DID），来研究西部大开发政策对于西部地区的城镇化的影响机制，并提出未来城镇化发展方向。
1.倾向得分匹配法。根据是否已经实施“西部大开发”政策，本文将所研究的样本分为两种：激励组――实施西部大开发的省份，也就是处于西部的省份；控制组――没有实施西部大开发的省份，亦即中部或者东部地区的省份。要合理评估“西部大开发”的效果，就需要控制住样本的选择过程中存在的样本选择偏误。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该方法的基本思路是，在评估某一项政策效果时，只要能够找到与激励组尽可能相似的样本组成控制组，来与激励组作对比分析，那么样本选择过程中可能存在的误差就可以被大大降低，从而提高研究的准确性。然而，在样本中寻找控制组的过程中，仅仅通过一种特征（如各省的GDP）往往不能够达到满意的匹配效果，因此，通过PSM，可以将多个特征浓缩为一个指标，该指标被称为倾向得分值（propensity score，PS值），从而使多元匹配得以顺利进行。PSM的分析过程分为两步，第一步为获取PS值，第二步为通过所得的PS值进行匹配，匹配的方法有三种，在本文中所采用的是核匹配（kernel）。
2.双倍差分法。为了保证文章结论的可靠性，有必要采用双倍差分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在前面两种方法的基础上，本文已经得到了激励组和控制组，在排除其他因素干扰的情况下，可以认为，激励组和控制组的差距仅由西部大开发政策造成。
倍分法的基本方程为：
（1）
其中，A3是本文最想获得的变量，因为A3反应了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净效应，具体而言，如果A3为正并且显著，则说明西部大开发政策有助于促进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如果A3显著为负，则表示西部大开发对于城镇化的进程有阻碍作用。
（二）研究假设
本文根据研究方法，分别将西部地区与中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作对比，来确定在和不同地区省份相比的情况下，西部大开发政策对于西部地区城镇化影响的显著性水平。
假设1：与中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大开发政策能够有效提高西部地区城镇化率。
西部地区的整体发展水平虽然落后于中东部地区，但是这并不影响西部地区和中东部地区的匹配效果，在西部地区和中东部地区较好的满足共同支撑架设以及平衡性假设的前提下，可以得出西部大开发对于西部地区城镇化的影响水平。
假设2：与中部地区相比，西部大开发政策同样能够有效提高西部地区城镇化率。
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发展水平逐渐缩小，黄启才等（2001）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认为中西部地区的梯度差距较小，这就为较好的匹配效果提供了充足的可能性，在较好的匹配前提下，同样可以得出西部大开发政策对于西部地区城镇化的影响水平。
假设3：与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大开发政策对于西部地区城镇化率的影响并不显著。
这可能是由于东部地区的整体发展水平要远高于西部地区的整体发展水平，导致在匹配的过程中不满足共同支撑假设和平衡性假设，由于没有良好的匹配效果，在进一步的分析中，西部大开发政策不能够显著反映出对西部地区城镇化的促进作用。
数据来源和指标选取
本文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数据的时间选取为1998-2007年，其中由于西部大开发战略于2000年3月开始实施，具体政策落实为2001年，所以本文将1998-2000年作为西部大开发政策的未实施期，而2001-2007年则作为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实施期。
本文根据不同的假设，分别将中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以及东部地区作为控制组，分别对比西部大开发政策对于西部地区城镇化的影响。本文的实验组选取了西部地区的省份，在此，以陕西、甘肃、新疆、宁夏、、云南和四川为例。
在PSM的过程中，本文根据陈鸿彬在《农村城镇化指标体系的构建》一文中提出的指标，并且结合林毅夫在《解读中国经济》一书中所提出的中国城市化问题的原因，分别选取了各省国内生产总值（GDP）、人均生产总值（perGDP）、进出口总额（import）、人均医疗床位数（pernumberbed）以及文盲率（lnknowledge）来作为配对过程中的指标。其中，各省份的GDP和人均GDP能够从宏观标准上为配对提供基础并反映该地区的发展水平，进出口总额、人均医疗床位数和文盲率则可以分别从经济贸易、医疗卫生以及教育水平等方面衡量城镇化水平。由于人均GDP是由GDP除以城镇人口得出，为了排除指标变量之间的共线性问题，本文未选取城镇化人口作为指标。同理，人均医疗床位数是由该地区总的医院床位数除以城镇人口得到。表1列示了总体样本中上述各项指标的基本统计量。
通过表1的描述性统计，本文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出，西部各省份在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医疗床位数以及进出口总额等四个方面均落后于中部和东部地区，同时文盲率所占的比重高于中部和东部地区，但是如果仅靠这些数据是无法判断西部大开发政策是否能够促进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因此，应该基于以上指标，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选取与西部地区综合实力相似的，同时未实施西部大开发政策的省份，运用双倍差分法来进行对比，进而得出结论。
运用Collin检验来判别是否以上五个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结果如表2所示。通过多重共线性检验得出，方差膨胀因子（VIF）小于10，亦即选取的指标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不对结果造成影响。
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对假设1的检验结果――样本总体的平均激励效果（ATT）
本文首先进行对假设1的检验，在采用PSM之后，西部地区与中东部地区的匹配效果如图1所示。通过图1可以直观得到，在匹配前，对照组和实验组的倾向得分指数差距较大，呈现交叉趋势，通过PS值以及核匹配后，对照组和控制组之间的差距显著缩小，从曲线上可以看出，对照组和实验组的PS值曲线的分布程度较为一致。
通过表3 可以看出，在通过匹配之后， χ2检验的值大大缩小，其值越小，说明匹配之后的差异越小，匹配效果越好。Pseudo R2的值由原来的0.471减小到了匹配之后的0.221，匹配之后缩小的Pseudo R2值，再一次说明了匹配之后差异的缩小。
与中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在实行西部大开发政策之后，其平均激励效果（ATT）如表4所示。通过分析表4，可以看出，无论在匹配前还是匹配后，西部地区的城镇化率（lnratio）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也证明了西部大开发政策对于西部地区城镇化呈现促进作用。此外，国内生产总值、文盲率、人均医疗床位数和进出口总额都较为显著。其中，无论在匹配前还是匹配后，西部大开发政策都能够缩小西部地区与中东部地区的GDP、文盲率以及人均医疗床位数的差距，并保持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在进出口额方面，西部大开发政策缩小了西部地区和中东部地区的差距，并保持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但是在人均GDP方面，西部大开发政策并不显著，本文认为原因在于相比中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人口增速快于经济增速，导致经济增长被抵消。通过六个变量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与中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大开发政策能够通过提高西部地区的进出口贸易额、人均医疗床位数，并降低该地区的文盲率，从而有效地促进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发展水平。
（二）对于假设2的检验效果――西部地区与中部地区对比的平均激励效果
与中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在施行西部大开发政策之后，其平均激励效果（ATT）如表5所示。通过表5可以看出，与中部地区相比，无论在匹配前还是匹配后，西部大开发政策对于城镇化率同样呈现促进作用。此外，西部大开发政策对于西部地区的GDP、人均GDP的促进作用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亦即在和中部地区相比的前提下，西部大开发政策显著促进了西部地区GDP和人均GDP的提高。文盲率虽然缩小了差距，但是并不显著，亦即与中部地区相比，西部大开发政策并未有效缩小西部地区的文盲率，人均医疗床位数的差距扩大，并且在1%水平上显著，本文认为这是由于，与中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的人口增速要高于医疗卫生投入增速。同时，该政策也并未提高西部地区的进出口额，本文认为原因是西部地区的地理位置以及主导产业与中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的二、三产业所占比重小于中部地区二、三产业所占比重，不具有贸易优势。
本文在PSM的基础上，采用双倍差分法来分析相对于中部地区而言，西部大开发政策对于西部地区城镇化的影响，结果如表6所示。可以看出，西部地区的城镇化从政策实施前的3.265上升为政策实施后的3.624，增加了0.359，同期中部地区的城镇化从3.512上升为3.716，仅仅上升了0.204，双次做差的结果为0.154，可以理解为在排除干扰的情况下，西部大开发缩小了西部地区与中部地区城镇化水平的差距，并且该作用效果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三）对于假设3的检验效果――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对比的平均激励效果
通过与东部地区进行匹配，城镇化率在匹配后并不显著。此外，除了GDP和进出口额在10%水平上显著外，其他指标均不显著，为了进行稳健性检验，本文再次采用双倍差分法来研究与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大开发政策对西部地区城镇化的影响，结果如表7所示。 通过表7可以得出，与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从政策实施前的3.197上升为政策实施后的3.648，增加了0.451，同期东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从政策实施前的3.893上升为政策实施后的4.047，仅仅增加了0.154，亦即与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大开发政策实施对于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具有促进作用，但是，该促进作用并不显著，本文认为原因在于东部地区的整体发展水平高于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资源禀赋要远多于西部地区，导致在匹配过程中不满足平衡性假设，匹配效果受到影响，从而导致政策有促进作用，但是并不显著。
实证结论及建议
本文针对西部大开发对于西部地区城镇化的影响做了较为科学的评价。结果显示，在分别与中东部地区、中部地区相比的前提下，西部大开发政策能够促进西部地区的城镇化进程，并且保持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
在本文数据的描述性分析过程中，可以发现不论是从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进出口额，还是代表卫生医疗发展程度的人均床位数和代表教育文化程度的文盲率等，西部地区与其他地区还具有较大的差距，同时也有较大的改善空间。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的分析可以得到，通过加快提高西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以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改善进出口贸易额、人均医疗床位数，降低文盲率，可以加快西部地区的城镇化进程。这几个方面是城镇化进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因此，在以后的城镇化进程中，应该做到：
城镇化进程论文范文第15篇
工业革命以来，社会经济结构和城镇空间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人类社会进入了大规模的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时期。城镇化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1776年，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发表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提出了“绝对利益说”，开启了城镇化研究中地域分工理论的先河；1828年，屠能发表《孤立国对于农业及国民经济之关系》，奠定了早期农业区位论及空间经济学的基础；1867年，西班牙工程师塞达发表《城镇化基本理论》，首次使用“urbanization”概念，城镇化概念的提出，标志着城镇化理论研究的新篇章。1898年，社会学家霍华德发表《明日的田园城市》，成了近代城镇规划思想的开山之作，对后来的城市地理学、城市经济学、城市规划学、城市建筑学、城市生态学、城市管理学等产生了深远影响。关于城镇化的内涵，一般是指由于工业革命引起的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以及与此同时发生的地域和社会的变化。
进入二十世纪以来，经济学家松巴特、巴顿；社会学家帕克、罗西；地理学家山鹿城次、施梅莱斯；历史学家库采夫等从不同角度对城市化进行了深入研究。
20世纪50年代，瑞典学者哈格斯特朗(T.Hagerstrand)提出现代空间扩散理论，指出创新由源地向周围扩散的方式有波状扩散、辐射扩散、等级扩散及跳跃扩散等形式，并建立了其与城镇体系形成的对应关系的理论。佩鲁（F.Perroux）的“增长极理论”，赫希曼（A.Hirschman）等人的“极化增长学说”，罗斯托（W.W.Rostow）的“经济增长阶段学说”，弗里德曼（Friedman）的“核心—边缘”模式及其模拟的城镇群体运作过程，都是从社会、经济的角度将城镇化的空间扩散具体化的学说。
20世纪60年代，戈特曼提出城市群理论，山鹿诚茨等提出都市圈概念等深化了对城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解；20世纪80年代，经济全球化及信息化的进程加快，促进了国际分工与合作，形成了以亚洲发展中国家Desakota模式、世界城市体系、全球城市区域为特征的空间组织类型，有关城镇空间组织结构的研究向着区域化、集群化、网络化、巨型化、生态化方向发展。
城镇规划学从城镇内部土地利用结构、工业地域结构、居住结构、就业结构、商业、服务业、办公地域结构、社区等为代表的城镇内部社会及物质空间结构的改造上进行了系统分析，将研究的视角投影到城镇外部的区域空间上，探寻城市群体空间的整合与优化。英国生态学家盖迪斯(P.Geddes)将生态学原理运用于城镇规划中，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帕克应用生态学原理，构建了芝加哥学派，并提出了同心圆、扇形、多核心三大经典城镇化模式。
诺瑟姆（Ray.M.Northam）经过研究，发现城镇化的变化过程呈现出“S”型特征，论述了城镇化水平在时间维度上的快慢程度，并把城镇化过程分为三个阶段；H?钱纳里研究了城镇化进程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他应用回归分析，对1950～1970年间101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数据与城镇化水平数据，证明在一定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水平上，有一定的生产结构、劳动力配置结构和城镇化水平相对应的关系。霍尔针从城镇化发展演进角度提出了“城镇发展阶段”模式，并引入生命周期理论，并将发达国家的城镇化发展过程归纳为城市化、郊区化、逆城市化、再城市化4个阶段。
二战以后，一些学者对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多种模式。如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乔根森等的“二元结构理论”，论述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化的问题；托达罗模型以“二元经济模型”为基础，解释了发展中国家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与城市高失业率并存现象；佩鲁、赫希曼、缪尔达尔等研究了非均衡发展中的极化与涓滴、回流和扩散增长模式等。
现代新经济地理学创始人克鲁格曼认为收益递增、低运输成本可以引发一种自我强化进程，同时人口增加促使了大规模产品增加、更高的实际收入及更多样的商品来源，这样反过来刺激了人口迁移行为等。
中国的城镇化路径选择
中国是世界上城镇化发端最早，但进程缓慢，进入新千年又步入快速增长的国家。1979年吴友仁发表《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城市化问题》一文后，中国城市化研究得到快速发展。此后，从国家城镇化战略出发，学术界对城镇化进程进行了大量的研究。1980年，国务院批转《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提要》，提出“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方针”；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提出“国家实行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方针”。进入新千年以来，有关城镇化道路的研究，主要有小城市论、大城市论、中等城市论、多元发展论、城市体系论等。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城镇化发展缓慢，1978年之后进入了较快发展时期。辜胜阻认为，“中国城镇化及其基础--工业化是由政府发动的，城市化和农村城镇化并举，城镇化对非农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低，城市构成不协调，农村劳动力职业转换先于地域转换”；“二元社会结构、地区差异、城市吸纳力不足与农村推力有余、乡村工业化与城市化相伴而行、以小集中为主多渠道并存的农业人口转移方式、实行有计划的宏观控制”等形成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启动期的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