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保险论文范文
农业保险论文范文第1篇
为了更好地了解新疆棉农购买农业保险的真实情况，笔者于2014年5月对新疆石河子134团和玛纳斯县的棉农进行了农业保险购买意愿的问卷调查，调查对象均为从事棉花种植的农户，调查涉及了134团4连、5连、8连、14连等四个连队及玛纳斯县乐土驿镇、包家店镇、六户地镇、兰州湾镇等四个镇。共发放问卷200份，回收有效问卷184份，总有效率为92%。
（一）被调查农户的基本情况由被调查农户来看，新疆棉农的个体特征基本类似。被调查户主80%以上为男性，对家庭情况有比较详细的了解，这也有助于调查获得较为准确的数据；两地75%以上被调查农户的年龄都集中在31-50岁，棉农以中青年为主；从受教育程度来看，70%以上被调查农户为初中以下水平，高中及以上学历的人数占比较少，农户整体受教育程度不高。
（二）被调查农户棉花种植基本情况被调查农户家庭棉花种植规模相对较为分散，各种植规模占比基本相同，种植规模在30亩以下的占22.83%，30-50亩的占21.74%，50-70亩的占21.20%，70亩以上30.43%；家庭收入3万元以下的占18.48%，3-5万元的占38.58%，近43%的农户家庭收入在5万元以上，棉农家庭收入相对较高；从棉花收入占家庭收入比重来看，57%的被调查农户的家庭90%以上的收入来源于棉花种植，农户多为棉花种植的纯农户，农户兼业化程度较低。
（三）被调查农户对于棉花保险的认知情况从调查中发现，被调查农户对于新疆棉花保险政策的了解不深入，对于棉花保险政策了解的仅占7.65%，54.95%的农户虽然听说过棉花保险，但是对棉花保险具体的政策缺乏充分的了解。尽管新疆农业保险推行30多年，大多数农户对农业保险政策的功能、作用认识不清，有近20%的人完全不清楚，这种状况对于棉花保险业务的开展和棉农分散风险极为不利。
二、棉农购买农业保险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模型及变量选取以往对于保险购买意愿的研究多采用二元选择模型，由于新疆兵团与地方农村在农业保险制度上差异的存在，以是否购买农业保险作为二元选择模型的因变量无法正确地反映棉农的真实购买意愿。因此，本文考察新疆棉农购买农业保险意愿，运用Binary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对新疆棉农是否愿意购买农业保险影响的因素。以棉农是否愿意购买保险作为因变量，将愿意购买定义为y=1，将不愿意购买定义为y=0。根据理论模型假设，影响新疆农户购买农业保险意愿的解释变量可能包括农户个人特征，农户家庭特征，保险认知及保险供给制度特征。具体包括：年龄（X1）、受教育程度（X2）、棉花种植面积（X3）、家庭收入（X4）、棉花收入比重（X5）、灾害损失比重（X6）、保险供给制度（X7）等变量。
（二）回归结果分析运用SPSS21.0软件，对新疆棉农购买农业保险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Logistic回归，得到回归方程为。在上式中，由回归系数判断，对新疆棉农购买农业保险产生正向影响的因素有：家庭收入（X4）、棉花收入比重（X5）、灾害损失比重（X6）；负向的影响因素有：年龄（X1）、受教育程度（X2）、棉花种植面积（X3）、保险供给制度（X7）。其中，X3、X4在1%的水平下显著，X2、X7在5%的水平下显著，X1在10%的水平下显著。对棉农购买意愿的影响最大的是保险供给制度（X7），系数为-2.097，其次是棉花收入比重（X5）、家庭收入（X4）。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棉花种植面积（X3）对棉农购买农业保险的意愿产生负向影响，与预期结果相反。这表明，规模越大的农户遭受自然灾害的损失越严重，随着新疆棉花种植面积的增大，棉农进行农业生产的经验可能相对比较丰富，抵御自然风险的能力和经济实力也越强，即使遭受一定的灾害对其整体经济实力影响不会太大。因此，种植规模越大的棉农越不愿支付更多的成本用于购买农业保险，当然，X3的系数仅为-0.045，进一步说明，种植规模的大小并不是购买农业保险与否的较大影响因素。家庭收入(X4)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户对农业保险的支付能力的高低。由于农业保险的价格（保险费率）相对较高，是一般财产保险费率的十几倍，较低收入水平的农户缺乏支付农业保险费用的意愿，但随着家庭收入的不断增加，对农业保险的支付意愿将越强。但X4的系数仅为0.62，这表明，家庭收入对农户购买意愿的影响相对有限。一般而言，棉农对风险及保险的认知会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增加，即受教育程度对棉农指保险的意愿为正向影响。然而调查结果恰恰相反，受教育程度（X2）越低的棉农，购买农业保险的意愿反而会更强烈。这可能是随着农户受教育的提高，对政府相关政策的认知提高，尽管国家对新疆农业保险的补贴力度不断加大，但近年来较低的贴付比例和不断增加的棉花收入相比，会使受教育较高的棉农选择放弃购买农业保险。相反，受教育较低的农户更倾向于接受政府对农业保险的补贴政策，更容易选择购买棉花保险，与预期方向相反。只是X2的系数仅为-0.569，影响作用相对较小，由此显示，受教育程度并不能完全决定购买意愿的大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保险供给制度（X7）对棉农购买农业保险意愿的影响是负向的，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新疆兵团与地方农村不同的生产经营方式和不同的经营制度下，兵团主要的植棉团场实行统一的棉花保险，玛纳斯县棉农则是自主选择、决定是否购买棉花保险，因而，面对强制性的农业保险，兵团棉农可能会产生一定的抵触情绪，尤其是近年来，兵团棉农的经营规模相对扩大，投入较高的保费与有限的保险赔偿相比，兵团棉农更不愿购买农业保险。因此，一定的保险供给制度对于农户参与农业保险意愿的强烈与否起着较为重要的作用。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随着棉农年龄（X1）的增大，所积累的棉花生产经验和掌握的田间管理技能越丰富，应对灾害风险的能力相对越强，购买农业保险的意愿可能相对减弱；相反，年轻的棉农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较强，风险意识也更强，购买农业保险的意愿可能会更强烈，这与一般性研究结论基本一致，但X1系数仅为-0.052，所能产生的影响作用较小。尽管棉花收入比重（X5）并不显著，但较大的回归系数1.679也间接表明，棉花收入占家庭收入较高比重的棉农有较强的保费支付能力，购买农业保险的意愿可能相对较强，这与预期方向是相同的。
三、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研究结果表明，从回归方程回归系数判断，棉农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棉花种植规模以及棉花收入比重并不是影响新疆棉农购买农业保险意愿的主要原因，家庭收入才是影响作用较大的因素；而不同的保险供给制度对于一个地区的农户是否购买农业保险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农业保险论文范文第2篇
1.农业保险的外部性。由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许多研究人员认为农业保险具有外部性，单纯的市场不能解决农业保险的问题，政府应该给予充分重视。一些研究人员如Wrigt和Hewitt(1990)在研究中发现，以个人或者商业性质来经营的农业保险在历史上难以生存，即使存在也只是昙花一现，历史上大部分的农业保险基本上都是靠政府直接经营或间接经营的。农业保险的公共产品属性得到理论界普遍赞，从而农业保险的补贴必须由政府来负担成为了一种不容置疑的常识。但也有反对的观点，Siamwalla、Valde（s2003）认为，农业保险就是普通商品，政府不应该对其补贴，他们利用消费者盈余和生产者盈余的概念进行分析得到补贴可能使供给曲线向下偏移，补贴成本大于福利总产出。
2.农业保险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20世纪80年代，西方理论界对农业保险研究主要集中在：农业保险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而且理论界把多重险或者一切险的市场失灵归咎于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理论界普遍认为，逆向选择普遍存在于农业保险中，一些农户购买农作物保险是因为农业保险的逾期赔偿超过保费成本，而与此相反的，一些农户不可能购买保险是因为农业保险逾期成本超过保险赔偿。在农业保险的逆向选择问题上，国外许多学者从实证和计量经济学方面进行研究，成果颇丰。Calvin与Quiggin(1999)研究发现，风险规避在决定农民参与联邦农业保险项目中所起作用有限，部分农民参与农业保险主要是为了得到补贴。有研究者从计量经济学方面分析得出，一些农户倾向于购买保险是因为他们期望能够从农作物保险中获得较高收益。也研究发现，农业保险的参与率与农场规模成反比例，农场规模越大越倾向于不买保险，主要原因在于大农场在各种作物和牲畜的管理上分散风险的能力强。Serra和Goodwin（2003）等在实证研究中发现，美国一些农民财富达到一定程度后，购买农业保险的动机从而降低，原因在于其自身承担风险能力增强。
3.农业保险的经营技术。进入21世纪后，尽管理论界对农业保险供给机制升温，但并没有取得什么研究突破，反而在农业保险的经营技术研究方面有了突破性进展。为消除农作物多种风险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XiaohuiDeng等（2006）研究了农作物的指数保险产品，这项研究评价了各种指数保险产品在减少农作物产出损失方面的效率。BarryK.Goodwin等（2004）展示了指数保险的制定过程，包括保险计划和保险费率的制定。他们利用统计和计量经济学的最新成果回顾了风险模型概念，为农作物指数保险提供了技术支持，展示了这些风险模型技术怎样消除价格风险从而发展了农作物收入保险。
二、国内农业保险研究的现状
我国的农业保险在20世纪30年代就出现尝试，但起初的规模小，1934年全国仅有5个村61户农户参加了农业保险。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试率先试办了农业保险，主要险种为牲畜棉花保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政策的鼓励下农业保险一度加速发展，但好景不长，1992年至2003年，农业保险陷入停滞萎缩。2004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加快发展农业保险后，农业保险又获得生机。2007年中央1号文件要求中央财政对主要粮食农作物保险保费补贴试点，因此，从2007年开始农业保险开始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中央财政开始对农业保险进行补贴。2008年财政部颁布《中央财政种植业保险保费补贴管理办法》和《中央财政养殖业保险保费补贴管理办法》，由于财政的大力支持我国农业保险又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在实践过程中，我国逐步形成了以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制度模式来运营农业保险，该模式最主要的特点是公私合作。这种模式的优势是促使政策性农业保险快速发展，公私合作既实现了政府责任的回归，又充分利用了保险公司现有的组织资源。然而，该制度模式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也面临很多问题。比如，财政补贴政策不健全，保险公司供给效率不高，面临风险相关性、信息不对称、客户对其缺乏信任以及交易成本过高等难题。总而言之，国内农业保险研究主要集中在农业保险理赔的复杂性、农业保险费率高与农民收入低下的矛盾等，基本上顺延了国外的研究路线。尽管如此，国内农业保险研究范围主要是农业保险性质、农业保险需求、农业保险制度等方面。
1.农业保险的性质。怎样对农业保险性质进行界定是国内农业保险研究的一个热点。李军（1996）认为农业保险属于准社会公共产品，因为农业保险具有明显的社会公益性，而且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因此农业保险不是私人物品。冯文丽、林保清（2003）也认为，农业保险的正外部性表现在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的生产和农民对农业保险的消费两方面，农业保险是一种具有正外部性的准公共产品。农业保险能够保证农业生产顺利进行，由可使全体社会成员享受农业保险带来的农业稳定、农产品价格低廉的福利。在国内关于农业保险的福利分析中，比较多地研究认为农业保险具有外部性，属于公共产品。
2.农业保险需求。到目前为止，农户缺乏农业保险需求成为研究领域的一个共识，但在探讨原因时研究人员解释的角度有所不同。张跃华等（2004）的研究认为，在收入低的时候，农民往往趋于风险中性偏好。庹国柱（2007）进一步认为，政府应该是农业保险的第一需求者，因为农民缺乏需求，从农业与农村发展大局出发，农业保险和政府的政策目标一致。王阿星、张峭（2008）研究发现，农户的家庭农业收入比重、教育、受灾程度、性别、保险购买状况等对农业保险需求存在显著影响。谢家智（2009）认为农业保险市场的完善程度从长远来看决定着农业保险的供给水平，影响农业保险供给因素主要有：政府财政支持力度，农业保险供给的主体及方式、农业保险制度的供给、农业再保险发展水平。也有不少研究人员认为，农业风险的相关性、非独立性、非同质性以及农业保险交易成本高等造成了农业保险市场需求不足。
3.农业保险的制度。我国农业保险制度选择是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关注点。在农业保险制度模式上存在着政府主导型、政府参与型以及政府诱导型三种类型。在农业保险组织形式上，政府主导下的商业保险公司运营模式和联合体模式被讨论的最多。朱俊生、庹国柱（2009）提出，“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公私合作”农业保险制度模式。此外，庹国柱等（2005）探讨了国外农业保险的立法情况以及对我国保险立法的启示。对农业保险的立法，庹国柱、朱俊生（2007）进行了较为系统全面的论述。
三、农业保险研究的趋势
起初，私营农业保险市场失灵和农业保险福利分析是国外研究人员重点关注的农业保险研究领域，其目的是为政府补贴与政策干预寻找理论依据。理论界主流的观点是要求政府提供补贴，建立公共农业保险制度。当公共农业保险制度面临问题时，例如政府财政压力、政府定价不当、管理成本过高和激励不足等，研究者开始反思传统的农业保险制度供给体制，强调要解决农业保险问题必须依靠市场的方法，探讨基于市场运作的新型农业风险管理方式，例如指数保险。国内学者对农业保险的属性做过广泛的探讨，而且对各地的实践经验及区域模式的探讨也较为丰富，在农业保险制度模式的选择也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实证、数量和精算方面的研究逐渐增多，但仍然存在不足：一是多将农户视为同质的整体，忽略了日益分化的农户异质性需求的特点；二是多强调政府介入农业保险的必要性，对政府财务的可持续性以及补贴对市场机制的扭曲缺乏深入的研究；三是多局限在对试点地区制度模式的描述，对制度运行中的深层次矛盾缺乏深刻的考察、归纳和总结；四是多着力于现状分析，相对缺少结构性的理论凝练和前瞻性的趋势分析；五是对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建设的薄弱环节、政策偏差和阶段性特征的认识和研究不够深入；六是研究方法上缺少实证研究，主要进行的是经验分析和理论探讨。
与国际上相比，我国农业保险研究不够深入，成果转化少，大多还停留在观点探讨上，而且许多观念需要突破，例如，在保险理赔方式上现在依然采用的是灾后定损的传统落后方式，农业保险风险区单一，保险区划分一直没有推展，保险产品单一且质量不高。因此，应该采取产学研结合，政府要促成研究机构和保险公司合作，加强农业保险的研究工作，鼓励新的农业保险品种的研发，并尽快地把研究成果付诸实践。未来一段时间内，农业保险立法是我国农业保险研究的重中之重。发达国家对农业保险都制定了专门的法律法规，如美国的《联邦农作物保险法》、日本的《农业灾害补偿法》和法国的《农业保险法》。而我国目前还没有针对农业保险的法律法规。法律的缺失给农业保险实践带来了很多困难，如农业保险的定位、对农业保险支持的原则、政府在农业保险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保证农业保险的投保面、对农业保险投保人的利益保护和对保险公司的保护等问题，有法可依成为农业保险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
农业保险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农业保险，农业风险，政策性保险
一、引言
自从农业保险于1982年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恢复开办以来，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经历了一段时期的较快发展，但在过去的10多年里，与蓬勃发展的城市保险相比，农业保险日渐萎缩。到2003年末，农业保险赔款额仅占农业自然灾害总损失的0.16%，占总补偿额的5%。我国基本上还是依靠政府救济与灾害扶持对农业的损失进行补偿，而且补偿率也仅占总损失额的2%～6%之间。这种现状与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极不相称，农民承担农业生产中的绝大部分风险，阻碍了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农业投入的增长。农业保险发展的滞后已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
长久来看，多模式运作的农业保险模式必然统一为一种最优的模式。本文的研究带有一定的预见性，认为商业保险公司可以成为主要的农业险保险人，在农业保险市场上发挥主体作用。与此同时，政府需要对农业保险提供政策与财税上的支持，以保证农业保险市场有效的运行，不至于使财政背负沉重负担。
二、我国农业保险市场供求现状
农业保险是指专为农业生产者在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生产过程中，对遭受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提供保障的一种保险。农险保险人与农险投保人作为农业保险的供求双方，在农业保险市场中是最为主要的两个主体。
1.农业险保险人。农险保险人的角色可以由商业保险公司担当，也可以由政府来担任。在我国，从1982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恢复农险业务起，一直由商业保险公司充当农险的保险人。在1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农险业务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有过较快增长，但随着保险公司运作市场化程度加深，近些年来，农险业务量不断萎缩(见表1)。与此同时，农险的种类也在不断减少，从最初的60多种下降到如今的30多种。农业保险不振的—原因，一方面是农业风险本身带有的高风险、难精算、难定损特性，使保险公司不敢轻易涉水。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制度上的原因，无论是从政策还是从立法方面，都没有给农业险以最为有效的支持。基于以上原因，在市场竞争的条件下，我国农业险市场出现供给不足的状况。
2.农业险投保人。构成农险投保人的主体是农民。作为农险的需求方，其行为直接对农险市场的均衡产生影响。农民的保险行为与预期紧密相关，农险中的一个典型的情况是，如果前一年的自然灾害很少发生，当年的承保范围和承保额就会大幅下降。预期不合理直接导致的结果有两个，一个是富有弹性的需求曲线，另一个是严重的逆向选择。当对农险的需求富有弹性时，费率的增加将在更大程度上抑制需求，从而强化农险市场的萎缩过程。而如果只有高出一般风险的农民有购买农险的愿望，而大多数人因为侥幸心理不购买保单时，农险市场的萎缩会加剧。我国农民长期处于分散封闭的小生产状态下，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加之农民的文化素质普遍较低，往往比较注重眼前既得利益，而对未来缺乏全面周详的考虑，并时常抱有侥幸心理，加之社会上对保险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认识偏差和不理解，使得农民的风险意识淡薄，缺乏参加保险的主动性。而且农民收入偏低，不能承受较高的保费。
三、商业保险公司作为农业保险人主体的可能性与潜在问题
保险最主要的功能是风险集合，风险集合的作用是将大量风险单位组合在一起，形成保险基金，使参与集合的个体的风险具有可预见性，并在出险后得到补偿。一旦损失规模大到使所有保险基金耗尽，风险集合就不能再发挥作用，这种情况被称为“崩溃(Ruin)”。有效的风险集合要拥有足够的保险基金来尽量减少崩溃发生的概率，为应对崩溃而多出的那部分基金被称为缓冲基金(BufferFund)，带有缓冲基金的风险集合方法也被称为“安全第一标准”(Roy，1952)。农业保险能否以商业保险公司作为主体得以实施，关键看其风险集合是否有效，然而由于农业风险事故往往不是独立的，有很强的伴生性，加之农业风险单位很大，在一个风险单位内，承保的农产越多，面积越大，风险反而越集中，风险损失会越大，保险人的经营风险就越大。在这样的条件下，用传统的精算方法计算会使为建立缓冲基金而收取的附加保费相当高，从而得出农业保险具有商业上的不可行性这一结论。这里我们尝试采用“空间过程统计学”(SpatialStatisties)的方法来从理论上分析商业保险公司作为农业险保险人的可能性提供依据。
通过分析，可以得到的结论对我国农业保险的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从理论上看，如果能利用商业保险公司在保险营销上的优势扩大参保面，商业保险公司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的风险集合将有可能是有效的，其价格最终也会降到投保人可以支付的水平。但从以往的经验来看，保险公司一旦承保农业险，将直接面对以下几个问题：
1.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由于人们根据自己对未来损益的期望投保，因此在保险市场中总是只有风险较高的人购买保险，这使得保险费率无法真实地反映风险在不同标的间的分布情况。这就是逆向选择问题，该问题在农业保险的商业化模式中将十分显著。农业生产者对产量及收入的判断带有很强的主观性，而保险费率的确定往往是基于一定地理范围内的历史平均值，这样的话，只有风险高于平均水平的农民才会购买保险，而低风险的农民因为过高的保费而不愿参保。表2为1999—2002的农业险保险金额、保费收入与赔付情况，经过计算，我们发现保险费率有逐年上升的趋势，而赔付率仍然稳定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这一现象的出现恰好与市场上逆向选择产生的结果相吻合，其结果农业保险有效供给不足，商业保险公司纷纷退出农险市场，引起农险市场萎缩。
降低逆向选择的最佳办法就是扩大承保面。如果政府不打算使用强制所有农户参加保险的办法，就应该充分发挥商业保险公司在营销方面的优势，使更多农业生产者加入到农险保障体系中来。政府的补贴也可以起到降低逆向选择的作用。综上所述，利用商业保险的营销方法辅之以国家补贴会大大减少农险市场中的逆向选择问题。
农业保险中所出现的道德风险问题可以由参保率与农业投入的数据的对比很好地表现出来，遗憾的是，由于我国农业保险起步较晚，发展不够充分，难以得到这方面的数据。根据国外学者的研究，证实了参保率与农业投入确实存在一定负相关性(Goodwin，1996；B.K，V.H。Smith，2003)。解决农业保险中的道德风险问题最主要的方法是加强监督，与公共保险机构相比，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的保险公司更有可能去履行监督职责。还有一个方法是合理设计保险合同，以减少由保险合同的规制诱发的道德风险。例如在免赔额设定上，过高的免赔额可能诱发投保农民在保险标的发生没有达到这一额度的损失时，人为扩大损失程度，以此向保险公司求得赔偿。
2.农业保险的费率精算中遇到的问题。造成农业损失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每年农业产量的波动不但取决于气候因素，甚至包含一些人为因素，保险费率精算的准确性会因此大打折扣。事实上，像我国这样地域辽阔、自然条件多变的国家，农业保险开办范围越窄，对农业保险的损失情况的统计数据就会越缺乏，保险费率也就越缺少精算数据基础，最终使我国农业保险事业停滞不前。
在我们所倡导的“政府支持下由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农业险”的模式下，由谁来确定保险费率是一个关键问题。如前所述，农业损失的发生因时不同，因地而异，我国又是一个地理条件复杂的国家，如果由政府相关部门制定统一费率，很难充分反映各地区的差异。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保证农民的利益，政府可以确定一个与当地农民收入挂钩的最高限价，而具体的保费由保险公司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3.保险公司的风险分散与保险方案设计。对于承保农业险的原保险公司来说，合理安排再保险方案来分摊风险是十分重要的。而风险分摊比例的确定是再保险方案中的关键环节。以美国农业保险模式为例，商业保险公司与政府通过标准再保险协议(StandadReinsuranceAgreement)分摊风险。在协议下，保险公司通过在相互独立的基金间进行选择决定风险自留与分出的比例，按照风险分担的比例，保费收入也在保险公司与政府间进行分摊。
为了应对农业保险中可能出现的逆向选择、道德风险、费率精算困难等问题，在农业保险方案上产生了许多创新。目前在这方面的进展主要在两个领域，它们分别是：区域保险(AreaYieldInsurance)与天气指数保险(WeatherBasedInsurance)。在这两种方案中，被保险人领取保险金的依据不是个人的损失情况，而是与地区总体的损失情况及天气变化情况挂钩。在这样的方案下，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会得到缓解，同时保险人的监督管理成本与理赔的费用也大大降低。它们的缺点是在减小保险公司成本的同时增加了“基差风险”，即一旦投保农民的个人损失与指数化的标准不一致，其利益就得不到保障。尽管如此，上述两种方案作为个人保险的低成本替代品，对我国发展农业保险有特殊的价值。商业保险公司作为市场主体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通过商业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方案的创新，不但可以扩大参保率，提高保险公司的盈利能力，还可以大大减轻开展农业保险计划为国家带来的负担。
四、讨论与结论
农业保险是一个具有高风险、高成本特性的行业。这直接导致了农业保险的高费率，各国的农业保险中的一切险费率最低也在2%左右，高的达到15%—20%，在自愿投保的情况下，农民对保险的购买受到支付能力的约束，也受到农业本身预期收益和农业保险预期收益不高的约束，因此农民对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很低。如果按私人物品在竞争性市场上进行交易，农业保险的供给和需求曲线不可能相交(见图1)。
在图1中，需求曲线是D，商业性保险公司根据其经营农业保险的成本和平均利润所确定的供给曲线是S，二者在正常情况下难以相交。国内外的经验表明，当政府愿意为农民提供一定的保费补贴，使农民实际支付的保费降低，需求曲线将向右上方平行移动到D’，此时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相交于A点，成交数量为OQ1。政府如果给保险公司补贴经营管理费、减免相关税费，供给曲线将向右下方平行移动到S’，此时需求与供给曲线会相交于B点，成交数量为OQ2。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美国政府给农业保险的保费补贴占保费总额的1／3且支付全部管理费，但自愿投保的农场不到1／2。
另外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政府对农业保险的干预还存在着如下的理由：首先，保险的收益具有外在性。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农民在购买农作物保险后，由于增加了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和降低了价格，供给曲线下移，但对全社会来说，社会福利即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之和总是增加的。其次，农业保险产品在某种程度上还存在“搭便车”现象。单从购买保险享有保障上来看，农业保险的消费是排他的。但保险公司在为投保农户进行防灾防损服务时，是无法排除不买保险农户受益的。
由此可知，农业保险产品是介于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之间的一种物品，更多地趋向公共品。这种产品的性质从目前我国保险市场上农业险的表现也可以感觉到。所以，作为准公共品的农业保险，仅靠市场经营是行不通的，农业保险的经济学特性决定了农业保险经营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也就是必须采取国家财政支持下的政府经营方式或国家财政支持下的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模式，并使之目标服务于政府给定的经济和社会政策。
农业保险论文范文第4篇
农业气象指数保险是一种创新型农业保险产品，它以农作物产量与影响产量的气象灾害因子的计量关系为基础，将农作物气象灾害损失指数化，当指数达到规定的保险赔偿数值程度(触发值)时，投保人就可以获得相应额度标准的赔偿。WorldBank(2007)在“在低收入国家指数保险抵御天气风险”报告中提出，发展中国家实施气象指数保险需要4个步骤，归纳起来就是确定气象风险、量化气象产量、保险合同定价、产品推广普及。就农作物干旱指数保险产品实施的技术难度和重要性而言，本文的研究内容是量化天气产量和保险合同定价，二者包括前后相连的7个步骤或内容，即估算农作物生育期需水量值，测算农作物水分缺失的减产量，建立农作物气象产量与缺水量的相关关系，确定农作物生育期缺水减产临界值，构造降雨因子产量波动模型，建立降雨量赔付指数模型，计算纯保费率。
(一)估算农作物生育期需水量值农作物需水量估算需利用作物系数法。其中，ETC是指估算的农作物需水量值(mm)，ET0是指农作物腾发量(mm)，KC是指作物系数，可以借助已有资料所记载的某个试验区域得到KC值，然后估算其平均值。关于ET0的计算方法，目前联合国粮农组织(FAO)(1998)推荐用FAO56-PM方法。我国学者徐俊增等(2010)在分析实测参考作物蒸发蒸腾量变化规律基础上，评价了目前的11种日ET0计算方法。结果表明，FAO56-PM方法与实测值最接近，本文也建议采用FAO56-PM方法的Penman-Monteith公式进行ET0的计算。不过，由于Penman-Monteith公式计算的是农作物日腾发量(mm)，所以需将计算出的农作物日ET0值逐日合计为农作物生育期(或者某个重要阶段)的ET0值，然后根据(1)式计算出农作物生育期(或者某个重要阶段)的需水量ETC。由于各农作物生育期时间长短、气候条件各异，因而各阶段需水量有很大不同，气象指数保险产品设计需要关注需水量最多的阶段，如小麦、玉米、水稻需水量最多的阶段是抽穗至成熟期，即灌浆阶段。
(二)农作物水分缺失减产量的确定王素艳等(2003)通过气候生产潜力的逐步订正法，分离出水分对农作物生产潜力的影响。经水分订正后得到的气候生产潜力则表示水分对农作物最高产量的影响，若水分不足，则反映干旱对气候生产潜力所引起的减产。本文将采用逐步订正法计算气候生产潜力，其计算顺序与内容为:第一步计算光合生产潜力。光合生产潜力是假设农作物在各种环境因素(如温度、水分、养分等)都处于最适宜、最协调状态条件下，农作物通过光合作用而达到的最高产量，也叫作作物产量的理论上限。假定光合生产潜力:Y1=F(Q)，Q为太阳总辐射。第二步计算光温生产潜力。光温生产潜力Y2是在最优质的土壤条件及其最佳管理方式下，水、肥充分满足作物生长发育的需要，仅由当地光温条件所决定的农作物产量的理论上限。假定光温生产潜力:Y2=Y1•F(T)，T为温度，理论上F(T)最大为1。第三步计算水分生产潜力。气候生产潜力的计算是在光温生产潜力基础上乘以水分修正系数完成的。水分有效利用状况由降水和蒸发对比所决定，当降水和蒸发与作物生长需水过程完全匹配时，则水分生产潜力最高。推理可得水分生产潜力:Y3=Y2•F(W)•Ky，其中，W为水分，Ky为水分—产量反映系数(产量对水分的反应系数)。影响农作物生长的气象条件还包括相对湿度、风速等，鉴于它们对水分生产潜力影响不大，对农作物干旱指数保险产品设计的影响也不大，所以本文不再对包含相对湿度、风速的生产潜力进行研究。
(三)确立农作物缺水量与气象产量的相关关系农作物生育期的缺水必然会引起产量的减少，确立气象产量与缺水量的计量关系是农作物干旱气象指数保险产品的关键步骤。第一，以Pr表示实际降雨量，以Pl表示缺水量，ETC是前文提到的农作物需水量值，由于ETC设计中已含有“土壤热通量”变量，因此这里暂不考虑土壤有效底墒的作用。若不考虑土壤有效底墒的作用，则表达缺水量的等式。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在这里对作物趋势产量预算与计算方法作了进一步的优化。在以往趋势产量预测与计算时，由于个别年份农作物产量的缺失及数据的非时间序列、非平稳性等问题，若直接应用回归分析往往会导致“伪回归”现象，致使分析的结论无效。不过，运用协整检验能验证单整阶相同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一种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即选取的变量是不是影响作物产量的主要因素，通过这种检验方法能提高趋势产量模型的精准度。因此，本文在对作物趋势产量预算与计算方法上进行了优化与创新，也就是对历年农作物年产量数据进行平稳性的单位根检验，并运用最佳准则函数定阶法即AIC准则(或相关性检验)确定模型的阶数p、q。运用构建的模型进行估计和预测产量，然后确定最佳模型。针对构建的模型进行协整性检验，得出模型的具体数值，然后对自变量和因变量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四)确定农作物生育期缺水减产临界值确定农作物生育期缺水减产临界点的目的是确定气象干旱保险指数保险产品赔付的触发值。不同农作物的生育期根据需水量可划分不同阶段，例如北方冬小麦的生育期T可划分为播种期、越冬期、返青—拔节期、灌浆期等4个阶段。不同生育期内缺水变化对产量的影响可用Fisher.R.A积分回归模型来表示。
(五)构造降水因子产量波动模型对于一般的单产波动模型，分为参数模型和非参数模型。参数估计方法就是首先假定单产波动模型的分布函数形式，然后利用数据拟合估算出该分布函数的参数，确定模型的具体形式。非参数模型方法的运用在近两年的研究中有所增多，但是在农作物气象指数保险产品的设计中，非参数模型运用一直很少。究其原因，天气指数的系统特征和动态特征都随着空间坐标的变化而变化，且其概率分布大多数拟合于特定的参数分布模型，不适合非参数模型，这也是国内天气指数保险产品研究中非参数模型运用不成熟的体现。因此，本研究采用参数模型来构造降水因子产量波动模型。本文采用Sherrick(2004)确定最优模型的方法:先用矩比率图作为模型选择的粗略标准，然后结合AD检验选择最优模型。
(六)建立降雨量赔付指数模型本部分是建立预定触发值和保险赔付额的量化关系。根据步骤(4)划定的生育期降雨量考察阶段，将农作物某个生长阶段需水量值设定为y，同时令y''''w=Yw/Yt，针对需水量y，可以将降雨量yi根据降水多少在0与y之间分为多种情况。
(七)计算纯保费率目前，农业保险纯费率的计算方法主要包括经验费率法和单产分布模型推导法。这两种方法理论上各有优缺点，其中经验费率法是利用“收支平衡”的原理，体现了对价交换原则，它是依据个体或地区的历史损失数据进行费率核算，将个体或地区历史损失率的平均值作为当年损失率预测的一种费率厘定方法。经验费率法可以提高费率厘定的精确性，适用于长期性、完整性、高质量的历史数据。单产分布模型推导法则是基于统计学和概率论，通过对某地区或个体作物单产波动的概率密度函数的确定来进行费率厘定，该方法理论严谨，数学推理性强，适用于没有“高质量”历史数据的情况。由于目前我国单产历史数据质量不高、且连续性不够，所以本文采用单产模型推导法。对农作物的单产分布模型可从参数方法和非参数方法分别进行确定，然后从中设计较优的农作物单产分布模型。本文对参数方法主要运用正态分布、偏态分布、正态化Logistic分布、Weibull分布进行参数估计，非参数方法主要选择比较流行的Kernel核密度估计法对参数进行估计。需要注意的是，我国现在的农业保险产品是保成本，由于保障水平低，保成本的农业保险已经遇到了市场需求的挑战，气象指数保险产品的引入有助于我国农业保险的保障程度由保成本转向保产量。通常情况下，要对纯保费进行风险修正，修正的方法多采用夏普比率法，即根据历史赔付的方差来估计附加保费。此估计法的主要理论基础是赔付款有极大概率会落在“赔付预期”及其往上一个“标准差”之间(即最高可能赔付)，承保人决定投保人为此应该付出标准差的小部分为附加保费。
二、结语
农业保险论文范文第5篇
正如在现代保险制度体系中．论文一般可概括为商业性金融保险与政策性金融保险两大相互对称、平行、并列和补充的金融保险中介那样．在农业保险领域也应该包括农业商业性保险与农业政策性保险两类性质不同的基本险别鉴于农业保险所特有的、尤其是在制度初创时期的高赔付、低收益的运作情况．商业性保险一般不愿或无力承保，所以，农业保险主要是由政府或政府专门机构承担、主责和先期介入，一般是指农业政策性保险或政策性农业保险，而且主要是指狭义的、具有高风险与高赔付率并存特性的经济政策性农业保险(与社会政策性农业保险相对应)．即针对农业(种植业、养殖业)生产的两业保险。这种狭义的农业保险应该成为农业保险的主体和政府支持的重点险种，也是农业政策性保险与商业保险协调发展的主要内容。
根据对我国农业保险制度的实证研究．笔者认为，在目前我国农业保险制度缺位及其专门经营机构缺失的情况下，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应该义不容辞地率先承担农业保险这项政策性业务．尽快建立起主要由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农业原保险、农业发展银行经营农业再保险的多元化的农业保险分工与合作经营机制。
一、政府介入与发挥政策性农业保险功能作用的实证分析
在我国广大农村．只有同时存在农业政策性保险和农业商业性保险．农业保险制度才是完善和协调的。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在国内外的实践中．都证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单纯依靠商业性保险去承保和经营农业保险完全行不通一方面由于农业保险的外部性、高风险、高成本、高价格和农户对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较低，不足以支持一个商业化的农业保险市场：另一方面，农业保险的高赔付、低收益甚至负收益、以及农业保险中长期存在的道德风险和逆选择性，无法维持商业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的供给。在这种条件下，这部分保险资本必然投向其他能赢利的险别或险种，或向其他产业部门转移，这就从根本上抑制了农业保险的有效供给。
我们可以运用供求曲线分析商业保险公司在农民自愿投保而没有政府补贴的情况下．严格按市场规则经营农业保险出现不断萎缩是必然的如图所示，在自愿投保的条件下，农民对农业保险的购买不仅受到支付能力的约束．而且受农业本身和农业保险预期收益的约束，加之农民一般不是风险回避者这一特点，因此农民对农业保险的需求较低，需求曲线是D。商业保险公司根据其经营农业保险的成本和平均利润，所确定的供给曲线是S．在这种条件下两条曲线不可能相交。当政府愿意为农民提供一定的保费补贴．使得农民实际支付的保费降低，需求曲线将向右上方移动到D’．此时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可能会相交于E点．成交数量为QE。政府如果给保险公司补贴经营管理费、减免相关税负．供给曲线将向右下方平行移动到S’．此时需求供给曲线可能会相交于A点，成交数量为QA
因此．农业保险如果没有政府的介入和支持而走商业化的道路难以成功．这是全世界农业保险界经过多年实践普遍认可的理论．也是我国商业保险公司纷纷退出农业保险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国于1982年开始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等陆续开办农业保险业务．但随着政府支持性措施减弱，特别是保险公司开始向商业性保险公司转变后，农业保险业务逐步萎缩．而且由于风险大、经营成本高、投保率低和赔付率高，导致经营者持续性收不抵支．农业保险长期亏损．各家保险公司相继取消了农业保险的经营据统计．2004年农险保费收入仅3．96亿元．与历史最高峰相比．萎缩了一半1982～2002年期间，农业保险的平均赔付率高达88％．远高于农业保险经营盈亏平衡点79％的赔付率．1985年至2004年间，只有两年微利．18年亏损。目前，我国农业保险仍处于低水平的发展初级阶段．表现为“三高三低”，即高风险、高亏损、高需求和低覆盖率、低供给、低投保率。为此，借鉴国际经验，根据各地农村经济和农业发展实际．我国应该主要采取政策性保险与商业性保险相结合的方式，在政府成立专门保险机构或职能部门负责农业保险经营．实施政府政策支持的同时．努力发挥商业性保险运作的市场配置作用，降低财政负担，逐步建立起农业政策性保险和农业商业性保险并存的多层次体系、多渠道支持、多主体经营的农业保险制度框架。二、重构有中国特色的农业政策性保险与商业保险协调发展机制
关于农业保险经营与发展的模式．国外一般有六种模式：政府主办、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政府主办、政府成立公司经营；政府补贴、社会组织经营：政府和金融机构主办、政府控股公司经营；政府提供政策支持、自愿互助合作经营：以及严格限定承保条件的商业性经营等发展模式。国内在推进农业保险制度试点中．也可概括为五种模式：政府扶持、商业保险公司农险政策性业务；成立政策性保险公司；成立互助保险经营机构：外资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业务；成立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等经营模式。
笔者认为，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应该建立主要由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农业原保险、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经营农业再保险的多元化的农业保险分工与合作经营机制；同时，以独立完善的法律法规为主要基础，以强制性保险为主要手段．构建以政府政策支持为主要保障方式的农业保险制度。
一方面．从政策性农业保险与商业性农业保险相互协调发展的角度．根据农业保险的特点和农业政策性保险应充分发挥其首倡诱导基础上的虹吸与扩张的理论要求．以及世界各国农业保险通过商业性保险公司经营政策性业务的发展趋势．我国应该建立主要由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农业原保险、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经营农业再保险的多元化的农业保险运行机制这不仅可以充分利用现有农业政策性银行和商业保险公司的资源．实现农业保险与商业保险的有机结合，确保政府意图目标的真实实现．还能够减少政府财政支出，避免新机构设立的膨胀和过高的交易成本和经营成本，有利于农发行通过农业政策性保险)与农业政策性贷款的有机融合，扩大其业务职能范围，更好地发挥政府农业政策性金融政策的整体效能，尽快填补我国农业再保险领域的空白，并且现实可行，易于操作。当然，也可以委托中国再保险公司或其他有实力有兴趣的商业保险公司经营一部分农业保险的冉保险业务，但必须明确由农发行经营农业再保险业务的主渠道作用．并承担对商业性再保险的“最后保证人”角色。同样．对于农业保险中风险巨大、商业保险无力承保的险种，农发行也可以主动经营．并由政府以农业巨灾保障基金等形式负担，但也必须明确由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农业原保险业务的主渠道作用
农业保险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农业保险，经验，启示
一、研究综述
在通常的理解上，农业保险是指专为农业生产者在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生产过程中，对遭受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所造成经济损失提供的一种保险。近年来，农业保险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正在日益受到各级政府和有关方面的广泛关注。目前，对于农业保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1)从理论层面探讨农业保险的生成的原因。学者们对这个问题基本形成了共识，并将其原因归结为其农业保险的市场失灵。比如，刘京生(2003)认为农业保险具有商品和非商品两重性；李军(2004)提出农业保险应当属于准公共物品；庹国柱(2004)主张农业保险是介于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之间的一种物品，但更多地趋于公共物品；陈璐(2004)则认为农业保险应属于混合产品中的第三种类型，是具有利益外溢特征的产品；冯文丽(2004)认为系统性风险、信息不对称和正外部性是各国农业保险市场失灵的一般原因。
(2)关于农业保险发展模式的问题。许桂红、陈珂(2003)认为，农业发展的模式问题可以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角度来考虑。发达国家的农业保险发展的历史尽管参差不齐，他们的农业保险体系却有共同之处，比如各国都有经营农业保险的专业性的组织、保险承包的范围也都从单一风险过渡到了综合风险、保险费一般由农场主和政府共同承担等。从目前的文献来看，关于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模式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政府论”模式(刘芙、吕东韬，2003)，即由政府出资设立政策性农业保险机构。“农业保险合作论”模式(许桂红、陈珂，2003)，即建立农业保险合作社，该模式主张建立合作保险为主体的保险组织。“商业论”模式(许桂红、陈珂，2003)，即以商业性保险为主、政策性保险为辅的多家办保险的模式。“区域论”模式(谢家智，2003)，即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应实行“区域化”发展战略。“阶段论”发展模式(王和、皮立波，2004)，即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应实施阶段性推进战略。此外，吴扬(2005)根据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区域特点，也。划分了不同的地区性农业保险模式。
(3)关于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出路问题。中国农业保险的发展出·路是目前学术界关注的重大问题。一种比较普遍的观点是应该由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解决，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庹国柱(2003)提出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两种模式：一种是政府主办，政府设立相关机构经营的模式；另一种是政府引导，实行商业性保险公司经营的模式。赵学军(2004)从政府干预的角度，认为农业保险的市场失灵，需要政府的干预，特别是政府的财政支持。胡秋明(2004)认为农业保险走出困境的出路就是制度创新，而组建国家农业保险公司是推动中国农业保险发展的关键所在。
总的来看，目前学术界对中国农业保险问题的研究已经非常深入，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农业保险发展中还存在许多问题，也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认真研究和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对于加快我国农业保险的顺畅发展，促进我国农业生产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
二、国外农业保险的兴起
农业保险始于两百多年前西欧的农作物雹灾保险。德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农业保险机构的国家(1791年)，也是最早开办农作物雹灾保险的国家(许谨良，2000)。此后法国、美国、奥地利、丹麦、瑞士等一些国家也先后开办了农作物雹灾保险。同时，牲畜保险、森林保险也在欧洲大陆广泛开展起来。农业保险之所以最早发生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主要是因为农业在这些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中已经大规模地走上了产业化的发展道路，农业自身经营和发展方式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客观地提出了对保险的需求，于是一些私人商业性保险公司开始试办农业保险，但是由于农业保险自身的特殊性决定了各国在农业保险事业发展中都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一)发达国家农业保险的实践
自20世纪30年代以后，美国、加拿大、法国、日本等国先后开始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实验。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建立了农业保险制度。随着世界各国对农业保险地位的不断认识，越来越重视农业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1.美国的农业保险。美国的农业保险是历史较长且实施最好的国家之一。其发展过程大致经历了4个阶段：(1)试办阶段(20世纪30年代—70年代)，此阶段颁布了《联邦农作物保险法》，并根据此法成立了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由国营保险机构经营。(2)加速发展阶段(20世纪80年代—1994年)。商业保险公司开始参与农作物保险，并在政策上积极鼓励商业保险公司销售、服务并承担一部分农作物保险的风险。(3)政府与私营公司混合经营阶段“1994—1996年)。这一时期，美国国会颁布了《美国联邦农作物保险改革法案》对农作物保险制度进行了改革。主要通过设立四大险种(提供基本保障的巨大保险、提供较高保障水平的扩大保障保险、集体保险和非保险作物保障计划)把所有农作物生产者都纳入了农作物保险计划。该法的实施使保险作物从1980年的30种扩大到47种，农作物保险承保面积占当年可保面积的82%，是美国历史上承保面积占可保面积比例最高的一年。(4)私营公司为主，政府加强宏观管理(1996年后)。1996年后，随着美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政府开始逐步退出了农作物保险的直接业务，将业务全部交给了私营公司经营或。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只负责规则的制定、履行稽核和监督职能，并提供再保险。2000年，美国可以参加农作物保险的作物已达100多种，农作物保险承保面积占可保面积的76%，1981-2000年，累计收取纯保费198.1亿元，累计赔款支出202.4亿元。
2.日本的农业保险。日本的农业保险采取的是一种民间非盈利团体经营而政府补贴和再保险扶持的模式。日本的农业险是本世纪20年展起来的，经过几次大的改革，1929年颁布了《牲畜保险法》和《农作物保险法》，开始实行农业保险，到1947年进一步对两法进行修改合并为《农业灾害补偿法》，整个农业保险制度逐渐得到统一。日本的农业探险组织形式采用“三级”制村民共济制度，即市町村直接承办各种农业保险业务的农业共济组合、承担农业共济组合分险业务的都道府县共济联合会、承担各共济联合会再保险的全国农业保险协会，三重风险保障机制，将农业风险在全国范围内分散。日本的农业保险，采取强制保险与自愿保险相结合的方式。根据立法规定，一旦某地区建立了互济组织，所有农作物耕种面积达到预定规模的农户，即被强制参加农业保险。小规模农作物种植农户，可以自主选择，按政府指令种植稻谷、小麦养殖的农户，不用投保就自动参加了保险。
3.加拿大的农业保险。加拿大农业保险于1935年开始实施，由联邦和省政府共同立法并分摊经营成本，由农场主支付一定保险费的保险计划，联邦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支持是分级负责制，即设立农业部和各省的农作物保险局，农业部的农作物保险局直属部长领导，是从宏观上制定农作物保险政策，对保险范围、保险费率、保险金额等进行研究和统计分析，并支付省保险机构应负担的补贴、行政开支和保险金的赔偿。省农作物保险局负责农业保险业务的服务和具体运作，省农作物保险局的行政开支和亏损补贴由联邦政府和省政府两级分别承担，其具体做法有两种(林平，2002)：一是联邦政府补助省农作物保险局行政开支，其总补助额等于行政开支的50%，另外50%由省政府承担；二是联邦政府不负担省农作物保险局的行政开支，只负担农业保险50%的风险责任。
4.法国的农业保险。法国农业保险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1840年，当时在法国一个省的农村，几家农民为了联合起来对付火灾，率先成立了农业互助保险社。这一举动起到示范作用，此后，法国各地都相继成立了这样的互助保险社，保险范围也逐渐扩大到农业领域的各个方面。据相关学者研究，法国农业保险采取的是一种商业化运营、政策性扶持的模式(冯娟娟，2005)。其运作主要是有相互竞争的互助保险社和商业性保险公司承办农业保险，政府不直接参与农业保险的经营，但给农业保险以税收等政策优惠。
(二)亚洲国家农业保险的实践
在亚洲，各国政府认识到农业易受自然灾害影响，经营农业保险经常出现超亏损，因此政府一方面从财政上给予补贴，通过再保险分担农业风险：另一方面给予保费补贴(郭晓航，1993)。从保险对象上看，亚洲国家的农作物保险，大多以稻、麦、豆类、玉米等粮食作物为保险对象。保险额的确定，主要是生产成本和农业贷款部分。少数国家农业保险承保作物平均收获价值的几成，如孟加拉国的水稻、小麦作物险可按三年平均收获量政府牌价的六成承保。从保险形式看，亚洲国家的农业保险一般采取两种形式：一种是国家建立国营保险公司经办农业保险，如斯里兰卡由农业部所属的农业保险理事会负责试办粮食作物保险，棉花保险和牲畜保险，对农业贷款户实行定额强制保险。另一种是农业保险合作组织形式，如孟加拉国由综合保险公司与合作组织的联合会在部分地区共同办理作物保险，农业部负责监督，试办小麦、水稻保险。
三、比较：中国农业保险的特点
我国实施的农业保险，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既有共同点，又有很大差异。共同点主要包括：(1)维护从事农业生产者的利益，当农户遭受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时，农业灾害补偿制度对其经济损失进行补偿，从而稳定农业生产、发展农业生产力。(2)开展农业保险需要政府法律上、经济上、行政上的支持；(3)开展农业保险业务必须具有一定的规模；(4)开展农业保险需要尽可能地运用市场的方法，建立多渠道、多层次、多主体的经营体系；(5)开展农业保险同救灾、防灾、减灾工作相结合；(6)在世界贸易组织农业协议的框架下开展农业保险等。而差异点主要表现在：
1.探索历程不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农业保险是在私人公司多次试办农作物保险失败后才开始研究农业保险的。在试办初期，各国都曾经受到组织机构不健全、立法跟不上、保险对象单一、保险公司怕保险、农户参与率低、逆选择和道德风险以及项目精算不准确等困难的困扰，经过了不断的改革，才走出了如今政府出政策、私营保险公司办理的路子。目前在一些发达国家，农业保险已经发展到了相当的规模与水平。我国的农业保险虽然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断断续续试办过，大都是昙花现。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很快开展了农业保险，但是在1958年刮“共产风”中断。1982年恢复农业保险以来至2004年初，基本是在商业保险的框架内试验。
2.决策机制不同。美国采取的是国会听证制度。决策公开、透明、公众的参与率高，仅1993年以来：，—美国与农业保险相关的法律就经过了6次修订，每次国会都要为此召开听证会。开会的时候，公众都可以参加，并发表意见，有时争论相当激烈。我国采取的是政府官员决策制(李军，2004)。靠发文件，而缺少可行性调研和评估，公众的参与率低。近几年，虽然有关部门对农业保险的改革进行了专题调研，但对决策影响不大。
3.法律法规的建设水平不同。目前世界众多国家都建有较完备的农业保险法律体系，从法律上规定了政府对农业保险的保障目标、保障范围、保障水平、组织机构与运行方式的支持。以保证农业保险体系的顺利建立和业务协调运作的有效实施，如：美国最早的农作物保险法制订于1938年，称为《美国联邦农作物保险法》，从1938—1994年共修订了13次。加拿大农作物保险立法也经历了20多年的研究和准备。日本于1929年、1938年和1947年颁布了三都有关农业保险法规，即《家畜保险法》、《农业保险法》和《农业灾害补偿法》。而我国农业保险的法律建设相对滞后。1985年国务院颁布的《保险企业管理暂行条例》曾规定：要制定对农村互助保险合作社的管理办法。但是，直到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颁布实施，《保险企业管理暂行条例》废止，有关管理办法也未制订出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155条规定：“国家支持发展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保险事业，农业保险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这些法律和行政法规尚待制定。
4.经营管理体制不同。目前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实行的是政策性保险，采取的是政府出政策、商业性公司经营或的办法。如美国联邦农业部所属的农业风险管理局与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PCIC)一套人马两个牌子，负责制定农业保险政策和组织协调，并兼有再保险的职能。17家经过审核并与FCIC签有协议的商业性保险公司具体经营农业保险。政府对农业保险业务给予激励(包括保费补贴、费用补贴和免征税赋等)，使农户和商业性公司有参与的积极性。而我国农业保险在2004年以前总体上一直是实行商业性保险，在商业性保险体制的框架内、由商业性公司兼营农业保险，农业保险除享有免征营业税的扶持政策外，其他均按商业性保险业务的规则来经营(安翔，2004)。
5.财政支持的力度不同。在一些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府对农业保险补贴的力度相当大，农民只付保费的50%，不负担任何保险的行政业务支出，保费的其余部分由政府承担。我国上海自1991年起，开始实行政府财政补贴市郊农民保险保费制度。市政府提供的补贴占保费的30%，各区政府提供的补贴也超过30%，个别区甚至超过50%。即由市、区、乡镇集经济组织和个人三结合共同负担保费，多渠道、多形式的筹措保费给予农户政策性补贴。另外，黑龙江、新疆农垦兵团也实行系统内部补贴，但范围极小。其他地区目前除免征营业税外，国家财政没有任何经济上的支持和其他税收上的扶持。
6.保障程度不同。目前中国的农作物保险主要是产量保险，不考虑市场价格保险。责任比较窄，农作物保险也主要是雹灾、水灾、风灾、冻害等，不保旱灾和病虫害。在保险金额的确定上，遵循的是低保额、低保费、基本保障的原则，保障水平很低。2000年，中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约是0.043%；平均每个农户家庭缴纳的农业保险保费约为2.6元人民币，获得的农险赔款约为1.8元人民币。而目前世界许多国家的农作物保险责任非常宽，既包括各种自然灾害，又包括野生动物侵害、作物病虫害等；既提量保险，又提供收入保险，保障水平较高。
7.管理和技术水平不同。由于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总体水平较低，缺少农业保险的专业人员，缺乏长期的农业灾害统计数据，常常凭经验，靠人工地头查勘，专业技术相对落后。在赔偿中基本是靠传统经验厘定，还未有任何现代化的技术如电子遥感技术等的运用。而国外对农业的保障程度较高，并建立了整套严格的农业保险管理制度。对农业灾害数据有长期的统计和精算的基础，有现代化的电子嚣备，业务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很高。总的来看，我国目前处于农业保险的初级阶段。
四、启示：国外农业保险的思考
目前，农业保险模式在经历了多年的探索发展后，已逐步形成了适合各国自身特色的经营体制与经营模式，值得研究借鉴。
1.为了保障农业保险的效率，法制被认为是首要的前提条件。鉴于农业保险的特殊性，一般适用于各种商业保险的《保险法》不适用或不完全适用于农业保险。因此，在举办农业保险和实施自然灾害救助时，各国都是在多次进行可行性研究的基础上，首先颁布农业(或农作物)保险法或类似法规，对保障目标、保障范围、保障水平、组织机构与运行方式、政府的作用、农民的参与方式、初始资本金筹集数额和方式、管理费和保险费分担原则、异常灾害条件下超过总准备金积累的赔款和处理方式、税收规定、各有关部门的配合、资金运用等方面进行规范，确立法律和政策依据，以保证农业保险体系的顺利建立和业务协调运作的有效实施，从而使农民的利益得到保障。
2.普遍采取自愿与强制相结合的农业保险方式。农业灾害的发生往往范围很广，要有效地分散风险，必须保证有足够多的风险单位，否则将会导致风险的集中。目前许多国家根据农业和农村发展的经济和社会目标，对有关国计民生的少数几种农林牧渔产品的生产实行法定保险，对主要农作物等主要经济作物实行强制性保险。费率按不同农作物品种和风险等级确定，费率相对较低，使每个农业生产经营者都有足够的经济承受能力，以此扩大投保规模，以保证风险能在空间和时间上进行分散，也充分体现保险的互质，减少逆选择的发生。有的国家，如西班牙、希腊、瑞典等国对所有农作物全部实行法定保险。也有一些国家对法定保险的标的有所选择。
3.政府在农业保险中的作用突出，但也因此而不堪重负。农业保险的多风险率、高费用率、高赔付率、非盈利性的特点决定了它是一项政策性极强的保险。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支持程度将决定一国农业保险的发展水平。从国外开展农业保险的实践中可以发现：各国政府在农业保险确实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保险费补贴、业务费补贴、税收优惠等成为政府对农业保险一项重要的支持内容。然而从财政的角度来看，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成本是难以承受的，政府不仅补贴一部分保费，而且还包括大部分管理成本。美国在1992年的保费补贴是70万美元,2001年上升到18亿美元，支付给私人保险公司的补贴已从同期的2.25亿百万美元上升到6.48亿百万美元。墨西哥在1961年建立了政策性农业保险，不幸的是，由于财政补贴过高，于1988年关闭。
4.重视专业农业保险公司的作用，实行市场化运营与政策扶持相结合。国外一些国家的农业保险机构都设立了专门的农业保险经营机构，其经验值得吸取。因为没有专门的经营机构，国家政策的支持不易落到实处。而且由于农业保险的经营成本高、获利少、风险大，商业保险公司的盈利最大化目标与农业保险亏损性的矛盾，致使绝大多数商业保险公司都不愿经营农业保险，这决定了农业商业保险的供给十分有限。从国际经验看，只要政府对农业保险给予足够的支持，商业保险公司仍然乐于开拓农业保险市场。为支持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实现分散风险、降低经营成本的目的，一方面政府从宏观政策上向农业保险机构设立及运转上给予特殊的政策，另一方面农业保险机构根据商业经营方式进行运作，这是农业保险得以运转下去的两个基本方面。因此，许多开展农业保险的国家都建立了专业性的农业保险公司。同时，政府在明确规定强制农业保险品种与自愿保险品种的基础上对强制性的农业保险业务给予一定的政策优惠和扶持，而其他保险业务则由专业农业保险公司根据市场化原则开展市场化运营。
5.不断完善农业再保险机制，把分散农业保险的风险作为关注的重点。为了在更大范围内分散农业风险，规避风险，许多推行农业保险的国家都由政府或政府扶持的商业保险公司、再保险公司为农业保险提供再保险。如日本由政府以再保险方式来承担风险的农业共济保险也较为成功。日本的农业保险，虽由区域性农业共济组织经营，政府提供部分经营费用，并由都、道、府、县共济组织联合会和中央政府为农业共济组合提供两级再保险，来构筑全国农业保险体系。加拿大由联邦政府与各省公司提供再保险。美国的农作物再保险业务不仅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经营，而且经批准的30多家私营和联合股份保险、再保险公司也允许经营。
农业保险论文范文第7篇
农业保险是指专为农业生产者在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生产过程中,对遭受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提供保障的一种保险。
冯登艳博士研究表明,农业保险是一种介于纯公共物品和纯私人物品之间的一种准公共物品。它具有消费的不完全性和收益的不完全排他性等准公共物品的基本属性。李选芒、杨卫军、郭晨阳指出,从经济学上讲,农业保险的利益具有一定的公共性,即农业保险具有正的外部性,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凌云莉从农业的基础地位说明,农业保险作为一种保险商品既不是完全的私人物品,也不是纯粹的公共物品,它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和公共性的准公共物品。田爱君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指出,农业保险是准公共物品中具有正外部性特征的产品。
二、目前我国市场上农业保险的现状
我国是一个农村人口占总人数的85%的农业大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起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我国的农业保险还处在初级阶段。
我国自1982年恢复办理农业保险业务以来,农业保险就长期处于不景气状态。在我国保险业蓬勃发展之时,农业保险发展的不平衡性却日渐凸显出来,农业保险的萎缩与中国农业大国的现状极不协调。1992～2004年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从8.17亿元下降到3.96亿元,到2004年,人均保费还不足0.5元。于洋、王尔大指出,1985～2004年农业保险赔付率一直居高不下,综合赔付率高达120%,这远远高于保险业界公认的盈利临界点70%。在这种情况下,为促进农业保险的发展,中央从2004年开始连续出台了六个“一号文件”,强调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的重要性。
三、制约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因素
我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仅为农业生产总值的0.04%,占全国财产保险保费收入的8.82%。制约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农民的保险意识因素
1.农业保险的高风险与高成本往往使得农业保险的保费率较高,而较高的保费使得收入较低的农民买不起保险。据统计,我国农业保险保费率最低为2%,最高时可达15%～20%,这令我国收入普遍较低的农民望而却步。
2.农业保险商品作为一种“非渴求”的商品,由于农业风险的不确定性,广大农民对此存在侥幸心理。
3.我国农民的参保意识较弱。目前,我国农民的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据王敏俊的调查研究显示,一般受教育水平越高,越能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保险的作用和特点。而我国农民的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这说明,目前我国农民的参保意识还较弱。
(二)农业保险的赔付率因素
1.中国农业是在小规模、分散经营的条件下进行的,市场信息容易失灵。农业的生产周期长、季节性强,生产和需求弹性小,难以对市场需求的变化及时作出决策反应。
2.由于农业保险的高赔付率,经营农业保险的保险公司长期处于亏损的状态,保险公司处于自己利益的考虑就会减少农业保险的业务,甚至会停办农业保险业务。
(三)农业保险人才因素
1.2000年,全国从事农业保险的专门人才只有9000余人,县以上每个行政区平均只有3人。这说明我国农业保险人才及其匮乏。
2.农业保险在操作上有较高的技术要求,保险费率的厘定、损失的评估等都需要专门的农业保险人员,农业防灾防损以及保险期间的监管也要求有专门的农业保险人员操作才能有效减少风险损失,降低保险赔付率。
3.保险人、保险经纪人也需要懂得农业保险的专门知识四、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对策
(一)加强对农业保险的立法
由于农业风险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因而,农业保险规范、有序、健康的发展更依赖于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农业保险的相关法律是开展农业保险业务的保证和依据。鉴于农业保险的特殊性,各国都很重视对农业保险的立法,并制定实施细则,以确保农业保险体系顺利、健康的运行,使农民的利益得到切实的保障。但是我国目前为止,尚无一套完整的法律法规予以扶持。李选芒、杨卫军、郭晨阳根据我国的国情,并借鉴国外农业保险的成功经验,指出我国应该尽快对农业保险进行立法,并以法律的形式对农业保险具体的目的、目标、保障范围、保障水平、费率厘定、赔付标准、实施方式等方面进行详细而明确地规范。完善的农业保险法律体系规范可有效规范政府的职能和作用,规范我国的农业保险市场,逐步建立农业保险补偿机制。
(二)加强农民的投保意识
曾玉珍、穆月英通过对天津市农户的农业保险市场的调查分析指出,天津市农民不投保农业保险的最主要原因是缺乏对农业保险的了解。各级政府和保险公司可以通过媒体、广播、印发宣传册、开展讲座等形式宣传农业保险,使农民真正意识到农业保险的重要性,打消农民的侥幸心理,从而加强农民的投保意识。
(三)增加政府的财政补贴
由于农业保险自身具有高保险费率和高赔付率的特征,从而农民不愿投保,保险公司也不愿经营。如果政府能在保费及经营费用上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和支持,如对投保农民提供保费补贴、对保险公司提供给用补贴、给与农业保险税收优惠等。我国政府应借鉴国外农业保险体制成功的经验,尽快建立起适合我国的财政支持型农业保险体系。
(四)建立巨灾风险分散机制
所谓巨灾,是指台风、暴雨、洪水、地震和海啸等强大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在当今国际社会,巨灾损失已成为国际保险与再保险公司破产清偿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中国,由于巨灾保险的缺失,历来经济损失主要依靠国家财政救济,这毕竟是杯水车薪。
由于巨大自然灾害的发生时间、损失程度等无法准确预测,因而巨灾风险管理一直是世界共同面临的共同难题。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总裁吴焰指出,农业保险的风险如不能有效分散,将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可持续性构成严重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农业巨灾风险分散机制意义深远。巨灾专项基金是用以应付特大灾害发生而积累的专项基金,用于发生巨灾时的大额保险赔付。
(五)加强农业保险专业人才的培养
目前,我国农业保险人才很匮乏,保险专业人才的不足作为我国农业保险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国应尽快加快专业人才的培养,如在高校开设农业保险专业,加强农业保险的课程教育、对在职人员进行在职培训等。有了足够的人才保障,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农业保险人才队伍,才能保障农业保险市场的健康、有效运行。
(六)建立农业再保险体系
由于农业保险具有一定的相关性,致使农业风险损失在时间和空间上不宜分散,很容易形成农业巨灾损失。在我国农业风险频发的情况下,农业再保险就显得尤为重要。农业保险主管部门应该建立同中国再保险公司的保险业务,以在更大范围内分散风险,分担损失,支持农业保险业务稳健发展。
【摘要】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农业保险作为分散农业风险的一种重要手段,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中央也连续出台了六个“一号文件”,强调农业保险的重要性。本文从农业保险的属性、我国农业保险目前的现状、制约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因素和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对策四个方面对农业保险进行了论述。
【关键词】农业保险中国准公共物品
参考文献:
[1]李选芒,杨卫军,郭晨阳.农业保险的国外经验及启示[J].农业经济,2009,(4).
[2]黄亚林,李明贤.需求供给视角下的农业保险弱质性分析[J].农村经济,2009,(3).
[3]卢晓平.我国农业保险发展迎来前所未有的大好时机[J].金融与保险,2009,(2).
[4]田爱君.我国农业保险面临的困境及发展研究[J]安徽农业科学,2009,(6).
[5]冯登艳.农业保险是私人物品吗[J].金融与保险,2009,(4).
[6]凌云莉.我国农业保险应走政策性之路[J].农业经济,2009,(4).
[7]王敏俊.影响小规模农户参加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因素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9,(3).
[8]吕春生,王道龙,王秀芬.国外农业保险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J]农业经济问题,2009,(2).
农业保险论文范文第8篇
（一）日本采用相互式农业保险
日本农业保险主要以政府扶持、补贴，由非盈利团体进行经营模式。养殖业和种植业能够直接影响国计民生并对农民的生活和收入产生决定性作用，国家会以法律政策的形式强制性保险，而对其他险种则以农民自愿为准。农业保险的经营机构是非盈利的民间保险互助社，他们是由村、镇、市各级农业共治组以及府县、道、都各级农业共济组合联合组成。政府指导和监督农业保险行为，并提供管理费补贴、保费补贴和再保险补贴风措施对农业保险进行扶持。
（二）公助民办是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模式
西欧的一些经济发达国家采用公助民办的农业保险构建形式。这种模式的突出特点是，政府不参与或者经营农业保险，全国没有农业保险统一的体系和制度。所谓公助就是政府和国家在保费和税收等方面对农业保险进行一定补助和扶持。而民办就是由保险互助会、合作社或者各大私营公司进行联合经营。
（三）以政府主导的美国、加拿大的模式
加拿大、美国、智利、瑞典等国家采用政府主导的农业保险模式，这是一种以国家专门机构经营和主导关于农业类的保险，经营过程中实行私营和政府相互作用和联系的农险双轨制模式，以强制和自愿保险相结合的模式，并构建完善的法律作保障体系。政府支持、鼓励保险互助会、股份联合保险公司和私营保险公司共同加入农业保险，并对农作物承保的各种险种提供税收优惠、费用补贴以及保费补贴等优惠政策。
（四）重点扶持是亚洲国家农业保险普遍选择的方式
孟加拉、印度、巴基斯坦、泰国等亚洲国家农业保险都选择国家重点扶持的模式。这种险种少，承保范围小，利用政府与联合共保的方法模式，主要的承保的对象主要为粮食作物，对畜禽养殖类鲜有涉及。在农业保险的经营和运作过程中，政府负责贷款、业务补贴、保费补贴等方面提供支持。对世界各国经营的农业保险进行分析，虽然模式不尽相同，但是政府的扶持方式基本相同，大多采用行政指导、法律保护、减免税收、财政支持、以及农业信贷和业务发展的衔接等方式，这对我国构建农业保险模式具有启发性作用。
二、我国选择农业保险模式受国外先进经验的影响
我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一些自然灾害，会给农业的生产带来影响，从2004年开始，我国对农业保险进行了新一轮试点。发展推广农业保险经验欠缺，需要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
（一）农业保险需要法律作为基础
我国农业保险若要规范、健康、有序的发展，就要依赖于严格完善的法律。我国《农业保险条例》虽已颁布实施，但有关实施细则和制度建设尚不完善，所以国家要加速立法的进程，以法律为基础为保险发展保驾护航，能够切实的保护农业和农民的根本利益。用法律形式将政府在实施农业保险的过程中应该发挥的作用以及担负的责任进行明确，这样能够避免实施农业保险过程中政府的随意性，并以法律为契机将农民的保险意识进一步提高。
（二）科学、正确的对农业保险进行定位
对我国农民进行分类和定位是设计和开发农业保险，对农业保险进行有效推进的基础和前提。对农民进行正确定位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业保险的发展方向和方式。国外农业保险的实践表明其目标主要有两个：其一是发展农业推进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其二是稳定农业发展。对于我国来讲，就是要运用农业保险，让农业在经受灾害后能够尽快的恢复生产，为农业稳定和持续发展提供保障。为了农民在受灾后恢复生产和生活水平，政府会在提供保险的基础上提供物质保障。
（三）顺利开展农业保险需要财政以及正常的大力扶持
农业保险要顺利开展并蓬勃发展下去，就需要政府的扶持，首先国家要在推行农业保险过程中带有一定强制性，以便树立起政府推进保险的信心以及重要地位。其次，要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对保险拨发专项资金，并建立监督机制确保资金应用在农业保险上。2007年财政拨发22.5亿元支持农业保险，2008年财政拿出60.5亿元对保险品种和范围进行扩大，由此可见，对农业保险的支持力度在不断扩大中。
（四）科学经营模式是基础
在研究和借鉴国外农业保险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将商业保险公司和政府主导进行混合经营，以发展不同类型的农业保险机构和组织。建立起具有鲜明地区特点、带有较强政策性的农业保险公司，利用商业保险公司农业保险业务，允许外资参与农业保险，在运行方式上学习证券公司的运作模式，将金融业和保险业融合与借鉴，建立具有政策性、商业性体系完善的农业保险模式。
（五）培养人才，引进和创新农业保险技术
任何领域都需要人才，而农业保险的人才缺口特别大，所以要加强人才培养，可以在高校增设农业保险专业或者课程，为推广农业保险提供人才储备。农业保险如果缺少必要的技术和管理，那么开展业务经营将举步维艰，只有通过创新来解决农业保险发展过程中的困难。资本市场的完善以及先进的通讯技术和气象技术为发展农业保险技术提供发展的基础和必要条件。农业保险要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并对其进行适当的政策扶持和引导，创新和发展出一条具有特点的农业保险体系。
（六）农业保险需要再保险机制
分担风险是农业保险的责任和主要功能。管理农业保险的相关部门调动国内和国外再保险公司的积极性，对再保险业务进行跟进了解，分散经营风险，确立再保险方案，促进农业保险能够安全、稳定、科学发展。
（七）农业保险要先进行试点研究，再向全国推广
纵观国外农业保险成长和提高的过程发现，国外保险一般都经历了先试点后推广和普及；先以法律确立后进行试验；先平稳起步后逐步完善的模式，有条不紊、循序渐进的开展农业保险的历程，这个过程是长时间的，需要通过试点进行可行性研究和论证。我国推广农业保险以国外先进经验为基础，遵守先试点后推广的基本原则，确保农业保险能够顺利、健康、可持续发展。
三、结束语
农业保险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财政支持农业保险中美比较
（一）支持模式美国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模式表现为农业保险的具体业务均在私论文营农业保险公司和农业保险投保人之间发生，由私营农业保险公司完成，政府不参与农业保险直接业务的经营领域，美国风险管理局（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负责农业保险推广和教育，并且对私营农业保险公司经营的农业保险业务提供财政支持，对投保人提供保费补贴。另外，为了对农业保险的参保率提供保证，美国还将农业保险的保费补贴与其它农业财政支持计划捆绑起来，对农业保险实行事实上的强制参加。当前，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主要采取各地区试点的方式进行发展。从目前全国来看，已有近九成省份开展了有财政支持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财政支持模式主要有：上海、吉林为代表的“大农险”模式，浙江、海南为代表的以“共保”为主的模式，四川、苏州为代表的商业性保险公司为政府代办模式，黑龙江农垦区为代表，以互助合作组织为经营主体的模式。除了上海等几个地区采取地区“统保”方式外，全国绝大多数地区财政支持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均是自主自愿的原则，并没有采取强制或变相强制的措施。美国和我国各试点地区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模式都是针对本国的实际情况建立的，具体对比见表1。从表1中可以看出，从市场化角度而言，美国财政对中美财政支持农业保险的比较研究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也是世界上发生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在自然灾害损失中农业最为严重，而且农业承受自然灾害损失的能力最为脆弱。自然灾害每年给我国造成巨额经济损失，农业风险问题一直是困扰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突出问题。在后WTO时代，传统的农业补贴政策空间和效力日渐式微，以农业保险为代表的“绿箱政策”空间和效力与日俱增。但农业保险在我国现行的农业风险管理体系中仍处于附属地位。借鉴发达国家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经验，对于发展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事业有着重要意义。中美政府财政支持农业保险运作情况比较分析美国作为农业大国，对农业生产的支持向来力度很大，自从其于1938年开办政策性农业保险以来，针对自身的国情，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农业保险运营模式和财政支持模式，这些模式和经验对于发展我国特色农业保险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拟从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模式、支持项目、支持标准、支持层次、税收优惠、财我农业保险的支持模式市场化程度很高，其农业保险的具体业务均由私营农业保险公司直接经营，政府完全退出农业保险直接经营的领域，只是通过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为农业保险提供较大力度的财政支持，包括农业保险的强制性都是以经济手段进行的；我国各试点模式的市场化程度也比较高，农业保险的具体业务要么由商业性保险公司直接经营，要么由商业性保险公司组成“共保体”经营，只有黑龙江农垦区由互助合作组织进行经营。美国模式的强制性较高，通过经济手段，即用一定的优惠政策捆绑来达到事实上的强制性；我国的试点模式中上海与黑龙江采取的是地区“统保”，有着一定的强制性，其他地区基本上都是采取自主自愿的原则。
（二）支持项目美国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项目主要有：保费补贴，针对农业保险投保人所承担高保险费率提供的补贴；业务费用补贴，针对经营农业保险具体业务，私营农业保险公司所承担的高成本提供的补贴；再保险支持，针对私营农业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的高风险性提供比例再保险和超额损失再保险保障；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的各项费用以及农作物保险推广和教育费用。我国现阶段各试点地区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项目包括：保费补贴，针对农户所承担的高保险费率提供的补贴；保险责任分摊，即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与保险机构分摊保险责任；财政兜底，即对巨灾风险造成保险机构的损失由政府财政兜底。美国与我国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支持项目的对比情况见表2，从中可以看出，美国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项目齐全，体系完善；而我国政府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项目中，只有保费补贴是在所有试点地区实施，其它项目只有在部分试点地区实行，从全国来看，我国政策性保险的财政支持项目仍有待完善。
（三）支持标准美国政府财政对参加农业保险的农民表1财政支持农业保险模式比较比较角度美国中国上海模式浙江模式四川模式黑龙江模式市场化程度高高高高低强制保险程度高中低低中60商业时代（原名《商业经济研究》）2008年27期所交保费提供补贴，各险种的补贴标准不同，补贴标准因产量保障水平的差异而有所不同，随时间推移越来越大，同保障水平的高低相反。2000年，美国财政对农业保险保费的补贴额平均约为纯保费的53%（保费补贴额平均每英亩为6.6美元），其中巨灾保险补贴全部保费，多种风险农作物保险、收入保险等保费补贴率约为40%。表3为美国农作物保险一切险保费补贴率的变化情况。从中可以看出美国政府财政对农业保险支持力度的逐步增强，而到美国财政对农业保险经营业务的支持主要有，通过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向承办政府农作物保险的私营保险公司提供20%-25%的业务费用（包括定损费）补贴，承担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的各项费用以及农作物保险推广和教育费用，以及通过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向私营保险公司提供比例再保险和超额损失再保险保障，同时联邦政府还通过其它一些法律规定，鼓励地方政府根据其财力状况对农业保险进行补贴。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保障水平比较低，尚处于保成本阶段。但是对于保成本阶段的保费补贴，财政支持的标准还是比较高的。中央财政补贴试点的六个省份中，各级财政提供的保费补贴比例超过50%，各级财政为能繁母猪保险提供的保费补贴比例也超过50%，地方政府自行试点地区对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比例最低为海南省的30%，大多数在50%以上，甚至达到70%-80%。但是在各级财政在农业保险的其他支持项目上的标准却很低，只有浙江等少数地区政府承担保费收入3-5倍以内的超额赔偿责任。
农业保险论文范文第10篇
1增加利益减少损失为了获取更大的商业利益
保险公司自觉地探索经营农业保险的路子。现阶段，天气预测技术日益成熟，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气候受到大气污染的影响，但是保险公司的风险成本大幅度降低，这预示着气象保险行业有一个光明的前景，这也会促使更多保险公司的产生，进而行业进入优胜劣汰的阶段，形成良性发展。不难推断在不久的将来，保险公司创造出的财富是不可限量的。对于收入相对单一的农户来说，国家补贴和买入气象保险的双重保障，能缓冲意外风险的破坏，避免遭遇重创性的损失。
2促进气象行业的技术更新
随着科技高速发展，新的气象监测技术层出不叠。各国也为获取更加准确的气象信息，进一步加大对气象规律的研究力度。监测机构对气象变化的高度要求和广大民众对气象信息的依赖性，以及激烈的科技竞争等因素都促进气象监测技术的飞进。越来越凸显的气象规律为科研事业理清了思路，专业的研究队伍发挥自身优势进行对气象变化做出更加精细的分析，推进着农业气象保险服务的发展进程。
3提高我国国际地位当今社会的竞争莫过于人才的竞争
农业气象保险是一项科技含量高的产业，聚集了众多的高素质人才，这令气象研究群体备受关注。气象学涉及到多项科研方向，发展空间广阔，只有行业的快速发展才能吸引更多的专业人士投入到行业建设中来。中国正处于现代科技的起飞阶段，缺少大量人才，若借着这个行业发展的机会，吸引各方学者的加入，由此形成人才效应，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产生的影响将是不可估量的。
二农业保险气象服务的实施策略推行保护政策
面对农业保险服务行业的不稳定，中国政府要建立健全气象监管体制，对气象走势做出准确预报，加强对工业污染的监管力度，发展绿色工业，减少环境污染给气象工作带来的危害，出台一系列慰民政策，规范保险交易市场。提高大众对气象投保工作的认知程度。利用媒体加强气象保险的宣传，普及农业气象保险常识，讲解农业保险的益处，增强民众自愿参保的信心，为农业保险大范围的推广制造舆论基础。提高农村人口的文化素质。农民文化的缺乏导致对政府的相关政策理解不到位，延迟了落实进程，从而给民众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此外，科学的气象知识使农民应对灾害时保持清醒的头脑，在日常生活中规划风险，进而促进其对农业保险的接纳。
三结语
农业保险论文范文第11篇
中国幅员辽阔，是一个农业大国。但地形复杂，气候多边，农作物病虫害种类繁多。而农业保险却严重滞后，与目前的整个保险业迅速上升的势头很不相称。近21年来，农业累计保费收入仅为83亿元，2002年仅为3.3亿元。农业保险的供求格局一边是保险公司农业保险业务下降，另一边是迫切需要农业保险的农户无处投保—中国农业保险：路在何方？
Abstract
Chinaisvastinterritory,isalargeagriculturalcountry.Butterrainiscomplex,climatechangeable,andtherearemanytypesofcropdisease.Theagriculturalinsuranceactuallylaggedseriously,notverysymmetricwithinsurance''''sfastascendanttrend.Inthepast21years,agriculturehasaddeduptopremiumincomesonly8,300millionyuan,andonly330millionyuanin2002.Thesupplyanddemandpatternoftheagriculturalinsuranceisthattheagriculturalinsurancebusinessofinsurancecompanydropsononeside,whetheranothersideurgentneedagriculturalpeasanthouseholdofinsurancehaveplacethatisinsured-China''''sagriculturalinsurance.Whereistheway?
关键词：农业保险Theagriculturalinsurance
再保险Reinsurance
一、引言
我国是农业大国，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劳动力、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三个要素都处于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的威胁之中。仅据全国植物保护总站1973-1992年统计，全国农作物因病虫害受灾面积平均每年1.7亿公顷以上，损失粮食总产量10%以上。1998年我国遭受百年一遇的洪水，直接经济损失达1666亿元。今年淮河水灾，今安徽省颖上县八里河镇直接经济损伤达8654亿元，而这些损失绝大多数将由农户自己承担。面对广大农户一夜之间倾家荡产，20年来建立起来的农村保险补偿制度近乎完全失灵。
二、农业保险的定义及分类
（一）农业保险的定义
农业保险是指专为农业生产者在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生产过程中，对遭受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提供保障的一种保险。
（二）农业保险的分类
我国开办的农业保险主要险种有：农产品保险、生猪保险、牲畜保险、奶牛保险、耕牛保险、山羊保险、养鱼保险、养鹿、养鸭、养鸡等保险，家禽综合保险，水稻、蔬菜保险，森林火灾保险；烤烟保险、西瓜雹灾、香梨收获、小麦冻害等保险。
三、我国农业保险的现状
（一）农业保险制度不完善
农业保险缺乏立法支持。农业保险通常是政策性保险。要使农业保险发挥应有的作用，离不开法律的支持和推动。世界上多数国家对农业保险都给予了法律上的支持。美国1994年颁布的《农作物改革保险法》，取消了政府救济计划，通过4大险种把所有农作物生产者都纳入农作物保险计划，这4大险种是：提供基本保障的巨灾保险、提供较高保障水平的扩大保障保险、集体保险和非保险作物保障计划。该法还规定，不参加政府农作物保险计划的农民，不能得到政府其他计划的福利，如农户贷款计划、农产品价格支持和保护计划的支持等，对农作物保险实行事实上的强制参加。该法的实施，使保险作物从1980年的30种扩大到47种；农作物保险投保率大为提高，1995年农作物保险承保面积达2.2亿英亩，占当年可保面积的82%，是美国农险历史上承保面积占可保面积比例最高的一年。
我国对这项政策性保险业务至今尚无一套完整的法律、法规及相应政策予以扶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对农业保险的规定是，“农业保险必须自愿加入，任何人不得强制”。1995年颁布的《保险法》提到，“国家支持发展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保险事业，农业保险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近年来，每年都有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呼吁出台农业保险法规，但目前仍未见这一“另行规定”。由于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政府在农业保险中的职能和作用，致使我国政府支持农业保险的随意性很大。
农业保险缺乏政府支持。国外农业保险，强调利用政府的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等手段，配合市场机制、价格机制的共同融合来支持农业保险的运作，确保农场主、农户的实际利益得到保障。美国通过成立专门从事农业保险的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把农业保险从商业保险中分离出来。俄罗斯则是国家直接参与农业保险的经营。
我国的农业保险，却长期处于自主经营状态。政府既没有拿出资金对农业保险进行补贴，也没有给予投保农户减税等优惠条件，更没有出资建立政策性的农业保险公司，这些都导致了农业保险的吸引力明显不足。
（二）现有的农业保险业务进一步萎缩
自1982年我国恢复农业保险以来，先是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独家经营农业保险，之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产保险公司开始经营兵团系统内部的农业保险，到80年代后期，民政部门开办农村救灾保险。其他经营主体也或多或少地做过尝试，但由于经营亏损严重，都相继退出了农业保险领域。目前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就只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产保险公司。
应该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产保险公司经营得较为成功。一则它的政策支持和优惠较好地解决了准备金积累问题；二则该公司实行全兵团统保，既有效防止了逆向选择，又使风险充分分散，使责任准备金能够在各险种之间调剂使用，公司与场、团的合理利益分配机制也解决了展业和理赔的困难。然而，这种经营机制是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现行生产机制为基础的，难以得到推广。
目前，全国的农业保险业务日益萎缩。1993年，全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达8.29亿元，占当年财产保险保费收入的3.58%；1997年，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为15.4亿元，占财产保险保费的1.41%，比1993年下降2.17个百分点；2000年，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为5.26亿元，占财产保险保费收入的比重仅为0.9%，比1997年又下降了0.51个百分点。
（三）农户风险意识淡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严重
国外农业保险的发展，得益于市场的长期酝酿。日本从开始建立农业保险到农业保险制度真正建立起来，花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美国农业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中国的农业保险，恰恰缺少这个“孕育”过程。
长期以来，我国农户生活在“靠天吃饭”的阴影下，产生了一种思维定式——“老天爷才是收成好坏的决定因素”，人是违背不得的。
随着农户风险意识的提高，也有不少人投保农业险，但由于农户文化素质普遍较低，道德诚信的意识水平不够高，因此保险公司时常被农户的道德风险所困扰，同时逆向选择问题也令他们头疼。黑龙江省某村庄，只有几个养鸡专业户投保了养殖险，可当出现了鸡瘟时，村民们就把全村的死鸡都放到了投过保的养鸡户那里，去找保险公司索赔。面对这么多死鸡，保险公司很难辨认哪些是承保过的，哪些没有承保。如果全赔，公司将损失惨重；若拒保，又会被诉至媒体或法院，最终使得保险公司进退两难。
政府、保险公司、农户没有结成利益共同体。当前我国农业保险的现状是：政府管得少，保险公司不愿管，农户没人管。从政府的角度看，国家财政比较困难，而需要发展的地方很多，暂时拿不出很多资金支持农业保险，同时农业投入大，见效慢，短期内回收投资是不可能的，故政府不愿意把过多的资金用于农业发展。从保险公司的角度看，我国的保险市场长期由国家垄断，保险公司之间缺乏竞争，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更重要的是，缺乏从整个国家高度考虑农业问题的战略眼光，自然不愿意经营不盈利甚至是负利的农业保险。从农户的角度看，相当一部分农户不相信保险，认为保险是负担，是一项不必要的支出，而另一部分投了保的人，心理也是忐忑不安，害怕到时候得不到赔付。一旦发生保险事故，就千方百计地从保险公司获得尽可能多的赔付。他们将最容易出险的农作物投保，造成了逆向选择；索赔时，将没有投保的农作物也一并要求保险公司赔付，导致了道德风险的产生。
四、我国农业保险存在的问题
（一）农业保险的高费用、高费率与农民购买力较低的矛盾。
农业生产由于是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交织、自然灾害的频繁和范围广泛等特点，使得其风险损失率较高，加之农产的分散，展业不便，成本很高，使得农业保险比起其他财产保险(例如家庭财产保险、企业财产保险)价格高得多。各国的经验表明，一切险农作物保险的费率在2—15％之间，比之家庭财产、企业财产的损失率(1％。左右)高出十几倍到几十倍，而农业保险面对的是收入较低的投保人。特别是我国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主要从事小规模种植业的农户，一般来讲大多缺乏为其农牧业生产项目投保的支付能力，要让他们自愿购买农业保险这种特殊产品几乎是不可能的。当然，收入较低并不是农业保险参与率不高的唯一原因。研究表明，即使农民收入较高的国家，如果按照农作物的损失率厘定保险费率，农民对农业保险的自愿投保积极性也都不高，所以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农业保险比较发达的国家，政府都给予较多的保费补贴。墨西哥的有关实证研究表明，政府的保险费补贴低于2／3，大多数农民不会自愿投保。
（二）农业和农业保险的较低预期收入与发展农业保险的政策目标的矛盾。
在我国比较发达的东部地区或中西部的城市郊区，农户的收入相对较高，但这些地区在自愿投保的条件下，农户也很少有投保的意愿。我们曾经在广东地区做过调查，当地的保险公司出于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的目的，积极开发难能为公司赚钱的农业保险险种，地方政府为了振兴当地农业，非常支持农业保险，有的还补贴部分保费。但是由于对于从事大田作物的农产来说，农业的预期收益相对于其从事乡镇企业或外出打工的收入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一亩水稻就是产500—700公斤水稻，毛收入也不过几百元。部分农民甚至将农田无偿转让给他人种植。而农业保险的补偿水平一般不会超过当地前几年平均产量的70％，连农作物收成本身都没有兴趣，更不可能有投保农业保险的热情了。
（三）农业保险利益的外在性与保险双方长远利益的矛盾。
理论分析表明，农业保险的利益从长远来讲是外在的。因为农业保险能为农业提供风险保障，使其解除后顾之忧，即使在风险较高的地区，农民会因保险而不回避农业风险，从而增加农业产量。日本在战后通过立法(《农业灾害保障法》)强制土地面积超过一定面积的农户参加农业保险，使自然条件较差，农业风险较大的北海道等地区的农民，也种植当时国内极缺的水稻等农作物，加上其他条件，使其用了不到10年时间，就解决了粮食问题。稳定了国内粮食价格。如果用福利经济学进行分析，农产品供给的增加，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条件下，必然引起价格下跌，使农产品消费者的福利增加，而生产者剩余在一定时期内虽然会因产量的增长而增加，但从长期来看会减少。因此，农民购买保险，保险双方当事人从根本上来说，并不得益。换言之农业保险的最终受益者是农产品消费者。这实际上是在商业性农业经营的制度下，农业保险不能成立的经济学原因。(参见《中国农业保险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研究》p97—98，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第一版)。
五、我国农业保险的制度选择
（一）政府主办，政府组织经营的模式
这种模式的基本格局就像社会保险，由政府主办，并由政府设立相关机构从事经营。其主要内容是：
第一，成立专业性的隶属于中央政府或其某部门的中国农业保险公司，以该公司为主经营全国农村保险业务，它既可以经营农业(种植和养殖业)保险，也可以经营农村的寿险和其它财产保险，其传统的种植业和养殖业保险的亏损可以通过农村寿险和其他财产保险得到弥补。各省、市、自治区相应建立分支机构，具体业务由县支公司及其人组织办理，并以县为单位，进行独立核算。农业保险公司经营的农作物保险主要是一切险保险和(或)多重风险保险除政府的农业保险公司外，也允许商业性保险机构、合作社和相互会社经营农业保险业务，各种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组织机构都必须由农业保险监管部门审核批准，各自业务范围应依法规范。成立专业的中国农业保险公司是一种政府、整个保险业、单个的保险公司和农民四方受益的举措，对政府来说，农业救灾的压力可以减轻，农业生产风险在全国的分散可以保持地方农业和整个经济的稳定；对于保险业来说，农村这块潜力巨大的市场尚未开发，由专业的农业保险公司在政策的扶持下着力开拓农村市场，对保险业的持续发展十分有利；其它的商业性保险公司可以选择进入农村市场，与农业保险公司合作或竞争，也可以选择暂时不进入农村市场，等农业保险公司在农村“垦荒”完毕的一个恰当时机，以较小的成本进入农村市场；对于农民来说，他们本身就是农业保险风险分散机制的最大受益者。
第二，由中央政府统一组建政策性的全国农业再保险公司(也可以由目前的中国再保险公司兼营这部分业务)，其职能主要有两个：一是通过再保险机制，使农业风险在全国的范围内得以最大程度的分散，维持国家农业生产稳定；二是补贴各省、市、区农业保险的亏损，这种补贴不同于一般的民政救济，它是一种差额补贴，专业性的农业保险公司、一般的保险互助合作社或愿意经营农业保险的其它商业性保险机构，可以按低于农业风险的实际费率来承保，当赔付率超过一般赔付率时，由国家再保险公司来补足，所以这是一种差额杠杆撬动机制，既可以保证农民以可以接受的费率参加保险，又可以撬动一般的保险机构以不少于社会市场利润率的水平来承保农业风险。由于它发生作用的范围是参加了保险的人，因而也就调动了被保险人、保险人双方的积极性。在这里，国家是通过差额调节来保证农业保险发展。
第三，根据有关农业保险法律法规，建立农业保险专项基金。保险基金通过多种渠道(政府、消费者、销售者、加工者和生产者)和方式(除收缴保费外，还可征收专项税、费，如广东那样)筹集，由全国农业再保险公司统筹使用，由税务、财政部门征缴和管理，做到“征缴、管理和使用三权分离”，避免渗漏。
第四，实行法定保险和自愿保险相结合。根据政府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经济和社会目标，对有关国计民生和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有重要意义的少数几种农林牧渔产品的生产实行法定保险，其他产品的生产实行自愿保险。宜将农业保险和农业信贷结合起来，凡有农业生产借贷的农业保险标的，即使自愿保险项目也应依法强制投保，政府至少对法定保险险种提供保费补贴。此外，农产品加工部门和农产品消费者都应通过一定的渠道分担部分保险费。保费补贴和分担可因保险险别、险种、保障水平的不同和地区经济发展差异有所区别。
第五，农业保险的经营是政策性的，农业保险公司及其分支机构的全部或大部分经营管理费用由政府拨付。政府还应给予农业保险经营免征一切税赋的优惠，以利于其总准备金的积累和长期稳定经营。
第六，除了经营农业保险外，农业保险公司经营的商业性保险如农村财产和人身保险的险种(如农房、人身意外伤害等)的税赋电可适当减免。使其可用这些险种的盈余补贴农业保险。
第七，为保证上述各项能够顺利贯彻实施，必须先制定和颁布有关法规，因此，《农业保险法》的制定是当务之急。
鉴于各地情况的较大差异，农业保险的决策和经营主体可以下放到省、市、自治区，类似加拿大那样。举办农业保险与否，成立农业保险公司的迟早，由省、市、自治区依据本地情况自行决定。各省、市、自治区的农业保险公司可以作为独立法人，独立经营，自成体系，自求财务平衡。在统一的经营体制框架和总的原则下，各公司经营范围、强制和自愿保险的标的、保障水平、补贴水平等允许有差异。在各省、市、自治区自主决策、独立经营的体制下，中央农业保险公司不直接经营农业保险业务，而主要经营全国农业保险的再保险业务，或者就成立农业再保险公司，并通过全国再保险公司给予举办农业保险的省、市、自治区一定的资金扶持。从国外的实践来看，这种灵活的体制，适应各地经济发展的差距。上海市试验的政府推动、以险养险、保险公司具体经办的模式，就是我国地方政府办农业保险的一个比较成功的范例二）政府主导下的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模式。
我国商业保险公司试验经营农业保险已有不短的历史，美国近10年农作物保险制度改革的成功经验也表明，由商业保险公司在政府政策性保险经营的框架下来经营农业保险也并不是一条无效之途。
政府主导下的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模式，就是在我国政府统一制定的政策性经营的总体框架下，由各商业性保险公司自愿申请经营农业保险和再保险。具体设想是：
第一，在中央设立“中国农业保险公司”或“中国农业保险管理公司”，该公司是隶属于中央有关部门(财政部或农业部等)的事业性机构，不直接经营(或少量经营)农业保险业务，其经费由财政拨款。该公司主要负责全国农业保险制度的设计和改进；对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进行统一规划，研究制定具体政策；设计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具体险种；接受和审查有意参与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经营的商业保险公司，并根据各商业公司每年经营农业保险的业务量向保险公司提供经营补贴；向各经营农业保险的商业性公司提供农业保险再保险，对经核准的商业保险公司依法开展的农业保险业务情况施行监督。
第二，允许商业性保险公司(主要是财产保险公司)自愿申请经营由政府提供补贴的政策性农业保险项目，政府的补贴可分为保险费补贴和经营管理费补贴，具体补贴比例和(或)数额因政府的财力状况和不同险种而有异。获准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的商业性保险公司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中国农业保险公司(或中国农业保下管理公司)对商业保险公司经营规定的农业保险业务，除补贴外不承担其它责任。
第三，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商业保险公司主要经营中国农业保险公司设计的基本险种，采用规定的费率规章，也可以自行开发自愿投保的农业保险险种，但自行开发自愿投保的农业保险险种，需经中国农业保险公司审查和批准后，才可以出售。保险展业、核保、理赔均由商业保险公司直接或通过其人进行。
第四，这种制度下的农业保险项目要实行法定保险与自愿保险相结合，对少数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作物和畜禽的一切现货多重风险保险项目，有必要实行法定保险，以避免逆选择和道德风险，降低项目的经营管理费用和便于风险在尽可能大的空间上分散。其它作物和畜禽的多风险责任保险和单一风险责任的保险项目可以实行自愿保险。政府只对法定保险项目给予补贴。
第五，政府对商业保险公司所经营的政策性农业保险项目还应该给予财政和金融方面的支持和优惠政策。对法定保险项目应免除营业税和所得税，自愿保险项目也应该免除大部分税负，以利其健康经营。
第六，中国农业保险公司要为经营农业保险公司的商业保险公司提供农业保险再保险，其它国内外商业性保险、再保险公司也可以向其提供再保险，再保险可以采取自愿方式，必要时也可以采取一定范围的法定分保方式。
第七，商业性保险公司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同样离不开各级政府部门的支持与协助。在我国如此分散和规模狭小的农户经营的农业制度下，其展业、承保、签单、防灾、查勘、定损和理赔，离开了各级特别是乡镇、村的支持与协助，不仅成本很高，还会因难以有效防范道德风险和逆选择而使其归于失败。
农业保险论文范文第12篇
西班牙实行的是有关方面自愿参与的综合农业保险体系。主要特点是：（1）农业生产者：以投保形式参与，从该体系确定的险种中选择需要的险种投保。（2）保险机构：以加入农业保险有限公司（Agroseguro）的形式参与，形成农业保险共保体。（3）在预防农业灾害损失方面普遍使用保险技术。（4）国家的公立机构及商业保险公司一起参与。（5）中央及地方政府给予保费补贴。
之所以实行这种体制，是基于生产者、保险公司和国家机构对保险的需求和能做的贡献。作为生产者，有对风险进行保障的需求，也存在对商业性保险公司的不信任，希望投保时有一个适中且能承担的保险费用，以及灾后快速及客观的定损和理赔。作为商业性保险公司，有获取灾害风险信息的需求，有通过再保险分散风险的需求，有灾害风险管理及定损经验。作为国家机构，拥有调控生产的工具，拥有信息及风险研究经验，有对生产者进行补贴的能力，具备政策推广能力，为农业生产者提供抵御自然风险保护的需要。三方结合是发展农业保险的理想组织架构。
西班牙发展农业保险有完善的农业保险法律体系。在发展农业保险方面有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和规定、计划等。1978年西班牙颁布了综合农业保险法（87／1978），1979年以皇家法令2329／1979号公布了综合农业保险法87／1978实施细则；为了将农业保险法和实施细则落到实处，西班牙农业、渔业及食品部还制定三年农业保险计划和年度农业保险计划，确定参加保险的作物和险种，确定国家对参保农民的保费补贴，由国家农业保险机构与农业保险有限公司（农业共保体）协商后，提交设在农业部的农业保险机构委员会（由农业部、财政经济部、农业保险有限公司、农场主代表组成）讨论通过，然后提交国家部长会议审定通过，并公布实行。
农业、渔业和食品部每年对划拨的保费补贴预算进行审批，每年还制定一个农业保险补贴规定，确定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的具体事项，保费补贴由农业部下属的国家农业保险机构直接拨给农业保险有限公司（农业保险共保体）。通过自治州农业管理委员会对中央政府规定的应承担的补贴部分进行补贴。
参与该体系的中央政府部门包括农业、渔业和食品部及下属的国家农业保险机构。国家农业保险机构是直属于国家农业部的自治机构，它的主要职能是：作为该体系中所有不同机构的协调机构，以推动农业保险体系的发展；为农业生产者提供对抗不可控自然风险的保护体系；拟定国家农业保险政策，对新风险及新农业产品加入农业保险体系进行精确的技术研究及分析，为保险合同制定农业方面的内容（农产品价格、产量、技术条件等），为农业生产者提供信息及咨询；制定农业保险三年及年度计划并将其提交中央政府审批。提交农业部审批的草案内容包括：向农业生产者推广农业保险并提供保费补贴，确定与农业生产有关的农作物种植和农业生产活动的最低技术条件，每个区域或地区的可投保的最大收益及损失的价格；与承保有关的各个险种的承保期限；与保险范围有关的保单的保障期限；农渔食品部每年审批对农业生产者的保费补贴预算，确定对农业企业的保费补贴，在整个体系中，平均保费补贴为保费的50%，2006年农渔食品部的保费补贴高达2.78亿欧元。大约有47万名农牧渔及林业生产者投保，总保额升至91亿欧元，保费高达6.54亿欧元，总赔付额约达4.4l亿欧元。
参加该体系的另一个中央政府部门是经济财政部及下属的保险和养老基金总局（D.G.s.）和保险赔偿集团（C.C.S.）。保险和养老基金总局的职能包括审批共保年度协议，参与制定事故（灾害）定损规定，负责向经济部提交关于保险赔偿集团再保规定的条例。
保险赔偿集团是强制再保险机构，主要职能包括：界定农业可保风险与试验型风险；对试验型险种提供再保险；对可保风险只参与部分再保险；对于商业保险机构未承保的部分，它作为直接保险机构进行承保；负责掌控事故（灾害）的定损。
地方自治州政府通过自治州农业管理委员会对中央政府规定的应承担的补贴部分进行补贴。
商业保险机构是农业保险有限公司，是所有愿意从事农业保险的保险机构的组合（农业风险共保体）。公司的法律性质是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的股东是自愿加入的各商业保险公司，目前成员有31家保险机构以及保险赔偿集团。它是一家管理机构，职能是通过其保险商业网络进行承保；共同体各成员根据其在农业保险有限公司里的入股份额承担相同比例的风险，参股比例与所承担的风险责任比例相同。
建立综合农业保险体系以来，西班牙农业生产者从国家农业保险机构得到保费补贴13.86亿欧元，政府因此减少农业灾害补助39.1亿欧元，节省25.24亿欧元。农业保险有限公司为农业生产者提供赔偿19.55亿欧元，其中又有3.52亿欧元以税收形式流回国家财政。
二、意大利农业部在发展农业保险中的作用
据意大利忠利（GeneraliGroup）保险集团公司介绍，意大利是在该国农业人口占80%、农业增加值占GDP的60%的发展阶段开始发展农业保险的，基本与我国目前的城乡结构相当，但工业化程度明显低于我国目前水平。目前，意大利的农业保险业务主要是由GeneraliGroup下属的专业农业保险公司FATA经营，已有80年的历史。20世纪60年代末，意大利农业遭受到一系列严重的自然灾害，政府农业部门对灾害情况进行了认真研究分析，并决定要为农民和农业生产在预防灾害减少损失方面提供财政支持，为此设立了全国支持基金，国家每年为这项基金提供资助，并于20世纪70年代专门出台了法律。法律规定（当时的农业风险主要是冰雹灾害）保险公司具有经营垄断权，能经营冰雹险业务的公司必须是某个再保险集团的成员（这样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分散农业风险）而又从事农业保险业务。保险公司拟订应参加农业保险的作物、保险费率、保费补贴比例，全国统一的保险条款，提供优惠保单，并以农业部政令的方式向全国公布。一直到1996年，农业保险的费率由农业部与商业保险公司商定，由农业部以政令的方式公布。
设立全国支持基金，由农业部管理，财政预算有专门科目。主要考虑两点：一是通过事后补偿的方式减少农民的灾害损失。当农业企业的灾害损失大于30%时，政府为企业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农业生产是否出现灾害是由农业部认定并公布的。认定的标准是，如果产量因灾害损失减少30%就可认定出现了自然灾害。农业企业报告出现自然灾害，农业部要调查核实，核实后向全国灾情公告。二是通过实现保险的方式帮助农民在灾后及时救灾和恢复生产。主要是鼓励农民参加农作物投保，农业企业投保时政府给予保费30%～40%的补助。
1996年以后这些规定才有所改变。国家反垄断局认为农业保险已发展成为成熟市场，不需要政府保护和监管，因为存在垄断的公司的业务不会很好发展。为农业保险服务的再保险集团亦不存在。农业企业又成立了自己的机构－－维权集团。农业企业的维权集团代表农业企业与保险公司商签农业保险协议，在投保后政府将国家用于农业保险的补贴支付给维权集团，不是直接拨付给从事农业保险业务的公司。这时的农业保险费率是由农业企业的维权集团与商业保险公司商定，农业部只公布与农业保险费率有关的参数，如投保作物的成本、产量、市场价格等，不直接参与确定农业保险的费率。但是，维权集团与保险公司商定保险费率时农业部公布的有关参数是重要参考数据。
2004年，意大利改革全国支持基金，国家预算增加了全国支持基金的数量，政府对农业保险费率补贴的比例提高到80%。目的是扩大农业保险的覆盖范围，促进保险新产品开发，保持农业保险低费率。改革的结果是，保险公司农业保险的费率由7.5%降到6.9%，农业保险费率补贴的比例由2004年的43%增加到2006年的67%。目前，意大利政府一年用于农业保险的保费补贴在1亿欧元，每年的保险标的额在30亿欧元。
近三年畜牧业保险有了较快发展。在动物发生疫情时国家给予补贴，有专门的畜牧业保险产品，主要牲畜是奶牛。具体哪些牲畜、哪些疫病可以投保由农业部决定，对参保的牲畜政府补贴50%的保费。
2004年的改革又增设了再保险基金，以此管理农业风险。再保险基金规模为1亿欧元，由农业部下属的农户市场开发局管理，主要是鼓励保险公司开发新产品，在保险公司应对新的自然灾害开发新的保险产品时提供补助，属于保险产品创新基金。保险公司可把新开发产品成本的80%转给再保险基金。
2004年前，农业企业可以投保也可以不投保，受灾以后就等政府救济。2004年以后，在政府公布的投保地区，农业企业生产应投保的作物需先参加投保，不投保在灾后将得不到政府的救济。而在政府公布的投保地区、投保作物以外，农业企业在灾后受损失时主要靠政府救济。
三、葡萄牙政府农业部门在发展农业保险中的作用
在葡萄牙，参加农业保险的农作物有国家法律规定，农民自愿参加保险，基本保险包括火灾、雷击、雹灾等灾害。对参加农业保险的农民，政府帮助交一部分保费，最高可达保费的75%。给予农民保费补贴的依据是政府制定的保费参考费率。话闱榭鱿拢桃倒局贫ǖ姆崖矢哂谡棵胖贫ǖ牟慰挤崖剩谡庵智榭鱿拢慰挤崖示褪钦耘┟癖7巡固囊谰荩叱霾慰挤崖实牟糠钟膳┟褡约喝砍械＃桓7巡固坏鄙桃倒局贫ǖ姆崖实陀谡牟慰挤崖适保员7训牟固偷筒痪透摺U嫉牟慰挤崖室虻厍煌胁钜臁H绻呛献魃缂逋侗＃姆崖什固箍梢愿咭恍?BR>政府还设立了农业风险巨灾基金，是对农户的受灾救助基金，当出现保单以外的意外巨大损失时，由保险公司申请巨灾基金给农民赔偿。启动程序是，政府农业部和财政部宣布某一地区遭受巨灾损失，同时确定受灾的作物。农户有基本保障的保单即参加农作物保险，申请巨灾补助的作物必须是参保作物，以鼓励农民尽早签订农作物保单。受灾农户自愿向巨灾基金交纳一定费用，目前是基本保费的0.2%，由保险公司在收取保费时代收代缴，计人巨灾基金专户。巨灾基金是商业保险的补充机制，保险公司要申请巨灾基金赔偿，必须是在全国经营农业保险业务而不是只在一些地区经营农险业务，或者只经营一些农作物的保险业务。目前，葡萄牙的所有商业保险公司都参加这种运行机制，运转良好。
农业保险巨灾基金由农业部所领导的农业和渔业金融机构（IFAP）负责管理。该机构是独立机构，有专门的理事会，设5名理事，对农业部长负责，理事会主席由农业部长提名，部长联席会议任命。职能是金融管理，为农业保险提供技术支持。巨灾基金的来源：一是政府预算，由国家农业和渔业金融机构提供，每年为700万欧元；二是农民缴纳保费0.2%的巨灾金；三是保险公司的再保险费。
巨灾的定义是：参保作物发生意外的灾害，造成50%以上的损失，给农户带来较大损失。
农业保险的保单由葡萄牙预防气候灾害综合机构（葡文缩写为SIPAC）审批，该机构由农业部、科技部、保险协会和农场组织的四名代表组成。
四、南欧三国发展农业保险的共同点
一是都把发展农业保险作为管理农业风险的政策工具。通过发展农业保险，为增加农产品产量、改善农产品质量、提高农场主收入水平提供基本保障。
二是虽然所有农产品都可以参加农业保险，但是政府支持的重点则是对本国经济和农场主收入影响较大的主要农产品，如葡萄牙突出葡萄、林木火灾保险等。
三是在发展农业保险过程中都给参保农民以保费补贴，只是不同的国家补贴的标准不同，补贴的险种有所侧重。
四是都把发展再保险作为分散农业风险的重要环节，由政府给予有力的财政支持。
五是发展农业保险都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为农业保险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
六是政府农业部门在发展农业保险中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且政府部门分工明确、合理，即农业部门具体负责农业保险发展的政策设计、国家补贴资金的管理等主要工作；保险监管部门主要对保险公司经营活动、偿付能力加以监管；财政部门主要为农业保险提供补贴资金。
五、启示
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三国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实践探索，找到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为各自国家的农业建起了风险防范和保障体系的途径，这就是建立国家支持下的农业保险制度。上述三国发展农业保险的实践，对我国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完善国家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1.明确农业保险的经营性质。农业是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产业，但相对其他产业而言，农业生产面临严重的自然灾害风险，总体上是低效益的产业，经营者的收人水平较低。农业生产的自然风险不可能通过发展商业保险来分散和化解，一是经营者无力参加商业性保险，二是在没有政府补贴的情况下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是亏损的。农业保险只能是政策性的，只有在国家财政支持下才能经营。
2.明确农业保险的承保范围。原则上所有的农产品都可以参保，保险公司应为所有的农业风险承保。但不同国家农业生产面临的自然风险不同，不同的农产品对经济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不同，因此，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承保范围主要限于对经济发展影响较大的农产品，如主要粮食作物、经济作物、主要牲畜等；承保的风险主要是常见的危害较大的自然风险，如旱灾、洪涝、台风、霜冻、冰雹、重大动物疫病等。
3.明确国家支持农业保险的重点。商业性保险公司不愿经营农业保险业务是因为由于农业效益低和经营者不愿投保，经营农业保险存在较大的风险，而且监管成本很高。为农业保险厘定合理的费率并由政府对参保者给予保费补贴，保险公司是可以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因此，国家支持农业保险的重点环节是给参保者保费补贴，不是给保险公司所谓的经营费用补贴。
4.明确农业保险的经营组织架构。经营农业保险遵循的是大数法则，参加农业保险的农户越多，保险公司的保费收入越多，从而对参保农户的风险保障能力越强。在我国以农户小规模经营为主的体制下，发展合作制保险可以有效预防和降低道德风险，降低承保组织的管理、监督成本，提高风险保障和赔偿能力。互助保险加上政策性保费补贴贴就可以吸引更多的农民参保，增强农业风险的保障能力，若再加上再保险分散风险就可构成完整的农业风险保障体系。
农业保险论文范文第13篇
第一，费率厘定方面，一方面，保险人掌握保险合同定价权，费率厘定不合理，可能会导致部分险种定价偏高；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经验数据，地方政府可能过分压低费率，导致农业保险业务经营亏损。第二，投保、承保环节上，冒保(利用代办或组织农业保险的机会，在农户不知情前提下，借故取得农户身份证明材料，以农户名义进行投保，进而骗取保费)、替保(农户放弃保险权利时，保险机构或中介机构垫付保费，以农户名义进行投保，以套取保费补贴资金)、虚保(投保时，故意将实际投保数量扩大)、不具有保险利益而投保等情况屡见不鲜，而且农户也通常会对更容易发生灾害的区域进行选择性投保。除此之外，保险机构或中介机构，甚至地方政府还可能从享有财政保费补贴的农业保险保费中抽取手续费或佣金。第三，在保险期间内，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往往不采取任何预防风险的措施，任农业风险扩大和蔓延。第四，报案时，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也可能将保险标的偷梁换柱，故意虚报或夸大损失，捏造保险事故骗取赔款。另外，他们在保险事故发生前，没有做好防灾防损工作；在灾害事故发生后，也该救灾时不救灾，造成了保险事故损失程度的扩大。第五，赔付时，少保多赔、一案多赔、无灾赔付、小灾超赔、协议赔付、封顶赔付、平均赔付的情况也时常发生。除此之外，农业保险的各方参与者在监管不利、法制缺失的条件下可能相互勾结、共谋骗保，通过非法手段来谋取私利。地方政府在保费补贴的条件下可以通过自己的特权，干预市场活动，控制市场资源的分配，让保险机构或中介结构有机会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政府的特权供应，以此谋取自身经济利益，即寻租问题随之产生。同时，政府理所应当的认为可以从补贴中“分享”好处，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采取各种手段套取财政补贴资金。在国家不断扩大农业保险补贴范围、增大保费补贴数量，推动农业保险发展的同时，道德风险也在不断扩大。农业保险的道德风险直接导致了保险事故发生概率上升，损失范围扩大，农业保险赔付率增高，增加了运营成本，并间接引起农业保险的保费提高，更是导致了政府补贴资金的流失。这些行为不仅增加了农户获得保障的成本，损害农户的利益，也给承保机构造成损害，增加了农业保险的经营风险，降低了财政资金对农业保险补贴的效率，违背了财政补贴的初衷，同时影响了行业形象，破坏了保险市场秩序，打乱了市场资源配置，降低了保险市场的运行效率。
二、农业保险道德风险的成因分析
道德风险，源于合约当事人的信息不对称。在保险活动中，道德风险是一种重要且无法避免的风险，无论是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还是保险人，均有可能发生道德风险。在农业保险中，由于农业保险本身具有准公共品性质，大部分农业保险是由财政支持给予保费补贴的。特殊的运作方式，有了利益的诱惑，甚至有政府部门通过直接干预农业保险经营活动获取非法利益，使得农业保险的道德风险不光局限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与保险人之间，还有政府机构的因素，较一般的商业保险风险更高。农业保险道德风险的成因按照参与主体，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原因：
(一)农户的小农意识滋生道德风险
农业保险中，作为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的农户，大部分保险意识水平较低，对保险的作用认识不足，投保后担心事故发生无法获得赔付，或者认为不会有事故发生，买保险就等于让保险公司白白赚钱。基于这种心理，农户的道德风险就会通过隐瞒事实或者灾后不作为等方式发生。农业保险的标的具有特殊性(有生命的植物)，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掌握和控制了保险标的生长情况、风险环境等绝大部分信息，较承保机构占有绝对的信息优势，农户有意隐瞒、谎报案情、扩大保险事故、替换保险标的、灾后不作为等欺诈骗保现象不可避免。
(二)保险人的技术水平及监管漏洞引起道德风险
在保险合同制定上，农业保险从保险责任到定价机制都还缺乏一定的科学性，道德风险极易发生。在合同条款方面，农业保险多为综合性保险责任，专业的术语让农户并不能完全理解保险责任的准确范围；在保险费率确定上，由于现在农业保险的费率厘定方法以经验法为主，保险人可能“随意”提高费率，以避免高风险造成的亏损，甚至获得正常利润水平之上的超额利润。另外，农业保险标的物的特殊性，导致保险人难以对每一个环节进行控制和监督，对保险标的风险状况难以充分了解。保险事故发生后，由于技术有限，标的物的损失测定也没有办法达到精确测量，这也是世界性难题。这在客观上就给道德风险提供了发生的空间。保险人在有意无意间促成了虚报或扩大损失赔付情况。同时，我国在农业保险监管上也存在漏洞。保险机构利用监管漏洞，与投保人、中介机构，甚至是政府人员密谋，签订虚假保单，骗取财政补贴、赔款或者多收保费，据为己有。
(三)地方政府的道德风险源于监管失灵
农业保险准公共品的性质，使得政府成为农业保险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主体。在农业保险实行“政府引导”“协同推进”的原则下，地方政府即便不是农业保险合同关系的主体，但却是农业保险的重要参与主体，不仅为农业保险提供财政补贴，还参与协助农业保险的组织工作，若没有地方政府的参与，农业保险难以持续发展。在法律法规不明确或缺失的情况下，政府在农业保险中既是“运动员”也是“裁判员”，的特殊地位，存在监管失灵的情况：监管主体不明确，政府部门之间职责分工不明，有利时相互争权，而无利时则无人问津。道德风险也在监管失灵中产生。各级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不能准确把握自己在农业保险制度和农业保险经营中的定位以及权限，过度干预、寻租问题在所难免。
三、农业保险道德风险的防范
可以说农业保险道德风险的防范要较一般商业保险更有难度。面对这些欺诈骗保的现象，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展开：
(一)完善农业保险立法工作
我国《农业保险条例》已于2013年3月1日起施行，填补了农业保险立法的空白，为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保险人及各级政府在农业保险经济关系中的权利义务和行为规范提供了依据。但《农业保险条例》仅明确了对骗取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行为的法律处理，而对虚假承保、选择性投保、虚假赔案、虚报灾情、虚报损失等问题，都没有明确的规定，也没有相应的处罚措施。保监会的《关于加强农业保险承保管理工作的通知》、《关于加强农业保险理赔管理工作的通知》等文件，在承保、理赔等环节上对经营农业保险的机构的行为进行约束，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道德风险的防范和治理。但对农业保险的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及政府的行为，目前还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加以约束。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立法工作来防范道德风险。
(二)建立统一的农业保险监管体系
农业保险在经营方面需要政府各部门之间协调和组织，其监管比一般的商业保险更复杂。但目前我国农业保险的监管权在法律中并无明确规定，农业保险的特殊性也使其存在多部门监管的情况，其中权责不清导致的监管低效和监管盲区引起了道德风险，尤其是地方政府的干预农业保险市场活动等行为，并不受保监部门和财政部门的监管。因此，需要建立一个包括特定的监管主体以及统一的监管规则的农业保险监管体系，对农业保险实行全面监管，以防范某些方面的监管失灵产生道德风险。首先，设立一个相对独立、专业化程度高的农业风险管理机构，对农业保险的参与主体、条款和费率的制定、承保环节、损失测定、理赔流程等方面进行规定，以实行农业保险的全面监管。其次，建立一个农业保险的信息共享平台，在不泄露商业秘密的前提下，形成农业保险数据库，实现行业信息共享，有效防范道德风险。最后，建立相关审查制度，对农业保险财政支持的资金预算、拨付程序和监督以及使用效果评估，防止保费补贴低效运行，对道德风险的防范起到一定的作用。
(三)加强保险公司内部风险控制的制度建设
第一，加大防范道德风险工作的投入。保险公司必须重视农业保险经营中的道德风险，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培养相关专业人才。第二，加强核保工作，提高承保质量。保险公司在对农户进行承保前，应进行实地勘察测算，做好风险评估工作。第三，建立专业化的理赔队伍。由于农业保险的特殊性，保险公司需要建立专业技术强的理赔队伍，能够迅速识别保险标的的生长情况，判断保险灾害的损失情况。第四。加强查勘定损工作。由于农业保险标的有一定的自我恢复能力，农业保险灾害发生后，保险公司需要采用科学的方法，以最快的速度完成标的损失的测定工作以保证定损的准确性。第五。完善内部监控机制。保险公司内部应建立承保核审制度和理赔制度，保证农业保险在经营过程中能够规范操作，有效识别、评估和控制风险。工作人员各司其责、互相监督、严格防范，避免或内外勾结实行保险欺诈的行为发生。
(四)加大保险知识及法律知识的宣传普及，发挥公众监督作用
农业保险论文范文第14篇
近几年来,湖南省平均每年约有6百多万hm2农作物受灾,减产约200万t,损失率髙达7%m。如何依靠农业保险为湖南农业的发展保驾护航,成为湖南政府和保险业的重要任务。农民对于农业保险很欢迎,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因素,湖南省农业保险的发展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相比是相对滞后的,同时影响到农民收人的稳定和我省新农村建设的发展。
二、新农村建设中湖南省农业保险问题的原因分析
(-)农民有效需求不足
从理论上来讲,农业面临着客观存在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这些风险最终都将毫无例外地反映到农户的身上。这就意味着农业是最需要保险保障的领域,但事实却是’目前我国农民对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严重不足。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1)农民收入水平较低制约农业保险需求。总体上看,我国农户的收入不稳定,恩格尔系数大,加之农业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农业的比较效益低,农户纯收人还处于较低水平,2012年全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7917元,比2011年增长了13.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7%。农村居民食品消费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为39.3%,城镇为36.2%。因此,自发购买农业保险的经济基础是脆弱的。(2)农村居民消费水平较低制约农业保险需求。目前我国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水平整体还比较低,农户每年的经济收人扣除必要的生活开销、购置农业生产资料、为子女提供培养教育费用以及预防可能发生的疾病外,最后到农民手中真正可以支配的收入就所剩无几了,农民即使想购买农业保险也没有足够个经济实力了,从而大大限制了农民对农业保险的购买力。(3)农民风险意识淡薄缺乏参加保险的主动性。总体上看,我国农民缺乏风险意识和创新精神,我国一直实行大灾政府直接救济制度,造成农民对政府的依赖性较强,习惯于有难找政府解决,缺乏主动防范和规避风险的意识。另外,我国相关部门对农业保险的宣传力度不够,很多人对险种不甚了解,也不知该如何办理农业保险,种种原因都影响了我国农民投保的积极性。
(二}保险公司供给不足
目前从我国农业保险供给方看,存在“两少”:经营农业保险的公司少、提供的农业保险业务品种少。由于农业保险存在着特殊的经营技术障碍,经营风险大、成本高,盈利能力差,政府对农业保险法律、政策等方面的支持又不足,导致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的开办意愿低下,市场供给严重不足。(1)农业保险的髙风险和高赔付率。。农业保险是财产保险殊的一类,即风险单位大、区域性明显、发生频率高和损失大。这与一般商业保险公司的经营目标严重背离。农业保险的高风险和髙赔付率使保险资本必然投向其他能赢利的险别或险种,这就从根本上抑制了农业保险的有效供给。2012年各保险公司农业保险如表1:农业区别于其他行业的地方是农业的主要活动是在自然条件下进行的’并更加直接更加紧密地依赖于自然界的力量,所以农业风险与其他一些人身财产风险有着不同之处:区域性特征明显、风险单位较大。广泛的伴生性、发生频率高且损失大。因此保险公司大多不愿意涉及农业保险这一保险领域,经营农业保险的积极性不高,抑制了农业保险的有效供给。(2)道德风险和逆选择的存在。在农业保险中,信息不对称引发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比其他保险更加严重。由于发生灾害的地方离城市较远,事故现场又不容易保持,保险公司查勘理赔的人员不能及时判断事故发生的真实性。而且相当一部分人投保之后,改变经营方式,Xf被保对象不采取任何风险控制措施,这些都会造成农业损失加重。(3)保险公司农险业务人才匮乏。在农业保险经营实践中,因为自然灾害风险需要大范围承保才能分散,一旦危险发生,农民就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来恢复农业生产,因此承保农业保险的保险机构需要具有雄厚的经济能力,并拥有相关专业的人才储备,同时不断更新保险理赔技术。我国培养了大量懂得保险技术和农业生产专业技术的人才,但两者兼精通的人才却很匮乏。
(三)政府支持力度不够
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缓慢,究其原因是由于政府行为与责任的定位与运作存在问题。(1)农业保险立法滞后。没有法律的保障,农户缺乏投保积极性、保险公司缺乏经营热情、政府缺乏政策依据,最终导致农业保险不能有效发展。随着我国农业保险试点工作的全面展开,农业保险亟须一套规范的法律体系,通过用法律制度来规范农业保险的随意性,并以此提高农民的保险意识并为支持农业保险的发展提供有利依据。(2)政府财政支持力度不够。农业保险作为一种特殊性的保险,其呈现“三高”、“两低”特点:“三高”指的是高风险、高成本、高赔付;“两低”表现为农户参保的积极性低、保险机构盈利水平低。农业保险业务大部分处于微利状态,有的险种甚至出现较大亏损。鉴于此,商业保险公司不愿或物理承保此类农业保险,再加上农业保险产品具有准公共物品属性,即非营利性的特点,使得这类农险产品在保险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因此,农业保险的发展必须要有政府的干预和介人,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和支持,帮助农民支付保费,缓解农业保险的供需矛盾,使保费达到保险公司和农民都能接受的水平。
三、社会主义新农村视角下完善农业保险发展的建议
(-)完善农业保险补贴制度
2012年,我国财政部决定进一步加大对农业保险的支持力度,根据政府的预算草案,其中大约103.20亿元的财政资金作为农业保险的补贴资金。中共中央应当继续加大农业保险的补贴投人,同时不断地更新完善我国的农业保险补贴政策制度。(1)实行差异化补贴政策。依据现在农业保险实施情况来看,在我国经济较发达的农业大县对保险的需求比较强烈。相反,在农业发展相对不足,农业生产技术较为落后的乡县,往往由于政府财政预算紧张,客观上形成了保费补贴政策的实施困难,使得部分市县财政无法及时足额发放保费补贴资金的这一问题较为突出。因此,一方面我国财政应该加大对农业保险的补贴力度,降低地方财政保费分摊的比例,从而缓解基层财政的压力;另一方面,通过对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状况以及财政能力的综合考虑,中央财政应当实行差异化补贴财政政策,特别是在经济发展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中共中央的农业保险补贴率应不低于70%,而相对较发达的地区,其保险补贴比例应该不低于50%。(2)增加特色农业补贴。中共中央于2012年颁布的“一号文件”指出,要加快发展农业保险,不断完善农业保险制度,鼓励地方开展特色农业的保险业务,积极增加特色农业保险试点区域,增加特色农业保险试点品种,扩大特色农业保险覆盖面,使更多的农民能享受到特色农业保险的保障。如,甘肃省近年来启动藏区特色农牧业保险,中央财政部将藏区青稞、藏系羊和牦牛列为特色农业保险补贴品种,极大程度地降低了自然灾害给农民造成的损失。因此,为了保障农民收入和推动各地区特色农业稳步发展,中央财政部应当加大对特色农业提供农业保险的投人,减轻基层政府的财政负担,以及农民和农业企业的缴费负担。
(二)加强农险产品与经营管理创新
对提高农业抗风险能力和保障粮食生产安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丰富农业保险的产品种类、创新农业保险经营管理模式,不仅对推进当前农业保险工作有着重要影响,同时还关系到了加强我国农业保险发展方式转变的进展。(1)农业保险产品创新。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地理资源及各地区经济发展分布不均衡,因此,保险公司对于农业保险产品的开发,需要综合分析各种因素,因地制宜;同时做好市场调研,分析各地区农户消费偏好和购买能力,开发出适合不同地区需求的保险产品。如天津开办了农业保险五险统保业务,即包括了种植业保险、养殖业保险、农房保险、农民家庭财产保险以及农民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使得更多农户得到保险的保障。(2)经营管理创新。首先,服务创新是管理创新的关键之一。通过充分利用农业各部门力量,全面考虑投保人——农户的需求,提供全程咨询服务以及后续增值服务。其次,技术创新是农业保险创新的动力和方向。农业保险的技术创新主要包括农业风险监测技术、农业保险理赔技术、农业保险精算技术和农业保险证券化技术等。如浙江省通过GIS技术,分析历史数据的模型演变,得到一些灾害发生的特点和规律,为农业的防灾减灾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再者,推动金融创新是完善经营管理创新的重要环节。
(三)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农业保险由于其商业性与社会性的双重性质使其不同于常规的商业保险品种,要使农业保险在我国深人发展一定离不开政府的干预。只有当政府的政策重视并且支持对农产业的发展,积极地将保险运用于农业生产中,农业保险才能在我国得到良好的发展。(1)加大农业保险宣传力度。加大农业保险宣传力度,是推进农业保险发展的重要前提。它不仅可以增加保险从业人员自身的素质以及业务能力的提高,同时还可以增加农民对农业保险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具体实施措施应从以下两方面着手:一是大力提高农业保险的宣传力度,扩大农业保险的投保覆盖率。二是加强对防灾减灾的宣传教育。作为农业保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应当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向农民大力宣传减灾防灾的相关知识,培养农民防灾减灾意识,树立“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观念。(2)协调农业保险的发展。由于农业保险的双重属性,即既有政策的强制性又有商业的自愿性,使其内涵十分广泛,涉及众多领域,如农业保险从属于农业金融系统分支,同时其政策的制定涉及法律领域;农业保险既需要政府的推广,也需要财政的支持;既需要商业保险公司的积极参与,又需要政府部门的积极配合。这些内涵彼此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因此,建设健全的农业保险制度需要各领域、各部门协同合作,同时需要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参与。此外,政府应当特别设立农业保险的管理机构,来协调各方面的关系,保障农业保险工作的顺利进行,确保农业保险工作的健康发展。
(四)建立有效的农业巨灾风险分散机制
农业保险论文范文第15篇
（一）农业保险的性质
农业保险的性质事关我国未来农业保险法对农业保险的定位和我国农业保险监管法律制度的建构。
关于农业保险的性质，有学者从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角度从理论上进行了论证，有学者从农业保险具有商品性和非商品性的二重性以及农业保险主体面．临的博弈困境的角度加以分析，由此得出农业保险经营的市场失灵并需要政府大量补贴的结论。[1]
笔者认为农业保险应当属于准公共物品。在市场经济体系中，人们需要的物品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私人物品（privategoods），第二类是公共物品（publicgoods），第三类是自然垄断物品，第四类是共有资源。私人物品是既有排他性又有竞争性的物品，公共物品是既无排他性又无竞争性的物品，自然垄断物品是有排他性但无竞争性的物品，共有资源是有竞争性但无排他性的物品。[2]农业保险的特点——社会效益高而自身经济效益低，反映它具有明显的公益性，但是，农业保险同时又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因为，参加农业保险必须符合一定条件，比如缴纳保险费等，因此农业保险应当属于准公共物品。另有学者认为农业保险产品是介于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之间的一种物品，但更多地趋近于公共物品。[3]
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表明：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提供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因为市场是按照价格机制来配置资源的，只有在私人物品的范围内，市场机制才是有效率的。由于农业保险自身风险大、社会效益高和经济效益低，所以市场不能有效地提供社会所需要的农业保险。农业保险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按照商品的实际价值进行等价交换。实施农业保险只能是违背商品交换一般规律，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而当农业保险既定的社会效益目标不能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时，政府就要用“看得见的手”通过国家立法、国家定价、财政补贴等国家干预手段来实现这一特定目标。[4]
国外农业保险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也说明农业保险商业化经营的不可行。Wright和Hewitt在研究中发现，历史上使用私人来承担农业保险多重险的尝试无一幸存。对于所有险和多重险，基本上都由政府来直接或者间接经营。在1938年以前，经营农作物保险的私人保险公司都遭到了惨败，最终退出了这一业务领域。[5]美国联邦政府于1938年颁布《联邦农作物保险法》的基本原因就是私人保险公司根本无法承担农作物保险的巨大风险。
农业保险的准公共物品性质决定了我国农业保险不可能走商业化道路，而只能是政策性的。与一般商业性保险相比较，政策性农业保险是非营利性的，其目的在于实现国家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政策目标。继2004、2005和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加快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后，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进一步要求“扩大农业政策性保险试点范围，各级财政对农产参加农业保险给予保费补贴，完善农业巨灾风险转移分摊机制，探索建立中央、地方财政支持的农业再保险体系。”从上述中央一号文件的规定可以看出，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已得到国家核心层的认可和支持。
（二）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的必要性
1．我国农业保险监管的理论解释
一般说来，农业保险监管本身并无独立的理论体系，从农业保险实践来看，其思想基础源于一般的规制理论。其中有三种重要的规制理论：公共利益论、捕获论和公共选择理论。
（1）公共利益论。农业保险监管的第一种理论解释就是农业保险是担负公众利益的行业。由于垄断、不完全信息和外部性所造成的“市场失灵”问题，人们呼唤政府法律法规对市场经济激励的部分予以替代。在此背景下，规制的“公共利益论”应运而生。该理论认为监管是为了服务于公共利益，是为了使人们从不公平和无效率的市场中解脱出来，监管的目标是寻求修正源于市场失效或某些政治危机的资源误配，包括防止和纠正市场失灵引起的对消费者利益的重大损害以实现经济效率最大化，进而对社会福利进行再分配的一种机制或方法。[6]它强调消费者利益，如当技术导致自然垄断或存在外部性时就不能达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这时政府应出面干预，因而监管被严格地看作是一种“挽救行为”，它主要是为了消除或降低与市场失灵有关的成本。监管者被认为是对公众利益需求做出反映，并以修正市场实践的无效或不公平为目标的独立的中立的仲裁人，其监管的过程有助于通过消除垄断的滥用而产生的限制性贸易实践，促进市场价格竞争。公共利益论还隐含着政府规制是无成本的，这种观点后来遭受了大量的批评。公共利益论的另一问题是它缺乏明确的机制，利用它所宣称的公共利益能够被规制行动所实施。一些实证研究表明规制常常不能纠正这些市场失灵，规制被认为是失败的。虽然公共利益论总体上还不够健全，但决不能完全废弃。对于农业保险监管，它还是一个重要的论题。
（2）捕获论。实证经济学的私人利益监管理论则认为监管的目的在于促进私人的利益最大化。[7]Peltzma提出监管者们是出于自身利益热衷于监管活动，与他们追求的政治利益最大化目标一致，其中最著名的是监管捕获论（又称占据理论、追逐理论），该理论认为监管为被监管的行业所占据并为其利益服务。[8]捕获论本是政治学领域的一种监管理论，并由此衍生出许多经济学版本。但一般均认为监管的最终后果是有利于生产者，即被监管者。其实，捕获论的本意也是要保护消费者，但认为通过政府监管是无法达到的。捕获论版本中最具代表性的是MarverBernstein在1995年创立的规制机构生命周期理论，他认为，公共利益论是天真的，会产生理论误导。为了解释为什么规制机构会逐渐为被规制者所利用（捕获），他是这样推理的：被规制者最初可能反对规制，但当他们对立法和行政过程逐渐熟悉时，就会行动起来，对规制当局施加影响，最终还是通过法规和行政工具，借助规制当局的力量达到给他们带来更高收入的目的。他们影响规制当局的一个例子是，与规制当局进行频繁的人事往来，由此创造密切的联系和合作的基础，甚至进行行贿等“寻租”活动。因此，规制的最终效果是生产者受益，消费者吃亏。既然被规制者可以通过疏通的办法让规制为他们自己增加福利，那么规制机构的生命循环就始于年富力强地保护消费者而终于僵化地保护生产者，所以应放弃政府规制。但是，捕获论也经常经不起经验验证，它忽视了普通大众确实始终从某些规制中得到好处的事实。不过，捕获论确实发现了规制有可能被受规制者所利用以及规制效果未必是保护消费者的问题。
（3）公共选择理论。公共选择理论认为监管是在相互斗争的社会集团之间实行财富再分配的政治经济体系的一部分。该种监管理论是建立在这样的事实基础之上，即不论怎样的监管都是在分配资源。而在这个分配过程中，贫者越贫，富者越富。任何被提出的监管方案都会引起纳税人和受益人的注意，他们会通过政治的或经济的渠道提出反对或赞成的意见。监管的主要目的就是在不同阶层间转移资源以获得对方案的最大支持。
在解释农业保险监管时，上述三种理论都非常重要。公共利益论提出了农业保险监管应遵循的标准，而公共选择理论则有助于解释农业保险有些领域的监管背离了这一标准的原因。
2．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的必要性
政策性农业保险（如没有特别说明，下文农业保险均指政策性农业保险）担负着国家支农的重担和公众利益。虽然政府资助的农业保险成本高昂、运行复杂，会导致潜在的巨大的效率低下，但对农业保险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者来说，效率标准并不通常是支配性的目标。任何国家的农业保险计划都必须从该国更广泛的政治经济意义上来考虑，这也使得由政府提供的农业保险越趋复杂。对它的监管有利于未来我国农业保险法将确立的目标——以农业保险作为农业支持政策工具，确保农业可持续发展和以农业保险作为支农性收入再分配手段，保障农民的经济收入稳定增长，推动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实现。
农业保险的政策性和专业性较强，而我国农业保险的投保人大多数法律素质又偏低，复杂和艰涩的农业保险合同使投保人对它们的理解造成困难。农业保险监管将对保险合同进行严格彻底的审查并保证由农业保险人提供的保险合同条款的公正和定价的合理，故对农业保险的监管是非常必要的。
在不久的将来，随着农业保险法的颁布、实施，农业保险的规模将不断扩大，国家对农业保险的补贴也会越来越多，我国农业保险监管（包括农业保险基金）问题就会凸显现出来。因为，先前的寻租者可能将注意力从通过农业救灾转移到通过农业风险管理和执行农业保险来寻取租金。中国近年来频发的煤矿安全事故和出现在社保基金中的腐败现象给我国未来的农业保险（特别是农业保险基金）的监管敲响了警钟。一旦行政机会主义与市场机会主义相勾结，监管权力市场上的寻租和创租行为就会泛滥，这不仅会提高农业保险市场交易费用，而且会导致社会公共利益的净损失，最终将会侵蚀整个社会的行为规则。因此，对我国农业保险的监管必须未雨绸缪。
二、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的目标
决定农业保险监管能否取得满意的监管效果的因素之一是监管机构是否有明确的、系统化的监管目标。农业保险监管的目标可分为内在和外在目标。所谓内在目标是指根源于农业保险本身的、固有的目标，这些目标的取得有利于农业保险的成功运行。农业保险监管的内在目标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可靠：科学的农业保险监管规则能使农业风险管理部门促进、支持和监管可靠的风险管理解决方案，从而保护和加强我国农业生产者的经济稳定性，因此，保证农业保险的可靠性应该成为农业保险监管终极目标。农业风险管理部门通过监控农业保险人遵守国家农业保险计划标准，确保农业保险计划的完整性和稳定性。
合理：合理是指在农民（投保人）和农业保险人之间的利益平衡。一方面是保险价格的合理，另一方面是农业保险合同条款的合理。它确保农民以合理的代价获得农业保险（也就是农业保险的可获得性）。因此，农业保险的保险费率的监管措施便是实现合理性的基本手段。合理的农业保险合同条款是提供给农民实在安全的基本手段，不公平和有害的合同条款将破坏农业保险合同所声称的安全。农业保险的政策性和专业性较强，为了保护农民的正当权益，需要对农业保险格式合同的条款进行严格的审查，确保其准确、清晰、公正和合理。
公平：公平要求对农业保险投保人无歧视的对待。一个不公平的例子就是农业保险人过分地延误农民的保险索赔。我国农业现代化和科技程度不高，农民的农业再生产能力弱，农业保险人过分延误农民的保险赔付不仅影响抗灾减灾和农业的再生产，而且还可能影响到受灾农民的生存，因此，农业保险监管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保证农业保险人依约及时履行对投保人的赔付义务。
平等：农业保险监管规则应该要求农业保险计划对所有农业生产者一视同仁，不管农业生产者的生产规模大小。比如，所有的农业生产者都要求提交农业保险申请和保险面积，报告建立农业保险担保和计算保险费的数量，所有的农业生产者都要求提交过去的损失清单和生产信息，在导致已保险的农作物损失的风险发生时，以此来决定保险赔偿的数量；不管农业生产者参保的农作物面积是10亩还是100亩，在提供和搜集信息方面没有任何差别。
安全：农业保险监管还要保证我国农业保险基金的安全。农业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一个国家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作为农业保险制度的物质基础——农业保险基金，其建立的强制性、使用的专项性、给付责任的长期性和基金的增值性等特点都对政府对农业保险基金的监管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保证农业保险基金的安全是确保农业保险健康运行的前提。
农业保险监管的外在目标是指来源于农业保险的外部世界，为了一定的社会目的而加于农业保险的社会目标，其深层原因是国家的政治态度。基于国家对农业保险的政治态度，农业保险监管的目标可定位于保证通过农业保险的方式让公共财政的阳光照耀到广大农村，使所有农民和市民一样享受到改革和社会发展的成果，实现农村经济、社会和农民自身的全面、和谐发展。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巨大风险，目前，我国农民抗风险的能力非常弱，如没有政府对农业的大力支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就难以实现。农业保险作为政策性险种，体现了政府的行为，它为农业分担风险，并以政府的权威动员全社会分担农业风险。“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对农业保险进行有效的监管，保证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目标实现，不仅是农业保险监管部门的一项经济行政职权，更是其不可推卸的政治任务。
三、实现农业保险监管目标的路径
（一）建立专门的农业保险监管机构——农业风险管理局
成功的农业保险的监管规则理所当然地包含某种机制，以便管理和协调农业保险的顺利发展。国内外农业保险的经验表明，成功的农业保险监管的关键因素在于监管机构有充分的资源、农业科学和农业保险的专业知识和相应的职权，这就要求农业保险监管机构必须设立在政府的核心层，它必须在实现国家的支农政策目标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政策性保险的监管与商业性保险的监管无论监管内容和监管规则都有很大差异。政策性农业保险和商业性保险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前者是非盈利性的，而后者则是以盈利为目的。商业保险监管与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的区别在于：政府对商业保险（包括财产保险、人寿保险和以商业化运作的农业冰雹险）进行监管，主要原因在于保险业事关国计民生，在国民经济中地位举足轻重，其功能在于使经济实力强大的保险公司以公正的价格出售保险合同的方式来提高公众福利；其目标定位于防止“保险公司破产、保护公平和致力于保险的可获得性和充足性”。[9]而对于政策性农业保险，农业保险监管最根本的目标在于促进农业保险作为国家的支农政策工具实现其政策目标。如果仍然由保监会监管两类不同性质的保险，监管目标和理念的重合将有可能导致政策性农业保险和商业性保险业务之间管理的冲突。再者，农业保险在展业、承保、防灾减损、理赔等业务经营方面以及在跨部门协调上比商业保险更为复杂，这也对其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正因为如此，国外农业保险的监管机构通常都不是商业性保险监管部门，而是专门的监管机构。1996年，美国国会通过立法创建了独立的农业风险管理局来监管联邦农业保险公司的运行和管理并检查联邦农业保险计划。
因此，在我国农业部内设立相对高度独立的农业风险管理局会最大限度地减少保监会同时监管商业保险和政策性农业保险可能出现的利益冲突。相对高度独立的农业风险管理局有充分的资源支持，有助于确保监管农业保险过程中的协调性和全面性。农业风险管理局具有充分的监管权力和拥有大量具有丰富农业和农业保险专业知识的人才，其专业化和自治性更高，更能够做出独立的判断，更能建立用以抗衡各部委和利益集团的重要制衡机制。与保监会来监督农业保险相比，农业风险管理局可能会推出更快、更高质量的监管规则，采用更透明、更具问责性的监管方式。因为，它的相对独立性和功能都是基于一项明确的法令，该法令将清楚地界定农业风险管理局的功能和目标。
在行政权力和行政级别上，农业风险管理局能更好地与我国现行的行政和预算权力中心（如农业部、发改委、气象部门和财政部）联系，通过与政治和行政权力的核心建立直接联系，农业风险管理局的监管效力会得到增强。这使得相关机构之间更容易实现协调，并因此提高监管的成功率和效率以及提高协调与合作措施的有效性，并进而提高相关部门的效率、回应性和有效性。再者，它能更好地向农业保险的利益相关者宣传农业保险信息和监管规则，这将有利于实现我国农村和农业的良性发展。
为在农业部内设立相对高度独立的农业风险管理局，国家就必须制定明确的法律规范来确定其法律地位、职能、其他的与监管农业保险必须具有的相关权力与职责和监管的适当程序。未来的农业风险管理局应担负着广泛的职责：设定农业保险监管的重点和难点、监控遵守情况以及报告结果；设定农业保险监管的清晰目标和实现这些目标的有助于促使农业保险持续、健康发展的手段；以及能够建立起监管人员运用监管权力的问责机制等。
（二）制定科学、合理的农业保险监管规则并确保其被有效遵守
农业保险的监管规则应基于经济原则和法律原则，其目的在于通过更好地平衡、更有效地实施国家的支农政策，从而提高农村的社会福利。经济原则要求减少不必要的农业保险运行成本，进而提高农业保险的效率；法律原则要求减少农业保险的执行者过度的自由裁量权（如在勘损、理赔的过程中农业保险公司以及地方政府工作人员与受灾农民结成利益共同体损害国家的利益）。
监管规则要保证农业保险信息的质量、有效性和清晰度，就应减少农业保险当事人收集信息的负担，再者，农业保险监管规则应该给农业保险人和投保人带来积极的潜在利益。这就要求提高农业保险监管水平，设计出科学的、合理、操作性强的高水平监管规则，因此，对农业保险的监管应该进行精心安排，以使所有的农业保险监管规则都严格遵从“法治”。正如哈耶克所指出的一样，“重要的一点是，政府的一切强制行为都必须明确无误地由一个持久的法律框架来决定，这框架使个人能带着一定程度的信心来进行规划，使前景的不确定性缩小到最低限度。”[10]制定科学、合理的农业保险监管规则，有助于保证农业保险的监管规则得到高度遵守，有利于实现标准和结果的一致性。
1．用平实的、易懂的和非专业的语言起草农业保险合同条文以及监管规则
长期以来，用平实的语言起草保险监管规则和保险合同条款的必要性一直得到了保险发达国家的重视和认可。农业保险监管机构要确保监管目标、战略和要求都清楚地传达给了农业保险的被监管者。这样，被监管者以及社会利益相关者都能对农业保险合同和农业保险监管规则从非专业的角度清楚地和明白无误地理解。此外，保持农业保险监管法律规则的内容清晰、易懂是确保其得到高度遵守和有效实施的基本要求。我国农业保险的投保人绝大多数是法律素质偏低的农民，加之农民处于信息不对称的状态，因此，为了保护投保农民的正当权益，应用平实的、易懂的和非专业的语言起草农业保险监管法律规则和农业保险格式合同条款。这一点，在目前我国的现实情况下尤其重要。
2．保持农业保险监管透明度
农业保险监管的目的不仅要修正市场失灵，弥补市场的缺陷，而且更主要在于规范农业保险人和监管者自己的行为，弥补“政府失灵”，防止“寻租”和“创租”行为的产生，保障国家通过农业保险的支农政策的实现。保持透明度是市民社会群体的核心要求，它服务于基本的开放性民主价值。在农业保险监管过程的各个阶段——从最初的监管方案的形成到正式的监管规则的出台，再到实施、执行、审查和变革以及在农业保险监管体系的整个管理过程中，透明度都是不可或缺的。透明度对农业保险监管的重要性根源于下列事实：它能克服导致农业保险监管失灵的很多诱因，如监管俘获和偏袒强大的利益主体、监管部门和农业保险人的信息不充分、不对称和僵化性、要保人与保险人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同盟、缺乏问责机制等。透明度有利于减少农业保险监管过程中专断决策的发生几率，从这个角度讲，透明度是反对在农业保险及农业保险监管过程中的腐败现象的最有力的武器。透明度可以提供相对方对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预期，让农业保险监管在阳光下进行，从而最大限度地抑制农业保险监管过程中的行政机会主义选择，防止农业保险监管机关的“寻租行为”和农业保险中的道德风险，进而增进农民对农业保险和农业保险监管的信任。因此，为保持农业保险及其监管的透明度，提高农业保险监管的有效性，未来的农业保险监管规则必须建立农业保险中央信息数据库制度。未来的中央信息数据库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全国农业保险企业财务状况、农业保险监管数据标准、农业保险人偿付能力额度及监管指标、农业保险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市场行为档案、农业保险企业投诉信息以及投保人信用信息库。
3．确保农业保险监管规则被有效遵守
制定科学的农业保险监管规则，尽量使农业保险监管有法可依，从而提高操作水平，避免人为性和随意性。目前，在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中，我们遇到的最大障碍是法律、法规得不到实质性的遵守，国家的法律有时只是一纸空文，在很多情况下，几乎很少有人去关心和关注法律的效力或适用。对法律的遵守和忠诚是法律的生命，未来的农业保险法和农业保险监管规则也不例外。我国目前，证券市场上的虚假交易、内部人控制、信息披露的虚假性等问题的泛滥；煤炭生产中的重大和特大安全事故频发；社保基金被大量挪用和侵占；药品生产和流通领域的腐败丛生都说明了相关的监管失灵，而其根本原因在于相关的监管法律、法规没得到充分和实质性的遵守。前车之鉴，后世之师。为使我国未来农业保险能被有效实施，必须保证农业保险法律和监管规则得到有效遵守。农业保险监管规则之遵守可分为形式上的遵守和实质上的遵守。所谓形式上的遵守是指在法律、法规字面上的遵守；实质上的遵守是指确保农业保险基本监管目标实现的行动遵守。形式上的遵守可能无法实现农业保险监管的目的，要实现监管目标，我们必须使农业保险监管规则设计鼓励实质性遵守。因此，成本——收益原则在农业保险监管规则的设计时必须加以考虑，也就是说，我们必须算计被监管者（包括农业保险人和被保险人）违反或遵守监管规则给他们带来的利益和损失（包括物质或非物质）。因为，如果不遵守的回报率很高而被发现的概率很低，制裁压力可能不足以导致对监管规则的遵守。同时，我们还必须赋予农业保险监管机构足够多的可利用的资源（包括财政和行政），以确保农业保险法律、法规和农业保险监管规则得到有效实施和执行，否则，被监管者不遵守的行为被发现和被强制执行的概率可能就会非常低，从而通过制裁性措施就无法实现监管遵守。此外，被监管者对农业保险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则的认同度的高低也直接关系到其被遵守的程度，对它认同度越高，其被实质性遵守度越大，反之亦然。
四、结语
农业保险的准公共物品性质决定了我国农业保险只能是政策性保险，而不能走商业化道路。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最根本的目标在于促进作为国家支农政策工具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实现其政策目标。由保监会监管政策性农业保险和一般性商业性保险两类不同性质的保险，由于监管目标和理念的差异，将有可能导致政策性农业保险和商业性保险业务之间管理的冲突。因此，我国未来的农业保险法应该明确规定在农业部内建立相对高度独立、具有充分职权的农业风险管理局，并由它来监管农业保险。未来的农业风险管理局应保持农业保险监管高度透明，用平实的、易懂的和非专业的语言起草农业保险合同以及监管规则并确保农业保险监管规则的有效遵守，从而实现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的内在目标——农业保险的可靠性、合理、公平和安全及外在目标——国家用公共财政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
[1]参见冯文丽、林保清：《我国农业保险短缺的经济分析》，载《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2003年第6期；刘京生：《中国农村保险制度论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2页以下；龙文军、张显峰：《农业保险主体行为的博弈分析》，载《中国农村经济》2003年第5期。
[2]（英）N．格里高利·曼昆：《经济学原理》，梁小民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0页。
[3]庹国柱、王国军：《中国农业保险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研究》，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3页。
[4]赵学军：《政府干预与中国农业保险的发展》，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1期。
[5]Wright，B．D．，&J．D．Hewitt．（1990）．AllRiskCropInsurance：LessonsFromTheoryandExperience．GianniniFoundation，CaliforniaAgriculturalExperimentStation，Berkeley，April．
[6]HaroldD．S．&RobertW．K．，InsuranceRegulationinthePublicInterest：ThePathTowardsSolventCompetitiveMarkets，TheGenevaPapersonRiskandInsurance—IssuesandPractice，10／1／2000（25）（No．4）：482—504。
[7]CumminsJ．D．，DeregulatingProperty—liabilityInsurance，WashingtonD．C．：AKI-BrookingsJointCenterForRegulatoryStudies2002．
[8]DECDProceedings，InsuranceRegulationandSupervisioninEconomiesinTransition—SecondEast—westConferenceonInsuranceSystemsinEconomiesinTransition，Paris1997（2）：53．
[9]（美）埃米特·J·沃恩，特丽沙·M·沃恩：《危险原理与保险》，张洪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页。
[10]（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自由》，杨玉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5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