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论文范文
经济发展论文范文第1篇
经济发展的论文范文一：嘉兴市海洋经济现状分析
摘要：近年来，随着陆地资源的逐步短缺，海洋开发与利用逐渐成为沿海各省、市经济发展的新方向。本文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调查嘉兴市海洋经济现状，分析存在问题，并据此提出相应的对策措施，为政府制定促进海洋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协调发展的政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嘉兴;海洋经济;对策
嘉兴市地处长江三角洲中心区域，得天独厚的区位条件使嘉兴市成为全省接轨上海、参与长三角地区合作与交流的桥头堡和前沿阵地，为嘉兴市的经济发展创造了优越的条件。
1嘉兴市海洋经济现状
近年来，嘉兴市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建设海洋经济强省的重大战略，切实加强对海洋经济发展的领导和组织协调，实施滨海开发战略，积极发展临港工业和滨海旅游业，加快港口开发，海洋经济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2012年嘉兴市海洋经济总产出达1366.26亿元，海洋经济增加值为402.91亿元。
2嘉兴市海洋经济存在的问题
2.1海洋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目前嘉兴海洋经济仍处于粗放型开发为主的初级阶段，产业发展不够协调，质量和水平较低，缺乏海洋特色产业、龙头企业和名牌产品。在海洋经济的总量、发展速度、产业结构、资金投入、政策力度等方面，嘉兴市与先进地区相比仍有很大差距。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主要集中在海洋资源的直接开发，以初级开发为主。海洋渔业以捕捞和养殖为主，而作为附加值的深加工还很少。港口开发中公用码头能力不足，数量偏少，信息化管理技术跟不上，专业化码头尤其是专用集装箱码头数量少，无论从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和作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配套港的要求来看，还是从港口资源可开发利用程度来看，都亟待改善。特别在城市后勤服务设施建设方面仍缺乏足够的吸引力，使得人才的汇集速度赶不上港区的速度。临港工业处于起步阶段，大规模临港工业布局还没有落成。海宁观潮和九龙山旅游受季节影响大，沿海旅游资源还未整合成一条旅游热线，海洋的特殊环境决定了其开发利用的高投入性和高风险性，难以满足嘉兴建设海洋经济强市的需要。
2.2海洋环境质量状况较差
随着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城市污水处理系统还未健全，人们对海洋环境保护的意识不强，各种环保设施的建设相对滞后，使得近海海域污染程度有加重之势。沿岸及邻近海岸工农业、生活污水直接排放，来自钱塘江、曹娥江携带的内地污染物质、长江及海上污染物也呈逐年上升之势，造成杭州湾海水的富营养化程度日益加重，存在相当程度的有机污染，是浙江省超标最为严重的近岸水域之一。2014年杭州湾水质均为劣四类海水。海域环境质量趋于下降，制约了海洋经济持续发展。
2.3海洋渔业发展受到制约
近年来，嘉兴市海洋资源被过度利用和消耗，涉水工程建设、填海造地、沿海大开发项目对渔业发展的资源环境造成了严重负面影响，沿杭州湾水域环境质量较差，严重影响海洋渔业的发展。而养殖、捕捞的规模又与宁波、舟山、温州、台州等传统渔业城市有较大的差距，发展受到制约。
3嘉兴市海洋经济发展建议与对策
3.1发展港航物流体系
完善海陆联动集疏运网络。统筹港口与航运业的开发，加快以港口为中心的综合运输网建设，适时开展对外海航道浚深及成槽试验，全面推进外海锚地的整治和建设工作，及三大港区海河联运集疏运基础设施、杭平申线等内河航道、内河码头和疏港公路、铁路网络建设。
3.2强化招商引资
强化招商引资。加强与世界500强企业和中央、省国有大企业对接，积极争取重大项目落户嘉兴市，鼓励和支持民营资本实施海洋经济重大项目。创新开发模式，吸引国内外财团主体进入嘉兴市海洋新兴产业、海洋服务业、临港先进制造业、三位一体港航物流服务体系、基础设施网络、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等海洋经济发展重点领域的项目投资。
3.3构建科技创新平台
依托嘉兴科技城已有的软件园、生物园、芯片园、通讯园和材料园等产业基础，依托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和浙江中科院应用技术研究院的研究能力，建立省级以上涉海实验室、中试基地、工程技术中心和科技创新基地。完善海洋科研成果产业化扶持政策，建立海洋科研成果产业化基地。加快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紧密结合的开放型海洋科技创新体系。加快海洋科技中介服务体系建设，鼓励市内外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创办海洋科技服务机构，推进海洋科技成果的应用和转化。加快建设1～2个海洋科普教育基地。加大科技兴海攻关力度，重点突破一批海洋仪器与工程装备、海洋生物资源开发与精深加工、海洋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和海洋现代服务业发展等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加大对科技兴海的投入。
参考文献
[1]张玉珍,张丽玉,曾悦等.我国近岸海域环境现状及保护对策[J].山东环境,2003(2)：32-34.
经济发展的论文范文二：公路运输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摘要:公路运输作为灵活性最高、覆盖范围最广的运输方式，是区域之间进行经济沟通的桥梁。本文将总结公路运输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结合目前我国公路运输的发展状况，提出进一步加强公路运输，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改进措施。
关键词:公路运输;区域经济;经济发展;措施
公路运输对于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非常重要。对于公路运输来说，如何正确的处理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让公路运输不仅适应当地的发展情况，而且推动当地区域的经济发展，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公路运输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公路运输是各区域之间沟通的桥梁，公路运输最为最常用的运输方式，为各区域人们的往来提供了便利条件。在推动当地区域经济发展的同时，还可以带动其他区域共同进步和发展。首先，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公路基础设施有非常大的关系。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决定了公路运输和经济发展的效率及总量。公路基础设施越完善，运输量越大，相应的经济发展速度也越快。反之，经由当地的车辆越少，经济发展也会相应变缓慢。其次，公路运输的效率高、运输成本低，与其他运输方式相比，可以节省运输费用。节省下来的费用可以应用到其他行业，推动其他行业的发展。再次，交通运输是各区域沟通的桥梁，公路运输拉近了各区域之间的距离，公路运输在加快本区域经济发展的同时，还可以带动周边区域经济的发展。最后，公路运输还可以调整区域的产业结构。由于公路运输灵活性强、运输频繁，中间不需要倒运，可以实现门到门的服务，因此，对于企业来说，可以通过这一途径，优化服务，调整产业结构。如果对公路运输管理不当则会影响当地区域经济的发展。公路设施的建立要结合本区域的实际情况。如果本区域地处交通要塞，但是基础设施不到位，很难承载过多的运输量，造成交通瘫痪，阻碍本区域经济发展。反之，则会出现公路设施闲置的现象。其次公路运输量过大会限制当地经济的发展。如果本区域经济发展非常快，公路运输的总量将不断的飙升，就会出现公路运输系统瘫痪的局面，经济发展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因此，为了确保区域经济的长远发展，在发展公路运输的同时，可以适当的发展其他运输方式，最后，公路运输落后于区域经济发展，将会影响经济发展的进度。公路运输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速度，缺少了物流运输的支持，区域经济的发展就会受限，经济发展速度自然缓慢。
二、目前我国公路运输的发展状况
(一)公路运输基础设施不完善
随着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经济结构也在随时变化，交通运输与经济发展休戚相关，因此，交通运输网络也应该不断的更新变化。但是在我国，目前仍有很多区域，交通运输基础设施不够完善，交通网络体系比较落后，难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和经济日益增长的要求，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二)城市快速交通公路严重不足
我国城市化的发展进步，对公路运输效率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快速交通虽然给大众的生活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可以让人们吃到新鲜的水果、蔬菜，但同时也给日常生活带来了一定的压力。为了保证蔬菜、水果的新鲜，就需要每天进行蔬菜、水果的运输，但在快速运输时，势必会造成一定的运输压力，堵车等现象时有发生。当然这也存在道路不够宽、道路年久失修、甚至道路坍塌等问题，影响交通运输。
三、加强公路运输，加快区域经济发展的措施
公路运输不仅可以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与我们日常的生活也息息相关。但是公路运输还存在一定的缺陷，下面主要针对当前公路运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给出相应的措施，改善公路运输的缺陷，加快区域经济的发展。
(一)合理规划公路运输网络布局
从我国公路运输的发展状况来看，大多数区域的公路设施落后，无法满足当地区域公路运输的要求，进而阻碍区域的经济发展。这是因为这些区域的交通网络运输布局不合理，多数路段缺少公路的基础设施，公路的数量虽然很多，但是能够承载大量运输量的公路数量非常少，远远达不到目前区域经济的发展需求，不仅不会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还会阻碍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因此为了加快区域经济的发展，提高公路运输的针对性，必须对公路运输网路进行合理布局。
(二)提高公路运输现代信息的能力
除了公路运输网络布局不合理之外，现代信息能力的缺失也会限制区域经济的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公路运输也越来越现代化。现代信息化更快捷、准确，可以有效提高公路运输的针对性，加快运输效率。通过提高物流运输效率，进而提高经济效益，推动区域的经济发展。所以说，对公路运输实行现代信息管理，可以快速提高公路运输效率。但是对于当前的公路运输来说，很多地区公路运输设施落后，缺乏现代信息化的能力。只有提高公路运输现代信息的能力，才能更快的提高区域经济的发展速度。
(三)开放公路交通资金投资市场
与其他行业相比，交通运输设施投入的资金量更多，并且回报的周期也很长。对于公路运输来说，要根据各区域的实际情况进行基础设施的投资，除了政府部门出资建设以外，还可以拓宽渠道，通过吸引民间资本进行投资。如此一来，既避免了国有资本的流失，还引发市场决定了公路运输的发展方向。在公路运输的投资市场更为广阔的同时，使公路运输更贴近市场，更有利于公路运输的发展。
四、结束语
公路运输灵活性强、覆盖范围广、运输效率高，对于推动区经济的发展来说非常重要。但公路运输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相互的，公路运输可以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但同时区域经济的发展为公路运输提供更便利的条件，二者缺一不可。
参考文献:
[1]郭耀光.浅谈公路交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J].时代金融(下旬)，2013,(6)：35-36
经济发展论文范文第2篇
经济发展小论文范文一：海洋经济统计与核算口径的国际比较研究
随着海洋经济的迅速发展，许多沿海国家不断重视海洋经济的发展，进行海洋经济统计与核算是了解海洋经济发展状况十分重要的一环。海洋经济统计与核算是为了了解海洋经济运行状况、研究海洋经济发展并为进一步制定政策法规提供依据。然而，不同口径的统计与核算会影响统计数据的准确性与规范性，甚至使统计与核算资料失去可比性。因此，明确海洋经济统计中的口径问题，对于海洋经济统计与核算工作至为重要，有必要对各国海洋经济统计核算口径进行研究，借鉴经验，更好地指导我国海洋经济发展。
【关键词】海洋经济;统计核算;口径;海洋产业
各国的国情不一样，政府对海洋经济发展的支持不同，对海洋经济统计的工作的重视程度也不同，尤其是一些社会制度和背景的不同都会间接影响海洋经济统计核算口径。海洋经济统计核算的口径的不同，导致其产业分类的不同，产业分类的不同，也就有海洋经济统计核算口径的不同。
1、主要沿海国家海洋经济统计核算口径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于1952年建立了新中国的政府统计体系，由于没有专门进行海洋经济的统计，海洋经济的统计主要集中于海洋渔业、海盐业、海洋运输业等传统海洋产业。经过充分调查和研究之后，新成立的国家海洋局于1990年制定了《全国海洋统计指标体系及指标解释》，1999年12月22日，国家海洋局了我国海洋领域的第一个行业标准《海洋经济统计分类与代码》(HY/T052-1999)，2006年2月14日，国家海洋局了《沿海行政区域分类与代码》(HY/T094-2006)行业标准。2006年12月29日，由国家海洋局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与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联合了《海洋及相关产业分类》(GB/T207942006)，海洋经济统计核算行业主要包括海洋渔业、海洋石油与天然气业、海洋矿业、海洋盐业、海洋化工业、海洋生物医药业、海洋电力业、海水利用业、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建筑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滨海旅游业、海洋科研教育管理、海洋相关产业等。目前，按照国家标准《海洋及相关产业分类》标准，我国海洋经济统计包括2个门类、28个大类、107个中类、380个小类，涉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20个门类、70个大类、172个中类、313个小类。我国海洋经济统计工作在全国范围内逐渐形成了相对统一和规范化的参考口径。美国的海洋经济较发达，美国海洋经济的统计工作开展也比较早。在1974年，美国经济分析局就开始了海洋经济研究并提出海洋GDP(即海洋生产总值GOP)的概念及其计算方法。当时美国经济分析局运用1972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对海洋生产总值(GOP)的产出进行估算。在1980年和1988年，美国商业研究院对这种核算方法进行了修正，分别对1977年和1987年的美国海洋生产总值进行了核算。2000年，美国开始全国海洋经济计划研究，根据美国全国海洋经济计划的计量方法，海洋经济主要由12个部门组成，包括海洋建筑业、海洋生物资源业、海洋矿产业、海洋船舶制造业、滨海旅游和休闲娱乐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沿岸和近岸区房地产开发、海洋科学、海洋研究和技术研发活动、海洋保险和金融业、海洋工程与设计、海岸带海洋能源生产等。目前，美国海洋经济统计核算主要涉及6大海洋经济产业，包括海岸带建设、生物资源、离岸开采业、船舶建造、旅游和休闲、海上运输，其他六个部门方面的数据不是十分健全。
海洋建筑业主要包括涉海建筑业，海洋生物资源业主要包括渔业孵化和水产养殖、捕捞和海产品加工，海洋矿产业主要包括石灰石、砂石和沙硕、石油天然气勘探和生产，海洋船舶制造业主要包括游艇制造、船舶制造和船舶销售，滨海旅游和休闲娱乐业主要包括餐饮、旅馆和住宿、码头、游艇泊位和露营场所、水上景点旅游、运动商品、娱乐休闲服务，海洋交通运输业主要包括动物园和水族馆、海洋货运、海洋客运、海洋交通运输服务、搜救和导航设备、仓储等。美国的海洋经济统计核算口径非常的健全，海洋经济统计核算理论和方法也十分的先进，值得我们去借鉴学习。澳大利亚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海洋国家，海洋经济对澳大利亚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政府十分重视海洋经济统计核算。1997年，澳大利亚政府制定了《海洋产业发展战略》，把海洋产业分为四类:海洋资源性产业(海洋石油和天然气业、海洋渔业、海洋药物、海水养殖和海底采矿业)、海洋系统设计与建造业(船舶设计、建造和维修、近海工程和海岸工程)、海上作业和航运业(海上运输系统、漂浮和固定海洋结构物的安装、潜水作业、疏浚和倾废)、海洋有关设备与服务业(制造业、海洋电子和仪器仪表及咨询公司、机械、通信、导航系统、专业软件、决策支持工具、海洋研究、海洋勘探和环境监测)。
在2008年，澳大利亚海洋经济统计发生了一些变化，但还是8个产业，主要包括商业渔业与水产养殖业，休闲渔业，海洋油气勘探开发和加工，其他资源勘探，海洋船舶制造业和设备维护、服务和基础设施，海洋旅游业，水路交通和水路交通服务，海洋环境管理，这些产业都能获得统计的基本数据。澳大利亚由于所处的位置的特殊性，政府更侧重于对海洋统计核算的各个行业分别统计，行业分类较少，适用于本国海洋经济统计核算。日本是一个岛国，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政府制定了海洋产业的发展规划，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日本的《海洋产业调查研究报告》，调查研究报告显示，把海洋产业分为三类(A类、B类、C类):A类产业主要是发生在海上的产业活动，也包括发生在水中、海底和底土的活动，如渔业、航运业、油气开发、拖船业、矿物、污染防治、海洋工程建筑等;B类产业主要是为A类产业提供产品和服务的产业活动，如造船、电子产品制造、钢铁等，这些产业并非发生在海里，而是发生在陆地上;C类产业的产品是由A类产业提供的，并将其转化为自己的产品和服务，如水产品加工业、海洋贸易活动、海洋化工业等，这些产业购买并接受A类海洋产业的产品和服务，并将其转化为自己的产品。日本海洋经济统计核算更加注重整体性的统计核算，对于海洋整体产业链的发展十分的重视，这一点对于海洋经济协同发展具有很大的作用。
2、主要沿海国家海洋统计核算口径比较
世界各国海洋经济统计口径各有特点，基本上全面反映了本国的海洋经济统计发展的基本国情。在统计口径上是存在差异的有以下几点:
(1)各国海洋经济统计分类标准不同。由于各国海洋经济理论基础不同，相关的海洋经济定义也不一样，因此，海洋产业分类标准也不一样，目前国际上还没有统一的海洋经济统计分类标准。
(2)各国海洋经济统计范围不同。各国海洋经济统计范围具有差异性，即使同一个产业，其中所包含的内容也不一样。
(3)各国海洋经济统计数据可获性不同。与其他各国相比，我国海洋经济统计主要依托于由国务院20余个涉海部委和11个沿海地区的相关部门组成海洋经济统计信息网，统计数据的真实性有待商榷。
3、结语
通过对比研究发现，我国的海洋经济统计核算还有许多不足之处，统计核算口径应该借鉴外国的海洋经济统计口径的优点，如美国统计核算更加全面，日本海洋经济统计核算更加注重整体，再结合我国的海洋经济统计发展的特点，形成适用于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统计口径，更好地反映我国的海洋经济发展的情况。
【参考文献】
[1]国家海洋局.GB/T20794-2006海洋及相关产业分类[S].中国标准出版社，2006
[2]殷克东，卫梦星，孟昭苏.世界主要海洋强国的发展战略与演变[J].经济师，2009(4)
[3]刘建，李双建.世界主要沿海国家海洋规划发展对我国的启示[J].海洋开发与管理，2011(3)
[4]董伟.美国海洋经济相关理论和方法[J].海洋信息，2005(4)
经济发展小论文范文二：会展业发展与城市经济发展关联性
摘要：本文根据会展业的性质及功能，阐述城市在飞速发展的进程中，以直辖市重庆为例，分析了会展业与城市经济的互动发展有着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积极作用，旨在助推实现我国经济发展的新跨越。
关键词：会展业;互动效应;城市经济
随着城市经济的不断迅速发展，会展业也兴起了会展经济与其自身的产业，如今会展业被誉为城市面包，随着会展业的不断发展，为城市的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贸易投资额，物流与交通设施等基础设施建设不断的发展、并且促进城市产业的联动效益，增加城市的就业力度，塑造城市品牌形象与增加城市的美誉度。城市经济的发展也对会展业的发展具有保障作用，从而促进会展业健康持续发展。
一、重庆会展业对城市经济发展的作用
(一)加快招商引资、促进贸易经济发展
长期以来，对外贸易的结构粗放式发展一直制约着重庆贸易发展。这种贸易增长方式严重违反了客观规律的，但是随着重庆市内的会议、节事与展会的举办不仅能有利于企业加大对城市招商引资等项目的投入，且能够为重庆城市的整体贸易结构改善作出强有力的推动。随着重庆会展行业的崛起为重庆多数的进出口贸易企业、城市招商引资项目搭建了稳健的平台。会展业通过低成本来促进出口金额的增加。在会展活动的举办同时，有助于加深城市与国内外商界断交流与合作，在展会举办的过程中，也不断为城市带来招商引资的项目，进而加快重庆城市经济建设，进而为城市带来大量的投资贸易项目，推动举办城市经济不断发展。
(二)加快产业发展、增强联动经济效益
在重庆举办展览、会议、节事的同时，除了对展览组织者、参与者的效益之外也在拉动整个城市的相关产业不断随之发展。会展行业能够在相当短的时间内集聚起各地人流、物流、信息流，并且在会展活动举办的同时，为会展活动举办地的交通住宿、旅游经济、零售贸易、外贸投资等现代服务行业与第三产业的发展做出了强力的促进与拉动作用。此外，会展业通过关联与扩散城市产业效应，一并推动城市会展产业结构的发展向资源、技术型相关产业方向发展，使城市会展的相关产业结构合理且健康持续的发展，最终推动整个城市经济建设。例如，在重庆举行的渝洽会，每年都会吸引近万人次集聚重庆，给整个城市的交通住宿、餐饮服务、旅游经现代服务相关行业带来了巨大的效益，也增加了会展城市的就业机会。
(三)增加就业机会、促进城市稳定发展
随着会展行业的不断兴起，会展业在不断发展过程的同时也对相关人员的需求不断上升。为城市增加了就业机会并且缓解了城市发展过程中就业方面压力的问题。由于会展行业带来的综合效应，会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不断发展，同时增加大量的相关就业机会，从而缓解城市在就业方面的压力，稳定社会发展。会展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一大批高质量的工作职位。近年来一直在大力发展会展经济，同时也提供了近万个就业机会，以重庆为例，据统计，在重庆会展展览面积最大、相关设施最具完善的展览场馆-重庆国际博览中心与在渝北区建成并投入运行后，每年就提供的就业机会就有1万多个，重庆的就业压力已经得到了相当大程度的缓解。
(四)塑造城市品牌、提升城市的美誉度
会展行业作为一个关联性与综合性极强的朝阳产业，能带动交通住宿、餐饮零售、旅游广告等相关产业的综合发展。因此，会展行业是一个城市展示其品牌形象与塑造城市美誉度的重要手段。另外，会展行业素有都市名片的美誉，代表了会展行业是城市展示其形象、塑造品牌的途径段，同时也为城市的信息技术与经济合作搭建了一座桥梁。因此，举办地通过各种规模、层次的展览会议及节事等会展活动的同时，国内外参与会展活动的人可以通过参与主题鲜明创新独特的会展活动加深对该城市的了解和认识，他们都可以对会展活动举办地的城市形象，向其他人做一次免费的宣传与推广，增强城市自身的特色和吸引力。在此过程中能够提高该城市在国内外的声誉与其自身的地位，促进该城市城市品牌化的发展。
二、城市经济发展对会展业提供发展基础和动力
城市的经济也为会展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发展基础和动力。城市的经济为会展行业的星期提供了产业制成的基础，同时，城市的现代服务行业以及第三产业的崛起会展行业在发展过程中对城市周边的相关产业依赖性极强,它必须以相关产业发展为基础,并对产业进行集中的展示。
(一)城市经济发展提供产业基础
一座城市特有的标志与功能性的产业的活动是城市经济发展的依托，同时，会展行业的发展与进步也是依托城市经济中相关产业的完备与兴起。随着重庆城市的规模不断加大、城市功能与城市角色的不断演变，重庆的会展行业在重庆市的地位与角色也越来越重要。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的功能与产业结构也不断完善，已经完成了从第二产业的工业、轻工业、制造业等产业向第三产业现代服务业与第二产业工业制造业相结合发展的走向，与此同时，这一走向也为会展行业的发展在一座城市中的崛起打下了坚实的产业基础。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会展行业这一产业的发展也为企业之间、政府组织之间搭建了一个信息交流、贸易投资的先进而便捷的平台。
(二)现代服务业催生会展业发展
现代城市的相关服务功能的完善与发展直接或间接的催生了现代的会展经济产业，同时，现代城市的经济发展业逐渐提高会展经济的整体运行标准与质量。城市的稳步发展会让会展行业较为容易的获得优质的相关资源。要想把会展经济发展好，对城市相关厚实的经济基础与势力要求较高，另外还需具备完善的相关设施，现代化的会展设施建设，精美的城市品牌形象与丰富的物质文化资源、发达的服务业，高效的部门管理水平等。具备与晚上了上述的条件后，会展业与会展市场才能逐步建立起自身的体系并稳步的发展。会展行业在同时聚集了巨大的信息技术、商品和人流等相关资源，各行各业也会在会展活动中取得相关优势，以促成会展行业优化配置资源，会展城市综合竞争力也会提高。
(三)城市产业专业丰富会展内容
城市的经济发展，与其自身的产业体系发展有着密不可分联系，城市的经济是在发展会过程中自身不断形成了一套体系。在城市产业体系不断发展形成的过程中，其经济的容量也逐渐充实起来，产业的发展与竞争也就促使着各个产业向着高端、专业方向的趋势发展。同时，这一趋势促使着城市经济产业开始形成分工化与专业化，从而涌现出了现代城市的各类的专业且具有特色的会展活动。随着新技术与新产品的出现,不仅不断的丰富了会展活动的内容,而且还推动了城市经济的产业格局的发展与转型。重庆的会展活动就有着这一鲜明的特点，就是其举办的最具特色的会展活动大多是依托重庆地区及其城市周边的特色资源发展起来的，如重庆一年一届的中国火锅产业博览会暨万人火锅节、重庆草莓音乐节、渝恰会、渝交会等，这些会展活动都是依据重庆当地的特色以及城市的产业专业化与分工化发展壮大起来的。
(四)城市产业国际化提升知名度
会展行业是一个城市的都市名片，是城市对外交流的窗口。城市的对外开放程度会直接影响着一个会展活动的影响力度和国内外知名程度。同时，会展活动的知名度与城市发展的国际化程度将不断的同步前近。一个城市相关产业发展的国际化程度,对提升会展活动的国内外影响力以及知名化程度都具有及其重要的作用。反言之,在如今社会，不断随之开放的经济发展体系建设之下,经济建设发展一体化已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潮流趋势,通过会展行业特别是专业化及国际化的会展活动,将各个地区人流集聚到一个城市中来,不仅会促进人流、物流、信息流的交流,也会加强地区之间的文化经济交流与传播，也有助于举办地城市不断努力来打造举办自己的城市形象,使自身国际影响力和当地会展活动的国际化程度不断加强,从而产生良好的互动效应。
三、结语
总之，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与会展业的发展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会展业的发展为城市拉动贸易投资额，增加就业，完善产业基础，而城市经济为会展业提供了产业支撑基础，现代服务业催生了会展行业，城市的经济发展也为会展活动的知名度做出了贡献。两者相得益彰，相辅相成。
参考文献：
[1]李进军.经济转型背景下会展业关联城市发展研究[J].四川旅游学院学报,2015(2):30-31.
[2]赵驹.会展业促进经济发展的原理与途径[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2012(2):53-55
经济发展论文范文第3篇
1.依赖资源性投入，创新性产出不足
中国经济的创新性不足，主要是依赖资源性投入，可以说是砸锅卖铁，经济发展没有可持续性，一旦资源消耗光，经济的发展就会停滞，就会陷入发展、资源和环境的恶性循环。产品附加值低，缺乏产业特色，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只会造成污染、经济效益低下、经济发展随着资源的开采呈现波动性的曲线。
2.政府公债增长太快
中国2011年底中央政府国债为6.75万亿元，加上地方政府债务10.7万亿，总计17.5万亿的政府公债，2011年度中国GDP为47.2万亿元，负债率为37.1%。［2］政府的公共债务最近几年增加比较快，中国的经济发展比较快，税收增加率较大，如果公共债务增加过快，今后经济发展处于平台期就缺乏相应的财政手段。中国60岁以上的居民已经超过10%，中国未富先老，所以公共债务应当控制合理的水平，为未来的经济调控留下一个空间。
3.能源和原材料风险
中国对石油的外部依存度已经超过50%，这对中国来说已经是一个严重的经济发展风险，因为政局不稳定和不可抗力的影响，会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除了石油，其他原材料的外部依存度也不可小视，例如：铜、铅、锌、铁矿石等，这些已经成立中国经济发展的一道坎，不排除产生经济讹诈的可能。11.环境问题突出。中国经济发展的严重后果之一就是环境的恶化。中国已经是世界最大的碳排放国，温室效应和热岛效应直接影响了气候，对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严重影响，也对生态平衡产生了巨大效益。中国的水质污染、土壤、大气等污染也相对比较严重，这些直接影响了公民的身体健康、生活质量和水平，也失去了经济发展的初衷。
二、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思路
1.推进产业升级
鉴于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产业升级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保证。产业升级就是依靠技术进步和管理水平的提升，对产业素质进行更加有效的整合，实现劳动效率的提高，最终提升产品质量和产品产出。中国的经济发展不能再走粗放型经营模式，而是节约型发展道路。只有这个思路才能节约能源和资源，提高产品附加值，减少碳排放量，实现绿色发展，最终实现环境、经济发展和人的提升的和谐。
2.调整经济政策
经济政策的调整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因为中国的市场经济模式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系统，还没有可以借鉴的模板，是中国的自身创造，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所以经济政策的调整需要一个论证的过程。经济政策调整的第一个是中国的财政政策，我们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需要调整，可以采取稳健的财政政策，为中国的老龄化和经济成熟期早作打算。其次，我们要建立中国的创新政策机制，主要是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希望政府在这方面的力度要足；现有的知识产权体系保护还不够，还要加强对知识产权的利用，利用政策机制鼓励人们利用最新的科研成果，为节能减排和降低成本做好政策基石。第三，强化改革，让民营资本进入服务型领域，除了特殊的行业外，让很多垄断性行业变成竞争性行业，不要政府的干涉，充分利用市场机制。
3.合理安排产业布局
中国的产业布局就是一头沉，即东重西轻，这是中国的地形决定的，但是经济发展的差距是如此之大，造成了中国物流成本、员工流动成本的居高不下，所以合理安排产业布局对降低中国企业的经营成本是非常重要的。优惠的政策是必须的，但是要与当地的具体情况相联系，不要大开发变成了大破坏、大毁灭，所以还是要树立科学发展观的理念。安排产业布局要和户籍的改革同步，因为户籍是中国特色的管理手段，它最直接的后果是牵制了人们迁移的流动性和随意性，但是合理安排产业布局要求我们也要合理安排人口的流动性，不适宜人居的地方就不要居住，这样既保护了环境，也使得人口分布和产业分布相一致。
4.建立生态经济
没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就没有高质量的经济发展。中国的生态环境本来就不好，沙漠、荒漠、青藏高原占据了中国的半壁江山，能够供人们生存居住的空间只有国土面积的50%左右。如果发展过程中毁坏了中国的环境，对中国来说是得不偿失。建立与环境友好的经济对中国是十分重要的。这就需要在产业结构和环境中有一个合理的平衡，发展绿色经济和生态能源，节约用水，降低污染。使得经济的发展与环境友好、协调。首先，我们必须建立一个机制，就是前面所说的产业升级机制；其次，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上进行一个合理的调整，鼓励企业采用生态经济模式。最后，进行舆论宣传，让生态经济成为人们的愿望和思路，使得生态经济成为一种制度经济模式。
5.经济增长趋于合理
中国经济增长一直有着政府的指令性计划，一直有“保8”的习惯和传统，但是经济增长的成果，普通人能够享受的究竟有多少？而且经济增长的过度功利化造成了一系列后果：通货膨胀加剧、收入分配差异太大等社会矛盾，所以经济发展速度应当以理性的方式进行。中国经济规模已经是世界第二，要高速的经济增长速度也不现实，北京、上海和广州的人均GDP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所以我们对经济发展不要抱有太多的功利色彩，不要拔苗助长，要让公民在经济发展中享受到经济发展的实惠，政府不要与民争利，要藏富于民。经济增长速度应该让人们的就业率得到提升，让社会更加和谐。
6.制定扩大居民消费战略
中国公民可能是世界上最喜欢储蓄的民族，但是在中国，经济严重依赖投资是不争的事实，消费的比重太小，所以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必须提高GDP中消费的比重，让人们收入提高、消费提高、生活水平提高。中国人不愿消费有历史传统，但是也有现实国情，因为人们对生活有一种不安全感，所以要扩大居民消费，除了增加收入和减税之外，更重要的福利制度的健全，让人们没有后顾之忧，更加放心的消费。同时，我们要更加重视信用体系的建设，让人们在市场经济中有一种安全感，工作和收入有了相对的保证性，人们才可能放心消费。
7.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水平高低与否是一个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志，成熟经济体的服务业占GDP的比重都超过2/3，中国仅仅占到40%，这里面的差距比较大，一方面说明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够，需要努力，另一方面也是我们主观的原因，因为中国的服务业是垄断性质，例如：银行、电信等行业，唯一可以改变的是深化改革，让民营资本进入现代服务业，深化竞争，进而促进发展，为消费者带来福利和价值增值。首先要改革是金融行业，金融业是产业的基础，金融行业在中国是一个垄断性行业，只有100多家银行，而美国就有1万多家银行，因此美国的金融服务业服务质量较高，所以要深化金融领域的管制。其次要理顺交通、物流、通讯等行业，为服务业的发展打下一个良好的硬环境。第三，要建立健全管理体系和制度，让人们享受服务的时候有法可依。第四，要充分利用国际市场服务外包的机会，开拓服务贸易，为中国服务业的发展创造良机。
8.强化公务员管理，遏制腐败
经济发展论文范文第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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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论文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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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论文范文第5篇
（一）全国文化发展现状
文化产业近几年蓬勃发展，其在经济中的地位不可估量。在联合国教科文组里提出了“文化圈”模型，其中揭示了文化的再生产理论，讲述了文化的循环发展五个阶段：创造、生产、传播、展览/接受/传递、消费/参与。在高树生如何认识文化产业中提出了文化产业经济分析模型，即将文化传承和创新的周而复始的延续过程视为文化再生产，其包括创作、生产、传播和消费四个类别。
（二）国内旅游业发展现状
我国国内旅游的经济总量远高于国际旅游，可以看出国内旅游带来了经济效益，其供给面大，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呈现蓬勃发展的趋势。而文化旅游作为旅游业的一部分，也已经成为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体现为：文化旅游—经济发展—文化旅游地区建设—经济发展，这是一个循环的促进过程。
（三）南锣古巷现状分析
南锣古巷是北京市政府确定的第一批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之一，也是北京市胡同肌理保存的最完整的棋盘式传统居民区。对南锣古巷的SWOT分析，如下：STRENGTHS：历史悠久，地区特色使商业化和古老的北京胡同融合一体；WEAK-NESSES：较高的商业流给附近居民出行造成不便；OPPORTUNITIES：文化商业街定位既很好利用了南锣古巷的历史人文气息，也方便吸引投资激活当地经济；THREATS：商业开发和古城特色保护的平衡，过度的开发则导致古城特色不在，开发力度不够便无法带来较好的经济效益。
二、研究思路
（一）地区发展路径构想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南锣古巷的主要优势在于其文化遗产丰富，利用文化资源我们在城区范围内进行文化再生产，从而达到地区经济发展的目的，在南锣古巷地区投入产出是一个循环促进的过程，通过不断促进本地区文化建设中以获得进一步的收益，使得经济发展循环上升到更进一步。
（二）文化作用的实证研究
通过文化旅游投入产出的流程图，来设定投入产出模型，先忽略它的循环效益，把经济建设的初步成果看做是一个静态的投入产出的过程。由此可知，在地区的范围内，文化产业可以带动经济的发展，并随着经济的发展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是一个循环受益的过程。
（三）地区发展的路径研究
除了主要的投入外，经济效益的获得还来源其他因素，在投入产出中体现为间接消耗。在南锣鼓巷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除去最开始的对其基本设施的建设，中间产品的产出以及投入对其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初步的文化创造对经济、人力、资本和产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从而形成此类中间产品的发展，对经济效益有一定的影响，而中间产品的发展和壮大又对文化的建设发挥重大的作用，进一步带动地区经济的发展。
三、结论及建议
（一）文化旅游业在地区经济发展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文化旅游业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增强，利用文化的投入产出分析得出，文化产品带动地区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而是成为一个产业，可以形成一个文化再生产过程，其涉及面广，辐射力度强，具有较好的带动作用，这样可以使得地区的人、财、力充分的利用，实现文化和经济的循环发展圈。
（二）利用文化遗产可以带来地区的繁荣
文化的再生产过程给地区的发展带来了思路，部分地区由于具有丰富文化遗产的优势，利用其发展经济一方面是对传统和历史文化的传承，另一方面也可以免去再寻其他路径发展所耗成本，因此，地区的发展可以利用文化的再生产过程循序渐进的发展，不断开发并发展文化旅游产品，以此来吸引游客，加深游客对传统和历史文化的理解和认同，进一步吸引招商引资来促进经济发展。
（三）地区的特点决定其发展方向
利用历史文化是南锣鼓巷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其SWOT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历史文化资源的丰富是此地区的重要优势，而与历史文化相关的旅游产业也是经济发展不可估量的一部分。南锣古巷作为重点保护区，历史文化的传承十分重要，因而地区发展以保护和还原原有面貌为主，以此设计旅游产品，带动地区文化旅游业发展，增加旅游人流量，带动地区经济发展。
（四）注重商业的开发和古城特色保护的平衡
经济发展论文范文第6篇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区域经济学的区位已经由微观领域转向宏观领域，保罗•克鲁格曼则一改过去把国家看成是一个缺乏空间差异的均匀质点的缺陷，将区域经济学向空间经济学延伸和拓展，使得区域经济学的内容和方法都有了改进，对现实区域经济发展的指导价值也更为突出。二战后，区域经济学的重点转向区域经济发展和区域政策方面，其中有较大影响力的有诺斯提出的输出基础理论、弗朗索瓦•佩鲁的增长极理论、缪尔达尔的累积因果理论、中心—模式和新古典区域增长模型等。输出基础理论认为：一个区域的增长取决于其输出产业的增长，区域外生需求的扩大是区域内生增长的主要原动力。因而，增加区域的输出基础即区域所有的输出产业和服务将出现一个乘数作用过程，该乘数值等于区域输出产业与非输出活动收入或就业量之比。输出基础理论将一个区域经济的发展直接与输出产业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它认为一个区域在市场竞争中是否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将主要取决于其输出产业发展的状况和竞争力的大小，这其实就是产业经济学所指的外向型产业。无锡的出口贸易很好地带动了无锡的经济发展，无锡与日本的经贸往来关系密切，在2003年已有超过1，000家日本企业在无锡投资设厂，其总额达到了30亿美元的规模，2006年在无锡的日资企业已经超过了1500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无锡除了日资企业，中国台湾、韩国、欧美国家的企业也纷至沓来，2002年末为止，无锡市政府批准通过的外资企业就达到了7，000家，协议总投资额有220亿美元，那些来自世界各国的投资额超过1亿美元的知名企业也不在少数。经过短短的3年时间，到2005年，来无锡投资的外企就达到了12，000家，协议总投资额有350亿美元，有多家来自世界各国的知名企业投资额超过2亿美元。由于这些外企的加盟，凭借它们的在无锡生产制造，提供的大量就业机会，同时带来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无锡外企的很大一部分产品的市场就是外资企业的母国市场，便利的营销渠道，高效的运转机制对无锡区域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也充分证明了输出基础理论的有效性，而自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带来的巨大伤害，直接影响到了无锡的出口贸易，这其实也是从反面论证了输出基础理论的正确性。
弗朗索瓦•佩鲁的增长极理论认为：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所有地方，它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然后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终极影响。弗朗索瓦•佩鲁把在地理或抽象的空间上具有创新能力的增长公司或厂商构成推进型企业发展的核心，这些推进型企业通过扩大规模来增加销售和与其联系的其他企业的购买，由此导致一整群企业销售规模的增长。后来的增长极理论研究者布代维尔则把“增长极”的概念由弗朗索瓦•佩鲁的推进型企业扩展为推进型产业，这个产业能够在一个城市，在其影响范围内引导经济活动进一步发展，这些推进型产业的发展对区域增长极乃至整个经济的增长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无锡的纤维纺织、电子、冶金、化工和机械行业都曾经作为不同时期的主导性产业，在无锡市的经济活动中占据统治或支配地位，无锡的以法尔胜为代表的技术创新和以尚德为代表的科技创业企业则是现在无锡主导性产业中的企业典型。增长极理论对于无锡经济的振兴和发展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它要求无锡经济必须找到区域增长极，从而形成一批构成无锡经济增长极核心的规模大、增长快、关联性强、技术创新能力强的推进型企业和产业，以它们为龙头带动无锡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缪尔达尔的累积因果理论认为市场的力量通常倾向于增加而不是减少区际不平等。集聚经济的存在导致繁荣地区会因市场的作用而持续地、累积性地加速增长，同时产生“扩散效应（Spread Effect）”和“回流效应（BackwashEffect）”。“扩散效应”有利于落后地区的发展，“回流效应”不利于落后地区的发展，常常是“扩散效应”的作用小于“回流效应”的作用，在这种互动作用下，繁荣的地区更加繁荣，落后地区日趋落后。卡尔多在缪尔达尔的累积因果理论的基础上，强调了集聚经济、报酬递增和要素迁入等因素对循环累积效应的影响，将上述因素整合在“相对效率工资”的概念中，他提出的“相对效率工资”是指货币工资与生产率指标之比，该比值又是决定一个区域在全国市场份额的重要因素。相对效率工资值越低，区域产出增长率就越高。集聚经济的存在使得繁荣地区产生规模报酬递增效应，导致产出和生产率增长率的提高，从而使相对效率工资下降。相对效率工资下降又导致区域产出增长率的再提高，促使原本高速增长的区域实现更快的增长。卡尔多对缪尔达尔的累积因果理论的再发展为无锡经济的继续健康、稳步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为打破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上不去了，只能在原地打转的“宿命论”观念准备了区域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上述所提及的三种区域经济学的理论构成了战后区域经济学的理论基石，其它的诸如中心—模式和新古典区域增长模型等都是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即使后来的空间经济学也是区域经济学的拓展和延伸，它研究的是资源在空间的配置和经济活动的空间区位问题，将一直没有被纳入经济学的主流研究视野中去的空间因素考虑进去了。诺斯提出的输出基础理论、弗朗索瓦•佩鲁的增长极理论、缪尔达尔的累积因果理论已成为现代产业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发展无锡区域经济的主要理论依据。
无锡就其地理位置而言，处于江苏省东南部，位于中国东部最富饶的长三角中心节点，下辖江阴和宜兴两个县级市和包括新区在内的锡山、惠山、滨湖、崇安等七个市辖区，面积达4，788平方公里，市区常住人口为619．57万，就其人口而言，已与以色列以及西欧、北欧的一些小国的国家人口相当。
发展无锡区域经济就是指无锡这一区域经济主体为了谋求经济社会效益，而促使生产要素在区域之间流动和重新配置、组合，从而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活动过程。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开拓国内外市场，利用“苏南城市”的优势拉动苏北经济增长，同时无锡又是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发挥区域比较优势，通过向外直接投资和产业转移等，以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与市场的需要，并可进一步加快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空间布局的战略调整，提升区域综合竞争力、区域经济集聚力和辐射力，从而促进无锡区域经济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
经历了“九五”（1996－2000）和“十五”（2001－2005）时期的发展，无锡在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中取得了长足进步，在吸引外资，加快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积极实施“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的发展战略，通过全方位、多层面地开展合作与协作，为拓展新的经济增长空间打下了基础。在“十一五（2006－2010）”时期，无锡区域经济的发展始终突出转型发展主线，按照建设“五中心”和打造“五名城”的目标定位，全面实施“科教兴市、人才强市、质量和知识产权立市”主战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就。无锡在建设更高水平小康社会的基础上，朝着率先实现基本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奋勇迈进。2006年，无锡市GDP达3300亿元，人均GDP已达到7200美元，已进入了工业化中后期社会。2010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达到5750亿元，在2005年基础上实现翻番，年均增长13．5％左右，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按常住人口计算）达到13780美元。财政总收入达到1579．9亿元，年均增长30．2％；其中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达到511．9亿元，年均增长23％。全市综合实力和竞争力始终位居全国大中城市前列。
无锡区域经济主体，是一个在国家计划经济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型发展基础之上，依据区际之间协作和更广域的国内外市场需求背景下而建立起来的、较为完善的地方国民经济体系。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九五”和“十五”时期，在吸引外资，加快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积极实施“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的发展战略，在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中进一步提升了无锡经济的整体实力、辐射力和经济发展后劲，使无锡经济进一步融入到了国内外经济发展体系之中，并形成了具有自身发展特色的区域经济中心城市，它东邻苏州、向东128公里就到上海，西邻常州、向西183公里就到省会南京。无锡的北部边境是位于长江南岸的沿江城市江阴，它隔江与靖江相对，由江阴长江大桥连通南北。无锡的南部边界是太湖北岸，作为一种区域的整合，把无锡、靖江、张家港联合起来，成为“三江市”与“三沙市”南北遥相呼应不失为一种可能的选择。
作为无锡市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综合指标之一就是无锡市第三产业在地区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包括美日在内的先进发达国家区别于发展中国家的重要经济指标就是第三产业占到了GDP的60％～70％，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该经济指标是30％～40％。经过“十一五（2006－2010）”时期的发展，无锡区域经济的发展的综合实力得到了提升，产业层次得到显著提升。全市服务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平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2010年服务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42．6％，三次产业就业人员比重由11．8：55．1：33．1调整为6．2：54．8：39．0。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45．7％，比2005年提高12．3个百分点。高效农业面积占农业用地面积比例提升到53．9％。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崛起，微电子、新能源、软件与服务外包等产业发展达到国际国内先进水平。经历过“十一五”，无锡市的科技创新取得重大突破。大力建设创新经济领军城市，自主创新能力明显增强。
经济发展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
以1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作为思想渊源的制度经济学，作为一个学派产生于19世纪20年代初。其产生之后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以凡勃伦、康芒斯和米切尔等为代表的旧制度经济学时期；20世纪30到40年代，以伯利、米恩斯和加尔布雷斯等为代表的从旧制度经济学向新制度经济学过渡的时期；20世纪50年代至今，以科斯、诺斯和威廉姆森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时期。[1](p.3)而对发展经济学影响最大的是处于第三阶段的新制度经济学思想和分析方法。
本文将分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介绍发展经济学的困境与制度分析的兴起，第二层次阐述制度分析引入后对发展经济学的改进，第三层次由制度分析方法的不足之处看发展经济学今后的发展。
一、发展经济学的困境与制度分析方法的兴起
随着二战以后一批殖民地国家的独立，发展经济学应运而生。从其诞生之日起，发展经济学就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休戚相关，其对发展中国家现实的解释力和其政策主张的切实效果将直接决定该学科的发展命运。20世纪4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结构主义从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刚性”出发，提出“资本化、计划化和工业化”“三位一体”的“国家控制教条”（拉尔语），政策推行的结果尽管使一些国家经历了初期的短暂增长，但最终使广大发展中国家使陷入了农业停滞、工业萧条、寻租盛行、二元结构次级分化和经济发展乏力的恶果。
不仅如此，结构主义在以发展中国家特殊国情为基础，向理论宏观化方向发展的同时，其理论基础却依然置身于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中,自觉不自觉地将发达国家的发展经历作为参照来提出其思想和政策主张。一句话，没有将对发展中国家现实的研究贯彻到微观层面，结构主义最终造成了发展经济学微观与宏观的不协调，影响了其整体的一致性和完善性。理论建构和政策实践上的双重缺陷，最终使结构主义主导的发展经济学逐渐失去了发展的动力。
在猛烈抨击结构主义中兴起的新古典主义，在制度既定、交易成本为零和完全信息的严格假定下，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与发达国家的人们一样会在理性的驱使下，对价格机制做出灵活的反应。发展中国家只要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经济发展就会自动实现。既然“价格—市场”机制可以同时解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问题，那么独立的发展经济学就无存在的必要。在新古典主义“单一经济学”（哈伯勒语）主张的冲击下，发展经济学面临着“走向死亡”的危险。
事实上，正如尼古拉斯·阿尔迪托-巴莱塔所指出的，“过去经济学家之所以不能够充分解释经济增长，关键是第四个因素—制度—受到忽视。”[2](p.2)无论是结构主义还是新古典主义，其共同缺陷是都忽视了制度对于经济发展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也未能看到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制度缺陷，这不仅损害了经济效率，而且也使持续的经济发展成为不可能。
早期已有些经济学者意识到了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重大作用。如刘易斯在对经济增长源泉的分析中指出，技术进步是表层原因，而由土地制度、产权制度和专利制度等所激发的技术创新热情才是更为深层次的因素。他对二元结构的分析显著的解释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制度各方面的不均衡性。缪尔达尔讨论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循环累计因果效应，揭示了其制度根源，提出只有进行农村土地制度创新，才能摆脱恶性循环，走向良性循环。库兹涅茨对大量低收入国家的历史统计和罗斯托对“传统社会”的分析，也体现了政治结构、法律体系及社会文化整合等方面的特征，指出了制度缺陷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根源。但是，在这些学者看来，制度是很难进行严格分析的范畴。他们只是描述、罗列了大量的现象，并没在制度研究方面形成体系。[3](p.362)激进主义学派的发展经济学者也注意到了制度因素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但他们更多的是从阶级的视角来分析的。
制度分析方法真正对发展经济学产生巨大影响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利用科斯和诺斯等人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对以资源、技术和人的偏好来解释经济增长的传统经济思想提出了挑战，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新视角。在短短的十几年内，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已经引起了发展经济学家们的高度重视，制度内生的经济发展理论已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一种流行的观点。[4](p.41)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1、在方法论上
新制度经济学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对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在对新制度经济学开山鼻祖科斯论文的详细考察中发现，“其研究方法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仅仅研究现实的经济现象，不仅研究的对象是现实中出现的具体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条件也要符合现实；二是注重以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重视归纳，但不排除演绎；三是从边际上入手。”[5]诺斯也强调：“历史至关重要。……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的。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过去只有在被视为一个制度演进的历程时才可以理解。”[6](P.2)这对后来运用新制度分析方法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产生了深远地影响。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人对“运用启发式研究”的推崇即与科斯、诺斯一脉相承。他们期望“运用启发式研究来详细阐述选择—行动的情况以及这些情况内在的约束和刺激”，传统经济发展理论特别是新古典理论“被过度概括模型的危险……（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对启发式研究如何在特定环境适时并安置可变物进行详细说明而得到避免。”在现实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制度分析可允许我们“穿透”社会事实而不是远离事实的分析模式来对发展问题予以说明。同时，通过“跨文化的启发式研究”得到大量的个案积累，也“应该产生对不同的社会和文明内在的行动倾向理解水平”。[2](pp.351-353)
事实上，不同国别发展绩效的差异，只用正式制度安排往往并不能做出有效的解释，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许多情况下对发展绩效会有更大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个案研究方法的采用正是源于其对不同时空中制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具有的较大异质性和特殊性的深刻洞见。新古典主义的约束条件根本不足以表达这诸多的复杂性。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是在偏好既定的假定下将对经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意识形态等制度因素给排除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不仅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过度简单化倾向，而且还克服了其把经济理论置于抽象时空的。
以赫希曼、缪尔达尔为代表的早期发展经济学家也曾就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进行过个案研究，但由于其主要是从总体上来把握有关变量，因而充其量只是一些粗糙的描述和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倡导方法论个人主义，认为“对社会单位的分析必须从具体成员的地位和行动开始”，“‘社会’、‘人民’、‘企业’或‘政党’不是再被认为是‘一个像个人一样行动的集体’”。[7](p.4)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学者也明确指出，“采取这样的（启发式研究）方法时，我们不必设想人类经验的世界需要被概念化为诸如‘国家’和‘社会’、‘市场’和‘经济集团’或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类笼统的东西。我们可以取而代之地设想交换关系存在于所有社会之中，市场可以具有不同的特征，在行动情况中的角色既面临约束也面临机会，约束和机会的存在依靠各种结构的环境所组成的要素之中。”[2](p.351)对特定环境下个体行为的重视有可能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建立坚实的微观基础，克服结构主义微观基础建构不力的缺陷和新古典主义过于抽象的不足。
虽然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引入制度作为分析对象的前提下，基本保留了新古典主义方法的“内核”，具有与新古典主义一样的静态和比较静态的分析特征。但是，以诺斯和福格尔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则通过对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历史的考察，更具有动态特征。避免了新古典方法将静态方法用于分析发展这一动态问题的窘境。
2、在发展的决定因素上
反贫困首先始于对制约发展因素的探讨。所以对发展决定因素的求索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之一。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家依据哈罗德—多马模型和罗斯托的“起飞理论”，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和决定因素，形成了过分强调资本形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唯资本论”。根据这种理论，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源在于资本稀缺。纳克斯提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和纳尔逊提出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则进一步展示了资本不足与发展停滞的恶性互动关系。
但“唯资本论”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在发展中国家资本不足的同时,广泛地存在着资本低效配置和资本浪费现象。正如麦金农所指出的，“在所谓资本匮乏并且某些特定部门遭受供给瓶颈限制的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却是过剩的未充分利用的工厂和设备。”新制度经济学指出，“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些要素，有了制度才得以发挥作用。制度至关重要。”[2](p.122)这充分说明，资本不足不是阻碍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根本原因，而恰恰是欠发达的结果。阻碍发展的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制度缺陷。不少落后国家寻租盛行，不仅使生产经营者在提高经济效率方面的动力消失，而且还导致整个经济的资源大量耗费于寻租活动，并且通过贿赂和宗派活动增加了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所有这些方面无疑大大削弱了国民经济的内在实力，并且使得发展经济急需的投资或者难以形成或者投资方向和结构受到严重扭曲。
在猛烈抨击“国家控制教条”中起家的新古典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严重的“政府失灵”，正是“看得见的脚”对“看不见的手”的践踏应该对糟糕的经济绩效负责。只要政府放弃对经济的过度干预，让经济系统“获得正确的价格”，市场机制会自动地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静态的最优必将最终转化为有效率的动态经济发展。而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基础的科斯定理告诉我们：交易是市场的前提。在交易成本为正的现实世界里，没有适当的制度，任何有意义的市场经济都是不可能的。奥尔森也明确指出，兴盛的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是那些能够保障个人权利的制度。没有这些制度，也就没有人会积极地储蓄和投资。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则开门见山地指出：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因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者更确切的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
3、在发展政策上
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结构刚性和资本短缺的结构主义的自然主张是，利用国家的力量扭曲资源价格进行资本积累，组织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平衡或有选择的大规模投资，以期借此走出贫困陷阱。新古典主义则认为，只要政府“使一切自由化，使一切私有化，然后呆在一边”，经济就能自然地得到发展。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制度系统。因为①制度通过确定明确的规则，增加了资源的可得性，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因而减少了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了市场更好的运行；②制度通过明确界定产权，使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鼓励了创新和企业家的出现，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力；③制度通过建立社会活动的基本规则，扩大了人类在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领域的选择机会，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发展的内涵。
特定制度的出现与否取决于对它的需求和供给。D·菲尼认为，“对制度安排变化的需求，其基本上起源于这样一种认识：既然现有安排无法获得潜在的利益，行为者认识到，改变现有安排，他们能够获得潜在的原有制度下所得不到的利益。”而“制度变化的供给，取决于政治秩序提供的新的安排的能力和意愿。”[2](p138)而弗农·拉坦则进一步阐明了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的互动关系：经济增长一方面产生潜在的增长利润，这是对制度变迁的需求方面；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也促进了社会科学、组织行为等方面的知识进步，这构成了制度变迁的供给方面。两方面综合导致了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生。可见，拉坦式的制度变迁完全是一种市场行为。鉴于制度的公共物品特性，林毅夫认为，如果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新制度安排的唯一来源的话，那么一个社会中制度安排的供给将少于社会最优。所以，由政府推行强制性制度变迁是必要的。但是公共选择理论和“诺斯悖论”却向我们昭示：政府一方面可能通过安排激励系统来刺激经济增长，但另一方面又可能因为统治者的偏好、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等因素而导致政府维持低效率的制度安排。有鉴于此，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在促进发展上，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重于一切。而有效率制度安排的出现要依靠政府和社会的共同作用，特别是对政府要施加严格的限制，即建立一个受限政府。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破除了结构主义“政府万能”和新古典主义“市场万能”的幻想，为发展经济学的政策研究和取向提供了更为现实的视角。
总之，无论是在方法论上，还是从理论本身涵盖的内容来讲，新制度经济学都汲取了结构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诸多积极因素，并在自己的框架内进行了富有启发意义的整合，并在此基础上有所深化，充分反映了发展经济学微观实证化，内部各学派之间融合的发展潮流。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分析方法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的地位日高，可能是发展经济学真正的复兴之路。
三、发展经济学中制度分析方法面临的挑战与今后的趋势
新制度经济学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内对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让研究经济发展理论的学者们刮目相看的同时，其自身也因为尚处于成长阶段而又有诸多不足。不可否认,制度是一个涵盖面广、内容极为丰富复杂的范畴，对它的分析早已超越了主流经济学的传统研究领域。与之相适应，有关将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相结合的文献还显得驳杂和凌乱，不仅诸如制度、交易成本等一些核心概念尚无统一定义，而且缺乏一个公认的严谨逻辑体系，模型化也不够。在逻辑实证主义依然是检验经济理论必不可少的主流方法的现在，其主要概念的可计量性差，取得数据的困难，也严重阻碍了对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作更为精确和深入地研究，妨碍了其在政策研究领域的定量运用。对发展经济学来说，将制度经济学整合进来还需进行大量的概念梳理、框架建构和模型化的工作。
同时，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抨击新古典是“无制度”分析的制度主义，其本身对制度的内生化也是不完全的。比如，张五常在充分利用交易成本分析契约安排的选择时，就把立法机构的法律实施水平视为当然；V·奥斯特罗姆等人也是将发展中国家的体制作为外生变量来进行分析的。而且，市场本身也是一种制度。但新制度经济学并没有从理论上解释市场何以产生。科斯只是在市场存在的条件下研究了企业的起源；威廉姆森也是将“市场存在”的假定作为其分析的初始条件。20世纪80-90年代，大量的发展中国家从计划到市场，迫切需要一个培育市场的理论作为指导，面对这一情况，制度分析至今没有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对于以上的问题，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做出了一些探索性的贡献。
另一个重大的挑战，正如V·奥斯特罗姆等所承认的，是“如何理解人类社会中秩序的本质和建立”。因为“它要求学者及有关职业人士选择使自己能够探索他人在不同的人类社会中所创造的制度安排格局。解决这个难题往往是我们陷入不正当的文化种族中心主义，……相对生活在欠发达社会中的人，生活在发达社会中的人易于表现出强烈的优越感，如果不是傲慢的话……”[2](pp.334-335)比如，在当今新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学融合较好的代表作《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中就表现得非常明显：钱堂冯实际上认为美国式的多元化民主制是最理想的政治制度；V·奥斯特罗姆等人也或多或少地认为，只有在西方式的政治制度、市场制度下，经济才能持续发展。对于今后的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的结合而言，如果不能真正做到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出发，考察这些国家的经济与非经济的因素对制度安排的要求和影响，也必将行而不远。
20世纪80年代勃兴的新制度主义分析方法，已经对发展经济学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正如阿罗所说，“新制度经济学运动”主要并不限于对经济学的传统问题给出答案。相反的，他还回答了新问题，即经济制度为什么以这种而不是那种方式出现；它与经济史相融合，带来了比传统理论更加犀利的“本原经济”的分析。诺斯也说：“我们对制度的严肃研究还只是一个开端。这一研究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可能对所有这些问题永远不会有一个明确的答复，但我们可以做得更好。”[3](p.362)
参考文献：
[1]黄少安.产权经济学导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
[2]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3]谭崇台.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4]陈宗胜.发展经济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5]周业安.关于当前中国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反思[J].经济研究，2001（7）.
经济发展论文范文第8篇
经济发展问题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因为人类的生存离不开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被马克思称作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创立者的亚当·斯密在他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就讨论了经济（国民财富）增长的源泉问题，生活在18世纪的斯密把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快慢的原因归结为分工的发展程度和资本积累的多寡。古典经济学家都力图寻找经济增长的根源，分析经济变革的长期过程。西方经济学家对经济发展问题的兴趣一直持续到约翰·穆勒。此后，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把边际分析引入了经济学，经济学家们的兴趣转向了资源配置问题和交换理论，静态经济学支配着西方主流经济思想。20世纪20年代的英国长期慢性萧条和30年代世界性经济大萧条，引发了凯恩斯对资本主义经济短期波动和长期停滞可能性的分析。从1848年约翰·穆勒出版《政治经济学原理》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经济发展问题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差不多被冷落了100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才重新成为西方经济学讨论的主题。
当然，古典经济学家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西方经济学家对经济发展的对象、动机和目的的关注是不同的。古典经济学家关注的是当时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和发展问题。因为18世纪的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年轻的正在成长的经济，是一种“发展中的”经济，古典经济学家力图找到国家经济增长的源泉和一条促进经济增长的途径，通过加快经济增长来确立和巩固资本主义制度，在经济上彻底战胜封建主义。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西方经济学家关注的是摆脱了殖民统治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简单地说，古典经济学家当时关注的是其本国的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西方经济学家关注的是他国的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
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西方经济学家热中于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他们是为了帮助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走向发展和富裕之路吗？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来考察发展经济学兴起的背景和动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原本是帝国主义列强为争夺势力范围和重新瓜分殖民地而发动的战争，但是，与帝国主义列强的愿望相反，这场战争却敲响了殖民主义的丧钟，殖民制度随着战争的结束而土崩瓦解，广大亚非拉国家纷纷获得民族独立。在国家独立以后，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和政治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摆脱贫困和落后，如何进行改革和发展。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制定一系列政策。那么，需要制定什么样的政策呢？这就需要从经济理论上做出回答，需要经济学家参与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发展道路、发展模式的选择。但是，当时在这些国家盛行的是殖民经济学。这种经济学是一种为殖民制度辩护和服务的理论，它力图开脱殖民体系对不发达经济所承担的责任，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落后和贫困归咎于热带气候条件、人口压力、资源匮乏或劳动者懒惰。显然，这种殖民经济学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需要。
从当时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来看，广大亚非拉国家的独立大大缩小了帝国主义的地盘和势力范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投资场所、产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供应地大大萎缩了；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一些新独立的国家追随苏联走上了共产主义道路，反资本主义的阵营正在扩大。因此，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从自身利益考虑，需要把这些新独立国家的经济发展纳入自己的“规划”。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大规模的发达国家援助发展中国家的财政计划和投资项目，而发展经济学则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一种经济理论“援助”。
从表面上看，发展经济学是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的要求和发达国家的需要的一种混合产物。但问题是，这种发展经济学最初是由发达国家“输出”到发展中国家的，因此，这就使人们有理由怀疑发展经济学的产生带有发达国家的某种目的，寄托着发达国家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的某种愿望。
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杰拉尔德·M·迈耶(GeraldM.Meier)在回顾发展经济学兴起的原因时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发展经济学的先驱人物之所以受到激励去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有的是因为他们先前的学术兴趣，有的是因为有过在过去相关决策活动中的经历，有的是发自理想主义，有的是因为有基本的好奇心”。[2]（序言，P24）我们认为，如果说这种说法还可以用来描述单个发展经济学家的研究动机的话，那么这种说法则不能用来说明发展经济学产生的动机和目的。事实上，迈耶的另一个说法倒是透露了发展经济学产生的真实动机和目的。他认为：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看来，昔日的殖民地如果没有一点社会进步，就可能陷入共产主义统治的危险，从而投资机会和进入市场与原料来源地的机会将消失。还有，战后的宣传强化了平均主义与人道主义的趋势。由于这些，50年代初期出现了从富国得到大规模财政和技术援助的政治基础。欧洲和北美的许多经济学家开始改变分析‘不发展’问题的工具。所以，发展经济学的家谱读起来就是‘出自政治权术的殖民经济学’”。[2](P6)
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瑞典著名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GunnarMyrdal)是发展经济学的主要先驱人物之一，他从1957年开始对亚洲一些国家（主要是南亚国家）的贫困和不发达问题进行了长达10年的研究，这项研究的最终成果是他于1968年出版的3卷本的《亚洲的戏剧：南亚国家贫困问题研究》（1971年出版了1卷本的缩写本）。根据缪尔达尔的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对欠发达国家进行研究的主要是来自西方富国的文化人类学家，他们是用静态的语言来描述尔发达国家的人民赖以生活、工作和生存的制度结构和观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对欠发达国家进行研究的主角让位给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这些经济学家研究欠发达、发展和制定发展计划的各种动态问题。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西方学者研究工作的转向呢？缪尔达尔认为，这不是社会科学自动和自发发展的结果，而是巨大的政治变化的结果。具体说来，缪尔达尔把发展经济学的兴起归结为三个方面的原因：“随着殖民制度结构的迅速瓦解而来的是欠发达国家本身渴望发展……那些出于自身利益进行思考和行动的人们渴望发展……在冷战中达到白热化程度的国际对抗关系已经使得欠发达国家的命运成为发达国家对外政策所关注的问题。”[3](P3-4)缪尔达尔进一步认为，其中第三个原因是发展经济学产生的主要原因。他指出：“就有关西方国家、它们的学者和学术机构来说，显然上面所说的第三个原因是引起他们对欠发达国家问题感兴趣的最重要的原因。”[3](P4)
缪尔达尔认为，西方学者之所以把研究重点转向欠发达国家的贫困和发展问题，是由于世界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主要是：殖民制度的崩溃，独立的国家取代了殖民地；这些新独立的国家要求通过发展来摆脱贫困和停滞；苏联政权日益强大；共产党政权控制下的领土和人口规模急剧扩大，尤其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出现以及接踵而来的冷战。因此，在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一方、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为另一方的国际对抗关系中，争取到欠发达国家或至少让这些国家保持中立，对西方国家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政治意义。这些欠发达国家“改革的效果、速度甚至改革的方向对彼此对立的霸权集团来说都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性”。[3](P5)正是在这种重大利害关系的驱使下，西方各国政府、组织和资助研究的机构以及社会舆论都迫切要求研究欠发达国家的问题，发展经济学的产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因为对西方国家来说，这些问题具有越来越大的政治重要性，所以，吵吵闹闹地要求研究这些问题是完全有道理的。”[3](P6)这就使得对欠发达国家的研究含有明确的政治目的。“现在对欠发达国家的问题所进行的研究，经常是出于一个国家或一个集团的一时的和狭隘的政治利益或战略利益，而不是为了普遍和永恒的价值……各种各样的研究现在都按照这些研究对美国或西方国家的‘安全’做出的贡献来进行评判。”[3](P6)由于这个原因，西方经济学家就需要戴上有色眼镜或过滤镜来看待和研究欠发达国家的贫困问题，他们的研究方法和结论就难免带有某种偏向。缪尔达尔客观地指出：“在对穷国进行经济研究方面存在偏向的主要根源是多数研究力图按照西方的政治和军事利益的观点——把穷国从共产主义中拯救出来，来看待穷国的内部问题。”[3](P6)
二、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
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发展经济学使用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主要来源于凯恩斯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这是因为，一方面，当时在发展中国家没有适合自己国情的成熟的经济学。客观的情况是，经济落后的国家不可能产生出发达的经济学。另一方面，那些对不发达国家进行经济分析的人大多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这些经济学家通过引进概念、推导原理和提出发展模式创建了发展经济学。而他们所使用的概念、原理和研究方法不是来自凯恩斯经济学，就是来自新古典经济学。
虽然在发展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新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也发表了一些关于经济发展问题的观点，加中心—论、依附理论、强调刚性结构的非均衡论等，但从整体上看，主宰发展经济学的则是西方主流经济学。“一般认为，发展经济学家不过是运用贸易工具分析发展中国家问题的主流经济学家而已。”[1](P2)
发展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为第一阶段，70年代和80年代为第二阶段，90年代以来为第三阶段。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中期，主导发展经济学的有三种理论：唯资本理论、唯工业化理论和唯计划化理论。唯资本理论强调启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是增加资本积累，唯工业化理论主张发展中国家走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发展道路，唯计划化理论倡导通过政府实施大规模的发展计划来战胜贫困。这三种理论的典型代表有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纳克斯的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和刘易斯的经济计划化原理等。除了唯计划化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当时苏联计划化经验的影响以外，这三种理论都来源于当时已经成为正统西方经济学的凯恩斯主义。
凯恩斯经济学是针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英美等发达国家的长期大量失业和经济停滞而提出来的。虽然战后新独立的欠发达国家也存在大量的失业，但这种失业主要是这些国家长期遭受殖民统治、经济严重不发达的结果，这与英美等国由于总需求不足造成的失业在性质上是不同的。尽管如此，20世纪5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还是用凯恩斯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正如迈耶在20世纪80年代对发展经济学的发展进行反思时所指出的：“虽然凯恩斯式的失业被否定了，但是50年代经济发展研究的其他主题，如强调资本职累、工业化和计划工作，都可以追溯出凯恩斯主义的背景。”[2](P15)
由于照搬凯恩斯理论和发达国家的经验，这些经济发展理论在实践中必然是纷纷碰壁。于是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发展经济学又回归到新古典主义的传统上：批评计划化，重新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主张消除价格扭曲，实行经济自由化；主张国有企业私有化；重视国际贸易对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正如迈耶指出的：“发展经济学内容最大的变革是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生的——这20年的特点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复活。”在这个阶段，发展经济学家们的主流观点是，“一个穷国之所以穷，现在被认为是起因于政策不适当，好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对发展中国家是好的”。[4]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以科斯、诺斯等人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和以布坎南、塔洛克等人为代表的公共选择理论在西方经济学中有了越来越大的声势，成为新的、影响较大的学术思潮。发展经济学家们似乎从这些经济学思潮中找到了新的分析工具。于是，90年代以来的发展经济学文献中有了制度分析、交易费用分析、产权理论、寻租理论、国家理论等内容。
我们看到，发展经济学从它一开始产生就是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观察和研究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的。用西方经济学的工具来研究贫困和发展问题可以说是发展经济学的一种研究传统。发展经济学家们之所以长期坚持这种研究传统，实际上是认为西方经济学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其分析工具和一般命题同样适用于发展中国家。正如缪尔达尔在他的名著《亚洲的戏剧》一书中所指出的：“（西方）经济学家长期以来一直更倾向于得出一般性的命题，然后假定这些命题对任何时间、任何地方、任何文明都有效。”[3](P8)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发现，发展经济学之所以会失败，是因为它从一开始就带有发达国家的利益偏向，从维护发达国家的利益出发，并且是用根据发达国家的国情和经验得出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由于这些原因，发展经济学家们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时，在为发展中国家设计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时，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政策建议时，很难从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出发，很难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广大人民的利益要求，很难看到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性，因而很难看到发展中国家贫困的症结所在。研究者的立场错位，再加上把在发达国家产生、而在发达国家也不见得完全有效的经济学应用到经济条件、制度背景、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差异很大的发展中国家，失败自然就不可避免了。有些有远见的发展经济学家在发展经济学发展的早期就预见到了这个结局。缪尔达尔在20世纪60年代就曾经指出：“只要这些理论（西方经济理论——引者）的使用限制在西方世界，这种假定为普遍适用的理论可能就没有什么危害。但是，用这些理论来研究南亚欠发达国家——这些理论并不适用于这些国家，后果就严重了。”[3](P8-9)缪尔达尔甚至还进一步认为，西方经济学的许多基本概念也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因为发展中国家基本的社会和经济结构与发达的西方国家有着根本上的不同，不顾这种差别，盲目套用西方经济学的名词概念是有害的。他写到：“市场与价格、就业与失业、消费与储蓄、投资与产出这些‘经济学’术语是从西方世界的生活方式、生活水平、态度、制度和文化中抽象出来的，它们用于分析西方世界可能有意义，并可以得出正确的结论；但是在欠发达国家这样做显然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在欠发达国家，人们不能进行这种抽象；实际的分析必须讨论态度和制度关系方面的问题，必须考虑非常低的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的发展后果。”[3](P9)
说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经济问题和发达国家面临的经济问题毫无共同之处，说西方经济学对发展中国家完全无用，这种看法显然有些极端。我们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不可能从一套完全不同的、全新的分析工具开始，不可能（也不能）抛开人类已经积累起来的包括西方经济学在内的有用的知识成果。问题的关键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首先必须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立场出发，必须从发展中国家的特有国情出发，找出阻碍发展的主要因素；然后运用不同的假设，建立不同的制度关系和变量关系；最后对症下药，提出适合一个国家的发展思路和政策建议。我们认为，这种发展经济学主要应靠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来创立，这些经济学家必须既精通西方经济学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又熟悉本国的国情和现实，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经济学家研究发展问题的动机要和发展中国家的广大人民的利益要求相一致。
【参考文献】
[1]V.N.巴拉舒伯拉曼雅姆，桑加亚·拉尔主编.发展经济学前沿问题[C].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
[2]杰拉尔德·迈耶，达德利·西尔斯编.发展经济学的先驱[C].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
经济发展论文范文第9篇
1.城市经济学的研究领域
城市经济学于上世纪中期成为西方工业国家社会研究的重点学科，城市功特殊功能区的划分使城市经济学开始对城市郊区化、都市化、城市发展的结构以及城市的区域特征进行研究；城市区域的不断扩大使得城市更新、城市土地利用、交通规划、对城市公共设施和城市环境建设进行研究也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的内容。到了20世纪晚期，我国开始对城市经济学研究加以重视，除了以上的城市经济学研究之外，全球城市经济学研究呈现出三个共同的特征：首先，由于城市的不断增长，由于社会生产生活造成的污染成为人类生活中的巨大问题，研究城市化和自然生态的协调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其次，城市发展使人口流动加剧，进而引起城市就业、消费和人力资源利用等问题，这也是现代城市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最后，经济全球化发展带来城市文化的交流，使国际都市的发展对比和竞争力研究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中的热点内容。
2.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科学研究需要有严谨的研究方法作为指导，才能够在研究过程中保证研究手段和研究结果的客观性，才能够使科学研究为真实生活提供指导和建议，城市经济学也是如此。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总结为两大类，一类是使用区位分析的方法，即对城市中的微观经济学的研究，例如对城市内部商业区的建设、居民住宅区的规划、城市设施建设等进行研究，此类研究常用问卷调查、访谈、个案分析、对比分析等手段进行研究；另一类是从宏观层面探讨城市经济问题，忽略城市内部的空间结构特点而将城市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例如对城市人口发展的研究、生态问题的研究、资源利用的研究等，此类研究多应用各种元分析方法对研究目的进行探讨。无论采用何种路径和研究方法，城市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原则始终是：客观、严谨、适用。
3.城市经济学研究的结论
我国城市经济学研究发展至今，在城市经济学研究的各个领域上都得出了十分符合我国国情的结论，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在宏观的城市经济学研究中，研究城市化进程中的道路与城市圈进化问题，认为城市圈和城市发展以道路的形成主要原因，这使得我国的道路建设一度成为城市发展中的重点内容；研究城市化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发现我国经济结构发展的不均衡是导致城市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得出了“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性是建设现代化城市之根本”的结论；探讨城市化水平的测量问题，发现城市常住人口量是城市化测量的重要指标；在微观的城市经济学研究中，解释城市经营管理中的问题，所得的结论包括不同城市区域的土地使用和经营管理权力划分对城市发展起到关键作用、城市规划应遵循艺术性和科学性的原则、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对城市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进行城市生态重构、发展“城中村”等行为对城市发展的促进作用、城市建设规模失控、土地资源枯竭、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和加重企业负担会影响城市的健康发展等。
4.城市经济学发展中出现的问题
很多社会学领域都存在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脱节的问题，这也是城市经济学发展中出现的最主要问题。首先，城市经济学理论研究始终是薄弱的，很多研究结论是基于当前城市发展状况的，因此，当城市行政管理人员将城市经济学研究结果搬用到城市管理上的时候，研究结果对城市发展并不能起到十足的促进作用，对城市经济学研究结果的否定和忽视就此产生，这在城市经营当中尤为明显。不恰当的城市经营观也是城市经济学应用中的弊端：有人将城市视为超企业的经济实体，进行城市产业发展和建设发展的经营比比皆是；还有观点认为城市经营就是经营城市者通过创造、提供有价值的城市产品以满足城市消费者的需要和欲望，这成为城市经济发展和文明发展的主线，这实际上是不符合城市经济学研究结论的，“畸形”的城市也因此产生。
二、关于城市经济学的未来展望
1.城市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将进一步细化
追求城市经济学研究的前瞻性，使城市经济学研究结果具有“预测”功能，能够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起到指导作用，规避城市发展的风险，是目前城市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目的，这就意味着城市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将进一步细化。除了继续在目前的宏观城市和微观城市的研究路径中继续发展之外，探索文化发展与城市发展的内在机制，解释城市发展、文化发展、经济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是以后城市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内容。社会文化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不同城市的文化风格不同，经济发展状态不一，城市发展历程必然有区别，城市发展趋势也不相同。无论是在宏观城市经济研究还是在围观城市研究领域，将城市经济研究细化到探讨文化元素方面，将对预测城市发展以及为城市发展提供预测性建议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2.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创新
采用问卷调查、实际访谈等方法进行微观的城市经济学研究，采用对比研究、文献分析等方法进行宏观的城市经济学研究，仅能满足目前的城市经济学研究要求，在未来的城市经济学研究过程中，研究方法的创新是十分必要的。为了使城市经济学的研究结果具有前瞻性的作用，进行跟踪调查、进行不同年代的城市发展总相比对研究、探求城市发展的共性，进行空间上的横向对比研究，是模拟化的“实验研究”方法，这能够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预测性的研究结果。另外，在城市内部的不同区域进行对比性的实验研究也成为可能、进行试点性的城市发展行为研究成为以后研究的主要方法，这些创新性的研究方法的使用，都能够为城市经济学研究提供动力。
3.城市经济学研究结果作用范围更广
现代城市发展受到全球信息化和知识经济发展的影响，便捷而快速的信息交流不仅使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手段更加先进、研究更加高效，也使得研究结果的作用范围更加广泛。在信息化的支持下，针对一个城市的发展研究结果会很快被其他国家和城市经营者接收到，比对当下城市发展的状态，并采用其他国家和城市经济学研究的结果继续完善城市发展和建设的手段，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结果的作用方式之一；另外，跨国公司已经成为当前大多数城市的经济发展动力之一，这使得城市经济学的研究结果从单纯的“对政府经营城市提供帮助”逐渐发展为“为相关经济体的发展提供帮助”，跨国公司和连锁企业的发展也需要借助城市经济学研究的结果，这也是城市经济学研究作用范围扩大的表现。
4.城市经济学研究受到政府大力支持
城市经济学发展对城市发展、社会文化发展、经济发展乃至自然生态发展的重要影响，使世界各国和各级政府更加重视对城市经济学研究本身的建设。我国确定城市经济学的二级学科地位，允许全国各高等院校设立城市经济、城市管理等本科专业、大力发展城市经济学研究生教育，在条件具备的大学和城市,设立城市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将城市经济学的学科重点基地建设纳入教育部哲学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设规划中就是政府大力支持城市经济学研究的表现，随着城市经济学研究的不断发展，政府对城市经济学研究的投入将不断增多，城市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将逐渐由边缘学科向学术研究的中心靠近。
三、结语
经济发展论文范文第10篇
论文摘要：发展问题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与传统发展理论相比，新发展观在许多方面都有所突破，然而也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需要继续加以完善和发展。通过研究发展经济学新发展观的背景，内涵和不足提出加速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应具备的基础条件及应采取的对策建议。
发展问题始终是人类社会所热切关注的一个永恒课题。发展经济学自诞生以来，就一直以发展为核心来探讨发展中国家如何摆脱不发达的困境。在发展经济学六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发展经济学家对于发展这一核心问题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对于发展的认识不断深化，逐步形成了比较全面的新发展观。因此，对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观进行梳理和分析，对于树立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无疑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1新发展观问题研究
笔者认为，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已从传统的模式向新模式转变，即经济发展不仅限于经济增长，而是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追求实现国家或地区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人口素质、生活质量、生活方式不断提高和文明化，而所谓新发展观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观念体系，它涵盖了当展经济学家对于对发展问题的许多新认知。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发展的方式应当具有可持续性。可持续发展观对增长发展观把经济发展看作是不依赖外部环境的孤立系统的这一重要缺陷进行了必要的修正和补充，它认为经济发展只是外部有限生态系统中的子系统，经济发展的子系统与外部生态系统之间相互关联，互相影响，必须反对人类对于自然生态系统的无限制索取。只有这样，发展才能持续下去；
2.发展的目标应是实现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财富、收入、技术进步、社会现代化等只属于工具性的范畴，它们最终是要为人的发展、人的福利服务的。新发展观把发展看作是一种不可剥夺的人权，认为发展过程必须是公民真正参与的过程，是本着公平和公正利益分配原则稳步提高所有人福利的过程”，“在此进程中所有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最终都将逐步充分实现；
3、对发展的机制和手段做出了一些新的思考。新发展观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的信息极不充分，因而，政府和市场失败是一种普遍现象。从理论上讲这可以通过法律程序来纠正，但是发展中国家的交易规模普遍较小，司法成本通常超过了调节争端的预期收入。由此，新发展观另辟蹊径，提出了配置资源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只有实现国家、市场与社区三者的互补结合，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才能得以顺利进行。
笔者认为，新发展观的产生不仅昭示着发展理论的研究正在向更大的领域扩展，同时也标志着发展经济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然而新发展理论也存在着诸多的缺陷和不足，必须引起人们的重视。首先为发展目标的泛化。汲取传统发展观把经济增长作为惟一发展目标的教训，新发展观把经济增长、分配公正、政治民主、环境保护、人的自由实现等等都纳为发展的目标，虽然面面俱到，却不免使人无所适从。面面俱到的发展目标在事实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各个发展目标并不完全具有相容性，各目标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这方面很大程度上被新发展观所忽视；其次是缺乏对不确定性发展的关注。新发展观提出的发展方式和手段基本上都属于确定性发展和随机性发展——尤其是确定性发展，这种对人类发展理性的过分推崇，难免会造成发展的某种迷失；最后为发展的视野狭窄。当今时代，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加速发展，世界各国的发展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任何一国的发展都不可能再是国别范围内的封闭式行为。然而新发展观的发展视野基本上局限于民族国家的界限之内。超国别范围的共同体、非国家行为主体、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对于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影响，新发展观都没有进行系统的分析，更缺乏建设性的理论体系建
2在新发展观模式下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思考
笔者认为，当展经济学家植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实践，通过系统反思传统发展理论的优点和不足，逐步形成了一系列的关于发展中国家发展问题的新认知。与传统发展理论相比，新发展观在许多方面都有所突破。我们应该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经验教训，结合我国国情及新的发展观的要求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1）树立以科学技术为先导，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科学技术观。
经济的发展，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归根结底都依赖或取决于科技进步。当今世界上经济增长方式已经由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的国家和地区都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结合西方国家的经验来看，美国政府把发展科学技术放在首要的地位，成立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由正副总统任正副主任，以加强国家对科技的领导作用。根据经济学家的测算，二战后的50年中，美国生产率增长的1/3应归功于科学研究取得的成果。就亚洲来讲，日本在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时也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1959～1979年，日本从西方其他发达国家引进技术33854项，居世界第一位。因而要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必须牢固树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观念，以科学技术为先导，这样才能有力地促进经济的增长及增长方式的转变。
（2）具有培养提高劳动者素质的多层次教育体系及职业培训机制。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经验之一是，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是伴随着技术含量的提高而实现的，而技术含量的提高需要高素质的劳动者作保证。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即人的知识能力、健康等素质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比物质资本和劳动力数量的增加重要的得多。从美国等国家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和该比重提高的速度看，这些国家都十分重视发展教育事业，这是使这两个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条重要措施。而我们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快速转变，政府必须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建立多层次教育体系及职业培训机制，其开发和投资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
（3）积极促进结构调整，适时推动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
广义的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分配结构、消费结构等。最重要的是产业结构与区域结构。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的迅速发展，必须将农村的过剩劳动力转移出来，并进行合理的产业分工及产业引导，进而实现工业现代化。发达国家普遍走过的一条经济发展道路就是从粗放型经济到集约型经济。面对日益严重的能源危机，我国必须调整经济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低能耗的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改造高能耗的传统产业；提升第二产业的技术含量，提高其劳动生产率；以促进投资结构的演进来推进产业结构升级。这样才能有力地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4）政府具备较强的驾驭经济的能力，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能够进行适度干预。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发展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也需要政府进行发展管理来弥补以确保经济稳定健康发展。在一定的社会形态和一定的发展阶段上，何种经济增长方式占主导地位，应主要由市场的力量来决定。西方国家实行自由市场经济走过了一段漫长的发展道路。如果我们从产业合理化入手，在政府的干预下，通过不断调整产业结构，则可能实现经济集约化程度的快速提高。因此，政府对经济的有效干预对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十分必要的。
（5）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粗放式的外延扩张，以“高投入、高消费、高排放、低效益、难循环”为特征，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虽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但却造成矿产资源和能源日趋短缺，生态环境总体恶化的后果。据统计，2003年，我国消耗了世界钢铁总产量的30%，水泥总产量的40%，煤炭总产量的31%，实现GDP却仅占世界的4%，并使资源基础和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陕西省在石油和煤炭等能源开发上也经历了同样过程，付出了沉重代价。因而必须树立可持续发展理念，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以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及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
（6）依据经济发展的进程科学选择经济增长方式的能力。
综观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历史可以看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不是由人的主观意愿决定的，而是由经济发展的进程所支配，跨越客观发展阶段而人为地进入某种经济增长方式对一国经济发展进程而言，未必是最优的，甚至效_果会适得其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一个渐进的、长期的过程。对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立刻全面由粗放型的经济增长过渡到低投入、高效率的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是不切合实际的。因此，在现阶段我国选择集约化投入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继续扩大要素投入，更具有客观现实性。当然，在投入时我们应该不断地提高要素投入的效率和要素组合的优化程度，逐渐提高经济的集约化程度，为经济增长方式向低投入、高效率型转化创造必要的基础和条件。
（7）具备良好的经济体制环境和完善的市场机制。
我们所谓的体质包括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等。发展经济学研究体制应把体制作为发展的因素。构造合理的经济运行模式，实际上是寻找一种合理配置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的机制。以发展为纲来研究体制问题，使体制更加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定要有相应的市场体系。市场是市场经济活动的舞台，是企业参与市场竞争、资源进行市场配置的空间和环境。市场状况如何，市场体系是否完善，市场机制是否健全，决定着整个经济的运行效率。这是西方国家经济增长方式成功转变的经验，也是苏联东欧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失败教训之总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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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意翔.建设循环经济实现新型工业化［J］.特区经济，2005.
经济发展论文范文第11篇
1.1经济发展模式的内涵
所谓经济发展模式，指的是涉及影响经济发展方向的各个因素，且这些因素之间处于相互有联系的状态，进而组成一个经济系统，该系统具有调节作用，其结构相对复杂。换而言之，各因素涉及范围广，包括文化、政治等，他们并非相互独立，而是相互作用的。我国幅员辽阔，每个地区的经济、文化具有自身的特点，故而各个因素产生的效应也会不尽相同。因此，在选择经济发展模式时，需要因地制宜，选择最佳的经济发展模式，这样才能有效推动当地经济的良好发展。
1.2林业经济发展模式的内涵
经济发展模式属于一个大的总体系，其中涉及多种类型的经济模式，如工业经济发展模式、林业经济发展模式等。具体来讲，林业经济发展模式指的是综合考虑地域发展特色和前景，结合多方面的条件，比如实际的社会状况、林业发展状况等，制定出可以促进林业经济发展的一种模式。据大量实践发现，正确的发展模式对林区发展方向、速度均产生重要作用。因此，在选择林业经济发展模式时，需要考虑自然状况、国家政策、文化等因素。
2林业经济发展模式分类
林业经济发展模式分类比较复杂，从不同的角度来划分，其分类也不尽相同。具体来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从围绕核心角度分类
从该角度划分，可以分为两种。1）独立式林业经济发展模式，指的是以林业部门为中心，并由其统领社会各利益主体，在此基础上开展林业工作。在这种发展模式下，其主要目的是提供木材，认为人类与森林处于一种敌对状态，单方面强调林业砍伐，且将林业与公众割裂开来，林业权的归属者是政府。因此，这种林业经济发展模式使大众远离森林，较为独立。2）参与式林业经济发展模式。这是一种现代化的林业发展模式，目前已被广泛采用。在工作开展方面，其将林业部门与社会中的各个利益主体联系起来，形成合作关系，共同开展林业工作；在林业管理方面，其与其他动植物的管理密切关联，主张人与树林是伙伴；在林业权归属方面，存在多样化特点，其中包括集体林、国有林和私有林等，其与公众建立良好的联系。与此同时，林业机构的角色也发生较大转变，即从被林业政策决定向参与对话、利益交换的仲裁人，与此同时，还扮演着促进者、调节者等多种角色，可以有效避免滥用林业资源，促使林业资源效益最大化。
2.2从开放程度角度分类
从林业的开放程度划分，可将林业经济发展模式分为2种。1）封闭式林业经济发展模式，是在特定的经济、政治、地理环境与理论观点相结合而产生的一种林业经济发展模式，以追求区域经济的自我健全和完善为指导方针，从其生产和流通体系来看，主要是以“内循环”为基础前提。在其观点中，认为林业是独立的，所以发展要依靠自身，不具备整体观念，没有意识到林业只是整个经济系统的一个子系统。2）开放型林业经济发展模式，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和要求，以与外部经济广泛联系为前提，从事物之间的联系层面来看待林业的发展，即林业与社会各个行业密切相关。因此，在看待林业经济发展时，需要上升到一个社会林业的高度，加强推广，促使全民关注林业，进而有效推动林业的全方位、深层次发展。
2.3从发展速度角度分类
从林业的发展速度角度分类，可将其分为2类。1）跨越式林业经济发展模式，指的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在先行者的某个发展阶段，相对落后者出现超常规的赶超行为。从其实质来看，其理论指导为可持续发展理论，主要途径为重点工程建设，实现重点突破，将传统林业向现代农业方向发展，加快林业经济发展，逐渐缩小与先进国家之间的差距。据实践证明，采用林业经济发展模式，一方面可以有效增加农民收入，提升农民生活水平；另一方面，还能进一步加快生态建设，在取得经济效益的同时获得良好的生态效益。2）渐进式林业发展模式，指的是在发展林业经济时，按照一般规律来进行。其发展速度相对来讲比较缓慢，没有意识到林业经济发展的后发优势，其效果不甚理想。
2.4从绿色程度角度分类
近年来，随着环境问题日益凸显，社会在发展经济时主张绿色、环保。从林业经济的发展历程来看，主要分为：1）非绿色林业经济发展模式，其是社会发展较为落后情况下的一种林业经济发展模式，经过多年的历史实践证明，该模式造成人类资源与环境的危机，目前已逐渐被弃用；2）浅绿色林业经济发展模式，其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一次环境运动的基调，在其环境观念中，认为环境与发展处于一种分裂状态下，将过多的注意力放在对环境问题的消极描述上，在讨论问题方面，侧重于技术层面，其虽然意识到环境保护的必要性，但是没有正确理解可持续发展理论，甚至有时还会以反发展的思想来指导林业发展，不利于林业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快速发展；3）深绿色林业经济发展模式，这是第2次环境运动的主题，该模式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主张将环境与发展二者结合起来，探讨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解决方法等，同时强调全方位、多学科研究林业经济发展与环境问题，因此，深绿色林业经济发展模式注重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力求做到三大效益的统一，从而可以为资源节约、人类环境改善等方面作出相应的贡献。
2.5从发展阶段角度分类
从发展阶段角度划分，可将林业经济发展模式分为2种。1）传统林业经济发展模式，由于人们对社会与自然的认知较为局限，过分强调“人”的重要性，认为人高于一切，采取“统治”的态度，没有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对林业资源进行大肆掠夺。2）现代林业经济发展模式。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性，提出人类与自然是平等的，主张采取和平相处的理念。在发展林业经济时，强调合理利用林业资源，同时注重保护生态环境。
3结语
经济发展论文范文第12篇
东亚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的迅速发展催生了多种解释框架，以说明该地区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模式。解释东亚经济奇迹的最为流行的理论是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State)理论，其核心内容包括，日本和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NICs)的政府在制定和执行“市场友好战略”（market-friendly)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国家通过制度化机制创造东亚经济奇迹，技术官僚努力摆脱政治影响，创立优质而高效的官僚体制，通过“看得见的手”来干预市场并引领国家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学者从文化的角度来解释东亚经济的迅速发展。他们认为，儒家思想和其他东亚文化价值观（诸如勤奋工作、重视纪律、教育和家庭等来自中华文化圈的优秀传统思想）是推动地区经济快速增长、保证社会和谐与凝聚力的重要因素。世纪之交的东亚发生了诸多深刻变化，对全球和地区产生了多层面和深远的影响。首先也是最为重要的变化体现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及其积极融人全球和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如加人世界贸易组织和区域性的经济组织等）。
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一事实从根本上重塑了亚洲的政治经济结构和国际关系格局。有学者将中国的崛起视为对全球治理的挑战，认为中国崛起的未来前景取决于中国与西方社会在利益上的同一性或差异性。有人则认为中国崛起造就了一个“全球亚洲时代”（Global-AsianEra)，作为这一时代的推手，中国“既是危险、也是机会”。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国日日益"咄咄逼人”（assertiveness)的外交举措成为部分学者和大众传媒关注和担忧的问题。有学者指出，中国的崛起导致东亚地区形成了经济中心与安全中心相互分离的二元格局，其原因在于中国的经济崛起、美国的“接触加遏制”的对华政策以及众多东亚国家在中美之间两面下注的政策的相互作用。《>其次，作为对中国崛起和经济发展周期变化的回应，东亚国家纷纷采取多种措施来重组包括制造业、贸易和银行等部门在内的国内经济体系。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最新估计，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每放慢一个百分点，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就会出现0.5个百分点的下滑，因此，后者调整其国内经济结构势在必行。③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于包括东南亚在内的一些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或称为“北京共识”)作为“华盛顿共识”（一种系统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强调财政纪律、贸易自由化、私有化和放松管制）的替代选择变得具有吸引力，这似乎昭示着中国的软实力正在地区范围内得到较大的提升。⑤最后，过去的十年也是全球化的速度和广度急速增长的十年。受益于交通与技术的飞速进步，资本、人口和理念的跨国流动大大加强。2010年，国际移民人数为2.14亿，其中来自亚洲的移民为2750万（有43%是在亚洲区域内流动），占世界移民总数的13%。以上变化促使我们必须重新审视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亚洲经济奇迹的理论分析框架。在以往有关“亚洲奇迹”的讨论中，中国只是一个相对较为边缘的因素，尽管其发展模式深受发展型国家的影响，但也有自身的特征。进人21世纪之后的十多年中，随着全球化的深化和新自由主义对市场力量的重新重视，发展型国家理论及“文化论”都面临新的挑战。我们需要回答，过去十多年来东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主要模式是什么？这些发展对东亚区域内部的关系有什么影响？历史、社会和文化因素如何影响亚洲社会内部的互动与未来？应该用哪些新的理论和分析架构来理解当代东亚的发展及其走向？
本文并不试图全面回答上述所有问题，而将围绕以下两点展开论述，从而有助于思考上述问题。第一，占据支配性地位的民族国家框架在分析东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发展问题时依然是不可或缺的，但它已不足以解释与快速发展相伴随的人口、实践、理念和资本的跨界流动所引发的深刻转变。作为一个可供替代的选择，笔者提出地理与文化意义上的‘‘跨界亚洲”概念，试图填充民族国家导向的主流研究所忽视的空白。第二，通过超越传统的国家与社会二分法以及国家主义和制度主义之间严格的理论分野，本文尝试将跨国网络和治理作为沟通这些分野的桥梁，并将之作为破解东亚政治经济发展新动力的分析工具。在与跨国网络的广泛和多层互动中，发展型国家开始同网络化国家模式共存，后者通过各种协商机制影响着民族国家的内外事务。本文以英文、中文和印尼文资料作为文献基础，涵盖以下三部分：第一部分将检验跨界亚洲建构过程中的文化、历史和制度基础，中国已经成为该进程中日益重要的角色，尽管这一位置并不牢固，而且会经受各种挑战；第二部分重点探讨东亚政治经济发展的变迁路径，并把网络和治理植入分析框架的核心；第三部分以中国和新加坡两国的国家与跨国网络互动模式为案例，论述跨国治理的解释力。结论部分将通过总结全文的理论架构和经验案例以深人理解东亚政治经济的新发展，并简要说明网络化国家的重要性。
二、跨界亚洲及其历史和当代属性
过去十年，东亚在政治经济等领域的显著变化与地区内不断加快和增强的跨界多层互动相得益彰，笔者提出的“跨界亚洲”（transnationalAsia)概念正是在这一时空背景下得以形成和强化。这一概念可以从相互关联的三个视角来理解：首先，从空间意义上看，跨界亚洲具有地理和文化意义上的灵活性，涵盖了东亚和东南亚这一似乎明确但又存有诸多问题的地区。人为地把亚洲划分为不同的次区域忽视了长期以来就存在的多元社会文化和地缘政治背景下的文化、社会与经济联系。为了更好地理解现代亚洲发展的动力，应该超越这一教条式的划分，既要看到亚洲次区域各自的特点，也要看到它们的内在联系。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跨界亚洲”是一个发展中的动态进程和存在。通过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彼此之间及其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动态联系，它反过来又（再）塑造了各国的国内议程和发展战略。在该进程中，跨国组织和理念（包括社会经济增长模式）的流动对东亚发展道路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并导致了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的亚洲现代性的生成。最后，“跨界亚洲”是针对人口、理念、商品、实践和资本的跨国与跨地区流动的分析工具和研究方法。跨界亚洲有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根基，在过去的20多年里，它在超越民族国家边界的贸易和移民的快速增长趋势的推动下得到了显著增强。通过这种历史和经济互动的演化和多层进程，近年来跨界亚洲的制度化不断增强，并逐渐影响着该地区政治经济的发展。
(一)历史遗产与文化流动性
显而易见，我们正生活在一个以事物的流动性为根本特征的世界，可以说这是一个“流动的世界"。②事实上，东亚地区内部通过贸易、文化交流和移民建立起来的广泛联系可以追溯到东南亚尚未被西方殖民者涉足之前的几个世纪、以及19世纪末日本作为一个地区强权兴起之前。这些联系在20世纪初得以重新建立。当“亚洲”首次被作为一个地区概念创造出来，民族主义便以“想象的共同体”的形式出现并通过“印刷资本主义”的途径向全亚洲扩散。如阿纳森（Arnason)所说，‘‘长远来看，该地区（东南亚）最突出的特点是不得不应对文明间的碰撞以及它们繁杂的地方分支……东南亚的传统与支配性的外部模式存在着积极互动，这是一个极具特色的、由外来输人和本地模式组成的非常灵活的组合，而不只是坚守土著的基础结构”。海夫纳（Hefner)则认为，文化流动性、跨文化的输入以及横跨马来群岛的复合性共同构成了有关海洋东南亚有效的解释框架，说明“社会的构成不是一成不变的，传统的实体与其邻居之间不能被隔离”。②亚洲现代性已经被跨国和地区内部较大规模和强度的理念与人口流动建构起来。20世纪早期，中华文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来自西方入侵的挑战，该危机酿成了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改良派和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派之间的冲突。彼时的东南亚，同样充斥着肆虐的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这些民族运动的发展战略被整合进非国家中心（non-statecentric)的话语体系，从而推动了作为“激进的政治文化地区概念”——亚洲——形成。<3)诸如亚洲主义等概念的提出和实践，把日本、东南亚和中国等地的知识分子和民族主义者紧密联系起来，导致了跨越地理和国家疆界的政治与文化网络的形成。华人知识分子以日本为渠道来获取关于西方的知识，使日本成为20世纪早期西学东渐最为重要的中转站。⑤以上对区域内部和跨国联系的简单论述将关于亚洲政治的历史传统植入到相应的问题中，促使我们反思亚洲研究的主体架构。传统上，该框架受到.方法论上的民族主义”（methodologicalnationalism)的主导，“该方法论假定民族/国家/社会是现代世界所具有的天然的社会和政治形式”，这一理念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深刻地影响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例如，中国的历史学研究长期以来就受到反帝思想和民族国家框架下国家中心论的束缚。然而，民族国家研究框架的局限性已日渐显现，亚洲的跨国视角在认知本地区的历史和现实中应该被给予更多的重视。正如通差（ThongchaiWinichakul)所言，“旧的民族国家理论所服务的对象就是要建立民族国家，因为它有其发展的过程”，而现在是时候推动其他非民族国家性理论或者跨国理论的产生和繁荣了。②简言之，关于亚洲近现代史的这一修正主义解读成为重构东亚政治经济，以及过去30年中国参与其中的这一变动进程的理论基础。
(二）当代议题的反思："亚洲问题的亚洲视角”
在冷战的大背景下，随着众多新独立国家开始自身的民族国家建构，东亚跨界历史和文化的共同遗产变得更为突出。如，印尼与中国之间持续的互动很好地彰显了地区建构的新特性，在这一进程中，中国唤醒了后殖民时代东南亚的双重形象。从1949年到80年代中期这30多年间，中国被某些东南亚国家视为威胁。东南亚国家政府借助这一观念来增强其国内的威权政治体制和对本国华人强制同化政策的合法性。较少被认同的观点认为中国是现代性的代表，把中国视为（真实的或想象的）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的典范，这一看法存在于东南亚的非共产主义国家中，比如苏加诺时期的印尼。西方模式的民主为何会在印尼失败？这一问题曾经是后殖民时代印尼政治研究中的难题，于是，“西方”成为研究文献中仅有的“他者”和唯一的参照标准。这种研究方法将“东方和西方学者中存在一个基本的和不可约的区隔”作为既定和不可改变的事实。艾森达（Eisenstadt)明确指出，“现代性和西方化不能划等号，尽管它们有历史优势并且将会继续作为其他模式的基准点，但是西方模式的现代性并不是唯一‘真正’的现代性”。他认为，对“多样现代性”理念的重视就是对一元性现代化理论的否定，“均质化和对现代性西方模型的强势假定”都是不切实际的。在苏加诺时代（19491965)，印尼很多政治家和知识分子都从他国发展模式中寻找灵感，中国就是他们的特别选择。他们塑造和传播了关于新中国的三个主要意象：目标明确的和谐社会；经济发展成功并得到民众支持的民粹/民族主义社会；文化和知识复兴的新社会。在印尼看来，中国的魅力并不在于其所倡导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而是因为其在较短的时间里取得了巨大成功的发展模式，这让苏加诺总统确信，中国就是“解决亚洲问题的亚洲视角”的榜样。20世纪早期文化和观念交流的历史记忆被唤醒，并用以验证对中国发展模式的认知。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发展模式的系统性结合深深地影响了苏加诺时代末期的印尼历史进程。②尽管中国和印尼的友好合作关系在苏哈托时代（19671998)被中断，但是两国关系在苏哈托下台以后很快就回暖。在1999年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瓦希德总统向中国领导人表示，两国间的关系应该像“兄弟”，印尼人民为拥有一个“孔教兄弟”而感到高兴。他明确表示，新时期的印尼将与亚洲邻国尤其是中国建立起友好而紧密的关系。③2001年11月中国总理朱镕基访问印尼期间受到热烈欢迎，当地有影响力的报纸《指南针报》(Kompas)以“直接聆听中国发展的成功故事”为题发表社论，高度赞扬中国所取得的进步是“巨大而令人向往的”，并宣称，“我们现在就可以聆听过去20多年来中国发展的成功故事”。
爪哇邮报集团（JawaPosGroup)执行总裁伊达兰（IskanDahlan)在其所著的《中国的经验》(PelajarandariTiongkok)一书中强调，印尼应该学习中国的发展模式。⑤在越南，翻译自中国作家的小说作品几乎占到越南外国文学作品的一半，新生代的决策者已经接纳了这种强调平稳的经济开放以及保持适度的政治控制的“中国模式”。在老挝，“中国更是被视为现代性的代表”。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蒂尔曾指出，“北京共识的成功意味着非西方民主模式的政府依然可以给予人民美好的生活”，他进一步表示，中国“对北京共识的合理运用已经让这个有着13亿人口的‘贫穷’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②跨界亚洲不仅逐渐浮现在日益增强的文化和理念的流动过程中，更为重要的是，20年来其对于经济联系和人口流动快速增长的推动已经得到证明，中国在其中扮演了领导性的角色。杉原薰（Sugihara)认为，中国融人国际经济格局的模式逐渐在“亚洲内部贸易、移民、资本流动和汇款（侨汇）的增长中被塑造起来，就如同与西方的直接接触所导致的那样”。③亚洲内部贸易已经占到东亚整体贸易额的一半以上，与70年代末期的20%相比，有了大幅增长。20世纪初，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年均增长率已经超过30%。2008年，中国已成为东盟第三大贸易伙伴，当年东盟的整体贸易量中有11.3%来自中国，其贸易额在全球贸易额中占到13.3%，在亚洲总体贸易额中占到半壁江山。2010年1月中国一东盟自贸区的建成让一个有着6.6万亿美元〇0、19亿人口和贸易总额超过4.3万亿美元的庞大经济区浮出水面。⑤2013年初，中国已经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则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在东亚共同体构想的发展进程中，以“清迈倡议”为代表的货币地区主义的发展和地区内自贸区的扩散，使得经济地区主义正在成为该地区日益重要的合作形式。为了鼓励东亚和东南亚国家之间达成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根据2000年确立的“清迈倡议”的原则，中国人民银行和大韩银行在2008年12月共同宣布了一项总额为1800亿元人民币（270亿美元、38万亿韩元）的双边货币互换协定。这项为期三年的计划旨在为两国的金融和财政系统提供流动资金，以更好地维护两国的货币稳定。①中日韩三国领导人第一届三边峰会同月在日本福冈举行，加强彼此的金融合作成为峰会最重要的议题。印尼央行在与中国和韩国各自签署了30亿美元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之后，2009年2月又通过与日本的积极合作来寻求拓展其60亿美元货币互换计划，以保证本国外汇储备的安全。②对此，亚洲开发银行研究院院长川相昌弘（MasahiroKawai)指出，“亚洲各国之间的经济纽带正变得越来越强。美元的地位正在衰退，欧元也未必有能力接手。目前非常有必要在亚洲推动稳定的货币区建设”。③在制度层面，中国和东盟之间已经建立起多元化、多层次的互动和密切联系。截至2006年，中国和东盟已经在不同的层级建立起46个对话机制，其中包括12个部长级的高层渠道。④中国新移民的数量也在不断增长。据估计，涌人东南亚的中国新移民约有250万人。这一趋势充分说明了中国与该区域的密切互动与相互依存。⑤在东北亚地区，中国在2004年成为日本的最大贸易伙伴，2005年，中日两国之间的双向贸易额增长了12.4%，达到24.9万亿日元，超过了美日之间21.8万亿日元的双边贸易额和6%的增幅。截至2008年8月，日本对中国的出口首次超过了其对美国的出口，中国成为日本最大的出口市场。到2007年底，在日本的华人社群已经达到60万人，成为日本国内最大的外国人群体。在日华侨华人同时也是中国大陆最为积极的华裔投资者和企业家；每1万名日本华侨华人中就有28人在中国投资或创业。在教育领域，从1978年开始至今的约30多年间，赴日留学的中国人为15万，其中归国人员有3万，毕业后留在日本的人数约占全体留学人数的14%。对于这个群体，研究者有个“百千万的大致估计”：即大学校长、政府的司局长等级别的人才数以百计，大学教授、副教授及获博士学位者数以千计，归国者总数以万计。这样的一个群体是能够有效地促进中国社会发展，增进中日关系的理解与交流，沟通中国与世界的重要社会资源。在中国，有1000万人为日本公司工作，据估计，在2005年有10万日本人生活在上海，中国也成为日本在亚洲最大的投资目的地。
随着中韩双边关系的日益密切，相似的趋势也出现在中韩两国的各个领域。2003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韩国产品最大的出口市场，而美国自1965年开始巳经占据这一位置长达近40年之久，中国从而成为韩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同时，韩国的汉语语言学校在数量上也取得了快速发展，2003年至2005年间增长了44%,2003年，有3.5万名韩国人在中国的大学学习，占所有在华外国留学生的46%，有超过18万的韩国人拥有中国的长期居留许可。所有这些都凸显了亚洲（尤其是东亚）范围内日益扩大和深化的联系与交流；它们不仅是跨界亚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东亚政治经济的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需要指出的是，跨界亚洲的概念主要限定于通常所称的东亚/东南亚区域，南亚在其间只发挥着较小作用。尽管印度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增长很快，并且印度巳经成为中国的第十大贸易伙伴，但是快速增长的贸易额在相当程度上也放大了两国在经济和政治利益上所存在的歧见，以及（更为重要的是）在管理危机和冲突方面双边和/或多边制度化机制的缺乏。
总之，世纪之交的发展实践证明，跨界亚洲的形成得益于吸收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于东亚与东南亚各国和民众的跨界互动中的宝贵历史资源和文化资本，人口、资本、商品和理念的流动已经在制度化和多边机制的推动下得到了显著增强。结构性和制度化的跨界亚洲模式在过去的十年里已经成型，并随着诸如“10+3”这样的政府间合作机制以及博鳌亚洲论坛这样的非政府合作形式的建立而逐渐强化。作为经济增长引擎、人口流动的源泉和跨国制度化框架（如“10+1”和中国一东盟自贸区）中的核心行为体，中国在新一轮的地区建构中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然而，中国在跨界亚洲的形成进程中日益增长的中心地位也遭到了来自美国（包括其主导的组织）的较大阻力。中国和亚洲邻国之间的领土、领海争端也对形成中的地区秩序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跨界亚洲是与不稳定的、具有潜在冲突的区域结构并存的。对于东亚的政治经济新发展来说，新的跨国结构既是结果也是动力，它们对地区变局的复合影响和深刻意义应该被给予足够的审视。
三、跨国语境中的网络和治理
近年来，随着东亚地区化进程的发展，资本、理念和人口的跨国流动日益频繁和机制化，且在可预见的未来将可能继续发生转变，因此，需要有新的概念和方法对其本质和特性加以解读。下文将继续论证网络和治理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分析工具，以及对国家与社会分析范式的替代性选择。
(一)全球治理的兴起
如前所述，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特定模式通常被认为是东亚经济增长背后的关键驱动力。制度主义（institutionalism)和国家主义（statism)两大学派都曾尝试对东亚和东南亚在20世纪7090年代的经济快速增长进行解释。对前者而言，新古典主义理论将非国家变量作为关注点，认为东亚各国政府通过追求比较优势和竞争来强调出口导向和以市场驱动的工业化，它们“并不尝试去限制市场，相反，在必要之时给予政策协调以确保足够的灵活性”。制度主义学派“（1)涵盖了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的制度安排，（2)注重这些安排的合作基础，（3)为本地公司提供综合性政治支持并通过对其施压以使其符合市场规律”。发展型国家既是宏大的制度体系的组成部分也是参与者，它们为解决发展中国家所共有的问题提供集体行动的解决方案，金原益（WonikKim)通过突出殖民主义遗产的作用来探寻发展型国家的起源，认为国家独立时继承或者建立起来的相应制度化框架，以及后来的社会经济转型都可以被视为东亚当展型国家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历史事件。另一方面，随着学者对现代社会国家角色研究兴趣的再兴，国家主义的方法重新受到重视，主要表现为注重国家作用的学术著作的出版以及关于国家自主性的争论等。自80年代以来，作为对发展和现代化在其结构与文化路径中出现的“无法解决的冲突”的回应，国家成为相关研究中的“焦点"。②国家自主性是国家主义者争论的主要变量之一，他们从社会阶级和特定的私人经济利益中找寻相关的自主性，使国家可以通过一种可操作的路径来推动社会发展。作为有组织的实体，自主型国家可以制定和执行政策，而不是简单的反映特定社会集团的需求和利益。同时，也有观点认为，“国家主义作为研究范式的独特性取决于对作为自主和发展型实体的国家的界定”。在国家主义者的设计中，自主型国家领导人的决定性作用体现为“允许技术官僚不受约束地以市场理性为导向来制定政策，以提升国家的发展潜力”。当国家面临危机时，不同势力围绕国家的作用展开激烈论战，从而对国家自主性形成挑战。③冷战的结束以及剧变表明了国际政治经济发展中社会力量的复活。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裙带资本主义的存在，给国家主义发展路径提出了更多的难题。
最终，国家面临着两大挑战：“自上而下是来自全球性经济力量发展的挑战，自下而上则是民族或者族群意识复兴所造成的挑战。”同时，国家主义者和制度主义者的研究方法倾向于在民族国家的政治疆界内拓展分析，缺少对日益密切及多元化的资本和人口跨国流动的充分关注，但是跨国网络却在国家疆界内外越来越多地建构起政治发展的轨迹，就如同欧洲地区合作语境中所充分展示出来的那样。因此，我们有必要超越传统的国家一社会范式，运用更加贴切的概念和框架来解读21世纪东亚的政治经济变迁。笔者认为，网络和治理的概念与实践能够满足这一需要。在西方的政治理论中，“政府”指的是“正式的国家制度以及对合法的强制性权力的垄断”，“治理”则是指“通过政府执政实践的发展，让存在于公共和私人部门之间或者内部的边界与区隔逐渐淡化”。根据斯托克（GerryStoker)的观点，治理的本质就是在不依赖政府的权威和制裁能力的前提下集中建立有效的执政机制。“治理概念指出，结构或者秩序的产生并不能被额外地强加，而是通过执政实践的多样性互动来实现，并在各行为体之间相互影响。”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概念化不同，治理可以超越严格的民族国家的边界限制，全球治理已日益成为协调地区和全球层面政治经济发展进程的重要形式。正如罗西瑙（Rosenau)所说，全球治理机制的连续性在21世纪前夕凸显出来，并通过宏观的和微观的、非正式的和制度化的、国家中心的和多元中心的、合作性的和冲突性的等形式体现出来。换言之，关于治理的表述，不论是地方性的、区域性的还是全球性的，都肯定了“权力正在多.个方向被重置”这一包容性趋势。如下文将要论及的，这一变化对于东亚政治经济发展的动力和进程有着深远的意义。
(二）网络作为新分析框架的理论支点
“网络”也是理解东亚政治经济发展新趋势的重要概念。对于网络和治理在跨界亚洲中的角色，应该从两个方面给予审视——被全球化所塑造的国际环境，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既有概念体系所面临的理论挑战。目前，关于网络在商业和社会领域中的重要性的研究已经获得蓬勃发展，但是有关东亚政治经济发展的文献却忽视了网络的重要性。（跨国）网络不像国家与社会关系那样被垂直而有层次地建构起来，以便于政治、经济和象征性权力的集中和分配，它首先是横向水平式建构的结构，最终与纵向的层级体系实现纵横交叉。本文重点强调网络的三个不同层面——作为关系性的存在、互联互通的节点和立体的空间结构，以此代表网络与国家、社会和市场互动模式的多样性。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网络由行为体（包括个人和组织）之间的一组关系或者联系组成。行为体之间的联系既有内容（关系的类型）也有形式(关系的强度)”。有学者指出，“网络是一种组织逻辑，是经济行为体间的一种治理形式”。
卡斯特（Castells)认为，“网络是一组相互连通的节点，形成于曲线的自我交叉”，他指出，网络是“开放的结构，可以无限制地扩展，并且可以整合新的节点，只要它们可以在网络内部沟通，可以共享相同的交流信息。基于网络的社会结构是一个极其动态和开放的系统，在不危及其结构平衡的时候它会积极推动创新”。②格力维尔（Grewal)从狭义的角度将网络视为“彼此联结的人群以一种能够使他们可以开展有益合作的方式所组成的互通结构，可以通过包括商品和理念交换在内的多种方式实现这一目标”，他同时强调“使网络成员可以彼此接近，便于相互合作的共享规范和惯例”，以及网络成员之间所达成的可操作标准的重要性。③尽管上述观点存在差异，但是对于网络所具有的连通性、灵活性、互惠性和跨国性等特点却存有共识。随着东亚政治经济的发展，网络已经成为该进程的核心议题。作为一种研究手段，“网络论”在当代亚洲研究中得到了较为广泛的采用，这也与晚近国际学术界的最新理论趋势相一致。网络研究在近三十年来获得了日益广泛的重视。以国际社会学界两份最著名的刊物《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SociologicalReview)和《美国社会学杂志》（AwerioznJournalofSociology)为例，以“网络”作为关键词的论文从1.2%(1980年）逐渐增加到2.2%(1990年）、7.8%(2000年）和11.6%(2005)。经济学家马修杰克逊（MatthewJackson)指出，“由于其多学科特征，网络研究成为一个激动人心的领域。我们很难想象有哪些其他学科能吸引到这么多学者的关注，并能被应用到诸多领域之中”。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更多的学者也开始关注全球网络与国内政策之间的多重关联性。②有多种路径可以解释网络可作为分析跨界亚洲的核心概念的原因。首先，整个社会的控制机制越来越多样化，国家不再是监管社会的唯一机构。这一发展趋势巳经逐渐从国内蔓延到了全球语境中，跨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以及国际非政府组织所扮演的日益重要的角色都是明证。公民社会通常被视为中介性的“第三系统”，即公民自发地组织起来，建构有别于政府或者逐利行为体的独立公共体系。跨国公民社会指的是"从事超越国家边界的自愿集体行动并追逐他们所认可的普遍的公共利益的自发利益群体”，它们通过有组织的利益表达方式，将相关的公共议题从国内转到国际。
在经济领域，相关研究和统计显示，跨越国家疆界的商业和社会网络可以协助克服多种形式的非正式贸易壁垒，诸如国际合同的脆弱执行力以及市场准入限制等从政治层面来看，政策网络和作为治理新模式的网络巳经日益突出，在西方世界尤其明显，以致于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巳经呈现出“政治秩序从组织/科层体系（以及市场/无政府）向网络”转变的趋势。⑥网络可以承担国家或者社会都不能单独承担的与市场进行有效互动的角色，并且已经逐渐成为跨界亚洲框架内超越国家边界、联结不同力量的重要机制。第一，与那些以“内部组织联系通常强于组织间联系”为特征的国家相比，有着水平而无差等结构的网络可以有效地渗透到社会的不同层面。第二，作为发展中的嵌入到国家和社会内部的实体存在，网络已经成为可以通过制度化和非正式的渠道与国家进行有效沟通的独立变量。另一方面，社会却经常被冲突的利益和多样的议程所分割，然而网络——它通常会与相应的互动规范来构建共同议程——却可以确立包含个体的社会力量和多样的国家行为体在内的有效伙伴关系。第三，国家和（国内）公民社会要受到民族国家疆界的限制，但是（跨国）网络则拥有影响全球和国内两个层面社会转型的能力。第四，虽然市场也是无国界的，但在很大程度上却被追逐利润的终极逻辑所驱使，以致容易蜕变为倾覆国家与社会关系平衡的不稳定因素，而网络却可以通过诸如行为规范和制度安排等正式或者非正式约束机制避免这一缺陷。<2>总之，网络和治理为东亚政治经济的既有范式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框架。这两个概念未必会完全替代既有范式，国家、发展主义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等因素在21世纪东亚的社会政治转型中依然非常重要。然而，作为替代选择，它们可以成为传统范式的有效补充或者对现有的框架提出挑战，从而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与认知那些不确定和未知的领域。
四、跨界亚洲框架下的国家与网络
前文论述了跨界亚洲的历史性、网络和治理的重要作用，下文我们将通过中国和新加坡的具体案例来检验它们在东亚政治经济发展中的影响。
(一)中国与跨界网络的双向互动
中国在过去的30年中经历了根本性的变革。在对内改革的同时，中国也积极融入并影响全球化。郑永年曾指出：“中国本身已经成为全球化的一部分，但是与快速发展的融入进程相比，却出现了驱动乏力的情况。”—些西方学者将中国的发展模式视为与英美资本主义不同的“中国资本主义”(Sino-Capitalism)，其特征是自上而下的国家在经济中的主导力量（这是发展型国家的核心特征）与自下而上的私人企业扩展共存。这种二元结构已被深深嵌入国家、区域和全球的生产和知识体系之中，它同时也是一种“网络资本主义”。②其实，“中国资本主义”最初被用于描述海外华人企业家，他们也是中国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力量。从1979年到1997年，超过三分之二的流人中国的外资来自于海外华人。过去十多年来，60%的外国直接投资由华人引进，他们在华公司的数量占在华外国企业的70%。2008年一项有关侨资的调查显示，虽然2006年和2007年中国的外资分别减少了5.75%和8.69%,但华侨华人在中国大陆的投资却增加了3.8%和2.1%,侨资在总体外资中的比重也从52.3%(2005年）增加到63.5%(2008年）。
—些学者通过对外贸易领域的统计学分析，发现在东南亚华人人口较多的国家，华人网络对推动双边贸易贡献了60%的份额；海外华人也直接推动了居住国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联系。⑤进入21世纪后，华人华侨对中国地方社会（尤其是华南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仍然十分显著。例如，居福建百强镇榜首的陈埭镇仅有38.4平方公里的土地，但却容纳了三千多家鞋企和配套企业，诞生了像安踏、361度、乔丹、贵人鸟等鞋业品牌，2009年为全世界生产了6.5亿双鞋，被誉为“中国鞋都”。海外华人及其社会和商业网络是陈埭成功故事中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这从一个微观的层面论证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跨国联系特征。邓小平早在1993年就指出：“中国与世界各国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机遇。比如，我们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对祖国做出了很多贡献。”②下文将通过对中国城市中影响渐强的特定群体的考察，来解读国家与跨国网络之间的互动。这是一个被称作“海归”的群体，他们出生在中国，在海外接受良好的教育，有着高度的全球流动性，并与海外居住国有着密切的联系。据估计，在过去30年间，从中国大陆（不含港澳台等地区）移居到世界各地的新移民已经超过600万。近年来，跨国网络不仅体现在以集体经济和社会支持的方式来推动中国的全球化，而且还体现在海外华人民族主义的复兴上。中国政府目前在促进和推动这些跨国网络活动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④中国政府推动的新政策在两个领域同时展开：一方面在民族国家框架内积极吸引海外华人高端人才回国工作，另一方面将国家的政策和信息传达给海外华人社群。前者的首要出发点是推动中国国内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后者则通过在国际场域中嵌入政治和文化意涵来提升祖国的吸引力。由中国各级政府所推动的积极的海外招聘活动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目前，中国与跨国华人网络相连的主要政策倡议已经由原来的“回国服务”调整为鼓励海外人才“为国服务”，这就使得实质上和永久性的回到中国不再是爱国的先决条件。华人新移民归国的数量巳经颇具规模，"海归”已经成为城市精英群体中的重要部分。据相关统计，2009年中国海归人数首次突破10万人，比2008年增加50%以上。2012年底，中国留学生回国人数新增27.29万人，同比增长46.56%。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留学回国人员总数巳经达到109.13万。归国潮的出现主要取决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刺激，二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重创了西方经济。根据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的数据，仅2008年，中国的归国人员数量就占到19792008年期间归国人员总和的1/6。②海归人员有着高度的国际流动性。在2004年末和2005年初，在一项针对三百多名在加拿大的华人新移民所进行的关于他们未来计划的调査中，41%的受访者选择“长期居留在加拿大”，14%选择"回到中国”，45%则表示“不确定”。而在2006年末对3000名在北京工作的归国人员所做的调查显示，692名受访者（23.1%)拥有外国公民权，445人(14.8%)拥有外国永久居留权。③在中国和西方之间穿梭对华人高技术移民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但是中国的国籍法不允许拥有双重国籍，这一规定也让很多（临时的）归国人员在回国以后遭遇到诸多挫折和不便，因为他们中有不少人拥有外国公民权。修订现有国籍法的呼吁已经通过那些出国访问的高层官员和国内的多种新媒体传递给不同层级的国家机构，如作为国家层面的立法和协商渠道的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以及国务院侨办这样的决策和执行部门。
虽然这些努力并没有产生直接和最终的结果，但是关于双重国籍的法律认可的讨论却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网络和治理的作用。为了实现与华人高技术移民（以及他们的专业和个人网络）建立密切联系的目标，中国政府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的相关政策，明确了跨国治理的思路。同时，这些政策尝试展示中国的重大国家关切（吸引全球华人精英促进中国发展）以及表达对新移民中髙技能人才的渴求。2004年8月，中国政府正式推出绿卡系统，为那些高级归国人才、尤其是有着丰富海外经历和全球视野的优秀人才提供制度便利。新的政策在2006年12月由人事部公布，旨在创造“绿色通道”以吸引高级人才回国，并强调要注重人才的质量而非数量。为此，中国政府确立了归国人才或髙素质新移民的三个特定标准：可以协助中国的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以达到国际水平；可以协助加强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有丰富的海外经历和全球视野。相应地，全球性人才的招聘层次也越来越高。2008年12月，中组部推出“”新政策，提供高薪（100万元）以及其他有吸引力的项目资金和相关硬件支持，以吸引高端科学家以及华人高技术移民人才到祖国工作。该计划由时任中组部部长的李源潮推动，并将此作为中央实施“人才是科学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战略的首要措施来抓2013年9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条例》将‘‘人才引进”规定为普通签证的申请事由。条例在普通签证类别中增加了字（人才）签证，发给国家需要的外国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专门人才。今后，凡是符合中国政府有关主管部门确定的外国高层次人才，以及符合急需紧缺专门人才的引进条件和要求的外国人，均可以申请R字（人才）签证，并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入境出境便利。总之，中国新移民中归国的高技能人才已经呈上升趋势，他们与中国之间的密切联系构成了新兴的华人跨国主义的核心背景。然而，全球流动性逻辑和国家利益之间的固有结构张力毕竟是难以解决的现实，新移民/海归认为，共享的利益和共同的文化/政治认同可以通过推动有条件的国籍法来实现，这一要求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被中国舆论和决策者所接受，并强调要推动跨国理念和民族主义议程的有机结合。同样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在更广的范围内采取了积极措施，通过促进海外华人的全球流动性来更好地维护他们的利益，这是一个积极的姿态。跨国因素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和清晰，网络和治理受到了普遍认可和重视。过去十年里，留学归国人员在中国决策过程中的代表性也在日益上升。李成的研究显示，中国第五代领导人中共有82位（占15%)曾经在海外学习过，主要集中在美国和欧洲。其中有23位（占28%)在海外获得了学位，有52位（占63%)在海外学习或工作一年或者以上，有7位（9%)参加过为期几个月的海外短期培训。最近一项研究表明，由于海归人员对全球事务的观点更倾向国际化，他们由此可能会影响到中国的外交政策，并可能对中国国内不断增长的民族主义情绪形成一个潜在的约束。
(二）跨国网络对新加坡政治经济发展的含义
二战后，新加坡社会与经济的主要特征在于其跨国性，很多社会组织和商业活动在推动建立和巩固地区网络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在东南亚和东北亚。新加坡在亚洲地区网络中的角色由两个主要因素所塑造：从地理位置来看，新加坡在全球来说是东西方的十字路口，从跨界亚洲意义上来说是东亚、南亚和东南亚的十字路口；更重要的是，新加坡还是转口贸易的主要集散地，华商组织在这项贸易和本地经济发展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李光耀对新加坡有利的地理位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新加坡是“亚洲的车轴”。③过去20年来，跨国网络在新加坡社会（尤其是华人社会）的发展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并得到了国家的强力支持。首届世界华商大会于1991年在新加坡召开，如组委会主席所说，很大程度上这是基于“华人的共性”。其后的几届大会都将中华文化对海外华人商业成功的贡献作为重点。“华人性”（Chineseness)逐渐成为国际商业网络化的战略基点。时任副总理的王鼎昌曾指出：“共同的文化和价值观让大家在一起工作变得更加容易。”④1993年，第二届世界华商大会在中国香港举行，李光耀资政坦言，"如果我们不利用华人网络来更好地把握这些机会将是愚蠢的”。⑤新加坡政府尝试在巩固和拓展其经济增长的步伐时，借助跨国网络的力量将自身打造成“地区之翼”。自80年代的经济调整时期以来，新加坡政府通过积极培养和引进大量人才以推动这一目标的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全方位重置权力的治理”成为一个重要的概念和实践形式。但是几十年来，新加坡人口出生率持续走低（已经从1960年的5.76%下降到2012年的1.1%),给其发展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为了保证人口的平均增长率，新加坡每年平均需要有6万名新生婴儿，然而2009年实际只有39570名婴儿出生，大大低于最低替换率的水平。由于本国在人口和自然资源等领域先天性的匮乏，以及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竞争日益激烈，新加坡政府不得不着手制定和执行多方面的政策以吸引外来移民前来工作和生活，在全球范围内积极网罗优秀人才为己所用。2006年黄根成副总理（同时也担任国家人口委员会主席）就这一问题阐释了政府的立场：“我们不得不通过移民来增加我们的人口和劳动力。我们要鼓励那些愿意为新加坡发展做出贡献的人定居于此。这是做大经济蛋糕的重要途径，只有这样，每个人才会得到更多。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可能就会在其他国家快速增长的竞争力面前出现劳工数量锐减、投资撤离的困境，那样就很难有足够的资源来保证发展，我们就会因此走向下坡路。”李显龙总理在2006年国庆群众大会演讲中也明确表达了政府的担忧以及在全球范围内网罗优秀人才的意义，他说：“如果我们希望经济能够继续发展，如果我们希望变得更加国际化，那么我们就需要有持续增长的人口，而且不仅仅是数量上的增长，我们还要保证在新加坡所需要的各个领域里都会有越来越多的优秀人才。”他强调，“新加坡必须网罗各类人才，我们要寻找那些有着出色的能力和充沛的活力、有着多元化的创新精神和理念的优秀毕业生、专业人士、银行家以及律师等，要涵盖我们所需要的所有领域。”③新加坡的外国人才战略既强调要网罗来自全世界的高技能专业人才，在实践中又将华人优秀人才作为主要的引进对象。④这不仅因为新加坡是一个以华人为主体的社会，而且主要是因为大中华区是那些希望到新加坡工作的专业人士的潜在的最大来源地。自1992年起，新加坡政府开始为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提供全额奖学金到本地的初级学院和大学读书。获得这项资助的主要附加条件之一就是他们必须在毕业后至少在新加坡工作六年。
一项针对受益于该计划的1195名学生的调查显示，他们中有74%成为了新加坡永久居民。当然，大量的来自中国的企业家也在新加坡的经济增长和地区商业网络构建中发挥着曰益重要的作用。2004年以后，新加坡政府进一步放宽了外国人申请公民权的标准，该措施的直接结果就是2005年外国人获得新加坡公民身份的数量达到1.2万人，比2004年的5300人增加明显。由于政府的“门户开放”政策，新加坡已经成为国际化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非居民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例已经高达28.1%(其中永久居民占全国总人口的10%)。相比而言，1990年永久居民仅占总人口的3.7%，而2000年这一比例已增至7.1%，达到了28.7万人。2012年，新加坡公民数量为328.5万，而永久居民的人数已经达到53.3万人。对外来人才的激励措施以及诸多（隐性的）优惠政策造成本地公众的强烈和公开的不满，这些不满尤其针对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在2011年大选中，上述议题成为激烈的竞选议题，反移民的呼声不仅充斥于网络等新媒体之中，在主流媒体中也时常被报道。这也成为人民行动党在大选中仅获得60%选票的原因（为新加坡独立后的最低记录）。为了应对这一潜在的分裂危险，新加坡政府开始着手在多方面寻求增进公众和社会的包容性。一方面，政府采取多种措施确保本地人的利益在多个领域受到保护（如在健康与教育补助金方面区分公民和永久居民的待遇等），同时又在根本上确保通过有选择地引进外国人才来提升经济总量。更为重要的是，国家已经在尽力控制（华人）新移民的跨国属性，并且通过塑造他们对新加坡的政治忠诚来提升其对新加坡的国家认同，推动国家建构进程。李显龙曾经在很多场合告诫新移民要积极融入新加坡社会，以尽快成为这个和谐大家庭的一员。为了更好地推动这项融合议程，总理公署特别成立了“公民与人口策划署”（CitizenshipandPopulationUnit)。随着国内反移民呼声的高涨和反对党的逐渐壮大，新加坡对永久居民和入籍的要求日益严苛。新加坡的个案凸显了发展型国家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困境：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人口流动是跨国性的，而民族国家的治理则受制于国内政治因素(选民的投票）。这两者的利益诉求并非完全一致，从全球治理的角度和区域网络的模式有助于解释这些新现象。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两个个案有一定的特殊性，它们的着眼点在于国家与跨界（华人）族群网络之间的共生、矛盾与协调，因此，在解释网络和治理的作用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其他学者的一些专题研究，如公共医疗领域、环境问题、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等都显示了全球治理架构下跨国网络与合作的重要性和有效性，尽管在亚洲区域这些协调的机制和理念还远未成熟，尚在磨合过程中。
五、结论
笔者希望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论证能够初步地解读网络和治理在跨界亚洲中的重要作用（以及中国在东亚所发挥的日益重要的作用）。根据以上分析，本文得出以下四个初步的结论：
首先，东亚政治经济的既有分析范式依然受到民族国家框架的支配。随着该地区人口、资本、实践和理念的跨国流动的日渐增强，我们需要引入新的分析工具，以更好地解读变化中的地缘、社会和政治图景。作为一个区域发展进程和一种分析工具，跨界亚洲的概念从以往密切的地区互动中吸收了大量的历史和文化资本。无论是中国崛起的动力、发展模式还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的交叉互动，无论是跨国流动的非正式和正式机制的建立还是维持，跨界亚洲或许可以作为一种替代选择，以更好地解读过去二十多年东亚所发生的深层次转型。
第二，要深入理解跨界亚洲框架下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转型的复杂性和多维性，就必须超越传统的国家与社会二分法，引进新的分析方法。作为垂直建构起来的、自上而下的权威性国家机器，应该被置于横向的跨国网络的宽广轨道内，从而实现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纵横交错。在该进程中，通过执政实践的多样性互动来实现的治理将作为一个重要的概念框架和具体实践得以凸显。此外，网络和治理还将与变化的市场机制和监管制度并列。至于国内的政治经济结构如何回应这些新的、将国家、社会、市场和网络连接在一起的跨界模式，我们还需要进行更多的实证研究。
第三，国家依然是跨界亚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行为体。1997年和2008年的两次金融危机及其解决方案表明，对于任何有意义的宏观经济政策来说，国家都是不可或缺的角色。但其自身的性质和特点都发生了变化——或可被界定为“网络化国家”，并在两个重要方面不同于七八十年代蓬勃发展的发展型国家。其一，发展型国家的“市场友好战略”及其干预主义政策的基本特征是经济技术官僚摆脱政治影响、优质高效的官僚体制以及共享信息的公共和私人咨询部门。而“网络化国家”不仅通过政策激励来影响市场和经济，它们还接触到全球性的生产、知识和族群网络，国家对经济部门的直接参与也是重要的路径。其二，如果说在民族主义的传统框架下，发展型国家要依托在民族国家内部来运作的话，作为全球化进程重要主体的网络化国家则将展示更多的跨国属性和特征。因此，包括跨国民间社会以及自下而上的机制和过程都日益重要。
经济发展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区域循环经济水权可持续发展
目前我国区域间的经济合作越来越多，通过各种形式的互动合作增强了区域间的整体经济实力，使不同地区能够得到共同发展。但这种增长方式仍然是以粗放型方式为主，是以无计划的利用环境资源而换来的。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占有量较少，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经济的继续飞速发展，其与自然生态、资源之间的矛盾会日益尖锐。一方面，粗放式的经济发展对资源环境造成巨大的破坏；另一方面，资源环境遭到破坏后，经济赖以飞速发展的基础减弱，对经济发展产生严重的副作用。要平衡两者，达到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要大力发展区域循环经济。
在环境资源中，水资源是各行各业生产发展必不可少的自然资源，同时也是自然环境生存并自我修复的关键要素。因此，发展区域循环经济就应首先面对我国现有的水资源特点，利用建设有效的水权制度使水资源成为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支持。
一、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措施
同志曾经指出：“只有走以最有效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为基础的循环经济之路，可持续发展才能得以实现”。这句话表明，实现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措施是发展区域循环经济。
从理论层面上讲，区域循环经济是建立在区域经济理论和循环经济理论上的经济形式。即指在一定区域内，以循环经济理论原理为指导，以区域经济理论为基础形成的经济模式。区域循环经济是一个相对的概念，首先区域本身就既可以表示一个企业或一个工业园区，也可以表示一个城市或一个国家。因此区域循环经济可以是在其区域内部的企业、工业园区等单元发展循环经济的基础上，在更高层面、更广范围和更大深度上实发展的循环经济；作为整个社会的组成单元，只有区域循环经济很好的建立并发展起来，才能带动整个社会的产业结构优化，真正建立起节约型社会，实现整个社会的循环经济发展。
从实践角度上讲，区域循环经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最终目标是使区域内的经济、生态环境和人类社会达到共同的和谐发展，其实质是在充分贯彻实施循环经济的“4R”原则（减量化原则、再使用原则、再循环原则、重组化原则）的基础上，通过“资源产品再生资源”这种生产原材料和生产废弃物相互之间的交换建立起来生态产业链。
区域循环经济的主要特征有：
1.由点及面的发展模式。一个区域内各个地区的自然资源不同，发展程度有差异，因此不能全面铺开发展循环经济。首先根据区位优势理论和自然资源的实际禀赋，选择区域内的重点地区；接着选取该地区内的核心企业，利用循环经济原理对该企业进行试点，从而带动整个地区，进而整个区域发展循环经济。
2.与区域资源紧密结合。发展区域循环经济离不开目标区域的自然资源条件。充分的了解区域内的自然资源有助于建立合理高效的产业群，大大提高对原材料的利用率，充分发挥区域资源优势。
3.生态化产业链。在实现循环经济的区域内，各产业的原材料和废弃物均会被其他产业利用。一个产业的废弃物作为另一产业的原料得以再次进入生产循环，使整个区域的资源投入减量化，并大大减少了废弃物的排放，降低了环境压力。
可以说区域循环经济从根本上消除了一个地区长期以来的经济增长与环境资源之间的矛盾冲突。基于以上认识，我们把发展区域循环经济作为建设区域生态链、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工程，纳入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部署，在不同领域、不同层次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本质是以人为本，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人民群众创造富裕、文明、健康的生活，这与我们发展循环经济、建设生态城市的目标是一致的，从而进一步坚定了我们走发展循环经济之路的决心。
发展区域循环经济的重点是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环境资源之间的关系，不仅经济发展对环境资源有一定的负面作用，同时环境资源本身的一些特点也会成为发展区域循环经济的瓶颈。
二、水权制度的建设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作为最基本的生产要素，水资源在发展区域循环经济的过程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何对其进行有效的构建和管理是实现区域循环经济，进而是实现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作为水资源管理手段的一种，水权制度的建设是为了维护河流湖泊的生态系统，促进水资源的合理分配，最终目的是通过水权的合理有效配置，平衡人类用水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使人们有序合理的开发利用水资源，促进节约用水，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进而促进人类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此世界各主要国家对水权进行了长时间的研究和实践，为我国的水权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澳大利亚的水资源所有权归国家所有，水权指水资源的使用权。澳大利亚建立了水权分配制度，并培育水市场，鼓励通过市场合理配置水资源。其最早的水权是实行河岸权制度，即与河道毗连的土地所有者拥有用水权，并可继承。20世纪初，联邦政府又通过立法明确了水资源是公共资源，归州政府所有，由州政府调整和分配水权。澳大利亚的水权交易从1983年开始，到目前为止交易额越来越大，有关的管理制度也不断完善，水市场已基本形成。这一水权管理制度的实际实施促进了节约用水，同时也促使水资源按市场规律自行合理配置，提高了水资源的使用效率与效益。
经济发展论文范文第14篇
任何要素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组成，生态与经济作为人类社会不可跨越的两大环节，其组合自然也就具备了一定的特征。
第一，系统性特征。生态经济作为一个系统，是由诸多要素组成的，但在这众多要素之中，生物是第一位的，也就是说这种系统性是以生物为中心的，没有生物的存在就不存在生态系统，而生物与环境也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它们通过物质流、能量流和某些信息流使得生物得以跟环境进行交换，从而形成开放系统。这种开发系统的存在，使整个自然界处于良性循环状态，而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然界的正常循环，否则经济的发展就会产生诸多难以解决的后患问题。再者，生态经济的系统是由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等要素构成的大系统，其要求人在考虑生产和消费时不能再置身于这一大系统之外，而是必须将自己作为这个大系统的一部分来研究符合客观规律的经济原则，只有这样，生态经济的系统性特征才能凸显出来。
第二，协调性特征。协调是一种普遍规律，无论在自然社会还是人类社会，都起着其他要素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只有存在协调，才可以表现出整体效应，才能反映出1+1>2，但协调的关键是什么呢？就是人类不仅要懂得正反馈还要懂得负反馈，既要懂得加也要懂得减，因为在一个系统里只有有加有减才能保证它是最稳定的，才能得到良性循环。如一个地方若鸟很多，那就会使虫很少，而虫一少，树就长的好，进而就为鸟创造了更好的生存条件，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在这个循环里有一个负那就是虫少了。假如虫多了，那就会使树少，鸟也就没了生存条件，那这个系统里就不稳定了。
第三,循环性特征。整个自然界存在着一种循环，而这种循环也是其靠自身的力量来完成的，在这一点上，外力的作用很是有限，但人们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干预这种循环的进行，由此也才形成了“恶性循环”和“良性循环”的概念。在传统工业经济的各要素中，资本在循环，劳动力在循环，而惟独生态没有形成循环。而生态经济则要求必须运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经济活动，因为如果经济活动超过资源承载能力的循环是恶性循环，就会造成生态系统退化，而只有在资源承载能力之内的良性循环，才能使生态系统平衡地发展。
此外，生态经济还具有一定的新的价值特征。生态经济在考虑自然时，已不再像传统工业经济那样仅将其作为“取料场”和“垃圾场”，也不仅仅视其为可利用的资源，而是将其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是需要维持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在考虑科学技术时，不仅考虑其对自然的开发能力，而且要充分考虑到它对生态系统的修复能力，使之成为有益于环境的技术；在考虑人自身的发展时，不仅考虑人对自然的征服能力，而且更重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能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生态经济这些特征的存在，就要求人类在采取经济发展手段时，必须在此基础上选取合适的路径，进而实现人与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二、生态经济的路径
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步，但是这两个化带来了突出的生态矛盾问题。如工业化与环境污染，由于我们以前的发展是粗放型的，工业化越发达，生态破坏越严重，突出表现在大气上，如说大气里面二氧化硫超标会引起酸雨，2003年浙江的酸雨率是84%，珠江是50%，江苏是30%。现在我们沿海地区的电子工业很发达，它使用了高分子的化学物和重金属材料，造成了电子垃圾和含有剧毒的持久性的有毒物质。一台电脑需要700多个化学原料，其中50%以上对人体有害。那些地区的大批农民从事于电子产品的测检工作，引起了大量环境污染，更大的危害就是重金属通过土壤到生物再污染到人体。如有些地区的重金属超标在水稻上占80%，蔬菜上占60%，我们知道，重金属的土壤污染，菜园土大于水稻土，水稻土大于果园土，果园土大于旱地土，为什么菜园土最严重呢？就是因为城市垃圾在菜园土里的利用，还有农药的残留也引起了毒害。我们很久以前就禁止使用农药DDT，然而最近我们在人奶里发现了DDT，其含量超过了发达国家的水平。根据世界银行对我国的评估结果，他们认为中国大气跟水环境污染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应该占全部GDP的3％～5%，当然这一数字的准确度有待考证，但这种状况也的确向我们敲响了警钟，即单纯的经济增长，如果不考虑资源与环境的治理支出的话，那国民经济的增长是不实在的。所以我们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考虑生态，要把产业调整到良性循环方向来发展，从而推进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转变，以提高资源效率、生产效率与经济的总体增长竞争力，因此考虑生态经济的路径选择也就成为我们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任务。
首先，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的自然观路径。大自然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和物质基础，即不是救世主，一切依赖与大自然的恩赐；又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物质源泉。人定胜天，毫无节制地去索取、征服和对抗大自然；而应善待大自然，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自然规律，科学地改造和利用大自然，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这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用新的自然观改变传统的依赖与对抗大自然的观点，规范人类的行为方式，合理开发和利用大自然，使环境资源为人类生存已发展所永续利用。
其次，以人为本的发展观路径。发展是硬道理，而发展到底为了什么？可持续发展的实质目的，是通过在发展的过程中切实维护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可持续性，不断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更充分地满足当代和后代人的需求，促进社会文明进步。正如同志在第四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所说，如果我们的国民经济搞上去了，而环境污染加重了，人民的生活质量下降了，这不符合我们党的宗旨，也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的。树立以人为本的发展观，防止和克服与之相反的种种发展观，和行为方式，这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和根本目的。
第三，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为核心的价值观路径。他的基本内涵，是要求经济建设、城乡建设和环境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与同步建设（以下称“三同步”）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以下称“三个效益”）的统一。再计算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和效益时，不仅要看经济发展本身的增长率，而且要看经济发展给社会尤其环境所带来的影响，经过对比，扣除其外部的不经济因素，才是经济的实际发展水平和质量。这是我国正在强调的经济发展质量的内涵，也是一些国际组织所强调的绿色GDP的基本要求。我们按绿色GDP的计算公式，对我国近几年国民经济增长率中的外部不经济因素进行了测算，以年均增长率7％～8％为基点，分别测算出我国经济增长率中的外部不经济因素为12%、8%、4%。显然前两个概算的数据是不客观的，但在国家相关部门正在进行“十一五规划”编制时，不能不承认后一个概算数据的事实。这种事倍功半状态的出现，是单纯经济效益价值观指导下，实施不规范行为方式的必然结果。实践证明，只有树立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的价值观，坚持“三同步”和“三个效益”相统一的原则，才能提高经济质量，实现可持续发展，跟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步伐。
我国的资源人均占有量较低，如果不对生态进行强有力保护，那经济的发展将会受到更大影响，所以我们必须树立生态价值论的观点，因为“长期以来，我们没有充分认识到生态资源的稀缺性、有用性，实行的是成品高价、半成品低价、资源无价的定价制度”，这种思维模式的存在就在一定程度上使我们的发展速度过于依赖于生态的供给乃至破坏，但生态也是无情的，你向它索取了多少，它也要向你索取同等的数量，其最终的结果就是资源破坏、人与生态关系失调，经济发展受到影响。因此只有运用全面的观点来分析经济与生态的问题，才能从理论上、体制上和政策上真正解决生态保护问题，进而实现经济与生态的和谐发展。
三、结论
任何事物都是相联系的，生态与经济也是如此，所以找到适合生态经济发展的路径，遵循一定的规律来安排经济的发展是实现二者共赢的重要方法。如今，工业现代化与城市生态化正融为一体，21世纪的世界，依赖城市化使发达国家基本实现了工业化，大多数国家进入了工业化过程，使人类进入了后工业文明时代，但环境污染问题却日益严重，进而造成生态状况的恶化，这种情况反过来又索取了人们以前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果，所以当人们认识到这一问题后，便开始考虑如何协调生态与经济的和谐发展共处，只有实现了这一突破，人类才能幸福地生活，社会也才能健康地运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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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编写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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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论文范文第15篇
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年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指出，文化即“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由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的复合整体”。哈耶克认为“文化乃是一种由习得的行为规则构成的传统，这种规则可能起始于人类所拥有的不同的环境情势下知道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的能力”。虽然人们对文化有各种各样的定义，但普遍认识到文化是由物质、制度、行为和精神等多个层面构成的一个完整体系，文化的内容不仅包括生产、生活用具和其他物质产品，而且也包括最基本的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宗教、思维方式、人际交往方式、风俗习惯等。
在同一个国家内部，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人文因素及历史发展进程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并进而形成整个国家民族的文化。地理环境的巨大差异，各地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不断演变，各个文化群体流派的交流碰撞的深度、广度、频度的不同，以及各地长期以来独特的不对称的文化心理积淀，都直接或间接地造成不同区域内人们各有千秋而又相对稳定的传统习俗、风土人情、性格特色和心理特征，也创造了丰富多彩、千差万别的文化成果。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某些地理区域出现了相似或相同的文化特质，其居民的语言、、艺术形式、生活习惯、道德观念及心理、性格、行为等方面具有一致性，区域文化就这样产生了。区域文化是区域内形成的思想意识的总和，是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反映了一个地区特定的人文历史境遇，也构成了这个地区基本的人文特色，与其他区域的文化相区别。
二、文化与经济的基本关系
文化与经济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经济与文化一体化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历史发展趋势。文化与经济的基本关系表现在经济的决定性作用和文化的巨大反作用。经济发展决定文化发展。经济的决定性作用表现在：
（一）经济发展为文化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文化的发展需要较多的投入，无论是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供给，还是文化人才的培养，都需要资本的投入。
（二）经济是文化发展的基础，对文化发展起支撑作用
文化的发展以社会文化消费需求的存在和增长为前提，文化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靠文化消费需求的刺激和拉动来实现，而文化消费需求的形成和增长又以一定的居民收入水平为支撑。
（三）经济发展过程决定着文化发展的结构、类型
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发展思路不同，对文化发展的投入不同，文化发展的规模和集约化程度就不同，文化的服务能力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必然不同。
文化对经济发展具有反作用，先进的、适应现代社会的文化能推动经济的发展，而落后的、与时代经济不相符的文化则会阻碍经济的发展。文化的反作用体现在：（1）文化建设通过对反映社会群体利益、愿望和意志的理想信念、价值标准、道德风尚、行为规范等的确立，有利于形成适应经济发展的先进文化理念和文化环境，支配人的行为，调节社会关系，为经济的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激发起经济主体巨大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产生创造力，推动经济迅速发展。（2）文化建设通过对制度建构的指导，实现社会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优化，以此为经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体制的建立及运行需要文化的指导和保证，需要通过文化增强凝聚力，需要通过经济主体在价值观念上对制度有内在的认同。（3）文化建设通过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经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市场经济在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进了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使经济、社会充满各种矛盾，经济发展缺乏人文关怀。解决这些社会病症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加强文化建设，通过文化的作用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引导人们追求更高尚的生活意义，使人不仅在物质生活上，而且在知识、道德、审美诸方面得到全面的发展。
三、区域文化认同影响区域经济发展
文化认同指个人与个人及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对共同文化内涵的确认，是特定民族、国家、区域范围内的一种特殊的文化心理状态，它是一种可以将一个共同体中不同个人团结起来的内在凝聚力。文化认同通过很多方面体现出来，如可以通过语言、文字、建筑、服饰等浅层次的方面体现出来，也可以通过行为方式、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等深层次的方面体现出来。
文化认同是区域内经济合作中必不可少的因素，对于跨越行政区域的更广泛层次的区域合作，文化认同更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区域经济合作需要两方面的基础：一是经济基础，即区域市场体系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城市体系与区域分工；二是政治与文化基础，即基于行政的区域整合或基于共同文化特征的区域性认同；这两方面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缺一不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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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经济合作与文化认同密切相关，没有文化认同的黏结，区域经济合作也就难以整合。文化认同有助于降低风险成本、磨合成本和加强区域凝聚力，从而推动区域经济合作。
四、区域文化特色形成区域特色经济
区域经济发展决定区域文化的发展，为区域文化发展提供物质条件，决定着区域文化发展的结构、类型和特质及发展水平的高低。与此同时，区域文化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反作用，会推动或制约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区域文化渗透进特定区域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形成区域特色经济。特色经济以分工理论和优势理论为基础，以区域为空间载体，通常包含了特色资源、特色产业、特色产品、特色技术和特色经济区域之内容。区域经济具有整体性、关联性、相对独立性和空间差异性，差异显出优势，优势形成特色。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区域经济即特色经济。
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形成有特色的区域经济模式。地域特色文化渗透进区域经济中，立足于资源优势等，可形成有特色的区域经济模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三个最有特色最有影响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即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珠江模式。不同的区域文化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特色资源，深厚的文化资源的积淀可转变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文化资本，增强区域竞争力。许多地方利用地域文化资源，开展各种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化活动来招商引资，文化主动为经贸服务，带动经济起飞。不同的区域文化形成有特色的区域产业。文化作为产业在经济过程中直接运作，创造经济效益。区域文化资源还可形成特色旅游产业，提供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旅游产品与品牌。五、科学运用文化杠杆发展区域经济
经济和文化是区域社会发展的双翼，文化的滞后会使经济发展缺乏后劲，经济的落后又会限制文化的深度发展。区域经济发展和区域文化建设必须结合起来，让文化融入经济、服务经济、促进经济发展。在运用文化杠杆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时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制定协调一致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文化发展战略
区域经济与区域文化是每个区域发展密不可分的两个方面，因此要坚持两者发展并重，以达到文化带经济，经济促文化，二者协调发展。特别是落后地区，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的同时更要制定文化发展战略，以使该地区的人们从精神层面上跳出传统文化保守、排外、安于现状的固定模式，实现文化意义上的“传统人”到“现代人”的过渡，从而保证地区经济迈上可持续发展之路。
（二）加强区域文化建设
从价值观念、能力水平、道德品质、精神状态、思维方式等方面塑造主体形象，提高劳动者整体素质，推进区域经济发展进程。高层次的、含有多元文化的环境建设能够提高区域的品味和亲和力，高素质的、有文化底蕴的人才能够增强区域的吸引力和发展潜力。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可以提升区域的综合竞争力和发展后劲。所以，加强区文化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通过社会经济生活文化含量的提高，能提高人们的素质，提高生产力水平和消费力水平，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通过加强区域文化建设，激励民风民气，树立信心，改变观念，开拓进取，在提高人们文化素质的同时，解决社会发展中经济自身不可能解决的诸如精神需求、观念转换、民族团结、人才素质、文化复兴等种种社会问题。同时要加强区域新闻传播、文娱体育、科学教育等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扩大人们对现代文化的接触范围，加快区域文化的发展，发挥区域文化对区域经济的促进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