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法律论文范文

道德法律论文范文第1篇

关于道德与法律的关系，长久以来就是学界十分关切的话题。通常认为，道德和法律是人类文化史总结、提炼出来的两种基本的社会规范手段和制约机制。法律一般地说是由国家机关制定、认可和解释，通过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以合法和违法为基本范畴调整行为关系、治理社会秩序的规范体系；道德主要是通过社会舆论、个人良心等非强制性力量发挥作用，以善和恶、正当与不正当为基本范畴调整行为关系、治理社会秩序的价值导向体系。法律意味一种限制，人必须把自己置于法律的约束范围之内，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这就是美国著名法哲学专家博登海默所说的：“规范性制度的存在以及对该规范性制度的严格遵守，乃是在社会中推行法治所必须依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P239)与法律对义务的履行的制约具有外在的强制性相区分，道德对义务的履行的制约不具有外在的强制性，道德（律）意味着个人的自我立法、自我命定，道德行为是个体的自我约束行为，即自律行为，内蕴着个体的自觉与自愿。主体的意志对于道德规范来说是自由的。在这个意义上，道德是自由的体现，道德使人得到自由，而不是感到限制。作为某种规范，道德的本质不是强制而是自由。也就是说，道德行为一定是自由行为。所以，伦理学尽管肯定道德作为规范也是法律，但强调这是自己给自己立法。一般意义的法律没有自己的加入，总是带有强制性。道德（律）通过人自己的加入，自在的必然性就转化成为我的必然性。规范由法律转换为道德（律），表现为主体自身的行为动机由原来的外在约束转换为内在约束，由外在的立法和命令转化为内在的自我立法、自我命令。尽管作为有理性的存在者执行道德律也是强制的，道德法则对理性者也表现为一种绝对命令，但道德律作为自律由于是自我强制，所以不体现出被迫性，不让人感到是异己的、消极的。这是道德律与一般的法律的基本不同。

进一步说，道德规范社会生活靠的是内在的良心。良心是公民在履行社会职责和道德义务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强烈的责任感和自我评价能力。良心就是每个人的自律，道德良心内在于个体自身，没有良心就没有道德。良心是道德的自律性最集中的表现形式。道德有行为规范的要求，却没有对违规行为的硬性制裁。道德规范不须使用强制性手段为自己开辟道路。可见，道德规范是非制度化的，非外在化的一种特殊的规范。道德规范的特殊性，就是在于它是柔性的，是一种软约束，重在教化，重在范导。道德不是一种制约行为的行为规范，而是一种影响选择的价值向导，它的命令以“应当”为联系词，但不一定是“非得如此”的规范，而更具有劝导的意味。而法律是刚性的，法律是一种硬约束，重在制裁，法律不允许对它的命令有任何相反的作为，甚至不允许提出疑问。法律从制定到实施，靠的是国家强制性手段来为自己开辟道路。总之，法律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手段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道德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境界和道德觉悟。如果说法律是以“必须怎样”为调解尺度，那么道德是以“应该怎样”为调解尺度。如果说法律的至高无上出于人们的畏惧，那么道德的崇高感出于人们的敬仰。法律规范的主要作用，体现为在人们犯罪之后给予必要的惩罚。道德规范的主要作用，体现为在人们犯罪之前给予道德教育，使人们有羞耻之心，有道德责任心和道德义务感，并使这种义务感和责任心能够转化为人们的实际行动，从而不去违法犯罪。法律与道德的这种不同，导致这样的情况：迫于压力而循规蹈矩的人可以是法律意义上的好公民，但不一定是道德意义上的能自觉自愿做好事的善人。在一定情况下，一个人所做的在法律上不允许的事却可能是合乎道德的。如一个人处理了一件由他代管的物品，使这件物品的所有者蒙受损失，这在法律上是错误的，作为一种背信行为，这种做法应受到惩罚。但在道德上它却是正确的。假如他只有挪用他保管的这件东西方能使自己和他人免于一场大祸，他也许就可以这样做而不受良心责备。在法律面前他可以是有罪的和该受罚的，但在良心和道德法庭面前他是无罪的。这又是法律与道德之间的不一致。

正因为道德和法律在现实生活中具有不同的范导和调节作用，所以对于一个健全的社会来说，道德和法律都是不可缺少的。首先，历史和现实都表明，道德在社会生活中具有法律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如道德可以成为人们的内在约束力，有道德的人可以自觉地按照理论原则规范和约束自己的行为。又如道德可以成为人们的精神支柱，有了道德，人们就可以获得某种理想性和崇高性以及内在驱动力。纯粹靠暴力无法形成真正的和谐社会，理想的社会不能缺少道德的熏陶。道德是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使人从自然世界超生出来，进入文明社会的保证。然而，法制也是国家赖以存在的保障机制，是防止作恶的有力武器，是调节冲突的有效手段，是制约行为的基本手段。没有任何人可以完全将法律置之于不顾，而仅仅依靠个人超凡的道德理想来生存。同样有许多问题并不涉及道德，因此要靠法律来解决。法律为了调整社会秩序、保持社会安宁、维持社会现状、实现大多数人的权益而存在。法制之所以不可缺少，不仅是因为法律可以限制人的行为，防止犯罪或惩罚犯罪，起震慑作用，而且可以规范人的行为。有国家就有法制，法制并且是文明国家的象征。文明的现代国家甚至被称作法治国家。文明的现代社会甚至被称作法治社会。建设文明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现代社会，既要坚持不懈地加强法制建设，又要坚持不懈地推进道德建设。任何充分的德性伦理都需要法律作为其副本，就像任何充分的法律制度都需要道德作为副本一样。法律和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都是维护、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它们相互支持、相互补充。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应该相互结合，统一发挥作用。

二、道德法律化的困境

当然，法律与道德之间除了存有以上重要的区别之外，也有深刻的关联。人们把道德规范称之为道德“法”或道德“律”，本身就表明了法律与道德之间的深刻关联。不过，学界在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关联问题上，形成了各有偏重的两种趋向：

一种趋向是以法律为轴，从道德向法律关联，强调法律是高于道德的更好更优的社会规范手段与制约机制。历史上，“毕达哥拉斯派认为服从法律是最高的善，而法律本身（“好的法律”）则是最大的价值”(P33—34)。近代自然法理论认为，基于人性的自然法就是社会关系的基本准则，是正义的最高标准，因此道德的善恶最终要依据自然法。如霍布斯就认为，关于自然法的科学就是真正的道德科学，自然法就是道德法，正义的根据在于植根于人性之中的自然法。伦理学家的一切道德准则都是从自然法中推导出来的。洛克认为，法律上许可的行为在道德上都是善的，法律上禁止的行为在道德上都是恶的。伦理的善恶与道德的邪正主要看行为是否符合于一种法律所拟的模型而定。“所谓道德上的善恶，就是指我们的自愿行动是否契合于能致苦乐的法律而言。它们如果契合于这些法律，则这个法律可以借立法者的意志和权力使我们得到好事，反之则便得到恶报。这种善或恶，乐或苦是看我们遵守法则与否，由立法者的命令所给我们的，因此，我们便叫它们为奖赏同刑罚。”(P328)在西方历史上这种法律高于道德、法律造就一切的思想影响和推动下，今日学界产生了道德立法的呼声，要求使道德获得法律的强力支持，甚至将道德变成法律规则，强制人们去遵守和执行，这就是所谓的

“道德法律化”之论。

另一种趋向是以道德为轴，从法律向道德关联，强调道德是高于法律的更好更优的社会规范手段和制约机制。学界认为，法律的约束并不能从人的思想上消除犯罪的根源。因此，只有加强了道德教育，提高了人们的道德觉悟，才能从根本上改善社会风气，才能消除人们违法犯罪的思想根源。以德治国是依法治国得以实施的前提条件。道德价值是人们理解和自觉接受法律的惟一理由。道德是法律的伦理确证，是法律的思想基础。法律是道德的最低要求。法律只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和对人的低层次要求。社会问题往往是由于社会的法律要求不能转化成道德主体的内心自觉。法律离开道德就可能变成恶法。有了规范意识，有些人知法犯法，利用法律知识规避法律，逃避责任。因此只有内心树立起法的权威和尊严，崇尚法的公平和正义的精神，理解并认同法律，外在的法律规范才能变成内在的行为准则。根本上说，法不是靠国家来维护，而是靠人们的信仰和信任。实际上法治本身就有很高的道德诉求，道德自律是现代法制国家本身的内在需求。道德自律是公民意识的最高境界，也是法治建设的最高形式。高级社会应该是靠道德自律建立秩序的社会。在这种思想趋向的推动下，学界产生截然相反的呼声，这呼声要求将纸上的法律变成心中的道德律，这就是所谓的“法律道德化”之论。

在时下关于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关联问题的讨论中，道德法律化之呼声明显高于法律道德化之呼声。然而，在我们看来，道德法律化之论必然遭遇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困境。

从现实层面上看，当今几乎所有持道德法律化之论的人们，都是有感于现实生活中道德滑坡之势愈演愈烈，而寄希望于通过法律手段来拯救社会风尚和推进道德建设。基于这样一种现实的考虑，持道德法律化之论的人们纷纷去寻找他们自以为是的理论依据。他们认为，道德是一种不完善的法律，虽有行为规范的要求，却没有对违规行为的硬性制裁，而法律则是一种完善的道德，它可以起到普遍伦理价值准则的作用，它可以在道德的基础上加上一个强力制裁，从而弥补道德的这一天然缺陷。因此，道德应该法律化。在他们看来，道德法律化是文明进步的标志，文明的发展必然使道德转化为法律的步伐越来越快，并最终将道德融于法律之中。这种要求道德法律化的主张的背后暗含着极度显明的法律崇拜意识。然而，现实生活中，法律远非人们想象的那么美妙与完善，当然法律也并不必然带来社会的道德进步。道德是一种实践精神，是一种把握世界的特殊方式，它不能随意接受法律提供的许多成果，更不能由法律所取代。首先，法律是一架机器。作为一架机器，法律必然漠视人的生命。邓晓芒先生指出：“法律是（并且应当是）一架机器，人心却不是机器，它不能够仅仅是加减乘除。”(P116)正因为法律是一架机器，席勒借《强盗》的男主人翁摩尔之口说：“法律永远不能产生伟大人物，只有自由才能造成巨人和英雄。”(P2)卢梭甚至明确断言：“法律的力量是有限度的。”(P86)其次，国家的法律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坏的，不好的法律是恶法，恶法显然不可能阻止道德沦丧，改进社会风尚，好的法律是良法，而良法不能靠法律自身来确认，却要靠道德去保证，去确认。法律善恶的衡量标准尺度是正义。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法律的制定总是会有一定的根据的，而这个根据就是道德上的善和正义。在阿奎那看来，真正的法律是公正的，不会与道德发生冲突，不会违背道德的基本原则。再次，法律发挥作用必须诉诸个人的内在自觉。罗尔斯顿就曾说过：“法律能禁止那些最严重的违规行为，但却无法使公民主动行善。”(P433)对于一个没有在内心深处认同法律的人来说，法律不过是一纸空文，是一种外在的秩序或规则。如果没有人的正义美德的参与，这秩序或规则就不能变成自己的法律，就只能是一个摆设。这就是美国政治哲学家麦金泰尔所说的：“只有那些具有正义德性的人才有可能知道怎样运用法律”(P192)。黑格尔也说过类似的观点：“当个人尚未认识法律、理解法律时，法律在个人看来便是暴力。……法律在最初的时候，必须是强制性的暴力，等到人们认识了法律，等待法律变成了人们自己的法律时，它才不是一个外来的东西。”[9](p166)

从历史层面上看，中国古代社会大多主张将道德理念和道德规范借助于立法程序以法律的、国家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在法律与道德这两种社会制约机制中，有人简单地以为，中国古代没有法律只有道德。其实，中国是有法律的，如《唐律》、《清律》等等，只不过中国古代的法律是道德化了的法律，是改装了的道德条目。与其说中国古代没有法律，不如说中国的伦理就是法律，中国的法律是道德法。所以不需要再有另外一套道德之外的法律。支配中国古代法律的思想主流是儒家的以“法”释“礼”、融“礼”于“法”、礼法合一、德主刑辅的道德礼教型法律观。从最能代表中国古代法系的《唐律》中可以看出中国法律的道德礼教型本色：如居丧生子，徒刑一年；居丧作乐，杖八十；妻子殴打丈夫，不论有伤无伤，一律徒刑，伤重者加凡人三等治罪，若丈夫被殴致死，则处以绞刑，而丈夫殴打妻子，却减凡人二等处刑，非有伤者不罪，等等。中国传统道德优先的文化，为伦理礼俗“侵入”法律大开了方便之门。所以情况往往是，中国的道德经典就具有法律效应。礼俗成为“准法律”，违背了礼俗就等于触犯了法律，犯了“法”的人就是犯了“伦”的人。然而，在中国古代社会，以道德改装而成的法律并不成功，它导致法律量刑无一定规，具有极大的活动余地和弹性（所谓“从重从轻，从宽从严”）。历史上那些以法律的方式制度化、规范化了的道德理念固然具有了威严的形式，但却剥夺了与自由意志的内在联系，结果导致古代中国既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法律，也没有实实在在地促进道德风尚的改进。也许这正是中国专制统治的哲学狡计——道德被赋予法律的威严形式，从而保护了专制统治；法律披上道德的温柔外衣，恰使酷烈的刑罚变得温情脉脉。而用追求确定性的西方法律眼光来审视，这种道德礼教型法律根本上是反法律的。并且这一切使得德将不德，法将不法，两边都上不了岸，两头都不能落实。所以有学者指出：“以道德原则作为法律原则去强制每个人的自由意志，将带来不可估量的恶果，它将使人丧失自己作为道德选择的资格，使道德本身变得虚伪，最重要的是：它彻底否定了人作为一个自由存在者的尊严，因而也否定了一切道德。(P133)

历史和现实均表明，道德问题的解决是不能一劳永逸地求助于法律来完成的，相反，法律问题的解决却有待于从道德中吸取力量。这就是卢梭说过的：“道德和一般正义问题不同于私法问题，不能靠命令和法制来节制；假如有时法律也对道德发生影响，那只是因为法律从道德中吸取自己的力量。”(P87)

三、法律走向道德化

鉴于法律必须从道德中吸取力量才能发挥作用的事实，我们认为，倒是可以提出一种法律道德化的主张。显然，问题涉及到究竟是法律优先于道德还是道德优先于法律？

黑格尔的整个哲学体系由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三部分构成。精神哲学又被分为三部分：主观精神、客观精神和绝对精神。进而黑格尔又把客观精神分为“抽象法”、“道德”和“伦理”三个环节。黑格尔认为，抽象法是自由意志借外物（特别是对财产的占有）实现自身，而道德则是自由意志在内心的实现，所以道德从它的形态上看，就是“主观意志的法”。从这个意义上看，“道德的观点就是自为地存在的自由”[10](P111)。抽象法阶段，自由意志表现在外部对象上；到了道德阶段，它表现为道德意识。出于道德意识的行为都是自愿的，不

同于出于法律的行为。道德也是法的一种，是内心的法。因此，道德是法的真理，是扬弃了抽象法而达到的更高阶段，道德阶段高于抽象法阶段。从抽象法到道德，是人的规定即自由意志从客体转化为主体，从外部转向内部，从低级进展到高级的发展。显然，遵守道德比遵纪守法更加困难，前者是一种更高的要求。这是因为道德本身不仅是法，而且是建立在自律基础上的道德法、道德律。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道德优先于法律，而不是法律优先于道德。如果非要在道德与法律之间分出高下，更根本的是道德而不是法律。任何一种法律体系的建立都必须具备一定的道德基础和道德目的，否则就会与社会价值观念发生冲突，就会遭到人们的道德谴责。因此不应该追求道德的法律化，而应该追求法律的道德化，不是应该把法则作为道德的尺度，而是应该把道德作为法律的尺度。法律合理性的尺度就是道德的正义。只有合乎正义的法律才是值得信守的法律。[11](P348—352)

道德法律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新闻自由是一种有限度的自由，在遇到国家机密、他人隐私、公共利益及新闻报道缺乏社会责任等情况的时候，新闻自由理应受到一定的约束和限制。但如何对新闻自由进行限制，这不仅仅是我们立法层面上的问题，也不仅仅是社会公共道德的问题，而是我们的法律和社会道德必须共同面临的难题。

新闻自由作为人类共同取得的政治文明成果，其形态虽因因各国历史条件、政治制度的不同而有一定的差异，但总体来说，包含出版自由、报道自由和批评监督的自由这几个方面。在新闻自由的前提下，采访、报道和传播新闻的权利，或公众利用媒体表达思想、讨论社会问题的权利被称之为新闻自由的保护性权利。在现代社会，一个普遍的共识是，新闻自由并非一种没有限度的权利，一切真正的自由必然包括某种限制，完全的自由和绝对的自由是不存在的。

一、限制新闻自由的原因--社会责任

对于新闻媒体、新闻从业者来说’追求新闻自由，就意味着同时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这样的自由才是正当的自由。不负责任的自由，是无限制的自由，就会对作为权力、权利的新闻自由滥用。当自由被滥用，变成了主体的某种为所欲为的行为，当支配它的精神便不再是真正的自由精神。自由与责任始终相伴相随的事物，追求自由就意味着承担责任。[1]自由社会，充分利用新闻手段的精神。"报刊必须自由地致力于保持和发展一个自由的社会。这意味着报刊必须是有责任的。它必须对社会承担满足公众需要和保持市民权利，并且保持几乎被遗忘了没有报刊发表自己的意见的人的权利。[2]自由既是权利，又是能力，并且是通过能力来实现权利。新闻媒体和新闻职业工作者只有具备为公众服务的能力，才有能是自由的，才能担当自由的，才能担当自由精神、自由权利应负的社会责任。

理智的新闻传播者，始终承认现实的新闻自由是有边界的自由，有约束的自由，不承认绝对新闻自由的存在。承担社会责任是新闻传播者的义务，对于非职业化的新闻传播者来说，如果其传播目的和事实上是面对社会公众的，起码应该承担作为一个公民的社会责任。即使在所谓新闻最自由的美国，"没有人--即使是这个国家的奠基人，也从未认为新闻是完全自由的，也没有哪个有责任人和思维稳健的人希望新闻是完全自由的。"[3]

二、我国的新闻立法--法律是否能够完全限制新闻自由

（一）最初的法律框架下的新闻自由观出现于18世纪初，其代表人物是孟德斯鸠。孟德斯鸠是法国启蒙思想家和资产阶级法学理论的奠基人，他的自由民主思想集中表述在《论法的精神》中：一个国家的公民可以说或者写一切法律所没有明文禁止的东西，这就是言论自由的法律限度。在自然状态下，天然的自由是野蛮人的自由，这种自由只是一种自由的狂热。人类的思想和行为并非完全符合理性，如果人们凭借自己的意志为所欲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根本不是自由，而是任性。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做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因为其他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4]在孟德斯鸠看来，一个人是否享有自由，要看他能不能够做他应该做的事情，但如何判断这件事是应该做的呢？法律是唯一的依据。

（二）按照孟德斯鸠的观点，新闻自由应该在法律框架内得到限制。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就开始了对新闻立法的呼唤，尤其近几年每年"两会"时都有代表提出关于新闻立法的建议或提案，有关部门多年来也作了大量细致的立法准备工作。但是，由于新闻法学理论研究和深层次上的多种难点问题，迄今为止我国的新闻立法仍然只停留在立法规划的阶段，仍然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对新闻自由进行限制。究其深刻原因，私以为，对新闻自由的限制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法律问题，而是与道德观念紧密不可分的一个难题。

我们知道，虽说在新闻最自由﹑自诩民主﹑法制最健全的美国，因为新闻自由侵犯他人利益的事件也常有发生，为什么在那样一个国家里仍然不能做到法律能够完全限制自由？私以为，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利益的不同，因为每个个体的利益是不同的，而在新闻自由中，有些人恰恰就可能利用新闻自由的无拘束性去获得额外的利用，如制造某明星的假新闻，增加报刊的销售量，制造＂肉馅包子＂的轰动效应，提高收视率等等．我们的法律在利益面前，一方面可能会保障一部分人的权利，但在另一方面，也不能完全排除有些人为了获取非法利益而踩在法律上面，而在很多时候，我们的法律在有些问题面前却又是无能为力的．法律限制新闻自由，究竟采用何种方法限制，这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问题。无论是我们采用最低限度原则也好，最小比例原则也好，关键是我们如何去保证能够让这些制度实施下去。在实践中，这些制度的可行性如何？比如一个或过失所造成的损失范围？这是非常难得问题。所以，在丰厚的利益面前，单纯依靠法律限制新闻自由，这是比较困难的，或者说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其次，每个人的价值观都不尽相同，每个人都完全可能因为自己的内心价值标准不同而对于同一件新闻做出不同的评价。所以，对于新闻自由而言，想要通过外部的制度来达到确立统一的内心价值标准，显然，这无疑对我们的法律过于苛刻。正所谓，法律问题是法律问题，道德问题是道德问题，法律是一种低要求，道德是一种高要求，两者实在不可混淆不分。反之，道德常常能弥补法律的不足，但法律有时却不能填补道德的空白。所以，对于内心价值的评判，显然是不能通过外部的强制力来加以衡量的，而只能坚持一种价值中立的状态。新闻自由是新闻活动不受外界干涉，新闻的功能得到全面发挥的状态。价值中立是新闻自由的本质所在。所谓价值中立，是指新闻信息的采集﹑编辑和播发的客观性，要按事实发生的本来面目进行描述，不能参入与新闻事实无关的主观意志。[5]因此，如何加强新闻自由价值观的正确引导，也是我们除了立法之外必须要思考的问题。

三、新闻自由限制的展望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明白，对于新闻自由的限制，的确不是一个简单的法律问题，而是游走在法律与道德之间的问题，需要我们利用法律和道德的双重机制来进行限制。

(1)加强新闻立法，使新闻行业有法可依。新闻法规是依法管理传播行为的主要依据，它具有法律的强制性。新闻立法应该对新闻行业的一些根本原则加以规范，这不仅能从制度层面保障新闻自由的实现，而且还能惩处违法乱纪者，确保传播行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惩。[6]

（2）完善媒体用人机制。目前国内的大多数媒体都实行聘用制，这就为人才的合理流动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但其中也存在着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就是为才是举，却忽略了人的道德品质和职业素养。为了提高收视率，创品牌栏目，提高经济效益，只要有"才"就敢用，而不考虑"德"。因此，媒体人不仅要具备熟练的业务技能，还必须有较高的政治素养，高尚的职业道德，忘我的奋斗精神，这就要求媒体在用人上必须严格把关。

（3）提高受众的媒介素养。受众不是被动的接收者，它是传播活动的间接参与者。所以，加强一般受众的素养教育，对于某些新闻自由的限制是非常有好处的，它可以让受众树立正确的新闻价值观，从而达到优化传播的目的。

（4）坚持社会效益高于经济效益的原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效益是企业运转的核心追求，媒体的“事业性质，企业管理”的双重角色使得她它不可能超脱这一追求之外。所以，要达到对媒体的某些新闻自由进行限制的目的，必须引导企业坚持社会效益高于经济效益的原则。否则，很多媒体可能在商业化的市场中，做出一些违法与违背社会公共利益之事。

四、结语

新闻自由应以法律制度为规范，同时辅以社会道德的制约。在全球媒介产液化和商业化的时代，讨论这一话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法律框架下的新闻自由已不足以保证公众利益面受到伤害，新闻自由要以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道德为限度。这就需要媒介从法律和道德两方面来进行自我约束，以实现真正的自由。

参考文献

[1]杨保军.《新闻自由：责任与精神》，四川理工学院（社会科学版），第22卷第2期.

[2]荒旦、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构建与消解》，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P126.

[3][美]丹尼斯,梅里尔媒介论争--19个重大问题的正反辩论[M].王纬译.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P9.

[4]张志伟.西方哲学史[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1900.

道德法律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新闻自由是一种有限度的自由，在遇到国家机密、他人隐私、公共利益及新闻报道缺乏社会责任等情况的时候，新闻自由理应受到一定的约束和限制。但如何对新闻自由进行限制，这不仅仅是我们立法层面上的问题，也不仅仅是社会公共道德的问题，而是我们的法律和社会道德必须共同面临的难题。

新闻自由作为人类共同取得的政治文明成果，其形态虽因因各国历史条件、政治制度的不同而有一定的差异，但总体来说，包含出版自由、报道自由和批评监督的自由这几个方面。在新闻自由的前提下，采访、报道和传播新闻的权利，或公众利用媒体表达思想、讨论社会问题的权利被称之为新闻自由的保护性权利。在现代社会，一个普遍的共识是，新闻自由并非一种没有限度的权利，一切真正的自由必然包括某种限制，完全的自由和绝对的自由是不存在的。

一、限制新闻自由的原因--社会责任

对于新闻媒体、新闻从业者来说''''追求新闻自由，就意味着同时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这样的自由才是正当的自由。不负责任的自由，是无限制的自由，就会对作为权力、权利的新闻自由滥用。当自由被滥用，变成了主体的某种为所欲为的行为，当支配它的精神便不再是真正的自由精神。自由与责任始终相伴相随的事物，追求自由就意味着承担责任。[1]自由社会，充分利用新闻手段的精神。"报刊必须自由地致力于保持和发展一个自由的社会。这意味着报刊必须是有责任的。它必须对社会承担满足公众需要和保持市民权利，并且保持几乎被遗忘了没有报刊发表自己的意见的人的权利。[2]自由既是权利，又是能力，并且是通过能力来实现权利。新闻媒体和新闻职业工作者只有具备为公众服务的能力，才有能是自由的，才能担当自由的，才能担当自由精神、自由权利应负的社会责任。

理智的新闻传播者，始终承认现实的新闻自由是有边界的自由，有约束的自由，不承认绝对新闻自由的存在。承担社会责任是新闻传播者的义务，对于非职业化的新闻传播者来说，如果其传播目的和事实上是面对社会公众的，起码应该承担作为一个公民的社会责任。即使在所谓新闻最自由的美国，"没有人--即使是这个国家的奠基人，也从未认为新闻是完全自由的，也没有哪个有责任人和思维稳健的人希望新闻是完全自由的。"[3]

二、我国的新闻立法--法律是否能够完全限制新闻自由

（一）最初的法律框架下的新闻自由观出现于18世纪初，其代表人物是孟德斯鸠。孟德斯鸠是法国启蒙思想家和资产阶级法学理论的奠基人，他的自由民主思想集中表述在《论法的精神》中：一个国家的公民可以说或者写一切法律所没有明文禁止的东西，这就是言论自由的法律限度。在自然状态下，天然的自由是野蛮人的自由，这种自由只是一种自由的狂热。人类的思想和行为并非完全符合理性，如果人们凭借自己的意志为所欲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根本不是自由，而是任性。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做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因为其他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4]在孟德斯鸠看来，一个人是否享有自由，要看他能不能够做他应该做的事情，但如何判断这件事是应该做的呢？法律是唯一的依据。

（二）按照孟德斯鸠的观点，新闻自由应该在法律框架内得到限制。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就开始了对新闻立法的呼唤，尤其近几年每年"两会"时都有代表提出关于新闻立法的建议或提案，有关部门多年来也作了大量细致的立法准备工作。但是，由于新闻法学理论研究和深层次上的多种难点问题，迄今为止我国的新闻立法仍然只停留在立法规划的阶段，仍然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对新闻自由进行限制。究其深刻原因，私以为，对新闻自由的限制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法律问题，而是与道德观念紧密不可分的一个难题。

我们知道，虽说在新闻最自由﹑自诩民主﹑法制最健全的美国，因为新闻自由侵犯他人利益的事件也常有发生，为什么在那样一个国家里仍然不能做到法律能够完全限制自由？私以为，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利益的不同，因为每个个体的利益是不同的，而在新闻自由中，有些人恰恰就可能利用新闻自由的无拘束性去获得额外的利用，如制造某明星的假新闻，增加报刊的销售量，制造＂肉馅包子＂的轰动效应，提高收视率等等．我们的法律在利益面前，一方面可能会保障一部分人的权利，但在另一方面，也不能完全排除有些人为了获取非法利益而踩在法律上面，而在很多时候，我们的法律在有些问题面前却又是无能为力的．法律限制新闻自由，究竟采用何种方法限制，这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问题。无论是我们采用最低限度原则也好，最小比例原则也好，关键是我们如何去保证能够让这些制度实施下去。在实践中，这些制度的可行性如何？比如一个或过失所造成的损失范围？这是非常难得问题。所以，在丰厚的利益面前，单纯依靠法律限制新闻自由，这是比较困难的，或者说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其次，每个人的价值观都不尽相同，每个人都完全可能因为自己的内心价值标准不同而对于同一件新闻做出不同的评价。所以，对于新闻自由而言，想要通过外部的制度来达到确立统一的内心价值标准，显然，这无疑对我们的法律过于苛刻。正所谓，法律问题是法律问题，道德问题是道德问题，法律是一种低要求，道德是一种高要求，两者实在不可混淆不分。反之，道德常常能弥补法律的不足，但法律有时却不能填补道德的空白。所以，对于内心价值的评判，显然是不能通过外部的强制力来加以衡量的，而只能坚持一种价值中立的状态。新闻自由是新闻活动不受外界干涉，新闻的功能得到全面发挥的状态。价值中立是新闻自由的本质所在。所谓价值中立，是指新闻信息的采集﹑编辑和播发的客观性，要按事实发生的本来面目进行描述，不能参入与新闻事实无关的主观意志。[5]因此，如何加强新闻自由价值观的正确引导，也是我们除了立法之外必须要思考的问题。

三、新闻自由限制的展望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明白，对于新闻自由的限制，的确不是一个简单的法律问题，而是游走在法律与道德之间的问题，需要我们利用法律和道德的双重机制来进行限制。

(1)加强新闻立法，使新闻行业有法可依。新闻法规是依法管理传播行为的主要依据，它具有法律的强制性。新闻立法应该对新闻行业的一些根本原则加以规范，这不仅能从制度层面保障新闻自由的实现，而且还能惩处违法乱纪者，确保传播行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惩。[6]

（2）完善媒体用人机制。目前国内的大多数媒体都实行聘用制，这就为人才的合理流动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但其中也存在着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就是为才是举，却忽略了人的道德品质和职业素养。为了提高收视率，创品牌栏目，提高经济效益，只要有"才"就敢用，而不考虑"德"。因此，媒体人不仅要具备熟练的业务技能，还必须有较高的政治素养，高尚的职业道德，忘我的奋斗精神，这就要求媒体在用人上必须严格把关。

（3）提高受众的媒介素养。受众不是被动的接收者，它是传播活动的间接参与者。所以，加强一般受众的素养教育，对于某些新闻自由的限制是非常有好处的，它可以让受众树立正确的新闻价值观，从而达到优化传播的目的。

（4）坚持社会效益高于经济效益的原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效益是企业运转的核心追求，媒体的“事业性质，企业管理”的双重角色使得她它不可能超脱这一追求之外。所以，要达到对媒体的某些新闻自由进行限制的目的，必须引导企业坚持社会效益高于经济效益的原则。否则，很多媒体可能在商业化的市场中，做出一些违法与违背社会公共利益之事。

四、结语

新闻自由应以法律制度为规范，同时辅以社会道德的制约。在全球媒介产液化和商业化的时代，讨论这一话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法律框架下的新闻自由已不足以保证公众利益面受到伤害，新闻自由要以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道德为限度。这就需要媒介从法律和道德两方面来进行自我约束，以实现真正的自由。

参考文献

[1]杨保军.《新闻自由：责任与精神》，四川理工学院（社会科学版），第22卷第2期.

[2]荒旦、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构建与消解》，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P126.

[3][美]丹尼斯,梅里尔媒介论争--19个重大问题的正反辩论[M].王纬译.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P9.

[4]张志伟.西方哲学史[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1900.

道德法律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法律 道德 幸福感 大学生

正文：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和继续，我国的经济发展以大幅度比例逐年提高，社会各个层面也在不断的完善和提高中。从社会学角度来看，我国正在加快融入法制社会。这对置身在未来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是无法摆脱法律而生存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和加入WTO，所有市场主体都得遵循统一的规则或制度，在这种高度规则化的社会里，“法制手段”将越来越广泛地运用于我们的现实社会关系中。这意味着，从个体人的日常生活行为到丰功伟业之创造，均离不开一定的法律知识或法律技能。当我们以审思发展和关切生活的态度来判断实践视域时，自然会发现，必备的法律素养，已成为现代市民特别是青年学生们立足社会的不可或缺的基本要件。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关于道德和法律的关系。法律和道德的关系是一个值得人们不断探讨和研究的问题。早在古代奴隶制的希腊，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等人就提出要由少数有德性的贤人来治理国家。《牛津法律指南》一书中对道德是如此定义的“道德和伦理与惯例、社会习俗、法律、习惯和舆论的含义是重叠的，一般说来人们可以说，道德是社会所接受的和生活于社会中的阶层所接受的行为准则……法律总的说来是确证并强化社会普遍接受的道德行为；在这个社会中，法律控制并否证和惩罚被认为是不道德的行为……法律和所承认的道德之间并不是完全符合一致的，所谓道德并不是一部分法律条文或原则性法规，但它毕竟是描绘良心和社会控制良好行为的力量的一种名称，有时它是与自然法同义的”。可见，法律不是由国家制定的，是自然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或者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准则。而，法律和道德是两个层次上的东西，法律属于制度上的范畴，但是道德却是社会意识形态上的范畴。从唯物的角度上看，道德根源于一定的社会物质条件，即所谓的物质决定意识的原理。恩格斯说过：“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这表明道德是基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在阶级社会中的道德具有阶级性。

    但是，法律和道德又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它们都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法律是传播道德的有效途径，而道德是法律的评价标准和推动动力，是法律的有益补充。没有道德的法律是冷冰冰的束缚，它只会规定各种人类改做的和不该做的事情，并且对犯错的人依法进行法律的制裁，这样的法律注定是不会被人民接受和认同的，注定会被人民所推翻。同样，只有道德的法律是不完整的，它失去了法律所该有的最原始的意义，对任何人不构成警醒和约束，因而国家也就无法依法治理好它的人民。所以，真正的法律不是完全撇开了道德的范畴，它以道德为依据，并且用法的手段来提高人们对道德的认识。这样，法律和道德也就可以做到相辅相成了。

    然而一个成功的人不仅要具备良好的道德素养，同时也要有相当多的法律意识。没有法律的约束力，一个人的道德素养无法真正得到实现。只有心中有法的存在，人们在做人行事方面才会有所顾忌，才不会越过法律的界限做出不合法的事情。

现代社会的法律也正朝着人性化的一面发展和完善，法律再不是过去的只讲道理不看事情的真相。正是因为法律的道德性，人们的幸福感日益增加。再大力倡导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物质条件的改善虽然带来了很多的新鲜事物，但同时也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问题，人们的幸福感反而日渐减少，再日常生活中，人们要担心的事情太多，抢劫、偷窃现象屡见不鲜，有的人甚至患上了恐惧症。这在一定程度上就要求国家对有关法律的完善。

前不久看的一部电视剧《我的青春谁做主》中，主人公在十年前犯了法，但他因为害怕受到法律的制裁而隐瞒真相十年。十年后，他再也无法忍受良心的谴责和不安主动向警方自首，本以为等待他的是无尽的牢狱之灾，但是他却最终因为证据不足而被释放。这个案列不是告诉我们法律的不公平性，而恰恰是从侧面告诉我们法律的人性化。他是犯罪了，虽然他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但在这十年中，他所受的痛苦和煎熬远超过与法律带来的。他受到来自自己的和社会各方的道德谴责，在这个层面上，他已经经历了自己的“牢狱之灾”。在这个事件中，法律的人性化和道德性体现的完美无暇。正像剧中的人所说，现在的法律也是讲理的，这正体现了新时期下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的主题和要求。法律的底线是道德的自我约束，或许正是因为有些人们的道德自我约束力不够才要求有一种强制力的诞生来调解社会的矛盾，而法律就恰好扮演了这样子的一个强制力的角色。因而法律也就显得神圣而不可侵犯，在某种程度上甚至称成为了一种信仰。就我个人而言，法律应当成为一种信仰。“一个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生成相当重要，它是一个国家法治化的关键性要素。正因为如此，伯尔曼的至理名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才会广为流传，成为所有崇尚法治的人们确信的一条真理性原则。”

有了法律和道德的双重保障，幸福感便也会迅速上升。有了法和德相互作用，社会才有可能出现家家晚上不用闭门的和谐现象。在法律的人性化的旗帜下，人们更确定了社会主义旗帜的正确性，才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充满信心。当人们致力于建设一个属于自己的美好时代，无论做什么都是有意义的，是可以感到幸福的。幸福的定义是什么？不是说一定要生活富裕了，手里有钱了，我们所讲的幸福要上升到精神层面。幸福就是人们的心理得到了满足，人们对生活充满希望和憧憬，至少他有动力去为了美好的未来去奋斗，这就是幸福了。

道德法律论文范文第5篇

首先，国家的立法工作越来越完善，实施的力度也越来越大，这对整个社会产生的作用都是巨大的，在教育层面，有了明确的法律明文规定，就能更直观让学生感受到法律的强制性。学校可以根据国家颁布的法律法规，建立与其对应的规章制度，这些规章制度应当公开，公正，公平。使每个学生都感到平等。这样，法律教育和道德教育的教学过程会更加顺利。当然，良好的社会风气不能单靠法律来维持，道德风尚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时我们就能看到道德教育的重要性了，人类发展的过程，也是道德风气的不断完善的过程，现存的道德习惯，是多少代人的智慧积累而成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一些良好的道德风尚存留下来，为社会向更好的方向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二、如何将道德教育和法律教育结合起来

当前社会形势变化的十分快速和巨大，许多大学生一时会产生一些迷茫，世界观，价值观不科学，一些良好的道德意识淡薄，对道德品质的认识不足，导致大学生的诚信意识，素质越来越低下，对法律的敬畏心更是不够，很可能导致犯罪。

1.大学生是祖国未来的栋梁，所以他们能否树立一个正确的法律观，道德观是很重要的。法律教育是一种大学生必须接受的教育，必须要教给他们法律知识，无论他们是否从事法律行业，对一些必须的法律知识必须要了解。比如，一些违法犯罪的事情坚决不能去尝试。法律的教学不仅仅是传授一些法律知识，更要教导学生的一些为人处世，一些法律素养，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深入了解进去，更能接触到法律文化。当然，对于一些法律的细节问题，不是法律专业的同学可以不用研究了。

2.道德教育是应该从小就要开始的，一些好的道德行为和意识并不是先天就有的，是要在后天的学习中慢慢学会并运用的，要把一个好的行为变成一个好的习惯，不是一节课或者一次谈话就能做到的，是需要一个慢慢教导的过程，不然是得不到学生内心的认可的。很多道德观念是要在长时间的潜移默化中慢慢变成习惯的，大学的道德教育更是必不可少的。道德教育主要是激发人们内心美好的心灵，使人处处向善，如果做了违反道德底线的事，首先就应该受到自己内心的谴责和感到愧疚，然后还会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

3.从法律教育和道德教育的教学方式来说，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就是在课堂上教学。当然，课堂外的实践也是很重要的，一些关于法律实践，道德行为实践，例如可以举行模拟法庭的活动，使学生感受到法庭的严肃性和法律的不可侵犯性；在道德教学方面，可以进行许多现实生活场景的再现，让学生知道究竟什么样的行为才是不道德的，应该怎样做，并在以后运用到实践中，学以致用。

在不断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紧跟社会发展的脚步，不断更新自己的教学内容，传统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可能并不是适用于所有情况的，不同的社会背景对人的行为方式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所以，要求教师要运用科学的合理的教学方法，跟着时代的步伐，这样才能培养出新时期的有道德的人才。在教学上，把法律和道德结合起来教学是事半功倍的，如果能让大学生做到把一些道德准则当做法律一样重要，当成自己内心的底线。这样才算是达到了教学的效果。

道德法律论文范文第6篇

高校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这门课程是帮助大学生树立人生观和价值的观的教学。但是目前大部分高校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都只是理论教学为主，没有进行深入的实践教育环节,填鸭式的教育使学生在课堂当中产生比较严重的烦躁情绪。

（一）教学内容的单一性。高校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重点教材，是在吸收最新的科研成果上的一门重点难点课程。以往的思想道德教育在教学内容上都是局限于道德领域上的灌输，课程的教学模式也是采取填鸭式的教育方式，使得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脱离了实际，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中没有没有显示的依托是脱离实践的教育，使得学生们在实践中遇到问题不懂得学与致用，造成学生道德观念的模糊性，不能及时对道德现象进行及时的判断，从而到学生们会表现出一系列的道德问题。因此在以往教学内容上更加需要进一步的改进，建立、健全与当代大学生实际身心相结合的教学内容，提高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成果性。

（二）专题教学不突出。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课是围绕大学生的价值观、人生观、进行的教学活动，对大学生人生观的培养起着关键的作用，但是目前许多高校的思想道德以法律修养这门课程专题教育不突出，学生学习目标不明确，教学理念模糊，对培养大学生的正确的人生观存在一定的难点。

二、完善高校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课程的途径

（一）教学内容因与时俱进。高校思想政治与法律基础的教学内容应该根据时代的发展不断更新教学内容，达到教学内容与时代进步相统一，现有的的教学内容大多是理论教学的知识，实践教学环节的课程比较缺乏，学生的积极性比较散漫，课堂上学习的效果到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高校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教学中，要把社会的热点问题融入到课程中，针对社会的的热点难点进行详细的讨论和分析，引导大学生学会分析社会存在的问题。教学内容可以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加入其中，让大学生更好的了解中国传统的文化。同时也要关注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在高校一直是热门的课题，随着社会经济的速发展，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也逐步的凸显，在高校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过程

（二）优化教学手段。在科技快速的发展过程中高校的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课程应该运用高科技手段，互联网技术结合课本的相关知识收集相关的视频、图片等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形成一定的政治观，建立起鲜明的政治观念和政治情感，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学会、掌握基本知识，让学生学活，用活的理论知识应用大众媒体中，提高学生的内容学习的信息量，促进学生的思想健康教育。传统的教学手段，课堂上单向给学生灌输知识，学生被动的接受，这种教学方式学生没能形成很好教学实践效果。改变教学手段，使学生达成相应的教学目标，要让学生在思想上和行为上都能完成一定的教学目标。

（三）提高教师技能。大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是人与人的交流的工作，而不是机械交流，没有感情的教育是无法让人信服的。针对学生存在的实际问题要进行解释根据学生的特点去解决学生实际存在的问题。高校的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的课程，对教师的教学技能要求很高，提高教师的教学技能就是提高教师在授课过程中的方式方法。教师要借鉴国外高校“思想政治”教学的成果的经验，根据学生的实践情况，确定教学目标，积极的引导学生投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课程教学。

三、结束语

道德法律论文范文第7篇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关于道德和法律的关系。法律和道德的关系是一个值得人们不断探讨和研究的问题。早在古代奴隶制的希腊,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等人就提出要由少数有德性的贤人来治理国家。《牛津法律指南》一书中对道德是如此定义的“道德和伦理与惯例、社会习俗、法律、习惯和舆论的含义是重叠的,一般说来人们可以说,道德是社会所接受的和生活于社会中的阶层所接受的行为准则……法律总的说来是确证并强化社会普遍接受的道德行为;在这个社会中,法律控制并否证和惩罚被认为是不道德的行为……法律和所承认的道德之间并不是完全符合一致的,所谓道德并不是一部分法律条文或原则性法规,但它毕竟是描绘良心和社会控制良好行为的力量的一种名称,有时它是与自然法同义的”。可见,法律不是由国家制定的,是自然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或者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准则。而,法律和道德是两个层次上的东西,法律属于制度上的范畴,但是道德却是社会意识形态上的范畴。从唯物的角度上看,道德根源于一定的社会物质条件,即所谓的物质决定意识的原理。恩格斯说过:“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这表明道德是基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在阶级社会中的道德具有阶级性。

    但是,法律和道德又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它们都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法律是传播道德的有效途径,而道德是法律的评价标准和推动动力,是法律的有益补充。没有道德的法律是冷冰冰的束缚,它只会规定各种人类改做的和不该做的事情,并且对犯错的人依法进行法律的制裁,这样的法律注定是不会被人民接受和认同的,注定会被人民所推翻。同样,只有道德的法律是不完整的,它失去了法律所该有的最原始的意义,对任何人不构成警醒和约束,因而国家也就无法依法治理好它的人民。所以,真正的法律不是完全撇开了道德的范畴,它以道德为依据,并且用法的手段来提高人们对道德的认识。这样,法律和道德也就可以做到相辅相成了。

    然而一个成功的人不仅要具备良好的道德素养,同时也要有相当多的法律意识。没有法律的约束力,一个人的道德素养无法真正得到实现。只有心中有法的存在,人们在做人行事方面才会有所顾忌,才不会越过法律的界限做出不合法的事情。

    现代社会的法律也正朝着人性化的一面发展和完善,法律再不是过去的只讲道理不看事情的真相。正是因为法律的道德性,人们的幸福感日益增加。再大力倡导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物质条件的改善虽然带来了很多的新鲜事物,但同时也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问题,人们的幸福感反而日渐减少,再日常生活中,人们要担心的事情太多,抢劫、偷窃现象屡见不鲜,有的人甚至患上了恐惧症。这在一定程度上就要求国家对有关法律的完善。

    前不久看的一部电视剧《我的青春谁做主》中,主人公在十年前犯了法,但他因为害怕受到法律的制裁而隐瞒真相十年。十年后,他再也无法忍受良心的谴责和不安主动向警方自首,本以为等待他的是无尽的牢狱之灾,但是他却最终因为证据不足而被释放。这个案列不是告诉我们法律的不公平性,而恰恰是从侧面告诉我们法律的人性化。他是犯罪了,虽然他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但在这十年中,他所受的痛苦和煎熬远超过与法律带来的。他受到来自自己的和社会各方的道德谴责,在这个层面上,他已经经历了自己的“牢狱之灾”。在这个事件中,法律的人性化和道德性体现的完美无暇。正像剧中的人所说,现在的法律也是讲理的,这正体现了新时期下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的主题和要求。法律的底线是道德的自我约束,或许正是因为有些人们的道德自我约束力不够才要求有一种强制力的诞生来调解社会的矛盾,而法律就恰好扮演了这样子的一个强制力的角色。因而法律也就显得神圣而不可侵犯,在某种程度上甚至称成为了一种信仰。就我个人而言,法律应当成为一种信仰。“一个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生成相当重要,它是一个国家法治化的关键性要素。正因为如此,伯尔曼的至理名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才会广为流传,成为所有崇尚法治的人们确信的一条真理性原则。”

道德法律论文范文第8篇

（一）访谈1.学生就业对口企业访谈。含生产型企业天津富奥电装空调有限公司和服务型企业天津红星美凯龙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目的是为了了解目前企业对中职人才需求状况，为德育课程体系完善和制冷专业人才培养提供目标参考，找准职业素质培养方向，准确进行人才培养定位。2.毕业生访谈。对本校制冷专业毕业生访谈，目的是为了解学生毕业后的职业发展轨迹与现状，通过企业的需求与毕业生实际情况的对比，找出差距，帮助德育教师在《职业道德与法律》课程改革的实施过程中，有针对性的了解学情、改进教学方法、突破教学重难点、更好的实现教学目标。

（二）问卷调查对制冷专业在校生分年级进行问卷调查。目的是了解不同年级在校生的职业素质、人际交往能力、工作适应能力、遵守法律规章观念以及团队意识方面的差距，衡量《职业道德与法律》的实际教学效果。并结合企业访谈结果，发现德育课程体系中存在的问题。

二、调查研究结果分析

(一)企业访谈结果显示目前中职毕业生的工作态度及精神状态一般，就业优势不明显，缺乏吃苦耐劳精神、良好的职业道德，理解领悟能力与实践操作能力有待提高，法制意识比较好，中职生应进一步提高悟性、遵守规章制度、工作踏实，提高自己的协作精神。

（二）毕业生访谈共涉及10名毕业生，访谈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调研结果显示被调查的10名学生无一例外的认为自己获得的提升与重视与在校获得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最为相关；70%的学生认为目前中职生的职业道德观念和法律观念处于理解并会遵守的状态；对于了解职业道德和法律教育的途径，70%的同学是通过课堂或教学讲座，30%通过父母长辈的教导；对于参与职业道德教育活动、法律活动，80%的同学不会参加。第二部分工作状态的调研，除一名同学认为自己不会关注了解企业理念和要求，不会经常检讨工作，提出改进方法以外，其余9名同学都认为自己的工作状态是完美的，这与企业调研的结果是完全相反的。两家企业对学生工作状态的评价都一般，这表明学生对良好工作状态的认知度不够，不能达到企业的要求。第三部分为学生目前职业发展现状的调研，其中有50%以上的学生工作后跳槽两次以上；仅有20%的学生在工作半年后就小有提升;30%的学生认为现在对工作满意，70%的学生和同事之间的关系相处非常融洽，无同事关系紧张和矛盾现象；10名学生无一例外的认为和单位同事发生矛盾会先协商后求助法律。综合三部分调查结果，得出如下分析结论：1.学生目前了解自己的职业道德和法律知识的获取来自课堂，但认为自己的职业道德素质与法律素质对自己职业生涯发展的影响不大，因此相关参与职业道德教育活动、法律活动的动机不强。2.学生目前对于自身工作状态的认知度不高，且在就业过程中的职业道德水准表现往往比他们的自我认知要低很多。3.用人单位会帮助学生进行职业生涯提升，但学生普遍对自己的工作满意度不高，证明学生对企业的职业归属感不强，未能做到爱岗敬业。4.学生的法律意识强，侧重于运用法律途径而不会在道德层面考虑、解决问题。

（三）在校生问卷调查调查范围覆盖全校一年级、二年级制冷专业共计50名学生。其中一年级25名，二年级25名。问卷共发放50份，共收回46份，其中一年级21份，二年级25份，回收率92%，其中有效问卷100%。通过数据比较，两个年级的学生在是非认知上基本一致，学生的道德观念是正确的、积极的。这说明在《职业道德与法律》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应减少对错好坏的阐述；二年级的同学相较于一年级思维方式更趋于成熟，他们对涉及道德评价的问题更趋于辩证，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方式更为多样化，而在用道德知识以及道德所蕴含的礼仪知识分析处理问题的时候会有困难。因此在教学过程中要加强道德知识外化成道德行为的知识运用的加强。

三、课程改革途径

通过调研，对《职业道德与法律》课程改革，笔者得出以下结论：

（一）教材改革根据《教育部关于中等职业学校德育课课程设置与教学安排的意见》（教职成[2008]6号）文件中强调中职学校德育课教学遵循“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的原则，依据文件精神，挖掘德育素材和德育资源，补充到教材中。1.补充历史文化知识。灿烂的中华文明中蕴含了无数礼仪与道德的闪光点，取博大的中华礼仪与道德精华补充到教材中，可以帮助学生温故而知新，通过历史与当代的对比，将礼仪、道德知识理解的更为透彻。2.补充学生身边的故事或案例。从道德情感方面，使《职业道德与法律》课更加贴近学生，激发学生爱生活、爱职业的热情。

（二）教法、学法改革在教法上通过体验式教学，培养学生知识运用能力，即加强道德知识外化成道德行为的知识运用；通过任务驱动教学，指导学生了解什么样的工作状态是完美工作状态，以及其与职业道德的关系。培养学生对职业的归属感与认同感。在学法上，通过学法的指导，让学生从“学会”向“会学”、“会做”转变，成为真正的学习的主人。掌握浸入式学习法，充分利用教学资源，使学生浸入到任务的模拟情景中，让自己在任务的进行过程中，学习知识，体验成果；掌握团队协同学习法，和小组成员之间相互配合，并在活动过程中找到自己在小组中的位置，发挥自己的作用；掌握分析归纳法，能从活动中，总结归纳出活动蕴含的相关道德知识、法律知识，提升自己透过现象看本质的哲学思维能力。

道德法律论文范文第9篇

高校思想政治与法律基础的教学内容应该根据时代的发展不断更新教学内容，达到教学内容与时代进步相统一，现有的的教学内容大多是理论教学的知识，实践教学环节的课程比较缺乏，学生的积极性比较散漫，课堂上学习的效果到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高校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教学中，要把社会的热点问题融入到课程中，针对社会的的热点难点进行详细的讨论和分析，引导大学生学会分析社会存在的问题。教学内容可以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加入其中，让大学生更好的了解中国传统的文化。同时也要关注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在高校一直是热门的课题，随着社会经济的速发展，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也逐步的凸显，在高校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过程

（二）优化教学手段

在科技快速的发展过程中高校的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课程应该运用高科技手段，互联网技术结合课本的相关知识收集相关的视频、图片等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形成一定的政治观，建立起鲜明的政治观念和政治情感，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学会、掌握基本知识，让学生学活，用活的理论知识应用大众媒体中，提高学生的内容学习的信息量，促进学生的思想健康教育。传统的教学手段，课堂上单向给学生灌输知识，学生被动的接受，这种教学方式学生没能形成很好教学实践效果。改变教学手段，使学生达成相应的教学目标，要让学生在思想上和行为上都能完成一定的教学目标。

（三）提高教师技能

大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是人与人的交流的工作，而不是机械交流，没有感情的教育是无法让人信服的。针对学生存在的实际问题要进行解释根据学生的特点去解决学生实际存在的问题。高校的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的课程，对教师的教学技能要求很高，提高教师的教学技能就是提高教师在授课过程中的方式方法。教师要借鉴国外高校“思想政治”教学的成果的经验，根据学生的实践情况，确定教学目标，积极的引导学生投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课程教学。

（四）结束语

道德法律论文范文第10篇

（一）有利于增强课程的吸引力、感染力和说服力

提高教学的实效性高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教学方法一般多是采用传统的讲授法。这种教学方式把学生当作接受知识的容器，只重视知识的传授，忽视学生能力的培养。这样的教学结果是课程缺乏吸引力、感染力，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少了思考，也没有兴趣思考，更别说创造性思维的激发了。而启发式教学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以学生为本，引导学生积极思考、主动探究，凸显学生在教学中的作用，有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也有利于增强课程的说服力。该课程在大学生素质培养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只有不断增强课程的吸引力，引导学生正确的看待自己、社会，才能最终达到教育目标。

（二）有利于发挥大学生的能动作用

提高他们的思维能力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曾指出，培养创造性思维，最大限度地挖掘每一个人的潜力，是教育的最终目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有一句寓意深刻的话：“理想的教育其责任不在教，而在教学，在于教学生学。”启发式教学的特点是调动学生积极、主动地思维，启发式教学始终把学生作为教育过程的主动参与者。教师适时地采用多种引导方式，有计划有目的地展开教育，引导学生主动学习，同时学生通过思考、反省、评价掌握了知识，并提高学习能力和认识问题及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利于学生的终身学习及发展。可以说启发式教学强调师生的互动与双向交流，既强调教师的“启发”、“点拨”、“诱导”，又注重学生的“愤悱”理性自觉，“反求诸己”“内省”“反思”。

（三）有利于促进师生之间的良性互动

推动教学相长启发式教学要求教学过程的双向性，即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之间的互动性。在启发式教学中，教师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者，也是教学过程的组织者、引导者和管理者，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变成了合作关系，和学生一起思考、分析、讨论问题，在相互配合中进行良性互动。同时，启发式教学还有利于教师和学生的思考，推动了双方的学术研究。德国教育学家洪堡也曾说过:“大学教授的责任并不是‘教’，学生的职责也不是‘学’，而是从事研究，教师应诱导学生研究的兴趣，进一步指导学生研究。”教师引导学生学习的过程中，可以向学生展示自己的科研成果和科研方法，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带动学生进行学术探究，学生的思维往往是很活跃的，一旦被激发出来，结果是难以预料的。当学生不断的提出一些新问题后，可以促进师生一起去研究，也可以带动教师做更广、更深的研究，从而形成教学与科研、教师与学生的良性互动。

二、启发式教学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中的运用实施启发式

教学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要求教师要有扎实的理论知识，并掌握一定的教学技巧，还需要一定的实施条件。启发式教学不是说几个案例就可以了，启发式的形式应该是灵活多样的，需要教师不断总结探索。这里，介绍几种启发式教学的基本形式，供大家相互学习。

（一）设疑启发向学生提问

然后引发他们思考，是很多教师惯用的启发方式。教师适时地向学生提出一些难度适中、新颖有趣的问题，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他们进行思考，最终找到问题的结果。但是目前很多教师提问没有精心准备，随意性很大，深浅过渡，不能很好的激发学生的思维。因此教师运用此方法前，一定要认真准备，给学生一些富有挑战性的能激发他们思考的问题，才能达到教学目的。例如，在讲大学生诚信的问题时，笔者问了这么几个问题，考试作弊是不诚信的表现吗？有多少人从来没有作弊过的？除了考试作弊，大学生在校园中还有哪些不诚信的行为表现？善意的谎言你能接受吗？通过这一系列的问题，让学生对大学生诚信问题做进一步的思考，同时引出大学生诚信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话题。

（二）讨论启发讨论是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的主要方式之一

它的特点是答案的不唯一性。在进行讨论前，教师要精心制定讨论的话题，题目给大家后，教师要适时地对学生的发言进行点评，以免学生的思路偏离了轨道。例如，笔者在讲大学生就业择业的问题时，并没有直接照搬书上的内容，而是让学生讨论这么几个话题：你认为咱们医学生的就业情况如何？影响医学生就业的因素有哪些？医学生要想获得一份满意的工作，必须具备哪些条件？医学生创业，有哪些方向可以选择？学生在进行小组讨论后，充分认识到当前大学生就业的现状，了解了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所在，并明确了自己的生涯规划。在比如讲授公民道德时，组织学生讨论大学校园里不文明现象及如何提升大学生道德素质进行讨论，使学生认识到自身的不足及怎样完善自己。

（三）案例启发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理论性比较强

为了让学生更轻松的掌握相关理论知识，可以通过案例进行启发。案例教学法以学生为主体，教师向学生呈现精选的富有代表性的案例，引导学生对这些案例进行研究，从而掌握相关理论知识，同时启发学生积极思维，提高他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例如在讲授理想信念的作用时，笔者引用了以下案例，让学生自己分析讨论案例，效果较好：清华大学高材生考过600分也不易，可一个每天三顿为清华学子切菜卖饭的农民工，头回上场就爆出冷门———北京日报报道，清华园里人才济济，但学生食堂的师傅张立勇，也为许多人知道，就不能不说是件新鲜事了。他的艰辛，他的刻苦，他的顽强，让清华学子动容。水木清华BBS上，头一回为一个农民工的坚韧好学掀起波澜。张立勇，做农民工10年，如今即将拿到北大国际贸易专业大本文。在案例看完后，我给学生提出了以下几个问题：（1）张立勇为什么高中读完后不直接考大学？（2）他为何选择去清华打工？（3）食堂工作很幸苦，他为什么还要继续学习，并且挑战国内知名高校？学生对这样的事迹显得很有兴趣，他们都踊跃参与讨论，积极阐述自己的观点，有的学生还讲到听过他的演讲，被他的追求理想的精神所打动。

（四）比较启发在教学中

道德法律论文范文第11篇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变革、社会结构调整、利益需求多样化等新形势的发展，大学生思想活动的选择性、多样性以及差异性明显增强，这对政治理论教师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建设高素质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师资队伍，是提高教育教学水平，提升育人质量的首要因素。

1．1加强师德建设教师的言行举止会直接作用于学生的内心世界，对学生的思想品行及人格发展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苏霍姆林斯基说:“如果你想成为学生爱戴的老师，那你就要努力做到使你的学生不断地在你身上有所发现。”首先，“基础”课教师要加强学习，敢于创新。加强教师师德建设的必要途径是加强自身的学习。自觉行动的前提是正确的理性认识，教师师德的建设离不开科学的理论学习。古人云:“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其中的“学、问、思、辨”，讲的就是通过学习与思考，提高辨别是非的能力。离开了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指导，教师师德必然会迷失方向。其次，教师要强化责任意识，树立科学的育人观，通过教育、宣传、讨论等多种形式，弘扬追求真善美，抵制假恶丑的道德风尚，激发投身教育事业的热情，增强历史使命感和时代责任感。再次，教师要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注意总结经验。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只有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才能更好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教师只有在实践中才能认清是非曲直、善恶美丑，才能认识到加强师德建设的重要性。最后，要建立由爱岗敬业、政治素养、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等内容组成的师德评价体系，以使师德建设目标和师德建设内容更为具体化，形成师德目标的导向机制。

1．2提升教师的业务水平“基础”课教师需要具备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不断掌握学科发展的新知识、新动态、新成果，优化知识结构，拓宽教学思路。一堂好的“基础”课的标准应该是教育内容思想性强、理论联系实践、内容鲜活、入脑入心，所以教师还要深入实践，摸清学生的思想脉络及走向，使“基础”课教学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以提高课程的感染力和吸引力。

1．3提高教师的科研能力随着信息传媒的发展，各种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通过图文、声像等直接生动的方式快速地呈现在学生面前，特别是高校已经成为西方势力与我国激烈争夺人才的重要战场，高校学生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些信息的冲击和震荡。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基础课教师要深入分析研究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针对新变化、新挑战，不断提高科学研究能力，在较深的层次上破解学生思想中的困惑问题，以应对日益复杂的思想意识形态领域提出的挑战。

2以学生为本

进行科学的教学设计要提高“基础”课的教学质量，任课教师要在课前、课中以及“授后服务”各环节做到系统规划，精心设计。

2．1课前教师要积极做好准备课前要做到认真钻研教材和课程标准，掌握教材的内在逻辑，了解授课对象的情况，以便于合理组织课堂教学。同时，教师要对教材进行“再开发”，在尊重教材的基础上，善于挖掘教材之外的教学资源。这就要求教师做到坚持学习，掌握当下的时政信息，了解最新的关于大学生的思想动态。

2．2课堂教学中，教师要科学设计好“精彩第一课”以精彩第一节课为起点对理想、人生观、爱国、道德、法制观等每一专题的内容都要精确把握，合理安排课堂教学环节，贴近学生思想实际，贴近学生遇到的现实问题。如讲授人生观部分，教师布置学生完成以反映人生态度、价值观为内容的角色扮演活动，一组学生反映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一组学生反映错误的人生观，通过表演、讨论，表达关于人生观的认知，在角色扮演的基础上，教师进行理论讲解，这样更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提高学生主动参与教学活动的积极性，增强学生主动学习的意识、能力和创造力。教育理念只有根植于课堂教学实践的土壤中，才能具有鲜活的生命力，所以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围绕学生成长的需要，激励学生自身成长的主观能动性，以达到课堂教学的预期效果。

2．3强化课程“授后服务”与课堂教学的结合，更好地完成育人目标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培养是循序渐进的动态过程，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实现的，授课教师对学生思想品德的引导和教育不能只局限在课堂上，而是需要通过延长教学环节，借助课程后续服务才能更好地提高“基础”课教学质量，实现课程的育人目标。具体做法是:第一，坚持教学反思，“基础”课“授后服务”应以教学反思为起点，通过教师对课堂教学的实践与感悟，反思教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以批判的眼光反观自己及学生的思想、情感、态度和行为等因素，教师通过重新审视自己的教育教学策略，形成新的后续育人方案。第二，进行课外活动的定位指导，“基础”课教师要参与指导学生课后的实践活动，将课外实践指导与课堂教学有机融合，及时解决学生在成长成才过程中遇到的思想困惑。例如，通过新生入学教育为学生进行思想导航;指导学生课外读书活动，倡导学生终生与有意义的书籍为伴;通过积极向上的学生社团活动，传递先进思想及社会正能量;通过考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增强学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这些实践活动将对青年学生产生长期的、综合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能够取得较好的育人效果。

3创新教学方法

实现教学方法和手段的多样化教学法属于社会历史范畴，它会随着社会发展的要求以及教育对象的变化不断更新和调整。努力探索适合“基础”课程特点的教学方法，对于实现“基础”课教学目标，完成课程教学任务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3．1多种教学方法的并用与结合教师要营造以学生为主体的、民主的学习氛围，就需要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并进行有机的结合。特别在课程改革实践中，“基础”课教师更应该大胆尝试，充分体现新课改理念。要积极尝试案例讨论教学、头脑风暴、角色扮演、参观、调研、实践汇报等多种教学形式的取舍与融合，以提升教学的实效性。如案例教学，特别是为学生所熟知的、贴近学生的案例更具有生动性和启发性，对学生会产生直接有效的触动，教学中运用典型案例，是理论联系实践的有效教学方法。角色扮演教学法是设计学习情境，让学生在课堂上真正动起来。鉴于法律部分的内容比较枯燥抽象，可以通过设计消费争议、劳动合同纠纷、违反职业规范、法庭诉讼等场景，由学生扮演相关的角色，教师通过模拟场景讲解相关的法律知识，让学生切身体会到法律的权威，增强法律意识。案例法、角色扮演法可以同时结合运用，用角色扮演使案例得以具体呈现。

3．2突出实践教学法的应用思想道德教育只有学生真懂、真信才能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参观、调研教学法可以使学生通过自己的观察和思考，真实地将所学理论融入实际生活，在了解现实的同时进行自我教育。如在学习“继承爱国传统弘扬民族精神”这一内容时，可先组织学生参观纪念馆、博物馆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同时，开展社会调查，将学生分成小组，利用节假日深入企业、社区，完成调研任务。实践活动结束后，召开实践教学汇报会，让同学们通过小品、诗歌以及PPT图文并茂的演讲等多种方式呈现自己的参观、调研体会，并撰写分析报告。实践证明，突出实践教学有利于加深学生对教学内容的理解，对课程内容产生情感共鸣，有利于“基础”课教学质量的提高。

3．3在教学手段上，教师要注重教学手段的创新以往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教学较为传统，手段单一。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互联网、微博、微信等新的传播方式的涌现，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尤其是多媒体技术的广泛运用，为教师创新教学手段提供了可能，也为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提供了基础条件。为此，教师要熟练掌握现代教育技术，根据不同教学内容精心制作多媒体教学课件，不断扩充课堂信息容量，广泛收集社会热点及焦点事件的视频材料，建立电子信息库，组建学生微信朋友圈，增强课堂教学的直观性，通过视、听、说等综合途径，使学生受到全方位的思想教育与启迪。

道德法律论文范文第12篇

13年版教材，是在党的十召开后第一次对“基础”课所作的修订。为了更好地贯彻十八精神，根据课程特点，将十八报告中一些新的概括、新的提法和新的观点，及时充实到新版教材之中，比如：在“绪论”中，及时补充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在“大学生的历史使命”中，及时补充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在“共同理想”中，及时补充了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论述等等。

二、完善“基础”课教学专题的新构想

随着13年版教材内容的更新，“基础”课教学专题的设置也要本着与时俱进的精神加以跟进和完善。但是，在修改、完善作为课程的教学专题时，并非简单地增减一两个专题，也不是简单地给个别的教学专题换个名称而已。在修改、完善作为课程的教学专题时，至少应考虑如下几个因素：

（一）根据性

专题的设置首先要考虑的是课程的教育目的。“学校教育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的自觉行动，是选择有效的教育手段和方法达到教育目的的过程，它不同于自发的教育过程。”[1]对于“基础”课来说，贯彻和实现课程教育目的的就是统编教材，它是学生在校获取系统知识、提高思想品德的重要工具，也是教师进行教学的具体依据。这也是为什么在13年版教材对教材进行修订特别是对某些章节作出重大调整和修改之后，急于完善“基础”课教学专题的根本原因。

（二）同质性

专题教学，顾名思义，即根据开课的宗旨、结合教材的内容，紧紧围绕某一话题或主题进行深入的研讨式学习。这里，“某一话题或主题”中的“话题或主题”，在内容或性质上，应当具有相同性、或同类性，即同质性。只有注重了教学专题的同质性，才可能在具体教学专题的设计上和教学中，更好地在有限的学时内，突出重点，整合内容，加强针对性和实效性。从13年教材来说，教材的第五章，既有宪法的内容，又有法理学内容；第六章，主要涉及的是法理学的内容。根据教学专题同质性的要求，如果把第五章中的宪法部分作为一个独立专题，而把第五章中法理学的部分与第六章合并成另外一个独立专题，这样，专题的内容不仅相对集中、完整，而且在实际教学中还可能更加易于操作，结构更加合理、顺畅。

（三）稳定性

长期以来，特别是“05”方案实施以后，各高等院校“基础”课基本上都采取的是专题式教学方式，并形成了相应的教学专题。设置和完善教学专题，应注意保持专题的相对稳定性。稳定的专题，有利于教师深入钻研专题内容，广泛收集专题资料，高度关注专题前沿动态，仔细琢磨专题教法，进而提高专题仍至整门课程的教育教学质量。13年版教材，虽然修改的地点比较多，个别章节的变动也比较大，但从总体上说，有些章节的整体框架变动不大。比如，13年版第一章“追求远大理想，坚定崇高信念”，下设三节，即：理想信念与大学生成长成才；树立科学的理想信念；架起通往理想彼岸的桥梁。前五版第一章不仅章的标题完全一样，而且节的标题和数量也完全一样，所不同的只是个别“节”的“目”的数量不同，相关内容的提法和论述不同。还如13年版第三章“领悟人生真谛，创造人生价值”，在前五版中，章的序位、标题和节的数量、标题也完全一样，所不同的只是个别节中的“目”的调整和有关内容的提法、表述的不同。因此，对于教材中这些整体框架结构变动不大的章节所对应的教学专题，完全可以在仅对个别内容进行修改、调整的基础上，保持其专题的稳定性，至少是保持原来专题主题和结构的不变。

（四）前瞻性

在设置教学专题时，作为一线教师应认真体会课程目标、仔细研读教材内容，做到既以教材为依据，又不拘泥于教材的束缚，尽量以战略和发展的眼光，使教学专题具有一定的前瞻性。比如，在“基础”课06年版教材出版后，根据当时教材的内容，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有意识地将教材第五章“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秩序”与第六章“培育职业精神，树立家庭美德”两章，合并为一个教学专题，即“三大生活中的道德要求与法律规范”，这种处理既有教材上的根据性，又有专题教学的特色性，还为13年新版教材证明了其所具有的前瞻性。根据13年版教材，经过一年的教学实践，在对原定教学专题进行修改、完善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新的教学专题，即：第一讲：话说大学生活；第二讲：理想与信念；第三讲：漫谈爱国主义；第四讲：人生三论；第五讲：关于公民道德建设的若干重要问题；第六讲：三大生活中道德要求与法律规范；第七讲：宪法略论；第八讲：法理概要。

三、新专题在实施过程中应正确处理的几个关系

（一）思修部分与法基部分的关系

“基础”课的内容客观上可分为两大部分，即思想道德修养（简称“思修”）部分和法律基础（简称“法基”）部分。在实际教学中，有的学校思修部分由一个老师上，法律基础部分由另一个老师上；大部分学校是一个老师同时将一门课承担下来。由于教师专业背景或知识结构的差异，导致老师在对思修与法基部分内容的处理上主观随意性过大，存在失衡现象，要么偏重思修部分，要么偏重法基部分。由于修养部分的理想信念、爱国主义等内容，学生平时了解比较多，讲好不容易，而法基部分的内容特别是有些部门法的内容，知识性和实用性较强，因学生平时接触不多，稍加深入并结合案例进行教学，学生就会很感兴趣。因此，在实际教学中，有的教师往往容易弱化思修部分，强化法基部分，特别是在思想政治理论课“98方案”实施期间，同时担任过“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这两门课程的教师，更容易出现上述情况。就13年版教材来说，对于法基部分，删除了原来对实体法律制度和程序法律制度具体内容的了解，强调的是对法律精神、法治理念和法律权威的教育，因而在实际教学更应正确处理好思修与法基两个部分的关系，在思修部分下功夫，在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中寻找切入点、紧扣关注点，破解一般化、简单化，提高针对性、实效性。而不能像讲授法学专业课那样，对具体部门法和程序法花费很多学时讲授，不仅学时不够，而且也不符合“基础”课的教学目的。13年版教材要侧重根据党的十提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精神，对当代大学生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自觉维护法律尊严，从思想意识上引导学生知法、守法和用法，最大限度地发挥课堂教学的效应。

（二）表面热闹与课堂实效的关系

在教学中有时会出现这种情况，有的课堂比较沉闷，学生的参与度不高，教师试图营造一种轻松、民主、活泼的教学氛围，虽经努力，但效果仍然不佳。究其原因，除了学生方面的因素之外，可能与教师的积极性、持续度、所提问题的质量以及方式方法有密切的关系。而同一教师的其他课堂，稍加鼓励和发动，学生的参与性很强，发言的积极性很高，个别同学在同一节课中，数次举手发言，甚至有时在某一同学发言的前后，其他同学自发地为其喝彩助威或鼓掌加油的局面，可谓气氛活跃、热闹非凡。课后想想，发现热闹的背后，就发言的动因来说，有的可能因发言加分而言之，有的可能因面子观驱使而言之，当然也有不少同学因确有自己的想法而言之；就过度热闹的场面来说，有时可能是因不同专业的学习习惯而产生，有时可能是因学生发自内心的赞许而产生，有时也可能是因课堂的失控而产生。因此，作为教师要善于看待、分析课堂上的“热闹”场面，区分不同情况，在充分保护学生发言热情的基础上，对个别极具功利性的发言和失控状态，有技巧性地加以因势利导与合理管控，提高发言质量、确保教学实效，努力克服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在推进课程改革的进程中，课堂教学曾一度出现不问效率不讲质量的无序状态，表面上看，课堂上热热闹闹，气氛活跃，实质上是虚假的‘繁荣’”[2]状况。

（三）知识性学习与提高素质的关系

“基础”课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它有自身特有的范畴、观点和知识体系。对此，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应很好理解和把握。但是“，基础”课的重点并非简单的知识性学习，它是在综合运用思想政治理论课其他三门课程的原理、知识和观点的基础上，解决学生理想信念、人生观、价值观、道德品格、法律意识等方面有关现实和深层次问题，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知识性的学习相对来说较为容易，解决人的道德品质和思想意识的问题则困难得多。因此，教师在专题教学过程中应充分发挥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的作用，通过研讨式、启发式、问题式、交流式、论坛式等各种方式，从开课宗旨出发，正确处理好知识性学习与提高素质的关系。

（四）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

道德法律论文范文第13篇

一、“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中价值取向的基本内容 厘清了形成新课程教学中价值取向的意义和方向之后，我们的任务就是依据新课程的任务、目标和要求，形成具有较强操作性的价值取向。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角度出发，“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需要发挥其作为政治理论课应有的政治功能；从学校教育的角度出发，新课程需要体现其作为一门课程应有的教育功能；从人才培养的角度出发，新课程需要体现其为社会培养和输送何种人才的社会功能；而从教育内容出发，新课程还需要实现思想、道德、法律诸领域在教育实施以及观念形成中的一体化目标。 1 政治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价值取向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大以来的理论创新成果为指导思想、理论基础和根本内容的思想政治教育，这是新课程的基本定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新课程方案作为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一项重要举措，是建立在党中央对当前国际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国内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以及大学生健康成长的需要等形势的基本判断的基础上提出的，是为了培养我国社会未来发展所需要的社会主义公民而提出的，是新的历史时期党和国家在全社会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环节。因此，政治性是新课程的根本方向和显著特征，在教学中体现政治性既是落实新课程的要求，也是课程价值实现的重要途径。 在教学中以体现政治性为价值取向，是指在新课程所有章节的教学中，都要以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为重要指导思想，教学的至高宗旨是以此为方向引领学生的思想、观念，并进而引导其行为。这一方向既要落实在思想修养和道德修养的教学中，也要体现在法律修养的教学中，要在教学中避免具体地、逐个地讲解法律条文。对于法律修养部分的教学而言，更重要的是理清法律条文在政治上、思想上的内涵，要让学生充分认识现代社会在其构成上的特点是追求自由自主的个体和强大的国家机器并存，认识主体、主体的行为与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认识遵守法律规范与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要能使学生形成对于法律的总体认知——法律规范是为了维护人(不仅是单一的个体，而且是全体社会成员)的自由、平等、正义而出现的，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而出现的。因此，它既实现人的需要，又约束人的行为；它通过国家的强大力量促使主体在满足和实现自身各方面需要和利益的同时，又不去损害和妨碍他人、社会、国家的需要和利益的实现。法律所调整和规范的行为，都是主体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交互行为，法律规范主体行为的目的就在于确认、保护和发展一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中的一个具体领域和一门具体课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既有体现政治性的特殊需要，也有其他课程所具有的共同性——科学性。科学性是指就课程内容体系的各大组成部分而言，“比较充分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成果和十六大以来的理论创新成果，比较充分地反映了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实践和基本经验，比较充分地反映了本学科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具有确切性和指导性，是对思想、道德和法律领域问题的规律性的认识和论述。这种科学性在教育实施的领域还表现在：其一，就社会规范而言，它是社会生活中较为独特的一个领域；其二，它可以向学生展示社会生活和社会规范领域特定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标准，并由此鼓励学生在思考这一领域的问题时变得更为敏感、稳健和理性；其三，它可以用适当的方法鼓励学生在这一领域进行探索，不断地发现、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是“初生之物”，在其全新的逻辑结构和课程体系之下，它既承载了人才培养的社会主义方向性使命，又要在这一过程中传播知识和信息。因此，它要求我们在教学过程中既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又要综合运用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法学等多学科的理论成果。特别是新的教材体系中出现了一些过去两门旧课程中不曾出现的新关键词，比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荣辱观、国家利益、公共秩序、法治精神、法 律思维方式等，这些新的核心概念既是承接全书内容的重要链条，也给我们的解读和教学提供了新视角，也体现了课程内容体系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创新的科学性。可以说，政治性与科学性共同构成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课程生态”，政治性是其根本方向，科学性则是其生命之源，新课程在教学中必须形成政治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价值取向。 2 社会性与个体性相统一的价值取向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内容体系中，不仅包含了科学的理论和系统的知识，同时还在理论逻辑中凸显了问题意识，把理论与学生的思想实际和生活实践相联系作为实施教学的落脚点。要求“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新课程的目标是通过教学使青年学生逐步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法律观，使他们真正成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需要的合格人才，这是一个宏观性的目标，也是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必须体现的社会性要求，这一社会性要求对于我们实现社会的理想、追求和秩序而言是十分重要的。然而，如果仅仅停留在这样一个宏观的社会性要求之上来实施教学的话，理论的说教就很可能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就很可能高高在上而远离学生的实际需求，就很可能变得空洞而没有说服力，并最终导致学生在面对具体问题时言行不一、知行脱节。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社会在利益追求和价值表现层面都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在这一大背景下青年学生的思想和实践是非常丰富的，他们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有自身的需要和追求，在实现这些需要和利益的过程中也有不同的行为方式选择，这些需要、追求和选择具有明显的个体性特征，特别是在社会规范的领域内，事件的发生在更多时候带有个体性的特点，平凡而丰富的日常生活则是他们作出所有判断和选择的现实基础。因此，教育教学的实施只有把宏观的目标与受教育者的具体生活结合起来，与受教育者的思想实际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形成教育教学中社会性与个体性相统一的价值取向，才能真正把教学效果落到实处。 要做到社会性与个体性的统一，必须把思想、道德、法律领域社会性的要求转化为青年学生的内在需要，事实上，在这些领域的社会性要求中包含着许多对于人的主体地位、人的全面发展、人的社会性生存等方面内容的关注。国家的、社会的理想是对个体理想的概括和抽象；爱国使个体获得归属感，维护国家利益使个体获得更高层次的安全和利益的保障；个体价值的实现以社会为基本的参照体，而社会价值的实现又能更好地实现和发展个人；良好的社会秩序在个体对道德和法律规范的遵守中逐步形成，而良好的社会秩序又是个体发展的先决条件。可以说，教育教学的过程既是通过理论讲授提高学生认识水平的过程，同时也是让学生不断地接受社会的规范性要求的过程，而“行为者的规范行为模式不仅具有一种‘认知情结’，而且还具有一种‘动机情结’，有了‘动机情结’，才有可能存在符合规范的行为”。因此，我们的理论教育一定要紧扣学生的现实生活，要了解学生的需要和追求，分析学生的需要和追求，只有深入学生的生活实践和思想实际才能使学生在思想上产生共鸣，从而唤起并引导学生的需要和追求，只有把规范领域社会性的要求放到社会实践的情境中去体验，才能形成学生在实践中遵循规范的心理基础，并成为个体行为的重要动力。 在教育教学中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一方面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需要，增强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从而以积极的姿态去认识、理解、领会、接受社会的要求；另一方面可以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认真地分析、评判社会现象与自身的思想实际，立足高远，明辨是非，分清真伪，从而成为规范领域社会性要求的主动服从者和实践者。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切实考虑学生的个体性需求，把塑造个体的德性、增强个体的全面修养和参与社会生活实践结合起来，克服单纯地强调社会性或个体性需求的一方而忽视另一方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形成社会性与个体性相结合的价值取向。以学生为本，关心学生，了解学生，引导学生，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既体现了教育中的人文关怀，符合时代的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追求。 3 思想、道德与法律教育“一体化”的价值取向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内容体系有三大组成部分，即思想修养、道德修养和法律修养，这三大组成部分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法与伦理 的关联是一个古老的问题，新教材从社会秩序结构的角度，把这个法哲学、社会哲学中的问题以全新的面目展示在我们面前，把思想、道德、法律放到社会规范的层面上让我们重新认识：思想、道德与法律都以社会为其发生的基础，它们在内容上相互影响、相互吸收，在实施中相互作用、相互支撑，在功能上相互补充、相辅相成，共同立足于社会、历史经验和现实的基础之上，共同构成影响社会秩序的要素；它们所要达到的最终目标是一致的，即通过综合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和法律素质，来形成我国社会发展所需要的特定的社会秩序。 人类历史的发展表明，在没有社会共同生活的地方，社会规范只有观念上的可能性而不具有现实性；而只要有社会共同生活的领域，就需要规范和秩序的存在。在现代社会，自由、自主的个人行为若离开一定规范的制约就会导致混乱，就像市场的自主运行若离开了政府的有效干预和调控就会产生无序一样，现代社会的秩序是由思想道德和法律规范共同支撑的。法律意味着和平的秩序，而和平又恰是道德的重要戒律之一，形成对现代社会生活的这一理解和认识，也是思想修养的重要体现。对青年学生进行思想道德和法律教育，并不是社会主义中国所特有的现象，西方国家的公民教育也把社会规范意识的形成作为基本目标，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展开维护各自价值追求所需要的思想道德和法律领域的教育。当然，一个国家和社会究竟需要哪些规范，以及它们之间怎样结合与统一，这在不同的国家是不同的，这也反映了一个社会的基本构造和性格。 当我们站在社会规范的确立、传播和践行的角度来实施新课程的教学时，我们发现，其内容体系的三大组成部分是内在地融为一体的。也就是说，整个教学过程可以由一个贯穿始终的基本精神统领，做到在教学过程中思想道德教育与法制教育的结合，在教学培养目标上把思想道德觉悟与法制观念的增强相结合、把思想道德素质与法律素质的提高相结合。对青年学生提出加强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修养的要求，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领域及其相互关系的内在要求在行为评价标准上的反映。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定的理想信念、正确的人生价值观、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道德等的要求是健全法律制度、增强法律意识、弘扬法治精神的重要思想基础，也为社会主义法的实施以及法的意义与功能的实现起着重要的保障作用；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法的各项制度在制定与形成过程中既融合了思想道德领域对公民的要求，也以国家意志的形式宣告和肯定了我们所提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的正当性，法律是更为具体化、更具可操作性的社会规范。 从社会规范的层面上来看社会的思想道德要求和法律要求的融合，体现的是在建设目标上追求人的内在思想与外在行为的统一，前者更关注人的思想动机，后者更关注人的行为结果，而内在的思想动机又是影响外在的行为结果的重要主观因素。以我国《刑法》对犯罪构成的规定为例，对某一具体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的确定需要考量构成犯罪所必须的一切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犯罪的主体、主观方面、客体、客观方面是犯罪构成的四大要件，有无主观上的犯罪故意将直接影响定罪量刑的尺度。而且，许多违法行为都可以从思想道德上找到行为的重要根源，一个在思想道德领域的修养上有重大欠缺的人其违法犯罪的可能性要大得多，而一个思想道德修养较好的人其违法犯罪的可能性就要小得多。可以说，思想道德修养的提高有助于增强法律意识和守法的自觉性，法律制度的完善和法律执行的加强又有利于推行和弘扬道德。因此，在新课程的教学中，把以促进个体全方位修养的形成为内在尺度的价值取向与以促进规范的全方位落实和遵守为外在尺度的价值取向结合起来，有机地融合三大组成部分的内容，形成思想、道德与法律教育“一体化”的价值取向，是取得教学实效的重要途径。 4 以改进教学方法、增强教学实效来促进课程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取向 前三大价值取向是笔者从形成教学理念、把握教学内容的角度出发进行阐述的，在此基础之上，把强大的理论体系转化为生动的教学实践是高质量地实施“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方案的根本要求。因此，积极地探索、创新和改进教学方法、增强教学实效，使新课程受到学生的欢迎，是需要我们每个教师认真面对的重要课题。笔者以为，在教学实践上尝试以下方法，将有益于促进新课程的可持续发展。 二、探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中价值取向问题 的缘由 从课程的历史沿革来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是在“98方案”中“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两门课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而从教材的逻辑结构和体系编排来看，新课程无论在教学目的和教学内容上都有其自身的新定位。新课程并不是旧课程的简单合并，而是在体系和内容上将两门旧课程融为一体的崭新课程。新课程的这一特点，既需要我们在理论认识层面不断达到新境界，又需要我们在实践探索层面不断作出新举措。 但是，从现状来看，在认真落实新方案的同时，我们在认识和实践两大领域与新方案的目标和要求之间尚存在着一定的距离，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不同步性与不协调性。一方面，我们对“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深度融合的教材内容以及新课程的性质和要求在理论认识上把握还不够深透，表现为仅仅把“荣辱观”、“理想观”、“爱国主义”、“价值观”、“道德观”、“法制观”等内容作为组织课程的孤立片断来实施教学，缺乏系统的贯穿与连接，我们“合并”了课程，但“融合”与“一体化”的工作还未到位；另一方面，我们在具体的操作中还存在着一定的“分而治之”的倾向，一门课由过去分别承担“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课的两位或多位教师来实施教学，以及同一教师根据自身的特长在教学过程中张扬或偏废“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某一方面内容等现象都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这些都是不同步性与不协调性在实践中的具体表现。 这些问题的存在，与我们尚未真正深入理解和把握新课程的性质、特点和使命是密切相关的，也即与我们尚未真正厘清新课程在教学过程中应有的价值取向是密切相关的。这些问题的继续存在，不仅会使新课程在内容体系上出现“貌合神离”的倾向，还会贬低新课程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并进而削弱新课程正在确立和建设中的地位。因此，进一步探讨和解决这些问题，消除理论认识和教学实践中的偏向，迫切需要我们不断明确“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中的价值取向，这也将成为推进课程发展的重要环节。 一般来说，“价值”表达的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一种相关性，是客体所具有的属性及其对主体而言的意义，教育的价值是建立在教育的本质特性基础之上的，是教育对于主体的存在和发展而言所具有的意义。“教育活动就是一种以人的需要为动力，以掌握社会历史经验为媒介，以培养人为特征而构成的价值认识、价值选择、价值实现的特殊活动。”追求价值是教育教学活动重要的驱动力，而且教育教学还是一种创造价值的实践活动，这不仅意味着教育教学的内容本身是具有价值的，还意味着我们对教育教学活动存在一种价值期待，希望能藉此实现我们在某一方面的需要、利益和追求。 在价值理想和价值追求的基础上明确价值取向，就是要在众多的意义中作出符合某种需要的选择，而且这一选择与取舍的过程是一个比描述、分析、认识客观价值本身更为重要的过程。事实上，人们关注价值的更重要之处在于我们对事物本身作出价值判断的基础上不断作出正确的价值选择，也就是说，确定教育教学中价值取向的意义在于既能充分地实现课程本身的静态价值，又能较好地体现和实现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主体的价值追求。因此，明确教育教学中的价值取向是实施教育教学活动的重要依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与教育体系中的其他课程一样，它有自身客观存在的价值，而课程的教学则承载了实现其客观价值的特定使命。我们可以把其中属于课程本身价值的部分称之为静态价值，而把在教学过程中实现的价值部分称之为动态价值，可以说，动态价值的实现是体现其静态价值的重要途径，动态价值和静态价值一起构成了整门课程的价值系统。因此，如果没有动态的价值追求和价值实现，没有存在于这一过程中的价值取向，整个价值系统就会成为没有生命的东西，课程的真正价值也就无法实现。 三、形成“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中价值取向的依据 要形成新课程教学中正确的价值取向，就需要我们科学地认识新课程的性质、特点和使命，科学认识新课程的任务、目标和追求。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作为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要领域，“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新课程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承担了帮助大学生确立和坚定理想信念，认识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法制观的任务。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上看，新课程 的产生都体现了党和国家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重要性的高度重视。同时，新课程的实施方案和要求还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现阶段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的科学判断，在国际层面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中，以及在国内层面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中，都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能在思想上、政治上引领大学生的未来发展，由此也体现出我国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本质特征，这些认识和判断是形成课程教学中价值取向的根本依据。 新课程的根本任务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人才培养结合起来，通过科学的理论武装来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青年大学生是社会发展的新生力量，他们的理论认识、思想观念和行为选择并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有着十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根源。在青年人的思想、认识、观念逐步成熟和成型的大学时期，科学的理论武装可以成为青年人的行动指南，可以确保青年人才的发展方向。科学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让学生能正确地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领域的复杂现象，是新课程在理论教育和人才培养领域所面临的重要任务。我国社会的发展不仅需要高校培养大批懂业务、有专长的人才，更需要这些人才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因此，培养怎样的人才，培养这些人才具有怎样的素质品质，是我国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基本要求，新课程教学中价值取向的形成必须充分体现这一基本目标，并由此出发形成一条贯穿教学过程始终的线索。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既体现了对“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两门课程一定的继承性，又在课程体系和内容上体现了许多新理念，形成了许多新安排。这就要求我们在教学过程中除了保留一些共同性之外，更要认识和实践差异性。新课程虽然在名称上沿用了旧课程的关键词，但是在内容上并不是两门旧课程的简单叠加。新课程把社会共同生活作为青年学生形成思想和理论认识的土壤，以思想修养、道德修养和法律修养为主线，并通过它们之间的结合与统一，勾画了我国社会所追求的基本社会秩序的方向、内涵和样式，也反映了我国社会在秩序领域的基本构造和性格特点。新课程通过思想道德教育与法制教育的结合、思想道德觉悟与法制观念的结合、思想道德素质与法律素质的结合，体现的是培养全面、健康发展的“社会人”、“道德人”、“法律人”的要求。体现这些特点和要求，是形成新课程教学中价值取向的基本原则。 新课程在展示其全新的结构体系和内容安排的同时，也对教育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认为，人的思想认识不是自发形成的，而必须是从外部灌输进去的。由此，理论灌输和课堂教学也向来是我们实施理论教育的重要途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从人们的社会实践中发展而来的，它既在内容上体现了实践的丰富性，同时也具有一定的抽象性、逻辑性、思辨性。作为理论的教育者和传播者，教师需要正确地认识和理解理论的深刻内涵，把教学实践牢固地建立在深厚的理论根基之中；同时，还要不断地转变教学观念，以人为本，深入学生，全面掌握和分析学生的思想状况和行为倾向，把教学视野拓宽到学生思想实际和生活实践之中。教师既要充分发挥自身的理论优势和特点特长，又要以理论为纽带把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调动起来，深入浅出，情理结合，不断探索和创新教学方法，使教学既准确又生动，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成为学生喜爱的课程，以质量和效果保证新课程教育教学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在实践中不断地推进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创新，增强教学实效，是形成新课程教学中价值取向的基本准则。 其一，专题研讨法。新课程内容体系的各个环节之间既有一致的精神相贯穿，又具有相对独立的内容，我们可以以这些相对独立的内容为基础在教学过程中设置专题。以“爱国主义”的教学为例，“国家利益”是我们在这一领域的教学中首次引入的概念，我们可以在“做忠诚的爱国者”一节中设置“国家利益”专题，列出“国家利益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国家利益的判断依据和分类”以及“国家利益的实现途径”等专题，在研讨中把教学要求落到实处。通过专题的设置，把现有的理论结论引向深入的探究，通过分析理论的来龙去脉，让学生站在体系的高度去把握理论，这样学生就会从内心深处认同理论结论的科学性，理论也才能真正产生物质的力量。当然，专题的设置需要有所选择，我们可以把那些理论上的热点、难点、前沿的问题列入研讨的专题，通过分析研讨，使学生体会理论本身的魅力，如果仅仅把教学作为理论结论传播的环节，不去关注理论上的热点、难点和前沿问题，理论就会失去其应有的生命力和 感染力。 其三，对话教学法。仅仅从知识传授和理论灌输的角度去理解和落实新课程的教学是狭隘的，教学的过程不仅是一个传授知识和信息的过程，还是一个与学生共同面对和解决问题并共享知识和信息的过程，因为“我们的目的主要是帮助人们独立地思考和更理智地行动，我们要让所有学生明白，我们不是要把他们强行塞进某一种模子里”。今天的青年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已经对许多事物倾注了自身大量的情感，其价值追求是多元的，这些多元的价值追求与我国社会所倡导的信仰和价值观之间可能存在着一定的冲突，要通过传统的灌输式的课堂教育去改变这些情感、信仰和价值观，是有较大难度的，如果直接以社会所倡导的规范去霸权式地压制学生中存在的差异和分歧，还可能因为学生内心的抵触情绪而使理论教育流于形式。事实上，在笔者看来，这些价值冲突的存在恰恰可以成为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丰富资源，教学可以以这些价值冲突为纽带，来寻找使青年学生在政治上、思想上、道德上以及各方面修养上走向成熟的突破口，关键是我们是否能看准问题、抓准问题的症结所在，并通过适当的方法来教育引导。因此，在“以理服人”之前，教师和学生之间要有沟通，先要激发学生认识差异和冲突的兴趣，并在相互倾听、相互理解、共同体验的基础上把问题和探讨引向深入，我们可以把这一过程理解为对话式的教学过程。对话式教学在德育领域并不是一种新方式，“对话——作为检测主观知识有限性的试金石——为人类提供了一条全新的康庄大道，用于重建我们自己与他们以及与我们所栖居的世界之间的种种交流、沟通、关系与联系”。课堂、网络以及校园生活的任何场合都可以成为师生之间展开对话的平台，对话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回归生活、还原实践的过程。我们可以把事先设定的“案例”和“专题”作为对话的主要内容，通过充分展示价值公理、展示冲突和差异，使学生逐步形成共识，并由此在思想情感上、对事物的价值判断和选择能力上不断走向理性与成熟。当然，对话的运用需要教师既有智慧又有艺术，深厚的理论功底和知识之间的融会贯通是形成智慧和艺术的基础，在讲解各类社会规范的过程中，敏锐的洞察力、严密的逻辑推理能力、强大的语言感染力，都是形成价值感召力的重要源泉。其二，案例导入法。在强大的理论逻辑下凸显问题意识，是新课程内容体系三大组成部分均具有的特点，因此，我们可以从现实出发，把生活中的各种问题转化设计成在教学的各个环节中引人入胜的案例，把案例分析作为实施教学内容的切入点，这一过程也是把抽象的理论还原到丰富的实践中并从实践中提炼和升华理论的过程，我们可以从学生的具体生活来观察、分析他们的思想、行为的根源及其与规范、理论之间的关系。从学生的生活实践中挖掘的问题和案例，能激发学生的兴趣，使他们真正地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并积极地融入到分析案例、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去。由于案例的设计是从学生的具体生活出发的，往往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和针对性，因此案例分析的过程也为师生之间的交流提供了新平台，既拉近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距离，也缩短了理论与学生之间的距离，实现双赢。

道德法律论文范文第14篇

一、“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中价值取向的基本内容 厘清了形成新课程教学中价值取向的意义和方向之后，我们的任务就是依据新课程的任务、目标和要求，形成具有较强操作性的价值取向。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角度出发，“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需要发挥其作为政治理论课应有的政治功能；从学校教育的角度出发，新课程需要体现其作为一门课程应有的教育功能；从人才培养的角度出发，新课程需要体现其为社会培养和输送何种人才的社会功能；而从教育内容出发，新课程还需要实现思想、道德、法律诸领域在教育实施以及观念形成中的一体化目标。 1 政治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价值取向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大以来的理论创新成果为指导思想、理论基础和根本内容的思想政治教育，这是新课程的基本定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新课程方案作为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一项重要举措，是建立在党中央对当前国际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国内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以及大学生健康成长的需要等形势的基本判断的基础上提出的，是为了培养我国社会未来发展所需要的社会主义公民而提出的，是新的历史时期党和国家在全社会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环节。因此，政治性是新课程的根本方向和显著特征，在教学中体现政治性既是落实新课程的要求，也是课程价值实现的重要途径。 在教学中以体现政治性为价值取向，是指在新课程所有章节的教学中，都要以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为重要指导思想，教学的至高宗旨是以此为方向引领学生的思想、观念，并进而引导其行为。这一方向既要落实在思想修养和道德修养的教学中，也要体现在法律修养的教学中，要在教学中避免具体地、逐个地讲解法律条文。对于法律修养部分的教学而言，更重要的是理清法律条文在政治上、思想上的内涵，要让学生充分认识现代社会在其构成上的特点是追求自由自主的个体和强大的国家机器并存，认识主体、主体的行为与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认识遵守法律规范与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要能使学生形成对于法律的总体认知——法律规范是为了维护人(不仅是单一的个体，而且是全体社会成员)的自由、平等、正义而出现的，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而出现的。因此，它既实现人的需要，又约束人的行为；它通过国家的强大力量促使主体在满足和实现自身各方面需要和利益的同时，又不去损害和妨碍他人、社会、国家的需要和利益的实现。法律所调整和规范的行为，都是主体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交互行为，法律规范主体行为的目的就在于确认、保护和发展一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中的一个具体领域和一门具体课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既有体现政治性的特殊需要，也有其他课程所具有的共同性——科学性。科学性是指就课程内容体系的各大组成部分而言，“比较充分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成果和十六大以来的理论创新成果，比较充分地反映了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实践和基本经验，比较充分地反映了本学科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具有确切性和指导性，是对思想、道德和法律领域问题的规律性的认识和论述。这种科学性在教育实施的领域还表现在：其一，就社会规范而言，它是社会生活中较为独特的一个领域；其二，它可以向学生展示社会生活和社会规范领域特定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标准，并由此鼓励学生在思考这一领域的问题时变得更为敏感、稳健和理性；其三，它可以用适当的方法鼓励学生在这一领域进行探索，不断地发现、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是“初生之物”，在其全新的逻辑结构和课程体系之下，它既承载了人才培养的社会主义方向性使命，又要在这一过程中传播知识和信息。因此，它要求我们在教学过程中既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又要综合运用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法学等多学科的理论成果。特别是新的教材体系中出现了一些过去两门旧课程中不曾出现的新关键词，比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荣辱观、国家利益、公共秩序、法治精神、法 律思维方式等，这些新的核心概念既是承接全书内容的重要链条，也给我们的解读和教学提供了新视角，也体现了课程内容体系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创新的科学性。可以说，政治性与科学性共同构成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课程生态”，政治性是其根本方向，科学性则是其生命之源，新课程在教学中必须形成政治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价值取向。 2 社会性与个体性相统一的价值取向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内容体系中，不仅包含了科学的理论和系统的知识，同时还在理论逻辑中凸显了问题意识，把理论与学生的思想实际和生活实践相联系作为实施教学的落脚点。要求“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新课程的目标是通过教学使青年学生逐步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法律观，使他们真正成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需要的合格人才，这是一个宏观性的目标，也是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必须体现的社会性要求，这一社会性要求对于我们实现社会的理想、追求和秩序而言是十分重要的。然而，如果仅仅停留在这样一个宏观的社会性要求之上来实施教学的话，理论的说教就很可能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就很可能高高在上而远离学生的实际需求，就很可能变得空洞而没有说服力，并最终导致学生在面对具体问题时言行不一、知行脱节。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社会在利益追求和价值表现层面都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在这一大背景下青年学生的思想和实践是非常丰富的，他们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有自身的需要和追求，在实现这些需要和利益的过程中也有不同的行为方式选择，这些需要、追求和选择具有明显的个体性特征，特别是在社会规范的领域内，事件的发生在更多时候带有个体性的特点，平凡而丰富的日常生活则是他们作出所有判断和选择的现实基础。因此，教育教学的实施只有把宏观的目标与受教育者的具体生活结合起来，与受教育者的思想实际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形成教育教学中社会性与个体性相统一的价值取向，才能真正把教学效果落到实处。 要做到社会性与个体性的统一，必须把思想、道德、法律领域社会性的要求转化为青年学生的内在需要，事实上，在这些领域的社会性要求中包含着许多对于人的主体地位、人的全面发展、人的社会性生存等方面内容的关注。国家的、社会的理想是对个体理想的概括和抽象；爱国使个体获得归属感，维护国家利益使个体获得更高层次的安全和利益的保障；个体价值的实现以社会为基本的参照体，而社会价值的实现又能更好地实现和发展个人；良好的社会秩序在个体对道德和法律规范的遵守中逐步形成，而良好的社会秩序又是个体发展的先决条件。可以说，教育教学的过程既是通过理论讲授提高学生认识水平的过程，同时也是让学生不断地接受社会的规范性要求的过程，而“行为者的规范行为模式不仅具有一种‘认知情结’，而且还具有一种‘动机情结’，有了‘动机情结’，才有可能存在符合规范的行为”。因此，我们的理论教育一定要紧扣学生的现实生活，要了解学生的需要和追求，分析学生的需要和追求，只有深入学生的生活实践和思想实际才能使学生在思想上产生共鸣，从而唤起并引导学生的需要和追求，只有把规范领域社会性的要求放到社会实践的情境中去体验，才能形成学生在实践中遵循规范的心理基础，并成为个体行为的重要动力。 在教育教学中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一方面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需要，增强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从而以积极的姿态去认识、理解、领会、接受社会的要求；另一方面可以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认真地分析、评判社会现象与自身的思想实际，立足高远，明辨是非，分清真伪，从而成为规范领域社会性要求的主动服从者和实践者。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切实考虑学生的个体性需求，把塑造个体的德性、增强个体的全面修养和参与社会生活实践结合起来，克服单纯地强调社会性或个体性需求的一方而忽视另一方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形成社会性与个体性相结合的价值取向。以学生为本，关心学生，了解学生，引导学生，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既体现了教育中的人文关怀，符合时代的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追求。 3 思想、道德与法律教育“一体化”的价值取向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内容体系有三大组成部分，即思想修养、道德修养和法律修养，这三大组成部分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法与伦理 的关联是一个古老的问题，新教材从社会秩序结构的角度，把这个法哲学、社会哲学中的问题以全新的面目展示在我们面前，把思想、道德、法律放到社会规范的层面上让我们重新认识：思想、道德与法律都以社会为其发生的基础，它们在内容上相互影响、相互吸收，在实施中相互作用、相互支撑，在功能上相互补充、相辅相成，共同立足于社会、历史经验和现实的基础之上，共同构成影响社会秩序的要素；它们所要达到的最终目标是一致的，即通过综合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和法律素质，来形成我国社会发展所需要的特定的社会秩序。 人类历史的发展表明，在没有社会共同生活的地方，社会规范只有观念上的可能性而不具有现实性；而只要有社会共同生活的领域，就需要规范和秩序的存在。在现代社会，自由、自主的个人行为若离开一定规范的制约就会导致混乱，就像市场的自主运行若离开了政府的有效干预和调控就会产生无序一样，现代社会的秩序是由思想道德和法律规范共同支撑的。法律意味着和平的秩序，而和平又恰是道德的重要戒律之一，形成对现代社会生活的这一理解和认识，也是思想修养的重要体现。对青年学生进行思想道德和法律教育，并不是社会主义中国所特有的现象，西方国家的公民教育也把社会规范意识的形成作为基本目标，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展开维护各自价值追求所需要的思想道德和法律领域的教育。当然，一个国家和社会究竟需要哪些规范，以及它们之间怎样结合与统一，这在不同的国家是不同的，这也反映了一个社会的基本构造和性格。 当我们站在社会规范的确立、传播和践行的角度来实施新课程的教学时，我们发现，其内容体系的三大组成部分是内在地融为一体的。也就是说，整个教学过程可以由一个贯穿始终的基本精神统领，做到在教学过程中思想道德教育与法制教育的结合，在教学培养目标上把思想道德觉悟与法制观念的增强相结合、把思想道德素质与法律素质的提高相结合。对青年学生提出加强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修养的要求，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领域及其相互关系的内在要求在行为评价标准上的反映。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定的理想信念、正确的人生价值观、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道德等的要求是健全法律制度、增强法律意识、弘扬法治精神的重要思想基础，也为社会主义法的实施以及法的意义与功能的实现起着重要的保障作用；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法的各项制度在制定与形成过程中既融合了思想道德领域对公民的要求，也以国家意志的形式宣告和肯定了我们所提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的正当性，法律是更为具体化、更具可操作性的社会规范。 从社会规范的层面上来看社会的思想道德要求和法律要求的融合，体现的是在建设目标上追求人的内在思想与外在行为的统一，前者更关注人的思想动机，后者更关注人的行为结果，而内在的思想动机又是影响外在的行为结果的重要主观因素。以我国《刑法》对犯罪构成的规定为例，对某一具体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的确定需要考量构成犯罪所必须的一切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犯罪的主体、主观方面、客体、客观方面是犯罪构成的四大要件，有无主观上的犯罪故意将直接影响定罪量刑的尺度。而且，许多违法行为都可以从思想道德上找到行为的重要根源，一个在思想道德领域的修养上有重大欠缺的人其违法犯罪的可能性要大得多，而一个思想道德修养较好的人其违法犯罪的可能性就要小得多。可以说，思想道德修养的提高有助于增强法律意识和守法的自觉性，法律制度的完善和法律执行的加强又有利于推行和弘扬道德。因此，在新课程的教学中，把以促进个体全方位修养的形成为内在尺度的价值取向与以促进规范的全方位落实和遵守为外在尺度的价值取向结合起来，有机地融合三大组成部分的内容，形成思想、道德与法律教育“一体化”的价值取向，是取得教学实效的重要途径。 4 以改进教学方法、增强教学实效来促进课程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取向 前三大价值取向是笔者从形成教学理念、把握教学内容的角度出发进行阐述的，在此基础之上，把强大的理论体系转化为生动的教学实践是高质量地实施“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方案的根本要求。因此，积极地探索、创新和改进教学方法、增强教学实效，使新课程受到学生的欢迎，是需要我们每个教师认真面对的重要课题。笔者以为，在教学实践上尝试以下方法，将有益于促进新课程的可持续发展。 二、探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中价值取向问题 的缘由 从课程的历史沿革来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是在“98方案”中“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两门课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而从教材的逻辑结构和体系编排来看，新课程无论在教学目的和教学内容上都有其自身的新定位。新课程并不是旧课程的简单合并，而是在体系和内容上将两门旧课程融为一体的崭新课程。新课程的这一特点，既需要我们在理论认识层面不断达到新境界，又需要我们在实践探索层面不断作出新举措。 但是，从现状来看，在认真落实新方案的同时，我们在认识和实践两大领域与新方案的目标和要求之间尚存在着一定的距离，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不同步性与不协调性。一方面，我们对“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深度融合的教材内容以及新课程的性质和要求在理论认识上把握还不够深透，表现为仅仅把“荣辱观”、“理想观”、“爱国主义”、“价值观”、“道德观”、“法制观”等内容作为组织课程的孤立片断来实施教学，缺乏系统的贯穿与连接，我们“合并”了课程，但“融合”与“一体化”的工作还未到位；另一方面，我们在具体的操作中还存在着一定的“分而治之”的倾向，一门课由过去分别承担“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课的两位或多位教师来实施教学，以及同一教师根据自身的特长在教学过程中张扬或偏废“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某一方面内容等现象都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这些都是不同步性与不协调性在实践中的具体表现。 这些问题的存在，与我们尚未真正深入理解和把握新课程的性质、特点和使命是密切相关的，也即与我们尚未真正厘清新课程在教学过程中应有的价值取向是密切相关的。这些问题的继续存在，不仅会使新课程在内容体系上出现“貌合神离”的倾向，还会贬低新课程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并进而削弱新课程正在确立和建设中的地位。因此，进一步探讨和解决这些问题，消除理论认识和教学实践中的偏向，迫切需要我们不断明确“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中的价值取向，这也将成为推进课程发展的重要环节。 一般来说，“价值”表达的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一种相关性，是客体所具有的属性及其对主体而言的意义，教育的价值是建立在教育的本质特性基础之上的，是教育对于主体的存在和发展而言所具有的意义。“教育活动就是一种以人的需要为动力，以掌握社会历史经验为媒介，以培养人为特征而构成的价值认识、价值选择、价值实现的特殊活动。”追求价值是教育教学活动重要的驱动力，而且教育教学还是一种创造价值的实践活动，这不仅意味着教育教学的内容本身是具有价值的，还意味着我们对教育教学活动存在一种价值期待，希望能藉此实现我们在某一方面的需要、利益和追求。 在价值理想和价值追求的基础上明确价值取向，就是要在众多的意义中作出符合某种需要的选择，而且这一选择与取舍的过程是一个比描述、分析、认识客观价值本身更为重要的过程。事实上，人们关注价值的更重要之处在于我们对事物本身作出价值判断的基础上不断作出正确的价值选择，也就是说，确定教育教学中价值取向的意义在于既能充分地实现课程本身的静态价值，又能较好地体现和实现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主体的价值追求。因此，明确教育教学中的价值取向是实施教育教学活动的重要依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与教育体系中的其他课程一样，它有自身客观存在的价值，而课程的教学则承载了实现其客观价值的特定使命。我们可以把其中属于课程本身价值的部分称之为静态价值，而把在教学过程中实现的价值部分称之为动态价值，可以说，动态价值的实现是体现其静态价值的重要途径，动态价值和静态价值一起构成了整门课程的价值系统。因此，如果没有动态的价值追求和价值实现，没有存在于这一过程中的价值取向，整个价值系统就会成为没有生命的东西，课程的真正价值也就无法实现。 三、形成“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中价值取向的依据 要形成新课程教学中正确的价值取向，就需要我们科学地认识新课程的性质、特点和使命，科学认识新课程的任务、目标和追求。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作为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要领域，“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新课程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承担了帮助大学生确立和坚定理想信念，认识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法制观的任务。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上看，新课程 的产生都体现了党和国家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重要性的高度重视。同时，新课程的实施方案和要求还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现阶段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的科学判断，在国际层面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中，以及在国内层面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中，都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能在思想上、政治上引领大学生的未来发展，由此也体现出我国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本质特征，这些认识和判断是形成课程教学中价值取向的根本依据。 新课程的根本任务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人才培养结合起来，通过科学的理论武装来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青年大学生是社会发展的新生力量，他们的理论认识、思想观念和行为选择并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有着十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根源。在青年人的思想、认识、观念逐步成熟和成型的大学时期，科学的理论武装可以成为青年人的行动指南，可以确保青年人才的发展方向。科学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让学生能正确地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领域的复杂现象，是新课程在理论教育和人才培养领域所面临的重要任务。我国社会的发展不仅需要高校培养大批懂业务、有专长的人才，更需要这些人才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因此，培养怎样的人才，培养这些人才具有怎样的素质品质，是我国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基本要求，新课程教学中价值取向的形成必须充分体现这一基本目标，并由此出发形成一条贯穿教学过程始终的线索。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既体现了对“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两门课程一定的继承性，又在课程体系和内容上体现了许多新理念，形成了许多新安排。这就要求我们在教学过程中除了保留一些共同性之外，更要认识和实践差异性。新课程虽然在名称上沿用了旧课程的关键词，但是在内容上并不是两门旧课程的简单叠加。新课程把社会共同生活作为青年学生形成思想和理论认识的土壤，以思想修养、道德修养和法律修养为主线，并通过它们之间的结合与统一，勾画了我国社会所追求的基本社会秩序的方向、内涵和样式，也反映了我国社会在秩序领域的基本构造和性格特点。新课程通过思想道德教育与法制教育的结合、思想道德觉悟与法制观念的结合、思想道德素质与法律素质的结合，体现的是培养全面、健康发展的“社会人”、“道德人”、“法律人”的要求。体现这些特点和要求，是形成新课程教学中价值取向的基本原则。 新课程在展示其全新的结构体系和内容安排的同时，也对教育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认为，人的思想认识不是自发形成的，而必须是从外部灌输进去的。由此，理论灌输和课堂教学也向来是我们实施理论教育的重要途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从人们的社会实践中发展而来的，它既在内容上体现了实践的丰富性，同时也具有一定的抽象性、逻辑性、思辨性。作为理论的教育者和传播者，教师需要正确地认识和理解理论的深刻内涵，把教学实践牢固地建立在深厚的理论根基之中；同时，还要不断地转变教学观念，以人为本，深入学生，全面掌握和分析学生的思想状况和行为倾向，把教学视野拓宽到学生思想实际和生活实践之中。教师既要充分发挥自身的理论优势和特点特长，又要以理论为纽带把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调动起来，深入浅出，情理结合，不断探索和创新教学方法，使教学既准确又生动，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成为学生喜爱的课程，以质量和效果保证新课程教育教学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在实践中不断地推进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创新，增强教学实效，是形成新课程教学中价值取向的基本准则。 其一，专题研讨法。新课程内容体系的各个环节之间既有一致的精神相贯穿，又具有相对独立的内容，我们可以以这些相对独立的内容为基础在教学过程中设置专题。以“爱国主义”的教学为例，“国家利益”是我们在这一领域的教学中首次引入的概念，我们可以在“做忠诚的爱国者”一节中设置“国家利益”专题，列出“国家利益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国家利益的判断依据和分类”以及“国家利益的实现途径”等专题，在研讨中把教学要求落到实处。通过专题的设置，把现有的理论结论引向深入的探究，通过分析理论的来龙去脉，让学生站在体系的高度去把握理论，这样学生就会从内心深处认同理论结论的科学性，理论也才能真正产生物质的力量。当然，专题的设置需要有所选择，我们可以把那些理论上的热点、难点、前沿的问题列入研讨的专题，通过分析研讨，使学生体会理论本身的魅力，如果仅仅把教学作为理论结论传播的环节，不去关注理论上的热点、难点和前沿问题，理论就会失去其应有的生命力和 感染力。 其三，对话教学法。仅仅从知识传授和理论灌输的角度去理解和落实新课程的教学是狭隘的，教学的过程不仅是一个传授知识和信息的过程，还是一个与学生共同面对和解决问题并共享知识和信息的过程，因为“我们的目的主要是帮助人们独立地思考和更理智地行动，我们要让所有学生明白，我们不是要把他们强行塞进某一种模子里”。今天的青年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已经对许多事物倾注了自身大量的情感，其价值追求是多元的，这些多元的价值追求与我国社会所倡导的信仰和价值观之间可能存在着一定的冲突，要通过传统的灌输式的课堂教育去改变这些情感、信仰和价值观，是有较大难度的，如果直接以社会所倡导的规范去霸权式地压制学生中存在的差异和分歧，还可能因为学生内心的抵触情绪而使理论教育流于形式。事实上，在笔者看来，这些价值冲突的存在恰恰可以成为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丰富资源，教学可以以这些价值冲突为纽带，来寻找使青年学生在政治上、思想上、道德上以及各方面修养上走向成熟的突破口，关键是我们是否能看准问题、抓准问题的症结所在，并通过适当的方法来教育引导。因此，在“以理服人”之前，教师和学生之间要有沟通，先要激发学生认识差异和冲突的兴趣，并在相互倾听、相互理解、共同体验的基础上把问题和探讨引向深入，我们可以把这一过程理解为对话式的教学过程。对话式教学在德育领域并不是一种新方式，“对话——作为检测主观知识有限性的试金石——为人类提供了一条全新的康庄大道，用于重建我们自己与他们以及与我们所栖居的世界之间的种种交流、沟通、关系与联系”。课堂、网络以及校园生活的任何场合都可以成为师生之间展开对话的平台，对话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回归生活、还原实践的过程。我们可以把事先设定的“案例”和“专题”作为对话的主要内容，通过充分展示价值公理、展示冲突和差异，使学生逐步形成共识，并由此在思想情感上、对事物的价值判断和选择能力上不断走向理性与成熟。当然，对话的运用需要教师既有智慧又有艺术，深厚的理论功底和知识之间的融会贯通是形成智慧和艺术的基础，在讲解各类社会规范的过程中，敏锐的洞察力、严密的逻辑推理能力、强大的语言感染力，都是形成价值感召力的重要源泉。其二，案例导入法。在强大的理论逻辑下凸显问题意识，是新课程内容体系三大组成部分均具有的特点，因此，我们可以从现实出发，把生活中的各种问题转化设计成在教学的各个环节中引人入胜的案例，把案例分析作为实施教学内容的切入点，这一过程也是把抽象的理论还原到丰富的实践中并从实践中提炼和升华理论的过程，我们可以从学生的具体生活来观察、分析他们的思想、行为的根源及其与规范、理论之间的关系。从学生的生活实践中挖掘的问题和案例，能激发学生的兴趣，使他们真正地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并积极地融入到分析案例、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去。由于案例的设计是从学生的具体生活出发的，往往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和针对性，因此案例分析的过程也为师生之间的交流提供了新平台，既拉近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距离，也缩短了理论与学生之间的距离，实现双赢。

道德法律论文范文第15篇

论文关键词：授助；道德；理性

一、中国法律援助的特点

法律援助制度又称法律救助扶助制度，是国家以制度化法律化的形式对经济困难、生理残缺、智能低下而又需要法律帮助的当事人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减免费用而提供法律服务的一种司法救助制度。这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来理解。广义的法律援助包括减免诉讼费在内在的整个法律程序的各个环节上为受援者提供的法律帮助。狭义的法律援助是指法官、律师、公证员和基层法律服务人员为社会的贫困者、弱者、残疾人和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减免费用的法律服务。法律援助是国家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认为，同国外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援助制度相比，中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具有以下突出特点:

(一)中国法律援助物质保障的现实性

中国社会主义法制不同于资本主义法制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我们的法律既规定了全体公民一律平等的实体权利，又规定了为实现平等实体权利所必须的平等程序权利，而且特别强调为实现这些权利提供可靠的物质保障。实施法律援助制度，就是为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完善平等程序权利的实施机制，切实保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得以真正贯彻实现。这正是中国社会主义法律援助制度与资本主义国家法律援助制度的本质区别。总而言之，中国的法律援助虽然起步晚，但是起点高、范围广、后盾强，有保障，是一项大有发展的公益事业。当然，作为一种新的制度，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还存在许多问题，需要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中逐步探索、解决和完善。

(二)中国法律援助主体的能变性

在中国，法律援助是以政府为主导，政府与社会相结合的行为。法律援助既是国家的责任，也是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责任。就中国的现实情况而言，目前还缺乏大量的社会援助组织，没有形成稳定、可靠、充分的法律援助资金来源，而律师又已成为法律服务资源市场的竞争主体。因此，如果没有国家的全面参与和组织领导，单靠社会和律师个人的力量，要形成一种开展全方位法律援助活动的有效制度并维持整个法律援助机制的统一、有序运行，不仅是困难的，而且也是不现实的，而且还可能导致法律援助活动出现各自为政、孤军奋战、管理失灵、形式混乱、地域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所以，我们的法律援助必须以政府为主导。这是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特点，也是其优点。我们在确立法律援助为国家责任的同时，也没有排斥法律服务工作者和社会各界的法律援助活动。这种以国家援助为主，社会组织和个人援助为辅的法律援助机制，不仅体现了国家在整个法律援助活动中的主导作用，同时也有利于调动社会各界的力量。而有些国家或仅仅把法律援助强调为一种国家责任，或只认为法律援助是社会组织和律师个人的人道行为。这两种作法，或是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或易导致法律援助工作的失控。

(三)中国法律援助范围、对象和主体的宽泛性

首先，从中国法律援助的受案范围来看，包括如下:刑事辩护和刑事;民事、行政诉讼;非诉讼法律事务;公证证明;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及其它形式的法律服务。而一些国家的法律援助则仅限于特定的刑事、民事案件的辩护及简单的不涉及财产关系的法律咨询。

其次，从中国法律援助的对象来看，只要是公民、法人确因经济困难或其它特殊情况，以及符合特定条件的外国人，都可以获得法律援助。而许多国家则完全排除了法人和外国人的法律受援权。

再次，从法律援助的主体来看，中国法律不仅明确规定提供法律援助是律师的应尽义务，而且还要求公证人员、墓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及其他法律专业人员也应为维护社会弱者的法律权益提供法律援助。而在一些国家，法律援助被认为仅仅是公设律师的工作和少数具有正义感的私人律师的善举。

二、中国法律援助展现极为重要的现代社会价值

(一)实现和保障人权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权就是一切人，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享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也就是说，一定社会中的一切成员或一定国家中的每个公民，不论其种族、民族、性别、语言、、政治主张、财产收入、教育程度等状况如何，其所受到认可和保障(主要是受到法律的认可和保障)的能够实际拥有的实然权利和应当拥有，但因目前种种条件的限制实际上还无法拥有的应然权利，特别是生存权利、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权利等，不仅在资格上是平等的，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应当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社会为此创造了前提和基础条件。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主义法律就是人权法。但是，我们还应当看到，无论是宪法，还是各部门法，对人权的保护还仅仅是一种立法上的承认，而对人权的真正保障，更重要的是在于使这些法律规定的权利真正地在社会生活中成为现实。一般而言，人权的实现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通过自己的法律行为来直接实现其实体权利;二是人们在司法救济中通过行使程序权利(诉讼权利)来保证实现其实体权利。以上两种实现人权的途径，随着法律规范的繁多复杂，越来越需要专业性的法律服务。但是在市场经济中，法律服务资源的有限性、有偿性往往导致社会弱者无法通过正常的市场交易方式获得相应的法律服务。因此，传统的人权保障措施已远远不够，必须建立相应的法律援助制度。所以，无论是从道德及人道主义的角度，还是从公正、平等的法律价值与评价的角度，或是从人权的角度，中国都不仅应当实行法律援助制度，而且中国的法律援助都应当比外国实现得更好。

(二)凸显司法公正

司法公正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为解决各类社会冲突而追求或拥有的一种法律理想和法律评价。它是指国家司法机关在处理各类案件的过程中，既要运用体现公平原则的实体规范来确认和分配具体的权利和义务，又要使这种确认和分配的过程与方式体现公平性。一般把前者称作实体正义，把后者称作程序正义。要实现司法公正，仅有实体正义是不够的，还要有程序正义。要实现司法公正，仅靠司法人员的秉公执法也是不够的，还要有对社会弱者的法律援助。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对司法公正特别是对程序正义的种种障碍，其中包括社会弱者在寻求法律的平等保护时遇到的有形或无形的困难。具体而言，这些障碍主要有以下几种:经济上的障碍;知识与信息上的障碍;权利和义务观念上的障碍;沟通交流上的障碍;法律服务资源上的障碍;生理上的障碍;人身自由上的障碍。以上诸种妨碍司法公正的障碍的存在，客观上造成了程序上的不公正，从而导致了实体上的不公正。而法律援助则是保障这两种公正的重要制度和措施之一。

三、中国法律援助蕴涵极为丰富的传统道德价值

法律援助制度是为了适应人人平等的共同道德需求而产生的。‘言首先是在西方社会出现的。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在一定程度上履行自己的“平等”诺言，积极支持在有关法律制度中订立给予穷人提供法律援助的内容。如法国1851年确认法律援助制度，英国1903年颁布《保护穷人囚犯的法案》、1949年颁布《法律援助和咨询法案》等。西方法律援助制度的最初建立，是对封建地主阶级享有法律服务特权的否定，是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但是，从根本上讲，西方国家为穷人提供法律援助是为了巩固资产阶级统治，并没有改变其维护资产者利益的阶级本质，且他们所宣扬的人权是以财产权为核心的人权，所以其法律援助制度不可能使资本主义法律成为普遍保障广大穷人利益的工具。事实上，在资本主义国家，穷人请不起律师，打不起官司的现象仍到处可见。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切权力属于人民，这就决定了我们国家对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应该提供法律帮助，保障实现其应有的合法权益。中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同世界各国的法律援助制度一样，反映了人人要求乎等、铲除人间不平等的共同道德要求。然而，中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还具有自己的特色，那就是它既反映了中国全体社会成员大都具备的或是能够接受的传统道德价值，又体现出了与社会主义道德的必然联系。中国的法律援助蕴含着极为丰富的传统道德价值。

(一)体现仁爱积善

孔子云:“仁者爱人”，这是中国占代早期的人道主义。孔子从爱护他人、尊重他人的基本伦理立场出发，认为作为一个仁者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等。孟子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的“仁爱”思想，进一步提出人的“良知”问题，认为“良知”即“不虑而知者”，可与“良能”、“良心”视为同义语。“良能”，是指天赋为善的能力，也就是天生愿做好事;“良心”，即善良之心，不忍加害他人之心。且认为“恻隐之心”是‘·仁之端”。“积善”亦即多做好事，与人为善。铁面无私的包拯、刚正不阿的海瑞等为民请命、为民伸冤的壮举，流芳千古，可歌可泣，都是传统道德价值观在司法活动中的典型表现。

中国的法律援助，给在犯罪案件中无能力为自己辩护的未成年人、残疾人、老年人，给请求给付赡养费、抚育费、扶养费而无力支付律师费者，给请求给付抚恤金、保险金或与此有关的公证而无力支付费用者等等自然人提供法律帮助。同时，也给某些经济上有严重困难的国有或集体企业在生产经营中遇到的法律纠纷提供法律援助。这些都可谓是为人民为社会做好事，同情弱者，扶贫帮困助残，充分体现了仁爱积善的传统道德价值。

法律历来被人们看成是公平和正义的化身。基于各种原因，社会上总会存在一些弱者，他们的基本权利受到侵害时，因经济贫困或其它原因，无法获得法律的保护。因此，对弱者的法律援助，不仅逐渐成为一种法律制度，也是社会道德的价值取向之一。为社会弱者提供减免收费的法律援助，是我们社会主义道德的重要体现。

(二)强调义务，淡泊利益

义与利，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的一对重要范畴。居于传统道德价值观主一导地位的儒家思想是重义轻利。它主张“君子义以为上”，“不义而富且贵”则“如浮云”。这种重义轻利的优良传统，是中华民族抵制贪欲、战胜邪恶的武器。在法律不断受到金钱腐蚀的今天，全国首届十佳律师王海云的话掷地有声:“做律师就不能为了钱!”仗义执言，为民请命，是律师至高无上的准则。律师提供的法律援助，己使许多当事人受益。法律援助，为贫弱者减免服务费，不正是重义轻利这种传统道德价值观的生动体现吗?

(三)注重尊老爱幼

世界各个民族都具有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中华民族在这方面更为突出。中国古代不仅有系统的伦理思想体系，而且有较完整的教育体制，向国民灌输尊老爱幼等伦理道德的观念。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把尊老爱幼与治国平天下联系起来。在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今天，给无能力为自己辩护的未成年人、老年人犯罪案件提供法律援助;为请求给付赡养费、抚育费的案件提供法律援助;为赡养协议、抚养协议的公证提供法律援助等等，无一不体现了尊老爱幼的传统道德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