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系统理论论文范文

多元系统理论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 多元系统理论 翻译文学 制约因素 翻译策略

一

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是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 - Zohar）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提出的一种理论，但“多元系统”这一术语的首次提出却出现在1978年佐哈尔出版的《历史诗学论文集》中。他认为不应把翻译活动视作个别的文化现象，而应联系到更大的文化层次上加以探讨。

所谓系统，佐哈尔认为是针对某些可供观察的事件或现象而假设出来的关系网。他强调多元系统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多层面的，由不同元素组成的系统，不同的系统互相重合或部分重叠，却又彼此依赖，共同运作而形成一个有等级的大体系。多元系统是一个整体的结构内不断变动关系的总和。多元系统理论的核心内容就是把“各种社会符号现象，具体地说是各种由符号支配的人类交际形式，如语言、文学、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视为系统而非由各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这些系统并非单一的系统，而是由若干个不同的系统组成的系统;这些系统各有不同的行为，却又互相依存，并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而运作”（张南峰，2002：19）。但是在这个整体里，“各个系统的地位并不平等，它们有的处于中心，有的处于边缘。与此同时，它们的地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通过它们之间永无休止的斗争，整体内的各个系统会不断地发生变化：处于中心的系统可能被驱逐到边缘，而处于边缘的系统可能攻占中心位置”（谢天振，2003：60）。

二

翻译文学是整个文学多元系统中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佐哈尔通过客观描述翻译在译入语文化中的接受和影响，试图找出制约文学翻译的规范。他指出，翻译在译入语文化系统中的地位将影响翻译的行为模式；当翻译文学占据系统中心地位时，它就积极参与创造革新的一级模式，打破本土文学的传统规范；当翻译文学占据边缘地位时，就套用本土文学的保守的二级模式。

翻译文学在三种情况下将占据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当一个多元系统尚未定型，即文学还处在发展过程中；当一种文学（在一组相关的文学大体系中）处于边缘或弱势地位；当一种文学出现转折点、危机或文学真空。多元系统理论将翻译研究引向描述性研究的道路，从而打破了传统规约性研究的窠臼。同时，该理论将翻译活动纳入宏大的社会历史语境，从而大大拓宽了翻译研究领域。佐哈尔多元系统理论带给翻译研究的一个启示，就是利用多元系统理论来研究翻译作品（翻译文学）在译入语这个多元文化系统中所处的地位。

当翻译文学处于系统的边缘位置时，译者的主要工作就是为外国的文本找来最佳的现成二级模式，其结果是译本的充分性（Adequacy）不足，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增大；反之，当翻译文学在译入语文学多元系统中占据中心位置时，翻译活动是参与创造移入语文学中的一级模式，这时，译者的主要任务就不是在本国的文学形式中寻找现成的模式，把原文套进来，相反，译者不惜打破本国的传统规范，这种情况下，译文的充分性就增大。

“五四”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以打破封建传统为主要目标，当时的倡议者也一直尝试着建立新的文化文学系统，翻译文学正好可以冲击旧有的文学和文化系统，协助建立新的系统，这和佐哈尔所列的第一种情况是相近的，此时翻译文学处于中心位置，参与创造“一级模式”，译者不惜打破本国的传统规范，注重充分性，即忠实于原文的结构、内容，所以在翻译策略上，为了把原著的内容、思想完整地表达出来，往往采取直译的策略。而且，从清末中国的衰败开始，很多人认为中国语文是积弱的主因，鉴于当时普遍对于中国语文的负面评价，鲁迅也同意翻译“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而且在输入新的表现法”，而在输入新的表现法时，要“装入异样的句法”，“容忍‘多少的不顺’”，采取“宁信而不顺”的直译的翻译策略。由此可见，在当时的文学系统中，采用直译的翻译策略是正常的，也是官方认可的。

三

在译作从“边缘”走向“中心”，或者说在译作被广泛认可并接受的过程中，都受哪些因素制约呢?多元系统理论的继承和发展者，当代英国翻译理论家西奥・赫曼斯把制约作品译介的因素归纳为三个方面：“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谢天振，2003：240）。这一点谢天振老师在《翻译研究新视野》一书中已经提到，并增加了译文的质量和翻译家个人对读者的吸引力这两个因素。

1.意识形态对作品翻译的影响

勒费维尔（Lefevere）指出：意识形态就是“一种体现利益的话语。这种利益以某种方式与维持或责难处于社会历史生活中心地位的权利结构相联系”（Lefevere，1992：vii），而“任何话语都具有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的意义”（廖七一，2001：317）。

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表现在对待翻译作品的选择上和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与意识形态有关的话语的处理上。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对翻译选目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作为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实行“一边倒”的方针，即倒向当时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这种意识形态在翻译的操控上表现为俄文著作在中国的大量译介，而且仅限于当时被认为是革命和进步的书籍，所以译作大都是带有很浓政治色彩的文学作品。其次，当时的赞助人意识形态操纵了译本的出版发行。最后，个人意识形态的不同方面操控了其翻译动机和翻译策略。总而言之，国家意识形态是这几种意识形态中最重要的一种，不仅直接影响了赞助人意识形态和个人意识形态，而且操控了翻译选目。而赞助人意识形态影响译作的出版和流通。译者个人意识形态则直接影响到了翻译策略。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的操控会使译本与相关的各种意识形态保持相当程度的一致。

2.诗学对作品译介的影响

“诗学是一个包含诸多内容的约定俗成的传统概念，它包括了诗论，也包括了一般的文艺理论乃至美学理论”（陈敦，1997：230）。勒费维尔认为在翻译过程中的任何层面上“如果语言学方面的考虑与意识形态和诗学方面的考虑发生冲突，后者总是获胜”（Lefevere，1990：24），这说明诗学对翻译具有一定程度的制约作用。

虽然勒费维尔提出的制约文学翻译的“三因素”中，诗学也是其中的一种主要操纵力量，但在政治意识形态处于文化系统主导性地位的情况下，诗学本身也受制于政治意识形态，成为政治意识形态的附庸。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政治诗学性质，中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政治意识形态和诗学在文学翻译选择上实际上是一种合谋关系，共同维护和强化着政治意识形态权力话语。政治意识形态以“优秀”和“进步”为名，操纵着翻译选择的范围、对象，实际上就是将文学翻译牢牢地控制在为政治意识形态服务的运行轨道上。

3.赞助人对作品译介的影响

赞助人（the commissioner）通常指翻译活动的发起人（the initiator）。发起人可能是个人，也可能是团体或机构，如出版商。他（们）在明确翻译目的的基础上规定翻译要求，因此，译者的翻译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赞助人或发起人的翻译要求和目的的约束。德国功能派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贾斯塔・赫兹・曼塔利尤其强调：“The role of the initiator in translation.（翻译中发起人的角色。）”（Christiane Nord，2001：12）

4.译文质量对作品译介的影响

一部译作要想吸引读者，拥有良好的翻译质量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只要翻译得好就能让读者乐于购买。

5.翻译家的魅力对作品译介的影响

谈到翻译家的魅力，这里我们以林纾为例。林纾是译坛奇才，不懂外文，却通过别人口述，他作记录的方式与人合作翻译了大量外国作品，而且受到读者欢迎。其译本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是他的翻译文字极有魅力。钱钟书先生也爱读林纾的译文，他在《林纾的翻译》中说：“宁可读林纾的译文而不乐意读哈葛德的原文，因为难以忍受原作的文字。”

四

当然，多元系统对作品译介制约因素的解释有一定局限性和不足之处。

多元系统理论认为，翻译往往受译入语与源语文化之间的相对地位与强弱的影响。如源语比译入语文化地位高，翻译时译者往往采用异化策略，更可能地接近原文，即译文在复制原文的文本关系时的充分性可能更大。反之，如果源语比译入语的文化地位低，译者则往往表现得更为保守，倾向于采取归化的策略，更强调译文的可接受性。翻译不论是在选材还是在翻译策略上都与文化存在密切的联系。但是翻译选材与翻译策略的选定并不完全取决于两种语言间的相对地位，它们还受到很多其他因素的影响。因而，文化地位对翻译的影响不是绝对的。多元系统理论由于过分强调源语与译语两者之间的文化地位的对立，并将它绝对化，因此忽视了文化的动态发展对翻译的影响，以及译入语与源语两者之间不是截然对立时的翻译情形。这样就往往难以解释两种文化地位相当时的翻译情形。例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美国文学开始产生世界性的影响，当时的中国尚处在半殖民社会，而美国则处于强势地位。按照多元系统理论，这时将中国的文学作品翻译到美国时，应该是采用归化策略。但庞德1915年出版的《华夏集》却反其道而行之，该诗集的翻译出版在美国文学史上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甚至导致了美国意象派诗歌的形成。用佐哈尔的话说就是，庞德的翻译参与创造了美国文学新的、一级模式。同时多元系统理论也不能解释为什么处于强势文化的人也会提倡“异化”翻译策略。

如根据多元系统理论，在某一文化内只有一种占主导地位的翻译策略取向，要么异化，要么归化，中国译坛上两种取向并存的现象显然是个例外。在这种例外面前，该理论的解释就显得苍白无力。因而，如果要对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加以修正、完善，使其具有更大的理论解释力，就需加进翻译主体的主观能动性这一“元”。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不妨说佐哈尔的“多元”是狭隘的，而扩充后的多元说则较为完整、全面。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化，今后必然有新的“元”素被发现，从而建立起新的“多元”系统，且这一过程会一直继续下去，也就是永远呈开放性。

参考文献：

［1］Christiane Nord.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 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2］Lefevere，Andre.Translation：Its Genealogy in the West. In Susan Bassnett and Andre Lefevere（eds）. Translation， History & Culture. London： Cassell，1990.

［3］Lefevere. Translation， Rewriting &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2.

［4］陈敦，孙景尧，谢天振.比较文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5］廖七一.当代英国翻译理论.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6］钱钟书.林纾的翻译（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7］谢天振.翻译研究新视野.青岛：青岛出版社，2003.

多元系统理论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多元系统理论；文学翻译；文化语境；顺应

中图分类号：H1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06-0283-01

多元系统理论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被提出，这一理论的提出无疑对整个翻译界有着重要作用，同时也掀起了对这一理论的研究热潮，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巨大帮助。

一、多元系统理论概述

相互交错的多种系统（包括社会的各种现象以及人们的生活标记）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网，这就是多元系统。其中多种交叉的关系网也不是相等的，有的影响巨大，有的则微弱，但无论影响大小，它们之间都是相互联系的，不是独立存在的，所以，当一个关系网发生变化时，要结合整体对其进行观察。

二、多元系统理论视角下文化语境对文学翻译的作用

文化语境指的是在指定的社会或者团体定的规范和习俗，它包括很多方面，如社会的行为规范、道德底线、“三观”认识等，都属于这个范畴。所以，文化语境并不属于语音语境。而我们将多元系统与文化语境联系起来，其实就是想说明文化语境对翻译的影响。

首先，文化语境与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是翻译的主体，译者根据自身所掌握的知识进行相关的创造，所以文化语境因素影响着译者自身，同样也制约着译者的翻译实践。翻译时，译者要明白原文想要表达的主题，这无疑要经历原语和目的语文化语境的碰撞，对译者自身的文化感知和创造力都有着较高要求，译者不能脱离原文的意思，同时还要根据自己的文化语境进行合理的创造，这种创造性体现了语言层面和文化交际层面的二重效应。

其次，文化语境与读者。译者的译文是不变的，但是读者是变化的，多元系统理论有着对动态因素的考察，读者有着不同的审美标准和不同的文化经历，这都是可变因素，所以为了适应这种可变因素，在多元系统理论的结合下促使译者对译文不断更新，为的就是适应读者不同的文化语境，满足读者的需求。

再次，文化语境与文本“复译”。多元系统理论对因素变化的考虑，使得翻译实践要根据特定的文化语境进行[1]。就如之前所说，读者的文化语境在进行更新的同时，对译文的要求也会随之改变。文化语境的更新给复译的译文带来新鲜的血液，让复译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有着多样的变化。

三、多元系统理论视角下文学翻译的文化语境顺应

在社会发展的今天，翻译学的发展可以说十分繁荣，翻译研究有两个趋势：一是翻译理论深深地打上了交际理论的烙印；二是从重视语言的转换转为更重视文化的转换。[2]这样做也是让翻译成为科学的转换和文化的交际。

现阶段文化的发展是繁荣的，在多种文化共同发展的今天，文化语境的顺应显得尤为重要，译者不仅要考虑作者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及文化语境，也要结合现在的文化语境更准确地翻译出作者想要表达的内容与思想。

如今全球文化相互渗透，译者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根据自己的文化语境来翻译，使得最后的g文都归化了。现在更多的译者尝试用异化的方式来翻译，用这样的方法也是基于他们对外来文化的了解与掌握，但是异化的程度要把控好，要考虑到读者的文化语境顺应，必要时也要采取归化的方式，使二者相互结合。

首先，应尽量传达原作的异域文化特色。翻译是一种语言与另一种语言的转换，但是说其是转换也不够恰当，因为翻译的过程还要设计相应的文化内容，这不是在语言的范畴内。语言是传播文化的载体，异国文学作品中当然也体现着自己独特的文化内容，所以译者在翻译时要尽量保持原有的文化内容，好让读者最大程度地感受到异国文化的影响。

现在有些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归化过于严重，使得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实在感受不到异国文化的影响，甚至认为是在读本国的文学作品。因此，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尽量避免使用过多的本国特色，保持文化的真实性。

其次，翻译研究离不开对各学科的深度认识，多元系统理论把翻译与众多因素相互结合促进，使得翻译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文化的多样性使得文学翻译必须跟上其文化语境的更新与发展，特别是现阶段各国文化的相互交融，使得人们的思想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这一变化促使文化语境也发生改变，所以对翻译的要求就是不断顺应文化语境。

参考文献：

[1]陈言.20世纪中国文学翻译中的“复译”、“转译”之争[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5，（2）.

[2]郭建中.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异化与归化[J].外国语，1998（2）.

多元系统理论论文范文第3篇

1.引言

“意象”概念的发展源远流长，在中国，“象”首先是作为天地万物可观之象而存在，`《系辞·上》开篇有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1997：76）；而后对意象这一概念又进行了发展，分别提出了“得意忘言”和“意以象尽，象以言著”，集中阐述了言、象、意之间的关系。而真正将“象”从哲学、宗教论域引入到文学批评理论当中去的是南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他在《文心雕龙·原道》篇中提到：“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壁，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1958：1）这里作者已经把自然之象作为文学表现的对象。在西方，“文学意义的“象”的概念最早产生于古希腊文艺理论所使用的术语‘eilōn’（2005：134）汉语解释为“意象”、“像”。此后柏拉图提出的理念或理式 （idea 或 eidos）和他的弟子亚里士多德提出的“行动之象”进一步论及了文学之“象”这一概念。然而“意象”这一概念真正成为西方美学界一个基本的美学范畴始于二十世纪西方意象主义诗歌的兴起。意象主义的发起人之一的庞德认为：“意象”不是一种图象式的重现，而是“一种在瞬间呈现的理智与感情的复杂经验”，是一种“各种根本不同的观念的联合”。（1984：202）在这里西方的意象具有心理特征其含义是可变的。由此可见，“意象”的发展源远流长，它具有民族性和历史延续性，其背后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2.《瓦尔登湖》中的意象类别及特征

美国超验主义作家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创作的《瓦尔登湖》于1854年第一次出版，迄今为止已经出了近一百五十多个版本，被译成四十多种语言，与《圣经》等一同被美国国会图书馆评为“塑造读者的二十五本书”。目前国内对梭罗及其《瓦尔登湖》的研究方兴未艾，但对于《瓦尔登湖》作为本文由收集整理文本在中国的翻译情况的研究还略显不足，只有少数几篇论述文章，如李毅于1984年在《对〈瓦尔登湖〉中译本的几点意见》中分析了徐迟译本的语言层面，指出了徐迟在翻译时所犯的错误；孙胜忠于2004年在《从文化传译看梭罗walden的三个中文译本》中将原文和译文进行对照，从文化传译的角度指出了三个译本（徐迟、吴明实、王光林）中在神话、典故和出处等方面的疏漏和错误；此外还有几篇硕士论文用现代翻译理论来探讨《瓦尔登湖》在中国译介的。迄今为止，还鲜有对《瓦尔登湖》中意象汉译作系统的论述。本论文尝试以多元系统论为研究方法，以描述翻译学为讨论依据，以《瓦尔登湖》中意象的类别为基点，来探讨徐译《瓦尔登湖》中意象所采取的策略以及采取这一策略背后的动机。

下表所列为《瓦尔登湖》中的意象按其来源所进行的六种分类以及各自所占的数目和百分比：

由上表可知：其中动物类意象所占比重最大为27%；位居其后的分别是其他类意象和自然类意象，分别占22%和19%；希腊罗马神话和《圣经》故事类意象和颜色类意象各占12%和6%，其所占比例虽小，却对理解原文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瓦尔登湖》中出现的动物类意象多为可爱型的、正面的。比如画眉（thrush）、云雀（lark）、杜鹃（cuckoo）、小鸭子（duck）和小老鼠（mouse）等等。这主要与作者那平和的心态和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有关。对于植物类意象，同样给人以鲜明的形象感，具有特定的文化内涵。比如有代表虚假的雏菊（daisy），外表悲伤的柳树（willow），爱情的玫瑰（rose），代表纯洁的百合（lily），代表和平的橄榄（olive）代表痛苦的苦艾（wormwood）代表忠贞的紫罗兰（violet），代表青春的苍松（pitch pine），代表慷慨自由的枣树（date tree）以及代表“长盛不衰”的棕榈叶（palm leaf）等。

希腊罗马神话和《圣经》是西方文化发展的两大源头，是西方文明发展过程西方文化所独有的文化瑰宝。希腊罗马神话的一大特点就是神的拟人化和象征性。也就是说，每个神的背后都有着特定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作为基督教经典的《圣经》同样积淀在西方人深层的文化心理意识中，同希腊罗马神话一样，家喻户晓，耳熟能详。因此，西方人经常借助希腊罗马神话和《圣经》故事来以古喻今，以人喻事，以古事喻理。《瓦尔登湖》中出现希腊罗马神话和《圣经》故事类意象共97例，每一个意象背后都有特定的文化内涵，比如有《圣经·旧约出埃及记》以色列在旷野中得到的神赐“天粮”（manna），希腊神话中曾杀死纳米谷中的雄狮，九头兽，亚马逊女王，三个身体的怪牛等的英雄赫拉克勒斯（hercules），文艺女神缪斯（muse），以及罗马神话中的命运三女神帕尔茜（parcae）等等。希腊罗马神话和《圣经》中出现的意象最大程度上的突显了意象的文化积淀性这一特征。

作为《瓦尔登湖》中比例最小的意象类别颜色类意象，同样具有其特定的文化内涵，即文化积淀性特征。比如在西方，红色（red）代表热情如火，蓝色（blue）代表忧郁，白色（white）代表纯洁等等。

多元系统理论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 多元系统理论 翻译文学 局限性

一、多元理论理论的提出

1978年，伊塔马・埃文－佐哈尔把他在1970年至1977年间发表的一系列论文结成论文集，以《历史诗学论文集》出版，首次提出了“多元系统”，意指某一特定文化里的各种文学系统的聚合。认为，各种符号现象，即文化、语言、文学与社会等由符号主导的人类交际形式，只有当做系统而不是毫无联系的因素构成的混合体时，才能得以更充分地理解与研究（Even-Zohar，1990）。后来这一理论被用于翻译研究。

二、多元系统理论在中国的影响

由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大陆特殊的国情，直至八十年代末国内学术界对它仍知之甚微。九十年代初，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及走出国门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学者越来越多，才开始有人接触到了多元系统理论，九十年代末才真正把它介绍到国内学术界。

这一理论迟迟未能在华人文化圈内产生较为热烈的反响，一是该统理论本身比较艰涩，牵涉的学科又过于庞杂，如语言、文学、经济、政治等；二是我国翻译界对翻译的研究和关注较多地仍旧停留在文本以内，而对翻译从文化层面上进行外部研究的意识尚未确立。另外，埃氏的多元系统理论文章一直没有完整的中文译文。

近年来这一理论在中国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多元系统把翻译放在语言、文化和社会这些宏大的背景下来考察，开拓了翻译研究的新视野。

三、多元系统理论与翻译文学

1924年，梯尼亚诺夫在论文《文学事实》中提出，文学事实是一个“关系实体”；1927年，在《论文学进化》中又提出，文学的进化在于“系统的变异”，即处于文学系统中心位置的高雅文学被处于边缘的、更富活力的新文学所取代。所谓的文学作品、文学类型、文学时代、文学或文学本身，实际上是若干特征的聚合，这些特征的价值取决于它们与网络系统中其他因素的相互关系。这样的文学其实就是一个系统。但这个系统绝非静止而是不断变化的。文学现象必须在共时和历时的层面上进行关系研究。从共时角度，文学似乎是一个和谐、平衡和静态的系统；从历时角度，文学内部充满了冲突和变异。文学的演进和发展在于系统内部持续不断的陌生取代熟悉、创新取代传统的运动。文学系统包括处于中心位置的高雅文学和处于边缘的更富活力的新文学。

长期以来，文学翻译处于文学研究的边缘，评论文学翻译的标准大多是先验性的，重原文文本轻译文文本。20世纪70年代以后，人们开始对先验性的“等值”标准提出质疑；描述性的、动态的翻译研究应运而生。人们将翻译文本中出现的“差异、谬误、模棱两可、多元指涉，以及‘异质’的混乱”视作“文化意识形态直接影响特定文学抉择的宝贵资源”。

佐哈尔强调应该把翻译文学看作一个系统，将其纳入文学多元系统。各种翻译作品或翻译形式在文学多元系统中可能起一级或二级的作用，关键在于它们在译入语这个多元文化系统中所处的地位。为此，佐哈尔勾勒了三种使翻译处于主要地位的历史条件：

1）当某一多元系统还没有形成，也就是说，某种文学还“幼嫩”，尚处于创立阶段；2）当一种文学（在一组相关的大的文学体系中）处于“边缘”位置，或尚还“弱小”，或两种情形皆有；3）在一种文学中出现转折点、危机或文学真空之时（Even－Zohar，1990）。

第一种情况如以色列，第二种情况如低地国家，第三种情况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那时现存的种种文学模式对年轻作家没有吸引力，他们就转向国外寻求（“五四”中国翻译）。在这几种情况下，原来的文学不但要借助翻译文学来输入新的思想和内容，就是形式和技巧也需要翻译来提供。因此，翻译活动会变得频繁且重要，占据了中心位置，并且扮演了创新的角色。

四、对多元系统理论的分析

多元系统论将经典化的产品与模式和更加富有流动性与多样性的边缘产品与模式系统地联系在一起，使一些在传统上被忽视的文本和形式得以再现。翻译规范的运作方式、翻译的操纵性质和翻译的效果都被置于更加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中，因而翻译研究成为文化史研究。（Hermans，1999：118）

多元系统理论的方法论以文学的系统概念为基础进行的描述性研究，将翻译文本接受为既成事实，探讨造成其特定本质的不同因素。这种研究方法给翻译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范式。然而佐哈尔声称要客观地观察系统间的相互作用，以一种非精英的、不带任何价值标准的模式来摒除各种偏见的观点是不无问题的。但正如赫曼斯指出的，观察要做到绝对客观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人总是从某个文化和历史的语境或某个多元系统的位置进行观察的（Hermans，1999：36）

另一个局限性在于它一方面强调主流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忽视非主流形态的作用。社会是多种意识形态共存。承认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主流与非主流的意识形态都会影响译者及其翻译策略。这样，不论是翻译文学处于Even－Zohar所概括的三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情况，一个社会的翻译行为也不会是如他所说的那么单一，而应该是复杂多样的。

五、结语

多元系统理论在当前国际译学界有很大的影响，虽然多元系统还存在某些局限性，但它开辟了一条“翻译最终超越规约美学的道路”，为翻译，特别是外国文学的译介开拓了更为广阔的研究领域有直接的关系。随着时代的发展，它必将得到进一步完善。

参考文献：

［1］Gentzler，Edwin.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y.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2］刘宓庆.当代翻译理论.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3］许钧，穆雷.翻译学概论.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

［4］刘阁.多元系统理论在解释中国近代翻译史时的意义与局限性.华东师范大学，2007，（6）.

［5］伊塔玛・埃文－佐哈尔.多元系统论张南峰译.中国翻译，2002，（4）.

多元系统理论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多元系统论 译者的文化态度 审美文化 伦理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2）02－0034－02

引言

西方翻译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完成语言学转向之后，逐渐开始向文化研究的方向发展，逐步实现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文化语境中研究翻译。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学派便在此过渡阶段应运而生，有效辅助翻译研究的转向。该学派最重要的学术成果即是多元系统论和翻译规范论，而前者则是奠基之作。

多元系统论是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在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的一种理论。1978年，佐哈尔在他的《历史诗学论文集》（Papers in Historical Poetics）中，首次提出了“多元系统”（polysystem）这一术语，意指特定文化里各种文学系统的聚合。埃氏的多元系统理论着眼于系统内各系统之间的关系和地位的演变。谢天振在最初接触到埃氏的Polysystem theory一词时，曾把它翻译成“多元文化理论”，以突显其文化理论的本质。

一、多元系统论的翻译观

埃氏多元系统理论的中心论点是把各种符号现象，具体地说是各种由符号支配的人类交际形式看作系统而不是由互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系统内部可以用一系列对立的系统加以描述：中心与边缘的对立，经典文学与非经典文学的对立，翻译文学与原创文学的对立等等。

佐哈尔按两条思路研究翻译作品和多元系统的关系：第一，接受文化（目的语文化）是如何选择作品作为翻译对象的；第二，翻译作品是如何通过与其他目的语言系统产生联系从而采取特定的准则、具有特定功能的。早期翻译研究者倾向于看待对等的一对一关系及功能对等概念，他们认为译者具有主观能力来生成一个对等的文本，而这些文本反过来又会影响某一社会的文学文化常规。而多元系统理论者则认为接受文化的社会规范及文学常规支配着译者的美学预设，从而影响着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他们在吸收“系统变化”观点的基础上，抛弃了静止的、机械的一些观念，试图描述翻译生成的过程和整个文学系统内变化的过程。多元系统论的提出预示着翻译研究重心的转移，把重心从源语文本转向目标文化。

根据佐哈尔的观点，翻译在文学多元系统中既可以占据主要位置也可能位居次要位置，具体要根据该文化里当时其他文学的状态而定。他描述了三种使翻译处于主要位置的社会条件：第一，一个多元系统尚未定型，即是说，文学的发展尚属“幼嫩”，有待确立；第二，当一种文学处于“边缘”位置或处于“弱势”，或两者皆然；第三，一种文学出现了转折点、危机或文学真空（陈德鸿、张南峰，2002：118）。在这三种情况下，原来的文学不单要借助文学来输入新的思想和内容，就是形式和技巧也需要翻译来提供。因此翻译活动会变得很频繁和重要，也占据了主要或中心的位置，这时译者的主要任务就不仅仅是在本国的文学形式中寻找现成的模式，而是会打破本国的传统规范，多采取异化的翻译策略，从而将原著里大多数的新元素带到译入语文化系统里。结果就是译文在充分性方面会比较接近原著。

然而，当原来的文学系统发展完善的时候，便无须依赖翻译输入外来元素。在这种情形下，翻译会处于次要的地位，在多元系统里只能形成一个边缘系统。因此译者只能屈服或遵从系统里一些原有的规范，倾向于采取归化翻译策略，在译入语文化文学系统中寻求已有的模式，结果往往需要放弃或修改原著里的内容或形式，此时的译文比较注重“可接受性”。

二、多元系统论的盲点

（一）译者的文化态度

多元系统理论把翻译研究引上了文化研究的道路。传统译论注重静态的语义对比，往往把语言模式或不发达的文学理论作为研究的重点而多元系统扩展了翻译研究的理论疆界，为翻译研究最终走出规定美学局限开辟了道路（Gentzler，2004：123）。

但国内有学者指出，多元系统理论忽视了作为翻译主体译者的主观能动性。按照多元系统论，“选择拟译文本的原则是由对（本国）多元系统起支配作用的情况决定的：即文本之所以被选择，是因为它们与目标文学的新方法是一致的，同时也因为它们在目标文学中所具有的可能的革新作用。”（Zohar，2001：193）例如在五四时期，大量外国诗歌被翻译为白话文自由体诗歌，符合当时提倡以白话文创作自由体诗歌的需求。但拟译文本的选择不仅仅是由多元系统决定的，译者的主体性也对文本的选择起直接作用。译者会尽可能选择与自己风格一致的文本或熟悉的体裁，以发挥优势，提高译文质量。另外，根据多元系统论，翻译策略的选择也是由多元系统的运作机制决定的。当翻译文学处于中心位置时，译者会采取异化翻译策略；而当翻译文学处于边缘位置时，译者则采取归化翻译策略。可见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失去了做出翻译策略决定的自主性。如果真是这样，那又该如何解释同一时期的某一原作的不同译本会采取截然不同的翻译策略呢? 两种翻译策略并存的现象表明多元系统论区分的两种不同翻译策略选择可以在同一时期同一文化体系内同现。这一例外并非要否定多元系统论，只是意在指出这一理论由于未考虑译者的文化态度而造成的缺陷。

翻译文学的文化地位之所以能影响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是因为它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让翻译活动的执行者意识到了出发文化和目标文化之间的差距，从而赋予了他特定的文化态度。由此可见，我们在关注翻译文学的文化地位对翻译策略的选择同时，译者的文化态度所起的作用也不可忽视（王东风，2000：6）。多元系统假说如果能将译者对两种文化的主观认定在翻译过程中的作用考虑进去，势必会更有说服力。毕竟，翻译策略的选择是一个主观的过程。

（二）审美文化的干涉

翻译过程中的文化介入涉及译者的审美习惯和目标语读者的审美期待（魏瑾，2009：61）。译者作为特定文化群体的成员，其审美意识必然受到其母语文化传统及审美机制的影响，也会不同程度地体现在译作中。译者是一个个性化的主体，在对原文进行解读的过程中，不同的译者会因其审美能力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审美想象方式。当客观因素作用于主体的审美结构时，主体不是被动地进行活动，而是能动地对所接受的信息进行处理。

例1：She was a striking-looking woman, a little short and thick for symmetry, but with a beautiful olive complexion, large, dark, Italian eyes and a wealth of deep black hair.(Naval Treaty)

译1：安娜貌颇逸丽，肤色雪白，柔腻如凝脂，双眸点漆，似意大利产。斜波流眉，轻盈动人，而卷发压额，厥色深墨，状尤美观。唯体略短削，微嫌美中不足。（程小青译《海军密约》）

作者和译者处于两个不同的美学系统，各自持有不同的对女性美的规范和描写方式。为了迎合当时中国读者的审美习惯，译者将原文中那个矮小丰满和拥有美丽橄榄色皮肤的西洋女子改造成了中国古典小说中的传统美人：凝脂一样雪白的肌肤，双眸点漆，斜波流眉，呈现给读者的是中式女子的特征，异域色彩消失殆尽。文学是以美感为中心的动态系统，文学翻译应以再现原作的审美特质与价值为出发点和归依，而作者和译者所处的两种不同文化系统所派生的审美客体表现形态和审美主体心理机制的差异会造成译文一定程度上的变化（Jauss，1983：336）。

（三）伦理文化的干预

每个社会都有其根深蒂固的伦理价值观，这一价值观制约着人们的言行举止，树立道德标准。同样，一个社会的伦理文化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对于有悖于本文化的异国文化因素可能会持有排斥态度。因此译者会无意或有意地用译语读者熟悉的伦理观念去传达外国文化信息，这无疑影响和制约着译者对异国文化的择取。

中国一向崇尚伦理道德，在伦理上相对保守和敏感。两千多年的封建礼教对今天的人们还有影响，在此影响下形成的伦理价值观与西方在解放人性、尊重人权方面较开放的环境中形成的伦理价值观有很大程度的不同，这种伦理开放度的不平衡必定会作用于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目标文化的开放度越高，译者的策略选择就越偏向出发文化，反之，则偏向目标文化。

例2：D.immediately overcome.“Oh,dear,dear Julia! Oh,I have been a naughty and undutiful child!”(David Copperfield)

译2a:都拉复悲，自承其不孝。（林纾《块肉余生述》）

译2b:朵立即伤感起来。“哦，亲爱的亲爱的朱丽亚！哦，我过去是一个淘气的不孝的孩子！”（董秋斯《大卫•科波菲尔》）

“孝”是儒家文化的核心，也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精华，两位深受儒家伦理道德熏陶的译者都把原文中的“undutiful”译为“不孝”。在林纾的许多译文标题中也可寻到“孝”的踪迹，如Montezuma’s Daughter和The Old Curiosity Shop就译成《英孝子火山报仇录》和《孝女耐儿传》，原文中的复仇和反抗行为均被视为中国传统伦理中的尽孝行为了。

三、结语

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突破了翻译对等的枷锁，它为研究各种翻译现象提供了新的文化参照系。但任何理论都具有缺陷，多元系统论亦不例外，对于同一时期并存的两种翻译现象便缺乏解释力。在这种情况下，则需考虑到译者的文化态度、审美文化、伦理文化，以及意识形态和赞助人等等的影响。多元体统论结合影响翻译的主观因素，可以对一些翻译现象做出较为合理和全面的解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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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汉斯•罗伯特•耀斯(著),周宁,金元浦(译).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多元系统理论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多元系统理论 翻译策略 文学翻译

一、多元系统理论简介

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由以色列学者伊塔马・埃文-左哈尔（Itama Even-Zohar）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该理论主张语言、文学、政治等各种社会符号现象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大系统。在这个大系统中又包括众多相互依存的子系统。然而，各个系统地位并不平等：有的处于中心，起主导作用，有的处于边缘，起次要作用。它们的地位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永无休止的斗争中不断地从中心到边缘、从边缘到中心地转化。

翻译文学是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对于传统文学来说，翻译文学只能处于边缘地位，但左哈尔提出了三种使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处于中心地位的条件：第一，当一种文学还处于“幼稚”期或建立过程中；第二，当一种文学处于“边缘”或者“弱小”状态；第三，当一种文学正经历某种“危机”或转折点，或出现文学真空时。同时，就翻译文学而言，当它处于多元系统中心地位时，译者主要侧重于译文的充分性，采取异化的翻译策略；而当翻译文学处于边缘地位时，译者往往更加注重译文的可接受性，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基于左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本文以我国两个历史时期――鸦片战争到、改革开放以来――为例，试析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及成因。

二、鸦片战争到时期翻译策略的选择

鸦片战争到时期，林纾的文学翻译采用的是归化翻译策略。林纾不懂外语，他的翻译通常由懂外语的合作者口译，再由他根据意思形成文字，其译文语言均采用文言文。《黑奴吁天录》（又译为《汤姆叔叔的小屋》），是美国作家斯陀夫人的代表作，此书一直被认为是一部反对奴隶制并带有宗教性质的小说。《黑奴吁天录》由魏易口译、林纾执笔合作完成，于1901年出版。从严复“信达雅”的翻译观来看，《黑奴吁天录》违背了“信”原则，林纾对其进行了大量的增删和改编。然而，从多元系统理论角度分析，这些误译、漏译、情节增删似乎是林纾有意为之，是其翻译策略的体现。

鸦片战争之后，国家处于内忧外患，林纾对国家前途深感担忧，满腔的爱国热情促成了他的翻译动机。他想通过翻译《黑奴吁天录》来警醒国人。所以，在《黑奴吁天录》中，他将大部分有关宗教劝善的情节删掉，融入醒世话语。此外，当时中国虽然在政治军事方面受制于列强，但在文化方面国人笃定传统文学是最优秀的文学，加之洋务运动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林纾自然也深受影响，从而促使他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以使译文符合中国文学传统的模式。清末民初，翻译文学处于中国传统文学多元系统的边缘，人们固守着传统的文学模式和思维模式，根据多元系统理论，这时候译者为了迎合大众读者，使译文得到广大读者的接受，林纾就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

三、改革开放之后翻译策略的选择

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在经历了文化领域的空前匮乏之后，国人普遍对当时的文化和文学现状感到不满。中国文化出现了转折点，于是开始引进西方文化，掀起了一个翻译高潮。各类西方著作被译成汉语，许多名著被重译。根据多元系统理论，文学多元系统出现转折点、危机或真空时，翻译文学会占据多元系统中的中心位置。由于受到的影响，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翻译几乎停滞，文学作品严重匮乏，文化领域出现真空。到70年代末，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大量西方文化产品涌入国人视野，可以看作我国文学多元系统的转折点，翻译文学逐渐处于我国文学大系统的中心位置，译者可以不受目的语文化传统规范的束缚，大胆采用与原文本接近的、能使译文具有“充分性”的异化翻译策略。同时，与清末知识分子所担负的开启民智、振奋民心的历史使命不同，这一时期的文学翻译着重于向国人介绍西方文化和学术思想，通过各类翻译作品使国人接触到当代西方国家的人文风物，以实现中外两个文化系统的交流互通。

四、总结

综上所述，翻译文学的地位影响着翻译实践，也影响着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多元系统理论的提出为翻译理论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扩展了人们的视野。该理论跳出了传统翻译理论注重静态的语义对比研究的窠臼，关注隐藏在译者身后无形地控制着他们翻译策略选择的隐形社会文化力量，将翻译文学嵌入了一个更为广大的文化语境，标志着翻译理论的文化转向。

参考文献：

[1]张南峰.多元系统论[J].中国翻译，2002（4）.

[2]张南峰.从边缘走向中心――多元系统的角度看中国翻译研究的过去与未来[J].外国语，2001（4）.

多元系统理论论文范文第7篇

一、系统论与多元智能理论的简介

系统论是由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于1947年创立的，是继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之后又一次“改变了世界的科学图景和当代科学家的思维方式”的新理论。系统论是指以系统为研究对象的科学理论。系统是指相互间既区别又联系的部分有机结合起来形成能够达到目的的相对独立的有机整体。每一个系统都是由许多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子系统构成的整体，每个子系统又都由各要素所构成，系统中的诸多要素必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有机结合、和谐有序，才能使整个系统保持它的正常运转。系统是一切事物的存在方式之一，因而一切事物都可以用系统观点来考察，用系统方法来描述。[4]现代系统论注重整体性原理、有序性原理和开放性原理。

多元智能理论是由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加德纳于1983年在《智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的，是当前教育心理学中最新的理论之一。加德纳于1993年在《多元智能》一书中把智能定义为“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或社会活动中解决问题或制造产品的能力。[5]”在《多元智能新视野》一书的“有关术语”中把智能定义为“从本质上说，智能是我们人类按照特定的方式，在处理特定种类的信息时的一种生物心理潜能”。[6]多元智能理论打破传统的将智能看做是以语言能力和逻辑―数理能力为核心的整合的能力认识，而认为人的智能是由加德纳最初提出的音乐智能、身体―动觉智能、逻辑―数学智能、语言智能、空间智能、人际智能、自我认知智能和新确认的博物学家智能以及虽然有一定的把握但尚不能最终确定的存在智能这“八又二分之一[6]”种智能构成，并且每种智能都是由构成它的“亚智能”组成的。不仅如此，另有证据表明，亚智能是能经常一起运作、相互支持的。[6]在此基础上，多元智能理论从新的角度分析和阐述了智能在个体身上的存在方式以及发展的潜力等。

二、赏析系统论与多元智能理论

虽然系统论是一门在自然科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横断科学”理论，多元智能理论是教育心理学中最新的理论之一，但两者之间的一些观点确实存在很大的相似之处，而且运用系统论的基本观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拓宽多元智能理论的视野。

（一）整体性原理与智能构成

整体性是系统论的核心思想，任何事物都是整体与部分的统一。人们在认识事物时也就必须遵循这种辩证关系及其规律：首先，在认识事物特性时，应该坚持从整体出发去认识事物，而不应从部分出发去认识事物，否则就会陷于谬误；其次，在认识事物和处理问题时，又应努力通过部分去认识事物整体，通过部分去改造事物整体。[7]

多元智能理论把智能定义为“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或社会活动中解决问题或制造产品的能力，是我们人类按照特定的方式，在处理特定种类的信息时的一种生物心理潜能”，打破传统的将智能看做是以语言能力和逻辑―数理能力为核心的整合的能力认识，而认为人的智能是由音乐智能等八又二分之一种智能构成。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系统论整体性原理给我们提供了认识事物时必须遵循整体与部分的辩证关系以及坚持把“从整体出发去认识事物特性”与“通过部分去认识事物整体和改造事物整体”相结合的认识事物的科学方法。多元智能理论提示我们，在认识人的智能时也理应认清“人的智能这个整体”与“构成人的智能的各种智能这些部分”的辩证关系，坚持把“从人的智能这个整体出发去认识构成人的智能的各种智能这些部分”与“通过构成人的智能的各种智能这些部分去认识和改造人的智能这个整体”相结合的认识智能的科学方法。

（二）有序性原理与智能组合存在方式

系统论认为，凡系统都是有序的，它是系统有机联系的反映。系统是多层次、多等级的，由横向联系、纵向联系、纵横联系构成立体交错的网络模式。系统内部之间稳定的联系构成系统的内部结构，保障系统的有序性。

多元智能理论认为，每个人同时拥有上述八又二分之一种智能，只是这些智能在每个人身上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组合存在，使每个人的智能具有各自的特点。

如果我们把人的智能这个整体看作一个系统，那么，构成人的智能的各种智能则是该系统的子系统。人的智能这个系统与构成这一系统的子系统之间以及各子系统之间必然有着横向联系、纵向联系和纵横联系，通过稳定的有机联系构成智能系统的内部结构，保障智能系统的有序性。不同的智能组合是人与人之间存在差异的主要根源，尊重每个学生智能组合存在的特点是实施多元智能理论最根本的核心所在。

（三）开放性原理与智能发展

开放性是说一个系统如果与外界有物质、能量、信息等方面的变换，它就不再是孤立的系统，而是开放性的系统。任何系统都是开放的，即系统与环境之间、系统与系统之间、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都必须不断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流；否则，就不能保证自身的正常运转和发展。每个具体的系统都是从普遍联系的客观事物之网中相对地划分出来的，与外部事物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要素或分系统与外部的直接联系，更有系统作为整体与外部的联系。这种联系对于形成系统特有的规定性是必要而且重要的，称为系统的外部规定性。系统的完整规定性由内部规定性和外部规定性共同构成。

多元智能理论在强调“最好以纵向方式把智能看作一组能力[6]”的同时，十分重视社会文化和教育环境对智能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多元智能理论认为，除遗传因素以外，后天的文化背景、社会环境、受教育经历，对儿童的智能发展也有重要作用。个体智能的发展受到社会文化和教育环境的极大影响甚至制约，其发展方向和程度也因环境和教育的差异而表现出差异。

如果我们把人的智能看作一个系统，而把构成人的智能的各种智能看作该系统的子系统，那么，构成各智能子系统的“亚智能”则是各智能子系统的要素。任何系统都是开放的，智能系统及其子系统都必然是开放系统。智能系统的各种智能子系统之间和各种智能子系统的要素之间必然存在着广泛的交流，以保证智能系统自身的正常运转和发展；各种智能子系统的要素、各种智能子系统和智能系统与外部之间必然存在着广泛的直接联系。这也是《改革纲要》明确提出要“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加强课程内容与学生生活以及现代社会和科技发展的联系，从小学至高中设置综合实践活动并作为必修课程”[8]的意义所在。

三、系统论与多元智能理论对我们的启示

基于多元智能理论的教育就是要帮助每个学生运用整体性原理理解和掌握智能构成，运用有序性原理认识自己的智能组合存在特点，运用开放性原理认识到社会文化和教育环境对智能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进而选择适合自己智能组合存在特点的学习方式进行学习，充分运用社会文化和教育环境来促进智能系统的发展，实现在学生优势智能得以充分发展的同时，带动其弱势智能的发展，通过各种智能子系统的相互促进和共同发展而实现智能系统的“整体涌现”，进而通过智能系统的整体涌现实现“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效果，实现学生“富有个性的发展”与“全面发展”相互促进和共同发展。

注释：

[1]陈伟，谢铁丽.系统学习法的学习方法指导――基于系统论的学习方法指导[J].学园（教育科研），2012，（11）：93-94.

[2]秦文芳.吸收多元智能理论，转变教育思想和方法[J].学苑教育，2012，（18）：24.

[3]刘柱.论多元智能理论视阈中的校本课程实施[J].科教文汇，2012，（27）：94-95.

[4]许国志.系统科学[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17.

[5][美]霍华德・加德纳著，沈致隆译.多元智能（修订本）[M].第2版，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16.

[6][美]霍华德・加德纳著，沈致隆译.多元智能新视野[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多元系统理论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智力；多元智力；加德纳

一、引言

普通心理学认为智力是人的认知能力，是人脑加工、储存、提取信息的能力。教育心理学认为智力是心理能力，是个体在学习思维及解决问题时，由其心理上的运作所表现在行为上的能力。不同心理学家都提出了各自的智力定义和理论，一般都是概念性定义或操作系统定义，如斯皮尔曼智力二因素理论、桑代克智力特殊因素理论、凯勒和瑟斯顿智力多因素理论、卡特尔流体智力和晶体智力划分理论、艾森克智力三维结构模式、吉尔福特智力三维结构模型、斯腾伯格智力三元论、加德纳多元智力理论等。

对智力的认识是一个从因素说向结构说发展、从一元向多元发展的过程，很多心理学家提出了若干智力的因素或结构，这充分证明了智力是一个比较难穷尽的多元结构，也很难精确描述智力的发展、形成及运作过程。本文主要探讨的是加德纳多元智力理论。

二、多元智力的背景和初步研究

传统智力理论为人类智力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智力理论束缚了人的发展。心理学、医学领域的研究证明了人类大脑中存在着各种智力中枢，这为多元智力提供了理论支持。加德纳1983年发表《智力的结构》一书，1993年发表《多元智力》一书，1999年发表《智能的重构》一书，形成了多元智力理论。国内学者对Multiple Intelligences翻译主要有“多元智力”、“多元智能”、“多元智慧”等。

加德纳将智力的定义为“在一种文化环境中个体处理信息的生理和心理潜能，这种潜能可以被文化环境激活以解决实际问题和创造该文化所珍视的产品”。这说明多元智力是以能否解决现实生活中实际问题或生产及创造出社会需要的有效产品的能力为核心和衡量标准。

三、多元智力的理论依据和内容

多元智力的理论依据有八项，1.对大脑损伤病人的研究；2.对特殊儿童的研究；3.对智力领域和符号系统的关系的研究；4.对某种能力迁移性的研究；5.对某种能力独特发展历程的研究；6.对多种智力学说的研究；7.对不同智力领域需要不同神经机制或操作系统的研究；8.对环境和教育影响的研究。

加德纳认为个体身上相对独立存在着的、与特定的认知领域或知识范畴相联系的八种智力构成了多元智力理论的基本结构，这八种智力因素是：语言-言语智力、逻辑-数学智力、视觉-空间智力、身体-动觉智力、音乐-节奏智力、交往-交流智力、自知-自省智力、自然观察智力。

四、多元智力的研究方法和不足

多元智力理论充分肯定了以数理逻辑和语言为核心的传统智力，揭示了智力的结构和智力的发展过程，加德纳把因素分析和信息加工结合，既重视智力的结构因素，又重视智力被文化激活的过程。教育能够增强智力对某种文化符号的敏感性，这些文化符号是信息的接收、存储、处理和传递的主要载体，智力发展过程与信息加工的过程是密不可分的。多元智力理论认为只要有合适的基本条件，几乎每个人都能取得显著成果，这就更能给予学生希望、乐观和韧性，增加学生的自我效能，从而形成更好的心理资本，引导个人走向成功。

詹丽峰（2005）将多元智力与我国古代智慧观做了比较研究，认为两者都重视自知和知人、强调直感和感悟、考虑差异和多元、尊重文化特点；认为多元智力在国内备受欢的原因除了生逢我国素质教育改革其时外，重要原因是符合中国人的社会文化心理。霍力岩（2006）对多元智力理论提出了质疑和反思，认为该理论在理论基础上不够扎实，智力筛选框架不够科学，文化视角不够彻底，仍然是以主流文化为主的一元文化，普遍认为应该多元的理解、讨论和应用多元智力理论。

多元智力理论实际上综合了传统的智力概念和非智力的概念，对创造力、批判性思维、记忆没有进行解释，实践过程中容易忽视基础知识教学，且有智力开发表面化、评价难以操作等问题。多元智力理论认为智力不涉及个性、品格、意志、道德、动机等心理学构造，也与任何规范或价值观无关。但是这些心理学构造及各种价值观念都受文化的影响，有些已经成了文化的组成部分，多元智力理论又强调文化对智力的影响，这就产生了自相矛盾的观点。

五、多元智力的实践和应用

多元智力理论为我国素质教育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在基斯多元智力量表的基础上，编制了很多符合我国实际的量表，探索了很多应用该理论的办法。邢少颖（2010）等人编写《3-6岁幼儿的多元智力评定问卷》，对我国17个城市3-6岁幼儿的多元智力进行有效测评和评估，并制定了发展常模；杨虎民（2013）编制了7-9岁儿童多元智力的评定问卷，并进行了信度和效度检测。这两个问卷为全面了解幼儿和儿童多元智力发展水平提供了客观依据。侯彩颖（2010）论述了通过同步感觉刺激法来开发早期婴儿多元智力的方法。周斌（2010）论述了书法练习对儿童数学智力、语言智力、运动智力、音乐智力和内省智力具有促进作用。

我国在各层次的数学、语文、英语、化学、音乐、体育、地理、信息网络等科目教学中都努力应用多元智力理论，创设协作环境，探索差异教学，指导学生以项目和任务的形式进行学习，教师在真实的情境中尊重并评价学生多元智力的发展，学生不在单纯的记忆和模仿，这样能动态的促进学生的高级认知能力的发展、合作精神的培养和良好人际关系的形成。

多元智力理论为多元评价提供了可能性。根据这一理论，教师应重视学生智力的发展，使用档案袋评估法，定为于学生智力的发掘者、协调者、重组者、评估者、依据学生的智力类型和水平组织多元智力教学课程体系，通过真实情境的评估来激发学生多元智力的发展。国内接受了多元智力理论观点后，初步形成了学生评价的新理念，如在多元智力的基础上关注学生的智力类型和发展、注重智力的展示和情景化的多元评价、评价主体多元化等，初步形成了积极乐观的学生观、因材施教的教学观、灵活多样评价观。

目前，我国没有统一检测各类学生的多元智力发展水平，并缺乏对学生发展的长期跟踪、监测，需要以更加详实的事实和数据来促进多元智力理论丰富和发展。

六、多元智力的历史贡献

多元智力理论重视的是多元地看待智力问题的方法，多元智力认为每个人都同时拥有相对独立的八种智力因素，每种智力都是一个单独的功能系统，这些系统可以相互作用，产生外显的智力行为。这八种智力的不同组合使得每个人的智力都有独特的表现方式和特点，所以很难找到一个统一的评价标准来评价一个人的智力水平。个体智力的发展方向和程度受到环境和教育的影响和制约，只要大脑没有受伤，如果有机会接触有利的环境和条件，几乎每个人都能取得显著效果。

多元智力理论强调智力是一种生理和心理潜能，这种潜能具有文化特性，在特定文化环境和教育下可能被激活，付诸实践从而创造出该文化范畴下的产品。文化有不同的范畴，文化是人本质的对象化，人的本质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追求自由的过程。而在某种文化范畴下追求人人自由，全面发展、开发潜能也成为多元智力理论追求的目标。

七、多元智力的研究趋势

加德纳提出人际交往-交流智力之后，引发了学术界对情绪智力的关注，情绪智力既是多元智力内涵的拓展，也是一种潜在的心理资本。Golman及其同事认为组织为了高绩效而追求的至关重要的各种能力中，情绪智力占到了三分之二，情绪智力与工作结果的关系研究极大的增加了把情绪智力纳入心理资本的可能性。]陈权（2013）论述了不同情绪智力水平大学生的人际关系及创业能力有显著性差异，大学生情绪智力与人际关系及创业能力密切相关。情绪智力对人际关系和创业能力有较强的预测力，情绪智力越高，人际关系越好，创业能力越强。

陈艺华（2007）以漳州师院大二学生为例，讨论了情绪智力与多元智力的关系，认为除了语言智力外，高情绪智力者的多元智力都高于低情绪智力者，情绪智力和多元智力存在显著的正相关。熊承清（2013）编制了内省情绪智力量表，并进行了信度和效度检验。

多元智力与人格有密切关系，钟美晶（2010）研究认为大五人格与多元智力的维度均有显著相关；李明（2010）通过实证分析认为3-5岁的幼儿的创造性人格各维度与多元智力各维度均呈正相关，而且个体的人格、自我评估、成就感以及创新性等方面均与多元智能有着密切关系。

在八项多元智力的基础上，加德纳还提出了存在智力，学术界除了研究了情绪智力外，还提出了隐喻智力、灵性智力等概念，丰富了智力的内涵。

知识的建构必然包含着与人类大脑和智力种类的关系，目前大学专业划分和多元智力因素也有一定的契合，但学生专业志愿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受就业难易的程度的影响，不可避免的造成了很多优势智力资源的浪费。以多元智力为理论指导，通过普查、评估学生的多元智力，指导学生选择专业和学习，做好职业生涯规划，培养高层次人才，将我国的人口优势充分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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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熊承清.内省情绪智力量表的编制[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3.5

多元系统理论论文范文第9篇

    陆贵山认为,经济领域中存在着综合治理和宏观调控的问题,文艺领域同样也存在探讨文艺全局性问题的宏观调控,经济学中有宏观经济学,文艺领域也完全可以去建构一个具有战略学地位的宏观文艺学。20 世纪是各种文艺思想纷至沓来的时代,也是侧重分析研究的时代。改革开放的春风一经在中国大地上吹起,文艺领域里的“百花”随即迎风绽放。于是,诞生了无穷无尽的“主义”、不断更新的“中心”、花样翻新的“批评”、林林总总的“学”、形形色色的“论”,以及数不清楚的“后”和五花八门的“新”。令人眼花缭乱的种种“主义”、“学说”,确实拓宽了文艺学的研究领域,但与此同时,却又陷入了“跑马占地”、“占山为王”的尴尬境地。即使学者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研究的必要性以及分析问题的正确性,但是彼此的互不通融和互不认可,使得学术研究难以在更高的层次上拔升。为此,学术研究需要一个宏观的框架,也只有在宏观的框架中、在学术研究的学理坐标上,学者们才能够找到各自的定位与坐标点而不至于陷入“片面的深刻”之中。陆贵山认为: “任何一种学理或观点,如果脱离它所赖以存在的位置或坐标是很难说清楚的,相反,只有从与整体理论框架的关联中,才能获取准确到位的科学阐释。”③所以,只有综合性地把各种文艺观念置放在宏观文艺学的整体框架所属的位置和坐标点上,才能合理地、有效地、持久地体现和发挥它们自身的性质、价值、功能和作用。

    宏观文艺学体系的理论建构

    陆贵山的专着《宏观文艺学论纲》( 辽宁大学出版社2000 年3 月出版) 系统阐述了宏观文艺学体系,是宏观文艺学体系的理论建构趋于成熟的重要标志。该书从宏观的大视角,以文学与历史、文学与人文、文学与审美的关系为基本框架,全方位全过程地观察研究文艺现象,全面把握审美关系和审美活动的总体结构,创立和构建起一种宏观、辩证、综合、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陆贵山宏观文艺学研究的源起和思路,是从恩格斯倡导的“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相统一的思想中发展出来文艺本质观。恩格斯在评论歌德和拉萨尔的作品时,主张用“美学的观点和史学的观点”来观察和分析文艺现象。马克思主义从“美学观点”看文艺和从“历史观点”看文艺是互补的,也是辩证地联系着的。美学的观点,也即审美的观点,离不开历史的社会的内容; 历史的观点,也即社会的观点,必然彰显着审美的特征。因此,文艺的“美学的观点和史学的观点”所体现出的文艺的“美学精神”和文艺的“史学精神”是文艺的重要精神。在恩格斯这一文艺思想的启示下,陆贵山阐发了文艺的人学观点和人文精神。他认为,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史学观点”中可以引伸和生发出历史唯物主义的“人学观点”,因为历史总是人的历史,人总是历史的人。这样就完全有理由把文艺的本质理解为“史学基质”、“人学基质”和“美学基质”的辩证统一。在这种文艺本质观的基础上,陆贵山阐发了一种带有“母元性”意义的宏观文艺学体系。陆贵山宏观文艺学的母元网络系统,主要是以审美主客体为中心,并综合了文学与现实、社会和历史,文学与审美,文学与人的多方面研究,将文艺中的三大精神,即文艺的历史精神、人文精神和美学精神有机熔铸在一起,倡导文艺的历史观点、人学观点、美学观点的有机统一。陆贵山认为,各种不同形态的文艺理论、文艺流派、文艺观念和批评模式尽管纷繁驳杂、千殊万类,总可以从宏观的大视角归纳为( 1) 三大关系,即文艺同社会—历史的关系、文艺同人的关系、文艺与审美即文艺自身的关系; ( 2) 三大基质,即文艺的史学—社会学基质、文艺的人学基质、文艺的美学基质; ( 3) 三大规律,即文艺和社会—历史的相关性规律、文艺和人的相关性规律、文艺自身的特殊规律; ( 4) 三大精神,即文艺中的历史精神、人文精神和美学精神。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研究,只有以实践为中介和动力,将文艺中的历史精神、人文精神和美学精神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才能形成一个宏大而完整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取得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新的突破和进展。④陆贵山的《宏观文艺学论纲》阐述宏观文艺学的母元网络系统后,又从文艺的关系范畴系统和文艺的中介网络系统两方面,对宏观文艺学体系进行宏观辩证的综合研究,并论述了宏观文艺学的学科地位和学科建构,初步构建了自成一家的宏观文艺学理论框架和学术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艺理论家充分吸收经典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国文艺理论和西方文艺理论的思想资源,结合当代中国的文艺实践,为构建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做出了艰辛的努力和探索,并取得相当可观的学术成就。陆贵山借鉴了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界的学术成果,特别是吸纳了文艺生态学、文化学和形式语言符号学的学术资源,进一步丰富和扩展了宏观文艺学的框架体系。2011 年 10 月出版的《陆贵山文集》,展示了新时期以来陆贵山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方面的丰硕成果。在“文集后记”中,陆贵山根据自己 50 年学术研究的经验和积累,提出了关于文艺理论研究“一条道路、二大文脉、三套话语体系、四个研究向度、五种价值精神、六大学理系统”的构想。这标志着陆贵山的学术思想更加完备和成熟,宏观文艺学体系的理论框架也将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完善。

    宏观文艺学的学科特色

    ( 一) 宏观文艺学的母元性、综合性和主导性宏观文艺学的母元性主要体现在,宏观文艺学能够从总体上较为完整地考察文艺的系统存在和系统本质,而其他文艺学的各种不同的或迥异的微观研究,只是母系统的派生。从文艺的母元网络系统看,文艺和社会历史的关系、文艺和人的关系、文艺和审美的关系,可生发出三种基本的文艺理念: 为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而艺术、为人生而艺术,为艺术而艺术。文艺的三大理念,进而产生各式各样的历史主义、人本主义、审美主义、自然主义、文化主义和文本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由这六大文论学理系统构成一个更加宏大的文艺理论的框架体系。宏观文艺学的综合性与宏观文艺学的母元性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其表现有四,即宏观文艺学的普遍性、总体性、统摄性和涵盖性。总之,“宏观文艺学和微观文艺学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宏观文艺学包含着学理的多维度性、多向度性、多方面性和多层次性。各式各样的文艺观念、本体理论、批评模式和文艺思潮都作为整体中的部分,置身于所属的位置和坐标点上,同整体发生有机的内在的联系……宏观文艺学对学理的最高概括是‘文’与‘史’、‘人’、‘美’的完美融合和辩证统一”。⑤宏观文艺学的主导性,与艺术世界的多元现象辩证地统一在一起。时下,无论是从社会结构、意识结构还是文化结构来看,都呈现出多角度、多层次、多方面、多维度的多元构象。尽管这种格局存在着某些方面的纷繁与凌乱,但从总体上说,有存在的合理性和共生的真实性。如何能更好地让这种格局有序发展,又不伤害某一个理论形态的存在价值,陆贵山构筑的宏观文艺学体系,便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因为,宏观文艺学的作用首先是多元中的主导价值。既然多元并存和多元共生的文化结构和文论结构将成为事实上不可改变的精神存在,那么与其任其发展下去造成文艺领域里的无序与迷乱,不如树立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导原则,使文艺能够既体现时代与社会的心声,又能够满足不同层次和不同爱好的阶层的文化需要与文化选择。总之,在文化艺术领域,无主导的多元和无多元的主导,脱离主元的多元和脱离多元的主元都不能使文艺健全健康发展。陆贵山提出了“当代中国文论的结构应当是有主旋律的多声部合奏”⑥的理论观点。他认为,宏观文艺学选择建构有主导的多元文艺理论形态,进而构筑起“一体主导多元”的中国当代文艺理论体系。( 二) 宏观文艺学的民族性、世界性和当代性宏观文艺学的民族性,最能体现中国文艺理论自身的特点与特征,如陆贵山所说:“只有强化、深化和优化文艺学的民族性的研究,才能突现文艺理论的中国特色。”⑦中国的文艺理论经过两千多年的甘苦备尝的学术跋涉,已经积淀了很深的理论学养和自身的学理特征,形成了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在处理民族文艺与世界文艺的关系上,我们首先要坚守的正是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下所形成的“民族性”。而这一具有自己鲜明特征的民族性,既是我们取之不尽的理论渊源,更是我们挥之不去的理论特色。因此,怎样将其救活并使其在世界舞台上焕发出独特而灼耀的魅力,是中国当下乃至将来文艺界的理论家和学者们所应积极追求的学术理路。陆贵山认为: “确立和增强文艺学的民族性,必须进行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而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是依靠它的观念活化和当代生成来实现的。”⑧时下,我们怎样才可真正做到既能保持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又能参与到全球化的大进程之中,是文艺理论界一直关注并亟需解决的问题。“文化、文论的民族化和文化、文论的全球化只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来说,这实质上是怎样理解文化的差别性和共同性的关系问题。”⑨宏观文艺学的世界性,既要体现出中国文艺作为世界文艺的构成时其自身暗含的文艺的普遍性和共同性,更要凸显作为一种文艺形态其自身的特征与优势。唯其如此,才能真正维护我国文论乃至文化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才能以文化的差别性和相对性去抵制超级大国的文化绝对主义。宏观文艺学的当代性,不是新名词的代言,也不是花样技巧的翻新。若要从本质上把握住,首先要抓住并处理好文艺的传统与创新、文艺的传统性与创新性的关系。欧阳中石在谈书法创作时曾指出,艺术家既要懂得“从何处来”,也要懂得“到何处去”。这里的“从何处来”,讲的就是对传统的继承; 而其“到何处去”,指的就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的创新。⑩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里曾说: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瑏瑡这就告诉我们,宏观文艺学的当代性建构,需要批判地继承传统,开放地面对未来。就“传统”而言,由于传统本身所具有的质素,现在的我们,无论是去发扬它的优长,还是去批判它的芜鄙,都不可避免地已经将它作为基本的阐释参照。因此,理性地审视与深度地挖掘“传统”,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既要将“传统”中的精髓,随着时代的新变而不断地吸收与发展,以一种开放的眼光和心态去构筑新的“传统”; 又要对“传统”中的鄙俗,给予严肃而犀利的砭弊,对“传统”中的劣根性,给予一种应有的严厉批判与“不留情”的抛弃。二者同时进行,又彼此依存。诚如陆贵山所说: “必须用历史转折时期的改革开放的自觉意识来理解和建构这个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的宏观文艺学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必然是开放的: 向人民和人生开放; 向时代变迁、历史转折、社会变革和改造中国人民所处的旧环境的伟大实践开放; 同时也向文艺本身开放。”瑏瑢所以,传统是活着的,它就在我们的身旁。我们不但要去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还应该去理解过去的现存性,即体现在文艺身上的当代性。“在众声喧哗的当代中国,如何审视地辨析多元文化形态和庞杂的文化信息,寻找能够与中国社会的历史基础及其现实境况相适应的文化方略和发展道路,是中国当代知识界责无旁贷的重要任务之一”。瑏琐爱国者必忧民,一个人要想写出真正的好诗,他本人就必须首先是一首真正的诗。在人们的生活中,文学艺术之所以重要,便在于其

多元系统理论论文范文第10篇

从严格意义上讲，作为明确的理论话语，“一”与“多”是中国道家哲学中的一对核心范畴。从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庄子“通于一而万事毕”以及管子“执一不失，能君万物”的言说中都不难看出“一”与“多”之间本体与现象、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事实上，“一”、“多”之间的对立统一，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以不同的形式体现在各家各派的学说之中，并贯穿在整个中国文化传统中。一多相应的理论因子深埋于远古:洪荒初开黄帝之使仓颉“穷天地之变，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羽山川，指掌而创文字”的过程便是一种观物取象、依类象形并以文字符号之有限共象总括世间万物纷纭变幻之殊象的过程。在这种以共象总殊象、以抽象总具象、以有限总无限的符号化过程中，世间之“流连万象”通过“求诸约言”而得以“情貌无遗”。而一多相应的理论基础大成于《易经》:古者包牺氏正是从最简单、最原始的阴阳二爻出发，“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进而叠合八卦推演出六十四卦，通过有限卦象符号的排列组合来象征统领错综复杂的宇宙万象，如此周而复始，以至无穷，从而达到“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由于语言文字深刻的“诱导、暗示”效应［7］3以及来自《易经》这一文化源头的滋养，这种“乘一总万，举要治繁”的一多思维方式渗透进中国传统文化的骨髓，最终在《文心雕龙》中以“以少总多”的理论命题呈现开来。刘勰在《物色篇》中说:“皎日彗星，一言穷理;参差沃若，两字穷形。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其中，“一言”与“两字”都是“少”，而“少”正是“一”的理论变体。因此，“以少总多”即“乘一总万”。它或“酌事以取类”，用有限的语言表达去把握无限的现实世界，或“撮辞以举要”，用极少的只言片语道出无穷无尽的物象事理，从而实现“万取一收”并且“知一而万毕”的最高哲学追求。不论是作为理论命题还是思维方式，“以少(一)总多”可以说早已潜入传统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中，异常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历朝历代、方方面面的人文实践和理论构建。

作为古典文论与传统美学的分支，我国传统译论也随处迸发着“以少(一)总多”这种诗性智慧的火花。在翻译标准方面，无论是试图以“一言穷理”的“文”、“质”、“信”、“顺”、“达”、“雅”、“切”，还是企望以“两字穷形”的“易晓”、“径达”、“厥中”、“忠实”、“通顺”、“形似”、“意似”、“神似”、“化境”等，都是以简明扼要的语言表述之“一”来统帅纷纭万变的译例译技之“多”，从而化繁为简，直逼真理。然而，美中不足的是，这些理论都长于对“一”的抽象概括却弱于对“多”的具体循绎。论者们能抽丝剥茧，心悟神会地归纳出抽象译理，却弱于条分缕析，未能身体力行地循绎出具体译例，虽“以少(一)总多”，却未能一多呼应。如此一来，“多”沦丧为“无”，难以实现“多”与“一”、“群”与“首”之间的良性互动，犹如山之主峰虽超然挺拔、绝世独立，若无低处的群山万壑共赴共继，恐最终沦为空中楼阁，无迹可循。倒是马建忠自出高格，在“善译”的一元抽象标准之下分设“音声”、“字句”、“文体”、“义理”、“意旨”、“神情”、“语气”等多元具体标准为支撑。①一多相应之下，其理论肌质颇显圆融丰满。不过马氏此论虽有筚路蓝缕之功，但却短短百余字未成体系。在中国翻译界，真正明确、自觉而系统地将一多相应思维方式运用于理论构建并集其大成者当属辜正坤教授的“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众所周知，该理论的核心思想在于采用立体思维，将翻译标准视为“一个由若干标准组成的相辅相成的标准系统，它们各自具有其特定的功能”［8］。其中“绝对标准”是原作本身，这是一个永远达不到的标准，其设立的目的仅仅在于满足人们的心理稳定感以及为理论构建提供一个逻辑出发点;对绝对标准负责的“最高标准”是最佳近似度，这是一个抽象标准，其目的在于使译作尽可能近似原作;而根据翻译的多功能、人类审美趣味多样化和读者译者的多层次，在最高标准之下分设各“具体标准”，为最高标准提供具体支撑。不难看出，这是一个立体分层的系统:居于底层的具体标准是最高标准的演绎外化形式，而身居上层的最高标准则是各具体标准的抽象凝练。正所谓群山万壑必有主峰:因得到具体标准群山万壑的掩映，最佳近似度这座理论的主峰才得以超迈峻拔，却丝毫不显突兀，二者相映成趣，构成一座巍峨的理论高峰。

其中，最高标准为“一”，具体标准为“多”，而就整个“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而言则是一多思维方式的成功产物，用辜正坤教授自己的话来说，该理论是“一元标准与多元标准的辩证统一”［8］，它不仅踵事中国传统译论之精华，以一总多，在法无定法的具体标准中万取一收，进而万法归一，浓缩出抽象的一元最高标准;并且深谙前人译论之弊病，以多补一，将抽象空洞的最高标准应景分类，终而收放自如，演绎出多元具体标准群。而将此一元与多元并存的标准体系统一以“多元”作为标题，“是为了在这个特定历史时期强调具体标准的重要性”［8］，这也体现了辜教授对中国传统译论偏于“一”、失于“多”这一弊病的深刻洞见和有力厘正。可见，“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不仅自觉应用了中国传统的一多思维方式，而且不偏执于任意一端，真正做到了一多相应、对立统一，在突出一元抽象标准统帅作用的同时也强调了多元具体标准的实际支撑作用，“一”和“多”在“收”与“放”的操作智慧中形成了强大的理论张力。“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在一多相应中“彻底改观了中国翻译理论研究徘徊不前的现状”［9］。

二、虚实相生

对于这种一多相应的传统思维方式，陆机在《文赋》里形象地概括为“或因枝以振叶，或沿波而讨源，或本隐以之显”。就“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而言，多元的具体标准如千叶、如万流，而一元的最高标准则如振叶之枝、如波流之源。树叶因摇曳多姿而显，波流因跌宕起伏得现;而振叶之枝、波流之源则深隐其后，策动着叶之唽唽、波之潺潺。恒显则实，久隐则虚。因此，“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的最高标准和具体标准之间一与多的对立统一同时也体现出虚与实的有机结合。同“一”与“多”一样，“虚”与“实”也是中国哲学的一对基本范畴。虚，则无形无状、无声无臭，却又永恒存在于冥冥之中;实，则听之能闻、视之能见、触之能及，是大千世界形形的实象、实理。二者的对立统一最早体现在道家宇宙本体论的探讨之中:不论是“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还是“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两者同出而异名”都透露出老子对“无”和“有”、“虚”与“实”之间相依相存、互转互化关系的深刻把握。庄子《天地》中更有“象罔”得“玄珠”的妙喻。其中“象”即“有”即“实”，“罔”即“无”即“虚”，“玄珠”即“众妙之门”。而“象罔”合二为一才可得“玄珠”的譬喻则道出了虚实相生方能把握宇宙万象之本源的思维方式。虚实相生的思想同样体现在儒家学说中，孔子有言:“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道”即“虚”，“器”即“实”，而在“道”与“器”的相“变”相“通”中虚实相生得以实现。同样，佛家“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也是对“虚”、“实”之间相互依存、相互贯通的最好注解。

儒释道者均将“虚”与“实”视为相依相存、互转互化的对立统一体，使得虚实相生成为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一个基本理论命题，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天文、地理、人伦、情事等方方面面规律的总认识、总概括。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完善，它不仅成为中国哲学话语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命题，而且也早已深入中国人的思想意识，成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致思、运思方式，影响着中国的诗论、画论及译论。可惜在“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问世之前的两千多年时间里，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构建中不论“信、达、雅”还是“神似”、“化境”乃至“忠实”等标准都偏执于“虚”之一端，妄图“以其虚而虚天下之实”。这样的翻译标准貌似涵盖一切，具有很强的概括力，然而由于难以具体适用而“暴露出其空洞性”［8］，形同虚设。“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则采取立体思维，将“虚”、“实”二端兼容并包:作为其最高标准的“最佳近似度”为虚，而分类的具体标准为实。最高标准高屋建瓴，一语中的，超然空灵而直逼真理;具体标准则根深蒂固，枝繁叶茂，盘根错节而岿然坚实。二者在同一理论体系中分层共处，各尽其能，互补互彰，在概括性和适用性两端均显示出卓尔不群的效应。其实，对于理论构建中的虚实关系，辜正坤教授自己也曾有过一段精彩而明确的论述:“理论本来就有虚和实两大类。只务实，不务虚，会陷入机械、板滞，缺乏圆融汇通的境界;只务虚，不务实，会陷入纯粹的高谈阔论，即故弄玄虚……玄虚有该弄者，有不该弄者。该弄玄虚而不弄，是作茧自缚，永远难以摆脱陈见和机械经验带给我们的束缚，永远难以有更高远的视野和胸襟。不该弄玄虚，而故弄玄虚，是自欺欺人，是故作高深。做一切学问都宜有分寸地把握住这两个方面，才最有可能取得成功。在翻译方面尤其如此。”［10］因此，辜正坤教授耕耘译界“30年来的一贯想法”即是:“翻译学领域和其他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一样，需要……从最玄虚到最实在的东西……整合为一个层次分明，相互联系，互构互补的翻译学大系统”。［10］“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正是这样一个以翻译标准为旨归，既务虚又务实，统括了“最玄虚”和“最实在”的理论大系统。30年前它的卓然出世正是论者对虚实相生这一中国传统智慧的娴熟把握与自觉运用的产物。“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体现了论者圆融汇通的境界与高远的视野和胸襟，它在虚实相生中“真正把中国翻译理论向前大大地推进了一步”［9］。

三、动静相宜

由于在中国传统哲学观念中，万事万物皆因静而致虚，因动而显实，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虚”常常和“静”联系在一起，而作为其反面的“实”也往往和“动”相伴相随。与“虚”、“实”关系一样，“动”与“静”也是中国文化中一组既矛盾对立又辩证统一的重要概念，贯穿在整个华夏文化传统中。作为中国文化的源头，《易经》的核心思想便在于以最原始、最稳定的阴阳二爻的排列组合来统摄世间万物之“变动不居”，从而以静制动，法治六合。在道家老子那里，虚静乃天地万物之本，静中涵动，动由静生。因此，必须“致虚静，守静笃”，方能“清静为天下正”。庄子更是以“虚则静，静则动，动则得矣”一语道出动、静之间的辩证互动关系。而在佛教哲学看来，动则生实，静则致虚。并且由于“虚”和“实”只是同一本体的不同表现形式，因而“动”与“静”也便成为世间一对相辅相成、相通相贯的永恒状态。以儒释道等传统文化为基础，经过漫长的历史熏染，动静相宜也逐渐内化为中国人固有的思维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的理论构建。尤以历朝历代的文论、诗论最为明显:陆机《文赋》开篇即言“伫中区以玄览”，“伫”即停即留，此为“静”;“玄览”即通观圆览，此为“动”，为实现卓越的艺术追求，唯有将“伫”与“览”相结合，“静”与“动”相结合，做到心静思动，并动静相宜。刘勰《文心雕龙》既讲求“陶钧文思，贵在虚静”，又强调“思理为妙，神与物游”。可见一静一动皆为文章构建的重要因素，只有二者相互阐发，动静互彰，才是运思做文的正轨。

动静相宜这一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思维方式也深刻地体现在“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的理论构建之中。在这个理论体系中，其最高标准“最佳近似度”是一个封闭而静态的标准，一经设立，便岿然不动，以不变应万变地统帅着纷纭变幻的翻译行为。而其具体标准则是一个开放而动态的标准群。在这个标准群中，“由于人这个认识主体的审美趣味的变化和特定时代对翻译功能的特定要求等原因，一些标准将被强调，因而成为临时主标准，同时其他标准相形之下，降为次标准，但仍然发挥其特有的功能”［8］，并且“因时因地因人而有所侧重”［1］518，主次标准亦可依具体情形而互转:“一些次标准升为主标准，而原来的主标准降为次标准。有时可能产生新的标准，并渐渐演变为主标准。”［8］这些变动不居的主次标准“代表了译作价值的各个方面，每个标准在各自发挥自己的功能的同时，其实就是在和所有的标准相辅相成，起着弥补其他标准缺陷的作用”［8］，即为“多元互补”。最高标准如一轮皓月当空，静若处子，而具体标准群则如万川之月影，虽共同呼应着长空孤月的烂漫，却因地势高低、水流缓急之不同而跌宕起伏、异态纷呈。由此可见，具体标准之于最高标准如“万川衬月”，而最高标准之于具体标准则如“月印万川”，二者“动”、“静”互补，在动静相宜之间牵引出“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的强大理论张力，从而“把中国翻译理论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9］。

结论

多元系统理论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共生理论；港口物流；发展分析

中图分类号：F250 文献标识码：A

港口物流是现代经济流通中重要的环节，是整合了各种功能要素的节点之一，也经常是多式联运最重要的起始点和中转点。港口物流活动中涉及范围比较广，从供应链的角度来看各方参与者众多，形成了流通过程的一条竞争链，以港口物流为核心形成了整合一体化的综合服务流程，因此，围绕港口物流形成了独特的资源供需和业务关联，构成了港口产业集聚。各种业务活动及节点的关联性在资源配置、流程互补带动了整个系统成员和整体系统效益的增加，从而形成了典型的共生关系。

1 文献回顾

对于企业共生关系研究，吴飞驰（2000）[1]将共生理论用来阐述企业之间关系，他对企业内外部共生力和基于共生力的企业成长理论进行了详细介绍，并将企业的共生关系分为内部和外部两种。孙天琦（2001）[2]对大、中、小企业的共生进行了研究，认为大、小企业各有优劣，双方可以在价值链的关键环节上展开合作。丁永波、周柏翔、凌丹（2006）[3]对企业共生界面进行了分析。王兆华（2002）[4]对企业的共生模式进行了分析。

对于集聚下的共生研究，罗哲（2005）[5]分析了集聚环境中，中小企业与大企业共同发展的共生现象。龙昀光（2009）[6]将共生理论应用于技术联盟方面，对促进企业联盟的技术进步进行了建议。雷延辰（2007）[7]将共生理论应用于高技术的集聚方面，分析了共生理论支撑下的技术创新，将“共生”作为创新的一个内容融入技术进步之中。

对于共生理论应用，1996年，Adler在《哈佛商业评论》上的文章symbiotic marketing中提出了共生营销的概念，并将共生的思想应用于市场营销之中。袁纯清（2002）[8]对共生理论进行了系统研究，并将其运用于社会学领域，用于分析我国小型经济和城市商业银行存在的问题和对策；另外，还有学者也将共生理论进行了现实应用，如宁钟、郭熙保（2001）[9]将共生理论应用于光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的规律之中。张旭（2004）[10]应用于城市规划方面；陈欣欣（2006）[11]利用共生关系来分析港口的可持续发展；肖琳（2009）[12]利用共生模式分析航运集群的发展；陈蜀威（2007）、张珊红（2008）[13-14]等将共生理论用于供应链方面；史安娜，南岚（2010）[15]分析了产业集聚下的港口物流共生问题，南岚（2010）[16]也构建了港口物流系统模型。

本文在分析港口物流业务流程基础上，拟构建共生视角下的港口物流系统，从而分析基于共生理论的港口物流利益共享、风险分担体系，能够进一步优化港口业务布局和资源合理配置，提升港口物流的竞争力。

2 港口物流共生内容

2.1 港口物流共生节点分析

港口物流共生节点主要由以下几部分组成：（1）港口物流服务商。主要有拖轮公司，理货公司，配送服务提供商，运输服务提供商，装卸服务提供商，仓储服务提供商如保税、非保税仓储公司，关检服务机构即常说的“一关三检”。（2）物流配套供应商。主要有港务工程公司，修造船，燃料公司和水电服务等。（3）各种配套服务提供商。主要有设计研究所，银行保险，劳务公司和相关培训服务机构等。港口整体效率的提高主要来自以上三大套的协调配合，形成了一种围绕港口运输为主的产业集聚下的共生关系，并且这种共生关系是以供应链的服务为主，核心是港口物流服务的供应商。即由港口物流服务商、物流配套供应商、各种配套服务提供商为共生单元的共生系统。

2.2 共生理论在港口物流中应用分析

（1）港口物流共生边界

系统之间、系统与环境、子系统与总系统之间都存在着边界，边界在系统活动中有两个主要作用，一个是将子系统区分开，另一个就是联系子系统。港口物流共生系统也存在着系统边界，港口物流共生边界以系统的共生能量为边界，也就是系统作用范围。由于港口物流共生系统中各节点都是通过资源配置，服务延伸聚集在一起，因此共生能量的范围也就是服务延伸的范围可以认为是系统的边界，上下游企业在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交换过程中将本身与服务对象连接在一起的最小程度就是港口物流共生系统边界。服务在上下流之间的传递、能量的流转是共生系统存在的一种形态，而新能量的加入就构成了共生系统中一个新的推动力，也是共生系统成长、共生节点成长的一个要素，具体从业务角度而言，则表现为各共生企业利益的增加，还可表现为服务层次的提高，系统边界的扩大。

（2）港口物流共生单元的表达

共生单元是共生系统中能量交换的基本单位，也是各共生节点的存在形式，在上面的分析中，有三个共生子系统构成了大的共生单元：港口物流服务商、物流配套供应商、各种配套服务提供商。每个共生子系统中又有多个共生单元，如港口物流服务商。主要有拖轮公司，理货公司，配送服务提供商，运输服务提供商，装卸服务提供商，仓储服务提供商如保税、非保税仓储公司，关检服务机构等单元。各种共生单元根据服务对象，服务作用及自身功能进行分类形成了一个基于功能的共生集聚网络。根据共生单元的特性，一个企业可能存在于多个共生单元中。一般由质参量和象参量来描述共生单元，质参量描述共生单元的内在性质，象参量描述共生单元的外部特征。在港口物流中，各个共生单元的质参量都不相同，如运输企业的质参量主要包括货运周转能力、货物送达能力和送货服务水平等；运输企业的象参量主要包括了货运量、货运密度、货运周转量等。

（3）港口物流共生关系层次

共生关系反映了共生单元之间的物质信息交换和能量流转，共生关系层次是描述共生单元在共生关系中相互之间合作、竞争和互补的关系。现实表现为港口物流共生单元在以物流服务为核心的前提下的主次关系，一般以某个大企业为主体，联系多个中小型企业为其提供配套服务，大企业则专注于核心业务，如将保险、金融、劳务、能源进行外包，这些主从关系是以异质为前提，而港口物流共生中的竞争表现为同质服务提供的共生单元。从分层的角度来看，港口物流的共生关系可以分为核心层、中间层和支撑层。核心层是以港口物流服务为主，由港口物流提供商引导；中间层是各种产业配套，如服务培训、设备维护等；支撑层则是基础服务提供者，如生产作业、办公等各种最基本日常运转流程。

港口物流共生关系在这种协作和竞争中不断发展，而共生关系的稳定也主要取决于各共生单元之间的协作关系，共生单元能量相加要远远大于单独企业的能量，其差值可以看作是共生关系的优化值。可以看出，良好的协作关系能够建立长久的共生关系，也能有效降低各共生单元之间的交易费用，扩大了共生能量，提升系统整体共生的品质。

（4）港口物流共生环境

共生系统模拟生命体的成长，必须与生存环境适应，并且在成长发展过程中与环境进行物质、信息和能量的交换，汲取养分不断壮大自身。港口物流与外部环境的共生主要有：港口与社会、经济、环境因素的交换。自然环境为港口空间结构、地理位置、水文地质等因素；经济环境包括区域经济发展、区域政策、市场需求、行业互动、产业链、经济集聚等因素；社会环境包括人文环境、政治环境等。由于港口的天然特征，现代港口物流共生环境必须考虑当地政策和地理环境，合理规划港口及港口物流发展，用足区域政策，不断优化、规划好地理环境，营造适合生存成长的港口物流共生环境。

3 港口物流共生体系推动策略

（1）理清共生单元，推动协作与竞争同步发展。在港口物流活动中有很多参与者，这些参与者形成了港口物流系统的共生单元，要通过各种形式规范约束这些共生单元，促使良性竞争和协作，并对共生单元进行筛选，不断增强各单元的服务意识、合作意识和竞争意识。

（2）强化共生关系，定位各自角色。以市场引导为主，大力发展产业集聚，实施“区港联动”，开拓港口腹地物流市场，延伸各种到门通关、落地检放等综合服务。在港口物流共生系统中定位企业共生角色，围绕自身核心能力建设，降低交易成本，为客户提供最佳的物流服务，形成从共生单元到共生系统效率提高，打造以核心企业为中心，共生单元在相互协作中延伸服务、提高效率的核心竞争链。

（3）规划共生环境，营造港口物流共生氛围。共生环境的建设要充分发挥政府政策引导的作用，合理规划产业发展，协调物流产业与临港工业、区域流通业之间的关系，实现资源最优化配置，完善各种港口配套设施，从资金、技术、土地等各方加强对港口物流系统支持，发挥港口物流的服务功能，同时以低成本高质量服务推动流通，为区域经济建设服务。

4 结 论

港口物流系统是一个综合各种要素单元，目的是实现资源有效配置提升物流服务质量。通过共生理论能有效分析上、下游企业以及核心企业在港口物流链中所处的角色和各自服务定位，并能揭示各共生单元之间的层次关系，在共生环境的支撑下能不断增加共生系统能量，降低共生系统交易成本，提升物流效率。共生理论对于港口物流系统的分析有助于理清复杂的物流活动，规范合理化竞争形成不断优化反馈的能量递增循环，提升港口物流系统优化服务能力，强化了港口物流的区域辐射功能，从而有效地服务于区域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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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孙天琦. 准市场组织的发展与“寡头主导，大、中、小共生”的金融组织结构研究[J]. 金融研究，2001（10）：1-12.

[3] 丁永波，凌丹，等. 基于共生理论的供应链联盟企业共生条件分析[J]. 商场现代化，2006（10）：129-130.

[4] 王兆华，武春友，王国红. 生态工业园中两种工业共生比较研究[J]. 软科学，2002（2）：15.

[5] 罗哲. 集群视角下的中小企业与大企业共生研究[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2（2）：29-34.

[6] 龙昀光. 基于共生理论的企业技术联盟发展研究[D]. 兰州：兰州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7] 雷延辰. 技术共生创新[D]. 长春：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8] 袁纯清. 共生理论及其对小型经济的应用研究[J]. 改革，1998（2）：101-105.

[9] 宁钟，郭熙保. 大学科技园区发展战略研究[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2）：68-71.

[10] 张旭. 基于共生理论的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D]. 哈尔滨：东北农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

[11] 陈欣欣. 港口可持续发展中的共生关系研究[D]. 大连：大连海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12] 肖琳. 航运集群共生发展模式研究[D]. 大连：大连海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13] 陈蜀威. 共生现象的合作博弈方法分析[D]. 长春：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14] 张珊红. 基于共生理论的供应链合作利益分配机制研究[D]. 青岛：中国海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多元系统理论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 多元系统理论 翻译策略 《红楼梦》 英译本

一、引言

众所周知，《红楼梦》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被公认为中国古典小说的顶峰。该部巨著是一部描写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百科全书；小说以上层贵族社会为中心图画，极其真实、生动地描写了十八世纪上半叶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全部生活，堪称是这段历史生活的一面镜子和缩影，是中国古老封建社会已经无可挽回地走向崩溃的真实写照。《红楼梦》之所以成为“中国小说文学难以征服的顶峰”，不仅仅是因为它具有很高的思想价值，还在于它非凡的艺术成就。全书规模宏伟，结构严谨，人物生动，语言优美，此外还有一些明显的艺术特点值得后人品味、鉴赏。

从1830年至1986年近160年间，《红楼梦》出现了9种英译本，成为中国文学英译史上一道独特而绚丽的风景。但译本之间差异较大，有些源于译者对原文的不同理解，有些源于特定历史因素对译者的意图和倾向造成的不同影响。在《红楼梦》英文译本中最为完整、影响最深远的两部作品是我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夫妇的英译本A Dream of Red Mansion和英国汉学家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s）的英译本The Story of the Stone。

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1995年在其《译者的隐性》一书中提出，文学翻译中译者可采用两种不同的翻译策略――归化和异化。按其说法，异化要求译者向作者靠拢，采取相应于作者所使用的源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而归化法则要求译者向目的语读者靠拢，采取目的语读者所习惯的目的语的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1］。

杨宪益夫妇的译本（以下简称杨译）以原文文本为指导，选用与源语表达方式对应译文，力求保留源语语言和文化特色，目的是向西方介绍中国的古典文化，多采用异化策略，保留了大量的中华文化韵味。而大卫・霍克斯的译本（以下简称霍译）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以译文读者为导向，目的是让读者读起来顺畅、有趣，对许多中国文化进行了改写，多采用归化策略，但更见功力于语言、艺术的再创。由此看来，读者可以从杨译本中学到很多有关中国文化方面的知识，但在西方霍译本却更流行［2］。归化与异化这两种翻译策略是译者在翻译时基于不同的翻译目的及对象的差异而作出的不同选择，孰优孰劣很难一语判定。只能说不同的翻译策略会对读者产生不同的影响，达到不同的翻译目的。本文从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视角阐释杨译与霍译采用不同翻译策略的原因。

二、多元系统理论

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提出了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1978年，埃文―佐哈尔的《历史诗学论文集》（Papers in Historical Poetics）出版，其中包含了他在1970年至1977年间发表的一系列论文，首次提出了“多元系统（polysystem）”这一术语。埃氏多元系统理论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把各种社会符号现象视作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里各个子系统“互相交叉，部分重叠，并且又互相依存，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而运作”。但是，在这个整体里，有的系统处于中心，有的系统处于边缘，各个子系统的地位并不平等，并且所处的地位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中心与边缘也在进行着更替［3］。

在佐哈尔看来，翻译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究竟是占据“强势（primary position）”还是位居“弱势（secondary position）”，具体要视该文化里当时其它文学的状态而定。当翻译文学积极参与建造多元系统中心的工作，即在特定文化的文学多元系统内占主要位置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时，这时就占据了主要和中心地位，有了其自身新的活力与不可低估的作用，不仅会为原来的文学注入新的思想和内容，而且会提供新的形式和技巧，已经成为一种创造新词和新的表达模式的途径。相反，如果原来的文学系统已经发展完备处于强势地位，那么翻译便会居于下风处于次要地位，翻译文学也会随之在文化系统中处于边缘地带，其文学模式就是次要的了［4］。

三、文化地位和翻译策略

佐哈尔（2000）认为，翻译文学在多元系统中处于中心或边缘地位取决于主体文学的发展状况，而译者又会据此来选择翻译主题和翻译策略、归化或异化、直译或意译。也就是说译者的翻译策略常视本民族文化在世界文化这个大多元系统内所处的地位而定。当翻译文学处于系统的边缘位置时，译者主要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尽管译本的充分性不足，但可接受性还是很大的。反之，当翻译文学在译入语文学多元系统中占据中心位置时，这时异化的翻译策略常常是译者在翻译时所采取的选择，即便以打破本国的传统规范为代价。在这种情况下，译文接近原文的可能性最大［5］。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语言文化传播与交流的过程中，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向西方介绍传播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杨氏夫妇在翻译《红楼梦》时，正是出于此目的而采用了异化策略。而对于霍克斯这个西方人而言，中华文化是异语文化，而英语文化是母语文化；相比之下，其对中国文化的认知程度有所削弱。霍克斯的翻译目的无非是希望把自己在读《红楼梦》时所产生的快乐传达给本民族的读者，让他们在顺畅、有趣的阅读中领略名著《红楼梦》的魅力。这种翻译目的就势必使霍克斯在翻译时以英语及其相应的文化为主导，而采取归化策略。再加之旧中国时代，汉文化在西方国家处于文化边缘位置，对于霍克斯来说，在翻译时很可能相应地将《红楼梦》的翻译定位为文学系统的边缘位置。而杨宪益夫妇的情况却不同，他们的翻译目的是彰显本民族文化，并且他们的翻译实践大多是从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的输出（如亚非拉等国家），这就使得杨宪益夫妇采取了异化策略，将《红楼梦》译本定位于英语文学系统的中心位置。下面我们通过译文中具体的例子进行比较。

例1.况且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嫡亲孙女似的……（《红楼梦三回）

译文（1）：Her whole air is so distinguished!She doesn’t take after her father’s son-in-law of our own Ancestress，but looks more like a Chia.（Yang）

译文（2）：Everything about her distingue!She doesn’t take after your side of the family，Grannie，she is more like a Jia.（Hawkes）

在汉语中孙女与外孙女的远近亲疏是比较明确的，而英美国家的宗法关系却不及中国这么严密。例1中霍译旨在表达原文中“嫡亲”这层关系，同时也并没有表达出言者的原意：讨好贾母。相比之下，杨译则技高一筹，通过异化翻译明确地交代了贾母与黛玉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将原文作者的意图传达给了读者，很好地保留了源语言文化的特色。

例2.“潇湘馆”

译文（1）：“Bamboo Lodge”（Yang）

译文（2）：“The Naiad’s House”（Hawkes）

在中国人的脑海中，“潇湘”意指绿竹，杨译采用的是异化的方法，保留了源语文化的因素。因此杨译本在地名的处理上会让读者感受到古色古香的氛围。而霍译中Naiad是希腊神话中河边湖滨仙女，由此来看，霍译在翻译时倾向于可接受性。

例3.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红楼梦》第六回）

译文（1）：Man proposes，Heaven disposes.（Yang）

译文（2）：Man proposes，God disposes.（Hawkes）

在译文中，杨译使用了一个英语的谚语，把其中的“God”改成了“Heaven”，从而保留了源语言的宗教色彩。而霍译直接引用了英语谚语，未做改动，用基督教色彩代替了原文的佛教色彩，这对英美读者来说当然读起来更自然顺畅、易于接受。

四、多元系统理论与翻译策略的应用

虽然许多文学翻译作品的解析都可以用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得到很好的解释，但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民族文化屈居劣势，本民族文化与异域文化伯仲悬殊的情况下，仍可以看到归化、异化两种翻译策略并存的现象。这说明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也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同一时期的文学翻译，出现两种翻译策略并存、两种翻译派别明显对立的现象，是用多元系统理论所不能解释的。

实际上，在整个翻译的过程中，不能忽视的还有译者的“主观认识”，而恰恰是这种主观认识在对民族文化地位和翻译策略的选择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翻译的实质是两种语言文化的传播和交流，应该保持译者与原作者平等的地位，不仅于此，译者是在原作的基础上进行二度创作，更要发挥译者的主导性、能动性，在实际的翻译过程中，翻译又离不开人的价值观，特别是辨别是非、善恶等伦理观念的支持与制约。而这正是多元系统理论所忽视的，它只考虑了目标文化在世界多元文化系统中的“客观”地位，并以此来判断译者的文化态度，却忽视了译者的“主观意识”和文化态度及对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实际上，翻译策略具有很强的译者的主观意识。尽管本民族的文化在客观上可能出于边缘地位，但译者仍要用自己的受主观意识支配的文化态度来判断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由此可以看来，多元系统理论在其适用上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但与传统翻译理论相比，多元系统理论为中国的翻译理论研究提出了新视角，它把文化语境、社会条件、政治等诸多因素结合起来，提出了新的观点，拓展了视野，丰富了翻译研究理论，为翻译研究开拓了一个广阔的研究领域，并对其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6］。

五、结语

不言而喻，翻译的标准并不是永恒不变的。目标文化和地位决定翻译策略，译本读者和译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决定翻译策略，译者主体性和伦理观念标准也会决定翻译策略。译者不但要熟悉源语和译语两种文化，具备深厚的文化修养，而且要明确自己的责任，处理好译者自身与原作者、文本及读者的关系，才能创作出优秀的译文。

参考文献：

［1］Venuti，Lawrence.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M］.London：Routledge Publishing，1995.

［2］陈正发.也谈“归化”与“异化”［J］.外语教学，2006，（1）：69-71.

［3］Even Zohar，Itamar.Polysystem theory［J］.Poetics Today，1990，（11b）：19-26.

［4］张南风.从边缘走向中心（？）――从多元系统论的角度看中国翻译研究的过去与未来［J］.外国语，2001，（4）：61-69.

多元系统理论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多元智能理论；儿童诗；写作

中图分类号：G623.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2-1578（2016）03-0093-01

1.多元智能理论小学阶段写作的关系

在小学阶段的的写作，大多数学生创作出来的都是儿童诗和儿歌，写作看似与多元智能理论没有多大的关系，其实其中又有着很大的关系，在语文学习的过程之中如果加之多元智能理论的应用，在理论上来讲是有助于写作的。多元智能理论里面包括了八个方面的内容，与小学的写作有关的就有语言智能、逻辑智能、空间智能、音乐智能、自我认知智能、自然观察智能。语言智能，在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体系当中是作为第一智能提出的，只有语言智能得到很好发展的人才可以进行有效的倾听、有效的阅读、有效的写作，所以语言智能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语言发展的最好阶段就是在小学低段语文的学习之中 。自我认知智能与自然观察智能都是说通过自己的观察与对自我的认知来完成语文课程的学习。

写作与多元智能理论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应该多方位地利用多元智能理论来帮助自己的语文学习是非常有效的。

2.多元智能理论在创作儿童诗的应用

在传统的写作教学当中，仅仅针对的是语言智能较强的学生，忽视了许多其他智能类型的学生，特别是在新课改之后就更加不适用了，之前的传统写作教学法就不适用了，而多元智能理论就认为人有多种智能，所以就现在的新形势下，多元智能理论是很符合现在的客观情况的。传统写作的方法针对的就是多元智能理论里面对应的几个方面，而现在的多元的教学方法却有许多的方面针对教学，所以多元智能理论是理性而又多元的，很适用于现在的教法与学法。

《素质教育观念学习提要》提出"多一把衡量的尺子，就会多出一批好学生"这一观念得到了教育界普遍的认同，这句话引发了许多教育工作者的反思，多元智能理论之下的写作教学，其实分为了以下几个层次：首先是能力的感知，就是通过多种感官的刺激，来感知周围的世界，例如创作儿童诗时所用的听说读写的方式来进行学习，第二则是能力的沟通与传授，这个也就是多元智能里面的人际关系智能与自我认知智能，在教学活动之中让学生更加了解自己的智力成都与自身的潜力，第三则是能力的综合运用，意思就是通过学生对日常生活中的感知来让学生达到最终知识与实践的一个综合运用 ，从而能够创作出来一首合格的儿童诗或者儿歌。

想要儿童诗中使用多元智能理论，那么首先要对学生的观念上进行转变，只有观念上革新才能够使创作方法有所创新。例如在小学课堂上有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说话，在传统的课堂当中识字的过程一般都是先在脑袋里构思，然后直接写下来，这样的话在某个程度上可以说是比较呆板的创作过程，那么如果要使用多元理论加以学习、创作的话，那么学习过程一般是老师先罗列出要创作的范围和类型，然后让同学们讨论，这样的话就可以发挥同学的语言、视觉、人际交流等多元智能，之后再进行统一的创作，就能够使学生达到一定的理想状态，使不同智能类型的学生都能达到预想的写作状态。

多元智能理论在当今世界教育改革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对教育改革实践的积极影响，已经越来越被我国的教育工作者认识到教育改革与多元化的重要性，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我国已经出现了不少以多元智能理论为指导的中小学改革方案，相应的也付诸了一些实践，特别是中国台湾，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所以说，多元智能理论是我国在进行写作，又尤其是在儿童诗创作实践改革中可借鉴的一种理论，只是在我国，需要结合时代背景与教育改革的实际，从而去创造适合中国的写作、创作模式。

3.多元智能理论在儿童诗创作中应注意的问题

3.1 多元智能理论属于认知心理学的范畴，价值中立是它的重要特点。现在有很多人不适当地夸大多元智能理论对儿童诗写作乃至教育产生的作用，与不能正确把握多元智能理论和教育基本要素之间的区别有着很直接的关系。多元智能理论属于认知心理学范畴，它着力探索人的智能。这一理论尽管与研究者的价值取向有着难分难舍的联系，但是，就其本身的而论，价值中立是它的重要特点。多元智能理论尽管也涉及人的多方面的特点，不过，这些特点仅限于认知领域，在价值上它是中立的。换句话讲可能更容易让人明白：人们可以用自已的智能做好事，也可以用来做坏事；可以做对人类有益的事，也可以做破坏社会发展的事；他可以帮助小学生儿童诗的创作，同样也可以阻碍儿童诗的写作和创作。

3.2 培养学生多元智能与发展他们的健全人格并不等同，但前者有助于后者的发展。在强调个性发展的同时，中国当前的写作创作还很注重保留一贯强调的人的群体性或集体性的特点。近年来.中国强化了教育个性化的内容，有的学校提出了"合格+特长"的口号，在升学时，增加了特长的分数权重，有的学校还举办了特长班，等等。实事求是地讲，即使这样，在个性发展上中美教育仍然存在很大的差距，所以儿童诗和儿歌的创作要坚持个性化，不能"一刀切"。

4.结论与启示

总之，学生的发展是有个性的，儿童诗的创作不能苛求结果的一致性，我认为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为儿童的创作提供了一个观念革新、教学行为方式改变的理论基础，其实多元智能理论在语文教学当中还有很多的应用，这是一个发展，但是在应用的过程当中也存在了一些问题与缺陷，众人拾柴火焰高，在经过很多实验与运用我相信多元理论理论能够更好地为小学语文活动服务。

参考文献：

[1] 摘选自《多功能教育学的策略》16页

多元系统理论论文范文第14篇

多元文化音乐教育是当今世界音乐教育的主要潮流，并已逐渐成为世界教育的热点。本文以多元文化音乐教育观来审视我国高等音乐教育现状，提出相关对策，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其理论与实践在当今世界全球化进程中对仍处于发展中的中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多元文化音乐教育观

多元文化音乐教育观是在批判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其理论基础是多元文化主义。多元文化主义要求同处一个多元社会中的不同民族、文化、语言应该相互承认、接受和理解，提倡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民族之间以相互共存、相互容忍等和平方式保持和谐关系。在多元文化主义推动下，人们对多元文化音乐教育本文由收集整理观的本质的认识也变得清晰起来。第22届国际音乐教育学会世界大会通过的文件集中地阐述了多元文化音乐教育观的本质。该文件指出：[刘沛：《国际音乐教育学会的“信仰宣言”和“世界文化的音乐政策”》[j]，《云南艺术学院学报》，1998年，多元文化的音乐教育专辑，第63页。]“世界各文化的音乐，不论从个体或是从整体来看，都应该在广义的音乐教育中扮演极重要的角色。”从这一描述不难看出，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本质界定。其中心内容是对世界上留存的所有音乐文化平等的认同和对构成本土音乐文化的全部组成部分予以全面地反映，这是实施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前提。

二、高等音乐教育现状

我国高等音乐教育是基于“欧洲文化中心论”而设计的一整套音乐教育体系，其现状表现为三点：

首先是教育理念的“欧洲文化中心论”。由于历史原因，“欧洲文化中心论”在国人的思想观念中根深蒂固。一谈到声乐演唱艺术或作曲技法，某些人就会“言必称希腊”。在不少人的潜意识里，那些所谓复杂、先进、有“风度”的西洋乐器的地位是高于那些维系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体现民族审美习俗的构造简单、工艺“粗糙”甚至是“土”得掉渣的民族乐器的。这是将“进化论”简单套用于文化发展的典型作法。其次是课程体系上以“全盘西化”为中心任务。中国高等音乐教育是在欧洲音乐基础上逐渐建立并发展起来的，它成功的引入了西方音乐教育的课程体系，具有明显的“西化”特征。“在自身母语音乐文化基础上的课程论或音乐教育体系从本质上还没有被认真讨论过，也就是说中国音乐教育体系实际上还不存在，甚至还没有认识到它是否应该存在的文化意义。”[管建华；《21世纪中国音乐教育面临的挑战：课程改革与文化》，《天津音乐学院学报》，1999，3（6））。]中国音乐文化的基本理论、民间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宫廷音乐等内容在中国高等音乐教育中大部分是空白。最后是教学实践上以“工业化流水作业”为特征，培养出的学生极具在近现代工业生产条件的产品所具有的特点。正如赵志扬先生所说：“（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专业音乐教育从一开始便逐步走上一条‘工艺’生产的流水线，在日益制造着更多的懂一些西方音乐理论、会一些西方奏（唱）法同时也学点汉族音乐的‘人才’。……正如两年前美中文化交流中心的外国专家来我院交流时一针见血地指出：‘我看到你们的现行音乐教育正在扼杀你们自己的传统文化’。”[赵志扬：《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专业音乐教育将如何迈向新的世纪》，《云南艺术学院学报》，1997年增刊。]中国内地汉族地区的音乐教育实践也是如此。“流水化作业”特征在20世纪末中国大学暴风骤雨式的扩招后更加明显。

三、多元文化对高等音乐教育的新要求

（一）转变教育观念

首先是解构“欧洲文化中心论”，建构新的多元文化音乐教育观。目前的音乐教育（当然也包括课程体系）带有明显的后殖民特色。学界亟待由以“欧洲文化中心论”为基础的一元文化音乐教育观转至以多元文化主义为基础的多元文化音乐教育观，以多元文化观念来审视音乐文化事项。

其次是破除技术至上的桎梏。在科学理性的指引下，我国高等音乐教育领域普遍奉行技术至上的原则，将音乐从具体的文化语境中剥离开来而孤立片面的强调其专业技能的训练，使音乐教育陷入工具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泥沼。世界上发达国家已为我们树立了音乐教育文化观的榜样，比如“德国在本世纪七十年代音乐教育的重心开始由‘音乐艺术作品’转向‘文化中的音乐’的理解，……美国《艺术教育国家标准》强调的音乐、艺术认识的意义理解和批判与自我反省的文化整体意义把握的层面。[管建华；《21世纪中国音乐教育面临的挑战：课程改革与文化》，《天津音乐学院学报》，1999，3（15）。]

（二）贯穿四大教育原则

首先是母语化原则。多元文化教育要求以本国或本民族的文化为基石。基于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音乐文化才是中国音乐教育的根。其次是民族性原则。我国是多民族国家，音乐文化的历史与现实是多元共存。中国传统音乐的四大组成部分内容繁多，异彩纷呈，源远流长，血脉相连并延绵至今。再次是全球化原则。当今我们应该共享世界不同民族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固步自封只能让我们落后于世界民族之林。音乐文化架起了一座世界各民族理解与尊重的桥梁，我们应该以开阔的视野，开放的心态，学习、理解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优秀音乐文化。最后是平等性原则。平等性原则是音乐文化内容的全面反映，是不同音乐风格特征的相互认可，是基于不同文化传统的不同音乐评价标准。他从客观上要求人们理解音乐文化存在的多样性，抛弃殖民主义逻辑下形成的将东西方音乐简化成古与今、落后与先进的观念。

（三）重构课程体系

新的课程体系可以由三大部分组成：中国音乐的本体课程；中国音乐的文化传统课程；世界音乐课程。

母语是文化传统的根基。多元文化视域下的中国音乐课程体系必须建立在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中国音乐本体课程上。这些课程包括中国乐理、中国音乐曲式与作品分析、中国音乐方言与风格、中国音乐史、中国民歌与中国传统声乐、中国器乐、中国戏曲与曲艺音乐、文人音乐与宗教音乐等。

中国音乐的文化传统课程就是指在中华文化语境中涉及价值判断、审美评价、信仰等内容的课程，它是音乐文化的核心部分。这些课程有中国哲学、中国古典美学、中国艺术学、中国传统音乐美学、中国文化史、中国艺术史、中国民俗学与中国方言等。

世界音乐课程反映着当今国际音乐教育发展的总趋势。可以适当精简、统合目前以欧洲音乐为主的课程，增加属于真正文化意义上的世界音乐课程。其教学可按照地理区域。

多元系统理论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翻译文化学派;代表人物;理论要点

西方翻译理论研究发展至今，在其理论研究不断完善细化的同时也出现了几大转向，概括起来可分为以下几类：从规定性研究转向描述性研究，关注焦点从文本转向文本上下文，从作者转向读者，从原文本转向译文本，从文本的语言学层面转向文本的社会文化层面。在此大背景下，翻译的文化学派及其理论在西方学界越来越受到重视并逐渐成为西方翻译研究的主流。笼统地讲，文化学派在研究翻译时更关注翻译文本，翻译过程，翻译策略等所受到的外部文化社会的操控和影响。本文将对文化学派几位代表人物及其主要理论思想进行梳理性介绍。

詹姆斯・霍尔姆斯

詹姆斯・霍尔姆斯被认为是翻译研究学派的创始人，翻译文化学派的主要人物之一，他的主要贡献在于翻译学科建设方面。当人们还在争论翻译是否该被视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时霍尔姆斯就在其《翻译学的名与实》（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一文里提出了关于翻译学学科建设的构想，该文章也被普遍认为是翻译学科建设的奠基之作。[1]在文章中他探讨并阐述了诸如翻译学学科的命名，研究范围和划分等一系列学科基本问题，并提出了著名的翻译学的学科框架图。

塔玛・埃文-佐哈尔

以色列学者佐哈尔从观察翻译对社会的影响的角度于1979年首次提出多元系统（Polysystem Theory），他本人也被视为“翻译研究学派”的先驱之一。他认为，文化、语言文学、社会都不是由互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而是由相关的元素组成的系统。这些系统，又不是单一的系统，而是由多个相交甚至相迭的系统组成。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他创造了“多元系统”这个理论术语。所谓的“多元系统”，指的是社会中各种相关的系统――文学以及文学以外所有相关的系统的集成，用以解释该文化中全部的书写; 佐哈尔在阐述多元系统理论时，着重讨论了翻译作为多元系统中的一个系统在文学多元系统里所占的位置。[2]

吉迪恩・图里

吉迪恩・图里在对希伯来英语翻译文学进行大量描述性研究的基础上，发展了埃文・佐哈的多元系统理论和霍尔姆斯的描述性翻译理论，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描述翻译学理论和方法。图里不仅在理论上分析了描写研究对翻译研究学科的重要意义，而且在实践基础上对以经验方法进行的描写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总结。他认为只要在译入语文化读者眼里把一个文本视为翻译，它就是翻译，而不是说要翻译成什么样子才能称为翻译;图里因此提出翻译要以译入语为导向的观点，形成注重翻译的译语文化、译语文化特征与翻译的关系的研究方法。[3]描写研究在实际研究中积累丰富的事实根据，不仅对翻译行为做出详尽的描述和解释，从而有充足的根据做出合理的预测，而且为学科的理论建设奠定了基础。

安德烈・勒菲弗尔和苏珊・巴斯奈特

勒菲弗尔和巴斯奈同倡导翻译研究向文化回归，并合作出版了《文化构建―文学翻译论集》，将翻译纳入文化构建的大视野下。[4]勒菲弗尔主要考察的是意识形态对翻译文本的改写所施加的影响和操控。他（Lefevere，1992）指出，“翻译不仅是语言层次上的转换，它更是译者对原作所进行的文化层面上的改写”。[5]在勒菲弗尔（Lefevere，1992）看来，改写主要受内外两方面的限制：一是来自于文学系统的内部，由评论家、教师、翻译家等所组成的专业人士，他们关心的往往是诗学;另一个则来自于文学系统的外部，即拥有促进和阻止文学创作和翻译的权力的人和机构，即赞助人。赞助人感兴趣的通常是文学的意识形态。联系到翻译的问题上，影响翻译家翻译策略的主要有两个因素，即翻译家的意识形态（也许他支持这种意识形态，也许赞助人将这种意识形态强加于他）和当时文学界占主导地位的诗学。而巴斯奈特的翻译思想主要通过她对翻译研究的性质、翻译研究的范围、翻译研究的文化视线等方面的表述中体现出来。她认为，翻译决不是纯粹地语言行为，而是植根于有关文化深处的一种行为;翻译就是文化内部和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对等就是源语与目标语在文化功能上的对等。[6]

必须说明的是，每位代表人物的理论观点都能构成一个理论体系，每个体系也许会从多个角度有分别有侧重的进行阐释，因此限于篇幅只能列举其中一些代表人物的主要理论观点或其侧重点。但他们因同属文化学派，其理论必然会有相通或相似的地方，那就是不再从文本的语言学层面来研究翻译，而把翻译研究与外部世界各种因素联系起来去探讨翻译目的、策略、翻译文本的形成等与翻译活动相关的问题。有人批评文化学派脱离了翻译本体论研究，过于强调文化等因素对翻译的限制和影响，但文化学派的研究确实为翻译研究提出了新的研究方法并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范围。（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新联学院外语系）

参考文献：

[1]马士奎.詹姆斯・霍尔姆斯和他的翻译理论[J]. 上海翻译科技， 2004，（3）.

[2]孙文龙 周评.多元系统论与翻译研究[J]. US-China Foreign Language， 2005，（6）.

[3]单伟龙 于应机.传统译学研究的跨越：图里的描述翻译学研究[J].老区建设，2008，（12）.

[4]吴莎 屠国元.论中国近代翻译选材与意识形态的关系（1840-1919）[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7，（11）.

[5]Lefevere， A.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 London：Routledge， 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