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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指出,“我们决不可抛弃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恰恰相反,我们要很好地传承和弘扬,因为这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丢了这个‘根’和‘魂’,就没有根基了”[1];又说,“崇高信仰始终是我们党的强大精神支柱,人民群众始终是我们党的坚实执政基础。只要我们永不动摇信仰、永不脱离群众,我们就能无往而不胜”[2]。那么,如何在历史文化研究中体现党的群众路线、草根意识呢?《说齐》的出版也许有某种启发意义。张先生在本书的“前言”中写道:书名为什么选用一个“说”字?主要目的是“为了方便朋友们的理解”,作者选择了“以人(事)代史”的方法,即通过某些典型的人和事去反映、解读那段历史,这样可能更具体一点、更生动一点、也更容易接受一点”。本人以为,这就是一种群众路线的体现。作者在注重学术研究、强调科学性的同时,又在努力追求一种平易性、可读性,尽可能地将那段久远的、纷繁的历史剪裁得更精当一些、人物与事件关系更明确一些、读者接受起来更容易一些,所以,《说齐》不像有些历史书籍那样古板僵硬、生涩难懂、不易接受。然而,这无疑增加了创作难度,无形中考验着作者驾驭时空、驾驭史料和驾驭语言的能力。本人认为,长期以来历史文化研究最容易陷入两大误区:一是过分强调所谓“学术性”(有学者提出“学术为本”“、本本至上”),研究者一头扎进故纸堆,写出来的东西佶屈聱牙、晦涩难懂,大有一种“高处不胜寒”的感觉,因而读者面受到极大限制,其研究成果也就很难“落地生根”;二是将庄重、严肃的历史文化研究搞成了儿戏,“戏说”“、假说”的成分太多,更有甚者,无中生有、瞎编乱造、张冠李戴,让读者很不舒服(甚至有一种被愚弄、欺骗了的感觉),同样无法体现其“群众性”。张光兴先生也许充分考虑到了这一点,所以,他的《说齐》既不玩弄文字游戏、装腔作势、故作高明;也不油腔滑调、贫嘴贫舌、哗众取宠。看得出,作者在“尊重历史”、坚持“学术性”的同时,还在追求一种自然、轻松、平实的文风,努力将古老的齐文化尽可能地通俗化,从而赢得更多的读者,让他们在认识、了解齐文化的过程中受到教益和启发。比如,书中有多处引用了古人的诗词,作者没有一引了之,而是尽可能地将它们译成白话文,对生僻字还加了拼音,这是难能可贵的。
二、历史文化研究如何为现实服务
历史文化研究必须服务于社会、服务于民生,否则意义就会大打折扣,甚至失去生命力。而这类问题说起来似乎简单,实践中却是个不容易解决的大难题,因而,能把这一问题解决好具有普遍意义。近年来有一种现象,即一谈文化就必然要与经济“挂钩”,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似乎成了某些政府部门、社会团体的一种噱头。张光兴先生曾在多个研究会上指出“,这种提法并不科学”。他在《说齐》中就对“争名人”“、争死人”的不良风气提出批评“:随着各级政府、团体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争名人’似乎成为一种风气。……像诸葛亮被争过,老子被争过,李白被争过,后来发展到争董永,争大乔、小乔,争神话故事中的孙悟空,甚至争恶贯满盈的西门庆。……那么,他们为什么要争这些‘死人’呢?仅仅是出于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吗?我看未必。……(他们)实际是在利用这些‘名人’‘、死人’为自己谋利益———有的通过‘名人’效应去拉动GDP,还有的借宣传‘名人’之机暗地里抬高自己。这些变味的‘文化现象’,不光败坏了我们的文化传统,也是在作贱历史名人。”[3]63言外之意,真正的服务现实,不应该是这种“交易式”的,也不是那种“贴标签式”的,而是要深度地理解文化、把握现实,并提出独到的见解和主张。这可以说是《说齐》的一大亮点。《说齐》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副标题“齐人齐事一家言”。本人认为,这个“一家之言”是作者受了蒲松龄《聊斋志异》中“异史氏曰”的启发或影响而衍生出的“点睛之笔”“、神来之笔”。在这些“一家之言”中,作者紧紧联系当下社会现实,大胆“针砭时弊”,而作者的理论主张和学术见解也便寓于其中了。所以,每每读来大有蒲翁当年之遗风。比如,作者在第二十二章提出了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是谁亡了齐国”,并在“一家之言”中用很大篇幅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大家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可能会得出五花八门的结论,……我(还)有一个基本的观点,那就是齐人自己灭掉了齐国。”接下来,作者做了三点具体分析:“第一,没有解决好‘主流文化’与‘核心价值观’问题。”当时在齐国,由于“黄老之学的盛行和邹衍等人阴阳五行学说的蔓延,严重扭曲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很多人为了得道成仙、长生不老,放下手里的农活不干,一天到晚空谈那些没用的东西,即所谓‘燕齐之士,释锄耒(音lěi),争言神仙方士’。……在这个问题上,黄老之学与主张‘入世’、强调‘事功’的儒家学派形成鲜明对比。其结果,直接影响了齐国的主流文化与价值取向。最终,导致了齐国人精神的沦落”;“第二,统治者尤其是上层统治集团内部的腐败”(略)“;第三,社会风气的腐败”(略)。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作者明确提出“:目前,我们也处在一个文化多元化、价值取向多样化的时代,尤其是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各国、各地区之间的交流日益增多,各种文化之间交融、渗透、碰撞、摩擦也会日益频繁和复杂,从而催生了各种各样的思潮与学派,这是一种潮流和趋势,谁也不可能改变。但是,我们可以选择———选择自己的主流文化,选择自己的核心价值观。”这些分析,不仅体现了作者独到的见解,也与当前的社会现实有着极密切的联系。严格来讲,有些“一家之言”已经超出了齐文化的研究范畴。也许正因为如此,才使得该书有了更为广泛的、现实的社会意义。
三、历史文化研究如何做到既尊重历史与体现研究者的意志
沁河中游的文化遗产极其丰富,有着厚重的历史积淀和灿烂的文化遗存。就现实情况来说,很多文化遗产只是自然保留下来的,而不是保护下来的,沁河中游的遗产保护不甚乐观。
1)保护资金的严重缺乏与保护主体的缺位。保护与维修资金的缺乏是沁河中游地区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最大难题。长期以来,资金短缺一直是我国文物保护事业发展的瓶颈之一。现有的文物保护资金投入在范围上仅仅覆盖国有文物、文物管理部门所属保护单位,而大批非文物管理部门所属的文物保护单位,除少量的特殊情况之外,基本上得不到财政资金的投入。此外,市场价值的提高和经济利益的驱使,古村落民居随时都有被破坏的可能。大多数的古村落民居尚未列入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其古民居产权还属于私人所有,政府以及文保部门未能直接管理,状态微妙。
2)开发利用严重不足,制约了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旅游开发是现在文化遗产再利用中运用最为普遍的方式。在沁河中游地区遗产保护中,其开发与利用严重不足。尽管其有丰富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但与晋中其他地区(例如平遥古城和日升昌票号、乔家大院等代表性景点)相比相差甚远。目前除了阳城县的皇城相府经过皇城村的挖掘与包装,通过建立集“煤炭开采、旅游开发、生物制药、生态农业”于一体的集团公司———皇城相府集团,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外,其他众多的古村镇还普遍未能开发利用。
3)缺乏有效的推动手段,社会民间的力量参与和挖掘不足。在沁河中游地区遗产保护的约束因素中,值得注意的是缺乏有效的推动手段,政府对文化旅游潜在的价值认识不足,在旅游开发和宣传上同样十分保守。未能结合地域的遗产特点进行包装与筹措社会及企业资金,还未及时地出台相关优惠政策来吸引社会和个人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投入。在社会与民间参与层面,也没有充分发挥社会各方对文化遗产保护的积极性。在遗产保护实践中,很少去真正关心古镇原住居民的意愿。居民参与还未充分展开,导致丰富的民俗活动与遗产保护无甚关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没有与旅游开发结合起来。
2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思路与策略
2.1基本思路:吸引与激励各类保护主体的分类保护策略保护主体的缺位,维修资金的短缺,传统艺人的萎缩直接加速了历史文化遗产的衰亡。因此,除了要加强历史文化遗产的“输血”、积极地进行“造血”外,丰富和保持历史文化遗产活力的社区再造与重塑是当前保护研究不得不面对的议题。在财政资金捉襟见肘的现实下,最有效的保护办法就是在再利用中创造“增值空间”,并以“人”为本,顺应社区发展趋势,发挥社区自主性和能动性,形成“以用促保”的良性循环。将文化遗产按照自身区位特点以及文化资源特色,因地制宜,藉由不同的动力机制,选取适于自身发展的保护模式。
2.2中游地区古村镇保护的模式———综合利用模式与社区营造针对沁河中游地区具有区位和文化旅游双重优势的文保与古村镇,可利用其创造更高的利用价值与旅游收入的潜力,加大历史遗产的综合利用效能,透过社区营造凝聚共识,力促历史文化遗产的持久保护。可沿用市场的原则,先期使基础设施条件得到改善并具备营业条件,再吸引企业、社会团体与个人参与。一方面,可通过部分古民居的功能置换,改变原有建筑的用途,进行重新整合,实现空间再利用的增值;另一方面,可积极利用其旅游优势,创新与丰富旅游产品,发展旅游服务产业,作为大区域旅游的有益补充。实现从“输血”到“造血”功能的转化,形成经济发展与历史保护的良性循环。此种保护模式,宜以发展的眼光,形成开放的社区结构,集合社区人力资源,积极培育社会资本,透过社区总体营造凝聚共识,推动非政府机构、社会团体、文化人士以及个人的参与,扩大区域影响力,防止再利用过程中的过度商业化,以迎合聚落的传承与发展[2]。
2.3保护策略1)积极争取各类资金,创设遗产保护基金,加大保护投入力度。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健康稳定的资金保障体系一般会有多种资金来源形式,主要包括政府补贴、各类基金支持、民间团体投资、村镇居民自筹、发展文化服务业等形式。随着中央财政对文物保护经费的专项资金投入逐年快速增长,为文物保护工程的顺利开展提供了重要的经济基础。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和成熟,私人或团体参与文化遗产保护投资成为重要趋势,沁河中游地区可在充分把握国内外遗产保护发展趋势的基础上,争取新增中央财政支持文化遗产事业专项,积极争取筹集或创立遗产保护基金,加强与国际及国内文物研究组织、文博机构的交流与合作,为地区丰富的遗产提供资金保障。2)充分调动社区的积极性,加强合作与交流,培育地域活力。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中的社区参与上,要逐步构建形成自发的“自下而上”的保护机制,可以利用各种优势力量,构建相互之间的协作关系,建立基于民间力量的保护机制。3)激励与吸引民间及社团的关注与投入,加快遗产再利用的步伐。
人们往往有这样的感受,某些有特色的城市会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并能引发一种精神上的慰藉,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环境感受、城市标识、空间色彩,甚至某些细节还印在脑海中。中国城市特色明显,不同的人工构成物都可构成城市的不同特色。不过,随着某些城市的过度开发,其出现了特色不明、趋同的现象。城市飞速发展,成为一个巨大的综合体,重塑城市形象、整合城市功能显得迫在眉睫。因此,做好公共艺术设计,对塑造城市形象、改善城市环境、提升城市品位、打造城市特色有着重要的作用。
二、益阳市历史文化脉络分析
作为湘北洞庭湖区域重要城市之一的益阳,背靠雪峰山,怀抱洞庭湖,是“长株潭”城市群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古以来就有“鱼米之乡”的美称,也是湖南农业比重较大的城市。在“绿色发展”理念背景下,益阳市在经济、人文、城市面貌、品牌创建等方面面临巨大的机遇和挑战。益阳市内名胜古迹裴公亭上有一幅楹联“裴亭有色树添色,资水无香士溢香”,它印证了益阳自古以来就“因广木而彰声,因人杰而地灵”的区域特质。近年来,益阳努力围绕“绿色发展”这一主题,在建设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背景下,把山、水、林与湖湘文化结合起来,以生态、环保为目的,打造市民宜居的生态之都,以期最终将益阳建设成为生态宜居的现代化山水城市。
三、益阳市公共艺术设计分析
公共艺术以多种艺术形式存在于城市空间,雕塑、壁画作为早期的艺术形式对城市起着装饰作用,内容也往往反映城市的历史文化、人文背景,公共设施更是为方便市民生活而慢慢发展起来。长期以来,市民对于益阳市的印象,大多是一些地方缺乏良好的规划,如一些街道、小区、公园广场等,出现一些脏、乱、差等问题,道路、公共健身设施需要维护等。因此,要为市民创造一个美的环境,就要尽量改善这样的现状。第一,公共艺术设计除了设计人们了解的城市雕塑、壁画、公共设施、绿化外,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公共艺术观念应该深入城市建设以及市民审美精神层面。公共艺术并不是简单在公共空间加几个雕塑、设施之类的艺术品就可以了,城市公共艺术最终应该追求人、环境、艺术的和谐,应该与市内建筑、绿化、历史、人文环境等发生对应关系,设计者要根据整体的环境规划设计公共设施,将周围景观要素的形态、色彩以及环境统一考虑,发挥自然特色,增加景观设计,借此提升城市的形象和品位。第二,从城市雕塑艺术方面说,益阳目前没有一件经典的、标志性的城市雕塑作为形象代表。城市雕塑就像城市的眼睛,如,说起纽约,大家都会想到典雅的自由女神像;说起美人鱼雕塑,大家都会想到浪漫柔美、充满童话色彩的哥本哈根……这些标志性的雕塑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既是经典造型,又成为该城市的地标形象之一。益阳作为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古城,也应该结合本地鲜明的人文特色,如桃花江传说、竹文化、蚩尤与梅山文化,创作原创性经典雕塑形象以代表益阳的形象。第三,市内的公共设施需更加完善并服务于大众。益阳城市公共设施存在配套不足的现象,部分公共设施存在安全隐患以及盲目引进、照搬、过于程式化的问题,一些地方的无障碍公共设施成为摆设,人性化设计不足,这些城市建设中的细节影响着城市的形象。一座城市的文明,往往体现在这些方便于民的细节之中,这些细节如果做不好,会破坏城市在人们心目中的整体印象,更谈不上绿色宜居。在考虑设计公共环境设施的时候,设计者应从功能、审美角度出发,从人的需求出发,设计出能引发市民共鸣的好作品。同时,还要因地制宜,根据本地的环境、风土人情、地方特色规划公共设施,以形成当地的风格特征,引起市民对地域的热爱。目前,国内众多城市已充分意识到公共艺术的重要性,积极通过公共艺术设计改善城市环境氛围。益阳也应该紧跟时代的步伐,根据本市的实际发展情况,把自身打造成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城市品牌,提升城市的知名度,打造成绿色宜居城市,重塑绿色特色、生态特色的新形象。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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