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论文范文

历史人物论文范文第1篇

对历史人物，应根据他们对历史发展、社会进步在客观上所起的推动或阻碍作用，对人民有利还是有害而予以肯定或否定，这是评价历史人物的基本标准。只有明确标准，才能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正确地评价历史人物。

二、评价历史人物的重要前提

1．严格的历史性

列宁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列宁全集》第20卷第401页）。这就是说，评价历史人物时一定要把人物放在他所处的历史条件下来进行，决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现实。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一些错误倾向：①用今天的标准去苛求古人，如认为韩非子主张君主专制的观点是反动的等等；②对历史人物的局限性估计不足，不妥当地拔高、颂扬古人，把古人现代化；③把古人与今人简单类比，牵强附会。因此，在中学历史教学中一定要提醒学生，使他们认识到历史背景的重要性，以历史背景、时代特征为突破口，对历史人物进行评价。

2．科学的阶级性

一般来讲，历史人物是生活在阶级社会之中的，因此，对历史人物还应进行科学的阶级性的分析。这就要求评价历史人物时，既要看历史人物的出身，更要看历史人物是为哪个阶级服务的，对哪个阶级有利，同时还应注意历史人物的复杂性。绝不能简单化，唯成分论，一刀切。如对封建统冶阶级中的历史人物全盘否定，对农民阶级中的历史人物完全肯定（这是中学生评价人物时最容易犯的错误）。要避免这种错误，教师就应向学生讲清两点：①阶级是不会改变的，但个人是可以转变的。列宁说“阶级是各不相同的”，但“个别人可以从一个阶级自由地转到另一个阶级”（《列宁全集》第24卷第55页）。例如，佃农出身的朱元璋在元末农民战争中参加了郭子兴的红巾军，后来他领导这支队伍，了元朝在全国的统治，建立了明朝，做了皇帝。朱元璋本人也就由农民阶级转化为地主阶级了。②相同阶级出身的人可以走完全不同的政治道路。例如，郑芝龙曾拥立过南明唐王政权，后来又投降了清军，而他的儿子郑成功却在东南沿海继续坚持抗清斗争。再如，宋庆龄和宋美龄（有关的电视剧中学生是很熟悉的）政治道路也不相同。“她兄弟三人、姐妹三人就出了她一个革命的，不能因为她妹妹是的妻子就要打倒她”（《选集》下卷第452页）。

3．充分的全面性

“评价人物和历史，都要提倡全面的科学的观点，防止片面性和感情用事，这才符合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文选第208页）。因此，评价历史人物要用矛盾的眼光看待历史人物，要重视必然性和偶然性之间的关系等（张文玲同志在文中对此作了精辟的论说）。下面，笔者再补充两点。①评价历史人物应注意其个性特点，如品质、气节、修养、性格等。因为在相似的历史条件下，地位相近的历史人物，他们的表现和作用并不完全相同。如，同是封建帝王，隋炀帝气度狭隘，对一些才能突出的诗人也要杀之而后快；唐太宗则胸怀宽广，善于纳谏。再如，左宗棠和李鸿章，都是洋务派的代表人物，都是清朝政府的大员，但在收复新疆问题上两人观点截然对立。当然，个性特点并不是评价历史人物的主要标准，主要标准是看历史人物对历史所起的作用。例如，武则天虽然大肆杀戮李唐宗室，招收男宠，但她统治期间社会经济继续发展，因此，郭沫若才会对其给予“政启开元，治宏贞观”的高度评价。②应注意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之间的关系。历史人物行动的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往往并不一致。如，秦始皇建立郡县制为的是使他的统治“传之万世”，但客观上中央集权制的建立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二千年之政，秦政也”（《谭嗣同全集·仁学》）。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为的是联络大月氏夹击匈奴，解除匈奴的威胁，却加强了民族间的联系，开辟了丝绸之路。因此，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应该把动机和效果结合起来，只有以客观效果为主要依据，同时结合主观动机，才能对人物进行辩证的全面的分析。如果只强调效果，忽略动机，对学生就起不到良好的思想品德教育。

三、评价历史人物的两种基本方法

1．分阶段评价对历史人物可根据其一生活动的主要阶段进行评价。如梁启超，中学历史课本主要介绍了三个阶段的活动情况：①维新变法时期：宣传变法，参与变法，应肯定；②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坚持保皇立场，反对革命，应否定；③袁世凯复辟帝制时期：发表文章，反对袁世凯称帝，应肯定。

2．分方面评价对历史人物也可以根据其一生活动的不同方面进行评价。如唐太宗，我们可以从政治（三省六部制）、经济（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思想文化（科举制，设立国家史馆和分科较细的医学校）、民族关系（文成公主进藏）、对外关系（派使者到天竺学习熬糖法）等方面，对其丰富多彩的活动进行总结，做出正确的评价。

四、操作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应灵活操作在中学历史教学中，教师应根据具体情况灵活操作。既可以根据讲课的进度评价不同时期的历史人物，也可以把历史人物的评价作为专题进行系统的讲解。不论采用哪一种方法，都必须遵循一个根本目的：历史人物的评价要服从、服务于中学历史教学，“要让学生通过评价人物了解一个时代”（张文玲同志文），决不能为了人物而人物，任意增加课本中没有提到的人物和材料，而且，在讲解时不必逐个评价，而是将历史人物分为类别（如政治家、思想家等），每一类别重点评价一二个历史人物作为示例就可以了。这样，既能节省教师的时间，也能让学生有“人”可评。

2．应强调用词的准确性在评价历史人物时中学生最普遍的毛病就是用词不当。如认为唐太宗是个“好人”、“君子”、“谦虚的人”，认为岳飞抵抗了金的“侵略”，是“中华民族的英雄”等等。要纠正这种错误，一方面，教师要引导学生熟记课文，如课文中对岳飞的评价是“南宋最杰出的抗金将领”，另一方面还要将教材讲深讲透，告诉学生，宋金之间的战争是中华民族内部的战争，这种战争有正义和非正义的区别，而没有侵略和被侵略的关系。“至于各族人民共同承认的民族英雄，那要在维护国家统一，抵御外来侵略的历史条件下才能出现”（翦伯赞《关于处理中国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

历史人物论文范文第2篇

历史教材中最侧重的是重要历史人物的历史活动，我们在课堂教学中可以针对某一片段或者某一环节来对人物进行教学，甚至可以整节课都以人物为线索进行。

（一）以历史事件带出历史人物

在教学中教师要认真考虑为了深入学习某段历史应突出哪些人的思想和活动，对“历史人物”进行深度挖掘。人教版八年级上册《难忘九一八》一课，课标要求如下：简述九一八事变的史实；知道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开始了局部抗战；了解西安事变的概况；认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历史作用。该课两大历史事件展示20世纪30年代中国局部抗战的开始和全面抗战兴起之前国内局势的重大危机。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中国近代史上短短六年时间里，无数风云人物纵横舞台，而选择张学良来“鲜活”本课，因为无论是九一八事变，还是西安事变，张学良都是事件之主角。1931－1936年，这短短的几年光阴，堪称是张学良百年生涯中最为波澜壮阔、起伏跌宕的时期。而他的转变与经历恰恰代表着当时大多数中国人的转变与经历。他是这一时期的历史人物中最具代表性人物之一。在教学中，对于他的深入学习，可以起到“以一挡百”的作用。鉴于此，张学良的做人行事方面，给后人的启示或经验是什么？张学良这一时期在社会层面“被舆论”的重大反差，给后人的历史启示又是什么？这是我们在授课中可以给学生预铺设的问题，便于学生思考。其次，要引导学生从历史的时代背景出发，用历史人物生活时代的思想、态度去体会历史人物的所思、所为，不能站在今天，用现代人的眼光来观察历史问题，得出不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通过事件和平解决，促成内战结束、政府领导抗战，故为民族危机扭转创造了契机，事变的和平解决之作用也就在此。让学生通过史料比较，从理解层面得出事变和平处理的作用，通过历史事件“丰满了人物”。

（二）以历史人物带出历史事件

教育部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中强调:“改革课程过于注重知识传授的倾向，强调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使获得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的过程同时成为学会学习和形成正确价值观的过程。”如何在历史教学中进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德育功能渗透？我对人教版八年级下册三、四单元进行整合，以世纪伟人邓小平为人物依托，引导学生回顾邓小平在革命战争年代和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相应史实，以人物为“点”，带出不同时期的历史事件：如革命年代邓小平的功绩、改革开放、“一国两制”构想、港澳的成功回归，扩展到众多历史事件这些“面”，体验和感悟历史事件的同时对伟人身上的精神品质进行参悟，在历史课堂上引领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进一步培养学生的爱国和创新意识，切实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切实加强历史课的育人和德育渗透功能。

二、达到情感、态度、价值观层面的追求是人物教学的终极目标

历史人物论文范文第3篇

首先看看钟繇的史料：魏钟繇，字元常，少随刘胜入抱犊山学书三年，遂与魏太祖、邯郸淳、韦诞等议用笔。繇乃问诞蔡伯喈笔法于韦诞，诞惜不与，乃自捶胸呕血。太祖以五灵丹救之得活，及诞死，繇令盗掘其墓，遂得之，由是繇笔法更妙。繇精思学书，卧画被穿过表，如厕终日忘归，每见万类，皆书象之。繇善三色书，最妙者八分。据此讲解，可帮助学生认识到钟繇是三国时期曹操身边的红人，官至太尉，而其人又嗜书如命。一个于生活中时时刻刻沉浸于书法中不可自拔，且不惜性命、礼数去迷恋书法的人物形象可以通过这个材料活灵活现地展现在众人眼前。然后又导出与其并称“钟、王”，且名气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王羲之。时太尉郗鑒使门生求女婿于导，导今就东厢遍觀子弟。门生归，谓鑒曰:“王氏诸少并佳，然闻信至，成自矜持，唯一人在东床坦腹食，独若不闻。”鑒曰:“正此佳婿邪！”访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学生由《晋书》这段记载可以感受到王羲之狂放不羁的坦荡个性。他面对太尉的选婿活动毫不在意，与其他人矜持相反的是，他依旧不拘小节地坦胸露腹吃喝。然而正是他这样率真越礼的行为博取了太尉的青睐，从而结下一段姻缘。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晋代名士非常推崇“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玄学思想。总此二则材料，“钟、王”二人的人物性格、特点就非常鲜明地呈现于学生面前，这种由事见人的方式让学生更清晰地了解历史人物的年代、性情与喜好。如通过材料可以清楚看出钟繇是曹魏时期的人物，而王義之则是东晋王氏家族的一员。学生因此对二人形成了自己的认识及区別认知，这都得益于史料对历史人物性格特征的充分展现。

二、紧密联系课文内容，精选典故

史书上的历史人物一般人生经历丰富多彩，留于后人研究的资料众多，不可能将无关紧要的材料都于课堂上胡乱罗列一遍，不然只会取得适得其反的教学效果。宋苏轼于诗、文、书、画各方面皆有极高造诣，不可能在课堂上都一一道来，应当有针对性地精选与课文内容密切相关的典故以对其进行分析讲解。按课标的要求，教学目标除了让学生了解历史人物的特性外，还要知道书法家的一些代表作品。比如精选《新唐书》的史料来解读欧阳询：貌寝侻，敏悟绝人。……询初仿王義之书，后险劲过之，因自名其体。尺牍所传，人以为法。高丽尝遣使求之，帝叹曰：“彼观其书，固谓形貌魁梧邪？”尝行见索靖所书碑，观之，去数步复返，及疲，乃布坐，至宿其傍，三日乃得去。其所嗜娄此。从史料可让学生得知：欧阳询容貌一般，学书于王羲之而名扬海内外，又极为迷恋书法等。由唐太宗“观其书，固谓其形貌魁梧邪”语，引导学生观赏欧阳询书法作品究竟如何挺拔俊逸，让学生观赏课本欧阳询影印书法作品《九成宫温泉铭》，欣赏过程中给学生讲解该作何以被誉为天下第一楷书。《九成宫温泉铭》有三绝：一是其文歌颂之人乃天下第一明君唐太宗李世民；二是该文是千古诤臣魏征所撰写；三是欧阳询所书。如此讲述，让学生对欧阳询其人其作都有了形象具体的认识，从而避免了死记硬背知识点的弊端。同样方法也适用于介绍颜真卿及其行书作品《祭侄文稿》(课文有影印图像)，还可结合作品创作背景对安史之乱的知识点作简要复习。讲解行书就不得不提王羲之传世之作《兰亭序》。先引导学生欣赏课文中影印《兰亭序》的艺术特点，提醒他们赏习之余留心文中作品旁注明的“摹本”二字，从而提出问题：王羲之书法作品《兰亭序》的真迹为什么没有流传下来，究竟真迹经历了什么样的遭遇？再选用史料向学生加以说明。王羲之《兰亭序》，僧智永(王羲之四世孙)弟子辩才尝于寝房伏梁上鑿为暗槛，以贮《兰亭》，保惜贵重，于师在日。贞观中，太宗以听政之暇锐志习书，临羲之真草，书贴购募备尽，唯未得《兰亭》，寻讨此书，知在辨才之所……此僧耆年又无所用，若得一智略之士设谋取之必获……始苏翼便驰驿南发至都奉御，太宗大悦……帝命供奉拓人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课本中的摹本作者)、诸葛真等四人各拓数本以赐皇太子诸王近臣。贞观二十三年圣躬不豫，幸玉华宫含风殿，临崩谓高宗:“吾欲从汝求一物，汝诫孝也，岂能违吾心！即汝意何如？”高宗哽咽流涕引耳听受制命，太宗曰:“吾所欲得《兰亭》可与我将去，随仙驾入玄官矣。”今赵模等所拓者，一本尚值钱数万也。由以上材料可知《兰亭序》真迹的神奇经历。唐太宗从僧辨才手中诳得真迹，将其作为陪葬品带入昭陵中去了，传于后世的不过是唐代名家钩摹之作。引用这样富于传奇色彩的典故给学生讲解《兰亭序》收藏史，可以让学生更深入地体会《兰亭序》的艺术价值，并且能从侧面反映出王羲之对唐代书风的影响。与此同时，应当提醒学生思考：统治者的书法喜好是否会影响学界书风。王羲之其子王献之也是书法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家，世称“二王”，《晋书》对二人的用笔及逸事多有描绘。可用影像展示对比王羲之《兰亭序》和王献之《中秋帖》、《鸭头丸帖》各自的书法艺术特点。学生可在视觉冲击下汲取历史知识，了解“二王”。宋四家之一的米芾是“二王”的忠实推崇者，《宋书》载其：“特妙于翰墨，沈著飞扬，得王献之笔意……自名一家，尤工临移，至乱真不可辨，精于鉴裁，遇古器物则极力求取，必得乃已。”再举事例向学生说明米芾是如何“遇古器物则极力求取，必得乃已”，让学生明白其人的可爱性格。米元章(米芾字元章)在真州，尝谒蔡攸于舟中，攸出右军《王略帖》示之，元章惊叹，以他画相易，攸有难色。元章曰:“若不见从，某即投此江死矣！”因大呼据船舷欲堕，攸遂与之。以《蜀素帖》不朽于后世的大书画家竟无赖至此，难怪时人称其为“米癫”。应用这样的典故进行讲解，学生对米芾鲜明的人物性格便会有很深的体会。选用与课文内容紧密相关的史料讲解历史人物形象，能在紧扣课本知识点的前提下，更好地理解历史人物的各方面情况。

三、妙用幽默典故，吸引学生注意

历史人物论文范文第4篇

历史学与史料

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来考察人类社会的历史，首要的工作就是搜集，整理和鉴定各种史料。史料，也称历史资料，指的是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所遗留下来的，便于人们了解和研究历史过程的痕迹。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和研究都离不开史料。史料的范围很广阔，大致可以分为实物、口碑和文献。实物史料是指那些能够明确反映和传递历史信息的物体，包括各类遗物、遗址、建筑、墓碑、雕塑等。口碑史料，也称口述史料，是指通过人们口头相传继承下来的人类的言行。文献史料上指人类的文字记录或文字材料，包括史书、思想或学术著作、文学作品、报刊杂志、外国人的著述等。

这些大量的史料都是对历史的反映，但是能够得到反映的历史远非全面。傅斯年提出著名论调“历史学即史料学”，引起史学家们对历史学的思考。各种史料的完备对正确描述历史现象，取得科学的结论和观点有极大的帮助。然而，我们强调史料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史料可以代替史学“，历史学即史料学”这种观点显而易见是不正确的。史料只是历史研究的起点，历史学是通过史料来研究过去的社会。但是史料并非是透明的，并不是对历史现象的直接反映，要透过史料来认识历史现象，历史学家的主观能动性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史学工作者在运用史料的过程中，总是同一定的史观相联系的。因此，历史研究就必须做到运用马克思主义史料学来获得真实可靠的史料，并且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这样才是科学的历史学。

“史论结合”观点概述

历史学的基本特点是———史论结合，它是历史教学中必须要坚持的基本原则。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高度分析具体的历史现象，揭示其内在的本质和规律的过程就是“史论结合”的过程。“史”是指史料、史实，即研究历史的资料和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论”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分析史料得出的结论。然而，两者之间关系如何，史学界也一直有不同的看法。

有人提出“重史轻论”、“唯史料学”，这种观点明显具有经验主义倾向。仅仅依靠史料来进行史学研究，忽视历史学的客观规律性，拒绝从史料中探求历史现象的内在联系及其实质的看法是错误的。史料学对于历史研究来说是一门辅助学科，如何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搜集、整理、审查真实可靠有用的史料，仅仅是历史研究的第一步，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分析总结历史学的一般规律才是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

另一方面，有人提出“重论轻史”、“以论带史”的观点，同样也是片面的、脱离实际，犯了教条主义。研究历史必须从实实在在的史实出发，没有对史实进行分析就得出结论是不对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科学的理论，但科学的理论也是从客观真实存在的事实中总结归纳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不但不排斥史料，反而十分的重视史料的作用，只有充分的掌握大量的史料才能进行历史研究。

因此，“史”和“论”都很重要，缺一不可，二者应该是统一的，不应该割裂开来。“史论结合”，说得具体一点就是理论和史料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史学承认理论的指导作用，运用科学的理论为我们指出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有了正确的理论指导，才能研究具体的历史问题，与历史实际相结合，搜集、整理、分析大量的历史资料，从而揭示历史真相，阐明客观的发展规律，总结经验教训，指导社会实践。由此可见，史论结合才是我们研究历史要坚持的正确原则和方法。

中学教学中坚持“史论结合”

“史论结合”具体来说就是史实、材料与观点、结论的统一，是历史教学的一种方法，加强“史论结合”的教学对培养学生历史思维能力有着重要的作用；“史论结合”也是学习历史必须掌握的一种能力，我们中学教师应该在日常历史教学过程中注意加强“史论结合”的方法，提高学生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

历史人物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　唯物吏观　历史理论　史学理论

[中图分类号]K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8)12－0115－09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有了长足发展，其中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形成。史学工作者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立足于中国历史实际和史学实际。着眼于当代中国的发展，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逐步形成了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并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综观史学界改革开放以来的史学理论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六方面的理论成就值得关注。

一、对唯物史观内涵和外延的新阐发

史学界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并不相同，反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处的不同发展阶段和学术创新历程。关于唯物史观的研究，大致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对唯物史观的重新解读、90年代的学术创新以及21世纪以来的学术反思和展望等三个阶段。在这一过程中，学术界对唯物史观的认识更加全面系统和深入，把唯物史观视为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克服了教条主义、公式化的理解，恢复了唯物史观的生机和活力。由从过去主要关注阶级以及不同阶级之间的斗争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从关注阶级斗争史发展到更加关注社会生产力、关注经济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充分肯定了社会生产力、社会生产者以及科学技术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推动作用。

第一阶段，20世纪80年代对唯物史观的重新解读。从葛懋春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开始。史学界出现了编写历史学概论的热潮，其实质乃是主张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对历史研究工作自身理论进行探索，主要表现形式则是对唯物史观的重新认识和解读。葛懋春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和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比较典型地反映出20世纪80年代史学界对历史理论的探索情况，可视为这一阶段代表性的著作。前者着重历史科学理论的探讨，强调社会矛盾运动、阶级分析法、历史主义、民族关系等历史科学的理论问题，强调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普遍指导作用；后者则从中国史学史的角度。立足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发展的实际，梳理总结出中国史学的基本范畴。在同样强调唯物史观指导作用的同时，更强调了史观、史料、文献学、目录学、史书编纂、历史文学等颇有中国色彩的基本史学理论范畴，其实质同样是探索历史学的理论体系。从过去过分关注阶级和阶级斗争，转向重视考察社会的经济发展、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的改变。但是，对阶级斗争、阶级分析方法并未见根本改变，在克服教条主义的同时。仍不免存留着“左”倾思潮的痕迹。冰河已经解冻，史流继续向前涌动，史学界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和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讲话》等文献作出了新的诠释和解读，主要提法有：1、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论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坚持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整个社会关系的历史一元论。2、人类历史始终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的推动下前进的；这种矛盾运动在原始公社解体以后，则表现为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3、尽管人类历史的内容和现象纷繁复杂，但它却是按照其固有的规律曲折地向前发展的；4、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理论，不仅指明了研究历史的唯一正确途径，而且提供了研究历史的唯一科学方法。1984年9月，全国唯物史观形成问题学术讨论会在安徽黄山市举行，该会真实地反映出当时理论探讨的热烈情景。吕振羽、谢本书、蒋大椿、叶汝贤、郑观卫、苏凤捷等人的观点值得关注。

在第二阶段的认识过程中，历史创造者问题、历史发展动力问题、五种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问题、人民群众、地理环境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问题等，这些学术问题的热烈争鸣，反映出学术界对唯物史观丰富内涵的深入挖掘，新见频出。蒋大椿在《唯物史观与史学》一书中对唯物史观及其与史学的关系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他将唯物史观的核心归纳为：1、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不以研究者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发展过程；2、人类社会及其构成部分均以总体的体系的方式存在；3、在不以研究者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过程中，一切社会历史因素都是相互作用的；4、人类社会是运动的、发展的，显现为历史过程。构成历史过程的各种社会现象，也是运动的、发展的；5、社会历史事物的发展变化，有进化的和革命的两种形式；6、社会历史事物发展的根源，在于它的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7、在客观的历史进程中。环境创造了人，人又创造了环境；8、社会历史研究不是一个消极的反映过程，而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辩证过程。此外，宁可、林甘泉、漆侠等学者均对唯物史观及其具体内容进行了再认识。强调社会生产力对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已成学术界的共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不再是高高在上而是被放在一个较为恰当的位置，对唯物史观的理解也不再是简单的一两句话，而是作为一个体系，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系统地、全面地、联系地考察历史的运动变化过程，成为此期理论创新的亮点。

第三阶段唯物史观研究的主要特色是反思和展望。步入新世纪以来，史学家对唯物史观的认识更加理性化。已不再局限于经典文献的个别章句及其诠释，也不再引经据典地打经典仗，而是把唯物史观作为一个开放的、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从历史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和解决问题。更体现出了一种发展和创新的精神，体现出一种构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的自觉意识。如李文海考察了唯物史观给史学带来的巨大转变：1、把历史从过去主要描述政治兴衰、王朝更替的所谓“相斫书”，转变成把社会作为一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统一的有机整体进行研究的历史过程；2、把历史发展从过去看作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循环往复过程，转变成看作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有客观规律可循的历史过程；3、把历史从过去的“帝王将相的家谱”，转变成以人民群众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为主体，同时也充分重视杰出人物的作用和各种社会合力共同进行的创造性活动；4、对于思想、文化等精神活动和精神成果，改变了过去从观念到观念、就精神论精神的研究方法，把社会意识看作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把思想、观念、意识的产生、发展和变化，同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紧紧地联系起来。瞿林东认为人们坚持唯物史观是因为它的真理性优势，并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唯物史观怎样推动了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一)唯物史观要求研究整体历史；(二)唯物史观告诉人们历史是个有序的自然发展过程，而对历史规律的探讨才成为可能；(三)唯物史观要求人们用辩证的观点、方法看待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四)唯物史观最鲜明地提出了

人民群众对于推动历史发展的巨大作用。

于沛在《21世纪唯物史观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中指出：“加强唯物史观的研究，坚持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对发展和繁荣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不同的历史观决定了不同的历史认识路线，直接关系到历史学科学认识功能和社会功能实现的程度。重视历史资源的开发，认真研究和学习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是时代的呼唤。这是和加强民族的凝聚力、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在复杂的国际竞争中保持民族的自信心和文化的独立性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但其前提是这种学习和研究都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进行。否则，一切就都会走向反面。”朱佳木在《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加强对唯物史观的理论研究是史学理论工作者的历史使命》中则指出了唯物史观研究的趋势和方向。蒋大椿在《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上发表《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一文，提出超越唯物史观、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问题，认为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存在严重理论缺陷，必须被超越，这一观点引起了史学界的注意。2001年11月，“唯物史观与21世纪中国史学研讨会”在北京举行。2002年4月，“唯物史观与社会科学研究研讨会”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2007年10月，“唯物史观与历史评价”学术对话会在复旦大学召开。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界对唯物史观进行了新的诠释和开掘。既充分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科学性和在历史研究中的指导地位，又与时俱进地发展了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和多重含义。把握唯物史观的精髓，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历史研究实际相结合，并进行创造性地发挥，使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点，这本身就是唯物史观的态度。

二、历史理论的探讨深化了对中国历史特点的认识

随着史学界对唯物史观认识的深入，人们对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理论问题即历史理论的认识也逐步深化。把唯物史观与历史理论区别开来是历史研究的一大进步。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在建国后到‘’结束这段时间内，史学界(含史学理论界)存在着一个认识的严重误区：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历史过程的理论等于史学理论，即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史学理论，核心就是阶级的观点斗争的观点，把唯物主义的普遍原理等同于具体的史学理论和方法。使其在地位上低格化、理解上简单化、运用上教条化。”这种认识上的自觉直接促进了理论研究的发展。区分“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及其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是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开始形成的标志之一。

《历史研究》编辑部编的《建国以来史学理论问题讨论举要》，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问题作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在历史理论方面探讨的主要问题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问题；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古史分期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偶然性和选择性；地理环境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历史的创造者和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历史科学的社会功能；历史人物评价标准；如何认识爱国主义与民族英雄问题；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中国文化的结构问题；中国近代史的学科体系和历史分期问题等。这些问题大部分承续了1949－1966年间史学界的老问题，但都在新时期新形势下进行了新的阐发，推动了对中国历史进程中重大问题的深入研究，深化了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特点的认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历史依据。

自1983年葛懋春主编《历史科学概论》和白寿彝主编《史学概论》先后出版以来，至1999年陈启能等所著《马克思主义史学新探》出版，其间出版的同类著作或教材近20种。这些著作几乎涉及到史学领域的所有理论问题，史学理论大有形成一门学科的趋势。史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还出现了一股“史学概论”热潮。质言之，此期有关史学理论的探讨大都集中在对客观历史发展中所涉及到的理论问题，即历史理论问题，而对历史认识、历史研究过程中涌现的以历史认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史学理论，则是下一阶段的主要课题。教材建设和学科建设的不断完善又进一步促进了历史理论的发展。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新问题不断涌现，“史学概论”概论什么，成为学界争论最多的问题。这说明历史学理论体系需要不断完善和系统构建，而史学理论与关于客观历史过程的理论问题是长期交错的问题，实际上成为历史学进一步发展的桎梏。区分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系统构建历史学科自身理论体系的任务已经迫在眉睫。

新时期以来，历史理论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提出许多新论点、新命题，拓宽了研究领域，对中国历史发展特点和规律的认识、把握更加深化。在古代史方面，白钢主编的多卷本《中国政治制度通史》、龚书铎任总主编的《中国社会通史》(8卷本)、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编写的多卷本《中国社会生活史》、冯尔康主编的《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何兹全的《中国古代社会》、晁福林的《先秦社会形态研究》等，涉及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社会形态等诸多新领域，视野开阔、结构新颖、方法创新构成这些著作的共同特点。在近代史方面，如罗尔纲、黎澍、陈旭麓、金冲及、胡绳武等人对太平天国史、维新派在近代中国的重大进步意义、辛亥革命运动的伟大历史功绩和革命党人中不同政治倾向人物的分析，胡绳对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中间力量”及其思想文化上代表人物作用的分析，刘大年关于近代史基本线索的分析等，都是大手笔之作，给人厚重的历史感，启入以深沉的历史智慧。革命与改良、洋务运动与近代化等问题的讨论，都因改革开放的社会现实和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现实困惑而备受关注。在中国通史研究领域，白寿彝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被誉为20世纪中国通史编纂的压轴之作，其《导论卷》所探讨的历史理论问题从某种意义上代表了20世纪90年代史学界对相关理论问题的研究水平。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中国近现代史纲要》㈣则被称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新探索。

三、以历史认识论研究为重点构建史学理论体系

新时期以来，加强史学理论研究，推动史学理论的整体建设，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特色。1986年，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在天津召开，对史学理论的体系形成了几种有代表性的意见：1、把史学理论分为三个层次：历史哲学、史学专业基础理论和历史学的技术学科或辅助学科所涉及到的各种理论。2、把历史认识分为三个层次：史学本体论、史学认识论和史学方法论。3、认为广义的史学可包括历史哲学、具体历史过程的理论概括、历史辩证发展问题、史学流派研究、史学认识论、史学评论理论和史学编纂的理论等七个问题。4、认为史学理论应包括客体论、主体论、主客体关系论、方法论四部分。这些观点和分歧促使史学界对“史学理论”问题作更加广泛和深入的探讨。这一时期的热点问题主要有：历史、历史科学和历史学的概念的认识、历史学科的属性、结构、研究对象、历史认识、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史学的功用、史家修养等等。这些都为史学理论的学科体系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史学理论研究领域中，历史认识论的研究是取得较大突破的领域之一。20世纪80年代中期，关于历史认识论问题成为研讨热点。这些讨论主要集中在历史认识主体、客体、中介及其相互关系，历史认识的一般形式与过程，历史认识的认知结构，历史思维的特点，历史认识的方法与检验等问题。张帆、刘泽华、张国刚、姚志安等人较早对历史认识论进行研究。史学界对这场关于历史认识论的研究和讨论给予了较高的评价。有的学者把这一时期的历史认识论研究看作是“最能说明历史学自身的理论建设”，在“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理论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价值”。

此期，陈启能等著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新探》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阐发具有典型性，该书作为中国社科院重点项目的最终成果，包括历史规律问题、历史的必然性、偶然性和选择性、社会形态理论、历史认识的主体与客观、从直觉到科学、辩证的历史思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回顾与展望、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苏联马克思主义史学，该书都进行了新的探索和思考。关于历史认识问题。张耕华将历史认识论分成事实性认识和价值性认识两部分。张剑平指出：“新时期在历史认识论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不少史学家对历史认识的主体与客体、历史认识的特点和过程以及历史真理的检验等认识论问题的理论探讨；二是对现当代西方历史哲学与史学流派作了较为深入的评述，如对兰克学派年鉴学派，西方人文和科学主义思潮，以及柯林武德、克罗齐的历史哲学等的研究；三是对如何建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历史认识论的思考。有的学者在对西方历史认识论分析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重建科学的历史认识论的任务；也有学者根据西方历史思维发展的历史进程，较为深入地论述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历史思维的特征，提出较为深人地阐发了科学的辩证性思维、创造性思维和系统性思维的基本内涵。”

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理论的研究强调了历史研究的理论色彩，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澄清了一些错误的史学观念，活跃了史学家的历史思维，规范了历史研究的过程，推动了历史学的发展。但是，众多史学家亦坦然吐露心声，写出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著作。是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

四、史学方法的更新和多样使历史研究更具魅力

史学方法的研究历来受到史学工作者的重视。新时期以来，史学方法论的研究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运用各种哲学社会科学的方法，甚至自然科学的方法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日渐兴起。值得一提的是，运用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等“三论”的方法研究中国历史问题，特别是金观涛、刘青峰的代表作《在历史表象的背后》曾经掀起了史学方法热的滚滚浪潮，也使历史研究更具魅力，吸引了众多自然科学工作者和社会学家的加盟。史学方法的多样化和系统化一方面得益于史学内部的积累，这包括对中国传统史学方法的总结和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的阐扬；另一方面也受惠于中外史学交流的深入发展。

关于中国传统史学方法的总结，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对中国古代史学批评方法的总结和发掘方面。这个领域的研究成果有上百篇之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瞿林东的《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由于是连载文章的结集，故其文短小精悍、文笔隽永，不少中青年学者由此产生了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浓厚兴趣。正如作者所指出的：“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发展，虽非全然但却往往是在史学批评中实现的，并取得了自己的表现形式。极而言之，是否可以认为，没有评论或批评，也就没有中国古代史学理论。换言之，不能脱离史学批评问题而探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只有这样才能为“丰富和发展当代史学理论提供借鉴”，史学批评被作为一个重要的史学范畴提了出来。

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的总结和继承，充分体现出新时期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特色，主要有关于唯物史观的方法论、阶级分析方法和历史主义方法等问题的研究。对于历史主义的总结，王学典的《历史主义思潮的历史命运》一书值得关注。乔治忠指出：“在历史研究与史学批评中，历史主义应当与唯物辩证法相结合，令思维方式具备深刻、准确的逻辑性，唯物辩证法还具有从客观实际出发，主张事物发展的前进性、阶段性，事物发展的对立统一法则等等思想原则，从而使历史主义具备完整的历史观、方法论和鲜明的立场。”

随着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发展，“比较”作为一种古老的方法被史学家赋予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史学界关于比较史学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著作约有20部。庞卓恒的《比较史学》、范达人的《当代比较史学》、范达人、易孟醇的《比较史学》、刘家和的《史学、经学与思想》等著作都对这一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杜维运在对人类未来发展的美好憧憬中这样看待比较的研究方法：“世界的和平，人类的幸福，只有在历史全球化以后，整个世界人类进入历史之中，才有出现的可能。所以比较历史与比较史学在走向全球化的路上，扮演最重要的角色。”更有学者相信比较方法将引导中西史学走向更高的层次。这种比较研究的发展，无疑将成为一种趋势和潮流，推动世界各国史学走向新的境界。有的学者还把比较方法看作是学科发展的研究方法之一。史学对系统方法、数学方法、心理学方法、社会学方法、文化学方法、民俗学方法、人类学方法等的运用也是值得注意的。程洪、霍俊江、赵吉惠、赵轶峰提出了重视史学方法论体系的观点。

五、对历史学功能的新探索

人们对史学价值的认识，在中国史学史上是一个古老的课题。新时期以来。史学价值问题成为一个热点问题。以关注现实著称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新时期对史学价值的认识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结束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时期，由于“影射史学”等极“左”思潮的影响，使人们对史学价值的认识日趋狭隘。“史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成为当时最为流行的观点，这也成为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中期中国史学界在“拨乱反正”思潮和“史学危机”思潮中重点反思的问题之一。80年代初期史学界重新兴起的“古”、“今”关系、历史与现实关系问题的讨论把史学价值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刘大年、黎澍、苏双碧、孙思白、田昌五等学者对这个问题用力颇多。

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后期，随着自由化思潮和思潮的泛滥。学术界对历史学价值的认识出现了较大的分歧。“史学无用论”的声音不绝于耳，这也促使学者对历史学这一古老学科的价值作更深入的思考。白寿彝就历史教育功能阐发尤多。进入21世纪以来，史学价值论再次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之一。有的学者对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一些史学价值观点加以总结，王斯德指出：“历史是一部社会教科书，它具有多方面的社会教化和思想滋养功能，是人类认识世界、认识自我、改造世界、超越自我的强大武器，其核心是启迪心智、智慧人生，使人变得清醒、理智和成熟。以史为鉴，可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知社会兴替之道……学习历史可以使我们掌握唯物史观和历史辩证法，增强历史洞察力，以历史的纵深感和深远的历史眼光去看待过去、现在和未来，领悟历史的真谛，

认清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和发展大趋势，确立科学的理想和信念。”吴怀祺则指出了在全球化浪潮迅猛发展的过程中，“以正确的历史知识、历史思维方式总结历史，认识借鉴国内外的经验，以安邦兴邦，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史学更广泛更深刻的价值体现于民众之中。因为历史与文化是民族精神与民众素质的主要组成部分，历史与文化能否高扬，直接关系民众自身素质的提高、民族自身凝聚力的增强。”史学价值是历史学赖以生存的基础。人们对它的认识还将随着中国历史学的发展而继续发展下去。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新时期的重要理论成就之一，史学价值论的探讨仍将继续得到史学界的关注。

六、构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

新时期以来，人们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自身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的研究取得了新进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的构建，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对于在史学研究中如何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戴逸指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是把革命导师说的话都当作可以信手滥用的套语和标签，不是任意去裁减历史事实使之适合于某种理论图式，而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尊重历史事实，占有大量材料，进行新的理论探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符合于客观实际的革命导师的某些具体论断是可以修改、可以补充的，但唯物论、辩证法的基本原则是常青的。它永远是指导我们进行革命、从事建设、观察问题、研究学问的强大武器。”

其二，把中国历史放在世界历史发展变化的大背景中考察，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具有全球视野。在这方面，有学者集数十年的心血，致力于把中国历史放在“世界这个广阔的时空和多重背景下观察与思考，还把它们置于同外部世界的比较与联系中进行探索。”《古代中国与世界》是刘家和这方面的代表作。2005年，“《经济一社会史评论》首发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侯建新、马克、刘新成、齐世荣、于沛、李文海、龚书铎等学者畅谈了中外历史研究的结合问题。在他们看来，“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的考察，如果在世界历史的大的坐标系内进行的话，就有可能把问题看得更加清楚。同时，从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的历史的角度，去寻找对某个重大的现实问题的答案，将会更加有助于接近真理。”

其三，突出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特色。对于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白寿彝进行过长期思考，他说：“我们讲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那是讲它的原理、原则方面。但具体起来，它用在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就应该有不同的特点。普遍真理体现在不同民族的、不同国家的特点里面，二者并不矛盾。”瞿林东谈到如何建设2l世纪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历史学时指出：“我们不仅要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史学是科学历史观指导下的史学，还要认识到中国古代史学的优秀遗产可以用来丰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我们也要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史学不是封闭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应该有一种信念，吸收外国史学的积极成果。使自己变得更加丰富、厚重。”

其四，强调了历史学的学科特性和发展规律，完善了历史学的学科体系。从学科建设的进程看，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的史学史研究，实为“”破坏以后的恢复和充实阶段，90年代以后，现代史学史研究形成全面铺开之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科建设，涉及到中国史学史的学科建设、对重大问题的探讨和开创性的研究等三个方面。具体在如下领域有所进展：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科学地认识历史发展过程、全面深入研究史学的社会作用、从时代特点把握史学面貌、关于中国古代史学的求真与致用的关系问题、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的转变问题、关于中国近代史学的形成与发展、关于传统史学在当代史学建设中的地位和价值问题、关于易学与中国史学之关系的研究、史学史对历史教育的意义、关于史学批评的研究、关于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研究、关于中国史学思想史的研究、从文化视角研究中国史学等。蒋大椿则把1984年以来连续召开的十届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及其取得的成果作为史学理论学科取得整体建设进展的重要标志。

其五，强调了史家的主体意识和史学的独立品格。论及史家的主体意识，瞿林东指出：“从20世纪以前的中国史学来看，史学家们的世界眼光，虽有从不自觉到自觉的发展过程。但总的说来都是在‘以我为主’的历史视野下发生和发展的。而20世纪的中国史学，尽管面向世界的规模扩大了。但‘以我为主’的视野却发生了变化，太多以他人为主，即以我们自己的史学去适应他人史学的模式。”正是认识到了问题所在，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有学者提出研究中注重史家的主体意识和史学独立品格。陈启能指出：“史学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品格而不受到损害。所谓独立品格，就是求真，就是对于历史真实的执著的追求。一旦失去这种品格，史学就不成其为科学，没有真理和尊严可言。”历史学的根本成就是“对自己学科特性的回归，并努力探索和按照自身的规律和特性进行学科的建设和发展”。章开沅则主张史学应该走自己的路。侯云灏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与新时期史学思潮》一文中提出史学要走向自我。田昌五提出要建立马克思主义新史学体系。于沛则提出了构建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的设想。

历史人物论文范文第6篇

毛泽东曾系统地学习与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历史唯物主义在内的著作，阅读中国人翻译的苏联哲学教科书及中国人自己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从这些著作中，毛泽东系统地掌握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从而使他进一步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探讨历史创造者问题。他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有关原理，并结合他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经验与体会，提出了关于历史创造者和历史创造问题的三个著名论断：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唯一动力；历史是劳动人民创造的。

在以上三个论断中，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和历史是劳动人民创造的两个论断基本含义相近，而且都有相同思维的直接起因和相同的历史文化思想的内涵，这两个论断明确地断定了人民或劳动人民是历史创造者即历史创造主体，具有深厚的历史哲学的意味，如果进一步深入剖析其中的哲学内涵，对于研究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哲学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曾在《神圣家族》中提出了“整个的历史过程是由活生生的人民群众本身的发展所决定的”的论断，但这一论断所肯定的是人民群众本身的发展决定历史过程，而且反过来人民群众也由历史过程所决定，而是以人民群众与历史过程之间的辩证关系来考虑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作用，并未直接断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列宁承认贵族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创造历史，又承认历史是由千百万人独立创造的，他指出：“在一百多年以前，创造历史的是一小撮贵族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工农群众则尚在沉睡不醒的状态中。因此，当时历史的进展也是缓慢得可怕的”，“现在资本主义大大提高了一般文化，其中也有群众的文化。战争唤醒了群众，以空前未有的惨祸和痛苦激起人们。战争推动了历史，于是历史在现时就是以火车头般速度飞快前进，现在，历史是上千百万人独立创造的。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社会主义的门前了。”（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1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列宁主要是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高了大众文化，从而使劳动群众享有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样的文化教育与文化创造的权利，人民群众创造了新文化，推动了历史的发展。而且列宁还断定了贵族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创造了历史，显然这里所讲的历史，主要是指文化活动。而毛泽东提出了劳动人民创造历史，并明确指出历史不是由帝王将相创造的，不是英雄人物创造的，这不是简单的关于个人和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问题，而是从历史的创造者的高度对历史的本原的反思，或者是说对决定历史运动的根本力量的反思，是具有历史哲学的意味的，而不可等同于一般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中的群众创造历史的原理，当然，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论断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有关原理的。下面，我们试着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论述这个论断所具有的合理的内涵。

首先，生产力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力量，人类历史发展归结到底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而劳动者广大的劳动人民是生产力诸要素中首要的起决定作用的要素。或者说“全人类第一个生产力就是劳动者”（列宁），这样看来，归根结底，是广大的劳动者劳动人民创造了历史。毛泽东提出历史是劳动人民创造的论述正是基本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原理，在1938年毛泽东所读的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李达所著的《社会学大纲》一书中，详细地论述了生产力的诸要素：“社会的生产力是生产过程中物的要素与人的要素之统一，即生产手段与人类劳动之统一”，“从社会的方面看，社会的生产力是社会的人类及其所创造的生产手段之社会的内容。”还说：“劳动者是生产力”、“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等等。（注：《李达文集》，第2卷，361～3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毛泽东正是以这些原理为基础，而提出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论断的。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论断也同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历史的基础的思想相符合一致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现在也和几千年前一样）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也就是说，物质生产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创造历史的不是别的，正是物质生产活动的主体——广大劳动人民。恩格斯还直接指出：“自阶级产生以来，从没有一个时期社会上可以不要一个劳动阶级而能够存在下去……不管不事生产的上层社会发生什么变动，没有一个生产者阶级，社会也无法生存。”（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10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这也是肯定劳动者创造历史的作用，肯定劳动者在社会历史中的基础地位。

其次，广大的劳动人民群众不仅是人类物质财富的直接创造者，也是人类文化与文明成果的直接或间接创造者。从总体上看人类文化与文明的全部成果都是建立在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物质生产活动的基础上，毛泽东说：“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655页。）这就表明文化成果是建立在物质生产活动及经济关系基础上的，因此文化从根本上讲也是由劳动人民所创造。至于文明成果，更离不开物质生产活动的结果物质财富作为基础，因此从根本上讲，人类文明的成果是由劳动人民创造的。不仅如此，劳动人民还直接创造诗歌、戏曲、通俗文学、讲唱文学等文学形式和创造了人类发明的大部分，可以说人类文化和文明中有相当部分都是来自于劳动人民。

最后，在革命与战争时期，劳动人民武装起来，推翻旧的统治，建立新的社会生活，从而又推动历史发展，创造了新的历史。毛泽东曾以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为例来说明广大劳动人民的这种历史创造作用。他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较大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历史创造作用其实质，在于打破一个旧的秩序，而建立新的秩序，打破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此层含义在前文已详细论过，此处不再赘述。

我认为劳动人民创造历史思想从以上三个方面都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的。尽管毛泽东的劳动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思想不可避免打上了当时那个特定的时期的深深烙印，但也应当充分肯定毛泽东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贡献。

历史人物论文范文第7篇

有的学者认为，多元化史学思潮在中国已经形成，而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理论缺陷，使唯物史观的理论影响在下降，故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应当发展成为唯物辩证的以实践为基础的系统史观，其中包括将哲学认识方式、科学认识方式相结合以探求各个文明地区和各个国家、民族以及各个社会分域的历史发展规律，从事历史理论研究；也可将价值认识方式与科学认识方式相结合。

有的学者认为，历史研究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自觉抵制“指导思想多元化”以及“左”倾思想影响下的简单化、概念化、公式化和教条主义等错误倾向．唯物史观传人中国之后，中国历史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唯物史观面临着来自诸多方面的挑战。首先，由于历史的原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被误解或歪曲，在一些人的思想中造成较严重的混乱，澄清这些混乱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许多艰苦的工作要做；其次，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国际上出现了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并在国内思想界有所反映，历史研究领域也出现了否定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错误倾向；其三，外国历史学理论思潮大量涌人国内，但由于缺乏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致使一些人误认为这些理论是可以代替唯物史观的“科学理论”；其四，20世纪80年代以后，社会发展和科技革命都发生了许多新变化，提出了诸如“现时代的本质和特征”等重大的理论问题．唯物史观需要面对现实，在社会生活和科学研究的实践中，不断丰富自己的概念、方法和理论范畴，关注新的增长点，而不是故步自封，使其能及时地回应社会的呼唤，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为了应对唯物史观面临的严峻挑战，第一，要有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第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正确认识包括史学在内的所谓学术研究“与国际接轨”；第三，高度重视史学理论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即不仅要重现20世纪50年代、80年代史学理论研究的辉煌，而且要在此基础上深刻理解当代中国和世界，把当代中国的历史科学、史学理论不断推向前进．

有的学者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指坚持基本原理．近一个世纪历史研究的实践证明，只有这种理论才提供给了人们认识历史问题的最锐利的武器，而那种赋予唯物史观的过多含义．把本来不属于它们的范畴的东西也当作其基本原理去宜传的教条主义，反倒有碍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健康发展。今天，我们还必须通过历史研究的实践，吸收古今中外一切有益的史学理论和方法，去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有的学者认为，新的历史时期，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及其在史学中运用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但同时也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挑战：第一，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缺乏深入的了解，教条化甚至是情绪化看待唯物史观；第二，迎合西方某些史学理论，对唯物史观作所谓的“修正”与否定；第三，打着学术创新的旗号．对唯物史观做剪裁与歪曲以至否定，第四，通过各种形式的历史题材文艺作品，宣扬与唯物史观相左的历史观念．所以，必须正确认识唯物史观在运用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与发展唯物史观应付出更多的努力：其一，在对唯物史观及其指导下的史学研究进行认真反思的基础上，加??对唯物史观产生背景、时代意义、根本内涵等基本问题的研究，准确理解和把握其灵魂与精髓，澄清当前史学界的一些模糊认识；其二，根据新的历史形势，将对唯物史观的坚持与发展辩证统一起来；其三，从学术发展的规律来看，唯物史观指导下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要在新世纪获得更大的发展，关键还在于要有一大批经得起实践和时间检验的优秀学术成果；其四，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唯物史观的学术根基广布于哲学、历史等各相关学科的理论与具体研究工作中，而作为学术与普通大众之中介的文化教育、文艺作品能否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则是唯物史观能否深人人心的重要前提。

有的学者认为，目前研究中存在两种错误的倾向：一是在运用唯物史观之理论上的公式化与教条化；另一则是沿袭唯心史观的“从思想到思想”的诠释模式．实际上，唯物史观的思想源于“现实生活过程”的原理，为我们在这一学术领域的研究提供了科学的“本体”论与方法论。按照唯物史观的要求，我们应在三个层面上展开研究，即从广大民众、统治阶级或日益崛起的新兴阶级与思想家本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出发，去分析相应的思想文化形态、思想流派、思想家的主张，唯有如此方能正确地阐明各种思想文化现象的本质，进而揭示其发展演进的历史规律。

有的学者认为，唯物史观也是要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的．虽然时下没有人会对马克思主义应该丰富和发展持有异议。但是一旦涉及原创性的经典结论，人们便很难有所突破，往往使丰富发展流于一句空话。而新的文化哲学是对唯物史观的丰富和发展，因为新文化观具有它的理论生命力，对社会历史现实问题具有容纳解释能力，不像其他哲学思潮和流派很少明确阐述自身与唯物史观的关系，甚至有意回避或搁置。

有的学者认为，唯物史观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即这一理论系统不间断地且广泛、深入地与外界进行物质与信息的交换，之所以这样在于其具备下列特点：第一，这一理论体系是实践的理论体系，即理论之冲破象牙塔、学院的禁锢。摆脱纯意识之形式转化为社会物质力量，是通过实践实现的，而社会实践本身就具有广泛联系，从而构成开放系统；第二，这一理论体系具有广泛的、长时间的社会适应性，从而既具长时间合理性又具有解读和发展的空间，第三，有生生不息的一代又一代学人、思想家薪火传承，宜传诠释，发展创新．开放的系统较之封闭的系统最大不同在于，它不是一次性地完成就终结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自我更新、自我丰富、自我完善、自我发展。

历史人物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钱穆 历史人物 圣贤史观 心性决定论

钱穆是现代中国思想史和史学史上儒家文化保守主义的主要代表。他全面继承了中国传统儒家历史观，同时吸纳了一些西方文化生命哲学思想，建立了以心性为本体的民族文化生命史观。[1] 历史创造问题是历史观的基本内容。钱穆继承中国传统儒家的道德心性论及其圣贤创造历史的思想，系统地提出了历史创造的“圣贤史观”。本文拟对其“圣贤史观”的含义、基本内容、理论基础和时代意义作一评析。

一 人和历史人物在历史中的地位与创造作用

钱穆充分肯定人在历史中的主体地位和决定性创造作用。他的基本观念是，人是历史的创造者、主宰者和支配者。他认为，历史本质上是一种人生的事业，“历史是我们人生的经验，人生的事业”。[2] 历史的事业和事件只是人的活动，在它们背后都有人的存在，“事由人干，人换了，所干的事亦必变”[3]。因此,“人是历史的创造者，又是历史的表现者，同时亦是历史的主宰者。因于人不同，而所创造、所表现、所主宰的历史也不同”。[4]

钱穆进而指出，每个人都是历史（活动）的中心，历史是人的共业所造成的，历史是由普通民众、历史人物和杰出英雄共同创造的。他说，历史只是一整体之人事，所以，每一个人和每一活动都与此一大事有关，“亦可说每一人尽是历史中的主人，每一活动都是历史中的成分”。[5] 历史上的单个之人是一切人事的枢纽，是扭转世运和时代的中心，“就人事来说，个人乃是一切人事之枢纽。……每一个人，在人群中，在天地间，实各自成为一中心”。[6] 同时，由于历史是一整体大事，历史这一人生事业不是个人的，而是民族和人类的，“历史只是一件大事，即是我们人类的生命过程。”[7] 因此，每一个人在历史中都各有其地位和价值。历史上除了少数伟大杰出之人物外，人人都会对历史产生作用和影响。他指出：“历史由人主动，乃由人的共业所形成。纵使在此许多人物中间，也有少数杰出的英雄，又有多数无名无传的群众，但在这两端之中层，却还有不少人物，各有作用，各有影响。其作用影响，或大或小，或正或负，相反相成，而始得成此一共业。历史乃由人类之共同业力而造成，既非盲无目的，亦非一二人所能操纵。这一看法，更近于历史演进之真相。”[8]

钱穆还对历史人物和普通民众在历史及其创造中的关系作了阐发。他认为，普通的个人与少数杰出人物在历史中是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的，少数杰出历史人物并非天生的，而是从普通人群中来，“特殊人物又必出在普通人群中，且亦不能专凭己力为之，乃其同时乃至前世之普通人群同心共力凑合配当而有此人之出现，遂以归之于天。但此人仍必于普通人群中做人。亦可谓仍是一普通人。又必待此下社会不断有人信仰崇奉，然后才成为一独特人”[9]。少数杰出历史人物主持和领导历史，但一般民众也可以制约和作用他们的活动，“通泰之世君子道长，固由当时群心群力皆在助长此君子之道”[10]。

钱穆明确提出历史是由历史中所有的人共同创造的，每个人都是历史的中心，普通民众和历史人物在历史发展中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这在相当程度上肯定了普通民众的历史地位及其创造作用。这一思想对儒家的“民本论”及其民众的历史创造思想作了现代性发展。在儒家思想中，孟子明确论述了民众在历史中的地位，提倡“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但他只是为了肯定民众在国家治理中的非主体性的根本地位，他是将民众与土地和政事作为统治者的“三宝”，并不是讲民众作为社会主体是怎样在历史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儒家讲“人皆可以为圣贤”，王阳明甚至说，“满街都是圣人”，也同样不是从肯定普通民众在历史中的主体地位及其创造作用的角度出发的，而只是为了说明“人性善”，是为了说明普通人通过心性的修练可以成圣的理论。钱穆的思想显然是对传统儒家有关历史创造者思想的突破。钱穆还指出，历史中的人（物）对历史的作用，有正有负，相反相成，他们相互作用的共业，才创造了历史。这也是传统儒家思想所没有的，这种观念颇似恩格斯讲的历史创造“合力论”。

但是，由于钱穆仍是立足于儒家思想来看这个问题的，所以，他对历史中的人和民众的历史地位和创造作用、以及历史发展中的普通民众与少数杰出人物相互关系的看法，与包括唯物史观在内的民众创造历史的民众史观又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因为，真正的民众史观认为民众是历史的主体，只有他们才是历史创造的决定性力量。而钱穆则没有这种思想。他所说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历史和时代的中心与主宰，实际是从儒家“人性善”和“人皆可以为尧舜（圣贤）”的理论来说的。如上所言，传统儒家并没有从这一理论进一步去论证民众的历史地位及其创造作用，钱穆的思想固然是对传统儒家思想的发展。然而，从传统儒家的这一思想出发推证，得出的最终结论，只能是否认普通民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因为，这一立论所蕴含的意思，一是，每一个人天生都具有善的心性，即成为尧舜的资质，都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成为尧舜这样的杰出历史人物。可实际上，最终能成为尧舜这样杰出人物者在历史上却是极少的。在宋明新儒家看来，自古以来的圣贤只有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等十多位。二是，所谓“人皆以可为尧舜”，并不是说历史中的每一个人即是尧舜，而只是可能成为尧舜。也就是说，并非每一个人都能成为历史的中心，具有扭转历史和时代的力量。只有当一个人通过自身努力成为少数历史人物之后，他才能真正成为历史的中心，才能扭转时代。

正因为如此，钱穆反复强调指出，历史的真正主干、灵魂和中心是历史人物，历史人物可以改变和支配历史。他说：“历史最重要的是人物，……历史要靠人物，人物可以将这个地区黑暗的历史变为光明，也可以将这地区光明的历史变为黑暗。”[11]“历史之主干在人物。……没有人物，仅有社会，也不会有历史，如非洲社会存在并不比中国社会迟得多，只因没有人物就没有历史。”[12] 他又说，领导、创造和维持历史的是少数杰出人物。因为，有人才有历史，但不一定有人必会有历史，定要有少数人来创造历史。而且创造了历史，也不一定能绵延，定要有少数人来维持使其承续不绝，“因此历史虽说是属于人，但重要的只在比较少数人身上；历史是关于全人群的，但在此人群中能参加创造历史与持续历史者则总只是少数。……人群所更需要者，乃在此人群中能不断有历史人物出现，才能持续旧传统，开创新历史”[13]。他还说，历史时代的开创和形成只能由少数杰出人物进行，“只有少数人卓然杰出，能开创出一新时代，主持一新局面，斡旋一新事业，此在政治学术皆然。此乃有了人物而始有此时代者”[14]。如孙中山创建中华民国，便是有此人物而有此时代之例。他认为：“此杰出少数人，有高度，有深度，乃经人类长时期无形的民主选择而公认。由于此少数人而始产出人生大道与夫文化之大传统。”[15] 而各时代的流俗人随时代的冲洗和淘汰便会消失，只是假多数；各时代的少数杰出人物却能超越和跳离时代长存于历史，所以，他们才代表着人类的真多数。

由此可见，钱穆的历史创造论本质上是一种英雄史观。

二 历史人物之种种和圣贤史观

不过，钱穆眼中最杰出的历史人物，即真正英雄，并非帝王将相一类的政治领袖和军事统帅等，而是历史中道德至上的圣贤。准确地说，他的英雄史观是一种道德性的圣贤史观。钱穆的思想体系是以传统儒家思想为立足点的，其圣贤史观是儒家道德决定论在历史创造问题上的具体展现。

钱穆把凡在历史上进行活动、对历史起过影响和作用的人，均视为历史人物，或称历史上的人物。他对历史上形形的人物作了五种划分，而品评其高下、优劣和得失的标准，一是心性道德，二是事功表现，其中，首要和根本的标准则是道德。

第一种分法，将历史人物分为三类，即：治世盛世的人物与乱世衰世的人物、成功得志与不成功得志的人物、有表现的人物与无表现的人物。

关于治世和盛世的人物与乱世衰世的人物。钱穆说，按理说历史人物必该在历史上有事业以见其人之伟大，因而，人物似乎总该多出在治世盛世。但是，中国历史却不然，乱世和衰世产生的人物更胜过治世和盛世。这是因为，伟大人物不能完全靠事业来表现，“所谓大人物，他不仅在当世，还要在身后，对历史有影响，有作用，这才是大人物，影响作用愈大，此一人物也就愈大”[16]。他们的人生虽无事业可表现，他们却转能超越于事业之外表现自己，即裸的人，这种裸的人的表现“则是更完全、更伟大、更可贵、更能在历史上引起大作用与大影响”[17]。再者，倘若乱世衰世的人物不多和不伟大，又怎能使衰世乱世变成盛世治世，开出新历史呢？正是由于有衰世乱世的大人物去持续上面的历史传统，才得以开创下面的新历史，“他们的历史性价值，虽不表现在其当身，而表现在其身后。此即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精神真价值所在，亦即是中国历史上一项最有意义的特殊性”[18]。

关于成功得志的人物与不成功不得志的人物。钱穆说，诚然，历史是成功者的历史，失败者只能在历史中作陪衬。但就中国历史来看，有时失败不得志者反而比得志成功者更伟大，“此处所谓伟大，即指其对此下历史将会发生大作用与大影响言，而得志与成功的在此上反而会比较差”[19]。因为，人物的伟大并不能专以事业作代表，随着时代成功而成功的人物不如在失败时代中成功者，这才是大成功，“在失败时代中有其成功，故能引起将来历史之更成功”[20]。所以，中国史上的所谓失败人物，其实是并未失败，他们往往能在历史上留下重要影响，如南宋的岳飞和文天祥。他认为，这种不以事业及其成败来衡定历史人物的思想正是中国文化精神所在，“中国文化重人，其人乃可无当时历史事业可言，更不论其事业之大小与成败”；如果不能明白这一点，“即不能读通一部中国史，亦无以论中国文化之特质”[21]。

关于有表现的人物与无表现的人物。钱穆说，中国史家特别喜欢表彰无表现的人物，孔子称颂颜渊，足见孔子最能看重人物无表现的一面。孔子目此为德行，德行在孔门四科中高踞第一。太史公作《史记》可谓深得孔子之意，它在体例上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以人物为中心来写历史。太史公将无所表现的伯夷和叔齐立《伯夷列传》，置七十列传之首，使此下中国史书收容了极多无表现的人物，这些人物却备受后世称道与钦佩。论事业，他们断断不够载入历史，但在无表现背后则卓然有一人在，这却是一大表现。他们的作用和影响并不在当世，而在对将来历史作贡献。他说：“这些人只在隐处旋乾转坤，天地给他们转变了，但别人还是看不见，只当是无所表现。诸位想，这是何等伟大的表现呀！……他们之无所表现，正是我们日常人生中之最高表现。”“中国历史这伟大，正在其由在大批和历史若不相干之人，来负荷此历史。”[22]

由上可见，钱穆对这三类历史人物评判的最主要标准都是道德而非事功。那些处于衰世乱世、不成功、不得志和无表现的历史人物，均非在事功上有突出和伟大表现的。钱穆却十分看重他们，称他们在历史上有大表现。在他看来，他们的表现与价值即在其道德精神与人格魅力具有历史性的影响和作用。

第二种分法，将历史上的人分为上层人物与下层人物。

钱穆说，历史上的人有在上层，有在下层；有浮面的人物，也有底层的人。浮面上的人写在历史上，是上层的人。下层的人处于历史的底层，历史根本没有记载下他们，然而他们却实实在在活在历史里，他们的生命将永远藏在历史里。所谓的上层人物，是指在政治上有影响的人物，下层是指在政治上没有事功的社会人。那么，两者是什么关系？其历史的作用又如何？他说：“上面政治人物都从下面社会起来，我们可以说，底层比浮面更重要。……跑到政治上层去的人物，是有表现的人物，如刘邦、项羽，都是有表现的人物。还有一批沉沦在下层，他们是无法表现的人物，但他们在那个时代，以及此下历史上，一样有影响、有作用。可能那些无表现的人物，他的影响作用却更胜过了有表现的。”[23] 不过，所谓的下层人物并非一般的民众，而是指那些虽无政治事功表现，道德人格却十分高尚的人。如，钱穆说，《左传》虽是春秋时期一部极详尽的历史，颜渊却不见记载，但颜渊是中国历史上有影响和作用的人物。可见，钱穆划分历史上层人物和下层人物，分别是以政治事功和道德人品为标准的。下层人物比上层人物更重要，就是说道德重于事功。

第三种分法，将历史人物分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

何为历史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钱穆说，历史自有一条大路，人人都该由此路向前，“能指点领导此路的，始是历史上的正面人物”；反面人物则“不能领导历史向前，却使历史倒转向后，违背了历史的大趋向”[24]。如，曹操兼能政治、军事和文学，又能用人，是魏国创业者。然而，他却是一大奸雄，故为历史反面人物，此下中国历史六百年中衰，曹操不能辞其咎。孙中山领导国民革命四十年，求中国之自由与平等，此乃指导中国近代历史的一条大路，故为历史正面人物。他认为，中国社会不断有孝子，他们都在继往开来，都是历史的正面人物，“不断有历史正面人物，历史自然不会断，所以能五千年到今天”[25]。可见，钱穆对历史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的分别也是以心性道德为基本准则的。

第四种分法，将历史人物分为君子与小人。

钱穆说，历史上有治世和乱世，依照中国人观念，君子多为治世，小人多为乱世。君子与小人的分别，“在其人之品格，以及其对人群乃至后世之影响。一群中有君子，一群人之品格，亦得随而提高。一群中有小人，一群人之品格，亦得随而降低”[26]。所以，《周易》以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为世之泰，以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为世之否。君子有德慢慢可以影响后世千万人，使次第尽为君子，“因此一人之德可以变成一时代的气运，气运转而时代就复兴了”[27]。他说，中国史书特别看重君子小人之分别，一面加以培植，另一面则加以诛伐。可见，钱穆视君子与小人之别在于人品而非事功，君子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影响即体现在他们高尚的道德品格上。

第五种分法，将历史人物分为圣贤与豪杰。

钱穆说，把中国历史人物分为治世盛世人物和衰世乱世人物，成功的人物和失败的人物，有表现的人物和无表现的人物，都是从外面看的。如果从人物内里看，中国历史上的人物有两种：一是圣贤，一是豪杰。两者既有相同之处，又有分别之处。首先，圣贤和豪杰有相同之处。他说：“单说圣人，似较严格，兼说圣贤，则较为宽泛。我想说，圣贤必然同时是一豪杰，豪杰同时亦即是一圣贤。……圣贤就是一个豪杰，只让人不觉其为一豪杰而已。”[28] 其次，两者又有分别。何为圣贤？他说：“圣贤一定要能‘明道’‘淑世’。这个世界在他手里，他就能把这个世界弄好，这叫做淑世。要淑世，当然先要能明道，使此道明扬于世。”[29] 何为豪杰？他说：“在某种环境下，外在条件配合不上，种种不如意，那么你至少要有一本领，能‘特立独行’，不论外面条件，我还是我，这样他便是一豪杰。……要能特立独行，从外面看，便是‘尚气立节’。”[30] 因此，豪杰必讲气节。而特立独行到圆满周到处即是圣贤，圣贤便能明道淑世。但道德也定要从气节来，气节也定要站在道德上。从钱穆对圣贤和豪杰的品评来看，亦是以心性道德为首要标准。

总观钱穆对历史人物所作的种种解释，无不把心性道德视为首要的和根本的，政治事功则是次要的。因此，他明确地说：“中国传统文化理想，既以个人为核心，又以圣人为核心之核心。孟子说圣人名世，这是说这一时代出了一个圣人，这圣人就代表了这时代。……中国之有尧舜，也如埃及之有金字塔，各可为其文化之象征与代表。”[31] 他认为，这种重视历史人物道德品格的精神，正是中国历史的精神，“中国历史是一部充满道德性的历史，中国的历史精神，也可说是一种道德精神，中国的历史人物，都是道德性的，也都是豪杰性的”[32]。所以说，钱穆在历史创造者问题上的根本主张是一种圣贤史观。

钱穆圣贤史观的实质在于，把人的历史活动和作用最终归结为道德实践及其作用，认为历史人物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最终和最主要体现在其心性道德实践对历史所形成的重大和深远影响上。这无疑有其正确性和积极意义。因为，道德实践是人类各种历史实践中最有人文价值和意义的，体现了人类历史文化的本质。人类的一切社会行为最终都应该是合乎道德和体现道德精神的。不过，钱穆把人的历史活动完全归结为道德实践，以道德作为衡量和评价历史人物及其作用的首要和最终标准，又是片面和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人的历史实践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并不限于道德实践。说人类的一切实践活动最终都应该体现道德精神，并不等于说只有道德实践才有积极作用。说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的终极意义和价值是道德的，并不等于说它是历史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力量。在历史发展中起最终决定作用的力量是人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在人的认识过程中，历史的终极人文价值与历史的客观事实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能以价值判断来取代事实判断。

三 心性是历史文化及其演进的决定力量

钱穆把历史实践及其作用最终归结为人的道德实践及其作用。那么，人的道德实践在历史中又是怎样发挥作用的呢？钱穆视心性为历史的本体，而心性的本质与人文意义又是“仁”，仁即是道德及其实践。因此，也可以说，道德实践及其作用便是心性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展开和演化。那么，心性，即人的道德实践在历史文化及其演进中具体起什么作用？钱穆从四个方面对此作了阐述。

首先，历史文化由心性发源和展演。他说：“一切人文演进，皆由这个心发源。”[33] 自然界开始是纯物质和没有生命的，后来慢慢产生了生命，在生命中又慢慢产生了心灵，“从有了心灵，才又产生了历史”[34]。历史文化不仅源于心性，也由心性展演。他说：“人文界一切，皆从人性展演而来。”[35] 又说，孔孟立教，似乎说仁义礼智乃是人类的原始本心，“此等原始本心，乃得自天赋，由自然界来，却可由此演出人文界种种事为，而发荣滋长，迄于无穷。”[36] 性是偏于自然的，心则偏于人文。所以，在人文界中起作用的心虽源于自然，有自然的成分，但人文性的心作用更大。在人文界中，一切由心决定物，不能由物决定心。但此心并非禽兽和婴孩那种草昧浑沌心，“能决定物的心，乃历史心、乃文化心，乃人心之经过长久时期所积累演进而成之心”，“人心境界愈高，人心能力愈大，其控制决定物的程度亦愈深，此之谓文化。文化史是一部人心演进史。抹煞人心，将无历史，无文化。”[37] 因此，主张物质和生产工具可以决定一切是错误的，石刀石斧由人心决定，电气原子能亦由人心创出。唯物不能有历史，唯物不能成文化。

其次，心性是历史文化演进的领导精神。他说，在长时期历史演进中一切事都像是偶然、突然和意外产生的，然而，它们实是有一种精神在指导，即，“指导这部历史不断的一种精神，也就是所谓领导精神”[38]。这就是历史精神。他认为，马克思讲历史的指导力量是唯物的，黑格尔先立一个历史哲学观念来讲历史，并以此观念来领导历史，又是唯心的。他们都不是从历史本身来寻找历史向前的精神，都是错误的。历史文化演进的指导力量和精神实为人心，“人心之长期指向，即是文化精神”[39]。中国历史文化的领导精神就是走向善的心性，在这个向着善前进的心性领导下，“历史也确实会向着善而前进，文化也确实向着善而前进，……这套理论与信仰放到政治上、社会上、经济、教育一切上，来完成以后的历史，这就是我们所谓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领导精神了”[40]。

第三，历史文化以心性为出发点和立足点，心性是历史文化演进的推动力。钱穆说，按照中国的人意见，“乃谓人类文化前程乃起脚于一己内在现有之一心”[41]。他认为，讲宗教、政治、军事和经济是社会的推动力，是把社会推动力看成外在的了，“中国传统文化则认为推动一切的力量在于我，在于我的心，各人是一我，各人可以推动他四围而成为一中心”[42]。就是说，各人的心是历史文化的推动力。历史文化的兴衰进退全在人心，“万世太平之基，须在此一二人方寸之地之心上建筑起”[43]。因此，他认为，今天提倡中国文化，莫如各自努力先学做人，学做一个理想的中国人，把各人当前做人作中心，“旋乾转坤，也只在我内心当下这一念”[44]。

第四，心性是历史文化进退升沉的机括。钱穆说，历史是在进退升沉的交替中演进。由于各民族文化体系不同，其文化力量的发现与运使，有重外和重内、重上和重下、重大群和重个人之别。中国文化极注重人文精神，而人文精神的重心在人心，心为万物之灵，心转时代亦转，“因此历代文化之进退升沉，虽其最显著的迹象必先归到政治军事之基层，但求其渊源，最主要的还是在学术思想，信仰风俗，深著于人心内部之一面”[45]。经济军事由政治来领导，政治由教育领导，教育则重在人心的道德敦化。因此，“文化之进退升沉，则只是道之升沉而已。今人所谓之文化，中国古人则只谓之道体。明白到此，则文化之进退升沉，其权其机括，乃在个人身上，个人心中，可以不言而喻”，“其机括则在人之心，更要乃在每一人之心”[46]。

钱穆的道德心性决定论，旨在说明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中心地位和决定作用，体现了人文主义历史精神，这与他的心性本体论是合一的。他继承了中国“体用合一”的本体论思想，认为按中国人旧观念，“凡体必有用，用即是能。”[47] 就是说，有道德化的心性之体，必有道德化的心性之用。历史的本体的运动便是历史的创造与发展过程。质言之，历史创造活动便是心性本体在各种历史文化实践活动中的具体展开，历史的创造与演进即是人类心性道德不断演进和完善的过程。“体用合一”的道德心性决定论强调了历史发展中本体与动力的联系，强调应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寻求历史演进的动力，力图消除历史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对立。但是，离开历史发展的具体社会环境来说道德心性是历史的本源与动力，把历史文化的演变发展完全归结为人的心性的活动过程，单纯说历史发展的动力是心性，没有分析人的心性为什么能和怎样去推动历史发展，这既是抽象的，同时也把复杂的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简单化了。

钱穆是中国现代主张儒学复兴立独行之人。他主张走“据旧开新”民族文化复兴之路，这是一条与主张“返本开新”的现代主流新儒家不同的中国文化复兴之路。他是从文化和历史的角度来阐述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文化复兴的“新儒家”。他立足于儒家基本观念，从历史和文化角度对历史创造的主体及其决定力量问题作了颇具现代意义的解释，将儒家思想作了新的发展。我们从他的论述中，便可以清楚中看到他与主张走“返本开新”之路，即从主要从哲学角度来阐扬中国儒家文化复兴的新儒家的学术思想与方法论的差异所在。

注释：

历史人物论文范文第9篇

一、明确学科要求，是历史课进行人物教学的前提

历史人物是指在历史发展中有重大影响、起重大积极作用或消极作用的人物。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尽管经历了不同的社会形态，过程错综复杂，但都离不开人的活动，每个时代、每个王朝、每个国家都要推出自己的代表人物。正是这些人物的所作所为加快或延缓了人类历史的进程。正确讲授和判别各个历史人物及他们从事的活动，是我们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现行中学历史课本中介绍了中外历史上许多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和科学家。课本通过多种形式和途径，使不少历史人物的形象栩栩如生。在教学中对历史人物“正确地、具体地、实事求是的给予叙述和评价，对历史上某些反面人物要进行分析和批判”，是我们历史教学中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我们在教学中必须依据大纲要求，充分利用课本中的图文系统，准确地讲述和评价课本中涉及的各类人物，激起学生强烈的爱憎感情，对学生进行理想及人生观教育。

二、充分利用课本，是历史课进行人物教学的途径

历史课中的人物教学，既不能用数理学科演绎推理的论证方法，也不能采用理化实验那样的手段，必须充分发掘课本中的图文因素，充分利用图画的形象直观性和文字的生动具体性等特点，去描述人物的神态、特征及其活动，使学生充分地感知教材，经过一定的心理活动，让历史人物在学生头脑中形成接近于历史的基本面貌。

1、描述图画，趣化人物形象。中学历史教科书中涉及的历史人物众多，一些重要历史人物还附有图画。这些图画从各个不同侧面展示了重要人物的精神和品格，图文并茂，学生喜读易学，为教师进行历史人物教学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在教学中，教师必须借助这类图画，对人物外貌和心理特征进行描述，使人物形象立体地再现在学生面前，在学生头脑里形成鲜明的印象。对历史人物的语言描述不同于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分析，要以科学严谨的态度为前提，结合历史人物活动的社会背景和具体史实进行，要实实在在，合情合理，不虚构，不篡改。

2、赏析引文，活化人物品格。为了使学生对历史人物有更深入全面的了解，掌握人物的思想精髓，课本中或直接引用人物自己的言论、著述，或引用经典作家对该人物的褒贬之词，是我们讲述和评价历史人物的思想及性格特征的最好佐料。教师在教学中结合人物的活动，对这些引文进行富有感情的朗诵和赏析，对于展示人物的个性，表现人物的精神，就会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3、迁移概括，强化人物活动。每个历史人物都有一定的活动过程，或以时间推移为顺序，或以地域转换为线索，都处在不断发展和变化之中，要客观地展现历史人物发展、变化的全过程，就必须对其历史活动进行阶段性揭示和评论。教科书中对历史人物的叙述呈点、线、面，散见在各个章节，有详有略，有主有次。教学中为了让学生充分地掌握课本内容，了解人物活动，除描述图画，赏析引文外，还应根据教科书对于人物活动的叙述分阶段分方面进行综合归纳，围绕人物图像叙述人物活动，在叙述人物活动中再现人物图像，图文结合，相得益彰，或教师综合，或学生复述，在综述人物活动的过程中进行思想教育的内化，完成历史人物教学的德育任务。

三、正确指导评价是历史课进行人物教学的重点

1、功过评价法

凡需评价的历史人物，有些是具有两面性，即功过兼有，所以评价历史人物须从功与过两方面考虑。有的历史人物的功与过并存于同一时期的不同方面，有的则分别存在于不同时期，呈现前后变化。教学中要将其活动分解为几个方面，实事求是地进行评论，该肯定的肯定，该否定的否定。

2、阶段评价法

历史人物的思想行为随历史的变化而变化，他们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也随着变化。或由好变坏，或由坏变好，好坏相间。评价跨越不同阶段的历史人物时，应引导学生应用阶段论，根据历史人物一生的主要活动，分为几个不同阶段，结合所处的历史时代和历史环境去评价其功过是非。在历史教学中用阶段评价法评价历史人物，既可避免对历史人物不分阶段，不分功过的一概否定或一概肯定的片面性做法，又可培养学生把历史事件、人物、观点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分析和评价的能力。

3、分析评价法

在阶级社会里，人都是划分为阶级的，人们从事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宗教的活动，无一例外都代表其所属的阶级利益。在评价历史人物时，要引导学生抓住历史人物的主要方面和主要倾向，并把它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分析，揭示其阶级内容和阶级实质，既不能笼统地进行综合或加减抵消，也不能互相取代，以瑜掩瑕或以瑕掩瑜。要引导学生用历史的、阶级的和逻辑的分析方法，全方位地立体地分析和考察历史人物的活动，给予客观的评价，通过评价提高学生的理论水平。

四、开展课外活动，是历史课进行人物教学的补充

进行人物教学仅仅依靠历史课堂是不够的，还必须针对学生身心特点，有序地设计和开展课外活动，以丰富学生的历史人物知识，拓展学生视野，补充课堂教学不足。

1、举办历史人物图片展览

开学初就有准备地组织学生搜集有关历史人物图片，然后分阶段、分方面进行综合整理，并在图片上编写好人物活动的文字说明，然后通过办墙报等形式面向全班或全校展出。这样，不但密切地联系了课堂教学，加深了学生对课内所学人物知识的认识和了解，并且满足和发展了学生在历史人物学习中的兴趣。

2、撰写重要人物小传

每一个历史时期的内容学完后，教师根据大纲要求选择重点人物，布置学生写人物小传，要求学生在写作中要观点正确，史论结合，还可以结合课外阅读补充一些有关内容。这样，学生既可进一步掌握教材内容，又培养了学生写作历史小论文的能力，为将来进行历史科学的理论研究奠定基础。

历史人物论文范文第10篇

一、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是历史的延续

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一系列论争是历史的延续,围绕对“唯物史观”的阐释和理解、逐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的整个过程。

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景源研究员指出“唯物史观”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重点,更是难点。他认为,回顾学术史,以信仰唯物史观自居的人并不等于彻底把握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本质;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也不等于会用它来正确分析事物和问题;口头上宣传唯物史观,实际上可能还固守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框架。有些人部分地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但不了解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揭示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关唯物史观的认识,对我们今天准确理解“唯物史观”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早期,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波副教授指出,当时恰逢思想自由时期,因而招来方方面面的批评。一开始唯物史观就沿着两个向度展开:一是对唯物史观本身的批评;二是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适用性的批评。但是,针对各种批评,信奉唯物史观的人们也做出了种种辩护。可贵的是,此时围绕唯物史观主旨和特征所做出的批评与辩护,已经蕴含着唯物史观偏重物质因素、凸显经济的决定性、忽视伦理和人的意志以及唯物史观的时代局限等学理性问题。对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早期历程的追溯和原汁原味的介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看待此后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也有助于对唯物史观的进一步研究。今天我们意欲对唯物史观做出新的更为深入的阐释,有必要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源头,尽可能地了解当时的总体情况和细枝末节,从而帮助我们对唯物史观研究在当今中国的走势做出审慎而清醒的判断。

近些年来,“唯物史观”已经在学界的争论中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求是》杂志社李文阁对这一争论的过程予以综合考察,并进一步深入思考和分析了历史唯物主义在今天引起广泛争论的原因。他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而言,历史唯物主义从来就不是什么“学问”,而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理论武器。这样一种理论定位使得历史唯物主义与现实和革命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因而那些致力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后来者就不能无视、越过这样一种理论,必须根据时代进步“发展”之,根据形势的变化“修正”之。不同的人寓于不同的“前见”、“偏见”,必然会有不同的认识和争论。既然争论在所难免,那么我们如何看待今天这场有关“唯物史观”的争论呢?李文阁指出,有必要把今天我们有关唯物史观的讨论置于唯物史观产生以来的历史长河中、置于时代的巨大变迁中来考量。从19世纪末到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主要发生了四次大的争论:第一次是列宁和葛兰西、卢卡奇、科尔施等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之间的争论;第二次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二、三代代表人物与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教科书派的争论;第三次是以法兰克福学派和萨特为代表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和以科亨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第四次是在中国发生的在主张改革的反教条主义者与反对改革的教条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前三次争论是围绕着“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个问题展开的,在中国发生的第四次争论则是围绕着“中国的发展道路”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展开的。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有两个前提性的理论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什么是社会主义”。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实际上主要是围绕这两个理论问题展开的。

从以上的探讨可以看出,对于当前我国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我们应该用长远的眼光、广泛的视界来审视,不仅应将其置于历史上几次争论的背景中予以关注,更重要的是将其看作是我们当前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在学术研究中自觉地融入历史和现实的视野。

二、“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

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在当代呈现出来的整体趋势可以用一种总体性面相来概括:重释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立足当今中国现实、重新理解和重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观点的交互碰撞。无疑,异彩纷呈的观点共享着一个前提:不满足于现有国内外学者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阐释。

马克思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并非呈现为概念清晰、逻辑严谨、完整系统的现成体系,因此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首要的工作是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解读。北京大学聂锦芳教授运用其马克思文献学研究的丰富成果,重点解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最后部分的十八个段落。他的具体方法是将原来的段落顺序打乱,以文本中反复出现的核心范畴“现实的个人”、“共同体”及其相互关系的辨析为线索,重新组织其论证层次和逻辑结构,从而获得了马克思有关“现实的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新见解:“现实的人”是社会存在的前提,但是在历史的演进中社会的主体却不是“现实的人”而是他们所属的阶级;每个个人迫于生存条件、受共同利益的制约而形成共同关系,进而结成共同体,但其个体和自由却又受到了共同体的制约。从“现实的个人”的角度来衡量和检视社会,也即以“现实的个人”的个性和自由是否得到显现及显现的程度,以其“自主活动”是否参与以及参与的程度来关照历史,将会非常鲜明地分辨出“古代共同体”、“现代市民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变迁轨迹。只有个人的“自主活动”参与、渗透到生产交往形式交织而成的社会结构中,才能实现上述三种社会形态之间的真正转变。这种有关马克思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考察,更加有力地拓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从更大范围来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仅是社会历史理论探究的重要议题,而且是关乎每一时代个体生活态度、行为以及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问题。还需指出的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对“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思考一直是马克思社会实践和理论建构的中心线索。因而,回到文本寻找马克思历史的、逻辑的论证与当代实践的内在关联,必然是一件既有现实意义而又紧迫的事情。

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研读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重新研读这些文献?这就需要我们在基本理念与研究方法上实现新的突破,从而能够在更深层次上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此,北京大学仰海峰教授认为,今天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一方面是为了深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理念;另一方面是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念来面对当代的问题,这就决定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必须要具有当代的历史与 文化视野。这种当代视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批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文化。马克思面对的是刚从封建社会中脱胎而出的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竞争构成了这一社会的重要特征。但在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从自由竞争转向了组织化的社会阶段,以福特制为基础的现代大工业生产取得了主导性的地位。到20世纪60年代,以电子技术为主导的后组织化生产阶段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资本逻辑都体现各自的一些特征。这意味着不可能简单地以历史唯物主义来面对历史。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就必须揭示当代社会的内在结构及其历史变迁。另一方面,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西方社会的文化理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卢卡奇与法兰克福学派面对的是大工业生产的资本主义,而后马克思主义面对的是后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揭示这种社会变化与文化理念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这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在当展历史唯物主义时必须加以探索的问题。

如果从上述意义上来理解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那么立足当今的“信息时代”,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特别是唯物史观理论确立的前提和方法进行全面反思,进一步分析和提炼它在信息时代与时俱进的新发展,我们会有许多新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孙伟平研究员认为,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特别是科学、技术、知识、信息等因素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意义的增强,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正在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一个全新的“信息时代”正在来临。信息等无形资本的可共享、可传承、不排斥他人的特质,至少对传统的以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以生产关系为标准划分社会形态的理论提出了理论上的挑战。在信息社会中,先进生产力应与哪些因素相联系?信息的占有者和创造者是否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拥有信息的富裕的被雇佣者、白领工人在生产中的地位如何?他们是否仍然属于无产阶级阵营?以信息为重要资源的社会将走向何处?这些现实问题已经构成了对唯物史观的新挑战,这就要求我们特别重视研究唯物史观的方法,从信息的特质出发推动唯物史观的创新。

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要想有新的发展,同时还要结合和借鉴各学科的研究成果。只有将这些成果纳入到我们的研究视野之中,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阐释,同时真正地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面对当代的历史与文化。中国政法大学孙美堂教授就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引入了“复杂性科学”的研究成果,同时借鉴库恩的“科学范式”理论对当今历史唯物主义主义的研究范式提出了自己的几点看法。他指出,相比经典物理学,复杂性科学在研究范式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线性的决定论思维模式转向不确定性、随机性的开放式思维。运用复杂性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目前主要体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表现为对历史本质主义的解构。当然从这种范式出发研究历史唯物主义,还可以从以下一些问题逐步深入:历史的本质是固定的还是生成的?历史发展的规律与路径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是决定式的还是随机性的?历史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封闭的系统还是开放的系统?评价历史的尺度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等等。黑龙江大学隽鸿飞教授则选择“历史哲学”这一视角切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这样一种理论视角的获得,首先应该澄清有关历史哲学的一些基本的前提性问题,如什么是历史的时间、历史的进程、历史的规律、历史的意识等基础性问题。作为这种研究视角的推进,其次要在对历史哲学的深入理解中获得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概念的重新理解。他本人已经对历史的意识进行了一种生成论的阐释:从生成论的视角来看,意识并不是人的先天本能,而是在历史的进程之中通过人的对象性的实践活动现实地生成的。所谓历史意识,不过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形成的人的意识,是人对自身存在的意识。

还有一部分学者通过与其他理论问题的关联性展开自己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思考和阐释,这些多角度的探索深化和丰富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阐释。中山大学刘森林教授通过对“虚无主义”的考察,进入了有关历史唯物主义与虚无主义之间关系的思辨性研究。他首先对虚无主义的三个语境进行了仔细辨别和梳理,即施特劳斯所谓的特殊的德国现象、尼采所谓的柏拉图主义和认定世界是完全堕落和虚无的诺斯替主义。在对尼采虚无主义阐释的基础上,他重点研究了第四类虚无主义,即挣脱了柏拉图主义、历经新价值创造后最终否认一切存在之真实意义的彻底虚无主义。现代文化中自然与人的截然二分,以及对个别性的推崇,被施蒂纳极端化后与马克思发生冲突,再加上通过黑格尔与诺斯替主义的链接,使马克思与虚无主义发生了双重关联。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保持了价值与意义共存其中的形而上学维度,重新思考并确立了超验价值的路径和根基,从而在保留形而上学精神追求的同时遏制了彻底的虚无主义。北京师范大学沈湘平教授深入到近代德国思想史中考察德国“历史主义”传统对马克思产生的深刻影响,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本质上是关于存在的历史性的科学。马克思为什么会如此关心“历史”?他所说的“历史”究竟意味着什么?其与历史主义思潮有着怎样的关系?他认为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具有自己的独特内涵,使之区分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主义,也并不是波普尔意义上的历史主义。首先,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建立在对存在的历史性规定基础之上,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其次,马克思历史主义的本体论基础是唯物主义的;再次,马克思的历史主义确实承认了历史的一定的客观性和可认识性,正是这种历史主义使我们有超越普遍主义、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对立的可能。

综观以上有关“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文本研究的路径和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突破同样重要,同时多学科成果的借鉴丰富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关联性问题的介入和思考深化了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然而,还有一个领域或视角的研究所获得的欣喜成果是我们不容忽视、并且应该特别予以关注的,即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对于“唯物史观”当代阐释的推进。

三、“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

前述有关“唯物史观”的新理解无形中推动着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与此同时,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目前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一定意义上也拓展了“唯物史观”的理论空间。因而,怎样理解和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既涉及到政治哲学与唯物史观的关系,也涉及到唯物史观的重新理解。

南开大学陈晏清教授特别指出,“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两个方面研究的结合是非常必要的,没有这种结合许多关键性的问题难以解决,这两个方面的任何一方面都难以向前推进。比如唯物史观是否仅仅是一种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仅仅是一种认知理论,是否同时还有规范性的理论维度?如果没有或者不能有,那它怎么能够与作为一种规范性的政治哲学关联起来,怎么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方法论基础;在涉及到权利、民主、正义这一类规范性问题时,话语权为什么曾经总是掌握在西方政治哲学特别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手里,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处于长期的失语状态,马克思在哲学上要不要和能不能在此类问题中掌握话语权?与此相关的是,人类解放与政治解放的关系问题,唯物史观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的实质意义是什么?在着力建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我们重新思考现实的政治生活,我们还有没有政治解放的任务或属于政治解放范畴的任务?中国社会的发展不能超越市场经济的阶段,那么能不能超越政治解放的任务?我们在什么意义上和应当经过什么样的途径超越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狭隘途径,更进一步的追问可能是在当今特殊的时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同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思考和探讨相同的问题有时甚至可能得出在形式上相似的结论,那么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又比如说,观察政治活动的文化视角和社会视角是什么关系,西方的一些政治哲学强调文化视角、突出政治生活的文化批判,这种文化视角的局限性在哪里?它同唯物史观强调深入经济生活的社会视角的原则性区别在哪里,我们应该怎样完善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才能更加适用于关照当代的政治生活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当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在探讨唯物史观的当代意义和当代阐释的时候不可回避的问题。

明确了两者研究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之后,更应该探讨的是如何在学术研究的实践中发挥这种“结合”所产生的思想力量?南开大学李淑梅教授通过考察马克思创立和完善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指出马克思的历史 唯物主义包括两个基本向度:一是揭示处于一定历史阶段的特殊社会本质和规律;二是揭示历史发展的一般进程和规律。前者主要聚焦于历史河流中的一段,特别是现有的社会政治结构,对其进行认识,属于社会政治哲学的研究内容;后者则放眼于人类历史长河,是一般意义上的唯物史观。南开大学王新生教授认为只有从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意义上理解我国当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才能真正把握这一正在兴起的领域哲学的意义和价值。首先,近代以来政治哲学的任务实际上就是整个哲学的时代任务,而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前,这一任务主要是在自由主义的思想体系中完成的。其次,我们必须肯定一个事实,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它的理论始终是与作为主流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的对峙中发展起来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哲学的变革就是在超越自由主义的过程中完成的,它超越了只能在以个****利为核心的正义范围内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视野,也就从根本上突破了近代以来的哲学通过政治正义为人的自由规定的限度。这是一种超越政治解放,立足于人类解放基础之上的全新哲学观。它的另一个层面是其现实性层面,即对现实生活的正义关怀,而这一关怀需要通过对现实政治制度正义性的肯定得到落实。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从其历史主义出发,在理想性正义原则与现实性正义原则、终极自由与现实自由之间建构起张力关系。这是破解现代人自由秘密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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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历史教学 历史观 培养方法

《增广》贤文说：“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诚然，历史已经消逝的过去，但研究和学习历史却是立足现实、面向未来，叙述的对象是历史的，读史的感悟却是现代的。为此，我们必须站在时代的高度，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以当代人的感知审视历史、记叙历史、诠释历史、总结历史，从而汲取富有时代意义的历史智慧。为此，初中历史教学应注重培养学生的历史观。

1 初中历史教学中培养学生历史观的重要意义

初中的历史课涉及到了一些各个时期的重要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变迁，每个历史事件的发生都对应这个时期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的背景，学习历史知识不通过事物发生的本来面貌去了解，学习就成为了形式，在每一个历史事件发生的过程中，都有起主导因素的历史推动力和破坏力，从哲学上说，历史观本身也是对立而统一的，历史事件发生过程充分体现了当时社会各个阶层的状况，由这种状况所形成的价值观决定了历史观的形成，学生通过学习历史知识，就是要通过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从而分析出这种历史背景下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历史事件。历史教学中注重历史观就是注重了学生学习历史知识的核心，反之就是形式主义，表面文章。而学生通过学习历史知识又分析当时的历史背景，自然学生更能理解这一时期的历史观的形成的条件和意义，从学习思维上说，这种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教学往往能唤醒学生对于历史的好感，对于历史人物的评论，不管这种评论对与错，都与学生本身的世界观形成了对照和冲突，把历史还原为历史，把文化还原为文化，把历史文化与学生自我的世界观相互作用，就能发现，历史并不是古老的，古老的并不一定是历史，从物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哲学观来看，过去的历史对学生的世界观形成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初中学生的世界观还没有完全的形成，他们通过知识的学习，通过知识的积累，更通过思维和训练和历史观的培养来达到对自我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形成和完善，从教师教学的角度来说，教学除了授知也要授智，这个智是智力的智，更是智慧的智。

2 初中历史教学中培养学生历史观存在问题分析

初中开展历史教学是符合现代教学发展理念的，初中需要通过历史课的学习来开阔眼界，历史不是陈旧的，特别是要明白这一点，许多学生认为历史是陈旧的，从而觉得学习过去的东西有用吗？笔者从讽研中发现，历史知识学习好的学习都是对人生特别有规划的，因为这些学生明白，对于今天来说昨天就是历史了，所以学习要规划，人生更要规划，从目前历史教学的现状来看，主要是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2.1 历史教师缺乏历史观的教学意识

许多历史教师，非常认真的进行备课，很用心的在课堂上讲课，把历史知识传播给学生，但是并没有意识到在传播历史知识的同时要注重历史观并培养历史观，这与我国教育方式有关，我们更注重的是知识的传播，目的是为了考试过关，缺乏通过历史课的学习来达到和满足学生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历史观的深入了解，什么样的历史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历史观，物质决定意识，历史观也是世界观的一部分，历史教师的这种缺乏直接导致学生学习历史知识深度不感，更无从对历史事件进行分析，许多成年人可能会有这种体会，当我们今天再回顾历史知识时，或者我们看到某部由历史事件改编的电影时，我们会记得这个人，这个事件，但是很少有人会说出这个事件和人物的历史观，这就是我们教学的不足和遗憾。

2.2 历史观并不是历史事件的起因

许多历史老师也会讲到历史事件时去分析当时的历史背景，讲到为什么会引起这个事件，这就是历史事件起因说，把起因说定义为历史观是狭隘的，历史起因可以说是历史观的一个变因，但并不是成熟的历史观，成熟的历史观是由真实不可逆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以及社会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哲学的、社会的，心理的、政治的、文化的诸多因素对立和统一形成。那么教师首先要明白什么是历史观，从历史观形成的条件人手；去寻找和发现当时社会的历史观，从历史观进行深入解剖，深入浅出，让学生掌握这些历史观对当时社会所形成的冲击以及由这些冲击决定的历史事件的发生和终结。

3 初中历史教学中培养学生历史观的方法

3.1 让学生扮演历史事件中的人物角色

让学生扮演人物角色只是第一步，最为关键的是要让学生在扮演前要掌握这个历史人物的特点以及由这种特点决定的，思维和语言的习惯，特别是要对学生扮演人物角色进行人物解读，包括人物的心理动态、人物的社会地位决定的社会价值，以及人物对过去和未来的判断，这种判断是基于什么样的历史观，所以学生在扮演的过程中要充分的展现人物的历史观对人物所掌控的事件的作用。对于扮演能让学生更好的了解历史知识并从中明白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历史观。

3.2 初中历史教学“三七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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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物；中学历史教学；应用

文物是物化的历史，是第一手史料，是最原始、最有力的历史见证。它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人类的社会活动，是人类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文物史料比文字史料少了人为因素而更具真实性。充分运用我国古代丰富的文物史料进行教学，可以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也可以让我们的历史课堂更具历史文化气息、更能培养学生的文化素养和创新能力。目前对中学历史教学中文物的应用还没有系统的论述，现将我的研究结果做如下论述。

一、利用文物图片，阐述知识、组织教学

教育心理学告诉我们，学生的注意力只能集中很短的时间，在教学中穿插一些图片能帮助学生集中注意力。历史学科特有的过去性、不可复制性，需要我们借助文物图片化抽象为具体，化枯燥为生动。如必修二经济史开篇是《中国古代的农业部分》，课本内容大多是在论述先秦农业发展的概况。当今我国随着经济的发展，离传统农业文明渐行渐远，学生对古代农业的很多内容无法理解，所以我们出示了大量图片辅助教学――如半坡遗址出土的粟和菜籽照片、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碳化水稻图片、古代农具文物系列组图（打制石器、耒耜、青铜农具、春秋战国铁农具）、二牛抬杠壁画、曲辕犁照片、我国古代水利工程和工具组图（都江堰、芍陂、郑国渠、坎儿井、桔槔、翻车、筒车等）。通过图片，学生集中了注意力，也理解了历史名词的时间定位和具体内涵，收到了不错的教学效果。

目前，我们的常规教学还停留在利用文物图片阐述知识上，利用图片组织教学做得还不够好。在新课程的背景下，文物图片的利用形式可以更活泼多样。我们可以采用配乐图片展、放大定格展示、动态图片展、模拟博物馆展厅、学生模拟导游、仿制文物等形式来组织教学。在教师展示文物图片、阐述知识的同时，我们还要注意以学生为主体，关注学生的学，全力促进学生主动学习、学会学习。通过引导学生深入挖掘特殊或典型的文物史料、创设历史情境、引导学生观察和比较、合作探究等，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和分析能力。

文物图片功能虽大，但在教学中需围绕目标、精当选材、合理取舍、规范描述，与课本主干知识、重大史实有密切联系，不应冲淡主题，否则会加重学生负担，影响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还应注意图文资料的综合使用。对于某些史实和观点，第一手第二手史料并不是孤立而是有机联系的，所以应针对同一史实和观点，将教材中或补充的相关材料结合起来使用。

二、利用文物实物，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

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从教学的直观性来看，图片不如实物。记得在大学时的课堂上，大学教师经常把学院历史博物馆的石器、青铜器等文物搬到课堂上引导教学。在历年的发展中，西南大学历史学院博物馆积累了近万件历史文物，这些文物很好地促进了学校的历史教学。学院里有才、热心的几位教师也几次带本科生参加电视台节目的拍摄录制，去博物馆、历史遗迹参观。目前，中学的理科教学中经常采用看模型、做实验的方法。而我们的中学历史常态课，多采用模拟情境和展示图片，与大学和中学理科还有一定的差距，学生的体验性不够。

把文物搬进日常的教学是我很久以前就有的想法。在近现代经济史部分的教学中，我尝试着利用票据、钱币等文物实物印证教学内容。用粮票来解读计划经济，用老版人民币上的图片来解读我国当时在重点发展重工业。遥远的历史，一下子有了真实性和现实感。学生在以前小学、初中的历史课上没有见过文物实物，兴趣盎然。把文物实物搬进教学能很大提升我们教学的层次，也是切实可行的。保定是文化古城，有大量的历史遗存可供利用，如生活器皿、古钱币、旧邮票和旧书报等等。很多普通文物的价格并不算贵。再者，在课堂教学中展示的实物并不要求是真品，因为培养的对象是中学生而不是鉴赏文物的专门人才。

我们不仅可以把文物搬到课堂，还可以走出去，以参观博物馆、历史遗迹的形式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随着传统教育向激发、培养学生创新意识的转变，博物馆校外教育功能也会日趋重要。博物馆的教育融科学性、知识性、人文性和趣味性于一体，每一件展品都是过去历史的再现，每一件历史人物遗物都蕴含着动人的历史故事，对于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知识的热情有很大的帮助。博物馆以大众喜闻乐见的内容以及生动活泼的形式，对青少年的心灵和行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博物馆与学校教学紧密配合，努力开展内容健康、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活动，无论在我国还是国外都已成为大势所趋，博物馆正越来越成为学生喜爱的“第二课堂”。近年来，我国的一些博物馆实行了针对社会全体或者部分公众的常年免费开放，更为学生在博物馆中感受历史、体验历史、学习历史、研究历史提供了便利。

三、利用文物类高考题，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

我们的历史学科是一门对文科思维要求较强的学科，她要求学生的思维要兼具全面性、思辨性。我们高中历史教学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是提高学生的历史能力，让学生在高考中脱颖而出。每一年的各地高考题都会有不少以文物资料为载体考查学生对历史材料的阐释能力和对历史现象的分析能力。历史新课标中明确指出：在掌握基本历史知识的过程中，进一步提高阅读和通过多种途径获取历史信息的能力；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分析、综合、比较、归纳、概括等认知活动，培养历史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能力的培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点滴积累和长期培养。

通过做题，我发现高考与文物有关的题主要有两类：一是文物图片题，给定历史文物的图片和历史情境，需要学生具备一定的历史基础知识和读图、分析能力，要求学生认真、细致，这类题普遍难度不大。另一类是史学方法类题，以文物为载体，考查学生处理第一手史料和二手史料的关系、史论结合论从史出、善于从不同角度发现问题、正确看待不同见解等问题。这类史学方法类试题有增多、变难的趋势。“最好的试题是高考题”。在平时的练习中，我们应加大高考题的比重，利用文物类高考题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

要用好文物史料，我们历史教师应该具备一定的文物考古知识。文物学和考古学是历史学科体系里面的“阳春白雪”，在中学常规历史教学中要用好实物文物并非易事。作为中学历史教师，我们应该加强文物学和考古学的素养，否则就算利用文物实物，也会仅仅停留在浅层次，或者在无意间传达出错误的历史信息。只要我们全力搜集材料、拓展自己的人文素养、精心组织教学、自己多读书研究高考题，就一定能让学生的历史成绩取得质的飞跃，也一定能为国家建设培养出高素质的人才。

参考文献：

1.王国维，《古史新证总论》，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

2.朱筱新，《文物与历史》，东方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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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史料的有机组成部分，在19世纪初century圣洁思想、意识形态历史观的颠覆和“Eurocentrism”的重建中，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实现了对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的批判性继承和发展　这个　基本的　所容纳之物　属于　马克思的　学说　属于　世界　历史　是　这个　世界　历史　基于　在…上　资本主义　工业的　文明　驱动　通过　这个　全体的　发展　属于　生产率　和　沟通，并以实现沟通为未来发展趋势。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和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　这个　属同时期的　价值　属于　马克思的　学说　属于　世界　历史　有　曾经　论证　通过　这个　发展　想法　属于　“以人为本”　这个　重要性　属于　表达　在里面　这个　想法　属于　人类　社区　属于　命运以及历史材料的理论视野。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Historical　Materialism。当代价值

马克思在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实现人类解放和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创立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角度实现了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的哲学革命。随着21世纪世界格局的深刻变革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对世界交往作用的重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野突出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价值。

。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主要理论来源。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整体性思维的理性内核，颠覆了黑格尔倒转的唯心史观，打破了黑格尔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实现了世界历史理论的革命性重构。

。黑格尔认为，每一个国家和民族，作为“个体”，都是整个世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因为一个国家和民族必须与其他国家有某种联系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构成了整个世界历史。黑格尔在评价法国大革命的意义时充分证明了这一思想。他从世界历史的角度高度评价法国大革命：“这是一位杰出的黎明。所有有思想的人都分享这个新时代的喜悦。当时一种高尚的情感激动着人们，一种精神的热情震撼着全世界，仿佛“神圣的事物”与“世界”的和解第一次完成了。”[1]459这一思想得到了马克思的重视和解释。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后，世界逐渐从国家-地区历史走向全球一体化的历史过程。资本工业的发展，社会化分工的出现，共通的普遍性全球化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促使各国形成了一个日益紧密的整体，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此作了重要论述：“如果机器是在英国发明的，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数百万工人的饭碗，改变了这些国家的整体生活方式，那么这项发明将成为世界性的事实。”88-89马克思运用整体性思维考察世界历史，实现了对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合理内核的继承和发展。黑格尔将绝对精神视为历史的动力和本质，论述了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在黑格尔看来，绝对精神表现为世界历史发展的种种特殊性通过一系列《民族精神》体现为“世界精神”，体现了“世界精神”的本质"是自由意识。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自由意识的发展过程。自由意识的不同实现程度决定了世界历史上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发展程度。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与自由意识的发展方向是一致的艺术，这是一个从东方到西方逐渐发展自由感的过程东方国家只知道一个人是自由的，希腊和罗马世界只知道一些人是自由的，日耳曼民族大学知道所有人（人都是人）都是绝对自由的。”[1]17黑格尔对世界历史从低级到高级的演变过程有着深刻的洞察，但它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割裂开来，至今仍未走出唯心史观的窠臼。在唯物史观的建立过程中，马克思完成了对黑格尔倒转的《绝对精神》的颠覆本体论，揭开了黑格尔对唯心主义思考的神秘面纱。马克思从人们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实践出发，解释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型是实践的结果。马克思指出：“从历史到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纯粹的‘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形而上学的鬼魂的抽象行为，而是一种完全可以由经验证明的物质行为。每个生活在现实生活中需要吃、喝、穿的人都可以证明这一行为。”[2]89因此，从现实的人出发，从事各种实践活动，满足人们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资料的需要，是理解世界历史的关键，马克思在建立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构建了世界历史理论体系。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是近代资产阶级世界历史理论的最高理论成果，但它仍不可避免地陷入“欧洲中心主义”的理论困境。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是一个从东方到西方的发展过程。亚洲东部是世界历史发展的起点。它最终通过古希腊和罗马到达西欧。欧洲中心的日耳曼民族是世界历史的终结。“历史的最后阶段是我们的世界和我们的时代。”[1]454可以看出，黑格尔的“欧洲中心主义”充满了强烈的“种族优越论”色彩。黑格尔以日耳曼民族的价值观作为衡量世界历史发展的尺度，认为日耳曼民族是一个高于其他国家的优秀国家。站在唯物史观的逻辑起点上，马克思实现了对黑格尔“欧洲中心主义”的解构。一方面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是一个历史范畴，它并不总是存在的。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客观结果。因此，世界历史不存在先验中心。世界历史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后，区域性的、狭隘的民族历史通过普遍传播逐渐转变为全球性的、整体性的世界历史的过程。另一方面,马克思明确指出,资产阶级在周游世界,实现资本无限增值的同时,也创造了自己的掘墓人,，无产阶级肩负着实现世界历史性共产主义的历史使命。

对世界历史理论的创造和完善补充了马克思探索唯物史观的过程。马克思早期对世界历史理论的探索成果集中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晚期的探索成果集中在《人类学笔记》和《蒂凡尼早餐》中。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理论的探索虽然分散在不同时期的文本中，但它仍然是一套内容丰富、逻辑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对当代社会实践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其基本内容包括以下三个部分。

认为“世界史并不总是存在于过去，但作为世界历史的历史是结果。”[3]28可以看出，马克思所写的世界历史概念是一个历史范畴，并非总是如此。世界历史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新阶段。它是指在大型资本产业的出现和各民族国家之间普遍交往的基础上日益形成一个整体的世界历史。在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等级资本主宰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所有民族和生产力低下的国家都难以突破地理环境的自然屏障。因此，所有民族和国家都相对孤立和封闭关闭状态。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发展，以蒸汽动能为核心的蒸汽机被用于工业生产。大型机械工业的出现和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社会分工。资本扩张引发的交通革命为资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的运行提供了基础。民族间的隔离被打破，狭隘地区的民族史开始向世界整体史转变。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第一次创造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的需求得到满足，这些国家的每个人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除了过去自然形成的封闭状态”[2]114。

在探索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动力的过程中，马克思坚持唯物主义的彻底立场，从现实的人的实践中考察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动力。在马克思看来，以大工业社会化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国家间的普遍交往，促进了从历史到世界历史的深刻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利用自然力进行工业生产，利用机器生产，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到一定程度，这两种劳动是由不同的人承担的，认识到“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分工是城乡分离。”104分工的扩大促进了商业贸易和竞争的普遍发展。商业贸易的繁荣与发展要求各民族国家之间的商品交换关系突破地域限制，开拓世界市场。世界市场的出现促进了交通和通信技术的创新，加剧了国家间的商品竞争，进而促进了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对剩余价值的无限追求加深了普遍性民族国家之间交往相互依存，世界已成为一个扁平的整体，历史正日益向世界历史转变。马克思通过分析生产力、分工和通信之间的关系得出结论：“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通讯方式以及通讯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被消除得越彻底，历史就越会成为世界历史。”88

马克深入分析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得出结论，世界历史发展的未来趋势必然是共产主义。首先，资本的扩张性促使资产阶级改善了攫取剩余价值的方式。商品出口逐渐被资本出口所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社会化的大规模生产和私人拥有生产资料之间的基本矛盾已经成为世界性的。这一世界性矛盾只能通过一种更高的社会形式——共产主义社会来解决。第二，社会化分工和工作的普遍发展LDWO交流反过来促进了生产力的巨大增长，为实现共产主义奠定了丰富的物质基础。马克思认为，“只有当交流成为世界交流，以大工业为基础，只有当所有民族参与竞争斗争时，我们才能维持创造的生产力。”“[2]108最后，在创造世界历史的同时，资本主义也创造了自己的掘墓人——世界无产阶级。竞争的普遍发展和交往的扩大，使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都失去了民族性。正如马克思所说，“虽然每个国家的资产阶级仍然保持着其特殊的国家利益，但大工业创造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在所有国家中都有相同的利益，国家的特殊性被消除了。这是一个真正与整个旧世界分离和对立的阶级。”[2]114-115“无产者中没有任何东西需要保护。因此，无产阶级的性质和历史使命决定了无产阶级应该通过共同的有意识的斗争来实现共产主义，然后解放全人类。

历史上，有一种现象，一位伟大的思想家的某一理论在经过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后，往往显示出其内在的意义。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也是如此。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在建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引起学者们的关注，但其时间价值并没有消失。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引发了深刻的理论反响。“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调交往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的作用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视野凸显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价值。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马克思关注人类命运的宽广情怀和解放全人类的崇高哲学旨趣”[4]马克思一方面指出，“人的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而不是一种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关系、工业条件、商业条件、农业条件和交通条件推动的。可见，马克思把生产力和交往的普遍发展作为人的解放的前提。只有生产力和通讯的全面发展，社会化分工的扩大，世界市场的扩大，“现实的人”才能实现从国家区域存在到世界历史存在的转变。另一方面，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人类解放的关系来看，马克思认为，随着人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在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益和无情的‘现金交易’之外，没有其他联系。”276以物质依赖为基础的人民独立取代了人民对人民的依赖，而人的发展和解放则受到资本异见势力的制约。因此，马克思指出人类解放的程度与历史向世界历史完全转化的程度是一致的。通过不断提高的社会生产力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来消除人的异化和片面的经济基础，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每个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自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新形势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是其重要的理论成果之一。一方面，“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坚持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五个方面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望，摒弃了生产关系下人的异化，另一方面，“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坚持依靠人民谋发展，发挥人民的积极性，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创造世界历史的深刻现实内在地表明了人类活动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重视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政策，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和世界历史发展进程，在中国发展和参与全球分工、扩大世界市场的现实背景下，实现了人类地域生存向世界历史生存的发展。

个人、社会团体和国家之间的物质和精神交流。在他的著作中，马克思经常使用“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等词来阐明交流在世界历史形成中的动态作用。一方面,在马克思看来,以资本和大工业为特征的社会化生产不断发展,分工逐步成熟,，资本的扩张性促使资产阶级突破地域限制，通过日益完善的交通工具和对外交往，开放世界市场。于是，历史开始向世界历史转变。另一方面，随着资本的全球扩张、世界市场的形成和普遍传播，历史上促进了世界文化的形成。“物质生产也是如此，精神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已成为公共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可能，因此，世界文学已经从许多民族和地方的文学中形成。”634马克思认为，生产全球化和普遍交流的全球化促进了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打破了地域限制，形成了各民族文化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你有我、我有你的文化格局马克思笔下的世界文化不是一种独立于民族文化之外的文化形态，而是一种由民族文化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新的文化现象。

今天的世界正处在一个世纪以来从未有过的巨大变化中。各种文化相互激荡，各种利益相互交织，相互影响随着两极格局大学的解体，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在全世界加速发展。从物质交换的角度看，在霸权主义世界秩序的指引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利用其技术和金融优势，挤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顺差，进一步加剧世界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各种全球性问题和现代性困境层出不穷，迫切需要各国际行动者加以解决。西方发达国家在资本扩张的过程中，实施普世价值等文化霸权，动摇了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主体性。提出了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坚持对资本主义国家领导的“最后晚餐”的批判和审视，“这是一个从历史、时代和人类的高度真正思考全球化未来趋势的“建设性计划”。[6]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遵循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注重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所阐述的普遍物质交流与合作在推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国家间荣辱相依的现实背景出发，主张加强国家间的物质交流与合作，构建无冲突、无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分享深化物质交流的发展经验，寻求各国利益的最大公分母，促进全人类的共同利益，马克思关于民族间精神交流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作用的世界历史理论的论述，仍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辉，其实质是正确的在理论阐释中突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坚持各民族、各国家的精神交流，倡导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相互学习超越文明冲突，共存超越文明优势。指出，“没有优劣文明之分，只有特色和地区”[7]544。文明是了不起的，因为他的多样性。不同的文明体现了不同民族的智慧。人类未来共同体思想坚持“每一种美都有它的美，美美与共”对人类文明繁荣的理论阐释，实现了马克思所描述的不同民族之间的精神交流，形成了人类社会文化格局的延续和发展“你有我，我也有你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不仅为当今世界面临的全球性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而且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重建各国交往关系提供了理论探索。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认为：“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8]695因此，马克思从现实人的物质生产实践出发，揭开了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的神秘面纱，实现了黑格尔绝对精神的革命性变革本体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野，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到资本主义社。从社会化大生产和普遍传播发展的实践逻辑出发，阐述了从历史到世界历史的深刻变革是资本主义阶段生产力发展的结果。

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野不仅为马克思创立世界历史理论提供了宝贵的思想精髓，而且在当今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现实背景下引发了深刻的理论回响。全球化构建的霸权主义世界秩序与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之间的内在矛盾导致了新的全球问题。一方面，随着资本在全球的不断扩张和生产、分工、消费的全球化，以跨国公司为形式的国际垄断组织不仅在全球范围内获得高额利润，而且扩大了国家间共同利益的交汇点。人类社会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另一方面，国际恐怖主义、全球气候变暖、核扩散和人工智能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所有国家都需要合作，共同面对挑战。在这样一种现实情况下，人类分享了自己的命运，形成了命运共同体。基于世界历史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现实，充分利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智慧，提出了建设具有现实紧迫感的社区的时代命题。一方面，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叙述，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影响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本质是社会关系人与人之间。国际关系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直接影响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通过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对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另一方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理念改善了上层建筑的政治制度，通过改变霸权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西方领导的缓慢的全球治理体系，实现了社会生产力的解放。作为实现真正的共同体和未来社会发展世界图景的历史中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不仅是对世界历史发展现状的合理回应和深刻反思，同时也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视野的必要把握和逻辑延伸。

[1][德国]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大学，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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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大学，1995年。

·

[4]田鹏颖。历史唯物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1）。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6]刘同舫。为历史唯物主义建设人类共同未来社区的最初贡献[J]。中国社会科学，2018（7）。

历史人物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历史教学；历史观；培养方法

一、初中历史教学中注重和培养学生历史观的重要意义

初中的历史课涉及到了一些各个时期的重要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变迁，每个历史事件的发生都对应这个时期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的背景，学习历史知识不通过事物发生的本来面貌去了解，学习就成为了形式，在每一个历史事件发生的过程中，都有起主导因素的历史推动力和破坏力，从哲学上说，历史观本身也是对立而统一的，历史事件发生过程充分体现了当时社会各个阶层的状况，由这种状况所形成的价值观决定了历史观的形成，学生通过学习历史知识，就是要通过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从而分析出这种历史背景下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历史事件。而学生通过学习历史知识又分析当时的历史背景，自然学生更能理解这一时期的历史观的形成的条件和意义，从学习思维上说，这种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教学往往能唤醒学生对于历史的好感，对于历史人物的评论，不管这种评论对与错，都与学生本身的世界观形成了对照和冲突，把历史还原为历史，把文化还原为文化，把历史文化与学生自我的世界观相互作用，就能发现，历史并不是古老的，古老的并不一定是历史，从物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哲学观来看，过去的历史对学生的世界观形成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初中学生的世界观还没有完全的形成，他们通过知识的学习，通过知识的积累，更通过思维和训练和历史观的培养来达到对自我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形成和完善，从教师教学的角度来说，教学除了授知也要授智，这个智是智力的智，更是智慧的智。

二、初中历史教学中注重和培养学生历史观存在问题分析

1.历史教师缺乏历史观的教学意识

许多历史教师，非常认真的进行备课，很用心的在课堂上讲课，把历史知识传播给学生，但是并没有意识到在传播历史知识的同时要注重历史观并培养历史观，这与我国教育方式有关，我们更注重的是知识的传播，目的是为了考试过关，缺乏通过历史课的学习来达到和满足学生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历史观的深入了解，什么样的历史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历史观，物质决定意识，历史观也是世界观的一部分，历史教师的这种缺乏直接导致学生学习历史知识深度不感，更无从对历史事件进行分析，许多成年人可能会有这种体会，当我们今天再回顾历史知识时，或者我们看到某部由历史事件改编的电影时，我们会记得这个人，这个事件，但是很少有人会说出这个事件和人物的历史观，这就是我们教学的不足和遗憾。

2.历史观并不是历史事件的起因

许多历史老师也会讲到历史事件时去分析当时的历史背景，讲到为什么会引起这个事件，这就是历史事件起因说，把起因说定义为历史观是狭隘的，历史起因可以说是历史观的一个变因，但并不是成熟的历史观，成熟的历史观是由真实不可逆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以及社会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哲学的、社会的、心理的、政治的、文化的诸多因素对立和统一形成。那么教师首先要明白什么是历史观，从历史观形成的条件入手，去寻找和发现当时社会的历史观，从历史观进行深入解剖，深入浅出，让学生掌握这些历史观对当时社会所形成的冲击以及由这些冲击决定的历史事件的发生和终结。

三、初中历史教学中注重和培养学生历史观的方法

1.让学生扮演历史事件中的人物角色

让学生扮演人物角色只是第一步，最为关键的是要让学生在扮演前要掌握这个历史人物的特点以及由这种特点决定的，思维和语言的习惯，特别是要对学生扮演人物角色进行人物解读，包括人物的心理动态、人物的社会地位决定的社会价值，以及人物对过去和未来的判断，这种判断是基于什么样的历史观，所以学生在扮演的过程中要充分的展现人物的历史观对人物所掌控的事件的作用。对于扮演能让学生更好的了解历史知识并从中明白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历史观。

2.初中历史教学“三七理论”

历史人物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历史教学；历史意识；培养方法

一、初中历史教学中注重和培养学生历史意识的重要意义

初中的历史课涉及到了一些各个时期的重要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变迁，每个历史事件的发生都对应这个时期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的背景，学习历史知识不通过事物发生的本来面貌去了解，学习就成为了形式，在每一个历史事件发生的过程中，都有起主导因素的历史推动力和破坏力，从哲学上说，历史意识本身也是对立而统一的，历史事件发生过程充分体现了当时社会各个阶层的状况，由这种状况所形成的价值观决定了历史意识的形成，学生通过学习历史知识，就是要通过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从而分析出这种历史背景下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历史事件。而学生通过学习历史知识又分析当时的历史背景，自然学生更能理解这一时期的历史意识的形成的条件和意义，从学习思维上说，这种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教学往往能唤醒学生对于历史的好感，对于历史人物的评论，不管这种评论对与错，都与学生本身的世界观形成了对照和冲突，把历史还原为历史，把文化还原为文化，把历史文化与学生自我的世界观相互作用，就能发现，历史并不是古老的，古老的并不一定是历史，从物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哲学观来看，过去的历史对学生的世界观形成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初中学生的世界观还没有完全的形成，他们通过知识的学习，通过知识的积累，更通过思维和训练和历史意识的培养来达到对自我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形成和完善，从教师教学的角度来说，教学除了授知也要授智，这个智是智力的智，更是智慧的智。

二、初中历史教学中注重和培养学生历史意识存在问题分析

1.历史教师缺乏历史意识的教学意识

许多历史教师，非常认真的进行备课，很用心的在课堂上讲课，把历史知识传播给学生，但是并没有意识到在传播历史知识的同时要注重历史意识并培养历史意识，这与我国教育方式有关，我们更注重的是知识的传播，目的是为了考试过关，缺乏通过历史课的学习来达到和满足学生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历史意识的深入了解，什么样的历史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历史意识，物质决定意识，历史意识也是世界观的一部分，历史教师的这种缺乏直接导致学生学习历史知识深度不感，更无从对历史事件进行分析，许多成年人可能会有这种体会，当我们今天再回顾历史知识时，或者我们看到某部由历史事件改编的电影时，我们会记得这个人，这个事件，但是很少有人会说出这个事件和人物的历史意识，这就是我们教学的不足和遗憾。

2.历史意识并不是历史事件的起因

许多历史老师也会讲到历史事件时去分析当时的历史背景，讲到为什么会引起这个事件，这就是历史事件起因说，把起因说定义为历史意识是狭隘的，历史起因可以说是历史意识的一个变因，但并不是成熟的历史意识，成熟的历史意识是由真实不可逆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以及社会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哲学的、社会的、心理的、政治的、文化的诸多因素对立和统一形成。那么教师首先要明白什么是历史意识，从历史意识形成的条件入手，去寻找和发现当时社会的历史意识，从历史意识进行深入解剖，深入浅出，让学生掌握这些历史意识对当时社会所形成的冲击以及由这些冲击决定的历史事件的发生和终结。

三、初中历史教学中注重和培养学生历史意识的方法

1.让学生扮演历史事件中的人物角色

让学生扮演人物角色只是第一步，最为关键的是要让学生在扮演前要掌握这个历史人物的特点以及由这种特点决定的，思维和语言的习惯，特别是要对学生扮演人物角色进行人物解读，包括人物的心理动态、人物的社会地位决定的社会价值，以及人物对过去和未来的判断，这种判断是基于什么样的历史意识，所以学生在扮演的过程中要充分的展现人物的历史意识对人物所掌控的事件的作用。对于扮演能让学生更好的了解历史知识并从中明白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历史意识。

2.初中历史教学“三七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