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消费论文范文

生活消费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旅游消费已成为我国重要的消费热点之一，然而旅游信贷消费却在我国发展缓慢。文章分析了我国个人旅游消费信贷的发展现状，并提出在我国要培育和发展个人旅游消费信贷，应当采取引导旅游消费者转变观念，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更新银行的经营理念，简化银行信贷手续，建立个人信用等级评价体系。

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个人消费信贷业务发展迅猛，旅游消费信贷也应运而生，它是旅游者向银行借款用于个人旅游消费的一种信用消费形式。据统计，2006年中国国内旅游人数超过13.8亿人次，全年旅游总收入达到8800多亿元人民币。在此形势下，商业银行积极拓展新业务，大力发展旅游消费信贷业务对我国金融业和旅游业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自1999年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开展个人消费信贷的指导意见》以来，我国银行业开展了多种个人消费信贷业务，然而目前我国开展旅游消费信贷业务的银行却不多，即使有些银行开办了这一业务，也是发展得极其缓慢。据了解，较早推出旅游贷款业务的中国工商银行已经不提供单独的旅游贷款服务，将旅游贷款与其他一些品种贷款一并归入个人综合消费贷款。此外，2005年中国农业银行叫停了包括旅游贷款业务在内的5类个人贷款业务。西方国家的成功实践证明，旅游消费信贷能够实现银行、消费者和旅游业“三赢”，在我国却没有形成应有的热潮，针对其原因和我国今后大力发展旅游消费信贷的对策，本文进行了探讨。

一、我国个人旅游消费信贷发展制约因素分析

1、旅游信贷消费主体

（1）传统消费观念的制约。从消费者心理角度分析，中国目前的消费水平和消费观念，还没有达到使旅游贷款蓬勃发展的状况，这种情况的转变需要多方面、长时间的努力。贷款旅游与贷款购房、买车相比，所不同的是，我国的消费者认为后二者与日常生活密不可分，是生活必需品，而前者是一种奢侈消费。因此，消费者愿意贷款购买必需品，而不愿意去贷款享受奢侈而徒增负担。少数能够接受旅游贷款这一观念的人又普遍收入较高，不需要借钱旅游。

（2）消费者收支预期不确定。我国正处于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大调整时期，不合理的就业制度、福利制度等旧的体制正在消失，但社会保险制度、失业保险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新的体制尚未完全建立和到位，人们对于未来的收入、支出缺乏准确的预期，产生和增加了对未来的担忧。另外，购房、子女教育、医疗数额较大的支出，需要消耗数年甚至数十年的积累。正是对未来收支预期的不确定，消费者会选择将省下的钱存入银行，以防万一，而不是贷款旅游了。

2、旅游信贷消费提供者

（1）利益驱动乏力。商业银行作为企业，当然应该追求企业利益最大化，所以商业银行往往青睐盈利较大的信贷项目，普遍对金额较小的旅游消费信贷业务积极性不高。业务量小且风险难以控制，是商业银行慎重发展旅游消费信贷的主要原因。

（2）信贷申办程序过于复杂。目前的消费信贷中，商业银行既是消费受理方，又是授信方，独资承担了信贷消费的资金压力和风险，这就制约了信贷消费的进一步发展。贷款银行为了减少风险，必然以苛刻的信贷条件要求贷款人履行繁杂的贷款手续。而旅游信贷的需求往往是突发性的，烦琐复杂的信贷申办程序必然影响贷款方和借款方的积极性。对每笔贷款，银行要求出具的证件、证明和其他材料很多；贷几千元有的甚至还要提供担保、办理抵押、评估等手续。繁琐的手续造成较长的申请周期（至少10天），此时，消费者可能尚未确定是否出游或出游的具体线路，当然不可能去申请旅游贷款。这种过于复杂的信贷申办程序严重制约了消费者的信贷热情。

（3）旅游信贷消费的环境。信用机制不健全，信用丧失是我国社会的最大浪费。商业银行虽然吸纳了大量储蓄，占有大量闲置资金，但却不敢轻易贷给个人，即使要贷也只能通过担保、强化申请审批程序等措施，从而达到防范和降低风险的目的。旅游分期付款可以让很多暂时没有很好的经济基础、却对旅游有需求的人进入旅游消费的行列，但是在信用机制严重缺失的情况下，这个业务在风险控制上存在很大的难度。旅游作为无形的服务类消费品，在抵押上没有完善的保障。房子或者家电是有形的消费品，如果贷款者还不起贷款，可以收回房产或者家电来弥补或降低风险。但在旅游产品的消费过程中，银行却没有办法用物质的形式降低风险。

二、培育和发展我国个人旅游消费信贷的对策思考

要使旅游消费信贷在我国真正发展起来，除了制订与信贷消费相关的法律、法规，建立健全担保、评估、保险、公证等一系列制度外，针对旅游消费信贷的实际情况，提出以下几个方面建议：

1、正确选取旅游消费信贷的市场定位

首先需要考虑的是目标消费人群。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支撑市场的主体是中等收入阶层。所以，在旅游信贷消费对象的选择和拓展上，应将中等收入阶层和有较高消费预期的青年消费群体作为我国旅游信贷消费的主体，着力启动他们的消费信贷活动，并根据他们的经济承受能力和消费倾向来制定相应的配套措施。其次需要考虑的是旅游消费的类型定位，应该着重从境外旅游入手。中国人外出旅游的兴趣与日俱增，但人们的实际收入水平相对于出境旅游的食、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的开支来说，存在一定的差距。利用旅游消费信贷，实行分期付款，是一种很好的平衡手段。

2、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消费者对未来收入的预期

消费者未来收入预期越高，其消费信贷承贷信心就越强。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由个人负担的支出范围急剧扩大。居民支出的不确定因素和心理压力随之增加，进一步导致了消费意愿下降、储蓄意愿增强，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消费信贷的发展。因此，政府应加快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使劳动保险、医疗、住房、养老、教育等制度改革尽快明确和定型，解除消费者的后顾之忧，稳定和改善消费者对未来的预期，使他们可以自然地借助消费信贷的方式，满足当前的需要，从而推动个人旅游消费信贷的健康发展。

3、更新银行的经营理念

银行要认识到个人旅游消费信贷必将成为业内竞争的一个领域。银行要加强旅游消费信贷的宣传营销工作。旅游信贷刚刚起步，银行方面宣传甚少，众多旅游消费者对信贷消费知之甚少。银行可以与旅游部门联手推动，加大信用消费的宣传力度，使人们逐步认识、了解、接受旅游信贷消费。政府、金融机构、旅游企业和媒体要加大旅游消费信贷的宣传力度，普及信贷消费知识。应正确引导一些人特别是青年人，培养正确的消费倾向；引导青年人消费结构的转变，多在购书和游历增长知识，这对于提高青年人的整体素质大有裨益，同时也给社会创造一个良好的消费环境和氛围。

4、简化银行信贷手续

银行应扩大营业服务网点，加强员工培训，提高业务素质和服务质量，完善售后服务体系，健全信贷产品质量保障机制，在风险防范的前提下尽可能简化信贷手续，让大多数有偿还能力的消费者感到旅游消费信贷手续方便。目前，银行可以大力发展旅游信用卡消费。信用卡在一定时期内可以多次透支，不受时间、地点、支付对象的限制，具有“一次授信，循环使用”的特点，是其他信用方式不可替代的。据了解，信用卡分期支付旅游费用的业务现在已经开始逐渐在一些商业银行中展开。例如，招商银行同全国近百家旅行社合作，全面推出境外游免息分期付款业务，消费者持招行信用卡，无须担保即可申请参加分期付款线路。总之，银行可以在防范风险、考虑自身经济利益的前提下，采取各种简便手段培育和发展个人旅游信贷消费市场。

5、加强协作，建立个人信用等级评价体系

我国现行的个人信用消费是在尚未建立个人征信制度的情况下推行的，银行不得不设置很高的贷款门槛，阻碍了个人消费信贷尤其是旅游消费信贷的增长。因此，必须尽快建立健全个人信用等级评价体系和个人消费信用快速认定系统。可以从如下途径切入：一是个人信用信息收集。根据一套完整的个人信用等级评定办法，进行数据收集，汇集潜在的旅游贷款申请人年龄、职业、家庭收入和家庭财产等信息。二是划分个人信用等级。根据不同的指标体系，对个人信用赋予不同的分值，进行量化处理。三是根据前述分析结果决定是否予以贷款和额度大小，建立个人消费信用快速认定系统。目前，仅有上海等少数城市建立了“个人信用联合征信体系”，对居民的个人信用进行评级打分。如果有一套完整的全国联网的个人信用等级评价体系和个人消费信用快速认定系统，对于促进个人旅游消费信贷将大有裨益。

6、发挥旅行社在旅游消费信贷市场中的中介作用

消费者申请旅游贷款希望手续简捷，银行面对的是极其分散的客户，旅行社可以作为旅客和银行的中介机构，可以借鉴汽车经销商发放汽车消费贷款的经验，将过去消费者自己到银行去办理贷款手续变为通过旅行社来办理，可以免去贷款者诸多不便。同时，旅行社担任借贷双方的中介，可以充分利用所掌握的消费者资料，一定程度上帮助控制商业银行贷款的风险。发展旅游信贷消费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各有关部门、旅游企业和金融机构都要密切配合，商业银行应配备必要的信贷消费营销人员和管理人员，多与旅行社和消费者沟通，积极采取措施，充分利用旅行社的中介作用。

三、结论

国内外的实践证明，信贷消费形式的运用与发展，是国民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变化的客观要求。个人旅游消费信贷有助于提高我国公民的生活质量，又可以为银行开辟利润来源，提高其市场竞争力，只要商业银行、政府、旅游企业以及社会各界统一认识，共同努力，采取综合措施，我国个人旅游消费信贷一定会有较大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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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许金超：大力拓展个人消费贷款业务[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3（1）.

[3]马强：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成因与对策[J]，宏观经济管理，2004（5）.

生活消费论文范文第2篇

一、正常年景的生活消费

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消费。生产制约着消费，有什么样的生产力状况，消费就只能处于相应的水平，且上述产品受商人的操纵又难以取得合理的价格，而地租与赋役还占去农民至少一半以上的劳动所得，加之为了延续简单的再生产，农民总还要扣出籽种等必要的生产性开支，因此，可以供家庭衣食住等日常生活消费的支出就极为有限。在衣食住中，住房不属于家庭经常性的开支，一次投资虽然要花去农家多年的储蓄，但可以使用多年。农民家庭的日常消费，主要包括衣食，其中又以吃所占的比例为最大。因为吃在农家生活消费中占有重要地位，因而我们首先来考察它。

吃的数量与质量是农民生产生活水平的标志。从数量看，笔者所见关于口粮标准的估计，都来自于江南食米的材料，可作为我们考察华北农民口粮消费的标准。任启运认为，“夫人食谷（每日）不过一升”，“以人口日一升计之，一人终岁食米三石六斗”（注：任启运《清芬楼遗稿》卷1，《经筐讲义》。）。洪亮吉说，“一人之身，岁得布五丈即可无寒，岁得米四石即可无饥”（注：洪亮吉《意言》，《生计篇》第7。）。张履祥给长工的口粮还要高，每年5.5石，尚不包括给长工的其他支付。上述估计都是以一夫即一个壮劳力作为对象的，数量相对较高。勒紫垣在《生财裕饷第一疏》中也谈到，“苏松嘉湖之民，知壮夫一丁种稻十二三亩，其岁收粒米，肥地不过三十余石，瘠地可得二十石，以每人每日食米一升科之，则三十余石者可食九人，而二十石者可食五六人。准古证今，原无异也。至农夫五等产，上中下而合算之，每夫可食九人，内除本夫与本夫之母妻女以及本夫之耄父幼子，共约食其半，计可余一半，以食他人”（注：陆耀辑《切问斋文钞》卷15。）。这里成年男女的口粮标准仍为每人1日1升，年均成年人是3.3石；老年人和未成年人减半，每人口粮仅0.5升，年1.65石，后者大概是最低的口粮标准，因为它与清政府拨给灾民的赈济口粮在数量上相当。至于一个家庭年均的平均口粮消费数量，也有人作过估计，如据强汝询估算，“八口之家，人日廪米四合，率日食四升八合，一岁食米十七石二斗八升”（注：强汝询《求益斋文集》卷4，《农家类序》。）。依此标准，农民一家男女老幼牵算每人年食米2.16石。当然，有的人对家庭口粮年均消费标准的估计还要略高一些，如包世臣说，“合女口小口牵算，每人岁食米三石”（注：包世臣《安吴四种》卷26，《齐民四术》卷2。）。考虑到清代华北农民的食品结构的特点，看来把大小口拉平，每人3石左右的年均口粮标准还是差不多的。如果再少，农民就要寻求各种代食品维持基本的生计。

那么，3石粮食需要多少土地才能够生产出来呢？清代华北一般年成两收亩产在1石左右，这样养活1人至少需要3亩口粮田。如果没有复种，则需6亩土地。清代华北水利薄弱，土地多为中低产田，产量很低。如直隶望都县，上中下土地“均匀计算，每亩得谷五六斗，须六亩可养一人。望邑额地一千七百余顷。现存男妇六万余名口，宜其地之所出不敷卒岁之用”。在此情形之下，望都县“上户饭粗粝，中户下户掺糠和菜以为食哉”（注：光绪《望都县乡土图说》不分卷，《县望县图说》，“田亩”。）。华北各地气候、水利条件不同，因而养活1人大致需要3～6亩土地，像山西解县“当全盛之时，户口七万有零，平均分之每人仅得四五亩旱地，终岁劳苦，丰年略可自饱，仍不可事父母，畜妻子，一遇凶歉，死亡殆尽”（注：民国《解县志》卷3，《丁役略》。）。华北人地关系的比例低于江南，但农业生产水平也比后者低，因而尽管人均占有的耕地一般比江南多，农家仍食不果腹。如山西凤台县，“小民狃于苟安，难于图始，烈日炎天，荷锄陇亩，草笠赤脚，挥汗如雨，多旱委之于天，歉入委之于地，终岁以草根木叶杂茭稗而食，安之如命”（注：乾隆《凤台县志》卷2，《山川志》。）。山东昌邑县“其他迩海，缴人众物乏，无他余赢，故有终岁勤动，不免饥寒者”（注：乾隆《昌邑县志》卷3，《田赋志》。）。齐河县，“人贫地瘠，家鲜盖藏，田一井者衣不蔽膝，家数口者，肉不知味，遇岁旱涝，则啼饥号寒，比比皆是”（注：雍正《齐河县志》卷2，《衢市志》。）。直隶正定县，“丈夫力佃作，女子工针锈，仅取糊口而止”（注：乾隆《正定县志》卷18，《风俗志》。）。在这种不能保证基本温饱的情况下，民食的质量便可想而知了。

华北农村的民食平时以谷蔬为主。谷类中尤以小米、高梁和春麦为主食，杂以豆类、薯类食物和蔬菜，小麦和稻米只有过节或遇有婚丧嫁娶、招待亲朋好友时才可能食用，绝少食肉。如直隶遵化州，“居常饮食相率以俭，或粥或饭或面，面用麦或杂豆粉，粥用小米，饭用高梁或亦用小米，梗稻多用以饷宾，杀（肴）则瓜瓠来腐而已，鱼肉惟之宴会用之”（注：乾隆《直隶遵化州志》卷11，《风土志》。）。滦州“饮食皆以粥，贫者粟不舂而碎之以煮，谓之破米粥，小康之家思俭约者，亦多效之，遇农作时则易之以高梁米煮半熟，冷水淘之，坚如石子，非此不下咽，谓之换饭”（注：光绪《滦州志》卷8，《封域志》中。）。望都县，“所食者以小米为大宗，小麦次之，大麦高梁玉蜀黍又次之。上中之户所饭皆粗粝，中下之户，则皆掺糠和菜为食，……小麦面粉皆不常用，麦秋后家家食麦面数日，籍酬农工之劳。过节度岁亦食之，余者收藏备粜以为度日之费，日常食用以小米为主要食品，不尝酒肉，一年之中春冬以菜蔬红薯白菜，夏秋以罗卜北瓜等物为菜羹，用以佐餐。俗云，糠菜半年粮，盖述实也”（注：民国《望都县志》卷1，《风土志》。）。《华北捷报》（1883年8月3日）报道，直隶“农民虽然大部分都很贫穷，但无法维持最低生活的人还比较少。……在最好的年头，他们也是吃最低级的食物，穿着朴素的衣服。他们的食物几乎完全是用大豆或豆腐渣混合起来的高梁玉米及小米。一块白面馒头便是一种特别的款待，当然更难吃到任何肉食”。

华北其他几省的情况也基本如此。如山东济南府“饮食以梁粟为主，养老始用鸡豚麦食”（注：道光《济南府志》卷13，《风俗物产志》。）。临沂县，“农民家常便饭为煎饼稀饭，佐味为豆腐小豆腐咸菜番椒。煎饼用高梁麦菽，稀饭用谷米或黍米豇豆绿红黄地瓜胡罗卜等。豆腐以黄豆为之，小豆腐以豆汁与各种蔬菜为之”（注：民国《临沂县志》卷4，《舆地志》。）。荣城县“至日食常佐，若番瓜番薯芦服蔓菁，几与五谷同其珍重，谚曰，田家饭菜一半”（注：道光《荣城县志》卷3，《食货志》。）。胶州，“州之土地五谷六畜备具，而民利所依植物大抵蔓荚居多。南鄙以番薯芋为食，冬鄙以落花生代稼，农重二豆圃蕃瓜薯，盖居食物之半”（注：道光《重修胶州志》卷14，志3，《物产志》。）。山西代州“民食以粟为主，佐以荞麦燕麦，贫者黍菽即为珍膳，有终岁不识膏梁之味者”（注：光绪《代州志》卷3，《地理志》。）。五台县，“麦如珍珠，非祭先供客婚丧不用，无故而食白面人以为不祥。稻米则供客，或病人煮粥，偶一见之，……春夏多食野菜，以葱韭豆腐鸡卵为甘旨，菘薯为珍味，贫家终年不见肉，至度岁乃割片肉为水饺”（注：同治《五台新志》卷2，《风俗志》。）。武乡县，“中人仅再食，岁不登则糠榆木屑悉以充腹”（注：乾隆《武乡县志》卷2，《风俗志》。）。河南汲县，“膳食以小米为主，大米即稻米惟宴会始用，不常食小麦，面亦为佳品。乡人率以高梁荞麦黄豆之属杂制以炊，各邑甚多，盖皆采以为食，农人三餐，城市多两餐”（注：乾隆《汲县志》卷5，《风土志》。）。密县“大率民间常食以小米为主，以黄豆及杂粮佐之，其大米饭小麦面俗所珍惜，以供宾粲之需，非常食所用”（注：嘉庆《密县志》卷11，《风土志》。）。总之，由于粮食短缺，华北农民在饮食的数量与质量上都与生理需要存在着差距。不少人家为了节省粮食，每日两餐，像直隶易州“中人日仅再食”（注：同治《畿辅通志》卷71，《舆地略》。）。县志中还提到有人终生不知肉味，一般农家只有到“良辰佳节七八口之家割肉不过一二斤，和以杂菜面粉淆乱一炊，平日则滚汤粗粝而已”（注：乾隆《孝义县志》第4册，《物产民俗志》。）。

尽管农家饮食艰难，但华北多数地方农民有饮烧酒的习惯。烧酒都以粮食酿造，如黍之“粘者可酿酒，俗谓之黄米”（注：乾隆《任邱县志》卷3，《食货志》。）。此外，高梁等“皆可酿，市肆取充酒材，颇夺民食”（注：道光《济南府志》卷13，《风俗物产志》。）。烧酒耗粮，使粮食短缺的状况愈益严重。因此，清代不少人主张禁酒，但都难以实行下去。不过，对缺粮的华北来说，农民饮酒之普遍确实增加了民食的压力。方苞认为，10人之中最少有4人饮酒，“一人其量以中人为率，一日之饮必耗二日所食之谷”（注：方苞《方望溪先生全集》集外文，卷1，《请定经制札子》。）。清代华北农村，较单一的农业生产结构和落后的农业生产力，使农民的生活极端贫困，因此日常生活中苦行占主导地位；但由于酿酒与饮酒的普遍，以及中国人对饮食文化的理解，因而苦行之中又有的一面。县志作者常常批评农民不知盖藏，主要是针对其在各种社交应酬上为了有面子，而不惜倾其所有，甚至举债。农民在物质生活上的苦行是生产力制约的结果，而不是像英国清教徒一样来自于理性信仰。因此，一有暂时的物质条件，便要大吃大喝，满足口腹之欲。

方志中常有类似的记载。如山西孝义县“民用俭约，……惟美酿，多嗜酒”。“所食粗粝不堪下咽，而独不能戒酒，不惟糜费，而一入醉乡致有破家丧身者”（注：乾隆《孝义县志》第4册，《物产民俗志》。）。山东临朐县，“其大耗更有两端，一曰饮，一曰博……。至如村人趁墟食货交易，酒罂肉碗四顾狼籍……其尤甚者，贫民无产，佣力耕作，索值日不百钱，酒食必责丰备，狂饮大嚼，日为恒度，稍未餍饫，头箸去之，主费不赀，佣得醉饱而已”（注：光绪《临朐县志》卷8，《风土志》。）。直隶滦州“值令节乃丰豆馔，下逮佣作酒肉恣饭啖无吝焉。惟独嗜酒，虽穷乡僻壤，皆家有藏酒，以备不时之需”（注：光绪《滦州志》卷8，《封域志》中。）。嗜酒往往与大吃大喝相伴。河南罗山县，“民喜口腹甚之。家无担石之储，一聚饮间罗列珍膳，若素封之家，虽称贷不惜也”（注：乾隆《罗山县志》卷1，《风俗志》。）。永城县“饮食无贫富，多好饮酒，款客肴馔，务丰一席，所费动至五六千三四千不等。常日市市厘往来，恒有醺然者，不必岁时伏腊，即偶尔小聚，亦必尽醉，呼拳拇战，声达街衢，以兹三里之城，酒馆林立”（注：光绪《永城县志》卷13，《俗产志》。）。

吃之外，农家衣被材料的支出不大。我们已经知道，农家平均岁用土布5匹左右，或自织，或买于集市。除蔽体御寒外，农家对衣被所求甚低。如直隶望都县，“居民率衣土布，自织自用，只取其蔽体御寒，不求华美。寻常衣服，棉改袷，袷改单，敝而后已，虽褴褛之衣，万作鞋屦之用，不肯轻于一掷”（注：民国《望都县志》卷10，《风土志》。）。山西孝义县，“乡民则布絮缕缕，终岁不制衣者十室而九”（注：乾隆《孝义县志》第4册，《物产民俗志》。）。五台县，“衣用直隶平山所产坚厚之布，农人夏一袷，冬一袄一裤，商贾隆冬走山谷，布袄之外，袭老羊皮马褂，士类一棉布袍，一棉马褂，无衣袭衣帛者”（注：同治《五台新志》卷2，《风俗志》。）。

二、灾荒年的生活消费

华北的自然灾害与这里的生态环境有决定关系。本区降雨各季分布不均，春季多大风，初春和晚秋常有寒潮经过等，生态环境的上述特点使本区的自然灾害以水灾、旱灾为最多，危害也最大；其次是风灾、霜灾、苞灾、虫灾、地震、时疫等。据统计，清前期，顺、康、雍、乾、嘉五朝全国18直省总计发生各种自然灾害2,524次（注：陈振汉等编：《清实录经济史资料》，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分册，第693～706页。）。据笔者计算，在以上灾害统计数中，华北4省为780次，占全国自然灾害总数的31％。在华北各省，直隶303次，河南147次，山东184次，山西146次，各占本区自然灾害总数的39％、19％、24％、19％。李向军的统计从顺治元年到道光19年（1839），全国共发生各类自然灾害28,938次，其中直隶5,273次，山东4,203次，河南1,831次，山西949次，共计12,256次，占42％强（注：李向军：《清代荒政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版，第214、16～17页。）。可见华北是全国自然灾害的频发区，而区内又以直隶与山东的灾害为多。再从灾害的种类看，水旱灾害发生最多。在陈书统计的780次自然灾害中，水灾316次，旱灾174次，占本区这一时期自然灾害总数的63％，其中水灾占41％，旱灾占22％，水灾的发生频率高于旱灾。李向军的研究证实水旱灾害的比例更高。在华北12，256次自然灾害中，水灾为6,784次，旱灾为3,977次，分别占区内灾害总数的55.4％和32.4％，两者合计高达87.8％（注：李向军：《清代荒政研究》，第214、19页。）。应该说，水旱灾害是导致华北灾荒年的最主要原因。而且，由于人口的增加与生态环境的破坏，有清一代水旱灾害的发生频率还有不断上升的趋势。

我们知道，本区农家一般在正常年景仅能糊口，均鲜盖藏，不少农户还要依靠举贷度日，因而应时收获对农家维持生计至关重要。自然灾害有轻重，灾情不同，对粮食生产的危害程度也会存在差别。灾情较轻时，粮食会有不同程度的歉收；而大的灾害可导致庄稼绝收，形成灾荒年。自然灾害不仅造成农民生命财产的直接损失，而且由于缺粮、饥荒、时疫等继发因素的困扰，间接的人口耗损也是相当惊人的。那么，农民又是如何度过灾荒年的呢？他们在正常年景下尚且终年粗粝，糠菜半年粮，灾荒年的状况无疑会更加恶化。如山东临沂县，“凶岁野菜树皮草实麦草皆可籍以充饥，延命无所谓佐味也”（注：民国《临沂县志》卷4，《舆地志》。）。寿光县康熙17年（1678）大旱，18年春大饥，“民食草根，木皮殆尽”（注：嘉庆《寿光县志》卷9，《食货志》。）。灾荒引起粮价腾贵，如山东黄县，“雍正八年大水，九年春饥，斗粟钱千二百”。“乾隆十四年大饥，斗粟钱一千七百，饿殍载道，卖子女无算”。“乾隆四十七年，夏旱螟，秋大涝，民饥。四十八年春大饥，斗秫钱一千四百，斗麦钱二千三百”。乾隆“五十一年春大饥，麦一斗钱三千六百，豆一斗钱三千二百”（注：同治《黄县志》卷5，《祥异志》。）。邹平县，康熙“五十年春大饥，米价涌贵，米一市斗值制钱二千二百五十”（注：民国《邹平县志》卷8，《杂志》下。）。面对如此高涨的粮价，普通农民根本买不起粮。

在田荒粮贵的形势下，农民已经无法维持最低的生活，出卖土地甚至儿女便成为他们最后的选择。所谓“饥年田亩必贱，民以田易命，安问贵贱。而有力殷户，往往以此大富。是小民之心头肉，为彼之饵鱼钩，事所必有”（注：周天爵《周文愚公尺牍》卷上，《与刘次白书》，道光年间。）。清代华北各省灾荒年农民出卖地产非常普遍，如“直隶大名等府属三十余州县，前因年年荒歉，民间地亩，多用贱价出售，较丰年所值，减至十倍。本处富户及外来商贾，多利其价贱，广为收买”（注：光绪《畿辅同治》卷4，页98。）。河南也有类似的事情发生。乾隆五十一年（1786），巡抚毕沅奏称，“豫省年岁不登，凡有恒产之家，往往变卖糊口。近更有于青黄不接之时，将转瞬成熟麦地贱价准卖。山西等处富户，闻风赴豫，举放利债，借此准折地亩。贫民已经失业，虽遇丰稔之年，亦无凭借”（注：《东华录》卷103，页19。）。土地之外，典卖儿女也成为农民无可奈何之下的选择。如河南“凡民间偶因歉岁，将女儿、孩子、养媳当入富户，以校目前饥馁。写定年限，大约身价轻则年限少，身价重则年限多也。但适遇丰年，可以措赎之时，因格于年限不敢回赎；即或央中代恳，主人有拒不放赎，以致迁延日久”（注：佚名《心政录》卷51，页34，乾隆5年。）。

解决灾荒年农民的基本生计，是清政府稳定社会秩序和统治的需要。每当灾荒年发生后，清政府一般要酌情减免田赋，必要时还要发赈救灾。华北农村县乡通常在平时积谷备荒，所谓“常平仓”、“社仓”、“义仓”，供出借粮种、平抑粮价和赈灾之用。其谷本来自州县士绅、富户的捐献，纯属自愿和慈善行为；至于“百姓听其自为之，而不当以官法绳之也”（注：道光《长清县志》卷6，《食货志》。）。也有以其他途径建立义仓的，如山东长清县的义仓，“其始也，请常平米六百石耳，加二斗息，逐年敛聚，越十有四年，得息米造成仓廒，以原数六百石还府，余米三千一百石以为社仓，此十四年中少歉则蠲其息之半，大饥则尽蠲之而尤积谷犹是之多”（注：道光《长清县志》卷6，《食货志》下。）。如上所述，农民借粮，一般要在收获后加息偿还，如此才能保证地方粮食储备的良性循环。如山东潍县，“自雍正十二年至乾隆二十年节年劝捐并递年春借秋还加息，现在各社捐谷并加息五千八百八十三石八斗”（注：乾隆《潍县志》卷3，《田赋志》。）。直隶行唐县，“国家经制，州县各设常平社义诸仓，岁储米谷，并听所在官民捐输借用，每岁出陈易新，载在会典，犁然备举。定例以十分之三借民籽种，遇谷价腾贵，春夏出粜。……社仓定便，借民口粮，视年之上下加息，……旧例社仓捐谷每石收息二斗，小歉减半，大歉全免，止收本谷。”（注：乾隆《行唐县新志》卷5，《惠政志》。）。

清代救荒赈济，一般是先动用本地仓储的存粮，其顺序是常平仓、义仓、社仓，不足动用存留的漕粮、地丁银，再不足才从省内外调粟。赈济是用钱粮救济灾民。其方法包括煮赈和发放银米。如河南洛阳县，受灾后“就近设（粥）厂，以免饥民跋涉道途也”。此外“每大口每月给谷三斗，小口给谷一斗五升，先尽常平仓谷动支，如不敷用时再动用漕谷。俗漕米亦不敷用，仍照往例动地丁银两搭放”（注：乾隆《重修洛阳县志》卷2，《地理志》。）。不过，尽管清政府有较为健全的荒政制度，但灾荒发生后，农民的生活仍不能得到妥善的安置，造成严重的流民现象。如山东沂州府之郯城县，“十岁九灾，所由来也。而游食四方，浸以成俗。初犹迫于饥寒，久而习为故事，携孥担橐邀侣偕出，俗曰逃荒，恬不为怪”（注：乾隆《沂州府志》卷4，《舆地志》4。）。《实录》等清官书对本区在内的流民形势、数量和遣返安置的措施等事项，都有详实的记述。

三、社会文化性消费

清代华北农村的社会文化消费，是一个内容较为含混的概念，从私塾教育到宗教活动，从农家的婚丧嫁娶到民间祈报，都可以含盖其中。农民此类消费其重要性虽然不能与衣食住等生活性消费支出等量齐观，但仍是农民消费支出中重要的构成部分，属于必要的生活性消费项目。

（一）文化教育。清代社会价值观推崇读书做官，因而作为农村知识分子和官员后备力量的“士”，理所当然地位居“四民”之首。这种根深蒂固的社会价值观对农民的影响也很大。取得士的地位要读书向学，农家尽管贫穷，只要稍有条件还是愿意让孩子识字接受教育的，争取改换门庭，光宗耀祖。此外，农家子弟即使在村庄中也有就近接受教育的条件，因为本区农村士这一阶层是普遍存在的。我们知道，该阶层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差别较大，其中也不泛一些生活并不宽裕，甚至拮据窘迫的人。县志上说，这些人的谋生渠道有两条，一是耕读兼资，二是在村庄蒙学中教书度日。在后一种情况下，农家子弟识字于村学不仅方便，而且费用低廉，普通农民可以承受。因此，对大多数农家子弟而言，大约都接受过或长或短的蒙学教育。如河南汤阴县，“民间子弟七八岁时延塾师教习，先孝经四书，渐习本经学作文艺，虽冠礼未行，而束发受书者遵循规矩，并无浮嚣之习，诵读之声四境不绝云”（注：乾隆《汤阴县志》卷1，《地理志》。）。

大多数农民虽然知道教育的重要性，但其子弟学期的长短则主要取决于家庭经济的承受能力，这种现实是非常残酷的。在生活有最低保障的情况下，农家可能会节衣缩食，送子弟接受蒙学教育；但如果连最起码的生存条件都不具备，接受教育就成为一件极奢侈的事情，尽管其绝对成本并不算高。如河南鹿邑县“力田者仅菜粥自给，虽有聪颖子弟，亦多不免失学。村塾之师聚童稚数十人于老屋中，仪节不立，咿唔莫辨，每至登麦，刈禾时辄罢业散去。九月复集则十仅三四矣。往往修补（脯）不给，复布露而罢，如是者数岁，父兄病其无成，俾改习耕作，或操工贾之业”（注：光绪《鹿邑县志》卷9，《风俗志》。）。该县志作者认为，农家子弟不能连续接受教育的根源是贫穷，兴学必须在农村实行免费教育，即所谓“广设义塾”，让农家子弟不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

当然，制约农村文化教育发展的还有其他因素，如晚清社会的动荡，乡村经济的凋敝，塾师的经济状况不断恶化，有条件接受教育的人日趋减少，由此带来农村塾学的学制和管理也日益松驰破败。如河南永城县，“塾师近少，专馆供馔者亦复不多。盖自咸丰捻乱之后，地方凋敝，至今元气未复也。到馆不必春，初随时可以入学，按月扣计，以十月为一年”（注：光绪《永城县志》卷13，《俗产志》。）。河南鹿邑县，“士无恒产，率以囊经教授为业。囊岁馈缗钱数十千便为极丰，饥寒之躬，难云壹教，模范不立，其失故不尽在师矣”。（注：光绪《鹿邑县志》卷9，《风俗志》。）在此情况下，农村人口中农民的识字率非常低，女性尤其如此。据罗兹曼的研究结果，现在识字率的统计范围，包括绅士、官员、商人、僧侣等阶层，他们要占到人口总数的10～20％；如果只统计农民，按男性40％拥有读写能力这一较高识字率比例计算，农民也只有30～20％的人“粗通文墨”，但这些人是否能顺利读写，恐怕还是个问题（注：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46～248页。）。因此，农民文化教育的落后，必然导致其文化素质低下，并在社会文化性消费中打上相应的烙印。

（二）祈报活动。在教育不兴，农民文化素质较低的华北农村，祈报等介于民俗与宗教之间性质的群众性活动，构成农民社会文化性消费的重要内容。各地无论经济是富裕还是贫穷，这类活动进行得都较为普遍。它们主要包括祭祀、祈祷、报赛等内容。

祭祀分祖先和自然神崇拜两种形式。本区富家大户设有祠堂供奉祖先，一般老百姓多崇拜各种民间神和自然神。如直隶西宁县，“大族多立宗祠，设祭田，春秋拜扫惟谨。祭毕聚族宴祠中，风为最古。民庶或不能举，而颇属外祀，奉龙神极虔。村十余户，必建一祠，演戏献牲，各有常期。入秋则丝管彻四境矣。至于酬神许愿，又无时无之，大抵士人佞佛，愚民信巫”（注：同治《西宁新志》卷9，《风土志》。）。嵩县“其祭祀士夫故家皆庙祀先祖，……庶民颇忽于祀先恪事外神”（注：乾隆《嵩县志》卷9，《风俗志》。）。山西介休县，“隆于祀先，虽费而不惜”（注：乾隆《介休县志》卷2，《山川志》。）。频繁的祭祀活动不仅耗财，而且不利于生产。河南鹿邑县，“佞佛之风，村民最盛。每岁二三月之间，荒弃所业，奔走寺观，燃香诵佛，杂沓成群”（注：光绪《鹿邑县志》卷9，《风俗志》。）。迷信活动也妨碍水利工程的修建。本区水利失修，农田冬春苦旱，夏秋苦涝，老百姓宁可祈神求雨，将风调雨顺的希望寄托于天，也不凿井修渠，自主命运。如河南许州“岁旱祈祷多戾于礼，其尤甚者水浇孕妇，名曰浇旱魃”（注：道光《许州志》卷1，《方舆志》。）。郾城县“天旱民间祈雨设厂迎神，鸣金击鼓，昼夜不绝。无赖之民手舞足蹈，诈称神降，号马匹群相尊奉，汹汹如狂，值天雨，则拥神游街演剧，报谢科敛财物，所奉之神”（注：乾隆《郾城县志》卷1，《方舆志》。）。新乡县，“每值久旱，官约诸绅设檀求雨岁褥三日，例禁屠宰，闭南城门，城乡亦多抬神求雨”（注：民国《新乡县续志》卷4，《风俗志》。）。直隶怀来县，“岁值旱人带柳枝，用幡幢笙鼓迎龙神像，置坛场祈褥得雨乃止”（注：光绪《怀来县志》卷4，《风俗志》。）。山西武乡县，“遇旱灾长幼成群咸带柳枝幡幢笙鼓，迎龙神置坛场拜褥，得雨方止”（注：乾隆《武乡县志》卷2，《风俗志》。）。

清代华北农村最普遍的社会文化消费是春秋祈报。传统农业靠天吃饭，旱涝悉听于天。因此，农家春天祈褥一年的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秋后还要感谢老天爷的恩赐，由此形成农村中民间盛行的报赛习俗。据笔者检阅华北地方志，本区的报赛大约可以分为两种形式，一是在村庄里进行，采用的形式是聚餐、演戏等。如河南郾城县，“赛神招梨园其名伎剧者，最俚鄙，民间尤尚之。百货俱集，男女杂沓，一村演剧，众村皆至，各招亲厚”（注：乾隆《郾城县志》卷1，《方舆志》。）。许州，“礼神报赛，以醵钱演戏，宰羊刘豕为诚敬计，一岁中自非刈麦之期合乐飨之举村桩相续，既事竣余，少长环坐，至欢畅也，而来游来观复互为宾主”（注：道光《许州志》卷1，《方舆志》。）。嵩县“山乡尤甚演剧酬神，犹春秋祈报之意，然贺雨贺晴又叠举无节至”（注：乾隆《嵩县志》卷9，《风俗志》。）。直隶怀安县，“春秋祈报，长者敛资，少者趋事，备牲醴礼神，优人作戏，互邀亲戚聚观，祀毕坐飨神享，鼓吹喧嗔，醉饱歌舞而散。俗尚龙神，凡村堡城市，多建庙祀，秋熟醵钱演戏赛神，岁有旱，各戴柳枝具幢幡，钟鼓迎像，置坊敬祷，得雨乃止”（注：光绪《怀安县志》卷3，《食货志》。）。蔚州“当春秋祈报日，里社备牲礼祀神，召优伶作乐娱之，各邀亲朋来观，裙屐毕集，竣事，食中人叙坐享宴余，必醉饱而归”（注：光绪《蔚州志》卷6，《建置志》。）。获鹿县，“每秋后竟作贺作会，醵钱相助，喧阗来往，无虚日。农家一式之入，或不足一岁交际之用，有展转负累以至于贫者”（注：同治《畿辅通志》卷71，《舆地略》。）。山西武乡县，“秋趋各村乡醵钱祀里社五谷之神，行报赛礼，亦有行有三四月者，谓之春祈，纳稼后雨”（注：乾隆《武乡县志》卷2，《风俗志》。）。由上可知，祈报的一切费用来自里社各户的分摊，无论祀神宴饮，还是演戏，都要一笔支出。春季农家正值青黄不接之时，连口粮都难以接济，分摊的款项从何而出，恐怕又得东挪西借，从而又会影响当年生产费用的数量。秋后农家刚有所收获，各种报谢天地邻里的活动又会花去部分收入，必然使来年的生产生活开支异常艰难。

春秋祈报的另一种形式是去祀庙进香。清代华北州县无论城乡皆有庙会。进香活动形成赛神会，即所谓庙会。庙会除商品购销功能外，还是农民宗教文化消费的主要场所。庙会的宗教功能在本区十分普遍。如河南嵩县，“春农隙敛钱结社百十为群，远赴武当华岳进香，至有山乡孤村男远居守者，流俗相沿”（注：乾隆《嵩县志》卷9，《风俗志》。）。林县“古有社以会万民，近俗为香火会，以祈以报，以敬事神，且因以立集场，通商贩，以为士女游观之乐。……县属香火会各有日期，岁以为常，而三月初三日天母诞，士女会于黄华山中。四月十五日城隍诞，士女会于县城游观为盛”（注：乾隆《林县志》卷5，《风土志》。）。武陟县“香火之会，敬事神明，有祈有报，且因以立集场，通商贩，并为士女游观之乐。亦惟丰年乃多盛会，县属城市乡屯会各有期。正月初神会，俗称行水。四月陈州娘娘会，陈州娘娘者，碧霞元君或云是元女太姬。九月望后二铺营金龙四大王庙会，相传十七日为大王诞辰。十月二十日前后城中大会，城隍庙中祷祀不绝”（注：道光《武陟县志》卷10，《风俗志》。）。直隶易州“尚庙会，每于会期商贾辏集，演戏献神，温饱之家随时侈糜，贫户亦典质裳衣，诣庙祈福”（注：乾隆《直隶易州志》卷10，《风俗志》。）。正定县农民“衣食唯布蔬，即富民亦无绮丽，唯迎神赛会最为靡耗，其中演戏剧饮启衅掏摸生奸，其大弊者宿庙跑解二事，每逢庙期，妇女辐辏，远者大车以载，近者联袂而来，夜则执香卧庙中，男女杂沓，大为风俗之害。而跑马买解，则以男妇而擅战”（注：光绪《正定县志》卷18，《风俗志》。）。

生活消费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农村农民生活消费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农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些变化通过许多方面体现出来，尤其是农民在新时期所形成的消费模式。吉林省农民消费状况在很大程度上与全国地区有着共同特点，但由于本地的民俗习惯、民族分布，经济状况，地理位置等因素有着区别于其他地方的显著特征。当前，吉林省农村居民生活消费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吉林省农村居民生活消费的特点

1.消费结构层次较低在居民消费结构中，恩格尔系数较高，如2007年吉林省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40.0%，这说明在食物消费方面吉林省农村居民消费比重较大。同时农民用于文化教育方面的消费也较低，只有个别家庭因为有子女考上大学使得教育投入成为家庭消费的最大支出。服务消费比例较低，农村居民大多对服务消费的接受程度较低.这一方面是受收入及第三产业发展较慢的客观原因所限，另一方面是受农民传统持家思想的影响。因此很多服务消费都采取了自给自足的方式加以实现，如搬家服务、保姆、钟点工、商品速递等服务在农村很少见。

2.不健康的消费方式

目前农村居民的消费方式中还有诸多不健康的因素，如消费、封建迷信消费和人情消费等。吉林省许多农村地区仍然有现象存在，打麻将、推牌九等具有性质的娱乐项目已成为部分地区农村居民生活的一部分，也成为他们消费支出的一个重要项目，尤其是在秋收后及春节期间更加盛行。封建迷信在广大农村仍十分盛行，很多农民四处花钱找“先生”、“大仙”看病免灾、算命看相、看风水等。再有就是人情消费，农村人情消费一直居高不下。人情消费的名目、种类繁多，价码也越来越高，从几十元到上千元不等。结婚生子，考学过寿，乔迁和丧礼都需要礼金，使部分农民不堪重负。

3.消费时段集中

在吉林省所在的北方，由于在秋收后农产品才能变成现金，农村消费呈现很大的季节性。生产资料消费主要在春耕之时，而生活消费大部分在秋收之后。另外，在平常时日，农民普遍比较节俭，只有到重要节日时会选择集中进行消费。例如，春节、国庆节等是农村集中消费的时段。在集中消费时段内，肉类、烟酒类、礼品类等消费金额巨大，占农村居民全年消费比重的大部分。

4.消费方式趋同

农民有很强的从众心理与模仿意识，个性化消费少，同村、同乡消费方式大致相同。农村属于熟人社会，购买商品受“口碑”影响较大，在购买家电、摩托车、农用车等大件商品时，模仿消费现象比较普遍。同时农村消费者把城市尤其是县城，当作消费潮流的风向标，积极模仿城市消费。牛奶、可乐在农村的迅速普及，追求时髦的穿着打扮，都得益于农村对城市的模仿效应。

5.消费心理谨慎

吉林省农村居民的收入状况偏低，为了躲避风险，大多数农村居民都是把收入攒起来而不用作消费，同时受传统消费观念和习惯的影响，以及对未来存在较多的不确定性，农民的消费心理普遍较为谨慎。在农村，许多农民保持“量入为出”的勤俭节约型消费传统。

二、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主要因素分析

1.农民收入水平的约束

收入是消费的基础，建国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迅速发展，农民收入显著提高。吉林省所在的东北地区在解放后曾一度成为全国最富有的地区。但改革开放后东部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东北逐渐失去领军地位，现在甚至已成为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收入的不足严重制约着生活消费水平。

2.传统消费心理与消费习惯的制约

中国农民自古就有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尤其是经历过战争和经济萧条期的老人们，更是过度的节约。而且中国人历来就有先储蓄再消费的习惯，在农村地区尤为明显，这些严重制约着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另外，东北人好讲究爱面子，所以在重大节日如新年婚嫁时都很铺张讲究排场，这样就又会导致浪费，使后期消费动力不足。

3.市场化不足

由于我国农村市场没有完全打开，形成独立的经济体系，企业在农村居民消费方面获得的利益比较少，所以生产型企业没有把农民作为一个独立的目标群体来生产适合农民生活消费的产品。同时由于运输渠道，销售渠道的不健全，产品售后服务不到位，导致农村消费困难化，致使农村居民消费热情不高。4.农村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薄弱，限制农村消费

我国农村基础设施薄弱，消费条件不健全。农民购物难、饮水难、行路难、上网难等问题突出，严重制约了农村消费。如与生活相关的水、电、路、气等基础设施相对落后，不仅抑制了农民对水、电、气等商品的消费，也严重制约了冰箱、空调等家用电器和摩托车等交通工具在农村的普及。广播、电视、通讯、网络等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农民对手机、电脑等大件耐用品的消费意向很弱，阻碍了农村新消费热点的培育。

同时，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一般只覆盖城市范围，在农村社会的保障制度还相当薄弱。统计数字表明，农村社会保障率仅有3%，养老、医疗、子女入学、住房等问题时刻困扰着农民，影响农民的消费能力。

三、提高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水平，完善农村消费结构的措施

绝大多数农村居民的消费模式至今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科学、健康、现代的生活方式仍然没有充分展现出来，与城市社会化程度高、生活质量高的生活方式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农民消费模式的落后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需求的增长，进而制约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与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伟大战略的要求不相符，所以必须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促进农民消费模式的转变。

1.贯彻党的基本方针，切实增加农民收入

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切实增加农民收入，为农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奠定物质基础。目前,农业仍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要想使农民增收必须在农业上做好文章，大力发展农产品深加工，走精细化、集约化和产业化发展道路，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此外，要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企业。对于进城务工，应简化农民跨区就业和进城的手续，妥善解决进城民工的工资待遇、劳动保障和子女教育问题。对于吉林省来说朝鲜族人口较多，且与日本韩国比邻，出国务工的人口很多，应积极开展区域性劳务合作，规范组织劳务输出，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合理转移。只有把这些工作做好才能使农村经济步入良性发展，使农民收入切实增加。

2.加强农村文化建设，提高农民自身素质

丰富农村文化生活，以村为单位组织农民学习生产、生活、文化等相关知识，开展有创新，有意义的休闲活动，把农民的注意力转移到丰富的精神生活中去，全面提高农民自身文化素质，为农民消费模式的转变夯实思想基础。

3.鼓励生产企业面向农村调整产品结构，增加农村市场有效供给

搞好对农村市场预测和市场调查，特别是要注意调查农民的消费目的、消费水平、消费环境、消费倾向和消费要求等因素，鼓励和支持企业面向农村调整产品结构，开发、生产满足不同地区、不同层次需求的消费产品，进行有针对性的产品设计，做到简单实用、操作方便、价格低廉，专供农村市场消费。把农民的注意力集中到产品上来，以提高消费水平。把向农民提供商品和提供服务结合起来，鼓励生产流通企业在农村设立售后服务网点，对设立的维修网点给予税收等优惠扶持政策。

4.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善农村消费环境

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解决农民后顾之忧，为农民消费模式的转变提供制度保障。在农村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把农户的不确定性降到最低限度。加快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逐步提高社会应负担的比例，彻底使农民摆脱“小病不用看，大病看不起，重病只等死”的状况。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使农民老有所养，解决后顾之忧。完善贫困地区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使扶贫规范化和制度化。改善农村消费环境，为农民消费模式的转变创造客观条件。加强电网，宽带，无线信号接收器等通信硬件设施，让农民有购买的热情，加强煤气，自来水的覆盖情况，让农民生活无忧。

虽然在目前看来，吉林省农村消费水平还处于相对低下的阶段，但通过采取必要和正确的措施，农村消费在一定程度上会有大幅度的提高，只要我们坚持把发展农村经济，促进农村消费放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前沿，我们就会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参考文献：

[1]范剑平刘国艳:我国农村消费结构和需求热点变动趋势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06，(1)

[2]张锦梅方天:政府在农户消费方面应发挥积极作用[J].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

生活消费论文范文第4篇

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在《后工业社会的到来》一书中认为，现代工业社会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后工业阶段。后工业社会是以服务为基础的社会，最重要的因素并非体力劳动或能源，而是信息。中国当代的文化生态正处于转型时期，国内现代商业社会产生并流行的文化类型，以现代信息传播和复制技术为手段，以工业化、模式化为生产方式，以大众传媒为主要载体，以都市消费大众为对象，是一种娱乐性、休闲性的消费文化。 一、文化消费时代的特征 文化消费是指用文化产品或服务来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一种消费。在知识经济条件下，文化消费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文化消费呈现出主流化、高科技化、大众化、全球化的特征。在后现代消费社会中，文化作为一种“产品”，它的生产已经不是单纯为了文化本身，而是为了迎合、满足社会对文化的消费欲望，消费成了生产的原动力。消费社会关注的是商品符号价值的消费，即如何赋予商品更新奇更丰富的符号与概念。“消费社会的理论展现了社会形态从生产为中心的模式，向以消费为中心的模式转变。”〔1〕伴随这种变化的是人们消费逻辑和消费态度的变化，“个体越来越倾向于这样理解幸福的感觉:主要根据他们的消费水平相对于高消费层次的距离”〔2〕41。当今，消费社会已经从以商品形式占主导地位进入符号形式为主的时代，消费不再是一种物质的、纯粹的经济行为，而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符号消费的文化行为。人们的购买行为、消费行为不单纯是为了产品的实用，而是关注形式与品牌，品牌因之成了一种经济和声望的象征。文化消费也日益成为一种标志和符号。 多样化的后现代文化需求促进了文化生产的多样性，生产力的发展也实现了文化的批量生产和目的性生产，文化被贴上商品的标签并与身份、地位、品味等联系在一起，这种“商品”的批量生产与迎合的特定目的，在不知不觉中已经降低了自己的层次，这样，所谓商品附加价值诸如身份、地位、品味等也随之贬值，困境由此产生。“在消费社会里，消费的目的并非以商品为对象，而是消费商品中所蕴涵的符号价值。对商品的符号价值的消费构建了新的文化认同方式，引发了具有消费倾向的文化认同感。”〔3〕人们关注的不再是获得物品，而是通过消费实现自我、文化认同以及社会关系的意义。换言之，“我们是通过我们购买的东西和我们赋予所获得的商品与服务的意义来定义我们自身的”〔4〕456。“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5〕9。生产本身就是消费，文化的生产需要原料，而在后现代社会中，文化消费的原料已不再是文化本身，而是文化所制造的某种物质形态。这时，“文化”已不是特定阶层或少数贵族成员所占有，而是社会各个阶层都能获得。“批量”的速度性与“迎合”的目的性也加快了消费的步伐，人们往往因此疲于奔命于物质，却又发现自己始终处于文化精神的边缘。文化身份蜕变为消费价值，消费者不知不觉中成为商品消费的牺牲品。后现代社会经济的繁荣和政治的泛化使文化更加具有多样特征，而经济全球化以及传媒技术、立体音像的飞速发展又使文化面临单一化的挑战。 二、后现代消费时代的文化特征 消费社会是生活同质化与多元化并存的社会，也是信息社会和高科技社会。消费主体的感官享受取代了理性反思，后现代文化消费体现为人们的追求和社会理想行为标准不再是工作或劳动本身，而是以消费为衡量尺度的生活方式。物质极大丰富的同时，思想却愈加平面化和浅薄。 首先，文化的商品化和人的异化。后现代消费社会将文化商品化和市场化，文化不再依据其内在的精神价值为读者所欣赏，而成为可供消费的商品，文化已同其他商品一样，成为具有可销售性和可展示性的众多商品的一类。正如杰姆逊认为，“到了后现代主义阶段，文化已经完全大众化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距离正在消失。 商品化进入文化，意味着艺术作品正在成为商品”〔6〕162。这意味着后现代主义文化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了消费品。金钱和消费的逻辑渗透到文化市场的各个角落，充满诱惑的广告就成为世界性的言说方式，主宰着人们的消费理念和消费动机，影视广告在编织生活美好图景的同时，也将人们带入心甘情愿的消费时尚和承诺梦想生活的超真实中，整个社会引诱消费者成为“上帝”而顺理成章使金钱和消费变作社会的统治力量，从而演绎了整个社会浓厚的功利主义氛围和拜金逻辑。“消费社会导致了人的本质的歪曲、社会等级结构的变动以及文化文本和商品的相互占有。人成了商品消费和无休止的物欲追求的奴隶;在货币和商品面前人人平等的信条后面是身份、地位、人格、人的尊严和价值方面的等级化。”〔7〕消费文化的拜金主义倾向掩盖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消费文化使人产生错觉，以为主体与客体、个人与其消费的物之间已经融合无间，这种认同表明个人已完全被物化。消费文化提供给异化现实中的人们一种文化认同的假象，以此掩盖现实中身份的真正缺失。 其次，精神的平面化与感官愉悦。商品拜物教和消费至上的原则导致了文化价值的混乱与匮乏。 当消费而不是精神成为社会的主流，金钱和商品及其附加的符号象征成为人们生活的惟一意义时，价值的混乱就不可避免。极度生产以及资源耗费，强大的消费主义不断刺激消费的欲望，不但造成了世界性的能源危机，也使人类在当代物质过剩中处于精神的贫乏状态。消费文化不仅直接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也使整个社会文化转向享乐主义。各种娱乐节目、无厘头影片蜂拥而至，张扬着感官的愉悦与欲望，空洞无意义的内容大行其道，层出不穷的是形式上的花样翻新、搞噱头、娱乐至上。当“玩”和“乐”成为社会的文化思潮时，也意味着整个社会人文精神的衰落以及传统文化价值的合法性危机。 再次，文化消费的一元话语。后现代社会消解中心性和秩序性，倡导综合性、无主导的文化。在后现代文化消费语境中，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模糊，各类文化不断走向融合，体现了文化一体化世俗化的倾向。“如今，休闲、娱乐与文化已交织在一起，文化活动与娱乐活动已不再被完全分离开，同时，商品消费和文化消费也融合在一起，业余时间被视为文化、消费与娱乐合而为一的时间。”〔8〕126传媒的迅速发展造成新的文化霸权，文化消费的一元话语渗透于社会的各个方面，大众文化不断从价值层面驰入游戏层面，在虚无主义和低俗游戏中消费感性，并甘愿被传媒的一元话语所支配。#p#分页标题#e# 三、文化消费时代的文学理论话语转型 后现代文化消费甚嚣尘上，文化的商品化，日常生活的片断化，精神领域的贫瘠化，文艺表现力的匮乏，视觉影像造成的冲击都使文学理论的原有价值不断遭遇解构和危机。文艺为了生存而沦为商品，逐渐丧失了批判和否定功能。“边缘”话语的非体系性、反本质性也对文学理论提出新的挑战。文化消费时代文学理论话语也经历着选择与变化，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首先，文学理论的话语选择。处于后现代文化消费时代的文学理论，其研究范式业已发生变革。 文学理论不仅满足于基于当代文化发展的纯理论建构，已深入到对文化消费的研究。国内学者运用文艺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从文艺消费的研究进入文化消费尤其是大众文化的研究，运用后现论和文本批评方法对媚俗、身体化、视觉化等消费倾向进行文化解读。文艺学视角的研究从某一角度进行深入分析，试图挖掘文化消费表象之下的社会文化根源，并较多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批判精神，明显地表现出对当今文化消费现状的忧思与反省。关于消费时代人文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有学者提出实现知识分子精英立场的合法转变，在意识形态层面消解精英知识分子的文化集权意识，打破经院文化独尊局面。人文知识分子应该主动进入大众传媒，发掘大众文化、民间文化的价值资源。 实现单一的精英话语向精英、公众话语的渗透、融合、交流与互动〔7〕。这些对消费理论的研究和大众文化的思考展现了文学理论的发展已走向自觉之路。 其次，文学理论的理性探索。90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在反观自身的体系建设的同时，也在密切关注文艺实践的动向和问题。在消费主义和商品拜物教的冲击下，原有的文艺体制运转曾失效，纯文学陷入尴尬的困境，文学理论批评界都在探索文学的出路问题。1993年开始的关于人文精神的论争更将消费时代文学去向何方的讨论推向高峰。论争的实质在于，如何面对和评价文化消费时代出现的新现象，以及知识分子在这种新形势下如何进行自我定位与身份认同。钱中文提出“新理性精神文学论”，旨在弘扬人文精神、倡导人文关怀的初衷。这一文论始终立足于重建文学艺术的价值和精神，他说:“新理性精神是一种以现代性为指导，以新人文精神为内涵与核心，以交往对话精神确立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建立新的思维方式，包容了感性的理性精神。 这是以我为主导的、一种对人类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实施兼容并包的、开放的实践理性，是一种文化、文学艺术的价值观。”〔9〕13学者们还对消费社会中传统文学与美学的衰落和大众文化的兴起进行了批判，对消费和消费主义进行了激烈抨击，认为“它们‘不断地引发自然、社会和文化上的各种生态灾难’，造成了文学的‘单向性化’。在此情况下，文学应当有对于消费时代的‘切实的生态关怀’，应当实践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的结合统一，为人类营造一个‘绿色的精神家园’”〔10〕。这些争鸣都展现了文学理论工作者重建精神深度意义的情怀与努力，以及试图重塑社会启蒙者的身份追求与理论尝试。 再次，文学理论的话语转型。90年代中期开始，文学理论界出现了诸多复杂的变化，处于后现代文化消费的文化生态语境中，文学理论界切实地感受到了文化消费的主导地位，在传媒的迅速发展下，传统的文化构成发生了重大的变异，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逐渐消泯界限。全球化进程的加剧导致消费主义理念渗透各个方面，表现为文化间的冲突与融合不断加剧。文学理论在此阶段做出了各种理论话语探索，摆脱被边缘化的身份，以融入社会现实的发展以及应对全球化的挑战。文学理论界开始广泛关注大众文化的崛起及其对当代文化的影响。学者们比较客观地评价大众文化，从单纯地批判大众文化的媚俗性和商业性转向探讨大众文化的走向、如何引导和提升大众文化的品格。在西方各种文艺思潮、流派不断引进的同时，如何摆脱盲目西化的困境，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话语，“文论失语症”一度成为理论界讨论的热点，由此引出当代文论体系的建设、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以及全球化时代如何建构有中国文化特质的文学理论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讨论都表现了文学理论的话语转型，以及学者们对文学理论现状的反思，也显示了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理论研究中一直存在的古今、中西、体用等方面的文化冲突。随着90年代后期社会重大转型带来的各种问题，文学理论界进入跨学科的文化研究，学者们走出文学文本，文化批评成为展示他们积极应对现实问题的重要方式，体现了文学理论话语的实践化与当代性以及批评功能的增强。 四、文化消费时代的文学理论前景 后现代消费时代造成的人文精神失落，文化价值失衡，以及欲望化、感官化、无深度的文化生态语境中，文学理论何为?文学理论话语如何发挥其积极的批判价值与意义?在文化荒漠化和媚俗化的洪流中，当代人如何在精神消解的世界上重新建构?如何进行文化精神的启蒙与重建?在后现代文化消费时代，消费活动不再富于人性的、有意义的创造性的活动，而成为被异化了的活动。消费主义正在迅速地改变和塑造人们感知世界的方式，追逐消费的同时，也掉进了消费制造的迷阵。因此，民族的身份与文化认同逐渐被取代，并被全球化及其所倡导的消费主义理念所占据。文化消费以欲望满足为特征，本身具有虚幻性，导致人们生存意义迷失，从而瓦解了文化对整个社会的聚合力，使社会个体陷入认同虚无的文化焦虑。“当每个个体在灵肉濒临崩溃、身份焦虑的同时，只能在文明内部冲突的现实压力下寻求妥协的身份。因此，文化寻根就成为现代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意识和生存方式，个体就变成时刻追问自身存在根基的生存者。”〔3〕而所谓“身份焦虑”就是指身份的矛盾和不确定，即主体与他所归属的社会文化传统失去了联系，失去了社会文化的方向定位。 在当代文化生态语境中，文学理论界也同样面临着身份焦虑与文化身份认同的危机。焦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文学理论建设的某种困境，但也表现出文论界渴望突破难关、建构起富有中国特色的新文论话语的迫切与热情。时胜勋从身份的角度探索了当代文艺学学科反思的思想史意义，认为文艺学学科反思具体围绕历史路线和学理路线展开，文艺学学科理论反思否认有一成不变的文学和文学理论，对文学理论的自主性也加以质疑，学科建设经验表现出流动性特征，当代文艺学学科反思引发了文论身份的重组与重构，并为文论身份研究打开了一个新的问题域〔11〕。朱立元提出“立足现代文论新传统”、“借鉴和吸收中西文论资源”、“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相结合”的文艺学建设与发展方向〔12〕，陶东风提出重建“文艺社会学”，金元浦提出“文化研究”的文艺学构想，曹卫东提出“跨文化维度”的重建文艺学的构想，高小康提出“从文化批判回到学术研究”的文艺学构想，陈晓明提出“理论无国界”即“历史化与批评化相结合”的文艺学构想，杜书瀛提出“发展多形态的文艺学”构想等。#p#分页标题#e# 理论工作者们应审时度势，一方面不因消费时代的流行浪潮以及商品化、欲望化冲击而茫然失措，另一方面则应深入分析文化消费背后的运作模式，展开当代文艺思潮与文化理论批判，进行真诚地反思、分析与批判，指出当代文学面临的困境与危机，从而拓展文学理论的话语，发扬理论工作者见识敏锐，与时俱进的一贯风格，将颓废、充满欲望、无深度的文艺状况引向健康发展的道路，承担起建构时代精神价值的重任。文学理论工作者应考虑如何建构更加活跃、富有人性和创造性的文学理论，从而改变文学理论的身份焦虑与认同危机。 近20多年来。文学理论不断拓展边界，逾越文学的领域，和人类学、哲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相交叉。甚至文学批评的对象，也涵盖了各种形式的文化产品，包括文学与非文学。如今，文学理论界对西化和苏化的历史进行了反思，开始注重文学理论的本土思想资源，从而开始建立中国自己的现代化文论。从根本上说，文化认同是当代文化的自我重建活动，这种文化的自我重建活动首先要穿越物化的屏障，重建意义的深度模式。当前文学理论如能融合或吸收优秀的西方理论，努力寻找并阐释本土理论的文化价值与意义，运用充沛的理论资源，以历史、实践和当代为基础，成功地建构起自己的理论话语时，主体、自我的文化身份才能真正实现重建与新生。 如果文学理论仅是泛化的评介国外的理论，缺失自己的声音，还是会如走马观花，匆匆而过。如果一种理论术语架构比较完善的理论，没有在学术批评或教学实践中发挥真实有效的作用，那还是如纸上谈兵一样，与任何抽象、思辨的理论一样将会成为历史的过去。因此，文学理论研究应实现其实践的品格和科学的精神，积极介入当代文学创作与批评领域，结合批评主体的自我反思、生存或体验，从而促使接受主体发生转变，这样，理论批评的积极效果才会产生，理论界的现状才能真正得到改变。 同时，文学批评理论的价值也应得以发挥，引导接受主体去思考、体验、相遇，从而创造具有真正人文精神的理性话语。而且，在后现代文化生态语境中，理论存在状态是多元共生、众声喧哗，文学理论批评更需在文化研究和全球化背景中与时俱进，立足本国文化资源，吸收多元文化色彩和特质，从而发挥文学理论特有的审美价值与魅力。

生活消费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现代性语境下的符号消费已成为现今中国消费文化中的一个突出表现，如今人们已经不再是仅仅消费“物”的实用价值，也在消费附着于这些“物”之上的“符号和意义”。在现代化进程中，我国不可避免的被卷入了国际市场，西方的消费观念和方式也无不渗透到当今我国消费市场，而同时由于大众传媒解构了传统消费文化和心理，鼓吹和强化新的消费模式等原因，符号消费问题更加凸显出来。

一、消费的符号化

现代社会将人置身于一个消费世界．社会内在的商品交换法则则是人们生活在这一世界的“黄金法则”。传统意义上的消费是指我们对物化的商品的消费。如今人们已经不再是仅仅消费“物”的实用价值，也在消费附着于这些“物”之上的“符号和意义”。因此消费不仅是一种经济活动，更是一种社会活动，消费的发展变迁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现代社会的文化变迁的表现。

消费的表现性意味着消费不仅是物理或是物质层面上的消费．而且是象征层面上的消费，即“象征消费”。象征消费指的是具有符号象征性的消费。关于符号的象征性的思想可以追溯到凡勃伦在1899年出版的《有闲阶级论》中对“炫耀性消费”的论述。他认为，所谓炫耀性消费，指的是富裕的上层阶级通过对物品的超出实用和生存所必须的浪费性、奢侈性和铺张性浪费，向人炫耀和展示自己的金钱实力和社会地位，以及这种地位所带来的荣耀、声望和名誉。这种炫耀性消费就是一种典型的“象征消费”。凡勃伦认为，在社会生活中，人们的地位是由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所决定的，消费是一种表现性实践，通过对物质和文化消费品的选择所体现出来的品味和生活风格，构成了人们的社会地位得以区分的符号和象征。

齐美尔认为，时尚是阶级分野的产物，上层阶级出于阶级分野意识与标新立异欲望总是企图拥有一种明显的风格．如社交形式、衣着服饰、美学判断的标志与其他群体分开。而中间阶级的成员出于拉平化的本能尽可能地去模仿这些风格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口。布迪厄进一步指出，日常生活中的每一次消费行为都涉及一场符号斗争，都是一场为寻求不同群体之间区隔而进行的斗争．通过这种符号斗争。他们确立自己的独特地位与认同感。

著名消费社会学家布希亚在其著作《消费社会》里提到了在消费社会里商品除了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外，还具有符号价值。他认为，在消费社会中，“物”和“商品”已经成为一种“符号体系”，对“物”和“商品”的消费可以成为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及其内在区分的主要基础。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高档””中档””低档”似乎是在指物的分类而实际上是指人的关系和人的地位”。以上消费符号论对现代社会变迁中消费的符号化做了深入的阐述和研究，他们的理论研究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符号消费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借鉴，这也是本文的理论基础。

【论文关键词】现代性；消费；符号化；符号消费

【论文摘要】现代性语境下的符号消费已成为现今中国消费文化中的一个突出表现，如今人们已经不再是仅仅消费“物”的实用价值，也在消费附着于这些“物”之上的“符号和意义”。在现代化进程中，我国不可避免的被卷入了国际市场，西方的消费观念和方式也无不渗透到当今我国消费市场，而同时由于大众传媒解构了传统消费文化和心理，鼓吹和强化新的消费模式等原因，符号消费问题更加凸显出来。

一、消费的符号化

现代社会将人置身于一个消费世界．社会内在的商品交换法则则是人们生活在这一世界的“黄金法则”。传统意义上的消费是指我们对物化的商品的消费。如今人们已经不再是仅仅消费“物”的实用价值，也在消费附着于这些“物”之上的“符号和意义”。因此消费不仅是一种经济活动，更是一种社会活动，消费的发展变迁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现代社会的文化变迁的表现。

消费的表现性意味着消费不仅是物理或是物质层面上的消费．而且是象征层面上的消费，即“象征消费”。象征消费指的是具有符号象征性的消费。关于符号的象征性的思想可以追溯到凡勃伦在1899年出版的《有闲阶级论》中对“炫耀性消费”的论述。他认为，所谓炫耀性消费，指的是富裕的上层阶级通过对物品的超出实用和生存所必须的浪费性、奢侈性和铺张性浪费，向人炫耀和展示自己的金钱实力和社会地位，以及这种地位所带来的荣耀、声望和名誉。这种炫耀性消费就是一种典型的“象征消费”。凡勃伦认为，在社会生活中，人们的地位是由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所决定的，消费是一种表现性实践，通过对物质和文化消费品的选择所体现出来的品味和生活风格，构成了人们的社会地位得以区分的符号和象征。

齐美尔认为，时尚是阶级分野的产物，上层阶级出于阶级分野意识与标新立异欲望总是企图拥有一种明显的风格．如社交形式、衣着服饰、美学判断的标志与其他群体分开。而中间阶级的成员出于拉平化的本能尽可能地去模仿这些风格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口。布迪厄进一步指出，日常生活中的每一次消费行为都涉及一场符号斗争，都是一场为寻求不同群体之间区隔而进行的斗争．通过这种符号斗争。他们确立自己的独特地位与认同感。

著名消费社会学家布希亚在其著作《消费社会》里提到了在消费社会里商品除了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外，还具有符号价值。他认为，在消费社会中，“物”和“商品”已经成为一种“符号体系”，对“物”和“商品”的消费可以成为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及其内在区分的主要基础。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高档””中档””低档”似乎是在指物的分类而实际上是指人的关系和人的地位”。以上消费符号论对现代社会变迁中消费的符号化做了深入的阐述和研究，他们的理论研究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符号消费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借鉴，这也是本文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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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符号消费在任何社会都存在，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说目前中国人对于消费的符号象征意义推崇已经到了较为严重的地步。符号消费在我国消费文化中已经成为一个凸显的问题。以穿名牌、戴名表、开名车、住豪宅为人生目标的人大有人在。并且这些都在成为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的社会标尺。

并且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们不仅追求物质商品的符号意义。而是开始重视生活方式和生活风格等非物质商品，如休闲方式、流行音乐等。正是因为如此循环，进一步使得物品的实用价值和符号意义纠缠在一起而难以区分，使得人们对使用价值和物的符号意义的追求永无止境。

(二)空间的符号意义

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影响，伴随着人们新的生活和消费方式诞生了一系列新的以前从未有过的消费场所(它们大多是从国外引进的)，如KTv、网吧、咖啡厅、KFC、超级市场等等，以及在旧形式下赋予新的消费符号意义的消费场所。如茶馆、酒吧、发廊、桑拿洗浴房等。这些新兴消费方式和场所的诞生和变化反应了人们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消费心理的变化。本文将通过几个典型例子做出分析。

在大中小城市中，各类型的超市见缝插针地深入到街区的每个角落。尤其是在大城市中的大卖场、超级市场到处都是。这些超市有着非封闭的柜台，不同收入、年龄、职业、学历的人尽情的表演着自己的角色，随意的在场内选择．没有营业员不耐烦的眼光和别人的眼色。这种新的消费场所和消费环境使得城市人的购物消费形成了定向：买菜不再首选农贸市场而是进社区超市和大卖场；日常购物不再是街角的小卖部．而是商场里的大超市。这个具有“一次购足、就近便利、自主性选择强”特征的新的消费环境被赋予了“以人为本”、“自由、便利、平等”的符号意义，成为人们所认同的地方。

像网吧、酒吧、迪吧、r、，等新兴消费场所，是年轻人和中产阶层充分放松自我，展示自我，获得精神上满足的“理想地”。这类场所也被赋予着“时尚”“青春”“高品味”“主流”等符号意义。

另外还有像KFC一样的洋快餐店和咖啡厅，人们已经把它当作是悠闲消遣的好去处，在美国以快捷廉价取胜的快餐店到了中国却被赋予了不同的符号意义。洋快餐厅成了中国人们就餐的地方．人们很少关注快餐店食品本身，而是其所传达的文化信息，似乎光顾肯德基、麦当劳可以体验他们想象中的“美国文化”和“麦当劳”。他们“快捷”的特征也被“慢”所替代，其就餐时间往往长于美国。因为在肯德基店里舒适宜人的环境使得不少中国人将之作为闲聊、会友、新朋团聚、举行个人或家庭庆典仪式甚至读书、写作的好地方。

上述新兴消费方式、场所是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发展起来的，它们更多体现了一种现代化、全球化、西化的趋同，东西方文化的冲突和融合。在现代化进程中，我们不可避免的卷入了国际市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我们不光接受了西方全球化模式的话语方式．而且遵循西方的经济逻辑和技术逻辑。西方的消费观念、方式也无不渗透到我们的消费市场，消费日益差异化、多元化、西方化。消费所承载的意义也日益丰富．消费的符号化也就日益凸现出来。新兴的消费场所所赋予的新的符号意义。使得人们昔日的消费观正在发生变化。而新兴消费场所的出现也使得人们不再是简单满足衣食住行等基本需求。而是更注重消费的个性化和品质化。

(三)身份的符号意义

身份，是人类社会组织活动形式的反映，是一种典型的社会行为符号。每一个个人都是基于其自身所具有的社会性而存在的。正如我们在寻找自我的时候，必须将自我置于组织当中才能进行自我认识和定位；否则，任何一个以个人而存在的非社会成员，都会失去其存在的意义。人类社会作为一个高度组织化的权力社会系统，从远古的氏族部落社会到现代具有高度组织性的法制国家。这一系统得到了高度的发展。对于生活在这个组织当中的人，其社会关系的组成体现在不同角色之间的联系，例如老师与学生、商人与消费者、官员与老百姓的关系，即符号与符号的关系。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提出的一个著名论断一样．他认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从这一论断来看．马克思否认了以人的肉身来决定个人的身份所属，而将它归咎于“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显然身份符号绝对是人的这“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突出代表。

一般来说，人的身份表现是多维度多形式的．服饰、首饰、语言、交通工具、居住环境等等一系列物品都能表现不同社会阶层的人所具有的不同地位和身份。汉唐盛世中，人们推崇的多为一种大气、粗犷的精神．能够体现身份的东西也多为此类．如人们多喜胡服、骑射。而其中的典型代表就是“汗血宝马”。明清时．人们玉器的制作及玩赏达到一个顶峰．优质的玉器也成为了身份的象征。国人把玉看作是天地精气的结晶。用作人神心灵沟通的中介物，使玉具有了不同寻常的宗教象征意义。中国的古籍中把昆仑山称为”群玉之山”或”万山之祖”。《千字文》中也有”金生丽水，玉石昆仑”之说。因此，一件好的可随身而带的玉器，更是在不经意问凸现出主人的身份地位。

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先富起来了。名车，豪宅，甚至是斗十千的金樽清酒让人眼花缭乱．而这样的花花世界也的确让人欲罢不能。就如电视里的广告：“x x x，是身份的象征。”便是这个时代消费理念的典型代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符号消费在我国社会中的形成和发展，可以说，大众传媒功不可没。大众传媒解构了传统消费文化和心理，鼓吹和强化新的消费模式。如今的广告已经不是简单的产品介绍、传递媒介。而是“通过营造与商品有关无关的生活方式印象来操纵人们的欲望和品味的追求”。尽管人们有着选择消费的自由．但是往往还是收到大众传媒潜移默化的影响。广告也暗示着人们．传递着这样一种符号意义：不同款式、不同价格的物品应由不同职业、不同人群所使用。富有个性的广告语，以明星为代言人的广告等等不仅传播了特定的消费意识形态和享乐主义．激发人们追求消费品及其背后所隐含的符号意义所象征的生活方式的冲动。大众传媒总是无休止的追求商品符号所代表的生活方式，这本身也对符号消费文化起到促进作用。

物品的符号意义和空间的符号意义毫无疑问能够凸显出一个人的品味、内涵乃至是决定了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有钱了，便应进驻高档社区，购置豪华座驾，以名牌武装自己．出人高级娱乐场所。物品的符号意义和空间的符号意义都被我们进行着充分的挖掘。如今，我们采用琳琅满目的商品来证明我们自身于他人不同所在。以此来界定自己的身份所属。

三、小结

在过去几千年的中国传统当中．一套完善而严密的礼制系统行使着给每个人赋予其应有的角色符号的作用。同时社会活动中如何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也有一套完整的规范系统。而在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关系的剧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生了～次根本性的变迁。因此符号消费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凸现出来并非偶然，这是人们物质生活水平得以发展所必然会面临的问题。“不是消费物，而是消费符号”这样的消费文化，日益渗透到社会大众的日常生活领域。并对人民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符号消费．不仅影响了人们在需求内容和满足需求方式上的变化．而且人们的生活目的、生活愿望、生活态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以说，这种变化对于当代的中国人来说不仅是消费文化的变化，也是经济社会结构乃至整体性的文化的变化。

生活消费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马克思；消费理论；研究综述

马克思的消费理论体现出马克思对消费问题的深入思考。马克思阐述消费理论不仅是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对当前的社会发展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国内关于马克思消费理论的研究，紧紧围绕马克思消费理论为主线展开研究，主要涉及到马克思消费理论的渊源研究，马克思消费理论的内容及含义界定的研究，马克思消费理论的现代意义研究以及马克思消费理论本身的继承和发展研究等方面。

一、关于马克思消费理论渊源的研究

在这方面，很多学者进行了探讨，并形成了比较一致的看法。马克思消费思想是其在对当时资本主义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包括消费在内的经济问题进行剖析并对资产阶级的消费理论进行尖锐批判中诞生的。 董升认为，“在马克思以前资产阶级没有把消费作为重点，然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虽然也有专门论述消费的，但都是在研究生产的情况下附带一下。” 随着基本矛盾的不断激化，生产和消费的矛盾日益凸显，消费才逐渐成为引起重视的问题。但由于资产阶级的局限，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们认识不到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真正原因所在，只能对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生产与消费的矛盾，从生产方式的角度去认识消费问题，力图为资本主义的经济进行辩说，陷入了对当时社会消费问题认识的误区，这就不能科学地对消费运行加以把握。马克思恩格斯针对资本主义包括消费理论在内的经济思想，进行了深入而系统的剖析和批判，从而创立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消费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李悦书认为，“马克思的消费理论体现了他对消费现象的一种综合思考，即从经济学的视角切入，展现出消费现象的多种深层内涵”，“而马克思的这一研究首先是从对已存在的资产阶级经济理论以及到那时为止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经济理论的有力批判开始的。” 王彩琴也提出了对此的认识，马克思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的庸俗消费论，不能仅仅看到生产在社会生产中是起点环节，消费是社会生产的最终环节，分配和交换是整个生产运行的中间环节，在生产和消费之间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马克思认为这样来理解消费是“浮浅的表象”，因为消费与生产、分配、交换之间存在着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尤其是要重点分析消费与生产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 李雨燕认为，在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消费进行批判之后，马克思对理想性消费进行了构想，并把消费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环节之一，而消费的根本目标在于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二、关于马克思消费理论内容及含义界定的研究

魏红霞研究指出，马克思在其著作中清晰且深刻地论证了消费和生产的对立统一性，指明了消费环节在社会再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李长春、蒋和胜认为，马克思消费理论是从属于马克思确定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和目的的，在马克思看来，消费是一种受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制约的行为，从社会生产关系的角度，马克思依次研究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总过程中的消费问题，形成了其完整的消费理论体系。 黄立研究指出，马克思为了对消费进行更好的区分，对消费依据生产消费与个人消费加以分类，这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有着清晰的描述。马克思说在《资本论》中说到：“这种生产消费与个人消费的区别在于：后者把产品当作活的个人的生活资料来消费，而前者把产品当作劳动即活的个人发挥作用的劳动力的生活资料来消费。因此，个人消费的产物是消费者本身；生产消费的结果是与消费者不同的产品。” 刘小怡也对马克思消费理论进行了研究，认为马克思从需求的角度，也对消费需要加以了分类。根据需要产生的根源，马克思把消费需要划分为两种，一种是物质的需要，另一种是精神的需要。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表现为不同的需要层次，这就可以把需要划分为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从需要的性质来看，处理消费的需要之外，马克思还提到了另外一种需要，即占有的需要。占有又包括两种：以消费为目的占有和纯粹以占有为目的占有。 邹升平在对马克思消费理论的逻辑内涵进行研究之后，提出了对消费的内涵界定：“从广义讲，消费这一范畴既包括生产消费、也包括个人消费。另一种消费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消费。马克思谓之个人消费的生活消费，它是社会再生产的终点或最终目的。”马克思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 生产消费属于生产因而很重要，生活消费也并非仅仅是对物质产品的消耗，因而是消极和无足轻重的。相反，生活消费在整个社会再生产环节中，同样具有积极革命的意义。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它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极大的反作用。” 刘建军在研究中认为马克思在研究消费问题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并非仅就消费研究消费，而是把消费放在一个更大的经济体系中加以研究，尤其是联系社会生产以及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相互作用来揭示消费的性质、特征及其作用。此外还给出了马克思的消费和生产的关系：“生产的消费”与“消费的生产”；消费与生产是直接同一和直接对立的。“生产媒介着消费”、“消费也媒介着生产”：消费和生产相互媒介。 王瑞华给出的定义是：在消费经济理论中，消费是与生产相对的概念，是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社会再生产的基本环节之一。从形式上看，消费是人们通过对各种劳动的使用和消耗，以满足其各方面需要的行为。从社会经济系统的运行机制上看，消费则是与生产互相依存、互相联系、互相创造的运动。 南京大学唐正东认为，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从资本统治模式的复杂性的角度揭示了消费过程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马克思正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下生产的发展性角度阐明如何消除资本主义社会消费过程所滋生的观念拜物教。

三、关于马克思消费理论的现代意义的研究

孙世强认为，马克思消费理论是原生性的指导理论和认识方法，不仅仅从历史和逻辑演化角度展现消费伦理演化规律，而且为现有消费伦理、内容和实现机制的正确性、方向性研判提供了一个基础性和原则性平台。 吴薇的《马克思经济学中的消费经济理论及当代价值》一文，研究了马克思经济理论中的消费理论，探讨了马克思消费经济理论的时代意义，指出马克思的消费经济理论有利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消费经济理论的形成，在当前改革开放进程中可以用来引导经济建设，升级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优化消费环境，促进消费和谐，意义重大，因此要针对马克思的消费理论展开研究，重视消费经济理论的研究，关注消费实践的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 马桂云的观点认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阐述的基本原理，对任何社会的经济生活都具有指导意义，而对于我国当前的经济生活更有首直接指导意义。” 马桂云分析了马克思消费理论，认为中国经济要实现长期、稳定、协调的发展，必须充分发挥消费需求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要通过扩大消费需求促进经济发展，而这就需要更好地认识马克思的消费理论。赵洵观点认为，在马克思阐述消费理论的相关著作中，《詹姆斯・穆勒一书摘要》应该是极为重要的一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马克思在其中表露出了他深邃的哲学思想，这些思想体现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当中，对于认识社会发展有着积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马克思研究了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并在此基础之上对穆勒的观点进行了批判和吸收，发表了对消费的深刻认识。在穆勒的这个文本中，消费被分为“生产性消费”和“非生产性消费”，前者是生产的手段，后者则是目的。 蒋建国的研究认为马克思主义消费文化理论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弊病，有利于人们清醒看到西方消费文化的历史根源及其弊端，因而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构建社会主义的消费文化，要对马克思消费思想加以深刻认识，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消费文化的基本原理，根据我国的消费文化现状，深刻把握我国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和本质要求，构建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消费文化，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三个维度推动消费文化的发展。 王瑞华从消费观的角度也对马克思的消费理论进行了研究，他在其文章中指出，马克思的消费理论是系统化的广义的大消费观，这就要区别于那种就消费论消费的狭义的消费观。从这种消费观的角度来看，马克思消费理论对当今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的消费问题，比如消费主义的渗透、生态环境的危机、经济社会发展的困境等问题都有着积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孙世强认为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消费规律在今天仍然具有指导和警示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要注重发挥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和市场机制的指导作用，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运用马克思的消费理论，并在坚持马克思消费理论根基的前提下，对马克思消费理论研究方法加以发展，从而对现实的中国消费问题能够加以更深刻的认识和把握，“转换研究对象，将研究视角从资本主义制度转向社会主义制度。”

四、马克思主义消费理论的发展研究

邢玉升、褚良子认为，依据马克思消费理论的关于生产必然经历外延扩大再生产向内涵扩大再生产转化，进而带动消费的转化理论，必须针对当前我国的具体消费实践研究城乡居民的消费状况及发展趋势寻找扩大居民消费的有效措施，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持续发展。 魏红霞认为，要进一步挖掘马克思消费理论，深刻认识马克思消费理论的经济价值和伦理价值，把握这两个维度的辩证关系，有利于科学解决我国社会转型期消费内需的不足，规导和抵制当前消费领域中呈现的消费主义倾向，树立正确的消费价值观。 赵安东、杨春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的结构性矛盾，就要依据马克思关于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原理，重视消费者的主体地位，规范收入分配，平衡收入差距，引导消费以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 孙国志、丁长青指出，根据马克思消费思想，我国当前应妥善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在生产上要不断提升产业结构优化消费结构，在消费理念上树立可持续消费理念，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实现消费和谐。 李彦和认为，总的说来，马克思主义消费思想在中国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即以为代表的计划经济时期的消费思想和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在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核心的消费思想。而伴随着社会主义的改革和发展，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马克思主义消费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其变化首先表现在消费思想的核心上。消费思想的核心概括地说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实行市场经济，主要以市场配置消费资源，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通过先富带动后富，在差别消费中走向共同富裕。” 杨宏认为，马克思、列宁在其经典著作中阐述了消费理论的核心内涵，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提出了适合中国特点的消费经济思想，改革开放以来的消费实践采取了大力发展生产、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消费理论，进入21世纪，又形成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持续发展的消费理论，这些新的理论成果体现出对马克思主义消费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已有研究就马克思消费理论的理论渊源、马克思消费理论的具体内容及马克思消费理论的现实意义的研究已经相当丰富，这些研究成果也尝试着从各个角度和方面去解读马克思消费理论对于当今中国现实消费的重大指导意义。同时这些研究可以提醒我们要时刻注意我国的消费现状及应该发展的方向。但是马克思对消费问题的认识不是仅就消费研究消费，马克思消费理论的突出特点是把消费放在更大的经济体系中研究，即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相互作用中展开思考。所以，对于马克思消费理论的研究还有需要进一步拓展和深入系统的地方。例如相当多的研究侧重于马克思消费理论的某一方面、某一部分的研究，对马克思消费理论的整体研究还待提升，理论研究上还需要对马克思的消费理论进行系统的梳理，在深度也还有很大空间，具体内容的分析也还可以深入，对马克思消费理论的现实意义的探讨也可以联系实际给予更紧密的联系。在此基础上，还可以进一步研究马克思消费理论对于当前我国社会消费发展的指导意义。我国是人口大国，也是消费大国，研究马克思主义消费理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消费理论，科学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消费发展战略，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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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消费论文范文第7篇

论文关键词：政治理论课；消费主义思潮；马克思主义理论

当达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表征是“消费社会”，“消费主义”作为这一表征的观念或意识形态反映，主要指消费的目的是为了满足被大众媒体刺激起来的欲望，并以此作为自我社会价值的符号。消费主义根源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西方对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战略的组成部分。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当前“物质丰裕”还未成为现实，但是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使我们逐步告别了“物质匮乏”的时代，消费逐渐在社会生活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诱导人们从“生产主体”向“消费主体”转变，从而为消费主义思潮在我国的传播提供了土壤。消费主义的传播对大学生价值观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它在理想信念层面上诱导物质主义，在生活方式上催生享乐主义，在行为方式上肖融主体意识，引发极端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政治理论教学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和重要环节。通过政治理论教学的改革积极应对消费主义思潮的影响，促进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和内化，不但可以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而且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指导地位，用马克思主义引领社会思潮的具体举措。完成这一课题需要做多方面的努力，我们认为主要应从教学资源的利用、教学主体素质的提高和教学方式的转变三个方面人手。

一、有效利用“三种资源”

第一，科学理论资源。马克思主义自从诞生之日起就自觉担负起引领社会思潮的历史责任，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必须充分发挥其引领社会思潮的伟大功能。近年来，各高校在推进科学发展观“三进入”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是我们对于科学发展观的理解还需要进一步深化。尤其重要的是，科学发展观本身包含着科学的消费观。消费观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对人们消费什么、怎样消费等消费行为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消费，首先是适度的消费，消费水平必须和国情国力、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自然资源状况相适应；其次是和谐的消费，主要是物质消费与精神消费的和谐统一，个人消费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和谐统一，个人物质、精神消费与生态环境承载力的和谐统一；再次，是以人为本的消费，消费要真正有利于实现人的本质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目标。党的十七大指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建设生态文明、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其中包含着可持续发展、为子孙后代营造良好生存环境的理念，同时也包含着对当代人在消费领域中深刻的人文关怀。消费主义的消费观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异化所产生的压抑、无自我、无价值感在消费中的非理性释放，它限制了人对自身本质和价值的理性思考以及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加剧了“人为物役”与道德滑坡的趋向。“以人为本”的消费观，倡导人的物质消费与精神消费的统一、眼前利益消费与未来发展消费的统一、感性娱乐消费与理性思考消费的统一、自身需要消费和良好生态环境的统一，从而唤醒人们培育健康向上、和谐友好、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培育一个独立自主且有尊严的生命，一个健全的身心，努力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科学发展观包含着对消费主义的深刻批判和全面超越，是我们应对消费主义思潮的强大精神武器。科学消费观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对此，我们必须在政治理论课相关课程中认真贯彻。

第二，传统文化资源。中国传统文化是政治理论教学的重要人文基础和扩展课程，它应该在积极应对消费主义思潮影响中发挥更大作用。中国古代许多思想家不同程度地提出“尚俭黜奢”的思想，并且把“俭”作为道德原则和人生观准则基本要求之一。孔子倡导“温良恭俭让”的道德规范，“俭”是其中一个基本要素。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而节俭美德是“仁”的保证。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认为节俭可以致富，奢侈能沦入贫穷。墨家从生产和消费的辩证关系出发提倡“节用”、“节葬”。老子把“俭”看做人生三宝之一，凸显了消费道德的人生观意义。在儒家思想中，节俭和节欲是密切联系的，孔子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就是要求把欲望节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从而达到高尚的人生境界。孟子把欲望与善恶联系起来，提出人们在实现正当欲望的同时，必须对不正当的欲望进行节制，即所谓“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诸葛亮提出“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里的“淡泊”、“宁静”-tg是“尚俭节欲”，并且具有端正学风和提高个人修养的意义。古代圣贤倡导节俭，反对奢侈浪费，鼓励正当欲望满足，要求克制不正当欲望，并将此作为人生观准则、道德原则和良好学风，这些思想在当今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它与消费主义那种通过无节制的物质消费来满足被刺激起来的、无限膨胀的感官欲望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截然相反，是治疗消费主义病症的一剂良药。虽然随着社会制度变迁和经济、社会发展，人们的消费伦理正得到日益丰富和完善，但是考虑到我们的国情、人类面临的生态环境困境和大学生的历史使命，古代思想家“尚俭黜奢”思想并没有失去其合理性。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组成部分之一，要求我们“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这是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一脉相承的。大学生的价值观教育必须继承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并结合时代特色加以发扬光大。

第三，国际背景资源。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面对消费主义对人类生存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和社会可再生资源的日益枯竭，为了保护人类共同的家园，绿色消费运动蓬勃兴起。在一些觉醒的环保人士带领下，哪里有消费主义，哪里就有绿色消费运动。无论是像绿党这样的与政府有一定联系的组织，还是像大自然保护协会这样的民间组织，都参与了绿色消费运动。国际上绿色消费运动的蓬勃兴起，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消费主义的危害，促使人们自觉反省自己的消费方式，重新树立适度消费的新消费方式，养成勤俭节约的消费习惯。针对消费主义的理论反思成果不断涌现，如美国学者杜宁的《多少算够：消费社会与地球未来》是从环境保护主义立场出发清算消费主义伦理的力作；日本社会学家田宗介的《现代社会理论：信息化、消费社会的现在和未来》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视角批判消费主义；日本经济学家堤清二的《消费社会批判》揭示了自由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的内在关联，这些著作中不乏发聋振聩的理论强音。在自然观领域，生态学、生态伦理学的发展，要求人们深刻反思“人类中心主义”的弊端；在经济学领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可持续发展以及绿色GDP的理念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在伦理学领域中，消费伦理当代重建的呼声越来越高，适度消费、绿色消费、公平消费、和谐消费的原则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在社会学领域中，超越消费主义物质贪欲，构建当代合理的生活方式、文化模式的主张引人瞩目；在哲学领域，消除消费主义对人性的异化状态，实现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诉求日益为社会所重视。所有这些都应该作为高校政治理论教学的背景资源，纳入政治理论教学的视野。

二、积极培育“三个视野”

第一，意识形态视野。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为指导，真正认清消费主义思潮的意识形态属性。消费主义思潮根源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进入20世纪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利用科学技术的发展造就了一个“物质丰裕”的社会，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人民群众购买力相对缩小的矛盾，造成了相对生产过剩，最终引发了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作为现实的理论反思，西方发达国家相继抛弃发展主义而采取刺激消费的政策。冷战结束之后，西方国家凭借资本、经济和文化的优势，不断向非西方国家推销消费主义文化。他们把消费主义描绘为“普世价值”，大肆鼓吹享乐主义和“消费第一”，把发达国家消费生活作为“美好天堂图画”向发展中国家兜售，从而试图消解各个民族独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美国学者麦克基本(BillMckibben)指出：“消费主义是到目前为止最强有力的意识形态——现在，地球上已经没有任何地方能够逃脱我们良好生活愿望的魔法。”过去西方有人认为，当我们的青年都吃肯德基、麦当劳，喝可口可乐，穿西部牛仔，看好莱坞大片，向往西方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时候，他们距离西化的目标就不远了。我们许多人不以为然。实际上，消费主义思潮所蕴涵的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以及理想的陨落等价值取向包含着强烈的意识形态属性，它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根本对立的，对青年大学生的思想道德和价值观是一种强烈的腐蚀剂，我们的政治理论教育教学一定要从这样的高度看问题。

第二，整体理论视野。积极应对消费主义思潮的影响，必须超越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超越长期以来形成的学科、专业分立的思维习惯，历史地、辩证地和实践地看问题，即树立整体理论视野。从西方思潮的传播角度看，消费主义绝对不是单纯的文化现象，而是同全球主义、普世价值论、新自由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等众多思潮有着相互纠葛的共谋关系。在全球主义或普世价值论看来，“经济一体化”必然要求“政治民主化”(分权制、多党制、议会制、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军队国家化等)，和文化同质化(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以及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等)，对消费主义意识形态“西化”图谋的揭露，离不开全球主义、普世价值论批判的语境。在新自由主义看来，市场是神圣的和万能的，消费作为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政府或其他人是没有任何理由对消费进行干预的，因此如果没有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就不可能全面超越消费主义。另外，消费主义所蕴涵的理想陨落、主体之死、平面化无深度的生活方式以及个人本能的宣泄和后现代主义不谋而合，消费主义批判又离不开后现代语境分析。总之，只有在对西方思潮的整体把握中才能真正深刻批判和全面超越消费主义。同时，我们还必须树立关于消费的整体理论视野。毋庸置疑，消费首先是一种经济现象。在经济学的视野中，生产和消费是互为条件的：生产为消费提供物质产品，消费为生产提供市场和动力。因此，扩大内需、刺激消费是生产发展的重要手段。如果仅仅从经济学形而上学的视野看问题，消费主义不仅不需要受到批判而且还有存在的理由。而从整体理论视野来看，经济学从来都是和伦理学、社会学以及哲学等众多学科紧密联系的。消费的正当性、合理性不能违背社会的公平正义、和谐有序、道德责任以及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消费的原则并不是仅仅由经济学提供的。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就曾对消费主义进行了深刻的道德批判，这应该给予我们深刻的启迪。

第三，批判性视野。积极应对消费主义的影响，需要弘扬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在这方面，马克思对“拜物教”的批判具有深刻启示意义。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看做是物的依赖性社会，所谓“拜物教”就是把某种人造物偶像化，赋予它本身并不具有但又凌驾于社会的能力，拜物教包括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商品、货币和资本的各种能力都根源于物质生产劳动，但在表面上，这些能力都成为它们固有的东西，而与劳动不相干。不仅如此，商品似乎能够左右生产者命运，货币更天然具有决定人们命运的魔力，资本被看做是一个物，它天然具有自我增值的能力。从马克思的批判视野看，消费主义具有拜物教的性质，对此马尔库塞和弗洛姆都有深刻的论述。消费的目的在于满足生活需要，但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对物质财富的最大占有被赋予人们幸福生活的象征和标示人们的社会地位的符号，从而造成人依赖于物；货币本是商品交换的媒介，但是由于其作为物质财富“通约性”代表而被赋予“崇高”的地位和“符号权威”，从而诱发拜金主义。马克思的批判表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拜物教不但使人遵从物的逻辑，消融其主体性，而且制造种种幻象：“一个用3先令购买商品的工人和一个用3先令购买商品的国王，两者职能相同，地位平等——都表现为3先令的形式。他们之间的一切差别都消失了。”平等、自由、人权等幻象都通过资本主义这个魔术师在市场经济的舞台上变幻出来。资本主义这个魔术师的神奇之处在于，让人们在市场的现象世界里尽情享受和体验他的魔术表演，而让人们对魔术真相与魔法一无所知。马克思以毕生精力揭示了资本主义魔术背后的统治逻辑——资本的逻辑控制。以马克思对拜物教的批判审视消费主义，它不仅是“虚假的意识”，不仅是对现实幻觉性的再现，而且已经被人设想为“意识形态性”的现实本身，消费主义的流行“暗示出了参与者对其本质的非知”。其实，无论是奢侈消费、超前消费、攀比消费、媚俗消费，还是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等等，无不遵从资本的逻辑控制，无不是资本增值和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需要。意识形态视野的意义在于揭示消费主义思潮的意识形态属性，批判性视野进一步揭示了这种意识形态背后的逻辑，是意识形态视野的深化。

三、创新三种“教学方式”

第一，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的教学方式。心理疏导，主要是让学生在消费主义影响下形成的心理矛盾舒缓下来，减轻其二元张力形成的紧张。马尔库塞用“痛苦中的安乐”、“不幸中的幸福感”来描述消费主义思潮中人的心理矛盾。在消费主义的影响下，许多学生处于多重矛盾的痛苦纠葛之中。例如，物质资料实际占有和占有欲之间的矛盾所带来的痛苦；消费感官娱乐和日常理性认知的矛盾形成的焦虑；社会上的物质主义和自身精神理想追求的矛盾所带来的困惑等等，这些矛盾造成了海德格尔所描述的现代人“烦”的心态。在“烦”的心态下，部分大学生不仅感到政治理论课“太复杂、太抽象”，“学起来太累”，而且认为政治理论教学和现实是“两张皮”。政治理论教学的心理疏导是一个崭新的课题，需要做多方面的研究，就政治理论教学来说，一个可行的思路是读书疗法。学生的主要任务是读书，但阅读不能局限于教科书，也不限于泛泛浏览课外书籍，而是要引导学生针对自己的心理症结有选择地进行阅读，这样就有可能达到心理治疗的作用。孟德斯鸠认为，读书是驱散生活中不愉快的最好手段。大量事实证明，通过阅读调适心理是可行的，中国自古就有杜诗除疾的传说，在法国有所谓“患者图书馆”，美国心理学家勒纳倡导诗歌疗法，达到益身心、除忧虑的作用。学生在阅读中打开自己的心灵之窗，在“同高尚的人谈话”中产生共鸣，一方面宣泄现实中感觉压抑的痛苦，另一方面享受伴随而来的兴奋和愉悦，还可以领会伟大作品所蕴涵的心路探索历程、道德与人生观感悟，所有这一切都是缓解大学生心理矛盾的精神良药。书疗的好处是经济、简便、及时、花钱少，同时又不会泄露任何隐私，没有精神压力，不会伤害自尊。政治理论教育教学的人文关怀也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命题，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必须考虑学生的家庭背景。对于家庭经济条件比较优裕的学生，要教育他们“富贵不能淫”，在消费主义思潮冲击下不玩物丧志或随波逐流，要依靠自己的努力奋斗实现人生理想和自我价值；对于家庭经济条件相对贫寒的学生，要鼓励他们“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使艰苦奋斗教育更加贴近实际。人文关怀的核心在于培养大学生的主体意识，摆脱对物的依赖性，不被物所支配，形成独立健全的人格。

第二，社会实践的教学方式。近年来，大学生社会实践作为政治理论教育教学的“第二课堂”，其效果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但还存在增强其针对性和升华为价值理念的问题。积极应对消费主义思潮的影响，大学生的社会实践必须有针对性地深入边远地区、农村欠发达地区和灾区的重建，使其在亲身所见所感中真正领悟中国国情和社会实际，切身体会消费主义鼓吹的奢侈浪费和骄奢淫逸是一种“犯罪”；要引导大学生真正看到我国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高消费群体与弱势群体以及边缘化人群之间在物质消费和各种资源占有之间的显著差异，这些都是对于消费主义狂热的清醒剂。但是，社会实践不能简单局限于感性观察，而更重在实际行动。要引导大学生尽自己所力，所学为社会、为落后地区和灾区人民服务，通过“科技下乡”、“支教帮教”、“医疗服务”、“心理康复”以及“服务官兵”等主题活动，培养大学生的人道主义精神、热爱人民的情感和服务社会的责任，以及抵制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自觉性。价值观的升华是社会实践的目的，在实践活动中和实践活动结束后，都要引导大学生进行反思和总结，利用写心得体会、感悟，举行讲演会、报告会等形式，形成理性认识，传播价值理念，真正提高大学生对于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认识，促进其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和内化。这样，应对消费主义思潮影响的社会实践，从感性体验到主体活动，再从主体活动到价值理念升华，充分体现了以马克思主义引领社会思潮的要求和原则。

生活消费论文范文第8篇

【论文摘要】马尔库塞认为现代的工业社会对消费的控制，从而产生了消费伦理问题。本文将对马尔库塞的消费伦理思想及其科学技术根源与消费的当代启示以及如何构建合理的社会消费理念进行初步的探索。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典型，马尔库塞的伦理思想非常丰富，而消费伦理是马尔库塞伦理思想的有机构成上，他关于消费的论述是非常经典的，对于当代有不可缺少的借鉴作用。

1马尔库塞的消费伦理思想

前工业社会时代由于生产力低下，社会物质财富匾乏，因此马尔库塞认为，为了文明的进化不受干扰和破坏必须对人的需要进行必要的压抑。在这点上，马尔库塞是赞同弗洛伊德的文明压抑论的。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资本主义的消费观念也有了很大的改变。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所带来的巨大的财富，当代西方社会借助广告等大众传媒，在全社会的宣扬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不断地制造新的消费需要，使人民沉醉于商品消费中。因此，也给现今社会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他们为了追求这种资本主义的消费方式，从而产生了伦理问题，消费不从人的利益出发，追求更大的财富的拥有，采取一些非法行为的方式去满足自己最大的需求，从而给消费也产生负面影响。

2马尔库塞消费伦理的科学技术根源

马尔库塞认为，由于当代工业社会是靠高生产和高消费来维持其存在。无论物质产品的需要和精神产品的需求都遭到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控制，使整个社会的消费行为都处于资本主义的控制和管理。实际上，科学技术在当代西方社会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统治工具，并且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科学技术造成了发达工业的社会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这些方式满足了人们一定的物质需求，但同时又激起了人们更高的物质需求，使人们处于一种永恒化状态，迫使人们不断去追求更高更新的物质需求。

消费伦理是指消费活动本身的正当性和消费方式的正当性问题，消费伦理教育是指通过观念，舆论和制度的形式促使消费主体进行合理消费的正当消费。我们可以根据消费主体来归属消费行为的责任问题，在消费伦理教育方式上，我们把它细分观念培养观念培养，舆论谴责，制度惩罚三种。

消费主体不同，消费活动的责任就不同。根据不同主体，我们把消费责任分成政府消费责任，企业消费责任和个体消费责任。目前学术界关于消费伦理或消费责任的讨论，多半是向个体提出消费行为的正当诉求，其实这是一种不全面的思考方式。无论是根据数据还是根据经验来判断，政府和企业的消费行为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都远远超过个体的影响。

科学发展观视野中的消费伦理中的消费伦理观念以节约为基本范畴，但强调的主要应是资源节约。资源主要指那些给生态环境造成压力的物质资源，例如土地，淡水，能源，矿产资源等自然资源。在人们的消费过程中，占用自然资源的多寡不尽相同，有些占用得多，有些占用得少。传统的节约观没有具体区分消费过程中对自然资源占用的不同情况，以致加剧了经济和伦理的紧张关系。要将建设节约型社会和发展经济统一起来，就要在消费伦理观念上教育人们增强社会责任感受，鼓励和引导人们使用占用自然资源少的消费方式。

3消费伦理的当代启示

从马尔库塞的消费伦理中，他的理论告诉我们:物质生活的富裕不会必然带来人生幸福。在一个全面控制的资本主义社会，它至多能带给人的精神上的愉悦。他的理论还说明，发展虽然以物质财富为基础，但只有当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资本生活需要，人类才能异化的消费和重占有的生活方式中解放出来，而且真正意义的发展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方向。

生活消费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 大学生；奢侈消费；成因；对策

一、奢侈消费的内涵及当代大学生奢侈消费现状

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1]进入当代社会，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已然被奢侈品充斥和填满，奢侈消费作为一种文化行为已经成为当代资本主义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奢侈消费代表人们消费超出人们生存与发展需要范围的，具有独特、稀缺、珍奇等特点的消费商品。主要包括高档服装、高档化妆品、珠宝首饰、豪华汽车等吃、穿、住、行都高于档次高的产品。另外，奢侈消费所代表的是步入奢侈消费阶层的群众的经济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是一种经济价值符号，可替代性很强，消费者在选择商品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经济实力来选择自己想要消费的产品。因此，奢侈品消费的可选择空间很大，选择的自主性也极强。当代大学生作为一股新兴的消费力量，经济实力不强，但一方面容易受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和教育方式的影响，使得一部分家庭条件不错的大学生高额消费和提前消费，另一方面受当代消费主义的影响，将消费作为人生的目的和意义，这毫无疑问对大学生的成长和发展的不利的。

二、当代大学生奢侈消费行为成因

1、个体主体性的丧失

消费作为一种最基本的生命活动之一，在满足人们基本需要的基础上，消费与物质产品的生产和提供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消费经常被看作的一个经济问题。马克思指出，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 …”[2]而越来越多“非理性”消费现象的普遍出现使很多学者认识到消费是一种文化现象，美国人类学者麦克可瑞肯（G・McCracken）直接认为，“消费者使用被赋予了文化意义的消费商品能够表示不同类别的文化、培养一定的生活价值理念、形成特定的生活方式、建构自我概念，并见证和标记社会变迁”。[3]消费实质上是文化的，消费物品已经不仅仅是因为它本身的使用价值对人有意义。消费文化本身是一种正当的方式，但随着人们热衷于符号消费，逐渐的与商品使用价值脱离，就演变成了消费主义。

消费主义宣称人生成功的标签和幸福的符号是消费更多的物质资料和拥有更多的社会物质财富，因此鼓励在实际生活中通过毫无顾忌和无节制的消耗物质财富和自然资源来炫耀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此时，消费已经不再是针对每个个体自己实际的需要了，受社会风气和整个大环境的影响，变成了受消费主义支配的整个群体。当代大学生作为一个新兴的消费群体，消费理念还不够成熟，容易受消费主义的支配，不能分辨媒体广告所创造出的消费意象，无节制的追求享受，把消费作为人生的目标，以为消费自由就意味着人身的自由和解放，于是消费主义就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对大学生进行着控制。

2、炫耀心理的作用

凡勃伦在其著作《有闲阶级论》中第一次提出“炫耀性消费”的概念以来，炫耀就成为人们追求奢侈消费的一个重要的心理动机。大学生崇尚奢侈消费的最初目的仍然具有炫耀的意思，购买奢侈品，依然是大学生想要显示自己的出身背景、自己家庭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它是一种途径、手段，能彰显自己的个性和品位。同时，炫耀心理往往是奢侈消费的导火线，给大众起到示范性的作用，所引起的攀比和嫉妒心理又会引起新一轮的奢侈消费。使得大学生在消费时不顾自己的实际经济情况和需要，盲目进行奢侈消费。

3、行为的可控性缺失

高校互联网基本已经实现全面覆盖，新兴的网购方式兴起并逐步被人接受，90后大学生通常都拥有手机、电脑和便捷式平板电脑，只要想消费商品，就可以随时随地进行网络购物而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现在无论是淘宝、天猫还是京东等一些热门的网购平台，只要输入关键信息就会搜到海量信息。同时，在利益的驱使下，越来越多的广告商用尽心思的在各种各样的网页上插入广告，使得网络也越来越趋于商业化，广告不仅是使大学生从节俭走向奢侈的导火线，更是给奢侈消费以合理的存在理由。当代大学生处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时期，行为不免会受到各种商品和广告的诱惑，特别是现在的网购模式。而正是这样的网购方式，使得大学生逐渐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也不考虑自己实际的购买能力，从而变成奢侈消费的附庸。

三、大学生奢侈消费行为的应对措施

1、培养健康的消费观念

消费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主题，也同样是当代大学生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活动之一。健康适度的消费能够更好的满足大学生在精神文化以及个人发展方面的需求，从而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因此，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在消费上要做到适度，才能更好的学习工作。一方面，尽管消费是大学生的一项重要的日常活动，但却不是所有活动，我们需要平衡消费时间和其他生活时间，以学习时间作为首要，而后开展消费活动。另一方面，要做到经济适度，奢侈品是一种“非生活必须品”，在自己不具备相应消费能力时可以选择放弃的一种消费对象。自觉抵制盲目消费、过度消费、攀比消费。家庭条件好的同学应该自觉的克服自己的消费欲望，做到符合学生身份的消费。

2、倡导文明的消费行为

文明消费要求当代大学生在自己生活费一定的情况下合理的利用自己现有财力，为自己的学习创造良好的学习生活条件。不能为了个人贪欲或攀比，进行盲目消费或超前消费，杜绝长期向他人借钱或^度消费信用卡。另外文明消费还应该注意消费的内容，无论是物质消费还是精神消费都应该向高雅消费、健康消费看齐。当然，在消费过程中还应该遵守基本社会功德，尊重他人的消费习惯、爱好，诚实守信、谦和有礼。

3、弘扬积极的消费文化

大学生大部分学习生活的地方仍然是在高校，针对奢侈消费这一现象，学校需要进行系统的、理论性的、强制性的教育。良好的校风学风是大学生进行学习和提高的重要因素，因此高校必须要加强对学生的学习管理，实行严格的学习考核制度。同时，开展各种形式的文化、学术活动，活跃校园学术氛围，积极的校园氛围要求尊重人才、尊重科学，不单单是以个人奢侈品的标签来判断大学生的地位和成就，将同学之间比吃穿行的不良风气转移到对自身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上来。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 陈坤宏.消费文化理论[M].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6.

生活消费论文范文第10篇

【关 键 词】消费教育；消费观念；消费行为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12）05-0077-02

消费是人类的基本社会实践活动之一，活动过程以货币为纽带，通过利用客体——消费品（包括物质消费品与精神消费品）满足自身需要的一种经济行为。因为消费属于主观践之于客观的活动，包括两个基本层面：观念层面和行为层面，所以消费关联的因素非常多，大体可分为消费倾向、消费方式、消费影响三方面。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市场与商品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广大中小学生或是主动或是被动地渐渐汇聚成消费大军的一支重要力量，然而与之相对应的消费教育及相关研究却没有及时跟进，发挥系统性培养与引领作用。认真开展消费教育的研究和实践对于中小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 中小学生在消费教育上存在的问题

（一）家庭消费教育观念不科学

当前，我国中小学生的消费教育主要源于家庭教育，都是父母在日常生活中的口传身授，孩子在耳濡目染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又由于家长文化层次与文化结构等因素的制约，相当大一部分家庭的消费教育观念不够科学。有的家庭将消费教育缩化为花钱教育；有的家庭将消费教育泛化为行为教育；有的家庭把放开手脚，默认甚至怂恿孩子高消费当做是对孩子精神生活照顾不周的补偿；有的家庭把孩子自行支配钱财看做洪水猛兽，严格控制孩子的消费行为。这些行为观念从一开始就是方向上的错误，从根本上误导了孩子后续理财能力的发展方向。

（二）学校消费教育地位边缘化

学校是人接受教育的应然主体，然而在消费教育领域，学校地位十分尴尬，同时消费教育在中小学校的地位也十分窘困。首先，虽然素质教育提倡多年，但是应试教育的劲头却丝毫没有减弱，反而像一张无形的大网笼罩着教育的方方面面，学校在很多时候都是被牵着鼻子走。学校无暇开设文化课以外更多的素质教育类课程，同时社会也不认可学校规模化地开设文化课以外的课程。其次，有的学校虽然开设了消费、理财类相关课程，也难免流于形式，因为很难成体系地进行建设，课程的学时计划和标准考核与文化课之间都存在着你进我退的矛盾，另一方面消费教育由于成果的隐性原因，也难以得到学校的重视。

（三）消费教育理论研究不深入

目前，国内对中小学生的消费倾向虽然开始逐渐关注，很多地区对学生的消费问题进行了调查、分析，各种媒体报道也屡见不鲜，但是对中小学生消费教育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与深层次课程性论证的研究非常匮乏，总体来看，关于“中小学生消费教育”的相关研究和论述仍处于相对初级的阶段，有待进一步深化和系统化。

二、消费活动对中小学生身心健康的影响

（一）不正确的消费活动误导人生观的养成

消费活动的实践基础性决定了其对消费主体的基础性影响作用。中小学生正处在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阶段，各种社会与现象都会对孩子思想观念造成惯性介入，以至最终形成孩子的生命价值观，更会影响其道德情操的发展与生活习惯的养成。

（二）不正确的消费活动影响身体的健康生长

消费是一种双向活动，具有强烈的反作用性，消费行为与消费品都会对消费主体产生反作用力。中小学生各种错误的物质性与精神性消费极大地损害着孩子们的身体健康成长。由于分辨能力与自制能力弱等原因，各种垃圾食品、各种暴力游戏在中小学生的消费活动中大量存在，导致孩子们身体免疫力、骨骼生长、视力、精神状态等问题层出不穷。

（三）不正确的消费活动扰乱正常的学习生活

消费的势力逐渐深入到学生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小学生的盲目消费与错误消费使其消费层次与消费结构错乱无序。中小学生的攀高消费与唯我消费心理已经渐渐形成一种隐性学习环境，赶潮流、追名牌使原本沉静的学生心理又喧嚣地躁动起来，正常的学习生活氛围变得开始混浊。消费结构的不合理性体现在偏重于享受型、物质型、贪瘾型几方面。

三、对中小学生的消费教育策略选择

（一）加强思想道德教育，树立正确人生观

中小学生消费教育与品德教育互助模式是一个从理论到实践，又从实践到理论螺旋上升的发展过程，是对中小学生消费问题的一种升华与扩大。消费教育是加强学生品德教育的有效载体，是加强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及有效途径。注重探寻消费观念培养与思想道德教育内在的联系与规律，结合大的教育环境，总结出行之有效的消费教育与品德教育互助模式，建立中小学生消费教育的长久机制。

（二）系统性培养中小学生理财能力，学做“社会人”

在中小学进行消费教育，主要应该着眼于培养学生正确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意识，养成良好的消费行为，将学校教育内容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将理论性、观念性问题与素质教育紧密衔接，形成孩子们的理财能力，提高其财商，使未来一代不仅具有独立的生活能力，而且具有科学的经济素养，为构建节约型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

生活消费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消费主义 消费文化 新闻传播 大众媒介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消费在社会经济文化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现代社会的消费已经不仅是人们日常行为的一部分，还是一种生活和生产方式。近年来，关于消费、消费主义和消费文化的研究无论在国外还是在国内都受到了人们越来越多的重视。

一、消费主义的含义

关于消费主义，各个学者有着不同的理解。社会学者维尔斯认为，消费主义是跟生产主义相对应的概念，指的是一种超出实际经济能力甚至压抑基本需求的满足，而去追求群体心理所推崇的消费水平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念。法国后现论学者鲍德里亚认为消费主义是指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消费的目的不是为了传统意义上实际生存需要的满足，而是为了被现代文化刺激起来的欲望的满足。①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一种价值观念，消费主义把消费视为生活的目的和意义的来源，是人们自我表达和自我认同的工具；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消费成为人们生活的重心，人们消费的目的更多的不是为了实际需要的满足，而是不断追求被制造出来、被刺激起来的欲望的满足。消费成为人自我表达与认同的主要形式。

二、消费主义在新闻传播学中的应用

1、消费主义与神话理论在广告中的应用

法国著名学者罗兰・巴特在《神话学》一书指出，“神话是一个交流的系统，是一种信息，是一种意义的模式，一种形式”，“由一种话语传达的……一种说话的类型。神话不是由其信息的对象来确定的，而是由它说出这些信息的方式确定的”。②

这就是说，神话成为一种赋予物品以新的意义的手段。在消费主义价值观念中，消费是人们生活的主要目标和意义所在。人们的消费活动所追求的主要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其符号意义。商品符号的文化意义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通过神话作用附带上美好、奇异、浪漫等文化意义的。

在当代消费社会，广告无处不在，发挥着强大的影响力。广告是阐释消费主义与神话理论交互作用产生强大影响力的形式之一。

时下诸多时尚杂志内都刊有女性护肤品、彩妆等方面的广告。《瑞丽》杂志封面曾刊登过兰蔻品牌的“梦魅仙子”彩妆广告，在有限的空间内广告中并未直接表达出产品特性等信息，一句“色彩，点化梦魅无限”并配以梦幻美丽的模特脸部特写，让受众充分享受浪漫、美好和清新的感觉，陶醉其中的同时引发受众对该品牌的好感和记忆，由此带来商品的潜在销售。在这里，彩妆通过神话作用被赋予了梦幻、美好、浪漫的意义，消费主义激发了受众的消费欲望，营造了一种消费氛围，在消费主义价值观念的影响下，受众通过对品牌和商品使用价值之外的符号价值的追求，一定程度上可能会产生购买动机和行为。

由此可见，消费主义和神话理论彼此作用应用在广告中，被赋予神话作用的广告在消费主义影响下，也会带来过分消费、奢侈消费等负面作用。一些商品在华丽和浮夸的广告放大下，让人成为奢侈品的俘虏，形成华而不实、拜金主义的消费心理和习惯，浪费了大量不必要的资源和经济成本。“炫耀性消费”造成精神生活和公共文化生活的普遍贫困、贫弱和浅薄，并影响到相应的社会伦理、社会人际关系和社会文化氛围，也不符合节约型社会和环保型社会的理念。

2、消费主义与涵化理论在电视媒体中构造主流价值观中的应用

现代社会中，人们往往无法亲自接触客观现实，不得不借助电视等大众媒介来认知世界。美国传播学者格伯纳提出了“涵化理论”，他认为，在现代社会大众传媒提示的“象征性现实”对人们认识和理解现实世界发挥着巨大影响，由于大众传媒的某些倾向性，人们在心目中描绘的“主观现实”与实际存在的客观现实之间正在出现很大的偏离。这种影响不是短期的，而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涵化”的过程，它在不知不觉当中制约着人们的现实观。③传播媒介的涵化效果主要表现在形成当代社会观和现实观的“主流”，而电视媒介在“主流化”过程中尤发挥着强大的作用，它可以超越不同的社会属性，在全社会范围内广泛培养人们关于社会的共同印象。④

当电视生产出消费文化的拟态环境的时候，消费者长时间地浸濡其中，往往会失去对现实的准确把握，其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也就会受到消费主义的涵化。当前电视媒介的报道在消费主义思潮的支配下，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塑造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具体来说，表现为以下两方面：

第一，炒作新闻，发掘新闻事件的娱乐卖点，误导受众。“犀利哥”事件展现了个别媒体受消费主义思潮影响盲目追求视听率而忽略职业操守，误导了受众对公共事件的评价。当网络上出现“犀利哥”的照片后，多家媒体制造了娱乐大众的新闻点，这些报道由此引发了受众热烈的讨论，这些讨论的热点不是关注社会底层人员的生存困境和解决公共事件的方法，而是以看客的身份去评论一个人。受众在大众媒介构造的拟态环境中受到涵化作用的影响，从而迷失了自我。究其原因，是媒体在市场竞争中，盲目追求吸引受众的“眼球效应”，唯受众是从，刺激人们的消费欲，弱化了新闻传播引导受众的功能，从而不利用整个社会构造积极向上的社会氛围以及和谐健康的主流价值观。

第二，相亲交友节目充斥着不良的价值观，低俗化和拜金主义之风盛行。在消费文化的影响下，“房子”、“车子”、“孩子”等较为现实的话题成为相亲节目的重要看点。此类节目中，一些处于弱势、收入低、长相一般的男嘉宾，其经济能力、容貌、职业、社会地位等无不成为节目调侃的对象。这些带有不良社会导向的内容经过电视媒体的传播会对受众产生潜移默化的负面效应，让受众的价值观、爱情观和人生观发生变化，久而久之，受众沉溺在消费文化的拟态环境，会误认为追求物质是普遍存在的，忽略个人奋斗的力量，对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缺乏正确认识，甚至否定这种美德。由此可见，相亲节目中的此类问题若不及时加以管理，势必对社会风气的良性引导和主流价值观的塑造产生不良影响。

三、消费主义对媒体传播的影响

在全球化时代，消费主义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正在通过大众传播发挥着影响。正视消费主义传播的影响，趋利避害，对于构建健康消费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消费主义应用于新闻传播学的影响是广泛和复杂的，它适应了大众文化的发展之路，体现了大众消费需求的发展与变迁。具体来说，其积极作用在于以下几点：

首先，消费主义是全球化进程中的一种文化现象，有其合理性的一面。消费主义对于推动社会经济发展，释放人的欲望具有积极意义，体现了对于现实人生的关注，也是开放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安定的社会环境、相对富足的物质生活的一种体现。

其次，对新闻传播传播媒介本身产生了多方面的积极影响。从传播内容来看，消费主义拓展了媒介的报道空间，传媒由原来的政治、经济、教育、国际事务等领域扩展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内容更加丰富多彩；从社会功能来看，媒介由教化型转向服务型，强化了媒介与受众的亲和力，传媒大众化、生活化，传媒的多样化社会功能也得到开发。

第三，对于受众来说，消费主义立足于满足受众的诸多物质和精神需求。消费主义通过附加新的形象和符号来改变商品的原始意义和使用概念。这种形象和符号把人们内心追求自由和享受的欲望与物质现实巧妙地连接起来，把人们这种压抑在内心的欲望激发起来，使人们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奇与满足。

在全球消费主义的影响下，我们也应该对消费主义产生的负面作用保持警惕。

第一，消费主义在传媒活动领域内化为新闻消费主义，新闻专业主义不断受到新闻消费主义的消解。新闻消费理念下的媒体以商业逻辑为驱动力。媒体热衷于根据市场销量进行新闻策划和新闻炒作，媒体出现了大量虚假新闻、有偿新闻、虚假广告等现象，从而遮蔽、挤兑媒介应有的公共性、公益性，严重影响了受众对社会现实的认知，给社会带来危害。

第二，消费主义浸泡下的受众，越来越成为“单向度的人”。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指出，发达工业社会已蜕变成一种“单面的社会”，活动在其中的只是具有“单面思维”的“单面人”。“单面人”只知道物质享受而丧失精神追求，只有屈从现实而不能批判现实，只知道纯然地接受现实，盲目地肯定现实，将自身完全融入现实中。消费主义正是以个体及其欲望为内在基础，将享受、娱乐视为生命价值的实现，不断提供一种被刺激起来的消费欲望，促使受众逐渐陷入一种对虚假需要无休止追逐的过程中，丧失了思考和反省的惯性以及批判的理性、辨别能力，最终被商品拜物教所支配，日益成为正如马尔库塞所描述的“单向度的人”。

第三，大量的广告和生活消费报道在刺激消费、拉动社会物资再生产的同时，烘托着一种奢靡的享乐主义氛围，在客观上消解着勤俭简朴、艰苦奋斗的民族传统。

结语

总之，消费主义应用于新闻传播学领域产生了丰富而复杂的影响，对这种影响认知需要从辩证的角度加以理性思考，既要认识到它存在的合理性，又要对其带来的负面影响加以批判并提高警惕，促进社会整体向进步的方向演进和发展。

参考文献

①[法]鲍德里亚 著，刘成富、全志钢译：《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5

②多米尼克・斯特里纳蒂：《通俗文化理论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29

③④郭庆光：《传播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226,224-229

生活消费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大学生；网络消费异化；哲学反思

在网络媒介强有力的推动下，消费主义思想快速渗入大学生的价值观，并在校园里蔓延开来，引起了大学生消费观的嬗变，改变了他们的消费方式和生活行为。大学生消费结构出现了失衡倾向，主要体现在物质消费与精神消费的失衡。不少大学生，尤其是“富二代”类的大学生，形成了引领奢侈品消费的主要力量，并带动了一大批缺乏经济实力的“后排观众”的畸形消费。学习消费让位于娱乐消费，校园服装让位于名牌情结，“三好生”的称号让位于“校园美女”的封号，杰克琼斯、ONLY、 阿迪达斯、VM 、美特斯邦威等服装，IPHONE手机，兰芝、 资生堂、FANCL等化装品无不被赋予了使用价值以外的符号象征意义。在网络媒介的鼓吹下，盲目、从众、攀比、炫富的不良消费倾向已经抛弃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大学生消费失范行为折射出我国市场文化中的消费主义畸变。

一、大学生网络消费异化行为表现

（一）消费主体的异化

消费主体的异化是指消费者心理、思想、身份等方面发生的异化。“当个人认为自己同强加于他们身上的存在相一致并从中得到自己的发展和满足时，异化的观念好像就成问题了。这种一致化的过程并非虚构而确是现实。然而这种现实又构成了异化的更高阶段。后者已经完全变成客观的事实；异化了的主体被其异化了的存在所吞没。”[1]消费异化令大学生陷入现实价值选择的困惑、终级价值迷失的困境中。在网络媒介强有力的推动下，消费主义快速渗入大学生的价值观，改变其消费观念。

以身份符号―服装为例。詹姆斯・莱福认为服装具有象征功能，因为服装在某种程度上暗示了着装者的社会身份。五四时期，蓝衫黑裙、素色长袍是坚持真理、投身祖国、报效社会的符号表征。时期，在造反派的意识形态话语阶序里，革命意味着抛弃旧我、成就新我。为了拒绝各种小资世俗化的日常生活，军装绿衫、补丁衣裤是无产阶级红卫兵的象征。威武庄重、阳刚俊美的07式军服蕴含了中华民族和人民军队的特色元素。服装不只具有简单的防寒预冷、遮羞蔽体的功能，更是文化身份的标志。军服更表征了对着装者的纪律约束。网络化生存时代的到来，网络连接的是一个社会文化意义上的大杂烩的网上世界。各种意识形态五彩斑斓地呈现出来，一方面激发大学生探究世界的欲望，另一方面，又煽动大学生负面的冲动。不少经济尚未独立的大学生，开始盲目的追求这所谓的时髦，穿耐克、阿迪达斯、纽巴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渐行渐远。在人心浮躁、恶性攀比的消费文化里，不少大学生为了维护所谓的尊言，诉诸于网络的“不在场”性，网购高仿品，以几十元的“可亲可近”的价格获得穿品牌的感觉，要的是穿品牌的那个范儿。着装可以仿冒，学业也可以造假，做人也可以虚假。看似清纯的校园，论文剽窃蔚然成风，宿舍失窃家贼难防，学风漂浮、诚信缺失，履历浮夸、证件伪造，在“可以”与“不可以”之间折射出大学生的道德素质问题。健康合理的消费道德观失落了，大学生的精神家园被污染了，象牙塔的精神之光暗淡了……鼓励假冒的消费伦理如罂粟花一样，静静的腐蚀着消费主体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甚至将他们引向罪恶的深渊。

大学生是特殊的消费群体，他们在追求消费自主的空间时，很容易迷失在流光溢彩的西方意识形态的网络世界里，并以炫耀性的消费行为构成了不健康的人际交往的模式。在大学生网络消费世界里，虚假的物象展示了人的异化，异化了的人失去了判断能力和自审能力，暗藏着大学生消费群体的道德危机，随之而来的是大学生消费主体价值的消失。

（二）消费客体的异化

网上购物、网上炒股、网上娱乐等消费客体所设计的各色各样的网络陷阱让人防不胜防。诱骗网民的“特码”、虚假购物网站上的水货、底价品、义卖物、“中奖”信息、求职者信息百花齐放式的争奇猎艳，色情、凶杀、暴力、恐怖等追求感官刺激的文化产品竞相亮相，腐化和冲击着心智尚不成熟的大学生消费者。

影响最广、力度最大的就是网络游戏了。网络游戏文化热潮开启了一个“我趣故我在”的娱乐时代。以网络游戏为例，作为大学生消费社会的一个极有象征意味的文化符号，以意识形态的意义，影响着大学生的消费行为和生活方式。《天堂2》、《天上碑》、《奇迹MU》、《仙境传说》等网络游戏，带着强烈的“我趣故我在”的个性元素与颠覆性的后现代气息，将大学生带入一个网络的逍遥世界，让他们在心理效应的异化中，享受其间的纸醉金迷。大学生是一个很大的网络消费群，是网络游戏的疯狂玩家，审美判别能力、道德选择能力与自我控制力的不足，很容易沉迷其中，不能自拔。网络游戏所制造的娱乐情境和时尚趋势，更加剧了大学生生活体验的荒诞感。有一些大学生，特别是富二代，走进了笑贫不笑娼的消费社会，糜烂的社会灵魂刺激着变异的消费行为。

网络里展示的炫富飙车、竞技逞强、豪赌斗狠这些所谓的时尚的生活方式，使不少大学生患上了“偏执与疯狂”症。盛大旗下的《永恒之塔》曾让一名大学生在几个小时内消费了万元学费，网络虚拟的泰兰德、大第安、复仇天神等“消费”了一个13岁男孩的生命……网络的匿名性与隐蔽性更容易激发大学生憋屈的冲动与欲望，网络的大量的有害信息加剧了他们心理问题的起伏性。当网络游戏作为符号商品被消费已经成了一种生活方式时，行为怪僻、性格叛逆、生活放荡、环境荒诞、娱乐狂欢、实验性的自我实现倾向的另类景观卷起了今天大学生消费主义的种种黑尘灰土，并拉响道德反思的警报。为了一件大品牌衣服或者高档化妆品出卖自己的肉体成为失足女的报导已不新鲜。大学四年花费84万人民币的账单，出手如此阔绰的他，汶川大地震募捐时，“毫不吝惜”地捐了10元，学习用品实现了“零消费”。道德的真空状态、道德失范现象已成为当今高校的严肃话题。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弗洛姆认为消费异化的实质就是人与自身的脱离。“他感觉不到自己就是他个人世界的中心， 就是自己行动的创造者――他只是觉得自己的行动及结果成了他的主人。异化的个人与自身相脱离， 就像他与其他人相脱离一样。同其他人一样， 他用认识物的方式来认识自己，他虽有感觉和常识判断，但却感觉不到自己与自己以及外部世界的紧密联系。”[4]消费不是因为生活的基本需要而产生，脱离了人的真正需要的消费使消费者成为消费活动的奴仆。在物欲横流的病态社会里，即使是富人，也会因空虚觉得自己穷得只剩下钱了。无止静的消费欲望使得人只有通过不停地消费，才能感受生命的存在。“人把自己当作一件商品、一种投资， 他的目的就是做个功成名就的人， 即是说， 尽可能有利地在市场上出卖自己。”[5]

弗洛姆在审视和批评消费异化的非人道现象的基础上，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试图构建人道主义伦理学，改变人们通过不停地消费来逃避自我的现象。“消费活动应该是一个具体的人的活动，我们的感觉、身体需要和审美趣味应该参与这一活动――也就是说，我们在消费活动中应该是具体的、有感觉的、有感情的和有判断力的人；消费活动应该是一种有意义的、富于人性的和具有创造性的体验。”[6]

弗洛姆消费异化论揭示了人不应该为消费而存在，启示大学生超越正常生活需求的盲目、冲动的异化消费是一种病态性的社会现象，要杜绝消费异化现象就要树立健康的消费伦理，使人格完善，回归本真。

（三）后马克思主义消费符号论

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者鲍德里亚从人、劳动及劳动产品三者之间的错位关系，揭示了网络传媒语境下消费社会的消费客体的符号化倾向。他说 ：“更有甚者形式和技术的引申义还会增益功能上的不和谐， 也就是整个需要的体系――社会化或潜意识的需要、 文化或实用的需要――整个生活体验的非本质体系反过来影响技术的本质体系并损害了物品的客观身份。”[7]鲍德里亚从符号学的角度剖析了大学生购买奢侈品以及仿冒品的真相。富二代大学生购买LV包，不是因为它的存放物品的使用价值，而是品牌知名度所带来的提升身份的符号价值的愉悦。代挂iphoneQQ的服务被疯狂地炒作起来的原因是，大学生一方面无力购买价格不菲的IPHONE，另一方面又有炫耀的需求，在超越自己经济能力的情况下，转向了iphoneQQ的代挂消费。正如鲍德里亚所描述的：“我们会看到消费社会是如何把自己想像成这样并在幻象中进行自恋式思考的。”[8]

这样，大学生消费主体成了网络的奴隶，“不仅与他人的关系，而且与自己的关系都变成了一种被消费的关系”[9]。网络以其强大的信息存放与功能，将形形的文化、风俗等意识形态的消费客体及各种各样的消费主体连接到浩如大海的网络系统中，赋予消费享乐的功能、炫富的功能，仿真商品以虚拟的影像呈现几乎成了定义现实的标准。在非理性的消费欲望中，消费主体构建自己的乌托邦。在这个乌托邦的梦幻仙境里，拜物教性的商品广告如解剖用的手术刀肢解着消费主体的心智，以神秘的色彩建构消费主体的观念模式和价值认同感，商品使用价值的意义总是消失在再现的技巧和卖弄的修饰中。

鲍德里亚的后马克思主义消费异化论，揭示了在异化操纵的社会里，虚拟镜像折射出的是大学生消费符码化、虚幻化的万花筒式的生活方式。人丧失了自我的真实，人也被异化了。虚假的镜像一旦被无情击碎，大学生消费者将走向崩溃。

三、加强大学生网络消费主体性道德教育

大学生网络消费的异化现象已经成为当前高校德育的重要课题。如何唤醒消费主体意识，发展健康的消费观，是德育的重要使命。

（一）养成消费文化自觉意识

“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10]消费文化自觉是指在一定的历史语境下的人，在生产活动、生活实践和消费活动中，对消费文化，包括消费理念、消费环境、消费行为、消费方式的自觉的价值观念、审美取向和行为方式。因此首先要培养大学生对消费文化的审视、反省和批判能力，剔除随波逐流的从众思想和高人一等的心理欲求，在抵制奢侈品的诱惑中逐步提升消费者理性消费意识，在自觉的实践活动中观瞻自我、历练审美认知的能力和培养健康的审美情趣，唤醒个体的自我意识，让个体重新回归本位。将外在的教育内容（客体）自觉地转化为内在的信念、信仰，并成为推动个体积极参与道德活动、主动承担道德义务的强大动力。

（二）建立消费文化的中国身份

“文化身份”是一个民族的向心力，如果丧失自主、迷失身份，文化和经济的发展就会失去精神支柱。对中国文化身份的维护是每个中国人的职责。但中国经济的相对落后使得追求过度占有、崇尚满足自我的消费主义渗透大学生的消费思想和消费行为，导致了大学生崇尚国外名牌、模仿西方消费模式的各种盲目消费行为。圣诞节、情人节、万圣节备受大学生的喜爱，肯德基、麦当劳深受大学生的青睐，韩国电视剧、好莱坞电影博得大学生的热捧。这些现象暗示了中国消费文化主体性的弱化和文化自主的缺失。消费、“面子”消费、追风消费使得中国民族文化身份被扭曲。因此，彰显消费文化的中国身份，以批判继承的态度建设中国消费文化是高校道德教育的重要课题。

（三）构建网络消费文明

消费文明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对大学生的消费伦理、消费质量、精神文化消费的提高能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在当代中国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在国家层面上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发展目标，在社会层面上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导向，在个人层面上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行为准则，开展多种有益的消费引导教育活动，如开展消费问题研讨会、消费知识竞赛或有奖问答、消费品鉴别与鉴赏、消费投诉等实践活动，成立各种节俭组织，在校园形成良好的消费舆论，把大学生网络消费行为引向正确的方向。同时，充分利用校内大众传媒工具，引导高校网络消费舆论，使学生形成科学的网络消费观，促进学生合理、适度消费，提高学生的网络消费能力。校园网、广播电视台、校报、团讯、专刊专栏等传播媒介进行直观形象的网络消费教育，引导消费舆论等等。

四、结语

网络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使得大学生的需求和消费发生了质的变化，并滋生了商品拜物教的倾向，基本型需要让位于享受型需要，形成了夸豪斗富的异化的网络消费文化，勤劳节俭的传统道德价值观念受到污染，消费水平被当作衡量人的身份的价值尺度。马克思关于商品拜物教的批判，揭示了异化劳动的本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弗洛姆揭示了现代人的个体化过程使人发生了异化，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者鲍德里亚则从符号学视野揭示了消费社会带来的异化了的“形象文化”。

大学，是大学生迈向社会的最后一站，网络消费异化行为带来的负面影响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棘手而又亟待解决的问题。大学生作为未来社会发展与建设的生力军，能否健康发展关系着未来社会的兴衰。面对大学生网络消费异化的现状，我们亟待法律的、经济的、行政的、道德的途径，使大学生形成合理的消费观念，重构大学生的精神家园。

参考文献：

[1][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11.

[2]资本论第l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71.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93.

[4][5][6][美]E・弗洛姆. 健全的社会[M].欧阳谦译.北京： 中国文艺出版公司， 1988.120，120，134.

[7][法]尚・布希亚. 物体系[M].林志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5.

生活消费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消费社会；生产；鲍德里亚；后马克思思潮

近年来在西方社会理论有关现代社会特征的探讨中，“消费”范畴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成为一种中心性话语，并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解释体系产生了尖锐的冲突，以至有学者称其“宣布了马克思生产方式的历史性幻灭”。同西方一样，中国的社会理论研究也存在着诸多流派，但与之不同的是，在诸多流派中，马克思主义有着其他流派所不可能具有的特殊地位，它的发展状况对于中国社会生活也就有着其他流派不可能具有的影响，因而需要我们予以特别的关注。立足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视域，在厘清马克思思想遗产的基础上反思消费社会理论，进而评判其理论地位就成为本文的研究课题。

一

恩格斯将唯物史观誉为马克思一生之中的两大理论“发现”之一，他在1883年和1888年分别为《共产党宣言》德文版与英文版撰写的序言中，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核心命题作了堪称经典的概括：“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无疑，物质生产活动在马克思的整个社会理论体系中具有首要的和基本的地位。在马克思看来，生产的基础性制约作用表现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由于人的生理结构，造成必须先能维持生命机能，方能从事其他活动，所以生产具有优先性。当然，马克思对生产概念的理解事实上也存在着变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青年马克思把劳动比作艺术家的创造性生产”的“审美性生产”；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已经确立起对生产劳动之“生命维持”功能之首要性的肯定。可以说，生产范畴在马克思那里，不仅具有一般社会理论的含义，更有审美意蕴。需要说明，本文中对生产的概念性研究仅限于社会理论层面，并不涉及美学问题。

“消费”范畴正是随着马克思对“生产”的关注而进入研究的视野。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计划中，虽然消费仅只是整个经济过程四个环节——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的一个，但却是整个经济过程的目的或者归宿，并且由于其与生产的关系最为密切，因此获得格外重要的地位。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就一个主体来说，生产和消费表现为一个行为的两个要素，生产和消费具有某种“同一性”。

首先，表现出直接的同一性。生产直接是消费，不但要有生产者体力的消费，还要有生产资料的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人在消费时也是生产其自身，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是一种“物化”，一种物的价值转移到另一种物上；在人自身的生产中则是一种“人化”，物转化为人的劳动能力。

其次，生产和消费每一方都以对方为手段与媒介。生产作为消费的媒介，它创造出消费的材料，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同时，消费也是生产的媒介，因为正是在消费中生产才得到最后完成。一条铁路，如果没有通车、不被磨损、不被消费，它只是可能性的铁路，不是现实的铁路。

再次，生产和消费每一方都创造着对方。一方面是生产创造消费。一是由于生产为消费创造材料，二是由于生产决定消费的方式，三是由于生产通过它起初当作对象生产出来的产品在消费者身上引起需要。可以说，生产创造着消费的对象、消费的方式、消费的动力。另一方面是消费创造生产。一是产品在消费中才成为现实的产品，二是消费创造出生产的动机。

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马克思指出生产和消费的“同一性”。这种认识表明了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也即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似乎在马克思那里生产和消费是并列的，或者说是同等重要的。其实不然，我们必须要清楚，马克思这里的讨论仅是一种逻辑上的讨论，也即生产和消费的“同一性”只是逻辑上的相互制约关系，与经济运行的实际过程并不完全一致。在马克思所谓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中，抽象的思维过程必定要符合历史进程，无疑历史具有先于逻辑的优先陸，“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关系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关系并在这些关系之内才具有充分的意义”。可以说，逻辑是对历史的反映，需要与历史事实的内容一致，历史规定着逻辑抽象的限度，理论上的应然与现实中的实然是发展趋势上的统一，现实是理论的依据，历史事实确立起逻辑最终的合法性来源。正是由于历史先于逻辑，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马克思的观念系统中生产相对于消费具有当然的优先性，因为社会生活领域的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就任何一个具体的生产过程而言，必定先有生产，后有消费。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才说：“无论我们把生产和消费看作一个主体的活动或者许多个人的活动，它们总是表现为一个过程的两个要素，在这个过程中，生产是实际的起点，因而也是起支配作用的要素。消费，作为必需，作为需要，本身就是生产活动的一个内在要素，但是，生产活动是实现的起点，因而也是实现的起支配作用的要素，是整个过程借以重新进行的行为。个人生产出一个对象和通过消费这个对象返回自身，然而，他是作为生产的个人和自我再生产的个人。所以，消费表现为生产的要素。”

总而言之，马克思对生产与消费关系的探讨是十分充分的，达到了在当时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时代所能实现的深度与广度，其研究成果已经成为尔后任何学者进行相关研究无论如何都无法规避的事实，以至成为一种现代经济学与社会理论的“常识”。但消费在马克思的经典理论中尚处于生产的“遮蔽”之下，只是鉴于其与生产的密切关系才被赋予一种重要地位。马克思这一“生产一消费”的分析“座架”奠定了后世理论家展开消费理论研究的基础，不论他们是否同意马克思的实际结论，都要从这一理论前提出发。

二

早在20世纪40年代，大卫，里斯曼就把“由生产时代向消费时代过渡”称为是继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以来的第二次社会革命，认为发达国家由此进入到了消费社会。巴特以符号学作为解释大众文化的方法，可以视为把符号学引入消费主义文化研究的先驱；列菲伏尔改变了现代日常生活批判的研究思路，从物质生产一经济领域转向消费一符码领域；德波认为以意象与幻觉占统治地位的“景观社会”取代了马克思时代以生产为核心的“商品社会”。巴特、列菲伏尔、德波虽然在具体的理论上各有侧重，但共同意识到了随着消费社会的来临所引发的社会主导性力量的变化，也即由生产性社会转向了以符号为中介的消费社会。在这些有关消费社会的讨论中，最具影响力的是后马克思思潮的代表人物鲍德里亚。在他看来，随着消费社会的出现，消费已经取代了生产的地位，成为支配着整个社会结构的“存在之光”；在消费社会中，我们消费的并不是物的有用性，而是通过消费显示自己的社会地位与身份，因而被赋予符号学意义。可以说，鲍德里亚正是在马克思的基础上来研究“消费”，并将其置于解读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核心地位。

在早期鲍德里亚的三部代表作《物体系》、《消费社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他发现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已经不再能够充分解释以商品的增值为主要特征的现代消费社会的发展，只有借助于符号学理论才能解释消费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物品的消费已不再因其物质特性，而是因为它是一种符号，是人与物品之间的关系结构本身，这种关系已延伸到历史、传播与文化关系的各个层面，而且最后所有的关系理念都化为消费品。

当然，消费社会的形成缘于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结构性变迁，除我们通常所注重的作为物质因素的经济基础之外，还有某种精神因素的作用。例如，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对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中精神因素的考察表明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之间存在着某种亲和性，他发现历史上很多地区都曾出现过大量的“资本”，但并没有由此发展出现代资本主义，所以“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原动力”，“不在[供资本主义使用的]资本额从何而来，最重要的，在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近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理性的行为与企业组织”，新教伦理实际上是将宗教的精神氛围导人经济领域，可以说新教伦理是造成经济生活合理化的重要原因，经济生活合理化又有助于创造出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应该说，在机器大工业时代，制约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问题是生产规模的扩大，由此需要资本积累、节俭禁欲；而进入20世纪，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的危机在于无限的生产能力与有限的产品销路，凯恩斯就将资本主义的矛盾归结为有效需求不足，1929年的“大萧条”便是最好的例证。于是，消费就凸显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逻辑，他说：“19世纪发生在生产领域中的那个生产力合理化进程在20世纪的消费领域中得到完成。”

鲍德里亚对现代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特征的认定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社会生活中的一切都成为了消费品，以至在今天，但凡不能成为消费对象的东西，人们一般都不会认定其有存在的价值。第二，消费品的普遍存在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提供着合法性依据。第三，消费的“个性化”使人们罹患消费“强迫症”，只有将自己的一切都置于消费之中，人们才获得安宁感与实在感。当消费之光弥散到整个社会生活领域中，鲍德里亚就需要对消费社会展开批判性研究，这种研究遵循着双重逻辑线索——马克思的以生产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批判与巴特、列菲伏尔、德波的符号学理论。

一方面，鲍德里亚借鉴了马克思用以分析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座架”，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决定着消费体系。马克思揭示出“商品形式的奥秘”在于“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也即通常所说的“物化”。其“深刻”之处在于将商品仅仅视为一种现代性的“现象”，因而是暂时的；更主要的是由于他洞悉了生产活动在人及其生活本质中的优先地位，使得《资本论》“既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行方式和社会结构，又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马克思说：“如果现象形态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成为多余的了。”牠以生产活动为核心来透视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颠倒和物化现象。鲍德里亚继承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决定着消费体系的基本看法，“在这里，我们会合了马克思所分析的商品形式逻辑：就好像需要、感情、文化、知识、人自身所有的力量，都在生产体制中被整合为商品，也被物质化为生产力，以便出售，同样的，今天所有的欲望、计划、要求，所有的激情和所有的关系，都抽象化(或物质化)为符号和商品，以便被购买和消费”。只是与马克思面临不同的时代境遇，鲍德里亚将消费本身视为生产体系的替代性体系，认为消费在今天已经成为主导性逻辑。就这一层面而言，鲍德里亚是对克思分析思路的一种延伸。

另一方面，鲍德里亚采用了符号学的解读策略。虽然他在主导思路上延续着马克思以生产活动为核心展开的资本主义批判，但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消费本身已经构成了一个具有文化意义的自组织领域，一切物品在其中都变成了具有文化符号意义的物品，也即物品的原始功能性层面让位于物品的符号文化层面。他认为，“物品在其客观功能领域以及其外延领域之中是占有不可替代地位的，然而在内涵领域里，它便只有符号价值，就变成可以多多少少被随心所欲地替换的了。”消费社会中的消费就是一种被符号的意指系统所吸收的过程，这一过程是以大众主动地被吸收为基础，这才是消费社会中符号意义逻辑的运转过程。消费被符号所操控，符号操控消费的目的在于“社会区分原则”。即通过对符号——物的占有和消费，个体凸显出自己的文化身份，而这种转换在他看来决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过程，只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

早期鲍德里亚虽然是从双重逻辑出发展开理论建构，但明显倾向于从符号学视角展开的社会批判理论，他力图将符号学融入马克思以生产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批判框架之中，一方面固然拓展了马克思的“异化”一“物化”批判话语，另一方面由于双重逻辑模式的存在。必然会导致生产逻辑与符号学的深层次冲突，因而其后期在《生产之镜》和《象征交换与死亡》中全面批判马克思的“生产哲学”实属必然，以至在《生产之镜》中提出：“马克思主义没能彻底同资本主义的生产主义决裂，它所希望的仅是一种更为有效且公正的生产组织，而不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价值以及不同的生活方式。”为此，他用“生产之镜”来界定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将马克思的总体逻辑视为生产。事实上，自20世纪40年代西方社会转型导致消费获得主导性地位，消费社会一切都以符号编码为中介，所以在他看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不是传统的物质生产占主导，而是符号编码占主导，马克思的生产逻辑本身就处于符码统治之中，沦为一种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

三

鲍德里亚正是由于对马克思生产范式的彻底否定而转向后马克思思潮。鲍德里亚敏锐地意识到消费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这种重要性在从大工业到后工业的时代转型中获得异乎寻常的强化，以至他将马克思对生产一技术的重视也视为一种与资本主义的“共谋”。可以说，他继承的是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反对的却是物质生产活动在马克思的整个社会理论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因而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成为后马克思思潮的代表人物。纵观整个后马克思思潮是由一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五月风暴”之后，离开马克思主义转向一种更加激进的并且是在后现代思潮中直接表现出来的后马克思批判理论。他们虽然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但自认为承袭了马克思的某种批判性的遗产；他们本身就是后现代思潮的理论主流，但不同于后现代右派的政治立场；他们从一个断面激烈地批判当代资本主义，又小心地与马克思主义保持一定的距离。如果按照卢卡奇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界定的话，我们会发现即便是“新的研究完全驳倒了马克思的每一个个别的论点”，“每个严肃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仍然可以毫无保留地接受所有这种新结论，放弃马克思所有全部论点，而无需片刻放弃他的马克思主义正统”。因为“正统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研究的结果”，“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只能按其创始人奠定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们认为无论鲍德里亚是否与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性研究的结论保持一致。都可以视为马克思现代性批判工作的一种延续，更确切地说是马克思开创的现代性批判的理论效应，这也是德里达所说的，马克思作为一个历史不在场的幽灵而发生的作用。

生活消费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消费社会；生产；鲍德里亚；后马克思思潮

近年来在西方社会理论有关现代社会特征的探讨中，“消费”范畴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成为一种中心性话语，并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解释体系产生了尖锐的冲突，以至有学者称其“宣布了马克思生产方式的历史性幻灭”。同西方一样，中国的社会理论研究也存在着诸多流派，但与之不同的是，在诸多流派中，马克思主义有着其他流派所不可能具有的特殊地位，它的发展状况对于中国社会生活也就有着其他流派不可能具有的影响，因而需要我们予以特别的关注。立足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视域，在厘清马克思思想遗产的基础上反思消费社会理论，进而评判其理论地位就成为本文的研究课题。

一

恩格斯将唯物史观誉为马克思一生之中的两大理论“发现”之一，他在1883年和1888年分别为《共产党宣言》德文版与英文版撰写的序言中，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核心命题作了堪称经典的概括：“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无疑，物质生产活动在马克思的整个社会理论体系中具有首要的和基本的地位。在马克思看来，生产的基础性制约作用表现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由于人的生理结构，造成必须先能维持生命机能，方能从事其他活动，所以生产具有优先性。当然，马克思对生产概念的理解事实上也存在着变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青年马克思把劳动比作艺术家的创造性生产”的“审美性生产”；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已经确立起对生产劳动之“生命维持”功能之首要性的肯定。可以说，生产范畴在马克思那里，不仅具有一般社会理论的含义，更有审美意蕴。需要说明，本文中对生产的概念性研究仅限于社会理论层面，并不涉及美学问题。

“消费”范畴正是随着马克思对“生产”的关注而进入研究的视野。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计划中，虽然消费仅只是整个经济过程四个环节——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的一个，但却是整个经济过程的目的或者归宿，并且由于其与生产的关系最为密切，因此获得格外重要的地位。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就一个主体来说，生产和消费表现为一个行为的两个要素，生产和消费具有某种“同一性”。

首先，表现出直接的同一性。生产直接是消费，不但要有生产者体力的消费，还要有生产资料的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人在消费时也是生产其自身，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是一种“物化”，一种物的价值转移到另一种物上；在人自身的生产中则是一种“人化”，物转化为人的劳动能力。

其次，生产和消费每一方都以对方为手段与媒介。生产作为消费的媒介，它创造出消费的材料，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同时，消费也是生产的媒介，因为正是在消费中生产才得到最后完成。一条铁路，如果没有通车、不被磨损、不被消费，它只是可能性的铁路，不是现实的铁路。

再次，生产和消费每一方都创造着对方。一方面是生产创造消费。一是由于生产为消费创造材料，二是由于生产决定消费的方式，三是由于生产通过它起初当作对象生产出来的产品在消费者身上引起需要。可以说，生产创造着消费的对象、消费的方式、消费的动力。另一方面是消费创造生产。一是产品在消费中才成为现实的产品，二是消费创造出生产的动机。

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马克思指出生产和消费的“同一性”。这种认识表明了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也即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似乎在马克思那里生产和消费是并列的，或者说是同等重要的。其实不然，我们必须要清楚，马克思这里的讨论仅是一种逻辑上的讨论，也即生产和消费的“同一性”只是逻辑上的相互制约关系，与经济运行的实际过程并不完全一致。在马克思所谓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中，抽象的思维过程必定要符合历史进程，无疑历史具有先于逻辑的优先陸，“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关系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关系并在这些关系之内才具有充分的意义”。可以说，逻辑是对历史的反映，需要与历史事实的内容一致，历史规定着逻辑抽象的限度，理论上的应然与现实中的实然是发展趋势上的统一，现实是理论的依据，历史事实确立起逻辑最终的合法性来源。正是由于历史先于逻辑，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马克思的观念系统中生产相对于消费具有当然的优先性，因为社会生活领域的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就任何一个具体的生产过程而言，必定先有生产，后有消费。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才说：“无论我们把生产和消费看作一个主体的活动或者许多个人的活动，它们总是表现为一个过程的两个要素，在这个过程中，生产是实际的起点，因而也是起支配作用的要素。消费，作为必需，作为需要，本身就是生产活动的一个内在要素，但是，生产活动是实现的起点，因而也是实现的起支配作用的要素，是整个过程借以重新进行的行为。个人生产出一个对象和通过消费这个对象返回自身，然而，他是作为生产的个人和自我再生产的个人。所以，消费表现为生产的要素。”

总而言之，马克思对生产与消费关系的探讨是十分充分的，达到了在当时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时代所能实现的深度与广度，其研究成果已经成为尔后任何学者进行相关研究无论如何都无法规避的事实，以至成为一种现代经济学与社会理论的“常识”。但消费在马克思的经典理论中尚处于生产的“遮蔽”之下，只是鉴于其与生产的密切关系才被赋予一种重要地位。马克思这一“生产一消费”的分析“座架”奠定了后世理论家展开消费理论研究的基础，不论他们是否同意马克思的实际结论，都要从这一理论前提出发。

二

早在20世纪40年代，大卫，里斯曼就把“由生产时代向消费时代过渡”称为是继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以来的第二次社会革命，认为发达国家由此进入到了消费社会。巴特以符号学作为解释大众文化的方法，可以视为把符号学引入消费主义文化研究的先驱；列菲伏尔改变了现代日常生活批判的研究思路，从物质生产一经济领域转向消费一符码领域；德波认为以意象与幻觉占统治地位的“景观社会”取代了马克思时代以生产为核心的“商品社会”。巴特、列菲伏尔、德波虽然在具体的理论上各有侧重，但共同意识到了随着消费社会的来临所引发的社会主导性力量的变化，也即由生产性社会转向了以符号为中介的消费社会。在这些有关消费社会的讨论中，最具影响力的是后马克思思潮的代表人物鲍德里亚。在他看来，随着消费社会的出现，消费已经取代了生产的地位，成为支配着整个社会结构的“存在之光”；在消费社会中，我们消费的并不是物的有用性，而是通过消费显示自己的社会地位与身份，因而被赋予符号学意义。可以说，鲍德里亚正是在马克思的基础上来研究“消费”，并将其置于解读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核心地位。

在早期鲍德里亚的三部代表作《物体系》、《消费社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他发现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已经不再能够充分解释以商品的增值为主要特征的现代消费社会的发展，只有借助于符号学理论才能解释消费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物品的消费已不再因其物质特性，而是因为它是一种符号，是人与物品之间的关系结构本身，这种关系已延伸到历史、传播与文化关系的各个层面，而且最后所有的关系理念都化为消费品。

当然，消费社会的形成缘于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结构性变迁，除我们通常所注重的作为物质因素的经济基础之外，还有某种精神因素的作用。例如，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对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中精神因素的考察表明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之间存在着某种亲和性，他发现历史上很多地区都曾出现过大量的“资本”，但并没有由此发展出现代资本主义，所以“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原动力”，“不在[供资本主义使用的]资本额从何而来，最重要的，在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近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理性的行为与企业组织”，新教伦理实际上是将宗教的精神氛围导人经济领域，可以说新教伦理是造成经济生活合理化的重要原因，经济生活合理化又有助于创造出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应该说，在机器大工业时代，制约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问题是生产规模的扩大，由此需要资本积累、节俭禁欲；而进入20世纪，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的危机在于无限的生产能力与有限的产品销路，凯恩斯就将资本主义的矛盾归结为有效需求不足，1929年的“大萧条”便是最好的例证。于是，消费就凸显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逻辑，他说：“19世纪发生在生产领域中的那个生产力合理化进程在20世纪的消费领域中得到完成。”

鲍德里亚对现代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特征的认定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社会生活中的一切都成为了消费品，以至在今天，但凡不能成为消费对象的东西，人们一般都不会认定其有存在的价值。第二，消费品的普遍存在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提供着合法性依据。第三，消费的“个性化”使人们罹患消费“强迫症”，只有将自己的一切都置于消费之中，人们才获得安宁感与实在感。当消费之光弥散到整个社会生活领域中，鲍德里亚就需要对消费社会展开批判性研究，这种研究遵循着双重逻辑线索——马克思的以生产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批判与巴特、列菲伏尔、德波的符号学理论。

一方面，鲍德里亚借鉴了马克思用以分析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座架”，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决定着消费体系。马克思揭示出“商品形式的奥秘”在于“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也即通常所说的“物化”。其“深刻”之处在于将商品仅仅视为一种现代性的“现象”，因而是暂时的；更主要的是由于他洞悉了生产活动在人及其生活本质中的优先地位，使得《资本论》“既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行方式和社会结构，又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马克思说：“如果现象形态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成为多余的了。”牠以生产活动为核心来透视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颠倒和物化现象。鲍德里亚继承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决定着消费体系的基本看法，“在这里，我们会合了马克思所分析的商品形式逻辑：就好像需要、感情、文化、知识、人自身所有的力量，都在生产体制中被整合为商品，也被物质化为生产力，以便出售，同样的，今天所有的欲望、计划、要求，所有的激情和所有的关系，都抽象化(或物质化)为符号和商品，以便被购买和消费”。只是与马克思面临不同的时代境遇，鲍德里亚将消费本身视为生产体系的替代性体系，认为消费在今天已经成为主导性逻辑。就这一层面而言，鲍德里亚是对克思分析思路的一种延伸。

另一方面，鲍德里亚采用了符号学的解读策略。虽然他在主导思路上延续着马克思以生产活动为核心展开的资本主义批判，但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消费本身已经构成了一个具有文化意义的自组织领域，一切物品在其中都变成了具有文化符号意义的物品，也即物品的原始功能性层面让位于物品的符号文化层面。他认为，“物品在其客观功能领域以及其外延领域之中是占有不可替代地位的，然而在内涵领域里，它便只有符号价值，就变成可以多多少少被随心所欲地替换的了。”消费社会中的消费就是一种被符号的意指系统所吸收的过程，这一过程是以大众主动地被吸收为基础，这才是消费社会中符号意义逻辑的运转过程。消费被符号所操控，符号操控消费的目的在于“社会区分原则”。即通过对符号——物的占有和消费，个体凸显出自己的文化身份，而这种转换在他看来决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过程，只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

早期鲍德里亚虽然是从双重逻辑出发展开理论建构，但明显倾向于从符号学视角展开的社会批判理论，他力图将符号学融入马克思以生产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批判框架之中，一方面固然拓展了马克思的“异化”一“物化”批判话语，另一方面由于双重逻辑模式的存在。必然会导致生产逻辑与符号学的深层次冲突，因而其后期在《生产之镜》和《象征交换与死亡》中全面批判马克思的“生产哲学”实属必然，以至在《生产之镜》中提出：“马克思主义没能彻底同资本主义的生产主义决裂，它所希望的仅是一种更为有效且公正的生产组织，而不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价值以及不同的生活方式。”为此，他用“生产之镜”来界定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将马克思的总体逻辑视为生产。事实上，自20世纪40年代西方社会转型导致消费获得主导性地位，消费社会一切都以符号编码为中介，所以在他看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不是传统的物质生产占主导，而是符号编码占主导，马克思的生产逻辑本身就处于符码统治之中，沦为一种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

三

鲍德里亚正是由于对马克思生产范式的彻底否定而转向后马克思思潮。鲍德里亚敏锐地意识到消费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这种重要性在从大工业到后工业的时代转型中获得异乎寻常的强化，以至他将马克思对生产一技术的重视也视为一种与资本主义的“共谋”。可以说，他继承的是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反对的却是物质生产活动在马克思的整个社会理论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因而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成为后马克思思潮的代表人物。纵观整个后马克思思潮是由一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五月风暴”之后，离开马克思主义转向一种更加激进的并且是在后现代思潮中直接表现出来的后马克思批判理论。他们虽然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但自认为承袭了马克思的某种批判性的遗产；他们本身就是后现代思潮的理论主流，但不同于后现代的政治立场；他们从一个断面激烈地批判当代资本主义，又小心地与马克思主义保持一定的距离。如果按照卢卡奇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界定的话，我们会发现即便是“新的研究完全驳倒了马克思的每一个个别的论点”，“每个严肃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仍然可以毫无保留地接受所有这种新结论，放弃马克思所有全部论点，而无需片刻放弃他的马克思主义正统”。因为“正统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研究的结果”，“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只能按其创始人奠定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们认为无论鲍德里亚是否与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性研究的结论保持一致。都可以视为马克思现代性批判工作的一种延续，更确切地说是马克思开创的现代性批判的理论效应，这也是德里达所说的，马克思作为一个历史不在场的幽灵而发生的作用。

生活消费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扩大化

中图分类号：D92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4-0-01

一、关于“知假买假”“消费者”身份的争论

在法学界，王海的做法成了争论的话题。有些官员和学者认为以获得惩罚性赔偿为目的的“知假买假”行为是一种获利，行为人不属于真正的消费者。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知假买假”行为是不道德的，由此获得的利益属于不当得利。而梁慧星教授引用《消法》第2条规定的：消费者是“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认为“买假索赔”案件的原告，其订立合同的目的，不是“为生活消费的需要”因此不属于消费者，其权益也不应当受消法保护（而应当受其他法律如合同法保护），不应当适用消法第49条（而应当适用合同法第54条第2款）。梁慧星教授①指出，立法者于《消法》订立之初并未预见到“知假买假”行为的出现和扩大。但是按民法解释学上的一项重要原则：无论采用何种解释方法，其解释结果都不得违背法律条文可能的文艺。而“知假买假”行为显然超出了“生活消费的需要”一语可能的文义范围，据此也认为“知假买假”不应适用消法第49条。

而另外一些学者则主张扩大化解释消法第2条。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宿迟在第二次“制止欺诈行为、落实加倍赔偿座谈会”上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指出， 对于消费者保护法第2 条所说的“为生活消费需要”的含义不应作狭义的限制性解释， “消费者”一语按其原义不过是指生产者、经营者以外的人。②他主张，凡是到商店购物的顾客， 都应被视作消费者； 至于购买的动机和目的， 可能涉及道德问题， 但不属于法律问题。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张家广根据他所在法院的审判实践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认为，消费者的动机不应作为评判适用的要件。

二、关于消费者的界定

美国权威的对消费者的定义是： “所谓消费者， 是指从事消费之人， 亦即购买、使用、持有以及处理物品或服务之人”， “消费者是指最终产品或服务的使用人。因此， 其地位有别于生产者、批发商、零售商。”“任何商品或服务的购买者（有别于为再贩卖为目的的购买者） ， 在默示或明示的担保期间（ 或服务契约） ， 适应受让该商品或服务者， 均该当为消费者”。《牛津法律辞典》也认为： 消费者是指“那些购买、获得、使用各种商品和服务（ 包括住房） 的人”。

消费者必须进行了外部的消费行为后才能成为法律意义上的消费者。20 世纪80 年代以来的西方学术界围绕消费者行为定义问题展开较长时间的争论， 他们对人类消费行为的探索是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和论证的。广义的消费者行为学理论是按生态学的观点， 即从整个环境资源角度分析研究人类消费行为。按照广义论者的观点， 消费者行为学就是一门分析研究人类利用环境资源时的心理和行为的规律性学科， 利用环境资源——不论是物质或是能量的， 人人都是消费者， 人的行为就是消费者行为。狭义的消费者行为学则是按市场经营学的观点， 即从市场销售或推销人员的角度来分析研究消费者行为。据国外研究资料表明：消费者行为是消费者在寻找、获得、使用、评定和处理希望能满足其需要的产品和服务的一种连续活动。

事实上， 消费者的含义本身比较广泛。它不仅包括为自己生活需要购买物品的人， 也包括为了收藏、保存、送人等需要而购买商品，以及替家人、朋友购买物品， 他人购买生活用品的人。消费者首先是与制造者相区别的。而在商品交易领域， 消费者则是与商人相区别的概念。消费者购买或者接受某种商品或者服务不是为了交易， 而是为了自己利用。

三、结论

就上文所述，在如何适用消法第49条的惩罚性赔偿规定上，消费者的界定在“知假买假”行为的衍生下成为理论学界争论的一个焦点。是应该严格按照法条规定排除“知假买假”者作为消费者的适用，还是应该从社会效应出发对消费者做广义理解以鼓励“知假买假”者打击欺诈消费者行为，始终没有最后定论。但是我们看到，虽然梁慧星教授认为对法条的解释应遵循不过分扩大的原则，他同时也承认我国制定消法时， 采用了不是消费者就是经营者的“二分法”。 而据此推论，如果过分狭义理解消费者的定义，那么显然“二分法”一说就无法成立。因为在狭义理解的消费者与经营者之外，还有那些购买产品或服务是为了保存，收藏，或者送人等目的的行为人，很可能难以被精确归纳到《消法》第2条所规定的消费者群体中，然而他们显然也不是经营者，那么“二分法”之外就有了第三类人群。

根据国外较权威的词义解释，均未将消费目的作为是否构成消费者的要件之一，而只就其行为本身作出评判，即区别于生产者、批发商、零售商的购买、使用、持有以及处理行为。在这个意义上说，“知假买假”者就可以成为消费者并受到消法的保护。同时有学者也指出， 在“知假买假者不为消费者”的判断中存在着一个悖论。如果知假买假者不是消费者， 他就没有资格依据消费者保护法请求退货， 那么他就只能使用它。而这样一来， 他又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消费者。由以上所述可以推论得出，对消法第2条的规定，做扩大理解更贴近消费者本身含义同时也更有利于第49条规定的实施。

注释：

①梁慧星教授曾亲自参与《消法》的制定工作。

②消法第2 条规定： “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有人认为， “知假买假”不在“生活消费需要”的范围之内， 因而不受消费者保护法第49 条的保护。

参考文献：

[1]王卫国.中国消费者保护法上的欺诈行为与惩罚性赔偿[J].法学，1998（3）.

[2]梁慧星.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的解释与适用[N].人民法院报，2001-3-29.

[3]王利明.消费者的概念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调整范围[J].政治与法律，2002（2）.

[4]王利明.惩罚性赔偿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00（4）.

[5]朱凯.惩罚性赔偿制度在侵权法中的基础及其适用[J].中国法学，2003（3）.

[6]司金銮.消费者行为：定义分歧与本质界定[J].浙江学刊，2001（6）.

[7]刘荣军.惩罚性损害赔偿与消费者保护[J].现代法学，199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