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与哲学论文范文

生活与哲学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文化哲学；元理论；哲学范式；主体性；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C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165（2013）03-0120-08

文化哲学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国内兴起，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显学，也成为当前国内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目前，学界对文化哲学的理解和建构呈现出“百家争鸣”的态势，如清华大学教授邹广文所言：“有趣的是，如同人们对‘文化’的理解复杂多样一样，在对‘文化哲学’的界定上也是各执一词、莫衷一是、众说纷纭。”

笔者认为在这种“众说纷纭”的局面下，其实主要呈现了对文化哲学的三重解读：作为元理论的文化哲学、作为与意识哲学相对的文化哲学以及作为批判理论的文化哲学。笔者希望通过对这三重解读的分析能对文化哲学的概念的厘清以及文化哲学理论建构有所裨益。

一、作为文化学科元理论的文化哲学

将文化哲学作为文化学科的元理论，实际上是从“文化”与“哲学”两者的内在关系来把握文化哲学。有学者将“文化”与“哲学”两者的关系理解成为“器”与“道”的关系。邹广文对其描述为“前者是经验的，后者是超验的，前者所要解决的是‘现象界’（或称感性现实世界）的问题，后者要追求的是‘物自体’（或称宇宙本原的问题）；前者涉及物的存在方式和人的生活技巧，后者涉及物的存在根据和人的生存意义”。“文化”被认为是人存在的外在形式，而“哲学”是人存在的内在向度，文化哲学则是内在与外在两种向度的统一，它最终要探讨的是文化的内在本质、研究方法等基础问题，为文化学科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这是众多学者认同的一种解读，即使许多学者并不是从这一维度来诠释文化哲学的，但是他们也不否认文化哲学的形而上学地位。洪晓楠坚持从这一维度把握文化哲学，他认为文化哲学为文化人类学提供了哲学基础，他具有抽象整合文化人类学的功能，他说：“由于任何一个文化人类学理论都有着相应的哲学基础，因此，对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成果进行哲学的抽象和概括，并试图为一切研究人和文化的人文科学提供研究的出发点，在哲学的基础上形成抽象完整的人的形象也就成为文化哲学的重要内容。”邹广文也说：“文化哲学作为一种抽象性概括性方法，它应是文化学、文化人类学、文化社会学等各门实证性文化学科的一般理论研究。”他强调文化哲学与文化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直接联系，强调文化哲学对文化学科的抽象概括的功能。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文化哲学与文化人类学的关系，简言之，文化哲学为文化人类学提供了本体论基础，提供了对人类文化进行“总体性”把握的方法指导，而文化人类学则为文化哲学提供了形而下的研究资料，从哲学的形而上学地位即文化哲学是从本体论层面来回答文化的深层问题，从这一点来区分文化哲学与具体的文化学科是这种解读的主要特征。

将文化哲学视作一种元理论，是有着深刻的理论根据的。文化哲学自兴起以来，一直受到诟病的是文化哲学的理论视域与文化学的理论视域很难区分清楚。例如有学者归纳分析了文化哲学的四种基本视野：“第一，强调文化哲学是文化学的元理论。……第二，认为文化哲学是对人类文化现象的总体性考察。……第三，不同文化圈和文化形态的比较研究。……第四，文化哲学是以文化为本体，探究人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宽容的哲学形态。”通过仔细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这四种视野中的后三种视野其实都在文化学的视域之内，受到了质疑，但是即使是第一种也同样受到了质疑，邹广文质疑说：“既然界定文化哲学是‘文化哲学的元理论’，那么这种‘元理论’的视点应如何着眼？如果认为文化哲学讨论的是‘文化是什么、文化的结构和功能是什么、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基本规律是什么’等这样一系列问题，显然这属于‘文化学’视野中的问题。”邹广文的质疑是合理的，如果这样着眼“元理论”，的确没有跳出文化学的视域，那么文化哲学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但是，正如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 Kellner）指出的那样，“这是元理论的工作，当人们正在倡导一种自己的独立概念之际，它试图抓住一种事业的前提”。文化学虽然回答文化的结构、发展规律等问题，但是它对自身学科的前提是缺乏反思的，文化学是以“文化”的存在作为前提的，对“文化”本质的思考与回答不可能在文化学内部得以完成，这一点是通过哲学实现的，这就是道格拉斯・凯尔纳所说的“哲学”在介入“文化研究”时首要的特殊功能。道格拉斯・凯尔纳这里不仅提供了解读文化哲学的一种路径，他还通过对“哲学”介入“文化研究”的必要性和必然性的论述提供了对文化哲学合法性论证的一种方式。道格拉斯・凯尔纳在《文化研究与哲学：一种介入》一文开篇提到：“过去二十年来，文化研究已经成为一种全球的显学，哲学已经成为这一事业中一种非主流的并常常备受抑制的一维。”道格拉斯・凯尔纳实际上告诉我们三点信息：第一，文化研究已经成为一门显学；第二，哲学在文化研究的推广和发展中发挥了作用；第三，哲学的作用发挥受到了抑制。这里道格拉斯・凯尔纳已经隐晦地表达了他的观点，他认为文化研究的学科发展，需要哲学发挥更大的功用，哲学的功用不应该被抑制，而且应该积极介入到文化研究中去，接着他指出哲学介入文化研究的三种特殊功用，论述了“哲学”介入“文化研究”的必要性；除此之外，他还说：“我并不想夸大哲学的重要性，我的论点是今天的文化研究应该在发展一种适应现时代挑战之文化研究的努力中通过合并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理论、文化批判和一种批判理论的多样性进行其跨学科计划。”他实际上论述了“哲学”与“文化研究”合流是一种理论发展趋势，也就是具有必然性。道格纳斯・凯尔纳并没有明确提出“文化哲学”的概念，但是他在这里关于“哲学”与“文化研究”二者关系的论述从研究对象上将文化哲学与文化学区分开来，文化哲学因此具有了存在的合法性，同时文化哲学的形而上学地位也得到了捍卫。

将文化哲学视作一种元理论，也是具有现实背景的。20世纪的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发展，推动了文化哲学的理论自觉。人类学最初的研究视域非常狭窄，只是从生物学的角度研究人的体质特征问题；后来，人类学逐步拓宽视角，将社会、历史、文化等元素融入到人类学研究，形成了典型的文化人类学理论，泰勒的《原始文化》和摩尔根的《原始社会》就表达了早期文化人类学的进化论观点；进入20世纪，由马克斯・舍勒开创了哲学人类学，将哲学与人类学研究结合起来，将人类学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随后，文化人类学吸收和借鉴了哲学人类学的方法，将“哲学”、“文化”、“人”三者统一在理论研究之中，形成了所谓的“文化哲学人类学”，这一新的理论形态被许多学者认为是文化哲学的典型理论形态。例如，有学者就认为“现当代文化哲学人类学就是文化哲学的典型形态之一，它实际上是对生物哲学人类学、心理哲学人类学、宗教哲学人类学等部门哲学人类学的概括、总结和整合。”邹广文也将结构主义文化人类学等文化人类学学派归入文化哲学。这正说明当下一些学者对文化哲学的把握正是从哲学在文化学科中的作用和地位不断突显的理论背景下完成的，对文化哲学的理解不能离开道格拉斯・凯尔纳所说的“哲学”介入“文化”的特殊功用。

二、作为与意识哲学相对的文化哲学

把文化哲学理解为与意识哲学相对的哲学研究范式，是对文化哲学的另一种解读。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如果从哲学演化的内在机制来看，我们可以说，在西方哲学史上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哲学范式：一种是追求普遍性知识的、思辨的理论哲学或意识哲学范式；一种是关注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实践哲学或文化哲学范式。”对西方哲学史两种范式的这种划分实际上是援引了新康德主义者文德尔班的观点，文德尔班对整个西方哲学史进行了考察，认为哲学史上存在着两种传统，以哲学的对象来区分，第一种哲学传统可以追溯到早期的古希腊哲学家，哲学家追求的是真理和知识体系，哲学“主要表现为形而上学和认识论”，这一传统就是思辨哲学的传统，在西方哲学史的发展中占有主导地位；第二种哲学传统是由苏格拉底和智者派开创的，哲学家所关注的是人的生活实践、价值和意义，哲学“主要表现为伦理学或道德哲学、社会哲学、美学、宗教哲学等”，这就是所谓的实践哲学或者文化哲学的传统。而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将两种哲学传统的对立归结于研究范式的不同。

那么，何为哲学范式？文化哲学的研究范式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呢？“范式”一词本来是哲学家库恩提出的哲学概念，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重点阐释了“范式”的内涵，意指科学共同体所具有的共同信念，这些信念“在一段时间里为实践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在库恩“范式”的概念内涵的原有基础上，对文化哲学持这种解读的学者对“哲学范式”作了重新表述，他说：“哲学范式不是指某种具体的哲学分析方法，而是指哲学的总体性的活动方式，它涉及到哲学理性活动的各个基本方面，是指哲学理性分析、反思和批判活动的最基本的方式和路数。”这就是说“哲学范式”是一个历史时期的哲学活动整体所具有的共同特征，而不是某一种哲学流派所具有的独特的哲学方法，那么对“哲学范式”的理解不能横向地比较，即不能从同一时期不同哲学流派的比较中去理解，而只能是纵向地历史比较，将后一时期的哲学活动与前一时期的哲学活动进行比较，两者在整体特征上的差异，就是哲学范式的内容，就是两者所各自具有的范式特征。

因此，将文化哲学和意识哲学作为哲学史上相互对立的两种不同范式，实际上并不是将文化哲学视为一种哲学流派，也不是视为一种哲学思潮，而是一段时间内整个哲学活动所具有的共同特征，文化哲学渗透在各种哲学理论中是当下哲学活动的主流特征。

那文化哲学究竟是一种什么范式呢？这需要在与意识哲学范式的比较中得以把握，意识哲学注重思辨，哲学活动在于追求牢不可破的知识体系和“绝对真理”，因而不关心现象世界，不关注入的生活世界，哲学理论局限在纯粹思辨的“理念世界”，那里是无“人”的世界。因此，文化哲学作为以意识哲学对立的哲学范式，它必然具有浓厚的人文气息，具有关注现实的生活世界，关心人的生存境遇的特征，哲学活动不再是追求真理，而在于探讨人的意义与价值。正是基于此，有学者认为文化哲学应该坚持“日常生活批判”的方式。上述观点并非一家之言，江天骥在《从意识哲学到文化哲学》一文中，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他也认为“文化哲学主张回到日常的生活世界”。由此，我们看到，文化哲学肩负着将哲学从“无人”的思辨领域拉回到现实的生活世界的历史使命。

文化哲学作为一种哲学范式，它实际上完成了哲学史上的革命性的范式转换，它意味着在当下和未来的哲学活动中文化哲学范式取代意识哲学范式而成为哲学活动的主流范式，任何哲学理论都不能忽略人的价值维度。这一场革命从康德就已经开始，康德区分“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批判了“纯粹理性”统治一切的错误观点，为人的“实践”（在康德那里主要指道德实践）开辟了一块独立的领域，康德虽然有力地批判了思辨哲学，然而自身还是无法摆脱思辨哲学的幽灵，但是他的批判精神被后来的哲学家所继承，为思辨哲学的范式转换拉开了序幕，文化哲学这一过去长期被忽略和抑制的一维，被逐步认识和确立。程在论证文化哲学的合法性时，对此有过明确的论述，他说：“当代哲学在它内在逻各斯方面和外在的世界（社会历史）功能方面，都有一些导致哲学在一定程度上、或者说在一定意义上呈现‘失语’状态的问题。当代文化哲学研究理路的提出，也就是力图在这方面进行一些探索。”并且“不少哲学家在自己的探索中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一种新的追求：哲学研究应该有新的思路和方法，它就是：从理性哲学向文化哲学过渡”。因此，文化哲学作为“新的思路和方法”，是哲学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哲学活动当下以及未来应该坚持和选择的方向。

三、作为批判理论的文化哲学

将文化哲学视作批判理论，实际上是将文化哲学的主要功用和理论使命归结于反思和批判现代性，这种解读强调从文化哲学产生的时代背景来把握文化哲学。“现代性”的概念是随着现代化的不断扩展而产生的，而现代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的过程，现代性就是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而产生，并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现代性首先是一种时代意识，通过这种时代意识，该时代将自身规定为一个根本不同于过去的时代。”现代性作为一种时代意识，它坚持理性至上、个人主义、历史进步等观念，这些观念最初被人们热情拥护，是因为它促进了人们的自我觉醒，呼吁人们追求个人自由、解放，将人从原有的具有依附性、严格等级制的封建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现代意识破除了人们原有的神话、自然崇拜等意识观念，成为统治人们的主导意识，它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破除原来落后的生产方式的历史过程在人脑中的反映，它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同时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继续扩张开辟道路。但是现代意识并不是人们应该永恒坚守的价值观念，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证明了它自身宣扬的那些观念所具有的欺骗性，人所获得的“自由”只是个人解放的假象，绝大多数人并没有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反而是为生存物质条件所迫不断地出卖自身，让资本家获得了充足的劳动力，人类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解放，而是又被纳入新的受压抑和束缚的社会环境中。

持这种解读观点的学者，往往是把“文化哲学”中的“文化”理解为一定历史时期形成的生存方式，但它不拘泥个别的文化形式，而是侧重于这一时期内人们日常生活的整体性特征，这一特征不仅反映在这一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等精神领域，也表现在人们的行为方式中，总之，它浸透在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文化哲学对“文化”的反思，实际上是对人生存方式的反思，由于现代性深入到人的存在方式――文化中，控制和影响着人们日常生活，因此，对现代性的反思处于文化哲学的理论核心之中。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兴起的文化哲学，它企图对人类生活的各种文化现象的反思深入到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因此，文化哲学在产生之初，就决定了它批判性的本质特征。正是基于这样的解读，许多学者并不认同文化哲学肇始于新康德主义的观点，他们根据文化哲学反思和批判现代性的本质，将文化哲学追溯到马克思那里，因为“许多当代的研究者都认为，马克思是对现代性现象进行批判性反思的真正的先驱者”。将文化哲学视为一种批判理论，也让众多学者将20世纪的批判理论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作为文化哲学的理论形态；同时，基于反思批判现代性的共同理论目标，后现代主义理论也被纳入文化哲学的理论形态当中，洪晓楠指出：“后现代主义是一场广义的文化哲学运动。”

四、三重归一：文化哲学的合理内核

应该指出，上述三重解读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甚至会导致对文化哲学理论认同上的巨大分歧。比如，有学者对文化哲学持第一重解读，将它视作一种元理论，最后将文化哲学定位为一种和历史哲学、道德哲学等并列的一个哲学门类；也有学者将第二重解读庸俗化，抓住文化哲学范式注重人的价值、意义等特征，将所有与人及其文化形式相关的哲学派别和门类全部纳入文化哲学的理论框架之中，文化哲学变成了集科学哲学、语言哲学、艺术哲学、政治哲学、历史哲学、宗教哲学、法律哲学、管理哲学、教育哲学等多种理论的“学科群”；当然，还有学者将文化哲学视为批判理论，将众多的文化批判理论、社会批判理论等批判理论也归入文化哲学旗下。其结果毋庸置疑将是“鱼龙混杂”、“莫衷一是”、“众说纷纭”的局面。当然这是一种隐含危机的局面，“目前的问题在于，在文化哲学的旗帜下集合了无数差异颇大的理论学说，人们往往把文化学、人类学、文艺学、历史学等领域的研究‘非反思’地冠以文化哲学的名义，而文化哲学的真正地平线则变得十分模糊、十分可疑，以至于人们习以为常地提及文化哲学，而细追问起来，却很难说清文化哲学的具体规定性”。在各种不同观点相互攻讦、文化哲学的丰富性看似不断扩展的同时，文化哲学自身的界限开始模糊，处于不断被消解的状态之中，在“无所不包”的外衣下是文化哲学合法性的危机，文化哲学想要统摄众多理论的雄心壮志与它理论建构中的尴尬处境形成鲜明的反差。

但是，在多重分歧的背后，存在着统一的可能性。其一是：统一的理论基础在于文化哲学的研究者不管持有哪种观点，最终都将文化哲学的理论核心聚焦于“人”。其二是：现代性批判的维度应该处于核心地位，它是文化哲学的根本理论生长点。

李维武、何萍认为：“文化哲学所探索的主题，实际上是人的主体性问题。”衣俊卿说：“人是哲学的根本，人是哲学的主题。”李成蹊论述说：“文化哲学研究的对象则是人在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的实践活动，人是文化哲学的本质和核心，离开了对人的研究，文化哲学的研究就会迷失前进的方向。”邹广文也指出：“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作为文化哲学的基本问题。”正是在文化哲学研究的这一共识的基础上，上述解读分别从三个不同角度确立了人的主体地位。

第一，将文化哲学视为文化科学的元理论，是将哲学的对象确立为人及其主体性。哲学的对象不是文化科学所面对的具体的文化形式，哲学思考的是文化现象背后的深层问题，文化是人的存在方式，又是人的创造性成果，文化现象中已经蕴含了人的本质问题，文化本质的追问最终会变成人的本质的追问，文化科学的成果只是为文化哲学提供了必要的理论资料，而哲学思考的根本对象应该是人及其主体性，人是哲学的主题。

第二，将文化哲学视为与意识哲学相对立的哲学研究范式，是在研究范式中确立了人的地位。文化哲学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应该坚持哲学回归“生活世界”，回归人们的日常生活，关注人的生活实践及其价值。文化哲学关注的世界与意识哲学关注的世界是截然不同的，意识哲学的世界中是“无人”的理念，而文化哲学的世界中是现实的人。只有在研究方法上把现实的人置于核心的地位，人才能真正成为哲学的主题。

第三，将文化哲学视为一种批判理论，是强调文化哲学的批判性本质，其最终将人的地位在哲学的理论旨归上得以确立。反思和批判现代性，是要将人们固守的现代意识予以破解，将人从现代意识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制度和生活习惯中解放出来，因此，文化哲学的理论旨归是人的真正的全面的自由解放。

第四，三者都将文化哲学的批判对象指向现代性。三者的统一在当下的理论研究中存在着“冲突”，虽然三者对文化哲学的理论侧重、产生路径、基本走向、理论渊源、理论形态等的解释存在着差异，这种“冲突”并不是事实上的矛盾，而是我们理论融合中的不协调。但三者是内在统一的，在文化哲学的三重维度中，现代性批判的维度都处于核心地位，它是文化哲学的根本理论生长点，因为文化哲学作为一种时代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文化哲学的时代性恰恰表现在它是随着现代性问题的产生而兴起的，离开了文化哲学的时代背景，离开了时代提出的问题，文化哲学就失去了理论生长的动力，反之，确立了文化哲学现代性批判的维度，文化哲学的研究范式和理论对象也会随之确立。

生活与哲学论文范文第2篇

由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中国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研究会、福建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学术研究杂志社共同举办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60年”理论研讨会，2009年8月底在福建省武夷山市召开。会议回顾、总结了新中国成立6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程、成就与经验，深入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科学发展观等问题。伴随着改革开放前进的步伐，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展开了真理标准问题、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主体性问题、实践哲学问题等几次大讨论。通过讨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开出了许多新路向。人们在反思苏联教科书模式的弊端，批判体系哲学的危害之后，一方面，希望通过对马克思文本的重新研读来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提出了“回到马克思”的口号：另一方面，渴望用新的方法和新的思维方式来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由此，哲学界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研究”两种研究路径，“返本”与“开新”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两大任务。随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不断推进，面对现时代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发展哲学与生活哲学应运而生，公共性话题也提上日程，建构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了时代的主题。

一、发展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形态

中共中央党校杨信礼教授认为，发展哲学的研究方式是对发展问题作宏观审视和整体观照，是对发展的前提根据、本质规定、价值取向、内在动力以及规律趋势等问题的解决，所取得的成果主要是反思性和规范性的。北京大学郭建宁教授认为，发展是和现代化紧密联系的，现代化本质上是关于社会发展的总体性的历史进程，它需要一种总体性的发展理论。只有以哲学统摄经济学、政治学、文化学、人类学等具体学科的发展成果，即发展哲学，才能提供这种总体性的现代化理论。

杨信礼教授在提交给本次研讨会的论文《当代中国发展哲学的特点、内涵与走向》中指出，以当展实践和各种发展理论作为自己反刍的原料，从整体上求解发展的难题，探寻发展的内在逻辑，建构发展哲学的理论体系，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责任和使命。发展哲学的兴起，其现实根据是发展已成为当今时代和当代中国的主题，发展实践需要发展哲学的导引；其学理根据是为从个别领域、个别方面研究发展问题的实证学科提供整体性、规范性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方法论原则。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的发展哲学研究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日益勃兴。90年代以来，我同的发展理论研究开始向总体性、综合性、反思性、规范性方向发展，呈现出了从单一、分化向统一、综合以及由具体问题向元问题、基本问题转化的趋势。当前。我国的发展哲学研究从经验层面逐步进入理论层面，从具体问题逐步进入一般性、规范性的元问题，由此建构起了发展哲学研究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以及相关的概念与范畴系统。随着当代中国发展实践的演进和发展理论的深化，发展哲学又将从元问题研究再次转向实证问题研究，以发展哲学所建构的思维框架、价值取向和概念范畴体系为方法论和价值观依托，对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进行审视、评判，为发展问题的理论解决指明方向。正如苏州科技大学任平教授在《走向中国本土的发展哲学建构》(《江海学刊》2009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的，21世纪是全球与中国大发展的时代，也必然是发展哲学嬗变创新的时代。当代中国发展哲学的建构必须面向本土经验，既要对接马克思关于发展与资本现代性批判的思想传统，返本开新地“接着讲”，又要在与全球发展理论的积极对话中实现本土化转换，更要在解答当代中国发展问题、反思中国经验中，提升中国本土发展文化，创立特色鲜明、风格独创的中国发展哲学。

对于现实存在的社会形态而言，科学发展观是一种建设发展观。中国社会科学院吴元梁研究员撰文把发展及发展观分为三个层次。他认为，第一种意义上的发展和发展观是指世界观、宇宙观意义上的发展和发展观；第二种意义上的发展和发展观，是指社会历史观意义上的发展和发展观，即唯物史观；第三个层次和意义上的发展观，即科学发展观，这种发展观对于量变阶段上的社会形态而言，不是采取对立、敌视、打碎、革命的态度，而是采取合作、完善、建设的态度。(《论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创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6年第1期)中共中央党校毛卫平教授认为，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概念，既包括质变也包括量变，既包括革命也包括建设，但长期以来关注的侧重点在革命、在质变，对量变规律的探讨是其薄弱环节。以“可持续”为着眼点的科学发展观所探讨的，是社会在量变时期，即和平建设时期、执政时期的发展问题。

二、生活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理论诉求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实践哲学，实践哲学与以往哲学的根本性区别也就是实践哲学与理论哲学的区别，其根本之处在于如何看待人类生活中理论活动与生活实践的关系。回归生活世界意味着超越理论哲学理路，走向真正的实践哲学，意味着超越体系哲学而走向一种建立在诸主体对话关系基础上的开放的、有限的体系，意味着一种基于理论与现实的对话关系的对于现实生活的历史的批判。(王南《回归生活世界意味着什么》，《学术研究》2001年第10期)同时，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是一个回归现实生活世界的过程。它要求我们植根于现实生活，走现实的解放与自由之路，要求我们必须深刻与全面地把握中国的国情，了解人民的真实生活状况。只有这样，才能在批判生活之中建设、创造出现实生活的自由，从而体现出社会主义所蕴涵的深厚人文精神与人道价值。(杨楹《生活与自由――我所理解的马克思哲学》，《学术研究》2006年第1期)正是在这种理论与现实的背景下，生活哲学的研究开始萌芽并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蓬勃发展起来。

在国内哲学界，生活哲学是一个新概念。《求是》杂志社的李文阁博士在《生活哲学：一种哲学观》(《现代哲学》2002年第3期)一文中从哲学意义上诠释了生活哲学这一概念。在这之前，李文阁博士已经提出“回归现实生活世界”的命题。他认为，近代哲学是一种科学世界观和本质主义思维，而现代哲学则是一种生活世界观和生成性思维。(《回归现实生活世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之后，李文阁博士在这一领域陆续撰文，认为马克思哲学是一种生活哲学，是一种生成性思维。在马克思哲学这里，人是现实的人，是人的最大多数；这里的生活是现实生活，而不是口头或想象出来的生活：这里的生成不是相对主义的流变，而是物质与精神、继承与创造、连续与非连续的统一。

从当代中国国家生活主题的变迁来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程及其理论成果，是一个重要的维度，也是解析中国当代生活视野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的立场。华侨大学杨楹教授认为，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坚持“生活第一性”原则，杜绝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抽象化、超历史与超民族化的错 误思维。在马克思生活哲学的视域中，“现实的个人”始终是生活的终极主体，将建构的新的联合体，绝不仅仅是利益的联合体，更是一个德性共同体。道德主体的道德自觉、个体美德成为新的共同体生活的必要条件。

李文阁博士认为，早前的生活哲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一般性地阐释生活哲学观念和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上，而近三年来，生活哲学研究的视野大大拓宽了，研究者开始深入挖掘现代西方哲学、古希腊罗马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生活哲学资源”。他的《复兴生活哲学》(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年)一书，就是目前国内系统阐述生活哲学理论的一部力作。

三、公共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趋向

“公共哲学”观念的兴起基于对“美好生活”的社会“治道”理想与公正秩序的追求。现代“公共哲学”的主题就是反思并探求全球化背景下社群共同体生活的“公共理性”基础与公共价值规范。(袁祖社《“公共哲学”与当代中国的公共性社会实践》，《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在当今中国的社会里，公共性问题得到了多维度的呈现和展开，并一跃成为任何发展主体都必须面对的客观社会存在，这预示着作为一种全新的实践形式和生存方式的公共性生活和奠基于其基础之上的公共性的价值信念的出现，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哲学的生存基础、研究主题、思维范式以及话语方式，使马克思哲学面临着新的挑战，并成为我们今天思考马克思哲学创新问题的一个崭新视域。(贾英健《公共性的出场与马克思哲学创新的当代视域》，《湖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如果承认马克思在哲学领域实现了一场深刻的革命性变革，那么，对此种变革意义的理解，必须立足于“文化公共性”的视角，将其提升到指导有关类与个体自我生存态度选择、生存，生活方式转变、以及规约并澄明未来人类进步趋势及文明变革方向的高度，才能做出一个比较合理、精当的解释和评价。(袁祖社《文化“公共性”理想的复权及其历史性创生――马克思哲学的一种新的解释视域》，《学术界》2005年第5期)

从理论逻辑演进来说，我国哲学界对公共性话题的讨论是在主体性哲学、实践哲学与价值哲学的讨论不断发展成熟后才出现的。主体性哲学的讨论，“主体间性”(“互主体性”或“交互主体性”)概念的引进，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支援，使哲学界重新诠释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个体与类的关系问题。同时，认识的主体性来自于实践的主体性，只有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才能使主体性问题得到科学的说明，因为人们是在其实践的基础上生成和发展自己的理性、主体性和公共性的。中国人民大学郭湛教授指出：从主体性到公共性或共同主体性，是主体与活动性质演变的大趋势。公共性的建设和完善是当代中国和世界发展中一个具有核心意义的问题，它成为当代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的焦点是理所当然的。

(《从主体性到公共性――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走向》，《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

生活与哲学论文范文第3篇

【关 键 词】军事文化哲学 基本问题 基础研究

目前，学界已形成对文化、军事文化的研究热潮，文化哲学、军事哲学和军事文化学研究已经具备相当基础，但关于军事文化哲学的系统研讨尚不多见。军事文化哲学兴起的必然性是什么？军事文化哲学是否可以单独构成一门学科？这个研究领域是否具有研究价值？本文试图对军事文化哲学的兴起、研究对象、学科性质、研究内容等基本问题做出初步研讨，希望能够对该学科的建立和完善有所助益。

一、军事文化哲学兴起的必然性

一种有生命力的哲学，必然要体现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军事文化哲学研究的孕育和兴起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具有深刻的必然性。这种深刻的必然性与文化哲学本身所具有的“两种样式”密切相关。所谓文化哲学的“两种样式”，一般认为是指“文化观点的文化哲学”和“哲学观点的文化哲学”；“就其与哲学的关系而言，文化观点的文化哲学可能扬弃哲学，却不会规范地解决哲学问题。扬弃哲学具有超出哲学的、很实际的现实意义……哲学观点的文化哲学，当其温良驯顺或无所作为之时，它就是哲学的一个普通的下属学科，是哲学原则的自我印证。”[1]

第一，军事文化哲学的兴起是军事文化继承与创新的第一现实需求。这是文化观点的军事文化哲学，是军事文化哲学兴起的外在必然性。从军事文化整体来看。军事文化的继承与创新是军事文化活动的基本规律、动力系统与创新体系综合作用的结果。军事文化的继承与创新本质上是一种深刻的军事生存方式的转变，如果这种深刻的军事生存方式转变没有相应的哲学理论作为指导，它便会整体地陷入盲目之中，甚至会发生逆转与倒退。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理论能够满足军事文化继承与创新的第一现实需求呢？

传统军事哲学研究作为哲学研究的一个分支，主要是将“军事整体”作为研究对象。而对军事整体的哲学考察，实际上是以对军事活动的基本规律、动力系统与创新体系的考察作为核心。而军事文化哲学首先是将军事活动看作是一种文化活动，那么，在军事文化哲学的视野里，对军事活动的基本规律、动力系统与创新体系的研究与考察也就成为对军事文化活动基本规律、动力系统与创新体系的研究与考察。

第二，军事文化哲学的兴起是文化哲学、军事哲学和军事文化学三门学科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时必然会发生的学科融汇与转型趋势。这是哲学观点的军事文化哲学，是军事文化哲学兴起的内在必然性。

我们所使用的哲学观点，就是文化哲学的观点。综观当前国内已有的文化哲学研究成果。有的自觉以“整体文化”作为文化哲学的研究对象[2]；有的选择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汇的批判视角[3]；有的认为文化哲学是从哲学的视角出发，通过对人类文化现象和文化实践结果的反思来把握人的本质和主体性境遇以实现人的文化自觉[4]；有的立足从个体生存论的角度来揭示文化哲学[5]；有的运用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反思当代中国发展中的实际问题[6]。概括起来，文化哲学的观点实质上就是一种融文化历史性于哲学的观点。

从这种哲学观点出发，我们认为所谓“军事文化”，就是指在整个军事历史进程中，在军事实践的基础上，通过军事活动的发生、变迁和转型以及在此过程中创造出的武器装备、制度体系和价值观念的总和所反映并展现出来的人类深刻的军事生存方式。所谓“军事文化哲学”，就是从哲学的立场和高度，用哲学的方法对军事文化进行研究和考察的部门哲学，是对军事文化作出形而上思考的哲学。

先用这种哲学观点来看军事哲学。哲学观点的军事文化哲学其实在军事文化哲学在以学科的可能形式出现以前就已经先在。我们所说的这种哲学观点是指一种文化哲学的观点，而非“科学之科学”哲学的观点。传统军事哲学研究是持一种怎样的哲学观点呢？这种观点是：“军事各个具体的方面、层次和部分，均有各门具体的军事学科或门类性军事学科去研究，惟独关于军事整体的本质、规律、价值和指导问题，需要一门概括性、综合性学科进行研究，这个任务便历史地落到了军事哲学的肩上。”[7]再用这种哲学观点来看军事文化学。军事文化学研究的代表著作《军事文化学》《军事文化学概论》已经先后问世，标志着军事文化学的学科建立和发展已经在逐步走向成熟。从文化学到军事文化学的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们对文化、军事文化的认识和了解日益深入。对于军事文化现象的研究已经“成问题性”，毕文波教授在为《军事文化学》所作的序言中已经初步指出了这一点：“文化学、军事文化学在文化、军事文化系统构成分析综合的基础上提炼、概括的规律性理论，其中某些基本理念和范畴又必然进入哲学和军事哲学，与其构成叠合的界面，而且该界面在所在层次范围内进一步拓展和深化，还可相对独立，形成文化哲学和军事文化哲学”。

二、军事文化哲学的研究对象和学科性质

军事文化哲学的研究领域是什么？不妨将其与军事哲学的研究领域作一比较。军事哲学的研究领域是“军事整体的本质、规律、价值和指导问题”。而军事文化哲学将军事活动视为一种文化活动，其研究领域应该是“军事文化整体”。

军事文化哲学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视角确定了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军事文化哲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从哲学、文化哲学的视角来研究和考察“军事文化整体”。“军事文化整体”包括“文化活动”和“文化成果”两大方面，分别是从动态和静态两个方面来理解文化的两种存在方式。从动态方面不仅仅是将“文化”理解为凝结成的“文化成果”，而是看成活生生的动态过程；从静态方面对于凝结成的“文化成果”分别从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三方面理解。

第一，军事文化哲学与文化哲学。军事文化哲学是文化哲学在军事领域的延伸和拓展。军事文化哲学能够弥补当前文化哲学研究中分支应用性研究的不足。有学者认为，文化哲学不宜发展成为具体的学科领域，它应该作为一种传统哲学研究的范式转换，是人类生存图式的深刻内在。我们认同这种观点，这些主张本身便是使哲学回归生活世界的有益尝试，但这种回归可以更深一步。

第二，军事文化哲学与军事哲学。军事文化哲学是军事哲学文化性的沉淀和应用。“军事文化哲学”可以说是从哲学、文化哲学的立场和高度，用哲学方法对军事文化进行研究和考察的部门哲学。军事文化哲学对军事文化作出形而上的探索和思考，能够为现实的军事文化活动甚至军事实践整体提供深刻的哲学依据和理论指导。这种意义上的“文化”是一种内蕴于生存图式的概念，并不是一个同经济、政治、科技等领域并列的具体领域。

第三，军事文化哲学与军事文化学。军事文化哲学是军事文化学哲学性的凸显和提炼。军事文化哲学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从一开始就不同于军事文化学的研究。军事文化学是用文化学的观点与方法，研究军事活动领域文化现象及其特点规律的科学。军事文化学是军事学与文化学交叉的边缘学科，它既是军事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又可视为文化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显而易见，军事文化学用文化学方法研究军事文化，包括军事文化的产生、发展、传播与交流、功能、价值判断等等；而军事文化哲学则是用哲学、文化哲学的方法来对军事文化整体进行研究。军事文化哲学研究能够对军事文化学研究起到指导作用，而军事文化学研究为军事文化哲学提供素材，起到有益的促进作用。

三、军事文化哲学的研究内容

军事文化哲学研究首先要有正确的理论方法作为指导。我们所研究的军事文化哲学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文化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研究军事文化本质问题、军事文化运动问题、军事文化创造问题和军事文化价值问题的理论基础。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指导理论之外，文化人类学、文化哲学、现代西方哲学中一些元理论也可以有选择性地作为军事文化哲学研究的借鉴。比如胡塞尔现象学的方法、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理论等，对我们研究军事文化哲学都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无论是从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关于物质世界中的一切事物和现象都处于普遍联系和永恒运动发展的立场来看，还是从文化哲学关于哲学是从本质上来揭示人的最深刻的生存方式的立场来看，军事文化哲学都应该是动态的、开放的和批判的。动态性展示这种哲学的生命力，开放性决定这种哲学的影响力，批判性体现这种哲学的创新力。这三种性质缺一不可，是辩证统一的整体。

军事文化哲学的研究内容要体现出这三种性质，体现出军事文化的继承与创新，体现出人们在军事历史进程中所凝结成的生存方式是处于不断发展、变迁和创新之中的，是动态的、开放的和批判的。因此，由人们在这种生存方式中所创造出的物质、制度及精神成果，也是处于不断发展、变迁和创新之中的，而研究这种军事文化的哲学理论也必然是处于不断发展、变迁和创新之中的。在此基础上，我们认为军事文化哲学的研究内容应该大致包括军事文化本质论、军事文化运动论、军事文化创造论、军事文化价值论和军事文化方法论。军事文化哲学的研究内容显示出军事文化哲学鲜明的学科特色，预示着该学科存在与发展的可能性与生命力。

参考文献：

[1]马天俊.哲学的文化性与文化的哲学性[J].求是学刊，2009（6）.人大复印资料.文化研究，2010（3）.

[2]程.当代文化哲学沉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3]衣俊卿.文化哲学——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汇处的文化批判[M].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

[4]邹广文.当代文化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生活与哲学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 近代西方哲学 现代西方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

一、近现代西方哲学概述

（一）近代西方哲学概述

近代西方哲学是伴随着人类的自由思想的逐渐形成和神学的没落逐渐发展起来的。其发展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5至17世纪初，即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和自然主义是这一阶段研究的中心，并形成了人文主义和自然哲学两股互相联系又有一定区别的思潮。

第二阶段是17世纪初至18世纪末，在这个阶段资本主义获得了了进一步的发展，自然科学着重分门别类的研究，哲学的兴趣则集中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上。以笛卡尔和莱布尼茨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唯理论认为，只有在一个完全清楚明白无可怀疑的公理的基础上，经过理性认识能力进行清楚明白、准确无误的推理，才能得到真正的知识。

第三阶段是18世纪至19世纪。自然科学在这个时期取得了巨大成就，促使西方近代哲学发展到了最高阶段。这一时期，逐渐形成了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唯心派别。德国古典唯心派别认为哲学的任务就是在思维第一性的基础上，力求使存在与思维、主体与客体统一起来。

（二）现代西方哲学的概述

现代西方哲学的特点是新流派众多、思想方式变化深刻、与现代科技与人文众学科的关系密切、与未来哲学的发展息息相关。现代西方哲学的特点：

1．现代西方哲学较近代西哲而言，更为关注语言问题、符号意义和交往问题。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承认语言哲学并不以形而上学或认识论为基础，相反的则是形而上学、认识论和任何其他哲学学科必须以语言哲学为基础，而且只有通过语言的分析和阐明才能够研究、澄清或解决任何哲学问题。

2．现代西方哲学不再像传统哲学家一般崇拜绝对权威或者绝对真道理、规则。在哲学界占有统治地位的不再是一头独大；每一个流派都有自己的追求，或科学或形而上学，现象学与分析哲学可以相互对立，甚至彼此不同。

（三）现代西方哲学对近代西方哲学的超越

1．从排斥、批判形而上学到“回归”形而上学

近现代西哲的区别重要标志之一为对形而上学的态度，现代西方哲学流派绝大多数对形而上学进行了批判甚至是排斥。这种排斥对于现代西方哲学转换思维方式，促进学科发展、进一步解放思想有着积极地作用。但也要看到，现代西方哲学在破旧后并没有立新，在他们简单的批判形而上学后，他们的理论相续陷入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困境，他们的理论、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成为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现代西哲流派提出回归形而上学。德国当代哲学家哈贝马斯指出自康德之后，人类便步入了一个“后形而上学”的时代。在后形而上学时代，哲学必须放弃对整体、大全和作为“这个世界”意义来源的超验本体的寻求①。

2．从抽象思辨转向现实生活

现代西方哲学对近代西方哲学的超越有一部分实现由抽象思辨转向现实生活。许多现代哲学家都将现实生活作为其理论的出发点或归宿。胡塞尔提出哲学回到生活世界，海德格尔强调“在世的在”的意义，维特根斯坦转向日常语言，杜威强调经验就是生活，其用意之一就是为了使哲学转向现实生活。

3．理清哲学与科学的关系

哲学家们重新思考哲学与科学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观点。例如作为生活和行为方法或科学的方法论，作为对意义的澄明和解释，对世界和人本身的超越及人的理想和终极关怀的探究，作为超形而上学的人文研究的文化学或“后哲学文化”，作为对智慧的训练，等等②。

4．关注领域的转变

譬如从反形而上学、反基础主义、反主体主义、转向对向语言的关注，对境域的关注，等等，这些都极其丰富了哲学的内容和开辟哲学领域的新天地。哲学的这些转变，使得哲学与其他新兴学科之间有了一定得交叉和渗透。这些交叉边缘更是建立了一定的边缘学科，例如科学哲学，环境伦理学，医学伦理学等等。

二、马克思哲学对近代西方哲学的超越

（一）马克思哲学对近代西方哲学的超越

1．以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超越了以抽象理性为基础的近代西方哲学

近代西方哲学继承了古希腊哲学的传统，探讨的依旧是抽象本体论，更为关注的是虚无的宇宙或者一些无法求证的抽象概念，并试图寻求世界的本原。这些在文艺复兴打破宗教势力有着积极的作用。在反对宗教神本位的时候，哲学家的使命就是运用理性工具去发现普遍、自明的理性概念和原则，并加之以宣传，使之成为打破神本位的有力武器。在具体的建构过程中，这种抽象的理性就表现为脱离了人们的实际生活和实践活动的形而上学的“实体” ③。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是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意识之所以源于物质，此过程离不开主体的社会历史活动，离不开实践。马克思关注的不是脱离人的实际活动、社会物质条件的抽象理性，而是实践过程中、物质生活得社会。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了崭新的实践观，才有其自然观等其他各种观点。

2．马克思主义实现哲学主题的转换

近代哲学由于其历史局限性使其具有的思辨形而上学和二元对立等缺陷，同时近代西方哲学主张现实的人与其实践相脱离的抽象的自然界和抽象的绝对化的精神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性地实现哲学主题的转换，关注人的价值、自由和解放，并注重于改造世界。“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④”。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创立到成熟，，是一个不断的批判传统西方哲学思辨形而上学和超越近代西方哲学的主客二元分离的过程，最终实现了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

3．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研究对象上的超越

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包括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在内的整个世界的最一般规律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将世界发展的最普遍最一般的规律作为哲学的研究对象，从而正确地解决了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问题；旧哲学将哲学看成是凌驾于各门具体科学之上的“科学之科学”，所以未能正确解决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问题。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自然观与历史观在唯物辩证的基础上的统一；旧哲学为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唯物论与辩证法分离，同时其自然观是唯物的，历史观则是唯心的。第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了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认为哲学不仅仅是要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要改造世界。

4．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立场的超越

马克思叫传统哲学而言更强调抽象思维，主张人们通过感性的实践去理解一切事物。实践思维方式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根本上摆脱了近代哲学的桎梏，宣告了新哲学的诞生。

（二）马克思哲学与近现代哲学的异同

马克思源于近代西方哲学，其思维方式、社会背景均来自西方社会，如何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哲学关系，对于中西学者而言是一个重要的命题。所以，在此笔者将二者做一定的比较：

1．多数现代西方哲学流派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力图超越以主客心物等二分为出发点，以建立关于世界的本源、本质的理论体系为目标，以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等为理论特征的近代哲学，使哲学研究在不同程度上从抽象化的自在的自然界或绝对化的观念世界返回到人的现实生活世界。

马哲学不仅比现代西方哲学更加彻底全面地超越了近代哲学的二元分立、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和思辨形而上学等倾向，而且为西方哲学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现实的道路。这具体表现在马克思不是简单地扬弃一切旧哲学，而是力图彻底打破它们由以出发的前提。他所关注的不是建立关于整个世界的严密完整的理论体系，而是直面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他由此把实践观点当作其哲学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主张通过实践来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促进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马克思正是通过对人的实践的意义的深刻揭示和全面阐释彻底地实现了对近代哲学的超越，实现了哲学上的革命变革。

2．现代西方哲学建立在近代西方哲学的基础上，没有完全脱离。譬如在形而上学，他们一方面批判近代西哲的形而上学理论，但同时又发现自己的理论脱离了形而上学无法得到论据，所以又以新的形态去构造同样具有片面性的某种形而上学。它们揭示了主客、心物等二元分立的种种弊病，特别是使人对象化和物化（异化）的弊病，强调发挥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然而却由此走向了无视客观实际的主观主义。较之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的实践观点，使其跳出了传统的哲学方式。

3．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根本上摆脱了现代西方哲学的阶级基础，更为符合现代社会的前进方向，其以无产阶级为其理论的阶级基础，从而摆脱了现代西方哲学的阶级偏见。较之现代西哲而言，马哲更有革命性，其根本目的即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建立新的政权，即社会主义社会，从而根本解放无产阶级及全世界人民。同时，马哲是一个开放的、在实践中前进并丰富的哲学体系。现代西方哲学的阶级基础还是资本主义，其思维的局限性和偏见始终如一的存在，他们的哲学始终是为了维持资本主义的统治，然而资本主义的总总危机已经显示出了他们的制度的缺陷。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根本上而言是完全符合现代社会的解放和人的解放的哲学，是惟一能克服各种类型的西方近现代哲学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的这种或那种片面性和局限性的哲学⑤。

4．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把生活和实践的观点当作其哲学的基本观点，克服了西方哲学家在转向生活和实践道路上的唯心主义倾向。现代西方哲学并没有脱离唯心。实际上大多数现代西方哲学流派所要求的是超越以追究世界的物质或精神本源为目标、以心物相互独立和主客完全分离为理论前提的传统的哲学思维方式，从而除了反对唯物主义以外，也明确要求反对唯心主义。他们之反对唯物主义，并不是为了宣扬唯心主义，而是使哲学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唯物唯心之争，而转向具有自主个性的人及其所牵涉的世界，转向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这种转向并不意味着笼统地否定外部世界（自然界）自在地存在，而只是认为这个世界如果不与人发生牵涉，就不能成为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所及的对象（客观）世界。

注释：

①闵仕君."形而上学"新解.青海社会科学.2004(5).

②刘放桐.对西方哲学近现代转型的历史与理论分析.学海.2000(05).

③赖海燕，徐春林.略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近代哲学的超越.求实.2002(2).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9(120).

⑤刘放桐.当代哲学走向: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

[2]石元康.当代西方自由主义的理论.上海三联出版社.2000.

[3]侯惠勤.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人文精神.红旗文稿.2006(7).

[4]刘放桐.对西方哲学近现代转型的历史与理论分析(学海).2000(05).

[5]闵仕君."形而上学"新解.青海社会科学.2004(5).

生活与哲学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 近代西方哲学 现代西方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

一、近现代西方哲学概述

（一）近代西方哲学概述

近代西方哲学是伴随着人类的自由思想的逐渐形成和神学的没落逐渐发展起来的。其发展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5至17世纪初，即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和自然主义是这一阶段研究的中心，并形成了人文主义和自然哲学两股互相联系又有一定区别的思潮。

第二阶段是17世纪初至18世纪末，在这个阶段资本主义获得了了进一步的发展，自然科学着重分门别类的研究，哲学的兴趣则集中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上。以笛卡尔和莱布尼茨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唯理论认为，只有在一个完全清楚明白无可怀疑的公理的基础上，经过理性认识能力进行清楚明白、准确无误的推理，才能得到真正的知识。

第三阶段是18世纪至19世纪。自然科学在这个时期取得了巨大成就，促使西方近代哲学发展到了最高阶段。这一时期，逐渐形成了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唯心派别。德国古典唯心派别认为哲学的任务就是在思维第一性的基础上，力求使存在与思维、主体与客体统一起来。

（二）现代西方哲学的概述

现代西方哲学的特点是新流派众多、思想方式变化深刻、与现代科技与人文众学科的关系密切、与未来哲学的发展息息相关。现代西方哲学的特点：

1．现代西方哲学较近代西哲而言，更为关注语言问题、符号意义和交往问题。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承认语言哲学并不以形而上学或认识论为基础，相反的则是形而上学、认识论和任何其他哲学学科必须以语言哲学为基础，而且只有通过语言的分析和阐明才能够研究、澄清或解决任何哲学问题。

2．现代西方哲学不再像传统哲学家一般崇拜绝对权威或者绝对真道理、规则。在哲学界占有统治地位的不再是一头独大；每一个流派都有自己的追求，或科学或形而上学，现象学与分析哲学可以相互对立，甚至彼此不同。

（三）现代西方哲学对近代西方哲学的超越

1．从排斥、批判形而上学到“回归”形而上学

近现代西哲的区别重要标志之一为对形而上学的态度，现代西方哲学流派绝大多数对形而上学进行了批判甚至是排斥。这种排斥对于现代西方哲学转换思维方式，促进学科发展、进一步解放思想有着积极地作用。但也要看到，现代西方哲学在破旧后并没有立新，在他们简单的批判形而上学后，他们的理论相续陷入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困境，他们的理论、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成为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现代西哲流派提出回归形而上学。德国当代哲学家哈贝马斯指出自康德之后，人类便步入了一个“后形而上学”的时代。在后形而上学时代，哲学必须放弃对整体、大全和作为“这个世界”意义来源的超验本体的寻求①。

2．从抽象思辨转向现实生活

现代西方哲学对近代西方哲学的超越有一部分实现由抽象思辨转向现实生活。许多现代哲学家都将现实生活作为其理论的出发点或归宿。胡塞尔提出哲学回到生活世界，海德格尔强调“在世的在”的意义，维特根斯坦转向日常语言，杜威强调经验就是生活，其用意之一就是为了使哲学转向现实生活。

3．理清哲学与科学的关系

哲学家们重新思考哲学与科学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观点。例如作为生活和行为方法或科学的方法论，作为对意义的澄明和解释，对世界和人本身的超越及人的理想和终极关怀的探究，作为超形而上学的人文研究的文化学或“后哲学文化”，作为对智慧的训练，等等②。

4．关注领域的转变

譬如从反形而上学、反基础主义、反主体主义、转向对向语言的关注，对境域的关注，等等，这些都极其丰富了哲学的内容和开辟哲学领域的新天地。哲学的这些转变，使得哲学与其他新兴学科之间有了一定得交叉和渗透。这些交叉边缘更是建立了一定的边缘学科，例如科学哲学，环境伦理学，医学伦理学等等。

二、马克思哲学对近代西方哲学的超越

（一）马克思哲学对近代西方哲学的超越

1．以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超越了以抽象理性为基础的近代西方哲学

近代西方哲学继承了古希腊哲学的传统，探讨的依旧是抽象本体论，更为关注的是虚无的宇宙或者一些无法求证的抽象概念，并试图寻求世界的本原。这些在文艺复兴打破宗教势力有着积极的作用。在反对宗教神本位的时候，哲学家的使命就是运用理性工具去发现普遍、自明的理性概念和原则，并加之以宣传，使之成为打破神本位的有力武器。在具体的建构过程中，这种抽象的理性就表现为脱离了人们的实际生活和实践活动的形而上学的“实体” ③。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是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意识之所以源于物质，此过程离不开主体的社会历史活动，离不开实践。马克思关注的不是脱离人的实际活动、社会物质条件的抽象理性，而是实践过程中、物质生活得社会。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了崭新的实践观，才有其自然观等其他各种观点。

2．马克思主义实现哲学主题的转换

近代哲学由于其历史局限性使其具有的思辨形而上学和二元对立等缺陷，同时近代西方哲学主张现实的人与其实践相脱离的抽象的自然界和抽象的绝对化的精神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性地实现哲学主题的转换，关注人的价值、自由和解放，并注重于改造世界。“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④”。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创立到成熟，，是一个不断的批判传统西方哲学思辨形而上学和超越近代西方哲学的主客二元分离的过程，最终实现了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

3．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研究对象上的超越

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包括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在内的整个世界的最一般规律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将世界发展的最普遍最一般的规律作为哲学的研究对象，从而正确地解决了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问题；旧哲学将哲学看成是凌驾于各门具体科学之上的“科学之科学”，所以未能正确解决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问题。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自然观与历史观在唯物辩证的基础上的统一；旧哲学为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唯物论与辩证法分离，同时其自然观是唯物的，历史观则是唯心的。第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了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认为哲学不仅仅是要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要改造世界。

4．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立场的超越

马克思叫传统哲学而言更强调抽象思维，主张人们通过感性的实践去理解一切事物。实践思维方式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根本上摆脱了近代哲学的桎梏，宣告了新哲学的诞生。

（二）马克思哲学与近现代哲学的异同

马克思源于近代西方哲学，其思维方式、社会背景均来自西方社会，如何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哲学关系，对于中西学者而言是一个重要的命题。所以，在此笔者将二者做一定的比较：

1．多数现代西方哲学流派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力图超越以主客心物等二分为出发点，以建立关于世界的本源、本质的理论体系为目标，以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等为理论特征的近代哲学，使哲学研究在不同程度上从抽象化的自在的自然界或绝对化的观念世界返回到人的现实生活世界。

马哲学不仅比现代西方哲学更加彻底全面地超越了近代哲学的二元分立、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和思辨形而上学等倾向，而且为西方哲学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现实的道路。这具体表现在马克思不是简单地扬弃一切旧哲学，而是力图彻底打破它们由以出发的前提。他所关注的不是建立关于整个世界的严密完整的理论体系，而是直面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他由此把实践观点当作其哲学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主张通过实践来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促进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马克思正是通过对人的实践的意义的深刻揭示和全面阐释彻底地实现了对近代哲学的超越，实现了哲学上的革命变革。

        2．现代西方哲学建立在近代西方哲学的基础上，没有完全脱离。譬如在形而上学，他们一方面批判近代西哲的形而上学理论，但同时又发现自己的理论脱离了形而上学无法得到论据，所以又以新的形态去构造同样具有片面性的某种形而上学。它们揭示了主客、心物等二元分立的种种弊病，特别是使人对象化和物化（异化）的弊病，强调发挥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然而却由此走向了无视客观实际的主观主义。较之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的实践观点，使其跳出了传统的哲学方式。

3．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根本上摆脱了现代西方哲学的阶级基础，更为符合现代社会的前进方向，其以无产阶级为其理论的阶级基础，从而摆脱了现代西方哲学的阶级偏见。较之现代西哲而言，马哲更有革命性，其根本目的即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建立新的政权，即社会主义社会，从而根本解放无产阶级及全世界人民。同时，马哲是一个开放的、在实践中前进并丰富的哲学体系。现代西方哲学的阶级基础还是资本主义，其思维的局限性和偏见始终如一的存在，他们的哲学始终是为了维持资本主义的统治，然而资本主义的总总危机已经显示出了他们的制度的缺陷。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根本上而言是完全符合现代社会的解放和人的解放的哲学，是惟一能克服各种类型的西方近现代哲学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的这种或那种片面性和局限性的哲学⑤。

4．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把生活和实践的观点当作其哲学的基本观点，克服了西方哲学家在转向生活和实践道路上的唯心主义倾向。现代西方哲学并没有脱离唯心。实际上大多数现代西方哲学流派所要求的是超越以追究世界的物质或精神本源为目标、以心物相互独立和主客完全分离为理论前提的传统的哲学思维方式，从而除了反对唯物主义以外，也明确要求反对唯心主义。他们之反对唯物主义，并不是为了宣扬唯心主义，而是使哲学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唯物唯心之争，而转向具有自主个性的人及其所牵涉的世界，转向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这种转向并不意味着笼统地否定外部世界（自然界）自在地存在，而只是认为这个世界如果不与人发生牵涉，就不能成为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所及的对象（客观）世界。

注释：

①闵仕君."形而上学"新解.青海社会科学.2004(5).

②刘放桐.对西方哲学近现代转型的历史与理论分析.学海.2000(05).

③赖海燕,徐春林.略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近代哲学的超越.求实.2002(2).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9(120).

⑤刘放桐.当代哲学走向: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

[2]石元康.当代西方自由主义的理论.上海三联出版社.2000.

[3]侯惠勤.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人文精神.红旗文稿.2006(7).

[4]刘放桐.对西方哲学近现代转型的历史与理论分析(学海).2000(05).

[5]闵仕君."形而上学"新解.青海社会科学.2004(5).

生活与哲学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 哲学专业 启发式教学 应用

启发式教学源远流长，是一种全面、科学、辩证地指导教学实践的思想和观念，是指教师根据教学目标，从教学内容和学生特点出发，采用各种生动活泼的方法，引导学生积极思维，使他们主动地获取知识、发展智能的一种积极的双向的教学方法。与传统的“注入式”、“灌输式”教学方法不同，启发式教学方法既强调老师在课堂教学上的主导作用，又强调学生在课堂教学上的主体作用。其根本目的是使课堂教学过程取得最优化的效果。而从哲学学科本身的特点来看，启发式教学方法尤其适合应用于哲学专业课程中。与数学、物理等学科不一样，哲学提供给我们的不是具体知识的简单累加，而是智慧，是关乎生活、生命和人生的价值与意义的思考与追问。显而易见，对于这样一门学科，采取启发式教学法更能收到实效。因此本论文试图结合哲学专业课程本身的特点及目前在教学中存在的某些问题，积极探索启发式教学在哲学专业课程中的创新与实践。

一、在哲学专业课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部分学生反映哲学课玄妙高深或者是枯涩难懂，令人望而生畏。

当然，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很多，如哲学本身就是理论性、抽象性、反思性比较强的学科。哲学所要试图把握的千姿百态、变化多端的大千世界内在的、相对稳定的本质和规律，而“哲学思维作为人们自觉从事的高度思辨和抽象的理性认识活动，其重要的根据和手段，是具有高度抽象性和普适性的哲学范畴体系”①，如“存在”，“本原”等范畴，这些都使得学生在具体的学习活动中感到困难重重，甚至觉得枯涩难懂，不知所云。但问题不仅在此，部分教师在教学方法上缺乏吸引力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部分教师采取简单的“灌输式”、“注入式”教学方法，虽主张以坚实的理论功底激发学生的理论兴趣，但由于没有能够以透彻明白的方式给学生详细讲解涉及的具体名词概念与范畴等，因而无法在课堂上激发学生的主体作用，无法激起积极参与的热情，因而即使理论讲得再深，但由于学生感觉只是云里雾里摸不到边，学生既无法真正掌握所学知识点，又无法不由自主地爱上哲学课。学哲学纯粹是被动去学，单单是为了外在的因素去学，如纯粹为了应付考试，为了拿个文凭而不得已学之，而不是真正出于对哲学的热爱，对智慧的积极追求。

（二）部分学生认为哲学是空谈，是无用之学。

这既与社会对哲学认识的误区有关，认为“孔夫之不如牙医”，又与我们在教学方法上存在问题相关。部分教师在具体的教学中没有能够做到理论联系实际，照本宣科，书本知识和社会生活完全脱节，导致学生无法有效运用所学到的哲学理论在实践中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这既无法使学生在课堂上擦出思想的火花，又给学生造成这样一个假象，哲学与生活的关系遥远而陌生，哲学就是在玩概念游戏。如果说有用处的话，也只是在哲学圈自娱自乐，导致学生在学习中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哲学专业的学习上，总是游离于哲学之外。殊不知，哲学中有生活，生活中有哲学，哲学与生活具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亲密关系。哲学不是来自世界之外的遐想，它来源于真实的生活，“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②同时，哲学也是美好生活的向导，方东美和傅佩荣就曾经讲到哲学不能烘面包，但是能使面包增加甜味，哲学不能当饭吃，但是能使人知道吃饭是为了什么。所谓哲学作为增添甜味的调味剂讲的是哲学能为人的生活提供终极意义的支撑，是一种植根于现实生活的终极关怀。因而在哲学教育中，我们就应该充分重视哲学对生活的指导和干预功能，而不是脱离活生生的现实生活谈抽象的哲理。关注人类命运，反思社会现实，解答人生之谜，建设精神家园，从来都是哲学的伟大使命。

二、在哲学专业课中应用启发式教学

（一）在哲学专业课程中开展启发式教学，教师要善于从单向的教向双向的教与学转变。

在传统的教学中，老师往往片面强调其课堂上的主导作用，教师“把灌输作为哲学教育的最重要的手段，教育者不顾受教育者的实际情况，采用灌输等简单粗暴的方式把哲学视为类似于科学知识那样而强行加到受教育者的身上，把受教育者置于一种被动的地位”。③简单粗暴的“满堂灌”的做法就造成了老师讲点什么，学生就被动学点什么的局面。学生往往知道的只是具体的几个概念、几个范畴、几个体系、几个原理，对他们的思想、生活而言产生不了共鸣。这对于哲学学习来讲，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哲学不仅仅是具体知识点的累积，更是对世界和人生的思考，对于这样一门学科，我们注重培养学生的思维方式，培养他们对生活、对世界、对自己进行反省的能力。因而我们要在坚持教师的主导作用的同时，善于引导学生充分地就我们讲到的话题自由发表意见，鼓励其自由思考，培养其独立思考的能力。

（二）在哲学专业课程开展启发式教学，学生要自觉认识到自己作为学习主体的地位。

在平时的学习中，学生往往没能很好地认识到自己作为学习主体的地位，没有真正参与到学习中去，因而无法真正领悟相关知识。一是认为哲学是空谈没有实际用处；二是严峻的就业压力使得他们更注重那些能带来实际利益的学科和与就业相关的实际理论和技能；三是没有认识到自己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性作用，只是像机器一样被动接收相关知识，因而只是形成简单的知识积累，加之哲学本身比较抽象，也就难怪他们认为哲学高深不可理解了。学生是教学过程中学的主体性因素，只有教师的启，没有学生的学，启发式教学是难以收到实效的。学生既要改变哲学无用论的看法，又要积极参与到学习中去，还要以主人翁的态度投入学习中去。只有当学生有所思考的时候，老师恰当的适时的启发才能起到积极作用。所谓，“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只有当学生百思不得其解，在想表达而又表达不出来的时候，教师去“启”、去“发”，教学才能收到实效，抽象的道理才能讲活，才能为学生真正掌握。

（三）在哲学专业课程开展启发式教学，在实践上可以从问答式、讨论式、辩论式、论文式等具体途径入手。

就问答式而言，我们在导入新课和新内容时，要善于创设问题情境，先设置疑问，然后就提供的某些材料进行引导分析，最终获取新知。美国心理学家布鲁斯曾经指出，教学过程是一种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持续不断的活动。如“世界的本原是什么？”老师可以先抛出这个问题，给学生留有余地，让学生根据自己已有的知识积累进行分析。在教学过程中要根据学生对问题的不同看法和见解作出实时的引导。当学生对一个问题的看法基本思路正确时，教师要顺势点拨，使其对问题的看法更加深入和透彻。当学生对一个问题的看法基本思路不正确时，教师不要简单地加以否定，而要给以适时的引导。“教师如果只是简单地予以否定，则难以使学员信服，且易产生逆反心理，这时，如果采用夸谬法，导出明显错误的结论，学员就会幡然醒悟，转而寻找正确点”。④

就讨论式而言，可以就讲课内容中涉及的某些哲学家或哲学流派关注的某一特定问题以专题的形式展开全班讨论，如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在学生进行充分讨论的基础上，老师再给予适当的点评与总结。这样既可以对特定问题进行一个系统的梳理，又能通过讨论和老师的分析使学生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得到升华。在讨论的过程中，应避免学生泛泛而谈或者是跑题的情况。出现泛泛而谈的情况是，教师要通过点化等方式适时恰当地帮助他认识到问题的核心所在，并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于此。当出现跑题的情况时，教师要通过提示等方式把其扭转到正道上来，而不能任其天马行空。

就辩论式而言，可以就一些与社会关系密切而且又存在争议的问题进行全班分组辩论，如“孔夫子不如牙医”这类话题，可以让学生自由地展开激烈辩论，让学生通过举例子和阐述理论等方式来论证原观点或者反驳原观点，通过这种方式使学生在思想的交锋中既思考了哲学的功用问题，又体会了学习哲学的有效的方法。在辩论的过程中，教师不能由于自己对该问题的看法而过度偏袒一方观点，尽量让其在自由、宽松、平等的氛围中展开交战。辩论结束后，教师应总结双方的观点并一一进行合理的评价。

就论文式而言，可以紧密围绕社会热点问题，并与学生的社会实践、个人成长相结合，让学生充分运用所掌握的哲学理论知识和思维方式进行分析和论证，如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的思考，学生可以根据中国古代的和谐思想或者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和谐思想进行自己的独立思考，并最终形成理论文章或评论文章，且向相关报刊杂志进行投稿，从而使哲学真正起到指导生活的积极作用。论文式的这种学习过程是把教材知识转化为自己认知的积极过程。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要积极引导学生不能纯理论而理论，而应该使理论贴近我们的现实生活，使理论成为干预生活的强大物质力量。“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⑤因而，任何理论都要面对人本身，面对人的生活本身是我们在哲学学习过程中应该积极倡导的，不应该让理论停留在孤芳自赏的阶段。哲学中有生活，生活中有哲学是我们哲学学习活动追求的永恒辩证法。

三、结语

实践经验已经证明，启发式教学法比起注入式教学法来讲，确实能起到事半功倍的积极效果，当然，启发式教学的具体途径远不止以上几种，教师应该积极探索有价值的可操作的方法。另外，在启发式教学中，我们应该积极避免“启发式教学”被标签化，被口号化。课堂中不管涉及什么内容的教学，动辄就主张跟“启发式教学”挂钩，而哲学毕竟是一门有一定抽象性、理论性，追求事物本原和生活最终意义的学科，在阐述某些定义和范畴时往往只能进行纯理论教学，因而在具体的教学活动中，如何理解和采用启发式教学法是我们一定要慎重面对的问题。“启发式教学”只是教学法中的一种方式、方法，它要求我们在具体的教学活动中，结合具体的问题和情况灵活运用，而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方法。否则，不仅不能很好地运用启发式教学方法，反而会画蛇添足，达不到应有的效果。最后，启发式教学不能只停留在启、发阶段，还应该通过教师的积极引导和集中评价加以升华和总结，这样才构成了整个教学过程。

注释：

①赵家祥，聂锦芳，张立波.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7.

②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20-121.

③夏宏.苏格拉底哲学教育观的启示［J］.现代大学教育，2009，（3）:66.

④王宇.启发式在成人哲学课教学中的应用［J］.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6，（6）:127.

生活与哲学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生活世界;哲学危机;回归路径

任何一种哲学理论,都凝聚着哲学家所捕捉到的该时代人类对人与世界相互关系的自我意识,都贯穿着哲学家用以说明人与世界相互关系的独特解释原则和概念框架,都熔铸着哲学家用以关照人与世界相互关系的价值观念、审美意义和终极关怀。因此,任何一种哲学理论都是黑格尔所说的“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都是马克思所说的“时代精神的精华”。那么,哲学所把握到的时代精神的精华又来源于何处?我认为这种时代精神的精华来源于哲学对时代性的“生活世界”的“意义”的理论把握。

一

“生活世界”的思想是由胡塞尔在其著作《欧洲 科学 的危机和先验现象学哲学引论》提出的。他认为,生活世界是一个永远事先给予的、永远事先存在的世界,我们属于它。另一位哲学家伽·达玛则认为,生活世界是与主体性相关的世界,是由直接经验构成的周围世界,是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基础和根源。海德格尔则认为,生活世界是一个具有生存论旨趣和诗意性质的“日常共在世界”,它向人敞开并构成了人的本真的生存方式。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有三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即人与 自然 事物关系构成的“客观世界”、人与他人和社会的关系构成的“社会世界”、人与自我的关系构成的“主观世界”,他认为三者分别对应着关于自然事物的知识及其对人的意义。国内学者倪梁康先生一方面认为生活世界是自然态度中的世界,另一方面又认为生活世界是奠基性、直观性、主观的世界。张祥龙认为胡塞尔的生活世界并非指现成在先的“社会环境”、“人文背景”或“ 历史 条件”,而是将具有绝对自明性的意向结构中的构成域加以普遍化的结果。可以看出 “生活世界”的概念,绝不是指“生活环境”也不是指“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而是指对人生有意义的,且人生在其中的世界,是人生的过程、生活着人的心物统一的世界。“生活世界”既是一个实体的世界,又是一个关系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人是能动的主体,人不依附于自然、社会、他人,或者其他某些外在的力量。哲学向生活世界的回归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向“人”的回归。哲学所要回归的生活世界是一个包含着人文意蕴的意义的世界,是一个意义积淀的文化与历史的世界。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就是对生活世界的“意义”的把握,这一“意义”包含了时代主题、人生目的、意义、人们对人生与世界的理解等。

二

哲学为什么要回归生活世界呢?这是由于哲学所面临的危机决定的。

首先,哲学有其自身的特性,在哲学产生的初期,作为一门寻根究底、追本溯源之学,从它诞生之日起便试图寻找一种万物都由他构成,最初从它产生、消灭后又复归于它的终极存在,便致力于揭示世界的真理,“寻求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提供一切知识的基础”,在这一时期,哲学是一门包罗万象的学科,但随着自然科学的兴起,各门具体科学逐渐从哲学中分离出去,成为独立的学科,哲学则变的支离破碎,科学的发展,世界变的透明简单,不再是那种神秘的、诗意的具有神性的世界,科学不管从宏观还是微观上几乎解释了世界的各个方面,这样哲学的研究领域越来越窄,研究也越来越没有说服力。于是,一些哲学家试图把哲学科学化,努力去证明哲学也是一门科学,比如, 现代 哲学中出现的“科学主义思潮”就试图以实证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改造哲学,把哲学从凌驾于科学之上的“科学的科学”变成从属于科学的“关于科学的哲学”,即把哲学变成科学的附庸。但哲学和科学研究的对象、思维方式、语言体系都是不同的,哲学无法科学化。

其次,由于自然科学的发展和工具理性的扩张导致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紧张。在工具理性的世界图景中,世界是外在于人的,人与外部世界被割裂开来,世界只是在功利的意义上被理解,人的世界变成了“物的世界”,世界的丰富性、鲜活性被遮蔽,因此,要反思和消解工具理性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必须回归被物化的工具理性所遮蔽的生活世界。

再次,任何哲学的根基都存在于人的存在状态之中。旧哲学的局限性不仅在于用有限的思维去把握无限的存在者,更为重要的是把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人对世界的某种关系绝对化,把人的某种属性抽象出来,转变为彼岸世界的自律性实体。这就使哲学脱离开它的真实基础,即人的存在,相反,成为外在力量对人进行统治的理论。所以,克服旧哲学的缺陷,唯一的途径就是使外在力量向人复归,使哲学由彼岸的天国向人的生活世界复归。旧哲学的抽象本体论的性质,使哲学的研究对象始终定位在彼岸世界的超验存在,或自然的必然性,或上帝,或理性,这就使哲学脱离了生活世界,以一种虚幻的想象的方式去闭门构造现实,从而把哲学史变成神或类神的历史,把哲学思维变成宗教或准宗教的意识,这又必然带来哲学研究内容的非现实化。这种非现实化的哲学越来越远离人,远离现实、远离人所处的生活世界。

三

哲学 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实现向生活世界的回归:

首先,哲学不应只是解释世界的理论,更重要的是给出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服务于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目的。因此,哲学应少构造抽象思辨的哲学体系,多关注时代和社会实践提出的重大现实问题,注重以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带动和促进哲学理论的创新。面对当今世界存在的非正义与不平等、贫富悬殊、文化矛盾和道德危机等威胁人类文明与 历史 进步的全球性问题,哲学应关注这些问题并来克服与解决这些重大问题,为在全球化背景下建立民族间相互合作、富有理智、公正合理的世界新秩序提供新的理论智慧与创造性的新意义,这是哲学的历史使命和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这就需要大力 发展 应用哲学,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哲学界就开始了建立应用哲学的尝试,其主要意图就是要使哲学直接面对社会现实问题,在应用哲学的研究领域,比较有代表性的是 经济 哲学,强调经济学与哲学的结合,主张对社会经济运动开展哲学研究。但是,我们也应当认识到,哲学并不是一门提供日常生活技巧的学问,哲学作为一种把对智慧的追求作为自己目标的学问,它所追求智慧是人类全体的“大智慧”,它所关心的应该是整个人类的命运,它要为人们生存提供安身立命之本,为人们的生活提供“意义”的支持,为人们建立自己的精神家园。

其次,在思维方式上哲学也需要改变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传统的本体论的思维方式用认识物的方式去认识人,否认人的创造性、超越性,瓦解了人的生命的多重矛盾性,其最大的缺失是造成人的失落、人的物化,这就要求我们从生活的人出发,以人的方式来理解人。旧哲学作为人的本质的虚幻、颠倒的反映,其根源存在于现实之中,颠倒了的世界才产生了颠倒了的哲学,所以,只有批判非人的现实,“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才能铲除旧哲学的根基,使哲学真正成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按着这样思路,人的现实存在就是人的活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这样,马克思就最终走上了用实践尤其是人的生产劳动去说明人的存在和历史发展的道路。马克思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确立,为人转向真实生活世界找到了现实的基础和道路,为哲学把握生动鲜活的人的具体本性开创了更加宽广的理论视野,正是通过这种思维方式人才从抽象走向具体、从分裂走向完整、从虚幻走向现实。这种思维方式给哲学指出了一条重新回到人类实际生活世界中去的途径和方向,也为哲学的自我更新提供动力。

再次,从哲学所应用的表达世界的语言看,近代哲学出现“语言学转向”,即要求哲学在建立关于人类的“认识”及其所表达的“世界”理论之前必须先有关于“语言”的理论,“没有语言学的认识论和本体论为无效”。语言是人自己的存在方式,人是一种历史文化的存在,语言则是存储历史文化的“水库”。人作为历史文化的存在,不是人去占有语言,而是人被作为历史文化“水库”的语言所占有,人从属于历史也就从属于语言。人只有从属于语言才能实现人的自我理解和相互理解。语言总是从生活当中产生的,语言是人的生活世界的表征,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语言游戏就是一种生活形式,“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形式”。在罗素看来,语言和世界具有相同的结构,我们可以借助于分析语言的结构来把握世界的结构,哲学的“语言转向”其实就是转向丰富多彩的生活世界,从人们在生活世界中所创造的语言入手来分析人们的生活世界,当然这种语言必须有坚实的实践论基础,只有从实践出发的语言才具有真正的逻辑性和人文性,才能真正地实现向生活世界的回归。

哲学只有回归到人们的生活世界之中,去亲近人,亲近人们的生活,去思考人们在这个时代中所遇到的问题和可能遇到的问题,哲学才真正体现出它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的特质。

参考 文献 :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胡塞尔.欧洲 科学 危机和超验现象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3]倪梁康.现象学概念通释[m].上海:三联书店,1999.

[4]俞吾金.实践论释学[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生活与哲学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生活世界哲学危机回归路径

    任何一种哲学理论,都凝聚着哲学家所捕捉到的该时代人类对人与世界相互关系的自我意识,都贯穿着哲学家用以说明人与世界相互关系的独特解释原则和概念框架,都熔铸着哲学家用以关照人与世界相互关系的价值观念、审美意义和终极关怀。因此,任何一种哲学理论都是黑格尔所说的“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都是马克思所说的“时代精神的精华”。那么,哲学所把握到的时代精神的精华又来源于何处?我认为这种时代精神的精华来源于哲学对时代性的“生活世界”的“意义”的理论把握。

    一

    “生活世界”的思想是由胡塞尔在其着作《欧洲科学的危机和先验现象学哲学引论》提出的。他认为,生活世界是一个永远事先给予的、永远事先存在的世界,我们属于它。另一位哲学家伽·达玛则认为,生活世界是与主体性相关的世界,是由直接经验构成的周围世界,是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基础和根源。海德格尔则认为,生活世界是一个具有生存论旨趣和诗意性质的“日常共在世界”,它向人敞开并构成了人的本真的生存方式。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有三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即人与自然事物关系构成的“客观世界”、人与他人和社会的关系构成的“社会世界”、人与自我的关系构成的“主观世界”,他认为三者分别对应着关于自然事物的知识及其对人的意义。国内学者倪梁康先生一方面认为生活世界是自然态度中的世界,另一方面又认为生活世界是奠基性、直观性、主观的世界。张祥龙认为胡塞尔的生活世界并非指现成在先的“社会环境”、“人文背景”或“历史条件”,而是将具有绝对自明性的意向结构中的构成域加以普遍化的结果。可以看出 “生活世界”的概念,绝不是指“生活环境”也不是指“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而是指对人生有意义的,且人生在其中的世界,是人生的过程、生活着人的心物统一的世界。“生活世界”既是一个实体的世界,又是一个关系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人是能动的主体,人不依附于自然、社会、他人,或者其他某些外在的力量。哲学向生活世界的回归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向“人”的回归。哲学所要回归的生活世界是一个包含着人文意蕴的意义的世界,是一个意义积淀的文化与历史的世界。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就是对生活世界的“意义”的把握,这一“意义”包含了时代主题、人生目的、意义、人们对人生与世界的理解等。

    二

    哲学为什么要回归生活世界呢?这是由于哲学所面临的危机决定的。

    首先,哲学有其自身的特性,在哲学产生的初期,作为一门寻根究底、追本溯源之学,从它诞生之日起便试图寻找一种万物都由他构成,最初从它产生、消灭后又复归于它的终极存在,便致力于揭示世界的真理,“寻求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提供一切知识的基础”,在这一时期,哲学是一门包罗万象的学科,但随着自然科学的兴起,各门具体科学逐渐从哲学中分离出去,成为独立的学科,哲学则变的支离破碎,科学的发展,世界变的透明简单,不再是那种神秘的、诗意的具有神性的世界,科学不管从宏观还是微观上几乎解释了世界的各个方面,这样哲学的研究领域越来越窄,研究也越来越没有说服力。于是,一些哲学家试图把哲学科学化,努力去证明哲学也是一门科学,比如,现代哲学中出现的“科学主义思潮”就试图以实证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改造哲学,把哲学从凌驾于科学之上的“科学的科学”变成从属于科学的“关于科学的哲学”,即把哲学变成科学的附庸。但哲学和科学研究的对象、思维方式、语言体系都是不同的,哲学无法科学化。佳佳网

    其次,由于自然科学的发展和工具理性的扩张导致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紧张。在工具理性的世界图景中,世界是外在于人的,人与外部世界被割裂开来,世界只是在功利的意义上被理解,人的世界变成了“物的世界”,世界的丰富性、鲜活性被遮蔽,因此,要反思和消解工具理性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必须回归被物化的工具理性所遮蔽的生活世界。

    再次,任何哲学的根基都存在于人的存在状态之中。旧哲学的局限性不仅在于用有限的思维去把握无限的存在者,更为重要的是把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人对世界的某种关系绝对化,把人的某种属性抽象出来,转变为彼岸世界的自律性实体。这就使哲学脱离开它的真实基础,即人的存在,相反,成为外在力量对人进行统治的理论。所以,克服旧哲学的缺陷,唯一的途径就是使外在力量向人复归,使哲学由彼岸的天国向人的生活世界复归。旧哲学的抽象本体论的性质,使哲学的研究对象始终定位在彼岸世界的超验存在,或自然的必然性,或上帝,或理性,这就使哲学脱离了生活世界,以一种虚幻的想象的方式去闭门构造现实,从而把哲学史变成神或类神的历史,把哲学思维变成宗教或准宗教的意识,这又必然带来哲学研究内容的非现实化。这种非现实化的哲学越来越远离人,远离现实、远离人所处的生活世界。

    三

    哲学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实现向生活世界的回归:

    首先,哲学不应只是解释世界的理论,更重要的是给出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服务于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目的。因此,哲学应少构造抽象思辨的哲学体系,多关注时代和社会实践提出的重大现实问题,注重以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带动和促进哲学理论的创新。面对当今世界存在的非正义与不平等、贫富悬殊、文化矛盾和道德危机等威胁人类文明与历史进步的全球性问题,哲学应关注这些问题并来克服与解决这些重大问题,为在全球化背景下建立民族间相互合作、富有理智、公正合理的世界新秩序提供新的理论智慧与创造性的新意义,这是哲学的历史使命和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这就需要大力发展应用哲学,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哲学界就开始了建立应用哲学的尝试,其主要意图就是要使哲学直接面对社会现实问题,在应用哲学的研究领域,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经济哲学,强调经济学与哲学的结合,主张对社会经济运动开展哲学研究。但是,我们也应当认识到,哲学并不是一门提供日常生活技巧的学问,哲学作为一种把对智慧的追求作为自己目标的学问,它所追求智慧是人类全体的“大智慧”,它所关心的应该是整个人类的命运,它要为人们生存提供安身立命之本,为人们的生活提供“意义”的支持,为人们建立自己的精神家园。

    其次,在思维方式上哲学也需要改变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传统的本体论的思维方式用认识物的方式去认识人,否认人的创造性、超越性,瓦解了人的生命的多重矛盾性,其最大的缺失是造成人的失落、人的物化,这就要求我们从生活的人出发,以人的方式来理解人。旧哲学作为人的本质的虚幻、颠倒的反映,其根源存在于现实之中,颠倒了的世界才产生了颠倒了的哲学,所以,只有批判非人的现实,“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才能铲除旧哲学的根基,使哲学真正成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按着这样思路,人的现实存在就是人的活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这样,马克思就最终走上了用实践尤其是人的生产劳动去说明人的存在和历史发展的道路。马克思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确立,为人转向真实生活世界找到了现实的基础和道路,为哲学把握生动鲜活的人的具体本性开创了更加宽广的理论视野,正是通过这种思维方式人才从抽象走向具体、从分裂走向完整、从虚幻走向现实。这种思维方式给哲学指出了一条重新回到人类实际生活世界中去的途径和方向,也为哲学的自我更新提供动力。

    再次,从哲学所应用的表达世界的语言看,近代哲学出现“语言学转向”,即要求哲学在建立关于人类的“认识”及其所表达的“世界”理论之前必须先有关于“语言”的理论,“没有语言学的认识论和本体论为无效”。语言是人自己的存在方式,人是一种历史文化的存在,语言则是存储历史文化的“水库”。人作为历史文化的存在,不是人去占有语言,而是人被作为历史文化“水库”的语言所占有,人从属于历史也就从属于语言。人只有从属于语言才能实现人的自我理解和相互理解。语言总是从生活当中产生的,语言是人的生活世界的表征,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语言游戏就是一种生活形式,“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形式”。在罗素看来,语言和世界具有相同的结构,我们可以借助于分析语言的结构来把握世界的结构,哲学的“语言转向”其实就是转向丰富多彩的生活世界,从人们在生活世界中所创造的语言入手来分析人们的生活世界,当然这种语言必须有坚实的实践论基础,只有从实践出发的语言才具有真正的逻辑性和人文性,才能真正地实现向生活世界的回归。佳佳网

    哲学只有回归到人们的生活世界之中,去亲近人,亲近人们的生活,去思考人们在这个时代中所遇到的问题和可能遇到的问题,哲学才真正体现出它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的特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3]倪梁康.现象学概念通释[M].上海:三联书店,1999.

    [4]俞吾金.实践论释学[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生活与哲学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生活世界;哲学危机;回归路径

任何一种哲学理论,都凝聚着哲学家所捕捉到的该时代人类对人与世界相互关系的自我意识,都贯穿着哲学家用以说明人与世界相互关系的独特解释原则和概念框架,都熔铸着哲学家用以关照人与世界相互关系的价值观念、审美意义和终极关怀。因此,任何一种哲学理论都是黑格尔所说的“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都是马克思所说的“时代精神的精华”。那么,哲学所把握到的时代精神的精华又来源于何处?我认为这种时代精神的精华来源于哲学对时代性的“生活世界”的“意义”的理论把握。

一

“生活世界”的思想是由胡塞尔在其著作《欧洲 科学 的危机和先验现象学哲学引论》提出的。他认为,生活世界是一个永远事先给予的、永远事先存在的世界,我们属于它。另一位哲学家伽·达玛则认为,生活世界是与主体性相关的世界,是由直接经验构成的周围世界,是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基础和根源。海德格尔则认为,生活世界是一个具有生存论旨趣和诗意性质的“日常共在世界”,它向人敞开并构成了人的本真的生存方式。Www.133229.coM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有三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即人与 自然 事物关系构成的“客观世界”、人与他人和社会的关系构成的“社会世界”、人与自我的关系构成的“主观世界”,他认为三者分别对应着关于自然事物的知识及其对人的意义。国内学者倪梁康先生一方面认为生活世界是自然态度中的世界,另一方面又认为生活世界是奠基性、直观性、主观的世界。张祥龙认为胡塞尔的生活世界并非指现成在先的“社会环境”、“人文背景”或“ 历史 条件”,而是将具有绝对自明性的意向结构中的构成域加以普遍化的结果。可以看出 “生活世界”的概念,绝不是指“生活环境”也不是指“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而是指对人生有意义的,且人生在其中的世界,是人生的过程、生活着人的心物统一的世界。“生活世界”既是一个实体的世界,又是一个关系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人是能动的主体,人不依附于自然、社会、他人,或者其他某些外在的力量。哲学向生活世界的回归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向“人”的回归。哲学所要回归的生活世界是一个包含着人文意蕴的意义的世界,是一个意义积淀的文化与历史的世界。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就是对生活世界的“意义”的把握,这一“意义”包含了时代主题、人生目的、意义、人们对人生与世界的理解等。

二

哲学为什么要回归生活世界呢?这是由于哲学所面临的危机决定的。

首先,哲学有其自身的特性,在哲学产生的初期,作为一门寻根究底、追本溯源之学,从它诞生之日起便试图寻找一种万物都由他构成,最初从它产生、消灭后又复归于它的终极存在,便致力于揭示世界的真理,“寻求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提供一切知识的基础”,在这一时期,哲学是一门包罗万象的学科,但随着自然科学的兴起,各门具体科学逐渐从哲学中分离出去,成为独立的学科,哲学则变的支离破碎,科学的发展,世界变的透明简单,不再是那种神秘的、诗意的具有神性的世界,科学不管从宏观还是微观上几乎解释了世界的各个方面,这样哲学的研究领域越来越窄,研究也越来越没有说服力。于是,一些哲学家试图把哲学科学化,努力去证明哲学也是一门科学,比如, 现代 哲学中出现的“科学主义思潮”就试图以实证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改造哲学,把哲学从凌驾于科学之上的“科学的科学”变成从属于科学的“关于科学的哲学”,即把哲学变成科学的附庸。但哲学和科学研究的对象、思维方式、语言体系都是不同的,哲学无法科学化。

其次,由于自然科学的发展和工具理性的扩张导致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紧张。在工具理性的世界图景中,世界是外在于人的,人与外部世界被割裂开来,世界只是在功利的意义上被理解,人的世界变成了“物的世界”,世界的丰富性、鲜活性被遮蔽,因此,要反思和消解工具理性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必须回归被物化的工具理性所遮蔽的生活世界。

再次,任何哲学的根基都存在于人的存在状态之中。旧哲学的局限性不仅在于用有限的思维去把握无限的存在者,更为重要的是把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人对世界的某种关系绝对化,把人的某种属性抽象出来,转变为彼岸世界的自律性实体。这就使哲学脱离开它的真实基础,即人的存在,相反,成为外在力量对人进行统治的理论。所以,克服旧哲学的缺陷,唯一的途径就是使外在力量向人复归,使哲学由彼岸的天国向人的生活世界复归。旧哲学的抽象本体论的性质,使哲学的研究对象始终定位在彼岸世界的超验存在,或自然的必然性,或上帝,或理性,这就使哲学脱离了生活世界,以一种虚幻的想象的方式去闭门构造现实,从而把哲学史变成神或类神的历史,把哲学思维变成宗教或准宗教的意识,这又必然带来哲学研究内容的非现实化。这种非现实化的哲学越来越远离人,远离现实、远离人所处的生活世界。

三

哲学 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实现向生活世界的回归:

首先,哲学不应只是解释世界的理论,更重要的是给出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服务于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目的。因此,哲学应少构造抽象思辨的哲学体系,多关注时代和社会实践提出的重大现实问题,注重以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带动和促进哲学理论的创新。面对当今世界存在的非正义与不平等、贫富悬殊、文化矛盾和道德危机等威胁人类文明与 历史 进步的全球性问题,哲学应关注这些问题并来克服与解决这些重大问题,为在全球化背景下建立民族间相互合作、富有理智、公正合理的世界新秩序提供新的理论智慧与创造性的新意义,这是哲学的历史使命和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这就需要大力 发展 应用哲学,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哲学界就开始了建立应用哲学的尝试,其主要意图就是要使哲学直接面对社会现实问题,在应用哲学的研究领域,比较有代表性的是 经济 哲学,强调经济学与哲学的结合,主张对社会经济运动开展哲学研究。但是,我们也应当认识到,哲学并不是一门提供日常生活技巧的学问,哲学作为一种把对智慧的追求作为自己目标的学问,它所追求智慧是人类全体的“大智慧”,它所关心的应该是整个人类的命运,它要为人们生存提供安身立命之本,为人们的生活提供“意义”的支持,为人们建立自己的精神家园。

其次,在思维方式上哲学也需要改变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传统的本体论的思维方式用认识物的方式去认识人,否认人的创造性、超越性,瓦解了人的生命的多重矛盾性,其最大的缺失是造成人的失落、人的物化,这就要求我们从生活的人出发,以人的方式来理解人。旧哲学作为人的本质的虚幻、颠倒的反映,其根源存在于现实之中,颠倒了的世界才产生了颠倒了的哲学,所以,只有批判非人的现实,“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才能铲除旧哲学的根基,使哲学真正成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按着这样思路,人的现实存在就是人的活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这样,马克思就最终走上了用实践尤其是人的生产劳动去说明人的存在和历史发展的道路。马克思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确立,为人转向真实生活世界找到了现实的基础和道路,为哲学把握生动鲜活的人的具体本性开创了更加宽广的理论视野,正是通过这种思维方式人才从抽象走向具体、从分裂走向完整、从虚幻走向现实。这种思维方式给哲学指出了一条重新回到人类实际生活世界中去的途径和方向,也为哲学的自我更新提供动力。

再次,从哲学所应用的表达世界的语言看,近代哲学出现“语言学转向”,即要求哲学在建立关于人类的“认识”及其所表达的“世界”理论之前必须先有关于“语言”的理论,“没有语言学的认识论和本体论为无效”。语言是人自己的存在方式,人是一种历史文化的存在,语言则是存储历史文化的“水库”。人作为历史文化的存在,不是人去占有语言,而是人被作为历史文化“水库”的语言所占有,人从属于历史也就从属于语言。人只有从属于语言才能实现人的自我理解和相互理解。语言总是从生活当中产生的,语言是人的生活世界的表征,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语言游戏就是一种生活形式,“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形式”。在罗素看来,语言和世界具有相同的结构,我们可以借助于分析语言的结构来把握世界的结构,哲学的“语言转向”其实就是转向丰富多彩的生活世界,从人们在生活世界中所创造的语言入手来分析人们的生活世界,当然这种语言必须有坚实的实践论基础,只有从实践出发的语言才具有真正的逻辑性和人文性,才能真正地实现向生活世界的回归。

哲学只有回归到人们的生活世界之中,去亲近人,亲近人们的生活,去思考人们在这个时代中所遇到的问题和可能遇到的问题,哲学才真正体现出它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的特质。

参考 文献 :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胡塞尔.欧洲 科学 危机和超验现象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3]倪梁康.现象学概念通释[m].上海:三联书店,1999.

[4]俞吾金.实践论释学[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生活与哲学论文范文第10篇

西方人文精神是马克思哲学人文关怀的理论基础，同时又被其超越。曾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马克思哲学中的人文关怀被隐蔽，并被误解，这一方面源于对马克思哲学本质的定位，认为马克思哲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因此在其哲学中不存在“人的学说”，另一方面则是源于对马克思哲学人本论。弗洛姆认为，马克思哲学是彻底的人本主义学说。但这些理解在纵观马克思思想发展脉络之后就会发现过于片面，因为在马克思哲学体系中并没有对人本主义或者是人道主义进行反对，恰恰在马克思哲学体系中人学思想是作为一条红线贯穿始末。我国对马克思哲学思想中关于人的研究，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王若水指出“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①，这也开创了对马克思哲学人文研究的先河。随后，周扬公开支持王若水的观点，同时又将马克思哲学定义为人道主义。而到了90年代，随着“人学”研究热潮的到来，马克思哲学中关于人的研究才被学界认识到，并形成了共同的看法。认为在马克思的哲学体系中，主要的研究对象依然是人，同时在所有的研究中都是以人为出发点。之后，学者对于马克思哲学思想中的人文关怀理论相关研究，主要定位在以下的三个维度:第一，从内在理论角度阐述马克思哲学中的人文关怀，认为人文关怀是马克思哲学发展的基本维度;第二，从实践观的角度进行马克思哲学人文关怀的探索;第三，从历史唯物以及社会的发展相关角度进行马克思人文关怀的解释与探索。总之，人文关怀已经成为了哲学讨论中的热门话题，尽管人们对马克思哲学中的人文关怀有很多不同的理解，但基本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即人文关怀是马克思哲学的重要维度，其逻辑起点是“现实的个人”，而最终的目标是实现人类的解放以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一、理论基石:科学实践观

在马克思的哲学体系中，科学实践观是其理论基石，也是马克思哲学与以往的哲学之间的最大差别。在马克思哲学中，物的世界被人的世界取代，对人价值的探求超过了对宇宙的探索，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以及人的解放成了最终的哲学目标。因此，在马克思的哲学体系中，人文关怀是其最基本的特征，也是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当然在马克思的人文关怀中，科学实践观可谓是最为基本的理论，他在自己作品《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阐述“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②”“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①通过这些论述可以得知，马克思在进行自己的哲学观点论述的过程中对于之前存在的唯物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否定，而否定的理由是之前的唯物论将人的主观性掩盖，同时之前的唯物论将人的实践活动看做是精神活动，在他看来这都是不正确的论调。他在研究中指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通过实践活动来反应的，实践活动也是人们对待以及处理外部世界的出发点，同时世界上所有的活动都可以通过实践来解释，来决定。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就是作为一种社会关系而存在，社会生活的本质则在于实践，不管是人的活动还是社会历史的演练，人的解放还是社会的全面发展从本质上来讲都是实践。由此，他确立了一种区别于旧唯物主义具有独特意义的新唯物主义，这种唯物主义哲学以科学的方式对人自身的改造与发展进行了实践性的解释，并对人的本性达到的程度，人的本质力量以及人的自由达到怎样的程度都进行了解读。这种以实践为出发点的全新的思维模式，对人们以往的唯心式的对人类社会历史的解读进行了彻底的改变，也使得原先比较复杂的哲学问题清晰地呈现在了人们的面前。由此可见，在马克思哲学体系中，实践观不仅是其整个哲学体系中的首要部分与基本的观点，当然也是马克思哲学人文关怀中最为基本的理论。

二、出发点:现实的个人

任何一个哲学体系的创立都会有属于自身的出发点，当然马克思哲学也是一样，马克思在自己的哲学思想论述中，不断的进行探索，修正，最后提出了自己哲学体系的出发点，即现实的个人。具体来讲，他对自己哲学出发点的修饰以及矫正历程如下:他在博士论文以及莱茵时报时期，主要是从自我意识、自由性为出发点，进行哲学的思想的阐述。这个时候的马克思在哲学研究中思维受到了费尔巴哈的影响，因此他在研究的过程中也将自己的眼光放诸在对人类社会的自由以及相关理性至上;到了《德法年鉴》时候，马克思开始了以人本身问题作为出发点的哲学探讨。当然这个时期的出发点不仅仅限于人的自身问题，主要是通过人的改造活动来探索世界，在人的本质的把握中，以活动为基础。随之，在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中，《德意志意识形态》也是他哲学思想形成的一个转折点，这时他的研究点已经放在了现实的个人以及个人的生存境遇至上，并将其确定为自己哲学思想的出发点。当然，在马克思哲学中，其中现实的个人主要指的是无产阶级，这不仅是他哲学思想的出发点，更是他哲学人文关怀中的一个需要探索研究的最基本的问题。

当然在进行马克思哲学思想解读的时候需要注意，人文关怀仅仅只是他哲学体系中的一个维度，并不能说明马克思哲学就是所谓的人本主义。因为马克思哲学人文关怀中“现实的人”并不是假设性的前提，而是现实生活中的人。对于“人”马克思有着如此的解读:“……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②马克思在对德国哲学的阐述中，如上明确的指出了“现实的个人”是现实生活中的人，也是其哲学的出发点。那么在马克思哲学人文关怀中“现实的个人”究竟是怎样的呢，其有着如何的生存境遇?第一，马克思哲学中的“现实的个人”有着属于自己的约束条件，其需要放置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关于这点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相关论述中对于以往的哲学观点进行了批判，认为这些哲学观点中对于人赋予了后来历史的意识，没有将其放在一定历史阶段中来研究。当然这里所阐述的“历史”主要是指“个人”的实践演化过程，并不是其它所谓的“历史”。这里的“个人”超脱了历史、理想以及抽象，是实实在在的人。第二，“现实的个人”是以实践活动为前提的个人。在曾经的哲学研究中，有的学者也对历史阶段的生产进行了一些解释，但是仅仅是停留在生产之上，并没有对生产里蕴含的关系进行说明。但实质上对于社会生活关系中的每个人来讲，各种关系的产生以及各种活动的进行都是以“我们”为出发点的，而这个“我们”的出发点，实际就是个人的实践性活动过程，从本质上来讲也是内在的辨证过程。因此，在人文关怀中将“现实的个人”作为哲学理论的出发点，就是将辩证法作为理论的出发点，所以在马克思哲学中通过“现实的个人”辩证法与实践观得到了有机的统一。第三，“现实的个人”有着一定的本质，具有社会人的性质。马克思在探讨人的时候，阐述了现实的个人的作用，其既是社会的创造者又是社会历史的演练者，并不是历史创造了人，创造了社会上的一切，反之是人创造了整个社会，让社会上的一切都变成了现实。因此，“现实的个人”需要放到社会这个大环境中去理解，是真正的人，更是社会的人，同时历史进程中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等都是现实的个人活动所构成的，是现实的个人的力量的有效转换。由此可知，在马克思的哲学人文关怀中“现实的个人”属于社会存在物的范畴，这也是人的本质属性。同时，在马克思哲学中，“现实的个人”作为理论的出发点，能够更好的确定其在唯物史体系中的主体地位，也能够让整个哲学理论符合逻辑的展开，其不仅在整个哲学体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同时也是马克思对于人的生存、发展问题的深切关注。

三、实现途径

人文关怀作为马克思哲学基本的维度，是马克思对“现实的个人”以及其生存境遇的特殊思考，也是马克思哲学中的精神主线。而在马克思哲学人文关怀的实现中，马克思通过对现实生活的改造，对各种理论哲学的批判以及对自我实现的论述三个方面来阐述。

(一)改造现实生活在马克思哲学中，人文关怀的实现有着一定的方式，其中对现实生活的改造是最为基本的一点。而所谓的对现实生活的改造，其实就是对现实的个人的生存境遇的一种考察，是对现实存在的一些问题的思考以及批判，通过这些探究构建起一个哲学理论框架。所以，也就说马克思的哲学不仅仅是哲学，更是有着解释以及改造的功效。同时马克思哲学在解释人的过程中避开以往哲学中解释人的脱离现实存在的弊端，将人放到现实生活中，放到历史实践之中。马克思认为批判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也不是一时的冲动，更不是一时的激情，而是用理性以及激情的头脑去认真的做一件事情。因此，在具体的批判中他摒弃了逻辑与道德性的批判，让自己的哲学批判走向了更高的维度，主要是以现实的生活实践为基础，以这样的立场为出发点来对人类历史发展的一种探索与实践，所以在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构建中，对现实生活的改造是其基本的方式，也是马克思哲学人文关怀的基本实现途径之一，更是马克思哲学中的重要内容。

(二)批判各种理论在哲学领域中，通过对各种理论的研究与批判才能够提出属于自己的哲学观点，而在马克思哲学思想建设中也是一样。马克思通过对各种哲学理论的批判，提出了属于自己的人文关怀思想。在具体的批判中，马克思主要针对宗教、政治以及相关的哲学思想而展开。在批判中马克思以宗教作为开端，因为他认为宗教是哲学思想的一个衍生地，对宗教的批判是展开理论批判的前提与基础。因此，在马克思哲学体系中宗教批判理论也就成为了重要的一个部分，这个部分在内容以及价值观方面来讲是跟马克思整个哲学理论体系取向一致的，即全人类解放的实现。“废除作为人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就是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①”，从马克思在对宗教批判的言论中可以明确，他对宗教带给人们现实社会生活的负面影响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同时在他哲学体系的建立中他将宗教作为批判的有效工具。让”现实的个人”不再被虚幻的锁链包围，而是倡导人们扔掉它，理智的去思考，去行动。当然，对于宗教的批判不仅仅是为了让人们从虚幻的幸福中走出来，更是让人们懂得去追求现实的幸福。宗教的这种虚幻从根本上来讲是统治者对民众的迷惑，是谬论为了维护统治阶级利益而做的枷锁，更是统治阶级为了掩饰自己现实中的罪恶而缝制的神圣外衣。所以反对宗教，那么就必须统治阶级。当然在马克思对宗教的批判中，并不是仅仅倡导抛弃宗教的形式，而是要将宗教的实质以及内容逐渐的融合到人们的现实生活之中，利用现实来消除社会中的苦难，而不是像宗教倡导的一样去保留困难，苦苦等待。因为当一个人从宗教中完全解放出来，懂得现实生活，那么这个时候的人才可以称之为真正的“现实的个人”，人的解放也才能够真正的实现。在马克思哲学人文关怀的实现中，经过对宗教的批判之后，随着也对黑格尔的国家观进行了一系列的批判。总之，在马克思哲学的人文关怀实现中，以宗教作为开端，随之演化到尘世，再到法律与政治，也正是在这些一系列的批判中马克思属于自己的哲学体系才逐渐建立了起来，同样这些哲学思想中的人文关怀也慢慢的体现出来，展现给世人。在马克思哲学体系建立的过程中除了对宗教进行批判之外，马克思还针对现有理论提出了“异化”理论。他在对生产实践以及社会本质属性相关问题的思考中，借鉴对费尔巴哈“抽象人”相关理论，确定了以现实社会为基础的“现实的个人”，并对人的本质进行了进一步的揭示。他指出，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是一种现实生活所需的创造，但这种创造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却发生了异化，工人所创造的东西成为了一种异己的东西，不仅不归工人占有，工人连支配的权力也没有。工人在这种创造中不能够表现出“现实的个人”的本质，也就是异化，即他们作为价值的创造者却不能够享受所创造出来的价值，虽然说整个世界的物质在不断的增长增值，但工人的价值却在不断的贬值，他们受到的是身心的伤害。马克思在进行异化理论批判的过程中主要从现实的个人为出发点，将人的行为等放到社会中去探究人与人之间的奥秘，同时他讲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的关系总结为被剥削与剥削的关系，提出想要改变这种现状，让人成为真正的“现实的个人”，让人拥有自，实现人文关怀，那么就必须消灭私有制，所以共产主义社会的建立也就成为了人类实现自由的最终途径。通过上述可知，在马克思的异化哲学理论中，不管是出发点还是落脚点都在“现实的个人”，这是马克思哲学中人文关怀的一种突出的表现，也是对人文关怀实现途径的论述。马克思在一生中，可谓是将自己的眼光一直圈定在最底层的劳动人民身上，为了他们最大利益的实现，马克思一直在与无情的资本家们争斗，在这过程中他积极探索造成这种社会异化的根源，主张私有制的消灭。当然，在马克思哲学中对人的关怀不仅仅是对抽象的或者是现实的人的关怀，而是对在现实生活中受苦受难的工人实际生活的关怀，他的哲学思想与以往的思想家思想有着明显的不同之处，他的思想不是凭空的想象，而是对当时社会异化现象的一种现实的描述，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哲学研究，他在哲学探讨中将对工人实际情况的改善作为人文关怀的最终目的，脱开了费尔巴哈对感情以及爱的空洞的解读。

(三)论述自我实现马克思哲学中对于人文关怀的实现同样是通过对自我实现的论述而完成的。在马克思1875年到1858年所论述的经济学相关稿件中可以得出，马克思在进行哲学思想论述的过程中，主要是以人的发展作为基本点，同时将人的发展进行了科学的划分，即人的依赖、物的依赖以及人的全面发展这三个阶段，同时在《资本论》中继续以上面的三阶段划分为基础，将社会形态论述为直接的、物化的以及自由人的联合体。在直接性的社会关系中，马克思指出在追溯历史的过程中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越往前个人越表现的不独立，他们不得不依赖于自然，而人与人之间也存在着双重性的关系，并且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狭隘的，以各种形式相互依赖。当然这个阶段的人们虽然与自然的关系表现为一种“美丽的统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表现为单纯的依赖，没有过多的复杂，但这种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最为直接的，个人的发展也有着一定的片面性，所以在这个阶段个人的自我实现是极为贫乏的。之后，在人类的不断演进中，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加速，人们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与人不再依赖，而是开始了对物质的依赖历程，这个阶段的人类已经逐渐的脱离了原始的各种关系，有了明显的独立以及自由的特征，当然这个阶段的个人的社会关系也表现出了很强的丰富性。以丰富的社会关系为前提的人的自由个性的发展有了基础，让现实个人的自我实现也有了能够发展的前提，但这个阶段的现实个人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面、自由发展。现实的个人想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面自由发展，社会必须发展到更高的形态，也就是进入到第三个阶段，自由人的联合体阶段。马克思指出，在这个阶段，个人已经开始了全面性的生产活动。从上面可以看出，马克思在进行哲学理论的研究中，主体是他研究的视角，而人的发展则是他研究的标尺，通过价值观对人类历史进程进行一系列的透视。而在他对人类历史进程的透视中，如上所论述的三大社会理论一方面让他的哲学思想更为丰满与完善，同时也让马克思哲学中浓厚的人文关怀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使得人文关怀成为其哲学体系中最为独特也最为绚丽的风景。

四、终极目标:人类解放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人类的解放是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终极目标，而真正实现人类的全面自由发展则是马克思哲学中对于人文关怀思想的最终解释，这更是马克思哲学体系中所凸显的价值取向。马克思所阐述的人类解放以及人自由全面发展的追求思想萌芽于学生时代，形成于其思想转变的过渡时期。马克思对人类解放问题的研究，最早出现在对布鲁诺以及鲍威尔观点的回击著作《犹太人的问题》中，他针对鲍威尔将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问题混淆起来的论述，进行了反驳。认为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并不是一概而论的问题，这两者之间有着明确的区分，且人类的解放应该高于政治的解放。由此可见，他在相关论述中他已经看到了政治解放本身的局限。认为人类的解放才是历史的必然。他指出“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他的心脏是无产阶级。①”在这里他强调了解放的主体为无产阶级，同时无产阶级包括了普遍的人。在进一步的研究中，马克思认为在实现人类解放的路途中，任何的解放都是将所有的问题都回归到人的本身。虽然说政治的解放能够让人们从一个暂时的格局以及束缚中脱离出来，但是这个解放只是表面的解放，人们的心中依旧被宗教束缚着，依旧需要遵循宗教。因此这样的解放仅仅是自由平等的一种表象，市民心中并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平等，所以这种政治的解放其实是市民中一部分人统治地位的取得，仅仅是披着虚假外衣的全人类的解放。所以他指出“只有当现实的个人……并把这种力量组成为社会力量……只有到那个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

生活与哲学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学风；学术性；政治性；中国化

学风问题涉及的不仅是学术道德问题，也是思想方法问题，而在更深层面上则涉及学术研究的根本目的及价值尺度的问题。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学风问题也应该引起警觉。

一、学风问题的主要表现

学风问题是当下中国学界面临的一大困境，源于学者们对于某些特殊的生活与意识的情境做出了错误的或不良的判断、反映和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良学风，某种程度上可以归结为如下几个方面的学风问题。

1.扭曲和贬低传统，理论历史的虚无主义和敌对态度。对哲学“教科书”体系的批判和否定是一些学者养成多年的学术习惯。这一批判曾经对于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开拓新时期哲学创新的新路径做出了贡献。但须以反思和检讨的是：其一，对旧体系的长期批判、甚而近乎虚无主义地否定并没有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的确立；其二，某些“批判”的真正动机却在于批判和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实践的现实历史。近百年来，在由西方和亲西方学者所构筑并操纵的、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虚假情境中，关于共产主义的种种历史之“恶”似乎构成了人类的历史、政治记忆之“真”。破除这一纵政治历史记忆，探究、还原和反思历史之本真，这是马克思主义学者所应自觉担当的历史道义。然而，个别学者却热衷于传播一些敌视和否定社会主义的西方思潮，很值得反思。

2.脱离生活实践，回避现实问题的伪学术主义和伪现实主义。伪学术主义在所谓“政治淡出，学术凸显”的思潮下，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引向“学院化”“纯哲学”的思辨主义路径，将之束缚于哲学专家们醉醺醺的思辨词句中，有意无意地脱离实际生活、回避对现实问题的哲学反思。伪现实主义也谈现实问题、生活和实践。在这飞速变革的时代，似乎没人敢拒绝马克思主义充分彰显的现实性旨趣。但“这一切都是在纯粹的思想领域中发生的”[1](P62)。这些人热情地关注当代社会中的人的问题、生态问题、全球化问题，但实际只是关注这些问题的理论词句，建构理论“空中楼阁”，把严肃的哲学变成“奇妙性的科学娱乐”[1](P94)。

3.对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解经主义态度。解经主义表面上是一种规规矩矩的政治态度和理论态度：对党的纲领性文件和领导人的讲话引经据典地做出诠释和发挥，老老实实地执行“国家哲学”的政治职责。然而，解经主义的根本目的不是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为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和能力，不是为使党的政治决策获得哲学上的捍卫和保障，它只是敷衍于政治任务、完成工作考核等一己之私的目的。

4.对待西方思想的拿来主义和伪批判态度。拿来主义总是隐匿于对西方思想的伪批判的表象中。所谓伪批判即口头上采取“去糟取精”的批判姿态，实质上却偷运西方现代哲学的晦涩概念、词句和价值内核，全方位改造马克思主义哲学，逐步消解其党性原则和国家意识形态角色职责，让其愈来愈“西化”、愈来愈唯心。

5.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骑墙态度。对马克思主义学者来说，“辩证扬弃”或许是一种“普遍正确”的文化姿态，但它仅是形式主义的，当涉及深层而具体的问题时，它的表现只能是骑墙模糊、无能为力和无所作为。令人警觉的是，近年来，所谓马克思主义“儒学化”“儒家化”的观点，搅合于文化保守主义和哲学对话的思潮中，产生了某些新回响，如提倡所谓马克思主义、儒学和自由主义三家“结盟”[2](P62)“引儒入马”等等，其未来动向很值得关注。

6.断章取义的文本实用主义、教条主义。对待经典作家文本不考虑文本语境、不考虑具体历史情境、不考究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本立场，以先入之见的方法论态度，断章取义、随意引用、主观比附、玩弄词句，正如恩格斯对黑格尔主义者的批判：“黑格尔的全部遗产不过是可以用来套在任何论题上的刻板公式，不过是可以用来在缺乏思想和实证知识的时候及时搪塞一下的词汇语录。”[3](P40)7.闭目塞听、向壁虚造的学科关门主义。关门主义是理论冷落生活，走向贫困化的必然结果。今天，似乎人人都懂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要有“问题意识”的道理，但“问题意识”的产生莫过于两条路径：一是源自对当前生活本身的矛盾冲突的直接体验和反思；二是源自对具体科学领域研究成果和方法所暴露的实际问题的反思。然而，相当多的学者既无视当前生活实践重大变迁的事实，又对其他学科的发展成就无知和无视，把自己封闭于本学科领域中，妄自尊大、无的放矢地进行“批判”和“建构”，把原本充满生机的、开放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象牙塔中的话语游戏。

二、坚守政治责任意识，反对政治冷淡主义和理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讲政治”，必须面向并参与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活，这是我们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它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品格现实化的体现与要求，也是其国家意识形态角色的政治职责体现，更是哲学研究者公民责任的积极体现。所谓“讲政治”，就主体来说，哲学学者必须养成高度的政治关怀与责任意识，坚持正确政治立场，维护马克思主义哲学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着眼于社会主义政治利益的现实要求，积极参与构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就研究自身来说，一切研究必须基于马克思主义价值立场，服务于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必须有益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进步和“中国梦”的实现，有益于维护国家政治生活的繁荣稳定，有益于人民大众的政治利益。通过积极的理论行为，为党和国家的政治决策以及人民大众的政治生活提供先进政治理念和政治智慧的支持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界的优良传统。历史表明，只有积极面向和参与中国现实政治生活，立足于人民大众的根本政治利益之上，把握中国政治实践的现实需要和发展规律，解答社会发展中产生的重大问题，这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动力之源，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性彰显之根本。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之外，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缺乏真知，视之为没有学术的纯粹政治宣传工具，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学术身份、地位受到质疑；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一些学者亦主动疏离现实政治，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束之于语言逻辑本身的推演与考证之中，着迷于新概念、新词汇的比附性借用，有意地模糊、搁置其政治性，以期使本学科及学者的身份、地位获得公众舆论的普遍认同。但在“学术性”异常张扬的背后，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品格的异化，其真正的政治旨趣被遮蔽或边缘化。吊诡的是，当人们因为忌惮于哲学再沦为昔日的政治婢女，而要保持与现实政治的距离，以凸显“学术”之际，其他异质性的政治观却得以大力伸张。细致检讨近年来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某些成果，不难发现，无论是形式化语汇借用还是实质性价值诉求，西方自由主义话语如影随形地渗透和影响。可见，所谓“政治淡出”的学术主张，事实上只是强化了学术研究对政治的隐性诉求、隐性参与和隐性影响力。我们反对借口学术独立而搞政治冷淡主义的不良学风。这并非意味着要把哲学研究政治化，把严肃的学术变成令人作呕的“政治秀”。理论历史的经验表明，凡仅仅附庸于当下政治、空喊政治口号的理论研究，其实质只是一种逃避政治责任、敷衍于政治任务的作风，其政治危害性也是有目共睹的。因而，我们更要反对只讲政治不讲学术的理论。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如何合理地表达其政治性？首先，哲学家必须以“真”理论来参与政治。所谓“真”理论是指观念自身逻辑经得起严格的理论逻辑检验和实践检验的理论。这是针对那些口号式、标签式的理论，晦涩难懂、玩弄词藻的伪思辨理论等诸如此类的“假”理论而言的。为党和政府的政治行为提供哲学论证是我们研究工作的政治责任与义务。但我们不是“口号派”，亦非“标签党”，而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准确、恰当地理解、表达和宣传党的纲领文件及领导人的思想。社会主义政治的真理性和生命力不仅在于实践，而且在于逻辑，即必须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和精神实质来对待和检验之。在遵循严格学术规范、规律和学术良知的前提下，对党和政府当下政治行为的价值正当性和合真理性予以把握、论证、引导和检验，对广大民众的政治利益诉求、政治生活方式进行理论确认、引导和提升。没有思辨的哲学肯定不是真正哲学。但“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4](P120)，它的思辨根基乃是对实际生活的反思和升华，“它就是对它的时代的实质的知识”[5](P56)。所以，真正具有思辨力的哲学一定是极具现实性内涵的哲学。靠玩弄新词藻、新观点的所谓纯哲学，至多只是形式上很“思辨”，内容上却很贫乏。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走入现实生活，把当下生活中发生的重大问题变成思辨逻辑演绎的枢纽，探寻当前生活变迁的历史性特征和规律，为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确立良善价值路向和合理秩序基础，这才是哲学全部思辨性发生和展开的根本所在。其次，“哲学”须以自身特殊方式把握和参与政治。马克思主义根本宗旨在于人民大众的彻底解放。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要把握整个生活世界演进的真理性规律，更要把握社会大众利益诉求的实践规律。一方面，哲学须运用其理性的彻底抽象力，掌握并超越一切经验科学的实证性知识，探寻社会历史发展的最一般趋势或规律，为党和国家的政治决策奠定可靠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另一方面，哲学须始终贯彻其反思力和批判力，超越对当下政治的直观体认，摒弃暂时的虚假政治表象，从人民大众普遍利益的价值观高度，对当下政治实践的真理性和价值性进行批判性审查和反思。哲学根本特质在于从最普遍、最一般的超越性视野来观照现实世界。因而，就当下政治生活来说，哲学无论是为其提供论证、辩护还是批判、反思，都是从最根本、最一般的真理和价值原则出发而实现其社会政治功能。不能要求哲学事无巨细地为现实政治提供一切说明或解释，也不能要求哲学只提供论证和辩护，否则，只能使哲学庸俗化，变成政治标签。而在全球化境遇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一如既往地为中国政治实践提供政治终极关怀，也须为中国政治在融入全球政治文化情境时所面临的问题、前景、机遇和陷阱提供全局性反思、警醒、前瞻和批判，而非追风逐流，迷失哲学的本性和方向。

三、坚守哲学理论边界，反对恣意曲解和“西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是自由的和开放的。这是哲学自身现实性品格以及当代思想文化与全球化历史实践的情境所决定的。这里所言的开放性关涉的主要问题有：一是理论的界域问题；二是理论的自足性问题。我们常说，马列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这句话不仅表明了真理不断发展的本性，而且也隐含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边界性的强调，即马克思主义是由特殊论域、特殊对象、特定立场和价值指向所构成的科学理论。无疑，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对于各门学科领域具有普遍指导意义，但就其自身界域而言，只能是人的现实生活。其基本问题域在于：揭示和批判现存秩序情境中的种种奴役性、压迫性力量，阐明历史主体如何可能在现实实践中颠覆或改变现存“物质———精神———制度”的结构性、整体性压迫，而呈现出人的解放的哲学前景。对一切思想对象抱着革命、批判的态度也因而构成了其最基本的方法论立场。这些特定价值和方法论原则构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有效性边界。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首先必须规范我们的理论行为，不要以为其可以万能地解答一切问题，不要视其为无所不包的真理大全而必须要对任何对象、任何领域及任何问题都做出解答。对于某些只有从特定价值立场和理论逻辑出发才能构成为理论对象的西方哲学或中国哲学的特定问题域，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必然地要介入其中；对于某些实践或文化领域，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必非得去构建某种“领域”哲学。否则，就有可能面临着“一种十分根本而又重要的方法论上的困难”。[6](P316)适当的“失语”状态或许更能表达出理论的科学性品格。而对于思想文本的解读，一方面要尊重文本解读中必然的主观学术体验和意义再生成；另一方面，文本书写本身的客观历史性决定了文本负载的思想生成具有一定的、不可主观任意篡改的客观限度或边界，因此，对经典作家文本的诠释必须秉持客观态度，保持一定的边界意识，不能不着边际地任意诠释。再者，“开放性”必须以尊重和维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自足性为前提。所谓自足性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自身固有的问题域、价值域和逻辑域中具有自洽性、独立性、完整性和科学性。为从哲学上探明无产者解放运动的合法性及前景，马克思抛弃了一切旧哲学的观念论范型，构筑了以实践为基始范畴，以人的实际生活为论域，以现实生活世界的彻底改造为主旨，以人的解放意义的现实生成为逻辑脉络的彻底而完整的“生活哲学”。其以自身独有的概念系统和方法论架构开辟了哲学参与现实生活建构的有效精神机制和路径，促成了近世哲学焦点向人的生活世界及其意义的转移，形成了完全异质于主流哲学的话语体系，“马克思学说具有无限力量，就是因为它正确。它完备而严密，它给人们提供了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的完整的世界观。”[7](P41)维护哲学理论的自足性，就是要尊重和维护这一哲学本身的概念构成、表达规则、价值规定性和基本方法论逻辑，而不能滥用其他异质性哲学的概念范畴、价值立场等来改造或补充之。“我们说马克思主义不是自我封闭的体系哲学，它永远是开放的，但这并不是说他没有自己的方法论特质和党性原则。”[8](P15)但在当下本土理论研究情境中，哲学自足性意识及边界意识模糊，文本解读的主观随意性泛滥，从而造成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表达中充斥了种种异质性西方话语因素，致其本身理论特质被消解，价值使命被遮蔽。无疑，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能固步自封。面对西方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的丰富人文资源和思维智慧，展开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哲学对话，吸收和借鉴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这是实现哲学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但我们也必须增强本土马克思主义理论创造的自信心，努力挖掘本土已有的理论与实践资源。如今，当代中国的发展成就已成为国际学术热烈关注的对象，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没有理由拒绝担当为自身历史进程进行哲学反思和总结的重大学术使命和政治任务。

四、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学风建设之根本

毫无疑问，晚近30多年来，中国大众日常生活价值情境的颠覆性转换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观传统之间所形成的深刻矛盾，从根源上造成哲学与现实生活相互间的日益疏离，这不仅成为滋生种种不良学风的渊薮，且其本身也是最大的学风问题。这一根源性矛盾包含了两个基本问题向度：一方面，中国社会现实已经发生了剧烈而深刻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却可能存在止步不前、无动于衷问题，因而难以担当“时代精神的精华”之大任。这是理论脱离了实践问题；另一方面，大众日常生活实践已远远跨越了马克思哲学价值逻辑本有的边界，甚而与其价值旨趣格格不入，从而迫使哲学不得不离开实践。这实质上是实践脱离了理论问题。尤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做出某些语词调整和命题调适在所难免，但整体反映却是迟滞、冷淡而被动的。面对着新生成的生活世界图景，一切固有的理论逻辑和研究方法都难以充分而有效地思考，思想的现实规范力逐渐流失。理论的窘迫性加剧了学者们在面对和参与现实时的焦虑和迷茫，使得他们做出错误或不良的反映和应对，从而又反过来促成并强化了哲学表达的异质性、虚假性和表象性。无论就哲学对于现实生活的思想规范力、引导力，还是就其本身的创新能力来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尚不能充分满足本土社会的现实需要。再者，在大众日常生活的价值情境颠覆性地倒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批判的那个对象世界时，囿于意识形态身份视阈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其原有的社会基础不断地消解，从而它的任何话语表达不论怎样变通都难以企及真实的生活世界。众所周知，无论在何种语境中，马克思主义思想实践所要表达的日常生活特质总是以消灭经济异化，消除公共生活中的种种不平等和不自由，实现劳动群众的经济、政治等作为基本规定性。这一鲜明的道德和政治边界构筑了马克思主义对待当下生活的哲学价值观态度和一种批判性方法论态度。但晚近中国大众的日常生活却浸透于日益张扬的拜物教和种种修辞性话语政治之中，从其形式表达到内在价值旨趣似已远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有的价值逻辑边界，超越了可能展现其思想辩护力的生活限度。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并非哲学家有意而为，而是过度张扬的大众日常生活本身摆脱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意识形态的跟踪，从而造成理论与生活之间的紧张关系。理论与生活的紧张关系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的艰辛和本质性矛盾。来自异域他者的哲学只有实际参与中国社会生活实践，有效地获得本土性创造转化和成长，才能成为真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但哲学参与历史建构却极其复杂、且充满着种种风险和不确定性。由于两种不同的逻辑(理论、实践)各自都必须在对方那里获得自身合法性根据，因而，“中国化”不仅要从现实中获取支撑，更应得到哲学自身逻辑尺度上的检验和保障。但事实上，国家政治行为本身一直是构筑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合法性的唯一尺度，而理论逻辑本有的标尺却始终是被忽略的。问题在于，我们的实践本身是否经得住理论逻辑的考究？能不能真正合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有的价值逻辑规范性？理论与实际生活间不断发生着的矛盾既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提供了不竭的推动力，也同样可能滋养着一些不良的学风。在当今复杂而诡谲的全球意识形态斗争形势下，我们的生活实践亟待强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观的批判、反思、规范和引导，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而也于根本上培育和推进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健康学风。

作者:卢坤 单位:华侨大学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郭齐勇: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中国现代化[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6).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5]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6]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生活与哲学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理工科大学 哲学素质 哲学教育

哲学素质就是在学习哲学理论和进行哲学思考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并内化在思想和行为中的、具有普遍基础地位和指引价值的生活理想和认知方法，它是对哲学的爱好和善于进行哲学思考的习惯。一般来讲，它包括思辨体悟素质、批判反省素质和系统思维素质等内容。对于理工科大学而言，培养学生哲学素质具有如下意义：

1.发展较高的哲学素质是理工科大学增强核心竞争力的需要。在我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建设学习型社会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新形势下，高等学校，特别是理工科高校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的教育和研究，实现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融合，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因为哲学社会科学不仅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为国家创新体系提供价值引领和精神动力。华中科技大学杨叔子院士曾深刻地指出:“没有科学的人文，是残缺的人文，人文中应有宝贵的科学基础与珍璞；而没有人文的科学，也是残缺的科学，科学中应有丰富的人文精神与内涵。”

2.培养较高的哲学素质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全面发展人才的需要。在我国，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分离，重理工、轻人文的倾向还普遍存在，理工科高校尤为突出。受学科性质的影响，我国大多数理工科高校在办学思想上强调培养专门人才，过分强调对学生进行专门知识的传授，往往侧重于工程技术层面的知识传授和技能的提高。将培养目标定位于某一领域的专家，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职业至上”的思想和“重理轻文”的倾向，从而使得哲学社会科学教育的发展显得相对不足。人文素质的匮乏和人文底蕴的不足，直接影响着大学生的就业和进一步发展，也严重影响了大学生全面素质的提升。

3.培养较高的哲学素质有助于提高理工科大学生理解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特别是逻辑严密、全面系统的哲学思维方式的锻炼有助于学生创新能力的提高。哲学方法论是最普遍、最一般的理论与方法,具有良好哲学素质的大学生往往善于把哲学方法论和具体学科的学习联系在一起，能把一般方法论应用于具体问题的解决；能够熟练地从个别的、特殊的事物中观察、发现事物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能够以事物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的认识为指导， 进一步认识那些尚未认识的事物。具有善于发现问题的敏锐洞察力， 是哲学素质的一种表现。具有良好哲学素质的大学生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在学习中能够发现问题， 发现热点、难点、重点， 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

4.培养较高的哲学素质，使学生养成批判反思的习惯，有利于理工科大学生人格的培养。哲学作为追求真、善、美的学问，引导人们在求真、向善和爱美中达到人格的统一。“学哲学的目的，是使人作为人能够成为人，而不是成为某种人。”

由于理工科大学大多没有专门的哲学专业和哲学系，学生没有进行系统哲学训练的机会。理工科大学的哲学课主要是作为思想政治课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因此，理工科大学哲学教育往往存在以下一些主要问题：

（1）认为学习哲学无用。很多学生甚至有不少老师认为哲学是抽象的，没有什么实际用途。特别是理工科的学生囿于自身的专业特性，把实用性当作学习的第一要务，先入为主地排斥哲学学习和哲学思维的训练。由于经济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显著，学生明显地受到实用主义的影响，在学习上急功近利，重操作性技能，不注意自身综合素质的提高。选修课程看实用价值，阅读书籍也往往与找工作时是否有用挂钩。许多在校大学生把主要精力放在考证上，诸如考大学外语等级证书、计算机应用等级证书，甚至对考驾照、考各种职业证书也非常热衷。目前，“效益至上”的观念已经延伸到了大学校园。在我们接触的学生中，不少人表示不愿意进行抽象的理论思维，认为学理论在社会上很难生存。在高考填报自愿时，受老师和父母的影响，学生不能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以毕业赚钱多、工作好找为主要考量标准。进入大学后，学生忽视长远发展，盲目追风学热门课程。由于这些原因，许多大学生对哲学不感兴趣。另外，应试教育进一步限制了大学生哲学理论思维水平的提高。应试教育使学生把哲学学习单纯当作拿学分或者得成绩的途径。学生在谈及学习哲学课的目的时，回答“为了通过考试获得学分”或者“为将来考研做准备”者不在少数，因为哲学在各种考试的政治理论（特别是在研究生入学考试和公务员考试）中占有很大比重。这样，学生接受哲学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为了分数、为了考试。为了取得好的分数，学生上课只是在被动地听讲，考前复习时通过大量背题来应付。哲学教育培养和提高学生思维能力的使命在应试教育面前就被淡忘，哲学素质的提高也只能是一种奢谈。

（2）把哲学教育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教育。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哲学的全部内容，忽视了外国哲学、中国哲学等丰富的哲学内容。由于很多理工科大学都没有独立的哲学系甚至是哲学教研室，没有相对完整的哲学教学团队，因而没有办法开设系统的哲学课程。目前，大部分理工类高校开设的哲学课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课。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是哲学教育的重要内容，但不是惟一的内容。新课程改革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内容相对减少，要达到对哲学原理真正地把握， 还需要了解哲学发展的历史和经典的哲学文献。只有通过辨别、体会各哲学流派思想发展的经验得失，才能使学生明了哲学理论变化和发展的逻辑脉络，进而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

（3）把哲学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或者政治课划等号，认为哲学就是政治说教，没有多少实际的内容，是空洞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我国教育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从小学到大学，在不同层次上开设包括哲学理论、思想道德修养、法律基础、政治学等方面的课程，这些课程被统称思想政治教育课。大学阶段的公共哲学课，是“两课”教育的组成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哲学教育往往以知识传输取代思考辨析，以简单的是非标准割裂理论的有机联系，以概念化的公式和“原理”斩断哲学与活生生的社会实践之间的血肉关系。结果是：一方面，没有取得应有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受教育者反过来将思想政治教育视作“假、大、空”的说教和教条主义的公式；另一方面，哲学被受教育者戴上了“抽象理论”、“空洞教条”的标签， 忘掉了哲学“爱智慧”的本质。

（4）由于部分哲学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片面强调哲学观点、哲学派别、哲学体系的讲解，把哲学教育作为知识传授的学科，从而没有在哲学教学实践中体现哲学的本性。

针对以上一些问题，我们对理工科大学哲学素质教育进行了一些探索，认为下列一些做法是重要的：

1.转变哲学教育观念，提高思想认识，深刻认识哲学教育的重要性。改变那种把哲学教育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原理教育和政治教育的片面看法。立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育，拓宽哲学教育内容，把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最新成果贯穿到高校哲学学科建设和教材建设中。哲学教师在教学过程有意识地培养学生哲学思维能力，特别是培养较强的问题意识，使学生养成提出问题、思考问题的良好习惯。在教学过程中不局限于已有的教科书，不断扩大教授的内容，特别是跟踪当代哲学的前沿问题，使学生开阔眼界，接触广阔的哲学领域。结合学生的生活和实践，解决学生生活和学习过程中碰到的实际困惑，使哲学教育教学充满生活气息。

2.深化教学改革，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的课程、师资和教材建设，灵活运用多种方法，提高哲学教学质量。理工科大学要根据实施素质教育的要求，结合专业课程设置的特点，科学合理地调整课程设置，有计划地增加哲学社会科学课程，优化课程结构，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以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教学改革为突破口，加强哲学课程体系建设，带动哲学教育的整体发展。同时，加强师资队伍和教材建设，组织教师编写适应大学生特点和素质教育要求的高质量教材，给学生介绍哲学经典读本，吸收人类的优秀文化成果。重视教师自身的人文素质和人文精神的培养，提高教师的思想道德素质和业务水平。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要实现教学主体由教师向学生的转变。改变“一言堂”、“满堂灌”的授课方式， 探索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 师生互动互教、平等切磋的教学方法。要由重知识传授向以方法培养为主、兼顾知识传授转变。由于课堂时间有限，可以开设课程网站，利用互动平台，在课余讨论哲学话题交流学习心得，也可以共享哲学资源，使哲学教学活动延伸到学生的生活中。

（2）拓宽哲学教学内容。不仅教授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还讲授中国哲学，外国哲学；将哲学理论和学生本专业实践相结合，思考在实践中碰到的哲学问题。增设与不同专业相关的哲学选修课程，特别是设置与理工科大学各专业相关的哲学课程，如科学哲学、心智哲学等。

（3）指导学生阅读哲学经典。在读书方法指导的过程中着重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比如，在阅读哲学经典著作时，先介绍哲学问题的发展脉络，追问某一哲学文本或某一哲学家关注的中心问题，围绕着这一中心问题大致存在着怎样的问题域，其中的各个问题又是一种怎样的关系，以及各个问题在整个问题域中所处的地位。在阅读过程中提醒学生注意文本中的前提，这些前提往往是在文本中没有明确说出的，要求他们反省这一前提的合理性。经过这样不断的训练，学生的思维水平式将得到逐步提高，学生也在此过程中享受到思考的乐趣。在此要强调的一点是，在阅读的过程中，应有意识地训练学生的表达能力。思考总是建立在语言基础上的，对于初学者而言，如果仅仅是内心的思考，而不通过语言表达出来、展示出来的话，那么，这种内心的思考往往容易陷入混乱和含混，而表达，恰恰就是一种帮助初学者梳理、清理自己的思考的一种好方法，通过表达可以帮助初学者澄清自己思考上的一些混乱和迷雾，因此也是一种完善学生哲学思维素质的有效途径。此处所谓的“表达”，可分为两种形态，一是口头的语言表达能力，二是书面的语言表达能力。为此，我们通过读书讨论会（seminar）等形式针对某个问题或某些原著讨论辩论学生感兴趣的问题，在思想的交锋中磨练自己的思维品质。书面表达能力可以通过写读书笔记或撰写小论文的形式进行。

（4）改革哲学的考试模式。改革单一书面考试的方法，采取论辩讨论、哲学演讲，社会实践等多种方法进行考核。为了将考试与教学目标相配套， 在设计考试大纲时， 将考核的重点放在检验学生是否具备基本的哲学素质，能否进行哲学式思考，能否应用哲学原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等综合能力方面。考核大学生学习哲学的效果，除了考察学生掌握必要的基本知识、基本原理以外，还要看他们运用理论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水平。考试方法可以灵活多样。

3.发展新兴交叉学科，大力加强哲学学科和专业建设。发挥理工科大学自身优势，坚持以理工科为主，注重学科的交叉、渗透与融合，多学科综合化地发展新兴学科和专业，实现科学教育与哲学教育的融合。比如，与服装设计、建筑工程等专业合作开展艺术哲学、美学教育教学，与机械工程、生命科学等专业合作开展工程伦理、生命伦理的教育教学，与心理学专业合作开展心智哲学、认知科学等新兴学科的教育教学工作。为此，理工科高校应以需求为导向，改革学科和专业设置，调整学科和专业结构，培育和发展新兴交叉学科和专业。同时，要加强哲学社会科学课程体系建设，改变原有的人才培养模式，全面推进和实施素质教育，把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不断引向深入，这对于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培养创新思维、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会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是实现理工科高校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融合的根本性措施。

4.加强校园哲学文化建设，开展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和校园哲学文化活动。高校的校园文化建设是加强哲学教育的重要方面。通过读书会、演讲赛、哲学沙龙等活动，给学生创造一个思想交锋的平台，提高他们的理论思维能力和表达水平，在全校范围内形成浓厚的学习哲学、讨论辩论哲学问题的风气，使学生逐渐养成哲学思维的习惯。此外，还可以设立学生哲学社团，不定时邀请校内外专家哲学讲座，回答学生的疑难困惑。高校的校园文化建设是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教育的重要方面。理工科高校的校园文化具有鲜明的理工科特色，其人文精神氛围不够浓厚，校园文化建设的人文基础相对薄弱。因此，理工科高校要切实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大力开展校园文化活动，努力营造浓郁的校园文化氛围，培育优良的学风和校风，发挥其对大学生潜移默化的教育和塑造功能，提升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和精神品格。同时，要积极组织大学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理工科高校要积极创造条件让广大学生有更多的机会接触社会、了解社会，根据学校教育教学的实际情况和具体要求，注重实践性教学环节，积极组织生产实习和社会实践活动，将哲学社会科学教育融入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之中，不断提高理工科高校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培养人文精神，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适应社会的能力。

参考文献：

[1]杨叔子.中国大学人文启示录[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1.101.

生活与哲学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教育；教育哲学；问题哲学

中图分类号：G4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2)01-0012-07

收稿日期：2011－05－18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基地项目(08JDC023)

作者简介：高伟，男，山东泗水人，教育学博士，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任何一个教育哲学研究工作者都无法对当前中国教育哲学的“不在状态”置若罔闻。当下的教育哲学仍未走出本质主义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式，它既无力改造现实，也弱于对日趋复杂的教育问题反思与批判。教育哲学如果仍然期许有所价值就必须直面思想内部以及社会转型的挑战，而这意味着教育哲学需要一次深刻的范式转型以自我救赎。

一、教育哲学的危机

或许没有哪一个词像“危机”一样更能引起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的无限遐想了。然而，吊诡的是，一方面是对“危机”的过度诠释，一方面是对“危机”的虚与委蛇，危机的知性论证并未真正触及内在的焦虑，而焦虑本身也并非理性的真诚。“危机”可以是问题，也可以是问题的产物，直面当下教育哲学的危机，也就是对当下教育哲学的精神状况进行理性的反思与批判。教育哲学作为一种“研究”，既是对其研究对象的理论自觉，也是对其研究对象言说方式的运用。所谓教育哲学的危机，由此也就表现为教育哲学研究对象的选择与言说方式的取用这两方

面的危机，说到底，是教育哲学“思维方式”的危机。

首先，教育哲学的危机表现为求真思维的知识论化的危机。知识论是中国教育哲学转型最为厚重的历史碱壳。教育哲学向来以求教育之“真理”为己任，并以此作为教育实践的价值规约。这种知识论的求“真”意识并非没有意义，而且也正是这种求真意识成就了教育哲学的学科特性和自我认同。但问题恰恰出在教育哲学对“真理”的想人非非上。当教育哲学宣称其终极使命在于寻获教育发展的普遍规律和一劳永逸的解释框架时，教育哲学就有可能变成一种纯粹的修辞学的暴力。知识论化的教育哲学有三个难解的矛盾：一是教育的普遍真理作为一种理念上的“预设”，其来源究竟是逻辑的构造还是生活?如果其来源是逻辑的自我演化，如同黑格尔所认为的那样，那么它将失去对生活问题解释的效力；如果其来源是生活，那么一个未经生活检验的先验构造又如何可能?当教育哲学消灭了对普遍真理的怀疑，其立场也就弱于怀疑；二是就真理而言，如果教育哲学已经宣称它找到了所谓教育的真理，那么对真理的占有恰恰意味着对真理的终结，从而也就消解了教育哲学；三是即便我们以不可思议的机遇找到了教育的普遍真理，我们又何以能够知道我们寻获的这一真理不多不少正好是教育的普遍真理?知识论是渴望逻辑化并乞灵于逻辑的，然仅就逻辑而言，鉴于我们的认识能力，如康德所认为的那样，知识论也具有难以解脱的悖论性质。

受近代形而上学(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影响，我国教育哲学一直致力于普遍必然性的确立。但这种对教育本质绝对优先性的确信却对其逻辑上的内在纠结以及历史文化实践的强大挑战完全无能为力。一方面，以绝对同一性为核心的理性体系为了回避论证的无限循环而不得不最终乞灵于信仰从而走向它的反面；另一方面，传统理性主义似乎也无法有效地解释后工业时代所带来的伦理价值、以及政治文化观念、日常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形。总体性的压迫没有阻挡住差异的蔓延，理性的承诺也不断暴露出其无力和虚假。对本质之光的智性真诚并没有发现阴影的扑朔迷离，表面平静的原理式寻求下面则隐藏着教育实践非逻辑的滚滚暗流。纠缠于概念的教育哲学无视教育事实，虽然它用一个幻觉的本质建构了一个霸权式的基础主义，但对细节和差异的忽视却使其走向了能指的飘浮。对传统哲学的批判在罗蒂那里就表现为对作为自然之镜的人心的消解和摧毁，他在其代表作《哲学和自然之镜》中明确提出：“本书的目的在于摧毁读者对‘心’的信任，即把心当作某种人们应对其具有‘哲学’观的东西这种信念；摧毁读者对‘知识’的信任，即把知识当作是某种应当具有一种‘理论’和具有‘基础’的东西这种信念；摧毁读者对康德以来人们所设想的‘哲学’的信任。”这也是整个后现代主义教育哲学所致力的教育哲学回归事物本身的范式转换。教育哲学关注教育应该是什么的真理性知识虽然具有其合法性及合理性基础，但如果这些真理性知识拒绝了对教育究竟是什么的现实观照，而将教育真理等同于概念或逻辑的游戏，那么我们越是谈及教育，那么我们离教育自身就越远。真理可以是真相，但没有真相也就无所谓真理。古希腊哲学相信生活问题可以通过知识问题来解决，因此试图通过理性从各种意见中分辨出无可置疑的真理来。然而事实上真正可靠的真理只不过是理性对自身的逻辑表达，而不是对事实的表达。理性的有限性决定了不存在一个能够超越意见世界的真理世界。这是怀疑论从美诺到休谟再到维特根斯坦的有力论证。

其次，教育哲学的危机还表现在教育哲学研究的思维方式上。教育哲学从固步自封到不断地从域外汲取各种思想资源从而推动自身的发展，这无疑基于教育哲学的理论自觉。但由于拒绝了本土经验，教育哲学的研究便出现了怀特海所谓的“错置具体感的谬误”(the fallacy 0f misplacedconcreteness)。当下教育哲学在清理传统教育哲学的知识论范式方面确有成效。但是，当下教育哲学的知识生产不外是将域外研究成果“复制”到教育研究中来，它只是披上了“教育”的外衣而已。教育研究将哲学的研究成果视为某种不证而明的东西，教育哲学对这些研究成果的推广、验证充其量不外是证明了某种哲学成果在教育领域的适用性。如同人们已经认识到的那样，这种演绎并不提供新知识。然而当下教育哲学研究的问题不是它没有提供新知

识(设若如此，教育哲学只是一种无害的劳而无功)，而是当它将哲学的研究成果复制到教育研究中的时候，它提供了一些坏的新知识(当然这些知识并不新，只是对教育哲学来说貌似新颖而已)。原因至为简单而又隐藏至深。因为这些所谓“研究”完全无视教育的特殊性。当教育哲学研究不加区别地将这些思想框架“移植”(而不是经过创造性的解释)到教育领域中的时候，这些思想就难免水土不服。

追求教育哲学的“哲学味儿”是种危险的心态，那种刻意的哲学只有表达的而没有真诚的关切。如果教育哲学研究追求的只是逻辑的缜密或语辞的煽情，当下教育哲学所热衷的宏大叙事就只不过是包装精美的空洞无物而已。把重组偏见当成

思考正是当下教育哲学研究必须谨防的精神病变。

最后，当然也许是最重要的，教育哲学危机是教育哲学研究“问题意识”的危机。问题是事物之间的矛盾。问题意识是对问题的觉知。当下教育哲学几乎所有的问题都根源于没有明确的“问题意识”。没有“问题意识”的教育哲学研究是个问题。没有“问题意识”的教育哲学研究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它没有明确的针对性，即它不是针对问题的研究。教育的问题有两类，即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教育哲学研究设若尚有价值，那么它所研究的理论问题或实践问题至少应该是个“真问题”。只有真问题才有成为“课题”的价值。所谓“真”，就是在逻辑上为“真”或者在实践上为“真”。如果教育哲学研究不首先判断它所研究的问题究竟是不是一个“真问题”，那么前提的错误就会带来一系列错误。目前教育有很多问题，然而要发现一个“真问题”却并非易事，而教育哲学的意义就在于它能否发现一个“真问题”，这正是当下教育哲学研究的吃紧之处。二是它没有明确的目的性，即它不知道它研究的是怎样的一个问题，它通过对问题的研究试图解决一个怎样的问题。当然研究者可以通过“美诺悖论”为其研究的无目的性进行逻辑上的辩护，但显然逻辑上的两难不足以成为教育实践的指导或者根据。三是它没有明确的立场。目前教育哲学研究的流行病是有漂亮的文字而没有好的思想。这种书写方式即使读者如坠云雾之中，也反映了作者对他所研究问题的模棱两可。思想的立场是可以商榷的，不过总还是需要的，以此才有可能建立起一个交流对话的平台。折衷的思想立场也是立场，但不能把折衷理解为互为相左的观点之间的游移不定。

知识论倾向、演绎式思维以及问题意识的缺乏，既是当下教育哲学危机之表现，也是教育危机产生之原因。而教育哲学之拯救，迫切需要教育哲学深刻的范式转换。当下教育哲学在解释现实时，失去了反思能力；论证现实时，则失去了批判能力。教育哲学只有通过范式转换才可能获得其明确的身份意识，而走向“问题”，则是一个可能的方案。

二、教育哲学：问题的优先性

当我们将研究的视野由单纯的逻辑思辨走向日常生活世界，由教育哲学完备性学说(Comprehensive doctrine)的建构走向不完备的粗糙现实，由形而上学的应然允诺走向实践的实然观照，由空洞的理想主义规划下降到当下的民生体验，由抽象的人性假设具体到个体的感性经验，中国教育哲学便不得不面对一个生死存亡的范式转换。如同当下哲学研究将研究范式的转换视为自觉，教育哲学目前面临的最为急迫的问题是如何从教育价值的超验论证走向历史实在。超验论证并非没有价值，但是超验论证的宏大叙事正逐渐使我们丧失对生活的敏感；为中国当下的价值情势开出一个普遍适用的灵丹妙药(“莫里逊氏丸”)也并非毫无价值，但这种抽象的致思方式剥夺了生活的具体与多样性

的统一。真正可怕的其实不是谎言，而是对那些可见事实有意无意的忽略。直面事实是中国教育哲学当下最高意义的范式转换。

哲学须有问题意识。“哲学源于震惊”，是对“问题”的惊奇，苏格拉底的辩证法也是围绕“问题”而展开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问题也就没有哲学。现代西方的解释学对问题的方法论意义作出了更为深入的分析。海德格尔认为，追问是思的虔诚，追问起源于思，而思则是对问题的追根求源，他说：“思想的追问始终是对第一性的和终极的根据的寻求。为什么?因为某物存有和某物是什么，亦即本质的本质现身，自古以来就被规定根据。就一切本质都具有根据之特性而言，寻求本质就是探究和建立根据。思考如此这般被规定的本质的那种思想，根本上就是一种追问。”伽达默尔则认为问题的提出开启了被问的东西的存在，提问本身就是进行开放。在伽达默尔看来，提问既预设了开放性，同时也预设了某种限制。这种提问的“开放性”和“某种限制”就是“问题意识”或“问题视域”。

“问题”对于教育哲学的优先性关涉教育哲学的本性。教育哲学总须是问题之学，问题对于教育哲学的意义或可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教育问题的追问并非一劳永逸，而教育哲学对教育真理的寻求永远都悬而未决。这正是教育哲学与一切教育科学的本质区别，也是提问所特有的和原始的本质，当然也是教育哲学的本性。因为哲学从其本源意义上来说就是追求智慧而非占有它。伽达默尔在考察问题的发生史时也强调了“问题”一词所表现出的悬而未决的特征。他认为，提问总是显示出处于悬而未决之中的可能性，对于提问不可能有单纯试验性的、可实现的态度，因为提问并不是设立(Setzen)，而本身就是一种对于可能性的试验。因为很显然，对问题的理解并不能超越我们所处的并由此而进行理解的历史条件。普遍主义的、绝对主义的从而所谓的超立场的立场，只不过是一种幻觉而已。对此，伽达默尔有过精彩论述：“问题是理性本身的产物，理性绝对不能期望有对问题的完满解决。富有意义的是，在19世纪随着哲学问题的直接传统的消失和历史主义的兴起，问题概念获得了普遍的有效性――这是一个标志，表明那种对于哲学的实际问题的直接关系不再存在。所以，哲学意识困惑的典型表现就是当其面对历史主义时，躲进抽象的问题概念里而看不到那种问题是以怎样的方式‘存在’的问题。新康德主义的问题史就是历史主义的冒牌货。凭借问答逻辑来进行的对问题概念的批判，必然摧毁那种认为问题的存在犹如天上繁星一样的幻觉。对于诠释学经验的思考使问题重新回到那些自身呈现的问题和从其动机中获取其意义的问题。”当下教育哲学常奢谈永恒的问题，并以拒斥历史主义来占领话语高地，此种所谓教育哲学的超越性不过是一种历史主义的伪装。

其次，教育哲学的追问，并非马马虎虎的追问，而是关涉教育哲学的安身立命。也就是说，教育哲学所追问的问题必须是有意义的问题。问题本身就具有着某种意义，这一意义存在于问题为回答所提供的启示的方向。教育哲学所致力的就在于分析和澄清教育中的核心概念和问题。诸如，人为什么要受教育?谁应该受教育?人应该接受怎样的教育，等等。对于这些永恒的教育问题，教育哲学不是一劳永逸地而是为了人类的福祉和未来做出尽可能认真的回答。每一个时代的教育哲学对这些问题都会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给出不同的答案，同时也对当前的回答作出反思。随着追问的不断前行，对这些问题回答的更开放的视域就不断地显现出来，而教育哲学就永远处于对这些问题的追问之中――教育哲学不断地进入问题从而获得自身。在这一过程中，教育哲学研究必须防止高估自己的成果，因为只有问题才是场域和引线。面向问题的教育哲学意味着面向教育事实本身，而教育哲学愈是植根于对教育事实的分析之中，就越能崭露教育哲学之为教育哲学的本真价值。这种“工作哲学”的思考方式也就是海德格尔所概括的“现象学精神”。他说：“‘现象学’这个名称表达出一条原理；这条原理可以表

述为：‘走向事情本身!’――这句座右铭反对一切飘浮无据的虚伪与偶发之见，反对采纳不过貌似经过证明的概念，反对任何伪问题――虽然它们往往一代复一代地大事铺张其为‘问题’教育哲学不独为现象学，但教育哲学与现象学在对教育本真问题的求溯上，却具有内在一致性。当下教育哲学研究迫切需要的就是这样一种“现象学态度”。

最后，教育哲学的每一次范式转换归根到底是研究者所思考的教育问题以及教育问题思考方式的转换。从存在形态上看，当下教育哲学有两种研究范式：一是追求普遍性知识的、思辨的理论哲学或意识哲学范式；一是关注生命价值和意义的实践哲学或文化哲学范式。前者是形而上学的，后者是文化哲学或实践哲学的。形而上学虽然为“教育”提供了可资的思想依据，但是任何对教育“永恒问题”的追问总须是历史与文化的产物。每一时代都有其独特的时代精神，而教育精神是时代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教育总得以担当时代所赋予它的历史使命为其行为的前提与指南。当下教育哲学之拒斥形而上学概有两个根本原因：虚假的形而上学和形而上学的虚假。前者是指我们进行所谓的形而上学研究根本达不到形而上学高度。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我国教育研究有“本质说”而无“本体论”，这种以形而上学之名行使本质主义之实的所谓形而上学完全败坏了形而上学的荣耀，因为这种本质主义的东西只是纠缠于概念，与价值意义无关；后者是指形而上学的根本弊端仍然在于它把人与世界割裂开来，试图以人的理性去把握这些与人的历史性存在无涉的普遍规律，并以此作为人的思想与行为的最终根据。我们不能没有形而上学，但形而上学的确有着可疑之处。形而上学与反形而上学你来我往构成了当下哲学乃至教育哲学最基本的纠结。这也许正是当下教育哲学迫切需要直面的问题。

问题以及对问题的思考方式的转换决定了教育哲学范式转换的理性选择。然而，走向问题的教育哲学并不是某种不证而明的东西，走向问题这一说法也仍然有待思虑。

三、走向问题的教育哲学

现代哲学正发生着一场深刻的变革，以人的转向、生存论转向、价值转向、文化哲学转向、语言学转向等为代表的具有“家族相似”意义的一系列哲学转向的提出都内在地揭示了哲学整体性的范式转换。尼采、马克思、海德格尔、德里达甚至以宣称哲学终结的方式试图颠覆传统形而上学，既为哲学自身的变革，也为人们对待哲学的态度即哲学观提供了全新的思考方案。无论这些方案在取向上是如何的迥异，不过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这些学说的内在关联都指向于“问题”。这应该是走向问题的教育哲学发生的时代精神背景。这些方案无疑启示了教育哲学的自我反思，但走向问题的教育哲学并非马马虎虎地依从于这一转向的潮流，而是基于它自身的理论自觉和实践需要。从这一意义上讲，走向问题的教育哲学既具有转向哲学的一般性，同时也具有其独特的意蕴。

首先，走向问题的教育哲学意味着某种实践论的取向。长期以来，人们倾向于认为教育哲学是教育理想与终极价值的理论形态，从而执著于理想与价值的逻辑建构。这并非没有意义。但必须要指出的是，教育理想不是空洞的逻辑言说，教育理想只有回到“粗糙的地面”(维特根斯坦)才是真正有意义的理想，这才是教育理想真正的理性。而这就意味着教育哲学必须关注社会实践问题，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出发，以实践论的方式去看待教育。

但实践论并非某种庸俗的实践论，即那种教条式的“实践决定理论，理论对实践起反作用”的实践论，这种所谓的实践论只不过是权利话语的某种巧妙伪装。同时，实践论也并非目前学界所宣称的“理论与实践本然统一”的实践论，这种所谓的本然统一其实是对理论与实践不合的公然逃避。②在我看来，实践论的教育哲学具有如下意涵：一是对教育的任何言说都不能离开人的劳动生产实践，这是教育乃至人类文明产生的前提条件与根源。马克思对此曾明确地指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当前教育哲学研究似乎羞于谈及生产物质生活，但这种对“庸俗”的逃避恰恰是对理性的拒绝。因为正是人类的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决定了人类的生活方式。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也都是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对中国教育的思考，如果离开了中国具体的现实问题，就完全不着边际。二是教育哲学无论多么玄虚，它总不能有悖于常识(common sense)。教育中的“人”以及教育所思考的“人”，是处于现实中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如果教育哲学仅仅停留于概念的、逻辑的思辨，那么教育哲学也就只是头脑中的概念风暴，是想象的而非现实的。教育的真相在常识之中而非在对真理的构造之中。马克思主义认为，现实的人和活动及其物质生活条件，是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定的。三是教育哲学虽是思辨之学，但思辨并不等于空洞的抽象。教育哲学思辨不是用来满足理念的逻辑要求(比如批判)，而必须是直面现实生活的。恩格斯明确提出：“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符合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当教育的种种“原则”大行其道，教育可能正抽身而退。

其次，走向问题的教育哲学意味着教育哲学的文化哲学与社会哲学取向。教育哲学为了能提供对于教育新的洞见，而不是仅仅满足于华丽的说辞或者诸种貌似玄虚实则空洞的奇思妙想，就必须走向具体的生活实践，以文化哲学与社会哲学的视野观照当下的文化心理和社会机制。为此教育哲学就必须打破玄思的沾沾自喜而融合到具体科学与文化研究之中。这也是现代哲学发展的大势所趋。文化批判甚至被认为是哲学的本质要求。川罗蒂将现代哲学的这种转型称为新的哲学的范式观，他认为，“哲学”不是这样一种学科的名字：它面对着一些永恒的问题，却不幸不断错误地陈述它们，或依靠笨拙的论证工具批评它们。宁可说它是一种文化样式，一种“人类谈话中的声音”，它在某一时期专注一个话题而非另一个话题，不是由于论证的需要，而是由于发生于谈话中其它领域的种种事物的结果，或提出了新事物的个别天才人物的创造，甚而或许是若干这类力量合成的结果。很显然，如果教育哲学仍然对当下人的生存状况知之甚少，仍然无力面对中国教育在文化冲突与文化转型中所暴露出来的一系列问题，那么这种干枯的木乃伊式的哲学也将失去它的活力，从而也将失去它在当下的言说价值。

舍勒认为，现代性的本质是人的生存心态和尺度发生了变化。这实际上是提醒哲学要发掘现代性中人内在的心理状态及其精神动向。有学者曾经提

供了一个转型时期的问题链，如人的内在心理结构、科技与人文、圣俗之间、民族认同与全球化、个性自由与制度法规等。中国教育哲学如何直面这些问题将决定它在一个未知的将来如何定位。如何通过知识整合或者文化整合融化不同文化间的矛盾与冲突，如何直面现代性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扦格不睦，并从而引导社会确立一种主导性的文化精神，已经成为哲学乃至教育哲学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为完成这一历史使命，仅仅逻辑的推理或者心血来潮的哀怨是不够的，它需要教育哲学深入到文化精神的真正寓所中，使内在于生活世界或普通民众中的各种文化因素、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等走向觉醒和自觉，这才是教育的真正使命，也是教育哲学的历史担当。做一点踏实的工作，或许教育哲学将由此而获得新生。马克思对意识哲学的批判很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他说：“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销声匿迹，它们一定为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综合。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而为了走出意识哲学的阴影，教育哲学就必须走向文化与生活。恩格斯的话对当下的教育哲学转型来说仍具有针对性：“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

最后，走向问题的教育哲学意味着教育哲学的生活世界取向。回归生活世界对当下教育哲学来说几至成为时髦话语。这是教育哲学的一次伟大进步，同时也是教育哲学又一次虚与委蛇。因为我们的教育哲学仍然停留于原则和教条上，还没有真正在观念上走向生活世界，甚至把走向生活世界本身当成教条。由此当下教育哲学必须形成观照教育生活世界的自觉意识，而不仅仅是其教育哲学式的自圆其说，附带着向愈发陌生的生活世界投去“好奇的一瞥”。

回归生活世界对教育哲学来说不是一种马马虎虎的说说而已，而是一种深刻的范式转换。它意味着：一是教育哲学必须从关心概念、逻辑问题转向关注生活世界的问题。教育哲学的永恒不是表现于它对永恒的理念的解释与再解释，而是表现于它对问题的永恒的关注。马克思曾说过：“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为真正的“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教育哲学应该关注的是对问题的抽象而非抽象的问题。这一点关涉如何理解教育的根本价值；二是回归生活世界决定了教育哲学是否虔诚地对待我们的生活。那些“虔诚”地对待这一问题的理论研究，能够以追根溯源的理论姿态，叩问教育的内在性和本性，因而能够紧紧抓住人的心灵，在文明危机中追求人的尊严和崇高。胡塞尔曾把近代哲学史看成是为人的意义而斗争的历史，他甚至认为，“我们时代的真正唯一有意义的斗争是存在于那些已经崩溃的人与那些还保持着根基、并为了这一根基以及新的根基而拼搏的人之间的斗争”。既然教育哲学承认教育的使命在于追求人类福祉，促进人类幸福，那么抽象的幸福也只有放置在生活世界里才有可能获至它的根基。三是教育哲学必须清算知识论哲学和机械论哲学的谬误与虚假，这本身也是现代教育自我救赎的一次有益探索。因为回归生活世界的教育首先坦露了教育从生活世界中的“脱离”，而教育之脱离生活世界则主要倚助于知识论哲学和机械论哲学才有可能。如果我们的教育哲学尚未进行这样的工作，那么所谓的向生活世界回归也就只能是句空话。

走向问题的教育哲学不是对教育哲学的“消解”，毋宁说是“再生”。它是教育哲学重新获得其荣耀的涅，也是教育哲学真正沉思的担当。在一个以批判马克思主义为时髦的日益喧嚣和浮躁的时代里，我们需要重温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作为从事教育哲学研究不可或缺的忠告：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唱些高调，少来些自我欣赏，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现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因为教育哲学研究者面对的不仅是“教育哲学”这一学科，也承担着中国教育哲学的新生和中国教育的改造。中国教育哲学的根在中国教育，我们永远不能忘却这一点。再没有比面对当下如此巨大的“中国文本”置若罔闻更令人失望的教育哲学了。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那样，哲学也就是在思想中把握的它自己的时代。对当下的中国教育哲学来说，此处吃紧，不得不察。

[参考文献]

[1]理查・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M].李幼蒸，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2]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下[M].孙周兴，选编,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

[3]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M].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4]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7]衣俊卿.回归文化批判：哲学的本质要求[J].社会科学战线，2003(3).

生活与哲学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字：约翰.杜威；实用主义政治哲学；影响分析

前言：作为一名具有时代感和责任感的哲学家，杜威对美国社会在转型时期所进行的巨大的社会变迁产生了深入的思考，从而形成了对后人影响巨大的新的时代观，同时杜威在对新的时代的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思索的中，提出了自身的社会政治哲学思想。

一、思想理论背景和收到的影响

（一）黑格尔哲学思想对杜威的影响

杜威在青年的年纪里很大程度上是接受了黑格尔哲学思想的影响的。在19世纪的时代，德国的高等学府在全世界都享有盛誉。自从1807年由费希特提议所以创建了柏林大学以来，在这所大学里就聚集了很大一批造诣颇深的哲学家和学者，从而推动了当时的哲学思想和科学的发展和进步。在当时，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刚刚兴起的美国，所有国家都以能到德国进行留学为荣。所以造成了德国在当时世界中的学术研究中心的环境。杜威年轻时的哲学老师是哈里斯和莫里斯这两位都是研究黑格尔哲学思想方面的专家。在1867年，由哈里斯创办的《思辨哲学》杂志，向人们传播了德国黑格尔的古典哲学。同时杜威在该杂志中发表了很多的文章。当时的杜威被黑格尔的哲学思想深深地吸引，而他自己也从来不隐晦黑格尔对其深远的影响。所以可以说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观是由黑格尔启蒙的。

黑格尔的哲学思想对于杜威来说，其影响是存在于内在的并且是十分深远的，纵观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想，能够很明确的看出杜威对于黑格尔的哲学思想不仅拥有形式上进一步的模仿而且拥有对黑格尔的精神实质上的认同。虽然杜威的思想哲学在一定程度上不同于黑格尔所说的哲学思想，但是杜威实用主义哲学所采取的是一条有一定的区别于黑格尔的理智形又有所想似的道路，因而他所走的其实是一条具有经验哲学的科学道路。然而，就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的基本内在和基本含义而言杜威同黑格尔的哲学思想有着内在的一定相似性。所以能够这么说，黑格尔的哲学思想对于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的形成同时对于新的个人主义哲学思想的提出，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意义。

（二）达尔文进化论思想对其的影响

杜威一段时间以内都在致力于将达尔文所说的进化论与自身的哲学研究结合起来。杜威从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中发现了如何消解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矛盾；就总体上来说，达尔文的进化论对杜威所造成的影响能够在很多方面表现出来。在杜威的《达尔文主义及其影响》一书中主要所讲述的是对生命现象也就是所有有机体对其生存环境不断的适应的过程，其实都在处于永不停顿的不断变化之中。在杜威的哲学思想中，有着极为强调人类万物的生长概念的普遍含义，而且杜威的哲学思想中的生长是一种具有积极的特性、进步的性质生长活动、并不是消极方面的、障碍生物前进的那种生长，正是受到这种具有积极进化的生长的思想的影响的哲学理论，构成了杜威的哲学思想的中心。表F出了杜威哲学思想中对生活和经验相对统一的认识，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影响[3]。

（三）詹姆士机能心理学思想对其的影响

詹姆士所说的意识流得学说认为，人类的意识是一个能够连续不断的流动的个体。詹姆士形人类的容意识就如同自然界中的河流一般，并且称人类的意识为思想流或主观的生活之流。虽然詹姆士所说的意识流方面的学说是一种处于心理学中的概念，但是詹姆士的这种学说同时也具有处于哲学层面的特殊意义。詹姆士同样受到了达尔文的进化论的启发，将人们的心理活动看作生命的机体为了适应环境而形成的一种人体机能。在詹姆士的机能主义心理学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理论基础就是詹姆士把人的日常心理活动认作是人体的机体正常的一种日常生理机能。詹姆士反对把人们的意识活动视为一种十分神秘不可测的东西，而是认为人的意识是生命赋予人脑的一种正常机能，相对的和大脑活动相对应，随着大脑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意识和大脑这两者之间一直处于一种互相作用的正常因果关系之中。詹姆士的意识流学说中认为在人脑中的各种活动的状态变化决定着人类的心灵变化出现的状态，詹姆士反对将人的心理精神得活动过程与人脑的物质的活动过程过程进行分裂开的二元论思想。而杜威正是从詹姆士的意识流心理学中所说的真正的生命的活动视角来看待自身的实用主义哲学，这才产生了一种新的属于杜威的哲学思想。杜威在詹姆士意识流的心理学思想方法的基础上进行改进，同时杜威通过自身的实用主义哲学心理思想的继续的研究进入了对于经验哲学这一新兴的哲学样式的研究。

二、杜威实用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基础

（一）杜威对传统哲学的批判

杜威对传统的西方社会哲学进行了批判，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哲学思想，树立了自己的哲学旗帜，将西方的社会发展引领到了一个全新的方向，让西方正式步入了新的哲学思想时代，加进了西方的进步，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我国的一段历史时期的发展。

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社会环境的大幅度变迁，传统的哲学思想用以生存的环境和社会环境已经不复存在了。此时的社会比过去民主，脱离了传统哲学产生的奴隶制社会，同时科技的发展也逐渐变得迅速，由此可见，传统哲学思想坚持的等级区分理论的二元论哲学思想已经逐渐不适合当时的时代了。因为这种原本起源于生活本身的传统哲学思想逐渐的变得忽视解决人们的额现实生活的问题，因而产生了许许多多的与生活并无关系的论点，因此这样的传统哲学思想遭受到了不断的抨击，致使传统哲学逐渐失去了人们的信任。所以杜威率先指出：哲学理论现在正处于被抨击的困境的原因是：人们所拥有的用的知识愈发增加，但是哲学就越忙于去完成与人们的人生生活无关的任务。

（二）哲学应为现实生活提供指导

哲学为生活提供指导使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产生的主要原因，也是杜威的哲学思想的主题内容。也是由于这种的情况，杜威更好的进行了实用主义哲学思想的研究，并对后世造成了深切的影响。

结论：杜威的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在世界的社会发展中，杜威的理论被人们多次引用，并广为流传，为现代化社会做出了贡献，也为科技和社会的发展进步给予了有利的理论依据，让世界更加平稳的进行发展。

参考文献：

[1]张国清，刘腾. 杜威实用主义政治哲学考察[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04）：73-82.

[2]王贞. 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研究[D].广西师范大学，2015.

生活与哲学论文范文第15篇

关于“政治哲学”这一议题，学者分别从西方社会契约论、公民权利、政治制度与政治治理等不同视角进行了阐释与讨论，展现了政治哲学在由近代到当代的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和图景。关于西方社会契约论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人性善恶的假定在社会契约论的诞生过程中的地位及其影响；二是霍布斯、洛克、斯宾诺莎和卢梭等西方契约论代表人物对社会契约论的不同阐释方式、特点、传承及其后世影响。与会学者还就公民权利的正当性及其实现途径、政治制度及政治治理等问题做了深入探讨，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学术观点，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生活世界”这一议题也受到与会学者的关注。学者们结合自身的研究成果发表了不同的学术见解。集中探讨的问题有：一是研究生活世界与形而上学的关系，尤其强调生活世界对形而上学的维修作用。二是研究生活世界和政治伦理的关系，强调实践的自足与工具化是联结两者的重要纽带，同时主张通过对生活世界的历史演变进行追踪来界定生活世界所具有的积极和惰性的双重特征。三是研究生活世界与实践哲学的关系，强调生活世界是人的生存必须面对的一个基本事实。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和理论入手阐释了自己关于实践哲学的见解，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研究方向：一类是研究实践哲学与修辞学、解释学的关系；另一类是研究实践哲学中的某类代表性议题。

作为西方哲学传统的核心研究领域“形而上学与认识论”在本次研讨会中受到了与会学者们的密切关注。学者们就笛卡尔、康德、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等哲学家的相关思想从较为新颖的角度做了阐释。其中，引起与会讨论者广泛关注的有如下几种研究议题和方向：一是研究自笛卡尔以来，经胡塞尔、海德格尔等哲学家的理论构建所体现出的一种对深层生命态势的关注和一种面向实事之思；二是关注西方理性主义代表笛卡尔对于“激情”这个非理性主题的研究脉络，通过研究笛卡尔所阐释的激情的两重内涵即内在感觉的激情和灵魂的激情，以使笛卡尔哲学的思考范围得到进一步扩充，凸显了在使用理性主义方法的同时，如何使感性与理性相协调的问题；三是研究分析哲学的黑格尔转向，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分析哲学的创立者究竟反对黑格尔哲学中的哪些内容；四是研究知识主体在哲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的不同地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