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危机论文范文

文化危机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

本文以英国社会学者贝克（UlrichBeck）、季登斯（AnthonyGiddens）与瑞旭（ScottLash）的观点，陈述当代社会结构与生活模式所产生的诸多变化，已具备一种“第二现代”（theSecondModern）之性格，并有别于传统的“现代/后现代”的画分。本文以“第二现代”及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出发，指出“第一现代”的过度发展，将反过来瓦解掉全球化的市场与民族国家型态，并将产生反省式的文化发展。在反省式的文化发展下，现性及寰宇性皆会遭到强大挑战，社会亦将由内在开始进行自我转换。人们的文化经验与空间经验，包含了各种认同度的养成、生活歧异化的跨国形式、无国界之政治行动组织等等，将有更多样化的发展。具体而言，本文目的在于，以媒体发展之文化社会思考，探讨跨国媒体与文化之“反身性生产”、“流动的空间制度”、“日常生活的世界主义”及“全球在地化”等议题，指出过去的媒体理论已然失去理解全球发展轨迹的能力。因为，在反省式现代性空间下，一种不同的价值以世界主义姿态出现，已呈现更活泼的多样性。人类社会可能不会只有一种资本主义、一种现代性，而将有更多种的现代性与资本主义。本文以媒介发展为经，理论诠释为纬，透过对媒体实践及理论的双重检视，反省媒介全球化的思维，期对全球媒体文化有进一步的认识。

Abstract:BritishscholarslikeUlrichBeck,AnthonyGiddensandScottLash,afteranalyzingthecontemporarysocietalchanges,proposedtheideaof“theSecondModern”.Thispaperisanefforttofollowthisideaandtoadoptthetheoreticalframeworksthatitensues,toanalyzethelatestdevelopmentsofglobalmediaculture.Reflexivemodernityorreflexiveculturalpracticewouldbecomethekeyissuesinthisdiscussion.Itarguesthatmodernityandmodernexpansionofcapitalismhaveinadvertentlyunderminedtheglobalcapitalistsocietyitself.Intheend,apossiblenewcosmopolitanismcouldemerge.Butthisnewcosmopolitanismwouldalsobeexaminedastowhichitisatrulyviableconceptorjustabanalculturalproductionunderthedevelopmentoffirstmodernity.

Keywords:Globalization；theSecondModern；Cosmopolitanism；Reflexivity

一、现代化的副作用与“第二现代”

在针对媒体产业讨论的学理中，阿多诺（TheodorAdorno）与霍克海默（MaxHorkheimer）提出的“文化工业”理论，一直是最具有批判力道的思想。在“文化工业”分析中，由媒体与符号所造成的文化经济现象，导致了日趋无意义、同质化、抽象化的世界；更重要的是造成了对人类主体性毁坏的文化场景。但这种批判性的分析，也导致了对各种媒体经济的讨论中，注定得到悲观负面的结论。然而，自90年代起，在对资本主义发展的讨论中，另一股“第二现代”的理论讨论已兴起，为当代媒体提供了另一个面向，也超越了现代与后现代对立的逻辑。

“第二现代”所关心的社会，是一个呈现快速流动的社会形态，无论是媒体、通讯、影像与信息等，都在全球的范围之内大量地移动交换。更重要的是，它同时又是对传统国族与地方性的“反省式”（reflexivity）社会学。这种反省式的概念，由贝克（UlrichBeck）、季登斯（AnthonyGiddens）与瑞旭（ScottLash）等人在1994年共同发表的《反省式现代化》（ReflexiveModernization）一书中所提出。与传统现代性不同，贝克将早期工业社会的发展称为“第一现代”。在现代/后现代论述中，现代主义者主张的是以秩序/同一性/确定性/安定性为本质，而后现代拥护者则强调失序/差异性/不确定性/不安定性等特色。但“第二现代”的概念，则与一个整体的现代性、或是与断裂或片断的后现代都不同。主导“第一现代”是一种简单的、直线的、可计算性为基础的工具理性进步观。“第二现代”则不是有计划的，而是充满了偶成性与多样性；并藉由非直线性的与机遇性的发展概念，开始来拆解现代性所构成的阶级社会，并展开个人主义化（Individualization）的命题。[1]

“第一现代”，或称简单式现代化，往往不能明暸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风险后果。在一味追求高科技与工业化之后，却让社会充满风险，失去了原本追求的安全保障。人类在此情境之下，即进入了“风险社会”；而解决之道，就在于人们如何反躬自省，进而建构“反省式现代化”，才能建立适当机制以抑制风险。“第二现代”起源于“风险社会”（risksociety），而风险社会的分配逻辑，主要是风险分配，它跨越阶级、不以财富差别来区分。因为，对贝克而言，风险社会并不是物质匮乏的社会；故传统上财富分配的逻辑，已由风险分配所取代。这种风险的特质，是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未来性[2]与组织性；[3]其中，“组织性”强调，工业化社会所生产出来的风险不仅是组织性的，而且更是制度性的。这种风险是一种“组织性的不负责任”，具有高度的社会建构性，也掺入了各社会脉络之中，造成了跨越阶级的风险分配。

风险社会是当代社会的特征，而“自我反省”则成了第二现代的核心概念。季登斯与瑞旭，即采用知识反省的角度来对应现代化。其中季登斯特别强调，“制度性的反省”才应该是现代性的特征。因为，现代化的表现，乃由从前现代社会“对人的信任”转为对以专家/知识为主的“对系统的信任”，然而由于专家知识自身却充满着不确定性，人类的社会活动也因此变成不稳定的冒险活动，最后造成了某种生存的焦虑感（Giddens,1990）。与季登斯略有不同，贝克针对这种自我反省的特性，则用“自我对质”的“反身性”（reflexivity）这概念，点出非预期的反身作用力，将成为现代化过程中最重要的角色。他认为，这种“非预期的”与“非觉察到的”（unawareness）各种现代化结果，就成为“第二现代”的动力来源。换而言之，现代化过程之“副作用”，将反身式地冲击回现代性本身，使当代社会变成是一个充满“副作用”的社会；而“第二现代”就是对准第一现代的危机与副作用，再进行下一步的现代化发展（Beck,1999）。

“风险社会”提陈出来的价值，有着全球共通的基础，因为在第二现代中，不论是政治、经济上或生态上的危机，风险的传布是没有国界的；故现代风险社会，必须置放于全球化脉络下来解读。然而，贝克关于“第二现代”中世界的描述，与过去单纯的全球化并不一样。为了诠释更符合全球发展的社会概念，他进而提出一种“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含有“四海之内皆兄弟”之意），以与“全球主义/全球化”（Globalism/Globalization）进行区隔。在多数论述中，全球化常指一种单向度的经济扩张，以其全球性分配方式，鼓吹全球市场、新自由主义经济与去除管制。但这种市场经济的形式，会在“第一现代”发展的过程中，反过来瓦解掉市场与民族国家，因此必将产生反省式的全球化发展。在反省式的全球化发展下，“世界主义”即包含了各种不同文化认同的养成、生活歧异化的跨国形式、无国界政治行动组织，及更多差异化的人类社会发展（Beck,2006）。

贝克以“第二现代”来描述西方工业社会发展之形态转变；瑞旭（ScottLash）则重视后工业社会中信息与符号之大符流动，所造成的文化经济本质上的转变。因在跨国流动的消费社会内，“媒体”不仅生产了以信息为主的产品，而且这种产品也成了愈来愈多的、拥有美学想象成份的客体。电视、电影、流行音乐等商品的激增，表现在各对象表象符号价值之竞逐。这种符号化及美学化的商品，成了当代文化经济的特征，也导致当前的全球秩序（或根本是无秩序）转变成为是一个全球流动式的结构，一个“去中心式”的符号经济所构成的空间。瑞旭与卢瑞（CeliaLury）及卡斯提尔（ManuelCastells）在各自研究中，都发现到类似的特征。卡斯提尔，由于关心信息经济的形成，着重的是信息化社会所产生的全球网络结构及其文化影响。总之，在这些研究之中，现代社会已被消解、被化约为各种人流、信息流、财货流，及特定符码流与文化符号流。移动性（mobility），将填补并取代被掏空的现代社会结构或小区之概念，而开启了另类新的社会学。

二、从福特主义到反省式的媒体生产

对瑞旭和厄里（JohnUrry）而言，这种文化经济的生产，乃是一种符号经济及空间经济（1994）；也是从传统资本主义现代性，过渡到后工业社会的现象。媒体产业，也由福特主义式生产，转型为反省式的媒体生产。福特主义（Fordism），指得是福特式生产（早期福特汽车的工业化量产），其主要特色在于在专业分工与专业化的工具下，周期性地生产大量化、规格化的商品。以电视而言，从1920年代的美国开始，到1950年代的大量普及为止，是属于早期启动福特制生产的重要媒体类型。基于生产的需要，福特主义促使电视媒体成为一个水平式不断扩张，而不得不进行垂直整合的媒体巨兽。当来自英美国家为主的媒介整合，在20世纪70—80年代达到一波高峰时，也正反映着在简单式第一现代社会之下，资本主义核心国家藉由媒体的强势力量，对全世界带来的“文化帝国”霸权之隐忧。在当时世界体系的带动下，这种边陲国家/半核心国家对核心国家的畏惧，充分表现在这些国家对好莱坞电影的不平衡流通上（见表1），也曾引起学术界的一片挞伐（见Herman&Chomsky，1994；Herman&McChesney，1997；Schiller，1989；Wilkin，2001）。

表1：好莱坞与全球电影市场的不平衡流通

资料来源：M.Wayne(2003).Post-Fordism,monopolycapitalism,andHollywood’smediaindustrialcomplex.InternationalJournalofCulturalStudies,6(1),pp.91.

尽管对于媒体帝国与全球媒体集中化的批判，已成为当代学术讨论的重心；但事实上，在媒体经济中，产业的发展却并非真如早期现代化式如此的可预期。部分媒体的大众消费，明显发生下降情况。加上市场交易条件的恶化，导致包括了电影、电视、出版与流行音乐都产生了某种垂直式解体。垂直式解体的结果，免不了导致生产的重组与委托外制之兴起，而这种“后组织化”的弹性生产方式，较福特主义更为复杂且变幻无常。譬如在欧洲，英国第四频道（Channel4）在80年代开播起，就开启了电视业外制的发展模式。这种电视台本身不拥有摄影棚，而全部节目皆来自外购，基本瓦解了电视生产链上从制作、包装与映演信道必须整合的传统操作。而独立电视台公司及独立制片人的兴起，也导致了英国国家广播公司的成本削减。而弹性生产方式之成功，也迫使英国及欧洲地区的电视台，也都开始追随这种方式（Robins，1989）。这种垂直式解体，意味着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时代，信息生产链上的制造或生产部门，被迫逐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是，在媒体界过去居于辅助地位的产业金融、市场经营，甚至营销设计部门。

英国第四频道只是开启了电视新的生产模式，紧接着则是这种弹性生产模式的空间扩散。随着卫星、有线电视及光纤化的电视世界来临，多频道对更多节目的需求，再加上跨越国界的市场扩张，电视节目商品的生产周期被迫更加快速，并且随时必须提供的类型也要更多，因此，其生产不仅专业化，也更加地弹性化，也让传统垂直生产链的产制流程更加扁平化。此外，为了能在销售上达到福特制生产时的产量水平，因此必须倚靠更快速的创新。亦即，弹性生产既是创新密集，也必须是知识密集型流程，方能响应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的本质---信息与知识密集。因此，这种后福特主义弹性生产方式，也即是后工业化的生产方式。

信息产业，构成了后工业化生产方式的基础，而媒体更是其活泼的文化形式。因此，在文化产业中，不论流行音乐或是电视产业，都是典型以创新与开发新商品为主要导向，而“生产制作”只是作为辅助机制而已。这也就意味着，在传统文化工业中，对“文化商品化”的理论就容易产生不合时宜的演绎。譬如，法兰克福学派（theFrankfurtSchool）中提到具神圣光环的文化，已经在商品化过程中沦为一种制造业，此说法便难以解释当前文化经济的创意与创新特质。因为对瑞旭和厄里而言，这种文化生产本身已经不仅是弹性生产，更已是一种反省式的生产了（1994）。文化与商品的关系，并不是文化必须成为商品才可以贩卖；而是所有商品的生产已开始反身自省，因唯有商品成为文化，才有机会进入市场。[4]媒体产业，成为文化经济中重要的组成份子，也表示了：不再是商品制造业提供模型，让文化跟进而作贩卖。而是，文化产业自己提供了发展模型，而这种模型本身即是一种文化与创意的深思熟虑。

当然，文化的商品成为当代社会经济的支柱，也必须在相关社会条件成熟下的后工业社会才得可行。在这过程中，有二个重要的反省式层面：一方面是，劳动生产力的自我检讨与反省；第二则是，消费者/阅听人的自我批判与反省行为。从生产端来看，在弹性生产模式之下，生产不仅是后福特主义式，也是一种反省式的。就如前面所提的，生产不但须注入更多的知识创新，在媒体中更须强化文化或象征符号之处理能力。正因为如此，创新与创意必须融入生产线中，并逐渐缩小了单纯制造环节的空间。瑞旭和厄里强调，这种生产必定是“设计密集型”，符号价值必然因此而挑战了传统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1994）。另一方面，对阅听人而言，并非对所有来自媒体的商品皆全盘接收；阅听众对于文化的感受度，将思索着媒体讯息的社会影响；甚至对个人的媒体接收行为都有一定的检讨与担忧，而自行发展出具批判力或反省的文化解读。在反省式的接收下，个人主体也逐渐发展出属于个人式的诠释与消费样式，而导致了社会的“个人主义化”（Beck，1986，2000，2002）。进而，这种个人主义化的社会，消解了传统社会中以“阶级”为主要典范的社会文化分析模式，也让传统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基础产生了动摇。

三、资本流动的空间与其反作用力

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只在固定之国内市场或社会体制之间进行着。在全球化的世代里，依人口、财务、货品与信息的流动上而言，它更是一种“空间调控”的制度。而这制度，也已成为资本主义的新核心（Lash&Urry，1994）。譬如，旧有的福特主义生产方式，仰赖一套完整的生产网络，其中金融和信息等环结是辅助工业生产的次等要素。但在后福特主义时代，金融与信息跃升为提供服务的最重要角色。并由全球经略中，散布在各处的全球性城市而产生新的空间制度，而该制度的本身显然已是“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即全球性的地方特色化）的了。然而，在影视产业中，这种全球市场的空间分布，却也是不对称的（见表2）。当媒体空间在跨国流通过程中，常产生大规模的断裂；很多原本仰赖“国家”力量而进行的经济调控，却未在此刻及时衔接于全球化媒体的空间制度，其经济空间也就立即出现掏空现象。在这过程中，国族的角色不得不因为全球化过程而产生弱化，新的跨国公司以新的组织形态出现，用新的混合调控系统而崛起于全球市场。

跨国组织，以新的调控系统运筹于全球空间而取得优势。在采取跨国型组织结构中，其空间制度甚具弹性，媒体核心资源部分可能保留于母公司，但更重要的是，它也集中部分其它资源于海外子公司，并直接由该位置再传递至其它分公司。这种资源调度形成一个整合网络。它的生产模式，是对福特主义的修正，其组件、产品、资源及技术等均以跨国化管理进行，海外媒体子公司或策略联盟企业，会因应各自专长与资源分配而负不同责任；以求得用全球效率来对“地方差异”作出适当反应。因此，这种弹性跨国流通生产，同样是也一种反思性的。

表2：全球前十大类型节目输出国（以总小时数排列）

资料来源：WorldTradeinTelevisionFormats.ScreenDigest,April,2005,pp.100-101.

梅铎（RupertMurdock）手中的媒体集团NewsCorporation便是极力转型为全球弹性生产的跨国式型态。他对全球各市场都进行大规模的投资，特别是延着全世界庞大而待开发的区域市场前进，如亚洲的大中华地区与印度地区。在早期，NewsCorporation带有强烈的“多中心”或“地主国倾向”色彩（polycentricorhost-countryoriented）。以多国型、在地化之扩张，将自己视为是个别国家内地区市场的一员，并尽可能地建立当地频道与子公司，而并购当地媒体也就成为其主要手段。除了全球型频道如ESPNSTAR和NationalGeographic外,在90年代初也收购了STARTV以覆盖亚洲电视市场。STAR的泛亚洲策略在90年代中后期逐渐调整，到21世纪初这频道己成熟为庞大的亚洲品牌伞，但同时发展了在各大跨国媒体中，为数最多的地方频道与节目。各频道如卫视中文台、卫视电影台与星空卫视的知名度，都是建立在地生产的节目内容，而非其NewsCorporation的全球知名度之上。此外，NewsCorporation全球散布的制作单位，亦展现海外子公司独立自主的运作能力，其华语节目乃由台湾、香港与大陆独力制作或合制，不仅提供了在大中华市场所需的内容，这些华文节目更能让NewsCorporation分销到其在欧洲与北美的海外华人社群，也让梅铎在海外华人市场较其它全球媒体企业更具竞争优势。虽然其在台湾、香港与大陆的部门本质上是独立运作，但它们也同时可提供给母公司及其它全球散布的海外子公司必要的支持，而建立起一个互助的网络结构。

尽管表面上，跨国媒体成为全球化的受益者；但实际上，全球化也导致了少数寡头垄断的媒体公司的力量被缩小。瑞旭与厄里（1994）指出，当全球化剥夺了民族国家部分权力，而赋予了跨国公司力量时，却也同样损害了跨国公司对于母国国内产品市场的垄断权。如果将瑞旭与厄里的说法对照于当代全球前七大媒体企业，似乎不能呼应现状，因为以美国为基础的TimeWarner、Viacom、WaltDisney、NBCUniversal，及后来转移总部到纽约的NewsCorporation等跨国媒体，其实目前仍为美国国内市场上之少数垄断的媒体集团。然而，如果把媒介全球化的过程以新媒体空间的角度审视，这些跨国媒体集团在全球扩张时，的确伴随着组织的内部掏空。内部掏空一则由于后福特式的垂直解体，迫使跨国公司不得不集中力量在核心部门，特别是高度集中在掌握资金与版权方面的能力，并积极投入于研发与设计工作上。其次，由于生产部门的外包或外购，因此仰赖非本国性的中小媒体支持或独立制作的生产，就显得更为重要。跨国媒体公司在此时需要的是与全球在地进行合作或建立关系，这种关系可以是独立设置海外子公司、并购当地小型媒体、建立策略联盟伙伴关系，或甚至只是单纯的节目购买，都成为全球在地化的媒体空间型式。从全球观点而言，这些型式都显示了垂直解体的情况，不只是发生在传统采福特制的母国市场，更是由于媒体空间的转变，导致跨国电视不得不在全球扩张时，逐步将资源或核心权力移往全球市场，而相对释出或弱化了在母国的基础。

在全球化媒体产业里，在其生产线的垂直解体过程里，资金与版权成了最后不可放弃的核心要素。而电视产业的弹性生产，则表现在多重任务的执行与劳动人力之精减，及整体成本的降低。也就是说，在新资本主义的空间制度内，弹性的工作安排成为市场常态。然而如果是独立制作，由于资源的有限，往往无法进行长期性地电视节目制作，而须依靠市场上其它资金的挹助。这种情况，在生产端，反而使得跨国媒体大亨在具体的生产在线造成瓦解。也因此，全球化空间不再只是由少数跨国媒体所主导。在这个层次上，全球化也助长着一种“世界主义”氛围的成长，意味着把反省式批判的思考方式，延伸到了其它空间与区域的机会。正如同早期工业革命的生产方式，使资本主义下的现代性成为主宰社会发展的力量；这种世界主义式的延伸，也宣示着反省式文化原则或将成为普遍的文化性格。亦即，地方文化特性将渐被纳入一种全球性流动的空间脉络中，构成了“第二现代”的文化空间。

在反省式的现代化中，民族国家亦将式微。这指的是，国家功能之弱势特别显现在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无能为力。然而，这并不代表民族主义就此衰退，它正确的意涵乃是：民族国家之“货柜式”想象，已不再适用。这种“社会货柜理论”强调社会一定是某一国家的社会，宛如社会一定得盛装在国家这个货柜或容器（Container）之内，社会的界线与民族、国家的界线乃完全一致。[5]当民族国家的“容器”想象，显得岌岌可危；意即，力求经济扩张的全球主义利刃，现在又回过头来痛击当初创造、发明它的国家。除集中化的崩解冲击之外，资本主义全球化对国家冲击的另一项原因，是企业生产方式的全球分散。在媒体产制体系，通常是由跨国电视鉴于生产当地节目的不可行，因而改采折衷型式，如区域化的生产方式。其中，CNN与BCCWorldwide都是典型的区域型操作。CNN首先将海外版图划分成数个区域，包括亚特兰大、伦敦、香港及墨西哥城等，再进行区域生产及全球新闻交流。CNN在华语市场及亚洲市场的生产、发行和贩卖则经由CNN在香港的区域中心，CNN的成功也就依赖其香港为中心的区域化管理，再辅以地方分支机构（如北京办事处）的合作。全球主义（globalism）带着早期资本主义精神，它通常指一个由上而下的全球化，是一个利于强国公司与政治菁英的过程。但这种“跨国化”实践则不然，它是一个从下到上的过程，超越国界、联系不同社会需求，到日常生活形式的多样化转变。而这种形式的转变，也正是世界主义的论证基础

四、日常生活的世界主义化与经验转换

除了资本主义的反作用力之外，民族国家作为一社会的“容器”将自行解体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在政治、经济、学术领域，乃迄于日常生活当中所产生之“社会内部全球化”的现象。这种社会内部的全球化所指涉的，是旅游行动、多国语言经验，再加上传播媒体的运作，如更广泛而密集的跨国报导等，这些都是导致社会从内部开始出现全球化。社会内部的全球化，也就是“内在的世界主义化”（innercosmopolitanization）。就媒体而言，透过媒介带来的跨国性的“观念流通”；它使得一个传统国家之内可以产生另类的文化经验与社会关系，并提供了在政治上实践多元文化及世界化的倾向。

用贝克的概念理解，这种发生在日常生活的世界主义化，实为“平庸的世界主义”（banalcosmopolitanism）（Beck，2006）。它与当前全球性的消费社会发展密切相关；而在不同的学术领域中，往往对这种消费文化的构成也毁誉参半，例如大众文化与享乐愉悦文化就常遭到批判。但可确信的是，消费社会的确为现代性带来不可遏抑的副作用，故也是一种“副作用之世界主义化”（side-effectcosmopolitanization）。其最重要之处，在于消费社会已将世界主义本身给商品化了。在世界主义之内，文化差异性（而非同构型）因而成为受欢迎的商品形式。在这过程中，媒体扮演关键的连结角色，以维系全球文化的流通与告知。在全世界，跨国频道成为一日常生活中最佳的联系全球与地方的行动者，其中风格愈独特者，愈能产生文化效果。例如，有别于CNN的英国BBCWorldwide及定位在知识性频道的DiscoveryChannel，这两家媒体在台湾及亚洲同样拥有广大市场。

针对不同市场，Discovery在香港提供了五个频道组合，包括了AnimalPlanet、DiscoveryTravel&Adventure、DiscoveryHealth、DiscoveryScience及DiscoveryHobbies&Adventure。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除了DiscoveryChannel本身是亚洲最受欢迎的频道外，旗下诉诸于异国情调与生活风格的DiscoveryTravel&Adventure在短时间内即在众跨国频道中脱颖而出。对旅游风格同样重视的趋势也由台湾在2004年引进了DiscoveryScience及DiscoveryHobbies&Living等频道中被意识到。其中，DiscoveryHobbies&Living在一年后更直接被改名为Travel&LivingChannel，指出了消费旅游与品味文化已是普遍性、世界主义式的社会建构。在这种平庸的世界主义中，人们不由自主地透过大众媒体接收充满异国情调的影像，而投入对异文化的躯体、美貌、食物及音乐等文化产品的浪漫想象。进而黑人音乐、中南美拉丁风情、欧式文化生活形态等，都成了个人消费的商品，并且让在地球另一端的文化他者主动模仿学习，例如打扮黑人发型，穿着印有英国城堡的T-shirt等。在现代化的副作用下，人们从自身主体上展示平庸的世界主义印记，而非原先的国族主义印记。随着个人日常生活网络的向世界开放，人们因此实践与培养出愈发高阶的全球性与相互依赖性。

平庸世界主义的另一个展示场域，在于“类型市场”（formatmarket）的崛起。特别是问答节目（quizshow）与真人秀电视（realityTV）的节目类型上。传统上，电视市场锁定的是特定的阅听群，这一向是不容易跨越收视界线的媒体现象。然而近几年来，由机智问答节目带动的“超级电视类型”迅速穿越国族疆界，而更令电视产业震惊的，是随之而起的是另一个更具市场接受度的歌唱与模特儿选秀节目，也引导了新的全球风潮。由英国发迹的WhoWantstoBeaMillionaire?、FremantlMedia的TheXFactor，美国的AmericanIdle及AmericanNextTopModel，成为在内容之外，以充满多样性与不确定性的风格，形成一股由下而上，但充满实践动力的文化运行模式。同样的益智问答节目在过去十年间征服欧洲、印度、香港与台湾市场，不仅如此，歌唱选秀节目的影响力也进入了原本较封闭的中国大陆市场，也曾引发某种形式的疑虑，从大陆的《超级女声》到台湾的《超级星光大道》，超级电视类型成为日常生活世界主义化的另类文化范本。

五、媒介的全球在地化

随着跨国资本、劳动、商品及符号的跨时空流动，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又造成了双重的影响。首先，跨国媒体的地方性运作，是一种后工业式与反省式的。跨国媒体为求地方市场的接受，单纯仰赖传统母国式（欧美文化）的内容或节目是不可行的。在这种跨国资本主义空间中，裸的西方文化粮食已不再如早期的强势。跨国电视原本是一种现代化的操作，即对文化帝国母体之节目的着迷，却转而成为地方市场对在地文化的熟悉与偏好。这是因为，布局全球的操作策略，正如同季登斯（1990）所指出的，不断地遭遇到原本理性知识所无法解决的不确定性。“第一现代”发展的无能，即成为“第二现代”发展的动力。使媒体对专家/知识为主的信任受到质疑，不得不采取反省式的方式、不断自我改革并扩张在地化知识，以求将风险降到最低。而其自我改革与提醒之原则，即是“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的发展。

从90年代起，跨国电视的“全球化”就与多样性的“在地化”同时发展。后者，更是决定跨国频道和节目成长与否的关键。这种跨国经营的在地化趋势，呼应了罗伯森（RolandRobertson）早在1992年就提出的“全球在地”（glocal）倾向。全球在地化，再一次挑战全球/在地对立的关系，但是否就产生了全球化的消解?事实上不然，在地化不但没有弱化跨国媒体经营，反而更助长“后组织化”资本主义的扩张。从NewsCorporation、Viacom和CNBC的运作，都可发现这个趋势。Viacom的MTV频道，向来因其经营哲学——“全球思考，在地行动”（ThinkGlobal,ActLocal）而受推崇。不过，更早的模式是由NewsCorporation在其Channel[V]于亚洲地区建立了区域化/地方化的频道分化，并取得市场优势之后而建立起来的。直到2006年，Channel[V]和MTVAsia已分别在亚洲提供六个与10个之多的频道组合，因此当有Channel[V]MainlandChina和Channel[V]Taiwan，也就有MTVChina和MTVMandarin（Ellis，2001：167）。类似模式设立在地化的频道还有NewsCorporation旗下热门的ESPNSTARSports及NBCUniversal的CNBC频道。同样在2006年，CNBC在亚洲已有了七个频道而ESPNSTARSports则已演化成13个。频道如ESPNTaiwan、ESPNHongKong、STARSportsTaiwan、STARSportsHongKong与XingKongSports等，给了NewsCorporation更多的弹性去适应大陆、台湾和香港等地不同的观众偏好。

媒体经济的跨时空流动，在自我反省与矫正的过程中，不只垂直性地解构了媒体集团，更由于全球在地化的操作（例如上述的海外子公司、并购、策略联盟，及节目购买等），产生了由中央集权式的经营转为跨国弹性生产式的网络状态。这种状况，造成反省式现代化最典型的全球网络结构。在电视全球化中，跨国媒体不得不与地方生产部门或独立制作进行合作。然而，这种在地化的情势并不是全球各地都普遍均衡，而是发生在全球区域性的重要城市中，也就是更加世界主义式的国际网络中。于是，NewsCorporation旗下STARTV除了在印度已是最受欢迎的境外频道，梅铎却仍然更积极投入于该市场的投资。[6]在英国，BBCWorldwide也致力于亚洲（特别是中国）与拉丁美洲的市场，为其在英国亏损连连的BBC公共集团平衡财务赤字。[7]跨国电视在反省式的垂直解体中，将媒体经济进行空间分散。并在世界上选择富裕市场网络中，又从空间角度进行再集合、再整合。因为跨国公司空间分散的结果，使得它们与更大的信息社会网络结合在一起，尽管是断裂的、不对称的，但确是流动的、网络状地又结合回来，造成跨国电视媒体空间的制度化。

传播媒介的“全球在地化”，说明了文明发展的一种大趋势，其实也激发了对第一现代化的挑战。一方面，由于全球化所构成的分化整合复杂度愈来愈高，当中牵涉到的变量与不确定性愈来愈强，所涉及价值争议也愈来愈大，而面对问题所要作出判断与决定的时间却愈来愈短；因此，旧有的全球主义与中央集权式地控制、计算与操作模式，遂不可行。另一方面，由于媒介全球化通常具有国家安全与道德的争议性，实践上并充满价值的矛盾或两难，包括全球各地社群认同危机、文化侵略、网络性别歧视、新(知识)经济阶级的落差等等，都构成了媒介“全球在地化”衍生的危机与副作用。如果，将此危机加以深究，可以发现“全球在地化”的风险有二大主轴：一方面，是由于民族国家媒体工业的线性延伸可能导致的危机，例如媒介集中化导致全球媒体工业的不对称倾斜。另一方面，乃肇因于全球在地化后，扩张成全球不同地区多点、多线的运作网，与在地社会的特殊性产生的互动影响。也就是说，当跨国媒体与全球各地不同的在地政治、传统、制度、文化及社会监督力量产生冲突时，就会累积成相同/不同的危机，多点/多线相互激荡。而这又将成为“第二现代”自我对质与自我修正的动力来源。譬如，NewsCorporation旗下Channel[V]在亚洲的在地化，乃是由于媒介全球化之后，跨国媒体、在地政府（中国、印度，甚至是香港及台湾）、及公众品味（地域性的文化偏好）三个行动者之间的冲突后，再加以自我调整的结果。

六、结论

本文检讨福特主义到后工业社会生产方式的转变，而对当前全球媒介发展状态进行解读。本文指出，由早期现代社会工具理性不断扩张而产生的风险，迫使全球社会或早或晚，皆产生新一波的社会运动。这种面对媒介全球化风险所产生的修正行动，也发展成全球媒体与在地协商的实践行为，并形成跨国网络或信息联机的模式，而成为普遍式的世界主义。这种世界主义，用贝克说法，是由过去对全球那种“大熔炉”（meltingpot）的隐喻（即“第一现代”的整合模式），换为一种“色拉碗”（saladbowl）的比域来取代，社会变成一个由“去领域化”的诸多元素所构成的彼此相系，却又相互矛盾的想象世界（2006）。这个流动空间，虽然是网络分层的，但与以马克斯为基础的阶级典范不同，它是“去阶级”的。再者，这个空间虽然是全球的，但又与国家为单位的“世界体系”概念不同，它是世界主义式的，是“去传统疆界式”的，是“去国族式”的。

这种世界主义，虽造成了传统现代主义的崩解，但仍有无法控制与预测的副作用。这导致全球市场空间制度，以及阅听人的经验空间，不断产生衍译、变异。如此，也产生了足够的动力，让人们继续探索更适当的第二现代社会。因为，即使全球在地化，已经对简单式全球主义作出反省，它仍然不是未来永续发展的保证。当全球社会愈来愈走向“流动性”，并建构了一个卡斯提尔（1996）所强调的，不断盘旋扩大、彼此纠葛网络社会时，其产生的问题与对未来的视野，皆充满了高度的不确定性。任何当前短期的风险解决，包括全球在地化在内，都只能算是暂时的策略。对整体或中长期的文明社会风险，其实仍无法完全被归纳或被掌握。然而，在反省式现代性的发展空间下，不同的普世价值已经成为可能。或许，人类社会也应该扬弃只有一种资本主义、一种现代社会的观念，而探索出更多种的现代性之可能。

[注释]

[1]刘维公（2000）.不是“后现代”是“第二现代”：介绍贝克（UlrichBeck）与季登斯（AnthonyGiddens）的现代性分析.当代，154，10-19.

[2]由于风险是一种机率的计算，因此可在事前即看见未来可能的后果，而对未来产生怀疑，也因此风险较重视的是“未来”，而“过去”对“现在”的决定权将不再如以往。

[3]胡正光（2003）.风险社会中的正义问题：对“风险”与“风险社会”之批判.哲学与文化，30（11），147-163.

[4]刘维公（2001a）.爱情与现代性：评UlrichBeck与ElisabethBeck-Gernsheim《爱情之完全正常混乱》.东吴社会学报，10，299-311.

[5]孙治本（2000）.学习型理性：与贝克（UlrichBeck）谈第二现代.当代，38，4-13.

[6]例如在2008年8月，当梅铎亲自为旗下DowJonesIndiaTitans30Index的剪彩而访问孟买时，又表示将加码投资一亿美元在六个新的印度地区性频道，而全部都将归入STAR品牌之下。

[7]到2008年3月为止，由于海外市场与商营得宜，BBCWorldwide年度盈余提高了17%，获利1.18亿英镑，而主要原因即在海外销售比例由46%提高到49%。

[参考文献]

[1]周桂田（2001）.科学风险：多元共识之风险建构.顾忠华编.第二现代：风险社会的出路（47-75页）.台北：巨流.[ZhouGuitian(2001).ScientificRisks:TheConstructionofRisksfromthePluralisticCommonSense.InGuZhonghua(ed.).TheSecondModern:ThePathwayofRiskSociety(pp47-75).Taipei:Juliu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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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Tomlinson,J.(1999).GlobalizationandCulture.Cambridge:PolityPress.

文化危机论文范文第2篇

而今，电信界已从应对危机的探讨转入搏击于竞争的旋涡，丈化界的危机则正“山雨欲来风满楼”。2005年6月2日《大众日报》刊登消息：“长‘腿’的图书馆走遍乡村”，初看题目还以为是哪家图书馆送书下乡呢，读后才知道办馆主体是邹平县新华书店。他们与企业、机关、学校、部队联姻，在邹平乡村建立起26个流动图书馆，累计藏书50万册。随后，笔者又在《人民日报》上读到一条消息：一位北京市民带着自己2000年以来获得的荣誉证书，委托首都图书馆负责为其保存。

文化界有危机感是好事。书店有危机感，重压之下挑战图书馆业务，图书馆有危机感，遂来挑战档案馆业务。郭红解在《中国档案》2005年12期上载文“为冯骥才们的‘文化行为’所撼动”。作者说：“冯骥才们的‘文化行为’对我们的‘档案行为’无疑是一种拷问。存史，是档案馆的基本职能。”“在当代城市变迁历程的记录和记录材料的收集中，档案馆的屡屡‘缺位’和博物馆、民间团体、文化人士、市民百姓的不时‘补位’，形成了很大的反差。”对“当今社会对文化资源包括档案资源日益增长的关注度”，他“不由得为之担忧”，担忧“档案馆独特的社会功能将有可能削弱”。

对此有人无动于衷，觉得档案部门局馆合一，大树底下好乘凉，没什么危机根由。其实未必。《中国文化报》2005年10月13日一则“文化不归文化局管之后”的消息说：“北京市海淀区‘把担负着公共服务职责的26家医院和文、图、博集中到一起’，划归公共委管理，而与原对口主管部门脱钩，逐步建立契约关系。”如果因局馆合一的体制让档案馆人对文化竞争麻木不仁，那么，档案界的体制危机和改革就很可能会紧随海淀文、博、图三馆之后。

文化危机论文范文第3篇

从2006年春季逐步显现的美国“次贷危机”，席卷了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并逐渐在全球蔓延开来，到目前为止，已形成了一场人类 历史 上影响力最大的金融危机，在世界各地引起了一系列的 经济 连锁反映。然而这次以美国为核心、逐渐向全球波及的金融危机其持续时间、波及范围、影响深度都还不确定，各国金融风暴因素与反金融风暴因素存在着艰难的博弈，我们无法以准确的数据来具体衡量金融风暴所带来的破坏。但由于其巨大的影响力和破坏性，我们不能无视其任由 发展 ，而应本着 科学 的精神，以追求客观、真实的心去靠近真理，把握事件的发展。而文化产业作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我们拟从历史的路径和内在逻辑的路径着手分析 中国 的文化产业在这样的世界经济大环境下，将受到何种影响、可以如何应对等一系列问题，试图对我国的文化产业在金融危机下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做出初步的分析和探讨。

一、史上的金融危机与今日世界的文化产业格局

20世纪30年代，席卷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萧条，加上随即而至的二战，对欧美 工业 经济造成了重大打击。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寻求重振本国经济的路子，自觉或不自觉地开始着手文化产业的框架性布局。以美国为例：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美国以自己雄厚的经济实力做后盾，谨慎地进行了三次较大动作的产业结构调整，促使文化产业发展突飞猛进。到了80年代中后期，美国全力向他国特别是世界发展中国家进行文化产品大倾销，十几年的时间便逐步瓦解了国际间文化产业原有的有形或无形的壁垒。美国文化产业异军突起，以在gdp中占据25%的突出比重，成为仅次于军工行业的第二大支柱产业，为美国占据世界文化霸主的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原本属于外向型经济型、对国外市场依赖性强的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韩国等国家，遭受了巨大的经济动荡和经济损失。金融危机后，以日、韩为代表的亚洲国家纷纷寻求重振经济的道路。日本政府积极实施“文化立国”战略，并公布实施了《振兴文化 艺术 基本法》和《有关振兴文化艺术的基本方针》、《文化产品创造、保护及活用促进基本法》。他们高喊着“将美国霸占全球文化产业剩下的那一半收阔囊中”的口号，以动漫为突破点，发展成了一个具有重要世界影响的文化产业国家。韩国也高度重视文化产业，并将其作为21世纪发展国家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进行积极培育。1998年，韩国正式提出“文化立国”方针，1999至2001年先后制订《文化产业发展5年计划》、《文化产业前景21》和《文化产业发展推进计划》，明确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和中长期发展计划，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有力地推动了文化产业的发展。

从历史来看，前两次较大的金融危机，都孕育文化产业的发展机遇，对文化产业都有一定的促进和推动作用。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的是，之前的两次金融危机爆发之时，世界的文化产业并未成熟，并未形成一个体系融入各国的经济系统。在金融危机对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破坏性影响下，各国纷纷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以弥补金融危机所带来的经济衰退。而此次以美国次贷危机为根源引发的世界性金融危机爆发时，世界文化产业已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体系，融入了各国经济系统的各个方面，各种盘根错节的产业链条彼此交织，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我们要看到历史发展阶段性特征的体现，看到此次金融危机将可能对文化产业产生不可忽视的、异于前两次金融危机的影响。

二、本次金融危机对文化产业的影响

由于此次金融危机爆发前，美国、英国、日本、韩国、中国等世界大部分国家对文化产业的发展，无论从政策上还是资金投入上，都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可以说，文化产业的收益成为了本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文化产业的各个方面无疑会多少受到波及。

金融危机的影响中最首当其冲的金融行业和投资行业。这场发生在美国，因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投资基金被迫关闭、股市剧烈震荡引起的金融风暴，最直接的影响是导致全球主要金融市场隐约出现流动性不足危机。资金无法畅通流转，投资市场必然受到一定的制约。从客观来看，银行等借贷机构资金回收困难，资金流动不足，无法再提供庞大的贷款。从主观来看，一方面由于信用危机导致的经济危机，金融机构在审核贷款资格时将更加小心和谨慎；另一方面金融危机致使投资者信心受挫，危机持续时间波及范围等不确定性等因素使市场前景不明朗，投资者会更加小心谨慎。各国央行纷纷采取救市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缓冲危机的冲击力，而不能从根本上解除危机。

金融、投资行业与文化产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化产业必然会受到波及。金融危机的爆发地美国，其文化产业面临严峻考验：各影视投资公司的原有计划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从而不得不改变计划；明星们也被迫将面临着身价下跌、片酬缩水、投资损失等问题；好莱坞演员们正在酝酿是否举行罢工。俗话说，“ 体育 和世界经济永远是在一条船上的”，欧美的体育经营营销投入普遍有所缩减：赞助商纷纷减少或收回对球队的赞助；各类体育俱乐部也纷纷开源节流；2012奥运会举办城市伦敦也提出因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原计划对奥运设施的建设的预算也将大幅度缩水[1]。可以想象，这样的结果导致奥运产业经济的产出必然在一定程度受到影响。

就金融危机对我国文化产业的影响来看，主要呈现并预期可能出现以下情况：

由于此次危机主要由地产业次贷危机引爆，文化地产必然受到直接的影响。大多地产公司是贷款开发项目，银行等金融机构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冲击，资金流动性差，地产公司再申请贷款将有所阻碍，项目开发进程将有所调整：为了节约成本，用于前期项目设计的资金计划将一定程度减少，地产策划、设计等文化地产类别将受到不利影响；为了加快资金回笼，用于后期宣传、推广的资金计划将有所增多，将可能促进房地产营销机构和相关传媒广告收入的利润提升。这样的调整，实质是房地产行业对本行业利润和与地产相关行业(如广告传媒)之间的利润进行重新分配，从某种程度来看，它是房地产商在金融危机下的一种自救措施的体现。这种将本行业利润对外进行分割的方式，应该是房地产业的一种短期行为。

影视娱乐圈呈现出动荡和不景气。受经济危机的影响，制片商投资更加谨慎，影视作品的投资减少； 企业 赞助的各类商业演出数量将有所下降；影视剧市场不景气，明星不得不面对着身价下降、片酬缩水的事实；娱乐界人士曾投入股市的资金也随着股市的急速下跌而被套牢。但是，也应看到积极意义的一面：目前国内影视市场只有《大鳄无形》、《知情者》等为数不多以金融风暴作为故事背景的影视剧作，金融风暴题材将可能成为银屏、银幕的新宠；投资资金的压力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文化产品的优胜劣汰，演艺明星将提升竞争力，影视创作将更加注重质量的提升。

对于以广告收入为主要盈利来源的中国传媒业来说，金融危机对其的影响，必然通过企业广告投放的微妙变化来体现。从前文分析看到，文化地产业关于地产项目后期宣传力度的加大，对于主要以地产和汽车为主要经济来源的传统纸媒和广播将十分有利；电视台与地产相关的电视节目和栏目也逐渐进入阶段性活跃期。据10月7日法国实力传播公司的调查数据预测，金融危机对发达国家广告市场的冲击明显，北美和西欧广告开支增速放缓幅度最大，预计今年两个地区的广告市场的增速1．8％1．6％。而新兴国家仍然是广告市场的主要推动力量，其中亚太地区广告本年度市场增速将可能达到10．1％，中国将可能首次进入世界广告开支前10的行列。[2]

金融危机对传媒的影响不仅在于对广告投放增加带来收入提升，更可能在经营方式层面向传媒提出挑战。以互联网为例，由于受到华尔街雷曼兄弟破产的消极影响，以风险投资为支撑的免费互联网服务将可能过度到付费服务为主，在过去的5-6年时间里被誉为“社会性媒体”的互联网将逐渐转变成为“真正的生产力”，这意味着互联网经营模式将逐渐转变。

金融危机从美国逐渐波及到中国，需要一定的过程。对比中美两国不同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可以看到，中国是较为传统和保守，而美国则是相对开放和活跃。虽然到目前为止，金融危机对我国居民的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还未构成较明显的影响，但从经济周期来看，我们不能忽视因此可能产生的对文化产业的影响。可以预计的是，随着金融危机影响的不断渗入，我国居民消费观念、消费行为会不知不觉中发生变化。从物质消费来看，需求仍然是相对刚性，居民的消费观念和行为可能不会产生较大的变化，因此与物质生产关联度很高的文化产业部类仍然具有十分有利的发展机会；但从纯精神消费来看，虽然对于居民的生活消费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但是相对软性，在经济动荡时期，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做出适当调整：对高收入者来说，金融危机的影响主要在于市场是否能持续提供更多高档、优质的文化精神产品来满足其需求，而他们不会更多地考虑自己是否能够支付这些产品的价值，各类艺术演出、展览及艺术品交易市场，仍具有一定的消费人群；对中低收入者来说，原本就不强的文化精神产品支付能力则面对了更大的挑战，他们可能减少高消费的文化精神产品，更多地转向低成本的文化精神产品消费，体现在现实生活中，就是减少对艺术品的投资、 旅游 、影院和ktv等消费，更多的采取以家庭为单位的室内消费，如家庭影院、 网络 游戏、游戏等，或近郊旅游景点的消费。“在家玩廉价网游”之类的娱乐方式将可能受到追捧[3]，这使得数字娱乐业软件和游戏开发将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原本以家庭为主要传播群体的广播电视，有了再度繁荣的契机，可能带来我国广播电视节目数量和质量的双重提高。

其实，在既定的市场消费容量下，金融危机像是一把“双刃剑”，它冲击或影响了某些文化产业的发展，但却也在一定程度潜藏着另一些文化产业发展的契机：旅游产业受到一定影响，数字娱乐业软件和游戏开发有了一个绝好的机会；高成本的休闲娱乐、精神文化消费方式受到一定影响，低成本的休闲娱乐、精神文化消费方式却因此有了相对较大的市场。

三、 金融 危机背景下的文化产业对策初探

以上分析了金融危机可能对我国文化产业造成的影响，对比欧美文化产业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我国的文化产业到目前为止，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似乎还不太明显。但由于 经济 危机的蔓延和渗入需要一个过程，我们应该提早采取应对措施，以帮助我国文化产业顺利度过危机，将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从 企业 的角度来看：首先，企业要规范自己的市场行为。如果企业在一定的范围内按照规范的操作程序进行经济活动，则可以建立一个良好的竞争秩序，否则，不能从根本上解除经济危机的隐患。正如我们所知，美国次级贷款机构放松贷款者贷款资格的审核，接受了大量信用不合格者的贷款申请，“次贷危机”所引起一系列经济危机的连锁反映，最终引爆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如果企业不能从根本上规范自己的经济行为，危机将时刻威胁着我们。这对我国文化产业的各个企业，敲响了警钟。其次，企业要加强创新，适时地推出新策划、新产品、新服务，增强自身应对市场危机的实力。例如，面对 旅游 业产生的变化，相关企业可以加强宣传，并采取各种新的策划吸引游客；加强本土旅游景点的开发力度，推出一系列创意概念，通过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内需，加强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同时，企业还应加强彼此间的对话与合作。文化产业空间上的聚集——文化产业园区、聚集区的 发展 ，为文化产业统一、协调、规模化的操作提供了交流平台与产业机会，并且将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企业规避因市场不可预测因素而可能受到的经济风险。另外，国际金融秩序的变动与文化产业的调整，或许会给 中国 文化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带来机会，通过理性的判断，积极入股、并购国际文化产业机构特别是西方媒体，推动企业的战略提升，从宏观上讲，也会推动我国文化产业的国际化进程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高。

从国家政策的角度来看：此次金融危机中国的影响是有限的、可控的，我们有信心维护中国金融市场的稳定[4]，但由经济危机引发的全球 政治 局势紧张，却很可能对中国的宏观政策产生巨大影响。从 历史 的经验我们看到，美国占据了文化产业发展的先机，目前已发展成为了世界第一文化大国；日本和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将文化产业立为本国21世纪的基本方针政策，实现了从出口拉动经济发展向“自我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也成为了文化产业的实力大国，国家综合实力也得到了飞速提升。金融危机的影响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文化产业这一“软实力”对国家经济稳定及国家综合实力提升所具有的巨大作用。

从十六大到十七大，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的认识不断深化，提出了发展文化产业，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任务。目前我国也已建立起了“‘文化事业政府保障，文化产业宏观调控’的管理运行机制，初步形成了‘多渠道多元化投资、国有文化单位为骨干、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竞争’的产业发展格局”，文化产业得到了实质性的发展。在金融危机中，国家政策可以提供哪些有益、有效的措施呢？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问题，需要专文来探讨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国家文化产业战略调整思路。这里着重提出两个问题供大家讨论。

首先，应响应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会议中关于构建和谐国土的精神，从源头上加强对土地的管理，树立与时俱进的土地开发整理观念，以 科学 性和规范性结合、效益和生态并重进行土地开发利用。对于文化产业园区建设的土地开发，只要经过一套科学、系统的方法论证了可行的文化产业园区建设计划，政府都应当积极支持和鼓励。要让人们认识到，“以文化地产为保障，文化旅游为主体，文化创意为灵魂”是当前文化产业园区建设的正当思路，在文化产业园区建设一定比例的文化地产除了使文化旅游、文化创意项目具有地理载体、人气基础与产业支撑外，还具有提升地产品质，拉动地产行业回升，刺激国家经济活力的积极意义。

其次，根据十七大三中全会的精神，建构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加强三农建设，而加强 农村 文化的建设，又是三农建设的重要环节。面对我国农民纷纷外出务工的基本事实，闲置的土地如何开发利用？一个可行的办法是严格控制土地的其他用途，充分利用土地进行农业产业化及农村文化产业的开发。规模化、统一化的农业生产，带来的不仅仅是直接可见的农业经济效益，对农业产品的后期创意设计加工和新农村景观的开发利用，则可以成为文化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到目前为止，虽然金融危机的持续时间、波及范围我们还无法预计，但有两点可以肯定的是：第一，这次被认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的影响还在逐渐蔓延，尽管世界各地的反金融危机力量采取了各种可能的措施，试图将危机的影响降到最低，但由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逐步深入，此次由超级经济大国美国引发的经济危机大爆发，在全球已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动荡，其在短时间内不会平息；第二，金融危机对文化产业各关联部类的影响是方方面面并且十分深刻的，其造成的具体影响是我们现在无法估量和掌控的。我们所能做的，就是通过严密的动态观察和深入的分析，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将金融危机对文化产业的破坏性影响减到最低，并看到潜在的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因素，将危机各种影响的合力逐渐导向我们所希望看到的良性局面。

[注释]

[1]《伦敦盖不起奥运村 2012奥运会陷入金融危机》，闫雯雯，四川在线（成都），2008-10-10

[2]《金融危机下国际广告市场增速大幅放缓》，芦龙军，新华网，2008-10-08，

[3]《金山ceo求伯君：廉价娱乐 工业 无惧金融危机》，杨国强，第一财经日报，2008-10-15，

[4]《温家宝与布朗通电话:金融危机对中国影响有限、可控》，中国新闻网，2008年10月14日

 

[ 参考 文献 ]

文化危机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文化创意产业；金融危机；产业发展

前言

金融危机早已像瘟疫一样在全球蔓延开来，在全球金融环境一片混乱的情况下，中国在应对这一次金融危机的挑战的时候，却在一些行业看到了希望和机遇，文化创意产业就是其中之一。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当人均GDP在1000-5000美元时，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制造业、加工和传统服务业；当人均GDP在5000-10000美元之间，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科技创新、创意产业、高科技产业和服务业产业。中国的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已经完全可以满足这类要求。所以在这样混乱的时候文化创意产业反而显示出了自己的光辉，展现出了朝阳产业的魅力。

一、现阶段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背景

（一）国际经济发展现状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逐步演变为金融危机并向国外扩散。特别是2008年9月份以来,国际金融形势急剧变化,迅速演变成自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全球各国包括文化创意产业在内的各个行业都受到了相应的冲击，主要体变现在:

金融机构面临严重的信用危机和经营危机。无论是美国还是世界其他国家都未幸免，金融市场呈一片混乱。美国五大投资银行破产，特别是具有150年历史的雷曼兄弟投资公司的破产，使得世界各国银行和投资人损失巨大。部分国家财政危机，国家经济濒临破产。金融危机发生后，冰岛、波兰、匈牙利、乌克兰、阿根廷和巴基斯坦等国家经济濒临破产；为了应对此次金融危机，各国政府不得不为银行大量注资或收归国有，但仍然难以避免大批金融机构倒闭和经济衰退。

世界经济将步入较长时间的衰退。由于世界经济一体化，世界经济必然面临一轮较长时间的衰退。其主要体现在：订单与消费的急剧下降，使众多企业经营困难。通用等大企业的倒闭或减产。金融业、制造业、建筑业就业人数的下降；世界失业人数的激增，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预测，2009年全球失业人数将达到创记录的2.1亿。除此之外，世界各国股市连连暴跌，大多下跌幅度在40-70%之间，给世界各国投资者带来约30万亿美元的损失。

但是根据过去的经验来看，在经济危机时引起的人们的信心不足和精神上的空虚与不满往往增加了人们对文化创意产品的需求量，有时更形成短时间的井喷。

（二）金融危机下中国经济发展现状

全球金融危机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负面影响超出了原来的预期。

1.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国际金融危机快速蔓延和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速的影响下,我国经济下行风险比预想的要严重,据国家统计局初步核算,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9.0%,为2003年以来最低水平。

2.对投资的影响。受金融的牵制，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下滑。面对当前存在的诸多不确定因素和潜在风险的经济形势,企业对经济增长信心普遍不足,加上国际金融市场流动性明显不足和国内银行放贷更趋谨慎等因素,企业投资的意愿和能力。

3.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相当高,进出口总额已相当于GDP的2/3左右,其中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是我国的主要出口对象。这次金融危机使这些国家经济走向衰退或增速放缓,从而对外需求降低,进口萎缩。2008年11月份我国外贸进出口形势急转直下,是自2001年10月份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出口方面,11月出口增速由上个月增长19.1%逆转为下降2.2%;进口增速由上个月增长15.5%逆转为下降17.9%。

4.对消费的影响。由于国内外经济环境不景气、股市低迷、企业效益下滑、失业增加等因素,降低了居民收入预期,消费增速开始放缓,一些消费热点明显降温,消费者信心逐渐下降。1～11月,全国商品房销售呈现负增长态势,商品房销售额和销售面积累计增幅分别下降18.3%和19.2%,住房消费处于2000年以来最为低迷的时期。

5.对工业生产的影响。全国工业生产增速迅速回落,对沿海地区影响时间早,对中西部地区影响速度快。下半年以来,东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速连续6个月下滑,平均每个月回落1.3个百分点;而中西部四季度才出现明显回落,平均每个月下滑3.5%和2.8%。

6.对主要行业和企业的影响。2008年下半年以来,受产业联动传染机制影响,受金融危机影响的领域由外向型行业正在向内向型行业扩散,多数工业行业的生产增速开始放缓,特别是一些产能过剩行业受到的冲击更大。1～11月份,电力、石化、冶金、有色、建材、机械、电子、纺织、轻工、医药和烟草等11个大类的工业行业增加值增速均低于上年同期。从企业层面来看,受国际国内需求萎缩、原材料市场价格大幅下降等因素影响,部分企业经营困难。不少企业订单明显减少,库存大幅增加,资金严重短缺,一些企业不得不限产半停产或停产。

2008年下半年开始，由于上述情况的发生，文化创意产业方面的资金链条呈现出了不同程度的断链现象，资金的缺乏使许多在进行的项目无法继续；文化创意产品的出口受阻，海外市场减少；消费者对文化创意产品的消费能力明显减弱，导致该行业呈现短期的低迷。而随着金融危机的继续，经济的持续低迷使人们对未来的信心不足，反而引发人们对精神文化产品的渴求，促使文化创意产业在这一时期又突发出无限的潜力，市场需求量的大增，吸引了众多的投资者，使该行业有更加充足的资金进入，出现良好发展的态势。

二、金融危机下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情况和问题

（一）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情况

2005年就有统计显示，全世界文化创意产业经济每天创造着220亿美元的产值，并以5%的速度递增，占全球GDP总量超过7%。因此，文化创意产业被冠上“朝阳产业”或者“黄金产业”的称号，各国政府都鼎力支持着国家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使该产业的发展乘风破浪。我国各地区都出台相应的政策以支持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使北京、上海、深圳、广州、重庆、杭州、长沙、成都等地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尤为迅速。例如上海创意产业中心于2005年初正式挂牌运作，上海市政府出台了十一五期间创意产业发展重点指南。上海改造利用了100余处老厂房、仓库，形成了独特的创意产业园区，如昌平路新型广告动漫影视图片生产基地、共和新路上海工业设计园、杨浦区滨江创意产业园等。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举办，为该市创造了良好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契机。根据上海统计局的预测，文化创意产业将是十一五期间上海经济发展的重点，占GDP得比重也将增加到10%以上，争取用20年时间建成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创意产业中心之一。而北京为迎接2008年奥运会，早已大力推进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每年拨出5亿的专项资金，支持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包括对北京数字娱乐产业示范基地北京798艺术区、北京潘家园古玩艺术品交易园区、北京宋庄原创艺术与卡通产业集聚区和中关村软件园区的支持。

与全球金融环境的一片看跌的形式相反，我国的文化创意产业带着逆流而上的力量形成了一股暖流。以北京、上海、深圳三个创意产业发展比较早也比较完善的大城市为例，2008年，北京经济增长12.3%，创意产业增长19.4%；上海经济增长13.3%，创意产业增长22.8%；深圳经济增长15%，创意产业增长25.9%。显而易见，这三大城市的创意产业增长幅度都远远高于其经济增长幅度.

金融危机反成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契机。一方面由于金融危机初期的影响，资金链断裂，通常投入到金融、地产、制造的大批资金由于投资风险加大，投资信心不足而转投到创意无限的文化创意产业当中，加快了创意产业的发展速度同时也加快了其他行业的产业调整。另一方面在金融危机下，低迷的经济，大企业的倒闭导致大量的裁员，使不安的因素四溢，不稳定、动荡的社会使人们的内心更加的迷茫不安，这个时候人们需要一个可以宣泄的出口，而创意产业在这时迎合了这个需求。以致文化创意产业在这个时期逆市发展，同时我国在十一五期间就提出了对文化创意产业的重点扶持和重点发展，多个省市都将创意产业作为未来经济发展的突破口，推进了其的快速发展，以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

（二）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还存在许多的不理想和局限性。其呈现的问题主要有：

1.理论研究落后于实践，许多人对创意产业的内涵、外延、特点及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等方面认识比较模糊，我国尚未核定文化创意产业的门类。目前对创意产业政策的理论分析仍语焉不详，政策设计明显缺乏基础理论研究的强力支持，使文化创意产业的理论研究明显落后于实践，实践中涌现出来的一系列问题得不到理论的支持，在理论层面无从应对，相关的专业书籍和资料都较为陈旧，跟不上快速发展的该行业的要求。

2.特色不足。我国是多民族国家，各个民族保留着独特的民族风情，各个地区有丰富的区域文化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近几年地区政府逐渐重视发掘特色产业，如休闲旅游业，但在产业结合地区特色上，我国仍然发展得不足，例如在黄山景区和在张家界景区买到的旅游纪念品都大同小异，无非是水晶工艺品、玉石、茶叶、中药材之类，并且相似度极高。这些纪念产品的开发完全没有将结合当地的人文环境、民族特色、景色风光的特点结合进去，缺乏地方特色和新意，完全不具备纪念意义。这说明目前的创意产业在有效结合民族特色、区域特色方面做的还远远不够。

3.人才缺乏。我国创意产业的人才培养机制有待创新，传统教育培养的学生基本上追求标准化、规范化、规模化，相近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直接导致创造性人才的不足，特别是具有高度敏感性和直觉感悟的人才奇缺，人才的素质无法满足产业需求，尤其是在将文化和科技紧密结合的创作环节，原创能力和核心创意能力亟需提高。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是因为社会对创意产业人才的培养重视不够，创意产业还没形成独立的人才培养机制，人才大多来源于传统产业；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国的文化创意产业起步较晚，许多方面都还处于摸索阶段，文化创意产业人才究竟要如何培养还没有一套成熟的培养方法。虽然全国已经有40多所高校开设了与文化创意产业相关的专业，但是培养方式陈旧，停留在理论层面，缺乏相应的实习基地，当然很难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更无法适应该行业的变化。美国南加州出了很多的艺术和影视人才，因为它靠近好莱坞，很多的课程直接搬到了好莱坞，许多一线的经验也就直接传授给了学生。

4.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够。产权保护是创意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而我国在这方面是比较落后的，相关法律法规还不完善，执行力度也不够。突出的表现是我国产业化水平低和知识产权的保护还不尽人意，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不够，各种盗版产品泛滥，很容易对创意产品的创造者造成伤害，从而损害产业的发展例如像2008年大热的动画片《喜洋洋与灰太狼》，虽然有官方授权的衍生产品制造商，但是市场上喜洋洋的盗版衍生产品随处可见；早在上海世博会开幕前半年，上海的市中心、地铁站通道等人口流动大的地方就已经出现贩卖假冒的世博吉祥物“海宝”的摊贩。这些情况不仅对相关企业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对国家形象的树立也是不利的。

5．文化创意产业的园区建设低端化倾向明显、区域合作层次较低，完整产业链尚未形成。近几年，全国各地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建设方兴未艾，对文化创意产业的集聚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缺乏统一的科学规划和完善的配套服务体系，不少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中的创意企业规模小、原创能力不足、核心竞争力弱、经营模式亟须创新，导致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建设背离了创意的核心而重回产业低端，完整的产业链尚未形成。在地域合作方面，以珠三角地区为例，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呈各自为战的分割状态，未能形成有效的合作联动机制与粤港澳的合作更是停留在较低层次。此外，创意产业虽与高科技行业（如动漫、软件等）互动较多，但是向传统产业的渗透不足，自身的产业链未能得到有效整合和延伸，影响了文化创意产业的深度开发和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品牌塑造。

三、发达国家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经验

“文化创意产业”通常包括广告、建筑艺术、艺术和古董市场、手工艺品、时尚设计、电影与录像、交互式互动软件、音乐、表演艺术、出版业、软件及计算机服务、电视和广播等等。文化创意产业的知识密集型、高附加值、技术整合性,对于增强城市文化竞争力、提升产业发展水平、优化产业结构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目前,全球每天自创意经济创造的产值是220亿美元,并以5%的速度递增。在一些国家增长得更快,美国为14%(1996年开始,美国文化创意产业增长率已超过其他所有传统产业,成为美国最大宗的出口产品来源),英国为12%(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占经济总量的9%)。

许多国家很早就注意到了文化创意产业的价值和活力，投入和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而他们的发展经验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一）英国经验

英国是最早提出创意产业的定义和内容的国家，也是第一个政策性推动创意产业的国家,创意是人类的高级思维,更需要高端的政府服务。所以英国成功的要诀即是运用政策扶持文化创意产业。1997年5月布莱尔出任英国首相,第一件事就是成立英国创意产业领导小组,把推广文化创意产业作为拯救英国经济困境的有效办法。创意产业的推动政策主要包括:创意出口推广、教育及技能培训、协助企业融资、税务和规章监管、保护智慧财产和地方推动自等6项,是目前国际上产业架构最完整的文化产业政策。同时强化财政、金融调控，为创意企业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英国政府协同金融界和有潜力的民间投资者为它们提供资助，逐步建立强大的创意工业财务支持系统。以奖励投资、建立风险基金、提供贷款及区域财务论坛等方式作为对文化创意产业的财务支持。例如英国科学、技术及艺术基金会为具有创新能力的个人从业者提供发展资金；政府的小型公司贷款保证计划为苏格兰企业连续5年提供2500万英镑作为创意种子基金。正因有这样良好的扶持政策，才使英国从1997年以来文化创意产业年均增长9%,大大超过传统工业2.8%的增长率,是其他产业的3倍。2002年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达809亿英镑,占经济总量的9%,显示英国经济从制造型向创意服务型的转变,英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创意产品生产国。

（二）美国经验

美国文化创意产业最为发达的国家,文化创意产业产值占GDP的5.24%;创造就业800万个,接近全国总就业人数的6%。在1977-1997年间,版权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率达到6.3%,而同期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为2.7%。在1977-1997年间,版权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率达到6.3%,而同期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为2.7%。在这20年间,美国版权产业就业人口翻了一番,达到380万人,占美国就业人口总数的2.9%平均年增长率达到4.8%,而同期美国经济就业人口平均年增长率为1.6%。1997年美国版权产业从国外销售和出口中创利668.5亿美元,超过了包括农业、汽车、汽车配件和飞机制造在内的所有主要产业。——2001年,美国的版权产业为国民经济贡献了5,351亿美元左右,占国内总产值的5.24%。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已遭遇了多次经济危机。尽管每一次经济危机所处的时代、产生的根源、波及的范围、带来的影响各不相同,但美国文化产业却愈挫愈勇,以百老汇和好莱坞为代表的文化产业往往成为萧条时期的经济增长点。

从20世纪30年代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结果来看,美国的文化产业和文化企业不仅没有受到冲击,反而逆势而上,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快的发展速度,像美国迪士尼、兰登书屋和美国的电影工业等,均是在那个时期发展壮大起来的。由此带来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有力地拉动了经济增长。

美国在文化创意产业方面的成功主要归功于两方面：

一方面是美国高度重视对创意产业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投入，科技含量高已成为美国创意产业的一大特征。以影视业为例，每一项可能对影视产业的创制与传播产生影响的科技成果，几乎都会同步运用于电影电视之中。在大众传媒领域，如印刷复制、录音录像、电子排版、网络传输、数字化、地球通讯卫星等高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使美国创意产业具备了向全世界扩展的“桥梁”和“利器”。在图书和唱片业，利用互联网技术开发的网上售书等业务，极大地促进了其销量的增长。

另一方面美国重视创意园区建设，创建企业孵化器。创意园区是一种介于政府、市场与企业之间的新型社会经济组织和企业发展平台，它通过提供一系列企业发展所需要的管理支持和资源网络，帮助处于初创阶段或相对弱小的新创企业，使其能够独立运作并健康成长。1956年，美国人乔曼首次提出了孵化器概念，并在纽约成立了第一家企业。从1980年到2001年，美国的船业园区数量从12个迅速发展到900个以上。美国创意产业园区主要有4种形式：政府主办的园区、私人主办的园区、学术机构主办的园区、公私合营的园区。这些园区层次分明，分工明确。目前美国很多创业园区集团本身就是新创企业，它们不仅向其他新创企业提供办公场所和设施，而且还提供更加全面的管理咨询，包括企业发展和技术开发、市场营销、竞争研究分析、法律顾问、会计等。这种模式的优点在于通过创业者和风险投资的联合，将巨额资金与大量具有创意的新创企业结合，同时喜迎了大批优秀的管理人才加盟。

（三）日本经验

日本在近20年来,几届日本政府都把发展资源消耗低、附加值高的文化创意产业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日本的创意产业发展有自己的特殊性。首先是有比较成功的市场动力机制日本创意产业的飞速发展得益于市场动力机制的成功解决，如日本在照顾国情因素和吸收西方文明的基础上创造出了一种物质动力与精神动力并重，奖励与惩罚、竞争与合作相结合的综合型的动力机制。同时日本社会所极力提倡的“命运共同体”与“团队精神”都很自然地使个人之间形成了一种紧密的合作关系。其次是比较严密的宏观经济计划。日本政府在宏观经济政策上发挥了巨大作用，从而形成了政府主导型的文化创意产业模式。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功能是制定发展战略和经济计划，经济计划对企业起着“指导”、“引导”和“预测”的作用。1996年，日本确定了“文化立国21世纪方案”；1998年的“文化振兴基本设想”又提出，要把文化的振兴提高到国家最重要的位置；强调对文化进行重点投资，认为对文化的投资是对未来的先行性投资；2003年又制定子“观光立国战略”。对振兴地区和地方文化，日本政府明确规定：政府应支持地区文化活动，包括重新挖掘、振兴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遗产、民间艺术、传统工艺和祭祀活动等；制订长期规划，对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艺术提供全面支持；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联手举办全国规模的文化节。

（四）韩国经验

韩国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总体战略主要有三步。第一步是实行立法保障。以此来明确产业发展方向，规范经营秩序，凝聚国力、民力，确保文化产业高效有序发展。1999年2月，韩国颁布了《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界定了文化产业的范畴，对政府扶持文化产业的职责范围、实施手段、运营规则、组织机构、财源筹措及使用方法，均做出具体规定，做到政策落实，有法可依。依据该法，韩国政府1999年至2001年先后制定和实施了《文化产业发展5年计划》、《21世纪文化产业展望》和《文化产业发展推进计划》等，对文化产业发展进行战略规划和政策引导，针对不同阶段出现的问题，适时采取有效的扶持对策。第二步即打开资金瓶颈。资金供给是文化产业发展的“血脉”。韩国根据文化产业发展规律，贯彻“选择与集中”的原则，对选定的重点扶持对象，从创业到研发、创作、制作和营销、流通的每个阶段，都提供必要的资金扶持。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韩国在国家财政全面吃紧的情况下，文化事业预算反而逐年增加：1998年占国家财政预算0.62%，2000年首次突破1%，2001年大幅提高为9.1%。同时动员民间资本，建立官民共同投融资体制，是韩解决文化产业资金的有效办法。具体做法是运作“文化产业专门投资组合”。韩文化产业振兴院在2000年至2001年的两年里，先后组建17个“投资组合”，融资总额达2073亿韩元，其中政府350亿韩元，民资1723亿韩元。在此基础上，运作日臻成熟，成功率大幅提高，年融资达1000亿韩元以上，为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资金保障。最后一步为税收优惠激励。韩国政府根据文化产业发展需要，提高扶持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对从事知识基础产业的小企业实施减税优惠。

四、借鉴国际经验,加快发展我国文化创意产业

无论是工业经济时代,还是知识经济时代,文化产业所释放出来的巨大生产力、推动力和影响力,都超乎了人们的想象。“文化经济化”与“经济文化化”的互动,展示出这一朝阳产业的广阔前景尤其是在经济萧条的背景下,我们透过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审视文化产业的发展,就发现经济危机的出现一般都伴随着文化产业的勃兴。我要善于从危机中抓住契机,推动文化产业逆势而上、加速前进。

宏观经济的萧条期往往是文化产业的机遇期。历史经验表明,经济危机期或萧条期,往往是文化特别是文化产业发展的机遇期。在这个阶段,经济会出现低增长与高失业,但出于提升竞争能力和获得精慰藉的需要,教育和文化方面的消费与投入不降反增。同时越是经济萧条文艺创作就越有素材、越有灵感、越有创新源泉,正所谓“文章僧命达”、“诗穷而后工”。审视美国、日本和韩国文化产业在经济危机时的发展,我们可以获得很多规律性的认识和有益的启示。美国的经验表明文化产业是应对金融危机的宝贵财富和精神支柱。

所以我国应该借鉴他国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上的经验，加快发展我国的文化创意产业：

（一）将发展创意产业列入国家创新计划

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意是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两大引擎,它理应成为国家创新战略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为此建议学习英国的经验有计划的使用政策扶持文化创意产业，尽快出台与“科技创新”并驾齐驱的“中国创意产业发展的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和近期行动计划。同时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并合各种文化资源,通过应用技术的嫁接为各产业的创新服务。

（二）营造宽松宽容的文化氛围,鼓励各类创意产业非营利组织的发展

文化创意的繁荣需要宽松宽容的文化氛围,对各种文化创意,只要无害就应允许其存在。同时创意产业的发展还需要多元文化的交流,中国本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而多民族必定又孕育出了多样性的文化，同时东西南北地域的差异性使中国的民族文化和风俗更加的丰富，可以成为文化创意取之不尽的文化资源库，在此基础上通过文化的交流可以促进创新，可以为文化创意注入新的活力。另一方面要学习美国的经验积极发挥社会组织的力量推动创意产业的发展,重点推进包括协会、研究机构、大学等非营利组织的建设,将研究与应用相结合，这有利于资源的有效利用也可以更广泛地开展国际交流吸取国际经验。为此建议:尽快成立全国性创意产业协会,整合社会各界力量,协助政府推进创意产业的发展和监管产业的运作有效的将创意产业这样的朝阳产业引入良好的发展方向。同时建立国家创意产业品牌促进中心,定期举办节事活动,设立部级的创意产业大奖,以吸引和培养文化创意方面的人才，并为创意企业和产品提供信息、展示、推介等公共服务。

（三）制定促进创意产业发展的政策

对于文化创意产业，建议政府学习英国政府的做法为创意企业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并协同金融界和有潜力的民间投资者为它们提供资助，逐步建立强大的创意工业财务支持系统，同时给予一定的财政倾斜，成立专项资金，以奖励资助、贷款贴息、项目补贴等方式支持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尤其是对公益性文化创意产业相目应当给由于更多的扶持，逐步建立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政策体系。包括:建立创意产业的投资基金,担保基金,鼓励创新的奖励计划和文化创意产品走出去的财政支持政策等;制定支持中小创意企业的发展政策,包括促进投融资与风险分担的机制、知识产权的保护与运作、加强与创意产业相关的人才培养等;对一些市场化程度高的文化创意企业，可以积极大胆的引进并合理利用外资，鼓励外商在该领域直接投资；出台“中国创意产业统计指标体系”的指导性意见,以便各级政府部门在实际操作中能够规范并有效地落实国家发展创意产业的各项鼓励政策。

（四）制定针对文化创意产业的用地优惠政策，支持企业发展

对于像文化创意产业这样低耗能，低碳的产业，应该多方面得政策优惠，特别是在用地方面，为创意产业的发展预留空间。特别是如今土地资源不足的一级城市，尤其要注意发展空间的腾换，应鼓励城市建成区内的废旧厂房、仓库等存量房地资源以廉租等的经营方式吸引文化创意企业的入驻对废旧资源的再次利用。北京的798是这方面成功的典型，它不仅成功的对废旧资源再利用，也降低了文化创意类企业的运作成本，同时成为了著名的新型文化区，吸引了大批游客发展了旅游业，达到了一举三得的资源高效利用开发。

（五）健全相关法律制度，加大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

知识产权保护是创意产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创意产业的易复制性使其相对于传统产业来说风险更大、成本更高，只有实施比传统产业更为严苛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才能为创意产业营造出良好的外部环境。创意之父霍金斯曾言知识产权(专利、版权、商标、设计)是创意经济的一种货币，知识产权保护在创意产业发展过程中是“中央银行”，对此，我们应该借鉴韩国的做法，实行全面系统的立法保障，以此来明确产业发展方向，规范经营秩序，凝聚国力、民力，确保文化产业高效有序发展。如果知识产权得不到有效的保护，会损害创新主体的创新动力和再创新的积极性，就如当今的中国歌坛，优秀的原创歌手和歌曲匮乏，优秀的音乐人和歌手都无法以出音乐专辑盈利，全靠走穴挣钱，唱的永远是那么几首歌，盗版的泛滥和网络下载的兴起将中国音乐人逼到了绝境，中国音乐市场的衰落时必然的。为了不让创意产业也重蹈覆辙我们必须将该行业的知识产权保护相关的法律和法规尽早的完善。另一方面要形成一种尊重知识产权和创新成果的社会文化氛围，创造出一种保护创意产业发展的良好的软环境，是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健康、快速发展的根本。

（六）吸引并培养有创造力的人才

目前我国的创意产业发展的瓶颈之一是创意人才的匮乏。全方位、多渠道培养和集聚创意人才是发展创意产业的重要环节。大批量创意人才的教育与培养是我国未来文化创意产业获得大发展的前提，从近10年来的经验来看，各国创意产业的发展无不得力于各国创意人才的教育与培养。仅以游戏产业为例，到2003年美国设有游戏专业的大学(学院)有540所，日本有200所大学设有游戏（开发、设计、管理、运营）专业。美国和日本的游戏业一直处于高速发展相互竞争的状态，与其丰富的人才资源的强大支持分不开。国内创意人才的培养，受到原有教育培训机制的制约，不能适应飞速发展的需要，为了改变这样的现状，应该相应的创造新的培育机制培养大批量创意人才，推动我国创意产业的健康高速的发展。着力培养创意产业的领军人物，重点吸引一批海外从事创意产业的优秀人才特别是那些既有深厚传统文化底蕴又有宽阔国际视野的海外留学归国人才。对于已经在文化创意产业工作岗位上的年轻专才，应营造宽松活跃的工作环境，鼓励其大胆创新，采取各项激励措施，奖励先进，不断激发其创新热情。

（七）以举办如上海世博会这样的世界级的会展为契机,推进中国创意城市的建设

世界创意产业的发展已经从产业层面的第一阶段发展到创意经济的第二阶段,一些发达的国际大都市已进一步向“创意社会”第三阶段发展。我国可以汲取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经验,推进中国创意城市的建设,在北京、上海、深圳等条件成熟的地区开展“创意示范城区”的试点建设,跳出单纯的“创意产业园区”建设的局限,将创意结合在城市规划、旅游休闲中去，例如成都的合江亭由于其百年好合的美好寓意而成为成都人结婚必到的地方，由此在合江亭前的斑马线被画成了粉红的型心的“爱情斑马线”，这就灵活的运用创意将人们美好的祝福运用到了交通设施中去。又如深圳的大芬村，由于加工出口油画而成为世界油画的生产基地，而大芬人更是借此机会将村内的建筑外墙都画上了各种彩绘使原本平凡的小村庄成为一个充满浓郁艺术气息的艺术村，这就是将创意充分的运用到了城市规划建设当中去的典型。借鉴这些成功的创意方式实现创意硬软件的互动,在街区、社区的地理范围内实现将创意与平凡的生活巧妙的结合，真正的实现创意随处可见，创意无处不在，展示出中国文化创意的活力，推进我国创意城市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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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危机论文范文第5篇

一、贝尔的学术研究与其批判性传播观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际传播学界，首先是西欧的传播学家们，围绕“信息时代”的社会制度、传播体系和意识形态等问题，曾展开一场广泛的国际讨论。这场国际讨论直接发端于两本书的问世，第一本是《意识形态的终结》(1960)，另一本是《后工业社会的来临》(1973)，均为丹尼尔·贝尔所著(张隆栋，1993：287～290)。

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1919——)是当代美国大名鼎鼎的学者和思想家。贝尔在四五十年代主要从事新闻工作，曾任《新领袖》杂志主编、《幸福》杂志编委和撰稿人。在六七十年代，他主要从事教学工作，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担任社会学教授，还从事一些与未来研究和预测有关的活动，担任过美国文理学院“2000年委员会”主席、美国总统“八十年代议程委员会”委员等职。贝尔在战后西方的社会学、未来学和发达资本主义研究诸领域均处于领先地位，1974年全美知识精英普测时，他曾名居10位影响最大的著名学者之列，在欧美思想界声望甚高(Bell,D.1980:11～13;Waters,M.1996:11～16)。

贝尔的学术著述很多，构成其综合思想体系的关键著作，除了前面提到的《意识形态的终结》、《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两书外，还有一本就是《资本主义文化矛盾》(1976)。在前两本书中，贝尔着重探讨了西方世界政治思想和社会(技术—经济)结构的变迁，认为在现代西方社会(主要是美国)向“后工业社会”的萌发阶段，技术性决策将在社会中发挥重大作用，传统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将为科技治国论所取代。《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则追溯了资本主义文化的发展历程，并剖析这种文化如何与经济和政治中的轴心原则、轴心结构发生不可避免的矛盾，反映出贝尔全面探查当代西方社会结构、政治模式和文化思想领域的努力。他对资本主义文化乃至整个社会矛盾的透辟分析，代表了文化社会学和发达资本主义研究的一项开创性成果，而其中涉及到的对大众传播媒介与资本主义文化危机的关系的探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美国传播学批判学派的观点。

贝尔所说的资本主义文化危机，在其表层上，是指技术—经济领域与文化领域之间的断裂和冲突(这种断裂和冲突，同样存在于技术—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之间)。资本主义技术—经济体系以功能理性和节俭效益作为它的调节方式(轴心原则)，本身是一个官僚等级制结构(轴心构造)，其中的个人受到角色要求的限制，成为最大限度谋取利润的工具。文化领域的特征却是自我表现和自我满足(轴心原则)，它以个人的感觉、情绪和兴趣作为衡量尺度，追求个性的无限张扬和独立不羁，因而同技术—经济领域所要求的组织形式之间发生激烈的冲撞。从更深的层次上说，“文化领域是意义的领域”(贝尔，1989：30。下引该书只标页码)，它通过宗教、文艺、价值观念等象征性的表现方式，给人类生存提供一种超越性的信仰，成为一种将整个社会凝聚起来的道德纽带。然而，以自我表现和自我满足为特征的现代文化，由于其本身的空幻性，却只能导致人们意义的迷失，从而瓦解文化对整个社会的聚合力。长此以往，将会使西方社会重蹈古代文明由奢华到内乱的覆灭之路。

当然，贝尔所说的文化危机，是指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危机。在19世纪中叶以前的资本主义社会早期，以功能理性和节俭效益为轴心原则的技术——经济体系，有一套与其协调一致的独特文化和品格构造，这就是视工作为天职，强调先劳后享、勤俭禁欲的新教伦理和清教精神。但是，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尤其是消费社会的出现，这套独特文化和品格构造逐渐崩溃瓦解，原来勤俭持重的生活习惯，为奢华糜费的享乐主义生活方式所取代，工作失掉了它宗教价值上的超越意义。与此同时，一场以流派纷呈著称的现代主义文化运动，又对已被商业机制蛀蚀得只剩下干瘪外壳的传统价值体系，展开了疯狂扫荡，进一步破坏了资本主义社会赖以维系的道德基础，并最终取得了至高无上的文化霸权地位。但是，现代主义本身也经历了裂变和衰竭的过程，尤其是与享乐糜费的大众文化的合流，现代文化日益变得庸俗浅薄、粗鄙无聊，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正面临着一场“既无过去又无将来”的“信仰问题”或者说“精神危机”(74)。

贝尔关于资本主义文化矛质的论题，其核心“就是揭示资本主义文化从新教伦理到享乐主义，从清教精神到自恋主义的蜕变过程”(傅铿，1990：292)，由此凸显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危机。从新教伦理到享乐主义，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反文化，资本主义文化的演进自然有其内在的逻辑，但作为大众文化载体同时也是大众文化一部分的大众传播媒介，无疑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本文就是着眼于大众传播媒介与资本主义文化危机之间的作用机制，力图把贝尔批判性的传播观勾勒出来。因此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先总体看一下贝尔的大众传播媒介观，再分别考察一下贝尔所谓的大众传播媒介在新教伦理向享乐主义、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反文化蜕变过程中的作用，最后对贝尔的批判性传播观予以分析评价。

二、贝尔的大众传播媒介观

贝尔的大众传播媒介观涉及到他对大众传媒社会功能、社会作用的总体看法，在这方面，他零零散散地主要表述了这样几层意思：

1.包括电影、广播、电视等电子传媒在内的通讯技术革命，与交通运输革命一起消除了社会的隔离状态，导致了大众社会的形成和大众文化的出现。贝尔认为大众传媒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扩大了相互间的影响和联系，同时也“造成对变化和新奇的渴望，促进了对轰动的追求，导致了文化的融合”(137)。

2.大众传媒引起人们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革。贝尔指出，“电影有多方面的功能——它是窥探世界的窗口，又是一组白日梦、幻想、打算、逃避现实和无所不能的示范——具有巨大的感情力量。”广告突出了商品的迷人魅力，是“新生活方式展现新价值观的预告”，在这方面，“广告所起的作用不只是单纯地刺激需要，它更为微妙的任务在于改变人们的习俗。”(114～116)《时代》周刊和《读者文摘》“这两家杂志均作为价值观变革的杠杆深入地影响了20世纪中叶的美国生活方式。”(124)

3.视觉文化是大众文化最重要的性质，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一种印刷文化，而视觉文化在当代文化比重中的增加，实际上瓦解着文化的聚合力。贝尔注意到了电视这种视觉媒介在二战后的迅速崛起，他比较了印刷媒介和视觉媒介在传播效果上的差别；印刷媒介允许读者调节自己的阅读速度，给读者以思考的余地，它强调的是认知性、象征性的内容和抽象思维的方式，因而能引起读者的理解和情感的净化；以电影和电视为代表的视觉媒介，则把自己的速度强加给观众，没等观众来得及思考就一闪而过，它强调的是形象性内容和情感的震惊，导致的是观众反应的情绪化、戏剧化。

在贝尔看来，视觉媒介创造出来的这种传播效果，不是来自内容而几乎全部来自技巧。视觉媒介就是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如电影的蒙太奇手法或宽银幕立体声，为人们提供感官的刺激，追求直接、冲击、同步、轰动的效应，因此不可能使人获得某种超验的天职感、美化感，或一种经过悲剧和痛苦之后的心灵净化，相反它“不可避免地要在人类经验的整个范围内制造一种对常识知觉的歪曲。”(167)所以，视觉文化虽比印刷文化更能迎合大众的感官需要，从文化意义上来说却枯竭得更快。

较早致力于传播研究的政治学家拉斯韦尔(lasswell,H.)曾提出大众传媒三大功能的理论，即监视环境、联系社会和传递遗产，后来社会学家赖特(Wright,C.)又在其中增加一项功能——提供娱乐，这都是对媒介正面功能的考察。另外两位对传播学贡献突出的社会学家拉扎斯菲尔德(Lazarsfeld,P.)和默顿(Merton,R.)，则分析了媒介的四种负面功能；把人变成丧失辨别力和顺从现状的单面人、导致审美情趣及文化素养的普遍平庸化、廉价占用人的自由与时间、使人处于虚幻的满足状态从而丧失行动能力(李彬，1993：134～141)。

从贝尔的论述可以看出，他主要是从传播技术和大众文化的角度来考察大众传媒的功能的，注意的是大众传媒长期的、潜在的社会作用和传播效果。他虽然肯定了大众传媒的正面功能，如认为大众传媒导致大众社会的形成和大众文化的出现，以及引起人们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革(大致相当于拉斯韦尔和赖特所说的联系社会、教育示范和娱乐功能)，但更多地侧重于对媒介负面功能的论述。譬如，他认为视觉媒介为人们建构了一个虚拟的世界——“白日梦、幻想、打算、逃避现实”和“对常识知觉的歪曲”，从而瓦解着文化对社会的聚合力，这在某种程度上涉及到了媒介的隐性的负面功能。事实上，贝尔即使在肯定大众传媒上述正面功能的同时，在具体的分析上却又着眼于它的消极影响，这从我们下面将要考察的大众传媒在新教伦理向享乐主义、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反文化蜕变过程中的作用，可以明显地看出来。

正因为如此，他对加拿大多伦多学派的麦克卢汉(McLuhan,M.)持激烈的批判态度。麦克卢汉预言了电子媒介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变革和进步，描绘了一幅带有明显的技术决定论色彩的未来图景，它的“媒介即信息”和“媒介是人体的延伸”的基本论断，不啻是对媒介的膜拜和礼赞。尽管贝尔也注意到了通讯技术革命所导致的社会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以及麦克卢汉对印刷文化和视觉文化的区分，却仍然认为麦氏“热媒介”和“冷媒介”以及电视创造“地球村”的概念，“除了在微不足道的水准上讲，似乎没有多大意义。”(156)他把麦克卢汉形象地称为享乐主义时代“胜任的预言家”，说麦克卢汉“在很多方面是在为人类的梦想做广告。”(121)与麦克卢汉相比，贝尔对未来社会(后工业社会)进行科学预测的同时，又具有深邃的人文主义的价值关怀，在大众传媒的社会作用方面则表现出一种悲观主义的倾向。

三、从新教伦理到享乐主义

马克斯·韦伯(Weber,M.)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03)一书中，精巧而又深刻地揭示了加尔文教义对18世纪美洲新大陆资本主义的兴起所发生的重要催化和诱变作用。贝尔在立论之初就接受了韦伯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有着双重起源：禁欲苦行主义(宗教冲动力)和贪婪攫取性(经济冲动力)。在19世纪中叶以前的资本主义早期，这一对冲动力被锁合在一起，前者代表了资产阶级精打细算、勤俭持重的精神，后者则体现在技术—经济领域的无限进取的激情。新教伦理将工作视作神圣的天职、得救的标志，强调清醒、俭省、节欲和严肃的人生态度，为人们提供了超越性的道德目标。

但是，内战之后，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巨大的发展，社会结构也出现了相应的转变，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注重超支购买的消费社会的出现，从根本上破坏了那种强调节俭、简朴、自我约束和抑制冲动的传统价值体系，花钱和享受、炫耀和时尚成了成就的标志，甚至连性也成了消费的对象，结果美国文化成了享乐主义的乐园。

那么，在贝尔眼里，大众传媒在新教伦理的瓦解和享乐主义的风行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第一，贝尔把新教伦理和清教精神看成是“农夫的、小城镇的、商人的和工匠的生活方式合成的世界观。”(102)而正如前面所谈到的那样，正是技术革命“借助汽车、电影和无线电，打破了农村的孤立状态，并且破天荒地把乡村纳入了共同文化和民族社会”(112)，从而造成了小城镇主导美国人生活方式的局面的终结。

第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自觉组成的青年知识分子团体，通过大众传播媒介，首次向拘谨而陈腐的小城镇生活方式和清教传统发起攻击。这场自称为“解放”的运动，是一股从欧洲吹来、登上了美国海岸的现代主义之风，一直延续到20年代消费道德观的建立，在60年代后现代主义的反文化运动中又得到恢复和进一步延伸。

第三，大众传媒竭力提倡一种追求享受的生活方式。电影美化了年轻人崇拜的事物，如姑娘们喜欢留短发、穿短裙，并劝告中年男女要及时行乐。“妇女杂志、家庭购物指南以及类似《纽约客》这种世故刊物上的广告，便开始教人们如何穿着打扮，如何装璜家庭，如何购买对路的名酒——一句话，教会人们适应新地位的生活方式。”(116)

第四，崇拜取代金钱崇拜，成了美国人生活中最基本的激情。《花花公子》杂志的大肆畅销并非偶然，“主要原因是它怂恿男子的幻想，夸大他们的性能力。”对“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的提倡，还表现在《时代》杂志的封面报道和《纽约时报》的广告上，前者把加利福尼亚描写成“具有奇妙的诱惑力和兴奋力——甚至某种恐惧感”的“令人兴奋的州”；后者的标题则刻意模仿一部描写两对夫妇相互交换配偶取乐的电影的名字，鼓励人们旅行去过一个放纵的假期(118～119)。

放弃清教教义和新教伦理的结果，使资本主义丧失了道德或超验的伦理观念。“新资本主义”虽然在生产工作领域仍沿用新教伦理业已失去活力的古老语言，但在消费领域却刺激娱乐、放松和的风气，结果导致了人格的分裂：人们白天“正派规矩”，晚上“放浪形骸”。“享乐主义的世界充斥着时装、摄影、广告、电视和旅行。这是一个虚构的世界，人们在其间过着期望的生活，追求即将出现而非现实存在的东西。”(118)贝尔认为这只能造成人们灵魂的空虚。

据贝尔看来，在新教伦理向享乐主义的蜕变过程中，作为一项技术革命的大众传媒所起的社会作用，就表现在对前者的攻击和对后者的提倡，从而引起人们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革。不过，贝尔主要还是从传播内容剖析大众传媒的这一负面功能的，他对大众传媒负面功能的批判，实际上是对以它为载体的大众文化(享乐主义)的批判。

经济领域内的变化(消费社会的出现)，只是导致新教伦理和清教精神瓦解的一个方面的根源，另一个直接因素便是反传统的现代主义的冲击。

贝尔所说的现代主义，是一种遍及文学、音乐、绘画、雕塑等所有艺术领域，并波及生活方式和行为规范的文化思潮或文化运动。现代主义以19世纪中叶自封为“先锋派”的现代文艺为开端，先是在艺术领域否定资产阶级价值观，后来又通过割据飞地成功地建立起自己的“生活空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便开始向传统文化发动攻势(如对清教传统和小城镇生活方式的攻击)，宣布新的美学、新的形式、新的风格。时至20世纪60年代，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已发展为后现代主义，它彻底破除了艺术与生活的界限，尤其是与享乐主义生活方式的合流，便演变成了其极端的形式——反文化运动：热衷于暴力和残忍，沉溺于和性反常，渲染吸毒的致幻经验和摇滚乐的大吵大闹，如此等等。于是，现代主义文化经过一百多年的反叛，完全了资产阶级的传统文化统治，原来局限于少数精英中的艺术自治发展成为渗透大众生活方式的文化楷模。

据贝尔看来，现代主义的衰竭和异变除了其自身内在逻辑(如形式上松散零乱、一味翻新，结果像一只泼尽了水的空碗，徒落下个反叛的外壳)，它还受到了“文化大众”的侵袭和改造，而这一点是大众传播媒介另一负面功能的体现。

贝尔所说的“文化大众”(culturalmass)，不是指文化的创造者，而是那些为文化提供市场的人们。其中的许多人也是文化的传播者，他们在高教、出版、杂志、电台、剧院、电影院、博物馆和时尚界工作，在这些范围内影响和形成文化产品的普及，同时为更多的大众文化受众生产通俗的产品(Bell,D.1980:289)。文化大众的数量同整个社会相比虽不算多(贝尔估计在几十万到几百万之间)，但他们由共同的文化气质粘合成群，形成强大的阵营，目前即使不是支配却也实际影响着现代文化设施。不难看出，贝尔所谓的“文化大众”，属于“社会的知识和传播行业中新兴的知识分子阶层”(80)，他们代表的是整个中产阶级(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壮大的管理人员队伍、白领阶层以及具有较高专门技术的技术工人)的文化趣味。

贝尔认为，中产阶级的文化趣味首先是由艺术家来定型的。过去的先锋艺术曾惨遭观众的践踏，但随着中产阶级的出现和壮大，他们需要从文化上对自己的社会地位予以判明和确认，于是开始敬重、接受和追随展览馆、商业性画廊和新闻媒体等大众传播媒介制造出来的文化见解，成为资产阶级“敌对文化”(现代主义文化)的赞助者。

然而，贝尔进一步指出，最先由先锋艺术家定型的中产阶级文化趣味，表面上假装尊崇高雅文化，实际上却努力使其溶解并庸俗化。正如中产阶级流行杂志所认为的那样，“文化并非是对严肃艺术作品的讨论，它实际上是要宣扬经过组装、供人消费的生活方式”(90)。大众传媒于是迎合中产阶级的文化趣味，在行为方式、鉴赏方式和穿着方式等方面为他们引路，原来仅限于少数文化精英的生活方式在大众传媒的巨大屏幕上展现出来，“传播媒介的任务就是要为大众提供新的形象，颠覆老的习俗，大肆宣扬畸变和离奇行为，以促使别人群起模仿”(36)。就这样，现代主义通过文化大众的普及和模仿而变得非常时髦，文化大众成了高级文化的饕餮之徒，现代主义的实验形式变成了广告和流行时装的象征符号，艺术风格成了时髦娱乐的同义语。

贝尔力图超越美国60年代那场有关大众文化的论战，但他无疑是一位精英文化论者，尽管他对瓦解资本主义社会传统价值体系的现代主义同样持激烈的批判态度。在他眼里，传统现代主义就其作为一种艺术追求而言，即为人类超越自我的努力提供了意义，塑造了人们的象征性表现方式。然而后现代主义却把幻想与带进生活，把艺术变成了行动，只对社会起到颠覆作用，再也难以为人们提供超越现实的价值意义了。尤其是与享乐主义、大众文化的合流，现代文艺成为了文化大众的公有财产，针对传统观念的震惊已变成流行时尚的庸俗统治，资本主义文化日趋琐碎浅薄、粗鄙无聊了。贝尔认为，在现代主义的衰竭和异变过程中，大众传播媒介的作用就是其普及化、庸俗化的一面，这是由大众传媒的传播者和接受者的文化趣味决定的，反过来又导致大众文化受众审美情趣和文化素养的进一步平庸化。然而，“社会秩序既缺乏作为生命力之象征性表现的文化，又缺乏作为动机或聚合力量的道德因素，那么，靠什么才能够把社会粘结为一体呢?”(132)贝尔提出了一个“冒险的答案”，即西方社会将“重新向某种宗教观念回归”(75)，他寄希望于通过传统信仰的复兴来拯救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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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贝尔批判性传播观的批判

在新教伦理向享乐主义的蜕变过程中，贝尔从传播技术和传播内容的角度，剖析了大众传播媒介的社会作用；在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反文化的异变过程中，贝尔又从传播者(文化大众)和接受者的角度，剖析了大众传媒的社会作用。通过这两项剖析，贝尔把大众传播媒介与资本主义文化危机联系起来，认为以大众传播媒介为载体的大众文化(包括现代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传统价值体系起着瓦解破坏作用，而且由于大众文化内容本身的娱乐性、庸俗性和空幻性，使人们丧失了超验的信仰，而这是造成文化失去聚合力，导致西方社会领域断裂的根源所在。

不仅如此，贝尔在一定程度上还从大众文化的商业性中，看到了大众传播媒介的社会控制机制——资本主义的市场机制。贝尔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文化复合系统。经济上它建立在财产私有制和商品生产基础上，文化上它也遵照交换法则进行买卖，致使文化商品化渗透到整个社会。”(60)在市场成为经济与文化的交汇点后，“经济逐步转而生产那种由文化所展示的生活方式。”(35)贝尔蕴涵的意思无非是说，大众传媒之所以要迎合中产阶级享乐、庸俗的文化趣味，它对享乐主义生活方式的提倡，对流行艺术的倾泻，是因为文化大众长期视文化为商品，并从它的交换中获得了一种势利的价值观，因此将艺术的思想迅速地翻制成商品加以推销，尽可能为社会提供娱乐性的文化消费品。正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才导致大众传播媒介产生了负面的社会作用。

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如霍克海默(Horkheimer,M.)、阿多诺(Adorno,T.)、马尔库塞(Marcuse,H.)等，把大众文化(他们称为“文化工业”)看成是意识形态霸权的美国形式，认为美国不是用恐怖和高压实行统治，而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以大众传媒为途径的大众文化，来实现“权威主义”的，所以他们倾向于使用批判的词句来谈论美国的大众社会和大众传媒(殷晓蓉，1999)。贝尔尽管也对大众传媒和大众文化持批判态度，并且同样认为大众文化是商业社会的产物，但他是从大众传媒和大众文化对资本主义传统价值体系的瓦解、破坏作用的角度加以批判的，正如同他把现代主义看作瓦解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专门工具而加以批判一样。问题是，西方社会的大众传媒是否脱离开了社会结构(技术—经济体系)而变成了它的对立物了呢?其实不然。大众传媒对享乐主义生活方式的提倡，是因为西方社会在20年代已经进入了大众消费时代，新资本主义虽然在生产、工作领域维持一种理性、持重的社会秩序和组织形式，但在消费领域却不断刺激享受、消费的需要，大众传媒对享乐主义生活方式的提倡，实际上是对社会结构变迁的反映和维护。至于大众传媒所传播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化，虽对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起到破坏作用，但这是一种“驯化”了的破坏作用，因为大众传媒把现代主义文化对社会的强烈震惊，变成了花哨浅薄的生活时尚，在庸俗化的同时也消解了它的破坏作用。事实上，大众传媒在西方社会一直起到“排气阀”的作用，资产阶级利用大众传媒吸引千家万户的注意力，使大众文化成为操纵和麻醉人们意识和情绪的有力手段，使他们安于消遣、安于现状，变成“嘻嘻哈哈的一群”，这就是以大众传媒为途径的大众文化，即使有的倾向，也不会遇到来自上面的阻力的原因。更何况，大众传媒作为一种赚钱的行业，只有迎合大众的口味，把大众传播手段和大众文化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维持一种理想的商业行情，精明的资本家自然要开动一切宣传机器为大众文化捧场(周绍珩，1989：192)。所以，大众传播媒介不可能脱离资本主义社会的控制，贝尔所说的大众传媒和大众文化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树立、文化大众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是表面上的。相反，倒是马尔库塞等人说得对，他们认为文化的自我表现冲动，已为资本主义制度所吸收，并将它转化为商品(发达工业社会借此消除高级文化中敌对的、异己的和越轨的因素，来克服文化同社会现实之间的对抗)，现代主义的衰竭正说明它已同资本主义“相互认可”(38)。但贝尔却不赞同这种观点，他认为仍旧标榜自己的颠覆性质的现代主义文化，在资本主义社会大致找到了归宿，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缺乏一种来自的文化，便反过来把要求“解放”的文化大众的生活方式当作自己的规范；然而，文化内部的这种混乱，只会促进人们共同分享的道德秩序的瓦解，从深层结构上破坏资本主义本身的基础(196)。

资本主义文化危机不单纯是一场文化危机，而是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文化危机的背后有深刻的社会根源。美国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其背后就有大众贫困的蔓延、黑人争取平等运动、青年的异化、越南战争等社会因素在起作用。贝尔在某种程度上也注意到了文化变革背后的社会根源，如他从社会结构的变迁(人口的增长、都市的出现、交通运输和通讯技术的革命，特别是20年代大众消费社会的出现)，剖析新教伦理和清教精神的崩溃以及享乐主义的盛行；再如他把现代主义生成的原因，归结为技术革命造成的社会环境的剧烈变化，以及现代主义者捕捉变化之流的努力。但贝尔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尽管他在青年时代一度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成名后在同行中也博得了“精通马克思”的声誉。贝尔认为现代主义的生成还有一个原因，即的泯灭、超生希望的丧失，导致了自我意识的危机，而现代人拒不承认这种人生的大限，坚持不断的超越(自我表现和自我满足)，从而使文化和经济领域发生激烈的碰撞。事实上，资本主义技术—经济领域内等级制的组织结构，把人日益贬低到角色和功能的位置，人的丰满个性被压榨成单薄无情的分工角色，而追求自我表现、自我满足的现代主义，正是对这种“非人化”的社会结构的反动。贝尔把大众传播媒介和资本主义文化危机联系起来，也基本上是在文化领域内解释文化，他不可能找到资本主义文化危机的真正根源。贝尔反对马克思以及其他许多社会学家把社会视为由一个主导性原则制约的磐石一块的整体，由此形成了现代社会的社会(技术—经济)结构、政治、文化三个领域断裂对立的学说，而且不相信“社会结构‘决定’社会的其他方面，……当今文化的独立性在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方面引起的变化，并不是由于社会结构本身的变化而产生的。”(贝尔，1984：49)贝尔这一世界观与他对具体问题的分析常常自相矛盾。

贝尔自己反复强调，他“在经济领域是社会主义者，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者，而在文化方面是保守主义者。”(21)贝尔一生也先后经历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三大现代思潮的冲击影响，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相应复杂的立场。“新保守主义的内容成分相当复杂，它即是针对自由派激进改革纲领和政策作出的批判纠正，也反映出美国社会公众近年来向传统回归、寻求稳定价值观念的广泛心理……以便在日趋严酷的局势下维持美国的繁荣与尊严。”(赵一凡，1989：5)贝尔复杂的立场不但决定了他论述中的自相矛盾，更决定了他找不到解决资本主义文化危机的答案。贝尔关于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论题，目的就是探讨60年代西方(特别是美国)社会的文化危机，因此才对曾经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新教伦理的现代西方的命运，做出百年回溯和断代分析，但最后得出的答案却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神圣性的复归”，表现出一种风烛残年的缅古怀旧之情。他为后工业社会设计出的他称之为“公众家庭”理论的新宗教或文化崇拜，实质上是揉合了他经济社会主义、政治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思想的社会改良方案。他大书失落的痛苦，呐喊重建精神价值的需要，力图使资本主义社会恢复它赖以生存、发展的道德正当性和文化连续性，这一立场决定了他对大众传媒和大众文化的批判，是温和的，也是不彻底的。

资料来源

丹尼尔·贝尔(1984)：《后工业社会的来临》(1973)，商务印书馆中译本。

丹尼尔·贝尔(1989)：《资本主义文化矛盾》(1976)，三联书店中译本。

李彬(1993)：《传播学引论》，新华出版社。

张隆栋主编(1993)：《大众传播学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周绍珩(1989)：《当代西方文化思潮》，辽宁人民出版社。

赵一凡(1989)：《贝尔学术思想评介》，《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译本绪言。

殷晓蓉(1999)：《法兰克福学派与美国传播学》，《学术月刊》第2期。

文化危机论文范文第6篇

金融危机又被称为金融风暴，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如：短期利率、货币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自2008年9月美国雷曼公司申请破产保护标志金融危机开始以来，这场危机迅速蔓延至全球，造成股市暴跌，房价下挫，出口放缓，消费滞涨，失业率增加。危机现在依然在持续，其破坏力及影响力是巨大的。在此情况下，国人的消费观念是否发生了一些变化？发生了什么变化？金融危机对我们的消费观念带来了什么启示？

2、美国金融危机透视

此次金融危机的直接诱因是美国2008年8月爆发的“次贷危机”。美国人购物尤其是购买住房等高档商品，大多采用抵押贷款方式分期付款。事实上，美国借贷消费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已有近百年历史,借贷消费也曾经受到清教伦理的谴责，经受过社会文化的挑战。但上世纪30年代以后，这一消费方式逐渐为社会所普遍接受，而且在人们心中扎下了根。久而久之，美国人崇尚超前消费，中产阶级生活方式蔚然成风。他们手握信用卡尽情购物、疯狂消费，却似乎忘记了“欠债还钱”这个道理。随着房产泡沫的破裂，美国房产价值逐渐蒸发，现在有近1/6的美国房主背负的房贷要高于其房屋本身的价值，这也增加了拖欠偿还按揭贷款的可能性，从而为次贷危机乃至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祸根。

3、金融危机对我们的冲击

曾经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一位中国老太太，含辛茹苦地过了大半辈子，终于在临终前攒够了买房子的钱，搬进去只住了一天，就死了。而一位美国老太太，在年轻的时候通过贷款买了一套房子，一辈子住得舒舒服服，在她临终的前一天，终于把贷款还清了。这个故事在中国刚刚出现商品房的时候，为推动中国的房地产还有金融业的发展确实起到了不少的刺激作用。时至今日，贷款买房在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中已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毕竟一次性付款购买商品房对多数中国人来说还难以做到。而随着金融危机进入中国并在中国蔓延，一些我们不愿意看到的负面报道也在不断出现：许多企业倒闭，特别是一些外贸企业；企业掀起裁员潮；工作越来越难找，即便对今年大学毕业生乃至研究生来说情况也不容乐观，据媒体最新报道，截止今年7月日，经多方努力，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达68%；在许多行业，加薪开始变得遥不可及；随着需求减少，商品价格正在不断下降，从而导致企业生产的热情也在不断降低。总理今年1月28日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表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也造成较大冲击，主要表现在：外部需求明显收缩，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城镇失业人员增多，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明显加大。据媒体上报道，仅广东一个省，在2008年10月份就垮掉了8万多家企业，大多是加工制造业，高消耗高污染低附加值型企业；另一个事件恐怕就是武钢前期出台的裁员减薪计划了。国有企业率先扛起了裁员减薪的大旗，对整个市场的影响恐怕更多的是会造成人们心理上的恐慌。

4、减少与防范金融危机的思考

如果那位“美国老太太”有“中国老太太”一半勤俭持家的态度，贷款消费悠着点，量力而行，美国的金融危机或许就不会爆发了；而如果那位“中国老太太”有“美国老太太”一半提前消费的理念，存一点消费一点，量入而出，生产的东西自己也可以享受一部分，内需也就强起来了，我们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或许就更强了。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危害和影响依然在持续，这也为置身其中的我们带来许多启示与思考，为减少金融危机的危害并更好地予以防范与抵御，笔者建议：

量入为出，适度消费

作为国人长期传承的一种消费文化，我们应该深刻的认识到，消费支出应该与自己的收入相适应，自己的收入既包括当前的收入水平，也包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也就是要考虑收入能力。因为，信贷消费与人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有直接的关系。另一方面，在自己经济承受能力之内，应该提倡积极、合理的消费而不能抑制消费，否则，一方面，会影响个人生活质量，另一方面，也不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特别是，当前我们国家已经形成买方市场，应该充分发挥消费对生产的带动作用，从而促进生产与消费的良性健康发展。

避免盲从，理性消费

盲目从众是消费中常见的一种消费心理现象，也是对普通消费者影响最大的一种消费心理现象。因为，人们的消费行为始终受到消费心理的影响，如从众心理、攀比心理等，并且这些心理往往相互联系，共同影响人们的消费。所以，在消费中我们要尽量避免一些不健康的消费心理的影响，要注意保持冷静，避免心血来潮，避免事后发现这种消费选择并不适合自己的需要而后悔不已，坚持从个人实际需要出发，理性消费。

保护环境，绿色消费

绿色消费就是指以保护消费者健康和节约资源为主旨，符合人的健康和环境保护标准的各种消费行为的总称，核心是可持续性消费。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资源的严重短缺，我们国家提出了实施“可持续发展”和“科学发展观”，所以，应该从自身出发，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坚持绿色消费。

勤俭节约、艰苦奋斗

古人云：“先天人之忧而忧，后天人之乐而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些名句，作为中华美德的一部分，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国人的思想与消费观。虽然由于改革开放，我们向世界敞开了怀抱，国外的一些思想与消费观不断冲击着国人，并在国人心中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但作为主流思想，代代相传的美好品质，并不会因时间流失而改变，相反在与各种思潮的较量中展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并在此次的金融危机中凸显优势，值得我们继承并发扬。

【参考文献】

［1］巴曙松等《金融海啸中的那些人与事》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1.

［2］孙飞赵文锴《金融风暴启示录》新世界出版社2008.12.

文化危机论文范文第7篇

论文关键词：文化冲突；危机公关；危机预警

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有着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由于生活方式的差异，教育程度的差异，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的差异，以及价值观念和审美观念等方面的差异，直接影响到人们对广告的不同认知心理、接受心理。因此，广告经营者面临这样的文化冲突时，需要运用广告危机公关去尊重它、顺应它，因势利导，通过有效地沟通，扭转不利的负面形象，建立良好的社会和产品形象，从而谨慎地去开拓广告市场，求得自身的发展。

一、文化冲突影响广告心理的差异

熊猫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受欢迎，但是在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度却是忌物；中国和日本都把仙鹤作为长寿的象征，但是法国人却把它看成是蠢汉或者淫妇的象征；很多国家认为乌龟丑陋无比，而日本人却把它看做长寿和吉祥。以上事例说明，相同的事物对不同的民族可能有着不同的理解，因而构成了民族文化间的冲突。

同一道理，在文化冲突中的广告受众，对广告的认同感也会产生相应的不一致，形成广告心理的差异，接受程度也随着会呈现巨大的差异性。

一方面，异质文化的矛盾与冲突构成了诱发广告危机公关的重要因素。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特性，尤其是作为文化理论层面和心理层面的政治文化、价值观念、宗教信仰等因素的排他性，一直是影响广告危机公关的深层因素。“丰田广告事件”就是基于这个因素而产生的。它起源于2004年岁末丰田所做的两则广告，其一是霸道广告：一辆霸道汽车停在两只石狮子之前，一只石狮子抬起右爪做敬礼状，另一只石狮子向下俯首，背景为高楼大厦，配图广告语为“霸道，你不得不尊敬”；其二为“丰田陆地巡洋舰”广告：该汽车在雪山高原上以钢索拖拉一辆绿色国产大卡车，拍摄地址在可可西里。网友在新浪汽车频道、tom等网站发表言论，指出狮子是中国的图腾，有代表中国之意，而绿色卡车则代表中国的军车，因此认为丰田公司的两则广告侮辱中国人的感情，伤害了国人的自尊，并产生不少过激言论。这与广告商忽略了文化冲突不无关系。

另一方面，文化的保守性、封闭性和排他性，化了解决广告危机公关的难度。危机公关一旦染上文化色彩，冲突双方便会根据自己的价值尺度和标准对文化冲突进行认识和判断，从而使产品市场和消费者的争夺升华和内化为神圣的文化追求，使冲突在现实中丧失了妥协和让步的余地，极大地增加了通过沟通解决广告危机公关的难度。

二、建立广告危机预警和突发处理系统

危机公关指的是当企业遇上信任、形象危机或者某项工作产生失误时，企业通过一系列的活动来获得社会公众的原谅理解，进而挽回影响的一项工作…。

广告运作的流程一般是广告公司或者企业市场部创意制作，由企业内部营销总监或者副总审批执行。由于企业营销负责人平时的工作比较烦琐，对广告的细节也较少推敲；而广告创作者往往追求给人留下强烈的视觉和思想的冲击，而不去考虑以外的其他问题，文化冲突的因素更不会考虑，因此在创意过程中常常琢磨一些惊世骇俗的夸张表现手法，当广告后，带来危机。

企业投资、广告，其目的是为了提升其产品的品牌价值和销售市场的拓展。然而，当危机来临的时候，对企业而言，面临的就是品牌信任的一场严峻的考验和挑战，处理得当，就经受住了考验，危机就会成为一段插曲、一个佳话、一个谈资，反而会增添产品广告的传播效果和消费者对品牌的信任度；反之，企业和品牌受到的则是信任危机，危及企业和品牌的生存。

如何有效地规避和处理突发的广告危机，这是企业和广告公司所时常需要面临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建立长效的广告危机预警和突发处理系统。预警系统是解决文化冲突下广告危机的主动安全系统，就是企业和广告公司建立广告宣传制作播放的审批监督程序，从自身体内挖出隐藏的广告危机。突发处理系统则是解决文化冲突下广告危机的被动安全系统，就是企业和广告公司建立的广告危机发生后的处理团队，协调化解广告、媒体、受众之间的矛盾关系。

建立完善的预警系统，就是建立企业的品牌推广审验机构，对企业宣传包括广告在内的资料进行统一管理，并有专门的部门或者是人员来收集、分析和利用预警信息，主动考虑文化冲突及其他的因素，时刻提防广告危机的隐患。规模不大的企业，可以聘请一些咨询顾问或业内专家，对企业的一些重大宣传策略和手段进行把关督导，不仅可以避免出现一些低级错误，而且还可以提高宣传的效果。

建立突发处理系统，就是建立突发广告危机的应变处理团队——危机公关小组，一般由企业的公关部成员和企业涉及危机的高层领导直接组成。在危机出现后，要在第一时间梳理出最适合自己的～套危机反馈、处理的机制，明确专门的危机公关团队及新闻发言人。

直面广告危机，危机公关小组首先需要具备几个条件：敏锐的公关人员。危机公关小组成员首先要具备敏锐的媒体洞察力，知道文化冲突的根源所在，并善于运作媒体、制造新闻。

良好的媒介关系。企业平日要和媒体建立良好的关系，在广告危机公关出现时候，才能利用媒体的力量，扭转危机。政府资源。政府资源具有强势的可信度和协调力，在遇到文化冲突危机的时候都是可以借助的关键力量。

公关公司的指导。如果企业的前三个条件存在问题，那就要借助专业公关公司的公关资源，解决危机，即使企业具备前三个条件，也最好听听公关专家的意见。

解决文化冲突中广告危机公关的方法，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充分利用媒介资源和联合行业或者政府。由于社会公众受媒体的影响很大，因此，危机公关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针对媒体所作的。所以说当危机产生的时候，最需要的就是立即利用手中的媒体资源让其保持沉默。政府的形象永远是民众最相信的。如果有一些危机十分难缠，你可以尝试着和政府公开公正地合作，让政府出来表明企业的心迹。

寻找文化冲突的源头。与萌芽状态的危机处理办法一样，当危机已经如火如荼的时候，办法仍然是从寻找文化冲突的源头开始。因为寻找源头的过程直接影响你决策的过程。敢于剖析自己，敢于承认错误。面对危机，丰田公司对“霸道广告”和“丰田陆地巡洋舰”的处理体现了危机处理的规范性和周全性。首先，向?肖费者致歉，并说明主观无过错性。以高规格的领导层召集新闻媒体进行座谈，并自始至终道歉声不断，同时还通过媒体向中国消费者道歉，并适时地表达了主观无过错性。这在感情上已经取得了媒体和公众谅解的可能。其次，立即停止广告刊登。这样可以防止广告的辐射范围的进一步扩大，更体现了丰田“知错即改”的言语是真诚的。其三，不是推脱而是主动承揽责任。“我们是广告主，我们要负责任”。没有把责任推给广告服务商，这种公关是令人信服的。其四，向工商部门递交情况说明，更体现了丰田公司在更大范围内积极主动地寻求问题解决的途径。

三、危机公关成功的对策

如何评价危机公关是否成功呢?成功的危机公关首先应该是品牌损伤的恢复。目标客户对品牌的信心的恢复，使客户继续购买品牌产品，保持品牌诚信度，甚至通过危机风波，吸引更多人的关注，带来更多的产品销量，提升品牌的价值。其次应该是以最快的速度恢复市场营销秩序，最大程度地降低经济损失，渡过难关。成功的危机公关是以最终的公关效果为衡量准则的。

1。消除负面效应。危机的负面效应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方面是消费者受到物质或精神上的“伤害”；另一方面是遭遇危机的企业，经济损失似乎可以计算，而对于品牌的“伤害”却是无形的。品牌积累不易，但却有可能毁于一旦。因此，尽快修复受损品牌，重新擦亮品牌，是负面效应得以消除的关键评价指标。

2，制止产品销售下滑。危机给企业造成经济损失的因素很多，诸如产品销售受阻、问题产品查封及销毁、渠道商补偿、消费者赔付等方面，但是产品销售受阻是造成经济损失的核心因素，企业要积极采取措施抑制销售下滑。

3．使经济损失最小化。尽管在危机中经济损失不可避免，但是却可以通过种种努力降低经济损失，这很关键。可采取以下几个措施：一是尽快化解危机；二是尽快推出替代品或合格产品，使目标客户群尽可能少地流失；三是想办法化危机为商机，借机会提升。

文化危机论文范文第8篇

论文关键词：文化冲突；危机公关；危机预警

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有着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由于生活方式的差异，教育程度的差异，和风俗习惯的差异，以及价值观念和审美观念等方面的差异，直接影响到人们对广告的不同认知心理、接受心理。因此，广告经营者面临这样的文化冲突时，需要运用广告危机公关去尊重它、顺应它，因势利导，通过有效地沟通，扭转不利的负面形象，建立良好的社会和产品形象，从而谨慎地去开拓广告市场，求得自身的发展。

一、文化冲突影响广告心理的差异

熊猫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受欢迎，但是在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度却是忌物；中国和日本都把仙鹤作为长寿的象征，但是法国人却把它看成是蠢汉或者的象征；很多国家认为乌龟丑陋无比，而日本人却把它看做长寿和吉祥。以上事例说明，相同的事物对不同的民族可能有着不同的理解，因而构成了民族文化间的冲突。

同一道理，在文化冲突中的广告受众，对广告的认同感也会产生相应的不一致，形成广告心理的差异，接受程度也随着会呈现巨大的差异性。

一方面，异质文化的矛盾与冲突构成了诱发广告危机公关的重要因素。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特性，尤其是作为文化理论层面和心理层面的政治文化、价值观念、等因素的排他性，一直是影响广告危机公关的深层因素。“丰田广告事件”就是基于这个因素而产生的。它起源于2004年岁末丰田所做的两则广告，其一是霸道广告：一辆霸道汽车停在两只石狮子之前，一只石狮子抬起右爪做敬礼状，另一只石狮子向下俯首，背景为高楼大厦，配图广告语为“霸道，你不得不尊敬”；其二为“丰田陆地巡洋舰”广告：该汽车在雪山高原上以钢索拖拉一辆绿色国产大卡车，拍摄地址在可可西里。网友在新浪汽车频道、tom等网站发表言论，指出狮子是中国的图腾，有代表中国之意，而绿色卡车则代表中国的军车，因此认为丰田公司的两则广告侮辱中国人的感情，伤害了国人的自尊，并产生不少过激言论。这与广告商忽略了文化冲突不无关系。

另一方面，文化的保守性、封闭性和排他性，化了解决广告危机公关的难度。危机公关一旦染上文化色彩，冲突双方便会根据自己的价值尺度和标准对文化冲突进行认识和判断，从而使产品市场和消费者的争夺升华和内化为神圣的文化追求，使冲突在现实中丧失了妥协和让步的余地，极大地增加了通过沟通解决广告危机公关的难度。

二、建立广告危机预警和突发处理系统

危机公关指的是当企业遇上信任、形象危机或者某项工作产生失误时，企业通过一系列的活动来获得社会公众的原谅理解，进而挽回影响的一项工作…。

广告运作的流程一般是广告公司或者企业市场部创意制作，由企业内部营销总监或者副总审批执行。由于企业营销负责人平时的工作比较烦琐，对广告的细节也较少推敲；而广告创作者往往追求给人留下强烈的视觉和思想的冲击，而不去考虑以外的其他问题，文化冲突的因素更不会考虑，因此在创意过程中常常琢磨一些惊世骇俗的夸张表现手法，当广告后，带来危机。

企业投资、广告，其目的是为了提升其产品的品牌价值和销售市场的拓展。然而，当危机来临的时候，对企业而言，面临的就是品牌信任的一场严峻的考验和挑战，处理得当，就经受住了考验，危机就会成为一段插曲、一个佳话、一个谈资，反而会增添产品广告的传播效果和消费者对品牌的信任度；反之，企业和品牌受到的则是信任危机，危及企业和品牌的生存。

如何有效地规避和处理突发的广告危机，这是企业和广告公司所时常需要面临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建立长效的广告危机预警和突发处理系统。预警系统是解决文化冲突下广告危机的主动安全系统，就是企业和广告公司建立广告宣传制作播放的审批监督程序，从自身体内挖出隐藏的广告危机。突发处理系统则是解决文化冲突下广告危机的被动安全系统，就是企业和广告公司建立的广告危机发生后的处理团队，协调化解广告、媒体、受众之间的矛盾关系。

建立完善的预警系统，就是建立企业的品牌推广审验机构，对企业宣传包括广告在内的资料进行统一管理，并有专门的部门或者是人员来收集、分析和利用预警信息，主动考虑文化冲突及其他的因素，时刻提防广告危机的隐患。规模不大的企业，可以聘请一些咨询顾问或业内专家，对企业的一些重大宣传策略和手段进行把关督导，不仅可以避免出现一些低级错误，而且还可以提高宣传的效果。

建立突发处理系统，就是建立突发广告危机的应变处理团队——危机公关小组，一般由企业的公关部成员和企业涉及危机的高层领导直接组成。在危机出现后，要在第一时间梳理出最适合自己的～套危机反馈、处理的机制，明确专门的危机公关团队及新闻发言人。

直面广告危机，危机公关小组首先需要具备几个条件：敏锐的公关人员。危机公关小组成员首先要具备敏锐的媒体洞察力，知道文化冲突的根源所在，并善于运作媒体、制造新闻。

良好的媒介关系。企业平日要和媒体建立良好的关系，在广告危机公关出现时候，才能利用媒体的力量，扭转危机。政府资源。政府资源具有强势的可信度和协调力，在遇到文化冲突危机的时候都是可以借助的关键力量。

公关公司的指导。如果企业的前三个条件存在问题，那就要借助专业公关公司的公关资源，解决危机，即使企业具备前三个条件，也最好听听公关专家的意见。

解决文化冲突中广告危机公关的方法，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充分利用媒介资源和联合行业或者政府。由于社会公众受媒体的影响很大，因此，危机公关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针对媒体所作的。所以说当危机产生的时候，最需要的就是立即利用手中的媒体资源让其保持沉默。政府的形象永远是民众最相信的。如果有一些危机十分难缠，你可以尝试着和政府公开公正地合作，让政府出来表明企业的心迹。

寻找文化冲突的源头。与萌芽状态的危机处理办法一样，当危机已经如火如荼的时候，办法仍然是从寻找文化冲突的源头开始。因为寻找源头的过程直接影响你决策的过程。敢于剖析自己，敢于承认错误。面对危机，丰田公司对“霸道广告”和“丰田陆地巡洋舰”的处理体现了危机处理的规范性和周全性。首先，向?肖费者致歉，并说明主观无过错性。以高规格的领导层召集新闻媒体进行座谈，并自始至终道歉声不断，同时还通过媒体向中国消费者道歉，并适时地表达了主观无过错性。这在感情上已经取得了媒体和公众谅解的可能。其次，立即停止广告刊登。这样可以防止广告的辐射范围的进一步扩大，更体现了丰田“知错即改”的言语是真诚的。其三，不是推脱而是主动承揽责任。“我们是广告主，我们要负责任”。没有把责任推给广告服务商，这种公关是令人信服的。其四，向工商部门递交情况说明，更体现了丰田公司在更大范围内积极主动地寻求问题解决的途径。

三、危机公关成功的对策

如何评价危机公关是否成功呢?成功的危机公关首先应该是品牌损伤的恢复。目标客户对品牌的信心的恢复，使客户继续购买品牌产品，保持品牌诚信度，甚至通过危机风波，吸引更多人的关注，带来更多的产品销量，提升品牌的价值。其次应该是以最快的速度恢复市场营销秩序，最大程度地降低经济损失，渡过难关。成功的危机公关是以最终的公关效果为衡量准则的。

1。消除负面效应。危机的负面效应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方面是消费者受到物质或精神上的“伤害”；另一方面是遭遇危机的企业，经济损失似乎可以计算，而对于品牌的“伤害”却是无形的。品牌积累不易，但却有可能毁于一旦。因此，尽快修复受损品牌，重新擦亮品牌，是负面效应得以消除的关键评价指标。

2，制止产品销售下滑。危机给企业造成经济损失的因素很多，诸如产品销售受阻、问题产品查封及销毁、渠道商补偿、消费者赔付等方面，但是产品销售受阻是造成经济损失的核心因素，企业要积极采取措施抑制销售下滑。

3．使经济损失最小化。尽管在危机中经济损失不可避免，但是却可以通过种种努力降低经济损失，这很关键。可采取以下几个措施：一是尽快化解危机；二是尽快推出替代品或合格产品，使目标客户群尽可能少地流失；三是想办法化危机为商机，借机会提升。

文化危机论文范文第9篇

论文关键词：文化冲突；危机公关；危机预警

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有着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由于生活方式的差异，教育程度的差异，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的差异，以及价值观念和审美观念等方面的差异，直接影响到人们对广告的不同认知心理、接受心理。因此，广告经营者面临这样的文化冲突时，需要运用广告危机公关去尊重它、顺应它，因势利导，通过有效地沟通，扭转不利的负面形象，建立良好的社会和产品形象，从而谨慎地去开拓广告市场，求得自身的发展。

一、文化冲突影响广告心理的差异

熊猫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受欢迎，但是在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度却是忌物；中国和日本都把仙鹤作为长寿的象征，但是法国人却把它看成是蠢汉或者淫妇的象征；很多国家认为乌龟丑陋无比，而日本人却把它看做长寿和吉祥。以上事例说明，相同的事物对不同的民族可能有着不同的理解，因而构成了民族文化间的冲突。

同一道理，在文化冲突中的广告受众，对广告的认同感也会产生相应的不一致，形成广告心理的差异，接受程度也随着会呈现巨大的差异性。

一方面，异质文化的矛盾与冲突构成了诱发广告危机公关的重要因素。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特性，尤其是作为文化理论层面和心理层面的政治文化、价值观念、宗教信仰等因素的排他性，一直是影响广告危机公关的深层因素。“丰田广告事件”就是基于这个因素而产生的。它起源于2004年岁末丰田所做的两则广告，其一是霸道广告：一辆霸道汽车停在两只石狮子之前，一只石狮子抬起右爪做敬礼状，另一只石狮子向下俯首，背景为高楼大厦，配图广告语为“霸道，你不得不尊敬”；其二为“丰田陆地巡洋舰”广告：该汽车在雪山高原上以钢索拖拉一辆绿色国产大卡车，拍摄地址在可可西里。网友在新浪汽车频道、tom等网站发表言论，指出狮子是中国的图腾，有代表中国之意，而绿色卡车则代表中国的军车，因此认为丰田公司的两则广告侮辱中国人的感情，伤害了国人的自尊，并产生不少过激言论。这与广告商忽略了文化冲突不无关系。

另一方面，文化的保守性、封闭性和排他性，化了解决广告危机公关的难度。危机公关一旦染上文化色彩，冲突双方便会根据自己的价值尺度和标准对文化冲突进行认识和判断，从而使产品市场和消费者的争夺升华和内化为神圣的文化追求，使冲突在现实中丧失了妥协和让步的余地，极大地增加了通过沟通解决广告危机公关的难度。

二、建立广告危机预警和突发处理系统

危机公关指的是当企业遇上信任、形象危机或者某项工作产生失误时，企业通过一系列的活动来获得社会公众的原谅理解，进而挽回影响的一项工作…。

广告运作的流程一般是广告公司或者企业市场部创意制作，由企业内部营销总监或者副总审批执行。由于企业营销负责人平时的工作比较烦琐，对广告的细节也较少推敲；而广告创作者往往追求给人留下强烈的视觉和思想的冲击，而不去考虑以外的其他问题，文化冲突的因素更不会考虑，因此在创意过程中常常琢磨一些惊世骇俗的夸张表现手法，当广告后，带来危机。

企业投资、广告，其目的是为了提升其产品的品牌价值和销售市场的拓展。然而，当危机来临的时候，对企业而言，面临的就是品牌信任的一场严峻的考验和挑战，处理得当，就经受住了考验，危机就会成为一段插曲、一个佳话、一个谈资，反而会增添产品广告的传播效果和消费者对品牌的信任度；反之，企业和品牌受到的则是信任危机，危及企业和品牌的生存。

如何有效地规避和处理突发的广告危机，这是企业和广告公司所时常需要面临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建立长效的广告危机预警和突发处理系统。预警系统是解决文化冲突下广告危机的主动安全系统，就是企业和广告公司建立广告宣传制作播放的审批监督程序，从自身体内挖出隐藏的广告危机。突发处理系统则是解决文化冲突下广告危机的被动安全系统，就是企业和广告公司建立的广告危机发生后的处理团队，协调化解广告、媒体、受众之间的矛盾关系。

建立完善的预警系统，就是建立企业的品牌推广审验机构，对企业宣传包括广告在内的资料进行统一管理，并有专门的部门或者是人员来收集、分析和利用预警信息，主动考虑文化冲突及其他的因素，时刻提防广告危机的隐患。规模不大的企业，可以聘请一些咨询顾问或业内专家，对企业的一些重大宣传策略和手段进行把关督导，不仅可以避免出现一些低级错误，而且还可以提高宣传的效果。

建立突发处理系统，就是建立突发广告危机的应变处理团队——危机公关小组，一般由企业的公关部成员和企业涉及危机的高层领导直接组成。在危机出现后，要在第一时间梳理出最适合自己的～套危机反馈、处理的机制，明确专门的危机公关团队及新闻发言人。

直面广告危机，危机公关小组首先需要具备几个条件：敏锐的公关人员。危机公关小组成员首先要具备敏锐的媒体洞察力，知道文化冲突的根源所在，并善于运作媒体、制造新闻。

良好的媒介关系。企业平日要和媒体建立良好的关系，在广告危机公关出现时候，才能利用媒体的力量，扭转危机。政府资源。政府资源具有强势的可信度和协调力，在遇到文化冲突危机的时候都是可以借助的关键力量。

公关公司的指导。如果企业的前三个条件存在问题，那就要借助专业公关公司的公关资源，解决危机，即使企业具备前三个条件，也最好听听公关专家的意见。

解决文化冲突中广告危机公关的方法，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充分利用媒介资源和联合行业或者政府。由于社会公众受媒体的影响很大，因此，危机公关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针对媒体所作的。所以说当危机产生的时候，最需要的就是立即利用手中的媒体资源让其保持沉默。政府的形象永远是民众最相信的。如果有一些危机十分难缠，你可以尝试着和政府公开公正地合作，让政府出来表明企业的心迹。

寻找文化冲突的源头。与萌芽状态的危机处理办法一样，当危机已经如火如荼的时候，办法仍然是从寻找文化冲突的源头开始。因为寻找源头的过程直接影响你决策的过程。敢于剖析自己，敢于承认错误。面对危机，丰田公司对“霸道广告”和“丰田陆地巡洋舰”的处理体现了危机处理的规范性和周全性。首先，向?肖费者致歉，并说明主观无过错性。以高规格的领导层召集新闻媒体进行座谈，并自始至终道歉声不断，同时还通过媒体向中国消费者道歉，并适时地表达了主观无过错性。这在感情上已经取得了媒体和公众谅解的可能。其次，立即停止广告刊登。这样可以防止广告的辐射范围的进一步扩大，更体现了丰田“知错即改”的言语是真诚的。其三，不是推脱而是主动承揽责任。“我们是广告主，我们要负责任”。没有把责任推给广告服务商，这种公关是令人信服的。其四，向工商部门递交情况说明，更体现了丰田公司在更大范围内积极主动地寻求问题解决的途径。

三、危机公关成功的对策

如何评价危机公关是否成功呢?成功的危机公关首先应该是品牌损伤的恢复。目标客户对品牌的信心的恢复，使客户继续购买品牌产品，保持品牌诚信度，甚至通过危机风波，吸引更多人的关注，带来更多的产品销量，提升品牌的价值。其次应该是以最快的速度恢复市场营销秩序，最大程度地降低经济损失，渡过难关。成功的危机公关是以最终的公关效果为衡量准则的。

1。消除负面效应。危机的负面效应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方面是消费者受到物质或精神上的“伤害”；另一方面是遭遇危机的企业，经济损失似乎可以计算，而对于品牌的“伤害”却是无形的。品牌积累不易，但却有可能毁于一旦。因此，尽快修复受损品牌，重新擦亮品牌，是负面效应得以消除的关键评价指标。

2，制止产品销售下滑。危机给企业造成经济损失的因素很多，诸如产品销售受阻、问题产品查封及销毁、渠道商补偿、消费者赔付等方面，但是产品销售受阻是造成经济损失的核心因素，企业要积极采取措施抑制销售下滑。

3．使经济损失最小化。尽管在危机中经济损失不可避免，但是却可以通过种种努力降低经济损失，这很关键。可采取以下几个措施：一是尽快化解危机；二是尽快推出替代品或合格产品，使目标客户群尽可能少地流失；三是想办法化危机为商机，借机会提升。

文化危机论文范文第10篇

论文摘要:唯科学元伦理学与非理性人学伦理学，摈弃了传统伦理学对客观的、非个人的形而上学基础的探索，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现代论证道德的价值取向，更加剧了道德危机。所以重塑道德文化、创造意义世界和回归生活是现代道德哲学必然的运思维度。道德文化在形上为人创设意义世界，在形下着眼于的人的生活世界。意义世界为人在世俗生活世界中得以安身立命和处理各种价值关系提供价值理念。

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凸显了人类的生存危机，使更多的哲学家越来越注重对生活的意义的思考和探究。施太格缪勒曾指出:“知识和信仰已不再能满足生存的需要和生活的必需了。形而上学的欲望和怀疑的基本态度之间的对立，是今天人们精神生活中的一种巨大的分裂，第二种分裂是一方面生活的不安定和不知道生活的最终意义，另一方面又必须作出明确的实际决定之间的矛盾。”[1](P25)这两种分裂激起了哲学家和伦理学家在传统道德价值体系随着传统“本体论”的解体而颠覆下，重新为人寻找形而上的生存依据和形而下人的真实生活的意义。

一、道德文化危机的根源

伦理学在最抽象的哲学层次上表现为道德哲学，它在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与西方哲学的进路相联系。西方道德哲学是以“本体论”为核心的理论。由柏拉图奠定基础的本体论哲学构成了西方哲学的历史传统。柏拉图哲学中的理念其实就是“本体”，他认为最高、最真实的理念就是“善”的理念;苏格拉底提出“知识就是美德”;亚里士多德提出“四因说”来说明第一本体等等。传统哲学对”本体”的追求，主要包含两方面含义:一是为万物寻找能使其获得统一的“始基”;二是为人类寻找终极的目标，这一目标将赋予生命存在以意义统一性。本体论用探求对象之外和之上的“超验”的永恒秩序的这种方式，来表达人的形而上学的本性。这种形而上学的本性使整个哲学史一直围绕着找寻“终极”存在、“始基”和“永恒秩序”等等目标展开。因此西方的道德哲学是建立在对“终极”的信仰上的。传统“本体论”在黑格尔哲学中达到了它的最高形态，但同时也暴露出这种理论的严重问题而使它陷入了危机。

对“本体”的追求原本是人要为自己找到“精神之家”与“安身立命之本”，为人生寻找意义，为万物及人自身找到最后的归宿;但是，长期以来“本体论”所导致的“理性霸权”、“概念宰制”，逻各斯统治的宿命论的独断世界使人们离开生活世界，造成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的三重疏离，造就了人类生存困境和人们生活意义的丧失。这显然违背了人类的美好初衷。同时，近代以来正如韦伯所说，科学理性的蔓延使普遍的价值系统分崩离析，统一的世界变成“文明的碎片”。在经验和逻辑的拷问之下，已不再存在任何普遍必然的价值本体。然而，科学在解构已有的价值本体之后，却无法、同时也拒绝对人生的意义作出任何说明。而另一方面，在19世纪的哲学家叔本华、孔德、克尔凯郭尔、马克思、尼采的思想的冲击下，以柏拉图和黑格尔为代表的传统西方哲学大厦被摧毁。尼采以寓言的形式，借“狂人”之口宣称:“上帝死了”!他痛声疾呼科学及理性不仅造成了信仰的失落，而且也造成了人生存在意义的丧失。尼采的宣告意味着旧时代的崩溃，因为“随着对基督教上帝的信仰已被摧毁，那么，以这种信仰为基础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那些东西也要随之坍塌，例如全部欧洲人的道德，这引起了巨大的、连续性的崩溃、毁灭和倾覆，推倒了我们面前所矗立的一切”[2](P235)。绝对真理不存在了，道德价值体系被颠覆了，取而代之的是虚无主义，它以悲观主义、颓废主义的形式成为时代表征，它深深地植根于欧洲及人类文化中，植根于人的精神中。于是提出尼采建立了“超人——强力意志”学说，通过高扬人的生命强力，通过对价值和意义的立法与创造，以抵抗和战胜人生和世界的虚无、无意义。这样“，上帝死了”就开启了一个人类不得不自足自立的新时代。这个时代可以被规定为“人的创世纪”，即人本主义时代。然而，随着绝对主体主义及世俗物质主义、功利主义、工具主义的泛滥，由于辩证法的内在规定，人本主义逐步走向相对主义、虚无主义，最终导致自我解体。人从传统“本体论”统治下解放出来却又深陷“绝对主体”的泥沼。因此，随着“上帝死了”“，人也死了”。

法国哲学作为一定意义上的对尼采哲学的诠释与演绎，恰好再现了绝对主体主义或人本主义的兴盛与瓦解的全过程。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标识下，沿着胡塞尔的“自我学”开辟的现象学本体论方向，从主观性即主体性出发，建立一种上帝不在场的本体论及伦理学，力图“把上帝不存在的后果一直推衍到底”[3](P11)。而加缪哲学更是体现了人生的“荒诞”，认为人们能做的只是像希西弗斯推石那样，人生充满了绝望。绝对主体性内蕴含着自我瓦解的“背谬”。这种“背谬”构成了后现代主义者福柯、德里达、利奥塔解构主体的前提条件。后现代主义的虚无主义，它摧毁、颠覆了一切“已有”和“尚未之有”的价值承诺。如果说，虚无主义是主体在精神上自我张扬、为所欲为的结果;那么，世俗物质主义、功利主义则是在人本取代神本情形下所导致的人在感性上自我放纵，两者同源于人本主义。所以后现代虚无主义还与世俗物质主义、功利主义相互应和，共同演进。当世俗物质主义，功利主义走到尽头，再也无法提供更为新颖多样的物质价值，又不能提供更为高尚的精神价值之时，一种虚无厌世的悲情便又会油然而生;但当虚无主义暴涨时，人又不能不用物欲来缓解或麻醉自我。

随着既有的信仰体系、价值体系、意义体系的彻底崩溃，必然导致前所未有的人的生存危机。人类生活的急剧世俗化造成了人类文明的“荒原”景象，人们沉溺于物欲横流中，精神已彻底沦丧，人被形容为“稻草人”、“空心人”。

当代西方道德哲学在唯科学元伦理学与非理性人学伦理学，摈弃了传统伦理学对客观的、非个人的形而上学基础的探索，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现代论证道德的价值取向，更加剧了道德危机。没有客观的、非个人的道德标准使普遍的道德善变得不可诠释，相互匹敌的道德理论解释陷入无休止的矛盾与纷争，“道德多元论”和“道德相对主义”大行其道，人的道德原则、道德价值，作为主观自由选择与创造的产物，丧失了绝对的、普遍的、合理的权威性，从而导致了道德信仰失落和道德文化的沦丧。

二、重塑道德文化的两个维度

道德脱离社会生活，道德统一的标准和权威性的缺失以及道德沦为纯粹工具，导致了道德基础的崩溃与道德危机的来临。这种危机，引发了西方道德哲学家对传统规范伦理学的复归与兴趣，拒斥相对主义，重新为人的行为寻找一种绝对的、客观的、非个人的道德标准，成了诸如新功利主义、新社会政治伦理学、新人道主义、新行为主义、新结构主义、境遇伦理学和商讨伦理学等众多理论流派的探求的目标。这些多元化价值取向的复归与重构，一方面显示出当代西方道德哲学并不是简单地归依传统，也显示出当代西方道德哲学不是在彻底地否定传统前提下的重构，说明了“人们又在对人的基本价值表示关切了”[4](P52)。

那么，究竟如何超越道德相对主义而建立起道德的普遍性、权威性与客观性?如何超越价值的多元论而建构一种普遍伦理或“普世伦理”，为人们提供行为的道德准则，解答人们的困惑，为现世的人们找回人存在的终极意义，从而重新确立道德信仰，塑造为时代与人类文明的进步提供精神价值的道德文化?这些不同的价值取向代表了不同的理论观点，但我们可以揣摩到他们的理论取向的共同意蕴，那就是寻找人性中的神圣性，而神圣性必然隐喻在形而上的意义世界中，寻找意义必然回归生活世界，回到人本身，回到人与人交互的现实生活中，实现形上关怀和形下回归的契合。重塑道德文化、创造意义世界和回归生活是现代道德哲学必然的运思维度。

戴尼尔·贝尔认为:“文化本身是为人类生命过程提供解释系统，帮助他们对付生存困境的一种努力。”[5](P24)道德正是依托文化所给予的观念定位以及“道德价值本身价值”的创立上才使道德具有了鲜明生动的生命力。伦理学作为一种形而上的存在物，它始终有形而下的趋向，即现实化的意向，但现实化的道德却是对伦理学本身的叛变。而文化始终作为以形而下为始基的形而上意义上的观念奠基，它在现实化的征程中，并未丧失它的传统意蕴和先验的价值意义。道德文化作为形上和形下、意义和现实的结合产物，不仅具有形上的追求意义，也有形下的现实关怀。所以道德文化就是精神灵魂的教化，帮助人们解除道德困惑和难题，在现实世界中为人寻找安身立命的依据和创立意义世界，实现人的“终极目标”。它是引领大众尊道贵德、淳德归道的文化，是光明和力量的源泉。

1.道德文化在伦理学形上层面创设意义世界

意义世界的意义是一个具有独特意蕴的哲学范畴。它能够提供支撑人在现实世界中安身立命、生活实践的价值理念，或者说是能够为人在世俗生活世界中得以安身立命和处理各种价值关系提供价值理念。

意义世界是一个文化的世界，是一个精神文化的世界，是一个形而上的世界。“每个社会都设法建立一个意义系统，人们通过它们来显示自己与世界的联系。这些意义规定了一套目的，他们或像神化和仪式那样，解释了共同经验的特点，或通过人的魔法或技术力量来改造自然。这些意义体现在宗教、文化和工作中，在这些领域丧失意义就会造成一种茫然困惑的局面”[5](P197)。人通过自己的文化努力为自己的生命，为自己的存在寻找理由、寻找意义。这种寻找意义的过程，就是创设、构建意义的过程，也是文化随人的活动凝炼的过程，文化就是人化。道德文化正是通过意义的形成来彰显人存在的依据，人如何展开自身的存在以及达到存在的“终极目标”。意义的建构与澄明，使人获得了自身存在的理由、依据，使人的生命及其活动具有了形而上的意味。它使人了悟人生的一切付出、人的一切生命活动都与意义有关。道德文化作为巨大而无形的文化力，能够产生凝聚人心、维系社会的作用。“人类需要一种生活哲学、宗教或一种价值体系，就像他们需要阳光、钙和爱情一样”[6](P103)。

所以“人类文化是人的一种创造，即建设一个具有连续性、能维持‘非动物’生活世界。动物看到其他动物死去不会想到自己的死亡，只有人知道自己的命运。他还创造出仪式，不仅是为了防止死亡，而且要维护一种调解命运的种性意识”[5](P222～223)。正是文化这种特有的功能使人的意义世界得以持存和扩展。道德文化作为精神文化的一种，正是以此为核心。

意义世界是人特有的生存世界，是确证人之为人的存在依据。赫舍尔曾说过“:人的存在从来就不是纯粹的存在;它总是牵涉到意义。意义的向度是做人所固有的。它可能创造意义，也可能破坏意义;但他不能脱离意义而生存……，对意义的关注，即全部创造性活动的目的，不是自我输入的;它是人的存在的必然性。”[7](P46～47)对于人类来说，没有意义的生活是最痛苦的折磨，在衣食无忧、生活富足的物欲满足中，人仍然会感到精神的空虚和无处依存而使他心神不宁。所以意义世界是人所特有的世界，人特殊的存在方式，决定了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总要自觉或不自觉地去追求与思考人生的意义，不管是否意识到这一点，只要他“活”着，就会相信有某种意义是他的精神支柱和生命之源。对生命意义的追问，已变成了人的一种形而上的需要。人对生存意义的形而上追问与探索，实乃是人之为人的基本要求。比如人们总要问“人为什么活着”“、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人应该怎样活着才有意义”，而这些问题又必然是哲学形上追求所要自觉意识和反省的问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形上追求是人在人性中寻找神圣性，为人的生存找寻形而上的依据的一种真实反映。

意义世界也是人生命意义展开的世界，体现人价值的世界，它鼓励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为自身更好的生存和发展而努力。人在意义世界中的形上的追求，通过人的能动性、自由性体现了人的神圣性和人的价值，它引导和激励人们执著地追求现实生活中的真、善、美，以克服人性的假、恶、丑，为人的自为生活提供道德的生存理念和形而上的生存依据。意义世界不是一个与人的生活世界无关的虚无世界，它根植于生活世界，生活世界是它的源头活水，只不过它并不是生活世界的简单模本，而是创造性的提炼和升华，它扬弃了生活世界的许多世俗矛盾和冲突。同时，它又作用于人的生活世界，渗透在人的生活世界之中的。它一旦获得人们的文化认同，便构成了人的“心灵的秩序”，人便通过它来解读生活世界，在意义的“熏陶”下演绎自己在生活世界的各种社会角色，演绎自己的人生轨迹。 转贴于

意义世界又是人格升华的世界，从形上超越人性的弱点。如果人对自己的生命追根究底，最先受拷问的是人生命的有限性，人不得不面对死亡与虚无的问题。可以说“死亡已成为每个人挥之不去的梦魇，它令人恐惧，叫人绝望，死亡是对生命和意识的否定，死亡即是虚无，它使我们所珍爱的一切都化为乌有”[8](序言)。但哲学的形而上却鼓励人们要不断地通过实践来挑战和超越生命的有限性和虚无性，使有限的生命具有无限的生命价值和意义。人可以“把人的内在世界，人的生命的价值、意义雕琢于产品，使自身的自然和外部自然都成为人的生命创造的表现”[9](P53)。它为我们寻找到超越生命虚无的最佳途径。只要我们所认同和构建的意义还存在，生命就没有虚度，我们的有限生命就会得到无限的展延，就能够抗拒死亡的狰狞与强制，为终极目标而不断努力，以此来彰显人的价值。人虽然永远在途中，但他因此却在追求的过程中收获了最可贵的精神财富。同时，形上追求超越了物欲的束缚。人活在世界上，离不开名誉、地位、金钱、权力、财产等等的生存条件及其诱惑，在物欲横流的世俗世界人难免为物欲所累，但在形而上的意义世界里，人却可以“视金钱如粪土”，超越物欲的羁绊，理性地面对金钱、荣誉、权力和地位。我们并不反对对物欲的追求，而是需要把握“度”。不为物欲而追求物欲，这种超越只有在意义世界中才能被更好地诠释。

总之，意义世界是人的精神家园。人虽然“充满劳绩，但还诗意地安居于大地之上”[10](P91)。对意义的探寻和建构，实则是人类对自身存在的反思和追问，它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存在的深度，深刻地体现了人之为人的本质。

2.意义世界的创设和道德文化的重塑必须回归形下的生活世界

传统的形而上学普遍认为，人的生存意义不存在于人的生存活动之中，而是存在于人之外或人之上的某种“先验实体”之中，所以一直都试图为世界和人的生存寻找某种固定的、不动的“实体性的存在”(如神、上帝、绝对者)。这实质上引导人们去追求一种彼岸的生存方式，因为传统的形而上学所设定的意义目标如同宗教信仰一样是在人的生存之外，它提供的“意义实体”是先验的和虚幻的。这种思辨的想象，是对人们生存意义的最大误读，不仅会造成生存意义的遮蔽，而且还会使人丧失进一步发展的活力。实际上，人的生存意义就在我们的生命体验中，它随着人的生存而展开，“意义”应属于非实体性的范畴，这也决定了哲学形上对“意义”的追问，不应是对人的生命时空之外某种神秘实体的抽象演绎和思辨，而应是对生活在特殊的社会历史关系中的人的具体生存过程的审视和反思。对人类的生存意义探究的过程是对人此岸世界的意义的认同与抉择，它要打破传统形而上学“意义实体”对人生存的束缚，把人的彼岸世界“意义目标”真正归还于人的生存变化之中，形上的意义追求实质就是主张生活意义的实现就在人们生活的努力中，人的生存意义目标既不在这个世界之外，也不在这个世界之上，生活的意义就在于人的生活本身，人的生活是自足的。

回到生活或生活世界之中，本身就是生活或生活世界的内在追求，是人的生活的自我超越的理论表达形式，形而上学是根植于生活世界之中的。生活世界本身是一个充盈着主体性和创造性的意义世界。现代社会趋向于一种无神论的生活样式，神的神圣性被祛除，人既要面对自身精神的社会处境，也要面对社会文化生活及其结构的复杂性，人自身现实生活的复杂性代替了先前关于绝对者存在的纯粹性，而人的自我生成性也代替了先前的意义给予性。

回归作为意义和价值源泉的日常生活世界，最根本还是回答人的生活意义问题。解决生活意义问题要关注和协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概括地说是“人”与“他者”的关系。在没有“绝对”的神圣性面前“，人”和“他者”是平等的，回归生活世界的道德文化就应该倡导一种平等的道德交互模式。在哈贝马斯和阿佩尔看来，人的主体理性绝不是在个人意识里发展的，而是在语言对话、主体性构成的世界里发展的。每个人都不可能在私人语言框架内获得其思想的有效性，每个人的主体理性或意识活动也不可能是封闭的、个体的，而是开放的、公共的。所以，任何孤独思想的有效性，以及孤独个体的良知决断的道德约束力，原则上要依赖于人与人作为平等的对话伙伴之间的相互肯定和共识。这种“交往理性”首先能够把孤独个体的良知决断协调一致起来，从而使每个社会个体为社会实践承担共同的道德责任。因为在交往实践中，任何具有伦理意义的人类“需要”与要求，都能够凭借理性的论据来加以辩护，都能在人际间传达、交流与沟通。只要这些要求，通过理性的论辩而在人际间得到肯定认可，就会形成共识，构成共同意志的一致性。这种主体间的共识与意志一致性，反过来又会成为制约和指导每个社会个体行为的道德规范，从而保证着对个体主体行为的合乎规范的一致性的道德约束性。这种“主体间性的范式”真正关注人在现实生活中的依存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因为正像马克思所说的，在现实性上“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综上所述，道德文化需要在形上创设意义世界，在形下则要回归生活世界，实现形上和形下的契合。当然道德文化与特定的历史相联系、与特定的现实环境相联系，但不管时空如何变化，总有一些人类共同认同的伦理规则在延续和发挥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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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宾克莱.理想的冲突[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5]戴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赵一凡，蒲隆，任晓晋译.上海:三联书店，1978.

[6]弗兰克·戈布尔.第三思潮:马斯洛心理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7]赫舍尔.人是谁[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

[8]孙利天.死亡意识[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2001.

文化危机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金融危机民办高职挑战发展契机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演变而成的全球金融危机如海啸一般迅速席卷全球，金融、房产、制造业等实体经济首当其冲，投资量大幅缩水，影响颇大。根据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教育与经济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教育要受社会经济的制约，并为其服务，特别是承担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重任的高等教育，更是联系紧密，因而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也更为直接。民办高职在全球性金融危机面前，将会面临怎样的挑战，前景如何，又如何化解冲击，抓住机遇，趁势发展，这些问题在当前看来意义重大。

一、金融危机给民办高职带来挑战

1、家庭收入减少，致使大面积的学生流失，进而将会引起学校财务紧张等一系列危机。当前，金融危机已经对中国的实体经济产生了严重影响，并且这种影响还会进一步加重。收入水平的降低和就业岗位的减少是经济危机的基本特征。数据显示，欧美市场占我国总出口的40%，由于欧美出现经济衰退，我国制造业的出口有所放缓，在长三角、珠三角的一些地区，出现了中小企业停产、减员，劳动力市场用工量下降等现象。失业必将导致中国家庭的预期收入减少，而家庭收入的减少则会使民办高校招生和保持在校生规模的减小。对于依靠学生学费维持发展的民办高职而言，没有了学生或者学生规模减小，将直接导致学校财政困难，甚至被迫倒闭。

2、就业压力加大，降低民办高职的吸引力。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高校毕业生数量继续增加。2009年高校毕业生总量将达610万，约占城镇新成长劳动力总量的一半以上。另外，由于有一批学生当年毕业后未能及时就业，历年累积，今年要求就业的高校毕业生达到700万人以上。与此同时，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就业需求整体下降，企业对新增劳动力的需求减少，这必然会使高校毕业生就业需求与社会就业供给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对于民办高职而言，形势可谓异常严峻。一方面民办高职院校专业设置过于集中在经贸、计算机、机电、涉外等领域，金融危机必然会影响这些专业毕业生就业；另一方面，就业门槛的限制也影响了民办高职院校毕业生的就业。长期以来，社会观念普遍认为“公大于私”，“公办好于民办”，再加上是专科层次的高职，在就业市场上，与公办高校和本科院校的毕业生相比，显然处于劣势地位。这些原因必然会使得民办高职的吸引力大大降低。

二、金融危机带给民办高职发展契机

虽然，金融危机给民办高职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但同时，民办高职在金融危机的面前也具有良好的发展契机。

1、民办高职更易吸引社会投资和信贷支持。民办高职作为一种民间投资办学形式，在当前经济不景气的形势下，投资其他产业，风险较大，而投资高等教育，则发展前景依旧看好，收入也比较稳定。再加上政府为扩大内需，刺激消费，势必出台相关政策，鼓励社会力量办学，民办高职也会获得相应的信贷支持。国务院提出系列措施的第十条要求，“加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取消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限制，合理扩大信贷规模，有针对性地培育和巩固消费信贷增长点”。我国商业银行传统信贷的对象主要是企业、公司，而往往是这类贷款呆账、坏账较多，风险较大。而教育信贷，则具有偿本付息能力较强、风险较小的特点。金融支持教育有助于金融机构改善自身信贷资产的结构，降低金融风险，开辟新的利润来源，此等利好之事势必促使商业银行积极向民办教育提供信贷支持。

2、民办高职办学机制灵活，适应能力强。自主灵活是民办高校最大的特点和优势。曾经是中国农业大学的校长，现任北京吉利大学校长的江树人认为，民办高校办学的灵活机制表现在，用人制度、办学模式、以市场为导向的专业设置等方面；并且队伍精干、以岗定人，不养闲人；办事效率高。因此，相比公办高校来说，民办高职在气势汹汹的金融危机面前，完全可以充分发挥民办机制在争取教育资源、人力资源配置、教育活动建构、质量效益诉求等多方面所具有的自主性、灵活性、敏感性、快捷性和经济性等优势，针对人才市场需求，设置和调整专业，提高教育质量，培养“适销对路”专门人才。

3、民办高职可以适应社会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和就业培训需求。目前，我国仍缺乏大量的高级技术人才，这严重限制了我国企业产品质量的提高和技术含量，加剧了经济危机的冲击。因此，民办高职完全可以抓住这一良好机遇，积极“培养面向基层、面向第一线、面向现场，适应生产、建设、管理、服务一线岗位的技术应用性人才”。同时，面对社会失业人口的增加，民办高职完全可以结合市场需要，积极开展产业化的职业技能培训和技能服务，为广大失业者提供各种就业培训，提高他们的再就业能力。

4、金融危机来袭，为民办高职进行校园建设和充实人才队伍提供良好时机。虽然，近几年民办高职院校发展比较快，规模也不断扩大，硬件建设有的甚至好于公办高校，但是，从总体上看，民办高职院校的硬件设施条件无论是在学生宿舍环境、教学设备还是校园美化，相比公办高校，仍有较大的差距。金融危机爆发，经济不景气，各种资产价格有所回落，建设成本降低，正是民办高校大力补足教学资源、充实办学条件、提高办学质量的大好机会。此外，民办高职长期存在着师资尤其是高水平师资短缺的问题。从目前我国民办高职院校的实际情况来看：师资多以兼职教师为主，专职教师所占比例相对较少，仅占30%左右；专职教师中以公办高校的退休教师为主，中青年较少；中青年教师的学历层次和职称水平与公办高校相比又较偏低。因此，民办高职院校完全可以充分利用人才就业需求冷淡的良好时机，积极引进各类急需人才，培养自己的专业带头人和教研骨干，加强专业建设，建设一支以专职教师为主、兼职教师为辅的高水平师资队伍。这也是学校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三、化解危机，抓住机遇，趁势发展

世界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刚刚开始。随着危机的逐渐蔓延，对中国的影响还将进一步加剧。民办高职院校在危机面前，不应退缩而无所作为，而应积极应对，化解危机，抓住机遇，趁势发展。

1、更新观念，强化管理，提高办学效益。首先，民办高职院校必须具有现代教育理念和现代市场经营理念。民办高职院校的办学者不仅要学会管理大学，而且要学会经营大学，成为善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海里准确把握教育使命和教育规律的人。学会用管理现代企业的手段和产业化运作方式来管理学校，制定学校的发展规划，建立适应自己发展的灵活高效的新型运行机制。

其次，民办高职要强化管理，向管理要效益。民办高校是社会力量办学，其性质决定了学校需科学管理，高效运作。当前，大多数民办高职院校管理体制还不完善，各种制度还不健全，人治现象还很严重，用人机制也存在家族倾向；分配制度方面总体报酬偏低，对高层次人才吸引力不大。因此，民办高职院校必须强化内部管理，完善各项管理制度，提高管理效率，科学配置教育资源，提高教育效益。这样，才能在经济危机面前，拥有可持续发展的竞争实力。

2、广泛争取社会支持，积极拓宽融资渠道。高等教育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办学投入的持续增加。民办高职院校既没有国家的财政拨款，也没有像公办高校所享受的银行无息、低息或贴息贷款支持。资金来源主要是学费收入。单一的资金来源，致使融资渠道不畅，从而一定程度上严重影响了民办高职院校的发展。因此，民办高职应当积极利用国家鼓励社会力量办学的良好政策环境，坚持多元化办学，增强与社会各方面的联系与服务，广泛争取社会的支持，积极寻求新的资金投入方式和办学道路。民办高职院校还可利用自己独有的专业优势积极拓宽跟企业的合作领域和合作模式，以积极主动的姿态，从企业的利益出发，努力营造校企合作的双赢氛围。例如，积极创造条件，争取企业进校合作共建仿真实训基地（中心）；借助企业教育培训资源优势，实行校企链式联盟经营，培养培训行业紧缺人才；吸纳企业资金，联合经营产业等。

3、牢固把握培养目标定位，顺应市场需求。民办高职必须牢牢把握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定位。民办高职的人才培养应定位于培养面向生产、建设、服务和管理第一线需要的高技能人才。在人才培养与教育教学模式上，依据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构建以能力为主、基础理论适度、技术能力强、知识面宽、素质高的人才培养模式；根据职业（岗位和岗位群）分析，以应用为主旨和特征构建职业教育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强化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

民办高职在当前经济危机情形下，要及时跟踪市场需求的变化，主动适应区域、行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根据学校的办学条件，有针对性地调整和设置专业。要坚持以人才市场需求为导向，寻找市场“空白点”，抢占人才市场空缺领地，全面提高教学质量，以提高学生就业能力为目标，使学生满意，家长放心，从而提高民办高职的吸引力和社会认可度。

4、合理配置人才，建设精良教师队伍。人力资源是民办高职院校发展的核心，师资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没有稳定优化的教师队伍，学校的可持续发展也就无从谈起。哈佛大学的前校长科南特曾经说过：“大学的荣誉不在于它的校舍和人数，而在于它教师的质量。”因此，民办高职院校必须组建一支师德高尚、结构合理、水平较高、相对稳定的教师队伍，特别是要结合高职院校的特点，重点抓好“双师型”师资队伍的建设，通过相应的激励机制和必要的鼓励措施，做到按需设岗，按岗评聘，对各种人才进行合理配置，建设一支以专职教师为主、兼职教师为辅的高水平师资队伍。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出台扩大内需十措施确定4万亿元投资计划[EB/OL].

[2]吴滨如：民办高校信贷可能会更宽松[N].中国教育报，2009-01-05．

[3]梁国胜、林洁：困境下的中国民办高职如何走自强之路[N].中国青年报，2008-11-17．

文化危机论文范文第12篇

【论文关键词】结构升级产业调整美国金融危机

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世界性金融危机，使全球经济发展遭遇严峻挑战，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影响是双面的：一方面，它使得中国经济发展步伐减缓，社会经济普遍萧条，海外投资减少，商品进出口量降低，股市下跌，证券保险业的业务量减少，房地产销售处于低迷阶段，部分中小企业倒闭，失业率上升，国家外汇储备大量缩水等；另一方面，只要中国理性地应对．充分掌握好国际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的机遇，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的经济体系，就能化“危”为“机”，进一步促进我国经济平稳快速的发展。正如总理在江苏考察时指出的那样：“我们中国的目标，就是在这场金融危机中。应该是最早复苏和振兴起来。我们必须有这个信念和决心!

一、美国金融危机出现的原因

次贷危机的爆发给美国本土带来的损失难以计算，但美国作为世界上第一大经济强国，社会稳定发展，人民安居乐业，怎么会出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危机呢?笔者认为．出现这次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可以归结为对资本主义“精神”的误读以及美国金融监管存在的问题。

(一)对资本主义“精神”的误读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引用富兰克林的话认为“个人的义务在于以扩大自己的资本作为前提利益且为目的本身的想法”。换句话说。个人的职业义务中最重要的就是扩大自己的资本。美国作为资本主义国家，国内大多数人主要信奉的是新教，所谓美国精神就是新教伦理的发财教义和实用主义的方法，美国人利用多种手段达到自身资本的无限积聚、积累、扩张。他们把赚钱当成自己的天职，似乎赚钱本身只是用来接近上帝的途径，他们勤奋工作，杜绝享乐以至禁欲，在经济活动中工于算计，因而积累财富，在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在他们眼里时间就是金钱，生前赚更多的钱，做更多的善事，死后就有机会上天堂。作为一种广泛风行的社会精神气质，这就是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

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正是以这种精神作支撑。它作为欧洲理性主义长期发展的产物。体现了资本主义精神积极的一面。当然资本主义精神也有其消极的一面。美国次贷危机的产生即根源于一些美国经济精英对所谓资本主义精神的误读，使这种“精神”走向了反面。正是美国华尔街几个投资银行的财团、董事们为拿到丰厚的薪酬，完全抛弃了责任信托，玷污了上帝荣耀的“天职观”，为转嫁风险，他们发放房地产抵押债券，卖到美国的金融市场，外国政府和老百姓都可以去购买，导致经济过热，后来美联储为保持经济稳定，多次出台加息政策，使得房地产泡沫逐渐破裂，贷款利息逐渐升高，低信用的贷款人无力还贷，银行不能向投资银行兑现，投资银行也无法拿钱给社会大众，于是引发一连串的经济崩溃，从而导致了美国次贷危机爆发。

(二)金融监管的缺乏

美国金融监管部门缺乏有效的监管房地产银行贷款政策和房地产中介信用评级的标准，在美联储实施降息时。让银行钻着房地产中介丧失责任信托的空子进行放贷，银行决策者们只顾着享受次级抵押贷款这块大蛋糕，忽视借款人的信用等级，忽视借款人的还贷能力．提升银行不良贷款率。各房地产中介评级的标准没有实行金融监管，这些房地产中介自始至终都是全球次级债市场暴涨的参与者和推动者，房地产中介开始违规、造假，用假的数据和假的收入证明来欺骗银行，偏离了公正客观的原则，这是对市场投资者极其不负责的态度。

金融监管部门没有有效防范金融产品中存在的风险。美国次贷客户的还款保障是建立在房价不断上涨的假设之上。在房市活跃时，贷款银行可以借此获得高额利息收人而不必担心风险，贷款者也不必担心还款问题。他们可以通过房地产价格的不断攀升卖掉房子进行还贷。金融衍生产品能给贷款银行、投资银行、投资者等带来丰厚的回报，但是，快速增长的房地产信贷积累了风险的隐患，当房市降温时，所有的问题和风险都会暴露出来，部分无资格或没有偿债能力的消费者进入住房信贷市场，加上竞争使得贷款银行只顾极力推广金融产品，缺乏控制风险的措施，这些问题和风险造成美国房地产、金融等行业受到重大损失，次贷危机逐步形成。

二、全球金融危机给我国带来的发展机遇

一直以来，美国号称以资本主义精神立国，号称有世界上最完备的监管和银行体系，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次危机暴露出来的问题恰恰出现在这些方面，这不能不令人反思。同时，这次金融危机也使中国许多深层次问题很快地暴露出来，使我们能更清醒地意识到国内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存在的缺陷，必须对症下药进行改革，从而把危机转化为发展机遇。

(一)促进房产地中介的结构升级

房地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危机出现以后房地产业的低迷状态给国民经济带来不小的震荡，怎样才能让我国的房地产业蓬勃发展起来?房地产中介在房地产经营和销售中扮演着主要角色。危机出现之前．由于房地产中介的不断升温，使得房地产中介行业很难进行完整的结构升级。危机爆发之后，在房地产市场成熟的国家，中介成为房地产经营过程中最为活跃的环节。国外房地产中介机构具有丰富的操作经验，而且拥有相当厚实的经济实力和信息网络，为营造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一直以来，我国对房地产中介公司态度冷淡，尽管已经有许多人介入到房地产中介工作，但由于缺乏相关的政策扶持，房地产中介的发展仍然面临着各种问题。金融危机的爆发为我国房地产中介结构升级带来了机遇。

首先，有些大型房地产中介可以联合中小型房地产中介共同发展。把一些中小型房地产中介不能受理的业务接收过来，将自身受理的小型业务交给他们，每笔业务按照业务量大小相互支付交换费．以促进中小型房地产中介的抗风险性，提高业务量和服务水平，对于大型房地产中介来说也是拓宽自身业务规模的好机会。

其次，部分大型房地产中介可以建立房屋装潢设计和房屋建材机构，推出以房屋销售、装修为一体的经营模式。吸引顾客眼球，让顾客感觉到与该房地产中介做业务的实惠、省心、放心，这种结构升级，对中介公司的未来决策和发展是一次机会。

最后，多数房地产中介可以趁机提高员工的素质，定期开办学习班，采用服务质量等级制淘汰低层次人员，引进专业水平高的人才，确保房地产中介具有开发房地产投资分析、房地产营销策划、法律咨询、营销顾问、房地产市场调查以及外立面、户型设计等的服务内容、质量和水平，从而提升中介公司的实力和市场竞争力。

(二)加快旅游业的产业调整

国民经济运作的好坏，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国力强弱与否，国民经济的来源靠的正是各行各业的利税。不得不承认，国内旅游业对我国在拉动内需、刺激消费、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等方面起到了突出的作用。据世界旅游组织预测，到2020年，我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旅游目的地国家。然而．金融危机对我国旅游业的重创，使我们清醒地看到了国内旅游业的不足。目前，我国旅游业应趁机加快产业调整，扩大产业资源的利用和开发，缩小与国外旅游业的差距，增强国内旅游业的实力。

首先，遵循“两重”原则，即重点培养、重点保护的原则。国家要有重点地培养每个城市的重要景点，多挖掘各城市的景点潜力，多在旅游衍生产品中下功夫，开发和创新旅游景点的经营模式，注重旅游景点的多元化设计。力争做好景点特色和人性化的配套发展。重点保护旅游资源的合理利用，严禁开发景点时出现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现象．要通过每个旅游景点的资源和区域特征来吸引顾客。

其次．充分运用景点优势进行招商引资。各城市可以利用自身旅游景点和土特产资源优势，打造特色品牌，强化自主创业，吸引国内外开发商进行投资。浙江省安吉县旅游业招商引资第一人翁廷秀，很多人都觉得陌生，但是提到大溪农家乐和藏龙百瀑，多数人都会觉得如雷贯耳。她把大溪村从一个偏僻的山坳摇身变成如今拥有众多景点的旅游区．大溪村以世人不敢相信的方式创造了许多个“敢为天下先”，而翁廷秀正是“敢为天下先”的决策者。

(三)强化政府部门对股市的监管

金融危机来临之前，我国股市渐长。很难发现股市中存在的问题，但是，危机产生以后直接给我国股市敲响警钟，尤其是政府部f-Jx~股市的监管环节非常薄弱，应侧重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完善：

首先，以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为监管目标。在大多数投资者中，中小投资者往往是散户，在股票市场中处于劣势地位．当某个股票的大庄家瞬间撤走所有资金时，会引发该股票直线下跌，股票的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将受到较大的损害，他们的权益是最容易被漠视的。中小投资者在股票市场的地位虽然不高，但是他们也对股票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果某只股票参与的散户较多．也能支撑起该股票的上涨趋势，反之，众多散户对某只股票进行资金逃离，会使该股票丧失应有的活力．如果该股票又属于“权重股”的话，甚至会拖累股市大盘。因此，加强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是政府部门监管的重要目标，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其次，国家要不断完善股市制度，加强市场监督，恢复市场信心。一方面，我国股市是一个不成熟的新兴股市，市场失灵主要表现为因股市制度的缺失或不完善而产生的市场无序运行，例如，披露虚假信息、券商挪用资金等。要完善股市制度，加强市场监督，当务之急必须提高证券会的监管效率。证券会应该完善自身的人力资源配置，充分发挥监管人员对于某项领域的监管优势，采取对症下药的方式实行监管，监管方法应做到主动防御为主，多与司法机关协作查案，杜绝随心所欲、不依法办案的行为，提高监管效率，提升监管职能。另一方面，为了恢复市场信心，政府应大力倡导投资者用理性的态度看待股市，全方位、多途径、多角度教育和帮助投资者树立“股市有风险，人市需谨慎”的理念，在全社会尽可能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和一切有效手段，把理论教导真正渗透到投资者的实践生活中，使他们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教育。

(四)进一步完善期货市场的监管与法制建设

总结期货市场走过的l0多年的历程，从初创、探索、清理整顿、恢复性增长到现在的规范发展，虽然已经出台标志期货市场的法规框架，但是，我国期货市场仍然处于初级阶段，金融危机对我国期货市场的严重打击，是之前无法预料和想象的。因此，必须抓住当前国内期货市场的历史性发展机遇，借鉴美国期货市场的成功做法，进一步完善国内期货市场的监管与相应的法制建设，在乎稳中求发展，为我国股指期货的推出奠定基础。

首先。加强市场自律、法律规制和政府监管的协调运作。目前我国期货经营机构大部分隶属各地方政府、银行等．这些机构为求得生存和发展，在拓展业务时往往忽视市场自律。．因此，为确保期货市场健康发展，交易所可以从制定契约以自律着手，政府部门则主要通过相关法律规制加以监管为辅．确保监管、规制与自律的竞争性．形成市场自律、法律规制和政府监管三足鼎立的运作模式。

文化危机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万载；花炮文化；金融危机；传播策略

美国“次贷危机”是从2006年春季开始逐步显现的。2007年8月开始席卷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金融危机给我国花炮出口企业带来重大影响，湖南、上栗不少企业，尤其是出口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据了解，上栗某花炮厂2008年底因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来自欧美地区的订单减少70％。万载也不例外，花炮产业是万载经济支柱产业，出口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订单减少，在突然而来的金融危机影响下，万载花炮产区当前是如何传播其花炮文化的?在花炮文化传播过程中又遇到了哪些困难?万载该如何解决花炮文化传播过程中的问题?本文将就以上问题提出相应的看法和建议。

1金融危机背景下万载花炮文化传播状况

自2007年8月开始的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万载并没有放松其花炮文化传播活动，近两年来，宜春中秋时节的月亮文化节上都可以看到万载花炮的精彩表演，特别是2008年中秋万载更是成功举办了声势浩大的首届花炮文化节，向外界极大地宣传了万载的花炮文化。当前万载花炮文化传播状况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1成功举办彩天情2008中国·万载首届花炮文化节，向国内外展示万载花炮文化。

政府搭台，企业唱戏。2008年9月16——18日举办的部级、国际性、专业化的花炮文化节，县内150余家花炮企业积极参与，和相关部门一起共接待国内外宾客1600余人，花炮企业和客商广泛签订业务合作合同，并进行各种形式的花炮燃放表演活动，例如万载彩天燃放制作有限公司创造的“龙腾盛世彩烟彩龙”吉尼斯记录获得成功，并当场授牌。另外，在宜春新城区举行的闭幕式晚会“万载之夜——火树银花不夜天”国际音乐烟花展演，邀请美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中国熊猫集团等5支燃放队伍参加，气势恢弘、精彩无限，吸引了中外客商和6万多宜春市民现场观看。并举办各种花炮文化论坛，通过相关活动和媒介报道，最大限度地宣传了万载的花炮文化。

1．2将万载其它传统文化与万载花炮文化相结合，力求丰富花炮文化内涵。

万载有着深厚的花炮文化历史底蕴，还有源远流长的与花炮相互呼应，而且万载本县及周边还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可以起到辅助作用。万载利用花炮文化节的契机，很好的结合了万载当地的傩舞文化、有机农业和特产文化、以及红色和绿色旅游文化。

1．3出台相关政策，支持花炮企业做大做强，大力发展万载花炮产业。

一个产业的发展关键在于政策的支持和市场的开辟。近年来，万载县政府积极协调，为花炮企业提供财政支持，重点培植大企业和大品牌。在市场开辟方面，简化花炮企业出口通关手续，开辟多个出境通道。内销方面则抓住奥运年国家大事多，喜事多的有利时机，大力开辟花炮市场，实现产销两旺，组团参加各种订货会、展览会，如中国(长沙)烟花爆竹博览会和上海庆典烟花国际博览会，宜春市月亮文化节暨经贸活动周，通过产品展示，经贸洽谈，焰火晚会，高峰论坛等方式，大力宣传万载花炮，让更多的客商了解万载花炮。

1．4利用广告媒体积极宣传万载花炮文化。

2008年，万载开办“国际烟花网万载专栏”和“国际烟花爆竹供应商网站”，通过互联网，大力宣传万载花炮企业，宣传万载花炮文化和产业政策，及时将万载花炮的经营、发展、管理和亮点、信息输送到全世界所有花炮供销商和消费者。另外，花炮文化节期间，万载云集全国各路媒体记者，对万载花炮节的各项活动进行全面报道。

2当前万载花炮文化传播的困境

近年来，万载县利用各种方式和渠道，在宣传万载花炮文化方面可谓硕果累累。但前进的道路总是曲折的，面对将来的发展，万载花炮文化传播依旧面临着巨大挑战。

2．1国际金融危机对万载花炮行业发展的影响。

自2007年以来，随着国家对花炮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加上烟花原材料价格涨价、运输受阻、海运成本大幅度升，当前，烟花爆竹产业面临严峻的形势与新的挑战。金融危机的到来，使得原本花炮平均外向度偏低的万载外贸市场进一步萎缩。由于受众多规模以下企业外向度低的影响，万载烟花爆竹整体外向度依然较低，据统计，2008年上半年万载花炮外向度为22．3％，而浏阳鞭炮整体外向度为65％。

2．2浏阳、上栗、醴陵等其它花炮主产区的激烈竞争。

浏阳早在8年前就通过“文化搭台，工业唱戏”，大力举办“浏阳国际花炮节”向世界推介浏阳市、推介浏阳的烟花。通过政府企业上下联动宣传和积极争取，“全国烟花质监站”、“国际烟花协会”和“烟花爆竹原产地”均落户或确定在浏阳，浏阳地域保护品牌也申报成功，拥有一批全国乃至世界知名商标，烟花爆竹产业的开放度和品牌知名度得到稳步提升。

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的影响，万载的花炮行业在进入2002年后放慢了发展的脚步，甚至停滞不前。据万载花炮局数据显示，2006年全国炯花爆竹产值为11O亿元，作为主产区的万载只有18亿元，而上栗达到30亿，浏阳则是51亿元。醴陵号称“花炮祖师李畋故里，花炮之乡”，株洲统计信息网数据显示，醴陵目前共有花炮企业六百余家。2005年全市花炮行业产值过四十亿元，品种多达数千种，产品远销八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2．3万载花炮企业发展滞后，未形成特色优势和规模优势。

万载花炮企业多以中小企业为主，呈现一种“小而全、散而乱”的局面。据当地政府部门统计，80％的企业的主要产品都是一些生产成本相对较高、利润率低的低附加值产品，像海外市场走俏并且高附加值的大型地面礼花、高空和芳香型爆竹等产品生产规模小，生产厂家寥寥无几。但潜力还是巨大的，例如，在一个全新的、极具发展潜力的烟花领域——日景烟花和白天庆典产业上，万载华泰烟花厂和彩天燃放公司在国内已经占有了较高的知名度，无论在技术积累还是市场占有率方面都远远领先浏阳等竞争对手。

文化危机论文范文第14篇

【论文摘要】本文在对金融危机全球化的成因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现状的总结,分析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从金融资本和经济实体的角度剖析全球金融危机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

由于世界贸易的不对称发展,各国家出于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考虑,纷纷成立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如北美自由贸易区、欧洲联盟、东盟资源贸易区等。区域经济合作在国际经济格局和对外经济战略中的地位明显上升,成为国际经济领域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随着以世界贸易、跨国投资快速发展和全球要素资源的加快流动为特着经济全球化的的升级,全球金融危机不可避免的对区域经济合作提出新的挑战。

1金融危机的全球化

1.1经济全球化的加剧与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导金融危机全球化的根本原因

(1)美元仍是世界主要的交易、结算和储备货币,三大货币(美元、欧元、日元)相互之间自由浮动且大幅波动;(2)世界货币(主要是美元)的发行没有任何限制,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建立的国际组织,能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有限。

由于目前对美元发行并没有任何限制,美国往往从本国经济的需要出发决定货币政策,引起国际流动性大幅波动,最终引发各种金融危机。在这种货币体系下,一是美国成为世界流动性的主要调节者,其货币政策的走势影响国际流动性的松与紧。从历史上看,在每次美国经历了一个阶段性低利率时期后,当转入高利率时期时,往往会出现各种危机频繁爆发的情形。

1.2货币错配在国际收支不平衡长期化的趋势下,放大了金融风险

大量经验证据表明,过去十年间的大型危机中(1994～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1999～2002年的土耳其金融危机,2000～2001年的阿根廷金融危机以及1998～2002年的巴西危机),都存在显著的货币错配情形。从包括官方与私人的外币净资产头寸看,这种不平衡在不断加剧而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虽然已有所改善,但存在的基础仍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并没有提供解决货币错配的有效机制。

1.3金融体制改革进程和金融监管的不对称,是金融危机发生的内在原因

从80年代拉美危机以来,遭受危机的国家在发生危机前,都是采取盯住汇率制的,在危机中均被迫贬值并实行汇率的自由浮动,且除了1982～1983年发生的拉美债务危机中采取了广泛、间接的外汇管制外,其他危机中各国在汇率自由浮动前,基本上都实现了资本项下的完全开放。在从资本管制下的管理浮动汇率制度转向资本账户开放与自由浮动汇率制度的过程中,由于过早地开放资本账户,尤其是开放短期资本流动,很多小型开放经济都陷入了金融危机。但在拥有成熟、稳定的国内金融市场的条件下,自由浮动汇率制度的运行都很顺畅。

2区域合作的进程

2.1亚洲经济合作区域特征明显

2007年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一个新进展,是应对能源短缺和气候变化的议题成了东亚系列峰会东盟峰会、峰会、中国东盟领导人峰会、中日韩领导人峰会等以及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的主要议题。这表明,迎接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正在成为东亚和亚太地区区域经济合作的凝聚力和推动力。东亚地区率先开展自由贸易合作的是东盟,2007年11月20日,东盟10国领导人签署了《东盟》,决定把原定在年建成的东盟共同体提前在巧年实现。《东亚》试图借鉴欧盟的经验,使东盟的经济一体化合作能够步入机制化的轨道。

从东盟自由贸易区提出到现在已历时10余年。总体来看,东盟合作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并逐渐扩大了范围和领域,在发展中国家的区域合作中是走在前列的,形成了关税、服务贸易、投资、产业合作、其他便利措施和争端解决等一系列的制度、体系,同时也积累了不少的经验,但由于利益协调、发展水平、经济结构、资金技术等方面原因以及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东盟经济合作中也出现了不少困难,进程并非一帆风顺,各国之间差距较大,目前还处于向自由贸易区演进的阶段。

2.2美洲合纵与连横的博弈

北美自由贸易区(主要指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在许多领域进行广泛的合作,包括商品贸易、劳务合作、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保护及涉及服务业的贸易自由和投资(包括金融)的自由化,是高水平、紧密型的自由贸易区,在自由化的时间表上采取“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区别对待”的灵活做法。贸易商品将在15年内分4个阶段实现关税项目和税率减免,截至2008年完成,如今已合并或取消关税税目、税种达3000多项,免税商品总计4000类。

NAFTA突破了以水平分工为基础的一体化模式,通过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区域间的垂直分工,在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经济结构不同、互补性强的贸易区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功。NAFTA的高效运行实现了预期的目的,尤其在促进美、加、墨3国的贸易发展、改善投资环境、提高国际竞争力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促进美加墨3国贸易增长,尤其墨西哥成为NAF2TA最大受益者,通过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缩小墨与美加的经贸差距。

2.3欧洲区域经济合作继续深化

欧洲在战后率先建立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开创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的先河。经过5轮扩大,到2004年成员国从创始时的6个增加到25个,名称也变为欧洲联盟欧盟。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于2007年1月1日加入。此外,欧盟承认的候选国还有克罗地亚和土耳其。

欧盟现在是世界上主要的经济实体之一,它的经济总量超过了美国,相当于世界的25%。从欧洲的跨国公司在世界500强中的份量看出,去年世界500强中的欧洲公司的销售额已经超过了美国的公司,它在全球化中也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从500强中欧洲跨国公司份量的变化来看,现在全球化的主导力量有着从美国向欧洲转移的趋势,因此现在看起来,欧盟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正逐渐赶超美国。

2.4非洲联盟的发展

面对世界经济、贸易的迅速发展和商品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以及非洲国家长期以来每年所吸引的海外直接投资总额的不足世界投资总额的2%和仅占世界贸易总量2%的严酷现实,一些非洲国家逐渐认识到:非洲各国并没有从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获得好处,其结果是富国越来越富,穷国越来越穷。相比之下区域化经济才是非洲经济的最佳选择。但多年来,一系列各式各样的区域合作并未给非洲经济发展带来预想的积极成果,机构重叠、体系复杂、缺乏运作资金等妨碍了这些组织发挥作用,如何整合这一资源,成为非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JP2]作为非洲大陆新的地区性组织,非盟成立以来为消除地区贫困、促进非洲大陆经济发展、维护地区和平作出了积极努力,致力于建设一个团结合作的非洲,力争在重大国际事务中能够用一个声音说话。通过不懈的努力,非盟已经在地区和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3全球金融危机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挑战

3.1金融资本

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的世界性信贷的急剧下降,导致一些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资本短缺。由资本短缺造成的国内投资、需求的大幅下降,各国政府出台政策进行本国贸易保护,导致区域经济合作的范围和深度降低。

区域金融监管的全球协作缺失的加剧。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金融资本所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参与者的地域范围也越来越广。因此,要实现对表外实体的有效监管,跨部门、跨地城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由于各成员国金融监管机构发展程度上的差距和监管职能的差异,区域经济金融市场的监管在当前是比较薄弱的。尤其在金融危机爆发时,区域金融体系没有建立严格统一的管理机制和有效有力的监督机制,各国政府纷纷开展金融危机应对措施,很少顾及与成员国之间的协作,致使管理格局混乱、运行低效率。因此,需建立健全管理和监督机制,同时注意将管理机构与监督机构划分开。

3.2经济衰退

成员国处在各自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承受风险和冲击的能力不同,因此,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信贷资本和经济实体有不同程度上的衰退,各国难以同步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拯救活动。而其他成员国的拯救措施不是理论上的纳什均衡点,导致处在经济周期最脆弱的环节的国家的经济恶化加剧。

投资的减少,减缓区域合作。对于许多国家来说,外国直接投资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比例已经变得日益重要,更是就业的重要来源。由于国内资本的脆弱,外国投资也是技术和基础设施发展的来源。随着金融巨头的崩溃和投资者的战战兢兢,世界信贷量正在迅速缩减,贷方倾向于放弃充满风险的投资组合而把钱放到安全的投资中。虽然在各地区中没有一个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在GDP中占据了很大的比例,但是由于金融危机造成的外国直接投资的减少将通过国际效应蔓延到整个经济合作体。各成员国之间的进口或者出口收到不同程度上的冲击,造成群体性的经济萎缩。

参考文献:

[1]涂裕春世界欠发达国家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与中国的实践江西社会科学200712.

[2]崔同宜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启示《经济问题探索》2008年第7期.

[3]沈骥如2007区域经济合作的回顾与展望当代世界20081.

文化危机论文范文第15篇

论文摘要：由于外来文化的强势介入，乡村社会面临着严重的文化冲突。在这个文化语境中，乡村教师在专业身份、文化身份、社会身份和个体身份方面出现了严重的认同危机。对此，应以乡村文化一体化和乡村教育一体化的思想为指导，加大提升乡村教师教育信心的制度建设，加深乡村教师对乡土文化的理解，加大乡村教师对课程改革的参与力度和个人实践性知识的研究，加大乡村教师公共精神的培育，重塑乡村教师的身份认同信心。

论文关键词：文化冲突 乡村教师 身份认同

在我国逐步实现现代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过程中，由于外来文化的强势介入，乡村文化没能坚守自身的文化特质，在时代洪流中逐渐衰落，乡村社会正面临着严重的文化冲突。在这样一个文化语境中，乡村教师作为乡村社会中为数不多的文化人面临着日益严重的身份认同危机。

一、乡村教师身份认同危机的表现

乡村教师作为一个“身份”的标记，“包含了制度性的‘权利’（rights）和心理性的‘认同’（identity）两个组成要 素”，它既是个人认同的身份，又是制度赋予的身份，也是社会认可的身份，是个性和社会性的有机统一。具体来讲，乡村教师身份认同危机体现在其专业身份、文化身份、社会身份和个体身份上。

1.作为教师的专业身份

在过去相对静止的社会中，知识更新换代速度较慢，乡村教师凭着自己上学期间所学的知识尚能应付日常的教育教学。可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近几年课程改革的实施，乡村教师在教学观念、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方面越来越难适应形势的需要。在多数农村学校，自然环境恶劣、信息闭塞、工作压力大，乡村教师特别是一些年轻教师对于教书育人的信心不足，出现了“懒教”和“厌教”的现象。于是，很多家长不再相信乡村教育和乡村教师，纷纷将自己的孩子送到条件较好的城镇里学习，乡村教师陷入了理想与现实矛盾的专业发展困境。

2.作为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

乡村教师除了具有教师的身份以外，还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文化人，是乡村社会中唯一以知识为职业的知识分子。所谓乡村教师的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就是指乡村教师代表的文化性和公共性。除了教书育人，他们还应具有敏锐的社会意识和为公众服务的精神。可是，当前的乡村教师却严重缺乏这种社会意识和公共责任，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放弃了应有的文化担当，面对着代表主流形态的城市文化，逐渐迷失自我，陷入尴尬的文化困境中。“下课的钟声已经敲响，知识分子的‘导师’身份已经自行消解”。作为身处乡村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乡村教师们公共精神在日益狭窄的科学化和专业化教育的挤压下，在城市化、工业化和市场化浪潮的压抑下，被不同程度地削弱了，相当一部分乡村教师甚至已经丧失了文化想象力和价值认同的能力。

3.作为乡村人的社会身份

我国多数的年轻乡村教师是在“离农教育”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接受的是城市教育，最后大多是无奈地回归到乡村中去的。他们普遍具有“学历高、追求多、住得远、跑得快”的特点。乡村教师居于乡村，却一直想逃离乡村，对城市充满着向往，他们不愿参与乡村事务，不跟乡村人交流，对乡土人情缺乏了解，对乡土文化选择漠视。在乡村公共事务的活动中，乡村教师不自觉地蜕变为“他者”身份，成为乡村社会中最熟悉的陌生人。梁漱溟曾经指出：“如果政治家或教育家，站在乡村外头说，‘我给你们办个小学吧’，一上手即与其本身隔离，一定是办不好的。”

4.作为世俗人的个体身份

二、文化冲突下的乡村教师身份认同危机

乡村教师的身份认同是结构性和建构性的有机统一。所谓结构性的身份认同指的是制度文化、传统文化和社会文化对乡村教师身份的形塑；所谓建构性的身份认同指的是个体自我价值和地位的主动确认和选择。教育是一种文化现象，是文化的一种生命机制。乡村教师出现的身份认同危机实际上是文化认同危机。从文化冲突的角度分析乡村教师身份认同危机对于我们从根本上理解乡村教师的处境具有重要的意义。

1.物态文化的冲突

物态文化以知识观为主要表征。对于乡村学校和乡村教师来讲，彻底转变知识观是一件不太现实的事情。由于知识观的错位，或者是知识类型的相互冲突，许多乡村教师陷入了文化困境，出现了专业身份的焦虑和迷失。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乡村教师面临的难题是，到底选择普世知识（城市知识）还是地方知识；是选择科学知识还是人文知识；是选择专家知识还是个体知识；是选择理论知识还是实践性知识。虽然这并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零和游戏，但是在操作过程中却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两难选择。运行十多年的新课程改革，以及目前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着的“国培计划”和“省培计划”，基本上是在政策的指引下，根据教育专家的指导，面向城市进行的。传统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已经不再适用，对这样新的知识观又比较陌生，很多乡村教师因此茫然不知所措。以小见大，这反映的是一个共性问题。我们的教育改革并没有在起点阶段与知识的转型同步，这种知识观的脱节就意味着在教学过程中，乡村教师的地方知识、个体知识和实践性知识严重缺失。

2.行为文化的冲突

在一个相对稳定静止的社会中，大家彼此相互了解。可以说，一个村落就是一个世界，基本上能自给自足，村与村之间来往并不多。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彼此信任是凝集乡土人情世故的通行证。伴随着行为文化的变迁、社会的转型，原来由彼此默契和信任构成的“熟人社会”慢慢地向由规则和制度构成的“陌生人社会”转变。这样一个看似具有进步意义的文化变迁却是以乡土文化的集体性失落为代价的。作为生活在乡间的知识分子，乡村教师最能感受到由于乡土文化的破坏所带来的文化阵痛和价值观的迷失。在传统社会中，乡村教师是乡村中的熟人。如今年长的教师已慢慢老去。接受现代文明洗礼、来自四面八方的年轻教师以纯粹的专业技术人员的身份出现，他们已不再熟悉乡土社会，不再熟悉乡土人情。他们除了上课的时候接触乡村的孩子以外，不再与乡村社会发生任何联系。 "

3.制度文化的冲突 4.观念文化的冲突

从根本上动摇乡村教师身份认同的当属观念文化。观念文化是以消费文化、传媒文化和贫困文化等为主要表现形态的，在乡村教师身上，它们之间存在着矛盾冲突。消费文化和传媒文化都属于大众文化的范畴，具有较强的商品性、通俗性、流行性和娱乐性，并伴随着强烈的示范效应。它们都以城市生活为蓝本，以图像化的标志引导着广大乡村教师对城市生活的想象，将人们的消费兴趣转移到了商品的符号意义方面。同时也在解构着乡村文化，强化了乡村教师特别是年轻教师脱离乡村生活的渴望。而根深蒂固的贫困文化就像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使他们有一种强烈的宿命感、无助感和自卑感。他们就如一群自我放逐的“文化边缘人”，一个个地游走在城市与农村的中间，向往城市又无法融入城市，回归乡土又不甘于现状。

三、乡村教师身份认同的文化建构

我们应以乡村文化一体化和乡村教育一体化的思想为指导，冲破文化冲突的羁绊，立足于平等原则、差异原则和补偿原则，加快完善教师身份制度建设，从“他者”建构和自我建构入手，重塑乡村教师身份认同的信心。对乡村教师来讲，他者建构指的是制度保障和课程安排；自我建构指的是个体专业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主动体认。

1.加大提高乡村教师待遇的制度建设

立足平等原则和补偿原则，加快进行城乡统一的学校标准化建设，建立城乡统一的教育质量保障制度，加强县域内教师资源的统筹管理和合理配置，建立合理的教师流动制度。同时，各级政府要进一步加大政策倾斜力度，在工资方面对长期工作在乡村的教师实行倾斜政策，完善津贴补助标准。从制度层面对农村基础教育的落后局面进行补偿，提高乡村学校的办学条件和乡村教师的生活和工作待遇，让乡村教师能“招得来、留得住、干得好、流得动”，以提高他们的职业满意度和教师身份认同度。在此过程中，政府在强化教育的督导和监控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2.加深乡村教师对乡土文化的理解

乡村教师应该立足于“回归乡土”，重建和弘扬乡村文化，自觉摒弃文化进化论，重新树立文化自尊心和乡土自觉意识，不再将城市文化当做现代化的唯一标杆。乡村文化和城市文化是不同的，乡土需求与城市需求也是不同的。因此，乡村教育自然有别于城市教育。乡村教师应该充分利用本地发展优势，因地制宜，整合优势将其变为育人资源，开发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把乡土文化引入校园、引入课堂，引导乡村孩子理解乡村世界，填补由于乡村文化衰落而导致的乡村少年精神的空白。“营造乡村教育的文化想象空间，需要真正理解乡村、理解乡村少年的境遇的教师”。同时要改革目前的教师考核机制，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将乡村文化有机地融入评价内容之中，考察乡村教师对乡土文化的理解，考察教师能否让学生获得发展的同时热爱乡土文化。在此过程当中，乡村教师应该是乡土文化身体力行的知情者和参与者，而不是“边缘人”和“局外人”。

3.加大乡村教师对课程改革的参与力度和个人实践性知识的研究

教师的个人实践性知识是一种特别的知识，是教师以其个人的信念、情意、态度等来统整他所有的专业理论知识，并且依照实际情境为导向的知识。“它存在于教师以往的经验中，存在于教师现时的身心中，存在于未来的计划和行动中。个人实践知识贯穿于教师的实践过程”。它具备三个基本特征：主体性、实践性和情感性。对此，应该鼓励乡村教师积极参与课程改革，增强乡村教师在课程改革中的主体意识。教师在学习和讲授理论知识的同时，能适时将自己的教学经验和个人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在课堂教学中进行有机的融合。“关注教师个人基于教育情境和生活史的实践性知识，强调教师个人的专业自主选择性，则正是对身份认同的建构与确认”。因此，乡村教师实现身份认同，就必须对个人实践性知识进行深入研究，关注知识的实践性、个体性和建构性，关注知识产生的具体情境和价值取向的涉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