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思想研究范文

摘要:戈宝权思想综合性强，时代特色鲜明，富有创新色彩，对我国翻译事业的发展影响深远。通过对戈宝权公开发表的论文、讲话文稿以及出版的书籍进行分析发现，戈宝权的翻译思想内容丰富，涵盖面广，不仅涉及翻译这一活动的本质原则，即翻译“要让读者听得懂”，同时对于译者的工作方式也有具体的思考。译者应重视“翻译难”这一问题，忠实原文，采用直译的方式，并遵循相应的步骤，用朴素的语言准确地再现原语所营造的美感，翻译不仅需要高超的“技巧”，更需要精湛的“艺术”。

关键词:戈宝权;翻译思想;特色;价值

戈宝权是我国现当代著名的外国文学研究家、翻译家，同时也是杰出的外交官与新闻工作者，他为我国外交事业做出巨大的贡献，极大地推动了中外文化的交流与合作。戈宝权一生致力于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解放前曾是《大公报》派驻苏联莫斯科的记者、《新华日报》的编委、《群众》周刊和时代出版社以及生活书店编辑，解放后历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参赞、中苏友好协会副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文学评论》《文学研究》《世界文学》《译文》等多部文学及文学翻译类杂志的编委，并担任若干文化学会的顾问。戈宝权一生著作十分丰富。他通晓英、法、日、俄、波兰、西班牙等多国语言。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年仅20岁左右的戈宝权就致力于翻译与研究外国文学，长达半个多世纪。他翻译过俄苏、东欧及亚、非、拉美各国的文学作品，主要译著超过50部，发表了上百万字的研究著作和文章，在比较文学研究与翻译领域成果显著。目前，对戈宝权的研究主要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人生经历、贡献作用的研究;第二类是翻译活动特点的研究，黄忠廉从文学性角度来分析《海燕》［1］，李畅从先例现象出发研究戈宝权先生的翻译［2］;第三类则是其翻译观、翻译思想的研究，郑海凌对戈宝权先生的翻译与艺术观进行探析［3］。从研究现状来看，对后两类研究的相关论文不多，翻译研究较为零散，对其翻译思想的特点与翻译价值进行研究就更为少见。笔者依据戈宝权公开发表的论文、讲话文稿，出版的书籍，结合之前研究成果，旨在对其翻译思想进行系统综合研究，进一步凸显戈宝权对我国文化翻译事业的贡献。

一、戈宝权翻译历程及主要翻译作品简述

在了解戈宝权先生的相关翻译思想之前，对其个人的整个翻译生涯与译作情况进行总体把握与简要概述是十分有必要的。戈宝权先生的翻译实践活动与其个人工作变动、人生经历联系十分密切。在大学期间，戈宝权就开始翻译并发表拜伦、雪莱等诗歌作品。据不完全统计，戈宝权在重庆工作时，翻译并出版苏联作家爱伦堡的报告文学作品，包括《不是战争的战争》《六月在顿河》《英雄的斯火林城》等作品集;1945年，与矛盾等人合译苏联作家罗斯金的《高尔基》这部传记小说出版。1946年初回到上海，戈宝权在生活书店和时代出版社工作，于1947年出版了与水夫合译的苏联作家日丹诺夫的《战后苏联文学之路》;同年还出版了顾尔希坦的译作《论文学中的人民性》、巴诺夫《宝石花》、编译的《普希金文集》、参与合编的《高尔基研究》。1948年出版苏联勃洛克的《十二个》(长诗)以及与他人合编的罗果夫作品《奥斯特洛夫斯基研究》。1949年，戈宝权开始在莫斯科工作，先后访问了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等国家，开始涉及东南欧国家的文学作品的翻译与研究:1949年翻译并出版《联共(布)党史资料》、与梁香合译的日丹诺夫的《论文学、艺术与哲学诸问题》;1950年出版译作《十二个月的故事》;1952年，顾尔希坦的《论苏联文学中的民族形式问题》译书出版;1953年，戈宝权与葛一虹编译的《普希金画传》和《高尔基画传》出版;1958年，与他人合译的《唐克诗选》与《马雅可夫斯基诗选》出版;1959年，译作《吉亚泰诗选》、与他人合译的《恰其诗选》《阿尔巴尼亚诗选》出版;1962年，译作《桑托斯诗集》《米凯亚诗集》出版;1963年，翻译由歌德、普希金等作词的《穆索尔斯基歌曲选》歌词部分并由音乐出版社出版，马里奥·德·安德拉戴等著的《安哥拉诗选》译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1964年，译作《德拉戈·西理奇诗集》《拉扎尔·西理奇诗集》经由作家出版社出版;1966年，翻译阿尔巴尼亚·西理奇所著的《教师》(长诗)并经由作家出版社出版。1970年，戈宝权被派送到河南省息县“五七”干校劳动，此后数年，并无新的译作出版问世，直至1981年，与徐文德、李宁来合译的《爱明内斯库诗选》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1982年，译作《爱伦堡政论通讯集》由新华出版社出版;1983年，与张铁弦、梦海、任溶溶参与翻译的《谢甫琴科诗选》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同年，其译的《纳斯列丁的笑话———土耳其的阿凡提的故事》由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1985年，译作《普希金童话诗》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由戈宝权、兴万生等译的《裴多菲小说散文集》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此后，戈宝权有三部译文集问世:1987年，《戈宝权译文集———普希金诗选》由北京出版社出版;1990年，译作《谢夫琴科诗集》由译林出版社出版;1991年，《戈宝权译文集———高尔基小说论文集》由北京出版社出版;1998年，《戈宝权译文集———俄语国家作家诗文集》由北京出版社出版。2000年，戈宝权先生逝世，其译作出版事业仍在继续:2004年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戈宝权所翻译的《普希金诗选》(图文版)、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普希金诗选》、2012年花城出版社出版《我记得那美妙的瞬间———普希金诗选》、2013年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普希金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分别于2015年和2016年出版戈译本的《高尔基文集第五卷》和《谢甫琴科诗集》、2016年花城出版社出版《普希金诗选》、2017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普希金童话诗选》。戈宝权一生译著丰富，其作品经历多次重印与出版，获得广泛的认可，备受赞誉。

二、戈宝权翻译思想内容

戈宝权从事文学研究与翻译工作长达60多年。在这期间，他翻译了五六十本著作，撰写了上百万字的相关研究论文并集结出版。戈宝权翻译实践经验丰富，且勤于思考，曾在不同的场合，多次阐述其对翻译的见解，观点独到，颇具特色。

(一)应重视翻译难点，克服“译事难”关于翻译难不难这一问题，在翻译史上有很多翻译家、学者都提到过。东汉时期，支谦已开始进行佛经翻译，指出“名物不同，传实不易”［4］。严复则从翻译质量上宏观谈论翻译之难，在其译著《天演论》译例言中开宗明义地提出“译事三难:信、达、雅”［5］。戈宝权也曾阐述自己对“译事难”的看法:“假如你想翻译一部外国作家的作品，你先要对这部作品有较深刻的理解;还要对这位作家的经历、创作思想、直至他的文体进行认真的研究。”［6］216在他看来，翻译不易。首先，译者需要掌握作者和作品的相关知识，增进对其人、其作的了解。其次，译者责任重大，在翻译时，译者需保持认真、严谨的态度，仔细推敲揣摩，对两种语言要具有非常好的驾驭能力;翻译内容、题材涵盖广，这需要译者广阔的知识面。除此之外，翻译还存在细节和技术上的困难。翻译的“难”主要体现在五点:避免误译难、翻译出典难、翻译人名难、翻译书名难、翻译事物名称难［6］217－220。翻译工作要求译者严谨对待，仅凭一种外语、一部字典，是很难做好翻译工作的，特别是对于文学作品的翻译。面对翻译的种种困难之处，戈宝权认为做好翻译并非“高不可攀”，“译事难”这一问题是能够通过译者的努力来化解的。“只要在思想上树立起严谨的态度，勤于学习各种知识，努力博览群书，尽可能多学几种外语，并在翻译的过程中，勤于查阅有关的辞书和参考资料，坚持多实践，那么，就能逐步克服‘译事难’，而使自己的翻译水平不断得到提高。”［6］220戈宝权对“译事难”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观点明确，语言精炼易懂，他不仅仅指出翻译为何难、难在哪里，还对支谦、严复所提出的“译事难”观点的进行了拓展，使之更直观、更具体，并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

(二)翻译需要精湛的艺术在戈宝权看来，要做好翻译工作，译者不仅需要掌握必需的技巧，也需要掌握精湛的艺术。技巧和艺术相结合，语言的“高楼”才能盖得好。1．多揣摩其他译本，提高翻译能力戈宝权对译本极为看重，认为要善于学习与研究已有的译本，勤于思考，对多种译本进行揣摩与对照，学习技巧。对于其他译本中的“误译”现象，要加以重视，仔细研究。“初学翻译的人，不要着急先动笔，不妨拿来外语原文和已出版的较好的译本，对照一下，看看人家是如何翻译的，通过这种对比、比较，学习翻译的技巧和方法，看得多，揣摩得多，自然在不知不觉中就提高自己的翻译能力。”［7］29－30戈宝权曾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文章中谈到对比、学习不同译本的问题，在比较中发现译文优点与长处，同时也能发现不足，发现理解、翻译不当之处，这也有利于自身翻译能力的提高。在《漫谈译事难》一文中，戈宝权结合“翻译难”的问题，列出其他版本中一些误译现象，如俄国诗人巴尔蒙特将《草叶集》译作《草的幼芽》，鲁迅将《死魂灵》中的人名译作地名［6］217，瞿秋白在翻译《海燕之歌》时将“燃烧”译作“飘浮”［6］218等等。这些都体现出戈宝权对其他译本的重视，广泛阅读其他译者的译文，善于发现与总结，在这一过程中，学习他人长处，合理规避错误，从而提高自身能力。2．母语与外语并重翻译涉及两国或多国语言之间的转换，语言的掌握与精通程度与翻译水平和能力紧密相关。因此，戈宝权认为，做好翻译，中文的修养很重要，同时也要掌握、精通多种外国语，开阔眼界，为翻译打下基础。他曾在多篇文章中提到这一问题:“除精通外国语言的基础，中文的修养应该达到一定的水平，外语与中文的理解表达能力不可偏废。”［7］30与此同时，他表示:“作为一个从事研究外国文学的人，应该多懂几种外国语言，这样可以做到博览群书，扩大自己的知识和眼界，便于查阅各种外文的参考书和工具书，因为只靠了一种单一的外语，是很难搞好翻译工作的。”［8］戈宝权在大学期间除了学学英语外，还学习了法语、日语、俄语、德语等，他的译作质量高、内容丰富。他以亲身经历向世人展示掌握多种外语对翻译的重要性，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文学作品的仔细阅读与理解，背诵文学名作，培养翻译的语感。在戈宝权看来，“文学语言是语言的结晶，背诵可以更深地理解作品的内在韵味，培养阅读与翻译的语感。”［7］29

(三)强调忠实，主张直译在国内外翻译界，将力图忠实准确地把原文信息转达到译文中的译者看作“原作者”的仆人，即译者把原作者视作绝对权威，按原作者的“指令”行事，不逾矩。关于“直译”与“意译”哪个更适用于翻译的问题，我国翻译史上也有很多的论述。如历史上的“文质之争”，以及民国时期的“直译”与“意译”的争论。虽然我国的佛经译者和译论家对如何准确地传达原文意义说法纷纭，但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主张忠实地翻译。对于翻译的原则与风格，戈宝权认为应注重“忠实”，他指出翻译时“忠实”的对象是原文，应忠实于原文内容与风格，甚至形式、语序都要保持一致。语言要朴素，关键在于要让读者“听得懂”。他所坚持的标准是“尽量做到从外文翻译到中文，还可以从中文还原到外文原貌”［7］29，他谈到:“翻东西首先应该忠实，要忠实于原文，把原文的意思，原文的形式，甚至原文语句的排列，都很好地翻译出来，而且要使得大家也能理解，这样才能忠实地体现原著。”［9］59－60以普希金《致凯恩》一诗中的开头两句为例，戈宝权译作:我记得那美妙的一瞬，在我的面前出现了你。［10］106虽然这两句诗歌的中文翻译并不完全符合汉语语言习惯，但字词的顺序与原文顺序是完全一致的。由此可见，在符合中文表达习惯与忠实于原文表达形式方面，他更推崇在不影响读者理解的前提下，极度忠实于原文，哪怕会有些许不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

(四)要让读者听得懂，不要“生搬硬套”“中国化”翻译中究竟应采用归化还是异化方式?这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众说纷纭。国外译界主张归化翻译的学者首推奈达(EugeneA．Nida);他认为，翻译应追求“最接近的自然对等”(theclosestnatu-ralequivalenttothesource－languagemes-sage)［11］42;美国翻译家韦努蒂(L．Venuti)则是主张异化翻译的典型代表，他认为，翻译应保留原文本身所表现出的语言和文化差异，“把读者送到异域”(sendingthereaderabroad)［11］146－148。在国内，相关学者对这一问题重新思考，郑海凌提出“翻译即异化”的观点［12］。戈宝权则认为，应采用朴素的语言来翻译，不主张采取“中国化”的方式来“生搬硬套”，要保持异域特色，从这一层面来看，他是主张“异化”的翻译方式。关于这点，戈宝权曾多次谈到，翻译应采用朴素的语言来体现原文:“朴素的语言读者能够理解，能够接受，而且最能感人。现在好多翻译尽力想把翻的东西中国化，我认为要不得”［9］60“不要把外国作品‘中国化’”［7］30。以戈宝权所译的普希金诗歌《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为例: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忧郁的日子需要镇静;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心儿永远向往着未来;现在却常是忧郁。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将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怀恋。［10］110译文保持原文原有的风格，语言质朴、亲切、自然，将道理娓娓道来，读起来朗朗上口。既没有刻意追求辞藻的华丽，更重要的是，译者并没有遵循中国诗歌所惯有的韵律要求，未刻意迎合中国读者的兴趣，该诗这一译本仍然是中国目前传播最广、认可度最高的版本。

(五)翻译应遵循相应的步骤关于翻译过程与应遵循的步骤，戈宝权从狭义上和广义上均有所思考。从狭义上而言，翻译应论证求实、严谨;对原文语料深入挖掘，透彻理解。从广义上而言，翻译应包括译前准备、翻译原则、翻译标准、译后思考。在戈宝权看来，译者的译前准备工作必不可少。首先，动手翻译前译者应通读原著，加强对作者、原著各方面背景知识的掌握与了解。他认为，对于书籍著作的翻译，不应“限于对字词语句的理解”，译者“应当首先把这部著作仔细读通，阅读有关作者及著作的研究与评价文章，国内及国外的研究文章都要博览”［7］30，在此基础上，译者才能更透彻地理解作品主题、内容、语言艺术等方面，更好地进行翻译工作，从而减少漏译、误译。其次，在翻译时，应持严谨的态度，本着形似和神似相结合的原则，遵循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的原则，在翻译时力求做到从形式到内容都忠实于原文。“直译和意译，形似和神似都不是对立的，而应该结合起来加以考虑。”［13］再次，一本书翻译完成之后，译者应继续揣摩，关注新译本的情况，注意语言的发展与变化，进行知识的更新，学会考量，进行修改、重译，使得翻译更加准确，语言符合时代特征。“语言随时代而变化，也要求译者不断考量自己的译作，该修改就得修改，该重译就得重译，以适应语言的时代特征。这样的译作才有生命力。”［14］戈宝权翻译实践丰富，对于翻译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语言精辟。他从思想的高度对翻译这一活动的本质进行阐述，即“要让读者听得懂”，为达到这一目的，作为译者，应克服“翻译难”这一问题，遵循相应的步骤，才能把翻译做好。翻译不仅需要高超的“技巧”，更需要精湛的“艺术”，需要细细品味，用朴素的语言准确地再现原语言所营造的美感。

三、戈宝权翻译思想的特色与价值

(一)翻译思想的特色1．时代性所谓“时代性”，就是具有或符合某一时代特征的某种状态或性质来源。每个时代都有这个时代的特征、任务、思想、理论等。而人们所处的客观现实，则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起点。对戈宝权而言，在他的生活时代中，中华民族所处的客观现实是其对翻译认识的起点。戈宝权的文学翻译生涯贯穿两个完全不同的时期:新民主主义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他的翻译思想不可避免的带有这两个时代的印记。1913年，戈宝权出生于“书香门第”，家里藏书丰富，从小就接触到新学和民主的思想。1911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它解放了民众的思想，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发生了“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学时期，马克思主义迅速在中国传播。文学翻译事业进入辉煌时期。大量新文学团体和文学刊物出现，译介和出版了外国文学作品。著名革命文学家如鲁迅、瞿秋白、等是当时文学翻译界的先锋和主将。当时，苏俄文学翻译在中国蓬勃发展。1949年之后，我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领域取得显著的成就，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新的翻译理论层出不穷，深刻反映当时的时代特征。在当时，全国掀起“向苏联学习的”呼吁，一方面，数量众多的优秀前苏联文学作品亟待翻译;另一方面，关于“翻译标准”的争论仍在继续。戈宝权的翻译思想深受这两个时代的影响，具有鲜明的时代性。首先，追求质朴的语言，避免“中国化”的翻译思想正是“五四”新文学时期所倡导的现实主义翻译路线的体现。当时文学翻译的目的在于启发民智、介绍外国新思想，以期实现语言上的“现代化”。这一点，在诗歌翻译方面尤为明显。其次，对译文“忠实”的强调、对“直译”的推崇体现了戈宝权对于建国初期“翻译标准”之争的鲜明态度。最后，戈宝权的翻译思想着眼于翻译人才的培养，面向国家和民族的未来。由上文可知，戈宝权的翻译思想内容丰富，层次鲜明。他对于如何做好翻译、怎样提高翻译能力与水平所提出的观点与建议，不拘泥于时代要求与时代特色。多掌握几门外语、加强母语修养、背诵外国名著以培养语感等对翻译人才的培养思想，既满足当时国家对翻译人才培养的要求，也着眼于未来的发展要求。掌握的外语越多，学到的知识越多，越有利于文化、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对外交流与发展，更有利于国家“引进来”与“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增强国家文化的“软实力”。2．综合性与务实性戈宝权的翻译思想层次鲜明，既包括宏观层面，也包括微观层面。他的“译事难”的翻译思想，一方面，从整体上说明翻译确实很难，这项工作对译者要求极高，既需要严谨认真的态度，同时也要求译者具有丰富的背景知识;另一方面，他从微观角度，具体指出翻译的五“难”。

戈宝权既考虑到译者自身的局限因素，也意识到翻译工作内在特点，处于两种语言背后的不同文化间的差异与个性问题。对于翻译的过程及所应遵循的步骤，戈宝权的相关思想也体现出鲜明的层次性。不但从狭义上提出翻译的建议，而且从广义上指出应做好翻译前的准备工作，翻译中要遵循形似和神似的原则，译后要经常思考等。结合戈宝权的整个翻译生涯与人生经历可以发现，他的翻译理论、翻译思想的形成与他的翻译实践密不可分。这些理论与思想正是他从自身经历与实践中总结而来的。他所提出来的“翻译需要精湛的艺术”“忠实”“直译”等思想与理论正是其本人翻译实践中所遵循的原则，在这一过程中，他体会到多掌握外语对于翻译大有裨益，“忠实”与“直译”是对“信”的坚持。在翻译过程中，戈宝权强调“实证”“原典”，注重作品的创作背景及背后的文化因素，并从思想的高度提出具体可行的翻译方法与译者应注意的事项，体现其思想的务实性。戈宝权翻译实践丰富，这些思想从实践中来，回到实践中去，对个人翻译能力的培养与翻译水平的提高有极大的帮助。3．继承性与创新性戈宝权的翻译思想既包含对前辈译者翻译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同时又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提出完全属于自己的翻译主张与标准，具有创新性。我国古代翻译家大多主张“案本而传”“依实出华”，这都是要求译者忠实于原作。佛经翻译家支谦在《法句经序》中提出“贵其实”“因循本旨”［15］;道安提出“案本而传，不令另有损言游字”［16］;彦琮认为翻译应遵循“宁贵朴而近理，不用巧而背源”的原则［17］。近代学者马建忠提出的“善译”，这一标准被后来的学者归纳为“只有对翻译的各个环节，即‘文字—字句—文体—义理—意旨’，达到了‘心悟神解’的境地，译成之后才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18］;同时，严复也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标准。支谦、马建忠、严复都秉持“信”这一翻译标准。戈宝权继承和发展了前辈的翻译思想。首先，他认为“信、达、雅”这一翻译标准并未过时，他对“信”的执着、对“忠实”的坚持是对前辈译者翻译思想的继承;在此基础上，他所坚持的“尽量做到从外文翻译到中文，还可以从中文还原到外文原貌”这一标准，以及忠实于原文的风格、形式甚至语序，这对前辈译者翻译标准的进一步发展与延伸，使之更具体、更具有操作性。与此同时，戈宝权所提出的关于“直译”与“意译”、“神似”和“形似”的非对立性，也是对傅雷译论“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19］的发展与新的思考。戈宝权的翻译思想既包含对前辈学者翻译主张、思想的继承成分，也具备创新性的特点。

(二)价值戈宝权的翻译思想内容丰富，综合性强，既包含对翻译活动、翻译方法、翻译步骤及翻译标准的见解，也包括对译者提出的建议，价值不容忽视。首先，戈宝权所提出的“忠实”的标准，较之前辈译者的标准，更具体，客观性更强，进一步明确了关于译文“忠实”与否的判断标准。戈宝权所追求的“忠实”，不仅仅是针对内容而言，还包括文体风格，甚至字词的排序也要求尽量一一对应。从这一层面来看，对于译文是否“忠实”的评判标准进一步拔高;意义的“忠实”存在程度问题，具有模糊性;而形式与语序的“忠实”与否较易判断，标准清晰，可操作性较强。其次，戈宝权的翻译思想既是对其翻译实践经验的总结，同时也为其翻译实践提供指导，影响其翻译实践的过程与效果。戈宝权所译的普希金诗歌，自出版以来，一直广受欢迎，备受推崇，其优秀的译著成果进一步证明其翻译思想的指导价值。戈宝权强调事实，重“原典”，一切从实际出发，工作严谨。在翻译过程中，他注重挖掘原著的相关历史文化背景，仔细考据和推敲。正如陈建平先生所言，“当代中国学界，许多人把‘理论’理解为抽象的宏论、形而上的思辨，甚至是超越史料与事实的玄言空言。而实际上，戈宝权这样的研究才是得‘理论’之真义———把研究对象讲请楚，展示历史的真面目，这本身就是‘理论’”。［20］可以说，这既是对其学术实践价值的赞誉，同时也是对其翻译思想的肯定。

结语

在6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戈宝权著作等身，获中西方文学、翻译奖项无数，在俄罗斯文学翻译与研究、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等取得瞩目成就，架起了中俄文学之间的“桥梁”，是名副其实的“文学和友谊的使者”。戈宝权翻译思想内容丰富，全面深刻，符合时代的要求，应用性强，在前辈学者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与发展，价值不容忽视。他所提出的“译事五难”思想是其多年翻译实践的总结，这有利于唤起译者对两种语言背后存在的文化差异的重视。他对“忠实”这一翻译标准的具体阐述使得该标准更具可操作性。戈宝权所提出的关于如何做好翻译的建议与翻译过程的相关阐述，对后辈翻译者具有很大的启示作用，有利于个人翻译能力的提高，同时对我国翻译人才的培养提供指导。戈宝权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值得学习。

作者：马洁 单位：广西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