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科学论文范文

翻译科学论文范文第1篇

建构主义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并于90年代随着多媒体的普及而充分发展。该理论强调学习者的主观能动性，尤其重视真实学习情景的构建。同时，协作学习也是建构主义的核心观点。建构主义强调“知识不是被动地接受的，而是认知主体在先前知识和经验的基础上积极主动建构的”（黄梨，2011），围绕“情景”、“协作”、“会话”和“意义构建”四个主题展开建构知识体系。建构主义教学模式应“以学生为中心，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有教师起组织者、指导者、帮助者和促进者的作用，利用情境、协作、对话等学习环境要素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首创精神，最终达到使学生有效地实现对当前所学知识的意义构建目的”(王湘玲，宁春岩，2003)。“建构主义理论无论是对我国外语教学理论本身的研究还是教学实际效果的提高都有重大启示作用”（黄慧，王海，2007），建构主义在科技英语教学师资不足的情况下，能最大限度发挥学生的学习能动性，培养他们自主学习的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从而“带动外语教学理念、教学模式、教学条件、师资培训等方面的变革”（同上）。

二、建构主义对科技英语翻译教学的启示

在建构主义指导下，科技英语翻译教学围绕以下环节展开：

1.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注意激发其创造性科技英语自身晦涩难懂的特点会让学生难以建立兴趣。这就需要教师在课程设计环节精心准备，注意兴趣的调动和学习动机的引导，从而让学生带着问题去主动学习，并能发现问题，总结规律，在学习过程中锻炼其创造性。

2.发挥教师在建构知识过程中的引导作用教师应注意角色转换，改变“一言堂”式的被动传授，通过各种预设问题逐步把学生带入自主探索的过程。

3.重视“协作”在知识建构中的积极作用教学是一个教学相长的过程，师生之间应建立起一种协作机制，而非上对下的管理机制。同时，学生之间以集体讨论等形式开展活动，促进团队精神的培养。

4.利用先进教育技术教学引入多媒体、慕课、微课等先进的教育技术，在知识建构的过程中能提高教学和学习效率，优化最终的学习成果。

三、科技英语为主体的翻译教学模式及策略

理工科院校的优势集中在理工科专业上，学生对本专业知技能的掌握，对本专业前沿理论的了解将极大促进学生的择业和职业发展。因此，依托院校的理工科优势学科，在翻译教学环节引入理工科专业的英文文献，不仅利于跨学科、跨专业发展理念的实施，还能培养学生翻译技能，增加学生对本专业英文文献语言特点的了解，也拓宽了专业知识面。科技英语翻译教学模式的确立要求在教学意识形态、师资建设、教学手段、教学质量保障体系上投入精力，开展系统的建设工作。

1.教学意识形态转变教学管理部门及教师改变意识，统一行动，让管理者、教师、学生都能正确认识科技英语翻译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校方的大力支持和政策引导是实现科技英语翻译课程体系顺利建设的重要保障。

2.师资建设英语教师对科技英语存在畏难情绪，使科技英语相关课程难以开展。因此，选派优秀教师赴国内外进修科技英语是师资建设的必要环节。同时，在本院校理工科专业中，选择有海外教育、深造背景，具备高素质英语能力的教师，配合英语教师共同开课也是师资建设的可行途径。只有不断开拓思路，遵循跨院系、跨专业发展的理念，才能充分利用现有师资力量，建设翻译教学团队。

3.教学手段积极引入微课、慕课教学手段，积极建设网络在线学习平台，改变教师被动讲授、学生被动接受的教学局面，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体，带着兴趣、任务、问题去主动完成翻译任务。

翻译科学论文范文第2篇

建构主义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并于90年代随着多媒体的普及而充分发展。该理论强调学习者的主观能动性,尤其重视真实学习情景的构建。同时,协作学习也是建构主义的核心观点。建构主义强调“知识不是被动地接受的,而是认知主体在先前知识和经验的基础上积极主动建构的”(黄梨,2011),围绕“情景”、“协作”、“会话”和“意义构建”四个主题展开建构知识体系。建构主义教学模式应“以学生为中心,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有教师起组织者、指导者、帮助者和促进者的作用,利用情境、协作、对话等学习环境要素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首创精神,最终达到使学生有效地实现对当前所学知识的意义构建目的”(王湘玲,宁春岩,2003)。“建构主义理论无论是对我国外语教学理论本身的研究还是教学实际效果的提高都有重大启示作用”(黄慧,王海,2007),建构主义在科技英语教学师资不足的情况下,能最大限度发挥学生的学习能动性,培养他们自主学习的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从而“带动外语教学理念、教学模式、教学条件、师资培训等方面的变革”(同上)。

二、建构主义对科技英语翻译教学的启示

在建构主义指导下,科技英语翻译教学围绕以下环节展开:

1.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注意激发其创造性科技英语自身晦涩难懂的特点会让学生难以建立兴趣。这就需要教师在课程设计环节精心准备,注意兴趣的调动和学习动机的引导,从而让学生带着问题去主动学习,并能发现问题,总结规律,在学习过程中锻炼其创造性。

2.发挥教师在建构知识过程中的引导作用教师应注意角色转换,改变“一言堂”式的被动传授,通过各种预设问题逐步把学生带入自主探索的过程。

3.重视“协作”在知识建构中的积极作用教学是一个教学相长的过程,师生之间应建立起一种协作机制,而非上对下的管理机制。同时,学生之间以集体讨论等形式开展活动,促进团队精神的培养。

4.利用先进教育技术教学引入多媒体、慕课、微课等先进的教育技术,在知识建构的过程中能提高教学和学习效率,优化最终的学习成果。

三、科技英语为主体的翻译教学模式及策略

理工科院校的优势集中在理工科专业上,学生对本专业知技能的掌握,对本专业前沿理论的了解将极大促进学生的择业和职业发展。因此,依托院校的理工科优势学科,在翻译教学环节引入理工科专业的英文文献,不仅利于跨学科、跨专业发展理念的实施,还能培养学生翻译技能,增加学生对本专业英文文献语言特点的了解,也拓宽了专业知识面。科技英语翻译教学模式的确立要求在教学意识形态、师资建设、教学手段、教学质量保障体系上投入精力,开展系统的建设工作。

1.教学意识形态转变教学管理部门及教师改变意识,统一行动,让管理者、教师、学生都能正确认识科技英语翻译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校方的大力支持和政策引导是实现科技英语翻译课程体系顺利建设的重要保障。

2.师资建设英语教师对科技英语存在畏难情绪,使科技英语相关课程难以开展。因此,选派优秀教师赴国内外进修科技英语是师资建设的必要环节。同时,在本院校理工科专业中,选择有海外教育、深造背景,具备高素质英语能力的教师,配合英语教师共同开课也是师资建设的可行途径。只有不断开拓思路,遵循跨院系、跨专业发展的理念,才能充分利用现有师资力量,建设翻译教学团队。

翻译科学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应用型本科 应用翻译 非文学性

经济快速增长，对外开放不断加剧，社会对外语专业人才需求不断增大。但是在此种社会背景下，英语专业已经失去原有的社会尊位。此种社会形势受到教育专家的深思。在英语专业教学活动开展的过程中，始终秉承复合型人才培养的教学宗旨，各高校与教育部也对此进行摸索，取得显著成果。但在此期间也存在着较多迷惑之处。为促进英语专业人才培养，促使英语专业人才符合社会需求，需对应用型本科英语翻译进行进行探讨。

一、应用型本科英语翻译教学现状

翻译是英语教学较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英语专业人才培养期间，特色化进程较为缓慢。翻译课程改革更为急切。分析应用型本科英语翻译教学现状，其体现出这么几项特点。

首先，课程定位模糊。事实上，对许多院校来说，发展英语专业面临着较多的困难。立足于实际，外语院校、综合性大学以及师范院校的英语专业各方面相对较为良好。但理工院校与公共英语教学面临着较大的发展弊端。应用型本科院校通常是根据传统理工专业建立，理工性特点表现的非常突出。受到这一因素的影响，此类院校的英语专业边缘化显得非常明显，而英语翻译更是如此。并且应用型本科英语专业在发展期间，针对翻译课程存在着边缘化的现象。即便教学大纲规定翻译课程课时，但是大部分的应用型英语专业只开设一学年的翻译课。在有限的课时内，院校只能进行普通翻译课程教学，讲授英汉互译的基本理论和技巧。而具有时代性特点的应用翻译并没有开设。

其次，教W内容雷同。在高校扩招与升格期间，英语专业已经在各类院校中广泛普及，而地方应用型本科室升格与扩招的主要构成体。在英语课程设置与培养方面，应用型本科院校具有高度的相似性，由此造成人才培养同质化。受到英语教育部要求的影响，应用型本科院校在人才培养方面不再局限校际的差别，英语人才培养均采用标准化。由此造成应用型本科院校英语专业毕业生很难在就业中体现显著的特点。教学内容的雷同性特点，导致人才培养难以达到特殊化的要求。

最后，软硬件投入不足。教学质量的提升，必须具备教学软硬件设施的支持。如果教学软硬件设施难以保证，那么教学质量就很难提升。从学校性质与人才培养模式来看，应用型本科英语翻译教学的发展受到师资力量与教学环境的影响。学科性质决定了英语在文学与语言上的优势，并对翻译课程的师资力量要求较高。而我国翻译师资力量较为薄弱，这一点并不仅仅体现在应用型本科院校中。在英语翻译教学中，应用型本科院校的软硬件设施不齐全，由此造成了教学质量不理想。

二、应用型本科英语翻译非文学性转向的思考

了解应用型本科英语翻译教学的现状，了解我国应用型本科英语翻译的基本情况，对此深思其非文学性转向。

1.课程模块。传统的英语专业培养模式对非文学翻译教学的展开并不能产生良好的效用。对此，就需要创新课程模块，将其分为通识类、翻译基础类与非文学翻译实践类。通过创新课程模块，才可促进应用型本科英语翻译非文学性转向。从课程目标上出发，通识类课程就是解决学生知识结构单一的现状。非文学性转向的难点就在于理工与经管类学科的基础理论知识、学科词汇、术语与独特语言结构和使用惯例等。可通过与其他院系合作，在英语专业低年级阶段开设理工、经管等学科知识概述类课程，普及这些学科的基础理论和术语，为“多面手”人才培养打基础。一般情况下，大二下专业四级考试后才会开设翻译基础类课程。在整合传统英汉互译课程利用60学时左右的时间，讲授翻译基础理论与常用技巧，以此就能够解决学生翻译实践中需要应用到的基本知识与技能。而在高年级就可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开设非文学类翻译课程。此类非文学性课程应主要是通过特定文体与惯用语法进行实践性翻译，以此来强化学生的翻译应用能力，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力与市场适应能力。

2.教学模式。从教学模式的角度来理解，应用型本科院校就应根据办学的实际情况，灵活教学模式，创新教学模式。常见的就有任务型、情景式、批评性、探究式等，都能够适用于应用型本科英语翻译教学中。根据教师采取的教学模式将翻译教学内容展现于学生的学习中。教师采取任务型教学模式中，就在学生学习中强调英语翻译。通过翻译真实化、课堂社会化，促使学生能够在教师设计的教学任务中获取到相应的知识内容。而情景式教学就强调学生拥有的翻译能力能够在真是的或模拟的翻译情境中培养，并展现出市场化的需求，以此解决学生在实际生活中遇到的翻译问题。在应用型本科英语翻译教学转向非文学性的过程中，教师应注意加强实践教学环节的设计和指导，能够在多媒体环境中加强翻译教学、虚拟团队翻译教学的研究，以此强化网络资源的应用，辅助应用型本科英语翻译教学非文学性的转向。

三、结语

应用型本科英语专业人才培养在我国英语教育人才培养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就当前的社会现状，就需要改革翻译课程教学结构，推行非文学翻译教学，以此才能够丰富学生专业知识结构，提高学生的应用能力。

翻译科学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翻译标准； 时代性；科技文体；信、准、顺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851(2011)06-0-02

进入21世纪，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对外交往活动的日益频繁，作为搭建交流桥梁的翻译活动也越来越频繁。这在很大程度上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翻译学科及翻译事业的发展。

关于翻译定义的回答有众家之说。而作为翻译的核心问题，翻译标准却是众家之说均有不同。关于翻译的标准问题在不同的时代很多学者曾经提出过很多的不同看法及见解。这充分表明翻译标准理论是随着时代在发展的，是与时俱进的，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一、文献回顾

（一） 严复翻译标准“三原则”

19世纪末，我国著名翻译家严复在《天演论》（1898）《译例言》中称：“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也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他还说“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顾信达而外，求其尔雅。” 严复提出的关于翻译的标准问题正是对我国翻译理论产生极大影响，至今仍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的“信、达、雅”“三原则理论”。

（二） 学界对严复“三原则理论”的争议

严复“三原则理论”中的“信”，指在翻译活动中，译入语（target language）要忠实于源语（source language）的内容，风格形式，特点以及文化。这无疑是极具道理的。

但是严复提出来的这种翻译理论是具有时代背景的。在严复时代，通过翻译介绍到我国的各种作品的内容基本上没有现代小说中那些粗俗的内容和文字，而且当时的读者都是比较崇尚高雅的封建知识分子的。故而无论是从译入语忠实于源语的角度来讲还是从读者的角度来讲，这一原则的提出是无可厚非的，在当时的时代来讲是具有时代意义的。

随着翻译学科以及翻译事业的不断发展，关于翻译理论的标准问题，傅雷、钱钟书、刘重德等著名学者相继提出“神似论”、“化境论”、以及“信、达、切”等观点。这也进一步体现了翻译标准的发展时代性。

很显然，这些观点所关心的只是文学翻译的标准。翻译理论学科是一门综合的，广博的学科。“文学翻译只占当今翻译总量的0.5%，大量的翻译文本是非文学性的（比如政治文件，法律文书，科技资料等。）”。正如前文所述，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特别是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发展的今天，翻译的范围在不断扩大，尤其是在一些比如科技，经贸等领域的沟通，交流与合作方面扮演着不可缺少的作用。翻译的成功与否将会直接影响到我国经济政治的发展。正是这种新时期下的新形势赋予了翻译鲜明的时代性。作为翻译理论的核心问题，翻译标准亦如此。

二、科技性文体翻译及其标准

科技性文体亦即科技英语( English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简称EST)，是一种重要的英语语体。科技文体与非科技文体相比具有一些自己独特的特点。故而其翻译也有别于其他文体的翻译。必须把翻译的普遍标准理论指导与其特定的文体特点结合起来采取灵活的技能技巧进行翻译。因此，严复的翻译标准理论对科技性文体的翻译仍具指导意义。

（一）科技性文体的特点

关于科技性文体的词汇、语法、句法、修辞等特点已有很多学者对此做过专门的论述，在此就不一一列举。

科技英语既涵盖自然科学领域的各种知识和技术,也包括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其特点总的说来强调事实存在的客观性，重事实，内容信息量大，结构紧凑，数据精确，逻辑严密，专业性强。因此，翻译的要求要简洁，清晰，准确，严密。

（二）科技性文体翻译的基本原则

正是由于上述科技性文体自身的一些独特性，在翻译过程中须遵循一些基本的原则。第一，须了解和熟悉所译材料相关的科技信息及内容。如技术操作基本原理，工程技术要求等；第二，须掌握相关科技内容涉及的词汇。特别是一些专业性词汇；第三，明确两种语言结构的差异性。特别要避免“英化汉语”和“汉化英语”的出现。

（三） 科技性文体翻译的标准

科技性文体的翻译仍属于翻译学科中的一门分支学科，因此，严复的翻译标准“信、达、雅”仍需遵循。但由于其学科的独特性，翻译的标准亦应有所不同。可概括为：信、准、顺。

1.标准之一：信

虽然关于翻译的标准问题存在着很多的争议，但很多学者以及译者们均认为“信”是一切翻译的根本基础。脱离这一点翻译就不可能取得成功，甚至不能称之为翻译。对于科技性文体的翻译亦如此。科技性文体特点之一就是所述信息的客观性，毫无疑问，译入语（target language）必须立足于源语（source language）。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能直译的就尽量直译，尽量避免意译。例如：

The polite lamp stopped to represent the termination of the operation.

译：指示灯熄灭，以示操作终止。

磁力线从不相碰或相交。

译：Lines of magnetic force never touch or come across each other.

2.标准之二：准

“准”，即准确无误，精确。科技性文体数据讲究的是精确，对专业术语来讲，讲究的是准确。由于很多词汇采用的是合成词的方式，以及有些词是一词多义现象，因此，在翻译中选词就要慎重而准确，切忌望文生义胡乱猜测。“准”是科技性文体翻译的关键。例如：

If a designer were to design a bracket to support 100 1b. When it should have been figured for 1000 1b, failure would be forthcoming.

译：如果一个托架应当被设计为1000磅而设计者却将它设计为100磅，那么肯定会出事故。

这种微波的传播原理要用方程式来解释.

译：The propagation of such microwaves will be explained in terms of equation.

3.标准之三：顺

“顺”，即通顺。指译文表达要连贯，明晰，畅达与简洁。这是科技性文体翻译的较高要求。

No convincing signs of plant or animal life have been detected by instruments soft landed on Mars.

译：在火星上软着陆的仪器目前还没有探测到任何令人信服的动植物生命迹象。

软钢不如中碳钢硬，因为其含碳量较低。

译：Mild steels are not so hard as medium-carbon steels because they contain less carbon.

三、结语

总的来说，翻译学科是在不断发展的。作为翻译理论的核心问题，翻译标准也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这正是翻译标准时代性的体现。本文所论述的对科技性文体翻译标准的看法是立足于传统翻译标准又结合科技性文体的特点而提出来的一点浅薄看法。然而，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翻译方法是灵活多变的，是“信、准、顺”三者的结合。笔者认为，任何文体的翻译都应该是在一些基本理论原则的指导下，结合不同文体的特点，与时俱进，灵活处理以达到成功翻译之目的。

参考文献：

[1]刘云虹,许钧.理论的创新与实践的支点翻译标准 “信达雅”的实践再审视[J].中国翻译,2010(5).

[2]孙海慧.浅谈科技英语的翻译技巧[J].广东科技,2008(6).

[3]孙致礼.新编英汉翻译教程[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

[4]王婷.浅谈科技英语的翻译[J].中国新技术产品,2008(12).

[5]王振平.翻译标准和 “信达雅”[J].外语教学,2000(1).

[6]王治奎.大学英汉/汉英翻译教程[M]. 山东:山东大学出版社,2001.

[7]许建平.英汉互译实践与技巧[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翻译科学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 翻译翻译学翻译的本质西方翻译理论

要研究翻译,必须明白“翻译是什么”。传统理论认为,翻译学是一种封闭型的学科,形成这种翻译观的主要原因是历史的局限性。其实,翻译学并不是封闭型的,而是一门开放型的、综合性很强的学科。钱钟书先生是在翻译理论和实践上都有突出成就的大家。在他的《管锥编》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关于“翻译”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即“把一国文字转变为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雨果说:“翻译如以宽颈瓶中水灌注狭颈瓶中,傍倾而流失者必多。”叔本华说:“翻译如以此种乐器演奏原为他种乐器所谱之曲调。”伏尔泰说:“倘欲从译本中识原作面目,犹欲从版刻复制中睹原画色彩。”傅雷从翻译的效果角度来论翻译,认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这些比喻或从某一个侧面道出了翻译的性质,但要作为翻译的较为准确且全面的定义,皆不能胜任。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翻译都是一项极其古老的活动。但是,尽管人们一直从事这项活动,翻译理论的发展却远远没有跟上实践的需要。有学者说翻译是“一个被理论研究长期忽视的领域”,意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少有学者对其进行深入而系统的研究。在中国,根据陈福康的考证与研究,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中,鲜有关于翻译的议论。他只在孔子的议论中找到两处文字是有关翻译的,且反映了孔子对其的轻视态度。中国的译论史一般都从三国时代说起。今存最早带有佛经翻译理论性质的文章说明中国宗教经书的译论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玄奘提出“五不翻”,主要是有关宗教翻译。至明清之际,学者开始突破宗教领域,出现了大译论家,如严复等,讨论的问题开始涉及翻译的文体、语言、译名问题等。民国时期是我国译学理论取得较大进步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学大家,如周氏兄弟、胡适等,往往也是翻译名家,他们大多对翻译理论作出了贡献。中国当代翻译理论史,可以按“”前后分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取得了初步繁荣,20世纪70年代后期又重新起步,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的译界正式提出了要建立一门“翻译学”的问题。

现代翻译理论研究工作者已突破了传统的理论命题和方法论,在翻译的实质、原理、原则、程序和方法诸多方面进行了探讨。谭载喜在这方面发表了较多的见解。他在1987年《中国翻译》第三期发表了《必须建立翻译学》,又在1988年《外国语》第三期发表了《试论翻译学》。在这一时期发行的学术刊物、出版的学术专著及开展的学术会议规模是空前的。但实际情况是,翻译学作为一门学科一直没有建立起来,而且没有得到普遍的承认。甚至有学者对建立“翻译学”持否定态度,劳陇先生就发表过题为《丢掉幻想联系实际――揭破“翻译”(科)学的迷梦》的论文。对建立翻译学持肯定态度的人认为,翻译学就是系统地研究双语转换规律,通过描述翻译过程,总结出一定的原则、理论与模式,以解释和预测一切在翻译范畴之内的现象,从而构建一套宏观结构框架加微观操作原则的翻译理论体系。而持“翻译学是迷梦”这一观点的人认为:在翻译这一语言符号系统的转换活动中,由于各种不同语言符号系统之间找不到共同的规律,两语之间的转换无法实现对等,因而无转换规律可循,翻译只是将原语思想转化为译语思想的思想转换过程,这一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人的创造性思维及主体调节机制,因而翻译不受客观规律支配,便不能成为科学。那么,翻译既已不是科学,那是不是艺术呢?又或者走折中的路,称之为“艺术与科学的统一”?在《“翻译活动是艺术还是科学?”》一文中,劳陇明确表示他是反对这种提法的。他认为:“在现阶段,翻译实践是艺术,不是科学,也不是艺术性与科学性的统一。”人们对翻译的争持不下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关键的问题在于澄清概念。早在《试论翻译学》中谭载喜就提出了必须区分“翻译学”和“翻译”两个概念,他说:“翻译不是科学,翻译学才是科学。”王克非在《关于翻译本质的认识》一文中用“翻译研究”代替了“翻译学”这个较有争议的说法,但仍强调了澄清概念的必要性。他的这一段议论令人较为信服,引说如下:“事物现象和本身不是科学,对其进行的观察和认识才是科学,任何事物都有其运动的条件和规律,这些条件和规律本身也不是科学,揭示和解释这些条件和规律才是科学。人说话,即人的言语活动,是对语言的运用,而任何语言都有其语音、句法、逻辑等规则,对语言的运用要遵循这些规则,但这不是科学,只有研究语言的各种结构、规则的工作才是科学,这也是语言(language)和语言学(linguistics)的区别。”他说:“必须严格区分翻译与翻译研究。翻译(translating)指的是翻译行为或过程,翻译研究则是探讨翻译行为或过程的种种问题。”看来人们争论的实质是“翻译”。那么翻译是什么呢?

“翻译”一词在现代汉语里面含义丰富,可指翻译活动的主体,即翻译者,也可指翻译的活动过程,还可以指翻译活动的结果,即译文。翻译者和译文容易理解,难以定义的是翻译活动,即在本质上它是怎样性质的活动:翻译不是个人的活动,而是一种社会交际形式,翻译有其社会功能。在周代,负责南方各地的翻译称为“象胥”,负责北方的翻译称为“译”。孔颖达对“译”的肯定注解是:“译,陈也,谓陈说外内之言。”贾公彦的解释是:“译即易,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钱钟书先生在论述“林纾的翻译”时有这么一段话:“汉代文字学者许慎有一节关于翻译的训诂,义蕴颇为丰富。”可见在词源意义上说,翻译本质上是语言问题。翻译活动本身是一种技巧、一种技能。高玉在《翻译本质“二层次”论》中认为:“中国古代翻译思想的深层基础是中国传统的语言工具观,语言只是形式,是实在,即内容的外壳,而形式和内容是可以分离的。”这种观点在中国近代并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根据这样一种观点,翻译其实是一种很简单的即“形而下”的技术性工作。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大量介绍和吸收外国的译学研究,尤其是引进了西方的语言学翻译理论,在翻译活动本质问题上有了更深化的认识。“在把翻译从边缘推向中心的历史进程中,语言学家们充当了先锋的角色”。上世纪50年代,非道罗夫、卡特福德、维纳与达尔贝勒内、乔治・木南等从语言学的角度对翻译学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

翻译其实就是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从中可以看出,至少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翻译的语言学定义是得到较为普遍的认可的。如果是这样的话,翻译的科学性比它的艺术性要强一些。这自然又受到质疑。如中国的许衍冲、王佐良等都强调翻译的艺术性。翻译,不论是文学翻译还是非文学翻译,确实是有艺术性的成分在其中,但这并不是它的根本属性,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文学翻译的艺术性质很少有人质疑,这是因为文学本身的艺术属性。翻译明显区别于艺术首先在于翻译不是像艺术那样有充分的创造性,所谓带着镣铐的舞蹈并不能算是真正的舞蹈。其次,翻译的出发点和艺术不同。文学作品的主要目的是个人情感和意识的表达,而翻译的目的无疑是借鉴,是化无为有。由全部人类历史上看,较大规模较有计划的翻译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介绍新的思想。如果翻译也和文学一样是为了表达个人的情感和意识,那么它就和文学没有区别,因而也就没有必要独立于其外了。至于相同的原作产生不同的译作,那是不足为奇的,不同的读者读出的当然是不同的哈姆雷特,即使他们不去翻译原作也是这种情形。所以,翻译始终是语言的问题,这是它的本质所在。

同中国一样,西方翻译也有着相当悠久的历史。一般认为西方最早的翻译理论家是古罗马帝国时期的西塞罗。此后,西方翻译理论体系的发展也是由文学翻译和语言学翻译两条线构成的:前一线认为翻译是一种文学技巧,翻译的重点是进行再创作;后一线则从语言的使用技巧上谈论翻译,认为翻译旨在产生一种与原文语义对等的译文。谭载喜认为从发展的趋势看,语言学翻译理论是占据现代翻译理论研究的主导地位的。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上兴起译学研究高潮,不少学者纷纷对50年代以后的翻译理论研究状况进行分析和总结,主要成果有加拿大的罗贝尔・拉罗兹和英国的埃德温・根茨勒分别于1989年和1993年发表的同名著作《当代翻译理论》。书中把当代国际上的译学流派分成五个,分别是美国翻译培训班派(The North American Translation Workshop)、翻译科学派(The “Science”of Translation)、翻译学派(Early Translation Studies)、多元体系说(Polysystem Theory)和结构主义(Deconstruction)。中国香港的陈德鸿与张南峰在共同编著的《西方翻译理论精选》的绪论中指出:“西方的翻译理论,除了语言学派和传统的语文学派之外,还有近一二十年才兴起的翻译研究学派,以及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学派……透过那些被冠以各种名称的翻译思想或观点,我们不难看到相同的一点,那就是借助其他学科的理论成果,对翻译进行研究。”

诚然,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人们对翻译的本质的认识也是一样,开始也许是经验体会式的片面的了解,但随着实践的深入和翻译研究者的集思广益,翻译的本质必定会越来越明晰。目前,又一次翻译高潮出现了,这是全球信息时代来临的结果。在人类高奏的和平发展的大乐章里,翻译无疑是其中不可或缺的旋律,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大进军里,翻译必然是一支活跃的先头部队。

参考文献:

[1]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2]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商务印书馆,2000.

[3]许钧.翻译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4]雷海宗.由翻译史看翻译理论与翻译方法.罗新璋编.翻译论集.第二辑.

[5]王克非.关于翻译本质的认识.外语与外语教学,1997,(4).

[6]孙会军,郑庆珠.系统功能理论与翻译理论研究.外语与外语教学,2000,(10).

翻译科学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科目理据；英汉翻译；语言•文化；对比研究

中图分类号：G633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0845(2006)09－0070－02

“英汉语言文化比较与翻译”是部分高校面向英汉翻译方向硕士研究生开设的一门基础课，有专家提出其“设置缺乏理论支撑，培养目标不明，需要进一步加以论证，丰富其内涵”(许钧，2001：222)。本文以语言文化对比研究与翻译及翻译研究的关系为基础，以译学建设与翻译教学之目的为切入点，认为“英汉语言文化比较与翻译”即英汉语言文化对比与翻译，应以“英汉翻译语言•文化对比研究”之名称统一术语，确立科目名称。

一、翻译教学不仅是培养翻译人才的有效形式，而且也是译学思想具体化的过程

翻译教学及教学研究不仅对译学建构和其学术地位的确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且翻译学理论对翻译教学更具直接的理论指导意义。从翻译教学的指导思想看，翻译教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与翻译的学科发展同步而行，其指导思想随着翻译理论的发展变化而变化。当翻译是一门技能的时候，缺乏明确的理论指导，教学所能做的只是传授自下而上的语言技能(bottomupskills)。当翻译被视为“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时，教学则根据语言学理论在目标文本中寻求恰当的对等语言单位。当翻译被视为是一种跨语际文化交流活动时，以培养跨文化交际人才为目标的功能主义翻译教学法兴起。从中外译学研究和相应的教学模式看，主要有释意―交际型译员培训模式；翻译语言学的教学模式；翻译文化论的教学模式；文理渗透型翻译教学模式等。尽管各种模式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对比研究及其理论是翻译教学的主干理论这一点，在中外翻译教学实践中却基本一致。

翻译教学的过程是一定的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相结合的证实、证伪的科学论证过程，是使理论深化、升华、系统化、模式化和科学化等学科构建的基本途径和有效方式。因此，译学建构、翻译研究与翻译教学密不可分。虽然翻译不是简单的语言符号转换活动，更是一种文化交流活动，但翻译过程本身却始终是一种语言符号转换活动。因此，作为培养翻译人才的翻译教学和教学研究就不能忽视两种语言文化转换规律的研究。所谓的转换规律，就是两种语言文化对比分析所得的结果。

要对翻译进行理论探讨，首先应明确翻译的性质。语言学翻译理论认为，语言文化对比研究是翻译研究的直接理论和方法。翻译是把一种语言的话语在保持其内容意义不变的情况下改变成另外一种语言话语的过程，而转换这一术语指的是两种语言之间言语单位的等值关系。对于翻译学作为研究翻译的一门独立学科的性质，威尔斯形象地描述为：翻译学好像古罗马神话中长着两副面孔的守门神雅努斯。一方面涉及翻译过程，并研究其内在的转换技巧，是一门前瞻式学科；另一方面又研究其推出的成品，是一门后顾式学科，从译语出发对比译作与原作的质量，通过对比两者以找出译语话语形成的过程，并确定如何恰当地达到预期的目的(廖七一，2000：112)。释意派翻译理论强调“翻译旨在两种不同语言表达的篇章间建立等同，这种等同不是以译出语和目的语为基础，而必须永远以两个篇章的种类、对象，以两国人民的文化、伦理、知识、感情氛围等为基础，以不同时期的各种情况为参照”(刘和平，2001：1)。“等同”即转换的单位与标准。

虽然，释意派翻译理论强调摆脱原语的语言形式，用另一语言表达理解了的内容和情感。但是，在理解原文、摆脱原语形式和表达理解了的内容和情感的研究描述和“等同”转换中，它始终都未离开对双语的对比分析。而“等同”的单位是语篇并非语词或句子这一点，恰好又与语篇语言学的翻译理论相吻合。这就说明释意理论与语篇翻译理论的基础理论和对比研究的方法殊途同归，摆脱语言形式并没有脱离双语的语篇表现形式所含意义的“等同”转换。同时也说明翻译的语言对比研究不仅不再囿于语词、句子和语篇的范围，而且还从交际的目的出发强调文化的因素，从而增加了文化对比的内容。因为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交流活动，其目的无不是为了寻求交际双方的沟通，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无一不是要用译语形式所含的语义和交际功能再现原语形式所承载的语义与交际功能的符号转换途径，而是否工于达意则是衡量翻译活动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译者和论者所关注的都是如何才能使原文的语义得以“传达”，怎样才能让交际的双方达到“相互理解”而实现交际的目的。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两种语言文化对比分析的理论依据和方法论支持。

由于受多元体系翻译观的影响，“等值”的标准已被侧重目标语系统(targetsystem)的翻译规范所取代。翻译规范一方面改变了传统翻译理论中原文――译文的相互关系和地位，将中心移向译文和译者；另一方面又将研究的目标和分析的对象从个别译者或个别作品的翻译转向有机连贯的翻译文本语料库。翻译要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必须建立自己可靠的方法论和明确的研究步骤，必须对研究对象进行描述分析，使个人和局部的研究结果能够在“同一个语料库或另一个语料库中”得到重复或验证(廖七一，2001：394)。很显然，译者之所以会更倾向于选择某些翻译策略和方法而放弃或避免另一些可能的翻译策略，恰恰说明这一切都只能通过对原文文本和译文文本进行大量的对比分析之后做出的抉择。因此，侧重目标语系统的翻译规范还是离不开双语文本的语言文化对比分析。况且，我们尚未建立起英汉翻译的语料库，正需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作为研究型翻译人才培养的英汉翻译方向硕士研究生课程教学更是责无旁贷。

二、英汉翻译文化对比研究的重点是特定语境中的言语交际文化和非言语交际文化

语言对比层面的划分早已在一般外语教学和翻译研究中达成共识，在此就不赘述。文化层面则需参照语言文化研究的相关成果划分。其中，物质形态层，涵盖人类以器物形式所体现的文化及一切与人的生活发生关系的“物态文化”实体；典章制度层包括“为维护有序社会而创制的规约、体制和机构”；行为习俗层既包括集体性的习俗又有个体性的身势语言等(刘宓庆，1999：34-38)；精神文化层主要指该语族特有的“、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等观念形态”(陶嘉炜，1998：4―5)。深层的认知心理层对比可包括认知系统、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倾向等方面的研究。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的工作对象是语言，就英汉翻译语言文化对比研究的对象和层次而言，两种语言的词语内涵和表现形式不仅在深层上与文化相融交汇，而且在各个层面均存在着程度不同的重叠或完全重叠的现象。因此，无论是翻译实践还是翻译研究，始终都要面对如何跨越横亘在两种语言文化之间的这种语言文化相互渗透、交织重叠的文化语言障碍，即交际载体的表现形式及其文化内涵两方面的内容。也就是说，翻译和翻译研究所要做的工作，就是通过语言的表现形式，研究语言和文化这两个不可分割的内容连体。

英汉语言文化对比／比较与翻译，无论是作为一个基础科目，还是作为一个研究方向，其内涵都是“语言对比”和“文化对比”的合二为一，对比研究的重点是特定语境中的言语交际文化和非言语交际文化系统。杨自俭(1997：616-619)先生认为，文化对比研究应以共时法为主，内容包括词汇―语义、词组―成语、句法―篇章、语用―交际、身势语、信号和标记等七个系统。由于普通文化的因素绝大部分蕴涵在常用词语、常用句法和常见语用系统中，普通交际文化的对比研究应与语言的对比研究同时进行，而且应从语言对比入手，从语言之间的差异追踪探究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刘宓庆(1999：28)先生认为，对比描写应当是汉语翻译理论的基本方法之一。对比应该是“多向度的”，特别是语义一文化及语用一文化方面的研究。要用科学的方法加人文关照，描述双语转换过程中的各个机制，找出客观规律与普遍性，即找出语言的哲学机制和文化深层的内核，以此确立语言翻译的科学依据和依归。正因为翻译和翻译研究中的文化对比与语言对比研究的对象、层级、方法和目的完全相同，因此，英汉翻译方向硕士研究生培养的教学将语言对比与文化对比合二为一并非是异想天开，而是教学的实际需要，是翻译应用研究的必然。正如许余龙(1997：58)先生所说，汉外翻译本质上就是在对比中展开的。对比语言学对翻译的理论、规律以及技巧的研究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比如可以用它探讨翻译的语言学理论。通过对比，可以确定两种语言中哪些语言成分是翻译对应的、在什么语言层面上对应、对应的程度如何等等。

三、结语

毛荣贵(2003：序言)先生在为邵志洪教授的《翻译理论、实践与评析》的序言中写道：六年之前，杨自俭教授在为志洪的第一部专著《英汉语研究与对比》写的序中，曾引用了赵元任先生的一句话：所谓语言学理论，实际上就是语言的比较，就是世界各民族语言综合比较的科学结论。大学者原来如此观察“语言学”，如此简单，又如此经典!在这里，我是否可以对赵元任先生的话略作推演：所谓翻译理论，实际上就是译文的比较，就是各种译文的综合比较的科学结论。所谓的“英汉语言文化比较与翻译”即“英汉翻译语言•文化对比研究”，无论是作为一个科目，还是作为一个学科，都是英汉翻译的“语言对比研究”和“文化对比研究”的合二为一，既是英汉翻译学的分支学科之一，也是英汉翻译方向硕士研究生培养的基础科目和培养方向之一(班荣学、赵荣，2003：142-4)。由于学界在“对比”和“比较”两个术语的使用上彼此不分，从而造成术语概念混淆，导致学科界定不清。因此，用“英汉翻译语言•文化对比研究”统一术语确立学科名称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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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科学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翻译机构；译学载体；应用翻译研究；译学建设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831（2013）08-0184-5 doi：10.3969/j.issn.1006-2831.2013.03.046

1 . 前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描述性翻译研究的兴起使得翻译研究突破了语言学研究的藩篱，开始从文本层面扩展到超语言学研究的诸多维度，政治、意识形态、文化，甚至经济等因素都纳入到了翻译研究的范畴，翻译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得以扩大。翻译机构是社会中实际存在的与翻译相关的实体机构，伴随着翻译活动的产生而出现，从不同角度参与并影响着翻译活动及译学研究。翻译机构是译学存在的“硬件”，支撑着译学发展，也自然该纳入译学研究之列。而当今的翻译研究对其重视不够，翻译机构研究还基本处于空白阶段。

2 . 我国译学发展简述

在我国，“翻译学”一说最早出现于1927年蒋翼振编著的《翻译学通论》，之后，吴曙天的《翻译论》中涉及了翻译学的阐述。1932年，林语堂发表名为“论翻译”一文中提到“译学”之说。1940年，黄嘉德编写《译学论集》一书，收录了译论研究文章。新中国成立不久，董秋斯于1951年在《翻译通报》发表《论翻译的理论建设》一文，首次提出建立中国翻译学的主张，认为“翻译是一门科学”，强调翻译过程中有客观规律可遵循，其中渗透着语言学研究倾向。文中提出翻译理论建设的三个基础：正确的科学方法、广泛的调查和深入的研究。但是当时也存在着“翻译是一门艺术”的观点。1953年，姜椿芳在《略谈口译问题》一文中明确提出“翻译是一门艺术”的主张。这是建国之初关于翻译研究的第一次针锋相对。之后，由于历史原因，关于翻译学建设的问题进入了沉寂期，直到20世纪80年代在青岛召开全国首届翻译理论研讨会，建立“翻译学”的主张被重新提及，再次掀起译学理论研究的热潮。学者关于“究竟要不要建立翻译学”、“翻译学应不应该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究竟有没有翻译学”等话题展开了讨论，深化了译学研究，唤醒了译学学科意识。20世纪末《外语教学与研究》杂志曾以“翻译学科是不是梦”为题，唤起译界讨论，译学学科的独立意识进一步增强。《中国翻译》杂志也曾开辟专栏，组织学者就翻译学中的基本概念、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等问题进行阐述、梳理和界定。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就有学者就译学理论框架提出了自己的构想，比如黄龙、谭载喜、刘宓庆、杨自俭、许钧、张南峰等，以完善译学理论建设。当前，翻译研究维度的扩展将语言之外的诸多因素纳入到译学研究范畴之内，彰显了翻译研究的跨学科性。“翻译研究现在已意味着与翻译有任何关系的任何东西”（Lefevere&Bassnett， 1998： 1， 转引自曾文雄，2006）。于是各派翻译理论研究在中国全面开花，这有利于丰富我国的译学理论体系，而译学理论建设是译学学科建设的根基，可为学科发展提供方向。然而，纵观我国译学研究，理论研究部分着墨偏多，而应用研究部分却略显单薄，将翻译理论研究看成译学研究核心，而应用研究却置于边缘地带。对任何一门学科来讲，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应是从不同角度出发的研究，偏向某一方结果均会导致学科体系的不完整、不和谐，翻译研究也不例外。厚此薄彼不利于整个学科的健康发展。穆雷（2009）也提到，我国翻译学研究目前较多地倾向于宏观、抽象、框架层面的思辨，对实证研究、个案研究不足，应加强理论研究成果应用于翻译教学与实践。译学理论体系建设是译学学科建设的根基，译学理论体系本身全面发展方能确保整个学科的健康发展。

翻译机构是实际存在的翻译实体，涉及翻译领域的方方面面，进行具体的实践活动，与翻译学科存在极强的相关性。翻译机构出于某种目的组织与翻译相关的活动，或进行翻译实践，或培养翻译人才，或组织译学会议进行理论探讨，等等，涉及译学理论研究和翻译实践。翻译机构研究用以指导翻译机构有效运行，保持其与外部联系的和谐性，以实现译论研究的充分落实，属应用翻译研究部分。但目前这方面的研究不多，这不利于译学应用研究的丰富与发展，也不利于译学学科建设。

3 . 翻译机构研究内容及其定位

3 . 1 翻译机构研究内容

翻译机构伴随具体翻译活动而出现。我国有翻译记载的历史始于周朝，当时翻译主要见于政府外事交往中，并无独立的翻译机构，而与政府外事翻译部门融为一体，译员兼有其他外事职能。在以后千年的发展史中，伴随翻译需求的增加，翻译机构也随之增多，历史上规模和影响较大的有佛经翻译时期的译场，明朝的历局、四夷馆，清朝江南制造总局的翻译馆，等等。而翻译教学和翻译学自身的发展则是近代以来的事，所以真正意义上的翻译培训机构和译学研究机构到了近代才出现，翻译机构也是到了近代才更为成熟、完备。

这里凡是与翻译相关的机构都纳入了翻译机构研究之列。任何研究都包括理论和应用两部分，翻译机构研究也不例外。翻译机构研究包括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两部分。应用研究部分可进行再分，包括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如图1所示：

理论指导实践，但需借助应用研究发挥其指导作用。应用研究本身也属理论范畴，也发挥指导作用，只是距离具体实践较理论研究更近一些。如何将理论的指导作用真正落到实处，中间需要相应实体机构来有效运作以确保具体实践的顺利进行和翻译终端产品的产出，以使翻译产品（这里涉及译作、译论及培养出的翻译人才等）真正达到在社会文化环境中的预期效果。翻译机构的运作是距离翻译终端产品最近的程序，没有翻译机构，翻译学的任何研究无法落到实处。翻译机构研究通过对翻译机构的描述，找出其中的运行规律，来指导其有效运行，以推动译学学科发展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翻译机构的理论研究部分主要涉及翻译机构的基础性研究，涉及翻译机构的实质、宗旨、职能、类型等。翻译机构就实质而言，属翻译发展的“硬件”，支撑着整个译学学科的发展，组织译论研究、培养翻译人才和负责翻译产品的产出，构成了译学学科建设的外部条件。其意义在于促进译学学科发展和满足社会对翻译的需求。因职能不同，翻译机构可以划分成不同的类型，有以进行学术研究为主的译学研究机构，有以培养翻译人才为主的翻译培训机构，有以出版发行翻译产品为主的翻译出版机构，有提供翻译服务的翻译服务机构。按照其与译学理论的相关性排序应是这样：译学研究机构>翻译培训机构>翻译出版机构>翻译服务机构。不同翻译机构宗旨、活动、目的等不同。翻译机构的应用研究部分包括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内部研究主要涉及内部机构操作方面的研究，具体来讲涉及相关工作程序、译者权益、人员分配、部门间的协调、翻译产品的推销、部门内部的管理等等。外部研究涉及翻译机构与相关翻译政策间的互动、机构间的联系、翻译产品的满意度考查、翻译机构的宏观管理等等。

3 . 2 翻译机构研究在译学体系中的定位

Holmes于1972年发表了“翻译的名与实”（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一文，被普遍认为译学学科的创建宣言。文中作者描述了译学学科架构，将翻译学分为纯理论翻译学和应用翻译学，纯理论翻译学包括理论翻译学和描述翻译学。理论、描述和应用三者构成翻译学三大分支，存在辩证关系。描述和应用研究为理论研究提供资料，后者指导前两者。应用研究部分包括翻译教学、翻译辅助工具、翻译批评和翻译政策。如图2：

翻译机构是译学发展的载体，是实际存在的实体机构，直接进行具体的实践活动，负责译学理论的组织落实与展示。翻译机构研究可以指导翻译机构本身的运作并研究其与外部的联系，属于翻译学应用研究范畴。所以将其列入Holmes译学研究体系中的应用研究部分，如图3所示：

翻译机构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其他子领域之间联系密切，是双向的平级关系，不存在从属关系。翻译机构均可以为其他四项子领域理论的实现或研究成果的展现提供现实的可能性。没有翻译机构，任何关于翻译的研究只能束之高阁，无法指导实践，也无法将研究转化成现实的研究成果。翻译机构研究通过指导机构本身有效运作来确保理论指导顺利转化为现实，同时对翻译机构成品的研究又是检验其他相关翻译理论的过程。翻译机构本身的运作程序，内部各部分的协调以及与外部条件包括政策指令甚至宏观上政治、文化、经济等因素的关系，均会对翻译教学、翻译批评和翻译辅助工具产生影响，促进或阻碍它们的发展。对翻译机构的研究旨在发现其本身的运作规律及其与外部条件的互动关系，以实现内外连贯发展，进而有效推动翻译学的发展。

皮姆（Pym， 1988： 4；转引自Munday， 2001： 22）曾指出，Holmes的图表没有提及任何参与翻译过程的译者的个人风格、决策过程和工作实践。这是翻译机构研究所涵盖的内容。翻译机构组织翻译活动，会直接选择具有某种翻译风格的译者，也会因遵守翻译政策或据自身某种需要来影响译者的翻译风格。在翻译过程中的决策过程和工作实践方面，目的论者Vermeer（维米尔，1989/2000： 221，转引自Munday， 2007）认为，翻译是一项目的，这一行为需要委托人与译者就译本的对象、目的、应用场合等进行商定，这势必影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翻译方法和策略的选择，影响译者对文本的整个操作过程。而委托人有时就是翻译机构本身，或者委托人通过翻译机构实现与译者的沟通。

后来，Munday对Holmes的译学研究体系的应用研究部分进行了进一步深化，将应用研究各子项进一步细分，研究更为具体，如图4：

后来随着译学词典研究的发展，孙迎春又对其中的翻译辅助工具部分进行了进一步深化，如图5所示：

翻译工具是为了满足译者使用。一方面，这些工具可为翻译机构组织具体的翻译实践活动提供服务，供译者使用；同时，翻译机构属于译学实体机构，是译学词典收录的对象之一。翻译机构的编纂属于事物型译学词典编纂范畴，成为专科词典的一种。另一方面，任何词典的不断问世，均需借助翻译机构的具体操作来实现，以有形的形式呈现在使用者面前。翻译机构的发展均可收录到译学词典之列，一部翻译实体词典的问世可以见证翻译机构的发展，而一部译学词典的问世又是翻译机构本身的成果之一，二者存在较强的互动关系。

3 . 3 翻译机构在译学学科建设中的作用

穆雷（2009）提到，翻译学的学科建设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学科体制的建设；二是学科理论的建设。“根据国际通例和学术界公认的标准，一门学科的形成和被确认，除了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有专门价值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成果外，还需要具备一些保证其持续运作和发展的基本的外部条件。它至少包括具有自己的行业协会团体、有自己的专业性杂志。在高等院校和专门研究部门中有自己的系科和研究所，设立专任的教授职位和系统的研究生（硕士、博士和博士后）教育体系等”（陈跃红，1999；转引自穆雷，2009： 57）。到翻译学这里，这些外部条件就是翻译机构涵盖的内容。目前来讲，这些外部条件已经具备。我国于1982年成立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2005年起改名为中国翻译协会Translators Association of China，简称中国译协），下设九个专业委员会，全国设有五十多个单位会员和个人会员。其他协会也有的设有翻译研究会。中国译协有自己的会刊――《中国翻译》（其前身是《翻译通讯》）。在翻译教学方面，主要体现在翻译学学位点的建设上。2004年上海外国语大学在获得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授权点基础上获得“翻译学”二级学科授权点，2005年起招收翻译学硕士生和博士生，翻译学的学科地位得以建立。2006年，教育部批准三所高校设立翻译学本科专业。至此，我国翻译学本科、研究生、博士生完整的教育体系就形成了。大批高校已建立或正筹备建立翻译系、翻译学院以及翻译学本科专业，部分高校已建有或正在建设翻译研究中心或研究所，以组织进行翻译研究。翻译学在我国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建立。

我国翻译学学科建设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壮大，学科体制不断完善，并且得到了官方认可，翻译学获得了其合法地位。但是，翻译理论建设仍有不足，翻译学术队伍有待进一步壮大。我国的翻译机构尤其是翻译研究机构应在理论建设方面发挥其推动作用。具体来讲，应更多地加强译介同行间的联络沟通，增强国际、国内译介同仁的交流，提供更多理论探讨的机会，对翻译学研究薄弱领域加强探索研究。同时，针对翻译学研究的薄弱领域，翻译出版机构在选题方面要有所倾斜，推动这些领域学术成果的产生。Holmes构建的译学研究体系是开放的，要结合我国的译学研究现状与时展，不断对之进行丰富和发展。在学术队伍建设方面，应该加强本科、研究生、博士生教师的培训，提高其教学和科研能力。《中国翻译》编辑部与一些高校联合举办的暑期培训班已做出了很好的示范。高校翻译教学培养的人才也会部分地加入将来的翻译学术队伍，所以，高校的翻译教学应和翻译研究中心（所）结合，提高硕士生、博士生的科研能力。

另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翻译需求日益增多，翻译产业也日益成熟、壮大。据统计，“2004年全球翻译产值超过130亿美元，中国约为127亿元人民币。2005年全球翻译产值达227亿美元，中国约为200亿元人民币”（转自吴希曾，2007）。据估计，2004年以后，全国的翻译公司数量已达4000多家。翻译服务机构的日益增多也带来了翻译市场的混乱状况。现在众多的翻译服务机构在服务质量、专业性、行业管理等诸多方面存在问题，这使得原本混乱的翻译市场更为失序。宏观上来讲，应该制定统一规范加强行业管理，避免机构间的恶性竞争，引导整个行业的良性发展。微观上，机构内部必须严肃准入制度，雇佣合格译员，加强译员考核培训；同时加强自身管理，确保内部运营程序高效顺畅，提高翻译服务质量。

译学学科建设应该有效利用其自身发展的外部条件――翻译机构来不断完善自己，同时，后者也应充分发挥自身功能保持译学学科长效发展并不断壮大。

4 . 结语

我国译学理论体系伴随着译学研究深度和广度的持续扩大而不断完善，翻译机构研究作为译学研究的一个分支仍处于初始阶段，有待进一步丰富来充实应用翻译研究，以完善整个译学理论体系进而推动译学学科之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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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科学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翻译学;翻译归结论;文化派;翻译实践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0)09-0109-02

一、对“文化派”与翻译归结论的争论的评价

在翻译学研究中,常看见“文化派”与翻译归结论的争论。究其根本,实际上是翻译学研究在学科属性、研究方法、研究目标等方面的分歧的体现。我们可以逐条予以对比:

(一)学科属性与研究方法上的分歧

支持“文化派”的学者认为,“霍尔姆斯(James Homles)于 1972年提出的翻译学构建图基本上可以说是翻译学努力的方向,而被归结论归结的“翻译过程 ”也只能是其中的一部分。例如,陈学斌[1]认为我们国内对 “翻译学 ”的性质和研究范围较为一致的看法是:第一,翻译学是研究翻译的科学,是一门介于语言学、文艺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之间的综合学科[2];第二,翻译学是一门交叉学科。翻译学的研究当然不能脱离翻译活动,但它不是就翻译谈翻译,就译法谈译法,就事论事……,要将翻译过程中主体间的交往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语言活动规律性的表现提炼成为思维方法体系,成为反思翻译活动中人际交往问题的一种思维导向。[3]从以上观点不难看出,“文化派”视角下的翻译学研究是一种基于语言学并交叉了多门学科的边缘学科,翻译学研究不仅是对翻译实践活动的研究,更是对翻译实践活动中的语言规律与其他社会学规律的综合研究。

不难看出,“文化派”的观点中的关键是认为翻译是一门交叉学科,这就为翻译学的文化转向提供了理论的支持。这种转向有两方面的特性:

第一,翻译的研究重点从原作转向了译作,从作者转向了译者,从原语文化转向了译语文化;

第二,翻译实践的本质从“语言转换”转向到“文化转换”。这种转向扩大了翻译实践的内涵和翻译学研究对象的范围,提供了翻译学研究的新视点。

那么这种转向是否一定是一种对翻译学研究的积极发展呢?主张翻译归结论的学者则认为,翻译研究无论从文化着手还是从语言着手都只是切入点不同。从语言的转换切入并不排除文化因素,这种研究应该是蕴含了一切文化因素的语言转换规律;从影响翻译的外部因素切入也不应该忽视或排除语言的转换规律。所以在翻译归结论者看来,这种转向不是一种批判的发展,而是对传统译论的颠覆与否定。赵彦春认为:“他们对传统翻译研究的态度不是批判继承,去粗取精,而是颠覆、瓦解、抛弃。文化派认识到翻译在文学中所起的作用,把翻译看作促进变革的一种主要的塑造力量 (shaping forces),这种力量是译者通过摆布原文而摆布社会的力量,不是或不完全是原作的固有价值所产生的力量。在文化派看来,传统的语言层面“忠实”、“对等”之类的研究正是消极、负面的,而文化语境下的文化与翻译的互动研究才是积极、正面的。勒斐维尔(Lefevere,1998: 12)认为传统的规范方法长期以来阻碍了我们对于翻译的认识。芭斯奈特(Bass2nett,1998 : 124)则认为这类研究已经过时。”[4]

翻译归结论者的这种认识认为,传统的普通翻译学对翻译的本体研究是翻译学研究的核心内容,而翻译学的学科属性也是由这个核心内容决定的,翻译学可以被认为是跨学科的,但是相互交叉的学科之间必须坚持普通翻译学研究的本体地位,文化学的研究是蕴涵其中的,而不是并行的甚至是主导的。

(二)研究目的上的分歧

我们可以看出,文化派以描写性论断为研究目的,不对“翻译过程”作“规定”,而是贯彻“最低纲领”,或曰“前期工作”的纲领――对现象进行描述。

霍尔姆斯(Holmes, 1972)认为“翻译学有两个主要目标,一是描写从我们的经验世界里表现出来的有关翻译过程和翻译作品的各种现象;二是确立一些普遍的原理,以描写和预测上述现象。”[4]基于这个标准,翻译归结论者认为,在文化的大语境下考察翻译行为,其出发点是对的,但文化派没有做到客观、全面地描述,描写上的失实与矛盾必然影响霍尔姆斯确立的第二目标的实现,其结果他们没找到,更没确立普遍的原理,因此也就不能描写和预测翻译过程和翻译作品的各种现象。

看得出来,文化派和翻译归结论在研究的目标上有很大的差异,文化派以描写翻译实践中的现象和影响这些现象的外部条件为目标,翻译归结论却把描写当作目标之一,更重要的是确立具有解释性的原理来指导翻译实践活动。

二、对翻译学研究属性的理解

前一小节总结了文化派与翻译归结论争论的主要内容,那么我们怎么看待这种争论呢?首先我们看看翻译归结论者给翻译实践活动下的定义:“翻译不是静态的代码转换,而是以关联为准绳,以顺应为手段,以意图为归宿,尽量使译文向原文趋同的动态行为。”[5]既然是这样的话,翻译学研究的属性可以被认为是对翻译过程的研究,其的本体是语言内部意义的趋同而不是本末倒置地把外部的因素看作翻译学研究的对象,最后认定翻译学研究的属性是以译文和译者为中心,以赞助者、译者、评论者和文化因素为决定因素、以操控和改写为翻译主要手段的一种研究。

“文化派”对翻译学研究的属性的理解主要有两方面特点:第一,翻译学研究的范围应该扩大;第二,否定传统译学的一些基本概念,例如“忠实”与“对等”。不难看出“文化派”的理论优点在于极大地开拓了翻译学研究的视野,丰富了研究的内容和对象。但是,“文化派”此认识的关键在于完全否定传统译学的概念,这样就会把边缘的、非决定性的和辅助的因素上升成为本体的、决定性的和骨干的因素,对翻译学研究的属性认识就出现了偏差。

三、“文化派”对翻译归结论理解的几个误区

那么我们继续分析一下“文化派”对翻译归结论理解的误区,从而来找到两派争论的原因。以陈学斌文为例:“归结论的几个误区:1.“文化派”的研究不属翻译学范畴……2.“文化派”属规定研究……3.“文化派”摒弃规范。归结论认为,‘文化派’的翻译观摈弃一切制约翻译行为的规范,‘随便怎样搞都行’。这也是对‘文化派’的一种误解……4.其他误解除此之外,归结论还在其他一些细枝末节上存在一些误区。文化派所指的‘翻译’并非全称概念,它的研究对象只局限在文学翻译领域……”[1]

我们来逐条分析“文化派”对翻译归结论的质疑。“文化派”认为,翻译归结论强调理清翻译学研究的本体问题,建立统一的核心范畴,分清翻译研究的对象的主次、目的的先后等问题。翻译归结论反对无论一切因素,根据非区别性特征进行对翻译学研究的过度切分,这种说法并没有也不可能将翻译学研究的本体范畴对立于其他范畴,否定两者的蕴涵关系,所以说翻译归结论认为“文化派”的研究不属于翻译学范畴有言过其实之嫌。但在笔者看来,“文化派”从各种社会因素例如权力关系、赞助者、意识形态等方面论述文化对翻译活动和翻译学研究的制约关系,认为翻译从选材到发挥作用都受到权力关系、赞助者、意识形态、诗学、审美取向和译者、读者、评论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与制约。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以及我们先人生活的世界里,文化的塑造力量在起着作用。“文化派”的这一判定只是简单的经验归纳,并不形成学科研究的范畴限定或者说范式。因为这些因素不能在一定的科学规律下按照相对稳定的相互关系而作用于翻译研究与翻译活动,所以构不成一个明确的概念范畴。可以看出,翻译归结论认为“文化派”的根本问题在于对经验的归纳无法形成科学的范畴体系,这种批评与认定“文化派”是规定研究还是描写研究无关,何况翻译归结论的学者还认为“文化派”“没有做到客观的描述”[4],不能从描写目的上升到解释目的。所以翻译归结论实际认为“文化派”是描写性的研究。翻译归结论对“文化派”的质疑和批评主要是对翻译学研究本体范畴的认识与对翻译实践活动本质的认识,并没有对“文化派”的研究的手段和方法质疑。我们来看翻译归结论的观点:“语言形式与功能之间的张力是一切翻译的基本问题,也应是普通翻译学或翻译本体论的研究重点。相应的方法就是归结主义方法。”[5] 这段话讲明了文学翻译与翻译学研究本体的关系,也说明了不对翻译分类进行过度切分的依据,其实这并非细枝末节的问题,而是对翻译学研究定性的关键问题。

四、结 论

可以看出从对语言和语言使用本质的认识来看,翻译学研究的本质应当是对翻译学本体范畴的把握,使用科学统一的范畴来指导翻译实践,片面地夸大文化因素和其他因素的影响力既在理论上不能符合翻译学研究的本质属性,也在翻译实践中无法正确指导译文和译员的实践。当然,我们应该肯定“文化派”对翻译学研究其他范畴扩展的理论和实践贡献,也应该认识到外部条件对翻译学研究的积极意义,但不能本末倒置而失去了翻译学研究本身作为一个科学门类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陈学斌.为“文化派”一辩――试论翻译学归结论的几个误区[J].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7(3).

[2] 韩子满.也谈翻译学[J].上海科技翻译,1998 (2).

[3] 张柏然,姜秋霞.对建立中国翻译学的一些思考[J].中国翻译,1997(2).

翻译科学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 科技文 翻译 功能翻译理论

1.引言

较之其他翻译文本，科技文本具有较强的专业性，译文要求兼顾精准性和规范性，这就对翻译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实际情况中，作为中西方科技活动交流的主要媒介，科技论文由于其较强的专业性，使得英译工作发展缓慢，无论是科技工作者还是专业翻译者，都很难保证译文质量，致使科技文英译水平良莠不齐，这与中国的科技迅猛发展之势形成落差，提高中文科技文献英译水平是适应中国科技“走出去”形势的当务之急。

具体而言， 科技文英译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英译工作多着眼于单句词语、语句或语段层面上的翻译，如何将科技文英译兼顾句法（包括语句内部的词汇和语法）和篇章层面应作为研究重点。文本类型理论及翻译目的论为探索科技文英译技巧和策略提供了理论支撑。

2.功能翻译理论

功能翻译理论中最具影响力的德国学派整合了费米尔的目的论、赖斯的功能翻译批评理论、曼塔利的翻译行为理论及诺德的“功能加忠诚原则”。

其中，目的论现已成为功能翻译理论的核心理论之一。该理论将翻译阐述为承载着本身的目的，并通过冲破文化障碍促进文化间交流的行为。选择翻译方法或策略的标准在于翻译本身的预期目标。目的论是建立在目的原则、连贯原则、忠实原则基础上的[1]。

赖斯将语言学的文本功能理论迁移到翻译行为的研究中，提出了功能翻译批评理论。该理论建立在布勒的语言功能三分法基础上，将文本分为信息型、表情型、感染型和视听媒体型四种类型[2]。

翻译行为理论是目的论的深化与发展。从翻译过程出发，曼塔利将翻译阐释为一种“跨文化合作”的行为，认为其是有自身目的并注重结果的活动，翻译过程则是文化转化关联的交流过程;从翻译参与者行为及作用角度出发，曼塔利认为翻译并不是单纯的文字本身的翻译，而是通过翻译打破语言障碍，从而促进文化的交流[3]。

诺德的“功能加忠诚原则”是对功能翻译批评理论的补充，不仅强调翻译本身的功能，还重视翻译对原著及读者的忠诚。在此，“功能”指译文可以在目标语国家的文化体系中起到学术交流作用;“忠诚”指翻译既要忠实原著又要兼顾读者的语言习惯。这一理论给出了翻译过程中经常碰到的一些问题的具体解决方案，如哪些语句属于可以保留，而哪些属于必须保留并进行相应的改写。

综上，功能翻译理论内部主流理论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系统解决翻译实践中遇到的问题。

3.功能翻译理论指导下的科技文的翻译

功能翻译理论的某些特征能够迎合科技文在句法翻译（包括词汇&语法）和整体篇章翻译方面的特点。

3.1词汇翻译

3.1.1动词名词化

与汉语动词使用的灵活性不同，英语中动词的形态改变有严格限制，动词名词化的方式在不影响原文意义的同时，有利于句子结构的精简。在忠实性原则指导下，科技文英译倾向使用名词化动词，以顺应目标语的表达习惯与文本特点。举例如下：

原文：……打造医疗旅游资源的品牌价值，开拓医疗旅游市场的规模，提升医疗旅游服务与产品的质量……

译文：…the building of brand value of medical tourism resources， the expansion of medical tourism market， the improvement of the quality of medical tourism services and products…（动词的处理在此加粗标注）

分析：原文中使用了多个并列动词，使得句子更加简短有力。翻译时应将这些动词名词化（“打造”翻译为“the building of”;“开拓”翻译为“the expansion of”等），以保证句子结构与层次的清晰性，更符合英文表达习惯。

3.1.2渲染词的省译

为增强语气，中文科技文通常带有很多中国特色的渲染词汇，是中国人独特思维方式的体现;然而，科技英语更关注文章的周密严谨，用简练的表达突出文章的重点信息。在翻译过程中，可以将渲染词省译。举例如下：

原文：……对我国医疗旅游资源的空间布局、特征、类型等更加深入地讨论……有利于医疗旅游资源的合理使用，大力提高我国医疗旅游资源的市场竞争力，有针对性地创新更多的医疗旅游产品……

译文：… the discussion of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 and type of medical tourism resources， and the exploration of China’s unique medical resources are favorable to the use of medical tourism resources， the improvement of market competitiveness of China’s medical tourism resources， the creation of more medical tourism products…（省译部分加粗标注）

分析：原文中使用了很多渲染词，例如“更加”、“深入地”、“合理”、“大力”、“有针对性地”等，都采取了省译策略，使译文更加简洁易懂。

3.1.3术语的处理

科技论文专业性强，术语使用密度高，翻译应当关注术语表达的准确性。举例如下：

原文：该文主要运用了定性的研究方法，包含网络分析法、实地调研法、SWOT分析法等。

译文：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is the main method of this paper， including network analysis method， field research method and SWOT（Strength， Weakness， Opportunity， Threat） analysis method.

分析：对于专业人士而言，原文中的SW OT分析法不难理解，但是考虑到非专业读者的阅读体验，因此在括号中将各字母的含义表示出来。

3.2语法翻译与篇章翻译

语法翻译通常融于篇章翻译中，在此将二者结合阐述。较之其他文体，科技文英译应注意的语法点主要在于主动变被动的处理。根据相关统计，在科技文教科书中，大约有将近一半的动词使用了被动语态，而汉语中更习惯主动语态的使用。因此，为了使得译文读者更容易理解，在翻译过程中要对语态作适当的转换。举例如下：

原文：……制订合理的医疗旅游方案，深入挖掘我国医疗旅游的独特优势，并进行医疗旅游产品的设计与创新。

译文：… a reasonable medical tourism scheme is developed， the unique advantages of medical tourism are exploited， and medical tourism product is designed and created.

分析：由于原文较长，而且结构相对复杂，因此在翻译时首先进行了断句。在翻译后半部分时，将汉语中的主动语态转换成被动语态，将汉语主动语态“制订”翻译成英语被动语态的“is developed”，将汉语主动语态的“挖掘”翻译成英语被动语态的“are exploited”，将汉语主动语态的“设计与创新”翻译成英语被动语态的“is designed and created”。这种不具备感彩的翻译方式，不但能够客观地将原文的语态特点表示出来，还能够让科技文的信息功能更加明显。

4.结语

在功能翻译理论的指导下，翻译不仅仅是不同语言之间的转变，更是一种具备较强目的性的交际行为。在翻译过程中，应当使用合理的处理策略，将译文的信息功能充分体现出来，实现交际目标。科技文是一种专业性很强的、以内容表达为目标的信息文本，为了将科技文的功能体现出来，需要运用交际翻译的合理处理策略，在保持原文信息不变的前提下，按照实际语体的习惯与结构进行适当的调整、转换与删减，从而使得科技文翻译质量更高。

参考文献：

[1]杨瑛.功能翻译理论与科技英语文体翻译方法分析[J].陕西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05）.

翻译科学论文范文第10篇

翻译是艺术吗？是艺术！仅就译者必须运用语言重新塑造原文中已塑造出的形象而言，

翻译就应当是艺术。这是无可非议的。但，翻译又不能仅仅是艺术，因为“在艺术世界中，无论是哪一种形态的艺术形象都是以社会生活为自己的生命源泉，都以生动的感性形式去反映生活的本质”’。译者的“生命”源泉仍在于原著之中。即便是文学翻译，译昔对原著的理解也不能只凭直感，任意发挥。这其中还要借助语言、逻辑去正确理解之。况且，翻译除了文学翻译外，还包括科技翻译，政论翻译等等。当然，这类翻译中也有创造，但我们还不至于可以荒唐到或是说这类翻译不是翻译，或是说大量这类的翻译都是艺术的地步吧！因此，无论是文学翻译，或是科技翻译，或其他种类的翻译总还是要讲点科学。关于这个问题，董秋斯先生在《论翻译理论的建设》一文中已有阐述。至于“翻译学”的提法国内早在本世纪十年代，或是更早些时候已有过，并非像有人所说的是“进口货”’。

此后，许多相关学科的发展，这其中尤其是语言学的发展，促使翻译研究沿着科学方向深入探索。近一二十年，广大译论工作者为建立翻译学大声疾呼、呐喊，作了不懈的努力，进行大规模、有益的探索。译界众多学者对建立翻译学寄以厚望，不少学者也为之付诸艰辛。此类专著、专论大量涌现，蔚为大观，但是，这一方面的研究工作常常为人们所误解。应该说，研究工作本身也存在一些不够完备之处，使这一仍处于孕育中的学科屡屡遭人非议。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关注。

什么是科学？有些人一提起“科学”二字就联想到物理、化学之类的自然科学，殊不知人间除了自然科学之外，还有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这三类科学研究的对象、方法及途经均不相同。把翻译学与物理、化学相提并论，不免拟于不伦。依此而否定翻译学是一门科学是不足为训的。

学科概念混淆，把翻译学视为一门自然科学加以理解、运作，在国内外皆有人在，致使一潭清水越搅越混了。

其实，科学是知识的体系，但不是所有的知识都能立即构成一个体系，一夜之间就使之变成一门科学。正如钱学森教授指出的，“知识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是现代科学体系；还有一部分是不是叫做前科学，即进入科学体系以前的人类实践的经验。”“……不管科学还是前科学，只是整个客观世界的一个很小的部分，而且情况是在变化的。一部分前科学，将来条理化了，纳入到科学的体系里……”依我们之见，尽管人类的翻译活动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基本上是凭借他人或自身的经验进行翻译。现有阐述翻译方法的论著大多还只是这类实践经验的总结。因此，翻译还只是“前科学”。但我们不能因此就断然否定它能向一门科学方向发展。世界在进步，学科在发展。客观的事物不能由某人说是就是科学，说不是就不是科学。不能在学术界搞武断，对刚刚才提出对建立翻译学的思考｀时就给予当头一棒，力图抑制她的问世。我们应该允许探索。提出“思考”就意味着是一种探索。所以有人提出翻译是一门正在探索中的科学5，这是较为恰如其分的。

既然是探索，就应该允许人们从多方面，多学科地进行。无端的否定未必即能奏效。即便在自然科学中，如哥白尼的“日心说”得到了伽利略的证实，成了冤案，却在几百年后才得以昭雪，何况人丈科学乎？但从另一方面说，我们也不能就因此把翻译学说得玄而又玄，似乎说得越玄乎就越高深。译学研究毕竟是源于实践，而后又回到实践来指导翻译实践的一门学问。译学研究不能脱离实践，这己成了译论工作者的共识。当前有些研究似乎已陷入了纯学院式的研究，说三道四、连篇累犊，却于翻译实践无补。拉上几十门学科，标上无数术语，并不表明一个学科之成熟，只会导致许多概念含混不清。这种“理论”显得极其庞杂，但未必有实用价值。又如对翻译单位的研究，按西方翻译理论的说法，划分为音位层、词素层、词层、词组层、句子层及话语层。就连提出这一理论的作者本人

都感到“翻译的基本难点之一，就是如何能在每个具体情况下，从语言学等级体系中找到相应的层次作为翻译单位。”。连这一“理论”的提出者都感到为难，那这类学院式的研究究竟对我国的翻译实践有多大指导意义，就很值得怀疑了。尤其是对于像汉语这样象形文字与西方语言对译中就更难发现其实用价值。继而再进一步探讨什么“必要和足够层次的翻译”或是“偏低、偏高层次的翻译”，势必就成了一纸空谈。

提到建立翻译学，就必定要设计语言学的问题。应该承认，语言学的发展给翻译学的发展开拓出新的思路。一方面，译者从语言学的角度，通过两种语言的话语对比，对语言中的现象及其实质有了更广泛、更深刻的了解，从而能在翻译中更自觉地掌握某些语言对比规律；另一方面，许多译论研究人员从语言学角度来研究翻译，运用语言学中的术语、概念来阐述翻译实践中出现的语言现象，总结出某些系统的经验，取得了一定成就。这一切都应归功于语言学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现在坚持翻译是艺术的学者基本上也还没脱离翻译研究应用语言学理论所归纳出的翻译实践中某些系统经验，就正说明这一点。但是，正如众所公认的，翻译是艺术。艺术创作本无定规。同一个原著的句子在正确理解的前提下，你可以这么译，他又可以那么译。甚至同一译者在不同时期也都有不同译法，均无可指责，全凭译者在上下语境中去“创造”。这是一；其二，正如语言学派代表人物一再申明的那样，他们“首先感兴趣的正是研究翻译过程的语言学方面”，“纯粹是就语言学的意义而言”’。很明显，他们研究的是语言，并不注重研究原著作者及译者的主体意识。他们只能对现成的译例在语言上作静态对比，只能考虑其表面现象。因此，就翻译研究而言，他们的研究必有偏失，或显得异常肤浅；其三，现代的语言学理论基本上是以西方语言为研究对象，对汉语的语言几乎未加触及。正如陈望道所指出的：“一般语言学的理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能，或者说很少能充分地、正确地概括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历史极其悠久、既丰富又发达的汉语事实和规律”8。汉语语言的起源、语言的总体结构以及语言的运用等诸方面与西方语言截然不同。仅以西方语言模式为基础建立起的语言学套在汉外对译中几乎是行不通的。何况，翻译所涉及到的不仅仅是语言问题。为此，语言学对于翻译研究有一定的局限性。妄图在这样的语言学基础上去创立翻译学，“不仅限于找出翻译过程中客观存在的规律，而且要为翻译工作者提供某些规范或｀规定’”’，那只能是一场迷梦！

这里还有一个如何对待西方翻译理论的问题。应该承认，我们对国外的译论知之太少。远的不说，仅就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所引进的国外译论的论著寥寥可数。我们殷切地希望这一状况今后能有所改善，以扩大我们研究的视野，增长我们的见识。但从另一方面说，我们在世界译坛面前不必妄自菲薄。要说我国的翻译事业在人才培养及学科建设上比西方国家落后，这是事实。但是，要说我国当代翻译理论研究、认识上比西方最起码要迟二十年工｀，我们对此不敢苟同。就文化总体而言，各国文化不是依照同一路线发展，不可能按一个普遍的、等同的阶段进行。世界各国人民生活的文化背景不同，面对的是不同的客观世界，由此提出以及需要解决的问题不一，所具有的经验也不尽相同。因此，就不可能有个普遍的、客观的价值标准来评判任一传统文化的优劣高下，更不能用某种文化价值观念来评判另一文化标准。很明显，我们同样不能拿某个文化背景下产生的翻译理论作为另一文化背景下产生翻译理论的标准。这中间不可能划分时间顺序的先后，而只能是互补、借鉴和相互渗透。

其实，国外的译论也是处于探索之中，也未必已成定论，甚至某些堤法未见合理。翻译学对于我们来说是一门正处于探索中的科学，对西方人何曾不也是如此？基于这祥的认识，我们就不至于会把国外的译论奉为至宝，视若·｀圣经，，，或为之惊讶不已。就以奈达为例，他早期认为翻译是科学，到了80年代又强调是一种艺术。这说明人对客观事物认识不是一成不变的，也应该允许有所改变。这里并不存在什么“正本清源”1“的问题。也不要因他人观点变了，我们就得跟着转。西方译界的论坛上曾提出过equivalence的问题。这一提法在西方也不是没有争议的。equivalence在自然科学中译为“等值”是指“量值”或“效应”大小方面的“等”。在某些学科中也就只译为“类”，“代”而已。西方人把它应用到翻译中，传入我国后不知怎么地译为·“等值”。于是就有人便在“等值”上做文章。翻译从某种程度上说本是一项不可为而又不得不为之的活动。它涉及到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不同风俗习惯以及不同的思维方式等等一系列问题。在东西方之间这一差别尤为显著。为此，在翻译中就存在“不可译”的现象，这其中何曾有那么多的“等值”可言？况且，至今为止，在人文科学中尚无像自然科学中所具有的量化公式。因此，严格来说，翻译中是无“值”可“等”的。又如上文中所提到的“偏低层次的翻译”和“偏高层次的翻译”，只不过是“直译”与“意译”的换一种说法而已，无“先进”，“落后”之分。认识到世界各国都在对翻译学进行探讨，我们就无需对西方的翻译理论顶礼膜拜了。

翻译科学论文范文第11篇

大凡自人类开始翻译活动，尤其是文字翻译活动以来，对翻译的研究便从未中断。每次随着翻译活动高潮的到来，翻译研究就趋向深入，翻译研究中的争论也就愈加激烈。这是不足为奇的。近来争论的焦点算是艺术观与科学观之争了。问题的核心是对科学观的意见不一。认定翻译是科学与不是科学的两派各执一端，但不免各有失偏颇。这其中除对“科学”的理解差异外，更主要的似乎还在于持科学主张内部的问题。现就有关的问题谈点我们的看法。

翻译是艺术吗？是艺术！仅就译者必须运用语言重新塑造原文中已塑造出的形象而言，

翻译就应当是艺术。这是无可非议的。但，翻译又不能仅仅是艺术，因为“在艺术世界中，无论是哪一种形态的艺术形象都是以社会生活为自己的生命源泉，都以生动的感性形式去反映生活的本质”’。译者的“生命”源泉仍在于原著之中。即便是文学翻译，译昔对原著的理解也不能只凭直感，任意发挥。这其中还要借助语言、逻辑去正确理解之。况且，翻译除了文学翻译外，还包括科技翻译，政论翻译等等。当然，这类翻译中也有创造，但我们还不至于可以荒唐到或是说这类翻译不是翻译，或是说大量这类的翻译都是艺术的地步吧！因此，无论是文学翻译，或是科技翻译，或其他种类的翻译总还是要讲点科学。关于这个问题，董秋斯先生在《论翻译理论的建设》一文中已有阐述。至于“翻译学”的提法国内早在本世纪十年代，或是更早些时候已有过，并非像有人所说的是“进口货”’。

此后，许多相关学科的发展，这其中尤其是语言学的发展，促使翻译研究沿着科学方向深入探索。近一二十年，广大译论工作者为建立翻译学大声疾呼、呐喊，作了不懈的努力，进行大规模、有益的探索。译界众多学者对建立翻译学寄以厚望，不少学者也为之付诸艰辛。此类专著、专论大量涌现，蔚为大观，但是，这一方面的研究工作常常为人们所误解。应该说，研究工作本身也存在一些不够完备之处，使这一仍处于孕育中的学科屡屡遭人非议。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关注。

什么是科学？有些人一提起“科学”二字就联想到物理、化学之类的自然科学，殊不知人间除了自然科学之外，还有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这三类科学研究的对象、方法及途经均不相同。把翻译学与物理、化学相提并论，不免拟于不伦。依此而否定翻译学是一门科学是不足为训的。

学科概念混淆，把翻译学视为一门自然科学加以理解、运作，在国内外皆有人在，致使一潭清水越搅越混了。

其实，科学是知识的体系，但不是所有的知识都能立即构成一个体系，一夜之间就使之变成一门科学。正如钱学森教授指出的，“知识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是现代科学体系；还有一部分是不是叫做前科学，即进入科学体系以前的人类实践的经验。”“……不管科学还是前科学，只是整个客观世界的一个很小的部分，而且情况是在变化的。一部分前科学，将来条理化了，纳入到科学的体系里……”依我们之见，尽管人类的翻译活动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基本上是凭借他人或自身的经验进行翻译。现有阐述翻译方法的论著大多还只是这类实践经验的总结。因此，翻译还只是“前科学”。但我们不能因此就断然否定它能向一门科学方向发展。世界在进步，学科在发展。客观的事物不能由某人说是就是科学，说不是就不是科学。不能在学术界搞武断，对刚刚才提出对建立翻译学的思考｀时就给予当头一棒，力图抑制她的问世。我们应该允许探索。提出“思考”就意味着是一种探索。所以有人提出翻译是一门正在探索中的科学5，这是较为恰如其分的。

既然是探索，就应该允许人们从多方面，多学科地进行。无端的否定未必即能奏效。即便在自然科学中，如哥白尼的“日心说”得到了伽利略的证实，成了冤案，却在几百年后才得以昭雪，何况人丈科学乎？但从另一方面说，我们也不能就因此把翻译学说得玄而又玄，似乎说得越玄乎就越高深。译学研究毕竟是源于实践，而后又回到实践来指导翻译实践的一门学问。译学研究不能脱离实践，这己成了译论工作者的共识。当前有些研究似乎已陷入了纯学院式的研究，说三道四、连篇累犊，却于翻译实践无补。拉上几十门学科，标上无数术语，并不表明一个学科之成熟，只会导致许多概念含混不清。这种“理论”显得极其庞杂，但未必有实用价值。又如对翻译单位的研究，按西方翻译理论的说法，划分为音位层、词素层、词层、词组层、句子层及话语层。就连提出这一理论的作者本人

都感到“翻译的基本难点之一，就是如何能在每个具体情况下，从语言学等级体系中找到相应的层次作为翻译单位。”。连这一“理论”的提出者都感到为难，那这类学院式的研究究竟对我国的翻译实践有多大指导意义，就很值得怀疑了。尤其是对于像汉语这样象形文字与西方语言对译中就更难发现其实用价值。继而再进一步探讨什么“必要和足够层次的翻译”或是“偏低、偏高层次的翻译”，势必就成了一纸空谈。

提到建立翻译学，就必定要设计语言学的问题。应该承认，语言学的发展给翻译学的发展开拓出新的思路。一方面，译者从语言学的角度，通过两种语言的话语对比，对语言中的现象及其实质有了更广泛、更深刻的了解，从而能在翻译中更自觉地掌握某些语言对比规律；另一方面，许多译论研究人员从语言学角度来研究翻译，运用语言学中的术语、概念来阐述翻译实践中出现的语言现象，总结出某些系统的经验，取得了一定成就。这一切都应归功于语言学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现在坚持翻译是艺术的学者基本上也还没脱离翻译研究应用语言学理论所归纳出的翻译实践中某些系统经验，就正说明这一点。但是，正如众所公认的，翻译是艺术。艺术创作本无定规。同一个原著的句子在正确理解的前提下，你可以这么译，他又可以那么译。甚至同一译者在不同时期也都有不同译法，均无可指责，全凭译者在上下语境中去“创造”。这是一；其二，正如语言学派代表人物一再申明的那样，他们“首先感兴趣的正是研究翻译过程的语言学方面”，“纯粹是就语言学的意义而言”’。很明显，他们研究的是语言，并不注重研究原著作者及译者的主体意识。他们只能对现成的译例在语言上作静态对比，只能考虑其表面现象。因此，就翻译研究而言，他们的研究必有偏失，或显得异常肤浅；其三，现代的语言学理论基本上是以西方语言为研究对象，对汉语的语言几乎未加触及。正如陈望道所指出的：“一般语言学的理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能，或者说很少能充分地、正确地概括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历史极其悠久、既丰富又发达的汉语事实和规律”8。汉语语言的起源、语言的总体结构以及语言的运用等诸方面与西方语言截然不同。仅以西方语言模式为基础建立起的语言学套在汉外对译中几乎是行不通的。何况，翻译所涉及到的不仅仅是语言问题。为此，语言学对于翻译研究有一定的局限性。妄图在这样的语言学基础上去创立翻译学，“不仅限于找出翻译过程中客观存在的规律，而且要为翻译工作者提供某些规范或｀规定’”’，那只能是一场迷梦！

这里还有一个如何对待西方翻译理论的问题。应该承认，我们对国外的译论知之太少。远的不说，仅就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所引进的国外译论的论著寥寥可数。我们殷切地希望这一状况今后能有所改善，以扩大我们研究的视野，增长我们的见识。但从另一方面说，我们在世界译坛面前不必妄自菲薄。要说我国的翻译事业在人才培养及学科建设上比西方国家落后，这是事实。但是，要说我国当代翻译理论研究、认识上比西方最起码要迟二十年工｀，我们对此不敢苟同。就文化总体而言，各国文化不是依照同一路线发展，不可能按一个普遍的、等同的阶段进行。世界各国人民生活的文化背景不同，面对的是不同的客观世界，由此提出以及需要解决的问题不一，所具有的经验也不尽相同。因此，就不可能有个普遍的、客观的价值标准来评判任一传统文化的优劣高下，更不能用某种文化价值观念来评判另一文化标准。很明显，我们同样不能拿某个文化背景下产生的翻译理论作为另一文化背景下产生翻译理论的标准。这中间不可能划分时间顺序的先后，而只能是互补、借鉴和相互渗透。

其实，国外的译论也是处于探索之中，也未必已成定论，甚至某些堤法未见合理。翻译学对于我们来说是一门正处于探索中的科学，对西方人何曾不也是如此？基于这祥的认识，我们就不至于会把国外的译论奉为至宝，视若·｀圣经，，，或为之惊讶不已。就以奈达为例，他早期认为翻译是科学，到了80年代又强调是一种艺术。这说明人对客观事物认识不是一成不变的，也应该允许有所改变。这里并不存在什么“正本清源”1“的问题。也不要因他人观点变了，我们就得跟着转。西方译界的论坛上曾提出过equivalence的问题。这一提法在西方也不是没有争议的。

equivalence在自然科学中译为“等值”是指“量值”或“效应”大小方面的“等”。在某些学科中也就只译为“类”，“代”而已。西方人把它应用到翻译中，传入我国后不知怎么地译为·“等值”。于是就有人便在“等值”上做文章。翻译从某种程度上说本是一项不可为而又不得不为之的活动。它涉及到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不同风俗习惯以及不同的思维方式等等一系列问题。在东西方之间这一差别尤为显著。为此，在翻译中就存在“不可译”的现象，这其中何曾有那么多的“等值”可言？况且，至今为止，在人文科学中尚无像自然科学中所具有的量化公式。因此，严格来说，翻译中是无“值”可“等”的。又如上文中所提到的“偏低层次的翻译”和“偏高层次的翻译”，只不过是“直译”与“意译”的换一种说法而已，无“先进”，“落后”之分。认识到世界各国都在对翻译学进行探讨，我们就无需对西方的翻译理论顶礼膜拜了。

翻译科学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 翻译研究；范式；研究模式；方法论

Abstract: A paradigm is a model of scientific achievement and sets guidelines for research; the breakthroughs in western translation studies have always been accompanied by paradigm shifts. The paper briefly surveys the major developments in western translation studies， analyses the limitation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maintains that what is urgently needed now are new paradigms which could enlarge the research scope， usher in a persity of research models and provide research methods and approaches that are objective and scientific.

Key words: translation studies; paradigm; research models; research methods

一、 科学研究的范式

译学要上升成为科学体系，要正确描述和解释翻译活动，必须依靠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或之所以区别于宗教或伪科学，就在于认知的权威，即科学客观地描述实在；而认知的权威又在于用以发现和描述规律的理性准则——科学方法的权威（吴小英，2000：18）。古典科学强调观察、归纳、预测和重演。波普尔（Karl Popper）强调可证伪性（falsifiability），即科学的理论必须是可证伪的；传统理论正是在不断被证伪的过程中逐渐被新兴理论所代替。库恩（Thomas Kuhn）强调研究范式（paradigm）的演进和变迁。他指出，“科学不是事实、理论和方法的简单堆砌，科学的发展也不是知识的简单积累，而是通过范式的不断转换所进行的不断革命的进程”（吴小英，2000：19）。在著名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库恩认为，哥白尼、牛顿、达尔文、庞加莱(Henri Poincare)、爱因斯坦等所进行的研究，都因改变了当时的研究范式才引发了科学史上的革命。赫曼斯指出，范式为翻译研究制定“指导原则”，是“研究特定问题的手段”和“解决问题的方法”（Hermans，1999:9-10）。因此，范式实际上包括了科学共同体所共有的理论假设、研究模式、研究方法、价值标准和形而上学的原则。范式不仅是科学研究的必要条件，而且是学科成熟的标志：只有当一门学科的研究者（至少是一部分研究者）形成了共同的范式，该学科才从前科学时期进入科学时期。西方翻译研究的发展就生动地体现了新旧研究范式的演进与交替。

二、 翻译流派与范式的演进

研究范式的演进最明显地反映在翻译理论家划分翻译史的观念上。纽马克以语言学翻译论的兴起作为翻译前语言学模式时期与语言学模式时期的分界（廖七一，2001：166），认为前语言学模式时期的翻译研究“忽视了翻译与意义、思维以及语言普遍性的关系”，讨论往往局限于原文与译文、直译与意译、优美与忠实之争，理论上没有多大发展。20世纪50年代以来，卡特福德、奈达、费道罗夫、穆南、威尔斯等将系统功能语法、转换生成语法、语言结构、文本功能等引入翻译研究，分析和制定翻译活动中语言转换的规律，成绩卓著，翻译研究局面为之一新。

奈达将翻译研究划分成语文学派、语言学派、交际学派和社会符号学派（Nida，1984:9-15），更加明显地表现了范式的演进。语文学翻译观注重“语义结构，内容选择和组织的方式”，“详细分析修辞手法，权衡和比较修辞价值”（ibib:9）。语言学的翻译观将翻译视为比较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强调意义的构成特征和语言结构，力图制定对等转换的规则。交际学的翻译观着重研究动态使用中的语言，刻意分析文本内容、形式、接受者以及交际情景对翻译的影响。社会符号学的翻译观以皮尔斯和艾科的符号学理论为理论基石，强调“语言的功能以及这些功能与其他符码的关系”（ibib:11），强调符号、所指和解释者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这四种翻译研究模式不仅承前启后，在时间上有相随性，而且在理论假说、研究模式和研究方法上均有革新和超越：语言学派克服了语文学派将文本孤立于整个语境和情景之外的缺陷；交际学派又克服了语言学派过分倚重语言结构而无视语言交际功能的倾向；而社会符号学派则力图克取交际学无法充分考虑翻译中各种符号交互作用的不足。

根茨勒（E.Gentzler）将当代翻译研究划分为五大流派：美国翻译培训班派、翻译科学派、早期翻译研究派、多元体系派和解构派主义派，同样体现出翻译观念的嬗变。美国翻译培训班派将翻译视为一门艺术，认为培训班可以加强学生对文学和语言的认识和理解，进而通过翻译经验的交流提高翻译技艺和水平，强调文学翻译中“创造性转换”，注重作品的“文学价值”（廖七一，2000：17）。

翻译科学派即翻译语言学派。从历史的发展来看，翻译语言学派是对19世纪施莱尔马赫、洪堡等人语言学和翻译观的批判继承，同时又是对语文学或培训班重文学价值和美学体验而缺少系统化理论的反拨，使翻译研究深入到词、短语、句子的层次上。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布龙菲尔德的结构语言学和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为翻译语言学派提供了理论根据。

早期翻译研究派认为，无论是从文学或是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翻译，都存在难以克服的局限性。他们借用俄国早期形式主义的研究成果，认为在翻译中文学作品的主题无关宏旨，重要的是作品的“文学性”，即使作品之所以成为文学作品的诸多因素。同时，翻译研究应从狭隘的原文——译文内部关系扩展到翻译的外部关系——社会历史因素。

多元体系派是早期翻译研究派符合逻辑的发展和超越。早期翻译研究派注重翻译中一对一的等值关系，而多元体系派将翻译理论概念置于更大的文学、社会和文化的系统框架之中进行考察，试图为翻译研究设计出一个多维的构架整体，并且认为目的文化的社会文学标准决定了译者的美学假设，因而影响翻译的全过程。此外，多元体系派还特别注重客观描述在翻译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解构主义翻译派一反传统的翻译观，认为文本的结构与意义既不确定，又难把握，因而否定原文——译文，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种种二元对立关系，主张原文与译文、作者与译者应该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Bassnett，1996:11）。其次，解构主义派超越了微观的翻译技艺的讨论，从形而上的角度审视翻译的性质与作用，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翻译观念。

翻译理论家从不同的角度对翻译所做的概括，清楚地勾画出翻译研究的发展轨迹，同时又深刻地揭示出研究范式的交锋与替代。其中有研究视野的扩展，也有研究视角的转换；有对传统翻译观念的扬弃，也有研究重心的转移；有新的研究思路的引进，也有研究手法的更新。可以看出，西方翻译研究范式的转型“带有明显的横向开拓特征”，即“文化外求”。方向大致有三：1）外求于“他种文化”，如借鉴巴西食人主义的翻译观；2）外求于“边缘文化”，如女性主义的翻译观；3）外求于“他种学科”，如语言学、符号学、信息论等（参见乐黛云，1998：7-8）。了解范式在翻译研究中的积极意义和范式转型的特征，对探索中国译学新的研究范式具有重要意义。

三、 研究范式与中国译学

纵观中国译学史我们也能发现类似的发展模式，译学研究的高潮与理论的创新或思维的拓展始终交织在一起。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彦琮的“十条八备”，玄奘的“五不翻”，赞宁的译经“六例”，马建忠的“善译”，严复的“信达雅”，以及傅雷的“神似”说和钱种书的“化境”说，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视为对传统译学的扬弃。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译学至今仍然是因袭多于创新，考证诠释多于建树和超越。辜正坤就指出，“信、达、雅这三字经一样的论点，即便在1700年前支谦的一段不足300字的文字中就已能逐字拈出”（辜正坤，2001：11），“译界学人近百年来几乎不敢越雷池一步”。似乎天不变，道亦不变；中国传统译学的研究方法似乎无须有所革新，研究视野也无须有所扩展。然而，辜正坤同时又指出，“从纯理论的角度讲，把信、达、雅并列起来作为翻译标准是具有逻辑缺陷的”（同上）。

中国译学的局限性基本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译学研究的视域狭窄，观念僵化。传统译论在原文与译文对比研究和字词句推敲上颇有建树，但对原文——译文以外更广阔的领域很少涉猎。科学与艺术之争、可译与不可译之争、直译与意译之争等形成了僵硬的二元对立。第二，研究思路和模式缺乏多样性和丰富性。译学研究的对象仍然以文学翻译和学术翻译为主，其题材的翻译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译学主要的理论来源仍局限于中国传统文论，缺乏跨学科的理论支撑。第三，在方法论上，传统译论长于“模糊、抽象的定性概括”而“弱于条分缕析的量化陈述”（辜正坤，2001：11）；长于随感而疏于实证；重点评和个人经验而轻概括和理论提升。因而扩大理论视域，引入多元互补的研究模式，探寻客观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成为促进研究范式转型的首要任务。

1． 扩大研究视域

翻译学科的建立必须以科学体系的认定为前提。霍姆斯曾经指出，翻译学应该有两个主要目标，一是客观描写“翻译过程和翻译作品的各种现象”，二是确立“描写或预测上述现象”的“普遍原理”(Holmes，1972;Venuti， 2000:176)。霍姆斯将翻译学划分为“纯”翻译学和应用翻译学两大分支，而纯翻译学又细分为理论翻译学和描述翻译学。他提出的翻译学研究范围的设想，后经图里（G.Toury）进一步阐释和完善，受到译学界的普遍认可（Baker，1998:278）。

其后，巴斯奈特（S.Bassnett）又提出译学应该包括四个最基本的领域：

1） 译学史，包括不同历史时期翻译的理论研究、翻译评论、翻译授权出版的具体步骤、特定时期翻译的作用与功能、翻译方法的发展以及翻译作品分析；

2） 译语文化中的翻译研究，包括具体文本、作者或学派本身所在的文化习俗，翻译对译语文化的影响，以及译语文化中翻译取舍的原则；

3） 翻译与语言学研究，着重译语与原语语言要素的比较研究，如音素、词素、词汇和句法等的比较研究，语言等值问题、语义问题、不可译性问题、机器翻译以及非文学翻译的研究；

4） 翻译与诗学研究，包括概述性研究和具体文学领域的研究，如诗歌、对剧、小说等文本翻译，或者电影文学翻译，具体译者的诗学研究、译者诗学对比研究、诗学结构研究、译文与原文相互关系，以及“作者—译者—读者”相互关系的研究等等（参见Bassnett-McGuire， 1991）。

与霍姆斯和巴斯奈特提出的翻译研究范围相比，中国传统译学的研究领域过于狭窄。翻译始终被当作文人雅士的一种技艺，研究大多集中在原文—译文比较，具体转换技巧或先验性的翻译标准方面，长于“一字一词的得失”和“增词、省略、重复、反译、分句和合句”这些基本技巧的总结与归纳，“忽视对翻译基本问题和对翻译及翻译有关的问题的客观研究”（许钧，2001：4）。视野基本局限于“案本—求信—神似—化境”，“文”与“质”的争论，以及对严复信、达、雅理论的“挽救”与“完善”（朱志瑜，2001：3）。对翻译文本的选择、翻译策略的取舍等至关重要的社会文化因素，对译文产生的重大社会影响等紧迫问题却很少有人问津。直到最近几年才开始出现研究“主题文化的规范和环境”，以及“翻译活动与主体文化”相互影响的著述（孔慧怡，1999：3），逐渐打破了这一领域沉寂的局面。对那些与翻译实践有一定距离，目前尚缺乏实践意义、但具有前瞻性的问题，特别是形而上的探讨一直是讳莫如深。

译学研究既要重视文本或翻译机制，但也不能漠视主体文化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既要甘于形而下的分析研究，也要有人敢于从事纯理论的探讨，对语言与民族精神、翻译的性质、翻译活动的一般规律、“意义的阐释和传递的纯文本理论”等问题进行形而上的观照（盛宁，1997：287）。19世纪施莱尔马赫（F. Schleiermacher）、洪堡（W. Humboldt）等对翻译和语言相互关系的分析，20世纪上半叶本杰明在“译者的任务”一文中对“纯语言”、“亚当的语言”以及原作的“来世”（afterlife）等观念的阐述，都超越了当时人们的认可能力，甚至被认为是“神秘主义”的产物（蒋骁华，1995：64）。但是到了20世纪末，这些研究竟成为解构主义翻译观灵感的源尔和理论基石，促进了文本互文性的研究，为创译提供了理论依据，引发了翻译观念的革新。纯理论的前瞻性和宏观指导意义由此可窥一斑。

2． 引入多元互补的研究模式

理论视域的扩展自然会促使研究模式呈现出多样性和丰富性。到了20世纪后半叶，翻译题材和内容已不再局限于文学、宗教、哲学和科技翻译；翻译也不再被看成是纯粹的语言转换，而是跨文化的交际活动。传统印象式、点评式、随感式的翻译批评日渐苍白，显得力不从心，很难产生令人信服的研究成果。要正确地描述翻译活动的方方面面，必然需要从其他学科借用研究模式。由于翻译的跨学科性质，相关学科无疑会对翻译的某一侧面或层次提供理论框架，多种研究思路也必然会在翻译研究中找到适应性。

语言学的最新发展继续为翻译研究注入活力。自从卡特福德、奈达等成功地运用系统功能语法，转换生成语法研究翻译之后，语言学的研究模式使翻译中语言各个层次上的分析更为精细和完整。贝尔（Roger Bell）试图用心理语言学来研究口译和笔译，加深我们对翻译心理过程和“对人类一般交际行为的认识”（Bell， 1998:190）。哈特姆（B. Hatim）和梅森（I. Mason）则从话语分析的角度研究翻译的“交际层面、语用层面、符号层面”对译者的制约作用，以及从“文本类型、文本结构”等方面讨论了“衔接方式如何在语境因素的作用下影响译者的翻译活动”（廖七一，2001：267）。

同样，文学研究的发展也为翻译提供了新的研究模式。文艺心理学将视角从文本转移到译文的读者，强调读者的心理功能和审美体验；现象学既重视文本的本体结构和要素的剖析，又特别强调译者（原文读者加译文作者）与译文读者的创造性；读者反应理论强化了阅读接受和批评活动的主体性观念，揭示了读者反应种种差异产生的原因；接受美学与阐释学又深化了人们对文本意义的理解，重视读者期待对翻译内容的取舍与翻译手法的选择的反馈作用。例如，奈达就认为，翻译既然是选择和决策的过程，那么选择与决策的大脑活动机制自然应该是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与翻译紧密相关的语言能力也许就深植于DNA或人的大脑之中（Nida and Liao Qiyi，2000:52），研究和破译翻译中的“黑匣子”显然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巴斯奈特等对当代的社会需求和翻译的总体状况进行了自觉的反思，提出了文化的翻译观，在翻译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使翻译研究柳暗花明，前景豁然开朗。文化翻译论者认为文本不是语言中静止不变的标本，而是译者理解作者意图，并将这些意图创造性再现于另一文化的语言表现（Snell-Hornby，1994:2），因而翻译绝不仅仅是复制和模仿，而是文化协调和操控（cultural mediation and manipulation）。文化人类学家从神话诠释的角度分析了翻译的多样性、多极性和连续性的本质（multiplicity， plurality and serial nature）（Flotow， 1997:47），改变了人们对意义单一性，以及原文尊贵、译文卑贱的二元对立认识。后殖民主义理论在我们看来虽有些超前，但是，我国最近几年版权引进与输出（外译汉与汉译外）的严重失调就不能不让我们深思“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概念对我国译学未来的潜在影响。西方女性主义的兴起与蓬勃发展已经极大地动摇了人们对翻译许多基本问题的传统认识，一批女性译者还按照女性主义的原则从事翻译实践；无视这些事实的存在，对其置之不理至少不是科学的研究态度。甚至出版社、赞助人、大学课程设置与教授聘用，以及政府行为和政策对原文作品的选择，对译者翻译策略和翻译手法的限制，都成为译学研究的课题。与计较一字一词的得失相比，研究主体文化的规范如何制约和影响翻译政策和策略，似乎意义更加重大。而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嫌不足，没有“达到真正突破性的发展”（孔慧怡，1999：5-6）。例如，西方译界忌讳的将本族语翻译成外语的做法在中国却经久不衰，许多翻译名家也乐此不疲。这就是一个十分有趣和极有意义的研究课题。这些译作（中国学者翻译成外文的四书五经、唐诗宋词和种种古典名著）在西方的传播和影响如何？译者的翻译理念与中国文化身份的塑造有何关系？中国译者与西方译者在翻译观念、翻译标准、翻译方法上有何异同，有何侧重？这些问题实际上能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中西译论的差异。

翻译活动的跨学科性不仅决定翻译研究模式的多样化，而且使翻译的目的、标准、观念、策略和手法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圣经》向来被认为是“上帝的语言”，“亘古不变”。翻译《圣经》这样严肃的宗教作品，忠实一直被视为头等重要的标准。然而，英文《圣经》今天也有了数十个版本争奇斗艳，异彩纷呈：《钦定本》“最优美”（unrivaled Beauty），《新美国标准圣经》“最准确，最能传达神的意志”（accurae and revealing），《人民语言新约》“可读性特强”(unusual readability )， 《当代语言新约》“最明白晓畅”（clarity）（see New Testament: The Four Translation）。既然在传达“上帝的语言”的时候都必须根据不同的目的和对象有所侧重，采用不同的翻译标准和手法，遑论其他！如此看来，目的论 (skopos theory)提出的翻译主张自有其合理的地方。除了文学、语言学和文化研究之外，心理学、人类学、信息论，甚至自然科学的某些最新成果，如配价理论（valency theory）、熵（entropy）、模糊论（fuzzy set theory）、耗散结构、拓扑学（topology）等，也都为翻译研究提供了理论框架或分析原则。

翻译科学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 西方翻译研究；语言学转向；研究范式

[基金项目] 2012年度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生态翻译学与其它翻译研究范式对比研究”（编号：L12DYY035）。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12-007-1

译学要上升成为科学体系，要正确描述和解释翻译活动，必须依靠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库恩在科学的革命一书中提出了范式（paradigm）这一概念。他认为，科学不是事实、理论和方法的简单堆砌，科学的发展也不是知识的简单积累，而是通过范式的不断转换所进行的不断革命的进程。赫曼斯指出，范式为翻译研究制定指导原则，是研究特定问题的手段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因此，范式实际上包括了科学共同体所共有的理论假设、研究模式、研究方法、价值标准和形而上学的原则。范式不仅是科学研究的必要条件，而且是学科成熟的标志： 只有当一门学科的研究者形成了共同的范式，该学科才从前科学时期进入科学时期。西方翻译研究的发展就生动地体现了新旧研究范式的演进与交替。综合国内外学者对翻译研究范式的不同划分，笔者将翻译研究置于语文学范式、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解构主义范式和综合研究范式等四个范式之下进行讨论。

一、翻译研究的语文学范式

在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出版之前，西方译论一直处在语文学阶段。在这漫长的时期内，西方的翻译研究一直处于一种主观式的评论之中，无科学可言。译者以自己所喜好的方式来翻译，而评论者也以个人的好恶来评论，重点在于遣词用句之精当，欣赏所谓神来之笔，注重神韵，所以评论多为点评式、随感式。这种翻译观缺乏理论基础和一定的哲学基础，带有一定的主观主义，又带有神秘主义色彩。

二、翻译研究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

这一阶段的翻译研究表现为翻译的语言学派或科学学派。该派将翻译看作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翻译研究应该在语言学的框架下进行，每一翻译流派都可以找到一种语言学理论为依托。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卡特福德、费道罗夫、奈达、纽马克、威尔斯、列维等。翻译的语言学派以先进的语言学为背景，主张对文本的意义进行科学客观的分析，提出了比较系统的翻译理论模式，使翻译研究摆脱了点评式、随感式和印象式的翻译方法，对传统译论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结构主义翻译观认为，原文具有固定的意义，原文作者是原文的主体，因而在翻译中译者必须仰视原文及其作者，将其作为翻译中的本原，把再现原文当作自己的中心任务，以求得译文与原文之间的等值。从结构主义语言学翻译理论的发展轨迹来看，无论是奈达的形式对等和动态功能对等，卡特福德的等值翻译，还是威尔斯的受者等值等，强调的都是等值或对等。

三、翻译研究的解构主义范式

随着翻译研究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其他领域的理论也被引入到翻译研究领域中来。20世纪60、70年代以来，结构主义语言学观在翻译领域开始遭到愈来愈多的冷眼，出现了所谓的理性危机。一些翻译理论家为了克服这一问题，陆续将其他领域的一些理论引入翻译研究领域，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应运而生。德里达认为，结构主义大师莱维・斯特劳斯的结构被赋予了一个既制约结构又逃避结构的中心，而自柏拉图直至结构主义以来的许多哲学观念都存在着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问题。于是，消解中心和本源，颠覆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论变成为德里达解构主义的基本内容。解构主义翻译观轰轰烈烈了二十年左右，对打破传统的翻译一元论的单一标准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它不但没有证明它是我们翻译研究的终极目的，相反，它炽烈的发展势头更快地暴露了它自身的严重缺陷。

四、综合研究范式

学者们意识到，翻译研究应当把语言的内部研究（语言层面）和外部研究（文化层面）结合起来。这种理论实际上就是施奈尔霍恩比所提出的综合范式。在翻译研究综合法一书中，她回顾并分析了翻译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提出了翻译研究的综合法，并试图将翻译研究的各个分支归结于一个能够包罗万象的综合法之中。斯内尔.霍恩比借鉴吸收语言学派和文学派翻译理论各自的优点和长处，提出了建立翻译研究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见解。霍恩比立足于翻译研究学派和翻译文化学派的基本立场，批评语言学派将翻译研究划归为应用语言学。

结束语：西方翻译理论研究范式的嬗变，对西方翻译研究的发展意义重大。语文学范式中的翻译理论缺乏现代语言学理论和现代文艺理论的指导，把翻译行为看成是一种灵感与悟性的表现。在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之中，各翻译学派都以先进的语言学理论为背景，主张对原文文本的意义进行科学的分析，提出了比较系统的翻译理论模式。文化学派和解构主义者意识到翻译已不仅仅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而是涉及到政治、意识形态、权利等因素。所以，解构主义很快就暴露出其弱点。翻译研究呼唤一种新的理论和研究范式的出现。霍恩比提出了翻译研究的综合法，主张将语言内部研究和语言外部研究相结合，为翻译研究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参考文献：

[1]Hermans，Translation in Systems [M].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1999/2004.

[2]陈大亮.翻译研究：从主体性向主体间性转向[J].中国翻译，2005，（2）.

[3]廖七一.范式研究与中国译学[J].中国翻译，2001，（5）.

[4]吕俊.我国翻译研究的回顾和展望[J].中国翻译，2001，（6）.

[5]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260-261.

[6]吴小英.科学、文化与性别[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8-19.

翻译科学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翻译目的论 英语教学 策略

从人类有了语言交往，翻译就产生了。几千年来，世界各国的学者们关于翻译的研究不断深入，涌现出丰富的翻译理论和众多翻译学派。其中，目的翻译派是最具代表性的学派之一，近年来，该理论在中国翻译界和教育界受到广泛关注，不少专家和学者撰文介绍目的翻译理论。研究者总结了该理论的起源和发展，本文在此基础上对应用型本科院校英语翻译教学模式进行探讨。

翻译目的论理论Skopos是希腊语，意为“目的”。翻译目的(skopostheorie)是将Skopos概念运用于翻译的理论，其核心概念是：翻译过程的最主要因素是整体翻译行为的目的。Skopos这一术语通常用来指译文的目的。为了避免概念混淆，诺德提议对意图和功能作基本的区分：“意图”是从发送者的角度定义的，而“功能”指文本功能，它是由接受者的期望、需求、已知知识和环境条件共同决定的。

在弗米尔的目的论框架中，决定翻译目的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是受众――译文所意指的接受者，他们有自己的文化背景知识、对译文的期待以及交际需求。弗米尔认为原文只是为目标受众提供部分或全部信息的源泉。可见原文在目的论中的地位明显低于其在对等论中的地位。

一、应用型本科英语专业翻译教学现状

翻译教学一直受到广大学者尤其是翻译教学一线教师的广泛关注。而在中国，现今的翻译教学效果仍然不理想。传统的翻译教学认为：翻译就是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在这种教学模式中，“学生完成练习，教师给出参考译文，结合译文讲解技巧”。翻译仅被视为一种词汇、短语以及句子的语码转换，这给学生翻译能力的培养带来了阻碍，学生过于重视对等，却忽略了文本的整体性，造成了交际活动的失败。这种教学方法必然导致多数学生对翻译学习失去兴趣、翻译水平无法取得更大进步的局面。

二、策略

1.明确目的翻译理论对翻译教学的启示。翻译目的论

认为译文最终是为读者服务的，译者应遵循的原则实际上是译文功能目的论。功能目的论反映在教学上就要求学生明白翻译的预期目的，目的不同则翻译策略也不同。翻译有确定对象，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学生在翻译实践中要理论联系实际，选择适当的翻译方法和技巧，体现译文的功能性，达到预期的翻译目的，给出读者满意的译文，满足读者对译文的期待和交际需求。

2.加强翻译理论的讲解。翻译理论可以指导翻译实践，但英语专业本科生传统的翻译课教学基本围绕翻译技巧讲解，老师认为翻译理论晦涩难懂，在课上往往避而不谈。更有不少学者认为翻译理论是英语专业研究生的课程，无需给本科生讲解。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发现，学生在进行翻译实践时，由于缺乏理论指导，书本上的各种翻译技巧也无法熟练应用，很多学生知难而退，导致翻译教学效果低下。针对这一问题，翻译课中除了进行翻译实践方面的训练之外，还应注重选择实用性强的翻译理论进行讲授，以理论指导实践，真正提高翻译水平。

3.注重培养学生的文化交际效果。翻译的跨文化性决

定了其根本任务不是语言的转换而是信息的传达。如果脱离文化背景，语言错位，信息载体的作用也将大打折扣。从这个角度来看，熟悉两种文化之间的异同比单纯掌握两种语言显得更为重要。在翻译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注意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逐渐帮助学生提高对文化异同的敏感度，使学生着眼于翻译的整体功能，充分考虑译文交际情景，优先解决语用和文化问题。教师应针对性地根据学生的专业方向和学生毕业去向选取合适的翻译资料，培养提高学生的双语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

三、结语

随着国际间经济与科技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急需大批翻译人才，当前的英语专业的翻译教学还远远达不到要求。把目的翻译理论引进翻译教学是高校翻译教学改革的一个有力举措，这对于更新翻译教学理念，改革传统翻译教学模式，提高教学质量，培养更多更好的翻译人才，无疑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本文系院级课题结项成果之一。项目名称：目的论关照下的应用型本科院校英语专业翻译课探索。项目编号：2011008.

参考文献:

[1]罗选民.中国的翻译教学:问题与前景[J].中国翻译.2002(4).[2]傅敬民,张顺梅,薛清.英汉翻译辨析[M].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8).

翻译科学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中国传统译论翻译美学接受美学发展

Abstract:Chinesetranslationstudiesarecloselyrelatedtoaestheticswithalonghistoryofphilosophy.Thispaperdiscussesthesourceandnatureoftranslationaestheticsanditsschoolandmethodology,andChinesetraditionaltranslationstudiesareconsideredasanendwithXuYuanchong’s“ThreeBest”.Combinedwithwesterntranslationtheories,thetrendsoftranslationaestheticsinChinaareexplored,whichispointedoutthattranslationaesthetics,basedondynamicandreasonablecommunicationinlanguagetransformation,focusesonalltheconstituentsinvolvedintheprocessoftranslationtoreproducethepragmatic,cultural,socialvaluesofsourcelanguage,whichisbelievedtobeofgreathelptothereconstructionoftranslatology.

Keywords:Chinesetraditionaltranslation;aesthetics;receptionaesthetics;reductionanddevelopment

1.引言

美学思想源远流长，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了，但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却才只有两百多年。1750年德国的启蒙思想家、哲学家和美学家鲍姆嘉登（AlexanderGottliebBaumgarten）以美学（Aesthetics）为名，出版了他的美学著作，并用这个术语把美学规定为研究人的感性的科学。本书被看作是美学成为正式学科的标志。在中国，尽管美学思想历史也很久远，千百年来门类派别也很多，但却一直没有美学这样的学科，美学这门学科，还是从西方美学传入中国的。典型的中国传统译论是以中国传统哲学、人学、文学、美学、文章学、文艺学、语言学为其理论基础和基本方法而形成的翻译理论，其发展可归结为：佛经序翻译理论、正名论翻译理论、哲学化理论、文艺学理论（王宏印，2003：220-221）。中国译论从理论命题到方法论都与哲学–美学紧密相连（刘宓庆，2005：59）。支谦在《法句经序》中提出了翻译“美言不信，信言不美”的译论，而且“美”与“信”、“文”与“质”的统一协调始终贯穿于中国美学译论的主流。此外中国传统译论还呈现出其他美学命题，而中国传统译论发展到目前，可以说已经进入晚期（王宏印，2003：227）。

面对蕴涵浓厚美学思想的译论终结，我们的译论路在何方呢？中国翻译美学思想又是如何在中西结合的译论中得以新生呢？本文针对这些问题，回顾和探索近十年中国翻译美学研究的新发展。

2.中国传统翻译美学的终结

王秉钦（2005：4）总结出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发展史以十大学说为重要标志：古代的“文质说”（以支谦为代表），近代的“信达雅说”（严复），现代的“信顺说”（鲁迅），“翻译创作论”（郭沫若），“翻译美学论”（林语堂），“翻译艺术论”（朱光潜），“艺术创造性翻译论”（茅盾），“神似说”（傅雷），“化境说”（钱钟书），“整体论（焦菊隐）。马建忠在其《马氏文通》中提出“善译”之说：“必先将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深嗜笃好，字栉句比，以考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当相之实义，委曲推究，务审其声音之高下，析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精深奥折之所由然”（王秉钦，2005：36）。这段话的义蕴是相当丰富而全面的，涉及了风格学、文法学、修辞学，以至进入一般文化研究的领域。马建忠的“善译”力求与原文在意思上无一毫出入，而且使读者读了译文后能达到与原文读者相同的感受。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里说：“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则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也就是说既要通顺，又要忠实。茅盾还是迄今所知中国译论史上最早又最明确地提出翻译不可失却“神气句调”，即强调“神韵”这一重要观点的。可见，“神韵”这一中国传统美学中的重要观念是在新文学运动开展以后才被正式引入翻译理论的。郭沫若曾创造性地提出了“风韵译”和“气韵”的说法。如：诗的生命，全在它那种不可捕捉之风韵，所以我想译诗的手腕于直译意译之外，当得有种“风韵译”。郭沫若所强调的“风韵”与“气韵”，与茅盾当时强调的“神韵”是一个意思。可见在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都对翻译美学作出了贡献。傅雷毕生从事翻译工作，他在翻译理论方面的“神似”说与钱钟书先生的“化境”说都很典型，是对文学翻译提出的美好追求目标和最高美学理想。陈西滢则借鉴美术创作的实践和理论，提出了翻译中的“形似、意似和神似”之说，这在中国译论史上带有创见意义。在翻译美学和风格的研究上，刘宓庆也有独到之处，如他的艺术观赏中的“超脱”、审美认识转化中的时空差和智能差以及再现审美体验规律的三种手段等。再如黄龙把“神韵”这个抽象范畴分成风雅、韵律、情操、灵感四个要素，进行了独具特色的研究。此外，还有林语堂、朱生豪、艾思奇、贺麟、陈康、朱光潜、金岳霖等，他们在翻译理论上都有各自独到的见解。

纵观我国的翻译史，从文化视角考察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其主要特点有三：儒学色彩浓厚；强调实践技能；与中国古典美学范畴紧密相关。从整个翻译理论历史可以看出，翻译理论从最初的“案本”等的“重质朴，轻文采”，玄奘的“求真”和“喻俗”，到后来的“善译”，和严复著名的“信、达、雅”，“直译、意译”，“信、达、切”以及鲁迅等人的“忠实、通顺、美”和揉合其它多种因素而形成的一种最高的翻译境界的“神韵”、“神似”、“化境”，到当前我国译界普遍认为比较恰切的标准“忠实、通顺”。据此，罗新璋在他的《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中指出“我国的译论，原作为古典文论和传统美学的一股支流，慢慢由合而分，逐步游离独立，正在形成一门新兴的社会科学学科——翻译学。而事实上，一千多年来，经过无数知名和不知名的翻译家、理论家的努力，已形成我国独具特色的翻译理论体系。案本——求信——神似——化境，这四个概念，既是各自独立，又是相互联系，逐渐发展，构成一个整体的；而这个整体，当为我国翻译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识见超卓的前辈翻译应当开创新局面，在虚心学习外国先进译论，善于总结自身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实践，不断探索，发展我国独具特色的翻译论，建立卓然独立于世界译坛的翻译理论体系！”。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翻译理论大致是沿着这样一条轨迹发展的：从最初一丝不苟模仿原文句法的“质”（直译）发展成允许在句法上有一定自由的“信”（意译），最后在“信”的基础上，演变成充满创造精神的“化”，其翻译理论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也是一个翻译美学的发展过程。但王宏印认为，中国传统译论经过反复磨合，多方结合，已经进入一个综合得不能再综合的阶段了。

王先生以著名诗词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许渊冲先生的翻译理论“美化之艺术”为例，指出——许先生的“美化之艺术”，即“美”指意美、音美、形美“三美”；“化”指等化、浅化、深化“三化”；“之”指知之、好之、乐之“三之”；“艺术”指“从心所欲，不逾矩”——是中国传统译论的高度综合，许的译论总结是一种促进传统译论终结和消亡的努力。但中国传统译论的终结意味着传统在现代的新生，而非消极的消亡（王宏印，2003：230）。

3.中国翻译美学研究与发展

3.1翻译美学理论研究

傅仲选所著的《实用翻译美学》是我国首次以独立形态出现的翻译美学专著，标志着我国翻译美学研究的深化。该书论述翻译中的审美客体、翻译中的审美主体、翻译中的审美活动、翻译美的标准和翻译审美再现本书的主导思想、论述内容与体系框架，正是当今翻译美学研究所应具备的指导原则、研究对象与范围。中国现代美学是在西方美学思想影响下产生、发展的。从更广阔的视野看，它是中国本土文化与西方外来文化交流、碰撞与融合的产物。中西文化的碰撞、融合既是中国现代美学产生、发展的文化背景，又是中国现代美学理论建构的思想资源。刘宓庆先生在《翻译美学导论》中运用现代美学的基本原理透视翻译的运做机制，讨论翻译的科学性与艺术性、翻译的审美客体与主体、翻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审美心理结构和认知图式、审美再现的一般规律以及对翻译的指导作用。奚永吉的《文学翻译比较美学》则重点在于“比较”，通过中外名著译例，从美学的角度，以宏观和微观比较结合的方法，对文学翻译进行跨文化、跨时代和跨地域的美学研究。姜秋霞的《文学翻译中的审美过程：格式塔意象再造》从美学的角度探讨格式塔意象理论，结合语言学、文学、美学、认知心理学以及阅读理论对文学翻译的影响、所产生的美学效果进行研究。毛荣贵教授在其《翻译美学》著作中回顾了中国译学美学，从四个角度探讨了翻译中的美学，即(1)主体篇，从语感与美感、美感的生成要素、译者的审美心理结构等层面探索了翻译美学；(2)问美篇，探讨了英语、汉语的各层面翻译美学的体现；(3)朦胧篇，从汉英语言的朦胧视野探索多维视角的翻译美学与美的语际转换；(4)实践篇，从汉英互译的角度讨论和分析了翻译美学，包括科技美学的再现。此外，张柏然、黄龙、侯向群、葛校琴等学者也在翻译与美学结合方面做出了许多开拓性的研究，例如，葛校琴（1999）论述了翻译“神似论”的哲学美学基础，张柏然（2001）论述了当代翻译美学的反思；赵秀明（1998）探索了中国翻译美学；郑应杰、郑奕（2004）论述了美学研究的三个面向。

3.2接受美学与翻译研究

美学与翻译理论研究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当代美学思潮的发展对翻译理论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极大地促进了翻译理论的发展。翻译接受美学可以界定为：自觉运用阐释学和接受美学相关原理研究翻译过程中主体（译者和目的语读者），通过对客体（源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的阐释（包括译者对源语文本的阐释和目的语读者对目的语文本的阐释）接受文本信息的有效度的一门学科。当代接受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姚斯是伽达默尔的学生，其主要论点是：文学作品不经阅读就没有任何意义，也没有生命力，正是读者的阅读理解才赋予了作品以无穷的意义，其价值才从中体现出来，读者不是消极被动地接受文本，而是能动的参预者。接受美学的全新创意和新鲜活力在于扬弃了“文本中心论”的主张，强调接受者的需求，强调审美主体的审美意识对艺术作品的调节机制。现代阐释学和接受美学在我国翻译研究中的运行轨迹表明，我们应尽快建立翻译接受美学。从现有的翻译美学研究成果看，国内学者注重接受美学与翻译相互结合的研究，例如学者王松年（2000）、姜苏（2001）、陈谊娜（2002）、张小平（2002）、宋安妮（2005）、刘凤梅（2005）、宋华（2004）、韩子满（2004）、杨松芳（2005）、张锦兰（2003）、贺文照（2001）、曹英华（2003）、周政权，刘艾云（2004）、王著定（2005）等讨论了翻译研究的接受美学及其对翻译研究的影响。

3.3国内翻译与美学结合研究

回顾中国美学与翻译结合的研究，我们发现，这些研究主要体现在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翻译中的翻译美学理论与案例实践分析、美学理论与美学价值、科技翻译、广告商标翻译的美学研究。这些研究涉及文本的语音、词语、句、段、篇章等各个层面，翻译主体的译者、读者的认知、文化、社会、社交、审美意识等因素，以及美学的再现策略等，包括文学翻译与美学结合的研究，例如，对文学语境的美学体现与信息传递（孙迎春，2002；王树槐，2000）；文学翻译的多角度及其美学效果（张保红，2002）；从美学功能看诗歌的语言变异（林小平，2000）；从美学视角看散文翻译（朱伊革、卢敏，2000）；文学翻译中美学认知的多元性（包通法，2004），等等。对作品的翻译美学进行分析的包括：《围城》比喻翻译探美从翻译美学的角度比较分析（杨义德，2005）；从《红楼梦》英译本看委婉语的可译性及其实现手段（刘鹏，2000）；从《天净沙》的六种译文看接受美学理论（刘敦萍，2002）；从翻译美学观看戴乃迭对《边城》中美学意蕴的艺术再现（刘小燕，2005），等等。此外，翻译美学研究还涉及到许多翻译与美学结合层面，例如：接受美学对文学翻译的策略（李敏杰、陈永丽，2005)；一种形式美学的翻译观（吕俊，1998）；文学翻译中的读者想象（刘东霞2000）；译汉中美学价值体现试析（丁慧艳、窦成君，2005）；读者反应与跨文化语篇的阐释（郝文杰，2002）；等等。诗歌翻译美学主要还是围绕“三美”进行探索或深化。相关的论题包括：英语变体词的美学效应（王盼妮，2005）；英语拼写变异的美学功能及其翻译（辛红娟，2004）；诗歌翻译的“立形以传神”（唐琪，2005）；论英诗中分行的功能及其在诗歌翻译中的应用（张保红，2005）等。科技英语翻译美学涉及美学的标准、美学特征与体现、美学再现及其功能，探索通过忠实和准确的翻译来再现原文的音韵美、形象美、简约美等语言艺术美。例如：科技翻译中的美学思考（张会欣、李德煜，2002）；女用商品商标汉译的美学原则和翻译方法（肖美清，2004）；论广告翻译的美学策略（唐艳芳，2003）；商品名称的美学特征与英语商品名称的翻译（胡开宝、陈在权，2000）等等。

3.4中国翻译美学的发展趋势

上述的论文资料源于中国知识网，同时从中国博士、硕士优秀上通过关键词“美学”搜索，我们发现，有70余篇硕士论文探讨翻译美学等相关问题，研究内容包括接受美学、美学理论、美学的解释力、美学与翻译结合研究、翻译美学案例分析、美学史等方面。但是从现有的研究看，中国翻译美学研究的研究面不够宽，缺乏新的视角，大多围绕接受美学去探索，缺乏运用中西新的翻译理论、美学理论、语言学理论对翻译美学进行系统的论述。那么，面对中国传统翻译美学的终结与发展临界点，王宏印教授认为，中国现代译论诞生的途径有：(1)西学为主的理论途径，强调以现代西方语言学为理论基础的翻译理论以及借鉴其他科学和理论流派研究方法和成果的翻译理论；(2)国学为主的译论途径，即适合于文艺学类翻译和汉外-外汉互译的阐释和转变；(3)中西结合形态的译论发展途径。同时他强调，由于翻译学本身除了单纯的科学性之外还具有浓厚的人文社科的综合性质，一如包括中国历代文学作品及其文艺学美学理论在内的中国文艺学甚或中国美学的综合性质，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不妨从和汉语有关的事情做起，从中国自己的学术传统和译学、译事基础做起，来考虑建立中国翻译学的基本条件问题，作为向着建立普遍翻译学这一终极目标的一种努力（王宏印，2003：230-232）。这方面，我国近代美学奠基者王国维为我们提供了榜样。他继承了中国古典美学的优良传统，同时也融合了西方美学的某些观点，进行中西美学思想的“合壁”。

20世纪是一个翻译的时代，在西方，翻译理论研究流派层出不穷，出现了语言学派、文艺学派、多元系统学派、描写学派、文化学派、综合学派、解构主义学派、后殖民主义学派等，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态势。在这种环境下，我们更应开展中西结合的译学发展途径，探索中西结合的翻译美学译论。毛荣贵（2005：345）教授认为，符号学、符号美学、接受美学或格式心理学都是语言学和文艺学理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他们之间存在互补的关系。笔者认为，现代翻译美学应扩大其研究的理论体系，加大翻译文化美学、翻译认知美翻译交际美学、翻译语用美学、翻译篇章美学等跨学科层面的探索。我们应该多借鉴西方的美学理论、翻译理论、语言学理论等跨学科的理论，从中吸取丰富的思想营养，进行批评性地接受，关注审美接受的过程，着重探索创作活动与接受活动、作者、作品与接受者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以及原语被读者接受的条件、方式、过程和结果，更重要的是关注文化转换美学、审美意识的认知、审美再现的共性与特性，从语言层面、社会层面、文化层面、认知层面、社交层面等多维角度探讨动态的翻译美学过程所涉及的各因素，运用理性的交际观，合理解释翻译美学，使译语再现原语的人文精神如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审美心理、审美风尚等美学。为此，建构中国特色的翻译美学理论必须扎根于自己的文化土壤之中，并从西方美学、翻译理论乃至其他民族美学中汲取养分，与其固有的优良传统融合、碰撞、消化，从而才能创新。笔者（2006）从语用学的角度探索了语用学翻译美学，透视了哲学渊源及其实质、认知再现美学、灵感美学、文化美学，为美学研究提供了新视野。在当今文化转向的翻译研究范式主流背景下，如何避免起解构主义的过分怀疑思想，过分夸大主体意识，把翻译引向无政府主义；避免后现代主义的泛滥思潮值得我们高度重视。我们应建立合理的翻译美学观，关注翻译美学的社会性、文化性、语用价值等，动态的研究其过程所涉及的各因素，在视界融合的环境中寻求美学的运行机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真正的美学效果，合理的再现原语的美学效应。

4.结语

中国现代美学迄今为止已有百年历史，先贤们对美学学科建设和美学理论建构做了多方面的尝试和探讨，留下了丰富遗产。但我们要根据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两者的特征、价值取向等特点，结合自己的传统文化，不断融合与创新，使翻译美学的研究富有生命力。我们认为，中西译论主要可以分成以语言学、语用学为基础的科学论和以文艺学、接受美学为基础的艺术论两大取向，今后译论的研究方向应当是科学论与艺术论相融合，既关注双语内容与形式间的语言分析，也关注人在翻译过程中的能动作用。由此，科学论者也无法排除语言的主观艺术创造性，以及对它的艺术观。我们认为，构建译论纯粹客观外在的绝对规律是个美丽的童话，译论的科学性无处不涉及艺术再现和主观创造性。未来译学理论指向的是一种科学的语言艺术观，而艺术观其实也是诠释语言艺术的科学观。语言翻译的科学性是以其艺术性为本质和内涵的，科学性又是艺术性的升华与提高。中国的翻译美学发展正是在这种张力当中不断取得平衡与发展的。

参考文献：

1．傅仲选.实用翻译美学[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

2．姜秋霞.文学翻译中的审美过程：格式塔意象再造[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3．刘宓庆.翻译美学导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5，2005.

4．罗新璋.翻译论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5．毛荣贵.翻译美学[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