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下的胡蛮美术史论范文

内容提要：

胡蛮(1904-1986年)，又名王均初，曾用胡蛮、苦力、祜曼、华普等笔名发表过文章，著名美术史论家、美术活动家。毕业于北京国立艺专，有赴苏留学和工作的经历，回国后任教于延安鲁艺，建国后奋斗在中国美术事业的最前线。胡蛮流传于世的，除两部美术史著作《中国美术史》和《中国美术的演变》外，还有《论神似及其他》、《辩证法美学十讲》等理论成果。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美术家，胡蛮的学术成果被深深地打上了意识形态和时代的烙印，其本人堪称马克思主义美术史学研究的先驱。

关键词：

美术史学贡献；美术理论贡献；局限性

20世纪初，受社会转型和“西学东渐”的影响，中国美术史学实现了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学术理论上的突破，完成了现代转型并形成了明确的学科意识。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美术史学成果相当丰硕，综观这些成果，多数是在进化论史观下进行的研究。事实上，20世纪初的中国已经具备了播种马克思主义的土壤，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助推作用下，马克思主义如同一股洪流传遍中国，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也在“五四”后期迅速成为新的世界观。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被作为意识形态在中国确立下来，这不仅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变革，也拉开了中国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美术史的序幕。胡蛮之所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美术史学研究的先驱，这与他的人生经历和思想构成有着极大关系。胡蛮与20世纪上半叶的其他美术史学者的最大区别在于他的政治身份，他是一个革命者，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美术工作者，他的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的，他的史观及治学方法与时代思潮密切相关，与革命要求高度一致。虽然胡蛮美术史学受时代局限而不甚完美，但其绝对进步性却是不容置疑的。

一、胡蛮美术史学的新视角及其撰写特点

（一）唯物史观1、“美术起源”问题唯物史观是胡蛮研究美术史的根本出发点和理论基石。在这一史观的影响下，胡蛮首先挑战的是传统画史的美术起源问题。纵观中国传统书画史的开篇，对于美术起源的陈述通常会伴有有巢氏、伏羲、仓颉、史皇、画嫘等一系列神话人物，其中诸如“黄帝有臣史皇，始造画”，“画始于嫘，故曰画嫘”之类的认识被普遍接受且影响深远，直至民国时期的一些美术史著也依然延续这种缺乏科学依据的观点。随着顾颉刚疑古学派产生影响以及考古学成果的陆续问世，一些民国美术史学者在面对“美术起源”这个既古老又新颖的问题时，开始摒弃一直以来被普遍接受而事实上经不起半点推敲的神话故事。胡蛮较早的在唯物史观的影响下接受了考古学的成果，《中国美术史》一书中，他表示：“我们必须根据考古学上的发掘，实际存在的物迹，历史记载和艺术的书籍，加以综合考察与客观分析，其主要点，在乎获得中国美术的源流变迁之迹，并以破除世俗对于中国美术之命运的迷信。”[1]由此可见，考古学研究成果是胡蛮论证艺术起源问题的重要依据之一。另外，胡蛮还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艺术起源问题的论断作了进一步推论，他指出在人类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伴随着手的开发、工具的发明、火的发现等综合条件的推动，“美学上的一些‘形式感’的起源问题，线条、色彩、形状和韵律底起源问题，也在这个上面给被发掘出来了，——艺术起源于劳动。”[2]胡蛮也曾在一篇名为《韵律原于劳动动律》的文章中专门讨论艺术起源的问题。在文中，胡蛮提出“韵律”是各种艺术存在的基本原则，艺术中的“韵律”发生在人与自然的联系中。人在与自然的互动过程中，产生了与自然规律一致的潜在动律，这种潜在的动律一旦遇到外界环境的刺激，就会以不同的形式呈现出来，艺术就是其中的一种表现形式。胡蛮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角度证明了美术起源于劳动，将美术的发端从神话传说的谬误中纠正过来，冲破了笼罩了美术史千年的神话幕障，正式提出了“美术起源于劳动”这一科学的论断。对于美术起源的论证是胡蛮站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立场下治史的一块重要基石。2、经济基础决定论本文所借用的“经济基础决定论”的表述并不是通常学术意义上所谓的“经济唯物主义”，[3]在这里是为了说明胡蛮把美术生长与发展的根本动力——经济基础作为考察美术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并认为各种美术现象和美术思潮不仅取决于其所依赖的社会背景，其本身也是社会背景的形象反映。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胡蛮首先对先秦诸子的哲学与美学主张进行了解读。胡蛮认为“老子主义”的诞生根源于老子所处的社会。老子生活在贵族经济崩溃、商业经济发展的历史时期，此时的小农自然经济在剥削阶级的压迫下无以为继、面临破产，在这种社会状态下，老子主张恢复自然经济。这种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社会观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消极抵抗”的处世态度，在这种态度下，老子以“无为”的姿态看待一切世物，正如他反对一切人工艺术，并宣扬“五色令人目盲，五声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其“淡然与神明居”的个人主义宣言对后世的艺术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老庄一脉所推崇的“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更是玩世艺术和颓废艺术的源头。胡蛮还指出“孔子主义”诞生于“世道衰微”的“封建贵族的末日”，孔子的美学纲领与其哲学理论是一脉相承的，归纳下来就是“一本于仁”。孔子强调封建制度下的社会秩序，他的主张只能在封建统治下才能得以伸张，因此孔子思想在皇家美术中备受推崇，被确立为“正统的”美学思想。胡蛮对于“老子主义”和“孔子主义”都是极为批判的，他认为“墨子主义”是比较有“革命色彩”的，因为“墨子主义”反对权贵政治从某种程度上是希望解除下层农奴和手工业者的痛苦。另外，胡蛮还认为墨子主张的“非乐”、“节用”体现了实用主义的作风，反映在其美学思想上，并非是对艺术的摒弃而是想以适合于国民经济的“实用主义”美术来反对专贵族美术。站在“经济基础决定论”的立场上，胡蛮深入剖析了历朝美术的发展状况。例如，历史上的“六朝繁华”是因战乱导致人口大规模南迁带动了江淮流域的经济发展所致，经济上的繁荣使得此时文学艺术也呈现出繁华的气象。胡蛮指出这种繁华的推动者是曹操，作为统治者的曹操为了显示自己容纳异己和海纳百川的气度，大力提倡通脱的思想作风。这种通脱的气度反映在艺术上是一种类似于“为艺术而艺术”的作风，在这股风气的影响下当时的名士们过着吃药喝酒的放纵生活，崇尚清谈、反对旧礼教的束缚。胡蛮将这种名士风度解读为封建士大夫们在乱世时期“一边厌世一边纵情享乐”的矛盾情绪，这种情绪深刻地反映在了当时的美术创作上。胡蛮认为在六朝之前，美术的作用是宣传宗教，六朝时期由于崇尚享乐，美术创作从宗教美术转向了玩赏美术，胡蛮称之为从“封建的、固执的‘古典主义’转变为享乐的、浪漫的‘自由主义’”。胡蛮还进一步做出论断，指出玩赏美术之所以能够从封建道德和宗教宣传中独立出来，是随着艺术工作者逐渐脱离被压迫阶级的工匠身份跃升为文人名士而实现的。对于宋代宗教画的衰落，胡蛮认为这是由于在商业资本和货币资本的影响下人民变得更为务实，于是“要钱不要鬼神”。关于文人画在宋代的兴起与发展，胡蛮从当时工商业的发展、社会流行的哲学思潮及文艺政策上找到了原因：首先画院在当时备受重视，画院的考录制度反映出整个宋代的审美倾向，即“在内容上在课题上去转变现实主义倾向的‘危机’”，[4]于是考试作画以“对于人民生活无关痛痒”的诗句来命题。胡蛮认为画院的这种选拔方式表现出当时朝廷的一种反写实主义的指导思想，恰巧当时的士大夫们也并不欣赏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同时令他们反感的还有写实技巧，于是借着统治阶级上层的这股暗流，士大夫们建立起一套反写实主义的理论，这就是文人画发生发展的深层原因。此后直至封建王朝的覆灭，中国的绘画一直缺乏写实精神。元代文人画大盛，胡蛮将段时期称为中国美术史上“极端的形式主义”时期，由于政局影响使得文人士夫们消极避世、寄情山林，于是在山水画创作上取得了同期绘画的最高成就。关于明代美术，胡蛮将其定位于“美术狱”的产物。他又指出清代闭关锁国，而其美术却走到了封建社会传统美术的烂熟期，但正如盛放的鲜花行将凋零一样，烂熟时期的封建美术如同日薄西山时的回光返照，等待它的命运终归是衰落。随着商业资本的发展，18世纪末“扬州八怪”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的出现正是新的商业资本发展的产物。

（二）“人”本位观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人民本位的观点是贯穿其中的思想核心。一般来讲，艺术的形成是通过几个步骤来完成的：“艺术构思→艺术创作→艺术接受”。在这一过程中哪一个环节也离不开“人民”二字。深谙马克思主义“人民创造历史”的内涵，并强调包括美术在内的整个文艺都要为这一历史创造者而服务。可以说，在革命年代艺术是否表现人民、服务于人民，已成为判断艺术进步与否的重要标准。胡蛮的“人”本位思想深受的影响，在美术史论著中除了有对大众美术的阐发外，他还尤其关注了古代的美术创作者，这是胡蛮美术史的一大特点。胡蛮在《中国美术史》中给予人民群众崇高的地位，充分表达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艺术上的人本位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一个是作为创造者而言，一个是作为接受者而言。人民群众既是艺术的创造者，也是艺术品的接受者。胡蛮认为过去中国的美术史家一直鄙视或者忽视从事美术劳动的工匠们，在美术史著作中从来没有美术工匠的位置。鉴于此，胡蛮极为用心地搜集了古代工匠工作和生活的资料，首次将美术工匠和从事美术劳作的奴隶写入美术史，一改往日下层美术工匠在美术史中长期缺席与边缘化的局面。胡蛮还在美术史中将工匠、从事美术创作的奴隶等社会底层群众提高到美术家的地位。

（三）社会学的治史方法胡蛮作为一个站在唯物史观立场上来研究中国美术史的学者，他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是符合马克思主义思想立场的，只有这样才能为揭秘艺术的发展变迁规律提供社会参照和历史依据。胡蛮写作《中国美术史》，不光考察各时代的物质基础，还对当时的政治情况、宗教信仰、阶级斗争、文化思潮以及人们的认知水平等因素进行研究。例如在考察古代青铜器艺术时，胡蛮就针对青铜器上的纹饰作了一番研究，从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入手来阐明这些纹饰产生的原因以及它们被统治者利用之后的社会作用。胡蛮指出青铜器上的纹饰直接反映出当时人们的思想认知水平，出于一种蒙昧的自然观和图腾崇拜，上古人民将古生物中的爬虫（龙、蜥蜴）、禽鸟（凤凰）等动物的形象铸刻在器物上，这些形象经过艺术诠释，在殷周时期逐渐演变为蟠龙、夔龙、夔凤等纹样，至战国时代进化为蟠螭、蟠禽，两汉、三国时期又发展成鼍龙、翔凤，隋唐时期变为蟠龙、飞凤……这种取自自然界生物形象的器物纹样经过不断地改变与演化一直流传下来。由于人们对于这些纹样的原形逐渐从敬畏转化为信仰，封建统治者就顺势利用了人们的这种信仰，将皇族比附于龙凤以宣扬其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达到统治人民的目的，龙凤图案也就逐渐成为统治者御用的象征符号。在山水画的起源问题上，胡蛮从社会背景出发，分析山水画从人物画中独立出来的历史根源。胡蛮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已有山水画独立发展的迹象，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士大夫的厌世情绪滋生了遁世思想，大自然成为士大夫眼中的庇护所；其次封建地主厌倦了都市繁华意欲返璞归真；第三，美术家地位的提高，使他们拥有了更多的创作自由，加之与士夫名士们往来密切，受到了名士风度的影响，创作兴趣也转向了大自然。另外，胡蛮还指出山水画之所以盛产于江南地区，不仅因为江南的自然风光好，更因为江南地区有着优越的经济条件，因此文艺创作更加兴盛。胡蛮还从社会政治、时代思潮的角度来分析20世纪“革命美术”兴起的原因及其发展的独特面貌，其中对鲁迅的革命美术思想极为认同。他认为鲁迅的革命美术思想本身就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鲁迅看到了艺术对社会的推动作用，于是指导美术创作为革命宣传事业作出贡献。胡蛮认为“五四”以来，艺术的社会功利性被无限放大，艺术肩负着改造社会、改良人生的历史使命，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将艺术作为推动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20世纪30年代，在鲁迅等人推动的左翼美术运动中，强调艺术功利性的艺术社会学观点被确立下来，成为领导此后革命美术运动的主导思想。到20世纪40年代的美术思想已经把革命文艺看作是革命事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还将艺术社会学理论转化为一套适用于革命事业的文艺政策。

（四）书写“当代”的美术史胡蛮的《中国美术史》有两大特点，其一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应用；其二是作者在书中对自己亲历的美术思潮和美术运动的论述，有一种修著“当代”[5]的美术史的意识，这在20世纪上半叶的美术史学领域是较早的尝试。中国历史上有“当代人不修当代史”的传统，之所以会这样，一方面是为了避免政权的干预；另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当代人”在修史时陷入狭隘的历史视野和主观情感当中。然而，鸦片战争后，这一约定俗成的传统被打破了。魏源首开研究“本朝史”的先河，而在美术史著述领域，胡蛮则堪称书写“当代”的美术史的先驱。《中国美术史》中关于“当代”的美术史部分主要涉及当时的美育思想、美术流派，左翼革命美术运动，抗战美术创作及中国美术的新动向等。胡蛮对“当代”的美术史进行整理和研究，这是作为历史参与者与学术研究者双重身份作用下的结果。抗日战争爆发后，美术在民族国家意识的统摄下日益成为革命事业的一部分，美术史的撰写也同样具有革命属性。胡蛮当时在中国革命文艺的摇篮——延安鲁艺任教，作为教科书的《中国美术史》很自然地就被打上了革命的烙印。书中对于“当代”的美术事件的书写不是对当时美术发展状况的机械记录，而是处在一种“革命叙事”的视野下，是作者政治倾向的一种投射，更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一种反映。正因此，这一部分的撰述不可避免地会陷入到一定的历史局限当中。然而，从学术角度来看，胡蛮书写“当代”的美术史，体现了一个美术史学者在学术眼光上的提升。

二、《中国美术史》的学术论争

胡蛮的《中国美术史》在上世纪50年代遭到了学术界一些学者的批判，对他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点：

（一）对文化遗产的片面认识学术界批判胡蛮在《中国美术史》中轻视文化遗产，认为造成胡蛮轻视文化遗产的罪魁祸首是弗里契的庸俗社会学。以弗里契为代表的庸俗社会学关于文化遗产的观点是：在无产阶级社会以前的各历史阶段的艺术，统统被视为“侍奉民众压迫者的艺术”。胡蛮受其影响，对中国美术遗产作出了错误的价值判断。例如，认为秦汉美术是“宗教的和封建道德的题材”，汉代肖像画是封建王权下“歌功颂德”的主题创作，秦汉至清的美术皆有侍奉宗教之嫌……诸如此类偏狭的论断过度地强调了中国美术遗产中的负面内容，对于真正有人民性的现实主义作品缺乏切实认真的挖掘和阐述。另外，同时代的学者们还认为胡蛮一笔抹杀神话和宗教题材的美术作品，是对历史遗产的轻率处理。

（二）对现实主义理解的偏差一些学者批判胡蛮的现实主义观带有明显的庸俗社会学特征，指出胡蛮偏激地将所有与人民生活无关的美术都定性为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这是一种极端片面的观点。另外，胡蛮对“现实主义”所提出的标准也是诸多学者抓住不放的批判点，胡蛮所谓的“现实主义”即“写实的技巧”加上某种特定的“内容”，这种特定的“内容”只能是与人民生活有关的内容，如若表现其他，则是反现实主义的。他们认为在胡蛮定义的“现实主义”标尺下，纵观中国古代美术的发展过程，能够符合胡蛮所谓的“现实主义”标准的美术作品非常稀少。虽然胡蛮的《中国美术史》遭到了学术界的一定质疑，但在当时也有学者对胡蛮美术史的学术价值作了较为客观公允的评价。如金维诺就认为胡蛮的《中国美术史》“是革命的，虽然资料少，有缺点，但是《美术》月刊过去那样的批评，完全持否定态度是错误的”。[6]

（三）胡蛮的自我批判胡蛮就学术界对《中国美术史》的批评进行了反思，于1956年写了一篇题为《轻视遗产——自我批评》的文章发表在《美术》杂志上。自我批判主要针对以下两点：首先，针对美术遗产的问题，胡蛮认识到有些美术遗产需要从政治角度和艺术角度分开讨论；他还认识到神话和宗教题材的艺术是以民间传说和民间故事为原型的，反映了全民族的欣赏习惯以及历史好尚，其价值是不能抹煞的。第二，胡蛮坦承自己过去对于“描写艺术”和“装饰艺术”的关系和区别不甚明确，曾经片面地认为只有“描写艺术”才能反映现实生活、才具有现实意义。后来通过反思，胡蛮对“装饰艺术”有了新的认识，他认为“装饰艺术”来源于人民的日常生活；在设计构思上符合人民群众的审美观点，它与“描写艺术”不仅在艺术思想和形象思维的构建上是相通的，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也同样重要。另外，胡蛮还检讨自己在“双百”方针提出以前，曾一度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艺术创作的最好方法，甚至是唯一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方法。

三、胡蛮美术理论贡献

胡蛮美术理论观点与其美术史学的基本观点是一脉相承的，其理论成果集中体现在《辩证法美学十讲》、《论神似及其他》两部著作以及大量的理论文章中。胡蛮论美术的基本立场是唯物的，辩证的，部分成果带有革命政治色彩，他的很多文章甚至可以成为解读中国当时美术政策以及美术工作开展情况的依据。

（一）矛盾互动的辩证思想1、关于古代画论的思考20世纪60年代胡蛮出版了《论神似及其他》，这是胡蛮在文艺思想和党的“双百”方针的指导下，遵循“批判地接受遗产”和“推陈出新”的党政文艺方针，整理传统画论、画迹，通过研究绘画中“形象”、“主题”、“意趣”、“感情”、“精神”、“生活”、“笔墨”、“神似”以及“神似”与绘画艺术中其他构成因素的辩证关系来阐明中国传统绘画的艺术性及其在艺术发展上的规律。其中不乏创见，如胡蛮在对神似与形似的关系论证上，没有像传统画学家那样过分地拔高神似的地位，他还创造性地将形似与神似的关系看作是透过现象表现本质的过程。另外，胡蛮还在提倡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双结合的年代对“意境”进行了创新性的解读：即“意”指向理想性，“境”指向现实性，“意境”的达成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完美结合。2、关于现代艺术理论的思考胡蛮除了对中国传统画论进行了深入辩证的思考外，还结合时代思潮对当时影响艺术创作的几对概念进行了论证。其中有代表性的如“公共的艺术”与“个人的艺术”，这是他对弗里契在《艺术社会学》一书中观点的评论。弗里契认为“公共的艺术”和“个人的艺术”是艺术的两个典型，他们反复交替地出现，各自产生并适应于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公共的艺术”表现为各种艺术形式浑然一体的、综合的、纪念碑式的艺术，产生于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神权社会，通常以建筑为核心，以规模宏大和美轮美奂为特征；“个人的艺术”是指艺术由整体分化为各自单一的状态并独自发展，产生于个人主义盛行的资产阶级社会，以风俗化和亲民性为特征。在弗里契观点的影响下，胡蛮对中国的古代艺术进行了剖析：秦朝的阿房宫、万里长城、佛教壁画和南北朝的寺庙建筑、佛教造像，都是封建王权在艺术上的彰显，是专制统治下国家观念的输出，可以说这一时期的主流艺术形式是纪念碑式的、宏大的“公共艺术”。宋、元、明、清时期山水画备受青睐，体现出“个人主义”的取向，艺术由“公共的”美术工作者——工匠的手中转移到了士大夫有闲阶级的手中，他们充满“个人主义”意味的作品折射出了文人“避世”的社会隐痛。另外，弗里契认为艺术的两个根本典型所发挥的不是装饰作用就是煽动作用，胡蛮对此观点并不认同，他认为伟大的艺术必然同时具有“装饰性”和“煽动性”，“煽动性”以“装饰性”的形式为载体，而“装饰性”则被“煽动性”的意识所支配。

（二）创作实践的主要观点1、艺术、艺术家与社会的关系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揭示，艺术从来就不是一个与现实毫无关系的独立存在的特殊世界，而是一个植根于社会生活、脱胎于现实世界的开放系统。社会属性是它的首张标签。唯物史观认为，“人是社会的人，社会是人的社会”，那么艺术家的社会属性也是不可回避的。艺术家真实地存在于社会生活中，时代风气、社会思潮以及艺术家的社会地位都会影响艺术家的世界观和美学观的形成。在对中国的新美术[7]创作提出了符合时代要求的建议同时，胡蛮还将视线转向古代。他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高度评价了古代画家倪瓒和八大山人的艺术成就，认为二者“国恨”题材的作品反映出他们并不是世人所想象的那样远离世事。但是，二者身上传统隐士的通病仍是不能忽视的，尤其是倪瓒对于老庄哲学的皈依和过分依赖导致了他逃避现实的人生态度，在他身上表现出来的那种与生俱来的剥削阶级的寄生思想、个人主义思想、消极遁世思想、艺术上一味的“怀古”思想，都是与变革年代的意识形态相背离的，是必须批判的。虽然胡蛮对倪瓒作品的某些解读稍显牵强，但是胡蛮做出评价的时候始终保持辩证地看待问题，这是值得肯定的。2、关于典型主义胡蛮将典型主义看作是表达人类美的最新“工具”，这种工具可以表达人类共同的情绪和思想。胡蛮就典型主义的一些问题发表了看法，例如典型主义中的艺术美问题，胡蛮指出“艺术美即意识的造型”胡蛮还将典型主义视为大众艺术运动的工具，并在典型主义的基础上对新艺术的发展作了规划，他指出新艺术应该是新的意识、新的形象、新的内容与新的形式的结合：新的意识是指无产阶级的文艺观；新的形象是指共性与个性相统一的典型形象；新的内容是结合时代主题的内容；新的形式是融合民间美术和民族精神所建立的民族形式。

（三）强调创新的革命理论1、文化遗产问题胡蛮在其《中国美术史》一书中对中国的文化遗产问题尚缺乏全面客观的评价，在其后期的理论文章中逐渐转变了认识。胡蛮在《现代中国艺术的总检讨》一文中重新认识到历史上的“旧艺术”，在内容上虽然是“死去的情绪和思想”，但是它在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它在“当代”的价值绝不能被粗暴地否定，尤其是古代的艺术技巧。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家，胡蛮坚决批判“艺术要创新就要与过去划清界限”的观点。他指出抛弃传统等于割断历史，会使艺术创作陷入到虚无主义的泥沼，从而导致民族精神的丧失。但同时，胡蛮也反对无原则地膜拜文化遗产，他认为全盘接受文化遗产最终会陷入“崇古抑今”的历史倒退论中。2、民族形式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在中国落地生根并发挥作用都要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来实现，因此民族形式问题在革命年代被频繁地讨论和宣传。胡蛮就此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首先是文化遗产的继承与民族形式的发展问题。其次是民间美术的借鉴与民族形式的发展问题。胡蛮认为民间形式也就是民族形式，单从字面上看，民族形式包含的范围更为广泛；民间美术是构成民族美术的主要组成部分，与民族美术相比，它在民间有着广泛的普遍性、深厚的群众基础、强大的社会影响力以及独特的审美价值。第三是民族形式与抗日主题的问题。胡蛮指出当时美术创作上存在着两个严重的倾向：一是“革命的内容+非民族的形式”，一是“民族的形式+非革命的内容”。“革命的内容+非民族的形式”，主要是由于革命美术青年带有极端革命主义情绪，忽视了美术上的“旧形式”对建构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的作用，还错误地将西方资本主义的形式主义美术当作拯救中国美术的救星。“民族的形式+非革命的内容”则是偏离革命思潮的创作，一味地沉浸在“旧形式”中。要实现民族形式和抗日内容有效地结合，最重要的是将民族形式和现实主义创作结合在一起，现实主义要为抗战服务则必须是民族化了的现实主义。总体而言，胡蛮认为具有民族形式的美术在思想上不应该是狭隘主义，在技术上不应该是关门主义，它必须与国际艺术相互补给，才能光景常新。

四、总结

胡蛮作为延安时期的一位重要的美术史论家，他坚定地站在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密切联系中国的革命文艺政策，提出了富有时代特征的理论观点。相较于20世纪上半叶的其他美术史学者来说，胡蛮首先是一个革命者，革命的美术青年，这一身份决定了他是站在一个革命者的角度来进行美术活动、书写革命文艺理论的。受时代所限，胡蛮编撰美术史期间的一些观点稍显偏激，但他时刻保持自省，及时自我修正，表现出一位学者的治学态度。在现代美术史学研究领域，胡蛮开启了美术史写作的新方向，正是有了他的开拓性尝试才推动了日后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应用道路上相继又有王逊、李浴、阎丽川、王伯敏等学者的继续探索。

作者：赵丹 单位：山东大学（威海）艺术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