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科技教育思想探析范文

延安时期，党中央和边区政府为推进抗战建国的伟大事业，始终把科技教育作为救亡图存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制定了一系列发展科技教育的方针政策，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广泛的科技教育活动，多方培养边区所急需的科技人才和科技干部，有力地促进了边区科技事业的发展。党在依托农村进行革命战争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大力推进边区科技教育，不仅积累了丰富的领导和管理科技教育工作的经验，而且从边区实际出发逐渐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科技教育思想并付诸实践，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技教育思想。是时，陕甘宁边区不仅是党中央所在地，而且也是党领导下的整个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政治指导中心。因之，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探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技教育思想，无疑对当下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为边区社会经济建设和革命战争服务

延安时期，在边区这片“自然科学的光辉从未照临过的荒地上”，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发展科技教育事业有着明确的目的导向，那就是解决边区生产实践和军事斗争的实际需要，即特别强调科技教育为边区经济建设和革命战争的需要服务。这时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发展科技教育事业的指导思想。对此，《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明确指出，边区的文化教育政策“只有在坚持长期抗战与增进人民幸福的总目标之下来提倡自然科学，才有革命的、进步的意义”［2］，强调科技教育与边区的经济建设、抗战事业的紧密结合。这无疑为党领导下的边区科技教育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早在1939年5月，党中央为促进边区工业生产的进步和国防经济建设的成功，在延安创办了自然科学研究院，研究院的任务是“开展科学研究，协助政府发展经济建设，推进生产事业，解决边区物质困难，改善人民生活”。但因边区随后遭到了进一步的封锁，导致外来科技人员日益减少，以致边区科技力量满足不了科技发展的需要。因此，边区科学事业的发展仅仅依靠国统区的人才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自己培养科技人才。同年底，党中央同意边区科技人员的两个具体建议:第一，把自然科学研究院改为自然科学院，创办自己的高等学校，以培养边区所急需的科学技术人才;第二，成立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广泛把科学技术人员组织和团结起来，以更好地担负起服务边区建设的任务。正是党中央的高瞻远瞩，边区的科技和科技教育事业蓬勃发展起来。

1940年2月，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在其成立宣言中，明确今后总的奋斗目标是:“为着争取抗战建国的最后胜利，为着完成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我们要加强自然科学运动，掌握与提高自然科学成为抗战中的战斗力量，为抗战到底，为加强团结，为力求进步而服务，来配合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抗战。我们要运用自然科学的战线，来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打击敌人的奴化政策。”这不仅适应了抗战形势和边区建设的需要，而且大大推动了边区科技及其教育事业的发展。党创办延安自然科学院，是适应抗战形势和建设边区的迫切需要。1940年2月，自然科学院在其招生启事中指出的办学宗旨即是:“以培养抗战建国的技术干部和专门技术人才为目的”，明确了是时党领导下科技教育的任务。9月，自然科学院第一任院长李富春在开学典礼上作报告时又指出，我们党必须培养和造就革命的技术人员，困难再大也要坚持办好这件事，如果不抓好这样的基础工作，就谈不上自力更生，就搞不好根据地建设和新中国的建设。11月，叔仁在访问延安自然科学院时，问及自然科学院的教育目的，自然科学院的教务处长慎重地告诉他，在今天抗战建国中，教育目的是为着充实国防建设的力量，准备建国中的新芽。可以说，边区的科技教育及其学术活动从一开始就直接在党中央的领导和关怀下，并与抗战建国的历史重任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当时特殊的战争环境下，党中央和边区政府举办科技教育并非易事。以如何发展科学技术研究和科技教育为例，边区教育界就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为结束无原则和无休止的争论，促进边区科学技术研究和科技教育能循着正确的道路前进，第二任自然科学院院长徐特立撰文指出，在全面战争时期，“我们不是为科学而研究科学，不是企图在科学上争取地位造成特殊的科学家”，“无论在高深的学理方面或粗浅的技术方面，总的任务是为着生产，为着解决抗战的物质问题”，并着重指出，“尤其在中国，科学和技术落后，人力物力财力亦有限，且当着战争的破坏和封锁的严重时期，更不容许有无组织无计划的行动，在政治方面如此，在科学技术方面也应该如此”，认为“科学的中心任务当然是经济建设，在目前对于军事建设更为必要”，进一步阐明了党关于科技教育为边区社会经济建设及革命战争服务的教育方针。

及至1944年5月24日，合并后的延安大学正式开学，又明确其办学方针之一是，以适应抗战与边区建设的需要，培养与提高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实际干部为目的，并确定边区建设方面的政策方针和经验总结为延安大学教学的主要内容，技术课以适应边区建设当前需要为度。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延安大学及其自然科学院努力创办一种新型的大学，有力促进了边区科技教育界的团结协作，配合了边区经济建设和革命战争的需要。是时，陕甘宁边区除创办了高等科技教育外，还举办了不少中等技术学校和短期训练班，为边区民用工业和军事工业大力培养中级技术员和技术工人。与之同时，为边区社会经济建设及革命战争服务的科技教育方针也贯穿于实际教学过程中。以延安自然科学院建立的机械实习工厂为例，徐特立为其规定的方针就是为教学服务，为边区建设服务。在这个方针指导下，机械实习工厂既为教学服务，又为边区建设服务，积极满足边区工业、卫生等部门机械维修配件和工具、模具等方面的需要，为纺织酒精、玻璃、造纸、肥皂和制碱等厂提供了机器设备，并大量生产铜纽扣和医疗手术用具等。这些不仅有力地推动了边区抗战事业的发展，而且促进了边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和学以致用的原则

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办教育必须遵循这一原则，科技教育尤其如此。对于延安时期年轻的共产党人来说，他们不仅不陌生这一原则，而且已将其付诸实践，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可以说，党和边区政府领导科技教育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和学以致用。1940年8月，李富春在延安自然科学院开学典礼上代表党中央提出自然科学院的任务是:培育既通晓革命理论又懂得自然科学的专业人员，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人才。徐特立在接替李富春担任第二任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期间，高瞻远瞩、力排众议，十分重视理论联系实际，认为“科学教育与科学研究机关以方法和干部供给经济建设机关，而经济机关应该以物质供给研究和教育机关。三位一体才是科学正常发育的园地”。1942年，徐特立在延安自然科学院举行的教育方针讨论会上又直接指出:“我们要与军工局、建设厅等机关所属的各工厂农场密切联系起来，把理论与实际做到真正的联系”。经过热烈讨论，师生们一致的意见是:“自然科学院学生的培养目标既要急当时的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之急，又要着眼于全国解放后的全面经济建设培养人才，要贯彻理论联系实际，教育要为工农业生产服务的方针。”

是时，延安自然科学院为能使师生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一方面，创办了一些实习工厂，作为院内的实习基地;另一方面，又与边区的农场和工厂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作为院外的实习基地，实现了教育、科研与生产的紧密结合。在当时的环境下，边区科技教育战线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边区工农业生产急需什么样的建设人才，自然科学院和边区的技术训练班就培训并输送什么样的建设人才。以陕甘宁边区农业学校为例，其即以培训县、区两级农业技术干部和管理干部为宗旨。农校教学的课程以农业科学知识为主，学习农作物的栽培管理、改良土壤、合理施肥和选育良种等知识，学员是边上课、边劳动实习，农事试验场既是学生的课外劳动实验场，又是学校的生产自给基地，在试验场培育出的良种都交由地方推广。在办学过程中，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高自立、建设厅厅长刘景范以及各专员、县长等多次亲临学校指导。1940年9月，在原延安八路军卫生学校基础上扩建而成的中国医科大学，为明确医大的性质、任务、教育方针和工作细则，随之修订了新的学校规章。在教学内容上规定，要求采取“少而精”的原则，做到理论密切结合实际，减掉不必要的繁琐理论的讲解，编写出较为适用的、便于学员学习的简明教材，教学效果有了较大的提高。此外，在具体的教学中，还根据学员文化程度的差异，采取不同的教学方式。是时，中国医科大学除了为革命培养卫生干部外，还经常协助边区政府和驻军解决一些卫生工作问题。1942年12月，聂荣臻在晋察冀军区扩大卫生会议上做总结讲话时进一步指出，我们卫生部门的专家“需要了解全部队全边区的卫生情况，加以研究整理后，提供大家执行，发挥治疗的威力，並把这些东西教给学生，使学生不会停止在书本教条上，而能与边区的实际联系起来”，即必须使医学运用于边区的具体环境。1941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其通过的《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中①，指出“目前延安干部学校的基本缺点，在于理论与实际、所学与所用的脱节，存在着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的严重的毛病”，要求“凡担任学校教育工作的同志，均应认真地研究教课内容与教学方法，使理论与实际一致的原则，在教课内容与教学方法中贯彻起来”，并要求在具体的教学中，“陕甘宁边区及其邻近地区的实际材料，应经过各种调查研究的方式充分地利用之”。

以晋察冀边区白求恩卫生学校为例，该校根据党的教育方针和政策，结合白求恩的建议和当时的实际情况，共同拟制了卫校的教育方针和教学计划。在大扫荡开始后，卫校结合边区战争的特殊环境，因地制宜开展教学活动，创造了游击教学、武装上课和行军教学等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使学员做到在干中学、学中干，通过边学边干培养和锻炼学员的战场医疗救护能力。据当事人后来回忆［14］220，该校除办有军医、调剂和护士班外，还举办了老干部班和高级军医班，先后培养了1000多名卫生技术干部，极盛时期在校学员达720多名。1944年5月24日，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校长周扬对过去的延安教育进行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指出今后延安大学的教育在学制与课程等各方面都应切合实际，做到为边区人民服务。对此，也指出延大在今后的办学中，要为实际服务，不要闹教条主义。接着，在讲话中，又进一步号召大家积极参加生产实践，把学与用联系起来，做到在生产中学。最后，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在讲话中再次强调，今后延大的办学方针是，要做什么就学什么，适合于我们需要的东西就学，对我们不适用的东西就不学。

是时，这些党和政府领导人的讲话便成为延安大学办学的指导方针。在坚持教学与生产实际相结合原则的办学方针下，延安大学的教师多数是边区实际工作部门的负责人，自然科学院69%的教员是由边区各有关单位工程技术人员兼任的。据当事人胡吉全后来回忆，他所在的物理系被正式改为机械工程系，学员们参加了炼铁实习，一边生产，一边上课，完成了金属材料课程的学习。与之同时，学校还结合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地雷战，给他们教授国防化学中有关炸药和爆炸方面的课程，边学边实习。学员们在这样的教学安排下，既学到了系统的专业知识，又锻炼了实际的工作能力。与之同时，党和边区政府除鼓励科技人员深入实际向劳动群众学习外，还积极组织教育界与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之间的相互交流。如自然科学院的教员兼职担负边区政府建设厅的工作，军工部门的工程师为自然科学院的学员讲课，医科大学的教员兼医院的医生等等。这样做，一方面为边区科技人员提供了多方面的实践机会，促进了他们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另一方面也弥补了边区科学研究条件的不足，推动了边区科学技术水平的全面提高。

三、把科学理论与思想政治理论的学习紧密结合起来

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边区的科技教育，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延安时期，为了在战争环境下办好科技教育，培养出边区军事斗争和经济建设所需要的科技人才，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十分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将马克思主义与专业技术的教授、学习有机结合在一起，促使他们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和方法分析问题、指导实践。李富春早在延安自然科学院开学典礼的讲话中，就明确提出其人才培养的目标是“革命通人，业务专家”，即培养的人才“不能只限于在学校里学习科学知识，还必须学习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在学会掌握自然科学这一武器的同时，学会按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加以正确运用”。徐特立到任后，十分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和学校的校风、学风建设，主要从以下三个渠道开展了自然科学院的思想政治工作:一是开设政治理论课;二是组织学员参加必要的社会活动和生产劳动;三是充分发挥党组织的作用，结合业务教学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据胡吉全回忆，延安自然科学院政治课的质量很高。李富春任院长时，不仅亲自讲过党的建设，而且还给师生们做过政治报告。徐特立任院长时，坚持每周讲一次政治课。、林伯渠、等同志都曾来校做过报告。与之同时，自然科学院的党组织生活会和学习小组的生活会也都抓得很紧，通过这种经常性的意识锻炼，以促进师生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

1940年，中国医科大学在其修订的新校章中，规定学校的性质和任务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培养政治坚定、技术优良、身体健康，能为民族解放与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的革命医务技术干部。据薛公绰回忆，延安时期的中国医科大学非常重视政治教育，每周除由政治教员给学员讲一、两次政治课，比较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外，还结合当时的形势学习《中国问题》、《论持久战》、《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共产党人发刊词》、《论联合政府》等文件，政治课教学也尽量联系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和学员思想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展开，并在课后积极引导学员联系实际进行讨论。是时，、、等也都曾先后来校做报告，讲述国内外形势。1943年5月，中共中央军委在《关于卫生部门中的教学问题的通令》中又重申，“为配合着整个军队建设，其教学方针:应以军队卫生勤务学、近代之医疗技术为主要课程，辅以政治策略教育、自然辩证法，从事军医建设，适应战争需要。”

1941年，中共中央在其的《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中，对不需要补习文化的专门性质学校的要求是:专门课课时占80%，政治课课时占20%。根据这一决定，作为党中央创办的培养党与非党各种高级与中级专门科学及技术人才的学校，延安自然科学院政治学习每周一天，专业课学习每周五天。其中，政治学习包括政治课、形势教育和党的组织生活。为此，李富春、徐特立在任院长期间，都给学生们讲过政治课、党课，并给师生们作过政治报告。此外，、林伯渠和等中央领导同志也都曾来校作过政治报告。这不仅为边区培养了技术干部，而且也为新中国准备了技术干部队伍。1942年，中央政治局在其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中，又明确规定“在职干部教育，应以业务教育、政治教育、文化教育、理论教育四种为范围”，强调“对一切在职干部，都须给以政治教育。其范围，包括时事教育及一般政策教育二项”，指出“政治教育之目的，在于使干部除精通其专门业务局部情况与局部政策之外，还能通晓一般情况与一般政策，扩大干部的眼界，避免偏畸狭隘不懂大局的弊病”，认为“好谈一般政治而忽视专业业务的倾向是不对的，但局限于专门业务而忽视一般政治的倾向，也是不对的”。在当时极为恶劣的战争环境下，自觉强调政治学习与专业学习并重，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培养人才的远见卓识，并为新中国高等自然科学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为使边区的教育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首先指出，有了根据地就要做工作，要做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党务等项工作，以便给日寇以最后的打击。其次，又指出延安大学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大学，这三项是延安大学要学的，也是延安大学要做的。接着，又指出今后延安大学在政治上的具体任务就是，学习统一战线、三三制和精兵简政的方针，学习各种政策与方法。

这一讲话精神在延安大学制订的办学方针中得到了具体的贯彻和落实，表现为其办学方针之一便是:“进行中国革命历史与现状的教育，以增进学员革命理论的知识与新民主主义建设的思想，并进行人生观与思想方法的教育，以培养学员的革命立场与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在这一办学方针下，延安大学除开设专业课外，全校开设的共同课程有边区建设、中国革命史、革命人生观和时事教育等。这大大促进了学员崇高革命理想的形成，从而为抗战建国培养了急需的德才兼备的人才。延安时期，党在革命实践中所形成的科技教育思想，一方面是是时中国先进科学思想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也是马克思主义科技教育思想中国化的最初理论成果。其不仅在思想层面上激发了边区科技工作者的科学研究的热情，而且在实践层面上直接推动了边区科学事业的发展，由此使党领导下的边区科技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渐发展壮大起来，从而为新中国成立后党的科技教育思想和科技教育实践的发展、深化和创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当然，战争环境的局限使得是时党的科技教育事业还不可能真正广泛而深入地开展起来，所取得的成绩也还有限。不过，也正因如此，这一时期党的科技教育思想便显得更为珍贵、更有价值。可以说，对党在革命战争年代所形成的科技教育思想进行总结的深度和高度，决定着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出发的坐标。

作者：侯强 单位：江苏理工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