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经济理论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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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经济理论范文第1篇
关键词:特色;经济理论;创新与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一定程度上是观念的改变与认识深化的过程,也是改革开放实践经验总结的过程。该经济理论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几个重要阶段,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伟大的探索与创新精神,意味着在共产党的带领下，坚持走正确道路，才能使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1]。
1基本内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基本内涵包括:(1)规定了社会主义本质。(2)对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发展现状进行了分析,表明我国社会主义发展是必然趋势。(3)对我国生产力发展主要规律及当前主要矛盾进行了分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出了发展步骤及具体方案。(4)阐述了社会主义完善的原理、规则及深化改革的方法与未来趋势。(5)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机制、构成体系、运行机构、矛盾解决及风险防范等进行了介绍。(6)对当前经济制度的本质进行了分析,对所有制构成、资源配置方法等的特点与发展动向进行了阐述。(7)对我国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与城乡二元结构等问题进行了分析,为特色城镇、新型工业与区域协调发展目标的实现提出了相应的途径。（8）做好经验总结，明确相关原理，完善混合经济发展。（9）阐述了国际分工参与及资源使用的意义，及对外开放的相关政策与原则，明确独立自主发展与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间的辩证关系。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阶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一定程度上是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持续发展。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公有制与非公有制、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及政府与市场间的关系等有了深刻认识,思想深入创新，形成了一整套重要的理论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主要经历了孕育、繁荣与深化三个发展阶段。
2.1从1978-1991年孕育发展阶段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我国以改革开放经济发展模式，取代了传统大一统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这是一种重要突破。在此阶段的经济理论探索中，正确处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间的关系是核心问题。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制定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计划经济主导、市场调节辅助”的发展理论被正式提出。此决议的形成,与经济学先行理论探索密切相关。1984年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该决定从基本经济制度领域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前提，形成的一种计划商品经济，坚持价值规律，同时指出我国经济体制中，通过市场对农副产品行业、小商品业及服务修理行业等的生产及交换进行调节是基本要素[2]。
2.2从1992-2012年的繁荣发展阶段
20世纪90年初,受国内外政局变化的影响,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讨论再次形成。在此阶段，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指出“不能将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其也存在于资本主义；同样，市场经济也不等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中也有。计划与市场是两种重要经济手段。”这一观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形成提供了保障,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同年10月召开十四大，会议上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根本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社会基本制度的层面，计划经济的束缚此时被彻底打破，明确了基本经济制度与运行体制,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正式提出并初步形成，其中市场的“基础性作用”更是实现的重要突破之一。
2.3从2013年到现在,深化发展阶段
随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我国深入推进改革,国家治理体系及能力迎来了现代化发展局面。同时，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基于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及市场体制，对我国现代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了更加深刻的阐述，理论上实现了新的突破。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创新
3.1坚定“四个自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坚持与发展,已成为治国理政的主题,因此对“四个自信”的准确把握与坚持是十分重要的。首先,保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选择的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顺应时展潮流，是人们所选择的正确道路，打破传统老路，不能随意改旗易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唯一要坚定的道路。历史发展证明,只有坚持这条道路,才能带领中华民族实现一个又一个胜利，才能利用几十年的发展时间，达到西方国家近百年的发展速度，以此推动着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梦。其次,坚定理论自信。在批判“以西解马”与“理论他信”等错误思潮的同时，要强调理论自信,有效抵御各类消极因素。同时,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梦，就必须要在正确精神引领下坚信正确理论。(1)通过实践,深入坚定国民理论自信。(2)保持世界眼光,正确看待中国及其发展,充分体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优势,增强国民理论自信。(3)利用宣传,提高人民群众自身理论自信水平。(4)借助培养,帮助人民群众牢固建立理论自信。再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身先进性保持始终相信。制度与理论落实密切相关,影响着未来中国道路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包含一整套各层面彼此衔接与联系的不同制度,有利于促进国家统一、稳定社会发展及民族团结，具有一定的求真务实品质。最后，坚定文化自信。中华文明是深沉且具有持久性的。中华文化历经了几千年的洗礼与沉淀，在一定程度上为党和人民提供了丰富的奋斗条件，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孕育创造了条件，并得到了创新发展,成为国民与中华民族之间的精神联系纽带。
3.2经济理论创新
习提出,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为共产党领导下的路线方针政策实施奠定了基础,因此其是正确可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创新主要体现为：（1）市场体系的开放。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构建统一而开放的经济体系，改善产权制度基础，加强监管；合理划分政府职能；完善反垄断法，提高执行力，充分发挥市场对价格的调节作用，确保所有制企业平等使用生产要素。（2）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善。在社会经济建设中，作为重要基础与命脉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要贯穿于整个经济建设目标的执行过程，确保社会经济健康长远发展。（3）改革税制体制。首先，明确政府职责及其与财政间的关系，明确政府职能，科学划分各级政府收入。其次，优化税制体系，结合稳定税负与扩大税基等原则，明确政府、企业与个人的分配。最后，优化支出结构与方式，对支出管理加大监管力度[3]。
4结语
在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建设中,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旗帜的引导,将科学发展观落实到位,积极响应创新型国家建设,抓住实践创新契机,从根本上为社会与民族进步做出贡献,实现创新价值。
参考文献
[1]周春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性发展的三大特点[J].新视野,2019(01):27-32.
[2]程霖,陈旭东.改革开放4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与创新[J].经济学动态,2018(12):37-47.
文化经济理论范文第2篇
关键词：循环经济；房地产经营管理；体系结构
1循环经济理论及其应用于房地产经营管理的积极意义分析
1.1循环经济理论简述
将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的规律引伸到经济领域，则可以将经济活动的构建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以及“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的循环利用模式，实现人类社会经济系统和自然界生态系统的有效衔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基于此，循环经济即是指物质闭环流动型经济，在该经济模式下，应利用生态学规律指导人类经济活动的开展，使得一切生产活动都应该做到绿色清洁，力求做到资源的最大化利用。循环经济需要遵循3项原则：其一，减量化原则，即尽可能地控制生产中的资源投入和废弃物产出。其二，再利用原则，对资源以及产品的价值进行充分挖掘，实现反复最大化利用，尽可能地延长其使用寿命。其三，再循环原则。对生产废弃物进回收利用，形成新的材料投入到生产过程中。除了以上原则之外，随着循环经济理论的不断发展，许多新的原则也被提出，如再组织原则、再修复原则、再制造原则等。这些原则通常只是针对某一行业领域或是管理层面，不具有普适性，因此不做深入探讨。
1.2将循环经济理论引入到房地产经营管理的积极意义分析
随着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资源紧缺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一个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循环经济必然会成为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流。作为国民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房地产行业长期存在能源消耗大、污染重、资源浪费等多方面的因素，推动房地产经营管理从经济型向生态型转变是保障行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换而言之，房地产绿色经营管理已经势在必行。基于循环经济理论的房地产经营管理并不是单纯地牺牲经济效益以保护生态环境，则是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贯彻生态经营管理理念，通过绿色技术的应用实现清洁生产、绿色营销以及可持续消费，为房地产行业提供持久发展动力。就当前阶段我国房地产行业的发展情况来看，想要解决其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引入循环经济理论对经营管理模式进行重构是最科学的途径，不仅可以实现生产方式、管理方式的改进优化，还可以促进行业绿色发展，改善生态环境。
2基于循环经济的房地产行业经营管理体系构建
2.1明确房地产经营管理的目标和对象
在循环经济理论下，房地产经营管理的目标不再是单纯的经济效益最大化，而是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以及环境效益的有效协调。基于此，经营管理对应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动，几乎贯穿在房地产项目的整个生命周期内，包括土地供应主体、材料供应主体、市场营销主体、施工主体、消费主体等。对此，房地产企业必须尽快对管理标准进行完善，尤其是一些关键节点。
2.2引入先进经营管理技术
房地产企业应对具体项目整个过程中涉及的环境和资源处理问题进行综合分析，在此基础上选择科学合理的技术类型，具体包括绿色规划技术、绿色建筑技术、绿色回收处理技术、绿色物流技术等。
2.3完善房地产经营管理支撑体系
首先，对房地产经营管理理念进行转变。在经营管理工作中，房地产企业要尽可能提升房地产项目的技术含量，采用更加绿色科学的技术形式，确立生态环境优势，将环境资源纳入生产核算的范畴之内，在决策中对综合考虑经济、社会以及环境多方面的效益。同时，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将环保理念融入企业文化中，提升广大职工的环保理念，加大绿色投入。其次，实施房地产项目生命周期全过程的绿色化支持。构建资源循环利用方案流程，并将其贯彻到房地产项目研发、设计、施工、销售以及使用等整个生命周期内，实现资源利用率的提升以及综合效益的最大化。再次，对房地产经营环境管理体系进行创新，发挥房地产企业全部部门和全体员工的力量，构建完善的环境管理制度，明确管理标准，积极转变工作职能和方法，促进房地产项目生产方式的转变。
3结束语
引入循环经济理论对房地产经营管理体系进行再造是推动房地产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具体应该从目标、对象、技术、理念等方面入手进行更新或是改进优化，实现经营管理工作的绿色化发展。
参考文献：
[1]潘晨.以房地产推行低碳经济为例对发展循环经济之浅见[J].经贸实践,2018(01):153.
文化经济理论范文第3篇
《国富论》中的市场经济理论、影响及其问题
1776年问世的《国富论》总结并系统描述了国民经济的运动过程，被誉为“第一部系统的伟大的经济学著作”，斯密也由此被公认为政治经济学古典学派的创立者。《国富论》主要在两个地方明确阐述了市场经济理论的核心思想——自由放任。一是在“论分工的起因”中，斯密认为，为了生存与发展，人几乎总是需要他的同胞的帮助，但是单凭人们的善意，他是无法得到这种帮助的，为此只能通过交换，这就是交易的通义；二是在“论限制进口国内能生产的商品”中，斯密强调，一个企业主之所以宁愿投资支持国内产业而不是支持国外产业，考虑的只是他自己资本的安全，所想到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与在其他许多情况下一样，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着他去尽力达到一个他并不想要达到的目的，因为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围绕这一市场经济理论，斯密在《国富论》中研究了分工、货币、价值与价格、分配、资本积累等诸多方面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影响后世的学说。毋庸置疑，斯密及其《国富论》的影响广泛，但其原创性却一直饱受争议。经济思想史研究领域首屈一指的专家马克•布劳格强调：“人们不能说斯密是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坎替隆、魁奈和杜尔阁更有资格享有那个荣誉。”熊彼特、罗斯巴德等也都对《国富论》的创新性提出质疑。斯密著作中的自由放任和分工一直以来都为世人所称道，对后世影响巨大且毫无争议，但都非斯密原创，那么它们源于哪里呢？熊彼特、罗斯巴德为它们寻找到斯密以前的一些西方根源。本文则强调这些西方根源的东方渊源，并找到了比斯密早1800年以上的《货殖列传》以及早2200年以上的《道德经》。
斯密市场经济理论的重农学派渊源
重农主义体系的精髓是“自然秩序”，而自然秩序的精髓是个人权益与集体的共同利益永远不会被割裂开来，但只有在自由制度下，它才能实现，“社会运动是自发的而不是人为的，一切社会活动所显示的追求快乐的愿望，不知不觉地使理想的国家形式得到实现”，这无疑是很明显的“自由放任”。罗斯巴德也指出：“在政治经济学领域，重农主义者是最早的自由放任思想家，轻蔑地卸下重商主义的所有包袱，他们提倡国内外完全的自由企业和自由贸易，取消补贴、垄断权或限制。”法国重农学派宗师魁奈与当时“改革开放”启蒙时代的其他重要思想家，包括莱布尼茨、伏尔泰等一样，都崇尚自然，一直视中国为标杆，因为中国一直是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社会，信奉宇宙的自然法则。但在启蒙方向上有所差别：后者侧重对公众的知识普及与教育，而魁奈在启蒙时代就寻求将我们现在所称的“经济学”还原为一门基础性的科学学科。重农学派对斯密及其市场经济理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仅为斯密准备了很多他“永远不会想到的问题”和“永远不会想到的词汇”，而且在经济自由的论述方面也比斯密更为透彻、全面。斯密重农业、轻工业的思想主要源于其法国好友杜尔阁，以及与其有多次交往的法国重农学派宗师魁奈。事实上，杜尔阁和魁奈对《国富论》所强调的核心思想也早已有了深入的研究。1766年，杜尔阁为指导两个中国学生做好中国问题调查时完成了一本《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的小册子，对分工的重要性、货币（包括资本与利息）理论等方面研究颇深。而魁奈已经提出其最重要、最核心的自由市场经济思想，且在关于自发的经济结构、经济生活中个人利益的持续作用、作为政治经济学基础的自由等方面也有着深刻分析。
重农学派经济思想的中国渊源
既然斯密的重要思想源于法国重农学派，那么重农学派的思想又源于何处呢？马弗里克对魁奈的重农学派与孔子、孟子等中国思想家的关系有深刻研究，他认为，魁奈及其追随者们是那个世纪深深崇拜中国的欧洲运动的顶峰。魁奈的一位学生指出：“我们知道，只有中国人，他们的哲学家，从远古便被最高深的真理所贯彻，他们称之为法则或‘天道’，他们的一切措施，都根据于这一个原则：顺乎天意。”除了天道，重农学派还受到中国哲学哪些影响呢？一位追随者在魁奈葬礼上的悼词说，孔子的整个教义，目的是“……爱邻如己，克己复礼，以理制欲。非理勿为，非理不念，非理勿言。对这种宗教道德的伟大教言，似乎不可能再有所增益，但最主要的部分还未做到，即行之于大地，这就是我们老师的工作，他以特别聪睿的耳朵，亲从我们共同的大自然母亲的口中，听到了‘纯产品’的密理”。由此我们知道，重农学派的理论来源包括孔子的儒学和宋明理学，也清楚地看到魁奈这位“欧洲的孔子”作为孔子事功在欧洲的直接继承人，在中国学说基础上做出的“新贡献”。1938年出版的一部法国专著《中国对重农主义学说的产生和发展之影响》认为，在包括自然秩序概念、农业思想、合法专制主义、经济循环理论等方面，中国经济思想和魁奈经济学非常相似。魁奈的一位同时代人曾说他缺乏新创见解，为什么呢？因为魁奈及其同道的思想主要来自中国。谈敏认为，“重农学派的自由放任原则，实际上主要是中国儒家的无为思想之变形”，如所谓“恭己正南面而已”和“垂拱而天下治”等。
斯密市场经济理论的认祖归宗
随着18、19世纪西方对中国了解越来越深入，特别是20世纪以来，已经形成一个越来越明显的共识，那就是寻找“自由放任”的道家渊源，包括老子的《道德经》以及司马迁的《货殖列传》。
（一）西方逐渐认识道家道家哲学对西方影响的研究至少可追溯到法国启蒙运动稍晚的时候，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讲到中国哲学时写道：“中国人承认的基本原则是理性——叫作道，道为天地之本，万物之源，中国人把认识道的各种形式看作是最高的学术……老子的著作，尤其是他的《道德经》，最受世人崇仰。”20世纪以来，这一认识更加深入。利奇温在《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中详细分析了20世纪以来老子对西方深刻而全面的影响：由于当时世界所谓的机械化、工业化、人的异化而引起巨大的“人类堕落”的悲观，很多人对19世纪攻城略地、征服自然的狂躁的人类文化已经失去信心，无论是老子，还是后来的卢梭、托尔斯泰，都对习惯法、道德和一般文明等制度的虚伪性持有怀疑态度，而“顺乎自然”成为了当时不断发生的“青年运动”的口号之一。利奇温概括了老子学说连接西方青年一代的三大环节：向内心发展、虚静为道、回归自然，并认为在当时的欧美，“老子被视为一位伟大的先觉人物，《道德经》变为当代一代人沟通东西的桥梁”。当代哲学家克拉克于20世纪90年代到新世纪之交陆续完成了“东方三部曲”：《荣格与东方思想：与东方的对话》《东方式启蒙：亚洲与西方思想的相遇》《西方之“道”：道家思想下的西方转型》，最后一本著作对道家思想的源流、内涵以及西方世界对道家的解读做了完整的梳理，系统、全面地研究了道家思想对西方世界的全方位影响。
（二）“自由放任”的认祖归宗早在1964年斯宾格勒就已研究过道家和司马迁的自由放任主张，但遗憾的是，作者认为，司马迁只是一个不成功的自由放任提倡者，并未对西方的经济理念产生什么影响。不过30多年后，他对司马迁的评价发生了根本的逆转，甚至认为两个非常熟悉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典籍的中国学生与杜尔阁的交流传达了司马迁的“自由放任”主张，并对斯密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杨格不仅认为司马迁首创了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若水之趋下”，而且很深刻地指出，司马迁的“看不见的手”比斯密阐述得更加明确、清晰，因为司马迁将之与价格机制做了直接的关联——“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遍观《国富论》，无此清晰、明白的表达。因此，司马迁被誉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自由放任经济学家”。对于道家和老子，罗斯巴德认为，老子是“最值得关注的中国政治哲学家”，“道家是世界上第一个自由主义者”，“作为第一个认识到政府干预的系统后果的政治经济学家，老子在援引人类的共同经验之后，得出了他的富有洞察力的结论：‘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因此，“最聪明的办法是使政府保持简单和无为”：“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对于司马迁，罗斯巴德认为“是一位自由放任的捍卫者”，并认识到了“人是财富的本能的追求者”，“专业化和分工以一种有序的方式对市场……产生影响”，“自由市场是自我管制的”，并“倾向于自我矫正”，所谓“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而具体的“自我矫正”方法则是“通过企业家对时机保持敏锐目光”：“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
（三）《货殖列传》与《道德经》的市场经济思想自18世纪末，特别是20世纪以来，国外学者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研究越来越深入，但这些国外学者的研究终究难以系统地呈现《货殖列传》《道德经》中所蕴含的市场经济思想。首先，《货殖列传》深刻阐述了斯密“经济人”的思想，以及利他才能自利的途径，且这种“利他以自利”的思想比斯密纯粹“自利”的“经济人”假设更加合理、科学。一方面，人类在基本需求上，“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但另一方面，要想满足这些欲求，就需要利他以利己，需要分工合作，因此，《货殖列传》主张：“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如果没有分工合作，就没有家庭的富裕、国家的富强、社会的繁荣与进步，正所谓：“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通过分工合作，市场交易，在利他基础上实现人的自利，在满足别人不同类型、不同层次需求的基础上满足自己的各种需求，乃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原则。司马迁对分工合作、利他才能利己的多层次作用的强调，事实上已经超出了斯密对分工重要性的分析，原因在于：斯密对分工的分析仅限于微观层次的效率与效果。基于这一人性假设，在宏观管理上，老子深刻地指出：“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其次，在市场运行与价格机制上，正如杨格所指出的：《货殖列传》也比《国富论》阐述得更清楚，比如“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因此，在价格的高点卖出要毫不吝啬，正所谓“贵出如粪土”；在价格的低点买进要毫不迟疑，正所谓“贱取如珠玉”。因此，市场主体应该“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再次，正如罗斯巴德所分析的，“自由市场是自我管制的”，并“倾向于自我矫正”。老子反复告诫，“行于大道，唯施是畏”，强调遵循天下大道，切忌自以为是，以为自己万能，以为计划万能，但遗憾的是“大道甚夷，而人好径”，结果只能是“为者败之，执者失之”。
文化经济理论范文第4篇
关键词：经济战争战略战术游资炒作获取倍乘差价
我国经济发展现状表现在两方面：国内方面，以权力剥削为龙头的武力、财力剥削混存所引发的分配不公造成了贫富悬殊，进而使产消不平衡，加之套用凯恩斯理论使投资大于消费，从而加剧了产消不平衡，这是主要原因，而非纯经济因素引发的社会矛盾经济问题则是各种原因中占绝对多数的重要因素；国际方面，因人民币升值，游资逐渐进入，以炒作方式推动股价、楼价从而带动物价全面上涨，从中获取成倍的差价利润以掠夺巨额资源财富。本文认为，要夺取当前这场经济战争的胜利，必须具有同时打赢国内国外二场硬仗的战略战术。
对华“经济战争”的表征
战争是一种强弱冲突不平衡的结果，找准对方弱点开战是战争的导火线。如：不能诊断中国特色经济的主要问题，却用外国经济理论治理国内特色经济；加入WTO后，政府政策法规受制于国际，独立性或者说中国特色越来越不能发挥能动性，又不熟悉国际规则；其关键点在抄搬国外管理理论，即被动适用国际规则；其危险点在于短时间内大量变现库存资源，国民财富以货币形式决堤般外流。
对华经济战争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外资潜入中国投资、置业；第二，鼓噪中国经济形势大好，以误导中国变现宝藏资源来提高GDP，同时外资大量进入中国炒热中国经济；第三，将股市、楼市等炒热，借助中国国内资本推动股价楼价大幅走高，推高能源价格增加中国发展成本，进而带动中国物价全面通胀；第四，不断施压迫使人民币升值，拉拢别国挤压中国国际市场；第五，抛售股票、房地产等，套现后撤离中国市场；第六即下一步抛售人民币使之贬值而让美元升值。通过美元、人民币反向升值贬值运行一个来回，则巨大的中国财富就会白送给美国等寄生国家。譬如近期，美国持续降息，使各国对美元汇率一直上升。这使中国国内出口企业面临困境，广交会订单缩减30％以上；同时，人民币升值加快又使得热钱大量进入中国，流动性过剩加剧，加大了通货膨胀率；再者，中国美元储备居高不下快速增长也就是加速贬值；最后，美国次贷危机实际上是将国民不劳而获的结果转移到外国，尤其是美元储备高的国家。
“经济战争”的性质
从本质上来说，经济侵略的性质为争夺理论、文化、经管、技术等的控制权，以及“阴流子”（即资金）的控制权和市场控制权。
（一）争夺思想文化经管技术的控制权
目前，我国出现了所谓经济过热的矛头，却又仿照资本主义经济理论与方法不断加息提高准备金率，在治理特色经济时又不搞中国特色，当然调控无效。在没有准备好自己的经济理论和制度条件下加入WTO，不得不被动适用国际经济法规准则，从而陷中国特色经济于无能之中而不能自拔。如果不尽快建立符合自身特色自然法则的经管理论和经济制度，就会失去思想文化和经济管理的控制权。譬如，我国当前的经济问题不完全由经济因素引起，因而凯恩斯那一套纯经济金融手段解决不了现今中国的经济问题。对于这种落后的资本主义经济理论必须加以创新，免得受制于人。（二）争夺“阴流子”与财富的控制权
“阴流子”即资金是集能力信誉和欲望需求一身的币符抽象物，是量子经济学基础。在物价、汇率、股市上动作，以无形之手掠夺他国财富搞垮他国经济。通过阴流子手段控制资金会取得军事战争掠夺实物财富的倍乘效果。境外资金潜入中国加剧流动性过剩，这犹如暗渡陈仓，运兵中国作战，大量外资进出必将削弱国家调控宏观经济的能力。境外炒作资金的动机动向。有些国外游资不是来支援中国经济建设的，是来逐利的，甚至是来掠夺中国财富。
此外，用贸易壁垒、世贸规则、拉帮结派控制市场份额等是经济列强的惯用伎俩。应对办法虽然很多，但根本的一条还是基于优质低价开拓市场占领市场。这就要求中国国民勤俭节约，增强国力。同时提高利用国际法的能力，保护自己的正当权益。而且境外资金所有者和管理经营者抱团、渗透到中国重要的经济组织中去、与政府共生与官员勾结、聘用学者发表影响政府决策的言论。
战略原理
遵循531理论与问题基础论点发生对称中和反应的原理。经济发展一般原理是问题基础论点（主要包括经济基本问题、三大要素二个根本点、总矛盾等）与531理论（主指计消市产模式、力-消-产顺序周期律、“阴流子”手段等）发生对称中和反应后释放出能量驱动社会经济发展。
用计消市产模式替代国际经济理论摆脱其经济法规的控制。资本主义经济理论与管理方法是在经济危机的教训中发展起来的，产生得早思想落后，摆脱不了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命运，但往往通过输出、转移国内经济灾难到新兴市场国家而短期避免危机。由于边际消费倾向和谨慎动机、投机动机等作用，凯恩斯有关国民收入用于投资和消费的矛盾论会使投资越来越多消费越来越少，人为降低生产服务消费率，是导致生产过剩进而内生经济危机的一个机制。我们应实行计消市产模式协调好GDP规模、质效和公平三者间关系。一是用计划消费统筹协管有关安全稳定的经济问题，在计划消费制度下实施全社会共生存福利保障；以市场生产激励竞争和规范企业经济活动，让市场与生产全面放开，采用超资本主义方式激励机制。
鼓励升官发财是经济发展的重要人文政治环境。必须建立多快好省建设TMS社会的政绩考核体系，其中生产服务消费率、零失业、CIP（投资置业系数）等是重要经济指标，而GDP、CPI等应改成参考指标。在当前，以科举资格、竞聘岗位、契约考核、法治行为前提为激励力，使官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消费服务而谋划公共项目建设，以已有的公共规模消费带动阴流子放量使用，通过放大阴流子流量扩大就业和个人收入，从而进一步推动我国经济。
此外，还应以静制动应对经济侵略，稳定经济大局使物价、人民币和股市等慢慢爬升，时间一长就会套住投机资金变其为投资。
战术技巧
战术技巧的总思路是控制物价、汇率股市，掌控足够的资源能源，锁定境外游资使其进入时间拉长，当利润略高于利率回报时，投机就变为投资。
（一）自主控制人民币升值的步伐
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人民帀升值是必然方向，同时国内劳动力价值也应升值。但这必须自己掌握控制权，做到人民币平稳缓升，同步提高最低工资和总体工资水平。这样做，就是不让逐利外资大量涌入国内造成CPI连年高涨，不让国民劳动力创造的利润被外资带走。
人民币升值是经济发展劳动力价格上涨的必然，可顺应国际要求因势利导地继续维护人民币的稳定并减缓升值，但决不能让人民币贬值美元升值的逆转出现。这样，人民币才能成功走向国际充货行列而立于不败之地。
此外，股市是物质的，准确地说是“阴流子”运动场。股市的作用至少有三：一是通过融资形成全社会共有经济，是全民共生存的高级基础；二是通过投资者择行业择股票合理配置利用资源，提高资金、资源利用率，产生效率利润；三是再分配功能，政府通过调控股市可调整贫富结构。基于股市三大功能，政府可救市。就目前来说，调节印花税是调节股市活跃度、表明政府态度的一种手段，不能说无用。但如政府调动社保、财政等储备资金的少部分入市抄底，既能托市又能赢利。
（二）调整物价结构控制通胀稳定物价
楼价虽然超前上涨，但土地资源是无价之宝，从长远来说楼价是无顶的，因此应长期稳定楼价，使其较长时间在现价水平上下波动，让套现外资又回来投资，保卫金融系统性安全。
控制物价上涨的同时也不让物价大幅滑落，但应集中精力调整物价结构以改善人民生活，按节能减排的策略补偿环保绿化，寻找和开拓新能源，促进产、消平衡。
随着人民币升值美元贬值减息，涌入中国市场逐利的外资越来越多，势必加剧中国的通货膨胀，因而应减缓人民币升值停止加息转而缓慢减息。为控制CPI，对流动性过剩做到收放自如，势必提高准备金率。因而，应将回笼的资金投资到社会公共设施和改善人民生活福利的基础建设上；投放到自由民间资本不感兴趣的利润洼地，用于回补经济过冷的行业；用以增强国家计划消费和调控贫富差距的力量。这样不仅不会收缩生产与消费，反而能收缩自由资本的盲目流动性并保持GDP规模朝着改善产业结构、人民生活的方向稳步增长。如此，国际反华势力眼红中国经济发展并企图限制中国经济超越他们的国家就会成为徒然。
（三）基于抑制贫富差距疏通产销通道思路
为保障生产为消费服务，使生产结构与消费结构合理匹配，应将国内货币划分为生产金和消费金二种，并使消费金经消费市场后将消费信息载入生产市场。这样做，就是要防止流动性资金，特别是境外炒作资金扰乱产、消结构，进而累积生产结构性过剩而消费结构性不足的经济危机。
由于富人是少数，生活再奢侈，消费总量也有限；穷人虽多却又消费不起，再多穷人的勤俭生活，消费总量也同样有限。因此，消费规模落后生产规模，二者比例严重失衡，或消费不足或结构性失衡在现经济政策下是必然的。当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时，分配不公就越加恶化，贫富差距就越大，消费结构与生产结构就越加不平衡，劳动者尤其失业者经济自控力就越差。结果是，经济越发展，分配越不公，需求者未掌握必要的生活资源，不需求者却难以处理多余的生活资源，从而产-消通道不畅，经济危机就越来越近。由此可知，贫富悬殊是问题的关键。只有基于财产所有权与使用权适当分离的原则建立公平分配机制，抑制贫富差距疏通产——消通道，才不会给敌方乘虚而入的机会。
不断加工资降利润，出口价不随人民币升值而变高。提高产品的人力成本降低产品利润即加薪降利，不给游资获取劳动人民血汗的空间。以按劳按需分配相结合原则提高低保、退休工资、劳动者工资以疏通产——消通道。产品按原美元估价换算成人民币出口，出口产品价格不随人民币升值而升高，保持出口旺盛。
同时，也应围追堵截境外炒作游资。诱入外资为经济建设服务是对外开放的重要目的，但须以技术、行政手段监控游资动向，锁定法治投机炒作颠覆我经济的外资，尽可能掌握这些资金的监管权，使其转而为中国经济建设长期服务，在若干年后让其取得合理回报退出。立法治理境内外利益攸关者抱团公关，不给其炒作获取超企业平均利润的差价机会；要以行政、法律手段限制资源无限变现、控制土地过快开发，不给游资通过市场掠夺天然资源、国家库存的机会。
参考文献：
1.金小明.论阴流子经济学[J].远东中文经贸评论（新加坡），2006（1）
文化经济理论范文第5篇
《国富论》中的市场经济理论、影响及其问题
1776年问世的《国富论》总结并系统描述了国民经济的运动过程，被誉为“第一部系统的伟大的经济学著作”，斯密也由此被公认为政治经济学古典学派的创立者。《国富论》主要在两个地方明确阐述了市场经济理论的核心思想——自由放任。一是在“论分工的起因”中，斯密认为，为了生存与发展，人几乎总是需要他的同胞的帮助，但是单凭人们的善意，他是无法得到这种帮助的，为此只能通过交换，这就是交易的通义；二是在“论限制进口国内能生产的商品”中，斯密强调，一个企业主之所以宁愿投资支持国内产业而不是支持国外产业，考虑的只是他自己资本的安全，所想到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与在其他许多情况下一样，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着他去尽力达到一个他并不想要达到的目的，因为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围绕这一市场经济理论，斯密在《国富论》中研究了分工、货币、价值与价格、分配、资本积累等诸多方面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影响后世的学说。毋庸置疑，斯密及其《国富论》的影响广泛，但其原创性却一直饱受争议。经济思想史研究领域首屈一指的专家马克•布劳格强调：“人们不能说斯密是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坎替隆、魁奈和杜尔阁更有资格享有那个荣誉。”熊彼特、罗斯巴德等也都对《国富论》的创新性提出质疑。斯密著作中的自由放任和分工一直以来都为世人所称道，对后世影响巨大且毫无争议，但都非斯密原创，那么它们源于哪里呢？熊彼特、罗斯巴德为它们寻找到斯密以前的一些西方根源。本文则强调这些西方根源的东方渊源，并找到了比斯密早1800年以上的《货殖列传》以及早2200年以上的《道德经》。
斯密市场经济理论的重农学派渊源
重农主义体系的精髓是“自然秩序”，而自然秩序的精髓是个人权益与集体的共同利益永远不会被割裂开来，但只有在自由制度下，它才能实现，“社会运动是自发的而不是人为的，一切社会活动所显示的追求快乐的愿望，不知不觉地使理想的国家形式得到实现”，这无疑是很明显的“自由放任”。罗斯巴德也指出：“在政治经济学领域，重农主义者是最早的自由放任思想家，轻蔑地卸下重商主义的所有包袱，他们提倡国内外完全的自由企业和自由贸易，取消补贴、垄断权或限制。”法国重农学派宗师魁奈与当时“改革开放”启蒙时代的其他重要思想家，包括莱布尼茨、伏尔泰等一样，都崇尚自然，一直视中国为标杆，因为中国一直是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社会，信奉宇宙的自然法则。但在启蒙方向上有所差别：后者侧重对公众的知识普及与教育，而魁奈在启蒙时代就寻求将我们现在所称的“经济学”还原为一门基础性的科学学科。重农学派对斯密及其市场经济理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仅为斯密准备了很多他“永远不会想到的问题”和“永远不会想到的词汇”，而且在经济自由的论述方面也比斯密更为透彻、全面。斯密重农业、轻工业的思想主要源于其法国好友杜尔阁，以及与其有多次交往的法国重农学派宗师魁奈。事实上，杜尔阁和魁奈对《国富论》所强调的核心思想也早已有了深入的研究。1766年，杜尔阁为指导两个中国学生做好中国问题调查时完成了一本《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的小册子，对分工的重要性、货币（包括资本与利息）理论等方面研究颇深。而魁奈已经提出其最重要、最核心的自由市场经济思想，且在关于自发的经济结构、经济生活中个人利益的持续作用、作为政治经济学基础的自由等方面也有着深刻分析。
重农学派经济思想的中国渊源
既然斯密的重要思想源于法国重农学派，那么重农学派的思想又源于何处呢？马弗里克对魁奈的重农学派与孔子、孟子等中国思想家的关系有深刻研究，他认为，魁奈及其追随者们是那个世纪深深崇拜中国的欧洲运动的顶峰。魁奈的一位学生指出：“我们知道，只有中国人，他们的哲学家，从远古便被最高深的真理所贯彻，他们称之为法则或‘天道’，他们的一切措施，都根据于这一个原则：顺乎天意。”除了天道，重农学派还受到中国哲学哪些影响呢？一位追随者在魁奈葬礼上的悼词说，孔子的整个教义，目的是“……爱邻如己，克己复礼，以理制欲。非理勿为，非理不念，非理勿言。对这种宗教道德的伟大教言，似乎不可能再有所增益，但最主要的部分还未做到，即行之于大地，这就是我们老师的工作，他以特别聪睿的耳朵，亲从我们共同的大自然母亲的口中，听到了‘纯产品’的密理”。由此我们知道，重农学派的理论来源包括孔子的儒学和宋明理学，也清楚地看到魁奈这位“欧洲的孔子”作为孔子事功在欧洲的直接继承人，在中国学说基础上做出的“新贡献”。1938年出版的一部法国专著《中国对重农主义学说的产生和发展之影响》认为，在包括自然秩序概念、农业思想、合法专制主义、经济循环理论等方面，中国经济思想和魁奈经济学非常相似。魁奈的一位同时代人曾说他缺乏新创见解，为什么呢？因为魁奈及其同道的思想主要来自中国。谈敏认为，“重农学派的自由放任原则，实际上主要是中国儒家的无为思想之变形”，如所谓“恭己正南面而已”和“垂拱而天下治”等。
斯密市场经济理论的认祖归宗
随着18、19世纪西方对中国了解越来越深入，特别是20世纪以来，已经形成一个越来越明显的共识，那就是寻找“自由放任”的道家渊源，包括老子的《道德经》以及司马迁的《货殖列传》。
（一）西方逐渐认识道家道家哲学对西方影响的研究至少可追溯到法国启蒙运动稍晚的时候，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讲到中国哲学时写道：“中国人承认的基本原则是理性——叫作道，道为天地之本，万物之源，中国人把认识道的各种形式看作是最高的学术……老子的著作，尤其是他的《道德经》，最受世人崇仰。”20世纪以来，这一认识更加深入。利奇温在《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中详细分析了20世纪以来老子对西方深刻而全面的影响：由于当时世界所谓的机械化、工业化、人的异化而引起巨大的“人类堕落”的悲观，很多人对19世纪攻城略地、征服自然的狂躁的人类文化已经失去信心，无论是老子，还是后来的卢梭、托尔斯泰，都对习惯法、道德和一般文明等制度的虚伪性持有怀疑态度，而“顺乎自然”成为了当时不断发生的“青年运动”的口号之一。利奇温概括了老子学说连接西方青年一代的三大环节：向内心发展、虚静为道、回归自然，并认为在当时的欧美，“老子被视为一位伟大的先觉人物，《道德经》变为当代一代人沟通东西的桥梁”。当代哲学家克拉克于20世纪90年代到新世纪之交陆续完成了“东方三部曲”：《荣格与东方思想：与东方的对话》《东方式启蒙：亚洲与西方思想的相遇》《西方之“道”：道家思想下的西方转型》，最后一本著作对道家思想的源流、内涵以及西方世界对道家的解读做了完整的梳理，系统、全面地研究了道家思想对西方世界的全方位影响。
（二）“自由放任”的认祖归宗早在1964年斯宾格勒就已研究过道家和司马迁的自由放任主张，但遗憾的是，作者认为，司马迁只是一个不成功的自由放任提倡者，并未对西方的经济理念产生什么影响。不过30多年后，他对司马迁的评价发生了根本的逆转，甚至认为两个非常熟悉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典籍的中国学生与杜尔阁的交流传达了司马迁的“自由放任”主张，并对斯密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杨格不仅认为司马迁首创了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若水之趋下”，而且很深刻地指出，司马迁的“看不见的手”比斯密阐述得更加明确、清晰，因为司马迁将之与价格机制做了直接的关联——“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遍观《国富论》，无此清晰、明白的表达。因此，司马迁被誉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自由放任经济学家”。对于道家和老子，罗斯巴德认为，老子是“最值得关注的中国政治哲学家”，“道家是世界上第一个自由主义者”，“作为第一个认识到政府干预的系统后果的政治经济学家，老子在援引人类的共同经验之后，得出了他的富有洞察力的结论：‘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因此，“最聪明的办法是使政府保持简单和无为”：“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对于司马迁，罗斯巴德认为“是一位自由放任的捍卫者”，并认识到了“人是财富的本能的追求者”，“专业化和分工以一种有序的方式对市场……产生影响”，“自由市场是自我管制的”，并“倾向于自我矫正”，所谓“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而具体的“自我矫正”方法则是“通过企业家对时机保持敏锐目光”：“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
（三）《货殖列传》与《道德经》的市场经济思想自18世纪末，特别是20世纪以来，国外学者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研究越来越深入，但这些国外学者的研究终究难以系统地呈现《货殖列传》《道德经》中所蕴含的市场经济思想。首先，《货殖列传》深刻阐述了斯密“经济人”的思想，以及利他才能自利的途径，且这种“利他以自利”的思想比斯密纯粹“自利”的“经济人”假设更加合理、科学。一方面，人类在基本需求上，“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但另一方面，要想满足这些欲求，就需要利他以利己，需要分工合作，因此，《货殖列传》主张：“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如果没有分工合作，就没有家庭的富裕、国家的富强、社会的繁荣与进步，正所谓：“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通过分工合作，市场交易，在利他基础上实现人的自利，在满足别人不同类型、不同层次需求的基础上满足自己的各种需求，乃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原则。司马迁对分工合作、利他才能利己的多层次作用的强调，事实上已经超出了斯密对分工重要性的分析，原因在于：斯密对分工的分析仅限于微观层次的效率与效果。基于这一人性假设，在宏观管理上，老子深刻地指出：“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其次，在市场运行与价格机制上，正如杨格所指出的：《货殖列传》也比《国富论》阐述得更清楚，比如“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因此，在价格的高点卖出要毫不吝啬，正所谓“贵出如粪土”；在价格的低点买进要毫不迟疑，正所谓“贱取如珠玉”。因此，市场主体应该“旱则资舟，水则资车”。
再次，正如罗斯巴德所分析的，“自由市场是自我管制的”，并“倾向于自我矫正”。老子反复告诫，“行于大道，唯施是畏”，强调遵循天下大道，切忌自以为是，以为自己万能，以为计划万能，但遗憾的是“大道甚夷，而人好径”，结果只能是“为者败之，执者失之”。为此，老子推崇“无为而治”的思想，认为应当“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做到“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是以不行而知，不见而明，不为而成”。然而，为何看上去放任自流、“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的无为之治，反而能够导致“我无事而民自富”“民莫之令而自均”？原因在于：任何市场主体都具有与生俱来的求富欲望，希望获得财富以更好地满足自己的需求，所谓“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而市场主体需要术业有专攻，并通过不断尝试、不断实践来积累知识和经验以达成这一求富欲望，正如商圣白圭那样，“其有所试矣，能试有所长，非苟而已也”，只有通过反复的试验，发现各自的专长，才能在市场上取得成功。市场主体经过市场的摸爬滚打，积累经验教训，皆可以“取与以时而息财富”，达到“其智足与权变，勇足以决断，仁能以取予，强能有所守”的程度，才能“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在市场竞争中做到游刃有余。
文化经济理论范文第6篇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是改革开放伊始便确立的一个重要理论，才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能够始终符合实际。这一命题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中首次提出。此后，1982年和1986年，在党的文件中两次再度提到了这一命题。邓小平于1987年提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2］252党的十三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出系统论述，并据此阐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党的基本路线，标志着这一理论的形成。党的十四大强调，它是今后长期内政策制定的基本依据。则在十五大报告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纲领》一节中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便是要持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2007年，先后于中央党校6•25讲话及十七大报告中始终强调了认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的重要意义，并进一步发展了该理论。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是经济体制改革最基本的现实依据，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正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了一个科学的认识和准确的把握，才使我们党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设想。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立论前提。市场经济必须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目标相矛盾。以上两个方面对社会主义引入市场经济的否定，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经典社会主义作家达成的少有共识。应对这一观点的双重挑战，必须对市场经济重新“定性”。邓小平于1979年首次指出，市场经济并非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可以实行市场经济。1992年的南方讲话特别强调，“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此后，通过分析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综合运用宏观调控的计划手段的现实，指出“不能把有计划只看成是社会主义独具的特征”，并进一步阐述了计划与市场的辩证关系。可见，“中性”论与“手段”论，认识到市场经济的一般共性，将它从一般社会经济制度体系中抽象出来，是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市场经济是中性的，是发展生产力、实现现代化的有效手段，这已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中得到证实，我们应该继续大胆地采用这种手段。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灵活特色。在对市场经济重新“定性”后，针对计划经济的弊端和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的长处，党的十三大提出了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而后，我们党对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入。至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明确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取向。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这更加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主要任务，旨在促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制度化。但市场又不是万能的，还必须发挥社会主义宏观调控职能。邓小平曾讲到，“实际工作中，在调整时期，我们可以加强或者多一点计划性，而在另一个时候多一点市场调节，搞得更灵活一些。”其深刻含义是市场调节与计划调节要根据客观实际灵活运用。此后，和不断发展了这一思想，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中深入阐述了如何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优点，又要通过宏观调控来消除市场运行中的局限。此外，还提出，要注意总结和汲取计划经济的经验和教训。党的十七大之后，国家实施部委机构调整这一重要举措，“大部制”蓝图为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宏观调控职能开创了新局面，从而避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失控，有利于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完美结合。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实践基石。通过这一系列的理论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已日渐完善。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讲话界定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这个全新的概括中，“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被摆在了最突出的地位，即只有先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建设社会主义。与此同时，还必须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即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对于基本制度的保障，“一条是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一条是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坚持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这说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注意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注重效率，还要兼顾公平，扶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并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等具体实际问题。目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不断发展，则是对共同富裕目标的继续探讨。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全面系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它的哲学基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指明了社会主义为什么要搞市场经济。在此基础上，“中性”论与“手段”论阐明了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基础”论和“灵活”论阐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论阐释了实现方式和最终目标。此外，在制度环境方面，我们党采取了推动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健全民主法制和“大部制”政府机构调整与完善，以及全面促进社会和谐等一系列方针和措施。这进一步丰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可见，这一系列有机论断，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了全面详实的科学思路，是我国改革开放宏伟战略的重要理论成果。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市场社会主义思潮的对比分析
在党的十八大以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新形势下，有必要将复苏于20世纪80年代并在90年代中期具有较大影响的西方市场社会主义思潮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加以比较。这两种理论的名称虽略不相同，但它们都主张应该而且必须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结合起来，即在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制度框架中导入市场作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手段。应该把这两种理论联系起来，作为在世界范围内实现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探索和实践，并以一种国际性的理论视角来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认识。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市场社会主义的相近之处
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思潮，既是一种把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长处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结合起来的理论主张，又是在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探讨。双方的共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在冲破思想束缚方面的相同点。这两种理论从各自不同的侧重点出发，都冲破了有关市场与社会主义不相容的定性思维模式，开辟了市场与社会主义结合的全新研究课题。市场社会主义突破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只能同私有制相容的定论，致力于市场与社会主义结合的可行性探讨，在“精密”的西方市场经济理论框架内打开了缺口。它对被大肆美化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批判，并揭示苏东前社会主义国家转向资本主义的谬误，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焕发生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则从中国实际出发，冲破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计划经济模式的羁绊，引导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我国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已经证明了并将继续证明该理论的正确性。
2.在对市场经济“定性”上的相同点。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思潮的第一个目标是要将市场与社会主义“联姻”在一起。为实现此目标，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者运用了“中性机制”论、“联姻”论和“市场主导机制”论等三个理论工具。“中性机制”论把市场视为资源配置的一种手段和工具，因此市场机制与所有制可以分离，并从一种经济体制环境中移植到另外一种经济体制环境中去。“联姻”论和“市场主导机制”论的核心是要揭示出市场具有若干个为社会主义所愿意接受的特性，从而证明只有通过市场(而不是计划)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它们指出了市场的两个优势:首先，市场机制既是一种信息体系，又是一种激励机制。其次，市场最有魅力的地方是，它可以实现一些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如自由、民主和社会福利等。在对市场经济的“定性”上，这三个理论工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中性论”与“手段论”存在共同之处。
3.共同的价值取向。单是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市场社会主义”这两个稍微不同的名称来看，它们之间应该有许多共同的语言。因为它们分享一个共同的价值判断:应该而且必须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尽管在协调效率和社会主义价值观可能出现的矛盾时，西方的社会主义者以不同程度地牺牲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为代价来换取效率目标的实现，但仍然可以强烈地感觉到他们旗帜鲜明的社会主义价值取向。并非只有社会主义者接受自由、平等、民主的价值观，但是，只有社会主义者承认必须为这些价值观的真正实现奠定一个坚实的经济基础———公有制和按劳分配。西方市场社会主义激烈地批判了与资本主义制度私有产权关系相联系的市场经济运行的种种弊端，主张把私有产权关系与市场经济相剥离而以某种形式的公有产权取而代之，主张消除非劳动收入和在按劳分配的基础上分配劳动收入。在他们设计的模式中同样可以强烈地感觉到一种把公有制、按劳分配和市场经济效率结合在一起的努力。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市场社会主义的不同
不少西方学者误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来源于市场社会主义，或仅从形式上考察，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断定为市场社会主义。这种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实际上，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所提出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伟大实践。我们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西方市场社会主义思潮的区别主要有以下几点:
1.是否付诸实践。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至今只具有学理品格，而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有理论性品格，还具有实践性品格。实践性的品格高于理论性的品格，它也比后者更丰富、更具有现实性。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还仅仅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过渡论是其最薄弱的环节，它找不到实践理想的现实物质力量，而是诉诸理性、善心和美好的愿望。
2.理论渊源不同。正如上文的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实践的新发展。而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思潮则来源于科学社会主义以外的自由的或分权的社会主义传统。这种思想传统主要有合作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欧文、傅立叶、布朗、蒲鲁东、拉萨尔、小穆勒、巴枯宁、科尔等人。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的这种出身注定了它必然带有非科学性、空想性和改良主义的胎记。
3.社会历史环境和社会制度环境不同。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是在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导入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以巩固、发展和壮大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解决我国落后的生产力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基本矛盾，这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发展和完善。作为西方的、处在经济发达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一种社会主义思潮，市场社会主义面对的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其任务是提出怎样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上生成和发展社会主义，进而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进行根本改造的问题。中国与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者所面临的这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环境背景，决定了两者在解决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怎么结合、如何克服这种结合可能出现的、也确实存在的矛盾等问题的模式设计上，有着实质性的不同。
4.市场条件和具体任务不同。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者对未来社会主义新形式的探讨，是在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的基础上进行的。对他们来说，问题不是如何发育和建立市场经济，而是如何构建一种新的企业制度，这种企业制度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同时又可以在市场中生存，兼具公平和效率的特征。因此，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者把他们的主要精力放到市场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微观基础的构建上，他们提出的各种模式，就其实质来说，只是一种关于企业制度的模式。中国则不同，中国是在对过去的全面排斥市场经济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全面改革的同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的，这是一项从微观到宏观、从政府到企业、从企业到市场，和从政府到市场的全方位的社会系统改造工程。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面临的任务，从构建市场经济体制来说，要比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家困难得多、复杂得多和艰巨得多。围绕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的建立，中国在改革所有制结构和由此决定的分配结构方面进行了重大的突破，并且在建立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进行了实质性的改革，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对中国来说，改变企业的产权关系、财产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只是要完成任务的一部分。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能否顺利实现还取决于其他的一些任务的完成，如建立一种完善的和规范的市场体系，健全可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完成政府职能的转变等等。对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而言，难题是要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推动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西方的市场社会主义的关系，一方面说明在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命题中，并没有一个唯一的和普遍适用的固定不变的模式。这正如科尔内所说的，对改革(计划)社会主义是对的，不一定对改革资本主义必然是对的。对发达国家是对的，对发展中国家也并不一定必然就是对的。应该根据具体的国情来构造市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模式。另一方面说明了对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者提出的理论模式应该认真鉴别，剔除其非科学的成分，吸收其合理成分。进一步讲，对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经济思潮的研究与分析，并不在于要具体地指出它所提出的哪一种模式更适合于中国，也不是根据它的合理成分提出政策药方。最重要的是启发我们的改革思路，使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研究具有国际性的理论视角，从而有利于促进理论创新。
三、沟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市场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取得了极为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成就，但还有一系列重大问题有待于我们在实践中去继续探索，已形成的理论和政策有不少需要加以具体化，并在实践检验中不断修正和完善。在此，我们建议将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这一国际性思潮作为一个重要研究领域，由此角度开启一个国际性的新视角，以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与创新。
文化经济理论范文第7篇
一、新时期经济学人才培养面临的形势
（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对经济学人才培养提出了明确要求。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就高等教育明确提出了“牢固确立人才培养在高校工作中的中心地位，着力培养信念执著、品德优良、知识丰富、本领过硬的高素质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的基本要求。探索建立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机制，促进拔尖创新人才脱颖而出，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历史要求，也是当前教育改革的当然之举。在经济学人才培养方面，培养大批具有全球视野、能够适应国际竞争的经济学拔尖创新人才，是我国经济学高等教育所面临的重大使命和基本任务。要实现这一目标，探索具有创新性的人才培养模式必不可少。
（二）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发展趋势对经济学人才综合素质提出新的更高要求。
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快速发展，对经济学人才的层次结构、知识结构和素质结构提出了新的要求。新技术条件下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现代产业的不断升级与创新，迫切要求经济学人才具备市场意识、竞争意识、创新意识、合作意识和国际意识，拥有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职业素质、心理素质、身体素质，以及知识更新能力、创新能力、管理能力、协作能力和认知能力等高级技能。而当前我国的经济学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模式，尚不能完全满足高层次、国际化、复合型人才的培养需求。
（三）经济学教学环境的变化对当前我国经济学人才培养模式提出了挑战。
近年来，我国经济学高等教育的培养对象逐渐由“80后”转为“90后”。很多“90后”学生思想活跃，易于接受新鲜事物，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对于传统教育方式和内容容易产生疑问。如何适应这一转变，是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人才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此外，各高校经济学专业的师资来源、构成及其知识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一大批拥有博士学位和海外学习经历的“海归军团”加入到高校经济学师资队伍中。他们接受了现代经济学的系统训练，掌握了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熟悉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学教学模式，但他们中有较多的人不熟悉中国国情，也缺乏实践经验。［1］如何处理好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关系，成为经济学人才培养改革无法回避的问题。
（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迫切需要能够对中国经济建设提出独到见解的经济学人才。
目前我国一些高校的经济学教育存在重模型而轻思想、重知识而轻方法、重西方理论而轻中国实际的问题，这种模式培养出来的学生对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理性选择、效用最大化、一般均衡等方法过分依赖，而对中国改革发展的历史和现实不了解，很难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提出独到见解，较少用中国的理论、方法和语言讲中国的“故事”，研究中国的问题，为中国的发展服务。［2］它培养出来的是知识型人才，而非创新型人才。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项前人不曾有过的伟大实践，迫切需要创新型经济学人才为之献计献策。许多发达国家都把培养创新型人才作为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重大举措，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更要主动地变革传统教学模式以适应时展要求。
二、新时期经济学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
（一）创新型人才：经济学人才培养的重要目标。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创新型人才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提升我国综合国力的重要力量。知识经济时代对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要求，这就是加强素质教育，特别是提高受教育者的创新意识。素质教育就是在教育过程中通过对创造力的挖掘、训练、强化，提高受教育者的创造性和创造力。衡量教育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看它能否把人变成人力资源，也就是具有随时掌握新技术、新知识的能力和素质的人。创新意识和精神是创造力培养的前提，经济学人才培养必须以创新型人才为目标，把培养创新型经济学人才贯穿于高等院校的整个经济学教育改革之中。
（二）理论与应用：经济学人才培养的二重定位。
经济学专业既要培养能够从事经济理论研究和分析工作的人才，又要培养能够从事经济管理和实践工作的人才。理论经济学专业与应用经济学专业的内部分工，是经济学人才培养模式适应社会需要的客观体现。理论经济学专业在经济类专业体系中居于基础地位，它是新型经济类专业的孵化器，是新经济学科的生长点。理论经济学专业的毕业生主要从事经济学理论和政策研究，为政府、企业和家庭进行各种经济决策提供理论依据；应用经济学专业毕业生则主要定位为未来的经济管理人才，直接参与市场经济实践活动。
（三）知识宽厚：经济学人才培养的基本素养。
创新型经济学人才必须具备基本的素养：首先，要掌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经济理论和相关分析方法，并用以分析现实经济问题。其次，要熟练运用现代经济分析方法。现代经济学经过众多经济学家的不断完善，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科学和规范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3］规范地运用现代经济分析工具是进行国际学术交流、对话的平台，运用这些工具处理和分析经济数据，将经济学基本原理应用于政策分析，是创新型经济学人才必须具备的素质。最后，能够对中国经济建设提出独到见解。对国际经济形势和国内经济状况有比较广泛的了解和把握，能够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提出独到见解，是培养创新型经济学人才的重要目的。
三、新时期经济学人才培养的基本路径
（一）明确指导思想，突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主导地位。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在经济学专业课程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是由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特殊性质决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揭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为人们认识和改造社会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对经济学专业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教育十分必要，一方面可以为学生认识社会经济制度及其发展规律提供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另一方面可以为学生奠定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基础，使学生能够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原理分析和解决学习其他经济学课程时所遇到的问题，正确理解和认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实际问题。
突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在课程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就是要在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丰富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更新教学手段，讲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历史及其在当代的发展。同时，旗帜鲜明地以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批判精神研究、总结当代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分析和评价各种经济思潮和流派，不断更新课程内容，提高课程建设水平。
（二）科学设置课程，坚持“强、拓、深、提”的教育原则。
“
强”即强化基础，就是要加强基础课教学。基础课不仅是专业知识结构的基本骨架，体现经济学学科的基本特征，而且是进行专业研究和获取新知识、增强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的知识基础。因而要根据基础课教学的完整性和系统性的要求来确定教学的课时量和教学内容的结构，以保证学生能够通过基础课教学获得深厚扎实的知识基础，例如强化导论性课程、中级课程等。
“拓”即拓宽口径，就是帮助学生开阔视野，从更广阔的领域观察和思考经济问题。这类课程主要包括外延性课程、国际性课程和公共部门课程。外延性课程包括经济史、经济思想史、产业经济学、比较经济制度、区域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国际性课程包括国际贸易、国际金融、世界经济等；公共部门课程包括公共财政和税收、公共选择理论、劳动经济学等。
“深”即深化培养，就是进一步加强对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使其具备更为扎实的经济学基础。要针对学生的具体情况，结合课本知识而又超出课本范围，开设高水平的选修课程。通过这样的教学，可以使学生了解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演变，掌握经济学的最新动态和前沿观点。
“提”即提高能力，就是通过各种实践活动使学生更好地消化所学的知识。社会实践可以使学生了解社会，认识社会，增强社会责任感，可以使学生联系实际，发现和提出问题并运用所学理论加以解决，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可以使学生亲自检验自己的实际水平和能力，发现自身的不足，提高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加强教学实践环节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增强学生的求知欲和创新能力。这方面的课程主要有社会实践、实验教学、科研实践、高年级论文写作等。
（三）完善教育模式，培养跨学科复合型创新人才。
建立跨学科培养模式。积极发挥经济学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特色专业建设、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等质量工程的改革示范作用。通过严格的基础课程训练为学生理论创新和实际应用奠定扎实根基，充分依托各学校的优势学科，采取双学位制等方式培养复合型创新型人才。
采取人性化培养模式。帮助学生适应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最大程度地实现学生兴趣和专业导向的一致性，充分发掘学生的内在潜质。贯彻“优中选优”、“精品教育”、“高端育人”的理念，采用具有针对性的培养模式，如对专门的实验班进行单独建制，尝试小班教学，加强师生之间的互动交流；引入导师培养机制，从学生的课程选择、学习进度和论文写作等各方面给予指导；对学有余力的学生“量身定做”课外学习计划，为每个班级配备答疑助教和生活辅导员，解答学生在学习和心理上的困惑。
推进创新型研究模式。专业学习与创新型研究并重，注重学生科研创新思维的培养。采用启发式教学，加强师生互动。课间，教师应要求学生阅读相关领域的前沿文献，了解学术前沿动态；课外，可建立由教师指导、学生自发组织的研究小组，鼓励学生发挥创造力，进行观点碰撞。同时，举办高水平学术讲座和前沿课程，创造条件让学生参与各种高质量科研活动。鼓励学生参与各级各类课外学术作品大赛和创新项目，甚至在老师的指导下参与部分科研课题的研究工作。
（四）调整学科专业，加强重点领域人才培养。
针对目前经济学学科专业结构和人才培养的现状，建议适度调整专业目录，将目前已经布点的一部分社会需求量大的经济学类目录外专业纳入本科专业目录；鼓励部分高水平大学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在经济学大类下自主设置专业和灵活设定专业方向，如设置“经济与金融”、“经济与管理”、“经济与法律”等宽口径专业。
适应国家对重点学科、领域、行业拔尖创新人才的需要，在专业发展上加强重点领域人才培养。如可以实施“理论经济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计划”（以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为依托），利用国内外优质教育资源，借鉴世界一流大学人才培养理念，培养一批既熟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又通晓西方经济理论，并了解中国国情的创新型人才；可以实施“金融高层次人才培养计划”，鼓励有条件的高水平大学扩大本科直接攻读硕士生和博士生的规模和渠道，在研究生教育中设立金融专业学位等，为社会培养一大批金融工程师、保险精算师、理财规划与管理师、投资分析与管理师等现代金融业急需人才和金融学理论创新人才。
（五）扩大对外交流，提升经济学人才培养的国际性。
推进经济学教育的国际化，鼓励高校进一步开拓国际国内各种资源，在人才培养、教师学生交流、课程建设等方面拓展国际交流合作；鼓励有条件的学校推进国际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综合改革，参考国际规范引入人才培养新机制。
“广交友”：要进一步加强与国际一流大学的交流合作，实现“强强对话”和资源共享，开展“互派师生与合作研究”等项目，使教师和学生能够直接感受国外高校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水平。
文化经济理论范文第8篇
一、电视的“两种经济理论”
“两种经济”理论是约翰•菲斯克（以下简称菲斯克）提出的电视文化理论之一，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说中商品价值分为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两部分，而在菲斯克的“两种经济”理论中“金融经济”注重的是商品的交换价值“、文化经济”注重的是商品的使用价值。对此，菲斯克是这样陈述的：“让我们以电视作为文化工业的范例，来探查电视的商品（或文本）在两种平行的、半自主的经济中生产与销售的过程。我们分别称之为金融经济（它在两个子系统中使财富流通起来）与文化经济（流通着意义和快感）。”[1]
（一）电视的“金融经济”
电视节目作为商品，和其他一般商品一样也需要在金融经济系统中运行，运行过程中要经历两个阶段，一是社会上的节目制作公司先将电视节目生产出来，然后将生产出来的电视节目卖给电视台，这一阶段和一般的物质商品交换没什么区别，可是一般的物质商品流通到这里就算结束了，但电视节目作为一种文化商品，它还具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流通阶段，因为电视台通过播放节目，可以获得大量的观众，此时电视节目摇身一变成了“生产者”，而收看节目的观众反倒成为了“商品”被卖给了广告商，看上去广告商买的是广告的播放时间，实际上他们买的是观众，观众的角色在收看电视节目时已经悄然发生了转变，将观众从“消费者”成功转换为“商品”以后，电视节目在金融经济系统中的角色扮演才算是落幕。
（二）电视的“文化经济”
电视节目完成了它在金融经济系统中的角色扮演之后，便开始向文化经济系统进军了。在文化经济中流通的可不再像金融经济那样仅仅是简单具象的货币，而是换成了复杂抽象的意义和快感。菲斯克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的精英学者，他对大众文化抱有积极乐观的态度。他认为观众在收看电视节目时，并不是被动地接受节目中的观点，而是会根据自身的经验和感受生产出自己对电视节目的看法，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认为自己的社会身份得到了认同。观众之所以可以从电视节目中生产出意义和快感，是因为电视产品具有文化价值，它是一种能为观众提供潜在意义和快感的话语结构。在菲斯克所描述的文化经济中，没有了所谓的消费者，只有观众生产的意义和快感在流通。“因为意义是整个过程的唯一要素，它既不能被商品化，也无法消费：换言之，只有在我们称之为文化的那一持续的过程中，意义才能被生产、再生产和流通。”[2]
菲斯克的两种经济理论让电视节目生产者意识到，文化经济是金融经济的基础，而文化经济的核心是观众，“正是‘文化经济’的发现，为大众的创造力提供了空间。在文化经济领域里，观众不再是商品和消费者，虽然他们仍然是体制之下的被支配者，但是他们却在体制的空隙中寻到了生存的空间。”[3]因为如果电视节目的品位跟观众所需要的不一致，他们就会选择不观看这档节目，没有了稳定的收视率，就意味着失去了广告收入。所以，对于电视产品生产者而言，想要赚钱就必须先生产出和大众日常生活紧密相连的读者性文本，让观众能够从中生产出意义和快感。反观现阶段我国的纪录片生产，也可以得出同样的道理。
二“、两种经济理论”视角下中国纪录片产业的现状
在当前泛娱乐化的环境下，纪录片可以说是在电视剧和综艺娱乐节目的夹缝中求生存，电视频道的黄金时段很少会出现纪录片的身影，播出平台短缺成了纪录片产业萎靡的主要原因，而央视纪录频道的横空出世，为纪录片产业的发展解决了一大难题。自从有了稳定的播出平台后，我国纪录片的生产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所突破，连续出现了不少精品佳作，只可惜这些精品却都难以逃过“只开花不结果”的命运，从本质上来看，目前中国的纪录片市场还是不容乐观。根据菲斯克的“两种经济”理论，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原因。
（一）从文化经济的角度解读
文化经济是金融经济的基础，首先从文化经济的角度看，纪录片作为一种文化产品，除了强调它的经济价值外，更应该重视其文化价值的挖掘。其中，受众应该是纪录片人关注的焦点。而纵观近几年纪录片市场出现的几部斥巨资制作的纪录大片，如《故宫》、《敦煌》、《大明宫》等等，虽然每一部都名气大振，但仅从题目就可以看出，这些纪录片清一色都是呈现的宏大历史题材，鲜有对当下人类生存状态的关注。观众在观看此类纪录片时，往往只是以“局外人”的身份去仰望这些大片，而不是以“生产者”的身份卷入其中生产意义和快感。缺少人文关怀是我国纪录片生产中存在的最为严重的问题，“人文关怀应是电视主流文化关注的重点，通过电视节目传播，把对人的终极关怀具体化为对观众物质与精神追求的关注。”[4]
而目前中国的纪录片却很少能够做到这一点，纪录片人总是一厢情愿地把观众当成被动接受的“靶子”，却没有意识到观众是有“文化辨识力”的生产者，其实“菲斯克早在互联网产生之前就已经预见到了大众的反抗意识，他认为处于社会权利关系弱者地位的普通大众一定会用对文化规制的反对与日常生活中的反抗来抵抗权威的统治，因为大众具有主观能动性，具有自己的文化辨识力。”[5]随着国民素质的不断提高，观众对电视节目的要求也随之增高，过去那个电视播什么观众就看什么的年代早已一去不复返，现在的观众往往只会对能反映出自己当下生活状态、跟自己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电视节目产生兴趣。所以，如果纪录片人继续一味地忽视观众，他们终将失去观众这一强大的力量支撑，随之而来的无疑是金融经济系统的土崩瓦解。
（二）从金融经济的角度解读
纪录片作为一种文化商品，它跟一般的商品一样，需要进行产品交换以获得金钱的回流来继续生产产品，而文化产品和其他产品的区别就在于它在刚开始生产时需要投入很大一笔资金，由于受众进行消费时文化产品不会有损耗所以其再生产成本相对较低，反复传播则可以给投资者带来极为可观的回报。但是纪录片的生产成本要远远高于电视剧、综艺娱乐节目之类的文化产品，因为其拍摄过程耗时耗钱又耗力，所以纪录片生产者想要收回拍摄成本，就必须使出浑身解数吸引广告商的投资，“广告商的目的是从观众观看广告的过程中谋求真正的经济利益。因为电视观众的数量、广告代码和广告商的利润是成正比的。电视观众越多，广告代码越高，广告商的利润也就越大。所以，对于金融经济来说，电视产业的主要目的就在于生产出商品化的观众和在于生产出观众的利润。如果电视节目无法吸引观众，那么，它作为文化产品的功能就无法完成。”[6]
而制约我国纪录片产业发展的关键原因就在于没有重视受众这一最重要的环节，虽然纪录片生产者一直以向观众传播文化知识为己任，但他们却还是走不出“魔弹论”的怪圈，在拍摄纪录片之前很少面向观众收集他们感兴趣的题材，而更多的是拍摄与观众现实生活毫不相关的宏大历史题材，虽然从表面上看，这些纪录片是成功的，但却掩饰不了其“叫好不叫座”的本质，近年来几部由纪录片名导操刀、斥巨资制作的纪录片在电视上播出以后改编成电影版，票房收入却极为惨淡，这种现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中国纪录片的市场格局尚未形成，正是由于纪录片生产者在拍摄之前没有以观众为本位，没有从贴近观众的现实生活中挖掘题材，所以才会出现收视率低或票房低的现象。在这个一切以收视率和票房为衡量标准的市场里，纪录片的地位当然是岌岌可危，没有了商品化的观众就意味着失去了高回报的广告投资。由此看来，只有观众才能帮助中国纪录片产业走出困境。
三“、两种经济理论”视角下中国纪录片产业的应对
我国有着丰富的文化资源可供纪录片人挖掘，可这样的便利条件却改变不了我国纪录片市场萎靡的事实。以前可能有人会把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归结为缺少播出平台、缺少热衷于看纪录片的观众等一些外在因素，但现在播出平台这一外部问题已经解决了，是时候从自身总结问题并做出改变了。在这里笔者试着从“两种经济”理论中提炼出了一些应对措施，希望能给中国纪录片产业的振兴事业添砖加瓦。
（一）以受众为本位，挖掘贴近受众的现实题材
在中国纪录片走向市场化的进程中，受众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要取得纪录片金融经济的胜利，首先必须做好受众定位，充分了解受众需求，有针对性地拍摄目标受众喜爱看的题材。而观众感兴趣的纪录片题材并不是宏大叙事的历史类，也不是稀奇古怪的考古类，而是与自己生活密切相关、能映射出当下生活状态的现实题材。正如已故央视知名纪录片导演陈虻曾说：“纪录片的最终结果是和社会发生关联。中国纪录片创作者必须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现实的土地上来，关注现实生活中所出现的种种问题。这可以说是中国纪录片的生命和基础。”[7]基于中国特殊的传媒环境这一现实，宣传国家形象的纪录片固然必不可少，但我们不要忘了纪录片最重要的功能是进行社会批判，从而促进社会进步。如果只顾建构国家形象，一味地拍“歌舞升平”，对社会存在的现实问题置之不理，这样不仅仅会对中国纪录片生态的发展造成影响，而且会蒙蔽了中国人的双眼；但如果纪录片人只是纯粹悲观地反映社会问题，那也只会适得其反，因为纪录片的主要职能就是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最后还要给观众带来希望。
（二）以内容为王道，培育多元化的纪录片品牌
央视纪录频道的建立，为中国纪录片产业的发展解决了一个大难题，可是播出平台有了，如果没有足够丰富的本土品牌纪录片作为支撑，那么播出平台也只是个没有内容的空架子。品牌培育是当今纪录片产业发展的重中之重，而稳定的品质与规模效应是品牌的基本特征，“传媒的品牌建设，就是指传媒对其文化产业进行的设计、宣传、维护，以获得受众的肯定，在市场的竞争中获胜。”[8]有市场才会有品牌，而国内市场是中国纪录片的主要市场，如何培育这块大市场，最重要的是要生产一批题材类型多样、内容贴近百姓的本土纪录片，抓住了观众就是抓住了市场，但这并不是说纪录片就可以为了迎合观众的需求，不择手段地去拍摄那些违背纪录片本质精神的猎奇事物，那样的纪录片或许能获得暂时的成功，但长久下来终将会失去生命力，只有真正有品质、有精神内涵的纪录片才能经得起观众和市场的考验。
（三）以市场为导向，建立完善的纪录片产业链
